时间：2023-07-09 09:01:1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传统文化困境，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文化传播与媒介发展密切相关。媒介是人类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是人类文化传播的必要手段。当今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构成了全新的文化传播体系，给传统文化传播带来了困境和深远的影响。
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传播的困境
一、“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传统文化传播信息不平衡。“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指的是由于地域、教育、经济和种族差异，不同群体在掌握和运用电脑、网络等数字化技术及分享信息资源方面存在的差异，其实质就是一种因信息落差而引起的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亦可称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①我国幅员辽阔，国土面积大，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存在，东中西部差别、地区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距等的存在，造成传统文化传播的信息不平衡。新媒体提供了更大范围和更为便捷的文化传播渠道，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传统文化的传播并不一定比以前更为有效。
二、新媒体时代使得人际传播和文字传播缺失。对于文化传播而言，人际传播和文字传播这些最为传统的传播方式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力。新媒体时代，受众更多的是被数字化产品所包围，整天面对的是电脑和手机，通过人际传播和文字传播的机率大大减少。文化传播更多的是思想上的交流、言语上的激励和精神上的慰藉，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情感归属和维系。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由于历史承袭和渊源等各种原因，有些传统文化并不适宜新媒体传播，依然停留在传统的人际传播和文字传播等传统传播阶段。新媒体的发展由于技术手段的优势促使人们更易接受并选择新媒体，无形当中让部分不适宜新媒体传播的传统文化面临无法传播的境地。
三、新媒体时代信息管制不到位。由于新媒体的发展过于迅速，我们还没有组建起完善的新媒体信息管理体系，加上新媒体的一些技术手段让目前针对新媒体的管理难度加大，使得新媒体时代的信息管制存在漏洞和空间，致使每天大量的信息充斥于新媒体上，甚至很多是虚假信息、负面信息。在信息大爆炸的新媒体时代，人们真假难辨，有时甚至很难在海量的信息中找到有用的、真实的、所需的内容，新媒体这种畅通无阻式的传播势必给传统文化传播带来不利影响。
四、传统文化本身与新媒体的隔阂。我国传统文化有着诸多自身的特点，世代传承延续，源远流长，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世代积淀并为大多数人所认同，涵盖经济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各个层面，有着强大的内部凝聚力，形成了一种文化关系整体。传统文化本身的诸多特点，使得传统文化传播依然躺在历史的沉静中静默，面对新媒体这种发展迅猛、突如其来的传播媒介，要适应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更为重要的是，新媒体是现代技术的产物，对传统文化传播而言，有些方面是不适宜的。传统文化本身与新媒体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隔阂。
五、新媒体的娱乐化、碎片性冲击着传统文化传播。“新媒体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就是满足受众群体的娱乐性需求。”②因此传统文化传播通过新媒体传播就不可避免地掺入娱乐性的成分。传统文化的严肃性自然大打折扣，对传统英雄人物的塑造、对传统价值观的确立、对传统文化精髓的宣扬等都将加入娱乐化的成分，出现改编、戏说、重塑，这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扭曲。伴随新媒体瞬间性、碎片性的传播方式，对传统文化的简化、解构、快餐性消费，使得传统文化成为简单的文化符号复制，难以达到文化传播的真正效果。
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传播的创新策略
一、加强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挖掘。“中华文化是历史的沉积，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既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又昭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既包括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也包括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传统文化遗产记录着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是文化延续和传承的重要载体。”③面对新媒体的冲击，我们首先要抓紧时间保护和挖掘传统文化，要全面认识祖国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二、宣扬自由自律和“以人为本、和谐共存”的精神理念，提高受众素质。新媒体时代构筑起全新的语境时空，从根本上打破了人际交往的时空障碍，人与人之间应本着“以人为本、和谐共存”的理念，自觉提升精神文明素质，主动传播正能量，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文化的传承与社会的进步。“在新媒体传播语境下的自由与自律及社会监管具有辩证统一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自由为自律的出场创造了条件，而自律与社会监管恰恰是自由的保障。”④我们应该通过提高受众的素质，提升文化的接受程度，削弱“数字鸿沟”的影响;通过新媒体的新兴媒介手段，为传统文化传播提供更为快捷方便有效的传播方式，使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传播的方式不断调整，以更好地适应传统文化的传播。
三、推陈出新打造适宜新媒体传播的传统文化精品项目，主动占领新媒体空间。时代在发展，新媒体被广大受众所接受，人们的学习、阅读习惯正越来越向新媒体转变。传统文化传播者要主动迎合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要积极主动占据新媒体空间，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各民族文化中的精华成分，创造出具有特色的传统文化精品项目，推陈出新打造适宜新媒体传播的传统文化精品项目，赢得受众的尊敬、信赖与重视，使传统文化自身在新媒体的空间中有着更大的话语权。
四、加大对新媒体与传统文化结合的开发与应用，构建文化传播产业链。“加大对新媒体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进一步激活文化产业创意、设计、生产、发行、消费的整条价值链。”⑤科学合理地配置新媒体资源，使传统文化传播变得更为智能化，给受众带来前所未有的文化体验，通过新媒体的技术手段，服务传统文化传播。同时整合社会资源，使传统文化传播与社会资源紧密结合，积极利用互联网、数字技术、现代软件等高新技术，融合传统文化，推动文化生产方式、传播方式的创新，拓展文化服务功能，延伸文化传播的空间和辐射范围。
五、构建完善合理的传统文化传播渠道。新媒体时代网络、手机等占有较强的优势，但文化传播渠道也不能全依赖新媒体。传统文化的传播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优势，做到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传播渠道的有机结合。同时，应以内容传播为基础，为社会大众提供有用的文化和信息，在内容上把好关。
总之，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传播面临着一定的困境，但新媒体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也是机遇，有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加强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挖掘，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打造传统文化精品项目，构建文化产业链和完善合理的文化传播渠道，在宣传自由自律和“以人为本、和谐共存”的精神理念下，传播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媒体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14PY44。）（作者单位：重庆大学）
注释：①孙英春：《跨文化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孔钰钦：《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渠道探索》，《编辑之友》，2013（8）。
③程 亮，颜复萍：《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的传播特征与对策探究》，《中华文化论坛》，2010（4）。
【关键词】传统文化；大学语文；困境与出路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标识，内化、积淀、渗透于每个成员的心灵深处。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使人安生立命，重建社会道德，重塑中华民族的精神意志。当今社会是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浅俗文化、网络文化充斥着大街小巷，而唐诗宋词元曲等传统文化被逼近了角落里，无人问津。如此局面对中国自诩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是一种无言的讽刺。中国语文教育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密不可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该何去何从，中国大学语文课程该如何肩负起培养大学生挖掘传统文化的重任？
1．大学语文课程的困境
1.1社会功利化，学科定位偏差
当今社会，人们受后消费主义的严重冲击，金钱至上，道德孱弱，实用主义观念大为流行。高校中功利现象屡见不鲜，对于文化的学习过于片面，很多在语文课程学习成绩相对优秀的学生，在毕业之后的就业状况不佳，这使得更多的高校学生对语文课程的学习严重缺乏主观能动性。大学生对人文类学科和基础理论课程缺乏兴趣，而对各种培训各种资格考试趋之若鹜。社会上也普遍存在这样的看法：一个满腹经纶的学者型人才，不若一个不通文法的技术人员有前途。基于社会发展的需求与高校的教育缺乏衔接，使得学生在对语文课程学习后，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因此，大学生不重视理论知识和文化素养的学习，片面追求实用性的知识。从这一角度而言，在现今的高校中，由于社会功利化的因素，使得高校中学生和教师对语文学科的定位出现偏差，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对该门课程的学习，同时也阻碍了高校语文课程的健康发展。大学语文课程属于什么性质的学科？目前社会上普遍认同“工具说”和“能力说”。其“工具说”的观念认为，学习语文主要是为了多一种就业实践的工具，使得现今很多高校大学语文课片面追求学科的实用性，将丰满的语文课变成纯文学课，或者应用文课。在实际教学中，开展教学内容上强调能说会道在社交上的重要性，大学语文课俨然成为学生就业实践的一个工具。而“能力说”的观念认为，在高校中对学生开展语文学科的教学，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对语文知识的学习，来提升现今高校学生的对文字的表述能力和语言表达的能力，在实际教学中较为注重培养实用性文体写作的能力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和多元化的潮流下，大学生就业难成为了国家、社会极为关注的重点。一些高校把学生就业率作为教师评优评先晋职称的重要参照，加速了大学语文课程定位的偏差。有些高校院系甚至压缩停开大学语文课程。如此做法，短期内可以赢得较大利益，但长期看来大学生精神世界荒芜，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和情操品格。基于这样的状况，高校中所开展的语文课程受到不良的影响，这不利于学生对我国博大精深文化的学习和传承。
1.2教材内容单一，缺乏国学精品
大学语文内容本应体现传统文化的内涵，如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追求、中庸为贵的和谐精神、“贵义贱利”的价值趋向、“勤俭”“知足”的生活观念，这些正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所在。但是现行的大学语文教材种类繁多，良荞不齐。基于对大学语文学科的错误定位，近年来很多大学语文教材内容单一，以应用文、现代文、实践实训教学为主，忽视传统文化中的精品美文，硬生生把一本大学语文等同于工具书。语文课程这样教学开展的状况，普遍存在于现今各大高校中，一部分高校中语文学科的教材很难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传承，更难以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发扬，这对我国经典文学而言是一种浪费，而对于现阶段高校的学生而言是一种损失，失去了对语文知识深入学习和探讨的机会，基于这样的状况，应引起各大的高校和国家教育部门的关注，在保障提升学生就业率的基础之上，应注重对经典文化的学习和深入的探讨。以魏饴编写的《大学语文新编》为例。全书共十九个单元，除第三单元（爱图文选），第四单元（人本文选），第五单元(修身文选)有少数优秀文学作品外，其余单元都是技能培训内容。具体来看，上篇是对学生阅读能力培养的，介绍了意义世界与阅读学等方面的知识，阅读接受能力的形成与发展，阅读方法。中篇是对学生日常书面表达方面能力培养，介绍了日常书面表达概说和一般方法，行政事务、事务财经、新闻报道等文选。下篇是口头表达能力培养，介绍了口头表达的基本方法、交际口语、辩论口语、职业口语、事务口语等。全书实用性极强，能提升学生今后的工作能力，增大的就业的机会。但是实质上却忽略了大学语文教学的灵魂和根本。对于国学精品内容的缺失，对学生而言未对高层次语文知识进行学习，让学生失去了对语文知识深入学习的机会。
1.3教学方法陈旧，教师专业素养不高
进入大学，摆脱应试教育的桎梏，大学生对大学语文的接受不再是死读硬背，为考试而学习，而是本着兴趣、体会、感悟的心态去接触和重新认识语文。而大学语文教学方法的陈旧，学科观念与学术前沿的滞后，让学生无法认同，望而生厌。不论是人文类中的机构设置或是人文类的学科教学的开展，均在不同程度上展现出教师对人文素养的重视度。在目前众多的高校中，只有极少数的高校注重大学语文课程教育的开展。在理工类的高校中，对语文课程教学开展重视程度相对较低，这样的教学状况充分的反映出重理轻文的思想观念，在这样的状况下，很多语文教师对自身所教授学科的重视程度不够，未能对教学方案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究，使得在实际教学活动开展中，其模式和方法过于陈旧，很难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在实际教学中过于注重学生的考试成绩，由于高校中教师和学生存在这样的观点，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努力学习语文知识仅是为了更容易通过各个阶段的测试和考试。此外，教师专业素养程度不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很多高校都开设了大学语文课，不过师资来源不稳定，稂莠不齐。大学语文课程的教授基本上以中文系教师为主，却很少有专业性很强的教师，或者说教师的研究方向与所教学科不一致。比如说语言研究方向的教师和文学研究方向的教师在师资不足的情况下都可以去上大学语文课。非专业的教师授课比较随意，要么只会照本宣科，无法深入认识教材，也无法触及学生的心灵深处。要么只会按照自己的专业特长去授课，于是乎大学语文课上文学欣赏课或者语言文字研究课，谈不上国学教育了。
2.大学语文课程的突围
2.1高度重视，重新定位
通过上文的论述得知，在现今的高校中，对语文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主要表现在对语文学科的定位。为了更好的改善这样的问题，在本节的研究中，提出了相应的优化策略。在改变大学语文教学开展尴尬局面中，一方面需要从语文教改内部进行自我突围，即丰富高校语文教材中的内容，在保障提高学生对实用性语文知识的前提下，应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国学知识融入到高校的语文教材中，使当代学生能更深入的学习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在掌握实用性文章表述方法的基础上，培养具有高素质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期待实现人文精神的社会突围，社会和学校能形成一个理解尊重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内外双重突围，才能从生存理念上矫正全社会对大学语文课程和传统文化教育的错误观念。《大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出大学语文课程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笔者认为，在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上，应该强调课程的人文性，而非实用性。在教学内容上应该重视对传统文化教育的理念，认识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保护和发扬传统道德文化精髓，让学生通过语文学习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自觉养成自强不息、深思慎取、和谐包容等优秀品格。在教学理念上，大学语文课程不是就业的指导课，而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开阔学生的视野，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2.2坚守阵地，自我突围
大学语文课的教学理念应该是多视角、多维度、广视野、开放性。首先，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精心组织课堂教学，恢复大学语文教学的人文性、经典性、审美性。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并通过对古典文学知识的学习，养成学生良好的品格，辅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其次，提高学生对学学语文的主动参与意识，鼓励学生积极走出课堂，在社会生活中学习语文，拓展语文教学的时间和空间。把课堂上教师的显性教育与课外学生的隐性教育结合起来，大学语文教育自然趣味无穷了。最后，应为学生提供更多展示文化素养的平台，进而增强学生对语文知识的实践能力。例如，针对所学习的知识，在校内组织演讲活辩论比赛，或在一定区域内开展大学生联谊辩论比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促进学生对语文知识的学习，以此增强学生对语文课程学习的兴趣。此外，大学语文课应该是一门丰富多彩、思想性艺术性强的课程。首先受到课时与版面的限制，教材的编写应该有所侧重，不可过于自由散漫。在编写体例上可以采用文体模式或者文学史模式，不过都应围绕文学这一主题。其次，在文学内容的选择上应该尊重我国的历史、文化、文明，选择具有美学价值，彰显学科个性，凝聚古人的处世智慧和哲理思辨的经典作品。通过不同体裁的作品给学生以文化滋养和性情陶冶，提升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认同感、自豪感。这样不仅有助于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更有助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拓展中国文化的传播范围。
2.3拓宽专业视野，培育人文情怀
高校应该意识到大学语文教育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建立专门的大学语文教研室，培养引进专职的大学语文教师，为大学语文教研活动的开展创立良好的环境和有效平台，鼓励大学语文教师推陈出新开展教学改革，在学术交流、课题立项、等方面适度倾斜。教师也应该加强自身专业素养。在课堂教学中主动渗透传统文化教育，让学生切身体会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潜使学生了解、喜爱和掌握国学知识。大学语文教师还应该具有终身学习的态度，关注掌握语文学科的动态前沿，思想不断更新，充分利用现代的教育技术手段将高雅精深的国学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提高学生的精神文化修养及道德素养。
3.结语
在高校中开展语文课程，一方面是为了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具有高文化素质的人才。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环境下，文化传播的途径逐渐被拓展。为了更高的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在高校中注重对语文学科教学活动开展的质量，对学生和文化的传承均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大学语文课作为高校学生公共基础必修课，它肩负着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通过本文的论述得知，在现今很多高校中，对各个学科课程的设置存在诸多不足。因此，在未来的工作中，只要我们外部争取政策支持，社会认同，准确定位大学语文的学科属性，内部锐意改革，优化教材和教学方法，改善教学科研环境，大学语文就能冲出困境，实现突围。
【参考文献】
［1］侯曙芳.大学语文的困境与突围[J].铜陵学院学报，2006-04-30.
［2］李慧英.浅论大学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挖掘与渗透[J].吕梁学院学报，2011-10-15.
［3］黄雪莹.浅论大学语文国学教育的缺失与重构[J].安徽文学，2013-05-25.
任何一种哲学都产生于一定的文化背景，西方环境哲学在其特定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具有民族的特定性，并不适合于我国的具体实践，从而构建属于中华民族的环境哲学有其深刻的必要性。此外，西方生态危机肆意蔓延，依附于西方文化的西方环境哲学束手无策，面对这样的先天不足与后天无法弥补的理论困境，环境哲学中国化有其强烈的迫切性。如今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同我国传统文化是环境哲学最本源的、真实的故乡。因此环境哲学中国化是极具可能性的尝试。
1 环境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
哲学以文化为其生长土壤，不谈及文化就无法深入的畅谈哲学。人文文化由本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不同因素构成，所以人文文化具有特定的民族性，并不是本民族的文化在其他民族同样可以得到认可。哲学可以说是文化的精髓，而文化是哲学存在的根基，因此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民族的或者说是超越民族的一般的、普遍的哲学。文化所具有的特殊的民族性必然决定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哲学同样具有民族性。西方哲学根植于西方文化，是西方民族自己特有的哲学，不能称为其他民族所普遍适用的哲学。文化展现着民族的魅力与气质，若民族丢失了其特有的文化，就像是人丢失了魂魄。任何外来文化与哲学的中国化都是基于中华民族的思想与观念，取外来文化和哲学的精华为己而用，这并不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取代和遗忘。
我们现在所说的环境哲学大多指的是根植于西方文化的西方环境哲学，由于这样的环境哲学从属于西方文化，并不是普遍适用于其他各民族的具有一般性的环境哲学。因此要解决我国的生态问题，仅靠翻译和引进未加以本土化研究的西方环境哲学是力所不及的。西方的环境哲学进入中国，要经过我国传统文化的自主选择和在各方面、多角度的批判，从而找寻西方环境哲学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契合点，这样才能使西方的环境哲学彻底并真实的融入中华民族的土壤。否则，对西方环境哲学的照搬照抄，一方面难以为本民族所认可接受，另一方面也无法解决我国所实际面临的生态问题。因此环境哲学中国化显得尤为必要。
2 环境哲学中国化的迫切性
工业革命发韧于西方，而接踵而来的对环境的巨大破坏也首先显现在西方，因而西方学者把环境以及生态问题当作社会的主要问题，首创提出“环境哲学”的概念并努力构建了环境哲学的体系框架。西方学者不懈努力的研究成果无论对于当代人还是后代人的生存都具有不可泯灭的意义。然而这样的环境哲学以西方文化为依托，无法跳出西方的思维的方式，具有先天的、无法解决的理论困境。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把人视为宇宙的主体和最高存在，把自然视为属人的自然，这无疑是对自然的否定。而非人类中心论的提出虽然可与人类中心论相对抗，但二者不是用自然取代了人，便是用人取代自然。非人类中心论将自然的地位提升到一个至高的位置，不承认人的实践性甚至是主体性。这两种“中心论”的提出，本来就是天人统一关系的最大否定。因此，对于人同宇宙自然的关系问题，西方的逻辑与哲学思维束手无策。
传统伦理学将权利与义务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简单的用权利与义务来解说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更难以说服众人。人类社会伦理关系中的双方共处于同样的主体地位。若用这样的伦理关系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便得出人作为主体对自然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自然作为客体只有权利没有义务的错误结论。因此，主客极端对立的思维方式和形而上学的哲学框架对于天人关系无法给出恰当准确的回答，更无法解决当前面临的实际环境问题，这是西方环境哲学的先天不足，也是西方环境哲学的理论困境。面对这样的理论困境和我国环境所遭受的巨大破坏，急需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因此环境哲学中国化变得十分迫切。
3 环境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
西方现代哲学以主客二分的思想为其形而上学的基础与依据，使人与自然原有的统一关系被无情割裂。西方环境哲学虽然发出了对西方哲学的反抗，但是这样的反抗只是一种内部的反抗，因为二者运用着相同的思维模式，生于相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以及后续也无法解决和突破的理论困境。若要解决西方环境哲学遭遇的困境，就不得不在全新的文化背景中去找寻全新的理论。尽管我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从未明确使用过环境哲学这一概念，但其对与人际关系与天人关系的探究本身就是有关环境的哲学，并且对于西方环境哲学具有本真和始源的意义。在某种层面上可以说，我国的传统文化才是环境哲学本源的、真实的故乡。
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最高境界可以定义为“和”文化，它对处理人际关系及天人关系都给出了理论上的方式方法，不仅为西方环境哲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支撑点，同时也使得环境哲学中国化成为可能。海德格尔作为西方著名哲学家曾经渴望完全摒弃传统的西方哲学，进而开创一种把生态以及人类未来作为重点的全新哲学，这就要求摒弃西方思维模式，因此把目光转向了中国传统文化。面对肆意蔓延的生态危机，依附于西方文化的西方环境哲学束手无策。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把希望寄托于中国，认为中国基于其传统文化可以创造一种中国化的环境哲学。传统“和”文化阴阳之道的宇宙观、和同之辨的方法论、知行合一的认识论、中庸之德的道德观以及天人合一的价值观为构建颠覆西方思维模式的环境哲学和环境哲学中国化的尝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使得环境哲学中国化成为可能。
摘 要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这一时期，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新旧交替之间都会产生一定的碰撞。在稳定社会转型为目标的前提下，传承民族的体育文化传统，成为了文化领域比较重要的事情。这是在保护我国的传统文化，避免因为社会的转型而消失。目前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逐渐的在消失，不仅是因为社会的进步的原因，还是因为没有更好的继承和保护。所以，想要在社会转型期间，保护和继承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需要解决目前存在的困难。
关键词 社会转型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传承 分析 困境
我国在社会转型期间，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仍然面临一定的困难。主要是社会对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想要更好的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要解决传承困境。所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需要整个社会都作出努力。在了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统的传承的困境之后，需要了解形成困境的原因，并且结合社会的转型特点，找到适合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方法和办法。而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有助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一、社会转型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困境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主体断层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的问题是传承主体断层。一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主要是通过口口相传，就会出现传承内容出现错误的情况，而且有些传统文化甚至是“传男不传女”，逐渐的失传，比如“摆手舞”作为土家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处理一些老人还比较热爱，现在的中青年甚至儿童，都不喜欢这个体育活动，目前的“摆手舞”的传承就呈现出了主体断层的现象。
（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态环境凸现危机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活动，主要依赖于自然环境，但是现在社会的快速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十分严重，所以民族传统的体育文化的生存环境呈现了危机。所以很多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逐渐的消失的。比如，苗族的“斗牛”、基诺族的“顶竹竿”、怒族中的“乍螂抛”，苗族的跳芦笙、彝族的阿细跳月，这些传统体育文化都随着环境生态遭到破坏，而逐渐的消失了。
二、社会转型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困境的原因解析
（一）农村人口空心化造成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主体的断层
很多民族传统的体育文化都是存在于农村地区，但会死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进入城市打工，越来越少的人愿意留守农村，学习传统的体育项目。所以，农村人口的空心化造成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困难。而且社会快速的发展，对民族文化也造成了冲击，让越来越多的人向往外界繁华的世界，而不愿意传承传统的体育文化，造成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缺失。
（二）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识不足和西方体育文化的冲击引发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缺失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民族特色合时代的特色。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与世界的交流逐渐的增多，国外先进的文化对我国本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且由于过去不够重视对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让越来越多人对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导致文化传承出现断层。
三、社会转型时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策略
（一）多举措并行，加速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主体断层的修复
我国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是我国应该保护的国家瑰宝。想要在社会转型期传承民族传统的体育文化，首先需要修复文化传承主体断层的问题。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统的体育文化感兴趣，并且培养更多的人去学习和传承传统的体育文化，同时在保持传统体育文化内容的同时，给予它新时代的意义和作用，让其在新时代得到发展。并且引导更多的人返回农村，去学习和传承这些古老的文化。并且为这些民族传统的体育文化谋求一片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保证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同时，能够为继承者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
（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应与学校教育相结合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继承和发扬的过程中，不仅要靠当地人民或是某个少数民族，而是要全民发展。也就是需要把民族传统的体育文化和现代的学校教育相结合。在保证创痛体育文化的特点时，赋予其新时代的特点，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了解和理解这些传统体育文化知识的价值和意义。并且呼吁全社会对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视，并且在学校课程中，安排更多的传统体育文化，让学生有足够的选择权，去学习感兴趣的传统体育文化，这样有利于学生学习和了解传统体育文化，同时，也有利于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和继承，让民族传统的体育文化得到继承和发挥。
四、结束语
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结构给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想要完整的传承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需要根据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点，并且和社会的发展特点相结合，找到传承困难的原因，并且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重视社会转型期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是保存民族文化的主要手段，也是保留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方式。
参考文献：
[1] 屈杰，白晋湘.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价值重构的社会转型透视与依据剖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6）：102-103.
关键词 社会主义新农村 乡土文化 传统性 困境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其实施主体和惠及的主体是农民，而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程度和思想道德素质的高低，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成与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农村的文化建设至关重要。乡土文化是乡村特定区域环境下的文化积淀，反映特定时代、特定区域民族传统文化及乡村经济社会状况。在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乡土文化面临着被摧毁的危险。
一、乡土文化的概念与价值
说过：“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的社会是乡土性的。”豍那么，在乡土社会产生的文化就是乡土文化。
（一）乡土文化的概念。
乡土文化是一种孕育于几千年自给自足的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乡土社会，依赖于乡土社会，蕴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农民本土文化体系，其实质是当地人的生活状态，它是维系当地人民群众共同生活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如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村民治理方式、娱乐方式、传统礼仪习俗、对土地的感情等。
（二）乡土文化的价值。
乡土文化作为特定时期不可替代的区域文化形式，有着重要作用：
一是区分作用。由于不同的地域产生了不同的乡土文化，因不同的乡土文化而带有不同的传统性，这足以将自己所处的乡土文化与其他乡土文化明显的区分开来。二是社会认同作用。乡土文化是乡村特定区域环境下的文化的长期的积淀，对在共同乡土文化中生活的居民具有较强的社会认同与整合作用，对维系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三是规范作用。“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是在几千年自给自足的农业基础上形成的，它适应于血缘或宗法式的小农经济，这种文化核心是‘礼’。豎“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成为调整农村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
二、乡土文化的困境
乡土文化孕育并依赖于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乡土社会，根植于传统性，所以当传统的乡土社会解体时，乡土文化也将随之消亡。
（一）乡土文化区分的困境。
保守落后等特性是乡土文化与生俱来的，而这恰好与以先进、开放为特性的现代文化是相互对立的关系，在现代化的大潮中，乡土文化的面临严重的威胁。人们想要保存自己的乡土文化，就不会去改变乡土文化下的社会和生活；而现代化产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大大地刺激了广大的农民，想要生活的更加幸福，他们就必须抛弃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得不舍弃熟悉的乡土文化，追求接受现代的生存方式。
（二）乡土文化生存的困境。
本身固有的传统性，使得乡土文化在开发上存在诸多难题：乡土文化资源地域分布分散；流传断层和人才缺失；不能有效发挥经济效益。而市场化对乡土文化开发利用也有要求：乡土文化能够实现资源规模化、传承的连续性、经济价值。传统性和市场化的不同要求使得乡土文化的资源在开发与利用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对矛盾：乡土文化的生存一定要传承其固有的传统性，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又企图获得更大的利益，就必须在传承乡土文化时，实现乡土文化资源的市场化。
（三）乡土文化认同的困境。
我们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包括其生存的状态、呈现的形式、它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价值观、世界观的认同。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可供广大农民选择、认同的文化种类越来越繁多，当广大农民不再自己所属的乡土文化产生认同时，那么，认同困境就会降临乡土文化。
三、乡土文化传承的可能性
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对新时期我国的文化建设提出要求“必须推进文化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豏这无疑为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机遇。
正确处理好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关系，使乡土文化在传统性与现代性在斗争与统一传承与发展中。乡土文化的传统性，是长期以来特定区域的居民留传下来的文化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要传承乡土文化的传统性；同时我们还需要做的是赋予乡土文化一定的现代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要充分挖掘乡土文化资源，努力实现其经济价值，使之成为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乡土文化即应保证乡土文化传统性的前提下，实现乡土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一是要保留并保护好乡土文化的传统性。在开发与利用乡土文化的过程中，绝对不能抛弃其与生俱来的、最根本的传统性。
二是充分挖掘与利用乡土文化资源。打破乡土文化资源的分布分散性局限，赋予其市场经济下的气息，能够对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产业、文化事业的发展。
三是实现乡土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机结合。一方面，以传统性为内容，以现代性为形式，将乡土文化予以传承。另一方面，以乡土文化传统性的方式，赋予现代性的内容，将乡土文化予以发展。
总之，在现代化的浪潮中，生存与发展对乡土文化来说是不易的。乡土文化作为特定区域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其重要的价值，保护好传承好乡土文化，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意义深远。
（作者：齐鲁工业大学12级中国化研究生）
注释：
豍.乡土中国与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P6.
2009年中央春节晚会赵本山演出的《不差钱儿》，反映了富裕起来的农民对文化的强烈需求。电视剧《乡村爱情》中，有些情节也是以群众文化的差异及融合作为戏剧的冲突和结局的。今天的农民群众有享受文化生活的权益，农民需要文化滋养，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是国家在农村基层的职能工作部门文化站的责任。
文化站如何肩负起国家所赋予的重任，履行工作职责确保农村文化事业顺畅发展，不断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就需要有清晰思路，需要文化站更新传统观念在工作思路上加以创新，也需要文化站不断加强的自身软件和硬件建设，同时需要各级政府对文化站的支持、扶助。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三农”，逐步消除城乡二元化结构已定成势，城镇化是解决农村人口定居置业的方向，产业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途径，现代化农业是国家所实现的目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农村乡乡建有文化站，“村村通广播电视”、家电下乡等事项，加上农民工返乡带回的文化信息，使农村文化生活不断改善，各级政府及文化部门对乡村文化活动的支持和扶助等，都在推进着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农村文化站工作思路的创新，应立足于国家“三农”发展的制高点上，乘势而上，不断拓展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保持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吸取现代先进文化始终应成为文化站工作的着眼点。这是由农村社会性质、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随时展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需求所决定的，就更需要有文化站这样的基层国家事业部门承担任务。
传统文化不仅是当代人的精神养料，更是留给后代的精神财富，我国很多传统文化的活动及产品都是发源于乡村，很多民族民间的文化艺术，是不可再生的宝贵精神财富。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将其打造成活动和产品，是农村文化站的历史使命。今天的农村，正在快速地脱离古朴的乡村风貌，风情逐渐趋于城市化和现代化。鉴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如何保持传统文化及其活动和产品就显得更重要了。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以各种形式席卷农村，另一方面农民青年多渠道和多途径地流入城里，传统文化活动的开展和传承人的培养后继乏人。文化站在保持传扬传统文化上也存在着困境：政府部门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有误差；资金问题；各项活动的协调组织问题等等。存在着的困境是实实在在的事，如何解决却是很繁重的事，这就需要文化站探索和创新。我们佳木斯郊区一带把民间活动骨干调动起来，并给予奖励，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活动始终红红火火地开展。探索精神旺盛，工作的的思路才会开阔。
加强文化站自身建设，是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农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化站不能停留在以往的思维模式、工作模式、活动模式的老套路上运行。而思维模式、工作模式、活动模式的创新，集中到一点是取决于人的素质。文化站工作人员应具备以下三方面能力：1、至少具有一门文化艺术的专项能力，最好是一专多能。2、具有上下沟通的纵向能力，与平行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各界人士联系密切、增进友谊的横向能力。具有这些能力对搞好文化活动很重要。具有纵向能力，有上层部门和领导的关爱，有基层群众的支持，文化的工作就会畅通。从横向能力角度看，有平行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赞助支持和互助合作，农村的文化事业的发展才会顺畅。3、具有举办各种文化活动的组织能力，组织能力对文化站工作人员来讲是硬功夫：既能组织常规性文化活动，又能组织特定的文化活动，更能组织优秀传统文化活动和具有现代文化意识的文化活动。
政府对文化站的重视程度直接关系到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程度。要给文化站以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创造宽松条件等，更以体现在对文化站工作人员的选用和待遇上。待遇要体现在文化站的政府职能定位上，从以往的状况看文化站在乡镇政府机构中处于较低的政治地位和声望上，它得到的各方面力量支持和帮助也是较弱的。给予文化站较高的行政级别、工作权限和行政待遇，会有助于文化站积极开展工作。有关文化站工作人员的选用也是乡镇党委政府重视文化站工作的重要方面。选用文化站工作人员在政治素质、道德修养、文化修养、专业技能上必须严格把关，并注重日后的学习、培训。政府重视文化站的工作，当然包括县（区）以及市级文化主管部门、业务部门的政策贯彻、资金扶助、业务培训、活动辅导等方方面面，这些方面是很重要的。文化站工作不能成为“弱势群体”。
随着社会和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进步，文化站的处境正变得越来越好，今天的文化站，要依据农民群众的新需求，依据社会文化发展的新情势，遵循黑土地上传承的历史文化情结，尽快占领制高点，不断适应新形势，改善工作环境，拓宽工作领域，实实在在替群众着想，扎扎实实为群众办事，真正把乡镇综合文化站办成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乐园，办成各村屯的文化中心，充分发挥出文化辐射的能量，促进农村社会全面发展。
一、加强民族深层文化的渗透，扩充学生古代文化的知识视野和人文视野
儒道互补，再加上释（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所选课文要兼顾各家作品，先秦诸子选有孔子（如《樊迟、仲弓问仁》，参照徐中玉《大学语文》，华东师大版，下同）、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等）等儒家作品，以及老子《道德经》（节选）、庄子（《秋水》）等道家名篇，以及中国文学的源头与儒家中和审美追求的艺术典范《诗经》，还有南方楚地文化的奇葩《离骚》，以及儒道相济的著名史家司马迁的作品（《报任安书》）等，而苏轼作品（《前赤壁赋》）则是儒、释、道结合最成功的典型。通过这些儒、释、道作品的贯通式讲解、相互勾连，使得这些文化中的最有价值、最富创造、最具民族色彩的思想精华充分展示出来，并巧妙透析出它们的差异及内在联系，尽量整体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内蕴浮雕般予以揭示。这一方面增加了学生的古典优秀文化知识，另一方面极大开阔其视野，激发求知欲和对于几千年文化精华的热爱，也能深透地理解原文，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能开启他们运用古代思想文化的思维方式与情感思考人生，以熏陶心灵，将知识转化为能力，极大提高自身人文素质。另外，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是注重人和人的生存，注重在社会现实中的“当下”生存智慧，以及化解深层人生困境的策略和途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与优势。讲授时，可从思想内蕴和最深处入手，利用通俗易懂的例子，并联系实际加以诠释，做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化难为易、以情动人、声情并茂。在渗透时，还要对这些思想体系正本清源，拨开迷雾，特别要弘扬催人向上、积极进取的优秀部分。当然，有些根本不是消极的，只是客观效果使然，如对待道家文化，就不能仅当作消极颓废看待，而要把握其中蕴含的博大精深、刚健有力的精神气度。
二、挖掘异彩纷呈的人格魅力，让学生在其中获得极大的审美超越
古代作家和作品中人物所放射出的人格品味和人格魅力，流光溢彩，光辉千古，组成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最绚丽最辉煌的星空。在介绍和分析这些大家和典型人物的生平、思想人格和作品的思想内蕴时，重点挖掘其怎样在当时处境下，摆脱人生困境，从而彰显出特有的生存姿态和人格，将此当作重点，会对学生人格塑造和心灵启迪有不可低估的建设性作用。孔孟的兼时济世、古道热肠；庄子的倔强狂傲、逍遥自在；屈原的高洁超脱、忠贞不渝；司马迁的忍辱负重、独立不迁；苏轼的超然畅达、随遇而安等，均是民族优秀文化的参天大树上结出的人格硕果，让学生步入其中，吮吸这些大家光辉的人格风范与本真境界，享用其为整个民族人格铸造所带来的馨芳，则大有裨益。中国文化和文学讲究“知人论世”“作文先做人”“知行合一”等，之所以这些作者及作品获有殊誉，其根本缘由在于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那么，何种人格最充沛、最完满、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核心人格呢？说到底则是《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精神，正如北宋名儒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就是做到：真诚无妄，不断感通化裁；顶天立地，禀承天地之慧命。其中心线索就是目光敏锐、视野开阔、胸怀博大、境界高远的“大人”人格的培养，这是“大语文”观之核心理念。这里不得不提到苏轼的人格。其人格魅力的形成与家庭背景、天赋、才情等有关，还在于苏轼能将儒、释、道互动于一身，兼采各家之长。讲授时，要凸显苏轼在早年学习与为官时期、黄州时期、岭海时期分别主要形成三种人格：政治社会人格、自由人格和审美人格。这样，苏轼是传统士大夫人格的顶峰，对于儒释道人生模式都进行了充分演绎，为寻求民族新的人生模式提供了最大可能。《前赤壁赋》便是三家思想、三种人格激荡融合进行自我抉择的最艺术化的表现。与屈原相比较，苏轼人格更圆润、辉光、博大、豁达，人生困境的抉择与消解更游刃有余，从而把人生扮演得更潇洒自如，代表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最典型的人格境界，这是前后赤壁赋流传千古的最深根源。另外，还有屈原、陶渊明、杜甫、柳宗元等大家及作品，一定要站在人格高度讲，从而让学生获得极大的审美超越，人格得以升华。
三、阐发爱国主题，注重爱国主义人文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不管什么思想体系，对于爱国，则不庸置疑。儒道及其他文化的人文精神均把爱国当作永恒信念。而且，古代知识分子不管处境和身份地位如何，都怀有一颗赤诚的拳拳爱国之心，都把读书、做官、为国为民当作一种不懈的精神追求。有人认为古代文学与培养爱国精神似乎十分遥远，实为误解。如屈原、艾青（《北方》）等，均是培养这一主题的重要途径。因此，爱国主题要始终渗透其中。四、立足现实生活，寻求传统文化的转换与落实要使学生真正体会传统人文精神，并立足于当下现实有所大收获，必须密切联系时代实际和日常生活，增强学生对现实的体悟与认识。如讲孔孟时，要讲清儒家如何和怎样会成为生活处世之学，如何注重人心与境界，以及如何对于治国有作用，而这些又与当前的以德治国、现当代人文危机、中国科技意识与法律意识弱，尤其是和谐理念息息相关；庄子《秋水》的认识无止境、批判精神、独立人格等在当前生活节奏极快、精神疲惫之下的纠弊作用；《前赤壁赋》则重点放在苏轼如何解决人生困境方面来讲授。语文课的素质教育需要在各个环节和细节处下气力。但首先要开启民族文学的人文视域，让其用民族的心态、眼光、胸襟、情感以及审美思维方式对待传统文学，从而在民族文化中寻觅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中闪耀的粼粼灵光，萌发心智，做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者、担当者，使之真正成为具有民族气象的生命个体，当更为重要和紧迫。
关键词：评弹传承；困境；原因；政府作用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241-02
起源于宋元时期，到清代已繁荣发展的苏州评弹，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声音。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和弹词的合称，它用苏州方言演唱，产生并流传于苏州及江浙沪一带，极具地方特色与民族特点，因其语言通俗，俗中见雅而广为流传。作为苏州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苏州评弹与苏州乃至苏南地区历史、文化、经济、生产、生活、民情、习俗等文化生态和地域人文因素的影响密切相关，它在上世纪中期前后经历过发展期和繁荣期，如今正面临着传承和发展的尴尬和困境。再加上如今纯正的“吴侬软语”只保留在苏州评弹之中，如何保护、传承与发展苏州评弹，使它能够发挥出更大的光彩这也是评弹艺术文化遗产保护的客观需要，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珍藏和保护这一珍贵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评弹的困境及其表现
随着经济的繁荣，社会文明的进步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电视、电影以及网络等各种新兴电子媒介的产生，由此带来的新兴文化休闲活动方式，使得受众的文化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导致评弹听众日渐减少，书场大批关闭，萎缩速度很是惊人。评弹表现出脱离时代，脱离群众的倾向，并在片面追求短期效应的恶性循环中陷入困境。具体表现在：
（一）书场萎缩。最高峰时曾遍布上海城乡各角落、总数可达五六百家的评弹书场，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后，现仅存“雅庐”一家还在艰难维持；江浙沪三地大小书场加起来仅有172家，苏州城里也只有10多家书场。书场萎缩的直接原因是听众规模小，并且听众以老年人居多、游客居多，评弹缺少年轻的听众是书场经营困难与萎缩的最主要原因。
（二）书目老化。苏州评弹的书目，历史上流传下来很多资料，但题材基本上是传统内容。因此，书场表演的曲目仍然是过去的曲目，即使有些改编的书目也没有脱离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故事情节老一套，评弹艺术没有顺应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和现代人的生活出现了“代沟”，产生了很大的差距，并且与现代人的审美观也存在较大差异。
（三）演员队伍出现断层。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评弹界不少知名演员纷纷改行转向，从此就不再登台，评弹演员中坚人物严重缺乏，新演员由于自身业务素质等原因一时又无法衔接，是评弹演员队伍出现明显断层。不少评弹团体日渐萎缩，甚至停止活动。
（四）评弹团体管理体制僵化。一般的剧团都各自配备了一套行政班子，增加了评弹团的负担。在考核方面，只要演出一定数量场次，演员的工资奖金就可以保证，这些做法对演员演出的积极性有负面影响。
二、评弹处于困境的外部原因分析
评弹作为曲艺文化的杰出代表，曾经有过大繁荣时期。如今由于内外部原因，评弹的发展日趋艰难。评弹发展除内部曲目、演员队伍及管理体制等要素外，外部环境也有重要影响。
（一）财政支持不足，体制保障欠缺
无论是评弹学校的新建，还是市民听书看戏政府参与埋单的信息常常被报道，如无锡的“文化惠民年”公益评弹演出活动等。政府为扶持这种民间艺术、满足市民基本文化需求，通过政府购买等形式对评弹事业的发展给予一定的投入。但这些投入对评弹面临的困境来说，可谓杯水车薪。同时这种投入也没有一定的体制保障。没有足够经费投入，评弹事业的发展必然失去了基本保障。
（二）新兴娱乐方式的出现导致大量观众的流失。
互联网的普及、新兴文化休闲活动的兴起以及各种新型电子媒介的产生，观众获取信息以及娱乐的途径非常多，从而导致听众大量流失，特别是评弹对于青少年来说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致使在听众年龄层面出现了断层，导致书场严重萎缩。另外，社会价值观多元化也是观众流失重要原因。
（三）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稀释了本地人口
苏州实有人口已达1300万，其中常住外来人口已超过本地户籍人口，达到了700万。苏州已成为仅次于深圳的全国第二大移民城市，再加上许多新苏州人的存在，稀释了真正的老苏州人，而评弹是极具有地方语言特色的一种曲艺文化，许许多多人外地人听不懂苏州本地方言，由于存在着语言“障碍”，外地观众自然也就很难欣赏评弹这一被称为“中国最美声音”的区域文化艺术。
（四）应试教育使学生缺少了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机会
应试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的一种模式。传统文化氛围下的应试教育，把分数作为唯一标准，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升学考试不考的就不学，或少学；双休日的孩子不是学英语就是学数学，根本没有多余时间去关注课本以外的或考试以外的“闲暇书”，遑论评弹欣赏。
（五）对评弹艺术的学术研究未全面展开
对作为苏南重要的区域文化艺术之一苏州评弹的学术研究，由于很多研究者听不懂苏州方言，受到地域文化的语言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评弹研究领域和范畴的拓展。
评弹在传播和传承中，面临着挑战和尴尬，要冲出重围，固然少不了演员的的因素，他们需要有创新意识，无论是曲目的修改还是演唱方式的现代气息，都少不了演员与剧团的努力；也有受众的因素，可以通过评弹艺术进校园活动，邀请评弹艺术家现场教习学生演唱评弹，编写适合学生喜欢的曲目，或者评弹出现在学生课本上，介绍评弹的历史及其艺术特点，努力使得年轻人从了解评弹做起，以更好地使评弹这一传统文化得以源远流长，同时，继续努力办好书场，因为中老年是传统文化的主要受众者；但最为需要的是政府的作用，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就能够使评弹得到发展，看到了希望，政府在评弹文化的传承中到底需要扮演怎样的角色？需要完成哪些工作？下面我们就从政府的角度探讨一下其作用。
三、政府在评弹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一）转变观念
作为服务型的政府应该具有与时俱进的理念，锐气和品质，要“换脑筋”,抛弃传统的惯性思维,在思想观念上加快转型。评弹的传承与发展，要上升到文化事业的高度去认识，而不是仅仅作为解决部分人的就业和生活问题。书场的生存发展，虽然少不了社会力量支持，更需要政府部门大力支持。
（二）投入的制度保证
制度，也称规章制度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为了维护正常的工作、劳动、学习、生活的秩序，保证国家各项政策的顺利执行和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依照法律、法令、政策而制订的具有法规性或指导性与约束力的文件，是各种行政法规、章程、制度、公约的总称。评弹的传承与发展需要有制度的保证，主要是保障制度及其他相关的配套制度。这样可以保障评弹的传承有规范性、激励性和约束性。
（三）政府引导
评弹从民间走来，也要走回民间。它可以娱乐市井小民，也可以在其他娱乐场所向观众展现吴侬软语和江南雅韵。面对目前评弹发展的瓶颈，政府应引导评弹事业发展的市场导向，在政府、社会和评弹界人士共同努力下，相信评弹的传承和发展会有一个新局面。
（四）对青少年听众的培养
青少年朝气蓬勃他们是未来的希望，评弹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必须要重视对青少年听众的培养。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在大、中小学中设置相关的评弹课程，引导、学生们走进评弹艺术的殿堂；同时也可以利用大、中小学素质教育与艺术教育基地的优势，邀请著名的评弹团体及艺术家走进校园为广大青少年学子展示评弹艺术的独特魅力，进而吸引、培养更多的青少年听众。
苏州评弹作为吴文化的代表，在我国传统曲艺中占重要的地位，因为客观的原因如大众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受众者的流失，政府的投入制度的保障不到位，也有主观的原因如剧目的远离生活化，演员的断层和缺少创新等等，使得评弹这个曲种面临着诸多尴尬和困境。走出困境，走向灿烂，使评弹艺术重铸往日的辉煌，一方面评弹艺术要与时俱进顺应时代的发展，及时更新书目、培养新的听众和演员群体；另一方面，加强对评弹艺术团体演员和剧团的软硬件建设，其中政府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评弹艺术能够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齐易.中国民族民间音乐［M］.河北：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
摘 要：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舞龙运动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底蕴，也对加强身体建设十分有益，是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变迁过程中，舞龙文化也跟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和完善，到现在仍然值得关注。文章首先对舞龙民俗体育文化的起源与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发展这一民俗体育文化的重要意义与对策。
关键词：舞龙 民俗体育文化 现状 发展
中图分类号：G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6）09（c）-0163-02
舞龙民俗体育文化贯穿于中华民族发展历史始终，尤其是在传统节日里这一文化氛围体现得尤为明显。舞龙这一活动除去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之外，也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健身运动，理应得到大力弘扬和发展。该文旨在通过对舞龙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以促使舞龙文化得到更好的继承与发扬。
1 舞龙民俗体育文化的起源与现状
1.1 舞龙民俗体育文化的起源
舞龙起源于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龙图腾的崇拜。在龙文化里，龙被形象化为龙王，掌管人间的风调雨顺，因而对于古代以耕作为主的劳动人民来说，一种崇拜之情便油然而生，而对龙王进行供奉也就是在向龙王祈求保佑得到一个好收成。因而最开始在农耕文明里，舞龙也可看做是一种劳动百姓求雨、祈求丰年的表现。在历史长河的沉淀中，舞龙这一活动在原始意义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许多地方的习俗，并且容纳了不少舞蹈及娱乐方面的因素，舞龙不再是一种非常神圣的求雨活动，而是更倾向于一种娱乐性、锻炼性的活动，既能渲染喜庆的节日氛围，也能加强舞龙者的身体锻炼和体育技艺。由此，就形成了我们国家所特有的舞龙民俗体育文化，不仅在长期的发展中深受人民喜爱，更是将影响扩展到了全世界。
1.2 舞龙民俗体育文化的现状
我国的舞龙民俗体育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传承。在现代社会文化的冲击下，舞龙活动虽然存在于大众的视野中，但这一文化实际却处于一种比较困难的发展境地。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剖析。
首先，人们的意识发生逆转是根本原因。现代社会发达进步，娱乐项目众多，舞龙对于现代人们来说既不存在求雨祈福的意义，也丧失了作为娱乐活动的吸引力，人们自然而然就不再对舞龙这种传统文化有独特的执着了。加之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和弘扬力度不够，人们对舞龙民俗体育文化还存在一定误解，更有甚者直接将其忽略掉了。
其次，人们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意识不够这一方面就直接体现为舞龙活动缺乏资金保障。没有经费保障，舞龙活动就难以举行，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机会越来越少，影响力自然也就逐渐减少。此外，没有专项资金的保障，也少有人愿意投身到对这一文化传承和保护中。
最后，组织管理不当也是造成舞龙民俗体育文化面临困境的一个直接原因。不管是官方部门还是民间组织，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舞龙活动进行良好的组织，尤其是在传承方面更是缺乏一定的安排，一些少数民族具有特色的舞龙文化已经濒临绝境，如若不予以重视并进行良好管理，舞龙文化难免会走上后继无人的道路[1]。
2 发展舞龙民俗体育文化的重要意义及对策
2.1 发展舞龙民俗体育文化的重要意义
大力发展舞龙民俗体育文化是对中国传统的^承，有助于增强中国魅力。现代社会经济发达，跨国交流异常繁忙，舞龙文化早已跨越最初求雨祈福的内涵，而逐渐演变成外国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张独特名片。因此，大力发展这一民俗体育文化不仅是对文化传统的继承，也是对中国文化魅力的宣扬，外国人可以在了解舞龙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并欣赏中国的传统文化。
发展舞龙民俗体育文化也同样有助于增强民族认同感，加强民族凝聚力。舞龙文化是中华民族千百年历史的结晶，对舞龙文化的发展和宣扬也就是对我们民族的一种认同。而且舞龙运动是一个团体项目，需要很多人协调合作才能顺利完成，这就启示了人们不管是在具体的舞龙运动中还是民族的发展中都需要每个人融入集体、团结合作，才能将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因此，在现在这个开放的年代，中华民族子弟遍布全天下，发展舞龙民俗体育文化有助于加强世界各地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感以及增强民族凝聚力[2]。
2.2 发展舞龙民俗体育文化的相关对策
发展舞龙民俗体育文化的关键在于要加大支持力度，无论是资金投入还是技术指导等方面都还有待加强。加大资金方面的支持有助于招募更多合格的舞龙文化继承者，并且在舞龙相关活动的安排组织方面也能做得更加合理有序。而加大舞龙技术指导方面的支持可以大幅度提高舞龙表演的水准，高质量的舞龙表演才能将舞龙文化的精髓传递给人们，让更多人感受到这一民俗体育文化的魅力。
发展舞龙民俗体育文化还可以将其引进学校教育，加强文化的宣传和熏陶。舞龙文化之所以逐渐被人们所不重视就在于对这一文化的认识不够以及接触减少，因此，将其引进校园可以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此外，舞龙作为一种体育运动也对加强学生的协调合作能力和身体锻炼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以政府为主导的相关部门加强政策方面的引导也有利于发展舞龙民俗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文化的冲击下，传统文化在被埋没的同时也逐渐唤醒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然而仅靠人们自觉和一些民间组织的努力是不够的，效果也是不明显的。只有政府加大政策引导才能在大的方向上引导民众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只有在相应政策的支持下，以舞龙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在保护和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发展舞龙民俗体育文化也可以加强周边建设，拉动相关产业持续发展。目前的舞龙文化表现形式还比较单一，大多只是一些常规的舞龙表演，很难成功吸引人们的注意，文化的影响范围自然也就不大。但是将舞龙文化相关的一些周边利用起来，与舞龙相结合就有可能扩大这一文化的影响范围，比如在一些舞龙文化特色浓厚的地区发展旅游业，就能以舞龙文化特色为宣传点，既丰富了旅游的内容又扩大了舞龙文化的影响，达到互利共赢的效果[3]。
3 结语
综上所述，舞龙民俗体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精彩部分，理应得到大力弘扬和宣传。面对现如今这一文化的发展困境，相关部门和组织务必要加强各方面的支持，不断与时俱进，积极引导文化的发展走向，确保舞龙民俗体育文化得到有效继承并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响亮代名词。
参考文献
[1] 刘卫华.舞龙运动发展现状及其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思考[J].搏击（武术科学），2010，7（10）：74-75.
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皇权统治之下，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多种文化并存的社会中，个体的生存仰赖于尚未深度“人化”的自然，即使是书家和文化人，其日常所需也只是经过简单劳动由自然提供的物品。书家和文化人很多居于乡野，天人合一的劳动方式和生活环境，天高皇帝远的现实和心态，自由作息的生活节奏，即使是身在都市或为官，其居住环境也是高度自然化的，其时间也充裕自由的，使他们成为一种诗意的存在者，中国因此成为一个诗歌的国度。诗意的人在汉字的书写过程中，追求道法自然之美，使汉字书写走上自觉的艺术化之路。在文化方面，书法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和精美表现，它的产生、演变和传播不仅受整个传统文化的影响，还受到汉字书写文化中求速求易、求规范求通行和求美三重机制的塑造和制约（2）。三个机制表明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存在的一个重要文化基础是整个民族的书写方式，以及书家和受者对这种书写方式自觉的审美追求，书法艺术是汉字书写文化大海中激涌而起的美丽浪花。汉字书写的实用与审美相依互助，实用之途是其艺术化的深厚基础，实用并不排斥审美的追求，在实用性书写过程中融进了书者的审美眼光，同时，书家创作的精美书法艺术也不断向各种书者，包括实用型书者传播渗透，使整个民族的书写文化不断提升。可见，中国书法艺术并不是由少数人创作和传播的，它有深厚的、由各种层次的书者和欣赏者构成的民众基础，他们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书法艺术创作与传播群体，保证了中国书法艺术创作传播活动的生生不息。
在主体方面，书法艺术创作者和传播者的人生际遇、个人品性、文化素养、审美意识是书法艺术传播的微观基础。书法主体的存在背景与其生命相互激撞，使主体沉淀出独特的生命体验，使其书法艺术具有独特的风格魅力。书家生于乱世还是和平时期，其人生体验是不同的，其书法艺术表达的内容和风格也是相异的。没有“安史之乱”中颜真卿家族的奋起抗敌，没有其侄战死沙场，便不可能产生笔墨之中浸透悲愤之情和力除叛贼之意的《祭侄文稿》。个人品性对书法创作欣赏也有明显的影响。书如其人，人变书亦变。坡“思想变化经历了由入仕济世的儒家思想，到超脱出世的道家思想，而及自性唯我的佛禅思想过程”（3），因此，其后期书法追求写意，不尚法度和意蕴。一流书家的生命主体是多重本质的统一，他们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书文相通互兴，没有雄文伟篇，就很难有神品书法。正是《兰亭序》这样的美文，才催生了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书文相映，文华书美，是因为那一刻生命主体文采和书意同生共绽的结果。
二、书法艺术传播的当代困境
19世纪中叶至今，在东西方文明交流对撞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作为传统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书法艺术，虽然由于汉字书写方式的惯性其变化稍为迟缓，但这并不能使其逃避同样的处境。尤其是，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解体，硬笔书写的出现和电脑录字方式普遍化带来汉字书写方式的变化，以及中国社会状况和人们生存方式的变革，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传播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接续传统使其发扬光大方面存在着一些困境。
一是书法艺术创作传播主体的生活高度社会化和技术化。传统社会的联系是松散的，个体没有被完全的社会化，社会为其个性的生长和展现保留了一定的空间。同时，人们生存与生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生存活动之余还有一定的自由时间。这种个性自由伸展的时间和空间为书法艺术创造和审美活动提供了必需条件。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在相互依赖的组织之中，组织中的人高度同质化，并成为整个社会生产机器上的一个工具化存在者（4），成为单维的生产者或消费者，而不是一个诗意的存在者、观察者和体验者，不可能创作出与宇宙生命之力之美同构的书法艺术作品，同时，书法艺术品只是普通的、满足虚空之“我”一时之需的消费品，而不是重构和提升生命境界的本体性存在。
二是书法艺术赖以寄生的传统文化成为历史的遗产。现代文化是一种“去魅”的、对自然之力无所敬畏、对人的力量过分自信但又缺乏终极信仰的文化，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是这种文化的核心内容，它无法为书法艺术的非理性审美活动留下足够的空间，无法让人体验天人合一的诗意和大自然的力与美。民主和平等成为现代文化的主要价值追求。很多人以为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超越的，不必苦修也可以书法家，不老老实实学传统和精品，在网上来个创造和超越。事实上，所谓自己的书法风格，其实什么都不是，没有超越，也没有真正的创造性和个性，只有低级的雷同。市场和资本是塑造和生产平庸文化的主导机制，将现代文化变为一种以满足感官需求为主导的消费性文化，书法艺术被扭曲为非本体性的消费品，无法成为人的精神家园和存在方式。
三是传统书写方式的隐退，书法艺术创作传播失去了实用性书写文化的支撑。在汉字中不仅能探寻汉文明的共同起源和成长轨迹，而且我们汉人的思维方式、心理特性和审美方式无不受汉字尤其是其书写方式的塑造。汉字书写方式的变化从根本上影响到书法艺术的创作和传播。传统书法艺术的主干是纸质上的毛笔书法，由于书写工具和载体的变化，导致实用型书写方式和书法艺术化追求的脱节。现代人早已用硬笔取代毛笔作为书写工具，用横行书写替代竖行书写，这两种替代使传统书写文化不复存在，虽然硬笔书写保留了一些传统书写特征，但它无法体现毛笔书法的神韵。并且，这种替代使毛笔书法失去了大众基础。更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用键盘录入代替了硬笔书写，汉字书写方式将有可能被边缘化，其大众化基础进一步变得脆弱和狭窄。
三、书法艺术传播的出路
书法艺术传播当代困境的主因是社会存在包括人的存在的变化，而这种技术化、理性化和市场化的社会存在及由其决定的人的存在似乎是不可能改变的，因而面对这种困境我们似乎无能为力，传统书法艺术只能成为少数爱好者的审美情绪表达和大众的普通消费品。但是，如果我们能更辩证地把握人的主体性，就能发现社会存在和人的存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人不是被生产方式简单决定的存在者，他可以限定并站在这种生产机器的边界，对这种生产活动保持一定的距离和批判性，抵制市场化生产机制对人的精神领域的全面殖民。（5）具体来讲，传统书法艺术的接续要靠这几个方面的努力。
一是审视和改变现代人的存在样式，重建书法艺术传播的主体基础。一体化、市场化的生产方式是无法彻底改变的，但这只是人的存在基础。人是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统一体，人作为精神存在者可以对这种生产保持一种距离和批判，使这种生产更加人性化，使人的精神领域保持独立性，而不是一味顺应物质生产的逻辑而成一种纯粹的欲望放纵者，或置这种物质生产不顾退避到传统艺术中去寻找精神的自由。书法艺术不仅可以表现现代人存在的荒谬，而且从整体上可以对这种存在进行反思和批判，在这种批判的指引下，人从技术理性中超脱出来，从物质世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的生存样式和审美方式发生全新的转换，开始回归传统和自然，回到一种诗意的存在。这样书法艺术成为生存意义和本体意义上的活动，在对生命的自我观照和提升中获得新的表现内容和主体基础。
二是控制大众文化的生产，优化书法艺术传播的社会文化基础。大众文化是社会化生产的文化表现，它的存在虽然满足了民众娱乐的需要，并有自己的生产逻辑，但是作为消费品，它主要是为现代人体力恢复和精神放松，然后投入生产服务的，因此，它没有什么崇高的价值导向，对传统精英文化的价值体系起到消解作用。中国书法艺术在古代有整个民族的书写文化和传统文化作为支撑，在当代它成了失去这种支撑、竖立在大众文化之上的一种高雅文化。因此，必须控制大众文化的生产，使其获得政府和公益组织更多的支持，摆脱资本和市场的垄断，利用网络和各种媒体融入更多传统文化、精英文化和书法艺术的成分，不断提高大众文化的品质，使其成为书法艺术的营养源，而不是销蚀剂。
一、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发展观念对法治文化内涵的引领
文化是一个宽泛、模糊的概念，文化的现实存在及其基于人类的自觉审视所形成的文化理论贡献告诉我们，文化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总体性存在[2]。而文化所具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则决定人们既不能抛弃民族文化也不能僵守民族文化，既不能排斥外来民族文化也不能简单地拥抱外来民族文化，应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在当代国内和世界发展趋势的潮流中，以扬弃的方式通过与优质文化的融合，保证文化的先进性。这就决定了我国对当代法治文化的态度：按照文化的认知标准对待法治文化，即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观念必然形成对法治文化内涵的引领，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法治文化发展观。近年来，人们对法治文化产生了不同解释，但多数是单维度甚至宽泛的解释，难以形成对法治文化的全面把握，如有的学者认为法治文化是指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价值追求，是一个法治国度的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法律设施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涉及法治的行为方式，是人们的法律语言、法治文学艺术作品和法律文书中所反映和体现的法治内涵及精神[3]。也有学者认为法治文化是实现了法治的国家和社会所具有或应有的文化，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法治为核心、以民主为实质的社会文化体系[4]。有的学者认为法治文化是蕴涵着法治的观念意识、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其中观念意识与价值取向是法治文化的内核，而生活方式是法治文化的外层[5]。按照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观念认知逻辑，可以在法治文化众多的理解中梳理出对法治文化认知的共识：按照文化的认知标准，法治文化包括整体论及社会学的维度、本体维度、结构维度三个维度的内涵。从法治文化的整体论及社会学的维度考察，法治文化是人类长期以来以法治为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及社会以法治为运行方式的历史积淀，是以法治为对象所形成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不同地域、民族在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凝聚成该地域或民族所特有的法治文化系统，从而形成带有民族性的、多元的法治文化。同时，在历史的发展以及不同法治文化的相互交流过程中，体现出法治文化的变动不居、吸收异质的发展规律。从法治文化的本体维度考察，法治文化表现为以法治为重要因素的生存方式或社会运行方式，是内在于人的一切法律活动中，影响人、制约人的法律行为方式的深层的、机理性的东西。它为法律人格的塑造提供标准、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指引。像对文化的理解一样，对法治文化的本体维度的理解可以引申出对其功能维度的理解，即法治文化是法治的根源，是法治建设的内在驱动力，人们所具有的关于法治的心态、意识、观念、认同标准影响着法治的建设。有什么样的法治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法治状态。从法治文化的结构维度考察，法治文化可分为内隐的和外显的两种不同层次，有学者称之为隐性法治文化和显性法治文化。其中，隐性法治文化包括基本概念、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价值追求。显性法治文化包括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法律行为和法律设施[6]。体现为意识、观念、精神、价值的内隐的，作为一种无形的、深层的、稳定的法治文化，其处于核心地位并对人和社会产生显著、久远的影响。关于法治文化的具体分析有利于人们对法治文化内涵形成共识，更重要的是为我国法治文化建设拨开迷雾：不能只着眼于西化的法治理论，应通过多维度的考察确定法治文化建设的方向。
二、当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支撑：法治文化观念的养成
当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关键在于形成恰当的法治文化观念，以此指引法治文化建设的行为。当前，我国法治建设陷入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凸显我国法治观念的偏差，缺乏对法治的整体认识。因此，应通过对法治的正确、理性认识，形成恰当的法治文化，特别是通过对内隐的法治文化的正确培育，进而影响外显的法治文化。因此，需要解决以下问题：如何理解法治？是否坚持西方的法治？什么是真正意义的法治？
（一）法治的检讨
当前，我国部分人仍然坚持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观点，秉持西方的法治文化立场，其在对待法治的问题上，总是以西方关于法治的认识标准来检验我国的法治建设，这样自然得出我国的法治建设不理想甚至还没有法治的结论。特别是对西方法治的肯定是建立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否定的基础上，而我国传统文化深层次的东西并没有因为被否定而消失，尤其是强势的“官本位”因素并未被消除，这导致西方法治在我国出现困境。因此，检讨对法治的认识显得尤为重要。从以往对法治认识的经验来看，观察者多是以法治为立足点，通过法治看法治，根据与西方达成共识的法律至上、权力制约、保障人权、民主等法治要素观察法治，符合法治要素的就是法治国家。事实上，以上做法限制了对法治的认识视野。在魏德士看来，观察者从一个立足点出发，观察周边事物，通常唯独没有看到该立足点——因为他自己正是立足在这一点上。只有改变立足点，才能观察到原来的立足点并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原有的观察结果[7]。所以，应该突破法治的藩篱，寻找恰当的立足点来看待法治。而人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及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问题又回到人身上，一切活动围绕人来展开，法治也不例外。当把视角转到人本身时，可发现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到精神生活的丰富再到心灵获得慰藉。站在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法治只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已经推向全世界并且被冠之以普适的方式，但这只是一种强势输出的结果，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式，更不是最佳的方式和唯一的方式。首先，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世界不可能只存在一种法治文明。一个民族或区域由于历史传统的不同，其对人的全面发展方式的选择也不可能相同。任何一个民族或区域都可以结合自身的传统形成其人的全面发展方式，而不是简单化一，否则就违背了文化多元性的特质，与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相背离。其次，西方对法治的选择不是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上的，或者说不是建立在人的自身修养提升的基础上，而是在社会动荡、战争、征伐、掠夺过程中的选择，所以不能理解为是最佳的选择。这种选择以一种纯理性的方式维持了一种社会秩序，但由于忽略人自身修养的提升，因而缺乏稳定的基础。对于这种状况，昂格尔一针见血地揭示：法治就像生命保险和自由主义本身一样，只是在恶劣环境中作出最佳选择的尝试[8]。法治是对社会秩序衰落的一种反应，它把人变为机械规则的附属，用冰冷的权利义务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与和谐，它忽略社会的丰富多彩和个体的不同，把所有的一切都整齐划一，而且，最危险的是，它可以成为统治集团以社会的名义追求某种政策目标的工具[9]。再次，就法治本身而言，也是不确定的。对此，夏勇先生在《不能遗忘的文明》中提出了质疑：一是法治究竟指什么？是哲学王之治、神袛和理智之治？还是法律主导、法律面前平等之治？等等。二是用以为治的“法”是什么？国家的实在法、自然法、天法还是神法？三是法律权威的观念到了什么时候、什么程度才能被看做一种合格的“法治思想”[10]？如果理解为良法之治，那么何为良法？其标准是什么？是否法达到了良法的程度？法律价值之间的冲突、不同法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何实现良法之治？如何确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了法治？按照发展的观点，法治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中，这意味着法治不存在完美的程度，又如何判断某一国家或地区不是法治呢？以上问题值得深思。最后，法治并未实现其内在要求。法治的共识是以良法至上的方式保障人权、制约公权，法治应实现理想的社会状态。但是，所谓法治国家并没有实现保障人权、制约公权，特别是在国际范围内，人权常常被蹂躏，法治也没有实现理想的社会状态，当代社会所存在的动荡、罢工、恐怖活动可以说明这一点。人们在承认西方法治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社会巨大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否认西方法治所带来的现代性的贫困：对于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并未完全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并把人带入完善完满的自由王国和人间乐园，相反，它在一定条件下导致了生态的恶化和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官僚政治等异化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11]。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对法治盲目崇拜，应将其看做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方式。由于只是作为一种方式，就不能孤芳自赏，而应理性地对待其他方式，不能带着傲慢或偏见对其他方式横加指责。同时，这种方式应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同样有完善的需要，而不能只强调现代西方的法治标准。
（二）当代中国法治文化观念的形成
当我们把法治看做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方式时，我们应对法治形成怎样的看法？从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考虑，应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的三个维度来判断，即结合法治是否能实现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心灵慰藉来判断。由于上述法治的非至善性，而人们又选择法治之路时，就需要对法治作出更宽容的解释。如此，对法治形成这样的认识：法治以道德或宗教对人的自身修养提升为基础，以多元为特征，以法律为社会秩序的主要规范手段，通过人善性的提升与法律的结合实现公权的合理规范和私权的合理保障，并通过解决多种社会冲突的途径维持社会的和谐，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方式。
第一，法治因素中包含着道德或宗教。姑且不论法治具有道德基础或宗教基础，也不论及法治对道德和宗教的确认。单从法治的实践讲，法治是单纯地依靠法律调节社会的观点是片面的，因为践行法治的显著表征在于遵守法律，人之所以遵守法律不仅仅是因为法律自身的强制性，还取决于人自身的内在约束：人具有遵守法律的内心确认。而这又是道德或宗教对人不断的自我塑造和自我改造之使然。不否认道德和宗教所具有的对人类发展的阻碍性，应肯定道德和宗教所具有的对人类发展的驱动力。西方的宗教传统不但催生了自然法中核心的正义、权利等观念，更重要的是，其所体现的以大爱为核心的基本伦理对心性的提升促使人性向善，并在法律符合宗教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形成法律的信仰。我国所具有的道德传统更是重视对人性向善的改造，但由于狭隘的法治观念认为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法治存在冲突，特别是在“五四”前后中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状况，导致我国急于效仿西方而批判我国传统文化。该选择使国人只是追求市场而淡化了自我心性的提升，从而造成了人性的冷漠，也难以实现对法律的遵守。这表明，法治并不能只理解为法律之治，而是以法律为核心的治理。法治也应当包含道德或宗教等要素，法治的实现需要宗教或道德的支撑。以宗教或道德特别是道德实现人性的向善、人格的完善，以善性推进法律的良性和法律的遵守。可见，民主法治所表现出来的文明与宽大，既有赖于制度，又得力于人性的善良。事实证明，民主法治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必须以政府官员、人民大众的相当的道德水准和政治品性为前提[12]。
第二，法治具有多元性，法治并不只是西化的法治。法治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法治的多元性，这说明法治建设甚至是西方法治不可能整齐划一。事实亦如此，承继古希腊罗马思想的西方现代法治在英国历经几百年方始确立，随后辗转存在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这些国家的法治发展体现着分殊与异同，都是在保持着法治内在精神或底线——法律至上、保障人权、制约公权——的基础上根据各国的国情走着截然不同的法治之路，彰显着法治的多元性。因此，西方法治的推广是西方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强加的结果，并不是必然的选择。即使推行西方的法治，仍然存在选择何种西方法治的问题。各国都可以在坚持法治内在精神或底线的基础上，践行适合本国国情（包括传统文化的扬弃）的法治。法治形态的多元化促使各国可以实施多形态的法治。此外，法治内容的多元化还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现代人们都趋向于“法治是民主”的观点，法治建设必须实行民主。但民主并不存在单一的理解，于是人们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多种模式的民主。二是保障人权是法治的核心。但“人权”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不能说达到了某个标准就是实现了人权，就是践行了法治。三是对于制约公权来讲，它应当是在国家和社会分离状况下的产物，即在国家和社会分离的状况下，对人民理论下本属于人民（公民）的公权掌握在国家手中，若与公民脱离，极易造成对公民的侵害，因此应通过法治的形式给予制约。但在国家、社会、市民三位一体的社会状况下，权力的掌有者也是一体的。在这种情况下，谈制约意味着自己对自己制约，是一种逻辑的悖论，此时就不应当强调制约公权，而应是合理规范公权。
第三，法治意味着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并存。法治强调的是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一种方式，目的在于实现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心灵的慰藉。所以，对符合达成以上目的的能解决纠纷的方式，就应该是可取的。这就意味着，法治并不只是依赖法律、法院来解决冲突，因为在只依赖法律和法院来解决的狭隘法制观念下，容易形成依赖一种程序性的操作及理性的法律达成一种结果，并不意味着社会冲突真正得到解决，这在我国尤为甚。当前有一些国家谋求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社会冲突，这不仅解决了法院诉累的问题，而且为探寻彻底解决社会冲突提供新思路。人的全面发展目的的实现除了以法律、法院解决社会冲突，更应强调“应天理、顺人情”，即法治应考虑伦理社会的现实性、大众的正义观和情感。基于此，实施法治意味着可以通过自行和解、调解、仲裁等途径来解决社会冲突，可以在法律之外凭借道德、人情解决社会冲突，但此做法应要弱化人际关系的负效应。要知道，这样的认识并不是削弱法律，法律仍然是核心，只是不能一味依赖法律而已。上述体现了法治的宽容，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对狭隘的法治观的一种突破。依上述观念所形成的法治文化，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考虑，是恰当的。进行这种法治文化的建设，有利于实现法治建设的进化，突破当代法治的困境，朝着人的理想境界迈进。
三、建设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进路
通过破解法治的困境而形成的法治文化观，在顺应文化理论的语境下，就为当代我国法治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指引：不能只认同西方的法治，不能只依据法律来实施法治。而应在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互动过程中进行我国的当代法治文化建设。即通过对中西方文化的扬弃，传承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法治因素，吸收西方法治文化中的先进文化，以此建设我国的法治文化，推进法治建设迈上新台阶。
（一）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精髓
钱穆先生说：“只有凭仗中国民族，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只有凭仗中国历史，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只有凭仗中国文化，才能解决中国问题。”[13]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民族性，决定了其生生不息的延续与光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积淀而成的中华民族的生存模式，自然蕴涵着影响力和文化力。我们不可能在的背景下就一国的法治进行建设，这个建设的过程必然地与传统及现代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4]。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能因某些腐败而全盘批判，也不能因西方文化的压力而对其加以否定。我国传统文化应该在内在创造性的转化中实现超越与进化，完成与现代性的契合，为当代我国法治文化的建设提供支持。而当代我国法治文化的建设应通过传承我国传统文化，并结合现代性的因素来进行。传承是指采取一种扬弃的态度把能够成为法治构成要素的因子——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合理采用，成为现代法治的构成部分。对于过时、陈旧的传统文化理当对其进行批判或废除，而对于那些体现现代思想的传统文化则应该合理采用，并让它继续发挥作用，成为法治的组成部分。而按照人的全面发展的宗旨要求，人的发展必须“内外兼修”。对内而言，就是通过心性的修炼达到人性向善；对外而言，就是通过外在的约束规范人、促进人的发展。心性的修炼就是道德的培育，因此，我国传统文化中优良法治因素传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道德的关注。我国“法治三老”之一的郭道辉先生认为，道德是“良心”与“德行”的统一，是必然要表现于外的社会行为，必然要影响社会并受社会制约[15]。重视道德，加强道德修养，提升人的善性，并以此善性的社会影响力，才能保证良法的实现和对法律的遵守。如果没有人的内心向善，在人性恶的状况下制定出良法仅是一种理想，而仅靠法律本身的强制力来约束人们守法也是不现实的。事实上，道德与法律具有天然的契合，现代法治所依托的自然法思想实质上是道德的法律表达，法律之初是具有道德基础的。道德的属性及重要性决定了法治文化不能把道德排除在外，我国也有学者提出法治文化应是法律和道德的二元文化[16]。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道德基础，或者说，我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道德氛围。一直以来，我国都重视道德，强调通过道德修身自省，这凸显了德治的社会发展特色，以期通过人心灵的纯化促进人的发展。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依赖道德”[17]。尽管道德教化所倡导的等级秩序、君权思想、“官本位”思想已不可取，但道德所期望的以身作则、集体主义、舍生取义等当然有着积极的因素。所以，应当通过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传承，汲取其中的积极因素，构建我国的法治文化系统。而如何实现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积极因素的传承，则有赖于儒家思想的回归和弘扬。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以“仁”为逻辑起点，具体体现为德治和民本思想[18]。所以，儒家思想的回归和弘扬就是道德教化的实现。应当说，传统儒学与道德是具有同一性的，与现代法治理念也具有相融性。儒家思想中的“仁政”、“礼法结合”等内容，一是表达了对德的追求，强调每个人都修行仁德，以便实现德这种发自内心的规范，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二是体现了法治所要求的人本思想，具有与法治的理性的一致性：就价值取向来说，都应当是爱人、肯定人、尊重人，保护人的权利。儒家思想具有与现代法治暗合的诸多因素，并在世界上产生深远的影响，仅就西方而言，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通过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新思想的结合，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新的思想和理论，即孔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在西方被视为“天赐的礼物”，成为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和依据[19]。基于现代法治所依据的思想和理论来源于儒学，那么，我国在建设法治文化的过程中更应传承和弘扬儒家文化思想。传承儒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弘扬道德精神，同时结合我国伦理社会的特点及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文明的要求，构建我国的法治文化是当前法治文化建设的必然。
（二）吸收他国先进法治文化
当代我国法治文化的建设除了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应考虑对他国（主要是西方）先进的法治文化的吸收。在穗积陈重看来，一国文化乃数千年来继承他国之宗教、文学、技艺及其他一切文物制度而成一复合现象者也。至于不与他国他民族之文化相接触，唯有其固有原素而能达至高级之文化者，在今日实为罕有之事也[20]。因此，我国传统文化在进入现代社会之际，需与西方法治文化中之先进文化相融构，排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现代法治建设的阻碍和危害，促使先进法治文化的形成。吸收并不是全盘接受。西方现代法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代国家的一种选择，其形成过程历经几百年。最初彰显的是限制王权的特质，并最终历经启蒙思想的洗礼，形成了现代西方法治文化。总体而言，现代西方法治文化表现为自由、平等、正义、契约精神。包含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在内的民主意识、反映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的一系列的法律制度设计等诸多方面。但西方现代法治文化是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下形成的，是历经古希腊、古罗马的道德观、自然观及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观，并在基于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对神治的理性批判过程中所培育的，是西方特有的地理、民族等要素的长期积淀而形成的。所以，西方现代法治文化是西方的，虽然可为其他文化所借鉴，但不能代表其具有普适性甚至唯一性而为我国全盘吸收。目前，很多人把西方法治文化看做一种强势文化，甚至主张单维进化论，这是不可取的。他们之所以认为西方法治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并依此主张一种单维的进化论，这实质上既是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结果，也是落后国家对西方国家强盛的一种盲从表现，更是落后国家基于本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所带来的消极效应所造成的。导致以上结果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把多元存在的文化，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看成是完全对立，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两个体系。殊不知，作为文化，必然有其文明的成果，有着文化沿袭的积极因素，或是真正的传统理念精神，而不同文化之间也必然存在着对话和交融。所以，把西方法治文化作为一种单维文化是不现实的。尽管西方法治文化所包含的现代因素因迎合了现代社会的需要并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可，甚至实现了在全球的强势推广，但这未必是一种合理、成功的选择。基于“泛西方化”的选择给非西方社会（拉丁美洲地区，西亚、北非及南部非洲地区）带来的社会动荡、秩序混乱乃至多发的法治实践给予了充分的证明[21]。就西方法治文化本身而言，同样有着不能全盘西化的因素。首先，西方国家对法治内涵的理解是不同的。在西方法治化的过程中，出现了立宪主义和议会主义，出现了不同的民主模式和权力制衡模式，导致了英国、美国、德国等不同的法治实践。其次，西方法治文化中呈现出一种理性对道德的沦丧[22]。西方现代法治实现之初，是道德与理性合力的结果，是通过用理性标识道德、以理性涵盖道德、凭理性提升道德得以实现的。但法治实现以后，或许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利益或金钱的一种追求使然，其抛弃了作为法律基础的道德，不再强调法律的正义性，只强调法律的实证主义，以冰冷的法律来维持社会秩序，维护国家权威，并因而给世界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最后，西方法治文化是一种发展的文化，是变动不居的。从西方最初对法治的认识到现在对法治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完善、成熟的过程，这也给全盘西化带来了困难。基于此，西方法治文化作为一种对现代社会适应的结果，总体上是一种先进的文化，但不是唯一的文化。基于西方的土壤所形成的西方法治文化是不可能带有普适性的。对于西方先进法治文化，我们当然可以学习、效仿，但不能盲目接受。对西方法治文化的理性吸收，应主要是接受适应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包括权利保障、权力制约等在内的法治精神及体现这些法治精神的人权、民主等观念，至于如何弘扬法治精神和落实人权、民主等观念及如何设计相关的制度，则依赖于我们对法治的全新的诠释及前文提及的传承我国传统文化中积极因素、我国伦理社会的特点及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文明的要求。
（一）后继乏人的传承危机传承人是维系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据文化部对目前所认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统计分析显示，2007年第一批226名代表性传承人中，80岁以上33名，占总数的14.6%，70岁至79岁有48人，占总数的21.23%；60岁至69岁有65名，占总数的28.76%；60岁以上146名，占总数的64.6%。这一现象在广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人中同样存在，由于受地域限制甚至更为严重。传承人普遍年龄偏大，年轻人受现代生活方式影响至深，对传统文化缺乏认同感，不愿意学习传统技艺，一些传统文化项目后继乏人，很多可能在老一辈的传承人过世后人亡艺绝，出现传承断层的不利局面。
（二）被其他国家“仿制”或窃取、盗用的文化安全危机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极为丰富，但现实状况是我国对民间传统文化资源缺乏应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流失以及被外国公司无偿地商业利用、窃取、盗用已非常触目惊心。比如中国古代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里的巾帼英雄，而美国好莱坞把她的故事拍摄成娱乐大片，赚取了超过10亿美元的票房收入。在日本和韩国，数10家公司已分别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志”注册为计算机游戏商标。中国的宣纸被日本商人得到工艺秘方之后，国际上高端宣纸的市场已基本为日本企业所垄断。我国有900多种传统中药的药方，现已被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用现代生物技术加工后申请了专利，2001年以色列人向美国申请了治疗消化性溃疡和痔疮的中药配方专利并授权给了阿联酋的国家……这些对我国各民族的损害，既有精神层面的伤害，也有经济层面的掠夺。种种情况表明，广西乃至全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已刻不容缓。
三、广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对策
结合国内外其他文化区域传统文化保护的经验，科学构建广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应当通过行政与法律两种保护途径来加强。
行政保护行政保护可以集中更多资源投入到民族民间的保存活动中，促进传统文化产品的可持续生产和传播。从目前国内外各文化区域对传统文化的行政保护来看，行之有效的行政保护措施如下：
（一）扩大宣传，培养民众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意识，提高文化自觉性提高文化自觉性是保护传统文化的关键，大部分民间传统技艺的保有者来自民间，传统文化的相关保护工作离不开民众的配合和支持，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强弱关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效果。
（二）设立专门机构统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是一个专业性强，需要长期进行，并且涉及到多个部门的系统工程，应设立专门机构，吸纳民俗学者等各个领域的专家，进行科学规划和管理，协调各方利益。如巴西成立了由环境部、卫生部等8个政府部门组成的“遗传资源管理委员会（CGEN）”，泰国设立了专门负责医药传统知识的权利注册“泰国传统医药知识保护和促进委员会”等。
（三）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广纳社会资金，设立保护基金现阶段保护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政府，为缓解政府单方渠道资金供给不足的困境，可通过税收优惠和其他利好措施鼓励企业加大对传统文化保护的投入，如对具有市场潜能的传统文化项目进行有序的产业开发。再次，参照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做法，成立保护基金可以促进民间传统文化的开发与利用，如印度建立了专门的投资基金会以促使传统医药知识产业，再如秘鲁的土著人发展基金，该基金对基于传统知识形成的商品收取其市场销售额的0.5%为佣金。
（四）深入挖掘特色资源，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建设各级政府应深入挖掘民族特色资源，如作为与藏药、苗药齐名的壮医药，有着独特的药用理论和显著的实践疗效，是壮族值得珍视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目前各级名录中都不见其踪影，对其保护显然不足。大部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集聚地在县级行政单位，县政府应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基础上，建立并完善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符合评审标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进行国家、省、市（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以实现对其全面、有效的保护。
（五）完善传承人的认定标准，加强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传承人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中起着核心的作用，但现实中对他们的保护不足，其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常常受到损害，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强对其保护，对代表性传承人进行认定并给予资金扶助是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加强对传承人的申报认定力度，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注意地方传统文化项目的特性，可借鉴日本在传承人认定方面的经验，研究建立“个人认定”、“综合认定”和“团体认定”的多元认定体系，从而使得对传承人的认定符合事物规律，能真正起到促进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发展的作用。
（六）建立生态文化保护区，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整体保护对传统文化的保护，还要对其得以存在的空间即文化表现形式或文化空间进行保护，以维护其原生态环境。将广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中积淀深厚、特色鲜明、有广泛群众基础且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生产生活等文化生态保存比较完整、有特殊保护价值的村落或者特定区域划定为生态文化保护区，有利于保持传统文化的活水源泉，促进其发展和传播。
（七）鼓励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专项研究，推进相关项目的学科建设以贵州为例，该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与凯里学院合作，编纂了《原生态民族文化特色课程丛书》，为“原生态民族文化”学科的开办奠定了基础。广西政府可以借重高校的智力支持，充分利用好广阔的平台，展开对优秀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研究，并在适当的时机进行学科试点，招收学生进行专业学习，解决传承人断层的困境。
（八）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纳入中小学教育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规定，学校应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纳入相关课程，培养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从娃娃抓起，他们既是生物基因的传递者，同时也是传统文化血脉的传承者。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纳入中小学教育，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感，让他们在耳濡目染中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全社会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共识，为相关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
三、法律保护
目前各国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主要是进行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结合广西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自身特点，具体法律适用如下：
（一）著作权及邻接权保护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采取著作权模式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根据广西民间文学艺术不同的存在状况，可采取下列相应的保护措施：第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表达，如故事、传说、神话、音乐、雕塑等符合独创性要求的，可按照著作权规定给予保护，至于权利主体的确定，可以是拥有该项民间文学艺术的集体组织，如在著名的《乌苏里船歌》案中，赫哲族作为权利主体主张相关权益；第二，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再创作符合独创性等保护条件的，作为权利主体的传承人便能按照著作权法自动获得著作权；第三、对著作权难以调整的部分，比如涉及集体权益的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可以建立公有领域使用付费制度，《发展中国家著作权保护突尼斯示范法》已经对此作了探索性的规定。同时，邻接权制度也可用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传承人，如壮族蚂拐舞、瑶族长鼓舞等的传承人对其表演可依法享有表演者权；对于整理、记录民间传统文化的单纯采风记录者，可依法享有录制者权；对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对其发现的民间传统文化进行整理、记录的采风记录者进行邻接权保护；对传播民间文学艺术作出贡献、符合保护标准的传承人，也可享受相应的权利，如广播者可对其制作播出的涉及民间文学艺术的广播电视节目享受广播组织权，图书出版者对其出版的图书享有出版者权。
（二）商标权保护商标权制度的权利主体的可集体性、保护时间上的无限性等特性，特别适合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广西各民族地区可以对其适当的文化项目申请商标注册，通过注册商标，取得在核定项目上独占性使用的权利，也可以通过申请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经司法保护，有效地打击仿冒行为，维护其传承和发展。一些国家已经规定，未经有关社区的许可或者可能冒犯有关社区，禁止将土著文字、肖像或其他与众不同的符号作为商标注册。
（三）地理标记保护广西特色鲜明的民族民间文化产品，如“荔浦芋头”、“巴马长寿食品”和“桂林米粉”等，虽然已申请了地理标记保护，但经实践证明，由于经营分散，缺乏规范，未能形成产业规模，在现代经济的洪流下，极易遭受冲击而被边缘化，如果不及时加以规范，建立严密的品质标准控制机制，有可能对整个产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通过地理标记制度进行保护，主要是为了在法律机制的保障下，充分挖掘地理标志产品独特的历史和地理因素所形成的文化意蕴，提高产品附加值，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建立一套严密的品质标准控制机制至关重要。
（四）专利权保护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专利保护，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其一，积极权利实现。就是对传统技艺中符合专利申请标准的部分申请专利注册，传统技艺中也包含着十分先进的技术信息，只是由于传承方式的局限，而没有进行专利申请，现在有些国家已经进行了专利方面的保护，比如哈萨克斯坦利用外观设计制度保护其头饰和地毯的外观，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其二，消极性即防御性保护。主要是通过确认在先技术来阻止不法的专利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