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9 09:01:2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传统文化类别，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影视创作；影像媒体；传播
1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在湖北，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4项、国家级名录160项，省级名录312项（466个项目保护单位），有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57人，省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50人，有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1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13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19个。2014年12月4日由湖北省申报的“三国传说”、“伯牙子期传说”、“武汉杂技”、“越调”、“楚剧”、“岳家拳”、“赵李桥砖茶制作技艺”等21个项目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富有地域特色和艺术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都可以作为影视创作主题。然而目前关于这些非遗的影像资料非常有限，不利于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发展。许多非遗类别都可用影视创作的形式将技艺历史、技艺过程，从宏观到细节、从整体到部分如实的记录下来，作为影像资料进行文化知识的普及。
2 非遗课题引入教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像一个大海，每个人回到故乡，走到乡村生活中去，你都会发现许多令人感动的非物质文化。在当今转型期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像退潮的大海，每时每刻都在迅速的消失着，老一辈艺人默默地故去，文化与技艺也悄悄地消失了。那么，用影视拍摄的方式真实的还原与重现技艺，或是将一些仅剩文字记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运用影像的方式还原、再现变得尤为重要。
影视创作作品相比文字、图片、录音更直观、更形象也更真实，对于一些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影视作品都可在保护中发挥重要功用。我们在影视创作课程教学中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命题，通过对不同影视创作手段的归纳和探讨；对影视语言和影像媒体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总结出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影视创作的规律，从而达到对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
3 非遗课题小组调研
通过多渠道获取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研资料，对重点非遗项目给予重点关注。在班级以小组的形式进行组织学生对重点非遗项目进行考察、学习，以图片及影像的资料形式完成资料调研部分。例如名为“武汉传统文化保护小组”对武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并开展了讨论会议，对每位小组成员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分析，根据每个人的特长与优点进行了具体的调研工作安排。首先，小组设计了题为《武汉市传统文化保护调查》的问卷。问卷调查之后的统计分析发现：
3.1 整体性
市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都处于不太了解的状态；所了解的非物质文化以民间表演艺术类、传统手工技艺类、方言类为主；对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前景持一般意见。
3.2 差异性
市民认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各不相同，人们的意识不够、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等为主要趋势，但仍有一部分人持观看态度，认为武汉的非遗有非常大的保护力度，然而保护措施较为缺乏。
4 合理选择影视创作类型
针对拟定的湖北省非遗选题，选择重点的非遗项目进行课堂讲解，指导学生利用多种途径对非遗项目进行学习和认识，拟定影视作品类别及主题。影视作品的制作技术和类型的选择是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影视创作的主题内容决定了影片的制作技术，主要有：实拍技术、定格技术、动画技术；其中，宣传片、纪录片、商业电影等几种类型可以更好地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命题。在课程中，对不同影片类型的制作技巧进行了分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命题的剧本写作、分镜头绘制、镜头拍摄技巧以及中后期制作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武汉传统文化保护小组”经过对搜集选题的筛选、讨论，小组最终希望运用动画技术，将黄鹤楼传说进行动画作品创作，制作一部公益类宣传短片。拟定了“黄鹤楼传说”这一命题，希望通过影视创作，将黄鹤楼传说的故事进行视觉表达，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传播。小组通过对黄鹤楼的实地考察，拍摄了大量实际场景资料，结合网络资料，作为短片的角色设计、场景设计的设计基础。
5 影视创作艺术表现
创作一部好的影视作品，不仅要有超凡脱俗的创新思维，而且还需要有较强的艺术表达能力。在影视作品中，艺术表现力是通过视听语言传达到观众心里的，是用画面和声音传达信息的语言，是一种思维方式，作为电影反映生活的艺术方法之一，形象地说所有的影视作品都是由视听语言所书写而成的文章，抽象的说影片是由画面、声音、时间、空间构成的。
影视作品的不同类型有着不同的视听语言表达形式，“武汉传统文化保护”小组所选定的动画宣传片制作，应该在各个故事节点上有重点、有针对、有秩序地进行画面设计，在先期录音的基础上设计每个镜头画面，录音解说词在叙事上干净利落，语言通畅明白，词句短小简洁，语言力求口语化、形象化。
在镜头与镜头的衔接上应多使用画面转场来增强影片的流畅性，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色彩鲜明的画面、生动感人的生活场景才能起到表情达意效果，作品中应注意典型的细节的处理，细节能以少胜多、以小见大，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从而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凸现动画作品寓教于乐的独特的风格。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上的伤残士兵，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康复活动，这便是现代残疾人体育运动的雏形。1948年，英国斯托克・曼德维尔国立脊髓损伤中心举办了残疾人体育比赛，当时只有16名坐在轮椅上的伤残士兵参加。此后该运动会每年举行一次。1952年，由于荷兰运动员的参加，该运动会演变为国际性体育活动。
1960年，紧接着夏季奥运会后，来自欧美23个国家的约400名伤残运动员聚集罗马，举办了首次世界残疾人运动会。1976年。国际残疾人组织决定：将斯托克・曼德维尔运动会与世界残疾人运动会合并，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举办了国际伤残人士奥运会，来自38个国家的1657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1988年，国际奥委会决定：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必须在同一城市举行。2000年，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签署协议，规定申办奥运会的城市，必须同时申办残奥会；奥运会后一个月内，在奥运会举办城市的奥运场地举行残疾人奥运会。
从1960年至2004年，已经举办了12届夏季残奥会和8届冬季残奥会。其中2004年9月17日至28日在希腊雅典举行的残奥会，是奥运会和残奥会第一次由同一组委会组织完成的，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2008年9月6日至9月17日，第13届夏季残奥会将在北京举行。“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既是北京奥运会也是北京残奥会的口号。它集中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质和普遍价值观――团结、友谊、进步、和谐、参与和梦想，表达了全世界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追求人类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尽管人类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但我们共同分享奥林匹克的魅力与欢乐，共同追求着人类和平的理想，我们同属一个世界，我们拥有同样的希望和梦想。
天地人
北京残奥会会徽以天、地、人和谐统一为主线，把中国的文字、书法和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精神融为一体，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精神，体现了“心智、身体、精神”和谐统一的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精神，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会徽的图形部分是由寓意太阳的红色、寓意蓝天的深蓝色、寓意大地的绿色构成的“之”字形。它以书法的笔触表现出一个运动的人形，仿佛一个向前跳跃的体操运动员。又如一个正在鞍马上凌空旋转的运动员，既表现了运动，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之”字有出生、生生不息之意，也有到达之意。“之”字字形曲折，寓意历经坎坷最终达到目标获得成功。
北京残奥会会徽“天地人”以汉字作为会徽图案，北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以印章作为会徽图案：“中国字”和“中国印”都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充满了中国文化特色，两者在思想上和艺术风格上遥相呼应。两个会徽相得益彰，相映成辉，突出了“人文奥运”理念，寓意深刻。
福牛乐乐
北京残奥会吉祥物“福牛乐乐”的设计灵感来自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牛，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坚忍不拔、永不言败。牛的良好形象蕴涵着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和顽强拼搏的精神，与残奥会运动员奋发向上的品格以及北京残奥会“超越、融合、共享”的理念相契合。牛，朴实、乐观、勤奋，体现了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奥林匹克运动会提倡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哲学，残奥会更倡导身体残疾的人们和健全人一样，享有在赛场上比赛的权利，并将这种精神延续到生活当中，做生活的强者，为社会的进步增添力量。
牛是与人类最亲近的动物之一，它友好、忠厚、富有亲和力。在世界文明的长河中，牛的形象体现出人们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憧憬与希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牛还有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和平安、祥和之意。牛是人类最早表现的动物，在法国拉斯科壁画和西班牙阿乐塔米拉山涧岩画中都有牛的形象。牛的形象在国际上具有广泛认同性，选择人类最熟识的动物形象作为残奥会吉祥物，有别于选取珍稀动物的传统思路，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福牛乐乐的形象体现了传统民族风格、大众情趣与时代气息的完美结合。
金牌比奥运多
北京奥运会将于2008年8月24日闭幕，而残奥会要到9月6日才开幕，中间相隔的12天称为转换期；其间将完成残奥会所需的临时设施安装，物流、技术和媒体运行等转换工作。将有来自150个国家或地区的4000多名运动员、2500多名教练员和官员，到北京来参加这个历时12天的盛会。北京残奥会将使用16个北京奥运会场馆，进行20个大项，471个小项的比赛，其中18个大项在北京举行，帆船和马术分别在青岛和香港举行。
残奥会比赛的大项比奥运会少8个，但产生的金牌数却比奥运会多，这是因为残疾人比赛涉及运动项目的分级工作。为了确保比赛公平、公正和安全，残奥会之前所有项目都要根据运动员的残疾类别和程度进行分级，将残疾类别相同和程度相近的运动员分在一组进行比赛。也就是说，要对参赛者的残疾情况进行评价，以确定其是否符合该项目的最低参赛残疾标准。因此，田径比赛中男子100米在奥运会上只产生1块金牌，但残奥会上由于分级设有肢残组、轮椅组、脑瘫组和视力组等，则会产生11块金牌：这就是残奥会金牌多于奥运会的原因。
为我国在残奥会上夺得首枚金牌的运动员是北京的平亚丽。1961年出生的她，是一位B2级盲人田径运动员。由于患先天性白内障，她一降生就无法用眼睛去感觉世界。12岁那年，她进了盲校，良好的运动天赋得以展现并被加以培养。1984年举办第七届残奥会时，我国首次派队参赛，平亚丽参加盲人跳远B2级的比赛，以4.28米的优异成绩夺得金牌；实现了我国在残奥会上金牌“零”的突破。
残奥会的观赛仪式
如果你有机会去北京观看残奥会比赛，应该先了解一点残疾人与健全人体育比赛的区别，懂得一点残奥会的观赛礼仪。
关键词：中职学校 中华传统文化 走进校园实践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十强调“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2014年，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等文件，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对教育体系的构建提出了若干重要的要求。培养社会技能型人才的中职学校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渠道、主阵地，中华传统文化走进职教校园成为当前德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开展“两化一德”，实行文化育人
笔者作为一名德育教师和管理工作者，在多年的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用凝结着中华民族智慧的中华经典开展教育，以经典润心，以经典修德，构建长效教育机制，是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
2014年，笔者学校架构了“两化一德”德育研究工作思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开展“两化一德”教育，实行文化育人。两化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施“一课一节”、沈阳市地域文化――形成“一系一品”，一德即公民道德实践教育――实现“一事一议”。通过“两化一德”教育，最终实现学校德育工作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脉，与沈阳市地域文化接根，与现代化教育接轨，培养学生做到“三主四知”。三主：主动诵读、主动思考、主动践行。四知：知古今变化、知中西异同、知文理源流、知知行统一。多年来，学校的传统文化教育取得了一定成绩，沈阳日报、沈阳电视台等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承办了省及全国的传统文化教育现场会，并在大会上交流经验。
二、传统文化进校园中的问题
虽然笔者学校的传统文化教育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就目前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我们不免有这样的感受：学校传统文化教育出现平面化的倾向，学校传统文化教育未能与学校教育目标建立关系，未能与学生的发展需求建立联系，只是被动、零碎、填补式、概念化、应景式地进行传统文化教育。
如何让学校从平面走向立体，从无处可寻到有章可循、有据所依，从而走出低效的困境？如何将传统文化与学校教育目标站在学校办学目标、学生发展需求、社会发展期待这样三个维度，形成一个立体式的教育网络？这需要在活动内容、活动方式、评价体系方面进行探索，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挖掘学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资源，建立学校传统文化教育常态机制，对学生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内容
通过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实践研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学校特色建设，并与学生的人格培养、行为规范和创新精神、德育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培养学生成为具有民族精神、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的现代人。
1.传统文化教育现状分析研究
主要从传统文化课堂教学的效果、学生学习的效果、校本课程开发内容、师资状况、社团活动的类别、校园文化建设、评价方式几方面进行设计和研究。目前笔者学校主要从建立“书香雅苑”国学教育入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2.传统文化进校园课程开发
传统文化教育面对的主要是课程化问题，一是要搭建专门的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体系，分年段、有选择地梳理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二是总结提炼传统文化教育的课堂教学法；三是开发传统文化进校园校本课程。目前笔者学校已经开发了校本课程弟子规与职业素养，正在使用。
3.传统文化进校园社团活动
要提高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就必须与学生的发展需求建立联系。积极拓展学生发展自修空间的是社团活动，社团的灵活性、多样性以及活动本身的趣味性，都使得社团成为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培养青少年文化之根的重要途径。为此，笔者学校根据学生需求，创建了“艺术体操”“汽车魔方”“街舞”“舞台剧”等社团，这些社团在活动内容、组织方式和辅导方式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推动了学校工作。
4.传统文化进校园评价体系
学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要有实效性，就要建立纵向校、系、班三级评价，横向学校对学生、教师、家长三个方面的评价。完善家长与学校、建立教师与家长联系制度等，都很好地促进了学校的内涵发展。
关键词：传统扇；语义内涵；文化元素；设计应用
中国素来就有制扇王国的美誉，中国扇文化历史久远，据历史记载，扇子在我国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期，它凝聚了几千年来的社会思想变化过程及审美创新的一个认知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扇子也逐渐由使用功能、象征功能转变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被广大传统文化爱好者所收藏或作为道具出现在舞台上。几千年来凝聚在扇子中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非常丰富，其中涵盖的文化元素很值得我们考究，对当代设计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传统符号作为传统文化的思想载体，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征，是现代设计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目前传统扇元素的现代设计应用更多地体现在平面设计和服装设计领域。这里，本文将对传统扇文化元素在产品设计领域的应用进行探讨，为文化产品的开发设计提供更多理论支撑。
1传统扇符号的语义分析
对于符号，许多前辈和学者根据符号论的观点，认为符号都具备“能指”和“所指”特性，从语义学角度来讲也就是符号的“外延”和“内涵”的关系。外延语义由产品形象直接说明产品物理层面的内容，属于明示义；内涵性语义由产品形象间接说明产品物质内容以外的感性层面，属于暗示义。正如，我们接触扇子的时候，它呈现给我们的是具体的有使用价值的物体，而并非由形态、材料等构成的简单人造物，造“物”不是目的，而“物”是实现目的的媒介和载体，因此在对扇子进行命名时就赋予了它一定的象征功能。在这里，扇子借造型、结构、材料等元素来表达其干什么用、怎么用等物理层面内容属于“显性”的外延语义，通过形态传递出的权贵、平民、婉约、雅士、文人等感性信息属于“隐性”的内涵语义。由此来看，传统扇符合符号学特性，这里，笔者从传统扇符号的外延和内涵层面出发来探讨扇文化因子的提取和应用，为扇符号与现代产品的融合寻找理性的方法和平衡点。
2传统扇文化元素设计应用层面的划分
由前面所提到的传统扇子的外延语义和内涵语义出发，外延传达的是明示意的物理层面，内涵语义传达的是暗示意的感性精神层面。换句话说，外延与内涵属于“显性”与“隐性”的关系，由此可将扇文化元素的设计应用分为三个层面：初级、中级、高级。设计层面的划分为扇文化元素的设计应用提供更明晰的思路，如图1所示。初级层面目的是增加产品装饰性、观赏性，通过设计师对可视化设计因子的提取、变形、组合、重构等设计加工，后导入到产品设计中以增加产品的文化意蕴，应用过程中需要结合具体产品及语境选择合适符号特征，并且保证文化符号与产品之间的协调性，这也依赖于设计师水平，最终实现文化符号与现代产品的完美融合。中级层面比初级层面增加一个层次，除了保证美观性更要保证文化符号与产品形态或功能的契合性，避免流于表面的设计。可通过分析产品特征及文化符号特征，然后进行形态或结构关联并建立形态对应关系，利用文化符号置换产品中某个形态或功能符号，增加产品文化内涵的同时保证产品机能角色与象征角色和谐性。高级层面的应用属于文化内涵层面的应用，需要提取传统扇的文化内涵因子，通过对传统扇的行为习俗、意识形态、象征内涵等抽象内容的语义词汇进行收集、筛选、提炼和转化，再通过语义关联法进行发散，最后通过隐喻手法导入产品设计中，包括视觉隐喻和交互隐喻。使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体会到其中的文化寓意和精神内涵，从而达到情感的共鸣。这一层面除了设计师水平还与用户的文化水平有很大关系，不同用户的文化背景、教育程度、生活经历的不同都可能会影响到对文化内涵信息的解读，因此这一设计层面也是最难捉摸的。
3传统扇文化元素设计应用原则
3.1功能性原则
功能性是作为产品最基本的属性，也是产品存在的依据，产品功能按照等级可划分为物理功能、生理功能、精神功能和社会功能，物理功能是作为一件产品首要满足的基础功能，生理功能、精神功能等是在满足物理功能的基础上实现的，传统文化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目的是增加产品的文化意蕴和精神内涵，实现的是精神功能层面，因此在文化符号的应用过程中对产品的角色功能的实现要有所侧重，避免产品物理角色和象征角色的信息混乱。
3.2审美性原则
产品一般具有功能属性和审美属性双重属性，审美性是从美学角度去审视一件产品时所必备的要求。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21世纪，除了产品的功能，形式美感是吸引客户的重要因素之一，产品的美观性是从心理感知层面满足客户对美的追求。因此文化符号在设计应用过程中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提炼与变化，达到与产品形象的和谐统一，避免流于表面的设计，以确保产品的设计感与美观度。
3.3创新性原则
创新性是产品设计感及商业价值的重要体现，没有创新性的产品不易赢得市场，任何作为商业产品出现、且具有一定消费价值的物都有它独特的、与众不同的点，无论是产品功能、使用方式或是产品形态都应有它新颖之处，这是作为一件商品赢得市场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文化符号的应用过程中也应根据产品特点进行设计加工，体现出新颖之处，同时也是对文化符号注入新的内涵使其重生的过程，更是为了满足当代消费者对产品商业价值的追求。
3.4文化象征性原则
文化象征性即产品有一定的文化意蕴或民族格调，用户在产品的使用过程中能够解读其中的文化信息进而满足用户的文化需求，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这也是传统文化符号应用的初衷，文化象征原则在产品中一般体现在传统符号的“形”和文化内涵的“意”上，一般通过显性文化符号要素的视觉传达或是文化内涵的隐喻表达等形式。
4传统扇文化元素设计应用的方法流程及应用实践
4.1传统扇文化元素设计应用的方法流程
针对传统扇文化笔者归纳总结出了其设计应用的方法流程：1.确定传统扇素材主题——2.提取文化设计因子——3.设计因子整合、筛选——4.选择产品设计对象——5.设计应用。具体设计方法流程图见图2。1.确定传统扇素材主题。扇子类别有很多，不同类别的扇子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语义内涵，如团扇与女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折扇一般与文人雅士有着密切关系、羽扇一般象征着运筹帷幄的智慧、倚仗扇通常象征着权利与地位等，因此在传统扇文化元素的现代应用过程中避免语义信息的混乱，首先要选择扇主题，这样有了明确的主题在应用过程中也就更易对产品语意进行“编码”，更利于用户对产品角色信息的“解码”。2.提取文化设计因子。文化因子的提取根据前面确定的扇类别进行提取，传统扇的文化设计因子包括直观的视觉要素（形态、色彩、纹样等）和抽象层面的文化内涵。视觉要素是民族风格的直接展现也最为直观，抽象层面的文化内涵包括意识形态、行为习俗、无形精神等内在层次，文化内涵因子的提取主要通过语义词汇的提炼及语义关联，以隐喻的手法引入产品设计中，其中包括视觉隐喻和交互隐喻等。3.设计因子整合、筛选。这一步是对前面提取的设计因子进行归纳及筛选的过程，包含“显性”设计因子和“隐性”内涵因子。“显性”设计因子的提取主要通过用户意象感知进行定性定量分析进行提取，“隐性”内涵因子的提取主要针对文化内涵、意识形态、行为习俗进行分析并提取描述性语义词汇，再将语义词汇进行语义关联、语义发散，从中筛选可取内涵性词汇转化为可视化设计形式，用户通过视觉或交互体验其中隐喻的文化内涵。4.寻找产品设计对象。在传统扇的文化因子提取之后根据关联法寻找可应用的产品对象，由于文化元素不适合应用于任何产品，因此设计对象要有所选择。可运用形态关联、结构关联、语义关联的方法寻找设计因子与产品的契合点从中确定设计对象，使文化符号的运用协调自然并传递出文化象征语义。5.设计应用。设计应用过程根据产品语意学设计程序，一般确定设计对象之后分析产品语境并设定产品角色，根据所提取的设计因子进行角色诠释，最后进行设计评估。
4.2传统扇文化元素的设计应用实践
文化元素的设计应用主要是增加产品的文化意蕴和民族个性，以赋予产品更多的是精神内涵，因此“象征角色”是文化产品设计中重要突出的角色特征，产品“象征角色”比重较高时相应“机能角色”就要降低。为避免产品角色混乱，文化元素的设计应用在选取产品对象时侧重机能角色偏低的产品更利于文化语义的传达，这里以台灯设计为例进行设计验证。这里选团扇类别为设计主题与台灯设计进行关联，团扇自古与女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这里设计一款针对女性用户的台灯。具体设计因子提取过程不作详细叙述，针对设计方法流进行简单分析。根据用户感知调查分析了解到大众对团扇形态认知程度最高的描述是圆形、椭圆形，事实上，梅花形、马蹄形等也是在圆的基础上进行变形的，因此这里以圆形扇面作为形态共性设计因子来进行发散，色彩上选取团扇材质属性的暖黄色，给人以温馨复古的情怀，以团扇形态因子的运用来传递出古典、优雅、传统的文化内涵，设计效果图见图3。
5结语
文化符号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沉淀下来的民族精神的标志，是民族文化的映射，也反映着我们共同的民族心理，将其引入产品设计中能够唤起用户的民族情怀，同时有利于民族性设计品牌的树立。本文以民族传统扇文化为研究对象，针对扇文化元素的应用提出了一套系统理性的设计方法，并且通过实际设计有效地增加了产品的文化内涵，证明了其方法的可行性，为传统扇文化产品的开发设计提供了一条理性明晰的思路，并为其他文化产品的开发设计提供了更多理论支撑和依据。
作者:许晓云 冯静静 单位: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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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心，王伟伟.传统文化设计元素提取模型研究与应用[J].包装工程，2014，35(6)
关键词：传统文化 传承体系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8-0340-01
一、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意义
1.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是保护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根基的需要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底蕴丰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天地之间、莫贵于民的民本理念，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革故鼎新、因势而变的创新精神，富贵不、威武不屈的高尚气节，扶正扬善、恪守信义的社会美德，无不凝结着前人的心血、智慧和思想精华，无不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无不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无不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几千年始终延续发展，成为维系民族成员的心理纽带，成为振奋民族精神的力量源泉，成为中华民族延绵不绝的精神支柱，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对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到了巨大作用。
2.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是立足时代实践、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进行新的文化创造的需要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连续的过程，是在既有传统基础上进行的文化传承、变革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母体，是进行文化创造的深厚土壤，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我们要在广征博采的基础上廓清历史文化发展脉络，认真挖掘提炼传统文化的有益思想价值，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阐发，作出通俗易懂的当代表达，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其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扬光大。当然，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回到过去、守旧复古，而是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要求，进行科学梳理、精心萃取，从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上进行新的文化创造，用新的思想、新的精神丰富文化宝库，不断创造符合当代精神和时代潮流的新文化。
3.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是吸纳融汇外来优秀文化成果、在与世界文化对话交流中丰富发展中华文化的需要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与世隔绝，都需要从其他文化中汲取养分。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不同文化尽管有过摩擦、碰撞和冲突，但交流、借鉴和融合始终是发展的主流。一个民族要跟上时代，就必须善于同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广泛交流合作，学习和借鉴外来文明成果，取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中华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经久不衰，就在于它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具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传统。当然，学习借鉴不是简单模仿、照抄照搬。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始终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把有益外来文化同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融入中国文化元素，打上中华文化烙印，形成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使中华文化始终立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潮头。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构成要素
1.传者与受者
在现代社会中，学校、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现代媒体等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者。而传统文化的受者主要是人，其中，青少年是主要群体。受者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受到传承内容以及传承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受者文化程度、职业类别等因素的影响。这是我们在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过程中需要注意的。
2.传承内容
传承内容主要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的传承内容应是其优秀、精华的部分，包括中华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伦理精神、民族艺术、社会制度、知识体系、节日习俗、生活方式等等。
3.传承方式
传承方式是文化传承的形式、方法、工具、手段和策略等的总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方式是传统传承方式与现代传承方式的结合。主要有民间传承、学校教育传承、媒体传承、场馆传承、文化产业传承等。
4.保障体系
保障体系主要是指保障文化传承良性运行的制度、法律、政策、措施，以及民间传承机制等方面构成，还包括运行机制、监控与评估体系等内容。
三、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建设
1.加强保护历史文物
历史文物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保留下来的遗迹、遗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鲜活的物质载体，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从历史文物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社会风俗、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历史信息。没有历史文物的物质之躯，也就没有传统文化的存在，更谈不上文化传承体系的建设。必须进一步健全完善历史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强文化典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推进重大历史文物的保护工作，扩大历史文物管理人员队伍规模，提高其能力素质和科技应用水平。只有这样，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才能长期具有直观体验的物质对象，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留第一手资料和基本信息来源。
2.培养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践行者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培养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践行主体。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全体国人。只有把优秀传统文化外化为个人的行为自觉，传承体系的建设才有源源不竭的生机和活力。
应该把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到国民教育的内容之中，夯实学生传统文化的认识基础，提高学生传统文化的认知水平，造就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接班人。同时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现实生活当中，重新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使之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话语和实践指南。只有这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为人们所接受，并在现实生活中加以体验和践行，使之固化为人们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
关键词：民族图形；制作工艺；设计构思；运用设计
京剧脸谱起源于南北朝时期的"代面（假面歌舞）"，后来经过演化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脸谱艺术，并被大家公认为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标识。脸谱具有严格章法，各种人物有自己特定的谱式和色彩。从线条和布局来看，大致可分为整脸、三块瓦脸、十字门脸、碎脸、歪脸、六分脸、太监脸以及小妖脸等。每一种脸谱虽画法各异，但都是从人的五官部位、性格特征出发，以夸张、美化、象征等手法来"寓褒贬，分善恶"，从而使观众一看就明白了。因而，脸谱被誉为角色"心灵的窗户"。
通过调研和资料搜集，深入了解京剧脸谱的民族文化特色，运用艺术设计的手法加以表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结合，设计出一系列既有时尚元素、民族文化特色、又迎合市场需求的趣味性系列平面（包装、书签等）和产品。
设计主要提取中国京剧脸谱纹样加以切割重组设计；制作工艺金属热处理之中的著名特种工艺品――景泰蓝掐丝工艺和彩瓷烧制。开发设计运用上具有中国本土民族的特色、既有时尚元素、民族文化特色、又迎合市场需求的趣味性、概念化、生活化、装饰化的时尚平面（包装、书签等）产品（如图1）。
图1《粹》民族图形运用设计现场产品展览效果
一、前言
中国京剧脸谱艺术近年来被视为广大戏曲爱好者的非常喜爱的艺术门类，而且在国内外相当广泛的范围中流行着，已经渐渐被大家公认为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标识。脸谱来源于舞台，风格迥异的脸谱形象经常出现在有些大型建筑物，商品的包装，各种瓷器上以及人们穿的衣服上。 这远远超出了舞台应用的范围，足见脸谱艺术在人们心目中所占据的地位，说明脸谱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许多的国际友人、国内的有识之士出于对中国戏曲脸谱的好奇与喜爱， 都在探索脸谱的奥秘。脸谱的主要特点有三点：美与丑的矛盾统一；与角色的性格关系密切；其图案是程式化的。
这些京剧脸谱产品名气虽然很大，但设计传统而单一，包装的深度、宣传的广度都不够，商品不够精致，不便于携带。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标识并且运用于食品或产品类的东西，必须便于携带、保存，在深加工上做足文章。并且能很好的运用到各种平面设计运用和产品设计运用上。
《粹》民族图形运用设计项目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因为项目完全符合目前市场的需求。不仅蕴含中国的文化特色，而且拥有现代化的设计手法，突破产品材料的常规呈现形式，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将会是消费者满意的商品。
通过前期的市场调研、发现市场上这种传统图形运用的题材的产品设计并不少却缺乏再设计中的美感。这也足以说明此系列设计拥有很大的市场。如若成功，并能优先抢占市场，效果将是极为具有震撼力的，于此同时，设计这一题材系列的产品、如何提炼中国特色传统文化来做为主要元素、联系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习惯。加以现代简约的美感元素。如何利用二者的巧妙、有机结合、制作出既能有效地铭记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又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的产品。这将会成为此次设计的主要研究中心。
二、本题的研究现状与开题前的准备工作
（一）市场调查
通过网上调查、网络搜寻、前往浙江省义乌市国际贸易中心小商品市场考察等多种方式进行调查。除此之外，为了更加深入、切实了解中国的产品市场，调查现有市场上效益较好的产品类别，消费者所青睐的产品倾向以及市场上的产品的制作工艺类别，为将要进行的项目做借鉴和引导。
（二）利用相关的资料分析
根据市场调查、收集、记录、整理和分析市场对商品的需求状况以及市场竞争。并在不同的地区深入调查、以便寻得有利市场。用市场经济规律去分析，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透过市场现状，预测之后的市场需求状况等等。
（三）设计素材收集
通过网络搜寻图片、实地拍摄 、以及市场热买工艺品纹样借鉴、民俗文化考察、当地吉祥物、图腾、相关传说、复杂元素的简单提炼、图形颜色的运用、民间工艺的多样形式延伸、相似的转化、等方式。
（四）设计素材选定
通过对收集来的资料进行汇总、筛选、提炼，确定出我们设计所需要的部分。选定考虑运用在产品上的效果以及实施的易难度。最终将设计选材定在中国京剧脸谱图形运用设计上。将中国的京剧脸谱进行切割后重组再设计。
三、制作过程
制作过程，设计很丰满，制作很骨感。技术上达不到设计的理想效果，甚至在实验中失败无数。在景泰蓝掐丝工艺和彩瓷烧制中动手能力还达不到专业水准，火候的掌握、每一次的烧制时间、掐丝工艺的技巧等都需要一次一次地反复做实验缺乏设备支撑。学校的专业工作室正在完善当中，还不能全面的投入使用。设计中一些技术难题，通过人工完成的效果没有达到机械生产的完美效果，产品中会有些人工制造过程中留下的小瑕疵，同时也有些意想不到的窑变效果。
黄梅戏的主要特点包括：
（1）黄梅戏在剧目方面，号称“大戏三十六本，小戏七十二折”。大戏主要表现的是当时人民对阶级压迫、贫富悬殊的现实不满和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如《荞麦记》、《告粮官》、《天仙配》等。小戏大都表现的是农村劳动者的生活片段，如《点大麦》、《纺棉纱》、《卖斗箩》。
（2）黄梅戏的类别主要有花腔和平词。花腔以演小戏为主，富生活气息和民歌风味；平词则是正本戏中的主要唱腔，常用大段的叙述、抒情，韵味丰富，如行云流水。
（3）黄梅戏唱腔淳朴流畅，以明快抒情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表演质朴细致，以真实活泼著称。成为演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实体书店 转型升级 发展策略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新的文化业态的崛起正迅速改变着中国文化产业的竞合格局。实体书店作为我国文化经营业细分类别之一，在前几年的繁华之后，当前正经历着两重天的煎熬。从实体书店生存境遇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在新文化业态冲击下我国传统文化产业面临的共同烦恼。对它经营问题成因及其转型升级路径的探究，将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重要启示。
一、当前实体书店的经营现状
当前从总体上说，我国实体书店面临着较大的经营压力，整体经营状况堪忧。上海思考乐书局、明君书店、席殊书屋、贝塔斯曼集团等经历了经营阵痛后黯然关门。2010年，广州三联书店、“学而优”暨南大学西门店、龙之媒书店等三家知名书店宣布结束营业，号称“全球最大全品种书店”的北京第三极书局开业三年被8000万元巨亏压垮。2011年7月，拥有17年历史的，曾被誉为“北京三大民营书店”之一的“风入松”书店也关门停业。笔者在浙江省经济及文化较为发达的H市调研走访规模不等的实体书店22家，表示伴随着市场变化经营状况难以为继的占45.5%，表示经营中存在较大困难，发展前景不明朗的占36.3%，表示业务进展良好、前景可期的有四家，占标本总数的18.2%。这四家实体书店中一家为国有大型书店、一家为国有控股大型连锁书店。剩余两家为特色性及专业性较强的教辅类书店及一中小型民营书店。纵观整体的调研结果，除国有大型书店凭借其原有的积累，加之政策保障与激励措施的存在，尚无生存忧虑之外，绝大多数实体书店经营困难，尤其是缺乏经营特色的民营中小书店处于非常艰难的生存境地。
二、当前实体书店经营困难的内在成因
一是网络购书平台的建立对实体书店经营带来的直接的冲击。网络书店由于其进货量大，出版社给予的折扣更低，其商业营销的伸缩度及利润空间更大。当当网、卓越网等以网络售书起家的电商风头正劲，而以家电网店发家的京东商城也在2010年底开始卖书，其CEO刘强东表示2011年京东图书音像销售额将远超5亿，单月复合增长速度超过10%。2011年10月31日，苏宁易购的图书频道正式上线，图书种类号称有60万种。易观国际的《2011年第二季度中国网上零售市场季度监测》数据显示，网络图书销售同比增长84.5%，已成众多B2C网站吸引点击率的首要法宝。面对电商更加齐全的品种、更加低廉的价格、更加快捷的服务，传统的实体书店，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书店只能“退避三舍”。
二是受到当前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实体书店的经营成本大幅提升，进一步蚕食其利润空间。当前实体书店房租、人力资源成本不断上升。杭州晓风书屋的老板姜爱军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当前书店租金太高，店面维护、库存、营业员工资等成本决定一本书打八折没什么利润可言。根据调研结果显示，2011年H市实体书店房租同比上涨33%，人员工资同比上涨21%，尤其是具有较好区位条件的书店，租金压力更加明显。当前市区繁华地段昂贵的租金已经基本逼退中小型民营实体书店。
三是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社会大众的阅读革命，数字出版等的盛行进一步压缩了传统阅读的空间。当前广大社会受众尤其是青年社会受众越来越习惯于通过网络平台及其他各类数字终端阅读新闻、浏览信息、获取资讯。对于传统出版物的兴趣度及依赖度进一步降低。据笔者调查问卷显示，在大学生群体中，因为多媒体终端的推广而改变传统的阅读书籍习惯的大学生占受访总数的76%。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实体书店的销量带来了直接的影响。而当前社会上一些浮躁情绪的蔓延，也直接影响到了大众对于阅读的认同感与参与度，客观上也会对书店经营带来潜在影响。
四是政策的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发展壁垒亟待进一步疏通。国有新华书店一般具有良好的发展积累，自有店面减少了租金压力。同时新华书店享有一定的税收优惠，教材销售又有效整固了其经营“基本盘”。而其他实体书店，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书店很难享受到税收优惠。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等政策性资金的视野主要集中在新兴文化产业或文化支柱产业。它们与中小型民营书店的“联姻”无论是在主观认识层面还是技术衔接层面都存在着较大的“疏离”。同时各项孵化待遇及扶持政策的不足，使民营资本对投资中小型书店热情顿减，现有的民间资本力量也在着力寻求“突围”路径。资金等方面的不足带来了人才流失、经营内容窄化、经营特色缺失等连锁反应，更导致了实体书店竞争力的滑坡。
三、实体书店的突围路径：新文化业态冲击下传统文化产业的生存之道
一是凝练产业特色，优化产业类别、拓展特色消费市场。新时期实体书店要在“专”上做文章，可以尝试建立专业化书店，比如文化类专业书店、建筑类专业书店、金融类专业书店等，汇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业书籍，努力形成“专且全”的经营格局，构建在某一类别书籍经营中的话语优势与经营优势，形成独特的文化品牌。通过这种分层化经营模式的建构，将某一类别的小众群体固化为书店经营的“基本盘”，在此基础上，依托该类产业的发展，不断拓展书店的经营规模、丰富经营层次，推动产业发展。书店需要和高校的相关专业、科研院校、行业企业等建立起紧密型的联系渠道，及时追踪行业发展最新动态，把握行业最新发展脉搏，及时更新与丰富书库等。书店甚至可以和行业中介组织、行业企业等建立起定向合作关系，成为企业创新研发、人才培养的重要资料储备库等，共享行业发展的增值效益。在这个过程中，实体书店需要对自己所经营的专业类别审慎把握，应该尽量规避专业化程度极高、或者社会受众面极窄的冷门学科、边缘学科等。既要考虑到一定的专业性，又要充分关注到该产业门类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比重、关联面及其成长性等。
二是创新产业形态，积极占据新兴市场。当前多媒体阅读终端快递进入普通受众的生活，极大改变了受众阅读习惯，重新切分了出版物市场。实体书店要主动适应产业形态的变革，积极创新经营业态，比如参与开发与销售电子图书，开发纸质出版物的衍生产品，参与网络出版物的开发与营销等。但是并非所以实体书店都适合参与这种新兴市场的竞争。规模较大、综合竞争力较强的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灵活、业态新颖、没有较强的专业化附着、具有良好的创新意识的中小书店是参与纸质书籍衍生产品开发及其电子出版物营销的良好载体。前者从产业规模上具备产业拓展的内在潜力，后者的经营机制与模式具有快速接纳新兴事物的体制优势。
三是延伸产业链条，建立复合型赢利架构。当前实体书店的经营必须要改变传统的以图书购销为主的单一化经营内容，以“图书购销”为产业牵引，扩大产业经营门类，提升产业附加值。比如以“图书出版与营销”、“主题策划与文化宣传”等为产业介入方式，参与会展、动漫、影视等关联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发挥其独特的产业推广、品牌营建功能等，共享产业发展的增值效益，不断壮大提升自我。当前，尤其要注意的是，部分实体书店基于化解经营压力的考量，盲目开展多元化经营，在书店中开辟场地对外招商，经营数码电子产品、小家电乃至保健用品、工艺礼品等。虽然在短时间内增加了收入，但是从本质上伤害了书店的经营与发展空间，恶化了主业的生存环境，反而得不偿失。还有一些书店热衷于推动“形式多元化”。在书店内开设咖啡吧、休闲吧，设置疗养设施等，意图更好地吸收购书受众。书店成为了一些群众聚会场所，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赚足了人气，但对于书店销售额的提升、内在竞争力的发掘作用有限。
四是要坚持特色经营，传承文脉，成为城市的文化景观，纳入文化产业发展的整体布局，共享文化产业政策红利。当前很多特色实体书店已经成为城市特色文化景观，凝聚与传承着城市精神与文脉，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标识，也牵连着很多受众的情感。这些具有独特历史背景与文化意蕴的书店要始终坚持自我的价值取向，坚守与传承内在的文化基因，弘扬城市精神与文脉，安于过清贫生活，不在简单以经营规模、产值利润衡量书店的经营绩效乃至决定书店的取舍。政府要将这类书店纳入公益性文化产业发展的范畴，给予他们在场地、资金、人力资源等方面全方位的支持，按年度拨付扶持经费、减免税收等，共享文化产业政策红利。同时政府要鼓励社会企业、海外侨胞等建立文化产业发展基金，定向支持或捐助特色书店的建设与发展，夯实其成长基础。
一、高校参与音乐类“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意义
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前，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社会的现代化，我国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面临困境，现状不容乐观。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广东省的高校应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高校教育是传承音乐文化的主要途径之一，教育能最大程度地影响大众。广东是中国高等教育最发达的省会之一，也是中国南方高校最密集的城市，仅广州市就有高等院校80余所。将广东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与高校教育相结合，不仅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广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目标和精神的需要，还能深化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通过两者的结合，优化课程体系，更新教育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推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紧密结合；促进校内教学与社会实践互动，形成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以科学的发展观贯彻落实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方针。
（一）理论研究方面
关于“非遗”这个概念，我们并不陌生，但具体涉及到音乐类“非遗”的类别划分、保护与传承的方式方法等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未有一种普遍认同的观点，有待进一步探讨。
有关广东省音乐类“非遗”的资源，因为传统音乐与其他艺术及文化门类的交叉性等原因，目前还未有比较权威的电子资料库或专著予以宏观、详细的说明介绍，而侧重于关注某一具体类型诸如客家山歌、粤剧等的研究。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们可以从高等教育、地域性非遗资源以及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展开有关音乐类“非遗”保护的深层次的理论课题研究，提出相关概念，参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如，可比较研究不同专家学者们有关非遗分类的观点，提出广东省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对其进行梳理，有利于广东省艺术类非遗工作系统而深入地展开。通过对广东省内各地区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搜集、整理，加强数字化研究，有利于图文声像并茂地向学生介绍广东省内各地区、各类别的不同级别的音乐类“非遗”资源及传承人；深入挖掘和展现岭南文化的厚重底蕴与优秀精华，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体现其教育价值。
（二）教学方面
高校不仅具有丰富的智力资源即专业师资力量，能为音乐类“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充分的专业指导；配合政府、传承人做好实质性的宣传、教育等相关工作；同时通过相关的课程设置、教育方式方法的专业化、集约化能培养更多更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传承等各类专门人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文化传承人后继无人的局面。
立足广东，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因地制宜开展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活动，并将广东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教育列为素质教育的内容。不但能够丰富高校音乐课程的教学内容，拓展教学资源，体现地方特色，还能够以此为契机，编写相关音乐类“非遗”普及教材，有效地传承广东省的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的保护与传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具有广东特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建设精品课程以及教材革新，开设艺术类非遗特色专业。通过音乐类“非遗”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与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真正从素质教育的高度，朝着全面培养学生能力的方向发展，以文化传承的视野重新审视音乐学科的教学，探索出具体有效的有关音乐类“非遗”的教学形式和方法。
（三）传承方面
在社会文化急剧变迁的今天，传统文化极易丧失其保存、传承的生态环境。在高等学校艺术教育中对传统表演艺术文化的内在价值进行理解和发掘，在此基础上，对其传承模式进行深入探索与研究，有可能为广东艺术文化的保存、延续、发展提供一种校园形态的场所、方法与思路，并为其可持续发展创造新的生态环境。同时也能够通过营造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提升校园文化建设。
通过在高校进行广泛的宣传，使大家进一步认识非遗的地位、价值、作用，提高全民的保护意识，形成良好的氛围，利于深入探索建设中华传统文化在高校的传播体系。
二、高校参与音乐类“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思路
高校参与音乐类“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旨在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适合高校的、具有广东特色的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之路。通过研究广东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进行保护与传承的实践方法，借鉴国内外专家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与方法，为广东省音乐类“非遗”保护做出教育传承的努力。
（一）广东省音乐类“非遗”现状的调研
目前，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体系众说纷纭，各有利弊，尚未统一。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按照国家制定的分类标准、遗产名录予以公布的。广东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包括传统音乐类、传统舞蹈类、传统戏剧类、传统曲艺类等类别。目前尚未有完整而系统的资料库或专著能够便捷地查找到相关资料，不利于相关内容的学习与研究，直接影响其保护与传承。
因此，首先应对广东省各级非遗名录进行搜集与整理，按照国家级、省级、市级等不同级别，珠三角、粤东、粤西和粤北四大区域，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四大类型把广东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依照不同的分类标准予以分门别类。通过搜集、整理、汇编，以此为基础，编写广东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普及教材。其次，应对广东省内兄弟院校关于音乐类“非遗”保护工作进行学术调研，通过调查，了解“非遗”在高校传承的现状，总结各个高校在保护与传承方面的经验与不足，提出思考与建议，撰写相关调查报告。再次，可结合各自高校的地缘与师资条件，对本区域内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予以实地调查，通过文献资料搜集、田野调查系列报告会、田野调查多媒体展示等多种形式，积极展示和宣传广东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音乐类“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实践研究
在高校的音乐专业与非音乐专业中进行实践研究，从专业、普及层面做好音乐类“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相关工作。在音乐专业方面，对专业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如将广东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民族民间音乐课程教学范围，在音乐赏析、专业演唱、演奏等课程中渗透“非遗”文化，以求达到继承和保护的目的；将民间艺术家――非遗传承人作为“活性资源”请进校院、请进课堂，举办“非遗音乐进校园”活动，实现非遗的动态保护与传承。在非音乐专业，开设与音乐类“非遗”相关的选修课程，积极宣传教育；与校社团结合，积极开设校园“第二个课堂”，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认知、学习、研究“非遗”音乐，激发学生对音乐类“非遗”的兴趣与热爱。
筹备构建广东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不仅对广东省的非遗工作保护和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有利于促进校园文化的发展。发挥高等院校资源充沛的优势，和其他学科建立共同研究的关系。重视“非遗”音乐传承的研究团队与教学团队的建设；与广东省其他兄弟院校进行广泛的交流与研究，从多角度探讨非遗音乐的传承模式。
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为进一步加强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努力贯彻构建广东省文化强省的总方针，广东省的高校有责任与义务承担保护与传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努力探索，不断提高全省的文化软实力及对外文化影响力。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5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广东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的保护与传承研究》的阶段研究成果之一。
一、传统文化元素继承的必要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外来的艺术、文化、审美观和价值观等不断涌入中国，而国人的国际审美品位和对本土文化内涵的追求也日益提高，面对全球以西方文化和艺术为主流的发展方向，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需要积极把握住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舞台，去宣扬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和文化，更需要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国际化接轨。中国的现代平面艺术设计在满足本土、国际、商业、文化等多元诉求的社会背景下，必须立足于本民族艺术和文化的基础，同时积极吸取外来先进文化，促使民族的和世界的充分结合，才能使艺术设计作品具有民族性、国际性与独特性，并带领中国的现代平面艺术设计走向一个更宽的领域，迈进一个更高的台阶。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图形进行深入的认识和发掘，传承文明，借古开今。
二、传统文化元素运用实例探索
1．书法绘画类文化元素
中国传统书画美学最讲究意境美。“意境”是艺术辨证法的基本范畴之一，是属于主观范畴的“意”与属于客观范畴的“境”二者结合的一种艺术境界。“意”是情与理的统一，“境”是形与神的统一，情理、形神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就形成了“意境”。意境是心和物、主和客、内涵和形式的和谐统一，注重以虚涵实、实中见虚，达到超越物化层面之上，不受现实羁绊的精神境界，有着无限和深远的特征。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创作过程中常常是结合了文学和哲学的综合思维，并以此为最高境界。例如：齐白石先生创作的名画《蛙声十里出山泉》，并没有直接描绘出青蛙，而是描出六尾活泼的蝌蚪，摇曳着尾巴顺流而下，正是由这六尾蝌蚪让人自然联想到山涧里生活着许多的青蛙，蛙声此起彼伏，萦绕在耳，随着清澈的山泉水流声，绵延至千里之外。齐先生这幅佳作可谓中国传统意境美的典范，深刻体现了“在意不在象，在韵不在巧”的艺术境界。著名设计师靳埭強先生在台湾印象海报展受邀参展的作品《汉字》系列（图1），磅礴大气的“山”、“水”、“风”、“云”让人心旷神怡，使人深感山之“伟岸博大”、水之“灵动幽远”、风之“骤动无影”、云之“飘逸非凡”，以及其中天地万物潜藏的天人合一的阴阳脉动，可谓将水墨的性灵发挥得淋漓尽致。
2．工艺美术类文化元素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类别众多，包括了传统建筑营造、雕塑、织染、编织扎制、陶瓷制作、印刷、刻绘、髹漆等十余种工艺。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艺术风格的多样性、独到的艺术构造，对现代平面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的产品包装、广告、标志、书籍装帧等设计中被广泛运用。例如：中国知名的演奏乐团女子十二乐坊的标志设计（图2）就借鉴了中国传统工艺折扇（图3）造型的艺术构思。折扇源于南北朝时期，用竹木或象牙做扇骨，韧纸或绫绢做扇面，扇面上要题诗作画，扇子展开呈半规形，聚头散尾。女子十二乐坊的标志以扇面的形式表现乐团的文化韵味和东方艺术风格，折扇的十二个面分别代表了乐团的十二位演奏家，而扇面中间的发辫造型代表了女性演奏家的柔美。标志的颜色以蓝色的扇面和白色的辫子互相搭配，色彩清新淡雅，视觉冲击力强。折扇可以自由的张开或合并，象征了女子十二乐坊音乐演奏张弛有度的深厚功力。“中国国际广告节”的展览海报设计《CHINA HIGH》（图4），设计理念参照了中国传统工艺扎糊风筝的架构模式，把蜡染、熊猫、中国龙、中国结、乒乓球、长城、太极、草药等近四十余种中国特色元素巧妙的组合起来，做成了四只色彩丰富、造型饱满、构成奇巧的中国北方风格的扎燕风筝，画面构图紧凑、抽象悠然，利用多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设计相结合，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3．文学作品类文化元素
文学是用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语言艺术，是文化中极具强烈感染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闪烁着灿烂光辉的经典性作品或优秀作品，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令人瞩目的瑰宝。中国古典文学有诗歌、散文、小说以及词、赋、曲等多种表现形式，在各种文体中，又有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从而使中国古典文学呈现出多姿多彩、壮丽辉煌的图景。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养育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又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更具有深刻的影响力。文学作品中的故事、人物等也自然成为传统文化元素的一部分。例如：绝对伏特加首次推出了专为中国定制的绝对伏特加中国限量版“72变”，并由中国年轻设计师高瑀为其设计了一系列瓶身视觉设计作品（图5）。中国限量版“72变”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西游记》中的人物齐天大圣孙悟空，其所拥有的72般变化的能耐正是这种创新特质的极致表现。充满浓郁中国味的“ABSOLUT”和“72变”字样，以及具有东方面孔的模特通过设计师现代而独特的镜头的创意表达，展现出一种绚丽多姿的色彩和缤纷浪漫的中国元素幻变出魅惑的视觉画面。
结语
活动主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参赛对象：华中师范大学全体本专科生
主办单位：共青团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委员会
二：活动背景
为了贯彻校团委关于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通知，使同学们更加深刻的了解活动内涵，同时为了加大宣传力度，美术学院于11月中旬在美术学院一楼举行“漫画嘉年华”活动。
三：作品征集工作
作品要求：
作品要求紧密围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主题进行创作，传承文化在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每一个民族都因其有着独特的文化特征有别于其他民族，它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
作品主题：
1.三创主题：创新、创意、创业；
2.弘扬民族精神，学习文明礼仪；
3.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品类别：
动漫类作品：尺寸不宜过小，可单幅也可以组图形式展现。尺寸也不得超过2开。
作品提交方式：
1、个人或以年级为单位将报名表（纸质版）交给院学术部吴翠（联系方式：）或雷亚辉（联系方式：）同时发送电子版报名表及作品照片到美院学科部邮箱ccnumeiyuan@（以便备份、核实），作品报名表命名方式：作品主题+作者单位+作者姓名
2、作品提交截止日期：XX年11月10日
四：比赛流程安排
（一）作品征集 XX年10月20日—11月10日
（二）评审：XX年11月11日——15日
（三）展览时间：XX年11月中旬，待定
五：作品奖项设置
展示期间进行“你最喜欢的作品”评选，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创意作品、表现作品、精神作品等奖项由参观者投票产生，在闭幕式上宣读表彰并颁发证书。（主办方对获奖作品拥有非盈利性的使用权）
六：注意事项
1、提交作品须内容健康，主题突出，不得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等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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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俗 分类 比较
民俗学虽是一门国际性学科，但是由于各国学科背景、发展、历史和国情的不同，其民俗学研究呈现一定的国别差异。本文拟从比较两部具有权威性的概论入手，管窥中美民俗研究体系的异同。美国著名民俗学家布鲁范德（J.H.Brunvand）的《美国民俗学概论》民俗内容丰富，系统完整而清晰，而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也是我国民俗学领域的权威性著作，有着相同的优点，并且两者都经历了再版修订的过程。《美国民俗学概论》自1968年首版以来，三次再版修订，内容、形式多次修订改进；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自1985年首版以来，也经历了1999年的再版修订。这两部概论都随着学科的发展而发展，不断补充新内容，可谓是千锤百炼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经典作品。
一、“民俗”及其承担者“民”的定义的比较
自从民俗学诞生以来，关于民俗的定义就众说纷纭。陶立璠先生在《中国民俗大系》序言中提到：“什么是民俗？关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概念上的争议。学者之间的界定分歧往往很大，真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国内外许多学者总想给民俗一个确切的定义，但往往是勉为其难，理论的表述捉襟见肘。实际上，民俗的定义是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和描述的。”[1]尽管如此，各种民俗学著作还是要给民俗下一个定义，因为这是进行其他民俗研究的前提。《美国民俗学概论》对民俗的定义是：“它是文化中以不同的、传统的形式流传于任何民众类型中的事象，不论它是以口头的形式，是以习俗范例的形式，还是以传统行为和交流的形式。”[2]这个定义中包含了四个要素：第一个是“不同的形式”，即同一个民俗事象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也就是在传播过程中会出现变体；第二个是“传统的形式”，即民俗的重复传承是以相对固定和标准的形式；第三个是“流传于任何民众类型中”即强调民俗是流传于所有民众之中的；第四个是“不论它是以口头的形式，是以习俗范例的形式，还是以传统行为和交流的形式”这里指出了民俗的传播方式。另外，布鲁范德还提出，匿名性和程式化对于一个传统民俗事象的完整描述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民俗学》对民俗的定义是包含在民俗学的定义之中的。民俗学是研究各民族最广泛的人民传承文化事象的科学，它具有以下一些概念的因素：第一，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世代传袭下来的，同时继续在现实生活中有影响的事象。“世代传袭”中包含了流传于民众的意思，与上述美国民俗定义的第三个要素类似，但是这里更进一步强调了从古到今的时间上的流传。第二，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形成了许多类型的事象。各国的民俗学研究都十分注重分类，并且民俗也是以许多类型的形式存在的，这点是美国民俗定义中所没有提到的。第三，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有比较相对稳定形式的事象。这个与上述美国民俗定义的第二个因素相类似。第四，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上、口头上、心理上的事象。这点反映了民俗的三种传播方式或者说是存在方式，与上述美国民俗定义的第四个要素类似，但是美国民俗定义中未提“心理”这点。虽然如此，但是“心理”只是民俗的一种存在方式，有关心理的民俗依然要依靠口头或者是行为的方式来传播。第五，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反复出现的深层文化事象。[3]这是与偶然发生的事象相对的，只有那种反复出现、具有深层影响的习俗才有可能是民俗。这是可用于排除伪民俗的非常重要的一点，但美国民俗定义并未提到。另外，美国民俗定义的第一个因素——有关变体的论述——虽然在这五个概念因素中没有出现，但是乌丙安在分析民俗特征的时候也提到了变异性的特征。至于布鲁范德补充的“匿名性”和“程式化”是乌丙安所没有提及的。
“民”即“民俗”的承担者，乌丙安称之为俗民，布鲁范德称之为民众。
对于民众，布氏是这样界定的，民众是主要传统的承担者，不仅是古朴的、乡村的民众，而且任何拥有独特的口传传统的民众都应该看作是传统的承担者。总之，“民众”定义中最必需的题中之义即任何拥有民俗的人。[4]乌丙安没有对“民”的定义加以强调，只在有关民俗学的章节中提到了人民大众这个词。但他在另一著作《民俗学原理》中对“民”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在这里他将民俗的承担者称为俗民，排除了“人民”、“民众”、“民族”、“劳动人民”、“全民”等他认为概念模糊不清的专有名词，并特意对为何选择“俗民”作为民俗承担者的名称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他认为俗民存在于全民之中，又负载了所有的民俗文化，并且除了普通人之外，那些表现了民俗文化特色的典型人物同样也是俗民的个体。[5]这里强调了两点，一个是俗民是以文化代表性界定的文化群体，另一个是俗民概念既包括俗民的个体，也包括俗民群体。布鲁范德和乌丙安的表述方法虽然不同，但二者的落脚点是相同的，即所有负载着民俗文化的人。因此关于“民”的定义，二者的看法实际上是一致的。
在论述“民”的定义时，两位作者都考虑到了“群体”这一概念。布氏提到民众研究中往往涉及用“民众群体”对他们进行分类研究。他将民众群体划分为“职业群体”、“年龄群体”、“家庭群体”、“性别群体”、“地区群体”、“民族、外裔和宗教群体”几大类别，粗略的勾画了各个群体的轮廓，并对每个群体的民俗传统进行了举例说明。因为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中并未提到有关“民”的概念，因而也不涉及“群体”概念。他对“群体”概念的论述集中在《民俗学原理》中，这本书是一本纯理论性质的著作，所以在书中他并没有对俗民群体进行划分，而是对群体的概念、特征等进行了详细的解析，并且结合了社会学的群体理论。
二、民俗学研究方法的比较
布鲁范德在《美国民俗学概论》中提到，民俗研究的三个典型阶段是：收集、分类、分析。在资料收集方面，《美国民俗学概论》和《中国民俗学》异同互见。其相同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重视第一手资料。《美国民俗学概论》写到，口头民俗研究的原材料是原文，原文必须从口头源泉中忠实的记录下来。虽然他只提到了口头民俗，但在后面章节的分析研究中可见，在各种民俗资料的收集中，从源头中忠实记录都是被强调的重点。《中国民俗学》则直接指出，民俗采集法的科学性必须用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来保证；实地采录、直接采录是采集法的主要形式。民俗变异性的特征决定了民俗资料的可靠性必须通过一手资料来保证。其次，录音、摄像等现代化工具的使用。这是在当代民俗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手段，也是为了更加精确的记录到可靠的民俗资料。再次，向前辈学习调查技巧。布氏指出，民俗收集的新手可以通过阅读这方面行家有关野外工作的描述而学会许多野外工作的难题和技巧，他还列举了这方面的许多可供参考的著作。乌本也提到，我国及国外许多先驱者的民俗调查的成功范例为民俗调查方法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最后，采用多民族材料。这点体现在书里的具体内容中。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中常常使用各民族的民俗材料，例如他在分析歌谣时，举了蒙古族、侗族、壮族、布依族、藏族等多个民族的歌谣资料。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民族种类也很多，因此布氏在《美国民俗学概论》中也引用到了不同民族的民俗资料，例如在岁时民俗中，布氏列举了墨西哥裔、法裔、穆斯林、华裔、犹太人等的岁时节日习俗。[6]
这两部著作的不同点则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关于资料收集方法的具体论述。《中国民俗学》没有进行具体论述，只是点到了几个重点。而《美国民俗学概论》则对此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论述，涉及了很多具体的资料收集方法：一是采访的气氛应当是轻松自如的；二是关于资料的提供者，无论是积极的提供者还是消极的提供者都是民俗调查者应当关注的对象，从他们身上可以采录到不同的东西；三是记录的要点：讲述者的背景，讲述时的表情手势，讲述者对自己所讲述内容的评论解释，表演的时间、地点、环境，参与者的反应等等都是要忠实记录的；四是询问法的运用，这是一种效果非常好的资料采集方法，采录者在自己的地区可直接询问居民，而调查范围更广时则可使用信函询问；五是非正统的收集方法，例如通过亵渎禁忌品引起有关坏运气的讲述；六是除了实地收集的其他收集方法，例如从手写的东西、出版物中收集。其次，道德尺度问题。这是《中国民俗学》未涉及的，但已是如今越来越受重视的部分。《美国民俗学概论》指出，民俗野外作业的一个重要的、但常常被忽视的方面，就是道德的尺度。道德尺度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材料提供者的姓名应用假名或编码，以防涉及到使用、非法酿酒等触犯法律的问题；另一个是材料使用应征得提供者的许可，提供者有权修改、要求得到报酬等等。[7]最后，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关于这一点，《美国民俗学概论》应用于民俗的分析研究中，详见下节。而《中国民俗学》则应用于资料收集中，它要求在资料采集中，要相应地采用民族学的、地理学的、甚至经济学的、心理学的、伦理学的方法，因为它们与民俗的联系都十分紧密，而且，有时精密的科学数据有十分重要的意义。[8]虽然二者把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应用到了不同的点上，但是它们都十分重视这种结合，这说明学科间的相互借鉴、相互结合对于学科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比较研究是在民俗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两部概论都主要介绍了这种研究法。两本书各自强调了两点，其中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对同一研究对象不同变体的比较研究。布氏指出，比较法常用于同一研究对象的不同变体。乌丙安指出，某种民俗事象的广泛传播和流变，是引起比较研究的重要因素。另一点则各自强调了不同的比较研究法的应用。《美国民俗学概论》说，比较法的另一途径是将民俗的观点应用于其他密切相关的领域。作者在后面举例解释，比如一栋家庭建的房子，民俗学者注重其传统样式的保留与变化，地理学家注重其分布及原因，建筑学家注重其建筑风格与高级的学术的设计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可以综合各领域的观点对这一民俗事象进行综合解释及比较研究。这种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观点还包含了另一个意思，比如在谚语、故事、民歌中可以发现地理、商业、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观念。关于比较研究法的第二点，《中国民俗学》则强调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民俗的比较。虽然他也提到了民俗与其他领域的结合，比如，自然神话学派对各种神名的语言学比较，人类学派对现代原始部落与古文明民族神话的比较，[9]但可以看出，这些比较仍然含有不同时代、民族、地区相比较的意思。虽然不同时代、民族、地区的民俗的比较看起来与变体比较看起来相似，实际不同。举例来说，中国的中秋节流传到韩国产生了某些变化来适应韩国的习惯，这样两国中秋节的比较就属于变体比较；每年开始，世界各地都要庆祝新年，中国人欢庆春节过元旦，美国人参加新年派对，这两种新年庆祝方式的比较则属于不同地区民俗的比较。
除了比较研究，布氏也对其他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简介。例如文学或美学研究、功能或人类学研究、心理学派、形式或结构研究等。这些理论分别应用于不同的民俗事象的研究，例如，文学或美学研究多应用于口头传统的研究，心理学派则多是探讨民间信仰中的心理定式。除了绪论中对各种民俗理论的简介外，布氏在各类民俗事象的介绍后面都附有该事象的理论研究，例如“神话”一章最后有“理论研究和神话的起源”一节，其中提到了传播说、多元发生说、太阳神话学（或语义学派）、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即历史论、神话—仪礼学派等有关神话起源的理论；再如“民间故事”一章最后有“民间故事的研究分析”一节，其中提到了历史—地理学派、结构语言学方法等用于研究民间故事的理论。
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的绪论中也提到了比较法以外的民俗研究理论，比如结构主义理论及其方法、社会学方法。不同于布氏的是，他只在绪论中对民俗学理论进行了简介，并未在后面的章节中对各种理论的应用加以详述。或许为了补充这方面的不足，在后来出版的另一部理论性更强著作《民俗学原理》中，乌丙安详细梳理了整个民俗学有关理论，涉及到了社会学中的控制论，语言学中的符号学，人类学中的维也纳学派、曼彻斯特学派、历史学派等理论流派。他还将这些理论与民俗相结合，提出了适合于民俗学科的相关理论。
三、民俗分类的比较
细观两本书的分类体系，《美国民俗学概论》分了三大部分：一是口头民俗，包括民间语言（方言和称呼命名、谚语、寓言、谜语），民间诗歌和其他传统诗歌，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及其相应的音乐；二是习惯民俗（通常涉及口传和非口传因素），包括民间信仰和迷信，民间习俗和节日，民间舞蹈和戏剧，手势和民间游戏；三是物质民间传统，包括民间建筑，工艺，艺术，服饰，食物。《中国民俗学》则分了四大部分：一是经济的民俗，以生态民俗、民间传统的经济生产习俗、交易习俗及消费生活习俗为主要内容；二是社会的民俗，以家族、亲族、乡里村镇的传承关系、习俗惯制为主要内容，其中社会往来、组织、生活仪礼等习俗都是重点，近来都市社会民俗也被扩展为对象；三是信仰的民俗，以传统的迷信与俗信诸事象为主要内容；四是游艺的民俗，以民间传统文化娱乐活动（包括口头文艺活动）的习俗为主要内容，也包括竞技等事象在内。
从以上分类可见，二者的分类标准并不相同，因此类别也完全不同，但是根据各类所包含的主要内容来看，仍有可比之处。
（一）口头民俗
《美国民俗学概论》设口头民俗一大类，这是民俗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类。布氏单列了这样一大类，而乌丙安未单列。布氏认为将“口头传说”与文化的其他方面分开来是十分有必要的。我国的口头民俗资源异常丰富，而乌丙安却没有单列口头民俗一大类，甚是可惜，但这种状况并非无因可寻。首先，可能是作者考虑到我国的研究现状，即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民间文学这样一个有关口头民俗的专业研究方向，作者在说到没有单列民间戏剧一类时就说到了类似的理由。其次，乌丙安另有一本民间文学专著《民间文学概论》，此书对口头文学进行了十分详细的研究。再次，乌丙安编写《中国民俗学》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来作为民俗学专业的教材，而我国高校中通常同时设置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两门课程，乌丙安可能是为了避免教材内容的重复，便做了这样的设置。
另外需要注意，作者虽然没单列口头民俗一类，但是并没有忽略该类民俗，这一类的民俗都结合在其他类别的民俗中散落在各章节里。其中对口头民俗较集中的研究即“游艺民俗”中“民间口头文学活动类”一节。这里乌丙安明确指出：讲故事、讲笑话、唱歌谣、猜谜语是口头文学的四项常见的表演活动。其中“讲故事”涵盖了传说、轶闻和民间故事，“唱歌谣”涵盖了民谣和民歌。另外，乌丙安在其他非口头文学的类别中也涉及到了一些有关口头民俗的研究，例如在信仰民俗中涉及到了神话、魔法故事等，在经济民俗中涉及了农事谚语、工匠传说等。所以乌丙安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布氏口头民俗类别中提及的大部分小类，二者都对口头民俗有全面的关注。
在对口头民俗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时，二者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偏重点。布氏偏重于口头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根据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分类研究，例如将民间故事分为动物故事、吹牛故事、程式故事等。乌丙安则偏重于口头文学传承活动的研究：一作者将口头文学这一类称为口头文学活动类；二从各小类的名称看，作者选用了讲故事、讲笑话、唱歌谣、猜谜语为类别名称，更加强调了 “讲”“唱”“猜”等动作；三从口头文学活动类的具体分析来看，作者并没有对故事、歌谣等进行分析，而是分析了各种活动的讲述时间、地点、环境、气氛，讲述者的情况，听众的反应等。虽然二者选择了不同的偏重点，但并没有完全忽视另一点，布氏提到过对民间故事讲述人、讲述风格、讲述时间地点等的研究，乌丙安也提到了按照内容划分民间歌谣等。
（二）习惯民俗
习惯民俗是《美国民俗学概论》中设置的一大类别，其中包括了习俗和节日、民间舞蹈和戏剧、民间手势动作、民间游戏几小类。内容看起来比较杂乱，其实这其中包含了一个统一的归类标准，即行为传承，区别于口头民俗的口头传承。所有这些类别尽管综合了各种传承方式，但最主要的仍然是行为传承。例如迷信类，虽然看起来是有关精神、心理的民俗，但它却是以行为方式表现、存在和传承的。如西方人认为“13”是不吉利的数字，于是便有推迟13号的旅行、商务，建楼没有第13层等行为。关于这部分内容，乌丙安进行了不同的划分。习俗节日主要是个人融入社会、社会集体共同参与的一类民俗，乌丙安将其归于社会民俗类；舞蹈、戏剧、游戏主要适用于娱乐，乌丙安将其归于游艺民俗类；信仰民俗不同于其他民俗，是人类精神、心理世界的一类民俗，乌丙安将其单列一大类。乌丙安的这种划分更加条理清晰，而布氏的归类由于未明确指出归类标准，更显杂乱。
（三）经济民俗
经济民俗是《中国民俗学》中的一大类别，其中包括自然生态民俗、物质生产民俗、交易和运输民俗、消费生活民俗（包含服饰习俗、饮食习俗、居住习俗）几小类。其中消费生活习俗，《美国民俗学概论》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即民间服饰、民间食物、民间建筑等章节，和消费习俗类别一样，但自然生态民俗和物质生产民俗是其未涉及到的。乌丙安在经济民俗的导言部分已经点出了这种只关注消费民俗而忽略自然生态民俗和物质生产民俗的现象：“有些民俗学理论虽然把物质消费生活的习俗作为探讨的内容，但是却排斥那些生产活动中的习俗惯制，这样便使所探究的许许多多的民俗事象失去了根据，脱离了物质基础，找不到这些习俗产生的渊源。”[10]此外，乌丙安在经济民俗中提及的几大类民俗存在着因果和时间上联系，一环扣一环，缺一不可。首先自然生态民俗为物质生产民俗提供对象，是前提条件，物质生产离不开自然生态；物质生产继续发展就会产生交易，交易范围扩大就需要运输，而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就是用于消费。如此，乌丙安既全面又立体地展示了物质民俗的方方面面，不仅扩大了范围，而且理清了线索。但乌丙安在《再版说明》中明确点出的新增内容“自然生态民俗”部分存在一个缺陷，即与后一章“物质生产民俗”存在大量的内容重复，比如依赖自然生态进行的一些生产，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神话、信仰等在物质生产民俗部分都有提及。
（四）社会民俗
社会民俗是《中国民俗学》中设置的一个大的类别，包括家族亲族民俗、乡里社会民俗及都市社会民俗三小类。其中都市社会民俗是新增内容，将在下一部分“新增民俗类别”中详述。
《中国民俗学》中的家族、亲族民俗主要以传统家族为对象进行研究，进而涉及旁系亲族，这一类别是《美国民俗学概论》中没有的。原因可能在于两国文化传统的不同，我国传统文化一向注重祖先崇拜，理清家族关系是祖先崇拜的基础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传统家族也已大多分解为现代小家庭，祖先崇拜的观念和行为也逐渐淡化，但仍未消亡。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历史短暂，传统文化都是伴随着移民而来，不像我国传统文化这样连贯完整；加上基督教等宗教因素影响，因此缺乏祖先崇拜，家族观念较我国更加淡薄。
《中国民俗学》中的乡里社会民俗以村落为研究对象。我国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民以各种方式聚居在一个村落中生活；如今，虽然农村青年人都外出打工，但仍未完全改变这种乡里社会的生活方式，因此对村落中社会民俗的研究十分必要。农村是各种民俗的主要来源，对传统民俗的保存也更加完整，乡里社会民俗是民间集体生活的主要表现。《美国民俗学概论》中没有关于乡里社会的民俗，推求其原因，无论是村落结构，还是农民生活方式，两国都存在极大的差别。美国地广人稀，多为大型农场，农户散居，相隔较远，农村社会往来交际也就没有我国农村那样紧密频繁，乡里社会民俗被忽略不足为怪。
（五）新增民俗类别
《美国民俗学概论》和《中国民俗学》都经历了多次修订，都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增加了新的类别，扩大了民俗研究的范围。起初民俗学家们对民俗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传统方面，他们的目光大多关注文化比较落后的人群，尤其是所谓的野蛮民族、农民和边民。[11]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村落中的民俗事象成为民俗学主要关注的对象。随着民俗学科的发展，民俗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都市民俗也列入民俗研究范围。乌丙安在书中增加了“都市社会民俗”。他指出了中国都市民俗城乡融合的典型特色；分析了都市民俗与传统村落民俗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对民俗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过渡进行了研究，着重民俗的变迁，是一种动态研究。《美国民俗学概论》新增 “都市传说”——布氏都市传说研究在美国学界和社会中影响极大，在这方面难免着墨甚多，他通过大量的实例对都市传说的特色、源流、意义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在新增的都市民俗方面，乌丙安和布鲁范德着力点不同，乌丙安研究的是都市社会民俗，布氏研究的是都市口头民俗中的都市传说。
在分类上，虽然两位作者各自采用了这样的分类方法，但是他们对于分类的观点并不是绝对的，对于其他合理的分类方法亦持开通的观点。布鲁范德在《美国民俗学概论》中举了其他分类法的例子：将民俗分为娱乐传统（游戏、舞蹈等）、教育民俗（如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歌谣、俗语等）、实践技艺（工艺、烹饪等）、艺术创造（民间艺术、音乐等）四类。他认为民俗的分类主要取决于两点，一个是研究者的兴趣和需要，一个是资料提供者对自己的民俗材料分类的看法。[12]乌丙安在《民俗学原理》中也提到了多种合理的分类方法。按民俗符号代码的构成可分为言语系统和非言语系统两种，按俗民对民俗信息的感知和收受可分为听觉系统接收到的民俗、视觉系统接收到的民俗、触觉系统接收到的民俗、嗅觉系统接收到的民俗、味觉系统接收到的民俗及其他知觉系统接收到的民俗，按人如何表现民俗可分为口头语言系统的民俗、行为习惯系统的民俗、心理感受系统的民俗；另外，法国山狄夫的分类也得到乌丙安的认可，即从俗民实际生活出发分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三类。[13]
此外，这两部概论在形式上也各有特点。《美国民俗学概论》是一本专门用于本科教学的教科书，为适应教学的需要，在最新的第四版中加入了贯穿全书的“焦点（Focus）”，对应前面的讲解列举一些现实中的美国民俗材料例子及阐释，又配合这些例子引发出讨论题附在后面供学生讨论。《中国民俗学》最初不是作为专门的教科书来编写的，但此书出版后也被近二十所大学的民俗学专业或相关专业选用为教材，因此布氏这些形式上的创新，是有借鉴参考价值的。
在注释方面，布氏原著中每部分都附有大量的注释，详细标明了材料的来源出处，有时候注释的篇幅甚至大于原文。而乌本完全没有注释和参考文献，这是一个不足。布氏的这种注释形式一方面更加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另一方面也为想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学生和研究者提供了便捷的参考途径。另外，在照片和图示方面，两书各有千秋。《美国民俗学概论》原著中有大量资料性照片，可惜中译本因为版权原因未能收入。布氏使用了很多插图，例如在“民间建筑”一章中，不仅有民居的外观图，还有房子内部构造的平面图。插图形式十分直观，使抽象的描述变得具体，更容易理解。《中国民俗学》中则缺乏对照片和插图的使用。示意图区别于插图，不是对实物的再现，而是作者对自己讲述内容的总结。示意图以简单的箭头圆圈等符号配以文字，形成类似于图表的东西对讲述内容加以表现，重在表意。《美国民俗学概论》和《中国民俗学》在论述过程中都使用了示意图的方式，例如乌丙安在“人生仪礼”部分中使用了“人生仪礼示意图”，布鲁范德在“民间游戏”部分中也使用了示意图的方式。布鲁范德的示意图使用只见一例，乌丙安则使用的较多，这有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章节内容。示意图能够将复杂的表述内容简化，一目了然，非常直观，能使读者从整体上把握作者要表述的内容。
从以上粗略的比较中，可以大略窥见中美民俗学研究的特点和异同。但仅以这两部著作为例进行比较，还只是冰山一角，若欲全面了解两国民俗学领域的研究，尚有待于结合两国其他民俗学家的研究著述，进一步深入地多方位进行考察比较。
参考文献：
[1]陶立璠.中国民俗大系序言.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9月；
[2]扬·哈罗德·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2页；
[3]乌丙安.中国民俗学.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7页；
[4]扬·哈罗德·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 第11、27页。
[5]乌丙安.民俗学原理.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第35页；
[6]扬·哈罗德·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 第16、256页；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9-23、355页。
[7]扬·哈罗德·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6-21页。
[8]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27页。
[9]扬·哈罗德·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第22、23页；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23页；
[10]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42页；
[1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页；
[12]扬·哈罗德·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年12月，第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