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0 17:34:1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传统文化综述，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作者：李娜 周仕骋 单位：浙江外国语学院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在我国传统文化保护法律体系中，特别是在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中，也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姜言文等提到知识产权法是现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之一，国家应该立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并进一步提出应在民法总论中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权[1]。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虽然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这一概念，也确保了传承人的一些传承与传播的权利，但是并没有提出知识产权这一概念，没有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权这一出发点上确保继承人的利益。其次，我国传统文化行政保护模式的实现形式主要是通过博物馆体系的构建。我国的博物馆体系是以国家级博物馆为龙头，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和重点行业博物馆为骨干，国有博物馆为主体，民办博物馆为补充的一个行政色彩十分浓厚的系统。在这样一个以政府的政令为核心的系统里，博物馆管理层面出现了“行政化”、“国有性”特点，经营管理层面出现了“公益性”、“非盈利”特点。该体系的构建有利有弊。先述其利，它的“行政化”、“国有性”的特点，确保了“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原则。在政策与资金的扶植下，我国可以建成一批体现国家或地方文明形象的博物馆，并在新形势下积极发展科技、艺术、自然、民族、民俗、工业遗产等类型的专题性博物馆，大力推进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及数字博物馆等新形态博物馆建设。与此同时，这也可以加强地市级博物馆库房和区域文物中心库房建设，建立文物中心库房集中保管重要藏品制度。再析其弊，“行政化”导致机构管理模式僵化，博物馆在经营中出现了“保护得多，发展得少，继承得多，创新得少”的情况；“国有性”使得地方博物馆经费来源集中于地方人民政府，使得各地区发展差异巨大。而博物馆“公益性”、“非盈利”的特点一方面使我国大多数博物馆在经营过程中减少了市场盈利模式因素，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这样的模式也远离了最有效的监督机制——市场化监督体系。这导致了部分文保单位产生了管理权责的分配脱节、职责关系界定交错等问题。民办性质的传统文化保护与经营模式现状分析。新形势下，我国民办性质的传统文化保护体系逐渐走向两大极端。在当地政府机关单位支持下的博物馆、展览馆或收藏馆正逐步壮大，其在政府资金、技术、媒体宣传等方面的支持下，经营模式趋向集团化，展览模式呈现多样化，社会影响力亦逐渐扩大。而与此相对的，得不到当地政府支持的民办博物馆在众多公办博物馆的光环下生存状况岌岌可危。
浙江省宁海县与诸暨县同为“十里红妆”题材博物馆的不同遭遇，即为其提供了有力佐证。“十里红妆”本是宁绍平原的特有文化，诸暨古越文化收藏家骆栋在上世纪末致力于收集“十里红妆”系列古董，在此基础上创办了“裕昌号”民间博物馆；几乎与此同时，宁海婚俗文化收藏家何晓道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了宁海县十里红妆婚俗博物馆。不同的是，宁海县政府意识到“十里红妆”文化不仅是一项具有社会效益的公益性文化事业，还会对当地发展具有潜在作用，因此将“十里红妆”作为城市的旅游与文化品牌，并在资金、政策和媒体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宁海县十里红妆婚俗博物馆从自助发展到“国助民办”，目前正转型成为“十里红妆”产业发展集团，其下设传统文化婚庆公司与文化创意公司等机构，全馆在2012年完全落成后将形成占地一百亩以上，固定资产2亿以上，并与古建筑文化街形成区域整合。在品牌建设方面，博物馆以“十里红妆”为题材拍摄了电影《十里红妆》，创作了舞台剧《十里红妆女儿梦》，编写了《十里红妆女儿梦》若干专著，取得国内外一致好评。2008年，宁海县“十里红妆”文化被正式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诸暨的“裕昌号”民间博物馆在2002年亮相西博会一展辉煌后，由于在绍兴的场地合同期满，骆栋只能回到诸暨老家，将自己的展品放置于一家废弃的茶厂中[2]。2.传统文化保护与开发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1）资金因素。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关键要素之一。据调研，我国传统文化保护的资金来源可分为三种：当地政府（县以上）的财政预算；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文物保护社会基金；民间资本，通过民办博物馆、展览馆或者个人收藏展览等形式实现。在这三种资金来源里面，政府的财政预算占最大比重，民间资本其次，文保社会基金刚刚起步所占比例最小。政府资金所占比例最大，这就造成了中国各地域之间传统文化保护发展极度不平衡，经济发达、旅游产业发达或者当地政府决策者重视文保的地区往往发展较好，反之其地区传统文化保护工作会被忽略。而民间资本与社会基金具有“分散性”、“不平衡性”的特性，加重了这种趋势。（2）人力资源因素。在传统文化保护的过程中，人力资源起到的不仅仅是管理或者保护的作用，而且涉及到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使命。所以，人力资源是一切传统文化保护工作的基础。当前，我国的文保工作的管理层面基本都是由政府或者其下属的文保单位主持的。“政府主导、官员管理、对上级负责”这样一套中央集权式的管理模式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如在利益的驱使下，下级机关会对文化资源过度开发，最终导致文化资源的衰竭。另一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负责文化保护工作的官员往往不具备相关专业的素质。这就导致了在管理传统文化资源的过程中侧重单纯地进行行政保护与管理，而忽视了经营模式的创新，使我国部分传统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失去了活力。（3）法律与政策因素。法律和政策的支持是传统文化保护工作开展的依据。近年来，我国在传统文化保护方面的法律体系有了进一步的完善，而且在文化保护的相关政策、政令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些因法律监管失效而发生的传统文化恶性开发事件，如2011年北京故宫出现的一系列事件暴露了我国传统文化保护机制上的弊端，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每个区域的地方政府对于当地文化事业发展的战略性、规划性不强，在文化保护工作方面经费投入的预算规划意识较差。由于我国公民监督意识的缺乏加上各级各类相关机构运行机制落后，并未树立竞争理念和发展意识，使得相关机构在相对完善的政策和法律指引下，依然缺乏生机与活力。（4）资源归属因素。在我国，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其复杂的原因就在于其资源归属的分工不明确。因此，文化资源的归属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当前，我国文化资源保护工作遇到的最主要问题就是以文物为代表的文化资源管理权概念模糊。国家级、省级、市级与县级的文博文保单位同时共存，均代表国家行使着对文物的管理权，县级或乡镇级政府部门及相关机构全权管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情况也不鲜见，加之地方保护主义、部门本位主义严重，导致很多区域无法做到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更严重的是这进一步导致了“权责不清”的问题，致使管理责任和权力的分配脱节、职责关系界定交错等弊端。出现利益之争时都可以管，但出现类似文物遭破坏的问题时，责任主体又相当不明确。管理主体多元化，管理权分散混乱，部门权责不对称表明我国尚缺乏相对完善的传统文化资源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新形势下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模式探讨
传统婚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分支，且与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遗憾的是，这一优良的传统文化也已日趋衰落。纵观我国的婚庆市场，年轻一代越来越追求时尚元素，对婚俗文化意识渐淡。从另一方面而言，现代学者对婚俗文化的研究更多的是侧重理论层面分析，探索其文化特质，少见重视“产学研结合”的实践者。在这方面，宁海婚俗文化收藏家何晓道先生是一位先驱者。他将文人精神及商人头脑完美结合，使得逐渐衰落的传统婚俗文化重新发扬光大并运用到市场消费领域。这不仅使宁海十里红妆的婚俗文化很好地保留下来并展现给全世界，同时他积极开发的新型婚庆产品使古老的传统文化“焕发了新颜”，开辟出了一条内涵与外显结合的道路。更重要的是，何晓道和宁海县政府合作，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传统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国助民办”道路。通过探讨宁海十里红妆博物馆经营模式，我们可以总结出十里红妆文化“国助民办”模式特点，可供借鉴：1.经营模式——政府与民间联手宁海十里红妆博物馆“国助民办”经营模式的创办过程中，当地政府在投资上做到了有舍有得，且敢先舍后得，最后取得了“舍小而得大”的目的。而从另一方面而言，博物馆在经营模式上坚持了“民办”道路，深度挖掘“十里红妆”文化的潜在内涵。在建馆之初，宁海县政府以“国助民办”的形式投资千万元组建十里红妆婚俗博物馆（总体投资5000余万元），并向博物馆提供水、电费减免等优惠政策，设立专项活动补助经费，对“十里红妆”举办的重大展览给予适当补贴。在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政策后，县里每年补贴博物馆40万元，以维持博物馆日常运行。为了进一步保护和传承十里红妆婚俗文化，宁海县政府启动十里红妆博物馆扩展项目，在县城划出108亩土地，总投资1.4亿元，拟建新展区。在这一系列资金投入与政策扶植的帮助下，馆长何晓道先生才得以在十里红妆文化的研究方面展开深入探究，在婚俗文化藏品展览、多层次媒体推广及中式婚庆模式开发等方面举头并进。2008年，十里红妆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标志着宁海县政府“国助民办”经营模式取得了双赢成效。2.文化创新——保护与开发同步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往往会欠缺创新性，即“保护得多、发展得少”。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保护模式的国有化有关，前文中已经提到由于资金投入属性、政策的缺陷、资源的归属以及僵化的管理模式等问题使我国部分地区的传统文化变成了“僵文化”。要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途径即是允许传统文化适度商业化发展，使民间的资本与政府的保护资金相结合，做到文化保护与商业发展同步。宁海县的“国助民办”模式在这一方面起到了典范的作用。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十里红妆博物馆运用商业化手段对“十里红妆”文化进行了深度与广度的挖掘，使“十里红妆”这一古老文化在各个层面获得了新生。在新型旅游模式开发层面，当地旅游部门将“十里红妆”与县内其他旅游景区串点连线，与上海、杭州的多家旅游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在学术研究层面，“十里红妆”博物馆还先后与省博物馆及上海、南京等地文化单位交流、合作，开展学术研究，出版了《红妆》、《十里红妆》等书籍，并开发出一系列有关“红妆”的仿古工艺品。在对外推广方面，十里红妆博物馆积极推行“走出去”战略。2007年，十里红妆博物馆的展品应邀参加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活动。在艺术创新方面，十里红妆博物馆在当地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先后拍摄了电影《十里红妆》，创作舞台剧《十里红妆女儿梦》，并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3]。“十里红妆”这一系列的改革不仅使古老文化焕发活力，也为宁海徐霞客文化增添色彩，形成多元旅游品牌形象。3.统筹规划——城市与文化并力所谓的城市与文化并力是指站在发展全局的角度，以文化为基点，借文化之力，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文化创新，优化地区规划布局，调整地区产业结构。在这一方面，宁海县十里红妆文化“国有民办”模式主要通过“集团化”运营来取得成效。自2008年起，十里红妆博物馆与宁海县政府开始筹办建立“十里红妆”产业发展集团。筹建中的“十里红妆”产业发展集团，下设两个子公司：一为实业发展公司，主要开发生产“十里红妆”工艺产品和从事古建筑修建工程；二是“十里红妆”文化创意公司，主要经营演艺、婚庆策划、婚俗表演等项目。与此同时，县政府在规划中预计以“十里红妆”博物馆为主体融合附近的徐霞客公园、徐霞客大道等景观，把这个区域打造成婚俗文化产业园。宁海县政府将十里红妆文化的开发与城市规划结合在一起，不仅有力保护并推广了红妆文化，我们更可以预见到在整个规划全部实现时，宁海县将以新旅游业为龙头得到更大发展。
“国助民办”新型传统文化保护模式的借鉴意义
宁海县十里红妆“国助民办”模式为传统文化保护与开发研究提供了示范参考作用，具有科学性、创新性与普遍推广的价值。首先，就经营模式方面而言，“国助民办”模式将政府资金与民间资本相结合，在使当地传统文化保护单位具备了民间经营模式的灵活性的同时，政府最大限度的投入资金但不放弃有关部门的监督与调控手段，使得这一文化资源得到了最大的优化，并扩大了文化的影响力。而且，这一模式的构建明确了传统文化保护模式中的核心问题——资源归属问题。在这一“国有民办”模式下，经营权与管理职能归“民”所有，而监督权归当地文保机构所有，确保了资源的集团化运作的高效性。其次，在传统文化创新方面，“国助民办”模式确保了传统文化保护单位的经营自，从而优化了人力资源结构。从另一层面而言，这确保了传统文化的“活力”，防止传统文化在“官僚体制”的管理下僵死。最后，在传播与推广方面，“国助民办”的传统文化保护单位中国有资本的高投入确保了政府对于传统文化保护单位的调控权。在这一体制下，传统文化保护单位更容易争取到一个对外展示的平台，将文化影响力继续扩大。
结语
十里红妆婚俗文化保护与开发的成功案例，不仅证明了我国传统文化恒久的魅力，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和开发。同时，其创新模式更可值得借鉴，有助我国民俗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并走向世界。
摘 要：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结合时代条件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时要借鉴各国
>> 整合儒学与西方现代文化优秀因子，弘扬核心价值观 在弘扬核心价值观中创新武术文化 弘扬潮商文化优秀价值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优秀儒家文化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优秀传统家教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文化自信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核心价值观（上）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核心价值观（下）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群众文化机构应走在前列 弘扬红色文化，推进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建设 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江苏文化产业：大力探索弘扬核心价值观新路径 弘扬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船政文化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清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术交流会综述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3] 李翔海.从后现代视野看新儒家对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J].文史哲，2006（2）：67-74页.
[4] 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A]//当代新儒家[J].论著集，211.
[5] 苗润田.解构与传承：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2.3：261-262.
【关键词】“互联网+”；传统文化
在“互联网+”传统行业的大背景之下，对传统文化传播这一教育行为进行“互联网+”模式的改造也是势在必行。在《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一文也曾指出：互联网与各个领域的融合与发展将会具有广阔前景和无限潜力。相信传统文化与“互联网+”的高度融合，必会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传统文化传播中存在问题
在现阶段如何将传统文化搭载在“互联网+”平台上还处在一个探索的初级阶段。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一把“双刃剑”。
1传统文化在传播方式上的困境
一方面传统文化传播遭遇自媒体的尴尬。随着我国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快，网络迅速普及到各个角落，世界缩小到了地球村；与此同时智能手机迅速普及与不断更新换代，加之网络软件、手机端APP的功能不断完善，操作更加简便可靠。这些促进了媒体资源的共享者、建设者与者更加平民化和多元化。自媒体时代绝非是电视、广播、门户网站组成的官方媒体时代那样易于监督与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传播介质广泛丰富的今天，对于传播信息传统文化宣传与传播受却受到重大影响就不难理解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邂逅快餐文化的冲突。学者张景臣曾撰文指出，快餐文化是具有大面积流行、采取时尚化运作的文化。如今我们看到的微博、微信就是快餐文化的典型代表。微博上大量图片，仅有简短的文字说明，甚至就在图片上配文字说明。当然这与当今人们生活节奏快、学习工作压力大、以及追求短期效应最大化有莫大内在关联。众所周知，作为华夏子孙的极大精神财富的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诠释和解读的。很显然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必与快餐文化一较高下，但必须取长补短，让我们的精神财富方可源远流长。
2传统文化在表现内容上的价值迷失
2014年“燕王WF”绘制的汉服娘娘表情图，随后又有女网友进行了生动模仿，一时间红遍大江南北。表情图虽对于汉唐时期的妆扮、服饰、审美等元素有所体现，但对相关的传统文化的表现较为肤浅；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清代皇帝朱批胶带名为“朕知道了”，不仅引发两岸抢购热潮，更是畅销国际市场。从创意产业角度看这无疑是成功的，但从传统文化角度考量，产品只是借鉴古代元素，加之“朕”等封建集权的色彩，文化传播的意义并不明显。《十万个冷笑话》系类作品被很多漫画爱好者称为“中国版日和”，目前出到第三季近40集，不得不承认这是国产动画的成功逆袭。但颠覆性的人物形象，搞怪的故事情节，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日和式搞笑的中国版，而真正的中华文化精华却被颠覆解构”。以上案例无一不是借助传统文化元素上位而大放异彩，但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宣传的意义却少之又少。
二、“互联网+”视野下的相关对策
1树立正确观念
同志在中央党校80年校庆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有学者也指出 “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上有大智，在科学上有大真，在伦理上有大善，在艺术上有大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宣传，对于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有着极其深远的教育意义。
另外对于各类信息爆炸式、碎片化充斥着人们的头脑的今天，我们不必“苛求”每一位媒体建设者能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不遗余力地传播与弘扬，也不必“抱怨”快餐文化的对于传统文化的种种不适，更不必“觊觎”一些非传统文化的爆棚人气。信息时代对传统文化的宣扬带了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这就要求或者说是“迫使”我们在“互联网+”的背景之下对于传统文化传播既要改换教育思路适应现代人的接受口味，又要坚守原有的文化精神，更要揭示传统文化的时代内涵。
2增强责任意识
高等院校历来担当教书育人的社会重任，这里聚集着知识、能力与祖国的未来，承担传统文化的传播责任更当义不容辞。广大教育工作者应强化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宣传与传播的责任意识，不余余力的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
另外教育工作者还有提升自己和广大学生的建设能力与鉴赏能力，这些能力与弘扬传统文化息息相关。教育工作者首先要学习与感受传统文化、才能更好的去传承与弘扬。自媒体为每一个体发表言论、各抒己见提供了便捷的操作与展示平台，教育工作者以及广大学生不仅要有弘扬传统文化的意愿，更要有鉴别赏析以及建设资源的能力。让传统文化在媒体中占用重要一席。
3加大宣传力度
我们要把优秀的传统文化渗透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环节中。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不仅是在开设的“两课”中重点体现，而且要尽可能地“渗透”在各门课程的整个教学中；一是课下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成立传统文化学生社团，举办经典诵读、文艺表演等活动，为学生的所学所感提供更大的展示舞台，扩大优秀传统文化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另外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校园网开设相应版块，也可以利用专题微信公众号、订阅号定期推送相关消息，还可以利用校园户外电子屏播发优秀作品，有能力的高校还可以开发相关APP，精心打造一个或多个传统文化精品项目，全面促进传统文化宣传的制度化、规范化。
三、综述
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之下，教育工作者应合理对应自媒体、快餐文化带给传统文化传播的负面效应，对于非传统文化或伪传统文化现象要认真对待，并要加强学习，充实我们的认知头脑、强健我们的建设手臂，更需要多项措施并举在高等院校中营造良好的氛围，并借此产生学习、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辐射效应，并逐步向全社会蔓延。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医药；传统文化；学术价值；时代价值
前言
中医药学能够在根本上揭示人们身心出现的冰冰，同时也能够按照人们身体呈现出的变化规律进行疾病的防治，在中医药快速发展的漫长历史中，这一文化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贡献，同时也为人们的健康成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中医药在发展过程中其价值不仅仅限制在此，还需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并且有着强大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因此这也是本文重点研究的内容，以及在分析的过程中所想要了解的内容，希望能够在根本上保证中医药文化的快速发展。
一、深刻了解中医药传统文化中的学术价值
（一）中医药传统文化建立在认知生命之上在中华的传统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其关怀生命是其中最为基础的内容，所以中医药文化也逐渐成为传统文化的宝贝。而对于中医药传统的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间依然有着一定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很多人认为中医药是中华文化在发展阶段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能够在广阔的社会中发挥出特有的作用，这也是中医药传统文化中学术价值和时代价值的重要体现[1]。（二）中医药传统文化建立在古代哲学之上中医药学是现阶段很多文化的集合体，同时中医药学也在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改变，其中中医药学也能够和古代的哲学相结合，并且相互促进和影响，这样中医药学在哲学中的具体时间和使用，也能够在根本上展现出中医药学中的哲学思想。（三）中医药独特的医学价值在于治病理念中医药学有着其自己的特点，主要的就是其能够没病先预防，同时也能够强固人们的根本，这也是其中体现出的医学价值。很多人都认为西药需要建立在治疗的工作基础之上，但是中医缺失建立在预防的工作基础之上，所以中医学也可以被称作养生学，这也是治病先预防的一个重要理念[2]。
二、认知中医药传统文化的主要意义和价值
（一）中医药传统文化关注生命中医药传统的文化中，主要的就是需要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进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按照中医中的人道来说，其关怀的也是健康的思想理念，所以归根结底，其中医药传统文化最关注的还是其中存在的生命，同时这也能够为居民和群众对于身体健康程度的重视，同时这也是人们心中中医药所发挥出的独特作用。（二）中医药传统文化强调协调中医药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和文化统筹和协调，同时也能够保证其具有科学的发展观念，以及高度统一的理念，这些情况都在根本上保证了中医药传统文化的发展。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中医药文化依然强调其中的协调性，其主要指的就是天人合一的一个状态，以及心平气和的感受，只有保证这样才能够做到中医药传统文化的协调[3]。（三）中医药强调道德理论在中医药的发展过程中，还加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特别是其中的荣辱观念发挥了其非常积极地作用，同时也在根本上对医生的品德和言行进行了制约。当然其中也包含着医生对于病人病情康复之后，心里的良好愿望和想法，这些都是医生道德和伦理的展现。
三、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
（一）中医药传统文化的创新但是现阶段的社会中人们一旦出现身体上的疾病，就会采用西药的治疗方式，但是这种治疗手段严重阻碍人们的身体康复程度，也就是说人们表面上病情变好，但是身体却依旧受到了伤害。中医药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着其价值的理性，同时也是工具理性的结合和统一，其中主要指的也是中医药学所体现出的基本理念。这不仅仅是中医治病救人的道理，还是中医药传统文化中的主要创新内容。（二）中医药传统文化的普及虽然中医药传统文化中，中医药学是比较简便验廉的医学，这也是老百姓所能够接受的内容，但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的，这里面依然涉及到需要宣传的问题，所以这也是红医药学发展比较重要的环节和内容，因此中医药传统文化中的学术价值和时代价值想要展现出来，还需要保证其内容的被普及性。（三）中医药传统文化的深入探讨中医学文化深入的探讨和了解就是关系到人类姓名的事情，但是中医药学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学问，所以医学的领域中还有很多人难以涉及到其中，并且按照中医学的传统文化和背景都需要其中医学的发展给予支持，因此在中医药传统文化中还需要重点展开研究和分析。
结论
根据以上探讨和分析得出的结果能够看出，随着我国长久的发展和快速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重视中医药的内涵，以及中医药带给人们的价值，这也是现阶段中医药发展过程中需要人们进行发掘的重点。但是在中医药的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也是现阶段严重制约和影响中医药文化进步的主要因素，所以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还希望能够改善这些问题，提出中医药传统文化在发展额过程中所需要注意和关注的重点内容，以此保证中医药文化的学术价值和时代价值能够被良好的展现。
参考文献：
[1]张宗明,孔卓瑶.从哲学探寻中医的时代价值从文化直陈中医的普及传播——全国第十七次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医哲学2014年学术年会综述[J].医学与哲学（A）,2014,11:96-97.
[2]金凌,马洪瑶,王中越,申俊龙.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传承与传播的困境分析及时代机遇[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06:120-122.
关键词：立德树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研究
教育是要面向未来的，对于我国的未来，教育将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将立德树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结合在一起，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具有非常的意义，将会成为21世纪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重点。
1 立德树人理念概述
要立德树人，首先要做的便是要理解什么是德。德，指的是中华传统的伦理、美德。中国人之所以被称之为中国人，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特殊的文化传承，中华美德，便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灵魂，是中华民族的财富。要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任务，就要让学生认识中华的传统美德，理解中华的传统美德，并对其历史有所了解。
中华传统文化经过漫长的岁月的冲刷，才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模样。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孝的美德使得尧、舜能够以德服人；随后，有着800年历史的周代，也加入了礼乐等新文化；之后的春秋时期是中华传统美德逐渐成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管仲提出了“礼、义、廉、耻”的相关道德，孔子提出了“智、仁、勇”的相关道德，孟子也提出了“仁、义、礼、智”的相关道德，这些道德经过之后的朝代的演变，逐渐完善，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中华传统美德。这5000年所形成的中华传统美德，是无数祖先在自身的实践中总结下的伟大结晶，是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的养分。
立德树人，就是培养具有中华传统美德的优秀人才，需要学校对学生进行中华传统美德的相关教育。对学生进行中华传统美德的相关教育，不应该是应景、应付这种类型的教育，因为这种方式的教育是无法培育出具有非常稳定的思想道德素养的学生的，要有目的的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在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基础上，要让学生能够更好的适应现代生活。应该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并做到推陈出新。我国从“八五”开始，便开始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工作，一直到“十一五”这将近20年的时间，我国教育部在全国的10个省市的千余所学校中，进行了相关的教育实验。前十年，教育部对相关学校提出的要求是，对学生进行“八德”的道德教育，包括：忠、孝、诚、信、礼、义、廉、耻，并在教育过程中，根据实际的生活环境，做出适当的调整，让中华传统美德能够更好的与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之后的十年，教育部又将“勤”、“宽”加到了道德教育当中，形成了“十德”，让学生能够更好的接触中华传统文化。文化是具有潜移默化的神奇功能，经过长时间的连续教育，我们学生会将中华传统美德很好的与自身的行为规范结合在一起，这正是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而这也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崛起、国家的富强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2 立德树人理念下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建议
2.1 传播经典文化
以文载道一直是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而且所收到的效果是有非常好的。近年来，我国的经典文化开始受到社会各方面的人士的重视，我国逐渐掀起了一股复古风，而经典文化作为传播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教材，是非常合适的，通过文化教育来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既能学到知识，同时有传承了中华的传统美德，有着一举两得的效果。我国在进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教育工作过程中，可以通过传播经典文化，组织学生学习经典文化的方式来进行，从而让学生更好的传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经典文化，所谓的经典，主要指的是儒家经典。可以将经典文化加入到教育内容中，这点在各年级的课本中就有所体现，并且教育部门已经在内容的安排上做了整体的设计，在小学低年级阶段，主要是让学生接触的是相关的启蒙知识，比如人们所熟知的《三字经》、《弟子规》等，让学生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为接下来的学习打下一个基础；在小学的高年级以及初中阶段，适当的增加了一些《论语》、《大学》等方面的知识，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学习我国的经典文化；在高中阶段，学生主要学习的“四书”里的内容，因为“四书”的内容相对要难一些，需要一定的基础才能进行学习。这部分工作在实际操作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仍有很多学校在进行相关的教育过程中，存在应景、应付的现象，这样，很难让学生学到经典文化里的知识，也就很难实现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目的。
除了儒家经典，经典文化的教育还包括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工艺等等文化教育内容，这些文化教育对于学生的道德教育有很大的帮助，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帮助其道德成长，所以，各学校应该将经典文化的教育纳入到学校的教育计划中，通过校园文化、学科渗透、师生互动等方式，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我国的经典文化，从而更好的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2.2 传播节日文化
节日，是我国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这里所指的是中国传统的节日，同时这些节日是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中国传统的节日，其中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同时在过传统节日时，往往都是全民的文化活动，学校可以将传统节日作为传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平台，与学生进行互动，也可以让家长、社区参与其中，让学生能够更好的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学校可以在过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以及春节等等中国传统的节日时，科学、合理的与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结合在一起，对节日进行详细的设计，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础，从而让学生在过节之余，能够更好的学习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传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教育目的。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节日有着其本身所特有的文化魅力，它能够让学生在其喜欢的环境中，随意的参与文化活动，体味传统节日所带来的浓厚的文化气息，经过不断的潜移默化，将节日中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不断的完善。
2.3 传播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主要指的是当地的历史人文资源，而地域文化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学校来进行的，学校作为学生学习的主要地点，同样是学生认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起点。而这一点被很多学校忽略了，很多学校在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时，往往只是重视经典文化的教育，并没有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这很不利于学生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的了解与学习，对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各地学校在进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教育过程中，应该重视当地的历史人文资源的开发，并对其进行充分的利用，可以通过编写“校本教材”的方式来进行该教育，让学生能够在自己身边的、熟悉的历史环境下，学习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这对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学生在学习自己身边的历史文化时，往往会比学习其他的历史文化更有兴趣，而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动力，有了兴趣，学生的学习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上三种文化的传播，对于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帮助，为学校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的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在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工作的背后，有一个问题是需要我们深思的，那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已经成为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正面临着丢失的危险，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更多的人的重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应该将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学校教育的工作重点，强化学生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学习力度。
学校在进行立德树人的教育工作时，应该重视学生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学习，让学生能够从小就接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可能会需要五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需要我们坚持下去，需要更多的教育人员落实这一重要的教育任务，向学生传授具有中国优秀传统美德的道德知识与核心价值观，从而能够更好的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与道德素质，让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得到传承，能够始终立于世界。从复兴中华民族的角度来看，应该把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任务，放在学生身上，因为学生是我国的希望，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坚实基础，因此让其从小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其能够更好的亲近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其进行民族精神的培养，这也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如果丧失了这个核心，也就违背了立德树人的原则，也就谈不上学校教育了。我国学校应该对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引起足够的重视，积极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1]肖键，左雪琳；浅谈“立德树人”理念在青少年德育中的几点看法[J]；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16
[2]王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研究综述[J]；学理论；2015
关键词：传统文化；校园文化；高职教育；文化素质
当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对从业人员的知识、能力、综合素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而对以培养适应社会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的高职院校而言，进一步加强高职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一项艰巨的长期任务。只有将技能知识与人文知识相结合，才能培养出社会所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中国思想文化史专家张岂之教授在《谈大学生文化素质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中说：什么是素质？素质是指人才在思想上、道德上、心理上、文化上必须具备的条件。思想上的必备条件是：有国家民族观念；道德上的必备条件是：有承担各种义务的自觉性和享受权利的正确态度；心理上的必备条件是：有承受各种困难和挫折的耐力，并有毅力和勇气去加以克服；文化上的必备条件是：有较高的文化基础和较渊博的知识。素质有多种，在各种素质中有一个基本素质，这就是文化素质。而民族优秀文化的学习是文化素质教育中的重要部分。简而言之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古代思想家的智慧，汲取生活智慧，并且与当代的思维相结合来指导人生，从而成为现今信息时代所需的复合型人才。在校园里营造一种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是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更是是凝集和谐校园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形成和谐校园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理性客观地看待世界，继而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增强学生心理素质，适应社会的发展。
当今高职院校需要将传统优秀文化遗产作为思想资料，结合当前大学生的实际情况运用多样的途径进行潜移默化地熏陶。对此，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来探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优化课程设置：公共选修课+专业必修课+专家讲座模式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是侧重高级技能的形成，因此，高职院校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设置要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切入点，以职业文化素质教育为核心，秉承“科技与人文相融、能力与素质同步、学校与职场对接”的理念，采用公共选修课+专业必修课+专家讲座模式，开展职业文化素质课程。
（一）重点开设文化选修课程
高职院校重点开设一些公共选修课程，如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古典哲学、中国名著导读、中国历史导读、传统文化与人生智慧、诗词欣赏、艺术欣赏、书法、中国民俗民风等人文类课程。这些课程能浓缩文化艺术之精义，便于学生在较少的课时内基本掌握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和全貌，而且这些课程具有较强的兼容性，适合不同专业的学生选修。
（二）限选与专业有关的文化必修课
例如，法律文秘专业应该围绕法律文秘专业必备的技能素质，开设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古文品读、师爷文化、书法、儒家文化等课程。学生在夯实技能的同时，能够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的精华，使秘书职业技能成为“有根之树”，文化素养这个“根”深，职业技能这棵“树”才能“枝繁叶茂”。
（三）定期举办人文艺术系列讲座
制度化地举办高水平的人文艺术系列讲座非常有必要。如定期请一些名家来学校讲座，或者请一些艺术家现场指导有艺术爱好的学生。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不仅可以开拓师生的视野，让大家在美的享受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而且这些艺术家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散发着知识的魅力，使他们身上具有一种独特的“气场”，这种“气场”能够很好地吸引学生，激发学生对学习的热情。
二、拓展校园网络文化的阵地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上的知识容量也越来越丰富，学生利用信息的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成了他们学习的重要工具之一。高职院校要紧紧抓住这一重要教育阵地，弘扬传统文化，以构筑传统文化宝库，拓宽知识视野为目标，以尊重学生、引导学生进行主动性学习为原则，规范管理校园网络，形成内容丰富多样，氛围自由的网上教育系统，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对弘扬传统文化的主人翁责任感，提高他们的参与意识，由外在的被动接受转化为内在的主动接受。
（一）构筑网上文化精品库
“读什么决定着想什么”。在内容上要构筑网上文化精品库，给学生提供丰富的文化内容，才能对其学习方向进行引导。图书馆是传统的文化传播窗口，而现在，校园网络也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二者各有优势。图书馆资源与校园网络资源进行科学整合，开发利用网上图书馆，可以建设“名著必读”“名曲欣赏”“理论精华”“史学点滴”“民俗大观”“书画博览”等栏目，真正构筑一个内容丰富、精品汇萃的网上文化宝库，给学生提供更多选择性的学习平台，拓宽知识视野，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
（二）开辟BBS讨论空间
在形式上开辟BBS讨论空间，推动网上文化活动。BBS是学生提供倾诉、展示自我的平台，也是学校教育者了解学生、发现问题、改革教育的一个重要渠道，更是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起来，开展一些“网上文化沙龙”等交流活动，教师可以以平等身份介入，就传统文化的问题与学生展开讨论，不仅能够更好地推动师生之间的互动学习，而且能够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并给予适当引导。
三、重视教师的言传身教
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一位教师选择《相信未来》为大家做朗诵示范，等教师满含深情的朗诵结束后，台下学生都被震撼了。诗歌传递的那种对社会的独立思考，对真理的热爱，对生命的热情，对未来的坚信，使每位学生都深受感动。这件事对笔者触动很大，深刻意识到文化是心灵净化的源泉，而弘扬传统文化加强素质教育教师是关键。纵观中国教育历史，从整理《诗经》的大教育家孔子，到以杰出的教育家北大校长为代表那些大学教授，处处可见教师对传统文化的言传身教。他们以特有的人格魅力熏染着学生，实现了育人的目标。所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教师的肩上一直肩负着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高职院校在强化教师职业技能的教学业务能力之外，也要在教师队伍中常规化地进行传统文化学习交流活动，或定期选派人员外出学习等。通过不同方式加强教师承传传统文化参与意识，提高教师的自身修养，在课堂教育中言传身教，通过教师的引导激励和师生间的良性互动，达到“春雨化人”的教学效果。
四、丰富学生的社团活动
高职院校推进文化素质教育，要特别重视实践体验，而不是强硬灌输。这就需要高职院校要尽量给学生搭建自主学习、主动探索的平台，其中学生社团这个平台不能忽视。学生社团能够使大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自我管理和主动发展，是大学生最容易接受和热爱的校园组织之一，在校园文化发展中最具传播性。所以，在弘扬传统文化、建构和谐校园文化建设上，要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的力量，以社团活动作为依托，在课外活动、校园生活、社会实践等各个环节开展传统文化活动，如开展读书活动、诗歌朗诵、才艺表演、国学教育等丰富的文化活动，通过学生个体的主动参与和实践体验。让学生在了解传统文化知识，吸收传统文化精髓，提高人文素质的同时，促进校园社团文化的和谐发展和学生个人的健康成长。
五、开展学生社会调研活动
笔者结合自身教学经历，认为弘扬传统文化非热情所不能，如果没有对传统文化一份虔心的热爱，弘扬之说就无从谈起。故而，要引导学生开展传统文化社会调研活动，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可以让学生从熟悉的家乡文化做起，以其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对象进行调查，并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调研报告。这种社会调研实践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对家乡文化的了解和热爱，进而增进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而且能够实现技能培养和社会实践的合二为一，增强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完成了从“教”到“学”“做”的教育过程。
弘扬璀璨的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具备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大学生，是中国当代各高校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和重大使命。高职院校则要根据高职人才培养的特点和要求，建立高职教育特色的文化素质教育体系和模式，实现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技能教育的有机融合，对完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推动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要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粹和要义渗透到专业教学、师资队伍建设、学生管理、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等各个层面，使其升华为师生的文化自觉，源自内心的文化追求，通过营造富有人文氛围的校园环境，建立和谐的校园文化，形成独树一帜的高职文化素质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1.高原，《1995年以来我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研究热点问题综述》，《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9月第14卷第3期。
2.俞步松，《略论高职院校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开发与设计———以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为例》，《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0年第32期。
3.崔芸、林宇健，《基于网络的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研究》，《党史文苑》，2010年8月下半月。
4.曾文斗，《夯实基础着眼创新———浅议“高职生”的文化素质教育》
【关键词】民族地区；城市化；民族文化
一、城市化与民族地区文化发展
城市化带来的结果是城市中少数民族人口的急剧增加，由此发生的民族问题自然呈现出新的特点。近十年来，研究城市化进程中民族问题的成果很多，研究的范围也非常广泛。城市化背景下的民族问题，许多学者都进行了概括以对其作一个界定，如笔者认为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将民族问题分为城市流动人口问题、城市民族关系、民族社区、城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问题、民族文化保护问题等。此外南开大学多位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对少数民族社区建设问题和从政治法律的角度研究民族问题都具有特色。其中有学者认为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问题还包括民族宗教问题，并单独对都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进行归类，对其社会文化适应问题、社会问题、生存状况、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社区等进行分析研究。综合来看，对民族问题的众多研究，多倾向于以城市中增加的少数民族人口为研究对象，于是有学者提出要把握“城市化”和“民族问题”的概念，拓宽研究领域，认为“对于少数民族‘城市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城市的过程，它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一种过程，是一个民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全面变迁的过程”。笔者尤其认为需要加大对民族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关注，在现代化的浪潮席卷民族地区的同时，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的关注和呼吁越来越强烈，本文将对相关的研究进行梳理分析。
民族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的生活生产方式发生巨大改变，从事二、三产业的人口急剧增加，传统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极大的冲击。民族文化是一个综合体，包含语言、文字、心理、意识、风俗、习惯、歌曲、舞蹈、服饰、饮食、建筑、工艺、宗教、历史等等，它们都与本民族原有的生活息息相关。民族文化保护不是一个单纯的管理问题，综合来看，文化即人化，与人的生活相关，但逐渐脱离本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对本民族语言、文字、历史的生疏，代际传承的递减可能导致民族文化的衰败。在民族地区城市化背景下，经济发展被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往往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均衡发展，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就突现出来，保护传统民族文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二、近十年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研究
（一）民族地区文化受到冲击的原因及表现
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民族传统文化面临冲击甚至消失的危险，究其原因，是传统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变迁带来文化的变迁。民族民间文化的土壤遭到破坏。具体来说，各方面的原因包括传统文化的受众越来越少、打工潮动摇了传统文化生存的社会根基、现代工艺品逐渐替代手工制品使得民间工艺退出历史舞台、城市化导致民族凝聚力减弱、民族传统文化后继乏人等。因此，民族传统文化就面临极大的挑战，有学者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表现：少数民族成员落入传统文化被现代城市文化替代的境地、城市民族文化出现一元化和多元化共存的事实、盲目城市化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人为破坏。更有学者指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逐渐陷入困境、在现代文化的优势攻势下面临变异的危险：“愈来愈多的少数民族的年轻一代外出上学、打工，他们更多地充满对城市中心地带生活方式的向往逐渐远离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他们的民族文化正在大量地消失。”并认为民族聚居地区情况好一点，散聚的民族地区比较严重。事实上，对民族聚居地区的情况判断也过于乐观了。几年前有学者通过对壮族聚居的广西百色壮语使用现状和民族意识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民族语言的衰退和民族意识的弱化很快：“如果考虑到百色还是位于壮族聚居区的一个中心城市，壮话在这样的城市中竟也有这样的衰退速度，我们更应该感到惊讶，也更应该值得去深思。”民族地区城市是精英人口聚集的地方，升学、经商、升迁等方式的流动使各种人口集中一起，职业身份成为人们相互区分的重要标识，交往、交流的扩大使通用语言得到广泛使用，民族语言往往只成为表明民族身份的一个工具。由此我们可以感知其他民族地区城市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民族意识的发展现状。缺乏强有力的民族意识支撑和延续的民族历史沉淀积累，就会使得民族文化面临灭失的危险，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前者包括民族建筑、工艺品等，后者包括民族语言、歌曲、舞蹈、传说、故事、手工技艺等。在城市化进程中对民族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性开发、旧城改造中对民族传统建筑的人为破坏，还有城镇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特色危机”，“建筑一律、结构雷同”等问题日益突出。盲目跟风现象严重，甚至走进了城镇化等同于房地产化的怪圈。在楼房越建越多、越建越高，城区范围越来越扩大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蕴逐渐地消失，一味的追求外在的现代化指标，没有“重视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文化要素”，没有充分发掘把握民族地区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城市化带来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的同时，社会文化也将发生深刻变化，不仅受困于环境污染、能源短缺、交通拥堵、治安混乱等城市问题，使人体验“当以现代西方社会生活方式为蓝本的高度物质化的所谓现代都市文明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单调、乏味和无意义感的时候”，“更使当地人陷入一种‘无家可归’的后现代主义式的精神状态之中”。因此，需要确立对民族地区城市的文化定位，挖掘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合理因素，融入现代城市文明中，才能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也能使当地人在物质富裕的同时，精神世界也得到充实。
（二）民族地区文化保护
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受到越来越严峻考验的事实，引起学者的关注和思考，他们在探索民族文化保护的途径和措施。首先，很多学者都认识到要提高保护的意识。不仅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城市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并且要发挥教育舆论的导向作用，增强民众的保护意识，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生成提供社会条件。同时，有学者提出要进行现代文明意识宣传，帮助民族地区群众提高甄别能力抵制不良、腐朽的文化侵入，培育现代人文追求，保留核心、优秀、合理的民族传统文化。从而在思想认识的高度上认识到民族文化对民族地区城市建设的重要作用：“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或城市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据和历史文脉，对于民族地区来说，民族文化是它个性特色形成和缩小与东部地区城市差异的雄厚资本。”转变观念、提高保护意识是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基础。其次，各级管理部门要有所作为。在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调查的基础上按“分类分层”原则进行保护，即分为国家级、省级、记录式保护三个层次，加快立法保护的步伐、加大保护经费投入、健全民族文化管理队伍等。也有学者提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工作，加大投入力度发展民族教育产业，把民族教育产业作为公办民族教育必要的补充。在立法保护方面，学者们的着力点较多。因为立法有利于理顺开发与保护的关系，防止和减少唯利是图和短视的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破坏性开发，也可以使保护工作有法可依。针对我国在民族物质形态文化上取得巨大进步而非物质文化形态保护处于缺失状态的现状，提出要推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基本法确立，而在目前条件下，需要“按照国家针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制定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方针，指导各级政府的非物质形态文化保护工作。”如2003年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共同实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在全国逐步推开，中央政府也已经成立“保护工程”领导小组，设立国家中心。再次，民族传统文化要传承，保护是一方面，创新是另一个重要方面。关于这点，许多学者都呼吁要加快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应当给予政策上的引导，还要运用现代化技术增加民族文化的科学因素、时尚因素。发展民族文化产业要制定发展策略和规划、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样可以培育民族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促进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同时反过来促进自身的传承和发展。要大力培养民族文化产业人才队伍，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人力及智力支持。最后，民族传统文化转型方面，有学者提出经适应性转型可以依附性的边远文化形态存在，对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产生参考性影响。就个体而言，少数民族自身需要增加对现代文化的适应性，需要几个方面的准备：知识的准备、技能的准备、现代城市文明素养的准备、民族文化和普通文化对接中的心理准备等。
（三）民族地区城市化区域研究
民族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地理状况等各有不同，形成了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不同区域的民族文化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对此作区域性的研究也十分必要。对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学者详细地分析了从森林草原民族到城市民族的变迁过程及表现，考察了朝鲜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俄罗斯族、回族、蒙古族、满族、达斡尔族、锡伯族等十个少数民族向现代城市民族转型，建制市的设立、大都市区的带动推进了东北少数民族区域城乡一体化，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2010年，上述少数民族中前六个少数民族的城镇人口比例都达到66%以上、后四个少数民族的城市化率也达到了51%，东北城市中少数民族已有55个，东北少数民族自治区域人口城市化率为50.4%。通过对城市发展的文化考察，提出城市化的发展对民族传统文化具有“二律背反”效应的观点，即是“一方面使各民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共同性因素得到加强和趋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各民族文化的流失”。就此提出城市化发展与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协调的问题。西北民族地区城市作为资源要素的集聚中心、辐射中心和扩散源，因此将自然资源、经济基础、区位条件作为发展城市的要素，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作者以甘肃、宁夏、新疆、青海四省区20多年来的发展数据来说明，但在城市扩大的同时，作者的调查发现西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几乎都面临“文化缺失”的难题，这也是一个“传承两难”的困境问题：“城市社区中的各民族的居民都担心自己民族的文化被别的民族文化同化，因而为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就努力再现或张扬民族传统文化要素，这样做的目的又会阻碍民族地区城市的扩张和向乡村的侵入，结果就使城市尽可能快地提高地价、迫使聚居城市中心的少数民族居民向周边地区迁移，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民族传统文化的边缘化和郊区化，年轻的一代往往更向往城市中心地带的生活方式，于是就会出现所谓的‘传承困境’。”作者提出民族文化要走向市场、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传播、营造一套有效的运行机制的观点。笔者认为，民族文化“传承困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城市化进程中非主流文化发展遇到的共同问题。西南边疆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重要的聚居区之一，城市化的发展程度，2010年广西为40.11%、云南为35.2%，均大大低于同一时期49.68%的全国平均水平。城市化与地方经济发展存在某种契合性，但近年来主要依靠基础建设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城市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是那么的明显，急迫的城市化消耗了这些地区强壮劳动力和经济自然资源，使社会文化发生深刻变化，因此，有学者提出：城市化并非民族经济发展的“指路明灯”。
三、民族地区城市文化发展趋势分析
以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壮族聚居的广西自治区为例，“2000年广西城市化水平为28.15%，同期的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分别为2080.04亿元和220.01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3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865元。至2010年，广西的城市化水平提高到40.11%，而同期上述各项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也分别达到9569.85亿元、1228.61亿元、17064元和4543元，分别增长360.08%、458.43%、192.49%、143.59%。”民族地区城市化水平提高对该地区经济各方面发展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基础建设投资力度的加大和各项政策的扶持，城市区域一体化进程也逐渐实现，从而带动民族聚居地区城市化发展，吸引各地的人才和资金流入。无论是少数民族人口向发达地区城市流动，还是工商业投资的注入民族地区都促进城市化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和资本通过流动实现最优配置，民族融合是一个大趋势，我们需要加以引导，营造民族团结和谐的氛围。民族地区的城市，是各级民族区域的中心，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起辐射作用。创新是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文化繁荣的途径，用现代的意识、技术手段对传统文化进行发扬光大。用与时俱进的经济意识、效率意识、效益意识、公平意识、法治意识、环保意识、审美意识等现代意识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审视，从而对民族地区城市化战略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1] 南文渊，卢守亭.少数民族城市化研究综述[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9）：14-15.
[2] 马伟华.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研究综述[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43-44.
[3] 单菲菲，高永久.城市化进程中民族问题的研究现状[J].广西民族研究，2007（2）：30.
[4] 范生娇.论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J].贵州社会科学，2005（7）.
[5] 高永久，朱军.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的政治学思考[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11）.
[6] 崔燕.论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机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7] 韦东超.城市化视野下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意识――以广西百色市壮族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04（4）.
[8] 杨燕.论城市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问题[J].怀化学院学报，2009（1）：15.
[9] 程苹.民族地区城市化建设中民族文化的弘扬与重塑[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9）.
[10] 阎丽娟.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建设的文化思考[J].科学・经济・社会，2002（3）.
[11] 吕俊彪.城市化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J].思想战线，2012（5）.
[12] 刘亚丽.论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保护[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13] 乌力吉.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社会转型[J].贵州民族研究，2008（3）.
[14] 林庆.现代化、全球化、城市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境[J].贵州民族研究，2009（4）.
[15] 王希恩.推进少数民族城市化进程刍议[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16] 南文渊.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研究――东北少数民族的经历[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2（6）.
关键词：语文；浸润教学；传统美德
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在东方文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更是世界文化的瑰宝，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语文承载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同时语文教材也提供给我们大量的素材用以开展浸润传统美德教育，笔者首先分析了语文浸润教学之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性，然后探讨了其原则，最后研究了具体的
措施。
一、语文教学中浸润中华美德教育的重要性
高中语文课本中的文章大都积极向上，富有哲理，有较深的文化内涵，使用语文课程浸润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会对学生的德育教育产生极大的影响。其一，语文新课标明确提出的三个目标中就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重点表明要开展德育教育，在传统教学理念下的语文课堂，教师往往以考试为目标，让学生死记硬背教学内容，导致语文课堂缺少人文性，这让语文教学价值大打折扣。其二，教育应该面向社会的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仅仅重视科技教育而轻视德育教育，毕竟社会需要的是全方位发展的人才。不仅如此，在语文教育中浸润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以保障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障学生免受社会不良风气以及外来糟粕文化的侵扰，这对学生完整人格的形成、素养的提升极为有利。
二、语文教学中浸润中华传统美德的原则
语文课程可用于浸润传统文化的课程资源极为丰富，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学习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其原则主要为：
其一，课堂中对学生多鼓励，提升其创造性，给学生提供自由展示思维的平台，推崇熏陶感染，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其二，语言的哲理和文字具有较高的统一性，情感和知识能够相互交融，因此教师应该遵守重知识、明道理的原则。
其三，语文教材中具有浸润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素材比较丰富，教师应该选择合适的教材进行教学。
其四，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应该促进学生良好品德的形成并自然的在生活中表达，所以，我们应该重视联系实际。
三、语文教学中中华美德渗透的具体措施
1.利用语文教学，了解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博大精深
利用教材的相关内容浸润中华传统美德会取得较好的教育教学效果。这让学生具有开阔的眼光，不仅强化知识学习更陶冶学生的情操。语文教材中以传统美德为题材的课文较多。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其中有充分的体现，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这些内容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充分的体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其中具有独特的显现。如体现尊师重道的有《师说》、体现忧国忧民的有《离骚》，他们都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在语文课堂上，我们要对学生进行科学的引导，让他们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内涵和精神有感性的认识，同时教师应该具有辨别优秀文化和糟粕文化的能力，如在学习《岳阳楼记》一课时，有的学生这样评述滕子京：滕子京有点愚忠，自己遭受不公平的待遇，竟然不抱怨。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对学生进行诱导式的思考和研究，引发一场藤子京是否愚忠的大讨论。最后同学达成共识：作者范仲淹之所以在文中说滕子京，实际上是暗示自己，尤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是我们应该学习和发扬的。正是在这种精神的统领下，伟大的中华民族才会在大江南北、沙漠雪地开采出石油，也是引领伟大的中华民族在群山中开凿红旗渠的精神力量，更是我国在一穷二白时通过自力更生，不懈努力实现“两弹一星”梦想的精神依靠。这是中华民族大无畏精神的最佳体现。作为21世纪的学生和建设祖国的中坚力量，这种精神我们要继承并发扬，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周边局势，努力建设伟大的祖国。
2.利用语文教学激发、培养学生真挚的情感，使这种情感变为积极的动力
作为一块具有情感的天地，语文教材中具有“形神”兼备的文学作品，让学生懂得什么是真、善、美。在富有情感的教学下，不仅让学生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还能让学生真挚的情感予以激发。《囚绿记》中我们从一株常春藤身上看出“永不屈服于黑暗，顽强抗争”的精神，学生的心田被这些美好的情境所滋润，这对其摆脱低级趣味，自觉追寻高尚情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在语文作文教学中，围绕传统美德教育，丰富写作素材
作为对学生开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主阵地，语文课程中的作文是一种独特的形式。因为学生写作文的过程便是抒发自身情感的过程，他们用文字把自身学得的知识表达出，这就要求学生要全面掌握我国的地理、文学、历史等知识，了解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和现实情况。这让学生在无形中游离于现实和历史的发展道路上，并集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通过比较和鉴别的方式，传统美德如学生心中一颗花的种子，最终会开花结果。如通过李白铁杵磨成针的故事可以让学生学得持之以恒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最终会取得成功，这不仅是写作文的素材，更是浸润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良好方式。在学习《春望》的过程中，笔者对古诗的历史背景进行讲解，然后向同学描述杜甫的生平经历，合理引导学生的爱国情怀，在情感上引起学生的共鸣，让学生的心中生出一股爱国热情。杜甫的生平经历以及写诗的历史背景在学生今后写作诗文的时候完全可以运用，提升作文层次和水平。
教师应该明白自身所肩负的责任。国内语文课程中总具有人性的美好以及高尚的品德，作为语文教师应该对其很好的利用，让其在浸润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参考文献：
[1]王志乾.历史教学中渗透传统美德教育[J].成才之路，2014（19）.
[2]陈华明.浅谈加强学生的传统美德教育[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2（S2）.
关键词：土家族；传统文化；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4.0065.02
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其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马克斯·韦伯在其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归结于根植于新教文化的资本主义精神，从此开辟了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兴起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崭新领域。因此，各个民族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千差万别，民族文化对本民族的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存在巨大差异，如果要分析某一特定民族特别是该民族聚集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必须对该民族的文化进行具体分析，否则有可能造成决策失误。因而，研究某一民族传统文化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是促进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1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1传统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不同的人对其有不同的定义。一般认为，“文化是人们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一切财富，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人们所具有的各种生产技能、社会经验、知识、风俗习惯等”。而各民族的文化则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由于历史的长期沉淀，从而使文化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而且，这种各具特色的文化，在各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还会以各种形式传递，世代都会受到该文化的影响，从而会形成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差异也成为区分各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
1.2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影响途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道德规范等制度的形成基础，是一个国家上层建筑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各地实践表明，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定与其文化水准相对应，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落后的生产水平往往对应于落后的传统文化，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往往可以用传统文化的地区差异来解释。
1.3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影响
关于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学术界一直存在两种理论：一种是“文化决定论”，该学派认为，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其中，符合现代精神的文化价值观对现代经济发展具有正面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与现代精神不符、传统保守的文化价值观则对经济的发展起负面的、消极的阻碍作用。因此，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对其现代经济的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另一学派则认为，文化本身并不存在积极与消极之分，关键在于对文化的如何利用。因此，如果一个民族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占优势，该民族往往会有较快的发展速度，反之，如果一个民族中阻碍经济发展的价值观获得优势，则有可能使该民族陷入不发达的境地。
2土家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2.1宗族观念浓厚
宗族是各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一种组织形式，是一种融政治、经济、社会于一体的社会组织。“由于传统习俗的力量，某些物质、经济力量的联结，使它具有多重功能，并能在农村社区发挥广泛的作用”。从土家族发展历史来看，土家族人的生存条件一直比较恶劣，须依赖于群体力量才能生存，从而促成了土家族人聚族生活。随时间的流逝，这种聚族生活逐渐演变成土家宗族，并形成了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族观念，直到目前，这种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族规族训仍对土家族人具有很强的约束力。
2.2山地文化突出
土家族世代居住在湘、鄂、渝、黔交界处的大山区，岩石遍布、山高坡陡、森林密布、野生动植物繁多，最初的生存手段就是凭借自身的勇敢和团体协作在深山密林里进行狩猎，形成了特有的山地经济。同时，强调“物我所用、用物适度”、“以和为贵”以及朴素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资源观等仍然是目前的很多土家族聚集区所秉承的基本理念。
2.3开放性明显
由于土家族位于中国东西南北的交汇点，历史上曾经是进入四川和大西南的主要通道，在军事上常为兵家必争之地，同时，地理位置的独特性也造成该地区成为历史上蜀文化、楚文化以及汉文化等大文化的结合部等，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原有的土家族传统文化不断地经受外来文化特别是汉文化的冲击，在兼容并蓄的过程中，土家族传统文化逐渐发展成一种具有多元化特性的开放性文化。虽然这种文化的开放性导致当今的土家族人在服饰、语言、上产生了一些的异化，但也说明了该民族本身旺盛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
3土家族传统文化对土家族聚集区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3.1浓厚的宗族观念所引发的群体意识有利于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关系客观来说，土家族的有些族规具有一些封建迷信因素，但是，土家族族规中的很多内容具有很强的积极意义，比如，很多族规都规定，族人必须奉行“尊老”、“敬老”、“以孝为上”的理念，在家庭矛盾的处理上，要求矛盾双方相互体谅、以大局为重，主张夫妻、兄弟之间相互尊重、和睦相处，提倡邻里之间、宗族内部团结互助，甚至有些宗族还实行内部集资，将集资所得用于“资助成才”、“扶贫解难”等方面，有力地体现了宗族“一人有难、大家齐帮”的集体主义精神。所有这些都非常有利于营造一个和睦、健康的人际关系，这种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
3.2朴素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有利于当地可持续发展
土家族是一个多神崇拜、笃信万物有灵的民族，有些人曾把某种动物、植物、无生物等当成自己的祖先。因此，土家族人认为，自然界万物都有神气，需敬重和善待。对自然资源不能索取过度和滥用，必须保持人与自然相互协调。比如，湘西永顺县瞿家寨的瞿氏宗族就在族规明确规定：“在使用自然资源时，不能独个占用”，暂时不用的树木，他们以宗族名义封山育林，没有全宗族的同意，不能砍伐，无论是用柴、用木还是用地均不能过度使用。这种朴素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自然资源观非常有利于当地的可持续发展。
3.3文化的开放性有利于人力资本素质的提升
如前所述，土家族传统文化是一个注重兼容并蓄、开放式的文化。因此，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的土家族人也具有兼容、开放的基本特征，“尊师重教”、“注重学习”等也是这个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学习能力恰好满足了学习型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同时，这种素质也有利于提升土家族聚集区的人力资本素质。
3.4土家族传统文化能直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土家族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蕴含了很多经济发展机会。比如，土家族的饮食文化，如湘西腊肉，就是一种享誉全国的特产，目前，有些生产者已经通过在这方面的投资获得了不菲的收益，如果能将其规模和技术进一步提升，必将能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其次，土家族长期对自然环境的注重，不但造就了诸如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猛洞河等著名的风景区，同时，土家族的特有文化也吸引了国内外的众多游客。此外，土家族所特有的酿酒、手工艺品制作、土家服饰等也是一种巨大的财富，只有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必将带来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4土家族传统文化对土家族聚集区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4.1部分地区小农思想仍然比较浓厚
虽然土家族文化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但在偏远的山区，特别是在那种聚集地村寨户数比较少、交通很不便利的地方更是如此，从而形成了比较封闭的生活文化。一般来说，这部分人不愿意打破传统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理念，具有浓厚的农耕意识，满足于当前的这种自给自足、仅够温饱的生活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无疑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4.2商品经济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当前，土家族聚集区货币化程度很低，成本观念淡漠。人们在修房、收割等活动中，免费互帮现象仍然普遍，主人只需提供食宿不需支付工钱。如果来了客人，往往也是免费提供食宿。这种相互帮助虽然体现了一种民族团结和社会美德，但是却不利于竞争机制的形成，使得很多该聚集区流行着“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等具有浓厚中庸思想的传统谚语。这种观念虽然使自然经济得以继续延续，使民风淳朴成为一种常态，但是却不利于更高效率的生产方式的出现，从而也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4.3宗族势力的过度干预可能会破坏当地社会稳定
虽然宗族具有稳定社会的功能，如果宗族势力中的不合理成分无限制发展则有可能成为破坏当地社会稳定。如族规中的“不许离婚”、“不许改嫁”，“不能改变祖宗的规矩”等规定就严重地制约人的行为，不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宗族之间的帮派之争、对村委会的干预、对小姓农户的打压甚至将族规凌驾于法律之上等现象在各地也是屡见不鲜，破坏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同时这种修祠堂、修族谱等行为也浪费了农村宝贵的资金，不利于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5对有效利用土家族传统文化来发展当地经济的主要建议
5.1大力保护和发展有利于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土家族传统文化土家族传统文化里面“敬老”、“团结互助”、“以和为贵”以及讲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观念对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均具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为了促进该聚集区经济发展，必须对这些文化给以保护，可以利用发达的媒体工具，对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事例进行广泛宣传，并配以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反之，则给以批评和谴责甚至法律惩罚，来保护和发展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经济潜力。
5.2做好对土家族传统文化的开发和利用，提高土家族传统文化对当地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虽然当前部分地区对土家族传统文化进行了大量开发与利用，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很大的不足，未能体现出其应有价值。相反，某些传统文化又存在过度开发的现象，特别是对某些文化的掠夺性开发造成了对这些传统文化的严重破坏。因此，当前应该对这些开发和利用行为进行进一步的规范，提升产品的广度和深度，努力提高其经济附加值，以此来促进当地经济收益的提高。
5.3引导当地居民提升自身素质，尽力抑制土家族传统文化的不利影响为了促进土家族聚集区的经济发展，必须在土家族聚集区营造一个稳定、健康的社会环境。当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抑制宗族势力对农村社会和经济的不当干预，提升国家法律在当地的地位，杜绝族规族训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当然，在抑制土家族传统文化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方面不能操之过急，应重点做好引导和教育，特别是商品经济意识的建立和发展，更不宜进行过度的外在干预，否则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参考文献
[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12（1）：384.
[2]曹立村.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文献综述[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6）：64.66.
[3]杨春彩.简论土家族传统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2.14.
[4]王天意.宗族的功能及其历史变迁[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5，（4）：50.53.
[5]黄柏权，吴茜.土家族传统文化的特质[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7）：70.7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综述
中图分类号：G12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3-0035-06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成民族的核心要素。文化与民族社会群体之间通过“传”与“承”两个并存、继起的环节实现有机的整合，促使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呈现出稳定、延续、再生的特征，最终形成模式化发展。
一直以来，传承一词常出现于民俗学研究中，是最先用于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传承性”也被看作是民俗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而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提法转变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强化了传承观，这使得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中，“传承”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由此，关于“文化传承”的概念使用开始普遍并向加速发展，有关“文化传承”的著述和论文也接踵而出。
笔者对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关于文化传承的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近年围绕着文化传承的研究，可以总结为对文化传承概念的再认识、文化传承机制的探寻、文化传承与变迁的探讨、文化传承人的研究、文化传承途径的创新探索五个议题。下文择要阐述其中的研究情况，以期对今后的文化传承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借鉴。
一、文化传承概念的再认识
在学术界，“文化传承”一词出现已久，是早已为人们所用的一个名词。从19世纪中叶起，就有学者对文化传承问题进行研究。然而，很少人论及文化传承的内涵和本质，也未确切地予以概念界定。祁庆富教授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与传承人》一文中指出，在汉语词库中“传承”不是古语，而是新词。在古代汉语中，“传”和“承”分离，并没有形成一个固定语词。只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的《既代汉语词典》有简短的“传承”词条，即：“传授和继承”。在他看来，传承是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但是文化传承的现象绝不仅仅局限在民俗学范畴，而是传统文化的根本性特征。因而也是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对“传承”概念的认识，应当从更宏观的“大文化”视野拓宽、加深理解。而正确理解传承语义与内涵，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及保护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目前关于文化传承的著述中，学者赵世林给出了一个文化传承较为广义的理解，认为：“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使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也就是说，文化传承是文化具有民族性的基本机制，也是文化维系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动因。社会成员正是通过习得和传承共同的民族文化而结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笔者以为，对民族文化传承作这种定义性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传承”以及全面的认识传统、把握文化，从而能更好的理解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二、文化传承机制的探寻
机制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研究这一议题的学者，分别从两种不同的路径探寻文化是如何在传统生态环境中得以传承的。
第一种路径是寻找文化传承的渠道或媒介。晏鲤波认为民族文化典籍的保存与流传是实现民族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迟燕琼在炒数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承功能一文中指出，节日是人类社会各个族群普遍传承的一种重大的显性文化事象，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是最具地方特色、蕴含丰富意义的文化符号。它总是更集中、更充分地展示着多彩多姿的民族习俗风尚，传承着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并以一种显性而独特的方式承载、传递着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是各民族多样性文化得以集中表现和传承的重要途径，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功能。也有学者从的角度看待文化传承。陈瑞琪就认为以宗教为载体，不仅使民族的民俗情结、传统文化情结、民族认同感、群体的内聚力得以加强，也使民族文化传承得以为继。李志清通过对桂北侗族抢花炮仪式性体育的“深描”，同样得出信仰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这一结论。基于符号学的角度，祁庆富教授认为文化传承是以象征符号为最基本的运载工具和传递手段的。他指出，社会的文化体系是由社会的象征性的符号，如语言及其结构、事物及人物的称谓、事物或社会关系的表述形式、神话及社会文化中的标志等等表现出来的。象征符号，是约定俗成的，为本民族成员所认同。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象征符号过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才得以展现、传承。传统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又一渠道也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孙丽婷以阿昌族的家庭教育为例，认为家庭教育使阿昌族的民族语言、传统生产劳动方式、风俗习惯等得以代代相传。其中牢固的婚姻制度，以及重视母亲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等是阿昌族文化通过家庭教育有效传承的原因。由此得出结论，家庭教育在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对本民族成员的成长、民族文化的传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以外，更有学者从宗族制度对文化传承的影响进行探讨。吴尔泰先生以赣傩为例，指出，赣傩无论作为一种民俗事象，还是一种文艺形式，历时二千余年风雨沧桑而不绝，这在中国文化史上都不多见。创造这一“奇迹”的原因很多，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封建宗族制度在赣傩的传承和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和制约作用。
以上研究是从单一的渠道进行探讨论述的，然而，文化传承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由整体性出发，索晓霞在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运行机制进行动态分析后得出结论：制度和法规形成的社会强制，民族社会生活中的潜移默化，道德和禁忌形成的心理约束，正是潜藏在各种文化传承现象背后的“看不见的文法”。赵世林将民族文化传承的社会机制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以家庭为中心的亲亲强制、以村寨为单位的社会监督、特殊状态(战争)下的高强传承、族际交往中强化的自我意识、意味着义务延续的祖先崇拜、宗教意识。这些从整体进行的研究，让我们得以窥知文化传承的不同渠道。从另一种路径研究传承机制的是解读文化传承的方式。索晓霞在研究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方式后，指出了几种具有普适性的传承方式。(1)一对一的方式。这种方式偏重于民族物质生产文化。(2)一对多的方式。传承的是宗教意识、民族意识，可概念化为文化模式、文化观念，偏重于精神文化的范畴。(3)多对多的方式。这种传承方式主要体现为通过规范文化在社会生活中进行无形的调控，客观上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这些都是以人为载体的传承。李灿松、周智生通过对鹤庆新华村民族手工艺的田野 调查，认为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传授、开放式的学徒招收等形式构成了传统手工技艺的主要传承方式。马春莲教授也从口耳相传、心领神会等角度论述了音乐的传承方式。除此以外，不少学者也对文化不同门类的传承方式有所关注。
上述研究都是从传统生态环境的视野中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学者们或从总体上把握文化传承的机制，或就影响文化传承的某一方面进行论述；或查阅文献记载并在一定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某一文化对其传承的生态环境及其方式进行综述。其中所获知的途径与方式都可给当代生态文明下的文化传承以重要启迪。
三、文化传承与变迁的探讨
在传统社会中，人文、生态环境的相对稳定，使得文化承传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如同赵世林教授所说，在这种环境下，文化传承具有社会强制性和不可选择性。燃而，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困境，众多学者也充分意识到了要从变异性来看待文化传承。正如祁庆富教授所言，对于文化传承的研究，不仅要充分注意到传承文化的“民间性”，还要重视其民族性、群体性以及传统性与现代织在一起的文化变迁性。因此，在当前的文化传承研究中，从文化变迁角度探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成为焦点。国内研究这一命题的学者，更关注文化传承与当前社会转型的关系，常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动态分析路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门类划分，冠以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文化空间、民间文学等名目，结合相关的田野调查，针对某一民族的文化进行个案分析，探讨影响某一文化样式传承的因素以及导致变异的原因。
纵观文化传承与变迁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从社会环境的角度侧重讨论社会环境对文化承传的影响。李红英以滇西德宏地区的傣族为例，论述了傣族文化的传承由原本稳定的寺庙宗教等场所，转变成为学校教育传承的方式。在她看来，寺庙中的文化传承，更能在一种共生共存的文化空间中形成一种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民旗隋感之链，而当前的学校教育则使傣族新人更多的成为了失去民族文化个性和民族文化认知的一代。这是由于汉文化与现代商品文化的涌入，冲击着傣族传统文化传承空间而造成的文化变迁与传承方式的变异。史江洪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一个传统的土家族村落为个案，分析了民间信仰在村落生活中的传承情况，认为较之其过去的形态，个案民间信仰的当前状况已产生了较大的变化，现实生活中的信仰事象主要是一种行为层面上的重演，已失去了其所产生的原始观念基础――神圣性和神秘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外来文化的影响、医药知识的普及与进步、经济生活的变化等。这种视角的着眼点在于文化受到来自体系之外的刺激而产生的变化，略有强调文化传承的变迁是外来的、被动的感觉，从而显得人和文化在社会变动中处于一种被动地位。 第二种视角是从文化自身的角度侧重探究文化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与影响力。徐英博士以萨满教传承模式为例，向我们阐述了受现代文明的冲击，萨满教文化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动摇，萨满教文化的发展在由盛变衰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灵活多样的生存策略，其宗教的功能淡化，而其他文化功能加强，在民俗、艺术等领域曲折地生存下来，这种经过碎片化、变异、整合的过程，再次展现了文化传承变异性的规律及文化所具有的适应能力。齐琨博士通过对中国近百年的社会转型过程的阐释，描述了南汇清音这一传统乐种经由乐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综合运用一些方式、手段、技巧、途径等音乐文化内应机制，既适应了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又延续了音乐文化传统。在她看来，传统音乐文化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能以自我调整、自我运作、自我创造的方式在社会实践中持续发挥着影响作用。[21]这一视角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在面临新的环境时，人们总能从传统习惯和文化惯例之外去寻找适应环境的方式，从而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推动文化的传承与文化的变迁。
采用这种视角对此议题进行探究的还有陈曦的《从侗歌展演文化功能的变迁看侗族民歌文化的传承》、刘晓真的，《从乡俗仪礼到民间艺术――当代山东商河鼓子秧歌文化功能的变迁与传承》、孔培培的《从拉魂腔到柳琴戏――个剧种的历史传承与时代变迁》、杨艳的仁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乐的传承、创新及其表现特点》等论文。
四、文化传承人的研究
在过去常见的民俗学专著中很少有学者提及传承人，然而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国家开始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传承人命名的工作，传承人的地位越发凸显，日益得到广泛的关注。
郑一民的《保护传承人是“非遗”工作的重中之重》、伍振的《保人保艺齐步走》、海铃的《保护传承人至为关键》等论文都强调了传承人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如前所述，文化传承的方式是多样的，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明确的传承人。刘锡诚先生在《传承与传承人》一文中就指出，对于原本就是家族式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承人的界定不存在什么大的问题，但对于那些原本就是群体性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承人的界定就存在争议。针对这一问题，祁庆富教授在全面梳理了世界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后，将传承人定义为，“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能、技艺，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人物。”即便是已开始进行传承人的认定工作，苑利研究员却仍认为：“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群体性拥有的，并非掌握在某一个人手里。一旦只给一个人发钱，必然破坏了社群的关系。”由此，他特别建议我国政府以群体资助的方式去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并认为真正利用经济杠杆来调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积极性的最佳方式，恐怕还是要变“输血”为“造血”，即充分调动传承人的内在积极性，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更多优势。杨旭东以新野猴戏为例，向我们表现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中传承人的个体崛起与民俗文化发展的担忧。他认为，当民俗还是大众的生活常态时，是无所谓传承人的，传承只是个过程，是群体间的代际传递。而当开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与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身份认定后，传承人开始以个体的身份崛起。而其个人所代表的民俗文化已不再是民俗文化圈中民众的生活常态，无法再次成为民众的共享文化和共同性知识，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民俗文化的衰落。
虽然，在这一议题的讨论中，对于如何认定文化传承人?究竟以个体传承还是群体传承方式支持文化传承的工作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商讨，然而在文化传承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性与意义这一方面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五、文化传承途径的创新探索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危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从不同学科的角度，众多专家学者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现状及在当下生态环境中的传承进行了理性思考，为文化传承探索新途径，提供新思路。
从宏观的视野出发，汪春燕以民族政策与文化传承的关系为切入点，论证民族文化政策对民族文化 保护与传承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民族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民族纲领和总政策是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根本保证。这一政策制定、实施是否科学、有效、合理，直接关乎民族文化的繁荣或衰败。阻一直以来，对于用旅游开发的形式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探讨是最多的。金少萍以白族扎染工艺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开发为着眼点，论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可以与经济产生协调发展的。其认为随着村庄经济面貌的改变、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进一步强化了村民保护、传承扎染工艺文化的意识和文化自觉，实现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李于昆围绕着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探讨了在对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重视原生态社区的作用和意义，认为将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在基层社区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和有效的途径。并指出生态博物馆在中国乡村社区的开展，是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中架起新的桥梁，并有利于探讨使民间智慧在社区内如何获得世代传承的新途径。覃慧宁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人类学文化变迁和文化调适的视角，认为在积极接受、吸取和利用现代电子媒介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将使山歌文化保有与工业文明融合并存的生机和潜力。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三个方面，即具体的形式、客观的形式以及体制的形式中得到启发，卢露引出我国应该从家庭、学校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保护制度三个层面来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李磊博士从法律保障制度的角度出发，指出法律制度的建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能够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优秀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机制和保障武器。除此之外，更有学者从日本无形文化财保护体系下的文化传承中得到启示，认为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和完善的保护体系，既要重视“传承人”的抢救，又要加强“传习人”的培养，才有可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下去。
虽然各路专家学者从不同的思路探究了文化传承的途径，然而有学者却认为，过多人为地操纵民间文化的生存反而会造成“保护性破坏”。孙晓霞就呼吁学者们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研究中，不仅要加强系统理论的探索，更应放低研究的视角，认真反思民间社会的存在意义，去发现民间文化的生存演变规律以避免盲目的保护。胡炳章与胡晨也通过民歌传承的个案指出，自然传承是一种生命的运动过程，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也只有在其自然传承过程中，民间文化才能真正焕发出自身的生命活力，展现出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
总而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语境中的传承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对于非物质文化传承途径的思考，也已涉及到高校教育、大众媒体、法律保障机制、社区旅游开发、生态博物馆等不同的思路。
结语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文化传承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上五个层面。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学界对文化传承的研究正走向拓展与深入：就研究方法而言，已从早期宏观而单一的文献收集，发展到文献检索与田野调查的紧密结合。就研究对象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各种门类都已被逐渐纳入研究视野，并倾向于用个案、专题进行文化传承的研究，从而也总结出一些民间关于文化传承的智慧，使得非物质文化传承这一议题得到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就研究涉及的学术领域而言，来自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艺术学、教育学、民族学、文学、法学、历史学等各学科的研究力量都有加盟。不同的研究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并各有所长。这种学术力量的形成，唤起了公众对文化传承之紧迫感及其意义的认识，并突出地增强了学术界对文化传承等社会现实、实践问题的关怀能力。
探讨中国道德建设，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这不仅关涉到中华传统美德的历史传承问题，更关涉到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发展的方向问题。面对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现实需要，近期天津市伦理学学会召开“中华传统美德的现代转换与创新”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此主题进行了探讨，现综述如下。
一、传统美德的现代转换与创新是时代需求
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漫长发展涵育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既造就了中国灿烂的物质文明，同时在特定历史境遇中铸造出的特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成为中华民族战胜挫折和挑战的重要精神支柱。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对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现代转换与创新既有利于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也使中华传统美德重获生机。
天津科技大学赵士辉教授从恩德与耻教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认为恩德是关于如何对待恩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也是人的一种德性。在中国传统恩德中仅就内容来看，就包括施恩、拒恩、受恩、知恩、记恩、感恩、报恩等七个方面。恩德作为世界上各民族共有的伦理文化现象，其观念和行为具有普遍意义。中国传统恩德具有体系性以及重视面向实际调节人际关系等特点。耻教是道德教育的一个部分，因其强调道德荣誉感而使耻教具有净化社会公共生活的特殊功能。在当前中国道德建设中恩观念出现了问题。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有些人只知受惠、索取，而不知感恩、报恩；在家庭生活领域，有的子女不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甚至“不想长大”，出现啃老现象。针对这些问题，加强恩德与耻教培育，促进中华传统美德的现代转换与创新，是当代中国社会伦理文化建设中的紧迫任务。天津大学学院孙兰英教授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探讨了对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现代转换与创新的时代迫切性。她从提出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六个中华文化基本价值观出发，认为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就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对接，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二、传统美德的现代转换与创新面临时代挑战
如何处理好全球化与保持民族性之间的关系，是当前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现代转换所面临的挑战。孙兰英教授认为，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社会精神气质，都有自己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对其先进的文明成果，如公共服务、终身教育、生活质量、生态文明等社会价值，我们要积极吸收借鉴。另一方面，要发挥中华传统美德的世界意义。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核心价值观及其价值体系，它以理想的形态引导着这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
如何正确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现代转换与创新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天津师范大学王秀阁教授认为，现实是历史的结果和未来的开端，只有立足现实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科学地预测未来。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内容具有历史的恒定性，但在传承时却不能固守历史使其僵化，应当使传统美德在注入新元素的同时并进行当代阐释。天津医科大学医科人文学院郭卫华副教授认为，在面对传统与现代相互冲突的时代挑战中，应当避免两种极端：一种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否定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历史证明，近代中国曾经出现过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根本是行不通的；另一种极端是过分夸大传统文化的现实作用，实际上是秉持一种文化怀旧的情怀，从而陷入文化本位主义，使现代文化建设与现实脱节。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在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中华传统美德现代转换与创新的实现途径
在中华传统美德的现代转换与创新的方法上，应有一种整体性视野，要古为今用，与时俱进。王秀阁教授认为，应当从整体性视野认识中华传统美德的现代转换与创新问题，以保证在传统美德现代转换与创新中坚持正确的方向。首先，坚持历史维度有助于认识中华传统美德现代转换与创新的根基。在对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现代转换和创新时，必须强化“根”的意识，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上，以继承传统为基础。只有这样，中华传统美德才能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激荡中具有坚实的根基，保持其永久的魅力。其次，坚持现实维度有助于认识中华传统美德现代转换与创新的方向。在对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现代转换和创新时，必须使传统美德的内涵与表达与时俱进，使传统的道德原则具有当代阐释和注入现代元素，必须将传统的表达方式转换成现代话语形式。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中华传统美德的生命活力。最后，坚持未来维度有助于认识中华传统美德现代转换与创新的趋势。对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现代转换和创新时，必须具有长远的眼光和博大的胸怀，面向世界发展的潮流和中国发展的新态势，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中华传统美德的内涵。天津工业大学刘孜勤副教授认为，在对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现代转换和创新过程中，首先应当对传统美德的核心理念和具体德目的历史流变进行梳理，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准对传统美德进行现代转换和创新，使传统美德的现代转换既具中国特色，同时又能立足于现实具有广泛的人类共有价值的特征。
对中华传统美德的现代转换与创新要在挖掘中华传统美德的具体内容中，为中国当代道德建设提供理论资源。赵士辉教授在分析恩德、耻教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提出具体操作规范：首先应立足于“人”的需要，发挥恩德调节人伦关系的重要作用；其次，吸收传统伦理文化中的相关内容，提出和建立有关现代恩德教育、耻教的基本范畴和命题，使恩德教育、耻教的内容因其具有的一定高度而发挥应有的教育功能；再次，重视以正确的恩德观念指导面向实际调节人际关系包括家庭伦理关系的道德实践；最后，切实重视和加强道德评价活动。包括重视施恩与回报关系的道德评价，特别是对耻感现象进行的道德评价。郭卫华副教授从中国情理精神和理性精神的比较出发，认为对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现代转换和创新，应立足于中国现代道德建设中遇到的个体的急剧膨胀、精神的失落、知行脱节等现代道德问题，提出应当发挥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中蕴含的情理精神的现代价值。中国情理精神作为支撑中华民族数千年的道德精神支柱，其对情理统一的道德设计具有一定的价值真理性。中国情理主义伦理形态中的“情”之“理”基于生命的安顿，并以知行合一的方式追寻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可以为道德建设中知行脱节问题提供疏解之道；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面对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发挥中国情理主义伦理形态提倡的“万物一体为仁”的生态理念，将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征服自然”的理念转化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实现天人和谐。南开大学哲学院博士生李杨通过分析现代心理学家陈大齐提出的“平凡的道德观”，认为我们应当借鉴相关理论，诸如确定平凡美德的四个标准――切己的标准、可实现的标准、普遍的标准与究竟的标准，使中华传统美德在现代转换中，回归平凡，实现中华传统美德引领大众在生活中实现真善美的愿景。
关键词： 人文 通识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
一、贵州理工院校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调查问卷
加强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建设，对理工院校意义重大。贵州理工学院成立于2013年，由于学科设置的局限，同时由于认识上的误区，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建设现况存在一些问题，导致这类课程往往被忽略或者置于不太重要的位置。那么，理工科学生是如何认识这类课程的呢？我们承担的贵州理工学院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一般课题《理工院校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研究――以为例》，专门制作了问卷调查，对学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的看法做了了解。
本问卷印发了80份，收回有效问卷75份。为了防止调查对象对问卷调查流于应付，本问卷的调查对象主要是选修过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同学，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基础。本问卷共设计了5道题，分别是：（1）你认为理工院校需不需要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并说明理由；（2）你如何看待当下的国学课？（3）你想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学到什么？（4）你如何看待《大学语文》这门课程，它存在什么问题？或者你建议如何学习？（5）谈谈这学期你学习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的收获。本问卷第1题的目的是了解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的意愿，第2题是调查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发展状况的了解程度及态度，第3题的目的是为开设《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设置合理的理工科学生的教学目标和课程。第4题主要是因为目前贵州理工学院开设的《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偏少，在已经开设的课程中，《大学语文》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的作用。总结其中的不足，有利于为今后《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的开设提供一些良好的借鉴。第5题是了解学生学习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的效果，为改进今后教学设计积累经验。
第1题74人认为有必要在理工院校开设《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主要理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了解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但也有1人认为不需要，理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没有多大关系。第2题70人认为国学热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需要学习一点国学。第3题69人认为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可以学会如何做人，了解一些古代经典著作的思想。第4题50人认为有必要继续开《大学语文》这门课，因为这门课可以提升人生修养，陶冶情操。同时有15名同学认为，《大学语文》课程内容设置过分单一，老师讲课形式过分单一，手段不丰富，应鼓励学生参与互动，尤其让学生到讲台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以锻炼他们的综合能力。第5题有71名学生认为通过学习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了解了许多儒家经典，提升了自己的文学修养，学习了一些为人处世的方法。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简单统计，我们发现大部分理工科学生认识到开设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今天，由于网络资讯的发达，智能手机影响着每一个大学生的学习。无论他们的学科背景是人文学科，还是理工科，网络文化带来的价值多元化冲击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学习。以往埋头学好单一学科的专才教育显然已经不能适应信息时代的需求。在多元文化的价值冲击下，每个人迫切需要一种稳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便更好地在现代社会立足。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以往大学曾经充满富有活力的精神氛围，现在则已退化为单纯的学院。严格指定的课程免去了个人自己摸索道路的风险。可是，没有自由的风险，就不会有独立思想的可能性。最后的结果只能获得技术专家的技能，或许还有广博的知识，即成为一个博学之士，但不是一个探险者――这成了普遍的人才类型。今天的人们已不在博学者与探索者之间做出区分，这个事实是科学衰落的一个征兆。”雅斯贝尔斯指出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大学学科的过分细化，导致了科学的衰落。
通过总结，我们发现大部分学生不喜欢以灌输方式为主的传统教学，这也是导致一部分学生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提不起兴趣的原因。一些学生建议可以通过播放视频、主题演讲等方式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以往《大学语文》教学确实存在老师唱独角戏、课程结构过分单一，不能结合学生当下情况的问题。我们认为对理工科学生不能以文科生的标准教学，需要从理工科学生的实用主义角度思考问题。在理工院校的课程体系中，学生文科基础薄弱，而专业课程繁重，作业任务多，他们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主要是为了扩充知识，提升人文修养，怡养性情，甚至很多学生是以放松心情的目的学习这类课程的。他们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和文科专业研究型学习存在很大不同，不正视这一点，在课程设计上必然会存在偏差。如何让课程变得富有魅力和吸引力，如何让人文类课程能够寓教于乐，是理工院校从事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的老师必须思考的。教和学作为矛盾的两面，必须统一在培养优秀人才的教学目的上。以往教学理念要求学生适应老师，这样的方法对专业学习固然可行，但对于通识教育类公共课程来讲，在实际操作中就很难行得通。另外，不少学生对严格的试卷考试体系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二、贵州省内几个院校关于通识教育的管理
贵州商学院以原有的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为班底成立于2015年。作为一所应用型本科学校，该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服务贵州本土经济为目的。学校专门设立基础部，下设外语、语文、数学三个教研室。其中语文教研室承担全校人文素质类基础课程的教学任务，《应用写作》已经成为校级精品课程。
贵阳中医学院以培养高等中医药人才为目的，成立于1965年。该校医学人文学院成立于2001年，该院除了法学、应用心理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三个本科专业外，还承担着人文、社科及素质教育选修课的工作任务。
贵州医科大学前身是贵阳医学院，2015年正式升格为大学。该校的社会科学部是“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为中心，以人文社科研究为支撑，以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为目标”的教学部门，有6个教研室，主要承担着全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同时承担着《文学鉴赏》、《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西方文化概论》、《医学美学》、《书法》等医学人文课程。该校还非常注重对医科学生的人文伦理教育，把《医学伦理学》作为全校医学本专科学生的必修课（护理专业为《护士伦理学》）。贵州医科大学加强医学专业学生的人文伦理素养，基于医生这个职业，除专业医学知识外，还涉及人类生命的生死问题，必要的伦理学知识让学生在未来职业生涯中面对伦理困境能够体现应有的人文关怀。
贵州大学作为贵州省内唯一一所211综合大学，创始于1902年，2004年在原贵州大学、贵州工业大学的基础上组建了新的贵州大学。2014年贵州大学阳明学院成立，该院是为了适应贵州大学建设高水平大学本科教育，创新本科通识教育组织和管理模式、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文化的需要而创立的。该学院主要向全校大一新生开展通识教育教学、研究与管理，内设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工学和农学7个教学部。该学院的目标是培养每一个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
综观贵州几所高校，我们发现各校都非常重视通识教育课程建设，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其中贵州大学由于校长郑强来自浙江大学，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改变了学校过去单独注重理、工、农几个学科发展，促进人文社科力量提升，同时推动贵州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阳明学院作为国内第四家实施本科通识教育的学院，对贵州省乃至全国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贵州医科大学定位医科，把医学伦理学作为必修课，很有启发意义。
三、小结
综上所述，理工院校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课程设置上可以参考多数院校的办法，选取一到两门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作为必修课。为此，笔者建议把《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作为一门必修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知识面广，难度相对较低，能够很好地满足理工科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这门课程设置为必修课，有利于课程建设。一门课程必须有稳定的学生才能保证正常开设，有利于从事这门课程教学的老师积累经验，开拓创新。在选修课体制下，人文科社老师在与理工科老师争取理工科学生选课方面存在学科基础方面的劣势，课程时开时不开非常不利调动任课老师的积极性，不利于教学和科研上的成长。一门课程成为必修课后，围绕着这门课程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教学团队，从而有利于理工科院校人文科社力量队伍发展与壮大。
第二，学校管理层面应该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和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有着本质的不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作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素养教育的平台，是教育部规定的硬性任务，它有单独的评价体系，思政课程对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提升个人道德素质和政治觉悟起着重要作用。人文类通识教育则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开拓学生视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方向。两类课程任务的不同决定了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并不能被思政类课程简单代替。
第三，成立专门的部门改变通识教育选修课多头管理的现状。根据《贵州理工学院通识教育选修课管理办法（试行）》（2015年11月），学校把通识类选修课分为类，分别为：（1）人文经典与文化传承；（2）哲学与批判性思维；（3）创新能力与创新教育；（4）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5）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6）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7）经济、管理与世界视野；（8）语言与基本技能。第1和2类课程归属于马列部管理，第3类课程归属于创新创业教育中心管理，第4和8类归属于各学院（部）管理，第5类课程归属于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和心理健康中心，第6类课程归属于体育教学部和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第7类归属于经济管理学院。可以发现，教学师资力量的流动性和课程建设的不稳定性，通识课归属多个部门，多头管理显然不利于通识教育课程发展，不利于实现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的教学目标。
从学校建设“西部一流大学”的长远目标来讲，发展人文社科，改变单一的理工科学科布局，需要长远眼光。可以参照一下贵州省兄弟本科院校关于此类课程设置管理的做法，成立人文社科部（或者设立人文学院），集结学校师资力量，切实推动学校人文社科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1][德]卡尔・雅斯贝尔斯.王德峰，译.时代的精神状况[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60.
[2]贵州大学阳明学院网站[EB/OL].ht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