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0 17:35:0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十四五农业发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十四五”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的思路
“十四五”期间，北海市紧紧把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东盟深度合作、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和北部湾湾区一体化等重大机遇，围绕补短板、促升级、增后劲、惠民生，顺应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新趋势，适应技术升级、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带来的新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
（1）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按照产业树全景图，加快形成以电子信息、石油化工、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推动林纸与木材加工、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推动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推动石油化工转型发展，推动临港新材料升级发展，依托信义玻璃建设玻璃产业园，推动临港新材料产业园绿色发展和科技升级。
（2）创新发展海洋经济。加快推进国家海洋四所、北海海洋产业科技园区、桂台（北海）农渔业合作双创园等平台建设，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结构，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3）加快发展高端服务业。构建现代服务业集群，重点培育发展总部经济、金融服务、生产、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文化创意8个领域的高端服务业，加快建成6个高端服务业集聚区，为服务业发展提供载体和平台。依托海洋生物产业基础和自然生态条件，构建健康休闲服务产业体系，推动医疗旅游产业发展，打造国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
（4）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优化产业承接布局，调整优化生产力布局，发挥好北海城区、廉州湾新城、铁山港工业区、海洋产业科技园等载体的带动作用，促进产业集中布局和集聚发展。实施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育工程，为自治区和北海市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载体和平台，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与竞争力。
（5）稳步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让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重点推进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在城镇就业居住1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等重点群体落户城镇。推动居住证制度全覆盖，率先推进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逐步推进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6）构建全面融合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深化农村土地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北海县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搭建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服务平台。完成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加快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整合盘活农村集体资产，通过土地流转或股份合作方式，建立股份合作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7）以融合共享推动农业现代化。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动生产力在城乡之间合理布局，以满足城乡居民物质文化消费需求，培育和打造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依托自然生态、田园景观、民俗文化和优势特色产业，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长寿养生产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和森林旅游。持续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加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培育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示范区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绿色发展水平。
（二）北海市“十三五”期间产业布局及重点产业企业运行情况、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情况，“十四五”期间拟重点发展的行业和区域，拟实施的重点项目和工程。
“十三五”时期，北海按照“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思路，依托产业园区载体，持续发力抓招商、抓项目、抓环境、抓产业，以招商聚产业，以项目促投资，以环境聚人才，以产业促发展。在全区率先绘制完成7大“产业树”全景图，打造“产业树”信息化升级版，按图索骥精准招商。以石油化工、电子信息、临港新材料为三大产业为主导的格局更加明晰，围绕三大主导产业，引进、开工和落地了一批重大项目，到2019年，北海的三大主导产业全年合计贡献产值占全市产值的75.4%。我们坚持走差异化、高端化发展路子，在全国率先出台鼓励高端服务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加快打造“六区一城”新经济承载平台，中国电子北部湾信息港成为最大的自治区级软件及信息服务业集聚区，京东云、新浪天下秀、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等266家企业纷纷入驻，6大高端服务业集聚区建成，新经济发展在全区异军突起。北海市“双百”产业项目共39个，总投资5607亿元，预计达产后总产值8464亿元。其中，已列入自治区“双百”产业项目20个；申报待批自治区“双百”产业项目13个；自治区落户北海的“双百”产业项目3个；正在洽谈的“双百”产业项目3个。这些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将会使北海经济总量至少翻一番，北海的项目多、投资大、业态新、速度快、后劲足，形成了磅礴前行的发展态势。
未来的“十四五”，我们将持续保持招商引资热度，千方百计推进产业项目，努力奏响产业高质量发展“三重奏”，加快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产业集群新格局，走出一条北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一是做大做强临港大工业。加快铁山港组团开放开发，促进临港产业要素集聚，尽快形成石油化工、新材料、硅科技、林纸四大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千亿元产业集群。二是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城区组团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海洋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产业科技含量和品牌价值，推动形成高质量的产业集群。三是大力发展新经济。加快建设红树林现代金融产业城，进一步完善6个高端服务业集聚区配套功能，聚集一批符合北海城市发展方向的先进产业和高端人才，发展壮大高端服务业，加快建设广西金融最活跃的城市和高端服务业发展高地，打造北海经济发展新引擎。
（四）北海市目前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新建、扩建、提标改造及配套管网建设情况，存在问题及“十四五”的计划考虑。
我市共计22个镇，星岛湖、涠洲镇等17个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已全部建成，建设配套管网总长约43公里，银滩镇、平阳镇、侨港镇、兴港镇、廉州镇等5个镇根据实际情况污水已接入城市污水处理设施。我市污水管网基本配套齐全，“十三五”新建设的有红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合浦县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铁山港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铁山港区污水处理厂、铁山港工业区污水管网工程、市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大冠沙污水处理厂项目等。
中心城现状建有污水处理厂 2 座，即红坎污水处理厂和大冠沙污水处理厂。红坎污水厂现状处理规模为 20万立方米/日，用地面积10.3公顷，工艺为二级处理，尾水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一级 B 标准后深海排放。根据城市建设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国家节能减排标准要求，北海市红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2017 年10月开工建设，2019年12月31日完成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工作。处理后尾水水质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 2002）中的一级 A 标准，通过海洋放流管深海排放。大冠沙污水处理厂位于金海岸大道交洛水大道西北角，一期规模 2.0 万立方米/日。北海市大冠沙排污区深海排放管及配套管网工程正在积极开展前期工作，目前处于规划方案编制阶段。
根据最新统计，北海市主城区已建污水泵站 14 座，末端泵站6座（外沙、地角、贵州路、四川南路、广东南路、大墩海），总设计规模44.3万 m3/d，现状平均总流量18.69 万m3/d。
关键词：玉米；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措施
在我国农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玉米这项作物的种植技术也有很大的创新，其根本原因在于采用传统的玉米种植技术并不能够提升玉米自身产量，而且还会导致玉米生长时发生病虫害，降低玉米自身质量，针对于这种情况，就需要对传统的玉米种植技术进行有效改变，并对发生的病虫害现象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从本质上促使我国玉米产量的大幅度提升。
1 玉米栽培技术
要想保证玉米自身产量有一定提升，就需要在进行玉米栽培的时候选取合理有效的技术手段，这样对于提升玉米自身产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对玉米栽培技术进行全面研究中，发现这项技术在实施中涉及的栽培方法也非常多，以下笔者就针对于玉米种植中采用的栽培技术进行深入分析。
1.1 选地
在选取玉米种植区域的时候需要对玉米自身生长特点有一个全面了解，并根据对玉米自身生长特点选取合适的种植区域。在实践研究中了解到要想保证玉米产量有一定提升，就需要在种植的时候选取内部酸碱度和肥水含量等都符合玉米生长环境的区域。除此之外，技术人员在对玉米种植区域的土壤内部含肥量进行研究中，还要对其是否适合管理和灌溉等因素进行全面分析。
1.2 整地和施基肥
在进行玉米种植前还需要对选取好的种植区域进行合理整地和施基肥，为玉米在生长过程中提供相应营养物质，这对促进玉米生长速率和提高玉米自身产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3 选种
对于这一步骤来说，在实施之前还需要技术人员对选取好的玉米种植区域进行全面研究，并根据突然本身特点选取适当的玉米种子进行种植。在对土壤成分进行研究中，需要对土壤内部成分做出综合考量，这样能够有效选取合适的玉米种子，促使产量提高。
1.4 玉米种的处理
在对玉米种植之前还需要对玉米种子进行有效处理，在这一过程的处理方式主要在于对玉米进行晾晒处理，其根本目的是将玉米种子内部原有水分析出，防止在进行种植的过程中因为土壤内部水分过多造成玉米种子腐烂的现象发生。在进行晾晒之后还需要对玉米进行短时间浸泡，保证玉米种子表面含有一定水分，这样对促使玉米快速发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玉米种子浸泡的时候还要保证其浸泡时间在规定的范围内，这样做能够从本质上防治玉米在种植中发生腐烂现象。
1.5 合理密植
要想全面提升玉米自身产量，就需要在进行玉米种植的时候对其自身的感光程度和地力状态有一个全面的考虑。为了增加玉米产量，技术人员在播种和栽培的时候还需要对株间距离进行有效考虑。在对玉米种植进行深入研究中，发现玉米在种植的时候主要有两种株型，包括紧凑型和平展型，在对玉米种植株型进行选取的时候还需要按照玉米种子自身生长特点进行选取，并且对种植宽度进行有效控制。
1.6 田间管理技术
前面对玉米栽培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进行玉米种植和栽培过程中必须按照玉米自身生长状况选取有效的玉米栽培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在根本上提高玉米产量和玉米自身质量。在进行玉米栽培之后，还需要对玉米种植区域进行有效的田间管理，这一步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减少玉米在生长过程中发生的一些病害，从本质上保证玉米种植的顺利实施，进一步达到提高玉米产量的目的。
1.6.1 苗间管理。促进根系发育、培育壮苗是苗期管理的主要目标，通过苗状、苗齐、苗全为穗粒期的生育打好基础。具体操作中应遵循“去弱留强、简密存稀”“定向、留匀、留壮苗”原则进行定苗、间苗操作，一般在5片真叶时开展定苗，并留1株壮苗于每个穴中，查苗补苗同时进行。移苗时应带土进行，保证浇足定根水，尽可能提高幼苗成活率。对于缺苗过多的情况，技术人员可选择补播种子的方式解决。对于中耕除草，玉米苗期可进行一两次中耕，并同时进行施肥。同时，技术人员应遵循定苗后深、定苗前浅、循苗旁浅、行中深的原则确定中耕的深度，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病虫害防治。对于水肥管理，当玉米芽生长出五六片叶时，技术人员可进行首次追施苗肥，按照尿素7.5～10.0kg/667m2的量进行。具体操作中，应在畦中开沟，施肥完成后进行盖土操作。
1.6.2 穗期管理
（1）水肥管理：当玉米苗长出八九片叶时，技术人员可以开始施攻秆肥，通过条施方式施加总施肥量的1/4；当玉米苗长至十四五片叶时，开始施攻穗肥，结合大培土施总肥量35%的肥料；玉米的旺盛生长期是从拔节到抽穗期，此时需水量增加，其蓄水的临界期是抽雄前后，这个阶段应当将土壤持水量控制在70%～80%。（2）中耕培土：从拔节到抽雄阶段应进行一两次中耕，行间的中耕深度应控制在2～4次，通过切断部分毛根刺激多发新根，促进植株抗旱能力的提升；下一次深耕在抽雄前的“大喇叭口”期，并将土垄培高。
2 玉米病虫害防治技术
2.1 药剂拌种
通常境况下，购买的玉米种都会经过种衣剂包衣，在抗虫害方面的能力较强，能够抵御地下虫害和大部分的苗前害虫。如果不确定购买的是经过种衣剂包衣的种子，可进行药剂拌种来促进玉米种子抗病虫害能力的提升。
2.2 及时除草
封闭性管理适用于没有麦茬的玉米田，可667m2施用200mL左右浓度为40%的乙莠悬浮剂，喷洒完毕后再进行播种。苗后防治适用于贴茬直播的玉米地，此处应注意有机磷杀虫剂与除草剂合用会产生药害，应先后2次喷洒，相距时间应大于7d。
2.3 防治褐斑病
预防是解决玉米褐斑病的主要方式，可选用浓度分数为12.5%的烯唑醇在玉米定苗后到小喇叭口期间，可湿粉2500倍液喷洒。
2.4 苗期害虫的防治
技术人员进行药物喷洒防治苗期病虫害时，可在玉米定苗后至小喇叭口期间根据当地可能发生的重点病虫害进行针对性防治，对于灰飞虱可采用浓度为10%左右的呲虫啉经过湿粉1000倍液喷洒，对于蚜虫则可采用浓度为1%甲氨基安微菌素乳油湿粉2000倍液进行喷洒。
结束语
在对玉米栽培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措施进行深入研究中，发现要想全面保证玉米自身产量提升，就需要在栽培和病虫害防治过程中选取有效的技术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在根本上促使我国玉米种植得到良好的发展。在对栽培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措施实施之前还需要对玉米品种和其自身生长状态有一个全面了解，并根据了解选取有效的技术方法，提高玉米栽种方病虫害防治水平，促使我国农业有更加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姜德仁.优质高产玉米栽培技术[J].农民致富之友，2016（9）.
[2]李亚东.甜玉米栽培技术要点[J].农民致富之友，2016（9）.
关键词：奉节县；产城融合；现状；目标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6-0178-02
产城融合是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相对于产城分离现状提出的一种发展思路，指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以城市为基础，承载产业空间和发展产业经济，以产业为动力，驱动城市更新和完善服务配套，以达到产业、城市、人之间有活力、持续向上发展的模式。产城融合要求，产业与城市在功能上融合，在空间上整合，通过以产兴城、以城聚产、产城互动，实现城市与产业的融合发展。本文就重庆市奉节县产城融合发展的现状与目标作以调研和分析。
一、四大基础条件已经具备
自“十一五”时期以来，奉节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百万人民抢抓机遇、攻坚克难，在城市建设、产业发展上取得巨大成就，为构建区域性中心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交通状况逐步改善
全县公路总里程达到9 217公里，位居全市之首，其中二级公路509公里，三级公路93公里，四级公路3 430公里，公路网络覆盖全县所有381个行政村。尤其是2010年以来，渝宜高速奉节段通车，奉巫、奉溪高速公路相继通车，渝宜高速宜昌至奉节段今年8月实现初通，奉节交通迈入高速时代。
（二）三大空间基本成形
西部新区：规划用地12平方公里，到2020年常住人口15万，累计完成投入近85亿元，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基本到位，城市骨架已经形成。工业园区：规划用地4.6平方公里，累计投入近10亿元，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具备了企业入驻条件，已有红豆杉制药厂、卓兴包装等企业入驻。旅游新城：规划用地10.8平方公里，按照5A级景区标准进行打造，累计完成投资10.3亿元。
（三）三大产业初具规模
旅游产业：已建设形成兴隆旅游新城、天坑・地缝景区、白帝城・瞿塘峡景区，2013年全县景区门票收入达5 830万元，旅游综合收入达23.4亿元，旅游经济实际贡献率初步显现。能源产业：已建成水电项目23万千瓦，华电奉节火电、茅草坝水电、金凤山和云雾山风电项目建设有序推进。特色效益农业：已形成种植脐橙28.5万亩、年产20万吨的规模；已形成种植蔬菜22.9万亩、年产25.6万吨的规模；已形成种植中药材200余种、面积15万亩、年产8万吨的规模；已形成种植烟叶5万亩、年产14万担的规模。
（四）商贸服务辐射增强
奉节历来都是渝（川）陕鄂周边区县的商品集散地，石油、工业品集散巫溪、巫山、镇坪、建始等区县，建材、机电市场已初成规模，逐步形成辐射周边区县的交易中心。据统计，2013年奉节县商品批发零售总额达130.14亿元，年平均增长2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7.16亿元，年平均增长16.8%，批零总额是社零总额的2.76倍，每年有35亿元以上的商品在奉节净流出，且批零总额年均增速比社零总额高5.2个百分点，商贸服务业辐射带动周边区县趋势进一步凸显。
二、四大突出问题不容忽视
当前，奉节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各自为阵，割裂分离，城市未有效吸纳产业，产业发展也未能融入城市，严重影响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一）西部新区产业进入缓慢
西部新区12平方公里规划面积内，建设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市政基础设施和城市功能项目上，先期进入的产业以房地产业为主，多数产业项目还处于观望、论证、规划、实施阶段，进入步伐较为缓慢。
（二）兴隆旅游新城尚未实现涅磐之变
兴隆旅游新城接待游客主要集中在夏季，春、秋、冬三季基本处于无客可接的闲置状态；在接待的游客构成中，90%以上均为前来避暑纳凉的奉节本地居民，与天坑・地缝景区旅游关联不大，旅游新城离“国家级休闲旅游度假区”的定位还有较大差距。
（三）工业园区发展“先天不足”
政策上，奉节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重庆市生态涵养发展区，在发展上受到诸多具体政策限制；资源上，煤炭、石膏等矿产资源不能构成对工业园区的资源支撑；生产成本上，交通区位优势未得到充分显现，工业原材料来源与工业产品销售两头在外，物流运输推高生产成本；生产协作上，现有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根本无法满足现代工业生产中的产业链配套需求。
（四）优势资源开发主导权丧失
最典型的是旅游资源，白帝城・瞿塘峡和天坑・地缝两大最优质的核心景区，在市上干预下，经营开发权被重庆旅投集团三峡公司接管，由于该企业热衷于旅游地产，淡漠于旅游开发，加之资金严重短缺，景区开发建设极其缓慢，严重制约了我县旅游产业的提档升级和产城融合发展的统筹推进，由此造成奉节县“抱着金饭碗讨米”的尴尬局面。在能源、水利、森林资源以及建设用地等方面也有类似现象存在。
三、两大发展目标科学全面
基于奉节产城融合发展具备的四大基础条件、面临的四大突出问题，以及奉节未来发展面临的“四横两纵一机场”区域通格局即将形成、长江经济带建设、重庆五大功能区定位、三峡后续规划实施、秦巴山片区扶贫攻坚规划实施、新一轮的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等难得机遇，建议奉节产城融合发展的思路为：以夔州文化为灵魂，以生态文化旅游发展为主导，以融合人流、物流、资金流、项目流为动力，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商贸服务、文化创意、农产品加工四大城市产业，加快建设西区・白帝、兴隆・天地、工业园区三大产城融合体，全力推进产城融合发展。目标为：举全县之力，通过“十二五”后期、“十三五”、“十四五”三个五年规划时期的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以“三大空间”为平台，以产城融合为动力，培育壮大“四大城市产业”，建设形成“三大产城融合体”，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加快推进形成三峡库区生态经济示范区、区域通枢纽，加快推进形成区域性商贸物流中心、生态宜居城、文化之都、文化旅游城，努力建设形成35平方公里、30万常住人口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并逐步发展打造成为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城市。
（一）空间目标
到2025年，三大空间建设形成35平方公里、30万常住人口、396亿元GDP的规模，其GDP总量占全县GDP比重达到66%。城市就业人口达到18万人，比2013年净增就业岗位9万个。
1.西部新区。充分挖掘奉节诗城文化、三国文化、三峡文化等文化内涵，依托白帝城・瞿塘峡景区的品牌旅游带动效应，加快建设生态良好、文化厚重、商贸繁荣、文明宜居的文化旅游产城融合体，打造形成生态宜居城、文化旅游城、商贸物流城和文化创意产业园的“三城一园”。到2025年，建设形成12平方公里、10万常住人口、220亿元GDP规模，集全国知名的文化之都、区域性现代商贸物流城中心、消费之城为一体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主体。
2.兴隆旅游新城。充分利用天坑・地缝大景区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品牌旅游带动效应，加快建设生态环境优美、旅游产品丰富的四季特色旅游产城融合体。打造形成高山生态四季游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际风情生态宜居度假城（镇），将兴隆旅游新城，建设成为带动天坑・地缝大景区五乡镇、八景区的景区旅游、乡村旅游、生态观光农业、农家乐产业发展的“引擎”和旅游经营的中心。力争到2025年，建设形成10.8平方公里、6万常住人口、96亿元GDP规模的国际风情旅游度假城。
3.工业园区。立足于奉节县及周边地区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农副产品、中药材生产品种多、产量大的基础，鼓励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材料的特色农产品加工、食品加工、中药制药、生物制药等加工业。力争到2025年，建设形成4.6平方公里、2万常住人口、80亿元GDP的规模，形成辐射周边区县的半成品加工基地。
（二）产业目标
以“三大空间”为中心和平台，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商贸服务、文化创意、农产品加工“四大城市产业”，培育壮大城市发展的动力。到2025年，“四大城市产业”增加值分别达到文化旅游业95亿元、商贸服务业140亿元、文化创意产业52亿元、农产品加工业80亿元的规模能力，其GDP总量达到367亿元，占全县GDP比重达到61.2%。
1.文化旅游产业目标。坚持以夔州文化为灵魂，以生态文化旅游产业为全县主导型支柱产业，统领全县的产业发展、产城融合、城乡建设。重点建设打造以西部新区为中心，以白帝城・瞿塘峡景区、宝塔坪夔州古城为支撑的文化旅游型产城融合体和以兴隆旅游新城为中心，以天坑・地缝景区、茅草坝景区、龙桥河景区等为支撑的生态旅游型产城融合体。
2.商贸服务业目标。建设打造以西部新区为平台，引进国内一流品牌商贸物流服务企业，大力发展区域性现代商贸物流业，发展大中型商业批发业务、农产品交易、餐饮、休闲、娱乐等服务产业，形成区域性城市商贸服务产城融合。以兴隆旅游新城为平台，建设打造高档休闲、特色饮食、动漫娱乐等产业，形成商贸服务型产城融合。
[关键词]东南区域，海上丝绸之路，D家人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6-0010-10
早期的“丝绸之路”是联络中国与西亚、欧洲国家的陆路贸易之路，唐宋之际，“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逐渐成为中西贸易的主流。在国际学术界，许多人认为：中国人不太擅长航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主要是来自西亚的商人“发现了”中国。笔者认为：中国东南民众自古有航海传统，唐宋以来，随着东南区域经济的开发，东南民众积极从事海外贸易，是创立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力量。联络中国与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既是西方航海家向东航行的结果，也是东方海上力量向西进发的成就，本文主要探讨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东南起源。
一、中国东南的D家人：
一个“以船为家”的民族
《论语・公冶长》记载了孔子的一句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孔子这句话，可知当时山东半岛的沿海区域有一些水上人家，他们以筏为家，航行于海上，乃至引起了孔老夫子的兴趣。孔子的时代，正是越王句践称霸的春秋末期。句践打败吴国之后，为了与中原诸国联系，率越国水师从长江出海口航行到山东半岛的琊山下，建立了越国的据点，以便与中原诸国交往。越国人北上琊，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重要航海活动。这都说明，早在春秋时期，中国东方沿海的夷人和越人，都有其海上生涯。
台湾“中研院”的陈仲玉研究员长期在福建沿海的马祖列岛从事考古发掘。近年来，他们团队最重要的贡献是在马祖列岛的一个小岛上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两具“亮岛人”遗骸。经德国和美国的两个实验室对其DNA进行检测，其结论让人惊讶；其中一具遗骸表明，他与山东半岛的古人基因类似，而另一具遗骸，则似东南沿海的古人。为什么中国东南小岛上新石器时代的遗骸会与山东半岛的古人基因相似？难道在那么遥远的龙山时代，就有山东半岛的居民航海到东南沿海岛屿？可以作为印证的另一现象是：发现于龙山文化中的黑陶器，同样发现于福建的新石器遗址中！这只能说明，早在远古时期，中国沿海各民族就在进行海上交流。他们海上活动的规模和水平，远远超越今人的认识。
传统古籍记载，自古以来，东南沿海就有一支生活于水上的人家。宋代的《福州图经》记载：“闽之先居于海岛者七种，泉水郎其一也。”他们生活在福建、浙江、广东沿海，以船为家，过着打鱼为生的生活。三国时期，东吴割据东南，以水师著称于世。但其水师中有不少人来自闽中。左思的《吴都赋》云：“篙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D。责千里于寸阴，聊先期而须臾。”这说明在吴国时期，来自闽粤的水手是极为出色的。隋朝灭陈之际，隋朝大将杨素率军进入东南，击败南安豪强王国庆部。“时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为亡命，号日游艇子。智慧、国庆欲往依之。素乃密令人说国庆，令斩智慧以自效。国庆乃斩智慧于泉州。”其中的“游艇子”，便是这类海上人家，他们主要生活于闽浙沿海。
宋初的《太平寰宇记》记载：“泉郎（一说白水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唐武德八年（625年），都督王义童遣使招抚，得其首领周造麦、细陵等。并受骑都尉，令相统摄，不为寇盗。贞观十年（636年），始输半课。”以上记载表明，唐朝统一闽中之后四年，“游艇子”归属朝廷，贞观年间更成为朝廷的纳税户。9唐五代的D家人在福建分布很广。顾况的《酬漳州张九使君》一诗咏及：“薛鹿莫徭洞，网鱼卢亭洲。”“地理志，莫徭，夷蜒名。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薛鹿即杀鹿。集韵莛与杀同音同义，此省为薜也。卢亭者居海岛，赤身无衣，常下海捕鱼，能伏水中三四日不死。相传为卢循子孙，亦名卢余。漳郡唐初所开，固当以此入咏。”这条史料说明漳州沿海有较多的D家人。对于这些水上人家，唐中叶刘禹锡说：“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浮筏者与华言不通。”其中“家浮筏者”，让人联想起孔子所说的“乘桴浮于海”的那一种人。可见，自春秋以来，中国沿海一直有一批生活于海上的人家，他们或是“以船为家”，或是“以筏为家”，漂没于沿海岛屿。因中国东南沿海多岛屿，而且气候温暖，尤其适合水上人家，所以，自唐五代以后，中国的水上人家大都生活于东南沿海岛屿之间，而北方沿海则较为少见。
在中国东南生活的水上人家，又被称为D人。他们的生活富有特点。宋初的《太平寰宇记》记载：“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移徙不常。厥所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鸟船’。”D家人以打鱼为生，宋代蔡襄的诗咏道：“潮头欲上风先至，海面初明日近来。怪得寺南多语笑，D船争送早鱼回。”D家人的生活方式极为独特，如蔡襄所说：“福唐水居船，举家栖于一舟。寒暑食饮，疾病婚姻，未始去是。微哉其为生也！然观其趣，往来就水取直以自给，朝暮饭蔬一半，不知鼎饪烹调之昧也温衣葛服，不知锦纨粲粲之美也；妇姑荆簪，不知涂脂粉黛之饰也；蓬雨席风，不知大宇曲房之适也。”由此可知，宋代D家人的生活极为简朴，他们很少吃肉，没有华丽的衣装。元代，朝廷曾经下诏免除“福建D户差税一年”。D家人一生在船上生活，漂泊于东南沿海各地。从他们在中国沿海的分布来看，北自舟山群岛，南至广东西部沿海，都有D家人的船只，他们出没于东南各地的港湾，以船为家，相互通婚，创造了独特的D家海洋文化。
在中国古代，D家人一直被南方陆地民众视为贱民，但从海洋文化这一点来看，D家人才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海洋族群，也是世界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海洋族群。他们不像大多数民族一生主要生活在陆地上，而是以船为家，以海为家，对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只能以伟大这一词来形容。要知道台湾海峡是风暴盛行的区域，每年夏季，都有十余次台风经过台湾海峡。台风的风力一般都在十级以上，有的十二级强台风，风速达每秒百米以上。台风中心所过之处，房屋塌倒，大树连根拔起，海面上巨浪滔天。生活在福建沿海，每当台风季节我常会想：古代的D家人是怎么在这种海面上生活的？他们用什么办法抵抗滔天大浪？能在这一环境中生存的海洋民族当然是伟大的民族。其次，从其生活方式来说，他们才是真正的海洋民族。西方历史上所谓的的海洋民族，诸如腓尼基人、希腊人，他们实际上不过是住在海岸上，偶尔参加海上航行而已。如果这样的民族都自称是海洋民族，那么该用什么词来形容D家人？实际上，在世界历史上，我们还找不出另外一个民族，把自己的一生完全交给大海，在海洋上生活，在海洋上成长，一生的大多数时间离不开海洋。近代的所谓“海洋民族”，其实都是以陆地为生活基地，以大海为谋生的场所，他们不管在海洋生活多久，最终都是要以陆上的财富与荣誉来体现自己的价值。一个英国人可以闯荡四大洋，但他们在心理上，还是想回归英伦三岛。只有D家人才是真正的以海为家。在六朝时期，闽、粤、浙三省的海岸，基本没有人居住，如果他们要登岸居住，根本没有人阻挡。问题在于：他们在陆地上，感觉不到漂泊海上的自由，即使偶尔在岸上搭住篷寮，也只是暂时的驻足。他们的生命已经完全交给海洋。因此，D家人的海洋文化才是真正的海洋文化，这是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
二、汉D民族结合与海洋文化的发展
中国东南原为闽越国所在地，汉武帝征服东南的闽越国之后，将其民众迁至江淮一带，这使东南一度成为中国人口最稀少的地方。然而，自汉末孙氏建立吴国以来，东南区域又开始了发展。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民众大举南下，导致中国东南人口的增加。西汉时期，从浙江南部到福建辽阔的区域，仅设一个冶县，隶属于扬州的会稽郡。隋代的浙江设会稽、余杭等六郡，约10万余户，闽中设建安郡，仅辖四县，约12420户，广东设南海、龙川、义安三郡，约4.6万户。人口密度远远低于内地诸省。然而，自唐代中叶“安史之乱”后，中原区域陷于长达二百年的藩镇之乱，中原民众不得不离开家乡，向东南迁徙，导致东南诸地人口大增。北宋元丰年间，两浙路人口共计183万户，福建路人口为99.2万户，广南东路人口为56.6万户。和隋代相比，东南各路人口增加了十几倍到几十倍。汉人来到东南之后，逐渐与东南的越人后裔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汉人为主体的浙人、闽人、粤人等地域人群。D家人也在这一时代大量融入汉族，他们的海洋文化与汉文化融为一体，并成为汉文化的一个部分。
汉人发展的中原区域是东方各民族的大熔炉，也是各种先进技术的融汇之地。汉人从中原迁徙到东南沿海，也带来了当时的先进技术，例如以磁石导航，这是海上航行最关键的技术之一。又如炼钢及各种钢铁工具制造术的南传，大大提高了东南一带的造船术。
汉族是木构艺术的大师，自古以来，中国人的主要建筑物都是由木材建造的，而且，这些木建筑的华丽，从来不亚于西方的石建筑。当我们回想古代阿房宫、近看明清故宫之类的大型宫殿，就不能不赞叹古人的绝代才华，展望世界各地，没有一个民族再能展示同样等级的木建筑才艺。这一伟大的木构艺术有什么意义呢？它不只是展示古代中国人陆上建筑的才艺，同时还是古代中国人发展海上建筑艺术的强大后盾。打一个比方，一座大型木船，就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宫殿，没有精致的木构技术，也就无法建造大型木船。而汉族恰恰是一个最擅长木建筑的民族，他们将制造宫殿的技术移用于海船，便能制造出大型的木船。这一技术的转移，对D家人来说，是突破了小艇时代的关键，是从游艇子发展到航海家的关键。所以，二者的结合，是唐宋时期福建海洋文化升华的关键。观察唐宋时代的造船术，有几项的变化值得注意：
其一，在制木中使用刨刀。木匠工具中的刨刀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刨刀的功能是将木材刨平，形成细密的平面。这在木材加工史上有重要意义。因为，只有将木材抛光，才能将木材紧密地接合在一起。以造船来说，若船板之间的接合有缝，海水就会无情地渗透到船内，导致船舶下沉。在陆地上的建筑中，若是不解决这个问题，用木头做的窗户会透风。因此，在木匠工具发展史上，刨刀是继斧子、锯子出现后第三种最重要的工具，它是木材精加工的基本工具。我看过一部欧洲人的工具史，德国人使用刨刀大约是明代后期，他们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刨刀，其实不然。刨刀无疑是中国人最早的发明，它是继承“锛”这一工具发展而来的。“锛”是最早的木材表面加工工具，约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木匠手中的“锛”全以金属做成，它有一个平整的刀面可以刮削木材表面。它在北方汉人中十分普及。不过，早期的锛较为原始，和后世的锄头区别不大，所以后人会将类似锄头的石制农具称为石锛。从出土文物来看，战国时代的木材表面都有明显的刮痕，这说明“锛”的精加工能力有限。唐宋时期，锛发展为刨刀。刨刀的奥秘在于将钢制刀面镶嵌于平整的木块之中，木匠可以轻推的方式刨平木材表面，从而获得加工对象表面平整如镜的效果。从出土木器来看，唐五代时期的木器表面已经相当光洁，说明当时已经使用刨刀。而这项技术应用于船舶制造，成为中国帆船经久耐用的奥秘。
其二，使用油灰技术填缝。这项技术在当代木工技术中仍在使用。所谓油灰，油是桐油，灰是石灰，提炼桐油和石灰，是中世纪的工业成就。将桐油和石灰粉搅拌在一起，会形成柔软的油灰，油灰中的水汽蒸发后会变成固体，密不透水。唐宋的匠人用油灰填充船体的细缝，海水无法渗透。在福建海边，民众多用海蛎壳烧灰，与桐油搅拌后成为油灰。出海的船只返航后，细心的渔民都会用油灰封死出现的小洞，每年填补一两次，可使木船完整如新。所以，当时福建的木船可以使用十几年至几十年。其时，老式船舶还使用海上的茜草填缝，茜草遇水后膨胀，可将船缝堵死。然而，茜草晒干后又会收缩脱落。所以，使用茜草填缝的船只缺乏长久性。
其三，使用铁钉铆接船体。在这项技术发明以前，中世纪流行的船舶制造是用藤条串绑船体。藤条的力量显然不如铁钉。唐宋的中国木匠串联船板有独特的技术，他们先是竹子制成两头尖的竹签，将木板连在一起。后来是用数寸至一尺多长的铁钉，将船板钉在一起。
刨刀、铁钉加油灰，使船舶的木板之间紧密相连，而船舶的耐用度也提高了。这是当时最先进的制船技术，同时代的海外船只，大都处在以藤条串板、以茜草填缝的时代。就连中国沿海也没有完全普及这一技术。宋代的周去非有《岭外代答》一书：“深广沿海州军，难得铁钉桐油，造船皆空板穿藤约束而成。于藤缝中，以海上所生茜草，干而窒之，遇水则涨，舟为之不漏矣。其舟甚大，越大海商贩皆用之。”与宋代的广东相比，台湾海峡的造船技术更为完善。1974年8月在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海船，其船板就经过刨平，船板之间以铁钉连接、以油灰填充，整体性较好。
据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他在宁波港雇佣的福建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挽叠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可见，这是一种体形狭长、尖底的海船。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海船是一种椭圆形的船只，与广东的方形船舶有很大不同。其水下残长24.20米，最大残宽9.15米，残深为1.98米，复原后，其长度应为34米，宽度为11米，深度为4.21米，其特点是船身狭长，上宽下窄，吃水较深。这类船型不怕海浪冲击，利于远洋航行。从船型来看，它显然与D船有一定关系，《太平寰宇记》记载D家人的“了鸟船”：“厥所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这正是福建海船的起源。可以说，汉族制造术融入D家人的传统造船术，从而使东南沿海区域的造船术有了很大的提高。
唐代以来的中国海船以雄伟闻名。唐代僧人在《一切经音义》中说到当时的船舶“大者二十丈，载六七百人”，名之为“苍舶”。又说当时的海船：大者受万斛也。唐代一斛的容量可载110市斤的粟，万斛船可载货550吨！阿拉伯人苏莱曼在其《印度・中国游记》中说：中国唐代的海船特别大，抗风浪，能在波涛汹涌的波斯湾海上航行。其时，阿拉伯商人远航东方，多愿意乘坐唐船。他还说，由于中国船体积庞大，吃水太深，不能直接进入幼发拉底河。可见，唐代中国的船只称雄于印度洋上。宋代，“海舟以福建为上”，是流行的评语。《太平寰宇记》一书，将海舶列为泉州、漳州的“土产”。为了抗衡金朝的海上实力，官府曾在福建造海舟700艘，元将高兴入闽时，“获海舶七千余艘”。著名诗人萨都刺在驶往福州时咏道：“三山云海几千里，十幅蒲帆挂秋水。”可见，他乘坐的是一艘有十面风帆的大船。
唐宋时期的福建海船是世界一流的大帆船，这是中国人在宋元时期最终称霸海洋世界的基础。
唐宋时期，沿海D民大量融入汉族。如果说唐代前期的东南沿海到处都是他们的活动地盘，那么，宋元之后，D民主要分布于钱塘江、闽江、珠江的下游，福建东南沿海与广东东部沿海的D家人在文献中渐渐“消失”了。其实，他们不是消失了，而是融入到当地汉族中去，成为泉州人、漳州人、潮州人、福州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承载中国海洋文化主流的正是泉州人、漳州人、潮州人、福州人。唐宋时期，闽粤人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承载者。
发达的造船术和传统的海洋商路，使唐宋时期中国的海洋文化达到很高的水平。
三、东南经济区的兴起及其历史地位
中国文化中心长期在中国的西北部，汉唐时期最繁华的城市是西安和洛阳。从汉朝到唐朝前期，中国东南都是人口稀少的区域。唐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向东、向南转移。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有其气候变化的背景。古代中原的气候，应当类似今日的江南，在唐代中原诗人的咏物诗中，常可见到竹类植物，当时长安、洛阳一线的中原区域，应可生长这类植物，所以会获得诗人的咏叹。但是，唐中叶以后，一直到宋元时期，北方气候逐渐变冷，许多植物无法在北方生长。竹类植物的北方界限，退到了陕南川北。再以柑橘而论，战国时期，淮河一带盛产柑橘，所以楚人有柑橘“过淮成枳”之说。北方气候变冷之后，畏寒的柑橘退到浙南、赣北才能结果。中国文明中心的转移，应与气候变化有关。东北、华北的各民族所培育的各种作物在本地难以生长，他们不得不向南寻找适宜种植传统植物的土地。在他们的驱动下，中原各民族也不断南移，促成了东南区域的大开发。长江以南的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部、广东中部、浙江省、江西省、福建省渐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这些区域的发展，其实是中原文明向东南转移的结果。
东南区域共同的特点是水稻种植区域。唐宋时期，随着钢农具和“江东犁”的普及，以精耕细作为特点的南方水稻农业发展起来。南方水稻的亩产量超越北方的麦子、粟米、高粱等作物，“闽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这是全国最高的大田产量。粮食生产大增，是江南经济繁荣的基础。韩愈对福建大加赞语：“闽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鱼之乐。”于是，北方移民大举南下中国东南区域，加速东南的开潮。江南一带的粮食高产区成为经济最发达区域，“苏湖熟，天下足”在此基础上，金陵、苏州、杭州、宁波等一批城市成长起来。其他各路也是一样，以江西农业为背景的南昌，以珠江三角洲为背景的广州，以及以福建沿海平原为背景的福州、泉州，都成为繁华程度较高的城市。
东南的繁荣，也带动了南方各项手工业的发展。以丝织业来说，唐代的丝织业遍及北方各地，不论是河北、河南、山西、陕西，都有发达的丝织业。彼时桑树在北方是很普及的，这是蚕桑业发展的基础。但随着北方气候变冷，北方桑树的生长遇到障碍，但在江南温润的鱼米之乡，桑树被种于大田，并得到细心的照顾。这类桑树的桑叶厚润，营养丰富，蚕虫吃了这类桑叶之后，吐出的丝更为坚韧，富有弹性，以之织成丝绸，远胜传统织品。于是，江南的湖丝名扬天下，击垮了所有的对手。这样，中国蚕桑业中心逐渐转移江南的湖州一带。
中国瓷器生产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早在唐代前期，来自南方的龙泉窑就赢得许多人的喜欢。龙泉是浙南的古县，早期辖地范围比现在的龙泉县更大一些。著名的古龙泉窑遗址，多在现今的遂宁县境。龙泉窑的特点是生产绿瓷，著名的秘色瓷蕴含似有似无的淡绿色，早在唐代即为珍品。秘色瓷失传许久，今人在西安法门寺地窖找到它的真实面目。这表明龙泉窑早在唐代就很出名，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制瓷中心，可与北方的五大名窑并列。除了龙泉窑之外，江西景德镇窑在宋代渐渐出名，成为南方生产瓷器的重镇。
南方的蔗糖生产也是传统产业。西汉初年，“闽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其中的石蜜，糖史专家认为是闽粤生产的蔗糖。唐太宗引进西方的制糖术之后，南方制糖业有较大的发展。唐宋时期，产自东南的蔗糖被运往国内市场，成为南方代表性物产。
南方制茶业的发展也值得注意。唐代制茶业兴起之时，主要产区是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区域。唐末五代，北方移民南下，其中来自淮南光山县的茶农移民到福建北部山区，在闽北的建安县北苑一带焙制茶叶，北苑茶从此名扬天下。南唐及北宋时期，朝廷在北苑设置御茶苑，北苑龙团茶享誉国内三百年。此外，杭州西湖一带龙井的茶叶生产，也逐渐出名。
江西北部的饶州和信州，历来是中国矿冶业中心和制造业中心。这里有发达的冶炼业，出产白银、青铜、生铁、钢材、铅锡等各种金属。因矿业发达，金属出产多，信州等地的制造术也很好。唐宋之际的陶谷说：“上饶葛溪铁精而工细，余中表以剪刀二柄遗赠，皆交股屈环，遇物如风，经年不营。一上有凿字曰：仪刀。”江西人王安石主张有些铁制品可在信州采购。“若以京师雇直太重，则如信州等处铁极好，匠极工，向见所作器极精，而问得雇直至贱，何不下信州置造也。”可知北宋信州的制造业已经相当有名。此外，饶州的瓷器生产也是非常有名的。联系明代张瀚的《松窗梦语・百工纪》的话：“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伙，浙直次之，闽粤又次之。”可知江西手工业的发达是从唐宋一直延续到明朝。
白银在唐宋之交已经发挥出货币的职能。中国白银生产中心在唐宋时期已经转移到东南区域，主要在安徽、浙江、福建三省交界区。南宋朝廷每年从福建购买27万两白银。当时中国的商人为了追逐白银，常到东南诸省贸易，带动了东南经济的繁荣。
以上叙述表明：自唐宋以来，中国东南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不仅有发达的农业，也有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发达的商品生产需要市场，而市场的发展是不分内外的。事实上，随着东南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东南区域出产的丝绸、瓷器、蔗糖、精铁、茶叶都大量输出中原市场和海外。唐宋时期以中国东南区域为源头的海上丝绸之路之兴起，与东南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
四、东南海路运输网络的形成
在东南区域经济繁荣的背景下，以水路为主的交通网络兴盛起来，其中海路也成为东南运输网络的组成部分。
中国人很早就重视水路运输，在隋朝就开发了大运河，使之成为联络江淮与中原的主要水道，也是南北商品流通的主要渠道。唐代扬州、汴梁、苏州、杭州等城市的兴起，与大运河的关系密切。但是，因为山脉分割的关系，这张水运网络无法在内陆将东南的福建及浙江南部、广东东部连在一起，而东南海运应运而生。唐代游人入闽，常走海路，孟浩然的诗：“云海访瓯闽，风涛泊岛滨。”说的即是这种情况。皇甫冉的诗：“孤棹闽中客，双旌海上军。路人从此少，岭水向南分。”可见，他也是从海路入闽。其时，杭州还是一个海港城市，罗隐的《杭州罗城记》道：“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从福州、泉州到广东也有海路。五代末，龚慎仪致南汉国的国书中写道：“自泉州航海，不数日至足下国都矣。”唐代成通年间一个官员说：“臣弟昕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装船，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致三万石至广府矣。”可见，当时福建与广东雷州之间常有海船往来。雷州至今仍为闽方言区，与悠久的两地关系有关。
通过海路运输，唐代的水运运输网络从江淮扩展到闽中、岭南。《唐语林・补遗》：“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旧唐书・崔融传》：“天下诸津，舟航所居，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这里的水路，不仅是内陆江河的水运，还有东南的海运。
唐代的闽人不断探航北方航道。唐末五代的闽王王审知派船只北上山东半岛。“审知岁时遣使朝贡于梁，阻于江淮，道不能通。乃航海从登莱入汴，使者入海，覆溺大半。”《册府元龟》记载：“审知每岁遣使朝贡，泛海至登莱抵岸，往复颇有风水之患，漂溺者十四五。”例如：“王保宜者，唐末为闽师持章赴朝廷，道路不通，乃泛海，因溺死。”王审知不顾伤亡继续探航，是因为这条航线对福建来说不仅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还有重大的经济意义。福建对外贸易发达，可是，福建自身的市场有限，只有把从海外进口的奢侈品销往中原，才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以故，北方航线实际上是福建商业的生命线，没有它，福建商业利润将削减一大半。五代末期，留从效竭力争取向中原王朝直接进贡，其中也有经济因素在内。在留从效给北周的国书中，留从效提出要在汴梁置邸，便是想在国都获得一个商业立足点。后来，宋太祖答应了这一要求，他给留从效的敕书中写道：“卿远临南服……貔虎之师徒甚众，必资回易，以济赡供……宜新其邸第，庶有便于梯航……今赐青州荷恩禅院，充卿本道回图邸务。”这些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留从效向宋朝廷进贡的原因。其时，福建船舶航行至渤海一带的契丹国和渤海国。徐寅的《折桂何年下月中》一诗的序写道：“渤海宾贡高元固先辈闽中相访，云本国人写得寅斩蛇剑、御沟水、人生几何赋，家皆以金书列为屏障。”渤海国位于辽宁一带，当地人并不善于航海，其使者高元固能来到福建，与福建船舶往来于二地之间有关。契丹国里，福建商人亦很活跃，闽国末年，北方后晋与闽国关系恶化，而后修复，其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说法是：闽国使者经常越海通航于契丹，与契丹关系不错，于是，他说动契丹主向后晋国施加压力，迫使其释放闽国使者郑元弼，这一事件反映了福建与契丹之间的广泛联系。五代后期的“北汉”位于山西一带，此地亦有闽商涉足。“时诸方物产未通，贾客自闽粤来，以橄榄子献于世祖”。
海运的兴起，随之而起的是海商阶层。唐末福建籍名诗人黄滔的《贾客》一诗咏道：“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这首诗反映了中国海商的性格。“刘隐，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后徙闽中。商贾南海，因家焉。父谦为广州牙将。”唐五代，闽人常往来于北方与福建之间，杨澈“世家建阳。父思进，晋天福中北渡海，因家于青州之北海”。《岭表录异》记载闽人周遇的海上历程：“顷年自青杜之海归闽，遭恶风，飘五日夜，不知行几千里也。”此文中所说的“青杜之海”是指山东半岛的沿海，他从山东半岛航行到福建，是漫长的海上里程。泉州的官员们也经营海上贸易。据出土的唐大中四年（850年）的《郑季方墓志铭》，泉州官员郑季方被泉州委任为“浙江东道回易军赐使”，后死于浙江会稽，这说明他是专门经营福建与浙江海上贸易的官员。当时还发生过闽商与荆楚商人在汴京争邸的故事：“荆楚贾者，与闽商争宿邸，荆贾曰：‘尔一等人，横面蛙言，通身剑戟，天生玉网，腹内包虫。’闽商应之曰：‘汝辈腹兵，亦自不浅。’盖谓荆字从刀也。”这些都说明闽商在北方市场上是很活跃的。因闽人出外经商多获厚利，唐代中叶，刘禹锡论福建：“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独孤及评价：“闽越旧风，机巧剽轻，资产货利，与巴蜀埒富。”这种观念与北方重农轻商的习俗是不同的。
要注意的是，海商阶层是商业资本与航海力量的结合。自古以来，D家人就航行于东南沿海港口、岛屿之间，商人很自然地雇佣他们的船只经营商业。于是，D家人很自然地参与海上商业。久而久之，他们也成为海商，自行经营海上贸易。
以上论证说明，中国东南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支水上民族，他们航行于东南沿海各地，建立了早期的海洋文化。唐五代时期，北方移民南下长江以南区域，东南州郡获得很大发展。汉人的制造技术传入东南，与D人的航海技术融合，使东南传统的造船业升华，运输力量倍增。由于东南海港城市的兴起，东南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海商阶层崛起，这都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基础。
五、东南海上力量向海外的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是由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到东南亚海域，再延伸到印度及波斯湾。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联系极为久远。这是因为，D家人海洋文化很早就向东南亚传播。
在中国学者中，最早对中国东南海洋区域的石器文化进行研究的是林惠祥、凌纯声、张光直等人，他们及后继者的研究表明，在环台湾海峡与环南海区域，有一个不同于中原、长江流域的考古文化，这就是南岛语系的海洋石器文化。它的典型器物是“有段石锛”，或称“有肩石锛”。石锛是一种掘地耕田的农具，东南亚的这种农具特点是在石锛上留一个“石肩”，可与木棍绑在一起，从而使掘地更轻松些。在福建、台湾所发现的石锛较为简单，而东南亚诸岛发现的石锛较繁复，器物的发展总是从简单到繁复，这说明石锛的起源地在福建、台湾，并在东南亚获得逐步发展。它说明早在新石器时期，便有古闽人乘着小船向东南亚诸岛航行，从而将始于闽台的石锛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各地。并从东南亚向西太平洋传播，从菲律宾群岛到印度尼西亚，再到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等地，是为著名的南岛语系海洋文化。这一文化的主人乘坐独木舟与木筏，穿越于群岛之间，相互交易手中的物品，渐渐地将他们的语言、工具和文化传播于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岛屿之间，其东至复活节群岛，西至马达加斯加岛，东北至夏威夷群岛，显示了超强的越海能力。这一事实表明：福建南部民众与东南亚区域及南太平洋地区很早就有海上联系。迨至青铜时代，中国沿海及环南海区域长期使用黑星宝螺作贝币，这都说明古老的海洋商业维系着各地的联系，否则不会有同一种贝币流行那么广的区域。事实上，直到明代初年，暹罗国尚使用贝币：“以海赊代钱，每一万个准中统钞二十贯。”当代东南亚诸国的调查也发现，不论是泰国、柬埔寨还是印度尼西亚，都有以船为家的水上人家，他们大都自称祖先来自中国。
以上这些资料表明，自古以来，环中国海区域的岛屿，都有一支以船为家的水上人家在生活。他们编织了遍及环中国海区域的海上网络，以贝币为交易媒介，常有船只往来于岛屿之间。这是东方海洋文化的成就。
迄至汉代，中国东南部与东南亚诸部建立了经常性的海上联系。
汉朝的军队消灭岭南的南越国之后，将其疆土扩展到中南半岛的林邑、日南等地，一般认为，这些地方即为越南南部及柬埔寨一带。从汉代到唐代，越南北部的交州一直属于中国政权管辖。当时中国本土与交州的联系即有水路，也有陆路。《后汉书・郑弘传》记载：“旧交n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该文中的东冶，今为福州，早在汉代，福州就是海路要津。又如葛洪的《神仙传》记载，东汉时，候官人董奉在交州士燮处作客多年，一日欲离开交州，“燮问曰，君欲何所之，当具大船也”。这也说明当时闽中与交州的交通主要用船。汉朝曾派遣使者探航南海及印度洋的黄支国等许多地方。《汉书・地理志》说：“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这句话可译作：“蛮夷和商船，辗转送汉使到达诸国。”其中“贾船”二字，应是指中国商人的船舶。三国时期，东吴也曾派康泰、朱应等使者出使南海国家，可参见康泰的《扶南传》《吴时外国传》等书。
唐代交州仍是唐朝的领土。唐代咸通年间唐军在交州作战，粮食供应成为一个问题。有个臣僚建议从福建运粮：“臣弟昕思曾任雷州剌史，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装船，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致三万石至广府矣。”粮食到广州之后，又可沿海路向安南运输。这反映了交州与福建广东等地的联系。其时，东南亚诸国多到广州贸易，据说黄巢进入广州之前，广州有数万胡人。福州、泉州的对外贸易也很发达。大历时诗人包何咏泉州：“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说明泉州已是外商进贡中国的主要通道之一。其时，波斯的商品也进入了福建。“饶江其南，导自闽，颇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货，国人有转估于饶者。”这说明唐代福建港口即有波斯货销售，并可转运上饶等地。唐代福建的福州、泉州二港与广州、扬州并称为对外贸易的三大区域，唐文宗曾下令抚恤沿海胡商：“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从唐文宗的诏书看，当时的东南海港已经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
有来必有往，从闽粤出海的船舶也不少。《范太史集・王延嗣传》评价闽王王审知：“招来蕃舶，绥怀海上诸蛮。”当时福建的沿海，多为“平湖洞蛮”等南方民族占据，王审知安抚这些民族，使之为闽国效力，并让其与海外诸国通商，由是取得了“贸易交通，闽俗康阜”的结果。闽国泉州刺史王延彬在任上发展对外贸易，“每发蛮舶，无失坠者，时谓之‘招宝侍郎’”。所谓“蛮舶”就是由福建沿海“蛮夷”驾驶的海船。他们原来就航行于东南沿海，对海道十分熟悉，泉州刺史王延彬以商业资本驱动他们到海外经商，并获得成功。王延彬之后，留从效、陈洪进等泉州统治者，都很注意征发当地富户参与海外贸易。史称留从效“陶器、铜铁，泛于番国，收金贝而还，民甚称便”。宋代泉州设置市舶司之后，为了确保每年的赋税，“每年冬津，遣富商请验以往，其有不愿者，照籍点发”。许多商人活跃于海外，《宋史》记载：“今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数往来本国，因假其乡导来朝贡。”洪迈的《夷坚志》记载：“泉州人王元懋，少时祗役僧寺，其师教以南蕃诸国书，尽能晓习。尝随海舶诣占城，国王嘉其兼通番汉书，延为馆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蓄奁具百万缗，而贪利之心愈炽，遂主舶船贸易，其富不赀。”乾道三年（1167年），福建“本土纲首陈应等，昨至占城蕃”。有些商人在海外获得政治上的发展。宋初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安南大乱，久无酋长，其后国人共立闽人李公蕴（晋江东石人）为主”，开创李氏王朝。南宋末，李氏王朝灭亡，开创陈朝的陈日煲，原为福建长乐人，他在广西从事边界贸易时，被越南人看上，后在越南做官，最终当上皇帝。宋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本土商人积极赴外经商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