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0 17:40:5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关于中医基础理论，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是保持中医学理论的原汁原味，不与西医学相融合。以匡萃璋先生的“两种牛不人工授精论”为代表。强调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中医学有自己的原理，即整体论，认为目前应强传统之体，宏中医之用。
二是强调以现代科学研究中医中药，使中医中药脱离其传统理论，成为世界公认的科学。部分西医学习中医的专家及中医学习西医的人员，持此种观点。引以为荣的代表成果如日本的小柴胡汤制剂获得美国FDA认证。此观点遭到传统中医学者的抵制，认为似乎是“废医存药”之风重来。但因研究药剂有客观的经济效益，目前此风难止。
三是主张在保持中医学特色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即强调充分继承挖掘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与创新。只要研究的核心、本质是中医学的，所用的方法既可以是传统的思辨，也可以是现代科学的调研、分析、实证。我认为这是中医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下面谈谈我对中医学理论发展目标及创新思路的理解。
1中医学理论的创新目标
中医学理论发展的总体目标，一般说来是实现中医学理论的现代化。要实现中医学理论的现代化，以下5个方面的分目标必须优先实现。
1.1中医学理论范畴中基本概念的规范化
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是指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概念的内涵是确切的，外延是清楚的，表述是统一的，没有概念的泛化或歧义。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有利于中医学的发展，有利于中医学的对外交流，有利于提升中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与中医学作为一门医学科学的身份相符。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虽然对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做了一些相应的工作，如正在建立中医学名词术语及其英译的国家标准，但尚有大量问题需要解决，如:①精与气概念的混用；②精、气与古代哲学范畴中关于宇宙本原的精、气概念的混淆;③阴虚与精虚、血虚、津液不足分不清，阳虚与气虚难区别，并出现气阴两虚与气阳两亏等有悖逻辑的术语；④脏腑之精、脏腑之气、脏腑之阴、脏腑之阳的内涵不清，关系不明等。
中医学某些基本概念的内涵不清，其原因有多种。而解决的办法，应是调动全国的中医学基础、文献学科的专家和中医临床学家来共同研究，在调查大量的有关文献和临床资料之后，共同讨论确定。
当然，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不是限制人们的思维，而是在培养我们的学生时，有一个规范的说法;在编写教科书时，有一个可遵循或参照的标准；在对外交流时，有一个可让国外友人容易理解的相对规范的表述。
1.2证候概念的规范化及诊断标准的确定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诊治特色，证候也就成为中医学基础和应用研究的核心问题。近几年对证候的研究，包括对证候诊断标准的研究和证候内在机制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问题是:①证候的概念内涵至今不甚明确，某些中医专家，甚至《中医内科学》教科书中，仍然将证候规定为“症状和脉象”与现行的《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学》教科书中的表述不符。②证候的分类仍然有待改进，证候分类的层次应该清晰，从类证（如虚证、实证、热证、寒证、表证、里证、阴证、阳证等八纲证，太阳、少阳等六经证，卫、气、营、血证，上焦、中焦、下焦证等)到一个实施治疗的具体证候，一般都有几个层次。③某些中医证候诊断术语概念不清。一是由于中医学某些基本概念内涵不清而导致的证候诊断术语不确切和不规范，如上面提到的气阴两虚、气阳两亏等;二是由于中医学理论发展的滞后而出现的概念内涵不清的证候诊断术语，如脾虚、肾虚、肝虚、心虚等等。④证候的诊断标准应该统一规范，但现在仍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⑤证候的诊断以症状、体征和行为异常的描述为主，微观指标在辨证中仍然难起作用。
解决证候概念的规范化和确立证候的诊断标准，应是中医学理论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虽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了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并组织起草了国家标准中的“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但尚需不断地改进、发展和完善，以增强其科学性和权威性。
1.3将中医学的相关概念独立于古代哲学概念并确立其自然科学的属性
确立中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并不否定其人文社科属性),有利于中医学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发展，有利于将中医学的某些概念与古代哲学的相关概念分开，成为中医学自身的概念。
如精、气、神的概念，在古代哲学范畴中与在中医学中是有严格区别的；中医学的生命本原说与古代哲学的生命本原说也是不同的；中医学的精气概念及其生命本原说、中医学的天人相应说，都具有自然科学属性，都可以以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渐揭示其内涵。
1.4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
中医学理论要达到现代化的目标，理论创新必须要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新理论、新假说的诞生一般都在实践过程中，或在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过程中，或在实验研究积累的过程中，或在文献研究的分析过程中。就中医学来说，临床实践过程对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理论创新不仅仅是基础学科的事情，也是临床学科的事情。只有理论学科与临床学科的专家联手协作，才有可能发现新的规律，构建新的假说。“脏腑一精气一阴阳”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结果。
因此，要求临床学家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理论学家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技能。中医学理论要创新，要现代化，必须造就一大批理论与临床兼通的专家。
1.5传统理论的改造与新理论体系的构建
传统理论的改造和新理论体系的构建，标志着中医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传统理论的改造，多是建立在否定某些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操作起来较为困难，且难以得到公认。
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中，对某些传统理论作了改造，如：①三焦是六腑之一，是人体上中下三个部位的划分，还是温病辨证纲领的问题;②膀胱是盛尿的脏腑还是藏津液的脏腑的问题；③主管人的心理情志活动的脏腑是心，是脑，还是肝的问题;④脏腑的功能是以脏腑的结构为基础还是以脏腑之精气阴阳为基础的问题；⑤正气与邪气的概念问题;⑥阴阳失调与调整阴阳的概念问题。诸如此类问题，均是中医学理论中较难处理的问题，也是临床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们在“脏腑气血阴阳”理论基础上，进一步研宄而构建的“脏腑一精气一阴阳”理论体系，是在发掘《内经》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与传统理论相统一，但与后世的脏腑气血理论有某些冲突，也属于对传统理论的改造。
另外，对证候的深化研究，也可能与传统的“异病同治”理论发生冲突。我们经过研究发现，寒饮蕴肺证可出现在哮喘、COPD和肺水肿等疾病中，并且用小青龙汤治疗均有效，但实际上寒饮蕴肺证在上述不同的疾病中应是有区别的，用药自然也应有所区别。至于用何方治疗更为合理，只有通过实验研究去探索。因此，“异病同治”仅仅是说几种不同的疾病出现了一个大致相同的证候，用大致相同的方药可能都有效，而几种不同的疾病出现一个完全相同的证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哮喘、COPD、肺水肿等疾病中出现的寒饮蕴肺证，实际上也是一个类证，其在不同的疾病中也存在着差异，这实际上是发展了对“异病同治”的认识。
传统理论改造的目的，是对传统理论的发展和提升，使其科学性更能体现出来。
传统理论的改造与新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中医学理论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2中医学理论创新的思路
2.1明确中医学的学科属性与其现代化的关系
中医学是发祥于中国古代，用以研究人体的生命、健康、疾病的科学。它虽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具有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属性，但仍应归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
医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既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又具有很强的社会科学属性，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融的学科。
将中医学的学科属性定位于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自然科学，并在整体观的指导下大力发展其属于自然科学的部分，将有助于中医学自身的发展和现代化。
在通过文献整理研究明确了中医学某些范畴的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以科学的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其理论概念的微观机制，不断创建和发现新的假说，方可使传统的中医学理论体系不断得到发展和更新。同时将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部分，尤其是古代哲学的思想和方法加以科学的改造，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吸收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方可使其更能指导中医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2.2正确认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坚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思路
继承性研究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必须坚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走继承与创新并行的发展之路。继承是创新的基础，继承的目的是创新。只有重视继承，才能将中医学的传统理论传承下来，为发展和创新奠定基础；创新是中医学继续发展的需要，是中医学新理论、新观点的产生之源，也是中医学的生命之源。没有继承，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将得不到延续，也就无从谈创新发展，即便是创新，也不是对中医学理论的创新。但若没有创新，则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就得不到更新和发展，自然就会变成僵死的东西，因而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因此，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切实操作好中医基础理论的继承工作和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工作，是关系到中医学前途的重大工程。
2.3科学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学理论和概念的影响
在中医学理论的继承与创新研究中，要科学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我们既要承认精气、阴阳、五行等古代哲学思想 对中医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影响，又不能把中医学说成是古代哲学的衍生物。
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起了重大影响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主要有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整体观念等。这些古代哲学思想对中医学基本理论和概念的形成及其理论体系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不容置疑的。科学地评价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中医学中的历史地位，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医学基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具有重要的意义。
2.4积极推动中医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和术语的规范化进程
以明确中医学固有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的内涵为中医学理论研究之目标，积极推动中医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和术语的规范化进程。
藏象、经络、精神气血津液、病因病机和防治原则等，是中医学固有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应下大功夫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明确其基本内涵。这是中医学理论研究应达到的基本目标。当然，中医学基础理论和概念内涵的确立，应建立在充分掌握和分析有关该理论和概念的几乎所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文献资料掌握得越全面，得出的结论就越可信。但决不是一些文献资料的堆积和列举，而应下一番比较分析的功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杂乱的材料中归纳能反映该理论和概念之本质的内涵和外延。
如对肺行水理论的研究，首先要明确肺行水理论的基本内涵。经过对文献资料与临床实践的研究分析，发现肺行水概念的内涵主要有两个方面:①通过肺气的宣发和肃降运动，调节肺脏本身水液的输布，这一作用与肺的呼吸功能密切相关;②通过肺气的推动作用，调节肺系统（尤其是皮毛）之水液的代谢，这一作用与肺的呼吸功能一般无明显的相关性。
肺主行水理论内涵的确定，对临床肺疾病的辨证治疗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有关肺主行水理论的科研设计具有奠定理论基础的作用。
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以科学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对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从认识论、方法论及本体论、价值论角度进行考察和分析，旨在提供关于科学认识及其发展的逻辑性、历史性和社会制约性的模型，探讨科学知识的本质，获取方法、评价标准、逻辑结果和目的等。中医基础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当然也在科学哲学研究的范围内，可以用科学哲学的观点来考察。
根据科学哲学的认识，理论（或假说)能得到经验证据的确证，就表明该理论具有解释或说明经验事实的可行性，从而引起科学家共同体或个人的信任，就被认为是科学的。121理论的可行性取决于理论自身的逻辑可行性、理论的可检验性以及理论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等几个方面，以下从这几个方面对中医基础理论加以剖析。
1.理论的逻辑可行性
科学理论或科学假说都是由基本概念、基本命题以及得到解释的经验陈述，依据一定的逻辑法则组成的演绎系统。这样的系统必须是基本概念明晰，基本命题成立，命题之间协调而无矛盾的。因此评价理论的逻辑可行性就是要审视理论内部的结构要素及其逻辑关系。一个逻辑可行的理论，首先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理论，自相矛盾的和缺乏内在联系的“理论”都不是真正的理论，充其量也就是语句或命题的无规则组合。12中医基础理论在这方面还有着不足之处。首先是概念的明确性，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概念是模糊的，如“心阴”、“心阳”、“肾阴，，、“肾阳，，等，而对“三焦”、“命门，，概念的具体所指更是争论不断。
其次，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命题是否成立以及其成立的条件也有待进一步考察，主要是理论可检验性的问题。
再次，命题之间的协调性也存在着问题。中医基础理论的某些内容间缺乏内在联系，本来围绕着同一问题的不同内容之间的相关性差，不能构成完整的理论，这也是导致中医临床上片断地运用基础理论的原因之一。
如中医基础理论中关于汗有“汗为心之液”、“血汗同源”、“阳虚自汗，阴虚盗汗”的理论，又有肺主皮毛，司汗孔开合的理论，还有“膀胱气化失职，津液不能化为尿液，逆行于上而出汗”13、“脾运化失常，津液旁达于四末而出汗”131等理论，但并没有一个可以涵盖以上所有内容并且明确说明不同命题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如“汗为心之液”和“肺主皮毛，司汗孔开合”间有何联系？运用于临床的时候只能是各说各的，能用哪个算哪个。究其原因，是中医基础理论以辨证逻辑为主要形式，而形式逻辑的成分较少.这是中医的特色，但一种理论如果没有了形式逻辑的确定性而过于灵活，就会变得难以掌握并且使可信度降低，还会让理论的使用者在实践中无所适从或者对其随意使用。
2.理论的可检验性
理论的可检验性是由理论的本质所决定的，理论原本是用来解释经验事实的。如果某理论不具有可检验性特征，那么该理论就不可能具有可行性。因为理论的可检验性表现为该理论蕴含着若干经验陈述，这些经验陈述可以接受经验的检验。这一点也恰好就是理论确证的必要条件，如果由一个理论不能导出经验事例，或者经验事例是不可检验的，该理论就不可能获得确证，也就没有解释或说明经验事实的可行性。例如，“物体受热会膨胀”和万有引力定律，都是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以某种方式加以检验的。
由于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基本概念是哲学、辩证思维和意象思维参与形成的产物，并不是完全以客观物质实体为基础一这也是中医基础理论区别于现代科学实体论哲学基础的特点所在，所以中医基础理论中存在着一些可以找到需要检验的陈述却无法进行检验的命题。例如，要检验命题“尿液的生成和排泄依赖于肾中精气的蒸腾气化”，首先要明确“肾”、“肾中精气”以及“蒸腾气化”的概念；之后，由此命题可以导出的经验陈述之一是：肾中精气蒸腾气化失常，就会导致尿液生成和排泄的障碍。要想验证这一陈述，最大的困难是如何确定“肾中精气蒸腾气化失常”的状态，“精气”看不见摸不着，其“蒸腾气化”更是难寻踪迹(包括其内在和外在的表现）这里，虽然可以得到理论的经验陈述，但是其检验却是无法实施的。因此，不能照搬现代科学的检验思路，但必须结合中医基础理论自身的特点提出新的检验思路，毕竟理论如果是不可检验的，就无从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难以使人信服和接受，更谈不上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来取得发展了。
3.理论的经验解释力
理论可行性的关键在于它解释经验事实的能力，而逻辑可行性与可检验性只是解释力的必要前提。一般地说，科学家考察理论的可行性，首要的是关注理论对经验事实的解释能力。从现象E。中逆推的猜测性理论H是否具有可行性，就在于它能否用来推导现象E。以及相关的同类现象El、E2、En。如果逆推理论H是可行的，那么，应能导出;
在考察理论的可行性时，对现象的解释是主要的。这是因为理论原本就是用以说明现象的，同时科学活动的目的也在于建立既可圆满地解释巳知事实又可成功地推导未知事实的理论。所以理论可行性的评价也就主要表现为对理论解释力的评价，这种评价只是从逻辑上对理论进行的主观评价，不同于评定理论真理性的事实验证。在理论可行性的评价中，有时还出现这种情形：当某一逆推的理论H能够成功地解释更多的新事实时，人们也由此得出H是比较可行的。正如库恩所指出的：人们评价、选择某一理论的标准之一就在于，该理论“应有广阔视野:特别是，一种理论的结论应远远超出他最初所要解释的特殊观察、定律或分支理论。
在高职教育护理专业所有的课程设置中，中医护理是一门相对独立的课程，它有独立的理论体系、思维方式及临床操作技能，是现代医学无法替代的一门学科。
关键词：
中医护理；临床研究；临床护理
笔者从事西医高职院校中医护理教学已有数年，现简要总结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思维方式的转变
中医护理学是在中国传统医学理论指导下，运用中医护理方法和独特中医护理技术的一门实践性、理论性很强的综合性应用课程。中医药基本理论内容有很强的抽象性和思辨性，对初学者来说，尤其是对于已有一定基础的西医院校的学生来说，这时学生已经学完西医基础课程和部分临床课程，形成了固定的医学思维模式。当学生们首次接触中医学的时候，由于中医的思维方式和辨证原则与西医截然不同，对中医这种源于生活实践的直观并在此基础上带有形而上学抽象归纳推演的整体思维特征不能理解，不同的理论体系造就了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学习尤其不易，尤其是初学者。在教学中强调思维方式的转变尤其重要，在中医教学中，尤其是基础理论的教学环节，需善于引领学生走出形而下的思维，从生活中、实践中引导学生初步掌握形而上的思维方法，这样才有助于帮助学生从日常实践中体会到中国古代哲学中最为朴素而又生动的思维方式，从而接受中医的理念。
2搁置争议，区别对待
中医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中医理论中的某些命题，不但抽象玄奥，而且从现在的观点看来，部分观点已不符合现代科学。对于这些观点，笔者认为需区分对待。第一，对于阴阳五行这类中医基本理论构建框架这类已被证实行之有效的基本理论，在讲述中需告诉学生，古人在最初认识事物时朴素而简洁，采用的也是形而上的思维方式。第二，对于中医中与哲学紧密结合的观点，如天人合一、运气学说，哲学性强，但具体到某些细节上过于机械和理想化，甚至脱离了实践，有臆测的成分。第三，诸如“格物致知”的方法在中医学中多有体现，牛膝似膝骨，因此补益关节；豆似腰子，所以益肾，诸如此类的推理在中药药理中随处可见，很显然，这是由药物表象到药物疗效的直接跳跃，中间加以毫无根据的意会，这种分析方法只能用于对已知药性、药效的药物自圆其说，不能用于新药物的临床疗效探索。
3理论联系实际
高职护理专业招收的学生年龄大多在20～24岁。大部分学生由于多年现代科学的教育，基本具有推理演绎能力，但还不能熟练地使用逻辑思维的方式及科学的方法判断和解决问题。中医药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理论基础和思维模式与西医有很大不同。中医学以形而上学的方法，从最原始的形象思维到以抽象思维为主导，重视辨证思维和归纳演绎，因此大多数学生在学习时难免感到内容抽象、枯燥乏味，理解、记忆困难，导致学生对这门课的学习普遍感到吃力，产生畏惧情绪[1]。
4重视直观教学
中医中的部分理论讲解时虽然较为艰难晦涩，但在教学中，若是重视直观教学的应用，有时可事半功倍，例如经络部分，可采用多媒体技术，将经络的走行及其循环规律，以动画的形式展现在学生面前，既激发学生的兴趣，又起到直观教学的作用，从而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2]。
5加强临床实践
中医护理学的课程设置是30个课时，但在课程分配中，主要的课程安排集中在基础理论的教授，临床课程不足50%，临床实践课程更少，主要集中在针灸、穴位的教学安排上，对于基础用药等部分内容，基本上属于了解的对象，对于学生日后临床实践帮助不大，除了个别对中医有浓厚兴趣的学生，大多数学生在考试过后，就将抽象枯燥的中医基础理论置于脑后，在临床实践中根本应用不上。
6强调具体病症的教学
通过几千年的积累，中医在某些病证中有着确切的临床疗效和丰富且简单易行的治疗手段，有着良好的群众认知基础，因此，在教学时应侧重于此类病证的教授与实践。就笔者的临床经验而言，例如上呼吸道感染、小儿及成人的脾胃功能调理、女性月经疾病的调理、孕产前后的中医调理、冬病夏治、脑血管意外后期的康复，中医都有独特的优势和确切的临床疗效，因此，在教学中，可结合教学者临床经验，对于这类疾病重点教授，不但有助于学生日后的临床工作，还有助于学生从实践中真正理解和认识中医，从而引导其对中医产生继续学习的欲望和动力。
7加强中西医结合
由于中西医对疾病的认识方法不同，中医学与西医学有明显的差异，对疾病的论述有固有的特点。西医高职护理专业毕业的学生日后大多数会从事西医临床护理工作，因此讲授中医护理学时要注意授课时紧密结合西医知识，让学生能体会到临床治疗方法、手段的多样性，更深刻地理解中西医各自的优势和特点，这有利于学生将来在临床更好地应用、推广和发展中医。同时注意在教学时客观地评价中西医学各自的优缺点，如对脑血管意外的治疗，在疾病初期，中医没有明显优势，但对于后期的恢复，中医能起到主导作用。教学时实事求是，不妄自菲薄，不妄自尊大，才能使人信服[3]。
8总结
总之，在目前以西医为主的医学教育中，中医作为辅助和从属的教学地位已基本不可改变，但对于临床工作者而言，终身教育的观点早已深入人心，因此，作为一个中医教学者，笔者认为教授的重点应在于提高学生的认可度和学生的积极性，在有限的课时中引领学生了解中医学的奥妙，掌握中医的思维方式，领略中医临床疗效和治疗方法。
作者：徐一慧 单位：江苏大学附属昆山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
参考文献
关键词：教学目标 教学现状 教学手段 教学方法
一、中医学教学之现状
1.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动机弱
鉴于目前医学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安置现状，西医院校的学生在学习现代医学和中医学时，有着明显不同的职业学习动机。对于现代医学专业而言，学生们通常表现为积极地去了解所开设的每门课程与所学专业的相关性，学习目的性很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少学生认为学习该门课程对今后的就业帮助不大，因此学生多是抱着应付考试的心态听课、记笔记，力求教师少讲少考，缺乏学习热情和兴趣。[1]
2.中医理论体系自身的特性造成学生理解和认同度不高
中医学是在古代哲学、文学、天文学等基础上，借助对自然宏观、朴素的功能观察，在辩证思维、演绎思维逻辑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知识系统，具有理解困难、内容抽象、容易混淆、文字难懂的特点。而现代医学以实体结构为基础，借助科学实验，在形式逻辑思维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知识系统更容易被理解接受。此外，中医学课程一般安排在西医学课程后进行，在此之前学生已经较全面地接受了西医理论，学习中医学时常有先入为主的思想，习惯将中医的“脾”、中医的“肝”进行比较，对“阴阳五行学说”等中医基础理论感到不可思议，拒绝认同；并认为中医是“玄学”，甚至用现代医学的概念否认中医学的科学性，理解认同感差。[2]
3.认知模式不同，学习难度较大
中医学的认知特点是从最原始的形象思维到以抽象思维为主导，重视辩证思维和演绎逻辑。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从现代医学中对细胞结构、细菌病毒的认识到中医学对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的理解，学科跨度大，学习方法不适应，常常会感到学习内容抽象、枯燥乏味，内容难以理解、记忆。[3]
4.实践机会不足，降低就业能力
中医学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科，然而目前大多数西医院校在安排课时时，课堂教学大大多于临床见习教学，学生们临床见习示教机会较少，导致学习掌握中医基础理论和诊疗方法的难度大大提高，而实践机会不足则直接导致学生就业能力降低，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学生对中医学的兴趣和热情。[4]
二、树立正确的教学目标
学而有效是任何一门学科教学的基本标准。目前关于中医学教学提出最多的问题是教学时数与教学目标不相匹配的矛盾，即目标大，而课时少，使得学无时效。要解决这一矛盾，要么增加足够的课时，或调整教学目标。鉴于我国目前的医学教育课时整体偏少，且偏重于现代医学，因此通过增加课时来解决中医学面临的问题尚不具备可操作性，因此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只有调整教学目标。而调整西医院校的学生学习中医学的教学目标，应本着使学生通过学习中医加深对人类复杂生命现象的认识，理解不同医学体系对于生命现象的认识差异，开阔思路，拓展视野，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中医学的基本理论，记忆中医学的基本知识，熟悉中医诊疗思路和辩证过程。通过对祖国传统医学产生与发展的人文背景、哲学思想的分析，对生命观、疾病观和诊疗技术与应用实践的介绍，具有以中医知识来补充西医之不足的意识，为其今后进一步深入学习打好基础，使广大学生明白中医学可能会给他带来哪些方面的帮助，在日后临床工作、科研中能够找到与主攻专业的切入点，使学以致用。[5]
三、运用正确的教学方法
围绕正确的教学目标，笔者认为西医院校中医学教学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改进中医学教学方法：
1.引入中医学现代研究成果，深入理解中医学基础理论
中医学典籍浩如烟海，理论抽象深奥，且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中医学教学过程中，在适当地引经据典的同时，如果做到与现代医学研究成果相结合，教学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在教学过程中，西医认为，小儿遗尿绝大多数是大脑皮质及皮质下的中枢功能失调，而中医理论则认为小儿遗尿是肾与膀胱气化功能失调，故用补肾固摄的方法，每每能奏效。在讲授以上例证的同时，笔者还要提醒学生：虽然肾的研究显示，肾与神经、内分泌、免疫有关，补肾确实能抗衰老。但中医学认知的肾与现代医学中的肾，还有很多不同点，他们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否则，容易导致错误的思维模式。运用这种讲授方法，使学生对中医藏象的特点有了较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2.巧用多媒体，创设情景，激发学生兴趣
中医学是祖国的传统医学，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中医学的教学既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中药、方剂等基础内容，又包括中医内、外、妇、儿和针灸等临床内容。如何在有限的学时内将中医学的精髓教给学生，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是每一位教师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在中医学教学中，我们利用多媒体集声、像、色、光于一体的技术特点，把中医的特色和亮点充分展示给学生，
在课堂上对学生的视听形成全方位的冲击，引发学生学习、探究中医的好奇心。如在中医学第一节课，我们用多媒体技术制作了华佗刮骨疗毒、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甲流感和当今中医药、针灸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优势发展的概况等视频，使学生们认识到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来激发同学们学习中医药的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的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6]
3.利用专题讲座模块，将中医实践融入中医基础理论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考虑采用专题讲座模块的形式，将晦涩难懂的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临床实践相结合，从生活出发，从实践出发，从时下流行的事物出发，从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出发，由简如繁，由浅入深，向学生讲解中医学相关知识。在该模块的设置过程中必须清楚一点，让学生感兴趣是教学的切入点，是一种手段，并不是教学的终极目的，在教学中一定要紧紧围绕教学大纲，把大纲要求掌握的理论内容、中医最基本的理论知识融入其中，并加以强调，这样才能使学生在兴趣中掌握知识，达到教学要求。[7]
4.再现诊室真实情境，培养学生临床思维
在中医学教学过程中，最难建立的是中医的临床思维，医学院校的中医专业学生往往要经过几年的学习和临床实践，才能逐步养成这种辩证论治的临床思维。因此，在中医学教学过程中，教师们应学会善于利用模拟诊室情境模块，呈现诊室真实情境，使学生初步接触中医临床，通过反复强化、讨论、分析、总结、充实、提高，培养学生的中医临床思维，与临床实践接轨。
结论：
由于中医学具有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综合性、融合性特点，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在要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与医学思想，不断更新知识和教学理念，探索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改进教学手段，积累总结教学经验，加强实践环节的教学，不断提升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西医院校学生学习中医学学科的兴趣和效果，从而培养出符合现代医学教育改革目标并具有特色的医学人才。[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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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社会对医学人才得需要量不断扩大，对于医生的医疗水平的要求也逐渐提高，传统的“师带徒”方式渐渐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专业知识过硬，理论基础扎实，实践能力优秀的高等中医人才逐渐成为高等中医院校的培养目标。
【关键词】中医临床专业；实践能力；培养
一、现代社会对于中医临床专业研究生的需求发生转变
（1）研究生阶段要更加重视专业素质的培养。随着医院分科治疗的细化，现代社会对于中医人才也有着专业分科的要求，不同于本科学历教育中重视理论基本功的培养，需要研究生选择专业方向，形成个人的学术观点。而当今的大多数中医研究生从小接受的是现代科学的教育，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非常弱化，无论从理论思维还是临床实践上都有西化的趋势，所以在研究生阶段要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形成个人的学术观点，指导今后的临床和学术研究。（2）研究生要注重自学能力的培养。临床专业研究生的教育以自主学习为主，课堂教学为辅，研究生要在实践过程中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学会在实践中自我学习的方法，脱离本科阶段口口相传的学习方式，在研究生阶段寻求未来职业生涯中钻研的方向。
在临床实习的过程中，务必高标准严要求地牢固掌握相关疾病的基础知识，并在扎实的理论指导下付诸于实践。在中医临床辨证论治基础上也不忘现代医学知识的补充，现代医学的高速发展和诊疗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使得我们中医研究生也需要精通人体解剖病理生理等知识，熟悉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技术，运用现代医学知识解释病情，才能在临床过程中，自信面对疾病。当然现代医学的精通也会使得研究生更了解中医的优势，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中医之长。实践能力的提高是需要在不断的练习过程中完成的，研究生必须在面对真实的患者之前就掌握了基本的操作技能，所以现代高校对于临床专业研究生的要求越来越高以期适应社会的人才需求。
二、中医临床专业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特色作用
指导小组由同一专业不同研究方向甚至校外交叉学科的专家+副教授以上组成，“充分发挥指导教师的学术专长”以使研究生从不同知识层面和不同渠道获得知识“达到拓展思路”，培养创新能力的目的，提高研究生临床实践及交叉学科的知识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模式的转变体现在跟师学习的过程中，导师除了应担负起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和指导毕业论文撰写外，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掌握继续学习和提高的方法，培养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研究生在跟随导师门诊的过程中，试诊就是一个锻炼中医临床思辨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方法。研究生可以根据课堂学习的方法，导师治疗的经验，通过自己的体会，把收集到的信息用到治疗中，导师可以根据学生的试诊，提出改进和学习的方向，这是中医临床的一个特色的学习过程。
三、加强培养环节中对于实践的考核措施
首先从招生工作中就强调临床技能操作的考核，占面试总分的30%，如临床技能考核不达标不予录取，硕士生入学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是一个指向标，使得学生加大对临床实践的重视，也可以把一些临床实践动手能力较好的同学能够筛选出来。再者，在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设置相关的课程，使得学生在进入临床之前得到很好的学习和实践。在研究生进入实习医院后，开展临床技能操作的课程，让学生在临床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在实习医院得到解决和进一步的提高。定期开展临床技能的大赛，调动学生的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研究生中期考核的过程中也加入临床技能考核的部分，以期检查研究生临床轮转的成果，查漏补缺。通过层层抓手，严格要求研究生在进入临床之前将实践动手能力提高。
四、中医临床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及展望
总体目标为：中医学专业毕业生应具备较为扎实的中医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较强的实践能力和中医临床思辨能力，具有一定的中医传承能力和创新能力。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中医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为：具有系统、扎实的中医药基础理论、本学科专门知识及技能或具有较高的诊断与临床治疗水平、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熟悉本学科或某一领域内德国内外学术发展动态，掌握一定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临床和独立担负专业技术工作的能力。而就中医现状，研究生阶段应以培养临床高级中医师为主要目标。研究生学习期间，应该在导师的指导下大量接触临床；兼学理论，以理论指导实践，并且掌握最新的临床治验动态和方法。博士生应在硕士毕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疑难病从临床和理论上进行攻关，并掌握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这样当他们毕业以后，在临床上就是一个最有实力的中医师，中医高级临床人才的培养目标就可能实现。中医的优势在于临床，对我国传统医学的继承，是我们寻求发展，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基础和前提，中医高级临床人才缺乏的现象就可能得到改变，可以说才是这是振兴中医的根本之路。
[中图分类号]R247.9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3-7210（2007）05（b）-111-01
亚健康（sub-health）是指人们处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健康低质量状态及其体验。我国目前70％的人处于程度不同的亚健康，有着亚健康的体验。而在高级知识分子、企业管理者中发生率可高达85％以上［1］。中医的整体观、辨证观、平衡观等基础理论在指导调治亚健康方面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1 亚健康的病因病机和表现形式
亚健康可见于中医学的虚劳、郁证、失眠等病证中。中医认为，亚健康主要的病因病机是饮食不节、起居无常、情志不遂、劳逸无度、年老体衰等导致脏腑气血阴阳失调，或内生五邪，或耗伤正气［2］。其具体病机为肝郁气滞、气滞血瘀；脾失健运、痰饮中生；思虑过度、劳伤心脾；肝肾阴虚、阴虚火旺；脾肾阳虚、下焦虚寒等。
亚健康的主要表现形式有：慢性疲劳综合征（包括体力疲劳和心理疲劳）、时差综合征、信息过剩综合征、更年期综合征、神经衰弱、焦虑抑郁、肥胖、骨质疏松等多种心身障碍［3］。广义上“七高三低”，即：高血压、高血脂、高血黏、高血糖、高血酶、高体重、高负荷及免疫力低、活动量低、生活情绪低等，实际上都是人体基础能量过度消耗、器官活动异常的一种状态，是生理状态向病理状态转变的一种中间形式，是可以逆转的一种机能混乱和低迷状态。
2 亚健康的中医预防与调治
2.1 中医学倡导未雨绸缪，“治未病”，防患于未然的预防思想
“治未病”理论包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也涵盖治疗非显性疾病，即注重疾病的临床前期、先兆症状的干预［4］。如《素问・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起已成”。《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对于亚健康，中医强调应仔细检查，及早发现，及早采取措施，先按未受邪之地，防止传变。古代医家张仲景倡导“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2.2 调节体质类型改善亚健康
中医体质学说认为，不同体质类型的人，体内阴阳气血盛衰不同，对致病因素的反应及发病的阈值也各不相同［5］。《灵枢・百病始生》曰：“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可见注重体质状况、及时调整体质偏颇、积极改善特殊体质、阻止致病因子对人体的侵袭就成为一级预防（针对致病因素预防）的核心。
2.3 亚健康的中医辨证论治
《内经》把“阴平阳秘”的“阴阳和平之人”作为心身和谐的健康标准。中医学从整体观念出发，通过调和阴阳，扶正祛邪，进行全方位的辨证施治，克服了许多有症状而无疾病的困惑，使中医对许多病与未病的症状认识更深入、更具体，组方用药更有针对性，大大提高了亚健康的调治效果。主要方法有，针对肝郁气滞型，治则疏肝理气解郁，代表方柴胡疏肝散加减；痰湿内生型，治则健脾祛湿，代表方二陈汤合香砂六君子汤加减；心脾两虚型，治则补养心脾，代表方归脾丸加减；肝肾阴虚型，治则滋补肝肾，代表方六味地黄丸加减；脾肾阳虚型，治则温肾健脾，代表方金匮肾气丸合理中汤加减［6］。通过辨证论治，使气血通畅，邪去正复，脏腑阴阳复归健康平衡。
2.4 中医养生预防亚健康
《素问・上古天真论》云：“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灵枢・本神》亦云“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现代张庆祥教授［7］强调内养正气，增强体质；外避邪气，防止邪侵；应用药物，防病发生。预防亚健康的发生具体应做到顺应自然，注意锻炼，劳逸结合；合理膳食，营养平衡，饮食规律，勿暴饮暴食；节欲保精，防止过劳，调畅精神，淡泊名利，保持心情愉快。此外，中医独具特色的非药物疗法如针灸、拔罐、刮痧、推拿、食疗、洗浴、导引、吐纳等的使用，“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也是中医干预亚健康的理论宝库。
3 结语
目前，中医对亚健康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医亚健康理论，如何系统化中医诊治亚健康的规范，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今后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中医对亚健康的研究：①完善中医关于亚健康的诊断和疗效评价标准；②中医药要跨上基因平台；③坚持中西医结合探讨亚健康，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手段，挖掘中医学的潜能，促进整个医学的调整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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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新晨
【关键词】 中医;思维模式;中医教育
自中医人才培养进入院校教育以来，关于中医人才的培养模式和质量，一直是困扰中医教育者的首要问题。尽管有许多人呼吁恢复师承制的培养方式，但社会的发展、现代教育的开放性和人才素质多元化要求，师承制只能作为院校教育方式的补充，不可能成为主流。因此，中医教育的成败仍取决于对院校教育的改革和完善。而保证学生中医思维模式的建立是中医教育的首要任务。
1 中医思维模式的特殊性
中医学是在我国古代特有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在传统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其理论基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是把万事万物相互间的变化、和谐、联系及其支配万事万物的共同规律作为研究人体疾病的出发点，具有“形而上”的超自然性。其思维特点是整体恒动观、天人一体观、辨证观，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具有直觉体悟、取象类比等思维特点。这些特点与现代人习惯的分析还原思维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因此，在没有建立中医思维模式的情况下学习中医，无疑是空中楼阁、水中捞月。
2 目前影响建立中医思维模式的因素
2.1 传统文化知识教育不足，直接弱化了学生对中医理论的理解和掌握。首先，中医学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统一体，其理论基础更具人文特点。所以，学好中医，必须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广博的人文知识做基础，建立直觉思维之上的“悟性”非常重要。而现在的学生由于教育体制原因，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很少接触和系统学习中国传统的“国学”知识，受数理化的长期训练，形成了逻辑化、概念化的思维习惯。在中医院校课程安排上除医古文外，基本没有开设其他人文知识课程，使学生对中医的取象类比思维存在先天排斥心理。其次，招生以理工科为主，学生的来源不对口。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者接受知识的过程应该是同化—顺应—平衡的过程。同化既是把所学知识整合到自己原有知识结构中的过程;顺应既是本身知识结构因所接受知识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的过程。而理工科学生的思维习惯是分析、还原，是有别与中医思维模式的，这就造成学生学习中医时，必须面临对固有的方法论、认识论和知识结构的转变，即“顺应”的强度加大，这就难免对阴阳、五行等中医基础概念产生“玄学”念头和排斥心理，进而排斥中医。
2.2 课程设置上，中西医课并行，干扰了中医思维的建立。从现代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化和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来考虑，中医学生学习西医知识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哪个阶段学习和西医课程量的多少是中医教学管理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教育评价学在教学目标设计的技术要求上有两点原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一是“教学目标之间以及目标与其他积极的非预期效应的相容性。”［1］ 就是说在教学目标设计中，须考虑目标之间的一致性，目标之间不能相冲突，目标相冲突就会造成教育活动的混乱。二是“正确分配目标的权重和优先顺序”［1］ 即教学目标的重点放在哪里，教学资源优先配置给谁。而目前的中医院校在中医教学计划安排上，明显违背了这两项要求。中西医课程比例大约在6:4左右，西医课的比例过大，而且基本是中医基础课和西医基础课同时开，把两种不同思维模式指导下的知识，同时传授给学生，无疑会造成了学习者的思维混乱，无形中也遏制了学生建立中医思维模式的优先权。此外，西医的分析还原思维模式适合现代人的思维特点，对西医知识学生很容易“同化”，导致学生难以完整、准确掌握中医的基本原理和知识体系，进而对中医传统理论产生困惑、误解，无法巩固专业思想，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只能是不中不西，临床能力不如师承教育的学徒，西医诊疗技术不如西医院校的毕业生，形成中医人才培养整体滑坡。
2.3 不重视经典学习，难以把握中医理论的精髓。以《黄帝内经》为首的中医四大经典，历来是指导中医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著作，是打开中医理论的钥匙，“读经”是通往中医科学的必经之路，受历代医人所推崇。但是由于它们年代久远，文字意深难懂，难以和现代人的思维合拍，给教和学造成很大难度，对其重视程度一降再降，甚至分割其系统性，把内容分散到各个学科当中去，使学生难以用系统的中医思维去把握疾病机理。
3 建议
关键词：中医;文化因子;文化多元性
在2015年3月27日的博鳌论坛早餐会上，前外交部长李肇星作了 “面向未来：中医药国际化”的论述。传统中医日益走向世界，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重视和欢迎的今天，中医英语翻译显得尤为重要，由于中医的独特理论体系和语言特点，给中医的翻译添加了许多困难，在中医的翻译中保留中医的文化特点以及语言风格并非易事。中医有上千年的历史，主要的中医理论以哲学为基础，包含了佛教，道教，儒教等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1.中医翻译的现状
中医翻译一直是科技翻译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尤其集中在那些难以在译入语找到对应语的中医医词语上。关于中医的翻译，译者们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中医英译的标准尚未统一。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中医的背景知识，以及中西医之间的差异，加之中医理论深奥晦涩，西方读者很难理解中医的内涵。中医相关的词汇，不仅能传达药用信息，而且还承载着文化意义。译者常常面临来许多困难和抉择，在充分传达中医信息和保留文化特色之间徘徊，甚至，文化障碍时常发生，由于中医和西医的背景有很大的区别，中医里面的一些治疗方法和技巧很有可能让西方人难以理解，进而造成误解。目前关于中医的翻译方法主要有：
1）意译
意译以传达原文的意义和风格为首要任务，其次是源语的修辞跟句型。意译法能够最大程度的再现原文的含义，使信息传达更加流畅。如“辨证论治”翻译成“diagnosis and treatment based on overall analysis of symptoms and signs， the course， nature and location of the illness and patient’s physical condition according to the basic theory of TCM” 就是采用了意译法，另外如风火眼的翻译“acute conjunctivitis？”。
2）直译
这种翻译方法主要运用于基本理论，生理以及病理相关方面的中医翻译中，阴阳五行理论是中医基础理论，与这两种理论相关的中医概念跟术语都能用直译的方法来翻译.例如：金克木 “metal restricting wood”，木生火 “wood generating fire”.采用直译，可以更好的保留源语文本的文化特色可，往往导致文化障碍的是那些在中西医中不对应和部分对应的术语。了解导致的文化障碍因素可以帮助译者培养跨文化意识和选择在翻译中医术语的过程中适当的方法。译者应尽力避免文化障碍，在翻译中应尽量考虑到文化因素的影响。
3）音译
对于那些包含深奥且具有文化特殊性的词汇，例如阴，阳，这些词汇都是中医的核心词汇，难以用简短的词汇来表达。它们的内涵难以用直译跟意译表达出来，用大写第一个字母的拼音来翻译。例如，阴“Yin”阳“Yang”这种方法能简易的表达出中医的词汇，保留了中医术语的简洁性，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滥用音译。
4）创造新词
中医跟西医都有自己独有的词汇，因此中西医中必定会存在词汇缺失的现象。要解决此类问题，译者可以相应造词。利用词干，词根，词缀进行构词。如恐水症译为“hydrophobia”针灸译为“acupuncture”创造新词给术语的翻译添加了一种新的可能，构词法不仅简化了中医术语，同时也保证了中医术语翻译的专业性。
5）借词
对于在西医中能够完全对应的词汇，译者建议使用借词，在解剖部位，疾病，以及理论方法方面都可以使用借词的方法。例如：心肝脾肺肾，关于这些人体部位的翻译就是直接使用借词，译为：heart，liver，spleen，lung，and kidney. 西医的传入跟传播也是通过借词中医生理跟病理术语实现的，例如，heart 的翻译，我们并没有直接翻译成哈特而是用对应的人体部位心来翻译。这种方法有利于异域文化迅速被译入语读者理解。
以上是我国目前比较常见的中医术语翻译方法，孰优孰劣，目前还是见仁见智，尚未达成统一的中医翻译标准。
2.保留文化因子的理据性
2.1保留文化因子是弘扬中医文化，振兴中医的需要
中医如果不能保持自己的特色，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很可能销声匿迹。几十年来，西医发展“喧宾夺主”，我们的法律法规按照西医的发展规律要求中医，致使今天处于几近消亡的尴尬地位。因此，对外传播中医文化我们也必须保留中医的文化因子，保留中国文化的烙印，而不能重蹈覆辙。
解放后，有些人认为中医是“封建医”而受到打压，而后提出中西结合，于是有人就接过这个口号，利用这个口号，拼命宣扬中西医结合，那是在消灭中医的特色，消灭中医。中医已经被他们消灭得所剩无几了。中医源于中华文化，在实际教育中却不没有体现，而是强调英语和西方科学知识的学习！中医是临床医学，而非实验室产物，中医注重意会，更适合于师徒传承，因此不应烙上“落后的”、“不可取的”人才培养方法。如今只有大学文凭才能行医，我们有些专家学者和领导提倡中西医结合，所谓中西医结合，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医不自信，要去傍西医这个大款。已有不少人开始觉悟，反对中西医结合的提法，于是有人又提出我们不是和西医结合，我们要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这还是觉得自己“太传统”、“不科学”、“不够现代”，再次表现出心里没有底气，没有自信，还是想要傍大款。对于中医的翻译有人提倡异化，借用西医的术语来传播中医，固然传达医药信息很重要，但是仅仅传达信息而未能传达中医文化特色，这种做法得不偿失，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不自信，对中医的一种怀疑。
要想弘扬中医文化，振兴中医，必须坚持中医自身发展规律，保持中医特色，如此，才能发挥中医的优势。
2.2中医翻译保留文化因子是去除偏见传播中医，保持文化多样性需要
国务院最近通过了《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其中提到大力推进中医药服务贸易，实施引进来走出去，发展中医药医，开发国际市场。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遴选可持续发展项目，与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展中医药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医药健康服务国际影响力。这些足以体现国家对中医的重视，长期以来中医受到了国际的偏见。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如是说：“我们最恨就是恨对中医存在偏见，我们的中医也需要向西医学习，像说的我们中国人要永远的虚心学习各国人民的文明成果，但是我们民族优秀的东西也必须继承发扬，当然也要与时俱进。”
李肇星认为，懂中医的人也会很好的借鉴西医的好处，都是这样，只有没有学问的人错容易有偏见，才容易骄傲和傲慢，我们一定要防止傲慢和偏见。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文化多样性公约》，“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是关系到人类文明存续的根本问题，是世界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尊重、和平共处所不可或缺的基础（袁晓宁，2015：98）。可见文化多样性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性。
3.保留中医文化因子的策略
中医翻译应尽量重现原文的文化因子，这是保护和传播中国文化、增强其软实力、保护文化多样性，实现中西文化的交流的需要，中医翻译是科技与文化翻译的综合，不能离开文化单独讨论中医翻译策略，应尽量构建原文的文化图式，结合各种翻译方法，在语义与文化两个层面完成转换。
3.1音译
阴阳与五行理论都适用于音译，由于这些理论具有深奥的意义，揭示了生命的基本构成，彰显了中医的独特性。
在西医中无法找到对应的词语，它们的意义也无法通过直译跟意译完全地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最好采用音译。例如：阴翻译成“Yin”，阳译为“Yang”，五行“WuXing”，金“Jin”木“Mu”水“Shui”火“Huo”土“Tu”。
3.2直译
众所周知，直译是最重要，最普遍的翻译方法，它不仅能保留原文的意义，形式，而且原文的修辞手法和修辞意义也被完好的保留了。例如：阴阳失调译为“imbalance between Yin and Yang”，肾虚翻译成“Kidney deficiency”，肝不藏血“failure of the liver to store blood”。
3.3.直译加音译
一些中医词语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能够在西医中找到对应的词语，而另外一部分则没有对应词语，在这样的情况下，译者可以用直译加音译的办法。例如阴阳转换“mutu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Yin and Yang”，阴盛则寒“predominance of Yin caused cold”。此类词语的翻译专名部分直接用音译，而其他表程度，关系的词语则用直译，这样既可以保持中医的简洁性，也保留了中医词汇的文化特征。
结语
蕴含文化内涵的中医英译是中国文化走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医，了解中国，让中医能够为世界人民服务。然而我们不能在翻译中舍弃中医的特色去迎合读者。弘扬中医文化，振兴中医，必须要保持中医的特色，同时这也是保护世界文化多元性的需要。（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S].2015
[2]成肇智.中医药英语[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
[3]李照国.中医英语翻译实践与技巧[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
“心主神明”与“脑主神明”之争由来已久，目前渐成三个学派，现分述如下。
1 “心主神明”派
自《黄帝内经》阐述“心主神明”以来，该理论为历代多数医家所遵从，贯彻于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体现于理、法、方、药诸方面，“心主神明”成为中医学的重要基础理论。当代医家多继承和遵循该理论，印会河和邓铁涛主编的《中医基础理论》一书，明确指出“心主神明”是心脏的重要功能，由于该书是作为全国中医高等院校的教材出版发行， 其影响很大并有很高的权威［1］。邓铁涛教授在其《邓铁涛医集》中进一步指出“心脏不仅有血泵的机械作用，它一定还有能作用于大脑的分泌物”，以证“心主神明”之说［2］。其后又有诸多学者附和，刘氏认为神明应包括个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和人体的精神思维活动，总属于心，而分属五脏。“心主神明”的确立，其物质基础是心所主之血气，“心主神明”理论充分体现中医学理论整体观念的特色［3］。钟氏认为：从五行学说来看，心神与其他四脏神是平等地位，称之“心一”，另有一个协调控制诸脏之中枢，称之“心二”，“心主神明”是通过“心二”对五脏系统的调控作用而实现的。《内经》所说：“头者，精明之腑”，言头非言脑，而头非脑也，乃指头面诸窍而言。李时珍论辛荑时突起一句“脑为元神之腑”，其“元神”相当于“一部之神”，即“鼻神”也，纵观《本草纲目》，仍主张“心主神明”。“脑主神明” 是因近代神经解剖学的传入而起。因此，“心主神明”和“脑主神明”是源于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脑主神明”只是源于西医学的一种观点［4］。迟氏认为心主神志的物质基础是血，若心病无力行血，脑失血养，其功能不能正常发挥，出现不同程度的神志病症，轻则眩晕、乏力、健忘和失眠，重则昏迷。因此，心主血脉的功能是维持大脑功能正常发挥的先决条件。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脑氧耗量占整个机体?20%，葡萄糖耗量占全身总耗量的?17%，若脑缺血缺氧，即可发生精神紊乱，甚至于丧失意识，由此可证“心主神明”［5］。刘氏指出“心主神明”与“脑主神明”之理论，均以《内经》有关论述为理论依据，在复习《内经》有关论述之后可以看出，把脑直指为思维活动场所在《内经》是缺乏有力证据的。《医林改错》肯定“脑主神明”同时否定“心主神明”的理论，但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是在解剖学基础上写成的，用解剖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医藏象学说，难以令人信服，反使中医理论面目全非，所以仍应坚持“心主神明”的观点［6］。
2 “脑主神明”派
“脑主神明 ”的理论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朱氏以为中医学历史上将脑的生理与病理统属于心不妥，应将脑独立为脏，脑主藏神，为身之统帅，与之位相配，开窍于耳，其华在发［7］。程氏引经据典，参古验今，归纳出脑的生理特点为：中清之脏，纯阳之脏，喜静恶扰；具有主精神思维、感觉、运动、记忆和情志的功能［8］。周氏复习相关文献后也指出，脑为中清之脏，宁静之器，内持为贵，在人的生命中占中心地位［9］。李氏指出，虽然“心主神明”学说在历史上占主导地位，但亦不断受到质疑，从历代有关脑的解剖的相关文献看出，有许多关于“脑主神明”的描述。可见“脑主神明”的理论是有依据的［10］。段氏认为将脑归属于奇恒之腑是不妥当的，因为脑具备藏精气而不泻，满而不能实的生理特点，应当为脏。将脑的生理功能归属于心十分牵强，心主神明是中医学的一次明显失误，应予以废除，立脑为脏。人体应是六脏六腑，脑主神志，调节言语运动，藏髓，开窍于五官，是控制和调节五脏六腑的决定性脏器［11］。姜氏认为“心主神明”名不副实，其实质是用心来概括脑的功能，不能再以整体观念的理论相互取代，而应明确脑的作用［12］。向氏认为古代医家借用五行学说阐述人体脏腑生理病理联系，这种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当时科技水平所决定的。中医藏象学说本身有矛盾之处，这个理论体系长时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随着科学发展，人们已认识到这个封闭的系统模型已不能全面反应脏腑的生理病理特点，更不能说明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脑主神明”的理论是对五行学说与脏腑理论密切联系的一次否定，是中医理论发展的突破口［13］。
3 “心脑共主神明”派
近代医家张锡纯首倡“心脑共主神明”之说，后人多有附和。许氏纵观《内经》全篇，发现《内经》中“心主神明”和“脑主神明”两种理论共存，上述两种学说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心主神明”是从脏腑功能调节立论。“脑主神明”是物质场所立论，引用现代神经生理学的研究成果和对心脏磁场、大脑磁场及“心激素”的研究成果，证明“心脑共主神明”，心调神，脑生神，心在神明的产生和变化中作用更重要［14］。张氏认为心神说形成，是古代哲学对医学影响的结果，并同当时的科学水平直接相关，因为在当时日常生活中，较能直接观察到心脏在生理心理活动中的主要作用，而脑的活动不易为人直接察觉，“心神说”是不科学的，但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是中医整体观念的特色之一。在“脑主神明”不断得到实践经验的证实之下，作者提出，心与肾，一主血脉藏神，一主藏精生髓，心肾相交就是心神与脑髓相互关连的生理机制，倡导以心肾相交理论统一“心神说”和“脑髓说”［15］。张氏认为“心主神明”虽然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学说，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已越来越不能满足临床实践，应用价值有限，五脏神与五志交叉，运用上有一定随机性而缺乏客观性。“脑主神明”学说的出现是中医学的进步，但立脑斥心，以脑代心是不妥当的。中医的脏腑不能与西医的脏器划等号，两种学说互有缺憾，心脑共主神明，才是体在脑，用在心，与现代医学提倡的生物—心理—社会疾病模式有吻合之处，应予以提倡［16］。
4 结语
“心主神明”的理论已形成完整的体系，贯彻于中医学的理、法、方、药诸方面，并有效指导临床实践。由于“心主神明”学说形成于科学不发达的时代，随着医学的发展，其不当之处越来越为临床工作者所认识。有人不承认这一点，动辄引用《内经》条文以为根据，其实《内经》作为一本医学学术著作，并非句句真理，若总以经文为依据，则不免有“医八股”之嫌。“心主神明”观点统治中医界?2?000?多年，已成为中医学基本理论之一，予以否认代以“脑主神明”理论，实质上是对中医脏象学说和五行学说在中医学应用的否定，这无疑是中医界的“地震”。有人担心中医学理论因此而面目全非，甚至于灭亡。其实这是对中医前途和发展没有信心的表现，如果因为修正不当之处能导致中医的灭亡，那么中医亦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中医理论发展缓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墨守成规固步自封所致，对错误观点进行修改，才是真正发扬光大中医学方向；自护其短，强词夺理必然导致中医的灭亡。“心脑共主神明”理论一定程度上调和“心主神明”和“脑主神明”两种理论的矛盾，但难以自圆其说，对临床亦没有实际意义。“脑主神明”学说的兴起，除受西医的影响之外，同临床的需要是分不开的。有人一再将“脑主神明”理论的形成完全归咎于受西医神经学解剖学影响，这是不客观的，事实上正是临床实践需要才是“脑主神明”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动力。但“脑主神明” 学说目前还只停留在初步形成阶段，离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学说还有很多差距。不但要在理论上加强研究，更重要的是落实于临床，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脑主神明”理论的价值，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印会河，邓铁涛主编.中医基础理论［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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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医药，人才是关键。毫无疑问，与传统师承教育相比，当下，高等中医院校才是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
不过，以“个性化”为特征的传统中医师承教育和以“标准化”为特点的院校教育相比较，哪种更适合培养出优秀的中医药人才？在遵循中医人才成长规律的前提下，如何做到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相融合、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并重？关于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一直是中医药教育的热点问题之一。
师承+院校 融合中寻发展 拷问 人才培养的最终落脚点还是要回归到毕业生就I率的高低和就业质量的好坏。2017年6月11日，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招生开放日。学生与家长最为关心的就是未来就业方向与继续教育的发展潜力。
师承教育，即“师带徒”，是中医两千多年来传承至今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造就中医药人才的有效模式，师承教育对中医学术发展、医术继承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
朱婉华教授，国医大师朱良春之女，同时也是朱老的学术继承人、南通良春中医医院院长、南通良春中医药研究所所长。在她看来，争论师承教育和院校教育二者之间孰优孰劣并没有太大意义。“我的父亲1938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说明在当时就认为院校的系统的学习是很有必要的。”朱婉华院长说道。
“师承教育的优势是在临床，可以在侍诊中学习到师父在临床上积累了独到的诊断思辨方法以及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朱婉华院长谈起了对中医药人才教育模式的理解。她强调，师承教育的精髓，其实就是一个师父领进门的过程。要成长为一名良医大师，最重要的还是靠自身的悟性和努力。“除了在老师身边耳濡目染之外，还需要通过自己的学习、体悟，内化所学并将其展现出来。我们常说‘仁心仁术’，古今中医大师为人济世之道才是中医能妙手回春的关键所在。而现在很多人只注重‘术’的问题，忽视了对‘道’的践行。”
千百年来，中医药学薪传不断、名医辈出，师承教育功不可没，但传统“师带徒”的局限性强、培养人数少，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等弊端也的确存在。1956年，国务院批准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建立4所中医学院，由此开创了现代高等中医药教育的新纪元。时至今日，现代高等中医药教育已经走过了一甲子的征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高等中医药教育体系已初具规模，日趋完善。据2016年底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高等中医药院校42所，其中独立设置的本科中医药高等院校25所，设置中医药专业的高等院校238所，中医药类专业在校生数已达到70余万人。为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及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各个领域提供了高质量的专门人才。毫无疑问，院校教育已成为中医药高等教育的主体。
客观地说，师承教育主要强调临证技能、技艺训练，而院校教育则主要解决学术与知识的大量积累，两者各有侧重、各有所长。在国务院印发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则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医药师承教育培养体系，将师承教育全面融入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鼓励医疗机构发展师承教育，实现师承教育常态化和制度化”。
正因如此，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相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亟待进一步探索与推广。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务处处长闫永红向记者介绍道，在实践“院校+师承”方面，北京中医药大学自2007年通过自主招生形式，招收有家学渊源的学生或对中医有浓厚兴趣的学生组成的中医教改实验班，2011年起设置中医学专业（9年制）本硕博连读的岐黄国医班，都实施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形式。学生本科阶段入校即跟师。研究生阶段，即从第五年开始选博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手把手指导学生课程学习，以提高他们的临床水平。
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谷晓红直言，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更有利于中医文化的传承。推广“院校+师承”的人才培养模式，将师承教育有机融合到院校教育中，才是中医人才的最佳培养模式。学生从入学到毕业，从基础理论学习到临床实践均有导师。“这种影响不仅是学术的，更多是为人、为学、为医的，甚至是精神、爱好、人格的传承都放了进去。”
中医学生为什么学西医？
王立娟是北京中医药大学2013级中医学专业中西医结合方向的学生，目前正在中日友好医院见习。尽管她就读的专业是5+3本科硕士连读，目前刚刚本科四年级，但她早已打定主意未来要继续考博。“有些导师可能倾向于优先选择西医专业的学生。一般来说，中医专业的学生考上西医专业的硕士或博士是很难的。所以像我这个专业，如果不早点确定目标，将来会很被动。”王立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
在中医教育界，关于中医和西医的教学比例应该是“几几开”，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有观点认为中医药教育“西化”倾向加剧，中医传统特色越来越边缘化。也有观点认为，在“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的发展趋势下，中医必须要掌握足够多的西医基础理论和诊病、防病、治病的能力。
据王立娟向记者提供的课程表显示，从入学到大三上学期，两年半的时间，她的课程安排主要是学习基础课程。其中，中医方面的基础课程有《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以及四大中医经典，即《伤寒论》《黄帝内经》《金匮要略》和《温病学》。而西医方面的基础课程则包含《解剖学》《细胞生物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药理学》等。如果再结合课时长度算下来，中西医课程比例大致是“四六开”，四成为西医，六成为中医。三年级下半学期开始临床教学课，中西医的比例大致在“五五开”。五年级开始进入医院转科实习，深入学习中西医每个科室的特色。六年级后开始规范化培训，白天规培，晚上上课。整体算下来，中医课程能占到学量的六成。
不过，即使是四六开的比例，包括王立娟在内的不少同学仍旧认为西医的课程开少了。“低年的时候是有些不理解，因为医学本来就很难学，我们学中医的学生，还必须中西医两样各学一半，很容易哪个都没学好。但后来随着临床实践多起来，观念也就慢慢发生转变了。”王立娟告诉记者，令她想法发生转变的原因和见习经历不无关系：“像中医妇科，完全可以用中医方法来治疗，但检查手段仍然是西医的。如果不了解西医，在医院里几乎寸步难行。”
谷晓红也表示，新时代的好中医，除了掌握望闻问切，还要懂得CT、核磁等现代诊疗技术。让中医的学生多学些西医的医疗知识，掌握更多技能，有助于中西医结合，在今后从不同角度理解疾病、治疗疾病，才能满足现代患者的需求。
2014年2月，我国正式启动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制度（以下简称规培制度），由此我国医学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然而，“规培制度”毕竟属于舶来品，由于中医“规培”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有人担心此举可能会制约中医药人才的成长。根据中医“规培”的要求，三年的培训过程中，先接受24个月的通科轮转，再根据学生即将从事的专科进行9个月的专科训练。这就意味着，中医学生要多学三年西医。对此，朱婉华指出，中医“规培”不能忽视中医人才成长规律。
闫永红同时也强调，“规培”的目的，是要培养医学生的岗位胜任能力。她回忆起自己1983年进入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时的状态，与现在相比，“五年本科生毕业后，学生就已经能独立临床看病了。而且过去一门课占的学时能达到200课时，现在降到了70课时。短期看来，现在的中医药学生走出校门不会看病，似乎是不如以前，但其实课程种类、实践环节、大环境下教育理念和人才评价的观念都已发生变化。对中医药学生来说，更重要的，则是具有再学习的能力和潜力。”
就业 几家欢喜几家愁
忙完学业，忙就业。人才培养的最终落脚点还是要回归到毕业生就业率的高低和就业质量的好坏。
康利高阁是北京中医药大学2015级中医内科专业硕士研究生，明年即将毕业。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继续读博，二是工作就业。他的目标是要报考东直门中医院高颖主任的博士生，攻读脑病方向。在接受采访时，康利高阁对记者坦言，对于很多中医内科专业的学生来说，几乎一半的人都会选择继续读博。“硕士学历想要留在三甲医院估计很悬，如果留在社区医院或者卫生服务中心也许可以，但那样的话本科毕业时就可以去了。所以衡量下来，内科的硕士生有点高不成低不就，很尴尬。”
由于医学行业的特殊性，很多单位的就业门槛就是博士。北京中医药大学招生与就业处处长田润平在接受采访时说道：“从目前的就业去向、就业质量以及相关的用人单位反馈情况看，中医学、中药学相关专业的高层次学生，就业优势明显。另外，这几年新衍生的一些岗位，如药事管理、妇科、儿科，还有社区医院的等，这些专业也是非常受青睐的。”
不同的专业，就业难易程度也各有不同。2017年6月11日，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招生开放日上，刚刚结束高考不久的刘浩宇和妈妈在现场咨询了很多问题。除了考虑孩子的兴趣能力等因素，刘浩宇的妈妈最为关心的，就是未来就业方向与继续教育的发展潜力。记者也从现场看到，除了中医学、中药学、药学等传统优势专业之外，康复治疗学和针灸推拿学这两个专业的展位也颇为火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学生普遍对这两个专业的实践教学、海外就业前景、国际接轨的专业培养模式等兴趣十足。
田润平告诉记者，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以技能类见长的专业科室具有明显的就业优势。如中医骨科、针灸推拿等。“护理专业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非常高。针灸推拿专业的就业前景也很不错。这些学生的就业去向更广，既可以出门诊，也可以去一些康复机构，并且海外就业形势也非常好。”
“我们学校的就业率去年是97.69%，近三年的就业率也都是在95%以上。从全国的中医药高等院校来看，这个就业率是比较高的。这些数字反映出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质量也得到了普遍认可，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证明，当前社会对中医药人才的需求方向和特点。现在整个中医药行业的复兴，有国家的政策支持等，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田润平说。
飞速发展的现代信息技术带动医学领域发生重大的飞跃。与此同时，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提取归纳大量病例、建立医学案例库的建立，通过知识发现技术提取其中蕴含的规律为其成为临床知识的来源和决策依据奠定基础，是医学信息学和循证医学发展的基础和必经之路［3］。历代中医医案对中医理论的不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大量的医案数据远远超出了人的理解能力。从信息科学角度来看，中医医案数据是相当混乱而又复杂的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经验数据。这将导致医案研究的困难，亟需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引进，知识发现技术方法可能就是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方法［4］。目前，国内关于中医药病例数据库知识发现研究开展的较晚，尚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为了从那些中医临床的案例库中抽取出具有临床决策意义的知识，应重点针对研究知识中所包含的量化关联规则和离群模式这两种发现算法的研究，比如差异分析、模式聚类等算法。而对研究中医学的病例来说，病例结构的复杂性和难易程度，通过降低难度来提高算法的效率，难易程度是很难把握一个标准的，所以说对病例的信息处理而言这将需要进一步解决。
知识发现在总结名老中医专家经验中的应用
许多中医名老专家在对临床疾病的诊疗过程中都积累了大量资料，包括症状体征特征、临床检验、辨证诊断思维的方法与过程、合并证与并发证、主证与兼证、典型与非典型的证型、诊断用药、疾病的愈后转归等一些重要信息，具备多维时空、非线性、多因素的复杂特征。名老中医的经验是将中医学术思想和中医临证思维密切结合的传统医学产物。总结名老中医的经验不但能丰富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还将推动中医学的学术进步飞跃发展。传统中医学在实践中已经充分证明了仅仅利用一般的数据库技术很难把名老中医那些“活”的临床经验继承下来，必须不断借助于一些信息化、智能新技术的信息通过数据处理技术，建立一个综合性、规范性统一的诊疗信息采集与分析个性化平台，最大化的将那些名老中医临证资料的实时和开放式录入、存储，并采用知识发现技术提炼出临证经验中蕴含的新理论、新方法、新知识。
知识发现在中医证候学的应用
自1950年代中医辨证论治的研究热潮兴起后，中医证候学的研究在临床诊断方面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但目前仍没有找到合适的途径和方法。辨证论治是以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临床治疗体系为重要支撑，贯穿于对临床疾病的诊断、治疗、疗效评价、康复等的全过程。“证候”乃是从整体性出发，对疾病外在状态下特征的一种描述以及对疾病内在变化规律的总概括，是中医有别于现代临床医学诊疗体系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如何从临床信息调查和分析中获取相对可靠的数据来支持中医证候学理论，以及如何能通过浅显易懂的科学语言将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按现代主流医药界表达出来，是传统中医走向全世界的一个重要策略［6］。
知识发现在探索中医诊疗规律中的应用
目前，中医诊断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临床中如何科学的来辨证。其涉及临床诊断的量化研究、中医规范化研究，证与病之间相关性的研究等。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角度上来看这些研究都不可避免地要开展对所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大多数医学研究都存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设计一个实验，接着收集多项数据，然后统计数据分析最后得出结果。这些研究存在的一个弊端即数据获取的阶段是在假设的基础上开展的，收集的数据都有针对性，故可信度较差，且数据量不能达到统计分析所需要的数据库，从而反映的问题存在着数据的片面、数值的可信度低等一些问题。另外，在多种数据的筛选上，一般是通过人工方式从临床收集，工作量相对较大。而引入知识发现技术，建立挖掘中医诊疗数据信息研究的实验平台，将会从根本上改变这样的局面。这是由于数据挖掘的工作是建立在数据库或者数据仓库基础上的，因此，为了采用知识技术一定会促使研究人员考虑科研数据的快捷收集和积累的方法，这势必将促进临床诊疗数据的规范研究。当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一方面研究人员既能利用计算机技术对各类所需的数据进行筛选，另一方面也将应用于开展各类挖掘工具，诸如：症状与症状之间相关性的研究；病与证之间相关性的研究；证素与证素之间相关性的研究；证与西医临床检查数据的诊断指标量化研究、数字化中医诊断临床建模及对应分析等，发现其中的规律，总结相关经验。
小结
研究显示，中医临床的积累的原始信息越多，那么所获得的数据类型和其中的相互关系就会更加的繁杂，如果只有分析技术而无相对应的外围技术的配合，则工作难度上就会加大，技术操作的过程也会延长，其结果往往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7］。目前，数据库系统已经实现了数据的高效录入、检索、查询及统计等多种高科技功能，但很难发现中医临床数据中存在的相关性和一些潜在的、隐藏的规则，也很难根据现有的数据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总之，知识发现技术实质上是一种揭示知识本质的工具，对于中医理论的完善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知识发现技术将在中医药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