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7 17:22:3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公共管理的变革，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公共管理；协作性；转型
中图分类号：C9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1
长期以来，通过从公共管理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经验，人们已经逐渐地意识到，公共管理主要涉及到的是社会群体。现在，社会已经步入到信息化时代，有很多的信息已经通过计算机网络实现了全世界的共享。信息网络的存在，无形中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公共问题的权力共享也在这种背景下建立了起来。
一、协作性公共管理的背景
协作性公共管理就是在组织和群体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采取合作的方式来解决。理论上对于协作性公共管理，我们可以理解为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实现诸多领域的整合或共享。对于某一结果，单个部门很难于更有效实现或者独自无法实现的时候，就可以采取协作的方法，将两个或更多部门中组织间的信息、资源、活动和能力等方面相联系，通过这种联合的方式实现预期目的。由于解决问题所涉及的部门会很多，这就有必要采取协同解决的措施。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非营利部门协作可以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并协同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电子政务的发展，是协作性公共管理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协作性公共管理的背景上来看，从上个世纪的末期，一些国家就开始思考如何更有效地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英国、新西兰、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10多年来，协作性公共管理领域在公共行政中被展开了。
从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发展背景上来看，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即社会变革和部门失灵。
（一）社会变革
通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社会变革”，就是指社会处于不同的阶段，在不同阶级之间的调整和利益分配都要进行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调整。一般所涉及到的重要领域包括有经济、政治、文化、司法、军事等。
按照“社会变革论”的理解，面对“跨边界公共问题”的不断涌现，政府在治理多方面问题的时候，就需要面对全新的社会环境。这些问题呈现出的多样的生态趋势，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管辖区，甚至于覆盖到了整个社会范围。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包括能够涉及到的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共同行动，与公众直接协同配合，以实现有效应地应对和解决这些跨边界的问题。
有关部门构建跨部门协作治理网络，以资源整合为主线所建立起来的公共管理模式，突破和超越了地区和部门的管理局限，使得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的同时，围绕服务对象的需求和偏好，令自己始终处于复杂的工作状态当中，从而影响到了工作效率。那么制定公共政策、有效实施公共项目和实现公共责任的新战略势在必行。
（二）部门失灵
面临着诸多的社会问题，通过传统的官僚体制已经无法解决了，那么，政府就需要采取新的更为有效的策略。信息时代将整个社会带进了网络共同体中。相关部门，甚至于跨部门职能以及边界联系的组织结构都可以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以协同工作的方式，走向跨边界、跨部门、跨层级和跨行业协作管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跨部门协作就被普遍认为是解决组织“碎片化”和专业任务分工的一种有效方法。可见，在治理复杂性社会问题上，传统的方法由于能力有限，并导致了管理效果不佳，于是就催生了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兴起。
二、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内涵及对公共管理转型的意义
（一）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内涵
协作性公共管理，所实现的是一种共同的资源与整体化的治理结构。在公共决策与公共服务过程中，所采用的管理体制是互动式、参与式和协作性的，将不同部门以及不同辖区的权力、职能、资源和优势通过信息化的方式形成一个共同的资源与整体化的治理结构。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对于协作性公共管理可以理解为其是建立在资源依赖、交易成本和网络治理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只有当不同组织以及不同部门之间形成一种资源依赖的时候，才能够实现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当一个部门有必要依赖其他的部门所提供资源才能够完成目标的时候，安排有助于强化部门间资源交换与合作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以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
以资源相互依赖为基本条件，建立协作性公共管理，可以将部门资源和获取竞争优势相互整合，在管理效能和效率的上得以提升。
（二）协作性公共管理对公共管理转型的意义
实现公共管理转型的转型，协作性公共管理对于国家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部门职能上来看，采用协作性公共管理可以实现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与协作，加大政府的整合力度。对于每一个部门的权力和职能，在其有限的能力和职权范围内，可以通过协作性公共管理的方式加以延展。独自无法掌控的管理活动，在相互协作的管理模式下，达到全过程顺利运转的目的
另外，协作性公共管理还可以建立健全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避免部门间的相互扯皮，提高工作效率，因此解决了部门职能分割问题。
传统的公共管理主要解决的是各个部门的职能交叉问题，杜绝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强调的不够。协作性公共管理可以协调部门之间的关系，解决部门间协调困难的问题。除了通过合并部门推行大部门制以外，职能分工与协作机制也是不要探究的，以使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被建立了起来。
提升电子政务的服务能力，让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网络化协同工作框架更加完善。通过构建整体化的电子公共服务网络，将诸多所涉及的元素通过信息技术整合成为一个无缝隙的协同工作流程，如各个职能部门、所需要的各个功能环节以及人员和各种相关信息资源等，都成为了需要整合的资源要素。
三、总结
协作性公共管理是实现政府、社会组织、私人组织等公共管理的主体，包括政府内部各层级与各部门之间实现更有效率地协调与合作。其目的就是为公民提供无缝隙服务并创造出公共价值的服务型政府，而采用了功能整合建设，以有效利用稀缺资源。已经进入到了信息社会的今天，公共职能之间相互依赖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将其整合，以发挥资源共享、参与方互惠互利等协作优势。
参考文献：
[1]孟庆国，吕志奎.协作性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意义[J].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2012（02）.
论文关键词：移动通信；公共管理；模式
一、移动通信技术对公共管理模式的影响
(一)促进政务公开
政务公开是时代的要求，是公共管理的必然趋势，而传统的媒介存在覆盖范围窄，单向应用无法实现互动反馈等不足，很难适应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近年来，移动通信技术高速发展，移动用户高速普及，其与各个领域的结合高速推进，这些已远远超乎了人们的想象。在移动通信的世界里，每个客户都被作为平等的权利主体，享有通信自由人的一切权利，都有权共享信息，及时了解各种管理动态，可以足不出户，随时随地完成与公共管理部门的交流。公共管理部门也能够从收集信息、制定决策到执行的整个过程都公开透明，有力推动了政务公开。尤其在工商、税务、教育、服务等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百姓关注的领域，都可以运用移动通信技术解决公共管理问题，这对于公共管理模式的改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影响不仅在于公共管理办事程序的简化，工作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可实现信息的对称和共享，使公共部门随时接受公众的监督，极大提高了政务透明度，促进公共管理改革的良性发展，使政务公开变为可能。
(二)推动公共管理流程再造
在新形势下，公共管理通过采取各种信息手段，实现了其管理环节的优化提升及流程的再造。移动通信技术已经不再单纯是一种技术手段，而成为了链接公众与公共部门各个环节的纽带，这从移动网络技术在社区管理应用的案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社区综合电子管理系统的应用使原来处理社区事务流程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仅缩短了解决投诉的时间，还为街道、公安派出所、城管执法分队提供了共同办公平台，多家部门通过城市综合电子管理指挥系统共同进行社会治安防控、城市管理好公共服务。这种新型的社区管理模式引发的社区管理流程极具复制性，对整个地区、城市乃至社会的公共管理流程再造都将具有示范、启迪及借鉴作用。
(三)促进公共决策科学化
社会的发展使得信息以成倍的速度膨胀，信息量和决策量爆炸性的增加将增加决策的难度，正确的决策离不开信息的广泛搜集。尤其公共管理决策必须要建立在完善深人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基础上，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但决策者无法从纷繁复杂的信息源中辨明民意源，无法对复杂的环境变化及各种突发事件做出及时的反应，从而容易使公共决策信息不健全，准确度不高，决策过程缺乏监督，偏离了公共目标。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些问题迎刃而解，它将信息收集扩展到每一个移动终端，它的“无缝隙”覆盖，使公共管理者与公众“零距离”接触，可以进行实时监控，其交互性特色使操作层与决策层直接沟通，使决策层做出的决策能够更高效更科学，使执行能更精确更到位。
(四)塑造全新的服务理念
公共管理是服务型管理，管理本身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随着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管理中的服务意识越来越强。公共管理者已经逐渐意识到管理不是管制，而是服务，其出发点、立足点与根本目的都是围绕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管理与服务的换位不是简单思想意识上的换位，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需要公共管理部门拿出实实在在的服务手段和措施。移动通信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为公共管理提供了丰富的使用便捷的服务手段。目前如何围绕服务来打造自身核心竞争力，如何为公众享受公共服务提供便利，成为当前公共管理面临的重要课题。创新地将移动通信技术应用于公共管理领域，既完善了公共管理的服务内容和手段，更对公共管理自身的服务理念提出了挑战。
二、新型公共管理模式探究
(一)互动模式
移动通信技术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互动性，它将积极促进公共管理、公共决策的科学合理性，未来的信息互动除了语音和图像，还有气味、温度、浓度等众多信息都可借此媒介进行传递，它使信息接受力和发出方可以实现实时互动交流，使沟通无所不在。当有重大灾情、疫情时，通过移动终端的远程监控，可以让所有相关部门都能及时掌握第一手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做出科学决策。通过先进的移动通信技术互动，公共决策能快速准确地制定、执行，使公众与公共管理者之间的互动沟通更加便捷、普及。公共管理者通过移动通信终端从公众那里汲取大量信息，在互动过程中，交流信息、共享资源，减少分歧和决策盲目性，克服自身有限性。在博弈中公共管理者与公众形成公共决策的共同人士，使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趋于一致，从而使公共决策更加科学合理。
(二)参与模式
公共管理部门运用移动通信技术完善自身的管理模式，同时，移动通信的发展也对公共管理部门的管理水平、质量提出了挑战。越来越多的专业化、复杂化服务单靠原有公共管理部门是很难独立完成的，庞大复杂的管理任务需要更多社会主体的参与。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行政部门、非赢利组织、私营部门、公民个人等都可成为公共管理主体，他们彼此合作，相互依存，共享公共权利，共管公共事务，使公共管理更加多元化。这些公共管理主体通过信息共享、交换资源，又形成资源共享，相互依赖，互惠合作的社会网络管理体系。移动通信技术为此提供了技术支持，在这个网络体系中，政府部门实现了从管理到服务的换位，非政府部门实现了从被动排斥到主动参与的变化。
(三)移动政务模式
移动通信将带来政务模式的改变，继而实现其组织结构和组织间关系的变革。所谓移动政务模式就是使政务摆脱固定网络束缚，实现移动政务。人们用移动终端可随时查阅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相关行业领域的视频录像;轻松处理带有大量数据量附件的邮件;在任何地方都可使用可视语音导航信息，在突发事件时就近得到援助;在手机上召开视频会议，繁杂的公务都可在移动终端传递处理，形成移动办公模式，节省办公时间，提高办公效率，尤其是杜绝不必要的推诱扯皮现象。这种移动政务模式产生的最直接结果就是组织结构和组织关系的重要变革。过去公共管理部门工作条块分割严重，各自为政的现象将得到极大改进，由原来技术手段限制造成的信息传递扭曲、失实等现象将得到很大改变。信息传递中间环节渠道消失，组织结构扁平化，传递速度加快，信息共享范围扩大，移动通信将成为公共管理组织间协作管理的纽带，促进组织结构和组织关系的重大变革。
三、进一步增强移动技术对公共管理模式促进作用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政府监督，确保充分发挥移动通信在公共管理中的战略保障作用
移动通信在服务于公共管理各领域的同时，其发展离不开在政府有效管制下创造的和谐发展环境，只有完善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通信政府监管机构，才能按照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加强对通信业的统一管理，加大对移动通信业的支持，通过统筹规划，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有效维护移动通信网络的完整性、统一性、先进性、安全性，提高移动通信技术的更快发展与更好应用。也只有完善了移动应急保障机制，才能提高移动通信在公共管理，尤其是应急突发事件处理中的统筹调度和高效运用，发挥移动通信在公共管理中的保障作用，进而促进公共管理模式的进一步优化。
(二)重视移动通信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发挥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其在公共管理突发事件中的保障能力
移动通信在公共管理各个领域中的应用为公共管理注入了新的资源和活力，抗击非典、抵御冰雪灾害、实施地震大援救、奥运通信保障，使全社会更进一步深刻认识到移动通信在公共管理，尤其是突发公共事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在进一步寻找移动通信技术与公共管理服务结合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立足当前，谋划长远，采取积极措施，探化改革，推进合作，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移动通信技术在公共管理中的运用，积极推进国民经济和政府信息化进程，全面提高政府部门乃至全社会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能力。
自公共行政诞生以来的100多年里，它一直是政府管理的主要形式。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又使一种具有新特色的公共管理模式凸显于世。如果说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论为其理论支撑点的话，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是政治与行政二分和官僚组织理论，而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这里的经济学主要是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包括交易费用理论、委托理论等）。新公共管理是个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种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又指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还指在当代西方公共行政领域持续进行的改革运动。其名称在西方也不尽相同，如在英国叫“管理主义”，在美国则称为“企业家的政府”或“新公共管理”，在其他一些国家又称为“市场导向型公共行政”等，但它们都具有大体相同的特征。对于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定位，学术界存在两大基本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新公共管理的出现具有库恩在科学革命中提出的“典范”或“范式”意义，是政府管理科学的革命性的变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公共管理只是“寻求政府良好治理的一种努力”，是多种管理的工具和方法的“交响乐”。从实践上讲，“新公共管理”是一组政府针对现实问题的政府行为和政府管理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模式，旨在克服政府面临的危机、提高政府的效能和合法性。从理论上讲，则是基于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考虑，对行政与管理概念的再认识，对公共部门的抨击回应，对经济理论的变革、对私营部门变革和技术变革的再审视，以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和政府自身管理手段、过程、模式的重塑为主线，以解决新时代政府管理社会和管理自身事务问题为宗旨，以经济、效率和效能为基本价值的管理理论和心智的努力。
新公共管理思想阐释
尽管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相比，新公共管理适合于发达国家，但这是否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却不得而知。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方式就必然适用于不同的环境。新公共管理可能与发达国家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那么与新公共管理兴起并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相比，不发达国家在采用时就会受到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确也采用过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因此也盛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所有熟悉的官僚制度。官员通过考试获得了终身雇佣。即使在最贫穷的国家，官僚制度也要维护那些地位显赫、薪水相对较高的精英集团的利益。有人认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传统的官僚制在许多国家都已失败。霍姆斯和尚德都主张，“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管理改革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我们相信，基本原则对每一个国家都是适用的”。另一方面，米诺格认为，“市场检测和内部市场等复杂的改革不可能在发达国家之外行之有效”。然而，与把新公共管理排除在发展中国家之外相反，更为合理的方法是以务实的方式具体确定新公共管理在发展中国家运用的一系列前提条件。斯蒂格利兹主张一种新的发展日程，包括国家作用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政府和私营部门进行合作，促进政府建立市场。在一些领域，政府应当更多地进行市场调节。这就要求政府改善自身的工作绩效，通过尽可能地利用和促进竞争来广泛使用类似于市场的机制。任何国家在采用这些观点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的时候，都应当有足够的基础条件以采用包括市场检验和履行合同在内的新公共管理。
我国公共管理模式概述
中国作为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备一切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政府管理理论，中国公共管理学者还没有一致的立场和观点，更没有形成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概念。虽然我国学者对公共管理的理解不一致，但是他们都认为公共管理应该具备以下特征：第一，从研究对象和范围来看，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两大类；第二，公共管理实现了由公共行政的内部取向向外部取向的转变，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转向重视项目、结果和绩效，使得公共管理的战略管理、绩效评估、公共责任制等成为公共管理学的核心主题；第三，公共管理学是一门与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实践相结合的学科，它是在包括政府在内的公共部门改革的实践中产生，又反过来指导公共部门管理活动，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它比传统的行政学更具有现实性；第四，公共管理注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统一；第五，公共管理学是多学科的综合，它充分吸收了政治学、社会学等当代各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工商管理的方法，从而使公共管理学的知识框架更具合理性。中国政府管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当代公共管理理论成果，但是总的来说仍然是以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为主导。2008年进行的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目标是：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这次机构改革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从基本目标和基本原则看，仍未突破公共行政的传统准则。虽然东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差异，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管理改革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所处的社会发展背景不同，我们不能简单的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但这并不排斥我们在改革中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实践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使普遍的新公共管理思想与中国国情结合。这对我国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实践是有积极意义的。
新公共管理对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启示
在当前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时期，我们亟需一种全新的理论来拓宽我们的视角，作为我国公共管理改革的理论指南。新公共管理既是西方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产物，又在一定程度上凸现出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而新公共管理不失为一个全新的改革理论视角，对我国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一）引入竞争机制
新公共管理调整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使公共服务市场化，如实行“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鼓励私人投资和经营公共服务行业，打破政府的垄断，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缓解了政府财政困难。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长期存在着因资金短缺而造成的“基础瓶颈”的状况，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因此，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产业管制”的同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非国有产权进入这些领域与国有产权合作或单独投资和经营，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和压力结构，提高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例如，中国的航空运输市场就是如此，中国的航空产业仍属国有，只是在航空运输上引进竞争机制。外国航空公司可以进入中国的航空运输市场，便大大提高了服务质量，推动了中国航空运输业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注重既定的法律规章制度
新公共管理注重遵守既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向注重实际工作绩效、注重提供优质服务的方向发展。这应被视为是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更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当然，在我国现阶段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健全一套行政法规和人事法规，并保证这些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实现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法制化。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制度毕竟是手段，它是为政府完成公共管理的目标和任务服务的。因此在制定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时，应该同时考虑如何将法律法规及管理制度落到实处，应始终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取向，始终贴近社会现实，贴近公众需求。
（三）合理借鉴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
现阶段我国的公共管理模式应继续完善官僚制行政方式的同时，合理借鉴私企的管理方法。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公共行政管理实际发展水平来看，官僚制对于我国行政发展并未完全过时，我国在政府改革中，有必要努力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官僚制行政方式，但这并不排斥我们在政府改革中借鉴私企的管理方法。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结果控制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企业管理重视效率，重视产出，重视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这些方面则可为公共行政管理包括中国公共行政管理所借鉴和学习。
（四）强化政府管理职责
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政府改革，增强政府服务中的顾客意识。目前经过几次政府机构改革，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灵活、高效的政府管理模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一方面，政府管了许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另一方面，本该由政府管理的职责却做得不够好。所以，我国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环节是：还权于企业、社会和公民，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不以公共权力主体的身份介入私人关系领域。在我国政府实践中，应推行政务公开、政务超市、社会承诺制、电子政务等产品和服务，最大限度地追求零顾客成本。为了使这些以顾客为导向的改革措施落到实处，我国政府应积极建立一些适当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标准和申诉处理标准，以便公众监督和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后现代主义是伴随着上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社会转型和环境变革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思潮。作为现代主义的辩证的“反面”，后现代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和鲜明的解构特征。它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自启蒙运动以来到20世纪现代主义的思想文化成果，倡导与现代性理论、话语和价值观相决裂，并致力于对现代性的发展理念、范式进行廓清和修正[1]。相对于以理性、高效著称的现代工业文明所彰显的同一性、本质性和封闭性等发展特点，后现代主义则扮演着反叛和纠偏的角色，将被现代性所忽视的诸如：差异性、开放性、去中心化、边缘化、创造力等特征作为其研究的焦点，深入挖掘和反思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从而以更加独特的视角全面地审视社会的发展。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是在后现代文化思潮和话语体系出现并跨领域进行传播、使用的背景下形成的。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转型都强有力地冲击着传统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石，导致现代公共管理遭遇着巨大的理论危机。以福克斯、米勒和法默尔等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公共管理学者遵循后现代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思路，对传统公共管理理论体系和方法论进行了深刻的质疑和批判，目的旨在消解传统公共管理的思维禁锢和理解障碍，探寻其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失范之成因，通过建构全新的公共管理话语体系和发展模式，为社会的多元发展提供新的范畴、理论和机理。后现代公共管理核心的创新在于将公共管理活动的本质定性为一种话语范式，通过真实、坦白和真诚的对话和沟通，以达到反抗等级制度、反对权威话语、释放民主价值和超越僵化理性的公共管理目标，最终使公共管理的前进方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一致。
二、后现代公共管理分析方法的框架和功用
后现代公共管理的分析过程就本质上而言是对作为“元话语”的现代性理论在宏大叙事制约的背景下进行的怀疑和否定过程，事实上是文化代码在语言层面上的解码和再编码。作为以否定和批判为特色的研究方法，后现代公共管理拥有自身独特的话语分析框架和研究模式。以福克斯和米勒为代表的建构性后现论认为，随着行政环境的变革，传统行政管理运作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大量社会问题已然无法在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内获得解决。更有甚者，传统的治理“惯性”还强大地消解着诸如主义、社群主义等替代模式的发生，为此必须用后现代反思和批判的理念去重构公共管理的价值体系，以此引导和塑造行政体系新的行为模式、管理方法等。建构性公共管理分析方法的核心在于“倡导开放、平等、注重培养人们倾听、学习、包容和尊重他人的美德，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提倡对世界采取家园式的态度等。”直击现代性行政统治所导致的“单向度独白”和异质性“次文化”盛行所造成的语言和理解障碍，有针对性地构建了后现代的分析架构。首先，引入了“公共能量场”的概念，为话语的沟通打造了良好的情境。“公共能量场”是公共政策得以制定和修改的社会场所，即将公共事务还原到由人的意向性控制的现象学的在场[2]。通过这一场所，公民和政府可以进行各种对抗性的讨论和“面对面”坦诚的交流，使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话语在实践语境中有目的地进行争论。其中，“对话的基础是充分的信任、学习和倾听，其话语规则是交谈者的真诚、表达的清晰、表达内容的准确以及言论与讨论语境的关联性。”毋庸置疑，该话语体系和对话机制的确立能够有效地保障公共管理公正、民主的发展价值，从而端正公共管理的发展航向。其次，建构性公共管理理论还对现实中的政策对话种类进行了剖析。它认为“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形式都存在着客观的缺陷而无法满足公共治理和政策话语的要求。
而“一部分人的对话”形式因为拥有切合情景的意向性与真诚性等突出的优点，故其更加接近真实话语形式和政策网络建构的要求，在现实中更具有应用价值和可操作性。解构性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默尔，他将后现代公共管理视为“对现代性之核心思想的否定”[3]，认为后现代的研究方法的本质是一种解放的尝试，它要求公众积极参与公共管理并实现充分的对话，提倡一种反行政的精神，打破传统公共管理中僵化等级体制和非人格化管理模式，消除官僚独占话语的种种特权。法默尔认为采用解构性的后现代方法能够质疑据以建立现代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开辟一种新的思维观念，为摆脱传统理念之定势束缚而扫清障碍。同时，随着现代公共管理不可治理性日益增加，作为一种解释和催化的力量，其能够用一种反思性的话语分析视角去超越和弥补现代性行政范式的缺陷。为了给后现论构建一个分析架构，法默尔深入考察了现代公共管理之特殊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企业精神以及解释学在具体应用中的偏失，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解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四个核心要件，据以推动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其中，“想象”作为后现代主要的特征语词，是一种不依赖现代主义正统规则和程序的行政精神，它对于拒斥官僚体制范式的影响和培育新的理论作用巨大。“解构”的价值在于透视和反思现代公共管理的支撑理论和基础假定，使我们更好地认知当代政治和官僚体制的符号特征，从而在批判的基础上扩大公共管理的语言体系。“去领地化”的本质在于消解现代公共管理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管理理念，结合公共问题的情境破除垄断和隔栅，从而为探索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创造力服务。“变样”则通过反行政概念的描述，鼓励一种公共管理体系反叛态度的塑造，即以质疑和批判的思维去审视所有现存的政府制度和官僚机构。上述四大要件彼此作用和相互配合，促使公共治理活动持续突破传统统治思维和方式的限制，也为公共管理改革路径的探索提供了不竭的研究动力。尽管两种研究方法在分析路径和视角上存在着差异，但就总体上而言，二者在“反”的理论立场上却是相同的。其目标都在于将公共管理的发展与公共政策的运行置于崭新的研究框架之中，从而推动其研究视阈的转换和价值的重塑。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做出了变革。后现代一改传统公共管理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结合客观情境提出了更为系统的研究方法，即知识获得的解释方法。该方法“更加关注价值（而不只是关注事实），关注主观的人类意义（而不只关注客观的行为），并且更加关注现实人们之间的关系所蕴涵的各种情感”[4]。从而促使人们以更加全景的视角透析公共管理的演进规律和发展目标，从而纠正了将民主、公正等价值排除在公共管理研究之外的狭隘思维。后现代分析认为，当前公共管理面对着的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复杂化和公众需求的多样化，必然要求公共管理在发展目标中全面回应效率、民主、公正等多种价值追求，在管理和宪制之间寻找平衡，做到事实与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并行发展。其次，在治理方式上进行了创新。后现代公共管理反复强调了多元参与的重大价值。面对着复杂多变的行政环境，传统公共管理所强调的中心性、一元性以及等级观念、权威统治的理念已然过时。对此，无论是建构性还是解构性后现代主义都认为必须要开辟新的思维模式，摆脱传统行政发展定势之束缚。在其研究方法中更加强调多元共生，主张打破绝对主义，消解一元化垄断和等级隔栅，实现对立面间的差异共存和互动参与，使其后现代时期碎片化、开放化和多元化的生态特征相匹配。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从“公共领域”到“公共能量场”的转向，即通过公共能量场的打造，实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互交织、彼此博弈，使具有不同意向性和利益诉求的群体得以对抗性的交流和争论，在广泛参与和真诚对话中决定政府行为与公共政策的内容，保证公共管理的平等、公平和正义。再次，在管理重心上实现了转移。传统公共管理的研究基础是自由主义，其以代议民主为其治理模式，并始终将理性和高效作为公共管理追求的目标，从而过分关注其工具性价值。而随后产生的社群主义，则以集体主义为其理论的基石，以参与式民主为治理模式[5]，一定程度上批判和纠正了自由主义的“效率至上”价值偏颇，但由于其在制度设计上缺乏统筹理念以及在应用中脱离体制的路径依赖，最终也变为了空洞的政治理想。后现代分析方法对前述两种模式均进行了批判和解构，认为攻克上述难题的关键在于形成一种新的话语体系。
福克斯、米勒等人认为在传统公共管理效率至上的目标规制下，导致行政权力至上，政府和官员垄断了公共话语权，而公民往往处于被支配的状态，这种“单向度独白”的对话形式与治理的要求背道而驰。对此，建构性后现代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必须摒弃以往自身作为唯一话语者的角色，推崇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广泛倾听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呼声，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话语交流来实现善治。同时，解构性公共管理也持类似的观点，法默尔认为后现代公共管理作为对现代性的反叛力量，其应当致力于深刻解释和修正传统的官僚体制，而最有效的途径便是反思性语言范式的应用，即通过一种具有游戏性和协调性的对话过程，来弱化传统公共管理的正统教条，彰显公共管理的民主价值，从而为公共管理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最后，在研究范式上进行了转换。后现代公共管理分析方法通过自身的语言体系和话语系统的构建，推动了公共管理认知和研究范式的转变。在批判传统公共管理认识论的基础上，后现代主义提倡将语言和话语作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问题。其中，法默尔将公共管理视为一种独特的语言体系，认为可以通过对行政信息的解释、整理和安排来分别从公共管理语言的表层和深层探讨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这种新的范式作为语言的解码和再编码，其实质就是公共官僚机构语言的潜在内容进行反思、协商和交流的过程，进而为公共管理的发展探寻解释和提供催化之力量。而福克斯、米勒等人则从另一视角论证了语言、话语体系对于认知和建构公共管理理论的重大价值。他们在梳理和归纳现存话语体系和对话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网络中的“一部分人对话”的核心理论，修正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理论中“元话语叙事”的框架。他们认为在公共能量场中，对话的达成必须有规则，这些规则必须确保公共话语的正当性，而“一些人的对话优于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其针对特定语境的话语和不愿遭受愚弄与任意差遣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参与，切合语境的意向性和真诚性的提高大大超过了它的缺点[6]”。因此，部分人的对话形式一方面消解了自由主义的范式，使单向度的独白让位于了切合语境的多元对话；另一方面又防止了缺乏制度规约的社群主义以及无政府状态，最终形成了一个卓有成效的对话平台和共治系统，推动了现代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的转型。
三、后现代分析方法对我国公共管理发展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性发展的一种辨证的“反”，其开放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话语分析视角，以及所提出“去中心”和“多元化”的建构主张均对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学研究和发展产生着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其中以下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第一，后现论及其研究方法与公共治理的理念和分析框架自然吻合，有助于推进我国治道变革之进程。后现代研究方法高度关注客观行政环境的特征考察，结合公共事务复杂化和公共利益多元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其尤其强调开放化、差异性和多元整合的价值理念，致力于打破一元化垄断和等级隔栅的传统统治模式，提倡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多元共存和合作共治。它在科学地整合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之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主张构建“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定共同的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从而致力于推进社会权力分配格局的重大改变。上述分析思路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和行政改革攻坚阶段的我国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后现代分析方法力图使公共管理变成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话语系统和行动体系，政府在其中不再是公共资源唯一的享有者和分配者，也不是公共管理的“元话语”，而应当将自身的职能收缩在理性的疆域之中，并积极支持和培育社会力量的发展，将垄断的权力合理地分放、让渡于市场和社会，整合各种力量，将各类民间资源有效地导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行列，打造权力共享、责任分担、各司其职、各守其位的合作治理局面和多中心互动的公共话语体系，从而高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和最大化地增进公共利益。
第二，后现代研究方法有助于科学探索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模式和策略。后现代的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批判了传统公共管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信奉“对话”的理论基础上，尤其强调解释方法的应用，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公共管理发展的终极价值。它科学地调试了管理主义和宪制主义辩证关系，将民主、正义等价值植入公共管理的范式研究中，纠正了公共管理发展的偏向，并在批判和整合多种分析理论的前提下，结合情境设计了合理的发展范式和对话方式。我国的行政发展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自由主义的唯理性的行政模式，也不能重新回到古老的唯价值的社群模式。而正确的方法是将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和社群主义的合价值性统筹起来，寻找一条居间的改革、发展道路。具体而言，行政改革要始终遵循行政发展的民主化价值取向，即在公共管理中始终坚持开展广泛和真诚的对话，建立政府和民众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关系，做到以民为本、以民为先，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和公共服务的高品质。另外，应加大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的力度，积极借鉴工商业界和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策略、技巧和方法，从而持续管理的水平和绩效，彰显公共管理的工具性价值，以在效率、民主、公正的关系统筹和平衡中，稳步推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之步伐。
第三，后现代研究方法所建构的全新的公共管理话语理论，对于我国公共决策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后现代研究方法将“公共能量场”作为其话语理论的核心，“场”具有显著的意向性和目标性，其反映到实践层面便是政府的行为、政策和公共物品必须符合特定的情境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能量场”的提出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修改以及各话语主体进行对抗流提供了场所，秉持着开放、民主的治理思维，后现代方法倡导多元主体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能够持续进行互动参与和坦诚讨论，从而彻底改变传统模式下政府垄断话语权之“独白”状态，要求政府制度化的保障民众的知情和参与权，认真倾听一切人的“声音”，真正做到集思广益。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科学的结构模式，其功能在于持续协调和整合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形成多元主体权力共享、责任共担的合作格局，从而有效推进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最终消除政策执行中的各类阻滞因素。同时，后现代研究方法还对公共政策中管理者单向决定和民众多元选择两种模式的矛盾境况做出了分析，其中，作为精英政治的“少数人对话”，往往使公共政策制定权过于集中，从而令其民主性、正当性丧失，并且直接影响其科学性；而“多数人的对话”是理想化的政策模式，但由于实操性差和规则的欠缺，又往往易于导致无政府和无秩序之状况。因此，两者均无法与现实环境的要求相对接。基于此，后现代便提出了“一部分人对话”的理论，即从特定的语境出发将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反馈置于由一定数量的政治参与者协调、对话和博弈的过程之中，克服了集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双重弊病，使做出的公共问题解决方案既不失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又确保了公众的意向性和目标性，从而有效地拓展了公共政策理论发展的路径。
第四，后现代分析方法向公共管理者和参与者提出了更高的权责要求。后现代研究方法的中心目标是要打破管理的绝对主义、独占和等级隔栅，并通过对抗流和真诚的对话，实现公共部门和社会力量的良好合作，从而最大化地增进公共利益。这一目标的实现客观上要求公共管理者必须具备更高的行政伦理水平，即“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应积极地为‘公共能量场’的形成创造条件。”政府应保障公民参与的权利不受非法干预，并调动一切手段促成对话的实现。政府人员的公共责任不仅仅在于满足民众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进行理念的更新，即由管制性思维向服务性思维转变，牢固树立服务为民、民生为先的伦理观念。政府应当确保政治对话的自由度和对话空间的开放性，倾听公民的心声、获悉民众的诉求，将与民众良性的沟通和合作内化成自身的职业习惯。同时，充分采用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和技术手段，消除时空、层级、等级之限制，形成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相互尊重和相互协调的共赢治理状态，推进善治之进程。另外，政府应当大力培育和强化民众的权利意识。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应以回应公民需求为导向，通过不断提升其服务的品质和效率来增强民众的主体意识。同时，民众的政策主张和意见表达应切实地为政府等管理部门所重视和尊重，其知情权、话语权、表达权、协商权、辩驳权应受到制度和法律的严格保障，真正营造权为民所享、利为民所谋的社会氛围。此外，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还要凸显便民之精神，通过制度的配套和机制的跟进，切实增强民众参与的热情和监督的效度，实现权利逻辑的合理回归。
【关键词】新常态 公共管理 困境
一、 新常态内涵
常态是社会发展的一种稳定状态，新常态是指通过对社会发展现状的变革进而形成一种更稳定的发展形势。关于新常态的内涵理解具体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主要表现为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根据经济发展政策提升社会经济增长质量。第二，政治发展新常态。新常态的改革发展需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法律法规，在推进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实现管理的民主观、科学化和法制化。第三，文化发展新常态。一是通过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的宣传提升全民法治意识。二是根据法律规定转变社会管理方式，完善各个领域的社会治理体系。三是在法律的规定下赋予社会管理职能的合理、合法，保证社会治理体系的稳定运行。
二、新常态下我国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公共管理改革方式和基层管理制度之前存在矛盾
公共管理水平的高低对社会改革深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意义。为此，我国制定了至上而下的改革方式，上层管理对下层管理存在一定的依赖。在进行地方改革的进程中，我国也相继出台了基层管理建设举措。但是在基层管理建设进程中缺乏必要制度的保证，不利于基层管理发展。
（二）公共管理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
公共管理人员是公共管理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但是这些人的管理素质、职业能力等参差不齐，对公共管理质量的提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表现在制约了公共管理价值体系、组织文化的建设发展。
（三）公共管理上技术方法单一
公共管理技术是指公共管理人员建立的具有实践性、工具性的知识体系，对实现公共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公共管理技术体系中融合了多种专业化的管理技术，包括应急管理技术、智慧行政管理技术和数字管理技术。但是，在实际管理操作上，一些管理人员采用传统死板的管理方式，不利于提升公共管理|量。
三、完善新常态下公共管理的策略
（一）完善公共管理价值体系
公共管理人员对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依赖公共管理体系。但是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公共管理中出现了忽视民众需求、践踏公众利益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关人员对公共管理核心价值体系进行重塑，具体表现为在意识形态上，要构建积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民众创建 公平、公正、法制的社会环境；在政治制度上，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对公共管理的要求；在实践操作上，要加强对公共管理基层领导工作的监督。
（二）提升公共管理主体工作能力
在新常态发展下，需要进一步提升公共管理主体的工作管理能力，具体要求公共管理部门要加快调整和优化自己的管理结构，改变现有的公共管理模式，实现公共管理的创新性发展。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对公共管理干部人员专业知识的考核，定期开展公共管理人员培训，从而不断强化公共管理人员的工作服务意识、工作能力，促进公共管理工作发展。
（三）实现公共管理技术手段的创新
在社会科技的不断发展下，公共管理领域出现的现代公共管理技术，比如数字处理技术、应急管理技术等，能够为公共管理现代化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持。为了更好的在公共管理中应用这些技术，需要政府部门转变公共管理思维模式，有意识地引导公共管理工作人员应用现代化公共管理技术来开展工作。在公共管理的实践中通过总结经验，实现网络技术、全球定位技术、危机处理预警技术的结合应用。
（四）进一步落实公共管理上层改革
公共管理上层改革方案的设计需要基层建设来实现。但是在新常态下， 基层建设发展落后，相关管理制度不完善，由此导致上层管理方案发展到社会基层管理层面的时候无法继续进行，制约了公共管理改革的发展。为此，需要公共管理部门充分落实公共管理上层改革。首先，构建地方政府自治公共管理机制，适当赋予基层政府自我管理的权利。其次，加快建立创新型公共管理体制，通过法律的完善为公共管理由上至下的实行提供保障。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现今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新常态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态势，体现在公共管理中，对公共管理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更好的实现公共管理发展，需要有关人员在充分把握新常态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新常态下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从完善公共管理制度、加强公共管理技术应用创新、完善公共管理价值体系、提高工作人员素质等方面为如何实现新常态下公共管理稳定发展出谋划策。从而充分发挥出 公共管理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社会群众也要进一步提升自己自我管理的能力，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遵循政府部门的引导。通过多方力量的配合为加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促进我国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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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理论范式的产生
上世纪70年代，多数工业化国家进入了自大萧条以来经济增长绩效最差的时期，虽然没有发生重大经济危机，但经济增长长期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为应对经济缓慢增长带来的财政危机和赢得公民对政府的信心，世界范围内的公共管理相继掀起了一场真正意义的变革，各国政府都采取管理改革以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以更少的税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用‘‘新公共管理”(NPM)总结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政府改革，是由ChristopherHood于1989年提出，他当时预测“新公共管理”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1由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管理主义为主旨，主张私有化，以绩效、市场导向等理念重塑政府的公共管理研究范式产生并得到广泛发展。
(二)‘911”事件与反私营化改革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揭示了美国政府能力中还存在危险的缺陷和弱点，促发了学术界对重塑政府等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再思考。例如，自1973年以来的美国航空安全检查服务外包，被“911”事件证明是并非有效的改革做法;2001年11月，布什总统签署《航空安全法案》,将机场安全职能纳入联邦政府职责。2“911”事件也影响到欧洲国家新公共管理改革中的私有化议程。英国政府重新收回了原来于2001年7月出售的航空交通控制机构。航空安全检查公共服务的联邦化形成了对新公共管理私营化改革的不寻常的“颠倒”。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再思考
“911”事件后，公共管理理论界开始了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再思考。2004—2005年,系列总结和思考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专著相继出版,包括《质疑新公共管理》、《改变中的政府角色》《政府现代化》等。虽然许多国家缩小了政府规模,提高了行政效率与公共服务水平,但是新公共管理并没有达到其预想的效果，表现在：执行新公共管理与宏观经济绩效关系不显著、没有达到大规模节约政府支出的目标等,新公共管理成效是有限的。3从管理和组织的角度来看,重塑政府与新公共行政是相似的，总体上，重塑政府是“新瓶装旧酒”。[4]政府不应该像企业来运营，而应该像民主来运营。5《政府现代化》（ModernisingGovern¬ment)认为大多数OECD国家政府改革使得公共管理更加效率、透明、顾客导向、灵活及绩效导向，但是也指出改革的负面结果:私人部门管理方法的采用和技术改变了公共机构的集体文化;精简机构和政府雇员可能影响公共机构的制度能力；过度重视结果造成牺牲长期结果来达到短期目的；以外包和公私合伙的市场机制威胁到公共责任。《质疑新公共管理》（QuestioningtheNewPublicManage¬ment)批评新公共管理重视绩效：许多公共部门绩效是不适合精确评估的;绩效结果有可能受到没有计入的外部因素的影响;没有考虑到公共服务的一些基本原则（公平、公正。《改变中的政府角色》（TheChangingRoleofGovern¬ment)提出新公共管理模式改革导致政府社会支出的下降“新贫困”的出现及发展中国家腐败的增加，改革时期把公共部门收入置于生活水平之下影响政府雇员士气。6
二“第六波”公共管理改革与研究理念及其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宏观经济变化、技术进步等外部公共管理坏境变化,公共管理改革与研究进入“第六波”浪潮。在批判和总结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同时，学术界也逐渐提出了新的公共管理研究核心理念。虽然这些理念目前还没占据公共管理研究主导地位,但是已经开始成为公共管理改革与研究的替代方案。“新公共管理已死”新公共管理的理论盛世已经过去，不再占据理论研究主导地位。公共管理的讨论已经转到新的理论模式。7
(一）研究视野从新公共管理转向新公共治理
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治理（Governance)理论在批判和继承新公共管理和重塑政府理论范式基础上产生,成为公共管理新模式。治理模式强调公共管理需要除政府自身以外其他社会行动者的积极参与,吸取包括政府在内的更为广阔的力量处理公共事务。8治理理论指出管理主义导向的新公共管理存在四点缺陷:管理主义过多关注于组织内部的经济、效率、有效等,忽视了组织间的联系和科层控制；目标充斥于管理主义,忽视了保持组织之间关系和信任;管理主义过多关注结果,适合直线科层制,但不适于组织间的网络;管理主义理论核心中的竞争与掌舵存在矛盾。。作为“没有政府的统治”治理的使用情况包括：国家作用最小化;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良治的治理;作为社会网络系统的治理;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
治理与新公共管理的不同之处表现在：治理是民主政体的核心元素，新公共管理否认公共服务的政治文化因素；治理是过程,新公共管理是结果；新公共管理是组织内部管理改革,治理是组织间的视角；治理是维持公共部门资源,新公共管理是公共部门转型。[1°]随着世界范围内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衰落,治理等新理论已经开始成为大学公共管理课程教学的主题。基于本研究获取的公共管理研究核心文献记录,经科学计量学分柝“治理”是目前继“管理’、“公共管理’、“政府’、“国家”等词之后的高频率、高中心度公共管理研究关键词（见表1)。围绕治理模式，学术界提出了混合治理、运行治理、公共部门治理、新公共治理及数字时代治理等新公共治理（NPG)概念。
数据来源：基于WebofScience论文检索平台，以“publicad¬ministration”为题名，选择“公共管理”等十个学科方向，从1902年至2012年5月，在SCI-EXPANDED,SSCI，A&HCI等三大检索数据库中，共检索到2914条公共管理研究核心文献记录。
(二）研究重心从“管理”要素转向强调“公共”要素
关键词：公共管理；职业教育；治理结构；变革
随着以市场化为价值取向、以效率与公平为价值核心的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化，作为公共行政延伸和发展的公共管理适应中国社会转型及市场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影响在国内蓬勃兴起，推动了我国社会管理变革的深入发展，也为高校变革奠定了制度和理论基础。
关于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是公共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源于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运动。在此过程中，西方各国政府管理模式开始从传统的、官僚的、层级节制的、缺乏弹性的行政管理，转向市场导向的、因境变化的、颇具弹性的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以实现公共利益和履行公共责任为价值核心，以满足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参与权利和社会公共需求为基本导向。公共管理部门，包括政府组织、公益企业、公益事业及其他非政府公共机构，具有执行国家公共意志、维护国家统治秩序的基本属性，又有提供公共产品、提高管理效率和社会管理水平的目的，更有追求社会公平、加强公共责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责任。公共利益与公共责任是贯穿其中的核心价值取向。
现代社会普遍把教育归属于向公众提供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公共部门，高职院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承担着“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专门人才”的国家职业教育职能，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对高职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进一步推动了高职治理结构的变革。
关于高职治理结构
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指出：“治理是公私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当前，治理理论在全球广泛传播，已经发展到地方治理、学校治理、公司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等诸多领域，促使我们对传统的管理理论进行深刻反思并重新进行角色定位。
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来讲，在承担国家职业教育职能、进行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的过程中，形成了与政府、社会等外部环境及其内部环境之间复杂的关系及其独立的具有职教特色的运行方式。目前，高职教育发展迅猛，在数量、规模、办学条件、办学水平、创新能力等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高职院校在办学理念、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多方面存在较多问题，集中表现为：
（一）政府主导，缺乏自主性
高职院校主要由政府投资，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政府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教育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种状况下的政府治理主要依靠国家利用行政手段来实现，条块分割，职能交叉，模式单一，大量存在缺位、越位、错位现象，学校自难以真正发挥，教育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高职院校的从属地位造成了教育资源的短缺、浪费和效率低下，而且还造成社会各阶层受教育机会不均等以及社会收入不公平。
（二）管理方式“泛行政化”
目前，高校管理体制一般遵循科层制的行政管理模式，部门林立，等级分明，本应成为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保障的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大学精神受到了行政权力的限制。现在，备受青睐的“专家治校”、“教授治校”等也都带上了行政化的鲜明烙印。
（三）创新乏力，缺少特色，人才培养结构不适应市场要求，学生就业困难
从发展历史来看，高职院校一般来自于专科院校、成人高校和中专学校，具有较多的中专累加、本科“压缩饼干”的特点，高职教育的优势发挥不明显，特别是部分院校目标定位模糊，办学缺乏特色，招生就业困难，缺乏创新能力，适应市场变化缓慢，改革进程步履维艰。因而，如何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就业为导向，增强高校自主创新能力则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公共管理模式下的高职院校治理变革
高职院校在全球化、国际化、市场化的背景下，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变革。高职教育必须鲜明体现社会的发展趋势，必然由传统教育模式向现代教育模式转变，由行政管理向公共管理转变。
（一）理念的变革――职教理念的凝聚和提升
职教理念是人们对于职业教育这种社会存在的精神期望与价值建构，是职教发展的理想、信念、追求和动力，作为一种独特的大学理念而存在。高职院校不仅要产生知识与思想，还要为社会提供道德理想；不仅要培养负责任的、合格的公民，还要为社会提供实践的行为模式；不仅生产、传播职业知识和技能，还要培养适应职业发展要求的社会劳动者。所以，高职院校必须除却局限于目标定位层次上的简单理念形成，重新提炼自己的大学理念，用现代精神作为自己的理想建构基础，摒弃功利化、庸俗化的价值倾向，在民主、自由的大学理念中融入现代化大生产、现代职业教育的丰富内涵。
（二）体制的变革――有限政府、法治政府与现代学校
在现代教育背景下，政府必须认真研究对大学的行政管理问题，处理好政府行政管理权力和大学学术权力的关系，在完善宏观管理与监督基本职能的前提下，规范对大学的行政审批，使政府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门在学校管理上真正成为有限政府、法治政府，从而尽可能地避免对学校的过度行政干预，为学校创造能依法自主办学的制度环境。
体制变革的核心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实现政校分开。政府不再直接管理学校，剥离彼此的隶属关系，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使政府能在公开、公正的前提下，为学校及各类受教育者提供良好、公平、高效的服务。必须健全和完善学校法人制度，学校按自主意愿和具体情况决定资源分配、资金使用、课程设置、教师聘用、人事安排等，真正拥有面向社会和市场依法办学的自。
（三）运行机制的变革――依靠市场优化配置资源
《2005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指出，2002和2003两年，中国市场化指数已分别达到72．8％和73．8％，市场机制已经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基础性配置作用。在教育领域，招生、就业、后勤服务等方面的市场化步伐越来越快，但教育依然是中国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的领域之一。所以，必须进一步加大教育改革开放的力度，实现政府宏观调控之下的市场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重点在于：第一，引入市场自由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第二，按照市场化运作方式，实行公共教育财政体制的多元化，国办、民营、股份制等多种形式共同参与市场竞争，促进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是扩大教育供给，赋予教育消费者更大的自主选择权，促使学校教育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服务。
（四）内部管理体制的变革――人本管理
人本特色的高职治理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和现实意义。在治理过程中，一是要创建一个符合时展需要的教育体系。高职教育必须紧密结合产业、行业和当地经济发展实际，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就业为导向，科学设置专业，加强管理，深化改革，形成自身在教学、管理、就业等方面的特色和优势；必须转变单一的以学生培养为主的模式，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职工再就业的需要，把社会人力资源开发作为工作重点，形成学生培养和职工继续教育培训并重的发展局面。二是要创建一个有个性的新的培养机制。必须建立有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的具有职教特点的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学生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培养；必须通过课堂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宽厚的文化知识基础、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健全完善的人格；必须注重产学研结合，与行业、企业联合办学，按照行业、产业需求开展“订单培养”；必须加强学生职业指导和创业教育，大力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为学生就业做好准备。三是要有一个师生共同得到发展的教育体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必须注重加强教师和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开发，创设师生全面发展的环境；要通过实行聘任制和岗位管理，按工作绩效进行分配，打破平均主义，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增强学校机构运转的效能，提高办学效益和办学水平；要进一步改革学生管理模式，从学生全面发展出发，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实现学生培养的重新定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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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公共管理；政府管理方式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
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来源及基本理论
（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来源。其理论来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其特点是将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到政府领域，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政府的管理活动。（1）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一个理性的人必然会受到对其行动有影响的刺激机制的支配，如果某种行为对他有利，则会吸引其从事该行为。官僚成员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受自身利益的刺激，而不是受公共利益的激励。它有以下几项主张：①注重竞争与个人选择；②分权化；③自由化。（2）交易成本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所决定的、在交易过程中产生的、为降低风险等不确定因素，在交易过程中产生的不得不支出的费用。新公共管理认为，这种成本也同样存在于政府的行为当中。（3）委托理论。委托理论对新公共管理的影响，主要在于它通过对公共行政领域的委托问题的分析，为减少公共部门委托问题指出了方向。
二是管理主义。管理主义认为，管理是一种纯手段的活动，强调自由管理原则、方法和技术，以及明确的绩效评估。他们认为，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在管理上并无本质差别，具有共通性，它所包含的原则和方法可以同时适用于私营企业和公共部门。
（二）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涉及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活动的各个方面。但改革的基本主线是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面：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转变、政府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政府部门引入私营部门管理技术等。
二、政府管理方式的界定以及创新
（一）政府管理方式的界定
1、管理方式的内涵。管理方式，是指管理方法及管理形式，是管理方法与管理形式的统一体。管理方法是指组织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实行管理，管理形式一般体现为一定的实体性的结构。所以，我们可将管理形式直接理解为管理组织，即管理形式与管理组织为一对具有完全替代性的概念。这样，可将管理方式界定为管理者在实施管理行为的过程中所关注和体现的以管理观念为核心，并耦合管理方法及管理组织的较为定势化的统一体。转译为经济学语言就是，管理方式是管理观念、管理方法及管理组织的函数：管理方式=f（管理观念，管理方法，管理组织）。
2、政府管理方式。早期的学者一般比较关注政府职能，政府应该做什么，做什么才是好的政府是他们研究的重点，而对于政府的管理方式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才逐渐意识到管理方式的重要性，西方的行政学者把政府的管理方式称为政府的治理工具。欧文・休斯指出，政府的工具是政府的作用方式，以及政府行动时的机制。莱斯特・萨拉蒙认为：“政府治理工具，又称公共行动的工具，它是一种明确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集体行动得以组织，公共问题得以解决。”
通过对西方对于政府管理方式的研究以及管理方式的定义探讨，基于我国当前现实，本文认为所谓政府的管理方式，就是政府在某种管理理念的指导下，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为实现政府的决策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手段、方法和工具的总称，以解决公共问题。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政府管理观念、政府管理组织以及政府部门的管理手段，用函数关系可以表示为：政府管理方式=f（政府的管理观念，政府管理方法，政府管理组织）。
（二）政府管理方式创新
1、在新公共管理指导下政府管理理念的创新。政府的管理理念指导政府运用何种管理手段，指导政府管理组织的构建。传统的政府管理理念主要是管制理念、数量理念。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政府管理理念，提出了新的管理思想。
（1）服务的理念。自20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大都以塑造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强调建设企业家政府，要求把公民当作顾客，建立顾客至上，服务公众的理念。
（2）市场化理念。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后，社会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是客观的，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以及服务的低效率受到极大的挑战，政府不再被认为是公共产品以及服务的唯一提供者。政府可以通过政策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分离，通过引进私人组织来实现公共产品以及服务的市场化供给。
（3）质量理念。新公共管理根据交易成本理论，重视产出和效果，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强调政府应当能够主动地、灵活地、低成本地对外界情况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求做出富有成效的反应。
（4）信息化理念。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效率，重视政府管理行为中的交易成本，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来临，一些信息化手段逐渐应用到政府部门中来，这对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具有重要的作用。信息化的管理理念也是最近在私营部门讨论与应用比较激烈的一个问题。
2、在新公共管理运动指导下的政府组织的创新。传统的政府组织体系是以严密的分工、层级制度体系和健全的规章制度为特征的官僚制体系，它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为基础。这种体制导致了政府的机构庞大、效率低下等问题。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改变了传统的政府组织形式。
（1）组织结构扁平化。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下，行政组织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行政组织结构的扁平化。这意味着要减少层级，弱化等级关系。通过对政府组织流程的再造，压缩政府的规模。与传统的组织结构相比，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具有显著的优点，它可以提高决策和管理效率，有利于组织体制的精简，有利于节约管理开支费用等。
（2）组织分权。主要是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中央将若干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分开，成立半自治的执行机构，由它负责政策执行，以此提高决策和执行的质量，以英国最为典型；二是将中央政府职能下放到地方政府，以法国最为典型；三是下放人事权力，包括录用、薪酬、晋升、考核等权力，以美国为典型。分权化改革缩小了官僚机构的规模和集中化程度，增强了政府机构的自主性、能动性和灵活性，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
3、在新公共管理指导下的政府管理手段以及方法创新。在新公共管理理念的指导下，政府的管理手段，也有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引进市场机制以及工商管理技术。通过对市场竞争机制和对现代管理技术的引进，来改善政府的功能，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以及服务的供给效率。主要表现在对私人管理工具的利用，常用的市场化工具有民营化、合同承包、用者付费、特许经营、凭单制和流程再造等。萨瓦斯在《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一书将公共服务的提供制度分为政府服务、政府间的协议、契约、特许经营、补助、自我服务、用户付费等詹姆斯・W・费斯勒和唐纳德・F・凯特尔在《行政过程中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一书将政府工具分为：直接行政、补助金、合同、管制等。
（2）采取信息化手段。政府信息化的发展，尤其是电子政务的实施，取代、更新或简化了很多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使行政管理的方式发生了从内到外的变革，对于政府管理模式的创新具有重大的意义。信息化手段对于政府管理方式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政务处理电子化；政府采购电子化；政府决策支持电子化。和传统的方式相比，这种电子化的政府决策支持系统更为客观、准确，它为政府的各有关部门提供多种决策分析和方案，是政府决策的重要助手，成为电子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性官僚制是适合大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管理模式，从其诞生伊始就备受推崇，一时成为了社会的世界性命运，但由于这一模式不再试适应信息化或后工业化时代的要求而日渐式微。以鼓吹分散化和竞争理念的新公共管理在满足信息社会的推进对效率要求和改进僵硬行政体系的同时，也要带来了一些治理难题。正确看待新公共管理将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其发展的实质，并使我们更加理性地借鉴此种模式。
关键词：
官僚制；新公共管理
超越与局限源于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的官僚制是一种以专业分工为前提，以法理性权威为基础、非人格化组织、层级划分等为特征的政府理性实践范式，它与近代大工业化生产特征相适应，并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了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的行政效率。随着后工业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提高政府面对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一种呼吁以企业家精神重塑组织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始出现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新公共管理是官僚制面对知识经济时代和科技环境所带来种种不确定性变革而来，它是对理性官僚制扬弃的一种组织制度。
一、官僚制的特点与局限
1.官僚制的特点。在韦伯那里，官僚制是建立在法理性权威基础上的一种制度，而不是让政治价值关联等非理性因素介入到组织，因此，韦伯事先把官僚的身份设想为“行政动物”，这样的直接结果是政府官僚被剥夺成不具有个体情感价值和对不同政党持有独特见解能力的存在，“个人理性”，“政治中立”和“价值无涉”等观念完好地诠释了这种体制下官僚的特点，与这种行政价值观对应的是，官僚组织的设计原则也应当以理性为精神指导，并具有严密的分工和层级关系。官僚制组织具有下面几个方面的特征：
（1）层级制。
即在一种层级划分的劳动分工中，每个官员都有明确界定的权限，在履行职责时对上级领导负责；
（2）注重制度和法规。
官僚制有明确权责的规章制度，公职人员根据法律或行政规章发号施令，并有法定的管辖范围。
（3）注重个人专长。
每一层级的行政人员都必须具有一定的技能，并且经过特殊训练和考试才能成为组织正式成员。
（4）专业化分工。
每一个岗位都有明确的职责范围，每个管理人员只负责特定的工作。由此可见，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是以系统化分工为核心特征，将复杂的行政管理问题细化为重复处理的制度安排，它强调通过加强垂直控制来协调横向部门的运转，以此形成集权和富有效率的管理模式。
2.内外制度因素的制约。
尽管在当时大工业化社会背景下，官僚制成为将人的需要同组织目标联系起来的有力工具，有效解决了组织内部协调和外部适应的问题，但它面临着最为突出的主客观因素也令其难以维持发展：
（1）市场环境的冲击。
官僚机构作为公共物品和服务唯一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已经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有所动摇，70、80年代由私人部门发展起来的管理方法和技术被应用到公共部门，政府通过补贴，委托和行政特许经营权等多种方式实现间接提供服务，各种私人机构，公司组织，独立团体被允许参与到政府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等等，这些交错复杂的因素和尝试正不断促使着一种更加灵动和开放的原则加速形成，并以此带动后工业化时期环境下政府变革的趋势；
（2）行政二分逻辑的难以实现。
将不同官僚视为行政法规执行者和政策提案来源的两个互不干扰层次是不真实和符合“理性”。在追求政府节缩经费和提高行政效率为目标的前提下，美国在80年代末通过的“第二法律”就确定了文职官员参与政策制定的规则来解决众多复杂的立法工作，由此模糊了这两种身份的边界：官僚既是政策提案的重要来源，又是实际法规的制定者。现代官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远远超出了其传统的职责范围，政府官僚的身份也由以往“行政动物”向更加复杂和理性的个体慢慢转变。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和塔洛克将“经济人”假说由经济市场推及政治市场时也提出类似的观点，认为现代政治家除了其职业要求之外，还扮演着另一种特殊的“经济人”身份，这些身份的异化也说明了传统官僚制所面临深刻的历史局限性，在后来更为复杂的环境下，官僚制所奉行的“政治中立”、“价值无涉”等理性情感也将变得更加难以维持。
二、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与局限
伴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的步伐加快，作为在相当长时间内构成传统公共行政的官僚制弊端也日益凸显，社会舆论各界对官僚体制所带来的组织僵化，官僚制与现代民主的冲突，管理主义至上与政府公共价值之间矛盾的批评不绝于耳，正如欧文·休斯所说：“从8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管理已发生了转变，曾经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传统公共行政管理那种刻板僵化、层级官僚体制形式逐步转变为一种灵活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形式。”
1.新公共管理的超越。
公共管理实践者和研究者对新公共管理理论范式和基本内容作出了不同的概括。胡德(Hood)认为，新公共管理强调商业管理方法和原则在公共部门的应用，因而具有以下特点：管理的职业化转变；标准和绩效衡量；产出控制；单位分散化；竞争机制；私人部门的管理风格；纪律与节约。政府再造大师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中对新公共管理模式做出了归纳，并阐述其有别于官僚模式的新特点：“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社区拥有的政府：向公营、私营和志愿团体等提供催化剂，使之行动起来解决社区问题；竞争式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有使命感的政府：行动的力量来源于自己的目标和使命，而非规章条文；讲究效果的组织：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受顾客驱动的政府：给公民“以脚投票”的机会，让“顾客”有所选择；有事业心的政府：以花钱来省钱，为回报而投资；有预见的政府：能够防患于未然，不是让问题成堆后才提供解决方案；分权的政府：把控制权从官僚机构那里转移到社区，授权给公民实现自我管理；市场化的政府：市场机制取代官僚机制。新公共管理思想反映了人类进入信息化、市场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对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改革的必然要求，与传统公共行政相比（表1），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1对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
市场机制允许更多的私营企业和组织加入到政府的服务外包行列，打破了官僚制对公共服务的垄断，由此形成新的公私营合作伙伴关系。公私营合作伙伴关系的出现不仅是对新时期全能政府的否定，同时也是对长期以来政府被视为矫正市场机制、弥补市场缺陷和挽救失灵有效干预的质疑，现在反过来，新公共管理主张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塑造和推动公共部门的发展，让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公共部门机构之间展开合作与竞争，以达到优胜劣汰和精简机构的效果，在提供服务不打折的情况下又能控制一定的成本。
1.2强调职业化管理。
新公共管理认为，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应当清楚自己做什么，如何做并向谁负责，让公共管理人员真正成为管理者，而不是传统的仅仅听命于上级的行政官员。在新的管理体制中，行政人员和上级领导关系的维持不再是以往的权威性约定，而是依托于彼此间的信任来创造更加宽广的行动空间，授权也将取代任命成为更加普遍的责任形式。
1.3对组织内部规制的松绑。新公共管理反对官僚行政模式中过于重规章守则而轻绩效优化的做法，在官僚制那里，绩效工作已沦为一种例行公事；新公共管理主张放宽规制，用绩效实现目标管理，即通过确定组织和个人的绩效目标完成工作来进行测评，由此促使规则驱动向任务型驱动组织的转变。
1.4提供回应。
传统供给制度抹杀了公民和社会团体异质需要的诉求，追求整齐划一的服务，扭曲市场规则，造成了公共产品的生产浪费和低效；新公共管理则强调“公民即顾客”，通过转变公民身份，以市场替代政府，给公民“以脚投票”即自由选择的权利来提供回应，改变了传统官僚制绝对刚性的供给手段，更好地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1.5改善官僚的关系。
在传统行政分开体系下，政客与官僚仅限于技术上的狭窄关系，即决策与执行的关系，如今公共管理者日益卷入公共政策的制定和通常的政治事务，官僚和政治家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和灵活，这也促使着组织向更加扁平和灵动的组织模式转变。得益于新公共管理，官僚和公民的关系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市场机制的引入、顾客至上等理念改变了以往公民接受服务的被动地位，现时的政府不仅要良好地履行其职责，而且还要学会倾听顾客们的意见，并以顾客的满意度作为政府绩效的评估标准之一。
2.对新公共管理的理性认识。
新公共管理是在总结公共部门实践经验和结合时代要求变革的产物，它试图在公共治理中引入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和市场化运作模式对传统的理性官僚制进行修正，从而使得官僚制政府适应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尽管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行政的研究理论基础及实践模式，日益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有力工具，但由于内部存在的一些缺陷也导致其受到各方的批评，对于新公共管理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私人管理理念的质疑。批评者强调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区别。私人部门的管理过程由战略决定，确定目标，预算评估，方案设计，目标控制等形成，后一项工作的开展依赖于前项工作是否顺利完成，换言之，如果政府的目标难以具体化，那么后面的工作就很难进行，而在政府实际管理工作中，像这种明确的、优先性清晰的任务是非常有限，其结果往往也是难以预测，这将导致目标控制工作变得十分困难，在技术实现和政府职责两者间的平衡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因而实际上是增加了管理难度。其次是政府的“企业家”身份。新公共管理要求政府对待公民犹如顾客，但在这种意识形态转变过程中会造成政府过分关注市场和效率，忽视了公平和正义，损害了政府回应性、责任心的民主价值，与政府的行政伦理背道而驰。有的批评者认为，以市场为基础、公共部门私有化、顾客至上等为原则的改革措施也就意味着政府放弃部分公共管理职能，在新公共管理“顾客至上”的原则基础上，将公民身份贬低为顾客或消费者而忽视了两者间的内在差别，造成了政府的服务过于以“三E”（经济、效率和效益）为追求目标，民主社会化的基本价值（民主、平等、公正等）被抛向一边，罗茨从“新的治理”视角分析新公共管理不足时也曾批评指出：“新公共管理沉迷于目标之中，造成了20世纪80、90年代目标管理的兴起，忽视了及时调控和维持信任关系的重要性。”最后是竞争机制导致的碎片化。竞争机制提倡不同部门在提供一种或同类服务的时候以竞争者的身份参与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中，但忽视了部门间的合作与协调，造成不同利益主体为追求最大化预算而加大了彼此间的离心力，最终难以聚合力量为公众提供满意的服务，带来了碎片化的治理结构。佩里希克斯（perri6）认为，推行新公共管理所强调的“分散结构化”治理在功能上会导致一些前所未遇的问题，如转嫁问题与成本、相互拆台和干预、产品重复提供、目标经常冲突、缺乏必要沟通、在回应需求时各自为政、服务效果不理想、倚重固有的专业干预，缺乏灵活手段等等，而这些问题也正是后新公共管想予以解决或力图避免的。
三、结语
传统的行政官僚是一种理想的设计，其理论着眼于政治学，而新公共管理理论则把眼光从政治学转到经济和工商管理层次，借助于公共选择理论及新制度经济学在官僚制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以市场价值为取向的公共管理与决策模式，极大化丰富了官僚制的管理内涵和新方法，但正如彼得斯所言，旧的原理一旦被后来出现的关于政如何运作的更为现代化的原理所取代时，旧的原理所能解决的问题可能又会重新出现。新公共管理在解决效率和灵活尺度等问题上契合了时代的发展要求，然而其极力鼓吹的分散化治理和推崇的货币理念也造成了政府忽视其根本的政治过程，导致种种新出现的治理难题。就行政改革而言，改革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矛盾和曲折是在所难免的，我们不应寄希望于一种完善无缺的理论模式来完成所有的工作，而应当辩证认识理论发展的过程连续性，不断丰富理论知识和总结经验，才能更好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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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管理变革；分析；政策选择
1引言
公共管理变革和公共服务需要充分考虑企业的公共政策选择，当前公共管理变革还没有把企业政策选择纳入重要地位，因此对于公共管理变革和公共服务的问题研究没有取得很大成效。公共政策的选择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企业的公共政策选择不到位，不仅会脱离社会，还会对企业本身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甚至会影响社会的稳定[1]。现代企业想要取得巨大的发展，需要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公共服务，让自身融入社会这个大环境中，切身感受社会的需求，并承担社会责任，提高社会的认同，这是现代企业管理变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分析了当前公共管理的现状，提出了企业参与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构建措施，为企业管理变革和公共政策选择提供参考。
2公共事务领域应增强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并形成良好的市场机制
社会公共事务的发展对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公共事务的发展也应该建立市场化的机制，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表现出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高低，好的企业应该为社会服务，承担相应的社会职能，所以企业的发展应着重考虑企业的公共政策选择。在这方面政府应主动降低进入公共事务领域的门槛，增强市场机制的介入，以市场的力量不断优化管理部门资源，达到管理的最高效化。以往的公共事务主要有政府参与，相关部门通过政府的资金处理一些公共事务，是一种行政计划的方式，这种方式没有企业的参与，也没有市场的机制。世界各国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在尝试不同的方式，美国通过引入一些市场机制来完事公共事业，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这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我国还处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的阶段，需要对公共事务管理进行模式创新，当前改革的不断重视，公共事务管理模式的创新是一个新的机遇。当前，我国在公共事务管理模式上已经有了一些常识，也积累了相关经验。比如上海某区，数年前该区的垃圾处理站多是市政性质，政府参与，企业主导，政府给予企业相应的补贴。近年来政府通过开放管制，通过与外商的合作，将垃圾转化为有机肥料等循环利用资源，取得了成效。管理模式的变革是我国公共事务管理发展的方向，对我国的公共管理事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些商业组织和企业通过公平公开的方式参与社会公共管理事务，担负社会责任是公共事务管理的方向。政府部门要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去规划市场，创造公平的环境让企业参与到公共事务关注中来，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公共事务领域包括社会卫生保健、环境维护、职业培训、就业培训等，通过企业的参与，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满足社会的需求。企业通过积极地参与，能够不断地提高企业的影响力，同时也可以履行社会责任，增强社会的认可，为企业创造大量订单的效益[2]。
3公共企业要注重社会责任的管理
所谓公共企业是指政府参与的并对企业施展主导影响的企业，公共企业承担相应社会责任。公共企业的形式并不是以赢利为首要目的，而是为社会提供更公共服务，企业的经济效益只是当作一个次要的管理目标，因此企业公共政策的选择需与社会需求结合。由于公共企业由政府参与，企业的发展和政策制定都需要政府的指导和参与。公共企业的管理具有垄断性和政治敏锐性特点，其主要功能是优化资源配置、调整市场需求等，影响力更广泛。当前公共企业在社会服务方面还有很大的问题：一是对于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其对市场垄断、恶性竞争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恶性竞争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的盖面，专利侵权、包装宣传、恶意价格竞争、竞争对手不公平竞争等情况时有发生。二是对于市场经济结构，公共企业投资的行业比较集中，大多是社会公共项目用品，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较小。三是对于市场资源的配置，公共企业表现出系统的特点，但欠缺协调性。
4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构建的措施
4.1建立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实现目标驱动
明确企业责任管理内容，才能让企业更好地参与政策制定。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包括公共卫生、职业培训、基础设施建设等。企业要根据自身企业的属性，结合企业自身的状况明确自身参与的社会管理的内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履行职责，增强社会的参与力，提供自身的影响力。企业要建立健全管理体系，给每个职能部门设定社会责任目标，将目标纳入考核，增强各职能部门对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
4.2增强员工社会管理意识，实现责任驱动
员工意识到为企业的服务意识，才能更好地参与企业政策的制定，为企业更好地参与社会管理提供服务。当前企业员工对公司的认可度不高，缺乏团结意识，对公司文化没有统一的认识，导致员工归属意识不强。新时期公司干部应该采用更多灵活的形式，比如微信、QQ等一些新的技术增强与职工的交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态，切实为他们解放思想、生活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增强他们对组织的认同感。同时要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完善人力资源开发体系，向员工灌输社会责任管理的内容，引导他们积极参与社会责任管理。还要注重与上层领导的即时沟通，与兄弟单位联系交流，即使发现工作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提高工作效率。4.3加强企业治理与社会责任结合，实现效益驱动现代企业采用股份制、合作制等，这种形式对企业参与社会责任管理是具有积极作用的。企业的经营理念是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物资配置，达到最好的经济效益。企业要正确把握企业治理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贯穿社会责任管理，逐步融入社会，制定政策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提高企业影响力。
5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对企业的发展有更高的要求，企业不仅要采取各种措施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企业不断发展，还要制定各种措施参与社会管理，承担社会责任，这样企业才能被社会认知，才能在发展中不断的创造价值，体系自身的社会价值。公共管理变革和公共服务需要充分考虑企业的公共政策选择，当前公共管理变革还没有把企业政策选择纳入重要地位，企业还没有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发挥很大作用，因此对于公共管理变革和公共服务的问题研究没有取得很大成效。公共政策的选择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公共政策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及企业社会价值的体现。现代企业想要取得巨大的发展，需要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公共服务，让自身融入社会这个大环境中，切身感受社会的需求，并承担社会责任，提高企业影响力，这是现代企业管理变革的重要内容。只有企业建立健全企业社会管理体系，增强目标驱动，创造良好氛围，增强员工发展的意识，加强企业治理与社会责任的有机结合，才能使企业更好地融入社会，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更好地发展企业，体现企业价值，提高企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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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管理;公共性;社会性
上世纪80年代，公共管理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兴起，英文为PublicAdministration，它是从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与政治学、法学、管理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大新概念。简而言之，公共组织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活动即为公共管理。在文化、经济、信息全球化的今天，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已经不能解决困扰我们的社会公共问题。现代公共问题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和社会性，优化治理结构，才能使各管理主体充分发挥作用，提高决策质量和运行效率。
一、公共管理“公共性”的生成
现代公共管理理念的确立，不是概念演变或理论演绎的结果，而是有效解决公共问题的现实需求迫使人们在不断改革的公共治理实践活动中凝结累积的思想成果。发掘历史脉络，我们发现，“公共”最早更多地指向存在于古希腊政治社会的非个体性。到了中世纪，神权替代了人权，封建君主、教会成了公共领域的核心。直到17、18世纪，公共领域从私人领域部分挣脱，才有了学者们普遍认可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但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人们过分追求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严重威胁了公共性。随着封建社会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私有化，社会逐渐成为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融合体，这时可以将“公共”等同于“国家”，也就是说，公共领域（公共性）只局限于公共权力机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古典管理理论在一些西方国家产生，开始坚持政治同行政相分离，研究如何提高行政效率，这奠定了行政管理的基本框架。20世纪上半叶，受决策理论、人际关系学影响，使人在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开始受到重视。与此同时，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在广泛吸收了社会、政治和运筹等方面的理论的甚而上得到极大提高。加之该时期国际经济的自由化趋势，各国政府开始意识到，传统的管理机制已经无法有效地解决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政府管理的创新及出路，这一切都对公共管理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始，在西方，由于财政等问题，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与信任日渐式微，迫使政府发起“再造公共部门”的改革浪潮，公共管理逐渐代替了行政管理，造成公共管理模式的根本性变革。随着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渗透，公共性开始控于权力机关、组织特别是政党的手中，这意味着政府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功能。历史上，各国的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包括公共危机问题，事实上也都是由各国政府及其统率的国家机器来处理解决的。
二、公共管理的“公共性”释义
有学者认为，公共性是指政府作为人民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权力的执行者，应按照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从保证公民利益的基本点出发，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另有研究者用了五个“必须”概括了公共性内涵：第一，公共管理活动必须公正；第二，公共权力的运用必须合法；第三，公共管理活动的过程必须公开；第四，一切公共管理活动的最终目的必须是公共利益；第五，“公共管理必须接受公民社会的监督。我认为，随着社会公众民主意识的不断提高，国家形态的不断完善，可以将实现公共利益这一目标的普遍认可，视为对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的简单释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要素之中：（一）公共管理主体具有公共性。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在现代社会，它主要的有两大部分：一是政府组织，二是非政府组织（如非盈利部门、第三部门及权威性机构，而不是私人企业、私人机构）。从地位作用上讲，前者是核心主体，所以，学术界对于公共管理的研究，长期集中在对行政管理的研究。在职能分工上，前者多肩负长远的，大的方面的管理职能（如国防、法律与政策的制定等），而比较具体的、细微的管理，多由非政府组织来做（如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一些具体事项）。（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人类社会大体可划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大领域，社会事务也相应可大体分为私人事务（私人利益的最大化是其目标）和公共事务（公众利益的最大化是其目标）两类事务。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每个政府都必须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实现作为公共管理的目标。公共管理的目的决定了它必须肩负是一个复合的责任体系，它包括民主政治性、义务性和制度性三个方面。当代社会，公共管理在加强和维护现有的基本社会秩序、提高管理的效率与能力、提升服务质量的同时，更要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三）公共管理的客体是社会公共事务。公共管理活动中具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即为公共管理的客体，它具有公益性、非营利性和规模性等特点，并分层次呈现，有区域性的，有国家性的，有国际性的，有全球性的，但大体可分为政治、经济、社会三类公共事务。社会越发展，需要处理的公共事务就越多。这些类型的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同时这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直接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实施对象，因此，它所显示的社会公共性也最强。（四）公共管理活动必须公开透明。公民只有能够通过有效的参与渠道，实现公共利益的相关决策制定的体验，才意味着“公共性”的存在。这就要求建立高效的信息公开、，与舆情回应相协调的工作机制，使公共管理主体与社会公众之间信息对等，这点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爆炸和碎片化的时代尤为重要。此外，公共管理主体还要将公共政策制定权力、人力资源、公共财政与预算情况都置于公众、立法司法机关、大众媒体的检查和监督之下。
三、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与社会性关系分析
从前文第一部分所述的公共性生成过程可以看出，早期人们对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与社会性的认识胶着不清。实际上，现代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多为国家所代表，而“社会性”则由整个社会所代表，二者所产生的土壤、时间和意义是不同的，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一）公共性与社会性的区别。通常而言，公共性代表一种权力或权威，是以一定条件为基础的群体意志的一致表达。而社会性则代表公开性、参与性和非国有化等意思。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生产活动具有社会性，这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意义所在，所以，可以说，公共性是人类共同体在演进中获得的一种属性。公共性则诞生于国家产生之后，它是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公民理性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日渐分离才真正产生的。这就是说，公共性与社会性产生的基础、时间和内涵是不同的。（二）公共性与社会性的联系。虽然二者的意义不同，但从理论认知与具体实践来说，社会性是权衡公共性程度的重要圭臬，如果公共管理从权力中心向社会中心转移得程度越大，其公共性越明显；反之，公共管理如果极度羸弱，而私人领域畸形发展，必将导致社会成熟程度大幅降低。可见，如公众意识与政治文明程度逐渐明晰，参与度不断强化；公共管理活动真正做到公开透明，建立顺畅的沟通机制，人们得以畅所欲言，以此为基础形成公共领域；建立真实有效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才能使公共管理活动更趋向民主、公平，这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尤为有益。
作者:余君 单位:重庆市公安局八处
参考文献：
[1]娄成武、田旭．中国公共政策仿真研究:现状、问题与展望——基于CNKI相关文献的统计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3(3)．
[2]景怀斌．公共管理的认知科学研究：范式挑战与核心议题．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
[3]孙国东．共同政治文化范导下的国家中立性——转型中国文化认同建构的根本法则．浙江社会科学．2016(1)．
[4]许峥、赵连荣．公共管理行为失范及其应对策略．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5]TomChristensen,PerLgreid,胡辉华．超越新公共管理:平衡控制与自主的渐增复杂性．公共行政评论．2009(1)．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 ，政府绩效管理， 电子政府
1.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于政府绩效管理的基本主张
新公共管理是关于应如何管理公共部门的最新的范式变革的理论[1]。学界将“新公共管理”看作是一种以强调明确的责任制、产出导向和绩效评估,采用私人部门管理、技术、工具,引入市场机制以改善竞争为特征的公共部门管理新途径。所谓政府绩效管理指通过制定政府提供指导和服务的长期目标、达成目标的策略、评估绩效的标准,而对政府的公共产品、行为和服务的管理活动,以期达到提高政府生产力,满足社会需求的结果的一种管理行为。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政府绩效管理的基本主张有:
(1)绩效管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价值是经济、效率、效能、公平和环境,显示了其对绩效的关注和对经济价值优先性的强调。(2)市场取向。新公共管理提倡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使公共服务市场化。[2](3)引进私营部门管理理念。新公共管理主张引入绩效测评、战略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举措。(4)“掌舵”而非“划桨”。新公共管理理论一方面主张政府拥有“掌舵”的职能;另一方面,它主张将其原来拥有的管理职能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外包给下级公共组织、非政府公共组织甚至私营部门,使政府不再 “划桨”。 [3](5)责任政府。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由错误责任制走向成就责任制。新责任制主张双向回应,即高层公共管理者对政治家负责,公务员对公民的需求保持灵敏的反应。[4]
2.我国政府绩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绩效管理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总体上看尚处于起步阶段,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
2.1 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方面没有保障
当前我国的政府绩效管理采用的绩效管理和评估活动,多数都处于自发状态和半自发状态。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指导,评估的内容设计和评估构建等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更没有形成制度化。
2.2 政府绩效管理的体系不完善
首先,评估主体不齐全。从评价的参与者来看,政府绩效评价存在评价主体缺位的误区,即只重视自我评价,漠视社会评价,或者只注重社会评价,而忽视自我评价。其次,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尚未建立。我国目前的绩效评估存在片面地将经济业绩等同于政绩,将经济指标等同于政府绩效的评估指标指标单一、缺乏科学性。最后,评估方式存在误区。从评估的方法上来看,政府绩效评估存在着重视定性评估、忽视定量评估的误区。从评估手段上来看,我国对政府部门的评估主要是定期进行评估,缺乏严格的监督制度。
2.3 政府绩效管理的信息化程度不高
政府绩效管理的信息化程度低,给政府绩效管理带来沟通和交流的障碍。目前,我国大多数省市甚至连信息公开的法规都没有制订,这就为政府绩效管理带来障碍,很难推进政府绩效管理健康快速发展。
3.完善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对策建议
3.1 加强绩效管理立法工作,实现政府绩效管理的法制化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立法保障是开展政府绩效管理的前提和基础。首先,要通过完善政策和立法使我国政府绩效管理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的道路。要从立法上确立绩效管理的地位,保证绩效管理成为政府公共管理的基本环节,以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其次,从法律上树立绩效管理的权威性。绩效管理机构在政府中应具有相应的地位,享有调查、评估有关政府活动的权利;评估活动能引起公众的关注,有充分的可信度和透明度;评估结论能够得到有效传递和反馈,切实用于改进政府公共管理。再次,颁布绩效管理工作的制度和规范,对公共管理过程哪些项目应该进行评估、开展什么形式的评估、评估应注意的事项等问题,作出详细规定,把绩效管理纳入一个正常发展的轨道。
3.2 引入公民参与机制,实现政府绩效管理评估主体的多元化
改善政府绩效管理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引入公民参与机制。政府绩效管理本身就蕴涵着服务和人民群众至上的管理理念,政府绩效就应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以人民群众的需要为导向,树立公民取向的绩效观。改进政府绩效管理必须取得民众的关注与参与,民众的关注与参与必定能有效地改进政府绩效管理。改善政府绩效管理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引入公民参与机制。首先,公民参与意味着公民可以以社会的主人和服务对象的角色对政府绩效提出要求,协助和监督政府机构对他们的开支负责、对他们的行为负责、对他们的承诺负责。其次,公民参与使得公民的作用重新定位,成为了政府的问题架构者。充当问题架构者的公民能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帮助政府机构界定重要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监督目的是否达成。再次,公民参与意味着由公民选择、界定应评估的对象、在公共服务设计中增加指标体系的社会相关性,选择那些最需要监控又最能体现对公民负责的重要项目,以保证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符合公民的需要,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3.3 发展电子政府,实现政府绩效管理信息化
电子政府是现代政府有效行使职能的强有力的工具,其带来的开放性大大加强了政治行政的透明度和民主化程度,为政府绩效管理提供了可以利用的载体。[5] 一方面,电子政府的信息网络使得行政信息的传递更为迅速及时,反馈渠道更为畅通。对政府内部而言,加强了操作执行层与高层决策层的直接沟通,从而切实推动绩效管理活动的开展;对社会公众而言,电子政府为公众提供了直接表达意愿、传递信息、咨询、监督、审核、建议、表决的机会。另一方面,电子政府为政府绩效管理朝着科学化、标准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多方面支持。电子政府所具备的硬件环境、软件环境及其信息资源库,运作的法律制度、法律规范、共享信息的范围和参与者的身份确认机制,电子政府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维系电子政府良好运行的人员素质保证,都为绩效管理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所需的支持,并为整个政府绩效管理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 JE莱恩.新公共管理[M].赵成根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2] 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 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等.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