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8 17:23:4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公共管理活动，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公共管理的职业体系是职位和岗位的结构体系。与以往的管理体系一样，职位和岗位指明了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具置，规定了公共管理的权力、职能及责任和义务。职位是就公共管理的纵向关系而言，岗位是就公共管理的横向关系而言。无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是由职位和岗位构成的职业体系，直接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以往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行政管理的名义下所形成的职业体系也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但是，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公共管理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在管理的意义上告别了以往治理体系的权力定位或法律定位，不再是仅仅满足于科学化、技术化原则的职业体系，而是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科学构造职位和岗位的职业活动体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同样由职位、岗位构成的公共管理职业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对于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来说，“命令—服从”的行为模式为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协作”的行为模式所取代。
职位和岗位都是职业体系的形式方面。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不同不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内容方面。对于内容来说，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关系。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这些职业关系可以归结为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三大类。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关系总会以极其具体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管理活动之中。公共管理的职业关系越是具体，就越是包含着道德的内容。比如，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职务、岗位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忠于职守、忠实地履行职务以及岗位上的责任和义务；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和睦共事、互相支持；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平等待人、公正处事、真诚服务，以求得广泛的合作……这样一来，公共管理在形式上是分工—协作的体系，在内容上则是道德行为的表现。尽管都是在管理，但传统的行政管理是失去了实质性内容的管理，而公共管理则把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拥有了伦理本质。
由于公共管理中依然存在着权力关系，所以，权力关系赖以生成的等级系列依然会存在。当然，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已经实现了对等级关系的根本性改造，把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等级关系改造成以组织层级为前提的等级系列，从而使个人之间在人格、权利等实质性方面达致平等。尽管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以组织层级为前提的等级关系只是形式上的，却反映了权力关系的本性。在一切存在着权力关系的地方，都会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等级。只要公共管理还需要权力，它就不能消除这种“等级”。因此，作为个人的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这一合作体系中也会遇到处理上下级关系的问题，并且会成为他进行日常公共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比如，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体需要执行上级命令和维护政府利益；政府外的公共管理组织需要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服务于社会和维护社会利益。无论是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体，还是社会中的公共管理组织，对于公共利益的理解都会出现偏差，特别是如何把握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必定是一个时时都会碰到的难题。公共管理中存在着无法完全解决的利益矛盾甚至冲突。尽管如此，公共管理者却不能无所作为。事实上，在公共管理的服务定位中所派生出来的一切主动性、积极性，都会外化为公共管理者自主地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实际行动，进而使公共管理者不同于以往各种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治理者。做到这一点，从根本上说，就是充分发挥公共管理者的角色意识。只要公共管理者能够对自己的职业表现出充分的自觉，按照自己对其职业特殊性的正确理解去处理上述各种矛盾和冲突，他就会无愧于公共管理这一职业，并且总会达致最佳的从业效果。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对于官吏的要求长期存在着争论。“官本位”文化的思路在终极追求中是要无条件地“忠君事主”；“民本位”文化的思路则反复申述“民贵”“君轻”的主张。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以制度的形式消解了所谓“贵”与“轻”的争论。但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往往是通过间接的、迂回的途径来认识和了解公共利益的，往往在公共利益的要求与实现之间存在着“时滞”。特别是那些已经实现了职业化的社会治理者，缺乏积极回应公共利益要求的热情，往往表现出我们称为“”的那种对于公共利益的冷漠。所以，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的过程中，在人们期求更为进步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过程中，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方式需要由更加灵活的、积极的和主动的公共管理取而代之。
对于公共管理来说，新型的社会治理体制和制度是其赖以展开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但是，与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不同，治理者的职业并不只是简单地充作体制和制度的构成因素和实现途径，而是体制和制度的必要补充。由此看来，统治型社会治理倡导官吏忠“君”爱“民”。在君民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要么要求盲目忠君，要么要求理性地贵“民”轻“君”。这两种选择都要求官吏在“君”与“民”之间作出选择和取舍。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得以发生的历史背景中，“君”“民”的矛盾和冲突是无法调和的。所以，矛盾之中会出现上面两种对立的主张，要求官吏在两者之间择其一。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官员和公务人员以体制和制度作为行为选择的终极标准，被动地接受体制中的程序驱使，对人民、对公共利益表现出极度的冷漠。他们在公共部门中工作，与在工厂中工作一样，都具有工业社会特有的色彩，属于形式化了的职业活动。与此不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发生在合作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的时代。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在整体上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因为，一切矛盾和冲突主要来源于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如果通过交谈和讨论能够取得共识、消解矛盾和冲突，那么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就是运用权力促进交谈和讨论。
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角色
人的道德生活来源于人的社会角色。只有了解和确定人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才能判定他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是道德的。比如，一个公务员做出的某件事可能会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一个普通公民做出同件事却不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对一个人进行道德评判，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我们先行对他的社会角色作出了定位。我们说一个人是不道德的，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为与他的社会角色偶尔不一致，也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为与他的社会角色经常不一致。在一般情况下，偶尔不一致能够得到理解和原宥，而经常不一致则会招致他人的批评和鄙视，甚至遭到他所在群体的排斥。
人在社会生活中可能会同时扮演着多重角色。有些角色是与生俱来的，如血亲关系中的角色；有些角色是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接受的，如做学生等；而更多的角色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职业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角色形式，正是人的选择的结果。就是说，普通的社会角色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自然生成的。一个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能够理所当然地形成应有的角色意识，并且准确地扮演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职业角色则不同。它需要人们通过自觉的选择和主动的学习，才能够获得准确的定位。
人们选择职业有着复杂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人们选择某一职业，可能因为生活的需要，可能来自生存的压力，可能出于兴趣爱好，也可能属于理想追求……当人们定位职业角色时，会在职业导师的引领下进入职业角色，也可能会在职业活动的实践中逐渐找到职业感觉。但是，所有从事职业活动的人，都需要借助于自觉的职业选择和积极的职业学习，才能够使自己融合到职业中去，成为真正的职业活动者。这个过程，就是从业者在职业序列中准确地找到他所从事的职业位置的过程。职业活动的舞台是职位和岗位。职位、岗位是人的社会角色的明确化、具体化和固定化，是职业化了的社会角色。同时，明确化、具体化和固定化的社会角色，在每一职位和岗位上都会有着明确的责任和义务。人类社会活动职业化程度的提高，更多地表现在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地规定职业活动中职位、岗位的责任和义务，即通过组织结构、制度规范和活动程序等等方式，为每一职位和岗位确立起明确的、具体的责任和义务。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只要是职业活动和组织行为，都会通过职位和岗位来明确界定人的责任和义务，有效地配置权力。这也是近代社会“理主义”组织行为模式中最为典型的形式，但该行为模式没有注意到人的职位和岗位直接地构成人的多元社会角色中的一种。就是说，任何一种职业，任何一类专业化社会活动，任何一个组织行为体系，都不仅以整体的形式构造组织化的人的社会角色中的一部分，而且在组织成员个体那里担负着社会角色，甚至首先在个体那里成为社会角色中的一种。对于人来说，每一个职位、岗位都不仅是特定的组织行为体系中的责任和义务，而且直接地根源于整个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职位和岗位具有二重性，与之相对应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有同样的二重性。一方面，责任和义务属于特定的职业和组织行为体系；另一方面，责任和义务又属于整个社会。对于每一职位和岗位上的从业者来说，他的职位、岗位及其责任和义务，在职业活动和组织行为体系内会以职务的形式出现，在面向其直接归属的行为体系之外时，则以职业的形式出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职务与职业在从业者这里只是社会角色的二重归属。在从业者与他人的联系中，职务与职业都是直接的。因此，当管理主义组织行为模式成为职务—职业—社会之间的单线联系模式的时候，责任和义务便被片面化、形式化和缺乏道德的内容。我们在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中，时时处处都可以看到社会治理者只对社会治理体系负责而不对社会治理活动的对象及后果负责的情况。比如，就政府而言，下级官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政府所有的官员都只对政府负责。只有政府才对社会负责，政府官员丧失了直接对社会负责的责任和义务的向度。政府对社会负责，却很少对它的官员负责。因为，政府的官员仅仅是政府的“雇员”，以至于政府的官员在政府中也时常会感到“不平”。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把单线的责任、义务模式改造成双线的甚至多线的责任、义务模式。还以政府为例，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要求政府官员一方面对政府负责，另一方面直接对社会负责；同样，政府既对社会负责，也对其官员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不仅仅是雇员。他们在直接对社会负责的过程中获得了在政府体系中享有自主性的资格。如果说，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政府视其官员为雇员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成为政府行政执行的工具，那么，公共管理条件下的政府则使政府官员成为拥有自主意识的人。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若把这种区别变成革新现实社会治理模式的动力，不容置疑的起点则是在理论上把握职位、岗位及其责任和义务的双重直接关系。
三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
职业活动规定着人的行为。一个人从事的职业和开展的职业活动，决定了他会有某种定型化的、重复的和连续的行为。他的行为总和构成了他的职业活动的基本内容，进而证明着他的职业角色。从表面上看，人的行为与职业的关系是被决定或被规定的关系，即职业决定和规定着人的行为。但是，这种决定与被决定、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仅仅具有行为形式方面的特征。从实质上看，它是反向决定和反向规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决定职业。特别是在充分自由地选择职业的情况下，人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就是人的行为选择的结果。考察人的职业角色可以发现，有的人选择了某一职业后能够迅速地进入角色，而有的人虽然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相当长时间，却始终游离于这个职业角色之外，并不是合格的从业者。这种与职业角色的“和合”与否体现在人的行为中。所以，正是人的行为决定了他是否是合格的从业者。对此，笔者认为是“行为决定职业”。
在职业活动中，人的行为形式可以同一，但人的行为实质却会各异。对于那些行为规范和评价标准无法量化的职业活动来说，在同样的职业行为之间会存在着天壤之别。这种情况在社会治理的职业活动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因此，当人们选择了社会治理这种职业的时候，还只是获得了形式上的职业规定，实质上的职业规定则涵育于他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行为表现。就是说，社会治理者的职业角色主要由他自己的职业行为所决定。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正是通过人自己的行为选择了自己的存在形式和存在内容。人愿意做什么样的人，不只是由自己的愿望决定。只有当自己的愿望转化为行为，他才能成为自己愿望中的人。相对于做人来说，既然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那么人就更能够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能否成为某个职业的合格从业者。
自从有了职业活动，人的职业角色就开始由人的职业行为来决定。然而，在近代以来的整个工业社会中，职业活动的形式方面总是受到制度性的强化，使人的行为更多地表现出被决定的特征。同样，在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由于治理者自主性的丧失，也使治理者的行为主要显示出受决定的一面。这种现象并不能否证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意义。相反，它证明了人的行为的受动性、被决定性和被规定性是由于历史造成的，是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限制了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性作用。随着工业社会的结束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人的职业活动在形式方面的规定开始弱化，在实质方面的规定受到强化。人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日益显示出决定性的作用。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公共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突出地反映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的主体—公共管理者的行为选择的意义。
公共管理职业的一切实质性的内容，都是由公共管理者的行为直接决定的。如果说选择公共管理职业的行为决定了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形式的话，那么当一个人成为公共管理者的时候，怎样扮演自己的职业角色，怎样证明自己是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则取决于他的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的某一行为或许多行为，都不能决定其职业角色。决定其职业角色的，只能是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的、稳定和持续的公共管理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是公共管理的服务本质得以实现的途径。公共管理体系的结构和制度安排无论怎样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都不是服务的现实。只有通过公共管理者的具体行为，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才能够转化为现实。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他的职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的规范，他的岗位服务和任职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权力结构决定。当然，一些特殊岗位和特定职务也会由法律作出规定，但对于公共管理体系而言，却不是基本现象。职业和岗位、职务方面的法律规定与权力规定，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将以综合统一的形式出现。这一点也是公共管理行为区别于以往社会治理行为的基本特征。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行为主要体现着权力意志；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理想的社会治理行为应当主要反映出法律精神。公共管理行为既不是权力意志的作用，也不是法律精神的显现。公共管理者把他在职业和岗位、职务上的权力规定和法律规定统一起来，作为公共管理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的支持力量灌注到自己的行为中去。所以，在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中，权力和法律都是公共管理行为的前提和依据。权力和法律所支持的和试图达到的是实现服务的精神和服务的原则。这样一来，我们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所看到的，就是以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为旨归的、权力和法律的综合统一。它在根本上结束了“权力归结为法律”或“法律受权力统驭”的争论。
尽管公共管理者在其职业行为中用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统一了权力和法律，但权力和法律在他的职业行为中毕竟是一种客观力量。无论行使权力和执行法律或受权力支配和法律制约，这种客观力量都会对他构成压力，使他的行为选择受到约束。公共管理者怎样才能超越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呢？应当说，在一切存在着权力和法律的地方，社会治理者都会遇到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对此，以往的社会治理者往往不得不加以接受。公共管理者采取的则是积极应对的态度。他们把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所拥有的、作为制度力量和体系力量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转化为个人的道德力量。这样一来，公共管理行为便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行为，而是发生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中的道德行为。就是说，当公共管理体系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仅属于制度和体系的时候，还只是相对于公共管理者的“客观精神”，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必须秉承和尊奉。一旦这种服务精神转化为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标准，公共管理者也就获得了自由和自主。这时，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不再是受着某种外部力量驱使的行为，而是由他自己的意愿主使的行为。在人的一切行为中，只有道德行为是最自由、最自主的行为，职业行为亦然。
在人类发展史上，并不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会出现自由自主的行为，职业行为尤其如此。在以往世代的职业活动中，基本上不存在什么自由自主的行为。在社会生活领域，虽然人们有着强烈的追求自由自主行为的愿望和热情，能够真正实现的并不多见。所以，“圣人”才会受到神化，“驭风而行”的自由境界才会那样令人神往。总的说来，人类社会的进步更多地表现在人的自由自主的行为上面。在社会生活领域，宗教活动和审美追求，有时甚至能够使自由自主的行为变成现实。在工业社会充分发展的时代，在私人领域甚至管理活动中，都有对自由自主行为的追求。到了工业社会的后期阶段，这种追求已经形成了文化氛围，但还不是公共领域特别是社会治理活动可以追求的目标。所以，管理型社会治理者的行为完全是权力和法律驱使下的行为，既不自由，也不自主。然而，公共管理改变了这种状况。由于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能够转化为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标准，因而公共管理活动能够超越权力和法律，公共管理者能够获得自由和自主。
综上所述，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活动是行政管理职业化的延续，并且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活动。它既不同于农业社会那种完全依赖于权力作用的社会治理，也不同于近代社会那种权力与法律共同作用下的社会治理，而是用道德来统摄权力和法律、再运用权力和法律来实现它的伦理本质的社会治理。对于公共管理这种职业活动，我们需要从伦理的角度深刻认识和自觉建构。正如启蒙思想家对“法的精神”的呼唤为整个近代社会提供了制度设计的基石，我们对“伦理精神”的思考将发现通向未来社会的阳光大道。
论文摘要：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有了伦理学这门学科，但是，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建立对于伦理学发展史有着转折的意义，他把伦理学转化为一门从事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科学，即致力于道德的制度和道德的治理模式的设计和安排。公共管理伦理学既是揭示人类走向伦理社会必然性的科学，也是关于公共管理者职业伦理规定的理论。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一般伦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同时，又是伦理学发展的一种新的形态。
一、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
我们正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性变革时代，在社会治理的领域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行政改革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地展开。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也被称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事实上，作为这场行政改革运动的实践走向和理论探索的结果则把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到了我们的面前。在我国，学术界把这种社会治理模式称作为公共管理。在人类社会的总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发现，公共管理并不是来自于行政改革运动的主观创造，反而恰恰是人类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这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提出了建立这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要求。
伦理学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学科。但是，人类社会并不因为有了伦理学就会成为伦理化的社会，正如在很早的历史阶段就出现了法律，而法律化了的社会即法制社会却是到了近代才成为识别这个社会的特征。在今天，当人类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时刻，我们研究伦理学与以往对伦理学的研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我们的研究是要发现人类社会伦理化的途径，是要探讨进行道德制度设计和安排的可能性。
当人类进人农业文明的时代，在制度上，人类所发明的是一种“权治”的社会治理模式，随着工业文明的出现，人类开始了“法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只是到了后工业社会，人类才可能致力于“德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建设。人类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把伦理学研究推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催生了伦理学的一种新的形态—公共管理伦理学。因而，公共管理伦理学首先是关于后工业社会中社会治理的基础性科学，他通过对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和治理方式特征的把握，通过对后工业社会制度体系设计的构想，提出整个后工业社会的生活原则和理念。当然，在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的意义上，公共管理伦理学又是一门关于后工业社会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学.探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中的服务精神和合作机制。
西方的科学发展史与中国的科学发展史不同。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开辟了这样一个传统，那就是把古希腊早期的以伦理精神为内核的世界观分解开来，建立起分门别类的专门学科。而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探索，一直是在伦理观的框架下进行的。甚至可以断言，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着一门学科，那就是伦理学，一切学问都可以最终归结为伦理道德的学问。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伦理学与政治学分化之后，伦理主要是一种生活伦理，近代社会的伦理尤其具有明显的生活伦理特征。在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伦理与政治的区分，因而，伦理更多地服务于社会治理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伦理就是一种“治理伦理”。公共管理伦理学思考的正是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伦理问题，在形式上，他与中国古代的治理伦理有着相似的特征，但是，在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公共管理伦理学对社会治理一切方面的思考，都从公共管理的需要出发。
从公共管理伦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在人类向21世纪迈进的过程中，公共管理研究成为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领域，探讨公共管理关系和行为并对这些关系和行为加以规范，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紧迫任务。对公共管理关系和行为的规范需要借助于伦理的作用，即通过揭示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实现公共管理制度的伦理化，同时，唤醒公共管理者的伦理精神，使他们怀着道德信念投人到公共管理的活动中来。公共管理的伦理规范是建立在对公共管理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的，公共管理体系在德治的治理结构中同时包容着德治、法治和权治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公共管理活动中，伦理规范与科学管理和依法管理是互为前提的，三者相互渗透，完整地体现在公共管理的制度和行为体系中。
二、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虽然伦理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他是在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过程中被突出出来的时代课题。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前身是行政伦理学，是在行政伦理学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公共管理伦理学又不同于行政伦理学，因为，行政伦理学主要集中在公共行政人员的职业道德方面的研究，而公共管理伦理学既是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学又是伦理学的一种新的形态。一方面，公共管理伦理学在社会治理的普遍意义上思考伦理社会到来的历史必然性，试图发现伦理社会所应拥有的全新的社会伦理结构，探讨社会治理制度伦理化的基础和基本原则，不同于行政伦理学的职业伦理学定位;另一方面，公共管理伦理学又把重心放在公共管理者的职业道德研究上，研究公共管理者职业道德生成的基础和前提，对行政伦理学又有着继承关系。
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服务于公共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同时，也担负着对公共管理这一特殊领域加以理论认识的任务。在微观的层面上，公共管理伦理学通过研究公共管理与一般管理、行政管理的联系与区别，把握公共管理活动中的伦理关系，思考公共管理制度伦理化的可能性;在宏观的层面上，公共管理伦理学揭示从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到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再到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客观历史必然性，把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放在人类社会治理结构发展的总的历史进程中来加以考察，揭示公共管理作为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性质和内容。当然，在当前，最具现实意义的无疑是对公共管理活动道德化的前提和基础加以探讨，尽可能地去寻找公共管理活动道德化的现实保障机制。
把公共管理伦理学与一般伦理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如果说一般伦理学以道德为研究对象，力求认识“道”而内得于己，然后外施于人以“德”，那么，公共管理伦理学则主要是研究公共管理者如何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自觉地接受道德规范，使公共管理活动贯穿着伦理精神等问题。也就是说，学习和研究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为了获得迎接现代公共管理必备的理论素质和道德素养。因为，公共管理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公共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实现。在一切社会职业活动中，公共管理最直接服务于公共利益实现的目的，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素养也是一切职业活动中最具现实意义的因素，无论直接地针对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还是针对于社会生活的示范性影响，都能够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早期的人类社会处于一种自然和谐的状态和从属于美的原则的话，那么随着人类的迁徙和杂居，社会出现了等级化，人们之间的等级化关系所要接受的是权力的直接控制，同时，在权力的边缘地带，要求道德的广泛介人。进人近代社会，工业化造就的社会治理模式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纳人到了科学结构之中.在这种科学结构的基础上，整个社会以法制的形式出现。公共管理的出现，表明人类的社会治理第一次建立在伦理关系的基础上了，公共管理属于一种以道德为轴心的管理模式，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必须接受道德的规范，公共管理的特殊性也要求担负着这种管理活动的社会治理者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素养。所以，在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建设中，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学科性质
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是具有普遍性的关系，公共管理中的伦理精神是一种普遍精神，在整个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中，都贯穿着伦理精神;公共管理的服务定位决定了公共管理的制度、程序和行为体系都必然是伦理精神的实现，是处处体现着伦理价值的新型模式。因此，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是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中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内容之一。易言之，公共管理的服务定位如何确定?公共管理关系的伦理性质如何得以认识?管理制度和程序的设计如何实现道德化?管理主体在结构上如何体现道德原则?管理者的行为如何获得有效的道德规范?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由公共管理伦理学来作出回答。
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一般伦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同时，又是伦理学发展的一种新的形态。在某种意义上，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一门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学，他把整个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生活都纳人到自己的视野中来，从而成为后工业社会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基础性学科。伦理学有着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一门职业伦理学必然要研究其特殊的职业伦理关系，并反映着其职业的特殊伦理需要。但是，任何一门职业伦理学都必然“分有”着一般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同样，每一个时代的伦理学也是这样，不是对人类文明中的伦理学成就的重建，而是继承中的再造。公共管理伦理学在职业道德要求中创造性地弘扬一般伦理学的现念，一方面，他遵循一般伦理学中的一切有益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他敏锐地捕捉时代伦理关系的新内容、积极地发现时代进步中呈现出来的新的道德观念和要求，自觉地加强和巩固公共管理赖以确立的伦理基础。
以往的职业活动都或多或少地与个体意义上的私人生活相分离，做人有做人的道德，从业有从业的道德。虽然伦理学希望把他们统一起来，但是，一旦需要对具体的职业道德作出专门表述的时候，就不得不突出职业道德的特殊性，以至于职业道德成为特殊的道德规范系统，职业伦理学也因而有着具体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公共管理伦理学要求公共管理者把做人与从业统一起来，把个人生活与职业活动统一起来。这样一来，公共管理伦理学作为一门职业伦理学就有着不同于以往职业伦理学的特定内涵。传统的职业伦理学，实际上就是关于职业的伦理学，是对职业的道德规定，至于职业活动之外的因素，是不在其研究对象之中的。公共管理伦理学所关注的恰恰是作为从业者整体的人，而不是抽象掉了他的生活内容的职业活动者。即使公共管理伦理学谈论的是公共管理者个体，也是把他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来看待的，即把他看作为他的职业活动与他的全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统一在一起的整体。在公共管理者整体的意义上，是把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来认识的。即把他们看作为从事公共管理职业的人群，在他们之间由于公共管理这一职业的原因而生成了伦理关系，关于他们行为的规范无非是由这些伦理关系决定的。传统的职业伦理学并不真正地去考察职业群体，他即使看到了同一职业活动中的人群，也是把他们看作由于职业分工的原因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人群，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着客观的伦理关系，并不是考虑的内容，反而只满足于把一些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加予这个人群，由于这些原则和规范并不是从这个人群的伦理关系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往往并不真正适应于其职业的伦理要求。由于存在着这些不同，公共管理伦理学显然是一门全新的职业伦理学。
四、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视角
探讨职业伦理关系和认1，‘职业道德规范一直是伦理学家们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但是，以往的历史主要是分工的历史，或者说，是可以从分工的角度来加以理解的历史。这种分工的历史决定了职业伦理关系基本上是包含在分工之中的，是人们在分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全部职业关系的一个方面。同样，职业道德规范也主要是指那些不同于一般性社会道德规范的专属于规范职业行为的准则，或者说，是一般性社会道德规范的具体化。公共管理是以社会分群作为自己的直接历史前提的，建立在社会分群基础上的职业活动与以往的职业活动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所以，对于这种职业活动中包含着的职业伦理关系以及这些职业活动中的行为准则，需要有着新的观察视角。公共管理伦理学所面对的就是研究这种新型职业伦理关系和职业道德规范的任务，他在继承以往所有伦理学的积极成就的基础上，需要实现研究视角的创新。
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在政府行政管理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公共管理学对传统的行政管理有着继承性，行政管理学的学科建设经验、理论研究成就和管理方法和技术等，都可以在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发展中发挥作用。但是，在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中，可资借鉴的因素并不多。虽然在“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启发下，国外也提出了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愿望。但传统的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排斥着伦理的思维向度，即使客观上存在着能够融人行政管理学科体系中的行政伦理学研究，也一直未能确立起自己应有的学科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些在“行政伦理学”名义下作出的探讨，也仅仅停留在对行政责任的实现方式方面提出道德化建议。这就决定了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必须具有开创性研究的思想准备。
公共管理作为现代职业活动，蕴含于其中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对公共管理行为体系的规范也是多样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却是基本的和主要的方面。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是贯穿于公共管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公共管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而公共管理活动的道德规范则主要是关于公共管理者个人的行为规范。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法律规范和公共政策规范。因为，后者是关于公共管理主体的整体规范，虽然在现实的管理实践中，要通过公共管理者的个人来实施法律规范和公共政策规范，但个人在这些规范面前，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而存在的。
公共管理中的道德规范是伦理关系的体现。反过来，伦理关系是通过道德规范来加以维持和不断校正的。也就是说，伦理关系中的那些有利于公共管理活动顺利开展的积极方面能够通过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觉识而转化为道德规范，从而作为一种行为准则而存在。所以，公共管理中的道德规范在公共管理这一特定的职业活动领域之内，是对这种特殊的具体的伦理关系认识的结果。当然，公共管理活动也是社会活动的一种类型，他也会从社会的一般道德规范中汲取那些对该领域有价值的行为准则。即便如此，那些移植进来的道德规范也与公共管理伦理关系之间有着极大的亲和性，是适应和反映了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要求的。
这样一来，在公共管理的领域中，就有着一个伦理关系如何向道德规范转化的问题。社会运行的客观性证明:只要一个合乎历史发展必然性的领域生成了，那么这个领域就会有着强大的“自然”成长的力量，推动着他走向成熟。因而，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向道德规范的转化，是有着客观必然性的，科学的功能就在于努力把社会发展中的自然进程转化为自觉的过程。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希望通过自觉地认识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以及伦理关系向道德规范转化的机制，推动公共管理道德规范体系的健全。
五、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学科追求
公共管理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并不准备为公共管理活动确立具体的道德规范。因为，任何道德规范的确立都是实践中的具体过程。公共管理所要探讨的是道德规范生成的机制，即从伦理关系向道德规范转化的机制。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目的在于揭示公共管理这一职业活动中的人伦之理。当然，科学是有着教育功能的，但科学的教育功能并不是科学自身所追求的目标，科学所追求的是真理和达到真理的过程，科学的教育功能是在科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并被传播的时候才出现的一种效应。所以，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并不是出于公共管理职业道德教育的目的。不过，一俊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取得进展，是可以满足这一职业道德教育需要的。
公共管理伦理学并不肩负公共管理方法的创新和技术的发明，而是努力追寻公共管理者所应拥有的那些伦理精神和原则。他与行政管理学用科学化、技术化的外衣包裹起来的能力本位主义精神有着根本不同，他并不执着于提高公共管理者的社会治理技能，而是把塑造公共管理者的伦理精神放在第一位，这不仅有益于公共管理者的职业群体整合，而且也有益于整个公共管理体系的社会整合。但是，公共管理的时代特征决定了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也必须站在时代的前沿。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必然会给人的社会关系带来重大变化，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也必然会有着新的内容和新的特征，而伦理关系中任何新质内容的增加，都会在人的行为中反映出来，从而要求相应的道德规范与之相伴。所以，公共管理中伦理关系的时代性决定了公共管理伦理学需要通过科学创新的方法去提出新的观点和建构新的理论体系。
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是为公共管理服务的，他是通过对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研究，探讨这一职业活动的道德规范生成机制，虽然他并不准备提出道德规范，但科学的研究结果可以使公共管理者获得公共管理伦理知识的武装。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将从公共管理学的科学知识体系中认识自我，认识公共管理的职能，认识他同公共管理对象之间的关系，他是在知识体系的逻辑中领悟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与对他实施的职业道德强化教育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的。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公共管理伦理关系时，把设计合乎这种关系客观需要的公共管理伦理制度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
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对于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来说，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因为公共管理的服务性质决定了公共管理伦理学与以往的那些从属于统治和管理秩序的学问不同，公共管理伦理学的首要任务是阐述公共管理的服务精神和活动原则，是在服务宗旨下探讨其实现的制度保障手段的可行性等等问题。服务精神是公共管理的精髓，而对这一精髓的解读恰恰是由公共管理伦理学来承担的。其实，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基本任务就在于揭示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服务精神，思考这种服务精神转化为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发现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活动中贯彻和落实这种服务精神的实现途径。也就是说，对于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担负着为整个学科体系确立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的任务。公共管理伦理学并不着意于对传统管理学科的批判，然而，当他准确地把握了公共管理的特征，深人地探讨了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就可以实现对人类以往的知识体系的扬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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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麦克斯怀特.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美]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关键词：公共管理要素市场化
关于公共管理要素说
公共管理的要素，它与公共管理的资源是有一定区别的。从一般意义上讲，“要素是构成事物的必要因素”，它既非物质的亦非心灵的，是社会中唯一的存在，是一种“中立”的东西。所谓公共管理要素，就是构成公共管理的必要因素，离开公共管理要素，公共管理工作就无从开展。公共管理要素包括公共管理权力、公共管理资源、公共管理素质和公共管理环境。
公共管理权力
公共管理权力，是指公共管理主体在某一个领域或某一方面所拥有的行使组织、计划、指挥、监督、调控等职能的权力或权限。公共管理权限的行使标志着某一公共管理主体有了公共管理权力的要素，这种权力需要社会的授予或承认，不是所有的人或者所有的组织想有就能拥有的。我们这里所讲的公共管理权力主要是通过社会授予的管理权力，因为，它是很重要的公共管理主体争夺的稀缺资源。在传统的体制下，公共管理权力作为最重要的公共管理要素几乎都是由政府垄断的，其他公共组织一般都不具有公共管理权力。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作为公共管理第一要素的公共管理权力也向政府以外的其他公共管理组织分散。
公共管理权力是公共管理的第一要素，对公共管理组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公共管理活动中的无形资产，这种公共管理权力有时候是所有的人或所有的组织随便可以拥有的（例如，上面我们讲到的不求回报的治理公共厕所和不求回报的打扫公共卫生）。但是，拥有控制授予权的公共管理要素和需要得到回报的公共管理要素却不是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组织想要拥有就可以拥有的。一般地讲，拥有一定的控制授予权的公共管理权力属于政府，例如国家机器、国际间的公共事务、国家的发展计划、对国家整体上的管理等都需要纳税人支付成本的公共管理权力等；而拥有一定的管理回报的公共管理权力，是由包括政府在内的相对特殊的公共管理组织所拥有，例如公共水域的治理权力、提供社会劳动保障的权力等。
公共管理资源
公共管理资源是公共管理的有形要素，它是公共管理主体进行公共管理活动的最基础的条件和最基本的要素。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管理权力要素与公共管理资源要素在侧重点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的情况。
一是对于政府公共管理主体来说，应当特别注重于公共管理权力这一特殊要素，许多重大问题都是通过权力来配置公共资源或者通过权力来约束其他公共管理组织、私人组织、市场的行为的。
二是对于完全生产有形公共产品的公共管理主体来说，当他们拥有了生产这种有形公共产品的权力以后，他们在公共管理要素方面所花的所有精力就是获取公共管理所需要的公共管理资源。公共管理资源是这类公共管理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最根本性的要素，也是这种公共管理组织生存的命脉。
三是对于介于政府与完全生产有形公共产品中间的公共产品主体来说，拥有公共管理权力与公共管理资源两种要素是一样重要的。在现实社会中，这样的公共管理组织无论在生产公共产品过程中还是在组织生存发展方面都没有上述两种公共管理组织自主和主动。
公共管理素质
公共管理的素质也是公共管理重要要素之一。在一个公共管理组织内部，一方面构成公共管理主体的每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这个公共管理组织综合素质好坏的基石；另一方面，即使公共组织内部的所有的成员综合素质非常好，但不一定要这个公共管理组织的综合素质就非常好。这是因为，作为单项的公共管理主体的每个人的要素，必须通过科学的、合理的配置，才能使整个组织的综合素质达到最好。
公共管理环境
除了上述内容之外，公共管理要素还包括公共管理环境。创造良好的公共管理环境对于公共管理组织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公共管理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内部环境是可控性公共管理环境，外部环境是不可控环境。与其他企业组织一样，现代公共管理组织重视公共管理环境是公共管理的重要要素内容。
我国公共要素的政府垄断现象与特征
我国公共管理要素的配置特征
建国以来，我国公共管理要素的配置基本特征是，政府拥有所有的公共管理要素。表现为政府垄断了公共管理的所有权力，即一切由政府说了算；政府垄断了所有的公共管理资源，一切物质资料的占有权、分配权、处置权都是政府的，政府对社会的一切公共产品的提供都是大包大揽的供给式；政府拥有完全意义上的公共管理要素的配置权，包括社会的一切劳动及其劳动人员都是政府所有、政府支配的；由此而产生的公共管理的环境也是政府全面考虑的。因此，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样，公共管理要素的配置特征是高度集中、高度计划的，有是政府统一所有、统一支配的。
我国公共管理要素配置的弊端
首先是公共管理的应变能力差。公共产品的要素越是集中在政府手中，由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渠道过于单一，公共产品的提供数量就越少，供不应求的现象就越严重，一些政府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特殊福利越高。
其次，淡化了政府的管理职能。由于控制公共管理要素实际上是控制了公共管理的有形产品，在现实社会中是比较实惠的。所以说，冲淡了政府集中精力为社会提供无形产品（如国防、外交等）的根本职能。政府应该管的事管不好，不该管的事管得过多，形成了政府的低效率，从而造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低效率。
再次，提供了政府腐败温床。当公共管理走向社会化时，政府可以充分利用所掌握的要素创造控制收益权力，社会其他公共部门为了获得相应的公共管理要素，利用经济的手段与政府作交易，一些政府部门和少数政府工作人员借助于手中的权利收受贿赂。因此，客观上为政府腐败提供了可能。
另外，难以与国际接轨。在加入WTO之后，我国公共管理的转型问题已经非常严峻，在许多方面不能与世界各国接轨，造成了公共管理的被动局面。
公共管理要素的市场化途径
具体的说，公共资源的市场化途径具体包括：
公务员的市场化
公共管理资源首先是人力资源，从现实出发，我国公共管理人力资源的市场化主要是公务员队伍的市场化。因为，政府以外的其他公共管理主体实际上就是从市场化开始的。因此，研究公共管理人力资源的市场化实际上就是公务员队伍的市场化。
公务员队伍市场化是现代公共管理的必然趋势。一方面通过公务员队伍市场化压缩已经膨胀了的政府机构，减少政府工作人员；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公务员队伍市场化，引入竞争机制，形成一个能者上、庸者下，能进能出的公务员管理制度。只有通过公务员队伍市场化，才能真正提高公务员的综合素质，政府才能在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体制下强化自己的功能。
公务员市场化的另一含义是，可以使不同的公共管理主体有机会站在平等、公平的基础上争夺人力资源。在公共管理市场化发展时，政府对公务员的垄断对于其他公共组织来说，似乎不大公正。因此，当公务员市场化以后，政府的公务员队伍有可能在不同的公共管理组织之间流动，每个公务员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趋向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从而推动其他方面的公共管理的发展。对于其他公共管理组织在人力资源的竞争上也是一个公平化的途径。
公共管理资金的市场化
公共管理资金的市场化问题不仅是制度建设问题，而且是公共管理主体之间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的问题。公共管理资金市场化，对社会来说可以起到下列方面的作用：
第一，强制性地压缩政府机构和政府工作人员。公共管理资金市场化，对于无所事事的政府公共管理机构来说，实际上是一种“釜斧底抽薪”，断了养活他们的财源，他们就会主动走向市场通过竞争来养活自己。同时，也可以通过市场检验公共产品的有用性，对于市场来说需要的公共产品即使政府不提供资金，也可以通过合理的交换取得生产这种公共产品的组织所需要的成本和合理的利润。
第二，建立、培育筹资者队伍。推行公共管理资金的市场化，使得包括政府在内的公共组织失去了“天然”的资金来源，而一旦社会有公共管理与公共产品生产服务的要求时，就会因社会的需要而出现一批专业化的筹资者队伍，从另一角度上培育了要素市场，对整个公共管理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促进。
第三，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公共管理资金市场化，就会使政府的强制性公共管理彻底废除，民众在公共管理方面的自主性增强。只有把公共管理的资金推向市场，才能有公民自主、自愿的公共管理，也才能使不同的公共管理主体与其他社会公众有进一步的民主。
第四，进一步丰富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当把公共管理所需要的资金推向市场后，对于不同的公共管理主体来说，必须考虑资金使用成本问题了，在降低或控制资金使用成本的前提下，才能有相应的微利收入来进一步发展公共组织。
其他资源的市场化
公共管理资源的市场化是一个体系，除了上述主要方面外，还有公共管理物质资源的市场化，公共管理的科学技术资源的市场化，以及公共管理要素资源的市场化，公共管理信息资源的市场化，等等。
总之，人们应当按照市场经济体制与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来设计公共管理要素市场化。正确、合理、高效的公共管理要素市场化体系，是建立现代公共管理制度的基石，从一定意义上讲，制度建设是发展公共管理事业的根本问题。只有通过公共管理要素的市场化，才能降低公共管理活动中的交易成本。
参考文献：
1.张梦中.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历史渊源与重要价值取向.麦克斯韦尔学院副院长梅尔戈特博士访谈录[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1(11)
关于西方学者对公共管理的看法上的分歧暂且不谈，仅就中国学界的研究来说，我国早期历史文献中的“行政”是指管理国家政务。当20世纪80年代行政学在中国恢复时，学者们提出：行政管理是伴随着国家而出现的，有政府才有行政管理。行政是行使国家权力的管理活动，凡不属于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便不属于行政。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把行政确定为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不仅更符合汉语中行政概念的本意，而且也符合我国宪法对行政概念的界定。长期以来，我国学界主流观点是把“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简称行政，是政府依法对国家事务、自身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这一含义表明：行政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其他社会组织”，“公共行政学又叫行政学、政府管理学”。（注：曾明德，罗德刚：《公共行政学》，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2）
80年代前后的西方行政改革，使得公共管理主体的“划分很难有明确的界限，因为我们对公共服务概念的理解大大地扩展了。公共服务不仅包括政府的三个分支（即立法、司法、行政）部门，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三个层次，而且包括非营利部门。所以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成为所有追求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人员。”（注：张梦中：“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历史渊源与重要的价值取向—麦克斯韦尔学院副院长梅戈特博士访谈录”，《中国行政管理》，2000，(11):44.）人们今天所讲的公共管理，与名义上称之的“行政管理”，而实际上的“政府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有政府，而且还包括社会中那些追求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非政府公共组织。政府管理与公共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模式。公共管理是包括政府管理在内的全社会开放式管理体系。政府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主角，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还需若干配角。
20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不少发达国家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与之相伴随的“新公共管理”，其实践背景正是各国的行政改革及其政府的再造运动。
正因为如此，台湾学者詹中原教授在他主编的书中，加进十分醒目的副标题，即《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的理论与实务》。詹教授在书中写道：“了解新公共管理的发展历程及内涵，我们可以发现，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学科发展的一部分。”“无论就理论及实务而言，‘公共管理’均是原本公共行政的典范内涵。”（注：詹中原：《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的理论与实务》，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1991.1.）作为特定历史范畴，无论是从内容还是究其实质，把“新公共管理”的研究看成是公共行政学的分支内容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能把“新公共管理”与我们所讨论“公共管理”混为一谈。
二、公共管理学是一门新学科
既然传统行政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政府管理为基本内容的，那末从前面的分析可知，以公共管理为基本内容的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已势在必行。
正如建立企业管理（学），以此去研究企业管理活动中的一般规律一样，不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的公共组织作为管理主体，人们都可以从他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实践中，找出关于研究公共事务管理的一般性规律，这些规律构成了公共管理学的基本内容。诚然，它也会包括政府管理学的内容。企业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有它们共同的规律，这些规律构成了作为研究所有管理活动规律的一部分，但它们也有由于各自研究领域的不同而获得的特殊规律。探求公共事务管理活动中的一般性规律，实际上在传统的行政学中早已开始。不过人们误以为政府管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是它的全部内容，而这些理论与方法基本上是以“政府为中心”所总结得到的。
作为独立的新学科，公共管理学的理论研究框架是什么？它与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框架有何异同？构成它的基础概念又是什么？等等。在编写《公共管理学》教材时，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回答，否则《公共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会无实质性区别。
公共管理包含着两方面要素：管理性与公共性。从管理性分析，法约尔等早就指出，为实现管理中高效，需要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手段，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样，“管理是通过计划、组织、控制、激励、和领导等环节来协调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以期更好地达到组织目标的过程。”毫无疑问，公共管理中需要研究计划、组织、控制等问题，但人们已从大量的《管理学》著作中对此非常熟悉。从公共性分析，对社会公共事务实施管理的主体（政府与非政府公共组织），他们拥有着公共权力，承担着与企业目标不同的公共责任。这些目标是有效公平地向民众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为了实现目标，公共组织需要不断制订与实施，旨在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广义）。为了保证达到这些目的，需要强化公共监督，倡导高尚的公共道德。因此，对公共管理可从两方面定义：
从区别企业管理与各种形式的私域管理出发，公共管理可以定义为：“公共管理是政府与非政府公共组织所进行的、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追求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调控活动。”定义的前半部是区别企业管理，定义的后半部是区别非企业化的私域中一切形式的管理。
从公共管理所包括的基本内容出发，公共管理可以定义为：“公共管理是政府与非政府公共组织，在运用所拥有的公共权力，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在维护、增进与分配公共利益，以及向民众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服务）所进行的管理活动。”
同样，公共管理学可以定义为：“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研究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活动规律的科学。具体地讲，它要以那些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组织，在维护、增进与分配公共利益，以及向民众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服务）所进行的管理活动为基本研究对象，它是一门实践性、综合性与操作性很强的新学科。”所以，公共管理要研究如下基本内容：
公共管理的基础理论，公共管理系统 公共利益 公共权力 公共责任 公共问题 公共决策 公共产品（服务） 公共资源管理 公共项目管理 公共监督 公共道德 法与公共秩序 战略管理 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能（计划、组织、控制、协调、激励等）公共管理的改革与发展
三、研究公共管理的意义
在我国，从名义上称之的“行政管理”，而实际上的政府管理（包括政府对自身与社会两个方面的管理）走向公共管理，这确实是理念上的一场变革。从这个变化中，人们容易注重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管理主体从仅由政府发展到包括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在内的多元化主体；二是政府把一部分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力，下放给社会非政府组织，甚至部分公共产品允许私人企业生产。这些结论基本上属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
我们认为，推行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开展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更大的意义是推进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我们不能从“政府中心论”出发看待这场变革，而要从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互动角度进行探索。具体地讲，现代公共管理要以一种开放的思维模式，动员全社会一切可以调动与利用的力量，建立一套以政府管理为核心的多元化的管理主体体系。政府不仅要下放权力，更多地是要认真考虑还权于社会，还权于公民。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政府权力太大，剥夺了大量应属于社会的权力，造成了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大大萎缩，使得在如何发挥政府功能与社会功能方面形成巨大反差。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对应目标，应该是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公共管理的社会化与政治发展的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取向，人们对此已有了共识。而行政体制改革基本上还停留在政府机构的改革上，更多地是从政府自身需求安排的，没有形成政府与社会较好的互动关系。这样，政府职能定位很难跳出自身设定的圈子。不实行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就不会彻底。转贴于
社会的共同事务应由社会自身来做。由政府独家包揽一切对社会事务实施管理，并在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由此所带来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否认政府管理的重要性及在公共管理的核心地位是错误的，用政府管理代替公共管理也是行不通的。
四、公共管理研究中几个技术性问题
既然公共行政研究的实质是政府管理，它与我们所讨论的公共管理是有区别的。而我国研究生专业目录中，把一级学科定为公共管理，二级学科中包括了行政管理，MPA项目又把人们以往经常译为“行政管理”的一词改为“公共管理”，那末为了防止混乱，又能与国际接轨，我们有如下建议：
1.把研究生专业目录中的二级学科“行政管理”改为“政府管理”，英文是否可译为"Administration of Government"或"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
2.把研究生专业目录中的一级学科“公共管理”译为"Public Administration"，与MPA的译法相同。
3.在中文译为英文的过程中，凡涉及到“行政管理”一词时，是否可译为"Administration of Government"或"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而涉及到“公共管理”一词时，均译为"Public Administration"。
[关键词] 公共性；公共管理；研究；基础与核心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01. 132
[中图分类号] D035；D6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7）01- 0225- 02
0 引 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在生活水平得到广泛的提升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完善的保障个人利益的意识。公共管理工作的开展与群众的利益的保障息息相关，开展公共性下的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与核心的探究，可以为政府开展公共管理工作提供更加明确的方向，进而为我国的公共社会的良好发展奠定稳定的基础和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1 公共性下的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探究
开展公共性下的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探究，主要可以将公共性下的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分为以下方面。
1.1 公共管理工具性探究
公共性下的公共管理工作的开展，是政府在开展有关于公众的活动中所应用的重要管理工具之一。公共管理的工具性主要是指，政府在开展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各方面的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开展公共管理工作充分的了解公众的意愿、期望和需求，进而有针对性的为公众创造更加长远的利益。因此开展公共管理的工具性探究，对于公共管理工作开展的方向性确立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1.2 公共管理的精神性探究
公共管理工作开展的精神性的具备，也是确保政府的公共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开展公共管理的精神性探究，主要可以将公共管理的精神性分为：人民意愿下的民主精神；平等的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的公正精神以及政府公共管理工作开展的为人民服务的服务精神。公共管理的精神性，应当成为政府开展公共管理工作过程中的核心思想，政府本着民主精神、公正精神以及服务精神开展公共管理工作，可以为人民的生活带来更加良好的保障。
1.3 公共管理的广泛性探究
公共管理工作的开展的广泛性的保障，也是实现公共管理工作的时效性的发挥的重要因素。公共管理工作的开展所响应的呼声应当具有广泛性，同时参与公共管理工作的人群也应当具有广泛性。公共管理工作的广泛性的保障，是实现其平等性的体现的根本前提。
开展公共性下的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探究，可以将公共性下的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分为：公共管理工具性、公共管理的精神性以及公共管理的广泛性三点。通过探究可知公共性管理工作的开展与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明确公共性下的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有方向的开展公共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2 公共性下的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探究
在明确了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后，开展公共性下的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探究，主要可以将研究内容分为以下方面。
2.1 公共管理工作的自然与社会核心
曾经明确提出，人类在开展生产生活各项生产活动的过程中，都存在着自然性和社会性两种特质，而公共管理工作的开展正是面向群众的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因此公共管理也应当具有自然核心和社会核心。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的主要开展方式也正在不断的发生着演变，在这一情况下，政府在开展自然管理工作的过程中，也需要相应的调整。
2.2 公共管理工作的社会关系核心
社会和政府的关系的平衡和调节问题，始终是政府开展公共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在未开展改革开放时，我国公共管理工作的社会关系核心主要为“政府与社会一体制核心”。随着我国的不断改革，当下我国公共管理工作的社会关系核心逐渐呈现出多元化，实现了社会与政府的关系的动态平衡，从多元化的角度确定公共管理工作的社会关系核心，以便于社会公共管理工作更好的开展。
2.3 公共管理工作的客观性核心
公共管理工作的开展，同时包含着“公”与“私”两个方面，因此在开展公共管理工作的过程中，也应当以客观的角度去处理“公”与“私”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公共管理工作的“公”主要指的是政府的权利实行区域。而公共管理工作的“私”则主要指的是狭义上的“社会区域”。在开展公共管理工作的进程中，以其客观性作为核心，适当的调节“公”与“私”的界限，可以有效的促使公共管理工作的开展真正的吻合社会所具有的客观环境。
开展公共性下的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探究，要可以将公共性下的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分为：公共管理工作的自然与社会核心、公共管理工作的社会关系核心以及公共管理工作的客观性核心。通过研究可知，公共管理工作的开展核心的确立，必须在本着客观性的基础上，充分的考虑社会和政府权利的平衡关系，才能够真正发挥公共管理工作的开展的应用力度，实现社会的和平稳定发展。
3 结 语
开展公共性：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与核心探究，首先应当明确公共性下的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在明确公共性下的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公共性下的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探究。开展公共性下的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与核心的探究，可以有效的提升公共管理力度，为政府开展公共管理工作提供更加明确的方向，促使我国获得更加平衡和稳定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进而促使我国社会平衡、高速的发展，为公众的生活带来更高的、更理想保障。
主要参考文献
[1]刘雪华. 论公共管理的公共性―― 一种公共权力的视角[D].长春：吉林大学，2004.
（一）公共管理中环境的因素加剧了公共管理伦理缺失
公共管理的环境因素包括组织的内部环境，如对政策、财产、人员、物品等资源的调配权力。同时环境因素还包括组织的外部环境，如社会、经济和文化。一般而言，以功利化为目的的组织受到环境因素影响较多，以非功利化为目的的组织受到环境因素影响较小。公共管理组织属于非功利化组织。但是随着功利化不断向公共管理组织渗透，公共管理理论也在逐渐缺失。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许多政府监督管理和市场都难以介入的领域。而这些领域大多为公共领域。这也使得公共领域成为腐败蔓延的场所。
（二）公共管理伦理及其建设滞后
我国公共管理伦理文化和相关的建设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虽然城市化进程推进、社会对公共服务要求迅速提升，社会对公共管理伦理建设的投入相对不足。公共管理产品的提供者只有政府使得提供渠道过于单一。而公共组织对待公共管理伦理也是以传承为主，忽略了发展。由此导致公共管理伦理缺失。
二、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对策
从目前来看，公共管理伦理缺失有一致性，更有其特殊性。治理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首要任务是监管拥有和使用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对其进行公共管理伦理的引导和教育。具体措施有以下三点：
（一）理清公共管理伦理的作用领域并出台相关政策
随着我国公共管理领域迅速扩大，相关单位应理清公共管理伦理作用领域，对公共管理组织和公共管理者的伦理要求明确区分。依照不同公共管理组织对社会的影响情况，出台不同的伦理考核标准和规范，提高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水平，重视公共管理伦理教育。对于公共管理者及其组织者在对待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时采取了不恰当态度这一问题，要以提高文化建设和公共管理者和组织者个人道德两方面相结合的角度下功夫，同时加强监督管理。要加强公共管理者和组织者的道德责任感和廉洁自律意识。在公共管理伦理教育阶段，要坚持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的思想，将崇尚善良和公正结合起来，将公共管理者和组织者塑造成公平正义的实践者。
（二）强化公共管理伦理环境因素监管
建立健全公共管理伦理环境因素质量监管框架，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中具有经济利益的公共管理者和组织者进行监管，建立与其职能匹配的评价机制可以有效强化公共管理伦理环境因素监管。由于社会转型期带来不同外在因素对公共管理伦理的冲击，建立与其职能匹配的评价机制可以体现出科学、民主的公共意识，能够使全体公共管理者和组织者体现出依法办事的素质，使廉洁、法治、责任、诚信深入人心，提升组织的非经济特性，减少统治性管理，提高服务型管理。
（三）树立道德模范，提速公共管理建设
由于公共管理者和组织者不提倡功利化目标，因此可以适当根据公共管理者和组织者的服务特点，通过树立道德模范、提速公共管理建设来扩大公共管理伦理的影响。同时，把完善目前存在的公共活动和建立新的公共活动结合起来。
三、结语
一、“开会睡觉”现象剖析
与会听众之所以在会议期间睡觉，是因为会议内容、过程、预期后果等会议绩效维度与他们的利益得失相关性不大。如果会议前期没有就会议主题征求听众的意见，就可能造成会议内容与听众相关性不大；会议过程如果缺少即时沟通，听众就感受不到会议程序绩效和自己高度相关；从会议预期效果来看，听众认真参与会议也不一定得到值得投入的回报，很难感受到明显的正向利益相关。如此一来，听众很可能就是为了单纯的会议形式绩效而存在，并采取最本能的一种消极方式——睡觉以规避强势管理下不参会可能遭遇的惩罚。会议主导者之所以不会在会议期间睡觉，是因为他们的会议绩效相关度和利益相关度高度对称。对会议主导者来说，会议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权威和尊严，关系到中心议题的安排和实施是否到位，进而影响他们的政绩和升迁。因此，他们对会议绩效的敏感性是建立在权威、尊严、政绩和升迁等敏感利益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与会者会议绩效相关度和利益相关度的对称性程度决定着他们的会议绩效敏感度。“开会睡觉”现象揭示了组织活动相关者的绩效相关度与利益相关度配置不对称可能会导致组织整体处于惰性运行状态，进而导致组织绩效不良。这类问题可称为“开会睡觉”问题。在各种组织活动中，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类似“开会睡觉”问题。公共管理领域，由于机制的广泛存在，该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开会睡觉问题”在公共管理领域的成因及解决思路。
二、公共管理领域“开会睡觉”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公共管理参与主体相关性不足
由于公共管理领域以机制为主，参与主体的相关性存在天然不足。在强势理念下，者往往受个体利益驱动，强化自身权力，淡化甚至忽视其他主体参与公共管理的权力和责任，造成相关主体的绩效相关度和利益相关度严重不对称，利益主体、责任主体以及权力实施主体相分离，致使绩效责任链条中断，“开会睡觉”问题屡见不鲜。具体来说，公共管理参与主体相关性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绩效相关性大，但利益相关度低，绩效驱动力不足。例如，现行机制下，制度安排的关键相关者在实践中可能对公共管理活动的绩效状况并不敏感。二是利益相关性大，但绩效相关性低。也就是说，在公共管理活动实践中，关键的利益相关者有可能被排斥在外。近年来，的增加与“替群众下决心”的强势理念不无关联，而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街头政治”现象更是“开会睡觉”问题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真实体现。三是绩效相关性和利益相关性都不高。正如开会一样，有些参与主体仅仅起“凑人头”的作用，实为形式主义下的“形式主体”，绩效敏感性更低。
（二）公共管理相关主体“绩效共同体”意识较为薄弱
当前，公共管理领域仍以控制导向的管理理念为主。控制导向的管理理念会排斥一些敏感相关者的参与，破坏天然的绩效生态，导致公共管理碎片化。这种排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管理活动相关主体各自独立。例如，在食品监管领域，不少人认为多头管理是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所在。其实，只要没有建立起食品监管相关主体间的绩效协同机制和利益关联机制，这些本源上工作绩效高度相关的机构即便合并到一个部门，工作中还是会各管一摊。二是一些敏感主体只能参与公共管理部分环节，不利于绩效信息的传递，也难以形成“绩效共同体”意识。总体上看，当前公共管理领域尚处于传统的行政管理时期，与控制有余，合作与共创不足，各参与主体的绩效相关度和利益相关度还高度不一，共创、共享、共同发展的“绩效共同体”意识有待进一步培育。
（三）相关主体协同参与公共管理的保障机制乏力
当前，不少政府部门内部都存在着领导者权力配置过高而绩效责任过低以及员工绩效责任过高但权力过低的现象。这种不对称必然导致员工的不满，进而可能产生隐性报复心理，任凭领导们“喊破嗓子”，我就是不“做出样子”，正如开会睡觉一样，处于“神游”的工作状态。在政府外部，公众特别是利益相关公众被排斥在公共管理活动之外的现象更是不胜枚举。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仅仅靠作风整顿是不够的，必须从绩效相关度和利益相关度的对称性入手，建立起基于绩效导向的激励约束机制，逐步完善公共管理绩效法规，为各主体的协同参与提供制度基础和法律保障。
三、解决公共管理领域“开会睡觉”问题的基本思路
（一）增强公共管理参与主体的相关性
1.树立开放合作的公共管理理念。现阶段，社会公众素质普遍提高，政治氛围较为开放，社会各阶层间信息传播渠道较为畅通，所谓精英阶层的神秘性正逐渐淡化或消失，只有开放式的社会治理体系才能强化公共管理参与主体的绩效敏感性。作为公共管理活动的主导者，政府应当树立开放合作的公共管理理念，尽量吸纳相关主体特别是敏感主体直接参与各项公共管理活动。
2.强化政府内部管理主体的绩效敏感性程度。现行制度设计下，政府内部主体在公共管理活动中的绩效相关度较高，应从正向利益和负向利益两个方面强化其利益相关度，细化各主体在绩效生成机制中的责任，建立基于绩效生成导向的利益分配机制，强化绩效相关度和利益相关度的对称性，使得他们拥有高度参与权的同时，也具备高度的绩效责任感。
3.强化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的直接参与。社会公众特别是公共管理活动的目标群体，在具备较高利益相关度的同时，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管理活动也往往具有政府系统所难以具备的绩效敏感性。应强化他们对公共管理活动的直接参与，必要时，可以让决策点（问题产生处）的敏感利益相关者到决策场所参与决策。这是政治开明的表现，也是绩效生态的基本要求，更是人民政府存在的基本理由；是权力公开运行的必然选择，也是促进权力人健康发展的最佳路径。总之，应回归常态，切实解决“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问题，让人民参与“为人民服务”，重视人民在“为人民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在实现机制优化和公共管理健康运行的同时，实现政府自身的持续发展。
（二）培育公共管理参与主体的“绩效共同体”意识
1.构建相关主体间的绩效协同机制。公共管理各主体实际上是一个有着共同使命的网络型组织系统，只有协同参与才能实现共同目标。特别是领导者，应注重加强各主体间的绩效沟通，保持绩效沟通的多向性，切实承担起绩效发起人的角色，树立“绩效共同体”理念，构建相关主体间的绩效协同机制，强化敏感相关者的共同参与，促进各主体间的积极互动，实现绩效责任的延续，逐步培育“绩效共同体”意识。
2.敏感主体应全程参与公共管理。绩效是结果，也是过程，是结果和过程的统一。结果导向绝不能完全忽视过程，过程中断会造成责任链条中断，导致公共管理绩效难以修复。单纯强调结果导向，就会忽视绩效生态，是公共管理简单化的表现，是“什么都管”的另一个极端。应根据相关主体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各环节的敏感性程度，动态调整各主体的绩效相关度和利益相关度，确保敏感主体全程参与，强化界面整合，消除公共管理运行中的空白地带，以实现公共管理绩效信息在各主体间的生产、传播与利用，进而推动“绩效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三）完善相关主体参与公共管理的保障机制
首先，应构建绩效相关、责任相连以及绩效共创、利益共享的公共管理约束和激励机制，激发公共管理主导者和参与者协同治理的主动性，使得公共权力能够基于绩效导向实现必要的动态转移，逐步形成和谐共生、权力开放的公共管理文化。其次，应强化公共管理绩效法规的制定和落实，确保政策制定和执行在绩效法规框架下进行。尤为关键的是，“脱离群众”要有明确的代价，而不是抽象的“禁止”或“严禁”，确保违法必究，为公众直接参与和公众委托提供根本的“依靠”。总之，相关者的绩效相关度与利益相关度不对称，会导致相关者责任落实不力；责任落实不力，则难以形成绩效共创的良好生态；没有绩效共创的良好生态，也不可能实现利益共享；利益不能共享，则难以和谐共生；不能和谐共生，就会出现秩序混乱；秩序混乱则导致权力失控；权力失控则导致组织瘫痪。要想确保公共管理绩效的实现和提升，就应遵循“绩效相关，责任相连；绩效共创，利益共享；和谐共生，权力开放”的绩效生成基本原理，强化公共管理参与主体绩效相关度与利益相关度的对称性，提高他们的绩效敏感性。
四、解决“开会睡觉”问题的现实意义
一、公共管理形式的具体概念分析
（一）公共管理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具有广泛性的公共特点的管理组织，而且在社会中不以经营利益为目的的事务组织活动都是公共管理模式范围内的，例如，广泛社会自治力量组织的活动、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它们都是由公共管理主体管理范畴内的，这些组织通过与政府一同进行合作，有效开展公共事务管理工作，并且以公共利益为直接管理目标进行相关公共管理工作。但是近几年，在公共管理工作中，有效人认为可以将公共事务交给私人自主进行公共管理，进而出现了将公共事务管理内容包给私人组织管理工作的行为，但是这样的行为是错误的，由于私人组织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与公共管理思想不符，所以不可以将公共事务交给私人组织，要严格按照相应要求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工作，确保公共事务能够正常实施。
（二）公共管理的主要目标就是服务于公共事务，主要是通过提高社会治理活动效率来体现的，它可以有效促进我国社会发展，也确保我国共享社会的成就发展。公共管理目标体系是具有多层次特点的，它最终的目标是提高我国社会发展速度和促进我国各个利益发展，所以在实施公共管理体制时定要注重社会公平，有效提高社会发展效率，并对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力给与不断的支持，保障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为社会发展带来帮助，良好提高整体服务质量。
（三）对于公共管理形式来说，其管理手段和管理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主要围绕的范围是政治、法律（政策）和管理几个方面构成的公共管理形式。现今我国社会治理过程由于过分追求专业化要求，已经脱离了政治、法律（政策）和管理的手段，而在工作是只运用其中一种手段进行工作管理，但是随着公共管理形式的崛起，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所以的公共事务都需要将政治、法律和管理的手段进行结合，这样才能有效对公共事务进行处理。因此，公共管理的手段是法治基础之上，在通过公众参与而提供的高质量公共服务形式，通过依法治理、民主行政、科学管理三个基本方面所形成的公共管理手段。
（四）公共管理體系是通过多元社会治理主体所形成的，为社会治理主体的合作关系形成的纽带，也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项目为主要目标，传统的社会治理活动多数有政府来管理，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民主也逐渐的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机构，但公民权利也受政治途径所局限，民主治理形势完全没有发挥其作用，依然是政府垄断社会治理形势。而公共管理形式属于非政府组织和不同类型的自治力组织的管理范围，这样使得政府垄断社会治理形式受到的不小的>中击，所以政府现今已经融入到一个更大的治理体系中去了。这样公共管理系统就会表现出良好的结构体系，有效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良好增强多元治理体系的互动形式。
二、公共行政形式到公共管理形式的变革过程
公共行政转变为公共管理的主要因素是由于公共部门管理的生存环境受到影响，这样才导致公共行政形成公共管理形式。我国的公共行政在工作中一直承受着社会治理的负担，并且在工作时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由二十世纪末，发达的市场体系与先进的私有部门管理意识的衬托中，我国社会主流的公共部门出现管理效率逐渐下降，活力也渐渐匮乏等问题，而且因此还引发了一系列的财政危机事件、管理危机事件和信用危机事件，由于这些因素迫使人们对公共行政管理理念和管理发展进行从新审视。
我国的公共管理形式是直接通过公共行政形式中转变而形成的，公共管理还没有出现时，政府一直以公共行政为基本社会治理形式，可以说公共行政形式通过改革形成的公共管理形式，而公共管理形式的出现就意味着，以工业社会治理模式为代表的公共行政形式的终结，但这并不代表公共行政问题的完全消失，公共管理形式一定要根据公共行政形式存在的问题，有效解决其存在的问题，提高我国社会发展速度。公共管理形式是具有多元治理主体合作而成的形式，这样也使原有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分化和分离形式进行转变，逐渐向融合统一的形式发展。而且相关公共部门在管理过程中要与私人管理部门的管理形式相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项目，有效确保我国公共管理形式的良好发展。
三、结束语
我国公共管理形式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形式，它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具有广泛性的公共特点的管理组织，公共管理形式的主要目标就是服务于我国公共事务，建立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确保公共管理制度能为社会发展带来有利帮助，而且管理手段和管理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有效保障公共管理制度的正常实施，为我国社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关键词:公共管理;公共性;社会性
上世纪80年代，公共管理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兴起，英文为PublicAdministration，它是从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与政治学、法学、管理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大新概念。简而言之，公共组织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活动即为公共管理。在文化、经济、信息全球化的今天，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已经不能解决困扰我们的社会公共问题。现代公共问题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和社会性，优化治理结构，才能使各管理主体充分发挥作用，提高决策质量和运行效率。
一、公共管理“公共性”的生成
现代公共管理理念的确立，不是概念演变或理论演绎的结果，而是有效解决公共问题的现实需求迫使人们在不断改革的公共治理实践活动中凝结累积的思想成果。发掘历史脉络，我们发现，“公共”最早更多地指向存在于古希腊政治社会的非个体性。到了中世纪，神权替代了人权，封建君主、教会成了公共领域的核心。直到17、18世纪，公共领域从私人领域部分挣脱，才有了学者们普遍认可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但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人们过分追求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严重威胁了公共性。随着封建社会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私有化，社会逐渐成为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融合体，这时可以将“公共”等同于“国家”，也就是说，公共领域（公共性）只局限于公共权力机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古典管理理论在一些西方国家产生，开始坚持政治同行政相分离，研究如何提高行政效率，这奠定了行政管理的基本框架。20世纪上半叶，受决策理论、人际关系学影响，使人在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开始受到重视。与此同时，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在广泛吸收了社会、政治和运筹等方面的理论的甚而上得到极大提高。加之该时期国际经济的自由化趋势，各国政府开始意识到，传统的管理机制已经无法有效地解决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政府管理的创新及出路，这一切都对公共管理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始，在西方，由于财政等问题，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与信任日渐式微，迫使政府发起“再造公共部门”的改革浪潮，公共管理逐渐代替了行政管理，造成公共管理模式的根本性变革。随着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渗透，公共性开始控于权力机关、组织特别是政党的手中，这意味着政府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功能。历史上，各国的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包括公共危机问题，事实上也都是由各国政府及其统率的国家机器来处理解决的。
二、公共管理的“公共性”释义
有学者认为，公共性是指政府作为人民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权力的执行者，应按照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从保证公民利益的基本点出发，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另有研究者用了五个“必须”概括了公共性内涵：第一，公共管理活动必须公正；第二，公共权力的运用必须合法；第三，公共管理活动的过程必须公开；第四，一切公共管理活动的最终目的必须是公共利益；第五，“公共管理必须接受公民社会的监督。我认为，随着社会公众民主意识的不断提高，国家形态的不断完善，可以将实现公共利益这一目标的普遍认可，视为对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的简单释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要素之中：（一）公共管理主体具有公共性。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在现代社会，它主要的有两大部分：一是政府组织，二是非政府组织（如非盈利部门、第三部门及权威性机构，而不是私人企业、私人机构）。从地位作用上讲，前者是核心主体，所以，学术界对于公共管理的研究，长期集中在对行政管理的研究。在职能分工上，前者多肩负长远的，大的方面的管理职能（如国防、法律与政策的制定等），而比较具体的、细微的管理，多由非政府组织来做（如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一些具体事项）。（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人类社会大体可划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大领域，社会事务也相应可大体分为私人事务（私人利益的最大化是其目标）和公共事务（公众利益的最大化是其目标）两类事务。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每个政府都必须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实现作为公共管理的目标。公共管理的目的决定了它必须肩负是一个复合的责任体系，它包括民主政治性、义务性和制度性三个方面。当代社会，公共管理在加强和维护现有的基本社会秩序、提高管理的效率与能力、提升服务质量的同时，更要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三）公共管理的客体是社会公共事务。公共管理活动中具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即为公共管理的客体，它具有公益性、非营利性和规模性等特点，并分层次呈现，有区域性的，有国家性的，有国际性的，有全球性的，但大体可分为政治、经济、社会三类公共事务。社会越发展，需要处理的公共事务就越多。这些类型的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同时这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直接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实施对象，因此，它所显示的社会公共性也最强。（四）公共管理活动必须公开透明。公民只有能够通过有效的参与渠道，实现公共利益的相关决策制定的体验，才意味着“公共性”的存在。这就要求建立高效的信息公开、，与舆情回应相协调的工作机制，使公共管理主体与社会公众之间信息对等，这点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爆炸和碎片化的时代尤为重要。此外，公共管理主体还要将公共政策制定权力、人力资源、公共财政与预算情况都置于公众、立法司法机关、大众媒体的检查和监督之下。
三、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与社会性关系分析
从前文第一部分所述的公共性生成过程可以看出，早期人们对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与社会性的认识胶着不清。实际上，现代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多为国家所代表，而“社会性”则由整个社会所代表，二者所产生的土壤、时间和意义是不同的，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一）公共性与社会性的区别。通常而言，公共性代表一种权力或权威，是以一定条件为基础的群体意志的一致表达。而社会性则代表公开性、参与性和非国有化等意思。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生产活动具有社会性，这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意义所在，所以，可以说，公共性是人类共同体在演进中获得的一种属性。公共性则诞生于国家产生之后，它是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公民理性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日渐分离才真正产生的。这就是说，公共性与社会性产生的基础、时间和内涵是不同的。（二）公共性与社会性的联系。虽然二者的意义不同，但从理论认知与具体实践来说，社会性是权衡公共性程度的重要圭臬，如果公共管理从权力中心向社会中心转移得程度越大，其公共性越明显；反之，公共管理如果极度羸弱，而私人领域畸形发展，必将导致社会成熟程度大幅降低。可见，如公众意识与政治文明程度逐渐明晰，参与度不断强化；公共管理活动真正做到公开透明，建立顺畅的沟通机制，人们得以畅所欲言，以此为基础形成公共领域；建立真实有效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才能使公共管理活动更趋向民主、公平，这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尤为有益。
作者:余君 单位:重庆市公安局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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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维护与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与公共部门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zJ。由此可见，“公共性”是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贯穿于公共管理的全过程。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服务型的社会管理模式，必然要将服务原则定位为其管理的基本原则，在服务原则的基础上，管理过程中就会形成以伦理关系为基本的人际关系。这种以伦理关系为基本关系的管理模式，决定了公共管理是以道德为其行为选择的依据和基础[s]。因此，作为贯穿公共管理全过程的“公共性”必然会充分体现管理的内容和性质，“公共性”是公共管理伦理内涵的充分体现。
第一，从主体来看，“公共性”体现的是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职业态度、观念和信仰。公共管理主体是由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共同构成的(这里的国家与政府是从狭义的意义上来说的)。“公共性”要求公共管理主体把从事公共管理作为一种崇高的职业追求和人身价值目标以及崇高的信仰，有随时为公共管理奉献和服务的精神，而不是在公共管理过程中进行索取，要说索取，那就是在从事公共管理职业中得到精神的满足。“公共性”要求公共管理主体必须具有公共管理道德责任。公共管理道德责任，是指公共管理主体依法行使公共管理行政权力，从事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所担负的道德义务。公共管理的道德责任在内容上表现为自律和他律的统一。道德自律体现的是公共管理主体的一种高度的道德责任感，一种通过公共管理主体内心的道德信仰、意识与信念的强化的自律责任，是公共管理主体履行“公共性”职责的内在驱动力;道德他律是一种法律责任，是公共管理主体接受来自社会的公共监督，是将公共管理主体应遵循的职业道德法制化，从而将道德责任上升为法律责任。通过道德他律防止公共管理主体的权力寻租行为、工作上的失职读职以及社会交往中的权钱交易等道德性缺失行为。这样通过道德自律和他律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公共管理“公共性”要求的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护社会正义的目的，实现“公共性”要求的“公共人”的社会良知与责任。
第二，从对象来看，“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的服务精神。公共管理的客体或对象是指公共事冬包括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公共性”要求要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以利于公共管理目标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或行政管理，而是一种依据公共权力的管理。公共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共管理主体与公民之间是一种委托一的关系，公共管理主体在运用公共管理权力进行公共事务管理时，必须受到公民的监督，以公民认定的是非为是非，不能违背公民的意志，体现的是为公众服务的理念。公共管理强调的是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而非以政府为中心的控制，使公共权力的运用最大可能地给公众带来好处;强调公共管理者的道德约束，从而使其成为权力约束的辅助力量，避免公共权利私人化;追求公共管理的社合贫任，实现公共权力和责任在社会范围内的一致性闭。因此，根据公众的需要提供公共服务是公共管理的应有之义，也是公共管理得以合理和合法存在的依据。
第三，从手段来看，“公共性”是公共管理公正、公平伦理内涵的表现。公共管理是运用公共权力为手段，通过解决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管理。公共权力作为公共管理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手段，是由广大的人民授予公共管理主体的权力，公共管理只有体现广大人民的意愿，做到为人民提供一种公正、公平参与政治和社会机会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公共部门自身的活动首先就必须体现公正和正义，才具有合理性和实用性。公共管理只有为人民提供了公正的制度环境和公平的社会机会，才能充分实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和需要，公共管理才具有其合法地位，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要求才得以实现。也就是说，公共管理只有体现公正、公平的伦理要求，才能实现公共管理手段的公共性要求。或者说，公共管理手段的公共性要求充分体现了管理的公正、公平的伦理内涵。
第四，从价值目标看，“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中全局的观念和平衡的理念。公共管理的价值目标就是实现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主体是由各个公共部门和公共组织组成的，每单个的部门，将面对着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追求。公共管理是一种将市场理念引人公共领域的管理，强调个体利益是市场理念的要求和特点，而.且个体利益也是单个公共部门得以生存的条件和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然而，公共管理又是以实现公共利益为最终的价值追求和合法性基础。这样，公共管理部门在面临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具备全局和平衡的理念是至关重要的。公共管理中各个公共部门若不具备全局和平衡的观念，只顾自身的部门利益或者说是自身部门的利益总是优先考虑，就谈不上公共利益的实现，尤其是针对国际犯罪的预防与惩治、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等具有全球意义的公共利益的实现就更是无法保障了。公共管理的出现以及其对公共利益的价值目标追求的“公共性”就是要求公共部门要以全局为重，具平衡的理念，以完成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实现部门的利益。
2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性—“公共性”的实践基石
从人的道德行为来看，道德性是人在群体生活和职业实践活动中所具有的行为品质，是人的道德行为的最直接、最根本的道德动力。道德存在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人的行为选择的基础和根据，而道德性是人的道德存在的表现形式。因此，人.的道德行为即德行是人的道德性的外在表现，德行是由道德性决定的。人在从事某种职业时，其行为是否符合该职业的要求以及是否作出道德选择，是由其自身具备的道德品质决定的。只有具有了该职业要求的道德品质，他才能在职业过程中做出合乎职业要求的道德行为结果。公共管理是一种以公共政策来治理社会的服务型管理模式，公共管理的伦理内涵是通过公共政策所体现的道德内容表现出来的。公共政策的实质是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是社会资源、财富和利益的分配，这就决定了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不可回避的价值问题，即体现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公正和公平问题。公共管理主体只有内生具备合乎社会伦理和道德要求的正义、公平和良心的品质，才能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维护社会的公正与公平，实现公共管理政治或经济的正义;才能作到对权利和义务以及社会资源、财富和利益的平等、有效分配，实现公共管理手段的公平、平等原则，实现公共管理目的的效率原则。这样，公共管理主体是否具备公共管理所要求的正义、公平和平等等道德品质及其道德品质与公共管理要求的道德性的一致程度，直接关系到公共管理道德内容和道德目标的实现。从公共管理伦理体现出的4个“公共性”内涵可知，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性是公共管理中“公共性”伦理内涵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是贯穿于公共管理全过程的枢纽和桥梁。公共管理主体具备了公共管理的道德性，有利于公共管理主体在职业过程中始终坚持公共管理的职业信念，指导其行为选择，从而导致合乎公共管理职业要求的行为结果。公共管理主体的合乎公共管理的道德选择和行为结果表现在:首先，保证了其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合法性和合伦理性，实现了公共管理主体的“公共性”内涵;其次，由于公共管理主体具备了公共管理要求的道德品质，尤其是其将公共管理作为内心信仰的职业，作为其人身的价值追求，保证了其在管理过程中自始自终坚持服务的精神和态度，实现了公共管理对象的“公共性”;再次，公共管理主体利用公共权力，通过合乎公共管理伦理、道德要求的公正的政策、制度的制定，为公众提供公平的、广泛的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管理事务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实现了公共管理的手段的“公共性”要求;最后，因为以上的几个“公共性”的实现都是以实现公共管理的价值目标—公共利益为核心和宗旨的，所以，在以上的几个“公共性”实现的同时公共管理的价值目标的“公共性”必然得到实现。综上所述，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的实现是以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性为基础和前提的，公共管理主体是贯穿于管理全过程的桥梁和枢纽。
3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性要素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性关系到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伦理内涵的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和效果。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性作为一种道德品质是可以通过教育而获得和积累的。公共管理主体应具备什么样的德性呢?
第一，公共管理主体在道德上应具备以公共利益为标准的反思平衡能力。反思平衡是指人在面临价值抉择时，必须审慎地反思自己的行为动机，将自己的局部的行动偏好与社会的道德规范相比，通过调适自己的行动偏好而使自己做出来的行动符合伦理规范，使它们之间取得一致与平衡[6]。作为公共管理职业者以及公共管理目标的最终实现者，公共管理主体在职业过程中必须具备的反思平衡能力必然表现为:公共管理主体在进行价值抉择时，必须将其局部的行动偏好与该职业要求的最高伦理规范相符合，并取得一致与平衡。作为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最终目标以及公共管理合法性的唯一标准，公共利益理所当然是公共管理所要求的最高指示的道德规范，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公共管理主体的价值目标和追求。因此，公共管理主体在职业过程中，面临多种价值抉择时，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道德反思平衡的标准，调适自己的行动偏好与公共利益所要求和指示的最高伦理规范一致。具备了这种反思平衡能力后，公共管理主体才会始终以公共利益作为其管理和服务的立场和出发点，将公共利益作为其的一种精神信仰和追求，从而有利于促进公共利益的发展。
关键词 公共管理专业 激励―保健理论 学习积极性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How to Improv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LI You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dong Peizheng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Abstract Today students' motivation is practical， motivation for this theo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ighly professional learning is not high. Based on the 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majors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citing motivation - hygiene theory analysis， should be resolved in two ways students are not enthusiastic about the issue， one is to reduce the factors that students do not like， to achieve health benefits； two factors like the increase in students， and thus play the role of incentives.
Key words public administration； motivation - hygiene theory； learning initiative
1 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科特征
公共管理专业旨在为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人事和行政机构培养公共管理高层次专门人才，以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过程为研究对象。公共管理专业的理论知识来源于长期的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反过来，公共管理知识也为实际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可以说，公共管理兼具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既要回答“应当是什么”，也要回答“是什么”。且公共管理专业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融合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因此，公共管理教学要求教师必须具有交叉性的广域知识，学生的学习要求宽口径、厚基础、重创新，以适应复杂治理环境下的公共管理需要。
学生之所以对公共管理专业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原因主要有几点：一是主观上感觉与未来工作不相关。许多学生认为学习公共管理是为了以后当公务员做准备的，但是现今我国公务员的准入制度是只有通过全国或地方组织的公务员考试才可进入，而公共管理专业的学习与公务员考试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对公共管理专业课的学习积极性不高。二是认为公共管理的专业课与现实脱节。公共管理专业是一门理论性特别强的学科，且许多教材都是引用西方经典的理论作参考，因此教师讲课的主要内容是“应该怎样”的逻辑推理问题。而由于我国正处于转型社会，法律法规仍不完善，所以难免有些学生会认为书本上的知识与我国的现实国情不符，从而造成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性不高。
2 实证数据
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对某校公共管理专业大二3个班的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和研究，共120名学生，发放问卷120份，回收107份，有效问卷105份。此问卷主要是采用选择式的问题，问学生们喜欢公共管理专业的原因和不喜欢的原因，可以多项选择。
通过统计回收的问卷，得出的结论是：影响学生是否喜欢公共管理专业学习的各因素是不同的。有些因素固定的与喜欢公共管理学习相关，有些因素固定的与不喜欢公共管理学习相关，如表1所示：
表1 影响学生对公共管理专业兴趣的因素
3 由研究结果提出解决办法
根据调查研究可以看出，学生喜欢公共管理学习的因素与不喜欢公共管理专业学习的因素是不同的。根据激励―保健理论，影响学生喜欢公共管理学习的因素被称为“激励”因素，导致学生不喜欢公共管理学习的因素被称为“保障”因素。如果例如“枯燥乏味”、“与以后的工作无关”等因素处理不好，就会使学生不喜欢此专业，并进而失去学习的积极性；如果这些因素处理得好，也只能消除学生的厌烦心理，但是并不能起到激励学生努力学习的功效。要想提高学生对公共管理专业学习的积极性，仅仅降低不喜欢的因素并不能起到激励学生提高学习积极性的效果。因此，在实际的教学中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减少学生不喜欢的因素，达到保健效果；另一方面是增加学生喜欢的因素，进而起到激励的作用。具体的做法如下：
第一，尽量贴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公共管理专业在西方的发展较为迅速，许多经典的理论都是由西方发现提出，然后传授到我国的。因此无论是教材还是教师的授课内容，都会有很多关于西方理论的介绍，尤其是有些理论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联邦制、分权理论等，这会给学生一种与现实脱节的感受。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尽量多引用我国的事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不单纯讲授公共管理“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还适当的多介绍下我国现今的公共管理“怎么样”的问题，会更加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第二，在讲课的时候尽量避免“一言堂”的现象，即尽量将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让学生充分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我国传统的课堂教学，几乎是教师的“一言堂”，以理论灌输为主，少有关于公共事务管理的具体事例的研讨。一方面学生缺乏主体性，容易导致死记硬背理论知识的现象出现，没有真正理解理论内容；另一方面，学生保持注意力的时间有限，一节课45分钟全部由教师传授知识并不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效果。因此，应当将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
第三，引入案例教学。案例教学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学目的的要求，通过组织学生对案例调查、阅读、思考、分析、讨论和交流的一系列活动，使学生学习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而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堂中以案例为中心，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通过案例的组、分析讨论、总结评论把抽象的理论与现实相结合，让学生通过情景模拟的方式深入其中，通过具体直观的感受来分析并理解相关的理论知识。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避免单纯学习理论知识的枯燥无聊感。例如组织一场关于限制房价政策的模拟听证会，指导学生在课前搜集有关听证会的各项资料，分配好角色，体会“听证会”这一活动对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的影响。最后由教师加以点评，引入相关理论。这样可以让学生更加直观的感受和学习。
第四，引入实训课程。长期以来，我国公共管理教学中存在着毕业生的实务操作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形成了理论与公共管理实践相脱节的问题，即缺少实践能力。一方面无法满足社会对于公共管理人才的需要，另一方面学生自身也很担心无法适应社会，从而对专业课的学习缺乏积极性。因此，在公共管理的教学中引入实训课程，让学生实习实践，通过在政府、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实习，或者模拟政府、非营利组织的具体实践活动，把公共管理知识应用于实践。
参考文献
[1] 易新涛.公共管理视野下行政管理专业培养模式的探索与重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论文摘要]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公民社会具有管理主体与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并以其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扮演着政治民主的扞卫者、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公共服务的提升者、公共价值的维护者、社会稳定的支持者的多种重要角色。这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模式下的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多元化的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极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其责任边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这种基于伙伴关系多元管理主体参与的公共管理是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在这种公共管理网络中政府扮演着“元治理”的角色。
一、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都是指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活动,尽管这三种称谓有着大致相同的指涉对象,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彼此理念的不同。如果我们从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的角度去看,随着时代的发展,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它们依次铺就了管理模式由统治、到治理的演进之路。在公私没有区分、国家体系内部缺乏合理分工的专制社会时代,行政就是政治的落实,其功能是依靠暴力和强制负责国家政务的推行,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公共行政出现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相分离、行政与政治相分离的现代社会,其功能是按照代议制民主体制、非人格的法律体系、官僚制组织原则以及职业化的文官制度统揽社会公共事务,以实现统治者的统治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管理则出现在公民社会自治能力与要求不断扩展、市场机制不断成熟与市场力量不断壮大、政府独揽公共事务的“不可治理性”危机日益加重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管理方法的多样性,适应了当今时代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化及其管理民主化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共性”与“管理性”的有机统一,无论在合法性还是在社会资源方面,都为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开辟了新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壮大等原因,治理理论出现并发展起来。公共治理逐渐成为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一种新模式,其的理念也逐渐成为了公共管理的新内涵,同时,它也使公共管理进入了区别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的新时代。
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的双重身份与多重角色
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它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是公共权力向社会的一种回归。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有赖于公民社会的自愿合作和其对权威的自觉认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管理主体和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而且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又以其各自的特征优势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公民社会与政府一道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社会以它那种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性正好弥补了政府的种种不足和有限性,从而可以大大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同时,公民社会在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到政府的权力运行,从而可以起到对政府更有效的监督作用。此外,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健康有益的社会组织可以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好的认可,这些组织以共同目标和信念把人们聚集到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增强了彼此的信任、提升了公益精神,从而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对象,公民社会在参与管理的同时可以切身的感受到公共管理的效果,从而可以以公共管理接受者的身份对公共管理的效果做出判定以利于公共管理渐至最优。其次,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公民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同时又以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为政府增强了合法性。公共管理的过程也是公民社会完善的过程,公民社会的完善又可以促进更好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最终是要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公共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公民社会以其特有的双重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着多重的重要角色,以其特有的价值诉求与功能表达影响着公共管理的成效。
第一,公民社会是政治民主的扞卫者。公民社会的自主发展能有效的分割和制衡国家的权力,从而能有效的遏制公共权力的专断倾向;公民社会可以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多样的表达形式和途径,保障公民利益表达的通畅,从而提升民主政治的代表性与生命力;此外,公民社会对培育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具有积极的作用,能够强化民主的社会基础从而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
第二,公民社会是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公民社会是一个以契约、法制、自由、平等、竞争为价值准则的社会,这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此外,公民社会中的工会、行业协会等团体组织可以起到规范行业行为、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
第三,公民社会是公共服务的提升者。由于公共需要的多样性和政府的有限性,政府并不能为社会做好所有的公共服务。而以第三部门为核心的公民社会因其具有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征和其“去私存公、取私为公”的“非营利”特性以及其服务社会、自助自主的公共精神,使之恰好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良好渠道,并能有效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缺限和不足,公民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委托承包、志愿服务、自助服务等方式和途径,去做那些政府未做、不想做或不宜做但却符合大众需求的公共服务,从而使社会公共服务的水平大大提升。
第四,公民社会是公共价值的维护者。与其他领域一样,公共生活领域同样存在着对善的追求。公共生活领域的善就是公共价值,它包括公民对公共生活的态度、责任与义务,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对社会正义的维护以及公民的公益思想与修养。公共管理的核心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公共利益和福祉,这实际上就包含了对公共价值的追求:公民社会是公共管理的对象,它同时又是公共管理的主体构成之一,公民社会的精神与价值必然会影响到公共管理的目标和价值。公民社会所倡导的诸如参与、友爱、信任、互惠、宽容、合作、平等、公正、开放、多元等价值理念,对于维拼良好的公共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五,公民社会是社会稳定的支持者。公民社会能够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提供一种有益的中介结构。通过这一中介结构,它可以为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诉求提供表达途径,同时又可以对他们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通过这一结构,它还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宽松的活动空间,满足他们多样性的愿望要求,同时这一中介结构还起到了排解社会怨气、释放社会压力的作用。可以说公民社会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缓冲器”和“调节器”。
三、公共管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管理
公共管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社会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在这种管理模式中,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应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关系,通过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对公共事务实施管理。具体来讲,这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管理模式下的公共管理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认识。
第一,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政府并非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除此之外,私营部门、第三部门等公民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在介于市场经济与公共部门之间的“社会经济”领域内积极活动并依靠自身资源参与管理共同关切的社会事务,在某些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甚至比政府拥有更大的优势。公共管理主体可以是公共部门,也可以是私营部门,可以是第三部门,还可以是三者多种形式的合作。这正如着名的治理理论研究者斯托克指出的那样;“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它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提出挑战,政府并不是国家惟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
第二,公共管理的责任边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公共管理责任边界的模糊性表现为许多民营部门向传统公共领域的进军,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区分已不像以前那样明显。在市场和公共部门之间被称之为“社会经济”的领域中,涌现了所谓非营利组织、志愿团体、社区企业、合作社、社区互助组织等大量公民社会组织,它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伴随着这些公民社会组织能够满足多方需要,解决社会问题而无需运用政府资源和权威的优势日益显现以及传统上由政府执掌的部分公共管理权向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转移,传统上法律和制度规定由政府承担的公共管理责任便呈现出交由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来承担的趋势。
第三,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依赖关系,因为这些公共管理主体“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能够拥有解决综合、动态、多样性问题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也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应用所有有效的工具”,电们必须相互依赖,进行谈判和交易,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实现各自的目的。正是由于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这种权力依赖的关系,所以公共管理的过程便呈现为一种互动的过程。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各个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