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8 17:25:4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发展形势，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进入到“L”形的发展状态，亦即所谓的经济新常态。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出现产能过剩以及房地产泡沫等问题，而且在金融系统存在较大的系统性风险。同时，还有内需增长乏力，出口压力较大等问题。这些问题使得我国经济的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主要通过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结合具体的情况，提出一些有益的探究，以期合理对于未来经济发展形势进行展望。
新常态中国经济经济形势展望
自从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一直不景气，这对于我国的外贸出口产生较大的压力。再加上，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不断增大，产能过剩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使得经济发展。因此，对于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需要采取新的发展理念，在保持经济增长处于合理区间的前提下，积极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寻找内在的增长动力，这样才能有效克服当前的经济发展不利局面。
一、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1.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之前主要依靠投资、外贸出口以及内需三方面拉动经济增长的结构和格局已经面临严峻的挑战。首先，在经济投资方面的困难。由于之前的大规模投资，使得当前的我国经济投资的效益逐渐降低，尤其是今年的大规模基建投资对于经济的推动效益越来越弱，从而使得依靠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老路渐渐产生很大的困难。例如，目前我国经济在钢铁、煤炭以及水泥等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其次，在外贸出口方面也面临极为严峻的困难。这是由于当前出现较为严重的逆全球化潮流，尤其是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事件，加重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也使得我国外贸出口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式。
2.债务风险的进一步恶化
长期以来，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尽管在GDP中占比为40%，还没有达到较高比重，但是债务问题的杠杆比率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具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因此，对于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控制或限制措施，可能会引发极大的危机。
3.房地产行业的产能过剩
房地产一直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出产业，曾经对于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贡献。但是，由于近年来房地产行业的产能过剩，尤其集中在三四线城市的库存，不仅占用大量的社会资源，而且去库存周期较长，严重束缚我国经济的平稳增长，甚至可能引发整个国民经济的衰退。
4.金融领域的风险因素不断积累
在我国金融领域，债券融资大规模增长，而且银行间市场债券融资成为主流，同时，公募基金权益类产品也在不断增多，使得金融市场一直存在安全隐患。例如，在证券市场一直缺乏有效的监管，导致2015年的股市泡沫破灭，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市场动荡。同时，2016年以来，股市一直处于震荡区间波动。再加上实体经济收益增长乏力，使得我国上市公司市值整体虚高，风险因素也在不断积累。
二、新常态下对于未来经济发展形势的应对措施
基于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所面临的问题，对于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展望，需要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鼓励创新、创业，才能有效促进我国经济的合理发展，其具体的应对措施如下：
1.通过扩大内需提升经济发展
当前由于投资以及出口对于经济拉动的作用越来越小，因此，只有不断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内需来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一方面就需要加大政策的拉动作用，精准投资，促进就业和增长。这主要就是集中对于老少边穷等地区的扶持和投资，同时，还需要更加注重生态建设，促进环境的保护，从而扩大我国的内需，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就是继续采取有效的政策，鼓励消费。在具体的操作中，不仅可以通过打造旅游文化产业，拉动居民消费，而且还可以发展养老产业、互联网消费产业，满足不同阶层的消费需求。
2.促进我国经济各地区协调发展
在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从而通过区域经济的发展，带动周围地区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的结构调整，缩小东中西各地区以及城乡发展的差距，使得我国经济发展更大的惠及民众。
3.完善金融风险的监管体系
为了有效对于金融系统的管控，降低不断积累的各种风险。因此，在具体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一方面要采取灵活的管控措施，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化解其中存在的系统风险；另一方面不断增强金融机构的实力。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通过对于我国金融机构的改革，完善机构的现代化管理体系，增强金融C构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有效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
三、结论
综上所述，面对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形势，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期望，要稳定信心，通过供给侧改革等有效措施，不断扩大内需，促进国内经济的均衡发展，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消化过剩产能和房地产内存，这样才能使得我国经济的发展步入更加健康的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1]郝磊，张朝.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对策选择[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1）：109-113.
以稳定价格为核心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
国际金融危机给保障我国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带来新的挑战，即如何防止粮食生产滑坡，如何防止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去年9月份以来，国际主要农产品价格前高后低，波幅高达30%以上，影响国内农产品价格全面下滑，预计短期内很难明显反弹。这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非常不利。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农产品需求减少是农产品价格下行的重要原因，全球农产品供给增加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能源价格暴跌也加大了农产品价格下行的压力。农产品价格剧烈震荡，大大增加了我国调控农产品供需平衡的难度。因此，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仍是今年农业发展重中之重的任务。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形势总体不错，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可以确保，但从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角度考虑，从确保实现扩内需战略目标的高度着眼，今年应该将保持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并适度回升作为重要任务。这就需要加强和改善农业宏观调控，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统筹处理好粮食安全与农民收入的关系，通过保障农民种粮收益来实现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目标；统筹处理好农产品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的关系，重点是避免个别农产品的数量变动影响对粮食安全形势的判断和宏观经济的预期；统筹处理好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的关系，既强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又充分发挥临时收储和进出口调控等短期政策的效能。
以调整结构、完善体制为根本方法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加深，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难度越来越大。沿海地区外向度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严重冲击，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不稳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矛盾，有着深刻的体制和制度原因。区域之间产业布局不合理致使大量农民工在省际年复一年地流动，过于偏重外向型经济致使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城镇化过程中相关制度改革滞后暴露出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矛盾。今后一个时期，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有四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势不会因国际金融危机而逆转，确保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应成为长期战略。二是为有效兑现“人口红利”，需要更快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缓解农民工结构性失业问题，将我国劳动力的短期优势变为长期优势。三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候鸟式”流动问题，需要统筹工农和城乡发展，加快制度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和转移，逐步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偏重投资和出口向投资、出口、消费并重转变，经济由区域非均衡发展尽快向均衡发展转变，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向一元结构转变。四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扩大农村内部就业。应在发展特色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下功夫，鼓励各地根据实际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尽可能追求产业或产品的差异化，以拓展不同的市场空间。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乡镇企业，积极发展农村生产性和生活业，努力提升农村专业化分工水平，不断拓展农村就业的领域和空间。
以强农惠农、改革创新为主要手段促进农民增收
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增多，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难度加大。农民增收困难，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农业增产不增收的局面有可能再现，而且增产后还有可能出现农产品“卖难”问题；二是农民工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工资性收入有可能下降，并且很不稳定；三是有利于农民稳定增收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尚未形成，农民增收长效机制还不健全。今年中央1号文件紧紧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的主题，继续加大强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力度，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落实中央有关部署，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可重点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加大“多予”的力度。适度提高粮食直补标准，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并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以综合性收入补贴的增加来直接促进农民增收。充分发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生产性专项补贴的引导作用，提高补贴标准，扩大覆盖范围，大力支持农业专业化、优质化、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健全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有效利用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等办法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在“放活”上继续深化改革。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政策，按照“非禁即许”原则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拓展经营领域和范围。积极培育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加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鼓励农民开展多种要素、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不断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以强化生产功能为取向完善农村土地制度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长期以来，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村土地一直兼有生产和保障的基本功能。随着土地流转规模扩大和农民就业渠道多样化，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有所弱化。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的情况下，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再度凸显。土地保障功能虽有利于维持农村社会稳定，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配置效率。从农村实际出发，未来一个时期基本的政策取向应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矛盾，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在近期，可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工养老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逐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加大财政补助力度，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逐渐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二是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逐步强化农村土地的生产功能。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农户为流转主体、农地用途不变的原则，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引导和支持农地流转，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以创新发展模式为抓手推动乡镇企业发展
乡镇企业为探索中国特色农村工业化道路作出了历史性的突出贡献。在不同时期，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出现过阶段性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
销售，采取“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工业化模式。在产业限制逐步放开后，乡镇企业又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拓宽了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但乡镇企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的事实说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单一模式不利于乡镇企业可持续发展。乡镇企业应实行多元发展模式，既发展外向型经济，又发展内向型经济，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广阔的农村市场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当前，促进乡镇企业发展，需要体现三点基本政策取向：一是坚持贴近农业、贴近农村、贴近农民的原则。贴近农业，就是围绕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业生产业，大力培育优势特色产业；贴近农村，就是围绕转移农民就业、合理配置农村资源要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性和生活业；贴近农民，就是形成以创业促就业、就业促增收、增收促创业的良性循环。二是在地域分布上重点鼓励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劳动力回流较多的省份发展乡镇企业，引导这些地方承接东部地区和城镇的产业转移，壮大县域经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三是[，！]推动产业集聚，引导乡镇企业向工业小区和城镇集中布局，使乡镇企业职工的职业转移与空间转移相结合，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推进。
关键词：新形势；实体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3-00-01
在新形势下，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经济结构开始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调整。在这种调整模式中，我国的实体经济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因此，在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必要对我国的实体经济进行全面的改革。
一、实体经济发展是培育我国新增长动力的关键
在新形势下，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不断转型，因此，壮大我国实体经济成为了我国当前积极发展的重要策略。从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改革过程中不难发现，我国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我国供给侧目标尚未完成的事实，其主要的表现在于我国的新增长动力和旧增长动力之间的接替表现上。在这种现状下，我国目前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而在新形势的冲击下，我国的新增长动力需要以实体经济作为基础，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虚拟经济占据了我国过多的发展资源，给需要以实体经济作为支撑的新增长动力来说造成了一定的局限。而在我国的经济结构优化过程中，供给测结构的改革是为了对我国新经济结构进行优化和提升。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新增长动力的核心驱动必不可少。而作为新增长动力核心的实体经济，必然需要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二、新形势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方向
1.扩大制造业总体规模
作为我国的第二经济产业，我国的制造业在长期以来的发展中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虽然经年来我国的第二产业平均每年的增值要高出发达国家百分之二十以上，但由于我国占据了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人均第二产业增值上却仍然处于落后水平。虽然我国的人均第二产业增值较低，但从人均增值上看我国的第二产业还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对新形势下的实际经济发展，我国还应该局域扩大制造业的总体规模，提升我国人均第二产业增值。
2.提高制造业产品质量
就目前来说，我国的制造业总体规模还处于一个不断扩大的趋势，因此，提高我国制造业产品质量成为了拓展我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的重要因素。而在实际上，我国的制造业产品质量着实令人担忧。虽然在近年来我国的制造业产品得到了一定的提升，然而在整体的产品质量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严重危害了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形象，同时也限制了我国国内需求空间的释放。因此，在新形势下，我国的实际经济发展必须要着重于提高我国的制造业产品质量，只有通过质量的提升，才能为我国制造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同时有利于释放我国国内的需求空间，为实现我国的新增长动力创造有利的条件。
3.结合新科技技术发展
新形势下的实体经济发展离不开新科技技术的有效应用。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新的科技技术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与此同时，基于新科技技术产生的新的实体经济也为我国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对新实体经济发展的分析，本文认为，在今后的发展中，我国的实体经济必须要充分融合新科技技术，只有紧随时代的发展，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才能得到强有力的保障。
三、新形势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构优化
1.规范实体经济市场竞争
我国经济新常态理念的提出，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开始不断优化和升级。在这种新形势下，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成为了推动我国新增长动力发展的重要核心。因此，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来说，必须要严格规范我国的实体经济竞争市场。一方面，需要我国建立健全的市场监督管理制度，同时对我国的制造业制定一系列的质量控制标准、生态环境控制标准、劳动者保障制度等等。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变我国制造业过降低成本而注重经济效益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其主要的变化在于调整了我国企业内部的生产结构，同时也加大了我国企业的内驱力。而通过竞争市场的控制，也能够充分激发企业的创新驱动能力，这与我国新形势下企业经济发展理念相符合，有助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2.将动力驱动、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
新形势我国对实体经济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形势下的实体经济发展中，我国对企业的创新驱动能力的要求尤为重视。因此，如何鼓励企业积极创新成为了关键。鉴于这种状况，在新的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必须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保障制度。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的不断发展，信息传播的高效、便捷在给我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潜在的信息安全隐患。尤其对企业的某些知识产权来说，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就目前而言，我国的创新技术被他人剽窃的现象仍然严重。归根结底来说，是由于我国的知识产权保障制度不完善导致的。而由于缺乏制度的保障，我国企业的创新驱动能力将会大大下降。因此，为了壮大新形势下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必要对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保障制度进行完善和改革。
3.调整实体经济发展结构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开始从高速发展向中高速发展变化。因此对我国目前实体经济的发展来说，其最重要的一点并不是提高我国实体经济的l展速度，而是如何做好实际经济发展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在以往的实体经济发展中，我国的实体经济结构过于重视投资驱动，而忽视了创新驱动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新形势下的实体经济发展中，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必须严格按照我国新形势下提出的各项标准和法律规范进行调整。只有充分增加我国实体经济的创新资源以及创新投入，我国实体经济的创新驱动能力提升才能拥有一个强力的保障。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新形势下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来说，首先必须要严格遵循新形势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结构。只有充分明确我国新形势下的实体经济发展战略，才能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构和模式调整进行有效的提升措施。
参考文献：
2013年我国工业经济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总体保持平稳运行，但基础仍然不牢固。展望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各种影响因素有所增加，工业经济结构性矛盾和风险进一步凸显，工业经济短期内难以获得上升的发展趋势。
1.对2014年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1.1全球经济缓慢回暖，新型经济体系兴起。
首先，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复苏，呈现良好的势态发展，并成为全球经济回暖的主体潮流。主要表现在：2013年前三季度美国制造业PMI指数高达56.4，是自2011年6月以来最高位;英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基本摆脱经济低迷的困境;日本总体经济发展前景乐观。其次，全球化经济环境下，不断产生新型经济体系，全球经济环境更加复杂，金融风险系数不断加大，导致我国经济面临不确定风险随着加大。同时新型经济体系发展速度普遍缓慢，极大地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最后，随着绿色环保、低碳经济、生态和谐等经济理念的不断强化，加上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领域快速兴起，使得工业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趋势更加突出。一方面节能环保产业和可再生能源将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主体;另一方面技术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世界各国为不断加大对新技术研发的投入，旨在提高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
1.2国内经济增长动力趋弱，工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首先，我国经济投资趋缓程度加大，总体经济投资呈现收缩。自2006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值不断增长，连续七年超过50%，投资率高达47.8%，投资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投资增速将会下降。比如当前房地产虽然保持20%的增长速度，但房地产企业总体购置土地面积同比不断下降，加上国家调控的影响，预示着未来短期内房地产投资扩张的空间不大。预计2014年国家工业经济投资力度会有所减小，投资增速将会有所下降。其次，2014年国民消费总体将会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发展，但难以明显提振。比如受八项规定和厉行节约的影响，餐饮业消费受影响;国家对房地产执行严格调控，房地产消费受影响等。因此，预计2014年全年消费增速约为13.0%，较2013年下降0.5个百分点[1]。 最后，受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形势不容乐观。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的因素包括：(1)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抬高了我国出口贸易的门槛;(2)受国际货币的影响，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利润;(3)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优势逐渐丧失，部分大型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至越南等地，加上国际竞争压力的不断加大，迫使我国工业由低端制造向高端生产发展。
1.3新型经济模式的影响，产业结构持续调整。
当前形势下，自然资源日益紧缺，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模式成为当务之急。在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前提下，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必须进行经济调整，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同时电子科技、纺织工业等行业也不断面临行业发展和企业经营的压力。可见短期内这些行业将会面临行业的下行压力，主要表现在：(1)装备工业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保持稳中微降的势态。传统制造业萎缩，节能绿色产业兴起。(2)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带动下，原料工业(钢铁、水泥等)会出现回升，但受生产成本的影响，预计2014年该行业以低速增长。(3)受中央政策的影响，消费品工业经济会下降，加上出口形势复杂，医药、轻工等将与2013年保持平衡，而纺织业将会受棉花价格的影响而下滑。(4)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加上物流、网购、智能家居等现代生活方式的兴起，电子信息产品仍然面临着国际市场的欲振乏力和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压力[2]。
1.4工业经济发展呈现地域差别，中西部较东部增长快。
工业经济呈现地区特色，东部地区工业经济稳中微降，中西部地区持续较快的增长速度。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程度较高，加上受外贸不振、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2014年该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有明显下滑的趋势，预计全年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左右。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进程不断加快，促使中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中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化建设不断加快，使得中西部经济保持良好的势态发展。据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中西部投资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预计2014年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将分别同比增长10.3%和11.4%左右。
2.2014年我国工业经济发展值得关注的问题
2.1制造投资利润不足，弱化民间投资意愿。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产业利润下滑、投资信贷支持力度不足、经济结构调整艰难等，使得我国内需动力不断减弱，民间整体投资意愿不强。从2013年经济发展趋势来看，1～10月制造业投资同比仅增长19.1%，较上年同期下降4个百分点，民间制造业投资出现大幅度回落的现象[2]。
2.2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抑制工业经济发展。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快，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储蓄率不断下降，加上城市化进程和土地资源利用的矛盾日益突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成本的上升，加大了企业生产经营的难度，制约了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
2.3金融风险客观影响，财政危机不断加剧。
国家为了调整产业结构，鼓励和发展某些产业，制定和实施相关鼓励政策，加上银行过度放贷以及金融风险的客观影响，导致不良贷款现象频繁出现，十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据银监会数据显示，2013年三季度末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5636亿元，环比增加241亿;不良贷款率为0.97%，环比增加0.01%，呈双升态势[3]。在我国钢铁、机械等产业是不良贷款事件的高发产业，而此类产业即是当地财政的主要支撑，因此这些坏账最终由政府买单，使得财政危机不断加剧。
3.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3.1通过鼓励国民消费拉动内需
通过加快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将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物流产业等充分融合为一体，营造一个方便舒适快捷的信息消费环境，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刺激和鼓励国民消费，进而拉动内需，促进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是工业生产的内在动力，而21世纪是信息时代，随着现代化和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应当结合时代特色创造出符合现代人消费模式，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的消费水平。
3.2加大对中小型企业的扶持力度
中小型企业是我国工业经济生产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应当给予有效的政策鼓励，促使其快速发展。同时还应当加强相关管理制度，规范各项收费行为，通过免收税费、专项扶持、信贷支持、政策鼓励等方式对中小型企业进行减负。此外应继续落实国务院《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支持部分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解决中小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3.3 加快工业经济结构调整步伐
借助市场经济竞争机制，逐步淘汰传统落后的生产能力，并不断推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促使工业朝着绿色环保、节能降耗的低碳经济发展。同时应当不断加大对技术改造和研发投入，优化工业生产工艺，促使经济趋向高科技化发展。
［关键词］ 特区经济；全国影响力；内部比较；外部比较
［中图分类号］ F127.6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2-2880(2011)04-0070-02
一、特区经济的含义及作用
经济特区是在政策的推动下产生的，通过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探路者”，特区经济是伴随经济特区的建立而产生的。本文研究的特区经济主要包括：深圳、汕头、珠海、厦门及海南省五个经济特区。特区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着与众不同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1.特区经济的发展注重体制改革与创新，体现了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外部性作用。从宏观看，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为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突出“正外部性”；从微观看，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激发出各个市场主体的活力。管理体制的创新理清了所有者、管理者、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增强各自行为的自觉性与竞争性。
2.特区经济的发展重视技术的学习与外资的引进，说明了技术、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作用。技术的学习、外资的引进有助于解决经济建设的“瓶颈问题”，促使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优化产品结构，使其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变，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3.特区经济的发展突出了社会效益，促使就业方式多元化和生活观念开放化，体现了社会效益对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作用。就业方式多元化丰富了改革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选择，有利于收入水平的提升、生活观念的开放，推动了居民消费的增长。
二、特区经济的发展比较
特区经济历经30年的发展，GDP从18.83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13544.69亿元，增长了700多倍，成为一支推动中国GDP迅猛增长的重要力量(如图1)。如何全面地看待新形势下特区经济的发展，笔者采用比较分析方法，充分认识新形势下特区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力和其构成主体间的发展差异。
图1 1979—2009年特区经济GDP足量和增长率变化
数据来源：经五大经济特区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信息网的数据整理得出。(一)通过特区经济的外部比较，分析当前特区经济的全国影响力
1.特区经济的GDP总量大幅提升，但经济增长率呈波动性下降。特区经济GDP总量从1980年的41.27亿元，占全国的0.91%，增长到2009年的13544.69亿元，占全国3.98%。2001—2009年，GDP占全国的比重在3.37%～4.4%之间变化(如表1)。这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区经济对全国GDP增长的贡献系数不断上升，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对GDP增长的影响力也不断加强。
2.特区经济的外向水平不断提升。自我国加入WTO以来，特区经济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15%～20%之间，1995—2009年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均占全国的10%左右。进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2001—2009年的比重数值显示，特区经济的进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占全国比重呈现波动性下降。
3.特区经济的科技水平显著提高，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年增长率高于全国增幅。科研机构数量、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数、专利申请量均占全国一定的比重。2009年五大经济特区的年专利申请量之和达到57680件，占全国的5.9%。特区经济的“技术窗口”效应仍然十分显现。
(二)通过特区经济的内部比较，分析各构成主体的发展特点
1.各经济特区对特区经济的贡献不均衡，出现“一大四小”的特点。在GDP、实际利用外资、进出口总额、财政预算内收入等方面，深圳特区的经济贡献系数最大。在GDP增长方面，深圳GDP的快速增长，为特区经济GDP的增长奠定了基础，各个经济特区的GDP差距不断在拉大；在财政预算内收入方面，1995—2007年，深圳特区的规模和增速明显大于其他经济特区，而其他经济特区的预算内收入规模增速保持相对稳定(除了厦门在2004—2007年间的增长较快)；在进出口和实际利用外资方面，深圳特区基本在特区经济保持50%以上的比重。
2.各经济特区的产值集中度趋同与差异。区位商(Location quotient，简称LQ)，也称生产的地区集中度指标，通过各产业部门在各地区的相对专业化程度间接地反映区域间经济联系的结构和方向。用产值计算出的区位商称为产值集中度。LQ=hi/H2Yi/Y,当LQ值越大，专业化水平越高。LQ>1，表明i产业在该地区专业化程度超过全国，属于地区专业化部门。经计算可知，2009年各经济特区的第三产业产值集中度大于或接近于1，表明特区经济的第三产业的专业化程度高。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的第二产业产值集中度均接近或超过1，专业化水平与全国相当，但在第一产业产值集中度极低(除汕头以外)。与此相反的是，海南的第一产业专业化水平远高于全国，第二产业的产值集中度较小(如表2)。
3.各经济特区的社会建设力度相对一致，促使经济特区的建设水平远高于全国水平。无论是民生保障还是城市环境建设上，从统计资料上看，各经济特区的建设力度较大，如各经济特区市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均在30%～45%之间。
彭清华:新形势下特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三、特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1.我国加入WTO以来，特区经济的全国影响力呈波动式下降状态。2006年以后特区GDP增长率连续下降(如图1)。一方面由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快速发展，使特区经济的全国影响力相对下降，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入加之土地、住房等因素的制约和国际市场的冲击。特区经济的资本、技术、政策等方面的优势正在弱化。
2.各经济特区对特区经济的贡献不均衡，深圳特区的比重最大，各经济特区的发展差距在不断拉大。这种贡献不均衡问题体现在深圳的增长速度左右着特区经济的发展势头，尽管2003年以来海南、厦门的经济增长态势趋于加快，但不能有效地改变特区经济增长趋慢的势头。
3.除了海南省外特区经济三大产业产值集中度基本趋于一致，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较大。比如计算机、通讯设备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在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都被看做支柱性产业。这种趋同的产业结构促使各经济特区之间的竞争、替代效应大于协作、互补效应。
四、政策建议
1.要充分利用政策优势，抓住机遇，培育和挖掘自身的潜在优势，但不可对政策产生持续性依赖。根据战略发展的需要和自身潜在能力，培育相对优势，并加以强化。同时要优化特区经济的产业结构，协调投资、出口、消费的比例关系，这样才能有效地减弱政策和国际市场的不利变动对特区经济的冲击，确保特区经济的全国影响力不断增强。
2.各经济特区间要建立协作互动机制，根据改革战略的需要和各自优势，培育和发展各自的品牌产业，同时要协调各经济特区间的发展差距。这样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各个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的“窗口”作用，促进特区经济协调稳定发展。
3.各个经济特区要积极融入当地经济的发展，充当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如厦门、汕头融入到海峡西岸经济的建设，喀什则要充分发挥特区经济的优势，带动西部大开发的发展。经济特区融入区域经济规划中，不仅是深入改革事业的战略需要，也是拓宽特区经济的辐射范围，为特区经济在新的历程中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李靖宇，贺祺彦．论经济特区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市场先导功能［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0(2)．
记者：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经济能否快速发展关系到一个省的经济振兴，陕西省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快县域经济跨越发展，其县域经济发展境况如何?
张晓光：近年来，陕西省各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陕西加快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各项举措，县域经济呈现出发展动力增强、总量扩大、速度加快、质量提高、效益增加的良好态势。
一是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发展速度加快，总量规模扩大。2008年陕西省83个县(市)总人口2410.86万人，占全省64.1％，全年完成GDP3506.68亿元，县域GDP总量占全省的比重达到51.2％，县均实现GDP42.25亿元，比2007年增加9.84亿元，GDP超过100亿元的县达到5个。
二是经济运行质量提高，效益显著提升，收入较快增长。2008年，全省县域财政总收入达到405.39亿元，较上年增长33.4％，县均财政总收入4.88亿元，县均地方财政收入1.66亿元，年均增长25％。2008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3136元，36个县(市)超过全省水平，神木县和靖边县高于全国4761元的平均水平。其中神木县首次突破6000元，达到6028元，高出全省平均水平2892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267元。
三是经济增长动力增强，需求作用增大，投资增速加快。2008年，全省县域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06.36亿元，比上年增长25.1％，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零售额增长最快的时期。83个县(市)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1643.12亿元，比上年增长32.2％，县均完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9.8亿元，较上年增长48.9％。
四是县域经济结构不断升级，工业拉动作用增强。2008年，陕西县域全部工业增加值1979.14亿元，县均实现工业增加值23.85亿元。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县域经济明显表现为第二产业领先增长的特征。
记者：陕西县域经济与中东部相比还存在哪些方面的差距和弱势?
张晓光：陕西县域经济从纵向比较取得了较快发展，但从横向看仍然呈现总体实力不强，发展程度不高，与全国和发达省份及周边地区比较，发展相对滞后，“瓶颈”制约明显，存在差距明显。
一是县域主要指标明显低于全国水平。2008年，陕西省生产总值为6851.32亿元，城镇固定资产投资4510.44亿元，分别居全国第19位、17位。在全国基本接近中游水平。但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0.4％、65.9％和81.5％，排名分别为18、27和22位，属下游水平。虽然2008年县域经济总量达到全省GDP的51.2％，但总体来看，县域发展在全国仍处于较为落后的地位。
二是与全国百强县相比强县不强。根据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测评，2007年，全国百强县经济总量平均314.9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平均达到16.7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590元，分别是陕西“十强县”平均水平的3.2倍、2.9倍和2倍，其中生产总值平均值就高出2007年陕西县域最高值(靖边县)近111亿元。
三是经济总量规模水平较低。2007年，陕西县域GDP总量为2689.66亿元，占全省的49.2％，比全国57％的比重低7.8个百分点，比东部的浙江、中部的河南和西部的内蒙古分别低3.3个、21.6个和lO.5个百分点；县域平均GDP为32.41亿元，分别低于浙江、河南和内蒙古137.56亿元、64.4亿元和13.4亿元，县域人均GDP为11200元，分别相当于浙江、河南和内蒙古的36.2％、80.1％和65.3％。如果按浙江省县域GDP平均169.97亿元计算，陕西只有靖边和神木两个县达到。
四是强县少且实力相差较大。在中郡县域经济评价中心连续多年的测评中，2006年以前，陕西县域均与百强县无缘，直到2007年，陕西才实现全国百强县零的突破，2008年神木和靖边进入全国百强，分别排59位和93位。2007年，生产总值超过百亿元的县，浙江占到其全部县域数的60.3％，河南33.3％，陕西仅为3.6％，西部的内蒙古也高于陕西省。
五是县域财政收入水平低。2007年，陕西县域地方财政收入105.5亿元，县均1.27亿元，分别低于浙江、河南和内蒙古9.03亿元、1.76亿元和3.01亿元。在财政总收入超过2亿元的县(市)中，陕西仅有29个。县域人均地方财政收入449元，仅比河南高10元，相当于浙江的24.9％，内蒙古的20％。
六是农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2008年，陕西农民人均纯收入3136元，与全国的4761元相比，相差1625元，相当于全国的65.9％，排名第27位，2004年至2008年，陕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额为1269元，同期全国的增加额为1825元，陕西比全国少增556元，与东部浙江、中部河南、湖北相比，分别由2004年相差4.077元、686元、1023元拉大到2008年的6122元、1318元、1520元，与西部内蒙古相比，差距由1762元缩小到1520元。
记者：陕西地域分为陕南、关中、陕北三大区域，各区域县域经济发展特色各异，陕西县域经济划分为哪几个梯度，各自都有什么特点?
张晓光：梯度分类分析表明，陕西县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第一、二梯度县域是全省经济最发达地区，尤其是第一类，各项经济指标遥遥领先；第三梯度属于中等发达地区，且部分县(市)社会发展指标处在全省中上水平，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较强；第四梯度为经济落后地区，大多数指标与第一、二类差距较大。
第一梯度：即2008年度陕西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十强县。主要分布在陇海铁路沿线、关中平原、矿产资源富集区，承接省会城市和工业经济发达城市的经济圈辐射，区位优势明显，工业经济基础较好，特色产业发展迅速，产业聚集效应明显，有力地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其县域经济发展特点是经济总量较大，活力较强，且发展环境良好，属于典型的工业主导型经济。
第二梯度：即2008年度县域经济监测结果第11名到第30名，共20个县。主要分布在关中经济区、陕北能源富集区和汉中经济区。地理位置总体上相对较
好，交通较为便利，其中部分县(市)近年来发展势头良好，县域综合竞争能力显著提高，经过努力可望进入陕西“十强”。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县(市)大部分虽属工业主导型经济，但产业特色、优势带动作用不是很强，产业集聚功能有待进一步强化。
第三梯度：即2008年度县域经济监测结果第31名到第65名，共35个县。涵盖了关中、陕南和陕北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县绝大部分在地理位置上偏离中心城市，大部分县工业化程度较低，虽然一些主要经济指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多项指标在全省平均水平之下，县域工业发展水平和效益均有待提高。
第四梯度：即2008年度县域经济监测结果第66名到第83名，共18个县。主要分布在陕南、陕北边远地带和贫困山区，自然条件较差，区位劣势比较明显，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交通多有不便，通信相对滞后，资源较为匮乏，缺乏特色产业，粗放型增长特征明显，县域经济发展缺乏项目支撑和新的增长点。
记者：陕西县域经济产业结构都有哪些特点?
张晓光：县域经济发展是一个由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而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反映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状态和变化趋势。县域梯度经济的差异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但最终体现在产业发展的优势上。
近年来，陕西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使县域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2004年，在全省GDP中，一、二、三产业的结构为11.7:48.9:39.4，到2008年，这一结构变化为11.0:56.1:32.9，一产比重比2004年下降0.7个百分点，二产提高了7.2个百分点，三产比重下降6.5个百分点。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2008年，83个县(市)三大产业的比重为16.7:61.0:22.3，虽然与全省有所差异，但整体结构与全省基本相同。从目前情况看，陕西经济产业结构通过优化升级，已由原始的第一阶段“123”推进到第三阶段“231”。
记者：陕西县域经济实现跨越发展面临着哪些问题和制约因素?
张晓光：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推进，陕西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也日益显现。从陕西现实情况看，除“十强县”和第二梯度部分发展较快的县域外，绝大多数仍属于经济小县、工业弱县、财政穷县，在总体上表现为：县域经济素质不高、产业层次较低，工业化程度偏低、需求水平不大、城乡发展差距仍在继续扩大。
一是县域经济发展差异较大。首先是发展水平差异，其次是非农产业差异，第三是两极分化差异。二是县域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大多数县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经济结构仍存在一产过重、二产脆弱、三产滞后的现象。三是建设用地紧缺、发展资金短缺、招商引资困难等县域经济发展要素制约严重。四是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2008年，全省的城镇化率为42.1％，在83个县(市)中，只有11个县(市)达到这一水平，有38个县不足20％。与浙江、内蒙古相比，陕西省大部分县域由于缺乏长期稳定的优势产业支撑，县城建设相对滞后，城市功能不完善，带动经济的作用十分有限，中小城镇数量少、层次低，转移农业人员的作用不明显。城镇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产品集散和消费重要市场的地位没有充分体现。
记者：实现陕西县域经济跨越发展有哪些对策建议?
张晓光：一是要认真做好扩权县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工作。目前陕西省扩权县已达30个，但从具体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看，工作不到位，对扩权强县的创新意识和力度不足。应本着“责权统一、重心下移、能放则放”的原则，进一步扩权、放权。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制约县域发展的实质问题，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扩大县域发展自，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和实力，实现县域跨越发展。
二是主攻特色、区域推进、重点突破，实施富民工程。在产业布局上要打破行政区划，按照区域化、专业化要求，着力推进板块经济发展战略，打造规模优势，促进资源优势向特色产业集聚，特色产业向特定区域集聚，加快形成特色产业集群。
三是着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带动县域经济发展。从县域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区位特点等实际出发，坚持科学发展，认真做好县域城镇化规划，以城镇化促进县域工业化、以工业化提升城镇化，努力实现城镇化、工业化的良性互动，带动县域经济发展。
关键词：县域经济；发展；新形式
一、县域经济的概念及特点
1.县域经济概念
县域经济的地理空间划分以县级行政区为限，调控主体以县级政权为主，优化市场资源的配置，具有地区特色和完备功能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主要有以下三层涵义：首先，县域经济具有二重性，即农村与城镇经济的集合体；其次，县域经济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第三，县域经济的发展方向是工业化和城镇化。
2.新形势下县域发展的方向
（1）土地流转试点。土地流转是农村改革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种趋势。这样不但能够解决农村向城镇化过程中用地“瓶颈”问题，也能使我国土地配置市场化、资本化，最终起到优化我国农村资源配置与产业结构。
（2）户籍或成突破口。十报告曾提出推动农村向城镇化发展的方针政策，那么县域户籍的改革将成为一个突破口，逐步推进农村向城镇化发展。因此，户籍改革将成为县域向城镇化改革的一个方向。
（3）实施“城市群”战略。在中国未来的发展道上将逐步形成以中小城市发展为重点，大城市发展为依托的城镇化建设。
3.县域经济特点
我国县域经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五个基本特点：地域性、农村性、层次性、差异性、综合性。
二、县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及适应性分析
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涵义是以县域工业化和现代化为基础，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特色化发展路径。其主要内容包括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资源、产业结构、运行机制等。我国各县域经济发展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但在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人们所熟知的发展模式主要有温洲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等。各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在演变过程中也在不断的完善与创新。
县域经济发展受区位、资源、资本、市场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和影响，因此，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还可根据各影响因素进行划分，包括区位模式、资源模式、资本模式、技术模式、市场模式、企业模式、产业模式、体制模式。县域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由各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因此，县域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之间会产生一定的交叉，但这种交叉并不会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效果。原因在于每种模式都有他自身的特点，本文选择以下两种模式进行分析。
1.区位模型
区位模型县域经济是以地理位置的优势，通过向上一级中心地区提供补充服务而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该种模式下县域经济发展的兴衰取决于该地区的优越的地理环境。适用于该模式的县域经济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工业生产力强大，交通便利，与大城市交往密切且吸收大城市辐射力较强。因此，在该优势既定条件下，这样的县域经济发展的起步较快，并且各种政策的实施见效速度也比较迅速。但是，当区位中心遇到风险时，对县域的经济也会造成致命的影响。
2.资源模型
资源模型的县域经济发展是依靠本地区优越的自然资源进行开发，进而带动整个县域经济发展的一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型。该模型主要适用条件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该县域内必须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该自然资源主要以矿产资源为主，并且市场上的需求较高，前景较好；二是，该县域对于开发该自然资源的行政性和经济性壁垒较低，当地政府鼓励各类经济主体进入该县域进行开发。
三、新形势下县域发展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发展在我国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城市经济发展思想为主导思想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处于支配地位，使我国的县域经济发展过程出现了一些问题。
1.布局不合理
由于县域经济发展规划意识较弱，制定的规划的手段也比较落后以及相关人员的素质的制约，导致县域经济布局的不合理。尤其在工业分散布局方面的问题最为严重。农村改革计划的启动，使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大量涌现，这也是导致县域工业化布局分散的一个重要原因。工业布局的分散化使城镇化也变得分散，规模较小、质量不高的城镇遍地开花，难以发挥城镇集聚效应，使产业的升级受到很大的影响。同时，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分散，造成生产垃圾和生活垃圾得不到集中和无害化处理，影响了县域发展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目标。
2.产业层次低下，经济结构单一
建国至今，我国一直采取的是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的方针政策，政策的重点向大城市倾斜，导致工业化的二元特征十分明显。国家将县域工业化发展没有设置在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内，使县域发展计划得不到明确的政策指导。除沿海地区相对发达县域外，大部分县域经济结构都很单一，产业层次也比较低，造成县域内的各产业之间比例结构失衡。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下方面：首先，第一产业在三次产业中所占的比重较高；其次，第一产业中的普通种植和养殖业所占比例偏高；再次，由于县域工业产业从业人员生产技术落后只能从事初级工业采集、加工工作，因此使企业的规模长期处于中小企业经营范围内，无法享受国家更多的优惠政策，使县域的企业在竞争中处理不利地位。
3.生态环境较差
我国大多数县域企业是在20世纪80年代兴建起来的，由于当时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问题，落后的生产技术使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和破坏。20世纪90年代，国家开始重视生态环境，但是工作的重点还是倾向于大中型城市，忽视了县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再加上大量的招商引资，给县域低能的无害化垃圾处理能力带来了具大的压力，造成了县域生态环境严重的恶化。
四、促进新形势下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及保障机制
1.制定基本对策，调整县域经济发展布局
县域发展的基本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解放思想，促进发展，把扩大产业、增加人民收入、解决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关问题放到首要位置；第二，突出县域特色，发展县域经济；第三，扩大县域投资空间，加大投资力度。在此基础上，新形势的县域将经济发展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统筹规划，实现县域工业集中布局，对于较大的县域可以根据人口的分布情况和农业生产情况选择一个或几个规划中心镇，作为县域产业发展的一个中心，并通过国家的一些优惠政策引导周边县域向中心镇集中。这样，不但可以调整县域经济发展布局，还可以使县域不断向城市化方向发展。
2.发展动力机制，优化县域产业结构
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传统的经济发展、国家政策、知识三种驱动力共同构成。在这三种驱动力的作用下，各县域应该培育具有一定特色的县域产业，挖掘县域经济发展的潜力，拓展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优化县域产业结构。在新形势下，县域发展在引进新技术人员的前提下，利用本县域特色资源，因地制宜的发挥各县域优势，走出一条新型的县域的经济发展道路。
3.发展保障机制，推动县域农业发展的现代化
县域经济发展要依靠政府的规划、协调、服务和监督才能切实的创造出良好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各地方政府应该针对各县域的优势，注重对专业农户的农业生产培养，完善农户土地流转机制，扩大农户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生产的产量，实行分县域特色大批量、高标准的生产名牌农业产品。
五、总结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的县域经济发展，应该着重在各县域的经济特色上，以农村为主体，以小城镇为纽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实现富民强县，解决我国“三农”问题，进而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一、上半年地区经济形势
（一）东部地区稳中略升，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均有不同程度回落
从经济增长速度看，东部地区将保持或略高于一季度9.2%的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约0.4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同比增长近10%，较上年同期回落约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同比增长10.8%左右，较上年同期下降约1.7个百分点左右。东北地区将保持或略高于一季度9.3%的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约0.5个百分点。
从工业增加值看，1—5月，东部地区同比增长8.8%，增速与上年同期持平。中部地区同比增长约10%，增幅回落3个百分点，且6省增速同比均回落，工业效益下滑明显。西部地区同比增长10.3%，增幅回落3.7个百分点，2/3省份增速降幅超过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工业增长趋缓，1—5月，东北三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除辽宁同比增长1.1个百分点外，吉林、黑龙江同比下降2.7和0.7个百分点。
从固定资产投资看，1—5月，东部地区同比增长19.8%，较上年同期提高近1.7个百分点，增长态势明显。中部地区增长23.6%，同比回落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增长22.8%，同比下降1.3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增长23.2%，同比大幅回落6.3个百分点，其中辽宁省增速下降7.5个百分点，是各省区市中降幅最大的。
从消费看，1—5月，东部地区同比增长11.3%，低于全国平均增速1.6个百分点，与一季度基本持平。中部地区同比增长13%，与一季度增速基本持平。西部地区同比增长12.9%左右，比一季度略有回落，主要是耐用消费品、住宿餐饮、煤炭等资源外运量减少、成品油及相关产品消费下降影响比较大。东北地区同比增长15.2%，比一季度回升2.8个百分点，是四大板块中增长最快、环比增长最快的区域。
从进出口贸易看，1—5月，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0.3%，较上年同期提高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外贸波动较大。1—5月，中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4%，增幅较一季度回落6.1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回落2.5个百分点，但仍是四大板块中增长最快的。西部地区外贸形势不容乐观。1—5月，西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5.6%，较去年同期下降20.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速大幅下降35.6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乏力。1—5月，东北地区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3%，较去年同期回落6.6个百分点，是四大板块中增长最慢的区域。
从财政收入看，1—5月，东部地区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2.8%，较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尤其是广东、北京、福建同比增速分别提高9.0、8.3、7.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增长19%，同比回落3.6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增长13.3%，同比回落4.8个百分点，近2/3的省份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重庆和内蒙古增速低于7%，不少省份财政困难问题日益凸显。东北地区增长6.8%，低于全国6.6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放缓14.6个百分点，辽宁仅增长5.2%，增速居全国末位。
从就业看，据有关部门统计，上半年，东、西部地区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同比分别增长5%和9%，中部地区增速持平，各地区就业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尤其是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较大。
综上分析，上半年，东部地区经济企稳回升，稳中有进，但回升的基础仍不牢固，后续发展态势有待进一步观察。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多以资源能源和原材料产业为主，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且处于产业链上游，应对危机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不强，潜在风险和下行压力加大，虽然经济仍在较高位运行，但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下滑明显，困难因素明显增多。东北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均出现较大降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二）“四大板块”内部省区间经济增长分化现象进一步显现
从西部地区省份看，近年来，西部12省区市经济增速大都处于全国前列，内蒙古、重庆、广西生产总值增速连续多年保持在全国前列，今年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上半年，只有、云南、新疆3省区经济增速②同比加快，其他9省区市都有不同程度回落。从东部地区省份看，上半年，海南、广东、浙江、北京、上海、福建经济增速同比加快，山东增速与上年持平，其中海南、广东同比分别提高了2.4和1.2个百分点。天津、河北、江苏经济增速出现回落，其中天津回落了1.6个百分点。从中部地区省份看，上半年，6省市均呈现出下滑趋势，其中下降幅度较大的有湖北、河南和湖南，增速同比分别下降了2.0、1.9和1.5个百分点。从东北地区省份看，辽宁经济增速同比持平，吉林、黑龙江省经济增速均出现下降，其中吉林下降了1.9个百分点。
上半年地区经济出现的上述变化和分化情况，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要求我们必须从各地实际出发，坚持分类指导、区别对待。
二、地区经济形势变化的原因分析
国际金融危机是影响地区经济形势变化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正逐步由东部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传导。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基于国际经验，中低速经济增长今后可能是一种常态；化解产能过剩、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等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同时，不同地区、不同省份在资源禀赋、发展基础、产业体系等方面的差异，也影响了自身的发展速度和质量。
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基础和产业特点使其更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多以资源、能源输出为主，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且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上游，自我调节能力不强，承受经济波动的能力明显偏弱。如内蒙古、陕西、宁夏等资源大省，受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回落影响，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同比分别回落2.2、4、4.5个百分点，上半年经济增速回落了2—3个百分点。煤炭大省山西受此影响，经济增速也出现下滑。
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工业品出口转内销挤占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空间。受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影响，广东1—5月工业品内销产值增长14.3%，较出货值同比增速高出9.4个百分点；江苏去年以来新增外资中以国内市场为主的企业已占七成。上述情况对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和企业经营带来较大冲击，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
三、下半年地区经济走势预测
当前，全球经济仍处于深度转型调整期，增长疲弱状况不会明显改观；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和潜在风险仍然较多，经济形势依旧错综复杂。受国内外环境影响，下半年地区经济发展既面临不少困难，也存在一些向好因素：
一是受国际环境影响，外需形势趋紧、投资增长乏力、消费动力不足等问题仍然存在，各地区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在宏观调控政策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预计下半年各个地区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的可能性不大，经过努力，预计大部分地区可以实现年初预定的增长目标。特别需要关注的现象是，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已延续多年，各地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已逐步积累了一定的应对经验，自我调整能力有所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保障经济的相对平稳运行。
二是由于产业体系完善、产业层次较高、民营经济活跃和内贸市场迅速开拓等原因，相对而言，东部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较强。考虑到前5个月东部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出现企稳回升的良好态势，以及去年同期经济指标基数较低等实际情况，预计下半年东部地区投资、消费、进出口、工业企业效益等主要经济指标仍可能呈恢复性增长，经济稳定回升的态势有望保持。
三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与东部地区相比，抗风险能力明显偏低。2011年下半年，本轮经济下行即在东部地区开始显现，但直到2012年中期中西部地区才明显感受到经济下行压力，因此，本轮金融危机的影响效应存在由东向西的传导效应。参考东部地区经济运行情况，可以认为，中西部目前仍处于经济下行的通道，预计下半年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消费、进出口增速难以较快提升，经济有可能呈稳中略降态势。特别是随着财政收入增幅趋缓，中西部地区面临比东部地区更为严峻的形势和挑战。
四是东北地区自去年一季度以来经济增速逐季回落，在四大板块中滑落最快，虽然到今年一季度增速降幅有所缩小，但东北地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较多，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考虑到东北地区上年同期各项指标回落幅度较大、基数较低等因素，预计今年下半年降幅会有所收敛。
四、政策建议
（一）加大对东部地区的制度供给
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稳定器，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东部已进入企稳回升和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方面加大制度供给，进一步夯实转型发展的基础。重点加快浦东新区、滨海新区、深圳前海、珠海横琴、福建平潭、舟山群岛新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功能区建设，加快重大领域改革和先行先试，一方面为全局改革提供经验，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创新为转型发展提供新动力。
（二）加大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问题性区域的支持力度
当前，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和潜在风险大，可能还处于下滑通道，必须对问题区域予以特别关注，防止经济继续恶化。要在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项目审批核准和资金安排方面对此类地区给予支持和倾斜。加强能源外送通道建设，适当增加资源本地化深加工与利用比例，提高战略性资源收储规模，对严重下滑的能源原材料行业给予必要支持。积极调整现有中央投资结构，向中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领域倾斜，确保各项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不因经济放缓而受影响。
（三）扩大区域开放合作
加强区域合作，是促进要素跨区域流动和优化组合的重要途径，是通过区际比较优势交换推进区域良性互动的有力手段，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要把构筑开放型经济体系和创新区域合作方式作为塑造区域发展新优势的着力点，支持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地区加强区域合作，积极推动一体化发展。健全合作机制，加强长江流域等重点流域地区合作。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鼓励与沿海地区合作共建产业园区。推动内陆和沿边开放，加快云南向西南开放桥头堡、新疆喀什和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支持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和满洲里、瑞丽、东兴等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支持开展跨境合作。
关键词:新形势;开放型经济;创新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6-0046-04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受到了牵连,其影响程度之深、波及范围之广,实属历史罕见。江苏是中国最重要的开放型经济省份之一,外贸依存度很高,2008年的进口依存度与出口依存度分别为37.02%与57.13%,而且出口产品以中低端传统制造业产品为主,出口主体以苏南企业为主,出口目的地以发达国家为主。这种过于集中的发展模式使得江苏开放型经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进出口额、吸引外资、对外承包工程都出现了大幅下降。虽然世界性危机已经触底,但经济复苏仍然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仍然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因素。很多专家学者将这一阶段称为后危机阶段。江苏开放型经济仍然面临严峻的考验。然而,大考验当中亦藏有大机遇,江苏开放型经济应当在危中寻机,在保证“全国前列的位次不后移,份额不减少”的情况下,寻找进一步发展的对策。
一、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江苏开放型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与积极因素
2009年,在全球各国协同努力下,世界经济从年初经济陷入最低谷到年尾经济明显好转。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的成功反转主要得益于政府的干预,经济的基本面仍然很脆弱,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9年7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所定的题目就是“收缩力量在减退,但复苏的道路是漫长而又曲折的”。这样的世界经济局势既给江苏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江苏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首先,由于受到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经济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影响,江苏的出口特别是针对欧美市场的出口仍然面临严峻考验。新世纪以来,欧盟、美国一直是江苏最重要的两大贸易伙伴,两大市场占江苏年均出口总额的42%,欧盟和美国市场对于江苏的出口表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目前美国和欧盟经济有所好转,但是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2009年10月份,美国失业率为10.2%,德国失业率为8.1%,法国失业率为9.5%。高失业率严重挫伤了这些发达国家的消费信心,与此同时,针对金融体系的改革也使得过去高消费低储蓄模式一去不复返。欧美国家的需求萎缩在短期内无法改变,而出口高度集中于这两大市场的江苏所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从2008年江苏出口统计来看,出口增幅仅为1688%,为2001年以来最低,而且江苏进出口出现了单月增速逐月下降的趋势,并在2008年11月份双双变为负增长,虽然到了2009年6月份出现了明显好转,出口实现了正增长,但是江苏传统优势项目机电产品仍然增幅缓慢,回升势头明显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大幅下降的微观表现就是企业出口订单及产能显著下降。由于国际市场需求减弱要素供给趋紧、成本上升等压力,江苏不少出口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经营困境。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都面临着市场空间减少、经营风险增大、资金链绷紧的风险。但是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收益不稳定,抗风险能力差,缺乏合格抵押担保品,融资困难陡然增加。与此同时,出口导向型中小企业的外国客户在金融危机中出现经营困难和资金问题,以至于中小企业的大批应收账款无法收回,这对于资金本来就很吃紧的中小企业更是重重一击。许多中小企业面临着裁员甚至是破产的境地。
其次,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信贷紧缩,以及后危机阶段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都会带来全球资本的紧缩,国际直接投资势必大幅减少。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分析,在2008年全球FDI流入量下降14%的基础上,2009年下降趋势更加明显,预计全年下降30%至40%。作为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最多的省份,江苏近十年来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16.3%。但在国际资本明显收缩的影响下,2008年江苏省实际利用外资251.20亿美元,同比增长14.7%,比2007年同期回落了10.9个百分点。随着国际经济局势的好转以及投资信心的回升,自2009年9月后,江苏省单月利用外资连续三个月同比增长,截至11月份,全省实际利用外资224亿美元。不过,在外商直接投资中,欧美对江苏的投资仍然有大幅下降的趋势。2009年欧美国家对于江苏的投资出现更大降幅,其中英国协议利用外资下降83.52%,美国下降26.91%,欧盟下降23.16%。目前吸引的外资主要来源于亚洲,占比达到60.27%。
第三,贸易摩擦加剧,受牵连企业亏损严重。从以往的经济危机经验看,在危机爆发初期,各国会寻求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而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加深,各国为了保就业,保民生,必然会各自为政,高举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帜。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普遍下降,主要发达国家纷纷陷入衰退的泥沼,对外贸易也出现了大幅缩水。在这一背景下,各国纷纷出台贸易保护措施。而在所有贸易保护措施中,提高关税的传统方式仅占1/3,且全部由发展中国家采用。其余2/3采取的是“隐性保护主义”方式,发达国家通过非关税壁垒和滥用贸易救济措施进行贸易保护,从而使贸易保护主义的认定变得愈加困难。据世贸组织统计,截至2009年10月28日,WTO成员共发起171起反倾销调查和28项反补贴调查,启动26起保障措施调查。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09年全球一共有115起贸易救济调查是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总案值127亿美元,“立案频率之高在世界贸易救济历史上都极为罕见”。仅美国在2009年就对华发起23起反倾销、反补贴和特保,涉及到中国76亿美元的出口规模,占全球对华涉案金额的60%,案件的数量同比增长了53%,金额增长了8倍。中国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WTO成员,连续三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保护主义受害国。中国再次成为众矢之的意味着中国定位于“全球价值链”底部的增长战略面临着严峻的内外部挑战。未来国外针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措施将会加码,包括以减排为借口的所谓碳税之争很可能升温,这些都使中国外贸下一步面临诸多变数。作为贸易大省,江苏遭遇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摩擦范围越来越广,摩擦程度越来越深。2009年前三季度,江苏省共遭遇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别保障措施)、美国337调查、反规避等各类贸易摩擦案件62起,是去年同期的两倍;涉案金额20.97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4.62倍;涉案企业805家,是去年同期的4.15倍。贸易摩擦涉案范围由原来的钢铁、轻工、机电、纺织等传统优势产业延伸到大型扫描仪、同步数字传输设备等高科技产品,其中钢铁、汽车及零部件分别占涉案总金额的48%和35%。大多数涉案企业的出口业务几乎陷于瘫痪状态,对产业上下游构成很大冲击,迫使相关企业调整市场方向,扩大出口渠道,而就业等民生问题也随之受到波及。
第四,承包工程市场萎缩,开发区实际到账外资减少。金融危机使各国采取应对政策,资金流向和投资方向发生重大调整,使本来立项的、意在开发的项目流产、减少、缓签,同时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流动性不足,业主资金链断裂,迫使一些企业对外已签项目停止执行或推迟施工。徐矿集团5亿美元的博茨瓦纳煤电油一体化项目就因这次金融危机而搁浅。至2009年11月,全省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额42.51亿美元,同比减少13.4%;完成营业额44.24亿美元,同比增长5.3%。全省开发区实际到帐注册外资165亿美元,同比下降10.3%,虽然降幅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但仍比全省平均跌幅深2.8个百分点。在14个国家级开发区中,只有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实际到账外资实现正增长。
不过,江苏开放型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的同时,仍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江苏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已经发展成为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结构调整的重要承接地,基础设施健全、产业链条完整、劳动力素质高,这些已经转化为江苏的竞争优势并在全球经济衰退、消费疲软的背景下突显出来。首先,随着发达国家人民开始量入为出,节约生活,它们消费者会对质优价廉的产品更加青睐,在全国,江苏外贸的回升程度已经超越其他主要沿海外贸省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危机强化了江苏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其次,在国际资本收缩的情况下,江苏的产业优势、服务优势突显,利用外资全国占比增长,利用外资质量不断提高。危机以前全省实际到账外资占全国总盘子的1/4,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考验,全省实际外资份额增加了2个百分点。更难能可贵的是,全省利用外资质量进一步提升。传统产业利用外资占比持续下降,新能源、新医药、服务外包等新兴产业利用外资占比提高。第三,江苏服务外包迅猛发展。2009年1-11月份,全省实现离岸外包协议金额36.28亿美元,同比增长150%;离岸外包执行额26.92亿美元,增长192%;南京、苏州、无锡跻身全国20个“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行列。《江苏省推进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规划》确定的多项指标提前完成。第四,金融危机为全省各类资本“走出去”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很多国家将中国经济看作是全球经济板块中最活跃的部分,更加欢迎中国企业前去投资,不少国家的投资促进机构专门成立中国小组,希望通过引进中国企业的投资解决东道国企业资金短缺、失业率上升的问题,以前在收购方面较为苛刻的条款现在放开了,以前较为昂贵的资产价格目前降低了。资源性产品、东道国优质企业资产、先进技术成果,这些以前都无法企及的好项目现在都可以成为江苏企业对外投资的对象。统计显示,2009年1-11月,全省共核准境外投资项目286个,同比增长33.6%;中方协议出资额同比增长超过60%。
二、未来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对策分析
尽管成功地防止了大萧条的出现,世界经济仍然有一段时间是不稳定的,有可能存在一到三年的低增长。在国际经济发展前途扑朔迷离的新形势下,江苏开放型经济需要寻找进一步发展的对策。
1.在贸易发展模式中引入创新机制,提升江苏出口产品的竞争能力。“江苏制造”始终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产品竞争力不强,附加值不高,没有自己的品牌,缺乏海外营销渠道,没有定价权,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无法掩盖“江苏制造”在国际市场当中的弱势地位。这样的发展模式不仅会冻结江苏与先进经济体发展水平的差距,而且会招致频繁的贸易保护措施。为了提升江苏出口产品的竞争能力,需要在江苏传统的贸易发展模式中引入创新机制,将开放与创新结合起来。一是在江苏已有的传统产业优势的基础上,加大产业创新,让传统制造业高级化。二是在已有的欧美中低端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开拓新兴市场。
2.创造稳定的经济与政策环境,促进开发区的转型升级。开发区是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更大更直接。从政府管理部门来看,应从多方面着手积极应对危机,尽量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一是注重产业要素的调整,提升开发区自主创新能力与效益。目前,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有些产业不景气,原先禁止出口的关键技术设备可以购到,特别是包括光电显示、光伏、新材料等开发区现有主导产业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和设备,正是低成本购进,提高产业主导权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二是防范外商投资的信用风险。开发区管委会应通过国内外各种渠道了解跨国公司的经营动态,防止外资利用优惠政策进行金融诈骗。同时对区内企业开展全面调研,通过银行、税收、工商等部门了解金融危机后企业项目建设、生产销售、流动资金、劳动用工等方面的变化,保证协议外资如期到位,并有效防止企业资金抽逃等情况的发生。三是加快推进“四个转变”,即开发区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从资源依赖、投资拉动向科技依托、创新驱动转变,从“工业经济”、“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智力经济”转变,从“人力资源优势”向“人才资源优势”转变,确保实现把开发区建设成为产业高地、创新高地和人才高地的目标。
3.积极稳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海外投资步伐。积极稳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也是发展开放型经济持久的动力来源,应该积极鼓励江苏企业“走出去”,建立相关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境外投资。一是加强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争取推进商务部以我省柬埔寨西港经济特区为试点启动与柬埔寨协商会谈,促进签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有关的政府间协议。二是加强境外生产基地的建设。江苏不少纺织服装出口企业利润微薄,因此可以通过将生产基地逐步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的策略来应对利润变薄的困境。鉴于不少纺织服装企业属于中小企业,在境外办厂风险过大,成本过高,可以选择“抱团出海”的方式“走出去”,这样既可以提高抗风险能力,又有利于形成配套能力,还可以跨越贸易壁垒。三是引导企业参与海外战略布局和资源开发。应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境外农业开发和资源加工,支持企业购买发达国家技术及品牌。四是加强对海外企业的并购投资。江苏的企业集团应抓住机遇,参与对海外企业的并购和收购,以获取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其中包括被并购或收购企业的专利,从而增加在海外的生产基地,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利用国外企业的销售渠道及物流系统,在更大范围内寻求企业自身的发展空间。
4.充分利用国内外大型机构裁员的机会,以良好的人才机制吸引人才回归。人才是21世纪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致华尔街大批有经验的金融人才失业,受金融危机波及的IT企业等也纷纷裁员,此轮裁员风暴业已波及国内上海、深圳等跨国公司总部、研发中心聚集地,国内外许多高层次的技术、管理人才正面临发展的困境。这对江苏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来说,正是吸引、引进国内外高层人才的好时机。江苏应根据产业发展的需求,适时推出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引智机制”,落实各项人才政策,用优惠的待遇和良好的职业前景来吸引人才入驻。通过引进领军型人才和团队,包括领军科技人才,领军型服务外包人才等带动高尖端项目落户江苏,实现引进一位领军人才,带出一支创新创业团队,开发一批创新成果,催生一个新兴产业。同时,可以有针对性地集中组织招聘团赴欧美推介,通过商会等机构在海外网罗高端人才,为江苏开放型经济更高水平的发展做好充分的人才储备。
5.大力发展国际服务外包,形成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随着全球国际分工的深化、产业转移的升级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服务业外包正在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热点。江苏应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承接国际外包,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商务流程外包等现代新兴生产业,以服务业的加速发展带动先进制造业,充分利用IT技术使传统制造业得到信息化改造。发展服务外包,特别是国际服务外包,能够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江苏在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上,不仅要建立国际先进制造业基础,而且要建立国际服务外包基地;不仅要建立世界工厂,而且要建立世界办公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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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资源约束的矛盾十分突出
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在我国，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土地、自然资源、生态和环境承载能力约束矛盾加剧的问题，而且是其他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未曾遇到的。从当前的发展趋势看，资源供给不足将成为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制约因素。
（一）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资源承载能力偏低
人均耕地面积、淡水资源和森林面积三个指标反映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承受能力。目前我国这三个指标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2％、25％和20.6％，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承载能力相当脆弱。
1．土地资源：我国土地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一是人地矛盾日益尖锐，土地资源保证程度降低。我国以约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1％的人口。土地资源总体质量不高，有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的耕地面积只占全部耕地面积的41.3％。全国国土面积中有65％属山地或丘陵，33％属于干旱或荒漠地区。二是可开发利用的后备资源不足。目前，我国虽尚有未利用的土地约11亿亩，但依我国当前经济条件和科学技术水平仅1/4可开发利用。三是土地利用效率不高。我国大部分土地利用方式还比较粗放，规模效益也未充分发挥出来。城市用地增长远远超过人口增长，许多城市建设和开发区建设存在严重的土地浪费现象。四是土地退化、毁损严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全国受工业“三废”和农药污染的耕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全国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20.25亿亩，并仍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55.05亿亩，约占国土面积的38％，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0.15亿亩。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39.3亿亩，每年因自然灾害损毁的耕地约10万公顷。2003年净减少耕地253.7万公顷。2．水资源：我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小，水资源利用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一是水资源短缺。截至2002年底，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6868亿立方米，人均拥有量2091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2003年人均水资源2076立方米。我国已被列入世界13个人均水资源贫乏国之一。二是水体污染严重。相当数量的废水和污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海。三是江河水流泥沙含量高。四是水价严重偏低，水资源浪费严重。水资源管理存在运行机制不完善，对水的开发、利用、保护缺乏统一协调等诸多弊端，水价过低，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造成用水的大量浪费。
3．森林资源：我国人口众多，局部生态环境恶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改善生态环境对森林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而森林资源总量不足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十分突出。一是森林覆盖率低。据统计，2002年底我国森林覆盖率为16.5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45个百分点；人均森林面积0.12公顷，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0.6％；人均森林蓄积量9.7立方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8。二是利用效率低下。由于资源利用不合理，目前我国森林年消耗3.7亿立方米左右，其中薪炭材约1.3亿立方米，占35％。资源利用极不合理。万美元木材消耗约2立方米，为美国的3倍、日本的9倍。三是供需矛盾突出，进口大量增加。2003年进口原木材、锯材2546万立方米和551万立方米，用汇36.4亿美元。
（二）主要能源、矿产资源的储藏总量和人均占有量低
矿产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目前世界90％的工业品和17％的消费品是用矿物原料生产的；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95％的能源和85％的原材料来自于矿物资源。矿业对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主要能源和矿产资源储藏总量及人均占有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乃至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除煤炭及少数小宗矿产资源外，我国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储藏总量不足，人均拥有量明显低于主要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
（三）资源保障程度低
经对8种主要能源和矿产资源静态保障程度分析，我国主要矿产资源的静态储采比大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储藏丰富的煤炭，资源静态保障程度也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由于石油、铁、铬、铜、铝等矿产均需依赖大量进口，现有储量对消费的保障程度更低。在具有支撑性作用的45种矿产中，我国目前已有10多种的探明储量难以满足需求，到2010年将有半数以上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到2020年能满足需求的仅剩下6种。
二、资源约束的风险明显加大
我国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很难适应快速增长的庞大需求，这一鲜明反差构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供给的基本特征，资源供给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资源约束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风险。
（一）环境污染形势不容乐观
由于二氧化硫排放大大超过环境自净能力，我国已有约1/3的国土受到酸雨污染。煤炭生产引起的地表沉陷、矸石堆积及自燃、瓦斯和粉尘排放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日趋严重。今后随着煤炭消费需求增加，环境污染形势将越趋严峻。
（二）煤炭和交通运输压力巨大
去年以来的煤炭和电力需求过快增长，对国内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煤炭生产都造成了明显的压力和影响，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电力供应偏紧和煤炭供应告急局面。从目前煤炭生产能力和铁路运输能力情况看，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需要建设大量煤炭及相关铁路运输、港口配套设施。
（三）我国企业承受资源约束的能力脆弱
产业集中度过低以及粗放经营，使原油加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轮胎等高度依赖进口资源的产业抗风险能力较弱，容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和需求变化的影响。
（四）影响国内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
初步测算，2020年石油和其他主要矿产资源及初级产品进口用汇将达到2000亿美元以上，其中仅进口石油就需600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1.3倍。随着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国际市场供应和价格变化对经济和社会影响将越加明显。
关键词：宏观经济 商业银行 战略选择
一、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及银行业发展态势
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7.8%，经济增长增幅回落已经成为现实。而从关键指标――反映制造业活跃程度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一直徘徊在50左右，显示经济虽然出现企稳，但未来趋势仍不明朗。伴随着中国经济增幅放缓，中国银行业利润增长也出现回落。近年来，国内主要大型银行股改上市之后，得益于中国宏观经济及银行业自身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的整体经营实力不断提升。
实际上，经济增长与银行业利润增幅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国内外文献对此进行了较多的研究。现有研究证明，已过经济增长与其银行业利润的正相关性强。熊彼特最早强调了银行系统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银行主要通过对资金的识别和募集鼓励创新活动并由此提高技术水平和促进经济发展。麦金龙和肖等学者也强调了金融系统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储蓄提高和资本积累。此后，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经济增长与行业发展存在正相关性。结合我国的实际，金融为以来的本轮周期下，中国经济增幅下滑对于银行业利润增幅下滑起到了重要影响。鉴于此，本文将结合中国经济及中国银行业发展的现状，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及长短期影响进行分析，总结当前面临的挑战及未来的增长潜力，同时，本文将结合经济转型的目标分析我国的战略选择。
二、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因素及挑战分析
从长期因素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二是现有的制度红利也逐步消失。从人口红利因素看，过去30年中国人口红利集中爆发，劳动密集型企业增加了中国的就业率，而土地、技术等要素大力驱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高储蓄率则保证了资本存量的增加。不过，近年来这一动力开始弱化，“人口红利”或将消失。而越来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则将进一步减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制度红利看，现有的制度红利也或将结束。相关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制度红利”的内涵进行了分析，认为制度变迁或变革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并促进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获了较大的制度红利，市场化的制度性变革带来了创新和生产率的极大提升。不过，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面临转型，外部需求的结构性调整大大减少了中国的出口增长，制度性红利或将消失，制度的变革和技术的更新越来越迫切。
从短期影响因素看，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主要因素源于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的整体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从企业的经营情况看，实体经济也趋于走弱。投资、消费及净出口的减弱之势影响了经济增长。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加之欧债危机的持续恶化，国际市场需求下降较快，2012年以来中国外贸增幅下降，甚至出现现明显下滑的态势。在投资增速方面，2012年以来，政府调控政策逐步显现，投资增速回落。加之长期以来国内消费动力不足，三驾马车均表现乏力。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指数看，PPI的连续下滑显现了价格改善的不明显，表明实体经济中的工业生产活动仍然较弱，生产性需求不足。这些微观数据都印证了企业经营状况的不佳及经济下行的突出问题。而从用电增速看，2012年以来，我国用电增速持续下降，表明经济放缓仍将持续。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面临以下两大挑战：首先是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产能过剩发生在经济萧条期，过剩，本质上是部门性和微观性问题，其核心判断标准是当前产能利用率高低。在次贷危机时期，产能利用率急剧下降，实际上就反映了产能严重过剩。当前，我国对产能过剩定性、定量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但我国产能利用率下行是确定的，钢铁、服装、非金属制品等行业产能都过剩。其次是贫富差距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但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也不断提高。近年来，收入差距过大已成为社会焦点问题，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发展思路
近年来，金融领域的深化改革释放出了更大的改革潜力，国内主要大型银行股改上市之后，中国宏观经济及银行业自身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的整体经营实力不断提高。同时，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仍然存在：一是城镇化进程仍有较大空间，二是改革红利仍有较大空间，“制度红利”的释放，是未来30年中国经济实现继续转型的关键，通过技术进步，中国经济的内生的增长将是未来的发展主题。三是较高的储蓄率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大空间。四是我国地区及产业经济结构的改善也将释放经济增长的动力。未来一段时期内，推动我国经济成功转型的思路如下。
首先，要积极推动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将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能，这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发展的内在动力。未来，在推进城镇化之路上，要破解城镇化的深层次矛盾，加快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制度保障。
其次，要积极提振消费，促进我国国内市场发展。要推动内需，实现经济转型。要善消费环境，解决食品等公共安全问题，加大消费能力投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人们的不确定性预期，优化消费金融环境。
再次，要积极优化产业结构，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同时，要积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西部大开发，推动各地区共同发展。同时，要积极继续发挥投资的作用， 加快现代物流体系建设，鼓励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参考文献：
由于我国目前的财政经济的发展形势可以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其存在的问题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如果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利问题一直不去解决掉，并且针对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没有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并且防止其恶化，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环境是大不相同的，目前我国与外来经济往来不断，并且越来越密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问题，因此更应该对其做出及时的解决方案，解决我国财政中所出现的问题，从根源上去制定有效的措施，在未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财政体制的改革仍需进行。
一、现阶段我国财政经济发展形势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小型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多。由于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中小型企业也正在面临着挑战，其在资金的筹集方面则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并且在企业的运营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规模小，产业集中率低，产业升级缓慢，市场竞争力不强，非常容易受经济波动的影响。然而导致会出现这样问题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国货币政策以及经济形势对中小企业的影响。
（二）民生问题比较突出
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面临最严峻的问题就是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是我国目前财政经济急需解决的主要矛盾[1]。民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我国政府的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并且民生问题也是需要财政经济大力扶持的对象之一。住房方面，由于我国目前在住房方面也做出相应的划分，并且推出许多的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我国政府也对此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例如，在进行棚户区改造及安居住房保障的建立等等方面都推出了相关的政策，然而我国现如今，人民的住房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在医疗方面我国更是出现“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服务的提高，但是在医疗保障制度上还需要再进行完善。随着我国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如今就业率与失业率已经不成正比，我国人民在就业的问题上面临着很大的问题，我国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我国政府政府一定要进行相应的改革调整。
二、我国当前的财政体制改革
（一）控制经济发展的规模
政府在财政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主要起到管制和控制的作用，并且可以对财政经济模式的实施进行有效的调整，并且在对财政经济的宏观调控中要首先考虑税收，税收是我国财政经济最重要的来源，因此我国在进行财政经济规模调整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税收的基本情况，以免税收会受到其影响，并且通过税收的方式，国家可以对我国财政经济的收支进行准确的监督，能够了解到我国财政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情况，并且可以用其作为财政政策制度的重要依据[2]。
（二）调整国家财政支出的结构
国家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也是根据财政经济形势所确立的，而其目的也在于保证财体制的平衡。财政支出结构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确定最后方案前不仅需要考虑经济发展形势，同时要对过去的财政支出结构进行相应的研究，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且通过分析对未来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进行有效的预计。而就我国目前的财政经济发展形势而言，需要加大对失业保险上的财政支出，失业问题是民生问题中比较突出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矛盾较为集中的问题，国家加大对事业保险方面的投入，对于缓解社会矛盾、保证经济稳定的发展是十分有效的，同样也对解决民生问题有一定的帮助。除此之外，目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国家在对农村建设上应该加大投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逐渐缩小城乡差距。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忽视[3]。
（三）合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财政收入问题现如今已经成为了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并且还是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方式之一。如今，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产生的最为集中的地域就是我国的东西部收入及城乡的收入差距，然而收入差距的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在每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发展程度不同，例如，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要比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快一些，城市的经济发展会高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其在收入的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发展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决定了收支的多少，因此，我国需紧密结合当前收入状况，在不同的地区与行业中有针对性的进行税收比重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