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3 04:04:3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世界文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教学现状与分型建设
高校本科生大规模扩招后，急剧增加的学生人数对各个专业的师资力量配置、教学手段和方法的重新调整与组合都提出了挑战。目前，我院外国文学教研室的本科基础主干课有3门，即“欧美文学史”、“东方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其中，“东方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只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每届人数约为5060人;而“欧美文学史”的授课对象却包括6个专业的所有本科生，每次上课人数基本在250人以上，同时，我们还要为全校本科生开设4～5门大选修课。科目数在大幅增加，但每科的课时数却被急剧压缩，这就造成了教师和学生间双向的难分重点与顾此失彼。首先，学生所学专业不同，素质不一，使得其对教学程度的要求、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教师也缺乏明确的标准来解决这种众口难调的尴尬局面。其次，目前，我们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还不够丰富，小课堂和大课堂没有区别，导致在小课堂上很难充分发挥培养学生的自主性与学术潜力，而在大课堂上又受限于面积和人数，不能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再次，各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很难协调，课程配置急需改进。针对不同的课程要求，谁来讲、讲什么、怎么讲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和尽快解决的问题。面对新形势下的教学环境，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了外国文学总课程的“三分法”建设目标，即“分型、分层、分流”教学。教育的重要规律之一是因人施教，即使是相同的课程，面对不同的接受对象，也要采用不同的授课内容和授课方式。所谓“分型”就是要把“外国文学”课程拆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双语教学三大类型，制订各自可行、可循的教学目标与任务，完成具体而系统的课程建设;所谓“分层”即根据授课对象所学的专业和素质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所谓“分流”即根据课堂大小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辅助教学手段。如“欧美文学史”是校精品课，也是各专业必修课，我们就将其列为教改重点，重新确定教学大纲与授课重点;“东方文学史”和“比较文学”是选修新课，为了保证专业基础知识的平衡延展，我们就在小课堂上尝试多种教学方法，强化对学生学术素质的培养;校选修课属于“通识教育”，需要深入浅出，我们就在课件和教学辅助手段上下功夫，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文学基础常识为目的。
二、教学目的与教学内容的改变
我教研室在进行广泛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利用每周一次的业务学习时间，针对当前教学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新的教学目标。21世纪是一个新的文化转型时期，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已处于人文精神的最前沿。在讲授主干课时，如果继续拘泥于单个学科和单种文化的界限，不仅会造成学术方法的枯燥单一，也无法充分满足当今学生日益复杂、深化的学术需求。为此，在教学研究与实践中要大胆革新，打破课程壁垒，以“总体文学”的新观念将3门主课融为“一体三段”，在保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创造一种以东西文学史为底、以比较原理为纲的教学方法，训练学生的横向思维，开拓他们的学术视野，在自由的学术氛围中完成异质文化间文学的互识、互证和互补。明确的目标确定下来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教学内容的重新确定与调整。因为目前使用的基本都是20世纪90年代左右出版的教材，受时间和观念所限，其不能充分反映近十几年来的学术变化与热点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立足教材的基础上，秉持一种合理、纯粹的学术立场，有意识、有目的、有选择地引进一些新的学术理论与内容，以开阔学生的视野，补充教材的不足之处。例如，在讲授古典欧洲文学史时，从对英国“湖畔派”的阶级性否定转变为对其艺术性、唯美性的公允肯定;在对《简·爱》等世界名著的讲解过程中，引进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等西方先进的理论方法;在近现代欧美文学史部分，增加过去被忽略的黑人文学、犹太文学等亚文学流派。
三、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的现代化
第一，利用并制作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我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在讲授“欧美文学史”时利用集文字、图片、声音、动画于一体的多媒体课件，使学生的学习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第二，系统使用PowerPoint文稿展示功能。“欧美文学史”为多专业共修课，授课人数经常在百人以上，必须在阶梯大教室进行授课，许多学生反映上课时听不清老师的声音，看不清老师的板书。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鼓励教师充分利用先进设备，全程使用PowerPoint展示教案板书，这样既避免了上述的尴尬局面，满足了学生的需求，也保证了教师上课流程的连贯性。第三，利用互联网进行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互联网在大学的迅速普及为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我们抓住这一新的时代产物，将专业讲授与学习从传统的班级授课转变为讲课与网上答疑、辅导相结合，促进了师生间深层次的沟通与互动。第四，利用录像、展览等手段记录、展示教学成果。我们用录像机将教改过程记录下来，以便对教改方法的优缺点进行有的放矢的具体分析。此外，我们还发动学生将师生互动的教改课程布置成可观、可感的平面展览，在教学楼内巡回展出，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和学习兴趣。
我们围绕创新人才的培养这一中心积极地探索，在教学方法上也做到了不断推陈出新，成功实验了多种先进的教学方法。例如，在“比较文学”课堂上广泛应用了讨论参与法，从学生求知创新的促进者和合作者的立场出发，改变传统教育中“惟师是从”的专制师生观，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师生互动。有的教师在“欧美文学史”课堂上采用表演式学习方法，发挥文科学生的艺术水平，让他们亲自演绎所学名著中的场景，以加深理解，如讲解《圣经》时，要求学生分组自由选择《圣经》中的精彩典故进行表演。而校选修课的教师们专门抽出自己的业余时间，在周末或晚上为学生放映与欧美文学相关的戏剧、电影名片，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些尝试都收到了很好的反馈。
质量是高等学校的生命线，育人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我专业在近两年的专业建设中以高度的创新意识和责任感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在吉林大学和文学院的历次教学检查与评估中均位列前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作者：李军 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新德语文学学导论》与“文学学”
德语文论教材是这一辑的首要关切。“文学学”正是发源于德国。
在当代国外文论教材的汉译中，德语文论教材的引进可谓是一块短板。主要有沃尔夫冈・凯塞尔的《语言的艺术作品》（1948年在伯尔尼初版，后多次再版）和埃米尔・施塔格尔的《诗学的基本概念》（1946年在苏黎世初版，后重版多次）。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们一直是德语国家“文学学”入门的必读书目。然而，这两部著作的成书年代毕竟是在上世纪前半叶，距今已有70多年。而在凯塞尔与施塔格尔之后，德语文论教材建设方面自然会有新的进展。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新文学理论：西欧文学学导论》（西德出版社，1997）。该书是德国著名学者克劳斯-米歇尔・波哥达主编的《新文学理论―――导论》第2版。这部导论聚焦于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西欧文学学，简明而清晰地介绍了10个主要流派，除了具有德国传统优势的理论介绍，如接受理论、阐释学，特别关注20世纪后半叶法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其实是当代德国学者视野中的“欧陆文论”，包含了德语文论，但尚不是我们所要引进的“当代德语文论”。不久，我们发现一部《今日德国哲学文学学（文选）》（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2001）。这部德国文论选，由著名的康斯坦茨大学两位青年学者―――迪克・乌菲利曼和卡罗琳・施拉姆编选。这部文论选收当代德国人文学界最为著名的学者的16篇文章，对当代德国文学学的发展倾向做了相当全面的展示：对精神分析、互文性、互媒体性、女性主义文学学、解构主义、文学社会学、哲学美学等一一做了介绍，对德国文学学的历史、体裁理论、功能理论、虚构理论、系统理论以及“记忆”“神秘”“圣像”等一一加以概述。这部文选，定位于高校语文系、哲学系学生和教师，是一部高校文科教材。可是，这部德国文论选是专门为俄罗斯读者编选且翻译成俄文，而我们一向坚持国外文论教材的翻译最好自源语种译出。
后来，我们请北京大学德语文论专家王建博士出马，终于找到《新德语文学学导论》（EinführungindieNeueredeutscheLiteraturwissenschaft，Stuttgart&Weimar：VerlagJ.B.Metzler，2007）。这部“文学学导论”由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德语系的两位教授贝内迪克特・耶辛（BenediktJeing）和拉尔夫・克南（RalphKhnen）联袂撰写。这两位德语系教授以导论的形式，深入浅出地介绍文学学这门以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学科，介绍文学学的各种研究角度和各个理论方向，介绍文学的各类体裁，描述修辞学、风格学和诗学的基本理论，探讨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如造型艺术、音乐、电影、广播）的关系，阐释20世纪的各种文学理论与方法。这部导论全书的分章结构按照对象、程序、方法和术语诸方面再现了新德语文学学的轮廓，在方法和切入方式上它并不显现自己的立场，而是力求中立地展现文学学反思对象本身的全部景象。叙述的系统性与表述的精细性，使得这部“文学学导论”不仅可以被看作是当代德语文学学著作的一个代表；而且可以说是德国学者之绘出的一幅当代德语文论流变全景图。面对这幅全景图，我们可以看到德语文学学“方法趋势”的丰富多彩：1965年起的接受史和接受美学，同时期开始的文学社会史；结构主义的开端；70年代下半期的心理分析文学学；80年代初话语分析。90年代初以尼克拉斯・卢曼为代表的系统论；最晚于90年代末发现的文化研究/文化学、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性别研究和新历史主义。作为大学文学类专业的文学学教材，此书在德语国家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属于同类书籍的佼佼者。
这部《新德语文学学导论》不仅提供出一个关于新德语“文学学基本知识的概览”，“按照对象、程序、方法和术语诸方面再现了新德语文学学的轮廓”，而且还“中立地展现文学学反思对象本身的全部景象”，对“文学学”的起源与发展、“文学学”的对象与手段、“文学学”的方法与技术，均有清晰的论述。《导论》告诉我们，Literaturwissenschaft的字面含义是文学科学，这个术语是地地道道的德语概念。“文学学”既不是指具体的文学个案研究，也有别于文学理论（Literaturtheorie）和文学批评（Literaturkritik）。文学学研究的是社会交流中的特殊情况：甲写作，乙印刷和传播，最终由丙来阅读。那个写作者是谁？他写作时想些什么？他写的东西有什么特殊之处，以至于可称作“文学”？传播的程序和技巧是什么？使用的是什么媒介？写出的东西传播给谁？谁在读？或者谁在听？如何读和在怎样的情景下读？阅读、理解和阐释究竟是什么？
“文学学”正是聚焦于这些问题而考察其演变。譬如，“作者”“文本”和“读者”并不具有绝对的含义。概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长，它们是可变的。譬如，“读者”一词源于拉丁语legere，在这一词源中已具有今天依旧常用的两个基本含义：捡拾东西（果实、葡萄或者“采摘葡萄”），即从大量的一般性物品中挑选出特殊的物品，形成特定的秩序，可以视作区分和整理。“阅读”在今天更为常用的含义就是是将字母合成词语，从文本中读出各种含义。阅读过程本身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浪漫派的兴起形成了积极读者的构想：读者被看作是作者的继承者和续写者，成为交流的伙伴，读者自己也成为艺术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来的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在文本活动中的积极作用。
可以说，当代德国的文学学首先是“读者文学学”。德国的“读者文学学”对当代世界文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德国文学学何以能在“读者文学学”上有如此丰厚的建树？这与德国人文学术中素有极为丰厚的哲学―――阐释学的涵养紧密相关。
《文学世界共和国》与“文学地理学”
一心要“走向世界”的当代中国作家、批评家以及理论家们，总在追问“世界文学”是如何形成的？总要探讨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近些年来，传统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二元对立问题已获得新的话语表述：“本土化”与“全球化”。一些人坚守“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另一些人则主张必须实现对“民族性的”的超越，必须实现“身份转换”，才能跻身于“世界文学”。在各种各样对“世界文学”的生成方式与发育机制的理论思考中，法国当代批评家巴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1959―），可谓独辟蹊径：将她对“世界文学”的考量转换成对“文学世界”的勘察。在她于2000年获“法兰西人文协会”奖且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出版的力作《文学世界共和国》（LaRépubliquemondiale deslettres，Paris：EditionduSeuil，1999）一书中，她将“世界文学”看成是一个整一的、在时间中流变发展着的文学空间，拥有自己的“首都”与“边疆”，“中心”与“边缘”。这些“中心”与“边缘”并不总是与世界政治版图相吻合，而是犹如一个以其自身体制与机制在运作的“共和国”。
基于这样一种相当新颖的“世界文学”观，卡萨诺瓦沉潜于充满竞争、博弈的“文学共和国”，细致地考察一些作家与流派进入“世界文学”的路径与模式，分析“文学资本”的积累过程与方式。这位法国学者以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贝克特、易卜生、米肖、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等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精华”的大作家的创作为例，探讨一些民族（“大民族”与“小民族的”）文学在“文学共和国”里的身份认同问题，探讨民族文学与民族之外的文学语境、世界文学语境之间复杂的互动机制，建构其“民族文学的文化空间”理论：一种旨在探索“世界文学空间生成机制与运作机理”的“文学地理学”。
作者认为，应将文学空间作为一个总体现实来理解。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本身说明事实上已出现了一个跨民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要讨论文学的“跨文化性”。正是文学的“跨文化性”在建构“文学世界共和国”。文学世界的现实运行有自己的机制，对经济空间、政治空间而言具备相对的独立性。譬如，在18世纪，伦敦成为世界的中心，但占据文化霸权地位的却是巴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上，法国在欧洲经济中排名靠后，但却不容置疑地成为西方文学中心；后来，美国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并没能让美国成为文学霸主。
卡萨诺瓦倾心于世界文学空间运行相对自主自律的机制之考察。她以动态模式挑战“全球化”的平静模式。这一视界，对于动辄套用经济全球化的模式来考察“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学之简单化的做法，不能不说是一种警醒。文学资本的积累与经济资本的积累自有关联，但并不能直接画等号。
卡萨诺瓦在其“文学地理学”的勘察中，关注“中心”与“边缘”的互动。所有“远离中心”的作家并不是“注定”一定会落后，所有中心地区的作家也不一定必然是“现代的”。文学世界的特殊逻辑，忽略了普通的地理因素，建立了与政治标记完全不同的领土和边界。将文学定义为统一的世界领域（或者正在走向统一的世界领域），人们就再也不能借用“影响”，也不能借用“接受”的语言来描述特殊的重大革命在世界上的流通和输出（比如自然主义，或者浪漫主义）。卡萨诺瓦对文学世界之特殊逻辑的这种厘清，对那些执着于梳理某些大国文学对小国文学、某些大作家对小作家之创作的“影响轨迹”的比较文学者的思维定势，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挑战。
身处“边缘”的“民族文学”要走向“中心”，自然要借助于翻译。然而，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翻译并不是中性的。在卡萨诺瓦看来：翻译不是一种简单的“入籍”（国籍意义上的改变），或者是从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种语言；而是更加专业，是一种“文学化”。代表拉丁美洲“爆炸文学”的作家们，通过他们的翻译和法语书写的正面评论，开始在世界文学中获得存在空间。同样，博尔赫斯说自己曾是一个法国制造。卡萨诺瓦强调，翻译在民族文学的跨文化运作中具有“工程师”地位。
卡萨诺瓦认为，由“边缘”走向“中心”是要讲究策略的。实际上，世界文学领域形成和统一的四个世纪中，各国作家为了创造和收集各自的文学资源，或多或少都是根据相同的逻辑进行斗争和采取策略的。两大策略是各民族文学中所有争斗的根基，一种是同化，也就是说通过对一切原初差异的淡化或抹煞达至融合；另一种是分化或差异化，也就是说根据民族性的要求肯定各自的差异。卡萨诺瓦对“同化”与“分化”这两大策略的分新，对于我们多年习惯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论断，显然是一种补充，甚至是一种超越。
《文学世界共和国》在其“文学地理学”的建构中，将“世界文学”的探讨转换成对“文学世界”的勘察，力图“解决内批评―――只在文本内部寻找意义要素―――和外批评―――只描述文本生产的历史条件―――之间被认为是不可解决的自相矛盾”，尝试在文学的跨文化空间中来定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提出一系列富有挑战性的新说，有助于开阔我们观察“世界文学”的视野，可以作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的一部教材。
《艺术话语・艺术分析》与“文学文本分析学”
《艺术话语・文学理论导论》（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дискурс・Введениев теориюлитературы，Тверь：Твер.гос.унт，2002）系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理论诗学与历史诗学教研室主任、叙事学与比较诗学研究中心主任瓦列里・秋帕教授（ВалерийТюпа，1945―）的一部讲稿，其授课对象为高校文科教师和研究生。这部讲稿以其理论视界上别具一格而颇受好评。讲稿的主题是“文学何谓？”作者在这里致力于克服文论教材中围绕这一论题而常常高头讲章的通病，选取简约而不简单的入思路径，深入浅出地阐述文学“三性”：符号性、审美性、交际性。如果说，文学的“符号性”要旨在于文学是一门派生符号系统的话语艺术，在于艺术文本的结构，文学的“审美性”要旨在于文学是一门情感反射的话语艺术，在于艺术性的模式；那么，文学的“交际性”要旨则在于艺术书写的策略，在于艺术性的范式。
多年在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一线耕耘的瓦列里・秋帕力图建构一种独具一格的“文学文本分析学”。在《艺术分析・文学学分析导论》中，作者以“科学性”为文学文本分析的旨趣，将文学看成艺术现实，来具体地解读文本的意义与含义。文学学领域的“科学性”有何特点？文学文本分析中的“科学性”与艺术性能否兼容？该书以其目标明确、理路一贯、多层次多维度的阐释和分析，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启迪。作者致力于阐明“科学性”与艺术性、文本与意蕴、分析与阐释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记录、体系化、同一化、解释、观念化”5个逐渐递进的分析层级，且以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阿赫玛托娃的名篇《缪斯》为例，用清晰的语言详加分析，有理据地演绎自己的理论，其解读紧扣文本，其论述深入浅出，其路径令人耳目一新，深得学生和教师的欢迎。
瓦列里・秋帕的力作《艺术话语・文学理论导论》与《艺术分析・文学学分析导论》，篇幅不大但内涵丰厚，既以新视界阐述“文学原理”，也以新维度展示文本分析，彼此有内在关联，堪称相得益彰的姊妹篇，在文学理论教材建设上具有开拓精神与创新锐气，值得引进。
一、现状分析
众所周知,学科建设在高等学校各项工作中可谓是“龙头”工程。因为,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学科综合实力体现着高等学校的水平。学科建设,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其重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学科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和长久性的工作,需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不断创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高等学校设置最早、最普及、影响最广泛的学科之一。全国民族高校也都有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只不过和一般院校有所不同的是,一些民族高校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单列了出来。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相对于许多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而言,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自身特殊的困窘。最主要的在于:第一,在民族高校内部,由于强调和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或者是项目等方面都很难向其倾斜;第二,民族高校内部一味强调应用性、实用性的学科,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忽略该学科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学科的支撑作用;第三,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往往又不被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所认可,处于几近边缘化的境地。因此,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校内被忽略,在校外被边缘。有感于被忽略、被边缘的尴尬境地,西南民族大学才在2008年11月年发起并举办了“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1]。此次研讨会由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西南民族大学主办,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承办。
在首届研讨会上,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2010年6月更名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对于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提出了“坚守与突破”的主张。“坚守”指的是虽然我们是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多民族语言文学是我们的特色,但我们必须坚守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旨趣、主要原则和共同追求,否则我们就无法融入主流学术界;“突破”指的是我们在遵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有关规则的同时,必须在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上做出特色、突出优势,从而突破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忽略、被边缘的困境。其后,2009年11月20日至2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2010年8月22日至25日由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在大连民族学院召开;2011年12月9日至1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多维视野下的文艺学学科发展暨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2014年9月19至21日由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民族大学召开。这些研讨会,使民族高校学人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达成了许多共识,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毋庸置疑的是,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现状,与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对人才的需求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还任重而道远。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
在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同行专家学者就“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地位及特色”“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模式及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材建设及编写”等十项议题进行了研讨,共商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我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种唇齿相依、互相依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具有辐射作用和整合功能。首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可能促进这些学科在传统研究领域之外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从而产生新的研究成果。“比较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异中见同,同中见异,从而认识某一或某类事物的特殊本质和共同本质。”
而比较文学最根本的性质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2]。如果我们自觉地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阐释”等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属其他二级学科的研究当中,可能会促进这些二级学科的研究有新的突
破、质的飞跃。比如我们可以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来寻觅人类共有的“诗心”,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形成更全面、更宏观、更理想的文学观念,建立更科学、更完善的文学理论。又譬如我们在从事语言学的研究时,如果有意识地进行比较分析,把不同语系的语料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异同或对应关系,从而可能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把握。再有,现在不少青年学人谈到中国古代文学时都说可供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很有限了,如果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当中,我们不仅可以继续对大家已经熟悉的文本的情节内容、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研究,还可以对过去较少涉及的文本的文艺思潮、文学团体、文类结构、美学风格、原型母题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这样也许会发现新的研究领域,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得到拓展。尤其要强调的是,有意识地将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中,更应该成为民族高校从事民族文学研究学人自觉的学术理念和为学意识。我们曾撰文指出“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比较文学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内部自成体系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属比较文学范畴,从而内在地决定了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联姻的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2]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扎拉嘎研究员也曾说:“只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审视民族文学,才能使民族文学研究不断深入。这就是说,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对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水平,会产生重要影响。”[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汤晓青教授曾说:“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 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文学史更应该是一部各民族的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经有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果我们进一步自觉地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比较视域,有意识地开展研究,肯定能开拓新的研究空间,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其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的运用,可以整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形成教学科研团队,其整合功能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人才队伍建设。近年,国务院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就是实施“2011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这一战略计划是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紧密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集聚创新团队,形成创新氛围,巩固创新成果,培养创新人才。“2011协同创新中心”主要有四种类型: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面向科学前沿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工程技术学科为主体的面向行业产业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这一战略计划,逼使高等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者,必须更新观念,打破专业甚至学科界限和壁垒,跨专业跨学科组建科研团队,协同攻关。“‘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和区别性特征。跨越性是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没有跨越性,比较文学也就无从存在,这在目前国外和国内比较文学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至于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术实践中,是遵循跨国界、跨民族、跨语言,抑或是坚持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甚至要求兼跨这几者,学界与学人至今仍有不同看法,我们完全赞同陈惇教授的观点:“如果从研究实践来讲,只要跨越其中的某一界限,就进入了比较研究的领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课题每一项研究都同时跨越这四种界限”。[7]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样一种“跨越性”的思维、理念,可以启发我们在当下的教学和研究,尤其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中,跨越专业界限,消除学科壁垒,多专业甚至多学科地组建教学科研团队,组建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联合申报项目,握紧拳头,齐心协力,超越突破。近年,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就有意识地跨专业跨学院组建了创新团队,推动科研和学科建设上新台阶。2013年“中国文论传统的民族性与文论研究的范式转型”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术创新团队项目。当年,在此基础上又成功申报四川省省属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计划项目。2014年“中国多民族文论传统的本体性研究”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优秀科研团队及重大孵化项目”。我们组建科研团队集体申报项目,取得了明显的实效。这几个团队,由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博士生导师等担纲领军人物,成员以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为主,同时还有来自学校办公室、研究生院、科技处、彝学学院、藏学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单位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老师,范围几乎涵盖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全部二级学科。由于我们打破专业界线,跨越学科壁垒,根据项目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来组建科研团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再者,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所获得的新成果,又可反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不可能离开文艺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有力支撑。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界许多知名学者,或是在文艺学、或是在中国古代文学、或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都有非常精深的造诣,然后才成为海内外知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家。比如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原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原会长乐黛云教授,就是在北京大学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走向比较文学;又譬如,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博士生导师曹顺庆教授,1976年至1980年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是古典文学热爱者,1980年毕业时报考了四川大学的研究生,成为着名学者、龙学泰斗杨明照教授招收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硕士研究生,再后来成为我国第一位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博士,明显地表现出从古代文论到比较文学的学术转向,从最初的硕士论文《〈文心雕龙〉中的灵感论》到后来的博士论文《中西比较诗学》,再到教育部比较文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现在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教授在2014年9月18日-21日于延边大学举行的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百年回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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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埃德加 艾伦?坡其人
艾伦 坡生于美国一个演员家庭，自小失去双亲，随后被当地一商人收养，坡童年和青年的大部分时光在养父母艾伦的家庭度过，缺少足够的父母之爱，其养父很少过问坡，并且到了坡十几岁时，又与其养父感情决裂，过上了缺衣少食的生活，造成其与众不同的性格与思维意识，造成了他酗酒如命。他一生坎坷，在四十几年的生涯中颠沛流离，但是他的笔下从没流露出艰辛和屈辱感，相反他乐观和好强的性格充满了其作品。可以这么说，他是一位绅士，一位孤独的天才，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只有更短暂的十几年美好时光，剩下的都是些身后之名。坡是位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更是位诗人，其自认为是美学问题专家，他的诗歌美学在当时看来独树一帜，对文学评论也具有独到的见解，罗威尔的传记中就赞扬坡是美国最有见识、最富哲理的大无畏评论家。
二、艾伦?坡的美学思想
1. “美”的完整性。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诗艺》中说：“话要说的简短，……一个人的心里记不了太多东西，多余的东西必然溢出”，坡也认为诗歌是最美的文学艺术，应当篇幅短小，让读者一次读完，从而获得完整的印象。诗歌要包含刺激，任何长篇诗著里，刺激的过程是不会保持长久的，一旦刺激衰歇，在效果上就不是诗了。他强调诗是灵魂的升华，只有一口气读完的诗才会保持诗歌美的完整性，才能在欣赏者的心目中留下完整的美感。他在《诗学》第七章写到：美在于大小和秩序，他主张诗要短小精悍，诗歌的长度问题体现了他诗歌理论中整体性的美学思想。
2. “美”的情感性。诗和散文等其他文体不同，诗歌不能容忍长篇叙述，要让欣赏着在欣赏诗歌时感受到诗的感情和情绪，感受到灵魂的升华。坡的诗作强调想象，强调灵魂，强调主观情感，诗需要展现出其特有的形式美，要散发着闪烁的思想光芒。他对情感美独到的见解可以从他《创作哲学》中得到充分体现，他认为最美好、最纯洁的情趣存在于对美好事物的沉思过程中。坡的诗作中充满情感，他在诗歌中拥有自由的翅膀，快乐的飞翔，忘却生命与死亡。瓦莱里说，坡是创造世界的上帝，的确，坡创造了诗歌世界中令人振奋的灵魂。
3. “美”的理性。雪莱认为诗歌是从“永恒之地将光芒和火种传送到人间”，诗人是抹去人们心尖上灰尘的使者。坡始终认为诗歌的创造需要理性，又敢于挑战自己的智慧。他的诗作从不缺少智慧和理性，其代表作《乌鸦》历时四年创作，在整个创作工程中小心翼翼的深思熟虑，他说：“诗歌的创作没有一点是源于直觉”，诗歌创作始终要保持目的性，时刻考虑到诗的效果。坡的诗歌主体没有离开死亡，但是在这忧郁悲伤基调的背后，正是坡不断追求的理性目标——美学思想。
4. “美”的音乐性。诗歌是人类最早的文学样式，它通过节奏感和流动性展现诗歌音乐性的美感，诗歌的音乐性调动了人们的情感，正是在音乐中，诗的感情才被激动。音律是最能调动人们感情的形式，坡曾说：“诗是美的节奏性创作”，从人类最早以歌的形式来表达诗的思想开始，音乐性就融入到诗歌之中，成为诗中重大的契机，在创作诗时放弃音乐性便是不明智的。坡的诗作大多富含音律，一韵到底，使人欣赏起来意犹未觉。 三、艾伦?坡的美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1. 对自身诗歌创作的指引。其实坡自始至终都把自己视作一名诗人，他曾表示，小说和另论只不过是他为了维持生计的手段，而诗才是不容玷污的圣洁的东西，对他来说，诗是一种激情。艾伦?坡的这些美学思想自始至终指引着他的诗歌创作，他一生所创作的不多诗集之中，从不缺少他对美的感悟和对唯美主义的追求，他的每一首诗都闪现出美的光芒，都是他对“爱”与“美”的渴望。比如在他的代表诗集《帖木儿及其他诗集》、《诗集》、《乌鸦及其他诗》等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坡的美学思想对其诗歌创作的指引作用。
2. 对自身其他文体创作的指引。其实在坡的一生中，创作最多的并不是诗，而是小说，其中包括两篇长篇小说和七十余部短片小说。其所创作的绝大多数文学作品都符合他对篇幅的长度标准，即“任何文学作品的长度都有个明确的限定，那就是一口气读完”。众所周知，坡一生中创作了许多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无论在那种文体中都不缺少他独特的美学观念，理性、情感、完整及音乐性。依靠他严谨的数学才华和丰富的天文地理知识，他的作用总是能够达到细节和情感上的真实。
3. 艾伦?坡文艺美学思想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各国文学是独立而又相互依存和侵润的，坡的美学思想对各国文学的影响是普遍而又广泛的。象征主义、唯美主义、浪漫主义等都多多少少的收到坡的影响，尤其在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上，坡可以说是侦探小说的先驱，科幻小说的鼻祖。艾伦?坡对世界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象征主义代表波德莱尔说，坡是“一位密友至交，一位寻觅已久的兄长”。坡的“诗论”和唯美追求影响到世界各地的诗人、作家和艺术家，给世界文学带来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摘要：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与思潮的发展离不开外国作家的影响，“异域作家与中国”的关系研究也因此成为中国学者不断关注和探讨的课题，马尔克斯作为一个广泛影响了中国新时期的文学的外国作家应该受到重视。以文化研究的视角，简要指出了马氏在本土与中国的所处的境况和对马氏译介及研究现状做一番梳理。通过选取中国两个代表作家与马氏的比较分析，用事实证明中国大批创作活跃的前线作家创作方面的变化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吸收和创新引起的。
中图分类号：I 106.4 文献标志码：A
一 马尔克斯在中国的命运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当代著名作家，1954年开始登上文坛。除一些中篇小说外，迄今为止写了15个短篇小说和4个长篇。他的许多作品都引起了文坛的强烈反响或争议。至80年代末，马尔克斯作品先后获得一次哥伦比亚全国文艺家协会奖，委内瑞拉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这都是极其难得的荣誉。尤其是《百年孤独》对世界文坛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这部小说已被译成三十五种文字，此书仅在阿根廷就再版不下四五十次，畅销世界各国，销售量已达一千万册以上，这在西班牙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20世纪50年代初，马尔克斯于《观察家报》上发表《第三次辞世》等十余篇短篇小说，由于政治原因，整个社会陷入动乱之中，他便辍学从事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产生了一系列的经典作品，我们将这些创作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创作：表现个人对死亡的忧虑，写了一些富于哲学意义的作品。主要有《死亡联想曲》(1948)、《在猫身上转世的爱娃》(1948)、《兰彼罗的眼睛》(1951)、《有人弄乱了玫瑰花》(1952)、《枯枝败叶》(1955)。
中期创作：20世纪六十年代的小说作品，具有鲜明的民主思想倾向，具有否定现实以及个人对死亡的忧虑。主要作品有《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恶时辰》(1962)、《格兰德大娘的葬礼》(1962)、《百年孤独》(1967)o
后期创作：马尔克斯早中期向后期转变的一些过渡性作品，主要有《家长的没落》(1975)、《一张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1)、《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迷宫中的将军》《十二个旅居国外者的故事》《爱情与魔鬼》(1992)、这些作品的魔幻色彩慢慢减弱，现实主义的成分则显著增强。
二 马尔克斯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
马尔克斯走进中国，始于1977年。1967年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百年孤独》问世了，在西班牙与学界引起了轰动，当即获得了拉丁美洲最高文学奖，这本书迅速译成了英文和法文，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77年《世界文学》杂志介绍了马尔克斯的《家长的没落》和《百年孤独》，这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由于中国政治气候的影响，马尔克斯的一些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在中国是与广大读者无缘见面的。
之后这种现象才有所改变：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逐渐以开放的眼光来看世界，文学界也重新活跃起来，各国文学蜂拥而入，马尔克斯也真正地光临中国。随后，《读书》、《外国文艺》、《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等杂志发表评价马尔克斯的作品。
1983年是马尔克斯走进中国关键性的一年，由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共同举办了“全国加西亚・马尔克斯及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讨论会”于五月五日至十一日在西安举行，与会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创作道路及各个时期的主要特点、他的主要作品的内容及意义和对他的重要影响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从此以后形成了对马尔克斯的研究热：《哥伦比亚的骄傲――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刘瑞常载《羊城晚报》1983年4月，《爆发与反响――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舒大沅载《花城》1983年第三期，随后，包括他在内的许多拉美作家的作品进入了我们的新华书店、图书馆和私人书架，中国读者容易接受马尔克斯，与他的文学作品分不开，一定程度上基于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并不陌生，马尔克斯他了解中国，当他担任拉美记者时曾多次前往新华社驻古巴分社，阅读新华社编发的西班牙文电讯电话，而1990年10月15日，他以一个普通旅游者的身份从日本东京到北京，下榻北京国贸大厦，更为马尔克斯走进中国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目前中国研究马尔克斯的专著数量不多，主要有：云南人民出版社《两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创作》、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回归本源――加西亚・马尔克斯传》(达索・萨尔迪瓦尔著)、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传》(陈众议著)、《马尔克斯》(于凤川编著，辽宁出版社，1998)、《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张国培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加西亚马尔克斯》(朱景冬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这几本侧重了他的生平、创作道路及各个时期主要作品的内容及意义，对作品的艺术特色都作了评述。这几本专著对于进一步开展对这位作家的研究，深入了解他的创作思想和创作道路都有一定的帮助。
至于研究马尔克斯的论文为数不是很多，总体说来，90年代以前主要以翻译和评论为重点，90年代以后的研究比较繁华，主要以评论和述评为主，这些评论虽然质量参差不齐，但多少可以弥补专著的一些方面所缺乏的遗憾。
首先看研究主体。总的说来，研究马尔克斯的队伍零散而广泛，上至一些从事专业工作的学者和专家，他们对马氏的研究颇有贡献，有的甚至是主力军；下至一些普通的读者，在翻阅马尔克斯的某些作品后发表一些鉴赏式的评论和感悟。
接着看研究对象。对马尔克斯其人其作的研究涉及多个层次：有从总体上把握其思想艺术特色、有的用发展的眼光探讨其艺术思维和创作走向的；有针对某一类或一部作品做详细具体的解释的；有研究其生平对其创作的具体影响的；有研究他的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学者影响等等。虽然研究马尔克斯的论文和著作不是很多，但已涉及到他和他作品的诸多方面，也可以说是庞杂广泛。
综上所述，30多年来，中国的马尔克斯研究已经取得了可人的成绩，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研究队伍还不够稳定，研究者的视野还不够开阔，选题较为狭窄且多有重复，观点的原创性不够等等。但我们相信，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对马尔克斯这位大家的研究会进一步走向深入和繁荣。
三 马尔克斯与中国当代作家
世界文学史上有许许多多的文学巨匠，诸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普希金、海明威、卡夫卡等，他们创作出的一些经典之作，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脚印。马尔克斯或许难以与这些文学大师媲美，但由于历史的机缘，在80年代这一特定的时期，他成为中国文坛上红得发紫的几大外国作家之一，几乎“影响了一代中青年作家”。这是新浪网介绍老村的经
历时提及的：“两年后，回省军区教导队去报到。这时他蓦然发现：在山里真是孤陋寡闻，这几年里，南美大陆的马尔克斯以及美国的塞林格在文学界大为风行，整整影响了一代中青年作家。”
事实的确如此，他与艾特马托夫、卡夫卡、海明威一起被王蒙视作“对新时期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四位外国作家；”张炯也认为：“这时期对中国作家影响最大的三位外国作家，恰恰又代表了世界文学的三个主要潮流。这就是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苏联作家艾特马托夫、奥地利已故作家卡夫卡。”
上述几家之言足以充分说明马尔克斯在新时期的巨大影响：马尔克斯的灵魂，已经渗透到中国作家的心灵深处，尤其是对当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作者清单，他们包括贾平凹、莫言、余华、格非、阿来等等，几乎囊括了所有创作活跃的前线作家。但这些话毕竟比‘较抽象，本文将用事实就马尔克斯在中国的影响加以阐述。当然，“影响并不局限于具体的细节、意向、借用、甚至或出源――而是一种渗透在作品之中，成为艺术作品有机的组成部分，并通过艺术作品再现出来的东西。”正因为如此，这些影响需要我们细细体会。
贾平凹。他的早期作品创作是以农村青年男女的纯洁感情为素材，表现青年人对爱情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带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但他的写实分格还是很明显的：透过美丽的文字，让我们感受到这类作品具有深刻批判性。不久，他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开创了一系列商周系列小说。在这些小说中，贾平凹以商周的民间文化为背景，在写实的基础上揉进了种种民间传说中怪异神奇的故事，使自己的作品带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在谈及这种变化的原因时，他直言不讳的谈到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他说：“我首先震惊的是他们在玩熟了欧洲的那些现代派的东西后，又回到拉美，创作了他们伟大的艺术。再是，他们创作的形式，是那么大胆，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什么都可以拿来写小说，这对于我的小家子气简直是一个轰隆隆的响雷。”这段话是贾平凹对魔幻现实主义创作观的最好体会，基于他的这种理解，贾平凹对马尔克斯的借鉴和吸收主要是创作观念上，他选择了自己熟悉并热爱的商周作为写作背景。我们知道：商周位于秦汉文化和楚越文化的交界处，兼容我国南北文化所长，又因为它远离都市，未受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这样以此为基础写出的《商周初录》、《商周在再录》、《商周又录》等，既展现了我国民族文化丰富的内涵，又完整地保存着民族的特点。这些小说与当时中国文坛的小说创作手法大不相同，引起了文坛的震动，这也是奠定贾平凹在中国文坛的独特地位的根本所在。
正是在马尔克斯的影响和启示下，贾平凹坚持了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尤其是在创作思想方面的接受，注意到了“民族性”这个根本性的方面，创作出了很多反映地域文化的经典优秀作品。譬如《九叶树》、《古堡》、《浮躁》、《公公》、《村祖》、《废都》、《地》、《佛关》、《白浪》、《土门》、《走虫》等等，这更引起了他对马氏的热爱和敬佩。但必须强调一点的是：他的后期的作品坚持并创新了魔幻现实主义这种手法。长期以来外国的作品爱阐释哲理、宗教等，而贾平凹尽量把这种形式化为中国式的。把中国的和外国的融化在一块，然后再添加中国自己的东西，譬如佛呀，道呀等等，耐人寻味。这也是贾平凹的作品之所以能在文学史上经久不衰又一根本所在。
莫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凭借一个神化世界，浓缩了拉美的百年历史和被现代文明遗忘了的孤独痛苦的历程。他从一个小小的立足点走向世界，走向成功，使莫言认识到地区主义在空间上是有限的，在时间上是无限的。莫言意识到：“我想我如果不去创造一个，开创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区，我就永远不能具有自己的特点。我如果无法深入进我只能生长的土壤，我的根就无法发达蓬松。”马尔克斯唤起了莫言的民间意识和乡土意识，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莫言开始频频回眸故土，到了《白狗秋千架》，他正式打出了“高密东北乡”的旗号，在那块熟悉的土地上，他胸中的淤积多年的陈年旧事，连同那些活生生的感觉印象如同泉水一样喷涌而出，莫言找到了自己的突破口。在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这两座灼热的高炉面前，建立了一座属于自己的山脉。创作了一系列东北高密东北乡的作品，譬如《大风》、《复仇记》、《筑路》、《白棉花》、《欢乐》、《球状闪电》等等，展现了高密东北乡人民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死恩仇、男欢女爱、抗敌卫家等鲜明的主题。
在马氏的影响下，多热尔图写下了东北密林中鄂温克人的野性魅力，郑万隆在黑龙江大山关注着猎人和淘金者的命运，山东半岛的张炜，云南的阿城，山西的郑义等也都在各自的领地内孜孜不倦的开垦这脚下的厚积的“文化岩层”。他们立足于家乡本土，从而展现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但新时期曾经接受过也许还在接受马尔克斯影响的作家决不仅仅止于上面提到的数人。这些中国作家不仅吸收了异域的艺术世界，而且又固守自己的民间立场，借鉴他人之长来开拓自己的艺术领地和艺术风格，走出了一条条可喜的创新的成功之路。
综上所述，这样一个在国内外拥有各种荣誉的名家，穿过火热的80年代和90年代，今天仍在我们的视野中像恒星一样在闪光。究竟应该如何正确看待他，该向他借鉴些什么，又该剔除些什么……很多很多的问题都等待我们自己去分辨和去探讨。相信也将会有更多的研究者加入这一深具研究潜力的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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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铁夫，新编比较文学教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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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朱大可，马尔克斯的噩梦[J]，中国图书评论,2007，
注释：
[1]伊夫，《老村：有尊严地自由写作》，
[2]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
[3] 张炯，《世界格局中的当代中国文学》，《文艺争鸣)，1986年第3期。
[4]张铁夫主编，《新编比较文学教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
论文摘要： 我国高校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学在教学观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不能适应21世纪新形势下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只有更新观念、创新模式，才能走出困境，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0引言
所谓外国文学，就是指中国文学之外的世界各国文学。长期以来，在我国普通高等院校中文系都普遍开设外国文学课程，在培养方案中属于核心主干课程。该学科的建设分为两个阶段：建国以前，我国高校的中文系学生（即国文系）并不开设外国文学，核心课程是以“国学”为中心的课程。其他国家的语言和与之相应的国别文学则由外文系开设。1952年国家大规模调整高等院校院系设置。在随后的教育部制订的师范院校中文系新的教学方案中，外国文学被规定为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必修课，自此，外国文学作为一门正式的课程进入了中文系的课堂。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交流更加便捷和深入，单纯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1998年教育部在中文系专门设立了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由世界文学代替了昔日的外国文学。应该说这种调整是符合学科发展实际的，全国很多大学教学科研力量雄厚的院系已经作了调适。但也有相当数量的高校仍然沿用过去的外国文学概念，用传统的甚至是过时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为学生进行课堂讲授，已经明显陷入学科困境，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等方面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在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的今天，只有转变教育教学观念、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外国文学教学才可能走出困境，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
1存在问题
1.1 外国文学与翻译文学的关系大学中文系所讲授和研究的外国文学基本上是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理论著作和作品，而学生阅读的也几乎全部是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我们很少或者不能通过原文去阅读所有那些我们必须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实际上我们也不可能通晓所有民族语言，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但我们又必须承认，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天津师范大学曾艳兵教授表述的很清楚：“任何翻译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原作，成为它的复制品。同时，任何翻译都会不可避免地加上译者的理解、风格等个人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便是一种再创造的艺术。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文学已不再简单地属于外国文学，它也应当属于本国文学的一部分。”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文系开设外国文学课程是不适宜的，必要性遭到质疑。但近半个世纪我国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现实表明，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对于学生知识结构的完善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外国文学与翻译文学的关系，这是我们的外国文学教学存在的首要困境。
1.2 教学模式长期以来，外国文学教学都普遍存在着孤立地进行国别文学的教学现象，基本模式是由主讲教师根据教学大纲和指定教材讲授思潮、运动、流派、作家、生平、创作等文学史知识，学生被动听课、做笔记，然后考试背笔记，学习过程机械僵化，使学生丧失学习兴趣，更遑论建立学科知识体系。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文本分析。外国文学经典文本是人类历史上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与文化遗产，是人类不可替代的永恒的精神家园。但随着媒体技术的普及应用，由新媒体带来的“阅渎革命”，使外国文学教学面临着种种尴尬和困境。甚至一些作品我们老师都没有细读，学生更加陌生，却在做大段的分析，最后得出书上已有的结论，这是十分荒唐的。现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在做毕业论文时很少选择外国文学方向题目，即便进行这方面的写作，也是浮光掠影，质量不高，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我们的此种教学模式使学生难以深入知识内部，无法提出问题，流于表面。
1.3 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方法直接关系着教学效果，外国文学教学尤其如此东西方在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上都存在差异。学生对西方哲学、历史、宗教、习俗知之不多，视野受到限制，学习困难较多。目前高校大多仍然使用传统教学手段和方法，基本是老师讲学生听，缺乏互动和讨论。虽然许多老师开始使用多媒体手段，但据笔者了解，尚处初级阶段。同时学术界又在广泛讨论多媒体教学之利弊，甚至有的高校不分课程具体情况对技术手段加以限制，致使很多老师陷入惶惑之中。教学方法的困境不可等闲视之，要让学生达到萌发兴趣、主动探究、深刻理解的目标，就必须摈弃老一套的教学方法，探索创新新的方法与手段。
1.4 考核评价经过半个世纪外国文学教学实践，各高校已建立起课程考试题库，课程结束时的考试已步入常态化，似乎十分完善。实际上正是这种常态化掩盖了考核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单一的考核方式、固定的题型、大致相同的内容、指定的教材、框定的范围、基本的阅卷程序等，使学生完全沦为背诵机器，成为知识复读机。考核作为学习终端，对整个学习过程影响巨大，科学合理的考核不仅能检验教学的实际效果，更能引导学生进行灵活深入的学习，主动积极的思考，才能实现教学目标。
2出路思考
2.1 引进比较文学概念和方法，促进学科发展“外国文学并不等同于翻译的外国文学，这使我们必须将外国文学教学与比较文学的教学结合起来。”（曾艳兵语）这是十分正确的观点。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离不开翻译文学，二者既有紧密关系又有显著区别，因此，我们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应注意到翻译文学的特点、价值及其局限;同时在可能的条件下又应当经常性的将译本与原著进行对照，去考察其中由于翻译过程中信息改变所引起的内容的增删、更改或杜撰；文本之间的变异、错讹；改变的原因和效果，如此我们的教学才是全面的，科学的和深入的，外国文学和翻译文学的困境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实际上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引入外国文学教学具有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歌德都早已提出过“世界文学”的概念，事实也证明他们的预言是准确的，尤其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学艺术越来越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产品。比较文学因为具有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性而把中外文学联系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和网络，从而使人们能够站在更高的视点上宏观把握整个世界文学的本质，建立起整体文学的概念，这将极大促进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整体化、科学化，以体现教学的真正本质、特点和意义。
2.2 针对目前外国文学课程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许多从事该课程教学的老师都在积极探索，提出了很多具有创新性的见解在文学史类教学中，"文本阅读+影视观赏+课堂讨论"三结合的教学模式受到推崇，较之于传统教学模式，这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但对于外国文学教学实际，仍然存在视野狭窄、课时限制等弊端。外国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量大面广，具有综合性、理论性、现代性、时空性等特点，要实现教学目标，提高教学质量，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2.2.1 以问题带动教学问题乃理解之门，对要讲解的内容进行科学设计，针对需要解决的的核心知识，设计富有启发性和探究性的问题。围绕问题展开教学，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从而在有限的时间高质量完成教学任务。比如讲授中世纪文学时，可以让学生思考这样一个框架问题：当一种宗教成为时代的精神支柱时，文学会显现怎样的状态？然后有以下内容问题：何为基督教？中世纪基督教的本质是什么？基督教文化与古典文化的对立表现在哪些方面？最后通过具体问题诸如中世纪四大文学现象、但丁《神曲》等的学习解析可，可以较为全面深入第把握学习内容，也可以解决课时量不足的问题。
2.2.2 倡导研究性教学外国文学研究型教学的核心是教师和学生角色的转换，由教师为主转为以学生为主，是建构主义理论在教学中的应用。这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目的是通过引发和指导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活动，促使他们自主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 在研讨中积累知识、培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这种模式强调教学重点与学术研究步骤相结合，通过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之间的互助、对有争议的问题的探讨、科研小组成果的展示、课外辅导等多种形式提高课堂教学的深度和广度，适应学生个性发展需求。
2.2.3 加强文本细读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通常是指“对文本的语言、结构、象征、修辞、音韵、文体等因素进行仔细解读，从而挖掘出在文本内部所产生的意义”的一种文学阅读与批评方法。这种方法有时也被称作“充分阅读”（adequate reading），它是开展外国文学教学的基本保证。传统教学并不注重文本阅读，而老师只是根据作品梗概进行分析，学生阅读作品选译完成整个学习过程，结果只是印象式的读后感或者概念式地背教科书，这显然存在重大缺陷。因此，精选文本，进行译文和原著进行对照（尤其是诗歌作品）讲解、结合文学理论进行分析，能够有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2.2.4 观赏影视作品辅助教学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片，它具有形象、生动、直观的特点，可以和文本细读结合起来，相互印证，形成一个有机体，能够补充课堂之不足，提高学习效率和效果。
以上四种方式应该相互结合，互为支撑，形成一个有机灵活的新的教学模式，根据教学内容适时调整，使外国文学课堂教学实现新的突破。
2.3 提倡网络环境下教学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资源实现了共享，多媒体技术得到普遍广泛应用，互联网信息使课内外学习紧密联系，为学生个性化和创新性学习提供了巨大空间。我们应充分利用网络环境变革教学方式和学习方法，通过幻灯片、图片、视频、音频、网上资源、精品课程网站、论坛等方式，拓展课堂教学空间。网络环境实际上为我们走出外国文学教学困境提供了最大可能。
2.4 创新考核方法，重视形成性考核形成性考核即重视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应该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完善课程论文、平时作业、小组讨论、课堂问答等环节的评价体系，适当提高其成绩比例，引导学生注重平时的阅读和思考；二是实行多样化的考试方式，将闭卷、开卷、口试、答辩等结合起来，既考查学生知识的掌握情况，也以较高层次的主观性试题考察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对培养学生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有良好作用。
3结语
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正在经受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也带给我们困惑。如何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提高外国文学课堂教学水平和质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探索热情，达到培养创新思维和科研能力的目的，始终是我们关注的问题。只有进行深入思考、积极探索、大胆创新、不断变革，才能走出目前面临的困境，实现新的超越。
参考文献：
[1]韦勒克，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
[2]林精华，吴康茹，庄美芝主编.外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与改革开放30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比较文学”研究性教学
一、把准学生脉搏，实行针对性教育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中，“比较文学”全面进入大学，已有近40年历史。“比较文学”教学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很多成果。季羡林先生认为“比较文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在所有“比较”类课程中的发展最规范。虽然“比较文学”教学已基本达到规范化、科学化，发展态势良好，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在于学生难以在有限的课时内理清知识体系和基础概念，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同时，受到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影响，学生对文学典籍的阅读积累逐年下降。因此，改变以往的课程教学中讲授式教学观念，启迪学生重新养成阅读的习惯，探索新的教学方式已迫在眉睫。“比较文学”课程既强调培养学生扎实的理论功底，又强调学生的创新意识；既要求学生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及基本方法，又注重拓宽学生中外融通的学术视野及培养敏锐分析问题的能力。根据马工程系列教材的特点，教师有必要重新思考教学方法。我们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多引导，多启发，以灵活多变的方法论，凸显“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研究性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的生源质量对“比较文学”培养目标的实现有重要的影响。随着电子媒介的普及，本科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面临挑战。笔者曾经在任教班级做过调查，发现部分学生对“比较文学”和经典作品的认识十分陌生，甚至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没有阅读过《红楼梦》的文本，只是通过电子媒介获取《红楼梦》的信息。诚然，低层级本科生的知识阅历、人文素养、分析能力、自主学习等方面素质存在不足，但是如此状况让人忧虑。“比较文学”是一门理论性强需要一定知识水平和分析能力的学科，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加强对研究个案的阐释，督促学生扩大阅读面，增加学生自学环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比较文学”因跨越性的特点，要求学生具有世界文学视野，对中西方文学文化有一定的认识。在一线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对国内外作品的阅读现状及文学接受实际进行课程讲解，尽量选择学生学过的或者理解深刻的作家作为个案。同时“比较文学”属于理论性课程，有着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一线教师要用研究案例帮助学生学习相关理论，让学生理解“比较文学”不是高不可及的，就在我们身边。综上所述，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学培养目标、教材特点、生源层级、学生文学接受实际是教学准备中必须衡量的环节，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比较文学”教学而言，具体教学环节的对症下药、因材施教十分重要。
二、提高人文素养，培养应用型人才
“比较文学”教学改革是为了培养和重建大学校园人文精神。“比较文学”重视中西文化差异，可以在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培养良好道德价值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而培养更多的适应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比较文学”是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学科。一味地宣讲不能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特别是一些学生人文素养堪忧，因此让学生学会灵活运用“比较文学”理论思维和方法，指导阅读实践十分重要。同时，考虑到地方院校本科生的层级制约，一线教师应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引导学生加强对中西文学作品的阅读，启发学生以学以致用为目标，对学过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展开联想，深入思考。因此，根据应用型本科教学现状，“比较文学”教学应以学科基础理论框架为本，加以丰富的案例分析，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激发他们的研究热情，体会中西文化在实践中的魅力。理论宣讲只能解决“比较文学”教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研究性学习可以解决“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和实践论的问题，研究性教学十分适合“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拥有广阔视野，既可以对文学本身要素进行研究，又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研究角度和方法具有多样性。在实际教学中，可以根据学生的文学素质进行分层教学。对于文学底蕴不足的学生，强调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把阅读当作提高人文素养的重要手段，通过阅读笔记、读书报告方式进行检验。对于文学素质较高的学生可以进行研究性教学。也就是以学生独立自主学习和合作讨论为前提，教师对理论框架和基础知识进行讲解后，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主选择研究内容，利用互联网和数据库主动收集、分析相关资料，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一种教学方式。研究性教学方法的实施重点在于精讲理论，引导学生进行问题的自我建构。具体来说，一线教师要选择部分专题进行研究性教学实践。主讲教师精讲理论知识与方法，在课堂教学完成后引导学生就自己的知识积累和兴趣爱好设计研究题目。布置学生课下参阅相关材料，对某一专题理论知识与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实施问题教学，并且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勇于实践，通过学习报告的方式形成文字材料和课程论文。研究性教学可以针对中外“比较文学”原典进行精读，提高学生的“比较文学”学科素养。“比较文学”是一门具有跨越性和开放性的学科。一直处于不断自省和开拓之中，拥有广阔的研究领域。特别是中国学派倡导中西方对话、交流。那么，对西方“比较文学”原典和研究案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进行针对性精读，十分有必要，有利于开阔学生视野，形成“比较文学”视野和“比较文学”素养，有利于师生交流、对话。可以培养学生新的人文精神，当然这种目标的实现不是一日之功，也不是一门学科可以单独完成的，“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开放性、对话性和跨越性的学科有必要走在前列。研究性教学可以选择“比较文学”论文作为例证，从研究现实出发帮助学生结合具体的研究实例真正理解艰深的理论。如学习“译介学”这一专题时，可以要求学生课下自学寻找以下问题的答案：译介学的“译介”具有怎样的性质?译介学研究可从哪些材料入手?如何开展译介学研究?带着问题的答案，课堂上师生一起展开讨论，并以《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一文为例，最终让学生明确以下学理知识：译介学不同于传统翻译，是翻译文学对源语言文学的一种再创造行为；文学翻译家的翻译实践是有新质的，译作并非原作的简单副本，这其中暗含着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只有在问题中思考，在比较中探索，才能对学生未来成长有积极意义。研究性教学的实施要注意总结成果。学生的研究课题可以个人完成，也可以采用小组形式。如对“拜伦诗歌的译介与创造性叛逆”这一研究题目。首先，设计研究问题：创造性叛逆的具体例证有哪些？这些实例都进行了怎样的跨文化变异?其次，分头阅读拜伦诗歌的中译本，找出中国翻译家的不同翻译版本等，再阅读并做读书笔记，详细记录其对拜伦诗歌的跨文化创造性叛逆。再次，小组讨论拜伦诗歌创造性叛逆的类型、特点，并从多方面分析其变异原因。最后，形成文字材料或者课程论文，由老师审阅。综上所述，地方性院校“比较文学”课堂教学应注重启发性、指导性和实践性，根据学生的层级和文学接受实际，在注重基础知识的同时，加强指导、引导学生对中西方“比较文学”经典和研究个案进行自主探究，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主研究能力，让学生成为具有“比较文学”视域和世界文学眼光的新时代学人。
三、明心见性，提升文化自信
“比较文学”教学改革和反思不是大学“比较文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只是手段。教育的目的在于塑造出最理想的人格，陶冶出完善的精神个体，培养出熟练的实践技能。“比较文学”具有跨越中西的文化视野，更能在文化比较中涵养出具有理想道德价值观、完善知识结构的精神个体和具备实践技能的人才。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的层级制约使学生对中国文化本身的精神缺乏认同。在外来文化、信息奔涌而来的现实中，我们如何把握住中国优秀文化的主体精神？笔者认为只有在比较中才能鉴别。中国道德价值观主张仁义礼智信，这种文化传统更利于理想人格的养成。西方传统道德价值观推崇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看待这种价值观，是符合社会文化的，是合理的。但是当中西文化正面碰撞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内涵价值观是更具优越性的。西方文化长于科学知识及应用领域，但中国文化对人生终极目标和人生意义的洞察更胜一筹。这一点如果没有在“比较文学”中强调，学生就难以体会。通过“比较文学”教育，我们要涵养出具有完善知识结构的精神个体。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化、西化等言语充斥着我们的视野，许多国人在不知不觉中甘愿被特定的价值观同化。对于世界观、价值观正在形成的学生来说，消除这种影响很困难。现代性这一术语带有一定的误导性，西化并不意味着一定先进。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审美意识和思想内核是一个历经漫长积累的过程，遗失这种文化内核是迅速的。这一点很多学生没有意识到，通过“比较文学”的研究性教学，引导学生感受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内在价值，建构完善的知识结构，最终使学生真正意义上精神成人。通过“比较文学”的研究性学习可以让学生在主动学习中感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从而辨析中西文化精神中自然观、群我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最终培养出具备实践技能的人才。教育的目的在于薪火相传，学生在实践性学习中体认中国文化精神，在语言文字背后感受中国文化价值，通过比较进行鉴别，对中西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感，并把这种文化自信铺央开来，从而提升整个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总而言之，“比较文学”教学应该以看护人类的精神家园为己任，以鲜明的价值取向和博大的人文情怀发挥在高校教学和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学子树立正确的审美观。
话语从大的方面理解可以看成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思维方式和学术范式的文化内涵知识体系，从小的方面进行理解就是文化具有一定概念和学术术语，对于话语的转型都有一定的转变概念，外国文学研究话语转型最重要内容就是要对于外国文学思维方式进行一定概念化解释。
一、五家学术期刊为中心的外国文学话语研究
在中国本国文学研讨发展时段，也就是1978年到2010年之间，在中国文明语境下，以五家权威综合型专业学术期刊《本国文学研讨》、《本国文学评论》、《本国文学》、《国外文学》和《现代本国文学》为最重要的考核规模，经过梳理这个时间段实际研讨和作家作品进行一定研究，同时对于话语转型的学术进行一定意义研究，可以看出本国文学研讨的话语建构理论运动是非常具有充足视角的。文学研讨属于话语建构和语境理论运动方面问题，学术反思应该充足创建话语视角和常识办法，经过历史发展，需要深刻地对于话语热门问题进行一定剖析，进而对于文学研讨中文明主体进行建构，比如对于五四时期文学研讨话题形式变更是非常快速的主体，确立也具有非常光鲜的认识形状特点。论文经过后期争论和磨合，对于人性主义的话语和古代派系话题也进行一定的主流话语研究工作，实际话语中文学新次序也不断发展，阶层剖析话语形式也不断淡出，情势审美研讨呼声也不断高涨，对于学界东方话语表达也进行一定质疑，作家研讨视野上进行不同的分析和深刻研究，主要争论的问题就是科学困局和研究成绩认识问题，归纳综合实际可以看出文学研讨影响整个理论研究。经过对于详细案例分析和研讨话语转型分析，最初步话语建构价值和进程中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及时解决。
二、外国文学研究整体现状分析
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已经有百年历程，很多学科中外国文学已经是非常特殊一个部分，百年来外国文学作品和西方文学理论已经翻译了很多。中国文学界、学术界和非常重要话语资源，不断推动中国学识和整个文化发展转型。但是整个体系中对于外国文学进行学术长期研究，不断进行引进、描述和介绍，都很难超越西方学界研究水平和话语思维模式。各国文学学术中对于历史学、文艺学、古典文学和现代学科都进行一定全方位和多角度分析，外国文学界脚步却稍微滞后，经过十年来语境和经典作家学术研究，不断总外国文学研究中建立中国文化建设学术体系。目前学制中规定外国语言文学是一级学科，是诸个文学的二级学科中比较文学范畴，历史上外国文学教育实践也一直是以两种方式存在，一个是语种文学，另一个是世界文学，后者并不是前者的简单集合体。
三、阶级话语的滞留
话语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旧话语之间必须是要经过一番斗争，历史并没有因为政局突变而瞬间转变，意识形态继续控制着思想文化，旧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模式依然非常盛行。话语历史中文学、学术和艺术是一个整体内容，人道主义讨论和现代派文学争议的共同问题是整个文化问题，在这场讨论中外国文学学科具有非常重要意义，外国文学界也经历两次讨论，和学科相互之间也进行相互融合。人道主义和现代派最初都是通过翻译进入到中国学界视野，这两种话语也以不同方式出现，代表着不同时期中国对于世界文化的认知，外国文学界当然不可能只是原封不动地进行话语输入，更多的是做了某种过滤和想象，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中外文学界对于相应话语不同解释，都是能够很好呈现外国文学变化的。通过对于外国文学不断研究，新世纪学界面临很多问题，都是沿着一定轨道进行一定发展的，学术评价制度也日益不断规范化和数字化，导致学术研究生产性不断增强，外国文学的话语地位也远远不及以前，随着理论热潮思想转变已经进入到成熟期，外国文学研究也变得多元化，研究实践也不断呈现文化转向的大趋势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发展外国文学的理论价值和作用，不断促进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起到借鉴作用，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达到中西融合，使得西方优秀的文化能够很好融入到中国文学创作中，起到一定启发性作用，更多是为了能够很好提高对于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世界和平和稳定做出贡献。
四、结论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在后现代、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和工具化的冲击下不断进步，从研究目的、方法、评价体系和标准都发生很多转变，研究兴趣、领域、表达方法和关键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研究也具有一定国际化水平，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应该保持和坚持中国立场，在学术研究中要不断深入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因素，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要更多地付诸实际操作。
作者：张艳龙 计冬梅 单位：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在20世纪经历了断裂、复苏和繁荣。1985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中国比较文学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在深圳大学召开，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复苏的标志。1989年5月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在重庆四川外语学院①正式成立。在中国比较文学成立大会上，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尤其是对象与范围)，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不少人认为用“国家”这个政治概念来划定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是不妥当的，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所以，有人就提出建立两个比较研究体系:国内比较研究体系———包括汉民族文学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外比较文学研究体系———中国文学与世界各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意见，强调比较文学是两种不同体系的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而不包括同一种体系内部的文学的比较研究。但与会者一致认为，比较文学是一个开放性结构，可以先展开研究再逐步形成学科的体系。四川少数民族文学教学与研究者积极关注、参与了比较文学概念界定等问题的讨论、研究。认为西方界定比较文学的主要指标(规定)“跨国别”实含有跨民族之意，因为西方绝大多数国家是单一民族，国家即民族，民族即国家。他们认为比较文学必须是不同体系的文学之间的比较，同一体系的不同作家作品的比较只能叫文学比较而不能叫比较文学，但他们也未明确表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就不属于比较文学范畴。正是基于此，我们赞同并主张:在多民族国家，在自成体系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应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赞成在进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时应该包括(或可构建)两个研究体系:中国(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汉族文学与自成体系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以及自成体系的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文学性”是比较文学最本质的规定性。正如韦勒克所说:“就方法论而言，文学研究如不决心将文学作为有别于人类其他活动及产物的学科来研究，就不可能有什么进展。为此，我们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1］133
换言之，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文学性”这个核心，这是因为，文学性是文学艺术作品得以存在的本质性的内在规定性，文学性更是比较文学有别于比较文化、比较哲学、比较教育学等学科的最根本的特质，文学性还是比较文学在当今文化研究浪潮此起彼伏的多元文化语境中能够坚守自己的阵地，既不至于被文化研究所淹没，还能利用文化研究的长处来推动比较文学研究，进而摆脱比较文学被比较文化淹没的危机。“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和区别性特征。跨越性是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没有跨越性，比较文学也就无从存在了。这在目前国外和国内比较文学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具体到“跨什么、跨多少、怎样跨”上却还存在着分歧。在比较文学研究实践中究竟应该跨国界、跨民族、跨语言，还是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或者是要几者兼跨，国内外学者至今还有不同看法。刘象愚在《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再思考》中就指出:“比较文学不一定要跨国界、跨学科、跨文化”，“比较文学是一种跨民族和语言界限的文学研究”［2］。我们主张在比较文学视阈下从事民族文学研究，是因为在当今全球化、多元文化时代，不应满足于就某一民族的文学来认识文学，而比较文学的视阈则可以从思想观念和方法论上来革新和促进我们过去的民族文学研究。过去的民族文学研究则多在某一民族的范围内进行和展开，而我们在比较文学视阈下从事的民族文学研究则是在不同民族文学之间进行的文学研究。由于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有交叉，在特定的时空下某一国家可能包括有多个民族，从而导致国别文学与民族文学呈现为既区别又联系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国别文学等于民族文学，二是国别文学大于民族文学，三是国别文学小于民族文学。进而言之，当国别文学等于民族文学之时，比较文学就是在民族文学之间进行的;当国别文学大于民族文学之时，比较文学就是在国别文学之内进行的;当国别文学小于民族文学之时，比较文学则是在“跨国界”的范围内进行的了。所以我们赞同陈惇在《跨越性、可比性、文学性———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中所指出的，“如果从研究实践来讲，只要跨越其中的某一界限，就进入了比较研究的领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课题每一项研究都同时跨越这四种界限。”［3］虽然有人认为这样可能失之于过于宽泛，但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有利于比较文学研究实践的，尤其是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比较文学视阈下从事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正是在文学性、跨越性、自成体系性等方面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有了必然的联姻。而且这样的学理认识和研究实践，在四川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学界有不少专家学者作出过深入地探讨和卓有成效的研究。
二
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四川比较文学界、民族文学界不少学者坚持在比较文学视阈下对民族作家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他们或宏观、或中观、或微观，均以文本细读、个案研究为基础、为根本、为特色，自觉地、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方法来烛照和透析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运用比较文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民族文学研究，徐其超、罗布江村主编的《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4］就是众多研究成果中的翘楚之作。《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规模鸿巨，全书贯穿以跨文化为视角的比较文学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第一章“绪论”阐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四川少数民族文学的五大特征:第一大特征是“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的关系，揭示民族文学与当代全球化语境继承、创新、超越的发展趋势;第二大特征是认同、审视与形象塑造的关系，论述民族文学如何在民族文化中展开;第三大特征是“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论述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化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第四大特征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论述民族文学如何以民族文化为根、为魂，学习外国文化;第五大特征是多元化与总要求的关系，论述民族作家群体如何在文化融合的时代趋势中提高自己的素质。其后各篇，依次按诗歌、小说、散文、影视文学、双语文学和四川籍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顺序，在比较视阈中展开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与史的叙述和理论阐释，比较文学的多种方法(主要如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等)在其中交叉运用。众多作者中的徐其超教授多年来就主张，随着民族文学创作的崛起，面对全球化语境的四川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应该明智地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的偏见，客观、公正地将全球文化语境定格在多元共生，坚持多元文化人生的立场、高屋建瓴地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进行理论检讨、理论建树和理论概括。［5］他与罗布江村和罗庆春、黎风、王珏等在主编《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之初就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文学原本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比较文学的兴起就是为了突破民族文学之间的界限，而在不同民族的文学之间进行比较。跨国别对于单一民族国家当然是适用的，而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则就不适用了，应将“跨国别”改为“跨民族”或“跨国家/民族”。基于这样的共识，他们运用比较文学方法于民族文学研究自觉而执着，从而提升了研究的学术品格。徐其超教授是该书的主要著者，撰写了多章多节内容，所以该书其实是徐其超教授自觉而娴熟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而进行的一系列重大学术实践活动的汇集。而该书的其他作者，也大都受到过比较文学的良好训练，或者在工作实践中熟悉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研究方法。
从学理的角度讲，研究中外比较文学的方法原则上都可以运用到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上来，自觉地从比较文学视阈来研究我国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学包括那些运用双语创作的少数民族文学，则可以极大地提升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品格。而四川少数民族众多，其中藏族和彝族更是拥有众多的作家。他们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运用自己的母语为媒介进行文学创作，多数人则既有汉语作品又有母语作品。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既跨越了语言的界限，又跨越了民族的界限，从而构成比较文学研究的绝佳资源。吉狄马加就认为《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以博大的文化胸襟、广阔的理论视野、客观严谨的学术态度，凭借论者丰富厚实的文艺理论修养、睿智明敏的学术思维，将中西方多元的文艺批评理论并用于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这一特殊的文化研究领域，从理论定位的高度，深入剖析并肯定了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所具有的历史性、人类性与世界性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对过去理论批评界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仅视作民族民间文学的简单延续或表面化的新时代传声筒，未从或未严格从学理层面和理论高度加以系统观照的批评现状，进行了大胆的、严肃的清理与颠覆，从而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重新凸现出来，为使当代人真正了解、体认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丰富性作出了应有的努力，为促进和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事业付出了艰苦的劳动。通过文学研究，论者还力图深涉到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单一地域、单一民族文化与整体的中华文化、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等一系列文化互渗、文化互补的艺术文化学和文学人类学命题进行复合研讨的学术层面。”［4］序一，3张思齐教授认为:近七十万字的《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一书就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研究方法。”［6］他指出该书“采用了当代西方文论所倡导的多种较为先进的视角，以族群记忆这一民族学研究的核心观念把握了人类的意识活动，因而能够潜人中国少数民族的人类意识活动的深层结构之中，从而避免了单纯的事实罗列，简单的与汉民族文学的比附和配列，以及勉强的与西方文艺理论观念挂钩，全面地改写了四川(含重庆直辖市)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由于该书提供了一个优秀的撰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范例，它也必将有助于人们今后以科学的态度从事撰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工作。”［6］《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比较文学视阈下的民族文学研究成果，以“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创新，发掘了中华多民族文学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文学意蕴、艺术魅力，这既改写了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史，也推进了建构崭新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
三
在徐其超教授的倡导下，罗庆春教授带领西南民族大学一批中青年学人致力于中国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大家在比较文学视阈下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与境外少数族裔文学如华裔文学、拉美文学、印第安文学、黑人文学、亚洲各国文学等的比较研究，致力于通过对民族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推动中外文化的平等对话，促进世界少数族裔文学之间的交流和共同发展。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语境的今天，加强中国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已经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和中国民族文学学科建设自身的诉求。所以，我们有意识地综合运用比较文学、文艺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在世界文化的视野里、在比较文学的视阈下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与思潮进行比较研究，比较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在文学观念、审美尺度、文化内涵、创作思想等方面的微观差异，以及他们发展的背景、规律、方向、前景等方面的宏观异同。注重中华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体系的全新建构;注重少数民族文学文本的系统阐释和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重视世界少数族裔文学成就、现象、规律的总结与归纳;重视少数民族母语文化的保护与当代母语文学发展的理论导向;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评介和宣传，扩大民族文学的国际影响;深入关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全球化趋势中面临的任务与挑战，注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生态环境与文化性格培养;探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实现既借鉴外国文学发展规律，又弘扬本民族文学精神的多元化发展道路。我们这个学术团队在研究实践中倾向于对国内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与外国文学作家作品进行比较研究，重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文论经典与世界文学、文论经典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及成果已经显现出独特而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关于国内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徐其超、罗庆春在《从“文化混血”到“文学混血”———论彝族汉语文学的继承、创新、发展》［7］一文中，在将彝族文学的历史性变革即由原有的母语叙事模式全面转向汉语写作模式这一文化变迁现象，作为彝族文学继承与创新的根本命题加以透视时，就阐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基本思想:中华各民族文化之间既有多姿多彩、形态各异的特殊性，又有血脉相通、气韵相生的共通性。中华文化圈内各民族文化之间既相冲突、碰撞又相渗透、促进。因而“文化混血”必然导致“文学混血”，“文学混血”是“文化混血”的必然发展趋势。其后，罗庆春在多年从事“比较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过程中，出版了专著《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论》［8］，发表了《转型中的构型———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当代转向》［9］《“文化混血”: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文化构成论》［10］《“第二母语”的诗性创造》［11］等学术论文，就中国各民族文学的“文学混血”的做法和经验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和总结，并提出了“第二母语”、“第二汉语”、“文化混血”、“跨文化叙事”、“互译性”、“遭遇汉语”、“寓言时代”、“英雄时代”、“艺术宗教”等一系列的范畴和命题。他认为文学研究的核心任务和终极价值就是实现“灵与灵的对话”。当然，比较文学的核心也应该是通过跨文明、跨族际、跨文化、跨语言的对话与阐释来实践和实现人类进行人文文化交流时的“灵与灵的对话”的境界，既然是对话当然就包含了相互的尊重、互补、互渗、互译，以及、共同进步的基本精神品格。
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傣族等21个民族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有22个少数民族虽无文字却有本民族的语言。汉语言文字既是汉族的语言文字，但同时汉语言文字又不单单属于汉民族，也不单单是汉文化，而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因为，汉语言文字本身也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的综合体。汉语言文字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互相交融、共同发展的见证，也为保存各少数民族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天，汉语言文字也是全中国各民族的通用语言文字。所谓“第二母语”，当然指的是汉语。但罗庆春强调在运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中，汉语不是也不应是一种单纯的信息工具，而是一种综合了多重心理积淀、思维方式的艺术语言，是汉语及汉语言文化与各少数民族作家所属民族的文化心理、文化气质、精神结构、情感方式等的深度交汇、深度共振，是将少数民族作家所独有的异质文化素质和精神特质全力贯注到对汉语的创造性运用。“少数民族汉语诗人必须以迥异的认知观念和独特的语感能力对所使用的汉语的表意体系和诗性要素进行深刻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上升到全面地反省与重构的努力。通过自己的诗歌写作，令汉语走向多元意识内在整合的新的生成过程，也就是将自己所独有的异文化的文化素质和精神特质全力贯注到对汉语的创造性运用当中去，让自己的诗歌审美过程同时成为对汉语旧有的语义所指与能指体系的捣毁过程和对一部分死寂、呆板的汉语语汇的汰除过程。进而将汉语符号体系和这一体系所表征的文化积淀与本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审美、民族精神以及当代人的艺术精神进行高度熔炼之后获得一种表意系统，即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所特有的艺术形式。”［8］7而所谓“互译性”，一是语言题材内容层的互译，二是文化意义(包括民族文化内涵、文化意义、文化精神实质及宗教内涵等)层的互译，三是观念意识(包括心理素质、文化气质、精神结构、情感方式等)层的互译。这就包括了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互译、生存精神与审美追求的互译、个体生命自觉与族群文化命运的互译、原始宗教精神与现代科学理论的互译，等等。
四
四川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联姻的进程中，有许多理论探讨、研究实绩和创举，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理论探索等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独特的努力和贡献。首先是四川高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四川高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学，分别在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四个层次进行的。比如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设有比较文学与对外汉语系，招收比较文学专业本科生。而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层面下设有比较诗学、中外文学比较、西方文学思潮与文论、英美文学、俄国文学、东方文学与文论六个研究方向。在博士研究生层面下设有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欧美文学、中外文化与文学、俄苏文学、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六个研究方向。四川大学同时招收比较文学博士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下设有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欧美文学三个研究方向。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下设中外文学交流与互动研究、中外诗学比较、欧美文学研究、跨文化传播四个研究方向。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下设有中国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两个研究方向②。可喜的是，四川师范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都已新增为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③，两校即将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招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在学术带头人曹顺庆教授的带领下，已形成了稳定而富有特色和学术优势的三个研究方向:比较诗学方向、欧美文学与中外文学关系方向、中外文论史研究方向。
而且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把“文学人类学”作为硕士研究生层次和博士研究生层次的专业在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我们知道，文学人类学是从文学与民族学④两大学科的相关与互动着眼来进行跨学科的文学研究。这种联姻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已经显现出来并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首肯。可以肯定地说，文学人类学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整个文学研究领域的学理意义和学术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就曾指出，文学人类学研究改变了原有的学科格局和文论体系，它将代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个方向。［12］185其次，当我们论及四川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联姻时，不能不提到“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自2004年11月创办以来，已先后在成都(2004)、南宁(2005)、西宁(2006)、成都(2007)、乌鲁木齐(2008)、昆明(2009)、桂林(2010)、赤峰(2011)成功举办了八届，在学术界形成了良好的学术反响。西南民族大学和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就是中华多民族文学论坛的发起者之一，四川比较文学界许多学人都参与了历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的研讨。20世纪末先生提出了一个令人瞩目且影响深远的命题———“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3］。这一极具学理创见的命题，就是“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的一方坚实的思想基石，更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基石。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我国现有的56个兄弟民族以及在中国悠久历史与辽阔版图上曾经出现过的其他民族，都曾经为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文明做出过贡献。而文学是人类文化中最为深邃幽远、耀眼夺目的成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汉族在文学方面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也就容易被发现和证实。但是，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学对汉族文学的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在方式上更多的是潜移默化，所以如果不对相关民族文学关系细细检视，则容易被忽略。在此，比较文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尤其是影响研究则有了明显的意义和用武之地。这种研究对构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功不可没的。
论坛秉承创办之初的宗旨，有效实施“圆桌会议”形式，为专家、学者、作家们提供了各抒己见、交流对话的平台。如今参加“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人员民族成份越来越多，除了汉族专家、学者、作家外，还有满、彝、藏、羌、壮、回、纳西、朝鲜、达斡尔、锡伯、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专家、学者、作家。同时与会代表学术背景更是呈多元化，除了传统的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外，还有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宗教学等学科。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汤晓青曾指出，回顾“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的学术历程，论坛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学术品牌，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乃至主流文学研究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4］现在，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作家自觉地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关注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充分重视和认真研究各民族的文学和文化，学术界有越来越多的人已认识到和接受“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这与比较文学视域下所从事的大量研究工作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以“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这一学术品牌为平台展开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必将改写以汉语言文学为主要内容、依据汉语言文学编排原则来编排的中国文学史。
摘要：近50年日本推理小说得到飞速发展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本论文对日本推理小说的自身特点，和日本推理小说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及具体原因进行了简单了论述。
关键词：日本推理小说；黄金时代；发展
提起推理小说中风靡世界的经典侦探人物，大家一定都会想到福尔摩斯、亚森罗宾、金田一，以及现在在年轻人中人气很高的柯南等形象。随着金田一等形象在世界范围内知名度的增长，日本推理小说在无形中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手中的推理小说不再只有福尔摩斯，从书店的书架上可以看到很多东野圭吾，岛田庄司等日本推理小说家的作品集。可以说近50年日本推理小说得到飞速发展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本论文对日本推理小说的自身特点，和日本推理小说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以及它们在中国风靡的具体原因进行了简单了论述。
一、日本推理小说的简单介绍
19世纪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作品《福尔摩斯探案全集》风靡欧美各国，使侦探小说在今天的世界文学史占有重要地位，开启了侦探小说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随后以阿加莎为首的英国侦探小说家开创了侦探小说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又将侦探小说推理文学推向了一个小。而第三个黄金时代则是在日本出现的，从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到赤川次郎，日本文坛相继出现了30多位专供侦探小说的作家，颇有影响的侦探小说多达2000篇以上，战后日本实行文字改革，更将侦探小说改为推理小说，从内容乃至风格，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
日本推理文学有三大基本派别“本格派，变格派，社会派”。本格派以江户川乱步为代表，以纯粹逻辑推理和推理解谜为主要走向，是推理小说的主流。其定义为“兼具幻想性的谜与高度逻辑性的小说”，注重公平与理性逻辑。而以横沟正史为代表的、推理加惊险和恐怖的变格派则以诡谲气氛营造与异常心理为主轴，谜团通常极具惊奇性或为异想天开的构想，着重于出人意表的故事情节。二战以后，又流行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社会派。社会派强调推理小说不应只是推理，更应当反映并描写现实社会。此派推理小说较着重于社会写实。其创作精神在於“社会批判，描写人性”。日本推理小说大概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代是以江户川乱步为代表的模仿欧美的推理小说，模仿对象主要是埃勒里・奎因，还有美国的范・达因等；第二代是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推理小说，涉及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等，一边批评，一边推理；第三代是上世纪80年代，以岛田庄司为代表的一类。现在除了岛田庄司先生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流派的推理小说，比如电脑上的推理小说、邮寄推理小说等，可说是各种各样。
在自身特点方面，日本推理小说在设置谜团、制造悬念、渲染气氛、解谜破案等方面，不仅善于紧扣办案元素，施展逻辑推理，而且很会经营情节，追求情绪感染，注意把知性解谜与感性煽动结合起来。
二、日本推理小说的发展原因
首先，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和制约文化发展水平，全世界范围内推理小说的兴盛是和经济的起伏密切结合的。推理小说的大发展都是经济最发达的时候，而在经济动荡时期，推理也总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例如，推理小说是美国人爱伦・坡发明的，但是爱伦・坡之后的50年，推理小说在美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发展，发展推理小说是英国人阿加莎・克里斯蒂，因为英国当时处于维多利亚帝国时代，它作为世界的中心，拥有发展文化最强大的后盾，所以侦探小说得以完善并日益趋于成熟；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推理的中心就以范・达因、埃勒里・奎因为首转到美国，当时全球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唯独美国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在二战中得到经济腾飞，成为世界霸主，所以当时在推理小说这一领域美国称霸可想而知；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在经济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大环境中，作家有更有利的条件进行创作，自然也伴随着日本推理小说的迅速发展。
其次，二战后日本社会处于动荡变更时代，这又为推理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到的社会环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50多年，是日本社会发展的一个转型期，也是日本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生活领域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民众文化水准有了大幅度地提高，日本已不再是少数文化认同大量无文化人并存的社会了；在文学方面，作家人数和作品的大量增多，读者层也逐渐扩大。推理小说，特别是社会派推理小说内容接近普通人生活，反应社会现实，文字通俗易懂，有可读性，而且思想性和艺术性也不断提高。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明显表现出重物质消费轻精神追求的倾向，很多人认真的精神开始崩溃，追求的是安逸的生活，人们开始把读书作为消遣，而不是严肃的求知和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日本又是个社会竞争激烈、高度紧张的国家，人们不愿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仍阅读那些艰涩难懂之作，而热衷于轻松的读物。所以，作为娱乐性的推理小说便应运而生，它不但能够反映文化演进与人的行为的变异关系，还满足了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阶层中人的娱乐需要。所以，日本推理小说在这一时期相较于其它类文学作品得到了更快的发展，一时间普及到了民众的各个阶层。
另外，日本人对死的认知和严谨的逻辑思维，使他们相较于其它民族，更适合推理小说这一文学体裁。例如中国人很多都是惧怕死亡的，尤其是没有善终的死法，所以文学作品中大多不愿意去创作使人非命的剧情；且中国人一直以情感见长感情用事，武侠和言情小说水平很高但推理小说则有些力不从心。而对于日本人，不仅他们认真的态度为推理小说结构的严谨做出了贡献，而且其淡然生死的生死观则相对来说更容易创造出恐怖的氛围和出人意料的结局。
另一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日本关于推理小说方面长期设置的这些奖项，比如江户川乱步奖、横沟正史奖、松本清张奖，另外还有鼓励大众文学的人物奖等。这些推理小说奖项的设置不仅可以使推理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受到读者及所有领域作家更多关注，更促使新人能够以鲤鱼跳龙门的方式脱颖而出，鼓励更多推理优秀作品的产出。获奖的新人作家后来大多成长为推理小说的巨匠，比如森村诚一、西村京太郎等。在这样一个适宜推理小说发展的整体环境中，再加上日本的推理评论也非常的发达，所以日本推理小说市场越来越成熟；相反，推理小说市场的成熟，又进一步促进了更多优秀推理作品的产生。（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指导老师：张如意
参考文献：
[1]马军.大众社会与战后日本的推理小说[J].日本学论坛，2001年3月
【关键词】成语；现代词汇；文言句型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2-0278-01
王佐良的译文《论读书》，声名极著，学翻译的学生叹为观止，奉为神作，教翻译的老师也高谈阔论，乐此不疲。其实，这篇译文的瑕疵并不少，只是很少有人注意到。
最主要的问题，出在王佐良所用的“文言文”上。下面一段话，是从其翻译论文集《翻译：思考与试笔》中摘下来的：
那一次我考虑了一个技术问题：“培根在《随笔》中用了十分简约的文体，而且文章写在十六七世纪，字句都有古奥处，应该用什么样的中文来译呢？最后我决定用浅近文言，因为文言容易做到言简意赅。我是一个完全从‘洋学堂’出身的人，文言是后来自学的，不地道，幸亏稿子送到《世界文学》编辑部后，得到了朱海观同志的润色，才成了后来出版的那个样子。”（王佐良：1989）
王佐良的古诗文基础，其实说不上好。他曾译过一首诗歌，叫做《墓园挽歌》，从格律到文字，都有很多问题，笔者曾单独讨论过。这篇译文，是经过别人专门“润饰”过的，然而问题仍然存在。
首先是成语过多。不但成语过多，而且近似成语的四字短语也多。比如“高谈阔论”、“大而无当”、“寻章摘句”、“好学深思”、“吹毛求疵”、“全神贯注”、“孜孜不倦”，乃至“纵观统筹”、“全局策划”之类，真可谓俯拾即是。古诗词也好，文言文也好，都讲究炼字，要求字字皆出己意，字字不可移易，因此成语都是很少用的。即使是近世比较浅近的文言文，如清代张潮的语录体小品《小窗幽梦》，成语也用得很有节度。
其次是杂入了很多现代汉语的词汇、表达方式。专有名词如“蒸馏水”之类，可以不论。但是像下面这一段，完全就是大白话，只是去掉几个无关紧要的字词而已：“换言之，有只须读其部分者，有只须大体涉猎者，少数则须全读，读时须全神贯注，孜孜不倦。书亦可请人代读，取其所作摘要，但只限题材较次或价值不高者，否则书经提炼犹如水经蒸馏，淡而无味矣。”比如最后一句，把“矣”字换成“了”字，再加个“就”字，变成“否则书经提炼犹如水经蒸馏，就淡而无味了”，基本就是大白话了。其实，文言字词，有很多与现代白话十分接近，但是这么长的一段话，读起来还跟白话差不多，就有点过头了。
再就是文言句法不够娴熟。比如开头连用了几个虚词“也”字，这确实是文言句法，可是下文就很少见了，文言的味道，也跟着越来越薄。只在“否则书经提炼犹如水经蒸馏，淡而无味矣”这一句中，才见到了个“矣”字。又比如“然纵观统筹、全局策划，则舍好学深思者莫属”这一句，“莫属”两个字，似乎也有点问题，汉语的习惯，一般只说“某物”非“某人”莫属，而“纵观y筹、全局策划”，说的是事，显然不是“某物”。如果我们改成“然纵观统筹、全局策划，则舍好学深思者莫能为也”，似乎就通了，而且添了个虚词，文气也顺了些。
总而言之，三个问题：一是成语用得太多，二是夹杂了不少白话，三是文言句法不够老练。虽然说是“浅近文言”，浅近是浅近了，文言却显然尚欠精纯。不过，一般的读者大多不愿深思，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而且由于译作确实太过“出彩”了，也不会去追究原文本身是什么样子的。
参考文献：
[1]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89：93.
语文世界：陈先生，您研究语言学已近半个世纪，取得了许多成果，发表了不少论著。请谈谈您是怎样走上语言学研究的道路的？
陈章太：人们往往认为，说话、写字是一般人都会的平常事，没什么可研究的。而语言学过去又大都偏重于研究语言结构本身，使语言研究显得枯燥乏味。因此人们对语言学不了解，也不感兴趣，我在中学时也是这种态度，认为语言最普通不过了。到了大学，念的是中文系，文学课程比语言学课程多，而且文学课可以阅读、欣赏文学作品,比语言课生动，同学们自然喜欢文学，不喜欢语言学，我也如此。后来有两件事改变了我的认识，使我对语言学逐渐产生兴趣并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件是写毕业论文，尽管我也不喜欢语言学，但我是学生干部，老师要求我带头认领语言学的题目。我花了两三个月时间泡在图书馆里，硬着头皮读书、查资料、思考、写作,最后在导师洪笃仁先生的指导下，总算完成了论文写作，还被评为“优等”。第二件是1956年与一位同学对调工作，到了中科院语言所，经过工作、学习，我对语言学的兴趣逐渐加大，最后决心一辈子搞语言学。从我的经历中，我深切感受到兴趣对搞好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没有兴趣便缺乏动力，就钻不进去，搞不出名堂，而兴趣是可以培养的。
语文世界：您刚才谈到，您对语言学从不喜欢到逐渐产生兴趣，所以能够对枯燥的语言学钻得进去。请跟我们的中学生朋友谈谈您的兴趣是怎样培养的？
陈章太：我觉得，有的兴趣是自然产生的，不用培养。由于环境、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以及事物、对象特点的吸引等，有些人对某些事物会有一种自然的兴趣，如对体育、艺术，有些人就有很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一般不需要培养。而有的兴趣是需要培养的，如对某些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的兴趣，一般需要培养。培养兴趣最重要的是正视现实，提高认识，多接触、多了解、多学习，把理性转化为感情，自觉加深对事物、对象的认识，从而产生对该事物、对象的兴趣和感情。我对语言学的兴趣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所以中学生朋友要是对语文没有兴趣但又觉得语文是基础不能放弃，那不妨采用上面说的办法，多接触、多了解、多学习，变被动为主动，自觉培养对语文的兴趣，不断提高语文水平。
语文世界：您先是调查、研究汉语方言，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论著，后来研究社会语言学，对我国社会语言生活、语言变异等问题发表重要的见解，取得重大研究成果。去年5月，您在语用所谈您的治学之路时，谈到您研究社会语言学跟您的身世有关，请您具体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陈章太：我生长在闽南永春的一个贫穷山村。在家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母亲设法支持我读书，还经常教导我要正直勤奋、关心爱护别人。因为贫穷，懂事较早，接触社会也较早，感受社会的冷暖较多。解放后第一次大学招生统考（1951年）我考入大学，那时国家虽然还很穷困，但十分重视培养人才，我跟所有学生一样，不用交学费，食宿、医疗全由国家负担，我还享受七元钱的助学金，生活没有顾虑。这些都使我跟其他同学一样，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对国家、社会总有一种感激、报恩的想法，并有一种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我常常主动走进社会，同各种人接触，观察、了解社会，热心社会工作，从中学、大学到参加工作，多少年都这样，这都使我对社会语言学有一种天然的感情，觉得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与社会，还有社会语言问题，这是我平时所关注的，所以，同它一接触就自然产生浓厚的兴趣。
语文世界：作为语言学家，您对语言变异有较多的研究，并且对我国语言生活发展趋势作了预测：“在总体方面，一个语言社区的语言将会越来越集中，越来越规范；小语言社区的语言向大语言社区的语言靠拢，小方言向大方言靠拢，方言向民族共同语靠拢，共同语的规范程度越来越高。”我以前在山东做老师，在课堂上一直坚持讲普通话，也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讲普通话，因为我认为语文学习是一种习惯的培养，说话得体规范是基本的要求。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在互相熟悉的情况下有时“难以启齿”。我有时也深感某些方言有很强的表现力，而某些事物在普通话语汇里找不到合适的词语表达。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陈章太：我们的社会正处于大变革、大转型时期，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思想观念等各方面都发生急剧而深刻的变化，社会语言生活自然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为了适应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社会交际的需要，国家采取积极而稳妥的政策推广普通话，同时不压制方言，必要时还保护方言，让方言有相当的空间存在、发展，这就使得我国的语言生活继续朝着丰富、健康、有序的方向顺利发展。现在，普通话在社会语言生活中基本发挥主导作用，但由于语言、方言的纷繁芜杂，加之我国地域广阔，文化教育不够普及，普通话在全国远未普及，教育、传媒、公务用语和社会公共服务用语还没有普遍使用普通话，社会交际还有语言障碍，推广普通话任重而道远！方言是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文化信息的载体，方言的存在是文化丰富、多元的表现，也是多元文化得以保存、发展的重要条件。普通话与方言是相依、共存、分用的关系，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丰富。至于有些人说普通话“难以启齿”，那是一种观念的表现，也是一种习惯，应当从需要和实际出发，逐渐加以改变。
语文世界：对当前中学生的语文学习，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