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9 17:29:4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含义
所谓民间借贷是指相对于金融机构借贷来说的，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依照约定进行资金借贷的一种民事行为。
（二）主要法律特征
第一，民间借贷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借贷双方通过签订书面借贷协议或达成口头协议形成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从而产生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民间借贷是一种合约行为。民间借贷是出借人和借款人的合约行为，借贷双方是否形成借贷关系以及借贷数额、借贷标的、借贷期限等取决于借贷双方的书面或口头协议。只要协议内容合法，都是允许的，受到法律的保护。
第三，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前提是借贷物的实际支付。借贷双方间是否形成借贷关系，除对借款标的、数额、偿还期限等内容意思表示一致外，还要求出借人将货币或其他有价证券交付给借款人，这样借贷关系才算正式成立。《合同法》第210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二、民间借贷活跃的原因
（一）理论原因
依据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民间借贷属于货币的投资需求。货币投机需求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货币投机需求难以预测。因为人们出于投机动机而产生的货币需求，注重的是货币的流动性，但人们的流动性偏好随着他们对未来情况所估计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各人对未来的估计也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这种心理现象是变化莫测的，加上市场行情的变化影响，导致货币投机需求变幻莫测，难以预测。
第二，货币主要作为财富贮藏的手段。凯恩斯从繁杂的经济现象中抽象出一种简单的经济假设：经济体系中只有两种金融资产，即货币和债券。他认为由于货币的特征，使其不仅具备极好的流动性可执行交换媒介的职能，还具有积累性，充当贮藏手段。一般来说，持有货币的目的首先是使自己的资产价值至少得到保存，然后才进行投机，尽力使其增值，对于不确定的未来，保存货币本身就会带来灵活升值。所以，货币投机需求强调的是货币作为贮藏手段的职能。
第三，对利率极为敏感。出于投机动机而在手中保持货币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利率的高低，并对利率的变动极为敏感，现行利率的微小变动都会引起人们预测的变更，从而引起货币投机需求的较大变动。
第四，是现行利率的递减函数。这是因为现行利率越高，未来下降的可能性越大，到那时债券价格就会上升，因此人们宁愿在目前购入债券而不愿手持货币，并且现行利率越高，手持货币的机会成本就越大，人们就会尽力压缩手持货币量。所以，利率越高，货币的投机需求越小；反之，利率越低，货币的投机需求越大。
（二）实际原因
第一，社会传统的渊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强的家族血缘意识，加上亲朋好友之间互相了解，交易成本低，从而为民间借贷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第二，盈利思想的引动。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民间借贷可以获得比在金融机构存款高得多的收益。放贷者既能较快获取暴利，又能逃避工商、税收等部门的监督，这是其存在并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三，信贷政策的影响。因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银根紧缩，银行贷款难度增加，尤其是房地产企业资金供需矛盾较为突出。
第四，资金供求的失衡。资金作为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短缺状态，并且长期以来资金的配置存在不合理之处，导致了民间借贷的快速膨胀。
第五，手续简便的驱动。而我国民间借贷手续简便、操作灵活、方便快捷与银行信贷相比，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融资方式。
第六，金融监管的薄弱。一方面民间借贷又大都十分隐蔽；另一方面，有关民间借贷管理尚无明确的规定，令基层银监部门监管无章可循。
三、民间借贷风险的新特点
随着民间借贷主体、地域范围和借贷规模的扩大，特别是中介组织的出现，民间借贷呈现出与以往明显不同的特点，其隐藏的风险点也开始增。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借贷范围扩大、利率过高
2011年，民间借贷规模继续扩张。中国人民银行7月15日公告称，据初步统计，2011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为7.76万亿元。2011年以来，受银行信贷紧缩政策的影响，中国民间借贷市场供需两旺，借贷利率平均年利率超过20%，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检测数据，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月息3%，最高可达4%-5%。
（二）民间借贷的不规范行为导致的操作性风险
主要包括：（1）借据书写规范无法成为法院判案的证据；（2）抵押物不规范，无法有效保全债权；（3）大额现金交易为“洗钱”提供隐瞒、掩饰犯罪收益的机会。
（三）变相转借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导致的转移性风险
目前，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已发生明显变化，自然人、企业法人、上市公司、商业银行等都参与其中，根据上市公司公布的半年报等材料，截至2011年8月31日，有64家上市公司涉及委托贷款业务，贷款总计170亿元，其中大多流向中小制造企业和房地产企业。商业银行主要通过承接委托贷款，开展表外业务，部分资金直接或间接流向民间借贷市场。
（四）盲目追逐投资热点导致的市场风险
由于民间借贷成本较高，其贷款投向大都集中在高风险行业（如房地产行业、矿产业），以获得高额回报，这种盲目追逐投资热点的行为容易引发市场风险。
四、公证制度介入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一）法律依据
目前我国在一些部门法或是行政规章从不同角度分别对民间融资进行了调整，使其有法可依。具体来看，《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这一规定确定了只要出借人与借款人在实施订立、变更和终止借贷行为时，在形式和内容上符合法律规定，国家就对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予以法律保护；《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1991年7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货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99）第3号]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国务院于二〇一〇年五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号]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并明确“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此外，司法部《关于办理民间借贷合同公证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为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活动，公证机关可以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政策和当事人的要求，办理民间借贷合同公证；《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明确规定“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范围包括有借款合同、借用合同、无财产担保的租赁合同…各种借据、欠单”。
（二）公证对民间借贷风险的防范有着积极的作用
1.公证在民间借贷风险中具有审查预防的作用：第一，公证对民间借贷债权发生前具有审查的作用，民间借贷债权关系发生之前，公证机关就要介入借贷双方，对其具有法律效应的合同等进行审查和完善，严格把关；一方面，要对出借人的资金来源是否做好审查，另一方面，要对借款人的个人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查。第二，公证在民间借贷债权发生中具有审查作用，公证主要对民间借贷合同内容合法性进行审查。
2.公证在防范民间借贷债权风险中具有重要的法律作用。公证可以为借贷双方实现一定的证据效力，为民间借贷关系中相关的法律行为提供了一些可靠的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出借人债权风险；同时也保障了借款人的利益。
3.公证在民间借贷债权风险中具有保护各方利益的作用。在公证的作用下，当事人的行为顺利纳入法律的监督之下，在法律的约束下，当事人的行为得到了强有力的制约和规范，有效减少了当事人信息的虚假性，提高了民间借贷债权关系的可靠性，这样不仅降低了风险；同时，国家的金融秩序也得到了良好的维护。
（三）运用公证法律手段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行为是公证机构发挥职能作用的有效体现
民间借贷行为，因为处在政策及律法监管的真空地带，且相当一部分当事人金融知识、法律知识匮乏，自我维权方式也不恰当，导致有关民间借贷产生的纠纷时有发生，如不及时疏导，极易使矛盾激化，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而通过公证的方式，一方面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对民间融资借贷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消除非法民间借贷的负面作用，使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公证普及法律知识，宣传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
五、办理民间借贷公证应注意的问题
在民间借贷具体公证实务中，公证员需尽到勤勉谨慎的审查义务，并着重注意以下方面的问题：
（一）注意审查借贷双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民间借贷发生在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之间。除小额贷款公司以外的企业之间不得进行借贷业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不属于该批复中列举的四种无效行为即应认定有效。因此，民间借贷的当事人是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对于企业之间借贷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规定：“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第61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企业间借贷问题的答复（银条法[1998]13号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的规定，禁止非金融机构经营金融业务。借贷属于金融业务，因此非金融机构的企业之间不得相互借贷。
（二）注意审查关于借款利率的约定条款
《合同法》第211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息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部分的利息法律不予保护。”
（三）注意审查民间借贷合同中利息、罚息、违约金并存问题
在借款合同约定利息、罚息条款并存或是利息和违约金条款并存均不矛盾。罚息和违约金均属承担违约责任的一种方式，罚息实质上是违约责任承担的一种方式。《合同法》第207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笔者认为可以同时约定并计算罚息和违约金，因为两者实质上都是违约金，对于二者相加的违约金数额，不管是高是低，若当事人没有提出调整的，尊重当事人合同意思自治原则。
（四）有关公证告知书和谈话笔录制作问题
1.民间借贷可能涉及中的非法集资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高利转贷罪、洗钱罪，我们应将《刑法》中有关这四个罪名的法律规定，和相关解释以及与民间借贷资金进出的联系和可能的法律风险，以特别告知的方式进行告知说明，并在谈话笔录中进行询问，由当事人自查自我约束自我保证的方式进行处理。
关键词：民间借贷；金融；虚假诉讼
我国的民间金融由来已久，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民间金融也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在当前我国投融资体系中，民间借贷融资形式表现较为活跃，这一方面缓解了经济高速发展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局部供给缺位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使得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急剧增长，涉案标的急剧增加，加之我国目前缺乏一整套关于规范和解决民间借贷问题的法律法规，实务中对民间借贷纠纷的解决差强人意，法律实效难以全部实现。
一个不容忽视且逐渐被学界、实务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是，随着民间借贷融资形式的“疯狂扩张”，因民间借贷纠纷所衍生的虚假诉讼问题，成为困扰当前司法界的一大难题。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与特征
对于民间借贷的概念，当前法律、法规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参酌《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认为，所谓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或者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之间，为了生产或生活需要，双发基于自愿互助、诚实信用原则，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约定利息的合同法律行为。其中，向对方借款的一方成为借款人，出借钱款的一方成为贷款人。《合同法》颁布以前，实践中一直是将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出借人的金融借款合同与民间借贷（借款）合同分别加以规定的，并适用不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予以调整。但以此种合同主体身份之不同作为划分标准的调整原则一直备受学界质疑。现行《合同法》第12章中既规定了出借人为金融机构的一般借款合同（金融借款合同），也规定了出借人为自然人主体一方的民间借贷合同，二者统称为借款合同。
民间借贷合同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体的特殊性。民间借贷行为必须是自然人向自然人、自然人向非金融企业、或者非金融企业向自然人借款。除此之外，有金融企业介入的借贷、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均不属民间借贷。
第二，标的物特定性。民间借贷的标的物为金钱，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第二条规定：“民间个人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属于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货币资金，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款。”由此可见，民间借贷资金来源必须是出借人自身合法所有的货币资金，禁止出借人吸收或转借他人资金予以放贷。
第三，合同内容合法性。借款人借款的目的只能是为了自己生活和生产的合法目的，不能用于转投资、转贷等，更不能用于其他非法目的，或使用违背社会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违反该项原则，可能导致合同不成立，并由相应的法律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严重的可能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利息约定合法性。民间借贷双方可以约定利息，也可以不予约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约定利息的，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
二、涉民间借贷的虚假诉讼问题
随着国家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公民法律意识逐渐觉醒，依法维权的社会氛围愈加浓厚。同时，由于社会诚信缺失、法律制度缺位、社会征信体系不健全等诸多因素，一些当事人违背法律诚信精神，试图借助虚假诉讼谋取不正当利益，尤其在民间借贷领域表现尤为强烈。
在民间借贷中，当事人之间签订合同不规范，只有简单的借据或欠条，甚至只有口头约定，连见证人都无法提供。由于借贷合同形式的不规范、不要式，一方面导致了当事人举证困难，欠条借据等书证在开庭时可能已损坏或灭失，造成举证不能；另一方面也给当事人虚构、伪造合同文书提供了条件，如在合同上虚构合同内容，或者涂改合同约定，制造虚假诉讼。这不但侵害了他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极大地侵害了民事诉讼的公正与效益价值的实现。
为确保民事诉讼过程中所耗费的国家成本和社会成本具有现实价值，即真正产生其应有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应当保证诉讼当事人对于该争议的诉讼标的或民事实体权利关系具有实质联系，排除虚无或假象的纠纷，如此才能使诉讼具有实质意义。因此，有必要对虚假诉讼行为进行法律规制，探索建立完善的民事责任追究制度。
借鉴国外立法与判例，将民间借贷虚假诉讼问题纳入《侵权责任法》的调整范围无疑具有科学性。虚假诉讼行为符合侵权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即有侵权行为的存在，损害事实发生，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侵权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由此可见，虚假诉讼行为自始至终都与法院的诉讼行为具有密切的联系，与一般侵权行为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可以考虑列入《侵权责任法》中的“特殊侵权行为”予以专门规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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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立先.我国民间借贷法律风险及防范路径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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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丽静.民间借贷的合法化及其法律规制[J].法制与社会，2011.4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法律思考
一、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一）商业贷款融资成本高。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包括利息支出及筹资费用。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在借款时，不仅无法享受优惠的年利率，而且还要支付比国有大中型企业多得多的浮动利息。
（二）资本市场准入门槛高，间接融资难度大。据统计，目前在沪、深两家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近1600家公司中，几乎均为大中型企业。中小企业板的市场容量也非常有限，目前仅有265家公司上市，即使创业板刚刚面世，能在创业板挂牌的中小企业仍然是少数。
（三）中小企业融资风险高。众多中小企业在难以得到银行提供的资金而资金又非常紧张时，就不得不求助于民间融资市场。而我国的民间金融机构至今让受到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歧视，其经营活动不规范、信用管理水平低、利率高、契约不完善，无形增加了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且信用风险比较大。
二、法律视角下的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分析：
（一）现有的金融机构没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体系和制度。我国中小企业基本上都是自然人、法人控股或所有，基本脱离了国资企业的特征，成为单纯以赢利性为基本特征的经济主体，这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资本已有本质区别。在这种不依市场规律行事的“行政经济”的基础上，再加上长期以来所有制观念的影响，我国金融政策和金融体系中都是以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为主要对象实施的，没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体系和制度。为国有大企业构筑的信贷制度和融资方法难以适用于中小企业，也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小企业从银行或资本市场获得资金的机会。
（二）没有建立起有利于我国中小企业自身发展的信用担保制度，相关立法不完善。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实践起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随后伴随着中小企业的增多而快速发展。与此相适应，相关法律也纷纷出台。实践中，这些法律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如，我国2003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它首次从国家立法角度确立了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支持体系，将中小企业的资金扶持纳入了法制轨道。但该法关于信用担保的条文仅限于第19条和第20条，可见其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规定内容极其简单，难以应对事件中复杂的担保现象。
（三）民间借贷缺乏相关法律保障。在中小企业不能从银行处获得足够贷款的情况下， 为筹措资金， 不少企业转而进行民间借贷 。首先民间借贷合同法律法规不完善，目前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还没有关于民间借贷的专门性立法。如《合同法》197条和210条。除此之外，就是《关于审理民间借贷若干问题的意见》，据此可知，这些零星、单薄的规定实在不能约束现实生活中的大量的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且缺乏现实可操作性。
三、法律视角下的中小企业融资对策分析
（一）构建和规范有效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法律制度体系。关于信用担保的服务对象，不是所有的中小企业都可以申请信用担保。对于这一点，很多发达国家的实际做法是根据当时的产业政策制定中小企业担保计划，对列入计划中的中小企业进行担保以实现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法的立法目的，体现该法的政策性。我国不妨借鉴此经验，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中小企业担保计划，给与其融资支持以加大对符合产业政策的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
（二）从立法上规范民间借贷。首先，制定专门立法。我国目前关于民间借贷的立法过于零散、过于粗略、缺乏现实可操作性，不能对我国民间借贷作出全面规范引导，无法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全面金融改革的需要。当务之急就是制定一部法律效力较高的、专门的规范民间借贷的单行法，对民间借贷的概念、借贷数额、资金用途、借贷利率、双方当事人主要权利义务及合同主要条款做较为详细的规定，将民间贷款行为及法律后果完全纳入法制轨道。其次，从概念上划清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界限，给民间借贷以合法地位。我国刑法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民间借贷立法应当以以上法律法规为依据，进一步理清三者关系，给民间借贷明确的合法范畴。
（三）建立针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银行。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专门的中小企业融资银行并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区规定中小企业银行的企业性质、资金来源、风险防范、激励机制机约束机制等相关具体内容。同时，应在以中小企业银行为基础的前提下，建立区域性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中小金融机构，形成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并补充的中小企业金融体系，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可靠保证。
四、结语
综上所述，彻底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必须从法律制度上建立与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相适应的信用担保、民间借贷以及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法律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相关的基本制度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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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颖、《关于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法律思考》、《商业经济》、2009年7期、42-43页
[3]李同琴、《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体系探析》《中国城市经济》、2011年29期，27-28页
关键词：民间融资 规范化 现状 对策
一、民间融资发展的现状及特点
民间融资作为一种资金资源的市场配置行为和一种金融服务的补充形式，对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日益深刻。近年来，我国民间融资不断增长，日趋活跃，在发展中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一）民间融资增长快，规模不断扩大
近年来，我国民间融资发展速度加快，借贷规模不断扩大。2006年下半年至2008年上半年，在国家紧缩货币政策的影响下，商业银行的资金面趋紧，许多企业将资金需求转向依赖民间融资筹集，民间融资出现大幅增长。2005年我国民间融资规模为9500亿元，占GDP的6.96%左右，占本外币贷款的5.92%左右。而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的民间融资现状调研显示，截至2011年5月末，全国的民间融资总量约3.38万亿元，考虑到统计误差，实际规模可能要比3.38万亿元还略有扩大。而在民间融资非常活跃的温州，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监测数据显示，2010年6月温州民间借贷规模为800亿元，2011年6月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这意味着约1年时间，又有300亿元资金涌入民间融资市场。在此期间，专业民间融资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机构数量及贷款余额呈现快速增长。截至2011年6月末，小额贷款公司机构数量达到3366家，贷款余额2875亿元，2011年上半年累计新增贷款894亿元。同时，另一民间融资机构——典当行2011年1至6月实现典当总额1180亿元，同比增长38%。
（二）民间融资成本不断上升，利率水平参差不齐
2005年以来，民间融资活动的日趋活跃，直接导致了民间融资成本——利率的攀升。
首先，利率水平逐年上涨。除了亲朋好友之间一些无息借贷或低息借贷之外，民间融资的利率一般至少比正规金融的利率要高50％以上，其中民间生产性借贷一般是年息10％一30％，企业的民间集资大多是年息10％，都远远超过了银行及信用社的贷款利率。2003年至2010年间，监测到的利率水平一直在13%至17%的区间内波动。2011年6月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水平为24.4%，折合月息超过2分，比2010年同期上升了3.4个百分点，这一民间借贷利率水平处于阶段性高位。
其次，利率差异化特征明显，弹性较大。各地利率水平不一致，即便同一地区不同的借贷活动中融资利率也有较大差异。
（三）民间融资来源不断拓展，融资方式多样化
早期的民间融资主要以信用借贷为主，但随着民间融资活动的日趋活跃、融资规模的日渐增长，融资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其中，居民民间融资方式变化不大，主要以口头协议和借据为主，借贷手续也比较简单。而企业民间融资形式趋向多样化，除了借贷、股权投资、集资等传统的融资方式外，还兴起了以实物为媒介的融资，如赊销、货款延期支付形式等。此外，专业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也丰富了民间融资方式。随着政策的放开，各地陆续成立了一些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等专业民间金融机构，可直接发放贷款或可为客户提供担保。这些机构往往具有专业人才，具体操作较为商业化，手续较完备。该种融资方式占比逐步扩大，正成为民间融资发展的重要力量。
（四）民间融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活动呈现地域性
从民间融资资金供给方看，参与主体包括城镇居民、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主、农户乃至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涉及各行各业、各个阶层。2011年7月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市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
同时，民间融资资金筹集与运用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随着财富不断增加，积聚了大量的民间资本，形成了较为集中、活跃的区域性的民间融资市场，如浙江温州、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神木等地。以温州为例，从民间借贷城乡分布情况看，温州县及县以下地区的民间借贷总额约占全市民间借贷总量的80%左右。
（五）民间融资周转率高，资金期限短
民间借贷期限不确定，随借随还，流动性强，资金周转率高。借款短则两三天，长则十多天，一般不超过三个月，最多不超过一年。不过，近年来，随着民间借贷主体和借贷用途的变化，民间借贷期限有向长期化发展的趋势，一些借贷由过去的几天、几个月，发展到现在的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这个现象值得注意。
二、民间融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民间融资作为一种社会信用的补充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资金困难，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随着民间融资规模和范围的不断加大，民间融资中潜藏的风险也不断积聚，不仅阻碍了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还将对地方经济金融造成一定冲击。目前民间融资发展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间融资缺乏有效约束，容易引发纠纷
民间融资随意性大、规范性差，容易引发一些民事、经济纠纷或诉讼案件。目前，大部分民间融资仍通过打借条或口头协议的方式进行。据调查显示，在借贷过程中签订正式借贷合同的只占民间借贷总户数的十分之一，且多数合同内容不规范，部分合同只注明还款日期和还款金额，贷出资金者、借款日期和利率等信息基本未在合同中体现。民间借贷手续不完备，一旦出现违约，极易引发法律纠纷。温州市中级法院统计数据就显示，2011年3-5月，全市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628件，比2010年同期多出474件。换言之，平均每天有近30起民间借贷纠纷产生；案件总标的额高达9.31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出3.15亿元，平均每天有近1000万元的纠纷产生。
（二）民间融资利率水平偏高，加重企业负担
从紧货币政策和旺盛的资金需求使得民间融资活动趋于活跃，导致民间融资利率水平显著上升。2011年6月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水平达到24.4%。在正常利息范围内的民间融资，对于中小企业，特别是“短平快”项目来说是雪中送炭。但高息甚至超高息，则使借款企业还款压力大，严重影响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近两年来，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资金日趋紧张。许多中小企业转向民间融资市场，民间融资利率“水涨船高”，高额的利息成本使企业不堪重负。一些企业因难以承受日益增长的民间高息负债，企业经营风险不断加大，最终出现无法偿付高成本民间借贷而破产倒闭的情况。
（三）民间融资风险较大，监管难度大
民间融资参与者众，涉及面广，操作方式不规范，其分散性和隐蔽性使相关部门难以监管。民间融资的不断增长，使大量资金长期在体外循环，游离于常规的金融监管之外，也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对应的民间借贷的风险控制手段又很单一。在此背景下，很容易发生非法集资、高利贷、地下钱庄及诈骗等非法行为，对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有可能引发系统性或区域性的金融风险。
（四）民间融资活动的隐蔽性，影响国家宏观调控的实施
由于民间融资活动的自发性和隐蔽性，未纳入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范围，减少了货币政策的可控性。同时由于民间资金的盲目性、逐利性以及民间融资主体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素质所限，易受一些行业高利润的诱惑，导致民间资金流入受限制行业，如一些门槛低、短期内能看到收益但高能耗、高污染和技术水平低的行业和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此外，一些地区民间资金积聚形成规模巨大的投机力量，有可能导致经济发展失衡。
（五）民间融资相关法规缺失，制约其规范发展
当前关于民间融资法律规范的主要问题有：一是相关法规缺乏协调性，对民间融资没有明确统一的界定。一些法律之间的相关内容有冲突。例如，符合《民法通则》、《合同法》的民间融资行为，按照《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以下简称《取缔办法》）和《贷款通则》就可能被认定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而遭取缔。实践中，不同国家机关对同一案件引用不同的规定，可能作出截然相反的处理，如在惠民吴云水“集资事件”中，当地法院认定其工厂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借贷行为合法有效，而检察机关却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吴云水进行立案。二是相关法规缺乏可操作性，民间融资合法性判断标准模糊。尤其是民间融资、社会集资与非法集资的法律界限模糊。《刑法》和《取缔办法》严厉禁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以及集资诈骗行为等非法金融业务行为。但由于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实践中难以准确把握合法民间融资行为的界定标准。在孙大午案件中，法院对于其行为的定性，曾引起了极大的社会争议。2009年吴英案的判决结果依然引发了公众、专家等广泛的争议。三是法制不健全，严重制约民间融资的良性发展。我国尚未出台专门针对民间融资的法律法规，民间融资仍处于“灰色地带”。亟待制定相关政策法规，让民间融资活动有法可依。
三、规范民间融资的对策建议
如前所述，近年来随着民间融资的越来越活跃，问题日益显现，风险逐渐积聚，对经济金融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加强对民间融资的引导和规范，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仅对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我国的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完善民间融资的法律法规
任何经济活动的有效运行都需要法律法规的保证、规范和约束，民间融资的发展也不例外。完善民间融资相关的法律法规是规制民间金融的关键举措。
1、明确民间融资的法律地位。
前述目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民间融资有关内容存在一些冲突，导致对民间融资的认定标准把握不一。因此，应尽快研究出台民间借贷管理条例，修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贷款通则》等法律法规，协调立法，为民间融资构筑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以规范、约束和保护正常的民间融资行为。
2、完善民间融资立法。
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适时出台《民间借贷法》、《放债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确定民间借贷的定义、适用范围、期限、管理部门及其职责、合理的税负、纠纷处理适用法律规定等，明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和正常民间融资的界限，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打击高利贷，通过法律手段使民间融资逐步走向契约化、规范化。出台民间融资管理登记办法，实行民间融资网上登记备案等方式，从而准确地了解民间融资活动的基本情况，便于防范和打击各种非法融资行为，规范民间融资市场，有效引导民间融资阳光化。还可尽快出台小额贷款公司的实施细则及规范民间融资的一些具体制度，使相关法律法规更具可操作性。
（二）加强对民间融资的金融监管
对民间融资进行有效的监管是其实现规范化发展的关键。通过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进一步规范民间金融运行。
1、明确监管主体。
正规金融市场的监管十分有针对性，从产权上看，民间金融的监管也可参照正规金融监管方式，明确民间金融监管主体，则可相应化解一些难题和矛盾。根据各部门现有的职责规定看，目前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以及政府工商、金融办都不是民间融资的监管主体。我国民间金融监管可以尝试分设分管各种形态的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同时发挥地方政府的监管责任，加强地方政府防范金融风险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责任。
2、构建监管网络。
结合我国民间融资的特点，应该培育和建立一个包括政府监管、行业自律、自我约束和社会监督四者协同配合的监管网络。
3、完善监管方式。
民间融资监管方式应灵活多样，如政府监管主要应以法律法规为准绳，依靠法律法规对民间融资活动起到规范保障作用；行业监管则通过制定行业行为规范准则和惩罚监督机制来进行行业自律，有效防范民间融资风险。同时，由于民间融资形式各种各样，民间融资主体及其活动在各地区和各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明显差异，因此，应采取分类监管、区别对待的方式进行监管。此外，针对民间融资复杂多样的现状，监管还必须事前防范和事后惩罚并重。
（三）拓宽民间融资渠道
面对巨额的民间资本，需要疏导，提供丰富多样的投资渠道，给其以合理出路，才能化解相应的风险。这就要求我们逐步放开金融市场，疏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渠道，实现资本要素的自由配置，也就是打破现有银行的垄断体制。2010年5月我国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商贸流通、国防科技工业领域。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信用担保公司、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等金融机构，放宽村镇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意见》还明确提出，规范设置投资准入门槛，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但《意见》的具体落实实施还需要一个过程。
（四）构建民间融资监测机制
监管机构应建立完善的民间融资统计、监测制度。对民间融资行为进行登记备案，定期开展调查、统计，采集有关数据，特别是要准确监测民间融资的规模、融资方式、利率水平、资金来源及运用等，及时了解、掌握民间融资情况，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情况，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适时向社会进行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并可选择一些民间融资较为活跃的企业和乡镇作为重点监测点，长期进行调查监测，加强分析，有效防范、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
（五）推进金融机构创新和制度创新
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应打破国家对金融业的垄断，有步骤地向民间资本开放金融业。通过必要的金融资源整合，将民间金融从“地下”引上正规发展道路。通过制度创新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化，可考虑放宽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的相关条件，也可在信用社向地区性商业银行转制改造过程中，组建允许民间资本参股的区域性中小商业银行，探索大规模民间资本借助资本市场介入中小商业银行的途径，开办民间资本控股的民营银行试点。进一步探索发展新兴金融组织、建立多层次金融体系等举措，构建与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相匹配的金融体系和组织，促进金融体系建设步入良性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2][4][5]戚祥浩.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2011-08-12.
论文关键词 民间借贷 诚实信用 金融
究其本质而言，民间借贷与自然规律发展相适应，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民间借贷的规模逐渐发展起来。随着民间借贷规模的扩大，由民间借贷引发纠纷的案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案件纠纷数量的增加给社会的稳定性造成严重影响。在此种社会环境下，关于民间借贷的研究活动逐渐深入，在研究人员不断深入研究与调查的过程中，民间借贷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变得明亮化。虽然国内外学者都对此展开了相应的研究，但是民间借贷中的民法问题研究非常少。在此种情况下，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有民间借贷产生的民法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显现出一定的僵化性，使得民间借贷案件出现了较多的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针对此，就民间借贷中的民法问题展开研究非常具有必要性。
一、民间借贷的概述
从理论的角度上而言，民间借贷的这个名词是对金融的有效补充。在我国经济发展与运行的过程中，民间借贷也体现出了重要的作用。在研究民间借贷的过程中，首先就应明确民间借贷的定义。关于民间借贷的具体含义，不同的学者在这方面持有不同的观点。但万变不离其宗，即使不同的民间借贷在不同的学者看来具有不同的定义，其中的宗旨始终不会变化。在笔者看来，民间借贷的行为主体主要是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也就是在这几类人之间产生一种借贷性质的行为。民间借贷产生在民间，因而从根本上可以说其属于民间自发性的一种金融融资渠道，也是民间组织、自然人以及其他组织实行投资的一种途径。虽然民间借贷存在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是不同的区域在经济发展特色方面又具有不同的借贷方式。民间借贷方式主要依赖于借贷双方之间的借贷性质来决定。在各种借贷形式中，民间信用借贷是最为常见的一种融资方式。
从这就可以看出，民间借贷这一行为不仅具有自己含义，同时还具有自己的形式。由此可以看出民间借贷在民间金融活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从民间借贷发展的历程就可系统的了解到，民间借贷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这么几种。首先。民间借贷是一种自由行为。民间借贷没有固定的借贷模式，利率约定与否主要由双方关系人协商而成，他人无权干涉。其次，借贷的标的物主要为货币。民间借贷产生主要缘由是缓解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在资金周转方面的问题。因而借贷的标的物主要以货币为主，但是也可以存在其他的形式。再次，借贷主体非银行机构与自然人。民间借贷的参与主体并不是银行机构组织，在借贷关系产生的过程中并没有金融机构参与其中。最后，以民间自有资金来借贷。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手中的自有资金会持续增加。在此种情况下，民众愿意将自有资金转向低风险、高回报的民间借贷活动中。另外民间借贷行为产生的前提条件是将个人信用为借贷行为产生的基础。也就是说，民间借贷产生的关系主要是在“熟人”之间发生。
二、民间借贷中的民法问题
无论是从性质还是从行为根本性来看，民间借贷受到我国民法的调整与约束。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民间借贷属于典型的民事法律关系。
（一）民事立法的缺失与冲突
在民事立法方面，民间借贷关系适用的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借贷意见》。从我国民事立法的层面就可以看出，这几个法律就民间借贷问题产生与解决措施方面的规定层次较低，并且分布于不同的部门法中。民间借贷一旦出现了问题，能够查询到的法律依据多为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实施细则。同时，利息、高利贷等相关问题方面的法律体系严重落后，没有统一、详尽的法律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从这就可以看出，民间借贷在立法方面由于制定部门以及效力之间的关系，使得民间借贷案件在审理的过程中，适用法律范围不同，产生的效果也就不同。较为严重的情况就是《合同法》中关于民间借贷行为之间的适用的规定与《借贷意见》中的内容具有冲突性。虽然有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指导原则，但是在实践中《借贷意见》更体现出民间借贷行为的客观规律。
（二）利率问题
在民间借贷行为产生的过程中，利率是民间借贷关系中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问题，主要体现在这么几方面。首先，利率确定问题。民间借贷利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借贷双方自由约定，以现有的借贷事实作为利率产生的前提条件。在利率确定问题上，国家对借贷利息的最高数额有相关的规定。在《合同法》与《借贷意见》上，都明确民间借贷利息限制在一个规定最高数额的限度内。虽然国家在这方面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是从市场经济运作的自然性而言，这种规定干涉了民间借贷市场化运行。与此同时，民间借贷属于自然人、法人以及组织之间的自由行为，国家的这种规定违背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公平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其次，高利贷问题。在民间借贷行为运行的过程中，不能杜绝有部分的民间借贷行为存在“合法借资”行“高利贷”之实的行为性质。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为规避某种风险或者是相关部门的监管，为追求高额利息，借贷双方以某种名义将实施将资金出借给借款人，而实际上却是高利贷放贷行为。
（三）借贷合同问题
借贷合同中存在问题。民间借贷合同其实就是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之间，贷款人将手头资金出借给借款人，在合同到期归还本金的合同。依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要想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必须符合订立合同关系的条件。在合同有效的基础上，才能够确认双方之间的债权关系。但是从现今的民间借贷合同就可以看出，借贷合同问题主要有债权金额的认定、借贷合同担保效力以及诉讼时效等。这是民间借贷合同中主要问题的表现。如诉讼时效问题方面。借贷双方之间诉讼行为是否正确将直接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自身利益具有紧密的联系。如果诉讼行为时效确定，还能节约成本和司法资源，提高洗发司法行政行为的效率。但是在一些民间借贷案中，借款人并没有事先申明存在诉讼时效已过的事由，贷款人却主张自己的债权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的期间，这就会在此问题上产生分歧。从这就可以看出，民间借贷诉讼时效确定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完善民间借贷民法制度的措施
从前文的分析中就可以看出，民间借贷存在的民法关系不仅影响民间经济市场的自行运转，同时还会对借贷双方产生较为严重的法律纠纷。在经济市场提逐渐完善的过程中，民间借贷中存在民法问题应从制度方面着手，尽快完善民法中民间借贷制度。
（一）从法律角度明确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
如果民间借贷的定义模糊不清，就难以从制度方面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依据制度来保护民间借贷行为，就可以促使民间借贷认识方面的宽泛性或者是狭窄性。首先，加快民法典的颁布行程。民法对保障民权、经济运行以及人民利益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已经颁布民法典的国家来看，通过民法典更能保证秘法作用的发挥。其次，通过立法直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民间借贷从行为本质就可以看出，从立法层面来规范借贷双方之间的行为，促使民间借贷行为步入金融监管的范围中。同时，通过立法能够更好地维护借贷人员的合法权益，制约民间借贷的发展。最后，有效防范因民间借贷引发的经济犯罪行为。要防范因民间借贷产生的经济类犯罪行为，就应当对过去强制性的刑事处罚做出相应的调整，将民事法律规范应用于民间借贷行为中。针对发展规模逐渐扩大的民间借贷行为，但依赖于刑事处罚并不能防范经济类犯罪行为的产生。将民事调解作用应用到民间借贷中，就能够打破过去对金融犯罪以刑法为主的防控体制。同时，针对由于民间借贷产生的经济类犯罪，可以从多角度多领域完善经济类犯罪处罚的相关规定。
（二）区别对待利息，制定灵活的利率政策
在民间借贷利息这一方面，可以根据借贷人员对本金的适用途径不同，将利息划分为生活消费型借贷与生产性借贷，也就是针对具体用途来制定不同的法律政策。在此方面，可以针对生产借贷利息调整为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6倍。生产借贷利息高于同期银行利息，就能够促使企业在优胜劣汰的经济环境中，更合理的配置市场资源。但是生活消费性质的利息不能设置过高。这样可以帮助生活困难的人顺利度过困难时期，同时还能限制贷款人不正当的谋求利益。由此可见，这样区别对待利息，制定灵活的利息政策，就能够维护借款人的争取当权益。当然，在民间借贷中，利率的计算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利息计算的过程中，应当综合考虑各种实际情况、生活条件以及当地的发展水平，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在具体实施操作的过程中，应当明确规定，防止出现计算方法不一致使得合法利益受到损害。
（三）防范民间借贷合同风险
当前，我国在个人信用体制建设方面还不是非常的完善，法律法规也不是很健全，因而民间借贷存在一定的风险性。针对民间借贷中风险，可以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首先，实行公证制度。公证制度的实行对民间借贷后续风险的防范具有重要的作用。经过公证的民间借贷合同，不仅能够说民合同的真实性，还可以帮助当时完善相关的合同条款，避免风险的出现。其次，规范书写合同，明确还款期限。民间借贷合同是借贷行为的凭据。因而在书写的过程中应当使用规范性的语言文字，不用或者少用容易产生歧义的词语。随后双方当事人应当妥善保管合同，在欠款结清后销毁合同。最后，规范借贷双方之间的权益义务关系。在民间借贷行为成立的过程中，也就是合同签订的时候，应当在合同中载明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保证双方当事人都能够依照合同的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与义务。
关键词：民间借贷；法律监管；完善建议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 A
一、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
1、我国民间借贷的规模不断增大
民间借贷规模呈逐年扩大趋势，据东北财经大学课题组的统计，2006年我国的民间资金借贷已经达到了9500亿至10000亿，规模已经过亿，尤其是到了2011年，民间借贷规模达到最高水平，2012年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以温州市为例，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统计，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已经超过了1000亿元，民间借贷较去年同期增长了6个百分点。
通过以上相关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民间借贷资本市场已经初具规模，且不断扩大，如果任其自由发展，不对其进行规范，必然会影响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当务之急，就是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走上合法道路上，通过某种形式规范其发展。
2、我国民间借贷主体的多样化
民间借贷是一种针对特定对象的民间融资行为，也是供需两方的一种融资活动，正是这种借贷活动才构成了民间借贷市场，因此，研究我国的民间借贷需要对民间借贷的主体进行研究，我国民间借贷主体从个体，已经发展组织，即民间个人之间，单位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都存在着借贷行为。
3、民间借贷用途日益复杂化
民间借贷用途出现多元化趋势，借贷的动机从最初的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向投资、生产经营等方向发展，以追求高收益，借贷的目的也从无偿互助变为了有偿借贷。我们以2010年的鄂尔多斯为例，在1000亿的民间借贷中，用于一般性的产生经营的占到30%，用于房地产项目或者炒房投资的占到25%,剩余的40%用于民间借贷市场，投机及不明用途的占到5%，进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可以说逐年减少，民间借贷成为人们获取高额回报投资行为，但是实体经济的低迷，导致近年来民间借贷跑路现象不断发生。
4、民间借贷的利率不断攀升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的通胀压力也越来越大，银行不断上调利率，而且收紧信贷口袋，民间借贷成为解决资金缺口的有效办法，其利率也逐步上涨，其涨幅并不低于银行利率的涨幅，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利率从13%，逐步上升到了24.4%，折合月息已超过2分。由于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地民间借贷的利率也是不相同的。浙江、广东、内蒙古等省份民间借贷利率较高，上升较快，2012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寒冬，一些地市的借贷利率有所下降。
二、民间借贷监管法律制度的相关问题
1、民间借贷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立法体系缺失
在现行法律和法规的文件中，关于民间借贷的规制主要集中在以民法为主的《合同法》和一些司法解释中。司法解释一般带有主观性，是司法机关针对某一类案件做出的解释，因此不能过于期待通过司法解释来解决民间借贷的规范问题。并且这些文件对于民间借贷只做了比较简单的规定，在实务操作中不能够被很好的运用。民间借贷行为作为一种经济关系，其实质是一种资金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行为，因此理应受到金融法的限定和规制。然而无论是规范监管主体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和《银监法》，还是规范监管对象的《商业银行法》这三部最重要的金融法中，对于民间借贷这一行为的界定和限制均没有明确的涉及。关于民间借贷的认定标准和管理规则等方面，更是缺乏一部明确的法律规定，致使金融市场中的民间借贷活动任意发展，滋生了很多不法行为。监管机构在执法过程中也因为没有监管标准，无法行使监管职能。这就造成了监管缺位和市场乱象的产生。
2、利率制度不够合理
虽然最高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对民间借贷利率作出了不得超过银行同类的4倍的规定，但是并没有对超过部分的效力进行解释，也没有相应的罚则规定。法院对于债务人自愿支付的高出的利息往往不予干涉，高出的部分只是说不适用法律规定，没有明确其法外效力。因此，导致了贷款人往往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借款人为了满足资金需要，接受这种高利率，这种民间借贷生态，随着利率的不断增加，往往导致风险加大，扰乱了借贷市场。
3、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不明确
我国当前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详细的规定，有关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也是法律空白地带，监管主体是一种行为健康发展的重要角色，没有有效的监管，就会导致风险的发生。虽然人民银行、银监会等职能部门对民间借贷进行了一些规范，但是监管缺乏法律的支持，很容易会造成无人监管或监管重复，造成监管混乱。
三、关于完善民间借贷法律监管制度的思考
1、立法方面的完善
1.1 对民间借贷进行专门立法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于民间借贷融资活动进行严格管控，甚至可以说是打压。但是民间借贷的资金规模和资金需求却无法被正规金融满足，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必然要扩充其他融资渠道，民间借贷的必要性自然不言而喻。从域外对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来分析，国家应该适当放松对民间借贷的管制，根据民间借贷的特征与性质，对其进行专门立法，从而支持和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这样做不仅不会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反而确保了民间借贷的透明化，限制其随意性，增强民间借贷的安全性，从根源上防范其风险。如果我国有了专门的民间借贷立法，那么类似于孙大午与吴英这类罪与非罪的案件将不会再引起争议。发达国家对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与借鉴，其实我国已然认识到民间借贷立法的必要性，在2008年11月央行起草了《放贷人条例》并将其提交给国务院法制办，试图用立法手段对其民间借贷予以规制，但至今仍未出台。金融改革并非一日之功，但是面对我国日益复杂的民间借贷局面，出台专门性法律已迫在眉睫。
1.2 确定民间借贷主体，保证规定的协调性
民间借贷的主体资格的认定是接下来从事民间借贷活动的一个基础，但是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对于企业作为民间借贷主体的态度还不是太明朗。但是无论是《贷款通则》的规定还是近些年最高法院的通知，在民间借贷逐步放开这一大势所趋下，都显示出了对企业借贷的由严转松，因此，笔者认为，禁止企业之间的资金借贷的规定，不仅违背我国民间借贷的发展趋势，而且对于企业的正常融资活动起了限制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企业的发展，针对这一现实情况，我国必须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修改或者废除关于禁止企业资金借贷的法律规定。同自然人之间的借贷_样，企业间的民间借贷也应化归为私法管辖范围，在坚持“私法自治”的原则之上，当事人只要意思表示真实，民间借贷即被认定为有效。所以，在下一步立法过程中，我国应该明确企业在民间借贷这一金融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2、监管方面的完善
放松管制是发达国家在民间借贷规制上的共性，也是让中小企业可以借民间借贷得以生存发展的关键，在专门的法律法规出台以后，放松对民间借贷的管制是我们的重点，由以往对民间借贷严格打压式的管制方式变为以规范引导为主的监管方式，确保正规金融与民间借贷各尽其责，这不仅是承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的基础，更是对其进行合理规制的前提条件。放松管制的具体措施主要体现在对民间借贷市场准入的放松、业务管控上的放松及价格机制上的放松等方面。在市场准入上，可以学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验，通过对放贷主体权限进行审查和批准牌照申请的方式进行民间借贷机构的设立；在业务管控上，不管是自然人还是其他主体都应本着自律的原则，仅对其进行适时的引导而非干预，充分体现其民事主体的自治权利；在价格机制上，调整利率和佣金的上限，允许在特定范围内浮动，确保竞争机制有效实施，促进金融市场良性运转。
3、改革利率制度
利率市场化正在循序渐进的进行着，目前贷款利率已经逐步放开，存款利率也将进行市场化，而民间借贷利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就是借贷资金垄断，供求不平衡及担保要求低等原因造成的，对于民间借贷的利率应进行有效的疏导，不应当限制的过于死。民间借贷中应当遵守市场法制，有市场决定其利率，这也为金融机构的借贷利率放开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应当建立民间借贷利率信息公开制度，让其借贷利率公开化。如2012年广州民间金融街为引导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规范交易，要求其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当天的贷款信息上报至金融街管理公司，并将相关数据上报至金融监管部门，有特定机构计算当天平均利率，第二天予以供交易双方参考，通过公开方式，进行透明交易。
结束语
综上，要想从根本上保证民间借贷市场的平稳运行，政府则要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监管创造稳定的外在稳定机制，同时要从制度根源上彻底切断民间借贷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只有这样，民间借贷才能真正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为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杜万华，等．建立和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的报告．人民司法．2012（9）：185．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机制；温州金融危机
非正规金融利率由非正规金融市场中的资金供求双方直接议价决定，在某种意义上，非正规金融利率更接近真实的市场利率，因此，我国市场化的利率改革必须要正视非正规金融利率，如何合理引导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机制，完善非正规金融利率形成机制对于实现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规范化发展、合理引导民间资金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在维护金融稳定前提下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非正规金融利率特征
利率是金融市场的关键变量，同样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非正规金融利率的特征反映了民间金融市场的重要特性。民间金融区别于正规金融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高于正规金融的利率水平且其波动较大。一般来说，民间借贷的利率随行就市，受价值规律的调节，围绕资金价格这个轴心，并受资金供求关系的影响，这也正是非正规金融的生命力所在。但总体来说，这个利率往往高出同期正规金融市场利率很多。
Aryeetey（1998）分析非正式金融主要特征时指出，非正式金融的利率一般高于正规金融的利率，在同一地区，利率相对稳定。
温铁军（2001）对57起农村民间借贷的调查发现，民间借贷中无息借贷8起，在已知的月利（共44起）中，高于当时一般资金市场利率（1.5%）的占63.6%。在高利贷款中超过4%的月利占了近25%，显而易见，超高利借贷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张胜林（2002）等对6个乡镇的调查发现，民间借贷除极少部分参考银行贷款利率外.年利率大都在10%～15%，个别乡镇达到18%。冯梅（2006）对湖北省赤壁市某镇50户居民的民间借贷进行的调查显示，90%的居民有民间借贷行为，未收取利息的占16%，属于高利贷款的比重为57.80%。
而在民间借贷较为盛行的温州，90年代以前民间借贷利率是银行贷款利率的4-5倍左右，而后有所下降，到2001年降至3倍左右，至目前维持在2倍左右的水平。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2010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2009年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在[10.92%，14.37%]区间波动，而同时期的银行贷款利率则为5.31%。
可以看出，非正规金融利率呈现出典型的双向分割特征。在不考虑无息借贷的情况下，非正规金融利率普遍高于同期正规金融资金市场利率。
二、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机制
对于非正规金融高利率的成因，学术界提出了许多解释。Adams 等（1992）认为高经营成本、资本短缺、季节性贷款需求和高坏账率是导致高利率的成因。Aryeetey（1996）、Atieno（2001）从借款者交易成本角度解释了非正规金融高利率现象，认为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的放款者能根据借款者的个人特征来设计适合具体借款者的借贷合约，大大降低了借款者的交易成本，即使非正规金融利率较高，但借款者资金总成本并不会很高，因此借款者愿意支付高于正规金融市场利率水平的利率。Bottomley（区分了决定农村非正规金融利率的四个因素：风险报酬、利息的机会成本、补偿交易成本的报酬以及垄断利润。
国内学者则从以下几方面提出了解释：张军（1997）从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的角度解释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高利率。他认为：信贷市场上存在信息不对称状况，利率不仅有调节信贷资金的供给和需求的作用，而且作为一种“信号传递”，具有调节借贷风险组合、过滤借贷风险的功能。所以，民间信贷市场上，贷方将面临更严重的对风险的过滤问题与对信贷合约的条款能否有效执行的问题，因此，非正规金融高利率水平是贷方对民间金融市场上关于还贷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分布状态的理性回应。但江曙霞，秦国楼（2000）认为这种分析无法导出相应的逻辑结果，即如果以民间信贷市场信贷配给现象来解释其利率水平，那么民间信贷市场的利率应当低于不存在信贷配给时的瓦尔拉斯均衡利率水平。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他们从贷方成本角度给出了解释，认为非正规金融贷款金额小，无法实现规模经济，从而造成资金供给者自身单位贷款成本提高，为了保证必要的利润率，这种资金成本必然以较高的利率转嫁到资金的需求者身上。刘静、郑震龙（2000）认为非正规金融承担了正规金融所不愿承担的较高风险，其高利率源于对高风险的补偿，这种风险可能源于民间金融未得到官方认可，可能被取缔等制度方面的原因。 何田（2002）认为利率受社会平均利润率、市场竞争和国家政策的影响。
上述文献从多种角度对非正规金融高利率现象做出了解释，但又都停留在片面和经验的基础上，没有正式的理论模型来刻画非正规金融利率的决定机制。王一鸣，李敏波（2005）提出了一个在不完全竞争框架下的非正规金融利率决定的理论模型。他们认为一个地区非正规金融市场是非完全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民间利率由各自具有一定市场势力的借贷双方议价博弈而确定，并提出用一个谈判系数来刻画非正规金融市场的结构。这样，非正规金融市场利率便主要取决于借贷双方谈判能力的大小，而双方谈判能力又受到资金供给量与需求量、借款人的经营能力、信用水平以及贷款紧急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三、非正规金融市场借贷行为的合约基础
上文对非正规利率的已有研究做了梳理。但我们认为，非正规金融市场借贷行为合约基础的确定是探讨民间借贷利率定价的关键。
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借贷行为一般依据借贷双方之间签订的非正式合约来完成，为了资金交收的便捷性，同时也由于借贷双方通常具有一定的亲友关系，出于对对方的信任以及碍于面子等因素，借贷双方在合约中通常只对彼此的债权债务关系做了简单的说明，因此这种非正式合约通常是非常不完备的，在很多情况下不能获得法律的强制性保护，即使获得了法律的保护，由于非正规金融合约的借款者多为财务状况不透明、会计管理不规范的中小企业，法院的执行力也将收到一定限制。尽管如此，在现实情况中，这种合约的违约率却往往较低，这与民间借贷合约的不完备性是互相矛盾的，究其原因，则在于契约的私人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和各种非正式制度的社会约束力。
非正规金融交易注重发挥监督与合约执行能力方面的比较优势。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1962）和Sherley Ardener（1964）在研究滚动信贷协会时发现，群体惩罚是非正规金融组织有效运作的关键，由性别、血亲关系、种族、地缘、等因素而形成的社会群体是滚动信贷协会得以发展的主要基础，人类学文献清楚地阐明了社会性约束的重要性。同理，在滚动信贷协会以外的非正规金融形式中，群体性惩罚同样重要。民间借贷行为通常发生在一个较小的区域范围内，这个范围里的个人和企业大部分彼此熟悉或至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一个借款者若在一次借贷行为中发生了违约，关于其个人或企业的信用评价将会下降，那么他将很难再在这个群体里获得资金，这便是一种群体性惩罚。
Stiglitz（1990）根据孟加拉国Grameen银行利用非正规群体组织进行的信贷机制创新实践，得出群体贷款（group lending）的有效性取决于连带责任（joint liability）的特征的结论。Varian（1990）通过对人可以监督其他人时所表现的多问题的分析，指出Grameen银行的群体贷款策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激励方案，借款人有激励利用掌握的信息自发地形成一个群体，这是个自选择机制，银行是无法模仿的。自选择机制产生了“人以群分的匹配效应”（positive assortative matching）。Stiglitz（1990）和Varian（1990）都认为这可以提高监督激励的有效性。
四、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对于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的启示
已有研究一致认为非正规金融市场的群体惩罚机制能保证民间借贷合同得到必然执行。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2011年4月开始出现的众多民营中小企业主“跑路”现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原因在于：正规金融市场中的借贷行为双方通过签订规范的正式合同明确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债务偿还协调机制。若借款人不能及时归还债务，双方可就债务偿还问题进行相互协商，包括减免利息甚至部分本金，延长债务偿还期限等。若借款人确实不能偿还贷款时贷款人（通常是银行）通过法律途径对借款人实施以设定资产为限的有限追偿。民间借贷行为通常为信用借款，一旦违约很可能遭到贷款人的暴力追索，从事实上扩大了“抵押品”的范围。而民间借贷市场缺乏正规金融市场那样的债务偿还协调机制，借款人必须接受这种不合理的债务追索方式。此时，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转移剩余资金将是借款人的最优选择，单次博弈选择使得群体惩罚机制①失效。
在民间借贷利率特征与决定机制方面，已有研究多为的经验性研究，较为深入的仅有王一鸣与李敏波的NASH议价模型以及程昆的改进模型。王一鸣、程昆的模型较好地刻画了民间借贷利率的决定机制，其结论也能较好的拟合客观现实。但是该模型建立在标准债务合约假设之上，认为合约的执行没有问题。然而上述民营企业家“跑路”现象让我们对其假设的合理性及其结论的可靠性与适用性产生质疑。一方面，模型假设借贷合同仅仅限于有限责任，即仅用贷款项目的收益偿还贷款本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借款者投资项目产生的实际收益未达到偿还放贷本息之和，甚至远低于贷款本金，放贷者也只能获得项目实际收益，而不能对项目资产进行干预。然而，民间借贷的现实情况是，若放贷者获得的回报小于其能容忍的下限，他们往往会采取一切手段以弥补其损失。另一方面，模型假设合同实施无问题，即借款人一定会用贷款项目的收益来偿还贷款的本息。而事实是，借款人获得项目收益后不一定会用来偿还放贷者的本金，即借款人有可能转移项目收益，而放贷者和公正的第三方并不能观测到项目收益的具体情况，即贷款合约是不完全合约。因此，考虑借款者的转移资产的可能性（如跑路行为）与放贷人暴力追索的可能性是进一步研究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机制的方向。
五、完善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机制的途径
（一）引导建立债务偿还协调机制
如同我们在文中叙述的一样，债务偿还机制的缺乏与非正规金融市场殊的债务追索方式使得非正规金融市场特有的群体惩罚机制失效，一些情况下，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的借贷行为成为必然违约的一次博弈过程。引导建立合理的债务偿还协调机制，一方面能够有效减少借款人的违约行为，降低借贷双方的损失，同时也将大大降低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风险水平，有利于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规范化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实现更合理的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机制，因为合同不完全性的重要经济含义之一是交易收益的分配还要取决于缔约方事后的讨价还价能力②。违约或破产以后的债务重组过程将很大程度上改变现有的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模型，并改变最终的民间借贷利率水平，显然，这将是一个更为合理的利率水平。
（二）构建合适的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外部环境
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一步明晰民间借贷界限，以便于加强对合法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保护，同时加大对高利贷等非法民间借贷行为的打击力度，以规范民间借贷市场。成立专门为民间借贷提供相应的法律和咨询服务的民间借贷咨询服务机构，以引导民间借贷利率的规范化定价。合适的外部服务体系的建立，将为非正规金融利率形成与定价提供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一)规模总量不断增长
据对湖南省益阳市50家企业、120户城镇居民和120户农村居民问卷抽样调查测算，至2008年末，全市民间借贷总量约为54亿元，比2004年增加9.52亿元，增幅为21.4%，分别占全市人民币存、贷款总额的8.6%、9.7%。样本企业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规模122.4万元，比2004年增加38万元，年均增长11.25%；样本城镇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94万元，比2004年增加1.33万元，年均增长9.8%；样本农村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42万元，比2004年增加1.06万元，年均增长7.4%。根据相关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全市中小企业民间借贷34.29亿元，约占民间借贷总额的63.5%，城乡居民约占36.5%；二是城市居民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略高于农村居民；三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远高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二)融资范围不断扩大
抽样调查显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约77%是用于解决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约23%用于固定资产投产；农户得到民间借贷在生产及生活中的分配比例是58∶42；城镇居民民间借贷资金约74%用于投资经商。从益阳市民间借贷投向看，主要集中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农业产业化领域的需求。据调查的100家龙头企业资金需求达83亿元，较上年增加24亿元，增长13%，银行贷款满足率仅为50%，有三成的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资金缺口约38亿元。二是房地产开发领域的需求。据调查，在自筹资金中房地产开发商向民间借贷的资金所占比重下降了约12%。2008年农民住房支出较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别增长了20%、18%和22%，使民间借贷由过去的生活急用转为居住借贷。三是新型工业领域的需求。
(三)交易活动由暗转向公开或半公开化
民间借贷虽不具有合法地位，但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逐步演变成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缓解资金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逐渐由“地下交易”变为半公开或公开化。
(四)借贷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
随着民间资本规模扩大，专业放债人和中介人应运而生。有的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从中收取中介费；有的担保公司为民间借贷者提供担保，从中收取担保费；有的企业或个人一方面借入资金，另一方面从事放款活动，从中赚取利差，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或专业放债人。此外，随着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增强，相继出现了白条转借贷的形式。与此同时，在社会上涌现了一批食利群体。其中:包括在职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
二、当前民间融资动向及发展趋势
近几年，随着民营经济体不同形式的蓬勃兴起，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提高，民间借贷出现了新的动向。
(一)民间融资替代化
据样本点监测显示: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互为替代的特征较明显。据监测的10户企业(主要是当地重点企业)数据显示，在国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今年1-6月获得银行贷款7345万元，同比增加1350万元，企业民间融资总额2532万元，同比减少了560万元。
(二)融资性质股权化
据样本监测点显示，近几年，股权性融资在企业筹集资金的过程中被广泛的运用，在民间融资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06-2008年分别上升了7.3%、10.2%、13.6%。如南县鑫欣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入股会员2358人，企业融资规模达680万元，比2006年增长26%，入股者不仅能保利分红，还得到了企业饲养技术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带来的实惠。
(三)农村融资趋于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协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载体，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益阳市现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756个，拥有资产39亿元，民间融资规模5.8亿元，入社会员26.5万人，带动农户39万户，占到了全市农户总数的39%。问卷调查显示，农信社基本上满足了农户小额信贷需求，资金供需矛盾主要集中于企业和专业大户的大额资金需求，有80%的企业和专业大户都有民间借贷，一些龙头企业或协会通过合股、入股和民间借贷的方式筹措资金，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紧密地连在一起，缓解了企业大额的相对稳定的长期性资金需求。
(四)借贷行为趋于理性化
随着民间融资市场逐渐趋于成熟，辖区民间融资行为更具市场性和公开性，理性化特征也愈加明显。首先是融资价格随行就市，并依据信用、风险、期限等进行定价。二是融资方式更趋规范。据监测数据显示，以书面协议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86%，以担保或抵押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14%，同比分别增加了7%和4%。三是付息基本上参照银行的结息方式来执行。
三、区域比较民间借贷风险分析
(一)部分资金流向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益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长期以来，工业基础较薄弱，原计划经济下的许多小水泥、小钢铁、小纸厂以及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通过改制转为民营企业后，因长期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支持，积累了大量的风险。以桃江县为例:全县16家立窖水泥生产企业，年产量普遍为8.8-16万吨，因不符合国家信贷政策而长期依赖于民间借贷维持经营；同样的情况还有桃江县金沙钢铁厂，长期在市场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狭缝中求生存，企业发展由小做大完全依赖于民间借贷，2008年末民间借贷余额达到5000多万元。
(二)进入成熟期后的民营企业仍达不到正规金融所需的信贷条件
据了解，为了适应民营企业贷款小、频、急的特点，缓解民营企业贷款难问题，近几年工总行、农总行都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但基层行具体执行起来却十分困难。以益阳市为例:全市工业企业19865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764家，规模以下小企业2566家，个体经营户16811家。调查显示:目前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满足率度不到40%，通过民间融资方式筹资的企业高达77.3%，占到了企业融资规模的50%左右。
(三)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定义模糊
目前，在我国《刑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对合法的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定义模糊。《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998年7月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取缔办法》中有关规定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该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上述法律对合法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存款行为的定义并不明确，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
(四)民间借贷趋利性极易导致经济结构性风险
民间借贷具有隐匿性，使得地方政府对本地资本市场供求状况和资金投向难以把握，使民间借贷往往集中于热点行业。微观经济实体投资的非理性极易导致热点行业内部企业林立，难以形成适度竞争和合理联合，导致行业生产规模过剩，造成社会整体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当社会投资边际效益为负时，民间借贷的风险就会加大。
四、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的有效途径
(一)制定相关法律，在法律上明确区别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几条司法解释虽在某种程序上承认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但都是从民法的角度出发为官司纠纷而做的解释，仅有几条“判案解释”已难以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因此，国家有必要制定一部适合国情的《民间借贷法》和《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和中介业务管理办法》，从法律上明确界定民间借贷的形式、运行方式，在制度设计上为民间借贷双方构建法律保障。
(二)加强政策舆论导向，规范民间融资行为
各级政府应尽快明确相应的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来规范民间融资行为，改变目前民间借贷放任自流的状况。一是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风险教育，提高广大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二是根据民间借贷的性质，区别对待，加强管理。对于数额小、参与人员少、不跨地区、用于互助解困等合法用途的，应允许其存在，并加以引导和规范。三是严厉打击民间高利贷行为。对于脱离实体经济的各类非法集资和民间高利贷行为要严厉打击；对于擅自设立非法金融机构和违法从事银行存贷款业务的要坚决取缔。
(三)建立科学监测体系，跟踪民间借贷变化
一是建立民间借贷业务登记备案制度。民间借贷主管部门要以民间借贷借款方为监管对象，建立民间借贷交易行为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特别是对融资规模较大企业要实行强制性登记备案，未经登记的可视同为非法行为。二是建立科学的民间借贷监测指标体系。监测内容应包括民间借贷规模、融资方式、用途、期限、利率和借款偿还情况等。对融资规模较大的企业或个体经营户，主管部门应时实定期跟踪调查，及时掌握其动态变化，并实施有效地风险控制和管理。三是依托各级民间借贷监测登记部门建立全国性民间借贷监测体系。区(县、市)一级负责收集辖内民间借贷信息，定期汇总上报省(市)有关部门，全国、省(市)监测部门通过整理分析，为相关部门加强民间借贷管理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信息支持。
(四)加强产业引导，优化民间投资结构
各级政府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加强民间借贷的引导和服务，选择具有市场前景、成长性好的项目为依托，优化民间投资结构。严禁民间资本投向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鼓励中小企业以入股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加大对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有关部门要创造政策条件，帮助有发展潜力的龙头企业直接进入资本市场，逐步减少民间借贷比重。
(五)培育征信市场，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中小民营企业发展一般具有先民间资本、再银行贷款的顺序。进入成熟期后的企业要得到银行信贷支持，首先，要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的“瓶颈”。因此，各级政府要积极培育征信市场，规范中小企业经营行为，引导中小企业转变信用观念，建立内部信用管理制度，提升中小企业财务信息的可信度，为银行信用评级创造条件。
[关键词]民间借贷；利率；市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D9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4-0069-07
从学理上讲，民间借贷是指出借人将一定数量的现金或实物交付借用人占有或使用，后者在一定期限内应返还同等数量的现金或同质的实物的协议[1]（P1416）。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合法的财产增值和流转制度，是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在财产流转领域中的微观显现。从理论上来讲，民间借贷行为应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各项逻辑构成要素相一致。然，目前我国民间借贷制度却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就民间借贷概念本身而言，并非规范化的法律概念，我国立法也并未采纳，这就使得其容易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混淆。其次，我国立法对高利贷的性质也未明确界定，导致实践中处理相关案件时出现法律适用上的空白。最后，由于受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作用，我国大批中小企业急需资金，但法律又明文禁止企业间相互借贷，加之中小企业经济基础薄弱，无法满足正规金融所需之担保，使得中小企业被迫求助于民间资本，进而加剧了民间借贷运行的风险。可见，民间借贷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制度。如何使民间借贷这一合法的财产流转与增值制度发挥应有的制度效用，如何有效解决企业间的融资问题，如何保护民事主体基本的融资自由而又不被公法范畴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抑或集资诈骗罪所侵蚀等，将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民间借贷运行桎梏分析
“吴英案”使民间借贷在学界的讨论骤然升温。由于民间借贷形式的简单性，导致权利救济上困难重重；由于资金流动规模的巨大性和不易监管性，使得国家宏观调控力不从心；由于国家正规金融体系的不完善性，导致中小企业获取贷款出现瓶颈。在探寻民间借贷稳健运行的良策之前，应首先对民间借贷运行中风险频发的原因予以检视。
（一）理论研究桎梏
理论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指导实践的良性运行。马克思早在1845年就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民间借贷理论研究的正确与否应得到实践的检验，否则将成为制度运行的先天屏障。从目前实践对理论的反馈来看，民间借贷的理论研究中存在诸多疏漏，对此，笔者拟掘取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的两个片断以作例证。
1.民间借贷概念构成之逻辑缺陷
对于“民间借贷”，目前学界虽有论述并存在广狭之别，但“民间借贷”这一概念，我国法律文献中始终没有出现过①，在我国的立法上也没有被正式采用。“民间借贷”最早出现在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学术界和实务界之所以称之为“民间借贷”，是由于我国的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以前先是国营、后是国有或国有控股，都具有“官方”因素，从而产生了与之相对的“民间借贷”概念。单就目前对民间借贷制度中权利义务的配置来看，也是借用“借贷合同”之内容，对民间借贷本身并未形成自身的逻辑概念体系。可见，“民间借贷”本身并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律概念，因为规范的法律概念需历经学术洗练之后方能出现[2]。所以，“民间借贷”要成为规范化的法律术语必须经过学术洗练，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十分精致的法律概念。这也意味着关于民间借贷这一法律制度内在的各项逻辑构成要素――主体、客体、权利、义务等――也都要经过学术洗练、经过充分论证，是表征特别法律意义、应具有明确的性质定位和概念指向的，而不是像目前这样仅作为一种模糊的言辞表述。
正是此种概念的非规范性，导致在实践中民间借贷极易与刑事公法领域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混同。这一点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普遍存在。例如，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虽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但笔者经过查阅刑法相关资料后认为，两者只能在宏观的角度上作出两点区别。一是两者调整的法律关系不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主要是对国家存款管理秩序的侵害[3]（P454）。刑法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予以打击，旨在维护国家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益。而民间借贷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财产流转和归属关系。两者调整的内容属性上是存在公与私的不同的。二是两者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不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权力为基点，旨在维护政治国家的利益；而民间借贷则以权利为逻辑起点，旨在维护市民主体的权利，以实现主体的人格的存在。
但从实践角度而言，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根本无从区分。因为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看，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概念架构是完全相同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国务院1998年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来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概念实质所指是完全相同的，其区别仅在各自使用的语言表述不同而已（如都是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融资行为，都是针对社会不特定对象的都是出具凭证的，都承诺还本付息等）。二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构罪要件之“公众”概念本身的模糊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公众）”吸收存款为构罪要件，但对“公众”概念本身却并未明确界定。公众是指大多数人[3]（P455），对此刑法界无争议。但对公众具体的概念指向，刑法界却存在诸多说法。如有学者对其从“相对范围”意义上来界定[3]（P455），也有学者以“出资者与吸收者之间的关系”来界定[4]（P686-687）。但这种模糊性使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中的债务人同时向多个债权人举债的情形无法区分。三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以“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为此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但此罪客观方面本身描述的内容也具有模糊性，这是有违刑法之罪刑法定之基本价值理念的。由于上述原因，使得在实践中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时，其立案标准则倾向于户数、向社会大众吸收的数额以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等。这就导致民间借贷本身已经成为潜在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了。
简言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民事主体面临着两难境地：一边是体现意思自治的民事基本法，一边是公权力以“扰乱金融秩序”为由限制市民意思自治的刑事基本法。这种概念自身的逻辑缺陷导致了这种两难的选择，从而使得民间借贷从产生到运行的全过程都处于一种模糊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最终民间借贷在实践运行中风险频发就不言而喻了。
2.利率条款规定的缺漏
《合同法》第21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此法律规范设置的初衷是为打击高利贷。但由于市民社会私法自治性，导致民事主体之间的借贷并不能为正规金融机构有效监管。加之我国对利率性质的片面认识与定位，导致此条法律规范在我国封闭的市民社会环境下，也不过成为“毫无作为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之可能性的条文――僵尸法条――而已。”[5]利率条款的缺漏具体表现在三点。
第一，利率性质定位上的片面性。在民间借贷这一法律关系中，市民主体间天然的财产占有不平等是借贷得以发生的根本原因。但在这一财产流转过程中，民事主体趋利避害的财产性人格使得财产的安全与增值成为其首要之考量，作为对出借人成本风险之补偿的利息也就应运而生了。进一步讲，利息是财产所有权人之所有权、收益权能的基本展现，即此时利息只是市民社会下民事主体基本权利的逻辑延伸。但随着近代民法本位的嬗变，社会本位立法成为民法的逻辑起点，强调民法对社会公众福祉予以关注。所以，民法社会本位就为政治国家进入市民社会并保护市民社会安全提供了正当性理论依据。具体表现在民间借贷领域，则以“法律父爱主义”的利率立法模式对民间借贷中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作出矫正。可见，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的利率本身在性质上经历了两次嬗变――由纯粹的市民主体基本权利逻辑之展开，到不仅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本体现、也是政治国家调控经济的工具之转变。然而，在我国当下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定中，仅仅片面地认为超出最高上限的利率不受保护，仅看到了利率所肩负的政治国家之职能，却未能认识到利率同时也是民事主体意思自治之体现。
第二，利率机制作用方式上的局限性。经过上述分析可见，利率的双重职能实质转变为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而在具体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这种干预存在的方式是微观的。我国目前规范民间借贷的利率采取“双线”、“则”制度，意即中国人民银行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及资金流通情况制定基准利率；商业银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之规定可在一定范围内浮动相应百分点。所谓“则”，即在利率的适用上进行二元化区分，针对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必须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所规定的同期利率标准，否则属于高利贷；但对于民间借贷则允许利率适当超出中国人民银行所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而达到该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超过四倍时才属于高利贷[6]。
相比我国静态的利率管制机制，国外主要有三种利率机制模式：一是与我国基本相同，实行固定利率机制的美国；二是适用浮动利率机制，由法官结合社会实践以自由裁量的德国、奥地利、英国等国；三是可谓对前述两种折中处理的立法模式[7]。美国对于超过最高利率上限的处理模式是从民事制裁最终过渡到刑事打击，而我国法律仅规定超过四倍利率之后不予保护；德国、英国的浮动利率机制，则充分发挥了法官造法的功能，更切合实际。可见，我国对利率的作用只简单地定位于四倍标准，并未考虑到社会实际情况的多元性，并且现行立法规定也并不能解决实践中将高额利息部分写成另外的借款、作为居间费、担保费的一部分的做法。这样，利率规范本身就陷入了非功能的状态。
第三，对超过法定最高部分利息性质定位上的模糊性。目前我国对利率的显性规定见于《合同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但由于我国对超过最高限额利息的性质并未言明其效力状态，使得学界对此争论不断：如邱兴隆认为，我国法律仅表明超过部分不予保护，但对超过最高上限部分的性质并未进行明确定性，而按契约自由之理论，利息是当事人意思之体现，理应受到尊重，同时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6]；也有学者通过对国外立法例进行考察，认为我国现阶段需借鉴国外立法模式设置一个利率上限，作为政治国家介入的标志[8]。因为无论是古代苏美尔法律中对借贷利息的规定――利率以年为准，最低15%，最高33%[9]（P26-27），还是当代世界各国及一些地区关于民间借贷的立法规定[8]，抑或是在我国历史上，都曾对超过最高利率上限的性质进行了明确的界定[7]。然而，目前我国立法不仅模糊，且未言明利率条款之性质，这就不仅导致了司法裁判的多元化，而且无形中更进一步促使了民间借贷的畸形发展。
（二）实践运行困境
民间借贷之所以在实践运行中风险频发，究其原因来自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及巨大利益的刺激与诱惑，当然这也是人性之基本表现。当巨额利益的诱惑使市民主体的理性人成分不断地被侵蚀、从而不断地进入市场投机时，也导致了民间借贷在运行中障碍重重。民间借贷在实践运行中的制约性因素非常多，而目前影响我国民间借贷发展的实践性因素主要有两点。
1.制度的疏漏使部分民事主体被迫性选择
在民间借贷的运行中，目前立法所确定的制度存在诸多疏漏，从宏观角度可以将其分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局限与制度的非合理性。制度的局限表现为垄断，即我国目前在金融体制上实行正规金融垄断。在具体的资金运行中，正规金融以维护利益垄断和资金安全为出发点，使资金流动倾向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为了生存，转而求助资金闲置量较大的民间金融。民间金融此时难免会“乘人之危”形成高利贷，一旦资金链断层就会出现债务不能履行之风险。我国法律又规定，超过最高额利率上限的部分法律不予保护，这一系列因素又进一步催生了雇佣黑社会性质组织收债。可见，制度的重重弊端使民间借贷的发展步履维艰。
除此种制度疏漏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本身设计上存在不合理。例如，我国现行担保制度未能准确反映中小企业的利益诉求――担保成本较融资成本高，这使得中小企业不能运用担保机制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
2.系统外因素的冲击
民间借贷制度作为一项基本的私法制度，不断受到私法系统外因素的干扰，导致其制度功能的发挥遭受种种阻碍，这主要表现在用不同的法律规范去评判同一性质的法律关系上。如在民间借贷的运行中，市场主体受到巨大利益的驱使而进行一些非理性的投资，最终因无力履行义务而被以公法诉由追究公法责任。针对此种情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要求公权力对此严格审查。因为这是市民社会私法自治性下自己责任的基本体现――利益与风险并存，不能轻易动用公权力苛处刑罚或者行政处罚，同时公权力的运行不能因为市场主体带有权力的符号而否认平等市民交易关系中私法行为本身的属性。
在民间借贷的运行中，除了上述消极冲突外，还受到公权力的积极冲击。首先必须明确，公权力是私益的最后保障，公权的目的就是维护私权，是私权的守夜人，公权力能动地进入私法领域将造成私权制度性保障的缺失。在民间借贷的实践运行中，若公权力对民事纠纷法律关系不严格审查，而以维护法的秩序、公平、正义等价值为由对私域进行肆意践踏，这种公权力在为秩序、公平、正义而否定私法自治效力的同时，无不是在践踏私法本身所构建的社会正义。“吴英案”对民间借贷的规范化运行提出了拷问，巨额的利益诱惑之后，不仅仅是对正向制度疏漏的思考，还应当理性地思索市民社会中的非理本身的合理性（高额利益回报的诱惑），不能让市场主体中的一方去为双方的错误“买单”，否则将是对市民社会自己责任原则的最大讽刺，也是对契约自由精神的彻底否定。
综上，民间借贷之所以在运行中风险频频，可以将这一原因回归至民法最初制度架构的逻辑起点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两者在民间借贷这一财产流转与增值的制度中介入的“度”，成为影响民间借贷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无论理论研究上的桎梏还是实践运行中的困境，都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互相博弈的表现。
二、民间借贷规范化运行对策建构
自由唤醒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时，秩序却“敲打着”民事主体的行为选择；效率激起民事主体趋利的热情时，正义却拷问着民事主体的良知。民间借贷在自由与秩序、效率与正义的矛盾中彰显其独特的财产融通之魅力，但也显现出非理性的风险与诱惑。在民间借贷问题上，“放”或“不放”争议的焦点有两方面。第一，利益能否被均分。一旦民间借贷被“松绑”，意味着银行垄断利益的格局被打破，这也是目前民间借贷能否被放开的决定性因素。对此，马克思的哲学观、国家观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所以利益的占有当然成为首要。第二，市民社会是否会对政治国家的安定产生威胁。民事主体趋利避害的财产性人格使得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权利的目的，在权利实现其目的性的同时盲目性必然开始泛滥，而利益诱惑的几何倍数越大，造成的危害后果就会越大。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市民社会会对政治国家造成冲击，但这种冲击从实践的角度而言是概然。因为政治国家设定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后，一旦发现市民社会中民事主体的借贷行为有逾越此限者，则直接认定其危害政治国家的安定。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这将产生一个问题、两种态势。所谓一个问题，即对民间借贷国家基本上以压制为主，但现实中民间借贷却大量存在，政治国家并不能对其有效监管，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是民间借贷规范化运行的关键。所谓两种态势是，其一是在私法和公法范畴中，相对性设置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两种法律制度，但这两种制度的概念架构基本相同，导致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时陷入一个“度”的权衡上，而目前司法解释所确立的这个“度”本身的合理性有待考证，所以在处理民间借贷案件上也就具有随意性的特征，最终形成了变相压制民间借贷的态势。其二是对于民间借贷本身的规制，我国目前将其分为三段来处理，即对民间借贷本身法律规定其合法有效；对于民间借贷衍生的高利贷及变相的高利贷采取不予法律保护的观点，但并未言明其具体的效力状态；对于民间借贷诱发的洗钱、黑社会活动等犯罪采取刑事公法打击，这就使民间借贷又处于不确定的态势中。
简言之，问题的核心是在民间借贷领域中，是只维护政治国家的利益，还是既要维护政治国家的利益，也要兼顾市民社会的利益。合理的做法应该是两者兼顾，在规制民间借贷时以市民社会的私法自治性和政治国家的有限介入相结合为制度设计的逻辑出发点，两者都要有所体现。
（一）市民社会私法自治性的发挥
中小企业以及自然人对资本的需求，是目前解决民间借贷运行桎梏必须正视的问题，不能仅仅通过否定其效力来解决。在解决中小企业以及自然人在市民社会下的资本融通问题时，不仅需要运用正规金融的效用，也应充分发挥市民社会的私法自治性，从而达到规制民间借贷的目的。
1.完善制度设计及法律体系之间的衔接
从现行立法来看，二元化立法导致民间借贷中有关司法解释、批复等矛盾重重――不能为民间借贷的良性发展提供规范化依据[10]。因此，需打破这种二元制立法，不断地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关键词：小微企业；融资；民间借贷
本课题系2012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河南省小微企业融资与民间资金直接对接渠道建设研究（立项号：2012B454）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3月14日
小微企业，是将中小企业再细分后形成的概念，属于广义上的中小企业范畴。小微企业这一概念真正确立来源于201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该通知中标准根据行业特点，结合从业人员、资产总额、营业收入等多项指标把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
小微企业融资困难是世界性难题，我国小微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尤其突出。在我国，由于小微企业很难从银行等正规金融体系中贷款，被迫转向民间融资，民间借贷一直是我国满足小微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但长期以来，我国民间借贷一直处于边缘地带，缺乏监管和引导，民间借贷乱象丛生。本文分析无序发展的民间借贷对我国小微企业融资环境的严重破坏，并就民间借贷方面提出建议以改善我国小微企业融资环境。
一、我国小微企业融资依赖民间借贷原因分析
我国小微企业融资严重依赖民间借贷主要有以下原因：
1、小微企业较高贷款不良率使银行不愿对小微企业放贷。小微企业在发展成长中往往投入不足，抗风险能力弱，内控制度不健全，决策缺乏民主性，生命周期较短，破产、倒闭现象时有发生，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差。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高企不下，为了防范金融风险，银行不愿向小微企业发放信贷资金。
2、小微企业经营不规范，财务信息失真，给金融企业的放贷设置了障碍。小微企业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盈利水平不高。为减少损失，小微企业的经营者铤而走险，采用设立内外账等非法会计手段来避税，会计报表列示的虚假财务信息，给银行信贷人员了解企业的资本运作状况和分析资金流量设置了重重障碍，在对经营业绩无法作出清晰判断时，金融企业不敢给小微企业放贷。
3、小微企业规模较小，缺少优质资产，导致抵押贷款不能实施。抵押担保是银行贷款的最主要方式，小微企业由于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存量普遍较少，往往缺少有效的抵押、质押物，导致银行不愿对小微企业放贷。
4、民间借贷是弥补银行对小微企业信贷不足的重要途径。由于小微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相应的融资服务门槛很高、难度较大，加之目前小微企业直接融资市场尚未真正发展壮大，因此小微企业求助于民间借贷也是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而相对于大型银行，民间借贷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具有信息和成本等方面的优势，而且民间借贷手续便捷、形式灵活，能够较好地满足小微企业融资时不同期限的要求。
二、无序发展的民间借贷严重破坏小微企业融资环境
当前，我国民间借贷多处于地下状态，脱离监管，民间借贷的野蛮生长、无序发展，不仅不利于小微企业的民间融资，而且增加了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了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度。
1、缺乏监管的民间借贷，借贷利息畸高，使民间资金在逐利的驱使下，注重投机，偏离实体，直接进入小微企业数量偏少。虽然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民间借贷利息不准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超过部分不受法律保护。但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以内的利息，也大大超过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而且很多时候，地下的民间借贷利息往往突破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四倍，尤其随着通货膨胀率的增加和CPI值的逐年增加，资金持有者不愿意把钱投入实体，而是投入到民间借贷中以获取高额利息。所以，我国民间借贷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相当比例的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入“钱生钱”的投机性利益链条中。这种以钱炒钱的方式，成倍放大了风险，使民间借贷出现高利贷化的危险倾向。一旦出现问题，必会对当地实体经济、金融体系产生影响，其冲击力和影响力都会是区域性的。
2、民间资金和小微企业缺乏直接的对接渠道，小微企业民间借贷中间环节过多，大大加重了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超过小微企业的承受能力。小微企业的民间借贷中，虽然有一部分是通过亲戚、朋友之间的民间借贷，亲朋之间的民间借贷，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求者之间直接沟通，没有过多的中间环节，这种民间借贷利息虽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但相对比较合理，借款的小微企业往往愿意接受也能承受。但亲戚朋友之间的民间借贷数量毕竟有限，所以小微企业的民间借贷往往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中介机构来进行，如投资担保公司、典当行、甚至还有从事地下借贷的行会等。通过中间机构进行的民间借贷，很多时候表面看来借贷利息在法律允许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的四倍以内，但除利息外，中间机构还要求借款者缴纳担保服务费、融资服务费、财务顾问费等，而这些费用没有明确的费率标准，中间费用超过借款利息费用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所以小微企业通过中介机构的民间借贷最终成本之高是难以想象的，高额的民间借贷成本对利润微薄的小微企业来说又是雪上加霜。
3、缺乏监管的民间借贷负面效应比较大。由于民间借贷机构属于非正规金融组织，必然蕴藏一定的风险性，违约率高，易受市场形势和政策变化的影响。它吸引了城乡居民大量闲置资金，长期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形成监管真空，存在着交易隐蔽、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监控，以及容易滋生非法融资、洗钱犯罪等问题，并且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综上，积极采取民间借贷的阳光化措施，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引导小微企业的民间借贷进入良性循环，构建多方面的民间资金和小微企业的直接对接渠道，减少民间借贷的中间环节，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是解决小微企业民间融资问题的首要内容。
三、规范民间借贷，优化小微企业民间融资环境
1、肯定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将其纳入政府管理系统。民间借贷是小微企业直接融资途径中的一种，我国历来对合法的民间借贷是予以认可的。只是长期以来对民间借贷疏于监管，导致民间借贷乱象丛生，出现了大量的以民间借贷为名的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放贷及高利贷等不正常现象，而这才是要予以打击禁止的对象。对法律许可范围内的正当的民间借贷，有利于小微企业融资困难问题的解决，应旗帜鲜明地确认其合法性，并予以鼓励和支持，以便于社会上有投资需求的民间资金顺利进入小微企业。并且，在承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的前提下，将其纳入正规金融管理系统，在法律的规范和监督下运行，才能有效减少地下钱庄、非法高利贷等隐蔽的非法金融活动。
2、扩大民间借贷范围，扩大小微企业借款资金来源。根据我国现行规定，民间借贷限于公民之间、公民与企业之间，企业之间的借贷则不属于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范围。这种禁止企业间借贷的做法，已然不适应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就目前我国的民间借贷情况来看，绝大部分借贷资金均投入到扩大再生产的生产性消费，故借贷资金往往数额巨大，个人出借资金不能满足需求。其次，企业资金需求往往具有需求频繁、时间紧迫且归还迅速的特征。因此，企业之间的互相借贷就成为小微企业的常见融资方式。这种企业之间的借贷，并没有损害企业和社会的利益，而且这种企业间自发地资金调剂，可以调节资金的供需平衡，解决资金闲置和资金需求的问题。应该说，禁止企业间借贷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层面为了保证金融机构的行业利益，这种思路应有所改变。适当的条件下允许企业以自有资金出借，有利于扩大小微企业民间融资资金来源。
3、严格执行合法的民间借贷利率标准，加强民间借贷利率监管，切实降低小微企业借款成本。针对我国现实民间借贷中利率畸高，经常有超过法定的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的情况，有观点认为，应适应社会需求，放松对民间借贷利率管制，或者提高我国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如提高到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6～8倍，以符合民间借贷的实际情况。笔者以为，这种做法实际是有着把高利贷合法化的危险，不仅所谓的利率市场化利率自动平衡回落的效果无法产生，甚至在资金掮客的推动下，民间借贷的利率会推上更加疯狂的高峰，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将会更加繁重。
近些年来，合法的民间借贷利率即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一年借款利息来说，大约在20%～30%，这样的收益率对民间资金的真正出借人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甚至出借人期望的收益率要低于这个水平。现实中，借款人的融资成本经常大大高出合法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原因在于民间资金与小微企业缺乏直接对接的渠道，民间资金从真正出借人到借款企业往往经过了资金掮客、投资担保公司、典当行等中介机构，这些中介机构以各种名义向借款人收取的各种费用大大加大了融资企业的融资成本，导致借款企业的最终借款成本大大超过合法的民间借贷利息。所以，我国当前小微企业的民间借贷中一个突出问题是：资金掮客、中介机构攫取了大量的中间利润。这种情况下，笔者以为，现阶段我国不宜实行完全的利率市场化，也不宜再提高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反而，在现阶段应严格执行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规定，对高利贷或变相的高利贷应严厉打击，坚决予以取缔，以切实降低借款企业的借款成本。同时，对民间借贷中各种中介机构的收费应规定明确合理的收费标准并切实执行，因为缺乏明确的收费标准，各种中介机构随意确定收费标准，导致借款企业的实际成本大大增加，如有些地方投资担保公司的担保服务费超过了借款利息。
4、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为民间资金与小微企业直接对接提供平台，减少民间资金到小微企业的中间环节，以降低小微企业民间融资成本。为减少民间资金到小微企业的中间环节，降低小微企业的民间借贷成本，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为民间资金与小微企业提供直接对接的渠道。各地政府可根据需要设立专门的服务机构，用以登记民间资本的供应方和需要借款的小微企业，为小微企业融资的民间借贷进行直接撮合，同时提供资产评估、信用担保、法律咨询等服务并收取合理费用。这样，一方面减少了民间资金与小微企业的中间渠道，大大减少中间费用；同时，把小微企业的民间借贷纳入政府的管理、监控之下，进行必要的风险防范，并通过这种形式，把非法的高利贷等民间借贷中不正常现象挤出市场，最终将有利于小微企业民间融资环境的改善。
主要参考文献：
[1]黄孟复主编.中国小企业融资状况调查[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一版），2010.1.
关键词：民间借贷；发展问题；风险防范
由非金融机构的个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建立起来的，以盈利为目的、以货币资金为标准的价值让渡及本息偿付资金借贷活动称为民间借贷。民间借贷自古有之，是一种古老的融资方式，我国建国前就有很多民间借贷形式的机构存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民间借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快速发展起来，规模逐渐扩大,影响日益深远,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凡事有利则有弊。民间借贷在经济发展中既发挥积极作用,也会带有消极作用。积极作用方面表现在满足中小企业发展资金需求、补充正规金融发展的空白、推动实体经济较快、全面发展。消极作用方面主要表现在现实资金投向还不明确，很多情况下不按照国家的政策需要进行资金的借贷，有时甚至投向了国家限制领域，比如投向了涉及到国家限制的小水泥、小造纸、小水电等高污染、高能耗项目，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经济支持方向，弱化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实施效果。此外，民间借贷分流了正规金融的储蓄存款或者说信贷份额，对他们造成一定的冲击，影响了整个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形成了较大的金融风险。因此,如何认识和定位我国的民间借贷的性质和地位，发现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已经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民间借贷的现状与及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民间借贷参与人员十分复杂,呈现出多元化，涉及城镇居民、农户、个体工商户等等，而且包括较多的企事业单位。民间借贷双方一般为本地区区域内的本乡村或邻乡村人员。他们之间的借贷流程较为简单（如下图）：
如上图，通过借方、中介担保人和贷方之间简单点的资金用途、借款金额、还款日期及利息的说明,即可签订借款协议(合同),借贷手续趋向书面化，从而得到所需要的资金。这种方式相对于银行贷款的繁杂的流程手续来说，形式灵活，速度较快，称为民间借贷的主流方式。当然这样发展下去，很明显会日益呈现出职业化，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私人钱庄”，并且借贷利率居高不下。据待查了解，民间借贷的年息一般在15%至30%之间,比同期银行利率高出2至4倍,极大地扰乱了金融秩序，加巨了借贷的风险。
三、民间借贷的社会经济效应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正负效应分析
民间借贷的正效应，主要体现在（见下表）：
（二）当前民间借贷动向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事实上，民间借贷处于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之外,民间借贷行为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民间借贷随意性特征明显。因此，可以说民间借贷存在着大量风险。这些风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企业经营存在风险。县域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管理水平较低、人员素质较差、财务体制不健全、信用等级低，主要从事农副产品的收购和初级加工,产品附加值低,赢利能力差，经营性风险因素也呈上升趋势。
二是民间融资高利率导致了资金成本风险。现在县域民间融资的利率已远远超出了当地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借款方的实际承受能力,这样的借贷情况已经加重了资金借入方的成本支出,增加了资金成本风险。
三是民间融资的程序过于简单化导致了道德性风险。目前民间融资方式程序简单，且极不规范，决定了道德性风险的存在。
四是民间融资的高利率众所周知，这样的高利率必然又是在民间融资缺乏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进行的,存在制度性风险。
四、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的有效措施
第一,在法律法规上采取积极措施。一方面要在立法上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经验，尽量在民法中增设民间借贷部分相关的内容，作出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要在专门的金融法律法规方面制度上制定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用于规范和引导现有民间借贷行为，规范这些组织原则性操作规范。最后，对于民间借贷方面涉及非法合法的相关内容要有清晰的界定，保护民间借贷合法内容。
第二，加大对民间借贷的金融监管力度，从制度和行为规范上着手，维护金融秩序。要从我国有关经济法规的相关角度出发,规范民间借贷出借金额、管理机构的数量和设立条件，要求具备许可证、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方可营业，必须到管理机构进行登记,纳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第三,妥善处理好民间借贷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充分发挥基层人民银行的职责，对民间借贷进行有效的监管，改变当前对民间借贷监测存在的不良现象。基层人民银行一方面应该耐心宣传国家政策,另一方面要严格保护好个人资料。当借款人出现什么特殊情况不能及时返还借款时,出借人会把目光盯向这些青年,以暴力的方式逼迫借款人还钱。为防止此类事件发生，基层政府和人民银行等单位要而在逼迫的过程中防止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发生。（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1］ 王可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金融发展探索与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2.
黄先生与妻子章某于201 3年3月17日登记离婚，十天后的3月27日，章某向黄先生出具了一张10万元的借条，借条中未约定借款期限，也未约定借款利息。
【审理】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黄先生对被告章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后，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焦点】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借款是否实际发生，被告是否应当归还原告借款10万元，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被告章某已经出具借条给原告黄先生，原、被告之间就形成了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被告应按照借条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故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10万元，应予以支持；另一种意见认为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对于大额借款在原告仅提供借条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借款已实际交付的情况下，借款合同并未生效，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的诉求应予以驳回。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随着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逐年增加且案情也越来越复杂，存在高利贷、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尚欠的利息作为借款出具借条等各种各样的情形，出现了职业放贷人这一行业，虚假诉讼也逐年增加。因此，应加大对借贷关系合法真实性审查力度．从而有效甄别、严厉打击虚假诉讼和“问题借贷”，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就本案而言，笔者认为：
一、借款合同并未生效。民间借贷具有实践性特征，借贷合同的成立，既要有当事人的合意，又要有交付钱款的事实。我国合同法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从这一条款可以看出，认定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即只有借款实际交付了，借款合同才生效。本案中借款金额较大，原告只提供了借条这一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形式要件，并没有提交借款的来源、借款的交付方式和交付地点等这样一些证据，来证明款项的实际交付，不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实质要件，故借款合同并未生效。
二、款项是否交付的举证责任应由原告承担。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符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借款合同的订立和款项交付是两项不同的事实，债权人对自己主张的两项事实均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对于有些小额借款，出借人具有一定的支付能力，又作出了合理解释，双方当事人都主张是现金交付，这时除了借条又没有其它凭证的，一般可视为完成了举证责任，认定交付借贷事实存在。而对于一些大额借款，出借人只有借条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对自己的经济实力、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当地交易习惯及相关证人证言等进行举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是否能够成立。金额大小的界定，法官会鉴于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并结合个案具体情况裁量。本案原告主张现金交付，有借据但没有提供履行合同交付义务的时间、地点、方式或者经过的证据，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