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9 17:29:5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国内经济增长，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商务部研究院4月22日《2012年消费市场发展报告》，对全年消费市场走势和扩大消费政策走向给出基本判断，认为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将超越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而今年扩大消费政策的总基调将是保持原有政策的连续性。
报告认为，2012年，消费将在近10年首次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消费增长将保持在较快区间。尽管今年消费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有所减弱，但物价回落、预期中的利率下调会对消费增长产生利好，总消费增长将延续2011年消费同比增速回落趋势，达15％左右。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关系看，在2011年消费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仅比投资低2.6个百分点的基础上，“三驾马车”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将延续上年发展势头，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将超越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将初步形成。
报告认为，尽管近年来我国扩大消费的政策向农村倾斜，而且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快于城镇，但是2012年城镇的消费增长速度仍将高于农村。主要原因在于，2011年，城镇与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下降到3.13倍，但是消费差距却变化不大；城市化将导致城镇消费者人数多于农村，截至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占比达到51.27％。
报告认为，2012年，我国总消费增速将在上年增速回落的基础上进一步减速，要实现“稳增长、稳物价”的双重目标，必须保持消费的增长态势不变。但是考虑到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影响，预计今年扩大消费政策基调将是保持原有扩大消费政策的连续性。既要保持消费支持对象的连续性，对即将到期的扩大消费政策，要及时制定相应的接续和替代政策，避免对消费增长动力釜底抽薪；又要保持便利消费政策的连续性，为城乡居民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今年在保持扩大消费政策连续性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政策创新空间。可能的政策创新空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的扩大消费政策不会像以往那样广谱性地支持某类产品，可能会对支持对象加以约束。可能对政策支持对象加入绿色、节能环保等约束指标，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形成；也可能对支持对象加入自主品牌的约束指标，引导形成喜爱自主品牌、以消费自主品牌为荣的消费文化。二是扩大消费政策可能扩展支持的行业范围。顺应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将家具、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以及家政、养老、大众餐饮等服务消费纳入到扩大消费政策的支持范围。
关键词：FDI；中日经济关系；中日进出口贸易；VECM模型
一、前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加深，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也日益密切。作为东亚的两个经济大国，中日之间在进出口贸易、投资等方面的联系也不断加强。中日双边贸易额从1973年的20亿美元到2010年突破3000亿美元。同时中日间贸易结构正逐渐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发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从1983年的1.86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40.8亿美元，虽然增长过程中有几次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在2002年后日本对华出口数量明显超过中国对日出口且在随后的几年里中国对日贸易逆差在逐渐扩大。这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中日间经济的依赖关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上世纪中国经济依赖日本到现在日本在对外贸易方面更加依赖中国。在这一系列变化之下我们对中日经济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就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就FDI、进出口贸易来分析中日经济关系的文献主要分为以下三类：一类是FDI对中日经济关系影响的研究。Ghatak和Haligiogluf（2007）通过单方程和联立方程回归检验表明FDI与经济增长之间是显著正相关的。黄晋（2012）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成为日本对外投资的重点，日本对华投资对两国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国只有不断完善投资环境才能真正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增强国际竞争力。边恕（2008）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中日两国的产业结构正从早期单纯的垂直分工向注重资本、技术集约型产业的水平分工转变。马凌（2006）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分析表明日本对华投资是以扩张本国边际产业为直接目的。第二类是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国外学者Lee（1995）根据贸易与新增长理论研究显示一国将含有高技术产品进口到国内可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黄书权等（2008）运用协整理论对中日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大大促进中日两国贸易的开展，而中日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关雪凌、肖平（2008）通过运用贸易结合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对中日双边贸易现状、比较优势、贸易互补性进行研究，认为中日在比较优势上存在较明显差异，中日两国之间贸易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均具有互补性。第三类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双边贸易产生的影响。王洪亮等（2003）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中日之间贸易和投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日本对华投资和中日贸易之间存在长期互补关系。冯正强等（2008）分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于中日双边贸易产生的效应，结果表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国进出口存在协整关系且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出口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与进口仅存在单项因果关系。李圣华、朴银哲利用1986-2010年数据分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贸易产生的影响表明日本对华投资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中国进入了“世界市场”的时代。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与中日经济增长大多进行两两关系的研究而同时对三者影响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较少。并且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选择上大多采用流量分析。鉴于此，本文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协整、向量误差修正和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对1983-201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存量、中日进出口贸易和日本经济增长三变量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二、数据与变量
本文共选取1983-2010年间共28个年度样本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世界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外汇管理局。同时选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CGDP）、日本对华直接投资（AFDI）、中国对日出口（EX）、中国对日进口（IM）、日本国内生产总值（JGDP）作为分析变量。
由于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采用的是增量统计方法而实际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是外商投资存量。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投资增量转化为存量。本文采用杨万平等人（2009）使用的7%作为资本折旧率，初始日本对华投资存量采用1978-1982年的累计值（8000万美元），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得出用于消除日本对华直接投的价格影响因素。将以美元为单位的各变量用相应各年的中美年均汇率进行转换。同时用CPI（1978=1）对各变量进行平减以消除价格因素对各变量的影响。然后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目的是消除各时间变量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情况并且使其趋势线性化。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平稳性检验
在对时间序列进行计量分析时首先要考察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我们对原序列及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法。检验结果如下表：
注：检验形式（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式中含常数项、趋势项与滞后项。表示一阶差分。*、**、***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从表1的检验结果表明时间序列lnCGDP、lnJGDP、lnAFDI、lnEX、lnIM是含有单位根的非平稳时间序列而经过一阶差分后的差分序列是显著平稳的即原序列是一阶单整I（1）。
（二）协整检验
由于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用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序列进行回归可能产生错误的结论即出现“伪回归”。如果对上述序列的差分项进行回归又不能准确的反映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采用Johansen（1988）、Johansen和Juselins（1990）提出的迹统计量检验法即JJ协整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对其滞后阶数特别敏感如果滞后阶数过大不能完整反映模型的动态特征，如果过小有可能导致虚假结果。为此，我们采用VAR模型滞后阶数综合准则评比表（表2）来判断其最佳滞后阶数。
注：*表示由检验标准所推荐的最佳滞后阶数。
表2所以其滞后阶数为3。同时选择含有常数项与线性趋势项的协整方程，其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时间序列是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下式是以中国经济增长为被解释变量的协整方程：
第一组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 第二组括号中的数字为t统计量的值。t统计值表明， 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协整方程中可以看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促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977个百分点。日本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促进国内经济上升1.118个百分点。对日进口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弹性为1.886，对日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4.197。说明对日进口对国内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对日出口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国对日出口大多是自然资源、农副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特别是自然资源的出口这在长期会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而日本对华出口大多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技术的引进会促进本国在吸收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与转型。
（三）向量误差修正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如果在短期内出现偏离均衡状态的现象即就需要各变量的动态变化对出现偏离均衡状态的情况做出反应并进行动态修正。这一修正过程就是向量误差修正（VEC）。这里重点考察其他变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以lnCGDP为被解释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从上式中可以看出向量误差修正系数为-0.05，说明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受到冲击后误差修正项会以5%速度向相反方向调整到长期均衡状态。此外，由于进口滞后项的系数均为正，出口滞后项的系数为负。表明进口的变化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正影响，出口的变化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负影响，这与协整方程式一致。
（四）Granger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证实各变量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个变量间是否存在相互因果关系并无从得知。因此我们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验证各变量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对日进口与中国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而对日出口与经济增长不互为因果关系。lnIM是lnJGDP的Granger原因，表明中国对日进口是日本经济增长的原因，这也说明日本对华出口对日本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
（五）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VAR模型中一个随机干扰项的一个标准冲击对其他内生变量当前与未来值的影响轨迹。图1是基于VAR（3）模拟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表示追溯期数，纵轴表示因变量对各变量的响应大小。图中实线代表1单位脉冲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的时间路径，两条虚线表示响应数值为两个标准差的置信区间。
从图1中可以看到，国内经济增长对出口冲击响应路径先小幅上升后开始下降在第五期到达谷底然后逐渐上升在第九期达到峰值。从中日经济的脉冲响应路径看中国对日本经济冲击的响应具有较强的波动性（波动幅度为1）且在第三至五期为负值，日本对中国经济冲击的响应路径一直为正且在长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波动幅度为0.1）。同时，国内经济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存量冲击的响应路径一直贴近横轴在第七期后显著上升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累积和时滞效应。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1983-2010年间中国对日进出口额、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日本经济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数据分析了中日间经济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1、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从长期看日本对华投资与出口对中国经济有促进用而对日出口对国内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因此，应该加强对日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以促进本国对先进技术的吸收与再创新带动国内经济转型。同时应该减少本国自然资源的对日出口。
2、对日进口与国内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对日出口则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对日进口是日本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这表明日本经济对中国对日进口的依赖。
3、从脉冲响应路径图看，中日经济是相互影响的但影响程度不同。日本经济的波动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波动而中国经济的增长对日本经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较稳定。日本对华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由于累积效应对经济产生显著影响的时间较长。
参考文献：
[1]赵娜，张晓峒.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基于VAR模型的动态效应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8（3）：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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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边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产业结构的影响途径与效果[J].现代日本经济，2008，（06）.
[5]马凌.日本对华直接资影响因素[J].国际贸易问题，2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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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洪亮，徐霞.日本对华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研究（1983-201）[J].世界经济2003，（08）.
一、国际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增长的内生动力缺乏和前景堪忧是造成煤炭消费下滑的根本。
煤炭消费量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保持了快速增加的态势，但伴随着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煤炭的消费量不断减少。造成前些年煤炭大幅增长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尤其是第二产业工业的快速增长带动了煤炭消费量的增加，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工业的用电量占整个用电量的7成左右，在7成左右中高耗能产业占6成。以前，国家在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往往是增加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采取更加有力的优惠政策来促进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但随着投资的回报率下滑，实际的情况是，投资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下降。再加上欧美市场经济危机，国内出口受到了大的影响，整个经济的增长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三驾马车消费又因为国富民贫及贫富分化等制度的限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内生增长动力不足。
二、国内技术创新不足和国家调结构、转方式的政策取向是未来煤炭行业发展受限的重要原因。
中国几十年的快速发展，走的是高速度、低效益、高污染的粗放之路，发展的是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低端产业（钢铁、水泥、煤炭、玻璃、电解铝、多晶硅），没有依靠自主创新来促进发展，没有倒逼企业依靠科技创新来促进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受资本趋利的本质属性，大面积的资本都集中到了低端产业领域和虚拟经济领域，尤其是20__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家投入4万亿投资，据统计2.27万亿到了煤炭行业，其他均跑到了房地产领域。煤炭行业发展迅速，房地产行业也实现了快速的发展。这些行业都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理念来不断壮大的产业，几乎没有任何创新可言，最终的结果是煤炭行业产能过剩严重，房地产行业因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和GDP的考核冲动,大面积的发展，泡沫不断壮大。资本迅速向低端暴利行业发展，造成了创新不足，发展不可持续，环境承载压力巨大的发展困境。
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不明显的情况下，以及经济增速较高后遗症较多的不利形势下，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了促进经济平稳有序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环境下，政府选择了不刺激、去杠杆、去产能的，以牺牲短期经济增长速度来换取长期的健康发展。走依靠市场自主调节，优胜劣汰，既可以克服低端产业被动依靠政府救市，行业集中度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差的缺陷。提高相关行业的竞争力，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又可以释放改革的红利，提高企业发展的积极性，用市场机制来逼迫企业增加产业链条，改变过度依靠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来促进经济增长。依靠城镇化中产阶级的消费增长、信息技术、服务业、重大创新型和装备制造业来拉动经济增长。
三、过度依靠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从供给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促进经济增长。
从各个途径的统计报表中，可以看出，我国煤炭的消费增速最快，几乎占到全世界煤炭消费量的50%，但实际的产出效果极低。而与此相对比，我们不难发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煤炭消耗量极低的情况下，而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归根到底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效率高，科技对生产的贡献比率大。我国在产业结构上长期依靠重工业发展，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较慢，全要素生产效率偏低。都处在粗放式经营管理阶段。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反馈到能源消费领域就是煤炭的消费量快速增加。但需求呈现出越来越萎缩的发展趋势，国内经济只有从供给端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方面入手，我国的经济增长才能度过当下的困难期，走向辉煌。煤炭行业也只有利用科技的含量来增加附加值，延长产业链条（形成煤电联营以体会发展的模式来规避风险），才能为经济发展贡献更大的价值。
四、国有企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激发企业的活力，才能从根本上为企业从国内走向世界奠定基础。
出台政策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思路，从长期的发展进程中来考虑，会极大地激发企业的发展活力，真正依靠科技创新和管理品牌等提高市场竞争力，成为全世界大的知名品牌，为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贡献价值。
CPI连续几个月在低水平上徘徊，因为PPI作为CPI的先行指标处于三年来的低位，而PPI下行最根本的原因是房地产市场调整、早几年过度投资导致产能过剩的结果。所以，尽管当前CPI处于低位，但通胀压力仍然不可忽视。央行货币政策不应随着经济数据变化而转向。
近日公布的多个数据如PMI、外贸出口、M2等普遍好于市场估计，尤其昨天公布的9月CPI为1.9%，低于2%，让很多人大大松了一口气。据此，不少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下行已经见底，四季度将出现逐渐回升之态势。为了促使经济增长复苏，央行可采取加大力度刺激政策，即国内货币政策要如发达国家那样进一步宽松。但在笔者看来，当下央行货币政策最好的选择，或许仍然是“以不变应万变”。
须知，当前国内经济增长放缓，是外部需求疲弱，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社会运行周期等多种原因聚集在一起的结果，所以，试图通过短期刺激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未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在不少人看来，国内经济增长急剧减速，可能导致宏观经济风险。比如，如果经济增长率降至7%以下，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将是颠覆性的。这可能导致大量国有企业破产倒闭、企业裁员、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甚至于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因此，央行必须重启宽松的货币政策工具，通过降低利息、保持人民币升值预期、保证抵押物价格平稳等短期政策，促使经济回到高增长的快车道上。
细细推敲，这种思维没有跳出两个方面的局限。一是欧美宏观经济调控设定的局限，以为中国同样有一个完善的市场（但实际上欧美国家都出现了市场失败），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来增加企业投资愿意；二是中国经济永远只能在奔驰在高速轨道上，否则就会出问题。但实际上，对中国现实的经济生活来说，这两个假定都不成立。中国金融市场至今仍没有形成有效的价格机制，而经济增长也不可能永远维持在不可能持续的“房地产化”的基础之上。
在当前产量过剩、经济结构调整及企业去库存化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行业的边际利润率都在下降，在企业盈利越来越困难，又面临通货膨胀上行压力的大环境下，如果央行货币政策也跟随欧美各国走向量化宽松之路，所起到的作用实在是很有限的。试想，在企业没有订单，利息又在低水平上的情形下，企业怎么可能会有增长投资的意愿？而且对于银行来说，当看到企业盈利全面下降时，也会出于对保护自身利益与风险的考量，或不愿意放出贷款，或提高利率水平。大家看到，在今年上半年利率下降之后，银行对企业贷款的利率水平并未下降多少。反之，今年上半年央行货币政策些许变化，却立即引发了房地产市场预期的改变，致使调整了两年的住房市场价格又开始反弹，进而使得国内房地产市场问题变得更为棘手。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实当前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弹性与操作的空间并不小，但易纲副行长已明确表示，本轮刺激政策不会像2009年时的规模那么大，但会是一个“恰当”的规模，即“足以支持经济复苏但又不会引发通胀上升”的适当规模。以易纲这番话所透露的信息，笔者预计，央行的货币政策近期并不会有太多转向，更不会随着经济数据变化而起舞。
（易宪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关键词】石油；对外依存度；能源安全；策略与建议
一、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的现状及原因
原油对外依存度是指一个国家原油净进口量占本国石油消费量的比例，体现了一国石油消费对国外石油的依赖程度。
2011年8月3日，我国的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公布数据显示：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首次超过了美国，达到55.2%。这是继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连年打破历史纪录之后，首次超过美国的53.5%。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还是石油净出口国。可1992年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经济发展的潜力被极大地释放出来，由此拉动了石油消费需求的急剧增长。
（一）石油对外依存度提高是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石油对外依存度都随经济增长而不断提高。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阶段的中后期，随着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地向前发展，在从温饱到初步小康历史性的跨越过程中，能耗较大的汽车、家电等产品在经济中比重急剧上升，国内对于石油需求大幅提升，石油消费还将持续较快增长。从进口数据统计来看，近几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月度原油进口量占石油表观消费总量的比重几乎都在50%以上，今年更是创出新高，虽然4月份原油进口受市场高价及需求下滑影响有所下降，但进口量占消费总量比重依然达到近57%。而就国内原油产量来看，2010年以来我国天然原油产量基本保持平稳，2012年1-4月国内天然原油产量累计6784.8万吨，较去年同期甚至小幅下降了0.6%。可见，国内原油自身供应增速的下滑是导致石油对外依存度上升的原因之一。
从需求方面来看，近两年国内经济的增长及下游行业的发展对石油进口量持续增长似乎支撑力度有限。尽管受金融危机后国内政策刺激2009年我国GDP增速保持快速增长，但从2010年起随着刺激政策效用的减弱，GDP增速趋于下降。2012年一季度国内GDP增速降至8.1%。从与石油行业紧密相关的石化产业景气指数来看，其表现也不容乐观。尽管2009年下半年以来，石化行业景气指数恢复到100以上，且呈现逐季增长态势，但从2011年起其景气度趋于下滑，2012年第一季度国内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景气指数为116.6，同比下降6.4%；化学纤维制造业景气指数为102.4，同比下降29.6%。不过，经济增速下滑和景气指数回落虽然反映了工业经济需求的趋降，但当前我国经济总体依然保持平稳运行，对主要大宗商品的需求量也相对稳定。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际油价波动频繁，且受地缘政治、经济等环境因素影响较大，为了保证国内石油供应的稳定与安全，我国战略石油储备建设也在不断加快。目前我国第一期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建设已全部完成，第二期项目工作正在进行中，并将在2013年底前完成建设及储油工作。根据公开资料统计显示，第二期石油战略储备完成后我国原油储备能力将增加约1.7亿桶，相当于21天的原油净进口量。这些战略石油储备建设完成后的注油过程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当前经济增速趋缓情况下国内原油进口量仍保持较高水平的原因。
（二）世界石油贸易格局深刻调整给我国进口石油提供了机遇
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历来是石油消费和进口的主要力量。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动荡、国际金融危机后遗症继续发酵的背景下，美国国内经济增长乏力，欧元区深陷债务危机，世界石油贸易的重心随着美欧经济对石油进口的需求持续降低向东亚、南亚转移。此外，美国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它的一举一动都关联着世界能源市场的起落涨跌。近年来，得益于页岩气开发技术的突破，以及发展替代清洁能源，美国降低了石油对外依存度，美国石油净进口量迅速回落，迫使中东、非洲、南美的石油输出国在东亚、南亚地区开拓新的石油出口目的地。世界石油贸易格局的深刻变化，美欧进口石油的下降，客观上带给了中国等亚太石油消费大国加大进口的机会。
二、石油对外依存度提高对我国经济不利影响及政策建议
近年，石油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对于保障我国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鉴于当前国际能源局势复杂变化，净进口石油成本升高对于国内经济也存在不利，能源消费国的脆弱性长期存在。因此，我们仍需认真分析石油对外依存度提高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并做好相关应对预案。
（一）石油对外依存度高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我国与外部经济环境联系越来越紧密，石油贸易随国际市场大幅波动，可能使国民经济遭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加剧通货膨胀预期。高油价带动的输入型通胀预期使得真实经济在长期可能遭受更大的负面冲击。2.减缓经济增长速度。随着石油进口成本加大，推动生产资料及消费品价格走高，造成消费者压力加大，企业竞争力下降。3.存在能源安全隐患。一旦发生战争等意外事件，面临石油供应断裂等安全问题。
（二）相关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资本流动突然中断；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激增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12-0048-08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各国资本管制的逐步放松，国际资本的流动性显著增强。国际资本流动在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国际资本流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入可以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本国的系统性风险，因为大规模的资本流入突然中断后极易发生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初期，新兴市场国家的经在流入的大量国际资本的刺激下获得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资本流入出现了大规模的逆转，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席卷这些国家，如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与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等，都经历了资本流入的大规模减少。
2015年12月份以来，随着美联储加息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日益复杂，跨境资本异动的现象凸显，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有可能引起新一轮的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因此，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Sudden Stop，简称“突然中断”）再次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突然中断”的概念最早由Calvo（1998）提出，他将“突然中断”定义为净资本流入的急剧减少。之后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Cavallo和Frankel（2008）、Calvo等（2004）从资本账户的下降幅度以及起止时间来定义“突然中断”，认为突然中断指的是当资本流入年均变化量大于国家样本均值的一个标准差时为起点，以资本流入年均变化量低于国家样本均值的一个标准差时为终点，并且与上年同比资本账户下降幅度至少超过国家样本均值的两倍标准差。Edwards（2004）从资本流入减少的百分比来界定突然中断，即一年内资本流入下降幅度大于该区域当年GDP的5%即为出现突然中断。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资本流动格局下，为了更好地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异常波动做出前瞻性预测，防患于未然，减少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我们有必要对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
二、文献综述
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术界对引起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各种因素展开深入研究，以期避免新兴市场国家再次爆发由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引起的金融危机，从而避免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深重打击。研究现有文献资料发现，大致有三种因素能够影响突然中断。
（一）资本流入激增因素
突然中断的影响因素很多，近年来部分学者将突然中断前期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作为突然中断发生的直接原因。Sula（2010）研究了1990―2003年期间38个新兴市场国家的非FDI资本流入数据。结果表明，早期发生的资本流入激增能够明显地增加突然中断发生的概率。Agosin和Huaita（2012）检验了有关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的“过度反应”（Overreaction）假说，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出现的资本流动逆转其实是自身对早期资本流入激增的过度反应，前期的资本流入激增是突然中断发生的直接原因，且资本流入激增持续的时间越长，突然中断发生的概率也就越高。Sula与Willett（2009）将不同种类的资本流动进行比较，结果显示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本流入，相较于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带来的资本流入更加稳定，不易发生突然中断。韩剑等（2015）研究了35个新兴市场国家1990―2012年期间总资本流动的数据，结果显示资本流入激增能够直接影响突然中断，直接投资流入比较稳定，而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激增都会引起突然中断的发生。陆静等（2012）分析了23个新兴市场国家1980―2009年间的数据，认为同种情况下，金融业的开放并不一定造成突然中断，但资本流入激增与外汇储备过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突然中断。
（二）拉动因素
拉动因素是指引导国际资本流向特定国家的国内因素，它影响国际资本的需求层面，本文将导致资本流入某国的国内因素统称为拉动因素。Calvo等（2004）搜集了32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在此基础上对突然中断与资产负债表效应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发现开放度和债务美元化是决定突然中断发生概率的关键因素，并且伴随着突然中断出现实际汇率大幅波动的基本上是新兴市场国家。Cavallo与Frankel（2008）收集了1970―2002年间14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并据此研究贸易开放度对突然中断的影响，认为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有较大的概率出现突然中断。Honing（2008）认为突然中断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财政因素的影响，如公共债务、财政余额等。郑璇（2013）简要描述了突然中断的形成机理和典型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对1980―2011年间30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诸如国际储备、通货膨胀率、金融开放度以及经常账户余额等国家内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突然中断的发生。马宇等（2013）采用1982―2010年间29个新兴市场国家的面板数据对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率越高，越有利于吸引资本流入，而通货膨胀率较高则不利于吸引资本流入。金洪飞等（2001）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投资的外部性引起资本过度流入，使资本产出率下降，进一步带来间断性的经常账户赤字，最后发生了资本流动逆转进而引起突然中断。
（三）推动因素
推动因素是指引导国际资本流向特定国家的全球性因素，它影响国际资本的供给层面，本文将导致资本流入某国的外部因素统称为推动因素。Accominotti与Eichengreen（2013）从欧洲重要的金融中心获取了1919―1932年的数据，并据此对造成资本大量流入与发生逆转的因素进行研究，发现推动因素（如国际市场的环境）比拉动因素（如资本借入国的环境）对资本流入逆转的原因具有更好的解释力度。Forbes与Warnock（2012）搜集了58个国家1980―2009年间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把国际资本流动的异常现象分为资本激增（surge）、突然中断、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和资本收缩（retrenchment）四类，并对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周期性的因素展开研究，结果显示引起突然中断的主要因素有传染效应、全球增长以及全球风险。Edwards（2009）研究发现世界实际利率的增加，标志着全球流动性的收紧，会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发生突然中断的概率。何帆（2008）对越南的经济形势与金融动荡进行研究，认为新兴市场资本流入取决于资本的供给者。由于长期内全球利率水平较低，致使国际市场流动性一直偏高，而过剩的流动性流向新兴市场国家以寻求更高的投资回报，一旦发达国家利率上升，国际资本极有可能再流回发达国家，从而使新兴市场国家出现突然中断。李稻葵等（2009）认为M2是发达国家国内流动性最直接的体现。所以，他们选取美国国内M2与GDP的比值作为全球流动性的变量进行研究，发现美国国内流动性的松紧密切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突然中断。
本文可能的贡献有：（1）以往的研究多使用净流动的数据，而本文使用总流动的数据，能更好地区分国内外投资者的行为；（2）以往的研究较少地考虑资本流入激增的因素，本文在考虑资本激增因素的同时采取了季度数据，能够更加准确及时地观测到资本流入的大规模变化，为新兴市场国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
三、模型与假设
考虑到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情况基本相同，本文选取20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①1996―2015年的季度数据为样本，综合选取资本流入激增因素、资本流入拉动因素以及资本流入推动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Probit模型，对上述因素如何影响突然中断的发生概率进行研究。
（一）模型的设立
其中，下标[i]表示第[i]个国家；下标[t]表示第[t]季度；[SS]和[Surge]分别代表突然中断与资本流入激增的虚拟变量，取值0与1；[DOM]表示国内拉动因素指标集，具体包括国内经济增长率、本币贬值幅度、通货膨胀率以及政府稳定性；[GLO]代表国际推动因素指标集，包括国际利率水平、全球经济增长率、全球流动性水平以及传染效应；[u]指的是残差项，包括除资本激增、拉动因素与推动因素之外的所有能够影响模型的变量。
（二）突然中断与激增指标的构建
本文首先搜集了各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金融账户下的证券投资、直接投资以及其他投资的负债方数据之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突然中断与资本流入激增的指标。
这里参考了Sula（2010）以及韩剑等（2015）的方法将时间间隔选取为3个季度，主要原因在于资本流入出现以某一季度为起点并连续多个季度大幅度增加。单独考虑一个季度，有可能只捕捉到Y本流入激增开始的时间而捕捉不到资本激增结束的时间。同时采用上述两个条件，既能捕获发生在资本流入过程中的突然变化，还可以确保在某时期有足够多的资本流入。如果突然中断与资本激增在某一季度同时出现，即[SS]和[Surge]同时取值为1，则参照韩剑等（2015）的方法判定为资本流入激增，主要是考虑到如下情况：虽然某季度的资本流入在前一季度的基础上有所减少，但其实是资本流入激增阶段的小幅度下滑。
（三）解释变量的选择与假设说明
1. 资本流入激增因素。资本的大量流入势必会对国内的经济、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当国内的经济、金融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如果该国遭遇经常账户逆差、政府对外偿债能力不足等情况，短期资本可能会停止流入，甚至已经进入的外资会选择流出，造成突然中断。因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前期资本流入激增的数量越多、持续时间越长，则后期发生突然中断的概率越高。
2. 拉动因素。
（1）国内经济增长率。国内经济增长率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内经济增长率表示本国具备较高的抵御风险的能力，拥有运行良好的宏观经济，并且国内经济增长率较高有助于投资者获得高投资回报。因此，提出假设2a。
假设2a：国内经济增长率越高，突然中断的可能性越低；反之，则越高。
（2）本币贬值幅度。汇率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投资者预计本币将升值时，往往更愿意持有东道国的资产；如果投资者预计本币将贬值时，为了规避损失，投资者会迅速转换成安全性更高的资产，如美元资产等。此时将会有大量外资流出。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2b。
假设2b：新兴市场国家存在越大程度的货币贬值，突然中断的概率越高。
（3）通货膨胀率。当某国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时，国内生产成本将随之上升。同时，出口产品竞争力将下降，从而使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贸易逆差激增，最后产生了较高的资本外逃压力；同时，高通胀降低了本币的实际购买力，对投资者来说是一种潜在压力，很大程度上会造成突然中断。因此，提出假设2c。
假设2c：通货膨胀率越高，突然中断的可能性就越高。
（4）政府稳定性。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威胁多样化的历史时期。国家间的经济利益冲突时常存在，地缘政治问题也愈加明显。在此背景下，良好的政府稳定性，会给予投资者信心，减少投资者的风险预期，降低突然中断发生的概率。因此，提出假设2d。
假设2d：政府稳定性越强，新兴市场国家发生突然中断的可能性就越低。
3. 推动因素。
（1）国际经济增长率。本文用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来代替国际经济增长率。根据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当发达经济体具备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时会降低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入。由于国际资本具备逐利性的特点，当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较高时，国际资本会更多地流入发达国家，而新兴市场国家易出现突然中断。因此，提出假设3a。
假设3a：国际经济增长率越高，新兴市场国家发生突然中断的概率越高。
（2）国际利率水平。资本在国家之间进行流动的主要原因在于每个国家的不同投资收益，而投资收益主要通过利率形式表现出来。通常情况下，国际资本会从利率低的国家流向利率高的国家。因此，提出假设3b。
假设3b：国际利率水平越高，新兴市场国家越容易发生突然中断。
（3）传染效应。由于外资撤离具有较高的“羊群效应”，所以一旦某一国家出现突然中断，就会以该国为中心迅速波及周边国家，出现连续的突然中断。如果在此季度，同一地区其他国家出现突然中断的总次数超过该地区样本期内突然中断的平均次数的两倍，则证明传染效应在发挥作用。因此，提出假设3c。
假设3c：某一地区的某一国家在这一时期发生了突然中断，则该地区其他国家发生突然中断的概率较高。
（4）全球流动性水平。投资者能够融资、投资的数量直接取决于国际金融市场中的货币资金松紧情况。作为世界货币主要发行国的美国如果松动银根，大量的资金便会流向国际市场，此时国际市场流动性较高，投资者会将资金投入新兴市场国家以此来获取更高的投资回报。因此，提出假设3d。
假设3d：全球流动性水平较高时，突然中断的概率较低；反之，则较高。变量的描述如表1所示。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多重共线性检验
在进行正式的回归之前，考虑到模型中各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对主要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进行报告，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虽然平均的VIF大于1，但较大的VIF，即全球流动性（GLG）和国际利率水平（WIR）的VIF值分别为6.78和6.10，明显小于临界点10的标准，其余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2，不满足多重共线性的条件，说明我们的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1996―2015年间20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季度数据，并通过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就突然中断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考虑到收集的某些国家的数据并不完全，本文采用的是非平衡面板数据。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回归结果表明，对突然中断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滞后三期的资本激增、本币贬值的幅度、新兴市场国家内的经济增长率与传染效应。资本激增在1%的水平下影响突然中断且符号为正，这说明前一阶段发生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将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后一阶段出现突然中断。虽然资本流入可以弥补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资金缺口，但大量的资本流入可能导致信贷扩张，增加金融系统的脆弱性，最终引发突然中断，符合假设1。
拉动因素中能够较好地解释突然中断的因素包括国内经济增长率与汇率变动率。国内经济增长率对突然中断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内经济增长率越高，投Y者投资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回报也就越高，能够吸引外资流入、降低突然中断发生的可能性，符合假设2a。本币贬值幅度在1%的水平下显著影响突然中断且符号为正。这说明当新兴市场国家存在货币贬值时，投资者为了规避损失，会迅速把新兴市场的货币转换为安全性更高的资产，从而发生突然中断，符合假设2b。通货膨胀率对突然中断的作用方向虽然与预期相符，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通胀率较高的国家大多存在经济过热的现象，从而吸引短期资本流入该国以赚取投资收益；高通胀从另一方面会降低该国货币的购买力，不易于资本流入，这两种力量相互抵消，从而使通货膨胀率对突然中断的影响不明显。政府稳定性对突然中断影响的作用方向虽然符合预期，但不显著。这说明良好的政府运行状况虽然能减轻投资者的风险预期，但政府稳定性对减轻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后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
在推动因素中，传染效应对突然中断的解释力度较高。全球经济增长率对突然中断的影响虽然符合预期，但不显著，这可能与样本期的选择有关。本文选取1996―2015年的数据，在这期间新兴市场国家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没有一个显著的快速增长，因而全球经济增长率对突然中断的解释力度较小。国际利率水平对突然中断的影响虽然为正、符合预期，但却并不显著。这说明当国际市场的利率水平较高时，资本在逐利性的作用下会涌入国际市场，从而增加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可能性。但国际市场利率水平的变化并不会即刻引起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水平的大幅变化。在国际市场利率水平上升的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可能也出现了利率的大幅上调，突然中断可能受国内外利差的影响更为明显。传染效应在1%的水平下显著影响突然中断，而且符号为正。这主要是金融市场中的羊群效应作用的结果，即某地区内一旦出现突然中断，撤资行为会以首先发生突然中断的国家为中心向周边国家扩散，最终同一地区其他国家都出现突然中断，符合假设3c。全球流动性对突然中断的影响作用方向不符合预期，也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等发达国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的流动性大大提高，推动了资金的大进大出。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以人均GDP为基础，将样本国家分为年人均GDP 2万美元以下②和年人均GDP 2万美元以上③两组，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模型（1）代表人均GDP 2万美元以下的国家，模型（2）代表年人均GDP 2万美元以上的国家。
将表4与表3的估计结果进行对比，发现模型（1）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在数值上与表3存在差异，控制变量传染效应的显著性水平降低，总体而言各变量的符号仍与原模型一致。模型（2）中国内经济增长率和汇率变动率不再显著，这主要与模型（2）中的国家国内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着平稳较高水平以及较为稳定的弹性汇率制度有关；除此之外，只有控制变量通货膨胀率的符号与原模型不一致，但也不显著；其余变量的估计结果与上文不存在明显差别。因此，本文的模型较为稳健。
第二，在模型中加入金融开放度指标，重新对模型进行回归。根据当前形势，在金融全球化不断推进以及新兴市场国家资本管制逐步放松的作用下，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开放度不断增加。但由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存在着金融脆弱性等问题，因此金融开放度的扩大会增加一国发生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概率。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将表5与表3的估计结果进行对比，发现除了控制变量国内经济增长率的显著性增加外，其余变量的估计结果与上文的回归结果不存在本质差异，并且金融开放度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这说明开放度的提高会使资本流出更为活跃，会加大突然中断发生的概率。因此，本文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和政策启示
国际资本流动的异动既是目前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前沿话题，同时更是新兴市场国家开放资本账户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以1996―2015年间20个新兴市场国家总资本流动的季度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前期资本流入激增增加了突然中断的可能性，拉动因素中的国内经济增长率、本币贬值幅度和推动因素中的传染效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突然中断的发生。
面临变幻莫测的国际经济、金融、政治形势，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我国在逐步开放资本账户的同时承受着与日俱增的资本流动异动的冲击。因此，为防范突然中断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冲击，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在国际经济形势动荡时，安全性是影响资本流动的重要原因。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应积极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保持经济基本面良好，促进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投资、出口呈下滑趋势，国内外需求不足，高负债率以及高杠杆率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资流入，加大了突然中断的风险。因此，我国要加快经济转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鼓励消费与投资，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同时也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提高我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
实践研究表明，不合理的汇率制度会加剧资本的无序流动。本币大幅贬值，会加剧突然中断的可能性。因此，我国应掌握汇率的主动权，按照主动、可控和渐进性的原则，完善汇率的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扩大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浮动区间，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发展外汇市场，使人民币汇率反映外汇市场资金的供求关系。同时，适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扩大人民币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互换范围，促使人民币成为结算货币，在双方贸易结算时使用人民币，提前锁定汇率风险，降低突然中断发生的可能性。
（三）加强资本流动的管理，密切关注国际资本流动态势
实证研究表明，资本流入的激增与突然中断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先后关系，资本激增是突然中断的直接原因。因此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既包括对资本大幅流入的监管，也包括对资本大幅流出的监管，保持二者的动态均衡。我国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用法律和规章进行约束，如征收托宾税等，进行审慎的资本监管，同时加强与国际监管机构的协调与合作。我国也需要加强对国际收支、外汇账户以及外债的统计监测，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态势进行动态监控。
（四）密切关注国际经济政治形势
随着美联储加息信号的实施，对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意味着国际流动性减小、利率升高，投资者投资于新兴市场国家的信心将会随之减小。我国需要提高对美联储加息信号的警惕，提前采取应对措施。与此同时，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恶化以及世界各地的地缘政治冲突等问题，都可能增加突然中断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密切关注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对于防范突然中断十分具有必要性。
（五）我国需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
受“羊群效应”的影响，突然中断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如果个别国家在未经协调的情况下实施单边资本管制，这种“以邻为壑”的方法会使其他国家受到更为严重的冲击。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应加强政策协调、增进互信，共同对抗风险。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承担更多的责任，积极倡导新兴市场国家合作机制的建立，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加强政策协调，共同对抗风险。
注：
①所指的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智利、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格鲁吉亚、匈牙利、以色列、韩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墨西哥、秘鲁、菲律宾、罗马尼亚、俄罗斯、新加坡、南非、韩国。
②所指的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智利、哥伦比亚、格鲁吉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墨西哥、秘鲁、菲律宾、罗马尼亚、俄罗斯、南非、泰国。
③所指的国家包括：捷克共和国、以色列、韩国、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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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重心不断向服务业倾斜，国际服务贸易也在世界经济结构转化的大趋势下得到快速的发展。在提升整体国民经济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及带动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上已经占据重要位置，被称为“21世纪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浙江省国际服务贸易发展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由图1可以看出，从2002年起，浙江省服务贸易进入了较快的发展时期，无论是从总量上还是增长速度上都呈现出较强的增长势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7.89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156.1亿美元，增长了约19倍，其中2000年浙江省服务贸易出口额为2.95亿美元，占全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的1%；到2009年，浙江省服务贸易出口额增长到91.7亿美元，占全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的近6.64%。虽然浙江省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在近几年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出口层次低、贸易结构不合理等。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贸易行业占据主导地位，2008年二者出口占总出口比重达到60%以上，而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行业则发展不足，尚处于起步阶段。
二、国际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分析方法说明
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随着国际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势必会给浙江省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尤其是对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提高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分析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时，大多数国内学者从对外贸易净出口（即出口减去进口）的角度来衡量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当一国从事对外贸易活动时(以绝对量表示)：GDP=C+I+G+(X-M)(1)即：国内生产总值=总消费量+总投资额+政府购买+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由此，可以得出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百分比：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百分比=GDP增长百分比×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仅仅将贸易进口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个漏出量，认为进口与GDP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从实践中看，贸易进口对国民福利的提高和经济增长都有积极促进作用。因此，要考察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能仅仅从服务贸易净出口单方面来看，要从更全面的角度来分析。故本文将从服务贸易总额及服务贸易进口、出口三个方面，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从实证分析角度入手,具体分析国际服务贸易对浙江省GDP的贡献。
（二）样本采集与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1995年～2010年为样本区间，其中1995年～2003年浙江省国际服务贸易数据来自《浙江省金融年鉴》，2006年～2010年数据来源于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浙江省内生产总值数据均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以省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国际服务贸易指标包括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用GDP、EX、IM、NX分别表示浙江省生产总值、服务贸易出口、服务贸易进口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进出口额均以万美元为单位，生产总值按照当年的汇率折算成美元，具体数值见表1。由于变量具有指数特征，为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将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变换后变量表示形式为：LNGDP、LNEX、LNIM、LNNX。
（三）国际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对GDP的贡献性分析
在国际服务贸易总额对GDP贡献分析上，采用服务贸易依存度和服务贸易对GDP的相关系数两个方面来考察。1．服务贸易依存度对外贸易依存度是一国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一般用一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是判断一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据此，可以得出服务贸易进口依存度、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和服务贸易依存度三个重要指标。根据表1的数据可以计算出浙江省1995年～2010年服务贸易依存度（具体见表2）。由表2可以看出，自1995年以来，浙江省国际服务贸易依存度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尤其是2006年以后，外贸依存度快速攀升，在2009年分别达到0.95%、0.52%、0.43%。这说明浙江省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快速增长。2.相关性分析根据表1数据，对浙江省1995年～2010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与GDP进行相关性分析，建立如下模型：LNGDP=C+χLNNX+ξ(2)其中，χ表示服务贸易弹性，ξ为随机扰动项。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从表3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国际服务贸易与GDP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且拟合程度也很好，表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对浙江省经济增长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国际服务贸易NX与GDP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348，即国际服务贸易进出口每增长1%，可以带动省内经济增长0.348%，服务贸易的边际产出相当高，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四）服务贸易出口与GDP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表1中的数据，对浙江省1995年～2010年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与GDP进行相关性分析，模型如下：LNGDP=C+坠LNNX+ξ(3)其中，α表示服务贸易的出口弹性，ξ为随机扰动项。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4：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服务贸易出口与浙江省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国际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省内经济的增长。国际服务贸易出口额EX与GDP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315，即服务贸易的出口弹性为0.315，表明服务贸易出口每增长1%，可以带动省内经济增长0.315%，这也进一步表明了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性。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随着国际市场的开放，浙江省经济的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耐性逐渐加强，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对省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有极大推动作用。
（五）服务贸易进口与GDP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表1数据，对浙江省国际服务贸易进口总额与GDP进行相关性分析，建立模型如下：LNGDP=C+βLNIM+ξ(4)其中，β表示国际服务贸易的进口弹性，ξ为随机干扰项。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服务贸易进口与浙江省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国际服务贸易进口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促进省内经济增长。国际服务贸易进口IM与GDP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383，即服务贸易的进口弹性为0.382，表明服务贸易进口每增长1%，可以带动省内经济增长0.383%，比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稍大。由此也可以看出服务贸易进口对省内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要大于服务贸易出口。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结论：1.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浙江省国际服务贸易对外依赖程度逐渐加强。该省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服务贸易规模的扩大。2.通过实证发现，浙江省国际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进口、出口与GDP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而且服务贸易进口与GDP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其相关性要大于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出口总额的相关性。
这说明在浙江省国际服务贸易基本上处于逆差状态情况下（直到近两年逆差局面才逐渐得以扭转），服务贸易的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服务贸易出口，进而表明占服务贸易总额50%以上的进口部分对省内经济增长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浙江省国际服务贸易出口中，所占较大比重的是旅游、建筑安装及劳务承包等劳动和资源密集型行业传统服务，而主要进口金融服务、电影音像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等新兴服务，进口的这些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带来人力资本和技术的溢出效应，利于省内服务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在保持优势传统服务贸易出口稳定增长的基础上，现阶段可以适当增加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产品的进口，从而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传统服务行业的改造和升级，最终能促进省内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在更大程度上推动经济增长。
三、提高浙江省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对策
（一）立足比较优势，提高国际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
全面提高浙江省国际服务贸易整体发展水平，构建特色突出、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就要立足浙江省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现状，认真研究制定支持和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相关政策，将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和货物贸易的发展放在同等重要位置。立足服务行业发展的比较优势，调整服务业内部结构，努力提高国际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就目前来看，浙江省国际服务贸易项目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在国际服务贸易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且出口比重逐渐上升的服务行业，如其他商业服务、旅游等；二是出口量小，但是发展潜力比较大新型服务项目，如计算机、咨询和信息服务等；三是出口量极小，但是发展潜力巨大的服务项目，如金融、通讯邮电等。一方面，浙江省应该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资源，如利用其拥有的丰富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发展其比较优势所在的行业，如运输、建筑及旅游等，扩大这一领域的贸易出口，巩固和发展其比较优势行业；另一方面，积极培育发掘其潜力行业，就目前国际国内形势来看，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新型服务行业是大势所趋，故要提高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就要改变行业所处的劣势地位。在保证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行业领域发展的同时，将计算机信息技术、金融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作为发展现代服务贸易的战略重点。
（二）加大科研投入，发展现代服务业
现代增长理论认为，在短期，储蓄率和资本积累的上升能够提高人均产出和经济增长率，但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最根本和最持久的是知识生产和人力资本积累（于文婷，2008）。由此可以看出，技术和人力资本含量高的产业，其自身的增长潜力相比较技术和人力资本含量低的产业来讲要大，同时，这种产业对经济的增长推动作用也更加明显。浙江省传统服务业如旅游、建筑、运输等通常被认为属于劳动力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而现代服务业如通讯、保险、金融、专利技术和特许权等属于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大科技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使这些新兴服务业得以快速的发展，同时可以改造传统服务业，使其从要素密集型向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
（三）大力培养国际服务贸易型人才
当代服务业发展已经成为各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点，国际服务贸易领域也日益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所在。这对我国尤其是浙江省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浙江省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起步较晚，基础较弱，近年来虽有所发展，但相对于其他城市仍存在很大差距。作为决定国际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人力资本状况，在浙江省则不容乐观。在国际服务贸易方面的人才相对奇缺，尤其是新兴服务业和知识型服务业所需外向型高层次人才更是短缺。因此，浙江省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要谋求发展，必须改进发展模式，改善人类资本状况，积极推进人力资本依托型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战略。
关键词：经济 缓行 机遇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过后，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经济缓行的风险是存在某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与经济体系内部有关，并且也是全球经济治理所导致的结果其中之一。而经济的缓行，对于长期以来都主要通过投资、出口这两大形式来拉动国内经济的增长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契机。协调投资与消费，由出口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抓住当前的转型机遇。
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
在世界经济面前，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奇迹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更多的是归功于政府更加市场化民主化的政策，利国利民。但不可忽视的，中国经济正努力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国家产业发展前期，为了推动国内产业成长和经济增长，在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引入外部需求，是一个适合国情的经济发展手段。为此，我国一直持续着通过投资、出口这两种方式来拉动国内经济的增长，然而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无法长久的，我们急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成以消费为主来拉动经济增长。国内生产者需求和消费者需求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本国产业从无到有被有效带动起来，逐渐成为国内经济增长的自身主要来源。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国内许多企业都选择提国外企业进行代工，从而进行盈利，这种做法虽然发展了经济，也是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处于世界经济的下层。中国企业必须按跨国公司制定订单数量和标准制造，否则极易被替代。国内部分企业在代工过程当中学习到了国外的技术等先进手段，但是在进入国际市场这条道路上却受到了国外企业的阻拦，而变得困难重重，对于自身的发展也陷入窘境。我国在十一五期间，制定了投资与出口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方针策略，在积极发展中，使得国家的投资率和出口率都飞速发展，甚至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是相比之下，我国的消费水平却出现严重不足，甚至还在下降。投资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GDP增长，但消费水平却逐步下降。然而发展本国需求必然是经济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尤其是生产者需求。由此可说，国内如今的经济缓行，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大的联系。
经济缓行导致的直接反映就是出口低迷，然后是投资增速趋缓。现在我国若是想要改变这种局面，那么不仅是跨国公司需加大订单需求，我国工资水平上升速度也要低于其他国家。为此我国依然需要从事代工生产，利用出口的手段使我国经济增长趋于稳定，逐渐提高我国的生产者需求，从而转向内需，真正拉动我国的经济。
可是我国较高的投资率和出口率，不但代表着消费率低下，而且还会导致生产能力多余、长久以来的贸易顺差、收益率下降等许多宏观经济问题。利用刺激出口的方法来促进经济的政策在制造业已经慢慢没有成本优势之下，没有很大发挥空间。利用成立重大项目吸引投资的方式来促进我国经济，以激励我国庞大的生产需求为最终目标。然而在缓行的背景下，生产者的需求仍然存在不稳定性，同时，需要仔细考虑我国是否具有满足重大项目需求的生产力，避免出现严重的后果。
二、投资政策选择中的风险点
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价值链传导的结果是出口企业不景气。如果出现国际订单大幅度下降，由低端加入全球价值链而产生的大量固定资产投资沉淀就会使得成本无法收回，而造成较大的亏损，从而影响消费者，使得消费率逐步下降。面对这些现象，地方政府只能寻求中央政府的支持来减缓经济压力，但如果政策依旧无法解决地方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地方政府会转向土地和房地产等或相应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从这方面来看，想要实施投资政策，那么所要面对的失败后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不做好前期准备的投资很有可能会由于该项目空间的饱和，而产生后期效益无法达到预期的后果，甚至产生亏损。不仅如此，当投资失利，地方政府为了缓减所产生的债务问题而通过发放债券等经济手段来增加财政收入，从而产生更大的经济隐患。
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 GDP 增速已经不停下降了10个季度。中国经济缓行不仅表现在出口企业不景气，并且还表现在行业的低迷等结构性特征。例如钢铁行业，是制造业的重要上游产业，但也免不了出现了国内供大于需的情况。由于在这种情况下，钢材价格自动稳定的调节机制也由于我国钢铁企业不具备定价的权力和生产产品缺少独特性而消失。进行投资政策需要以产业之间联动效应为考量，从而促进一些低迷产业的增长。特别是一些上游产业需要将出发点慢慢从仅仅利用扩大规模获得效益放到提高国际竞争力层面上。
出口型中小企业有可能从依托于重大项目的投资政策中得到这样的信号：大企业和大项目是政府的支持重点。中小企业的悲观情绪加上国外订单下降，使得自身效益无法承担过大的人员费用，从而导致就业困难影响治安。虽然二次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受到限制，但是服务行业的吸纳就业能力确是很强的。这是在全球产业升级规律就有所表明的。流动性工人若是得不到相应的职业技能培训，就会使得，而服务性行业却无人可用的局面，导致行业人员将结构失调。
三、应抓住转型的机遇期
由于现在国内人均工资的不断上涨，同时国外经济现状堪忧等问题都导致出口政策施展的空间变小。根据现在国际经济状况，我国不应继续依靠投资出口来拉动国内的经济发展，而应该努力发展国内需求，努力打造冲出国门的优秀企业，为发展国内经济塑造一位治理者。
（一）应在避免重复建设的情况下采取充分考虑到产业空间布局的投资政策
在我国投资政策的转型当中，要努力从以出口为主导向以结构优化为主导，并且品牌之间应该建立一个良性竞争，以品牌和技术为竞争对象，而不是一味的追求价格。在进行基础类设施投资时，要考虑到对国内生产环境的影响，类似于一些高耗能的企业，我们应该选择拒绝，而不是只顾一味的招商引资；在进行重大项目投资时，更加需要慎重，对于后续的联动、能耗、技术等因素都要考虑充分。
（二）协调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使得经济平稳较快长远发展
在客观上，我们扩大内需收到了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衰退和我国的外部需求急剧减少的强大的倒逼动力。经济增长要立足于扩大内需，基于保持和优化国内现有投资的规模质量和结构，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扩大消费。大力建设基础设施，为提高国民的消费水平提供基础，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对经济下滑起到抑制作用，而消费又可以驱动经济发展转变为国民经济发展。
（三）加快国际并购速度，吸收国际高端要素支持本国经济发展
国内产业升级的瓶颈在于高端要素缺失，而收购国外初级资源对于提升国内产业发展水平并没有实质上的帮助。中国并购者没有开出丰厚的足够动摇他们的条件导致国外的优质企业不愿意接受并购。在艰难的并购博弈中，需要考虑到许多因素，如在中国顺利进行并购后，国内企业将会在国外开设厂区，对当地的就业也有一定的带动作用，而且所带来的先进技术也可以缓解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同时激发国内企业的创新力。
（四）我们要推进商业模式创新以及加强创新能力
让经济发展出现一些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像目前有很多企业越来越重视产品生产，然而产品制造出来后，如何去实施更有效的营销方案，建立好的商业模式，还有很明显的不足。到现在为止，对于激励做好商业模式创新，政府还是做出了一些喜人的成果的，例如使行业相互协作，对那些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企业给予一些税收优惠等政策。尤其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到现在为止，已经构建了跨学科、跨国界的协同创新模式。对于增强创新能力方面，政策重点就需要相应的调整。我们需要加强表现功能性产业政策。而功能性产业政策指的就是要处理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例如重视技术创新，重视商业模式的构成等。
四、结束语
就经济缓行对于中国而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以出口、投资为主导的方式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更是一个重大任务。应对周期性结构性危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手段。由此可以得出，为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将激励政策和合理的制度相结合。而在这一实施的过程当中将会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对于如何设计形成一个合理的社会、产业、金融结构，为了更好地实现该目标，国家应该大力推进中国由以投资出口为主的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进程，制定符合国情的中长期消费型经济的发展战略，实现消费储蓄的均衡增长。
参考文献：
全球货币循环遭遇 “特里芬悖论”
2000年后,全球形成了“美国过度消费-新兴市场过度制造”的经济循环,和“美国货币供给-新兴市场外汇累积-为美国提供外部融资”的货币循环。维持这一循环的是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中心地位。但是,“特里芬悖论”的阴影正在显露,当前经济危机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循环难以为继背景下的一种自我纠正,并将引发全球经济增长与货币体系的再平衡。
发达经济体的主动货币创造
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一直在进行货币的扩张。从2000年开始,发达经济体大量释放流动性,之后回收的幅度有限,催生了一轮全球的资产价格泡沫。2008年,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发达经济体央行再度挥起了货币扩张的大旗。
从货币政策来看,从2000年11月起,美联储先后为应对“互联网”泡沫、“9.11”恐怖袭击后的经济放缓,连续多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从6.75%降到2002年底的1%。而2001年中期欧元区也开始降息,从4.75%降到2005年底的2%,降息幅度达到275个基点。尽管此后各国纷纷升息,但除美国的流动性在2001年底后从高点略有回落,欧元区和英国这些发达国家还是呈现不断攀升的趋势,显示出全球流动性的充裕。若以M2与名义GDP增速之差衡量发达国家的流动性创造,用以分析经济增长与流动性关系,可以发现2000年后两者基本呈现增长、小幅回落到再持续增长的趋势。
值得关注的是在次贷危机时,各国央行注入了相当的流动性以启动经济增长。在2008年底各国M2增长率与名义经济增长率之差大幅提高,其中在大量采用量化宽松政策的美国、英国和日本尤为明显,但这更多地反映了各国实际经济衰退程度之深,其中日本2009年1季度GDP衰退了9.7%,英国和美国也分别为4.8%和2.5%。
新兴市场的被动货币累积
发达国家主动性货币创造相对应的就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储备积累。新兴市场在实行钉住美元的前提下,意味着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事实上是由美联储来实行央行的货币供给功能。自2004起,不包括日本的新兴亚洲国家的国际储备在全球的比重不断提高,如中国从14.6%上升为目前的28.86%。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储备之和占全球储备的份额从2004年的40%提升到50%左右。
通过观察包括俄罗斯、巴西在内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增长率,可以发现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亚洲国家货币增长趋势具有同步性,中国、韩国和泰国的货币增长率趋势有着相似的走势;第二,国际储备增长与货币增长具有同步性,这在巴西、俄罗斯两国反映尤为明显,而中国由于通过央票发行进行部分冲销操作,在货币政策操作上有一定的独立性。
全球的货币循环链条
宽松的货币环境压低了借贷利率,刺激了美国“过度消费”的泡沫。并且,由于美国在产业链中处于消费端的位置,充足供给压低了美国的通胀水平,而通胀压力更多的出现在新兴制造业国家。
发达国家主动性的货币创造影响着国内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并通过国内消费、联动贸易、资本流动等渠道,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内信用创造和流动性释放。其中美国国内的债务积累、“负债消费”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最为深远。
美国“负债消费”与去杠杆化
美国国内债务的积累变动是影响其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今后的“去杠杆化”可能使其经济增长之路迷茫。
自20世纪中期起,美国总债务经历了不断攀升的过程,从1995年的18万亿上升到2008年末的52万亿,达到了GDP的3～4倍。同时值得关注的是,2000年后金融业占总债务比例和个人债务比例也经历了断提高的过程。个人消费和抵押贷款占总债务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24%一度上升到2005年的27%。
另一方面,在“证券化”的金融创新背景下,主要金融机构通过发行或持有抵押贷款债券(MBS)和资产支持债券(ABS)来转移风险,由于资产流动性的增加,金融业信贷杠杆不断放大,金融企业占总负债比例从22%增长到目前的32%左右。
而在2007年9月次贷危机爆发后,两者的关系发生了背离。由于衍生品价值不断缩水,金融机构不断进行资产减计,其负债水平不断提高,达到了32%的高位。同期由于经济下滑、失业增加、银行信贷收紧和财富缩水等原因,个人的消费信贷、抵押贷款均发生了紧缩,个人消费抵押贷款债务占比从最高点的27%回落到24%左右。
对外贸易是指国际之间的商品、劳务和技术的交换活动。而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它是一国生产要素增加和生产要素利用效率提高的共同结果。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受到该国参加对外贸易程度的重要影响。从具体国家和地区来说，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这“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其快速发展的对外贸易的推动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从1978～2003年，中国对外贸易年平均增长15%以上。由于贸易的迅速增长，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1979年的10%不到迅速提高到1998年的40%左右，以及2003年的60%以上。中国在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增长的同时，经济也取得了年均8%左右增长的幅度。通过对外贸易，中国引进了大量外资，利用了国外的先进技术，进口了大量的先进设备和投入品，逐步建立起了耐用消费品、轿车、通信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等一批先进产业。贸易的扩大使得许多中国的产品能够利用国外先进的工艺技术来生产，产品质量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产品竞争力有所加强。另外，对外贸易的发展还有利于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这在缓和就业矛盾的同时，也促进了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二、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
（一）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供需，促进生产发展
1.利用国外市场加快社会产品的实现，促进再生产不断扩大。社会产品的实现，指社会将其所生产的产品全部销售出去，在价值上和物质上得到补偿。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求生产与消费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要求国内市场供求平衡，否则就会出现某些产品的过剩或不足，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因此，利用世界市场，解决商品的实现问题，对再生产的不断扩大具有重要意义。
2.利用国际市场取长补短，促进再生产协调发展。国民经济中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以及各部类、各产业部门内部的比例都需要达到综合平衡，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对外贸易可以通过国际商品交换，转换使用价值和实现价值，取他家之长补本国之短，从而改善和加强生产力构成中的薄弱环节，促进最优比例关系的建立，迅速实现高水平的综合平衡，大大加快再生产发展的步伐。
（二）引进先进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经济发展
现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推动，科学技术的提高直接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每一项科学技术的发明创新、应用完善，都需要经历很长时间和付出很高的费用。所以对于各国而言，通过对外贸易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加速提高本国科技水平的重要途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经济效果，第一是直接增加产量，消除“短线产品”，满足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消费的需要；第二是直接引进技术避免了开发成本，可以节约资源；第三是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四，能够迅速缩小与国际领先技术间的差距。
（三）提高利润率，加速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1.通过对外贸易可以增加国内价值总量，获得超额利润。如果出口商品在国内生产上拥有一定的优势，所花费的成本低于世界平均成本，此时，出口商品是按照高于国内价值的国际价值出售的，它所换到的进口商品就能比在国内换到的同种商品更多、更便宜。既然通过对外贸易获得了比国内更便宜的商品，增加了国内价值总量，那就获得了额外的高于国内正常利润的利润，即超额利润，因而也会相应地提高国内的一般利润率。
2.通过对外贸易可以降低生产成本。通过进口，一方面可以获得廉价的原料、机器等生产资料，使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便宜，从而节约用于不变资本的成本费用；另一方面可以获得食品、衣服和其他生活用品等消费资料的可靠而便宜的供应，使可变资本转化成的必要生活资料变得便宜。生活资料价格越低廉，工资也越低，而工资成本越低，利润率就越高。
三、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
事实上，各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增长是制度、资本、技术、管理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外贸易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只是外因，或者必要条件，它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即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只有在具备充分条件的情况下才能顺利发挥促进作用。第一，本国必须有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在出口方面，如果国民经济结构较不合理，不断扩大的出口会使资源大量流入出口部门，加大出口部门与非出口部门的差距，此时出口增长不能有效发挥其促进作用，牵引作用变得极为有限。第二，本国企业必须有争取利益的内在动力。在进口方面，如果企业缺乏争取利益的动力，即使存在进口竞争的压力，他们也不会努力谋求自身效率的提高；即使给他们先进的进口设备和技术，他们也可能不充分利用这些技术设备而造成资源的浪费。第三，必须保证充足的贸易量，同时贸易的时间必须持久，如此才可以保证对外贸易能够产生充足的出口收入及其收入的稳步增长，进而保证对国内经济持续、有效的刺激。
四、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类型
对外贸易对于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促进作用的大小，还受到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国内市场规模的大小、资源禀赋的差异以及所采取的贸易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要想使对外贸易对国内的经济增长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还需要从具体时间出发，正确选择外贸促进经济增长的类型。
（一）第一种经济增长类型针
对于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和处于发展起步阶段的国家，其对外贸易策略是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为主特殊的资源条件和自然环境，使得这些国家具有供给初级产品的能力，而外部的工业化产生了对作为食品、原料和燃料初级产品的持续需求。
（二）第二种经济增长类型则
是自然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的贸易策略，即主要生产和出口制成品与第一类型类似，出口在他们国内生产总值中也占很高比重，但是由于制成品与国内经济的联系更深入，且其贸易条件不存在下降的趋势，他们常常能够获得比初级产品出口国更快的增长速度。
（三）第三种经济增长类型
适用于具有较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且在世界贸易中占有优势的国家对于这类国家而言，对外贸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进口克服国内生产扩张导致的“瓶颈”，获得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通过出口获得外汇收入，以支持进动的规模，避免国际收支的不平衡。
五、结语
2003-2007年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全球资源需求的增长大大超过供给，是2007年世界范围的物价上涨的根源，对中国而言，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的通胀压力都很大。当前导致各种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的原因是需求拉动，这种需求拉动，不仅来自国内，也来自国外，特别是加工贸易出口对生产要素需求的增长。
由于我国通胀压力受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两轮”驱动，出口增速下降和经济增长放缓会使相当部分的通胀压力自然得以缓解。如果依然执行从紧货币政策，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造成滞胀或通货紧缩。因此，应赶在出口和工业生产增速急剧下降之前，及时改变从紧货币政策取向，避免经济增长和物价大幅回落。
与市场不同的观点
国内对本轮通胀成因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要素成本推动，但成本为什么上涨，还是需求拉动。2003-2007年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全球资源需求的增长大大超过供给，导致2007年世界范围的生产要素价格上涨。
大多数观点认为本轮物价上涨始于2006年11月。我们认为，受国外需求快速增长和国内需求回升的共同影响，我国本轮物价上涨始于2006年4月。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认为，自2003年开始的本轮经济增长周期具有“慢起步、匀加速、缓减速、稳着陆”的特点，我们认为，2003年和2004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受国内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拉动，2005-2007年受国内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回落，如果没有国外需求的快速增长，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与1992-1997年一致，这说明，我国经济受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一旦2008年国外需求增长大幅回落，出口增速下降传导到非出口部门，我国经济增长可能会大幅回落。
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治理的对策是抑制生产要素总需求的过快增长，国内许多研究认为，人民币大幅升值是对冲通货膨胀的较好途径，其次是加息，我们认为，当前抑制生产要素总需求较好的对策是抑制房地产的投机需求，抑制“两高一资”产业的过快增长，并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为此，财政政策和行政手段是最优选择。
投资建议
第一，抑制需求是通胀治理一个重要方面，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抑制房地产业和“两高一资”产业的过度需求，因此，房地产业和“两高一资”产业会面临较大的投资风险。第二，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粮食、食用植物油、肉类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其他紧缺商品行业和企业，会面临比较大的发展机遇。第三，外需和出口增长的放缓，出口导向的公司，或者与出口企业依存度高的企业，2008年将会面临考验。第四，如果经济增长放缓，国内经济增长将重新依赖于刺激投资，向基础设施投资提品和服务的公司将会从中受益。
主要风险因素
从国内外的环境来看，2008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支撑条件依然较好，预计经济发展不会出现较大滑坡，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中国经济发展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一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强调落实科学发展观，并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发展。从这些精神来看，经济发展仍将是我们各项工作的重心，这个重心绝不会动摇。
二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工业化、城镇化不断加快，将创造出巨大的社会需求，支撑经济持续增长。市场化进程加快，将逐步消除阻碍生产要素和资源流动的体制性和制度，使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不断提高。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经济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不断增强，我们将能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调节国内市场供需平衡关系，为我国经济发展拓展了广阔的国际空间。
三是当前经济虽然连续几年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但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平衡、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的支撑条件明显改善，煤电油运等物资条件总体上没有出现全面紧张，没有出现“瓶颈”约束。由此来看，当前经济发展形势总体是好的，虽然增速有所加快，但并没有走向全面过热，也进一步说明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发展，我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累积效应正在逐步显现，经济潜在增长率正在提高，经济增长适当加快，具有物质基础和基本保障。
四是当前全球处在一个信息化和工业化交织发展的新时代，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出现多元化局面。无论是欧元区、日本、美国等信息化国家，还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其国内需求均呈明显上升，经济自主增长能力不断增强。受此影响，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周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从2003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4%以上，高于过去30年的平均增长率3.6%。这种快速发展的总体势头2008年不会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0月17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4.8%，虽比2007年有所回落，但仍然是近几年来的较好水平。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加快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尤其是面对我们的周边国家如印度、俄罗斯、越南等经济发展不断加快，我们别无选择，不进则退，也必须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适当加快发展，不然我们就会失去国际竞争力。
综合来看，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这既是自身潜能加快释放的必然趋势，也是国内、国际形势的必然要求，是大势所趋，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逆转。我们预计2008年国内经济增长仍将保持在10.5%～11%左右，经济增长的势头将呈高位趋稳的基本态势，不会出现较大滑坡。
2008中国生产资料市场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虽然市场发展的宏观环境总体看好，但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需要引起注意。
从国内环境看，虽然2007年经济发展总体势头良好，经济运行中潜在的风险仍需关注，比如经济发展存在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危险性、可能性；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大；流动性过剩矛盾依然突出、节能减排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任务依然艰巨等等。面对这种情况，国家调控将继续加强，所采取和实施的调控政策及方法、手段,都会对生产资料市场发展带来一定影响。
从国际环境看，尽管支持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保持健康，但金融市场动荡以及美国和欧盟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风险增大。全球贸易量有望保持快速增长，但贸易失衡状况难以改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出口和投资将产生不利影响。以石油为代表的资源类产品国际市场价格不断创出历史新高，也会对国内经济发展、相关产品的供需格局及市场价格走势产生重要影响。
综合上述多种因素，分析认为，2008年我国生产资料市场发展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依然较好，中国生产资料市场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市场销售规模继续保持稳定快速增长，市场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也将进一步增强。总体形势可以用“三个不变”概括：
一是国内消费需求旺盛增长的基本态势不变。预计全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将突破25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6%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