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9 17:29:5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近代经济发展史，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个城市，从构成来看，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经人们长期的经营建设而形成的城市格局、宫殿、寺观、府第、园林、街道、民居等物质环境（体形环境）；二是，上述物质环境所负载的社会结构、组织制度、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内部蕴涵，也就是城市之文化。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物质环境往往会随着时空更替而消减、转化，城市文化则可以超越时空，具有长久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是城市的灵魂。
目前，人们对有关中国传统城市文化的一些论述似乎已习以为常，例如城市文化的政治性、宫廷化、乡村性，等等。具体地说，在传统社会中，城市是维系封建大一统的据点，城市文化的形成要借重特殊的“政治力”，因此它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政治性；由于具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市民阶层出现得很晚，市民文化特征不够鲜明甚至没有完全形成，因此，
中国城市文化基本上是宫廷文化的辐射和延伸；由于城市本身缺少独立的自治能力，与乡村共处于“王制”的统治之下，以致于城市文化未能形成与乡村文化相区别的独特个性。
无疑，上述特征对于我们在宏观上把握中国城市文化有一定的帮助，但是，由于我国地域差异很大，社会经济发展也不平衡，各地城市发展及其文化特色实际上各有千秋，它们为人们认识中国城市文化的整体性和丰富性提供了一个个生动的侧面。比如，在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史上，有一个令人瞩目的“江南现象”，它揭示了中国城市文化某些出乎意料的方面，堪称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座奇峰。
所谓“江南现象”，简言之，就是在中国城市文化发展过程中，江南城市后来居上，迭起，并得风气之先，成为中国城市文化经济性、文人性以及浓郁的都市色彩的典型例证。
“江南现象”的时空定位
在中国历史上，江南是一个涵义广泛、变动不居的概念。考虑到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影响以及研究的方便，江南地区大致范围可以暂定为：苏南及苏北扬州、浙北、皖东南、江西鹜源县和上海市等，在今天的行政区划上，它包括13市（地市12
，直辖市1）、65县。江南地区是一个富有特色的地域单元，其地域面积约占全国1%，人口约占全国6%，区内生产总值约占全国15%，是全国城镇密集、文化昌盛的地区之一。
江南地区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平原多，江南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的顶端，呈南高北低之势；其北部地势平衍，以平原为主，南部边缘有一些山地丘陵分布。二是水多，江南历来以水胜，有“水乡泽国”之誉，加之气候多雨，在人们的心目中，江南似乎一直浸润在烟雨朦胧之中，称“烟水江南”。江南地区别具一格的地理构架与山水组合，在一个最基础的层次上限定了城市文化富有个性的发展方向、地域格局以及城市文化景观的区域特性，在一个并不宏阔的空间里展现出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段辉煌―“江南现象”。
从中国城市文化发展的过程来看，“江南现象”主要跨及两个时期，即中国城市文化重心南移以及江南成为中国文化重心后所领导的“江南时代”。其中，前者主要包括吴越、六朝、隋唐宋三个阶段，后者主要包括元明清及以来两个阶段。江南城市文化逐步形成，不断发展，将中国城市文化发展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六朝、南宋与近代这三个阶段对江南城市文化乃至中国城市文化之经济性、文人性、都市性的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六朝时期，江南城市文化的文人色彩初步显现。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北人南迁，人们向外发现了江南自然山水之美，同时向内发现了自我，逐渐出现一种对高层次思想文化和艺术风格不断追求的文人意识，建立起压倒宫廷文化的新型的文人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六朝承前启后，继汉开唐，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而江南的开发则又使六朝成为地域性的概念，与中原长安型文化的横向融合相比，以建业建康为代表的六朝文化将中国文化推向纵深，或者说在南部中国形成了新的文化体系。西方学者将它与同时期的古罗马文化并称为人类古典文明的两大中心。
南宋时期，受城市与区域经济的支撑，江南城市文化基本形成，其文人色彩进一步加强，都市色彩开始显现。宋“靖康之难”后，朝廷再度偏安江南，北方中原文化又一次与江南文化融合，并发展成为中国民族文化之主体。由于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江南城市文化发展不再像以前那样大起大落了，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也从“开封―长安”东西向轴线彻底移向江南地区，最终落在“杭州―苏州”南北向轴线上。在南宋建都临安的150年间，一方面，文人的地位上升，
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创造处于极佳的历史时期，文人意识更为自觉，城市环境渗透着强烈的“文气”，画院、书院、文房等“文人天地”尤为集中地展现了当时的艺术风貌；另一方面，市民阶层出现，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和人头攒动的瓦子勾栏中，市民文化开始成长起来。雅文化与俗文化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缠绕、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对流，
城市规划建设浸润在一种强烈的、绵密的文化辐射之中。
南宋以降，江南地区便成为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最为活跃、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可以说中国城市文化甚至中国文化都处在令人眩目的“江南时代”之中。著名宋史专家刘子键先生在《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一文中曾高度评价南宋文化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模式，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皆聚在一起，这是史所稀见的。”
这一论述是相当精辟且发人深思的，如果说南宋奠定了800年来中国文化的基础，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江南地区无疑起了相当大的引导甚至决定作用。近代以来，江南城市文化开始转型，其都市色彩已经十分浓郁。前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直接发生撞击、冲突，
在近一个世纪的艰难曲折的进程中，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发生嬗变，逐步转型，其中江南的苏、松、杭、嘉、湖等地区尤为近代资本主义侵入的前沿和焦点地带，由于它们在经济和文化上居于先进的位置，其对外国资本主义文明与生产技术也富于吸收性，因此很快便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近代文化，江南城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化的地理枢纽。至于其具体的表征，张仲礼先生等有着详尽的论述，兹不赘。
江南城市文化图景之演进
“江南现象”的时空定位主要是从“江南―全国”这一“点―面”关系中，考察江南城市文化发展的宏观特征，此外，可以通过对江南城市文化地域格局的分析，考察江南地区的诸多城市如何具体地结构为一个整体，从而共同展现出中国城市文化史上的“江南现象”。
我们来归纳一下江南城市文化图景的演变谱系。
第一，江南城市文化图景演进的过程，同时也是地域开发的过程。
城市文化的发展是区域哺育的结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江南地区有着不同的中心城市及相应的核心区域，换言之，每一个中心城市繁荣的背后，都有一个核心区域支撑着。
历史上，每个城市都有可能因特殊的地缘、经济、政治等原因而成为大区域的中心，而不同中心城市的此起彼伏，便展现出江南城市文化的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南宋以降，全国性的文化中心城市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落在了江南地区，这表明当时江南城市在全国已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
第二，城镇网络逐步形成，城市经济、文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在江南地区，城市文化的繁荣不只限于单个中心城市，而在于由“中心城市―县城―小城镇”所构成的更为广泛的城镇网络中。
江南城镇网络的形成有一个渐进的发展、积累过程。其中，地方中心城市基本定型于唐代。唐代江南共设置10州，计州城10座（扬州是淮南道治所在），其中常州、苏州、湖州、杭州、明州、歙州都是新兴的地方中心城市，与今天江南地区中心城市相比，除了嘉兴、无锡外，都已出现。这些地方中心城市构成了后世城镇体系的中坚部分。五代十国时，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每每成为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如十国中吴、南唐的都城为扬州、金陵，吴越的都城为杭州。
南宋时，江南地区县城的分布格局也基本确定下来。随着江南地区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
行政区数量不断增加且细分，特别是基层行政区―县的数量增加很多，相应地，县城得到较大发展，现今江南县城的基础大致奠定。
明清以来，江南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市镇数量普遍增长，星罗棋布。巨大的经济活力为市镇文化的滋生提供肥沃的土壤，许多城镇都是远近闻名的人才荟萃之地和文化中心。迄至近代，江南地区的城镇分布格局基本上是明清沿袭下来的。
这种由“中心城市―县城―小城镇”构成的城镇网络是一种经济支撑型的文化网络，它代表着江南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的精华，与中国其他城市―如都城及州治、府治、县治所在地等―主要凭借政治力量而带来的文化发达，轩然有别。如今，江南成为中国城市密集地区之一，其历史基础就在于这种逐步形成的城镇网络，在此意义上说，江南城市与发达国家那种由于大规模的工业化而带来的经济集聚与人口迁移而形成的城镇密集，实有着根本的区别。
第三，水网的联系作用。
历史上，江南地区河网稠密，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加上大运河、长江、钱塘江、黄海等，江南地区内通外连，水运交通较为便捷。这种别具特色的水网联系客观上有利于城市经济、文化、政治等中心功能的形成与发挥，同时也利于形成较为一致的地区特色。只是到了近代，随着铁路、公路交通的兴起，江南水网这种突出的联系功能才有所衰退，相应地，江南城市文化的地域格局也呈现出新的态势。
“江南现象”
的形成机制
概括说来，“江南现象”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以自然为基础，因地制宜。
江南独特的自然生态对“江南现象”形成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一方面，从江南的文化景观看，从春船菱藕到渔歌唱晚、从小桥流水到服饰民居，我们都可以觅得水的影子，江南文化的丰富多姿有赖于水的浸润和滋养，江南城市与自然生态则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表现出强烈的“亲水性”特征。另一方面，随着江南地区的日益开发，其自然空间的相对优势逐渐转化为经济力量，构成江南城市文化鲜明的经济性。
以自然为基础，因地制宜，这是形成“江南现象”的基本前提，在当今的城市规划设计中，我们宜自觉地继承这一传统特色。
第二，得风气之先，因势利导。
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上，江南城市后来居上，这与江南人的创新意识分不开。“适我无非新”（王羲之语），江南人以其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世界，所触着的一切似乎都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如果我们把南朝建康的郊外草市、唐代扬州的商业街与夜市、南宋临安城的空间结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和专业市镇繁盛等联系起来，便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城市的“经济创新”，似乎大多始于江南城市中，加上近代上海的“租界”建设等，它们共同构成十分有趣的现象。
“美不自美，
因人而彰”（柳宗元语），因势利导，使得“江南现象”从可能成为必然，这对我们在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第三，吸取别人所长，“巧于因借”。
江南城市文化的成长、进步是自身发展不断积累的过程，同时又是与其他区域文化乃至各种民族文化之间相互碰撞、交融的过程，其早期的发展受到北方文化南下的推动、促进，明清以降又遭受西方文化的撞击砥砺和改造更新。参照江南城市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冲撞、互补、交融、整合的过程，我们可将江南城市文化发展概括为以下三个明显的阶段。
一，江南之江南。远古至两汉，江南文化主要是以吴、会稽为代表的吴越文化，一切文化巨匠、学术盛事似乎与江南城市无涉，江南一直处于传统文化的边缘地带。
二，中国之江南。三国以后至晚清，历经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江南文化逐渐繁盛。中唐以前的建康、扬州，两宋至清末的杭州、苏州、扬州、徽州共同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主流。
三，世界之江南。近代以来，上海凭借其地域上的边缘优势发展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文化中心和东西方文化交接之地。在对待外来文化上，江南地区不是盲目排外或全盘接受，而是主动吸收其精华，大而化之，为我所用，这对我们当今在全球化背景下，正确处理外来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关系显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结语
一、FASB第8号中财务报告描述产生的原因
（一）时代背景带来的影响 不论是IASB抑或是FASB在制定相关的会计指导文件的时候，考虑的经济背景、或者是时代背景都脱离不了美国的经济背景大前提，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来考虑其中的问题。而纵观美国的经济发展史，20世纪上半叶着力发展工业制造业，20世纪后半叶开始向资本经济转化，到21世纪，金融业、高科技、网络、房产成为了美国经济的主要支撑点，而这些都是以资本运营为主要经济运行手段。作为会计核算的对象，也即资金运动，在美国经济大环境前提下资金运动也随着其运动的主要方式开始瞬息万变。财务信息使用人员对财务信息需求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及时性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并且对于未知变化的预测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基于这样的环境要求，FASB自然也就顺应时代的发展，对财务报告的性质进行符合时代变迁的改革。而2010年9月的“第8号”只不过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而且甚至可以说是为今后高速发展、发达的资本运营状态下的会计报告指明了方向。
（二）会计自身发展的趋势 从会计的发展史来看，会计经历了从产生，到古代会计，到近代会计，再到当前的现代会计，每一个阶段都有其自身适应于时展的烙印。古代会计以记录作为其职能产生，该职能也一直延续到今天，记录仍然不失为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即通过核算完成。近代会计开启了科学记录的篇章——复式记账的产生，被认为是近代会计开始的时间标志。在近代会计时代会计不仅产生了科学的复式记账，而且完成了会计管理职能的拓展，并进行了学科的分化。特别是符合时代特征的成本会计的产生，符合了当时大工业，制造业兴盛的时代背景。现代会计，其时点标志公认为是公认会计准则GAAP的“会计公报”（ARB）为起点，在这一阶段，会计的职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所提出财务会计报告目标的时代印记也更加明显，注重财务信息使用人对信息需求的相关性，并且在会计界更是出现了相关性和可靠性谁更重要之争。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运用，显示了会计职能的动态及时的特性。因此，纵观会计的发展，财务报告从其所反映信息的根源、整合所反映信息的过程以及经济发展对财务信息的需求上来看，动态、时时、具有预测价值的财务报告信息是会计发展的趋势所在。
（三）从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类别来看 由于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不同，将会计理论划分为规范会计理论，实证会计理论和行为会计理论。规范会计理论解决的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财务报告的性质主要是解决财务报告应该提供给财务报告使用人什么的问题；实证会计理论相对于规范会计理论而言，主要解决的是“是什么”问题，是根据客观事实的描述，而不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结合时代背景和会计发展历程来看，第8号所论述的关于财务报告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估计”“判断”和“模型”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精确的描绘”，更多的是从实证会计理论的观点提出的论述。
（四）从具体的业务内容来看 美国人力资本成本高，因此大量的制造业、加工行业从美国转向了人力资本成本低的不发达地区，在美国本土则主要是通过资本控制将控制活动延伸到全球各地的海外生产基地，故美国的经济业务主要是通过资本运营来完成其经济运行过程。这就意味着在美国，更多关注的是在资本运营的过程中资本是否创造利益，能创造多少利益。资本的现实表现——资金，其运动速度远高于大工业时代的资金运动速度，故在财务报告中对于估计、判断的应用程度也会进一步得到提高。
二、我国财务报告性质漫谈
（一）经济环境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2011年统计年鉴中关于2010年全国各地区资本形成总额及其构成的数据中，最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为86.1%，最高的超过了100%（由于存在其他类为负情况），平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96.13%；结合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来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占到了46.8%和43.1%，金融行业资金来源中存款89.1%，资金去向中贷款只占到59.5%；从各地区按主要行业的法人单位数量分布来看，2010年总量为875.46万个，其中处于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务的单位数量达406.35万个，达到46.42%。由上述数据人们有理由推断，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实体产业，特别是以工业为主的制造业。也就意味着我国经济主要组成因素仍然以工业制造业为主要部分。同时也说明我国的会计核算也主要围绕实体产业的经营过程进行精确描绘。
（二）会计发展需求 纵观我国会计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质下的会计制度，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形式下的企业会计制度改革，到目前以实现与国际趋同为目标的会计准则的颁布，无一不表明我国会计在借鉴了国外先进思想后飞速发展。会计的发展始终都应与我国经济发展进步保持一致。落后于经济发展的会计，其财务报告所提供的财务信息不足以给信息使用人带来有效的帮助；过快于经济发展的会计，其财务报告所提供的财务信息的相关性不足以满足信息使用人的要求，特别是当经济业务的水平未达到会计核算的所要求的条件时，甚至出现会计对象缺失。与经济发展不匹配的会计得出的财务报告对于财务报告信息使用人而言，无疑是一场管理大灾难。
（三）适合我国的财务报告性质 根据2006年最近的企业会计准则中的有关规定，我国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包括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等。在当前我国经济背景下，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其财务核算的对象是被如实描绘的生产经营过程，资金价值的变化相对较稳定，足以支撑历史成本核算的会计基础，并且在经济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至少短期不会大面积受浮动价值的影响，财务信息使用人对于财务信息的需求仍然没有达到时时财务信息需求的程度。就目前来讲仍然可以通过财务报表如实的描绘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而报表附注、其他财务报告以辅助的方式向企业财务信息使用人提供相关可靠地信息。由此可见，我国目前提出的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适合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背景，财务报告性质也符合我国当前对财务信息的需求。
三、与国际先进理念的衔接
我国当前经济的发展，虽然仍然以工农业等各种生产服务类为主，但是资本运营也开始逐渐显现身影。证券、基金、各种民间资本、金融机构开发的形式多样的金融产品，都显示出我国经济发展未来发展方向。因此，我国会计界的理念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情，积极稳妥的实现与国际先进理念的衔接。在学习先进理念之后，积极反思如何通过先进的会计理念完善自身的经济发展，在发展中的经济运行中结合国内实际情况逐步完善会计的发展，最后实现无缝对接。
（一）正视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所处阶段，致力于财务报告如实反映企业经济业务 我国的经济发展仍然以生产制造业为基础。资金运动过程在制造业中各种状态下的资金形态相对较为稳定，因此在会计进行核算和监督的过程中我国会计准则中要求采用的计量属性（以历史成本为主要计量属性，其他计量属性为辅）基本上能够反映资金在各环节运动的特征。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财务报告的性质主要是对企业经济业务如实反映的信息综合。
[关键词] 西北回商；资本；商品流通；积累
[中图分类号] F7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1-059-3
我国西北地区的回族商业活动在经历了封建王朝晚期政权僵化统治的影响之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时有消长”。此时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性与侵略性将近代的中国逐步变成了西方国家相互争夺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将中国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进一步促使中国近代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型与变革，生产关系和社会阶级也发生了深刻的调整，这一特征尤其在经历了后的民国时期最为突出。于是，中国近代化进程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当时外国资本的入侵与被动开放的路径，逐渐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蔓延。然而，这一时期由回族所主导的皮毛贸易不自觉地嵌入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之中，并成为其商品流通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链条”，“皮毛{1}”成为这一时期中，“西北对外输出之大宗”，从而客观上为甘宁青整个地区回族商人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物质财富基础。
一、商品流通主体――皮毛的孕育与极大丰富
我国西北地区特别是甘宁青所处的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与相对优越性，以及生活该区域民族实体的生活习惯和生产经营方式，使甘宁青地区形成了“羊则无处不畜，无家不牧”的普遍特征，为皮毛的大量出产提供了有利条件。如甘肃省“错处蒙番，民间多事畜牧，故所产土货以羊牛、皮张为大宗”；宁夏“各州县俱产羊皮，灵州出长毛，狐皮亦随处多产”；青海省“民国初期约有各类牲畜753万头只，其中羊约531万只，牛、马、骡等各类牲一畜达222万头（只）”。由此可见，如此众多的牲畜，加之牲畜的皮、毛及其相关产品，为甘宁青整个区域农牧业产品的商品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由于西北区域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即水土优势，该地区生长的羊、牛、骆驼等牲畜皮毛质优、毛泽鲜亮、手感舒适且产量大、货源稳定及诚信度高。然而，近代以来直至民国前期，皮毛曾一度只作为民族间“物物交换”的主要媒介之一，用以换取各自生活所需。且羊毛的利用率不高，羊毛的商品率更低，即使“蒙藏两族时来东部回汉民族聚处之城市，挟其特有之羊毛等特产，以交换茶粮布走之类，以供消费；唯无大规模之交易。”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甘宁青地区丰富的皮毛资源，已具备可以转化为具有近代意义的商品并形成外向化、商品化、市场化发展的巨大潜力，只要一经外部市场需求的强烈刺激，便会带动该地区经济链条的迅速转动，推动西北地区整体近代意义上的商品流通的展开。
二、商品流通的动力――国际市场的刺激
我国近代的西北地区特别是受近代国际市场的刺激，皮毛成为此时期甘宁青地区外向化商品之主导。以至于西北区域市场成为了国际贸易产业链条中的一环。尤为重要的是，此一时期中的“皮毛”开始了不自觉的“自我整合”――转变为外向化的商品。一方面，商业的季节性”使羊皮、毛在生产上具备了劳动分工的自然性基础，既皮、毛其自身具备可以与羊被分离的产品特性，成为了商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另一方面，回族所具有农商互济的生计特点，自发地转化成为产业分工的优势；又因为皮毛在作为商品输出的过程中，它的加工流程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可以分离和专业化生产，且皮毛贸易劳动环节多、劳动链较长，使之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劳动分工与产业分工得以出现，为商品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期间西北地区以皮毛为对外贸易的主体商品，尽管于外在形态上颇具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的特征，但事实上，它“并不是由生产所驱动”，而是由商业或更为准确地说是由皮毛贸易的外向化发展所形成的商品流通即大量的没有商品生产的流通所带动的。换言之，这种贸易使产品于一定时期内转化为商品，即处于从牧区产地到出口市场之间这段流通过程之中。至此，皮毛因商业被转化而成了商品。之所以“被转化为商品”，实质上是由于这一时期的皮毛贸易被“嵌入”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中，加之我国西北皮毛质优、附加值大、增值空间广，最终产品价值高、销量好，因而使之并成为其商品流通领域内的一个“链条”。外显为对外贸易的皮毛，其实质是西北地区成为资本主义在我国的原料产地之一。深层次讲，这一客观现象，促进了西北区域商品流通的近代化发展。
三、回商资本的积累与转化
回商资本的积累与转化，与回族商人集团的不断成长与壮大密不可分。晚清到20世纪初期，回族商人因商业信息闭塞加之资金薄弱，多从事于本小利微的商业活动。尽管也搞长途贩运，但大多以担当驼户、脚户、车夫为主，兼带少量货物贩卖，劳苦程度不言而喻；在经营方式上，多为行商，小摊小贩小本经营，与当时的两大商业力量即洋商（主要为外商、洋行、买办）和山陕商人相比经济实力悬殊很大。外商、洋行和买办凭借其侵略特权和官府庇护曾一度主宰西北地区的皮毛贸易。民国初年，英国的新泰兴、高林、聚立、兴隆、仁记，德国的平和、瑞记等洋行直接前往西北各地收购皮毛，如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河州地区，“九家洋行订购羊毛则集体行动，各洋行先付款订购，待羊毛到齐时，按资金大小分配，新泰兴洋行要占羊毛总数的50%，其余数家又按资本大小分配”，此期间受侵略特权即三联单制度的影响，使洋商获利颇丰。之后，因1925年“甘肃省政府宣布废除三联单制，规定洋商购货也必须照章纳税，自此各洋行纷纷撤庄回天津”。自此，由洋行、外商、买办直接控制皮毛贸易从中牟取暴利的局面得以结束，给予了回族商人更为有利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随着贸易的环境改变，尤以“三联单”制度的废除为转折点，回族商人开始在甘宁青地区的民族市场中，凭借其地缘、教缘、血缘、业缘之优势迅速发展，其经济实力与商业竞争力曾一度超越了此区域中的山陕商人，从以往的贸易附属者转而成为这一时期中推动皮毛贸易发展之极其重要的力量。在民间商业活动中的回族商人主要从事于皮毛的收购、中转等流通领域内的商业活动，随着自身实力的加强产生了一批颇具实力的回族商业社团。如，宁夏灵武的“振兴永”商号在抗战前期，其商业规模为“自养骆驼130多峰，山羊、绵羊1000多只，店员和拉骆驼的工人各10几名，资金约10万银元，在吴忠、包头等地共有市房100多间”；宁夏吴忠的“天成和”商号，“从一个只有20余峰骆驼的专业运输队起家，此时已发展成为当地第一大商号。国内战争爆发前，其资金积累达26万多银元”。
这一时期的回族民间商业社团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资本积累不断增多，但并没有像英国工业革命前期，更为准确的说是英国“圈地运动”后期，资本开始在工业等产业资本的转化，更多还是停留在商业领域，更多地用于置地等非扩大再生产行为，而且封建性质的生产关系仍占主导，只是后期表现出了很多具有资本主义形式的近代企业。随着的爆发，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商业资本积累过程时有中断。
更为重要的是，在抗战爆发前后随着官方垄断贸易的开始，由回汉民间商人转化为以马氏家族为首的回族官僚集团全面控制着皮毛贸易市场，可以说官僚阶级的提前进入，使经济实体有了质的转变，使我国西北地区提前进入到具有早期形态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并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民国时期回族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变迁中，在纺织工业、化学工业、食品工业、火柴工业、机械工业、电力工业、制药业、采矿业、钻石业等领域，主要集中在纺织、火柴、肥皂、加工等轻工业上。如宁夏兴夏织呢厂，设备为各种木机数十架，每日可出毛毯四十条、军毯一百条及地毯五十方尺，后者全系手工，厂方困难为资金不敷周转，染料缺乏及手工成本太高。宁夏的利宁造纸厂，有十二匹马力蒸汽机一部及化验设备，技师五人，工人约四十，每日出纸约二十刀。又光宁火柴厂
资本三十万元，虽无动力，有手摇切梗机、切片机、装坡机等，工人约九十名，每日可出红头及黑头火柴十五箱等等。
综上所述，近代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以“皮毛贸易”为主体的商品流通，为近代西北回商资本的积累与转化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在外部强大市场的刺激下“皮毛因商业转化为商品”并呈外向化、商品化的发展趋势，商品流通以前所未有之态势迅速发展，推动了西北回族商人的资本积累。后期，随着马氏家族为首的回族官僚集团全面控制着皮毛贸易市场，可以说官僚阶级过早地进入区域经济的发展之中，导致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并且，“回族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提前刺激了区域商品经济的近代化进程。
注释：①皮毛：本文所论述的“皮毛”特指甘宁青区域内所产家畜及野生动物之皮、毛。其中，皮类包括羊皮、牛皮等；毛类主要为羊毛、骆驼毛。
参考文献：
[1]姜歆.中国回商・回族民间商业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2）.
[2]马福祥.朔方道志・卷3[Z].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16）.
[3]赵艳林.前十年间帝国主义在甘宁青的侵略活动[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4）.
[5]赵艳林.前十年间帝国主义在甘宁青的侵略活动[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4）.
[6]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第7卷）――[乾隆]银川小志[Z].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
关键词: 近代国际关系 强势因素 经济实力
国际关系是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超越国家界限建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其实质是各种国际行为主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及其他各方面的关系,而以政治关系为主。国际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段,已经有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的早期的国际关系。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发展,国际关系进入到新的时期,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最终形成了。可以说,近代国际关系的产生与发展大体与世界近代史同始终。
1.近代国际关系的基本轮廓
1648年召开的威斯特伐里亚会议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它确立了国家为国家立国的基本原则,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构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开创了以国际会议形式解决国际争端与武装冲突的风气之先,在国际关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揭开了世界国际关系的新篇章。从这时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共270年的时间跨度里,便是近代国际关系循序演进、波浪式发展的历史过程。
近代早期,在欧洲国家中对立与冲突最激烈的是英、法两国。英国在击败荷兰成为欧洲海域的无敌“皇后”后,从17世纪末叶起,便开始挑战欧洲大陆头号强国的法国,两国的冲突左右着欧洲大陆、海上及殖民地局势的发展。英法的争斗成为这一时期国际关系中的矛盾焦点,18世纪中期,英国最终彻底打垮法国,建立起在欧洲乃至世界的霸主地位。不过,经过半个世纪的历史积蓄和世况变迁,法国元气又复、重新崛起,使得欧洲的政治天平又发生严重倾斜。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拿破仑经东征西讨,几乎把除俄国以外的欧陆国家统统踩在脚下,重振昔日欧陆霸主的雄风;而英、俄、普、奥等国组成反法联盟,欲恢复被拿破仑搅乱的欧洲政治秩序。双方经历6次搏斗,拿破仑帝国终被欧洲占优势的封建力量所摧毁。随后召开的1814年维也纳会议使拿破仑时代以后的欧洲出现了新的格局,即由过去的法国一强主宰欧洲大陆变为以英、俄两个侧翼国家占优势的多强争霸欧洲的局面。
19世纪上半期起,俄国在中近东和远东疯狂扩张,引起了与英国之间长期的正面较量,使得英、俄两国的争霸斗争构成了19世纪中期国际关系的主题之一。同一时期,对国际关系造成震荡性影响的事件是德意志国家的整合与新生运动。1871年德意志统一的完成结束了拿破仑帝国后英、俄两强分治欧洲天下的局面,引起了国际关系中传统矛盾结构的改组,即由过去的英法矛盾、英俄矛盾、法俄矛盾转变为以德国为轴心的德法矛盾、德英矛盾、德俄矛盾。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已完成在北美大陆领土拓展的美国正在悄悄兴起,此时的美国虽无资格妄称强国,但已开始将其触角伸向东亚和非洲,并以“拉丁美洲救世主”的姿态出现,从而成为欧洲诸强潜在的竞争对手。
进入19世纪7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加剧,以及世界力量对比与分布的变化,一个新的全球性格局开始出现。欧洲列强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成为这一时期国际关系内容的重中之重。英俄继续逐鹿亚洲,英法在非洲的冲突激烈,德国与英法俄在近东一带发生猛烈碰撞并在南部非洲与英国交恶。而欧洲强国之间的斗争为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力量向全球扩张提供了机遇。为了在世界市场被欧洲列强瓜分殆尽之际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美国又不失时机地推出“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是美国成为世界中心的开端。同时,日本在亚洲的崛起也改变了国际秩序中的力量对比。可以说,美国与日本正式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宣告了近代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结构的解体,近代国际关系的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体系臻于完备。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老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在争夺殖民地问题上的矛盾愈演愈烈,各国为了打败对手,保住旧殖民地和夺取新殖民地,不得不寻找盟友以壮大自身力量,于是在欧洲逐步形成了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这使得国际关系舞台上纵横交错的列强争霸矛盾被简化为相互对垒的两极均势结构。此后,两大对立集团的争夺日趋尖锐化,最终引发了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为近代国际关系划上了一个句号。
另外,在近代史上,由于亚非许多国家遭到列强的侵略、掠夺,亚洲、非洲的国际关系主要反映为侵略与反侵略、掠夺与反掠夺、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和发展也构成了近代国际关系的组成部分。
2.主导近代国际关系运行的强势因素
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很多,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些因素起主导作用,而另一时期其他的因素则起主导作用。
2.1主导近代国际关系运行的首要因素是实力至上论。
经济实力是决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对国际关系支配权的根本力量,谁强大谁就在国际事务中最有发言权,谁就会对国际秩序的安排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没有雄厚经济实力,一国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就失去了物质基础和条件,在国际政治、军事关系中就不可能是强有力的,其利益甚至就常常会受到威胁和侵犯。19世纪中期以前,西欧国家在近代国际关系中扮演着中心角色,其原因在于它们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近代欧洲既是资本主义的桑梓之地,又是近代产业革命的摇篮,拥有其他地区无可企及的领先发展优势,从而使欧洲在政治制度的完备、经济实力的提升、科学技术的突破、思想文化的进步等方面都远远稳居世界的排头。到19世纪晚期,美日的崛起与实力的增强,打破了由英国为首的西欧统治世界的局面,近代国际关系的中心开始由欧洲向北美、东亚发生有限的转移。由此可见,近代国际关系的运行重心始终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兴盛地带并存。
2.2近代殖民主义扩张体制的形成,以及由此产生的殖民地问题是影响国际关系运行的又一强势因素。
世界近代史是一部资本主义扩张史,西方近400年的殖民扩张活动,一方面使原本孤立分散的世界逐渐走向一体化,另一方面给世界秩序造成了诸多不公平性和不合理性。西方列强通过殖民扩张,获得了资金、劳动力、资源、商品市场等优越条件,极大地加速了其经济发展进程,迅速地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实力,这一状况又使西方列强具备更强的掠夺能力。东方各国社会发展的主观条件本来就处于劣势,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不但没有改变东方各国的社会发展条件,反而使各国所处环境更加恶劣,处于一种越来越落后、同西方差距越来越大的恶性循环之中。这成为当时世界政治经济的一种基本格局,对近代国际关系的走势也一直发生深刻影响。
2.3均势外交是贯穿于近代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外交制衡机制。
均势外交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西方列强为谋求霸权而广泛采用的一种外交手段,是在欧洲民族国家争夺欧洲大陆和陆上霸权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目的在于抵消、分解、抑制过于强盛的大国或大国集团力量,使列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在国际关系中形成一种暂时的、静止的均衡状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各大国从谋求和维护本国利益出发,在国际舞台上展开激烈的外交角逐,国与国之间时而亲善为友,又时而反目为敌。各大国千方百计地加强自己的实力,不择手段地消弱对方,不使对方的力量超过自己,并力争使形势变得对自己有利,从而对国际关系的运行产生深远的影响。近代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欧洲大陆成功地建立霸权的原因,就是均势机制发挥着“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的结果。当然,作为均势外交的推行者只能是拥有强大实力的大国,而不可能是小国。均势外交的每次行动都是“权宜之计”,而不是长期的外交筹码,均势外交总是为大国强权政治服务的。
2.4民族主义成为推动近代国际关系格局演变的强劲潮流之一。
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根源于反封建的过程中,到法国启蒙运动时逐渐走向成熟。从近代国际关系的过程来看,民族主义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因素,它不仅是弱小国家争取独立和的精神支柱,而且是强大的民族实施征服和掠夺的思想指导;它不仅常常成为正义战争的导火索,而且往往变为非正义战争的催化剂。在近代,民族主义又与宗教主义、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并走向极端,堕落成鼓吹侵略扩张的民族沙文主义。德意志统一后,在中东叫嚣泛日耳曼主义,妄图建立一个中欧大帝国,进而谋求建立庞大的海外帝国。俄国利用奥斯曼帝国垂死之际,向巴尔干地区兜售泛斯拉夫主义,打着民族解放的幌子插手“东方问题”,梦想把东欧的斯拉夫人置于“俄国母亲”的怀抱中。这些都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在近代国际舞台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5战争与和平构成了国际关系的两大基本形态,并且始终伴随着整个国际关系的历史。
战争与和平总是相互联结,彼此交替存在。尽管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永久和平作为孜孜追求的美好理想,把罪恶的战争作为诅咒对象,但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充分显示,战争状态更长久于和平状态,而且战争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战争是相对的,和平也是相对的,二者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二者的周而复始使近代国际关系沿着波浪曲线运行。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维也纳体系都是战争的产物。
2.6软国力的较量即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也是推动近代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
软国力不同于政治军事实力,它作为一种不易看见的因素,在相对和平时期起着重要作用。商品经济依附着市场,商品生产造成市场容量的增大,并随着大工业的出现而越出国境,通过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货币汇率的变换,形成生产、流通、消费关系的国际大循环,使一国的经济活动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并构成国家之间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从而影响着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发展。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购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统一的世界文化并不存在。数千年来,各民族往相对独立的环境中,逐步形成了种类繁多、彼此互异、自成一体的民族文化。复杂多样的文化不仅是各国对外行为滋生的土壤与重要根源,而且是国际关系发生、发展的泛背景与现实基础。国际间频繁的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而且充当了加强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联系的媒介,以此来对国际社会发挥着重大作用。
总之,国际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推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演进的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对现代乃至当代国际关系同样发挥着巨大作用,我们必须对各种动力因素及其相互作用进行综合考察和分析,以推动国际关系更加健康、更加和谐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施兴和.近代国际关系史[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
[2]齐涛.世界通史教程(近代卷)[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关键词：历史事件；多角度解释；历史思维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5）30-0050-05
“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就事情本身而言，它只是一个事件而已。但历史魅力在于时人和后人对历史事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使历史保持长青的生命力。”一个历史事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从不同角度分析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同时期对同一段历史认识也会有不同的评价。比如对资本主义发展史、对新航路的开辟、对斯大林模式、对以及洋务派的评价等都是如此。对于中学生而言，要形成对历史比较全面的认识，需要在历史的学习中锻炼、培养历史思维能力。在历史教学课堂上，教师如能对一些事件从不同角度解读，将对学生深刻理解历史，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形成历史思维等大有裨益。
一、历史教师要结合自己的教学选择多角度的探究问题
历史教师要选择适当的内容，训练学生多角度解释、评价的历史思维。首先，选择符合初中生思维水平的多角度探究问题是关键；其次，要选择合适的材料、设置合理的情境，编制符合中学生思维水平的练习题，加强对学生的训练。
这里列出一些题目，如：
七年级：
1.你怎样评价儒家思想在我国的地位？
2.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值得歌颂吗？为什么？
3.你怎样看待明清时期中央集权的加强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之间的关系？
八年级：
1.怎样评价？（怎样评价李鸿章？）
2.怎样看待运动？
3.多角度分析的历史功绩；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4.怎样看改革开放后的？
九年级：
1.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各有什么特点？并解释形成的原因。分析哪个更先进。
2.怎样评价新航路的开辟？怎样评价哥伦布？
3.多角度评价资本主义发展史。
4.怎样评价奴隶贸易？
5.怎样看待斯大林模式的影响？
6.工业文明是灾祸还是福祉？
7.人类能否有效避免世界大战的爆发？
8.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二、怎样多角度解释历史事件
（一）利用对试题的材料和课内外教学资源本身的解读、解析、解释，鼓励学生多角度思考和创造性解决问题
学生读题、审材料的同时，自然迁移到所学知识，整合起来，就可以多角度论证或解释历史观点了。
例题1.2012年河北省中考题.31.探究问题。
二战后的德国历史连续书写了成功。它吸取德国法西斯化的教训，完成了文明进化，发展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它抓住机遇实现了统一。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债务危机，也没有对它造成损伤。2011年它的经济增长率在欧洲最高，并超过了美国。
“德国是欧洲的德国”，1989年统一前夕，德国曾经向欧洲这样承诺。今天，随着欧洲与德国实力的消长，这个承诺还算数吗？前不久，93岁高龄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疾呼：当前德国政治存在失去方向的风险，绝对不能走上民族自私自利的路，那条路越走越窄。千万别忘了，欧洲人对德国有着怎样的历史疑虑，多么害怕它以自我为中心。德国绝不能因为经济强大，就理所当然地在欧洲索取领导地位。
――摘编自王剑南《当德国再次强大》，载《世界知识》2012年第2期
（1）19世纪后期，德国因为经济强大，就“理所当然”在欧洲索取领导地位。为此它组建了哪一军事侵略集团？（2分）最终给德国造成了什么恶果？（2分）答案略
（2）当今德国经济再次强大，它在欧洲再次索取领导地位的一幕能否重演？（2分）请结合材料、问题和所学知识从多角度论证你的判断。（6分）
答案一：不能，因为：
1.德意志民族是个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民族。欧洲一体化进程符合德国的利益；德国人的反思――来自材料的观点。
2.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作用在加强；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制约了霸权主义；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是各国联系密切，机遇、挑战并存；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来自所学课本知识。
答案二：能，因为：
1.德国有在欧洲索取领导地位的历史――来自对德国历史的分析。
2.世界大国经济实力的变化，曾导致地区和世界秩序的调整，如英国争夺殖民霸权，美国夺取世界霸权、苏联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欧元区债务危机若伤害德国，为了自身利益，它可能在欧洲采取行动――来自材料的提示。
3.现今美国全球扩张屡屡得手，可能激起德国争霸的欲望――来自对时政的分析。
这些因素使德国在欧洲再次索取领导地位的一幕可能重演。
（二）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政治形态、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多角度解释历史现象
比如，的历史功绩就可以从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思想解放、社会生活几个角度分析。再如，分析上面的问题“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各有什么特点？并解释形成的原因，思考哪个更先进？”可以借助地图，从地理环境、地理位置得出认知：古希腊、罗马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环境，位于欧、亚、非三洲要冲，交通便利；便于海上贸易、交流。其文明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平等性，这为西方民主政治的形成奠定自然地理环境因素。而四大文明古国均位于大江、大河中下游广阔的冲积平原上，土地肥沃，灌溉方便，宜农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明具有内向型、封闭性，缺乏个性，盛行等级、集权、专制。不同的地域造就了不同的文明。大河文明形成的东方国度的中央集权、海洋文明造就的西方民主政治，在历史的长河中的不同时期分别演绎了文明的高峰。当然，在世界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同文明相互借鉴，世界各地终归要选择适合现代社会和人类发展的政治制度。在探讨中使学生体会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差异性，树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国际意识，世界文明更应该共荣共处，相互学习。
材料三：2013年8月23日“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到来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指出，人类历史上的贩卖黑奴贸易是对自身文明基础的挑战，她呼吁世人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激励子孙后代尊重自由和人权并为之努力奋斗。
材料四：2003年9月8日，为期9天的联合国第三届反种族主义大会在南非德班落下帷幕。“黑奴贸易”赔偿问题一直是贯穿会议的两大焦点之一。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要求欧洲国家对其历史上贩卖黑奴的殖民行径公开道歉并进行赔偿。但欧洲除比利时等个别国家外，都认为“贩卖黑奴”已是过去三四百年的“老皇历”，拒不道歉，更不愿谈赔偿问题。
问题：
1.材料一、二、三是怎样看待奴隶贸易的？为什么材料四中有些国家拒绝道歉？
2.你认为应该怎样看待奴隶贸易？
综上，通过几个角度比较全面地解读了奴隶贸易，避免了照本宣科，学生对奴隶贸易有了深刻、全面的认识，既能认识到时人对奴隶贸易的看法，又能感受到维护人权道路的曲折性；也懂得历史需要从多个角度解读。
（六）运用多元史观多角度解释历史事件
比如，、运动、。在革命年代和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革命史观、唯物史观在中国长期“一统天下”；近年来国内外又出现了文明史观、全球化史观、现代化史观、生态史观等。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有利于激发学生思维的发散性，更有助于学生个性的发挥，对多角度解释历史、丰富历史概念、形成历史思维提供了依据。
例题4.史观就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总的看法。依据下列①～④对四种史观的解读，结合相关知识，回答1～4问题。
史观
①革命史观
人类历史是通过不断的革命（阶级）斗争推动社会演进的历史。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进行社会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新的阶级的统治
②文明史观
人类文明演变分为农业文明时代，（农业文明分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分手工工场时代、蒸汽时代和电气时代）。
③全球史观
世界各个地区、各种文明在各自和交互的发展中、逐步打破了孤立分散状态，形成密切联系的全球统一体，这一进程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主导趋势
④现代化（近代化）史观
人类历史是实现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现代化。
1.长期以来，在有关世界近代史开端的问题上，存在几种不同观点。解放后我国史学界一般都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请问，这一观点的依据是什么？体现了什么史观？
2.另一种观点认为，1500年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因为1500年前后特别是16世纪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表明人类历史进入了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目前，史学界大部分学者都持这一观点。请从文明演进或近代化的角度简要说明这一观点的合理性。
3.持不同史观的学者都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请你站在①②③三种史观持有者的角度，分别阐明理由。
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中国当前存在着包括政府的GDP崇拜症、孪生的富贵病和仇富病、“坏市场经济”的拉美病、狭隘民族主义的狂躁症等“经济人”得“社会病”的种种表现。与此同时，还包括媒体报道的草菅人命的矿难、拦路抢劫的工商局、环境污染问题，还有稀奇古怪的牺牲一代人理论、人和镇集体离婚事件和秀等等“经济发展丧失道德底线”的困惑和问题。
国内学者赵晓则从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提出，中国未来面临五大风险：第一，受预期、压力和储蓄影响，包括外贸、投资和消费的总需求下降。第二，能源和原材料的瓶颈制约。第三，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口成本，比较优势要衰退。第四，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国际摩擦凸现。第五，社会转型风险加剧。
而在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看来，环境污染、人口膨胀、贫富不均、公务员腐败和银行坏账等一箩筐问题，正在严重影响着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其中包括政府官员贪污已严重到危及政府合法性的地步，在全球透明度排行榜中，中国排到第78名。
笔者认为，出现这么多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坐“经”观天的狭隘思维。
从发展观的三个角度看“发展的评价”。在改革开放之初，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一致，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评价标准，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总产值评价体系是一个巨大进步。但28年来，这套评价体系的副作用是引发了“见物不见人”的“GDP崇拜”，引发了投资饥渴与政绩冲动，引发了经济建设中急功近利的短期化倾向和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使之成为产生许多新经济社会问题的认识论根源。因此，从中期发展看，引入绿色国内生产总值的评价体系是当务之急。从长期发展看，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最有说服力。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应当渐进地克服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制度成本这三种成本，实现科学发展。在现阶段，“经济人”得“社会病”，社会成本制约经济发展是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其根源在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社会政策（社会救济、医疗、教育、福利、人口政策等）、政府治理、信用环境、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阶层间利益协调机制、思想文化、道德伦理等方面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创新”。
发展中的最大可变制约因素是制度，任何一种制度选择都有成本和收益。制度成本有三种：制度运行成本、制度机会成本和制度沉没成本。制度选择是集体理性的最终结果，制度变迁也应当是集体理性的结果。民主机制是最高的理性。当制度成本高于制度收益时，从集体理性出发，就应当主动变更制度。但是，这种集体理性产生的制度变迁又经常受到现实利益结构的牵制，使得制度变迁往往成为集体非理性决择或被动选择的结果。
从长期演变看，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突破制度“天花板”的连续过程。四大文明古国的消失、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封建盛世的昙花一现以及中国近代化、现代化道路上的屡屡受挫，皆源于制度“天花板”难以克服。在我国春秋时，《淮南子・汜论训》曰：“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反映出一种敢于创新、与时俱进的执政魄力。可到了大一统后的皇权专制时期，却固化沿袭了一种不得“逾制”的制度体系，中庸哲学异化成了“重庸”之道。这种制度束缚人的创新思维，中断制度变迁的渐进路径，导致社会的“断裂”，迫使每次社会变革都表现为“暴力革命”和利益格局的彻底“颠覆”。显然，这是一种制度成本高昂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日、德、俄等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基本经验教训就是在转型中不断克服制度成本。
突破制度“天花板”经常也是一个制造危机、化解危机的过程。从人类屡遇危机、屡获进步的发展史看，危机是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制度拐点”表明，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制度成本，是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取得巨大进步的根本历史动力。中国正处在新一轮制度创新的历史起点上。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本文编辑 杜珂）
【关键词】医药 广告 宣传
一、我国西药广告的诞生的原因
（1）供给方便是医药的制造者和经营者，随着西方思想的涌入和散播，我国开始接纳和认可西医药的作用，并且西医药市场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我国近代医药市场中，主要存在两种医药。其一，便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医药，在我国传承千年的中医文化在百姓中的地位根深蒂固。其二，便是从西方涌入的西医药，由于其治疗效果迅速等特点，很快被老百姓所接纳。由于西方国家有着先进的商业运作理念，开始通过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对西医药进行包装和宣传。根据统计，1859年的西药进口总值为27712关两，到了1895年，一下子激增至711424关两，由此可见，西药的发展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在现代医药行业发展初期，西药药房的经营者基本都是外商，他们掌握着西方先进的经营理念，以及现代化的经营模式，很快打开了中国西药市场。1841年，英商屈臣氏（A.S.Watson）在中国香港开设了首家西药药房，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1860年，在上海开设了分店，随着效益的提升，开始在国内开设多家分店，并且规模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到了1894年，上海的西药药房已经达到14家，而这时的华商西药房仅为6家。
由于西药市场的巨大利润，在利益的驱使下，西药市场开始了残酷和激烈的竞争，除了西方商家和华商的角逐外，各种国家类别的医生和处方药的不同，导致了药品类别的繁杂。比如同一种药物，在功能和作用上完全相同，就可能同时有英制、德制、法制等多种名称。清末估计，上海华商药房经营的药品品种在200种以上，治疗性药物仅占20%，大多数为滋补性和戒烟药物，约占55%，制方药占5%。由此可见，西药所占比重有限，为了改善这种局面，外商开始考虑医药宣传，以此让人们了解西药，以报纸为主的医药广告由此诞生。在后来的其他商业宣传，以及国药对广告宣传的重视，都是模仿西药宣传的结果。
（2）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难免生出百病”，广大百姓就是医药的消费者，也就是需求方。医药消费者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综合收入水平高的家庭，他们的消费观念超前，收入水平普遍较高，有承担高昂医药费用的能力等，都是促进医药市场快速发展的诱因。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后，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人们的思想和观念逐渐开放，个人收入和生活条件得到提升，生活质量相对改善，对个人的健康状况开始关注，这些因素成为推动医药市场消费的原动力。
其次，随着社会发展，我国近代居民的生活结构开始呈现出多元化趋势，除了基本的吃、喝、住、穿等生活保障外，其他方面的开支和预算开始增加，比如教育、交通、娱乐、卫生等，这些都间接的表明了居民对生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生活观念和消费观念都发展了变化。
再次，经济收入得到保障，在消费观念上自然会更上一个台阶。这里以上海市民为例，他们在生活和经济都得到保障之后，思考问题的方式开始转变，不再固守陈规，思考问题讲究实际效果，面对新鲜的“洋派”事物，不但采取了欣然接受的态度，更是出现了趋之若鹜的趋势。同时，生活条件改善之后，人们更重视生命的质量和品质，开始学会享受生命。但是，城市的快节奏生活，以及巨大的生活压力，让人明显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或者烦躁疲劳，这些就是现代人们称为的“亚健康状态”。为了强壮身体，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身体的保健和疾病预防知识开始被大家关注，关于调理和保健的药物也迅速占领市场，各种广告宣传铺天盖地，以迎合人们的需求。据统计，1933年的《申报月刊》中，每年至少刊登有81条广告，其中治疗性药品占据总量的43%；其次为保健性药品，包括补血、补气、补充维生素、强肾、健腰等药物。
二、医药广告的特点
近代医药广告开始呈现别具一格的形式，在创意上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点。
广告是为了达到对药物的宣传，促进消费增长。那么，在广告设计上，首先要符合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在包装和语言设计上加强针对性，可以让广告语具备宣传性和诱惑力，从而促进消费者购买。笔者翻阅资料，发现《申报》中曾经刊登一条治疗梅毒的广告，为了让标题更加醒目，定为“后嗣问题，亟宜研究”，大意为“所有人都知道，娶妻是为了传宗接代，就算家有资产千万，如果没有子女，将来财产无人传承，就是白白活了一辈子”。这样的内容迎合了旧社会的封建思想，并且对人们的求子心态表现的淋漓尽致。还有些人根据当时的崇洋心理，专门用一些“进口”、“名牌”等词汇，用来宣传药物的“身份”。随着医药商家对病患心理的把握，在广告设计上也开始推陈出新，印刷效果更加精美，并且配上图片和说明，用来呈现病患治疗前的痛苦，以及治疗后的效果，达到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
三、医药广告的作用
广告在促进医药传播和发展方面确实做出了卓越贡献，推动了医药研制和开发的进程，为更多的人们减少病痛折磨，提高生命质量。其次，由于我国近代广告的繁荣发展，为我国现代广告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具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不可否认，我国现代医药广告市场出现了混乱的情况，比如大肆夸张治疗效果，鼓吹包治百病，胡乱运用“祖传”、“秘方”、“宫廷”等词汇，借此达到欺骗消费者的目的，直接导致了消费者对医药广告公信力的下降，降低了产品信誉。
参考文献：
[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1955.
[2]吴承明，许涤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张东刚.中日经济发展的总需求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5.
关键词： 日本 战后 经济体制 政府干预
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一直通过政府干预来谋求经济的超速发展。无论二战之前抑或之后，历届日本政府始终坚持经济至上的战略方针，在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下，日本政府根据本国的国情，发挥了发达国家中独具一格的宏观调控的功能，对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有效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超速发展。换句话说，政府干预是日本市场经济得以超速发展的重要保证。在其经济运行过程中，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从一开始就受到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操纵。
一、日本经济体制的政府干预特征
二战前，日本利用中央集权的政治、行政体制，对经济进行种种干预，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战时，日本为了满足战争需要实行了统制经济，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了全面控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而到了战后，日本实行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可以说就是战前特别是战时统制经济办法的延续和发展。例如，战后日本的“行政指导”，是战时军需省和商工省密切配合实行统制经济的经验在战后条件下的运用；日本银行的“窗口限制”则是在战时实行金融统制的基础上实现的；另外战后实行的管理货币制度也在战时实行过。
所谓政府干预经济，是指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利用国家权力对本国经济的发展趋向和产业结构施以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和影响。［1］政府干预经济，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对于日本而言，这一职能显得尤为突出。日本资本主义的产生，既非封建晚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发展成熟的自然结果，也缺乏市民革命的基础，而是在欧美国家的“外压”下实现的。这种具有本国“早产”、世界“晚产”特征的资本主义，其经济发展自始就刻上了政府干预的印痕。［2］这正如我国日本史著名研究学者万峰先生所说的：“日本在近代资本主义形成的过程中，不仅国家一开始就集中地垄断资本力量，而且在国家扶植财阀和集中社会上分散资金的过程中，也鼓励了私人资本的集中与垄断局面的形成。这是后进国创立近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特点。”［3］
具体说来，二战后日本成为战败国，美国在日本强制推行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措施。在经济层面上，财阀被迫实行“解体”；财阀系大企业中的高层管理人员全部遭到解职；垄断化程度高的大企业实行“分割处理”和“排除集中”。此外还制定了《反垄断法》等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法规，以彻底铲除军国主义滋生的经济基础。但此间政府干预并未中断。日本在战败至50年代中期，高度干预的统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被限制在极小范围内。总的说来，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特征有以下几点：
1.政府控制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以调节经济发展，并据此制定经济发展的计划。
首先重视对预算方案的编制及其对经济的刺激。日本政府重视手中控制的财权，并奉行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来刺激发展。其次，直接干预金融业，以此保证经济政策的一致性，达到刺激经济发展的目的。日本金融业是政策干预最多、最细的行业。金融业务的最高决策权在中央银行政策委员会手中，金融行政工作则由大藏省掌管，中央银行的业务运营和人事安排都受政府和大藏省的干预和控制。再次，日本政府通过经济企划厅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编制出各种指导性计划，为企业提供经济信息，指明企业今后的经营发展方向。
2.实施强有力的产业政策，诱导产业结构的调整。
日本的产业政策诱导是通过通产省制定的“产业结构设想”和产业组织政策，指明今后产业的发展目标，确立必须予以倾斜的重点产业，并以税收、金融等方面给倾斜产业以一定的优惠，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出口结构的优化，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3.对经济活动实施广泛而复杂的规制和行政指导。
所谓“规制”，就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实现特定的政策目的，介入企业和居民的活动并进行干预。［4］行政机构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图，用奖惩的经济手段和协商、劝告的形式，对民间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这是政府常用的没有法律依据的行为。
4.形成既严密又讲关系的经济管理的组织体系，以落实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这一组织体系中居于首位的是大藏省、通产省、经济企划厅等政府部门。它们是进行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机构。其次是长期在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中的各专业委员会中担任要职的“族议员”。第三是半官方的各种审议会，它们也对国家决策产生一定影响。再下层则是民间的行业团体和企业间的横向联系。最后就是在企业内部体现出来的“劳资协调”社会通行惯例。上述经济管理的组织体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是贯穿着讲究“关系”的主线，而契约只存在于政府机构的部分制度中，许多制度的深层也隐藏着“关系”的因素。处处讲究“关系”亦成为日本的重要国情，而关系中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则从根本上保证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上通下达，能够得到有效的落实。
二、政府干预经济的焦点――产业政策
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途径很多，方面甚广。其中，产业政策堪称为最有特色，最见成效。从近代日本经济发展史来看，日本经济具有“速成性”的特点，即起步晚，但收效快。在此过程中，日本政府发挥出重要的推动作用。战前日本经济实现了年均4%的资本主义世界同期最高增长率，战后更是以极高的增长速度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对于在经济上实行赶超战略的“后发型”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日本产业政策被公认为世界上最系统最成功的产业政策。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对国民经济特别是企业决策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引导。日本政府实现干预的主要政策手段，一是财政措施，通常采用投资补贴、减免或增加税收、加速折旧等；二是金融措施，主要是对那些需要支持其发展的产业给予利率等条件较为优惠的商业贷款，或直接由政府的政策性融资机构提供长期贷款；三是贸易措施，政府为了保护和扶植国内幼稚产业的发展，往往采用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的政策，主要手段是本国货币贬值、高进口关税、出口退税等，在特殊情况下，还对某些国内刚刚处于起步阶段的工业产品实施进口数量限制；四是法律和行政措施，这主要是指因法律或法令规定特定行业企业的最低规模，制止垄断和非公正竞争行为，等等。［5］必须看到，日本的产业政策是依据市场提供的信息制定的，是在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实施的。
同任何市场经济国家一样，日本政府通常是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因此，政府的经济计划是以引导为主的。计划的主旨在于说明经济的走向，表明政府的决策主张，向企业界提供可靠的市场信息，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等等。日本政府的第一个经济计划《经济自立五年计划》于1952年12月出台。这一计划的基本内容是经济自立和充分就业。1958年12月，日本政府制定了第二个经济计划，即《新的长期经济计划》。该计划主要强调依靠民间企业来取得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同时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由直接转为间接。1961年11月，池田勇人内阁抛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此后日本政府又相继制定了若干个经济计划，如：1965年1月的《中期经济计划》、1967年3月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1970年3月的《第二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等。［6］日本政府的经济计划主要是引导性计划，按时间长短可划分为三种：一是长期计划，例如通产省下属的产业结构审议会的“10年产业结构设想”及国土厅的“20年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等就属于这一类；二是中期计划，例如二战之后，日本先后制定了12个经济发展计划，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国民收入倍增十年计划”和90年代初的“新五年计划（1992―1996）”；三是短期计划，这是日本政府每年所做的经济预测，它是制定年度财政预算的基本依据。可以这样说，日本政府的经济计划是宏观的，这些计划都带有很大的引导性，能为企业指明发展的前景和方向，引导企业的投资走向。
另外，日本还有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这主要是政府部门针对国家重点发展产业和兴办的大规模事业制定的有关法律和相关的计划。在极具日本特色的“官民协调”体制下，政府与企业的密切合作扩大了双方的视野，有利于取得经济成效。总之，日本的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是通过官民合作来编制的，具有发挥国民积极性的作用，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三、对于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些评价
日本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准则强调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和谐合作。日本的传统价值观念重集团主义而非个人主义，重和谐调整而非单纯的竞争斗争，国家利益至上而非个人主义优先。从历史上看，日本政府享有极高的权威，官民一致才能为本国经济开拓道路，延续至今即肯定政府有权领导并在必要的方面进行干预，这与欧美的思想基础大相径庭。在欧美的时代精神中，社会的最大利益建筑在每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福利上，让“看不见的手”来指挥个人的完全竞争，政府仅在维持完全的竞争状态时才进行干预。［7］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欧美国家主要是依靠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才取得了经济的高度发达。日本则由于市场条件的“先天不足”，极为看重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功能，并通过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创造出欧美国家用“看不见的手”创造出来的经济奇迹，最终实现了赶超欧美国家的战略目标。
在战后初期价格尚未放开、市场体系还有待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日本政府在实施优先发展煤炭和钢铁工业的“倾斜生产方式”时，采取了直接控制的手段，如原材料的优先分配、复兴金库贷款、差价补助基金、进口物资分配等。到了50年代初实行产业合理化政策时，其政策手段已有了明显的变化，如以正常的企业核算为前提实行租税特别措施和财政投资贷款，而避免采取违反市场机制的直接干预办法。但是进口配额制度和控制外国资本对日直接投资的保护主义办法却依旧保留了下来。60年代以后，由于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政府失去了发放进口配额、引进技术、设立合资企业及与引进技术有关的增添设备的审批权等权力，为了继续保持影响力，政府曾打算发展替代这些措施的政策手段，例如制定《特定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但最终未获议会通过而被否决。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其表现之一，就是运用政策手段保护、扶植与加强某些产业的作用减弱，转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更多的控制走向更大程度的开发，这是日本政府干预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趋势。
在日本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基本关系是：政府干预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向，它处于产业结构问题的范畴，并不干预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措施；政府干预是宏观经济调节机制，市场主要是微观调节机制；政府干预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市场则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政府干预只能通过市场才能得以实行，市场又受到政府干预的控制和引导。［8］
日本政府干预经济取得了极大成功。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速度在资本主义世界居首位，其国民生产总值1966年超过了法国，1967年超过了英国，1968年超过了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9］可以说，政府通过一系列经济法规使企业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其所要求的轨道之中，但是考察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总体脉络，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虽然起重要作用，但仅限于对民间经济进行培植和扶持，经济行为的主体依然是民间部门，换句话讲，自上而下的政府作用是以促进自下而上的道路为前提的。［10］
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开始就与国家权力的推动密切相关。战前日本虽然奉行市场经济下的自由竞争原则，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始终很强。严格地说，它几乎未经过自由竞争阶段便迅速转入垄断、国家垄断阶段。这是战前日本经济有别于欧美国家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战后日本顺乎历史潮流，继续加强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历史前提。诚然，战前、战后的政府干预在性质、原则、形式、目标等诸方面已发生很大变化，但就其干预程度和效果而言，在战后资本主义各国中极具代表性。日本的经验证明：“政府的宏观调节已成为市场体系运行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市场经济既应有积极的市场调节功能，又需要有政府对市场的速度调控。市场与政府作用的交互结合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依托和保障。这就是历史给出的结论。”［11］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方面，它符合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调和了某些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从而对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这种调控终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作出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固有的根本矛盾始终未能解决。
参考文献：
［1］朱荫贵.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现代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1.
［2］杨栋梁.日本战后复兴期经济政策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31-32.
［3］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71-172.
［4］宋维明.日本的政府导向型经济体制“疲劳”及其启示［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3，（5）.
［5］吴敬琏.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运作［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228-229.
［6］［日］都留重人.日本的资本主义――以战败为契机的战后经济发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111-112.
［7］俞新天.日本国家干预经济的特点和机制［A］.日本政府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71.
［8］王键.日本政府干涉经济述论［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3）.
［9］张贤淳.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165.
关键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城市发展动力，城市发展史
1前言
1.1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国内外生态学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及科学内涵有不同的描述和表达。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一类是强调生态系统的自然生态过程，认为生态系统服务一般指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所属物种支撑和维持人类生存的条件和过程（Dally, 1997）；另一类是以人为本，强调生态系统服务代表着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得到的利益（Costanza，1997）[]。虽然两种概念对生态系统服务这一术语的文字表达不尽相同，但其内容很大一部分是重叠的。生态系统服务支撑着人类的生存和社会发展，是人类生息繁衍的物质基础。
1.2城市发展与城市发展动力
考察城市科学史，经济学、政治学、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建筑学等众多学科都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角度对城市作出过定义。
发展是城市固有的一种不可逆的长期动态过程，是一个城市不断进行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及观念意识变化或变革的持续的成长过程。广义的城市发展动力是指城市经济发展动力、人口与社会发展动力、环境发展动力的综合和统一。其中，产业、环境和政府不仅是城市发展动力的主体因素，还是城市发展质量的关键指标。它们不断彼此适应、相互促进（图1）。
根据动力的运行主体，城市发展动力可相应地细分为产业推动力、环境支撑力和管理调控力三大类。考查这三大类下的城市发展动力，得出其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宏观关系（图2）。。
2城市发展历史维度下的生态系统服务
基于不同时期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将城市发展历史分为四个阶段，讨论每个阶段中生态系统服务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
2.1天然赐予：生态系统服务与古代城市发展
在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城市。随后在印度河流域、地中海沿岸，中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相继出现城市。
这个时代的城市发展，宗教仪式、文化发展成为根本动力。由于劳动力水平的极端低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成为城市发展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城市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达到最大程度。这种依赖，可以视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天然赐予”，这个时期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依赖性最强，但攫取性最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成为城市发展动力中最重要的一环之一。
2.2良性循环：生态系统服务与中世纪城市
这一时期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先后进入封建社会，手工业和商业充分发展，贸易活动的规模和范围日益扩大，货币开始流行，城市成为商业活动的中心，人口逐渐集中到城市。同时，城市建设也得到较大发展，出现了专门的交易市场和专职的市政建设管理、文化教育等机构。城市的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开始显现，内部分工日益深化，经济职能成为城市的主要职能，城市从此步入自主发展的阶段。
经济职能使得城市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直接需求大幅降低。这也是城市发展历史上城市发展动力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关系最疏远的时期。城市的迅速稳定发展，城市与乡村职能愈发明晰。
2.3被动侵略：生态系统服务与近代城市发展
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出现了大片工业区、交通运输区、仓库码头区、工人居住区、高级住宅区，商业金融机构占据了城市中心或有利区位，城市空间随之扩大，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各种城市问题开始出现。
工业革命促使了当代城市体系的形成。工业革命的本质在于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但最终这种促进落到了资源上。随着资源存量的减少、枯竭或是当特色资源遭到破坏时，城市大都面临再次定位、转型的选择，否则只能走向衰退。
资源正是生态系统服务提供的最大功能。这个时候的生态系统服务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城市的发展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演变为一种恶意的被动侵略。在这种情况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被肆意地掠夺与破坏，达到一定程度，将对城市发展带了负面的影响。也将城市发展带入一个新时代。
2.4混沌竞争：生态系统服务与当代城市发展
远程通讯技术、网络技术以及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带来了经济的全球化和社会生活的信息化。城市（城市区域）成为世界经济竞争的主体。都市圈、都市带等新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开始出现。知识经济、服务经济等新经济门类日渐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
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发展，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方面疯狂掠夺资源，另一方面大谈保护生态，城市发展陷入前所未有的混沌状态。由于对科技的盲目依赖与滥用，一方面，城市化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绝对面积的减少，在很大区域内导致环境恶化；另一方面，人类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抑制了绿色植物、动物和其他微生物的生存。城市为了发展，过度开发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同时，城市为了发展，也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正是在这种混沌竞争中，当代城市不断发展，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也继续演进。
3互动选择：生态系统服务与未来城市发展
3.1可持续发展：未来城市发展方向
现代城市在生态过程上是耗竭性的，其最大特点就是人口的高度密集，城市生态系统是不完全的和开放式的，需要人为输入大量的能源与物质；同时，城市中人类生产和生活中排泄的大量废物，也不能完全在本系统内分解，还需要其他生态系统如农田、海洋等中处理消化。城市在自然界占有很小的一部分空间，却集中了大量的人流、物流、交通流和信息流，建立了大量的人工设施，并不断释放破坏城市环境的污染物质，改变了原来的生态平衡，造成城市物理环境的变化。根据城市的这些特点，可持续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方向。
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其定义来自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于1987年4月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中国学者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可持续发展就是综合控制经济、社会和自然三维结构的复合系统，以期实现世世代代的经济繁荣、社会公平和生态安全[]。
3.2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生态系统服务支撑
据有关专家统计，世界各地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不下100种之多。从众多的不同定义中，人们可以得出关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五个基本要素：第一，环境与经济是紧密联系的；第二，代际公平的原则；第三，实现代内公平的社会平等；第四，一方面要提高生活质量，另一方面要维护生态环境；第五，提倡公众参与的民主原则。
围绕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各领域专家学者从资源、生态、经济、空间结构、社会学等不同维度深入研究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与动力。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仅仅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面。但却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支撑体系。现代研究证明生态服务功能是人类生存与现代文明的基础，科学技术能影响生态服务功能，但不能替代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维持生态服务功能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渗透自城市可持续建设策略的方方面面。未来城市发展，将遵循可持续的发展目标与发展轨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既是可持续城市发展的动力，又是可持续城市发展的体现；同时，城市可持续发展又必将促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完善与自更新。这种相互选择相互促进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朴素自然观的最终表达。
4结论
从城市发展史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城市发展动力之间的互动关系随着城市发展历史阶段的变化而变化。从古代的“天然赐予”，到中世纪“良性循环”，到近代“被动侵略”，再到现代城市“混沌竞争”，城市发展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依赖由强到弱，再变强直至及至；城市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则是逐渐增强。
关键词：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时空分布
1引言
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具有历史、艺术、科研和社会价值的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1-2]。目前对文物的研究，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某一具体文物的保护手段来展开，且有一定程度的保护绝对化，单一化及保护区对立化的趋势。国内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文物的时空分布特点与环境演变的关系[3-4]，有青海地区[5-6]、长江中下游地区[7]、巢湖流域地区[8]；对文物个体形态特征、叠压关系的研究[9]，研究古遗址文化空间迁移[10-11]、空间分布，而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物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以河南省为研究区域，把河南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分布特征与古环境变化联系起来，探讨这些文物的空间分布规律及时间演变特征，揭示其影响因素，从而更好地保护文物单位。
2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研究区概况河南位于中国中东部，属于华北平原，地貌类型丰富多样，三面环山，西北部是太行山区，西部是伏牛山区，南面是大别山区，中部为平原，境内河流众多，有黄河、海河、淮河、长江四大流域，以淮河流域为主，属暖温带-亚热带、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全省年平均气温为14.40C，是国家最主要的粮食生产区。河南交通便利，是我国重要的交通枢纽，铁路、公路、航空都非常便利。河南历史上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曾有20多个朝代在此建都或迁都，诞生了譬如开封、洛阳、商丘等古都，河南文化古迹众多，旅游资源颇具特色。2.2研究方法文章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文物局。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按文物所属时期年代分类。ArcGIS底图来自国家地理信息数据中心，在ArcGIS10.2中用ArcToolBox工具裁剪出河南省市域与河流分布。通过最邻均距离分析法来判断河南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结构是否均衡，并进一步分析河南省国家级文物单位的数量特征和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
3时间演变及特征
按照历史发展特点和评选标准可以将河南省的文物保护单位划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代以来7个时期。如图1、图2。由图1、2可以看出来这些文物单位是以先秦、宋元和明清时期为主，明清以前各时期的文物数量呈“U”型变化趋势，而文物的类型也是以古遗址和古建筑为主，先秦是从新石器时代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这一时期时间比较长，文物单位的数量是最多的，占总量的31.92%。宋元和明清时期据现在时间相对较短，受自然环境破坏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与秦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时期相比较小。秦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这三个时期由于年代久远，受自然和人文因素影响较大，因此数量相对较少。在各种类型的文物保护单位中，与人们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古遗址和古建筑，由于佛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才传入中原的，在这之前中原地区几乎是没有寺庙建筑的，石窟也是佛教的一种建筑形式，与寺庙的出现时间几乎是相同，古墓葬由于时间久远，许多尚未被发掘，也有许多被一些不法分子偷盗破坏，还有一部分由于当地居民和相关部门缺乏保护意识，在城市化、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中遭到大量毁坏，而被发掘的规模较大的且保存完整的墓葬少之又少，从而导致古遗址和古建筑的文物数量相对较多一点。从图3中可以发现这些文物基本上都是沿河分布的，主要分布在黄河、淮河和海河流域。黄河流域的分布相对集中，主要在郑州、洛阳两市；淮河流域的分布则相对分散，基本上都在其支流附近，呈疏散的点状分布；海河流域的文物主要集中在安阳与焦作，沿河流呈带状分布，这些文物保护单位大多数都分布在平原地区，主要是由于古时候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改造能力有限，生产力不发达，高海拔的山区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方便且缺乏水源造成的。而平原地区土壤肥沃，河流众多，水源充足，交通便利，这些条件非常适合人们进行农业生产，因此是人们选址的首要考虑地区。4.2市域分布特征分析用ArcGIS10.2对河南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处理，可以得到市域分布图（图4）。
4河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市域分布
从图4中可以看出，郑州和洛阳两市的文物单位分布最为集中也最多，两市也是中原城市群建设的两个核心增长极。安阳、焦作、许昌、平顶山等地区次之，而濮阳、济源和漯河三市的文物数量最少，文物的分布在整体上呈现出非均衡性的特征，中北部多，边缘少。总的来说，郑州、洛阳、安阳、许昌、焦作的文物分布数量较多，郑州是河南省的省会，商代中期的都城，中华文明轴心区，下辖还包括登封、新郑、巩义、新密这些历史文化名市名县，洛阳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被誉为“千年”，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最早、朝代最多、历史最长、跨度最大的城市。安阳、许昌、焦作这些城市都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加快河南振兴的重要发展城市，因此文物的分布及数量的多少不仅与城市的历史文化渊源是紧密相关的，而且与经济发展水平也有一定的关系。
5影响因素
5.1人文因素河南地处中国中东部，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历史悠久，文物众多，遗址丰富。河南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历史上有许多朝代都选择在这里建都或迁都这里，尤其是洛阳、开封、郑州、安阳、商丘等地区，在古代历史的发展史上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这几个地区都是古都城市，因此这几个地区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比较多的；其次就是各地市的开发保护程度以及对这些文物遗产的重视度，文物遗产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源，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经济价值和科研价值，充分利用好这些文物遗产可以为我们的社会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不仅可以加快经济发展，提高GDP收入，而且对各地市旅游业也有一定的影响，为带动整个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贡献出力量。5.2社会经济发展水平Pearson相关系数是用来衡量两个数据集合是否在一条线上，它用来衡量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程度指标，其计算公式为：4）公式中r为个数据的相关系数，当r>0是表明两个变量是正相关关系，当r<0时表明两个变量是负相关关系，当r=0时表明两个变量不相关；|r|越接近于1，表明两个变量的相关程度越高。N表示变量个数，Xi是河南省各市的经济生产总值，Yi是河南省各市文物单位数量。通过计算河南各地市的生产总值和国家级文物单位的数量，可以得出2006年r=0.6161>0，2013年r=0.8919>0，由此可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是呈正相关关系的，且相关程度较高，生产总值越高的地区，经济发展越快，这些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也就越多。随着时间的变化，这种正相关的关系会越来越显著。这说明一个地区的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的多少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具有一定的关系。5.3政策导向当前，我国关于文物认定的标准是2009年实施的《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其中一条就是各地在开展文物认定工作过程中，可以考虑将作为文物认定的年代依据之一。文物认定的对象可以包括以前制作或形成的各类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文化资源，以及以后制作或形成的具有重要或代表性的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化资源。县级以上地方文物行政部门可以直接进行文物认定。这与各地县市的重视程度有关。从不同批次的评选结果来看，郑州、洛阳、开封、许昌、焦作、安阳等地区一直以来都很重视文物的评选，而漯河、濮阳、济源等地区的文物评选却并不多，一方面这与城市的工业化发展密切相关，漯河、济源作为新兴的工业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在河南省地市位居前列，另一方面，各市各级政府的政策导向，对文物的重视度和申报的积极性有很大关系。河南对国家评选政策和制度有很强的敏感性，应当充分挖掘出河南各市的历史文化资源，积极争取，加强加快自身的发展及对文物的保护力度。
6结语
【关键词】 交通 城市发展 影响机制
德国人文地理学家F.拉采尔曾指出“交通是城市形成的力”。纵观古今中外城市发展的历史，无数实例都证明了交通对城市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城市交通之外的大交通，与城市发展更是具有深刻的渊源关系。
一、城市发展中交通的重要作用
透过人类发展史，可以看到交通与城市发展之间有着不解之缘，在城市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处处留下了交通的印记。
1、古代内河航运引导城市布局
在可以查证的有关城市的记载中，城市最早出现于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以及黄河等大河流域，在历史上较有影响的城市也大都分布在河流的沿岸，如底比斯城位于埃及南部尼罗河畔，巴比伦城位于幼发拉底河下游右岸。交通运输能实现互通有无，平均所余物资，交通不同地区特有物资的职能，促进了市场的形成，而市场本身也是城市生活安定性及规律性的产物。水运是古代大规模运输最为有效的方式，这些河流无疑都是最早的交通要道，可见，城市起源于大河河谷地区并非偶然。
不仅如此，城市发展与航运改进具有很强的同步性，从我国城市发展的历史来看，水路运输对城市格局的形成和演化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魏、晋、南北朝以后，长江流域逐步发展成为主要的经济基地，而隋大运河的开凿，把逐渐成为中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与仍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黄河流域以通畅便捷的水运方式联结起来，大运河成为中国主要商品流通通道和经济发展的命脉，在沿河两岸形成了中国第一条南北向城市发展轴线，沿岸的楚州（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在当时并称四大都市。
2、近代铁路交通促进城镇迅速崛起
工业革命后，铁路交通的开始发展，使得大宗货物在陆地上远距离运输成为可能，此时，在铁路交通发达的地理位置迅速发展起来了一批新型的城市，如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兴起就是凭借优越的铁路交通条件而迅速发展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20世纪初，石家庄村的面积还不足0.1平方公里，仅有200户人家，600余口人。由于公路交通十分落后，货物运输严重依靠铁路交通，而由卢汉线运往当时的重镇――正定的物资都要在石家庄下站，再由石家庄运往正定，石家庄也因此成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并进一步诱发了工商业、服务业、金融业的全面兴起。1941年2月，石太、石德、京汉三条铁路在石家庄接轨，使石家庄的交通经济地位进一步提高。1947年石家庄市解放，当时全市人口19万，有大小工厂27家，工业总产值2000万元左右。
3、现代高速公路推进沿线地区城市化
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表明，一条高速公路，特别是大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建成后，就会使两端的大城市沿高速公路逐渐延伸发展，形成以高速公路为轴线的城市群，在各处出口或立交桥附近形成一系列卫星城镇，这些卫星城镇更主要的功能是对中心城市功能的有益补充。如贯穿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的被称为“加拿大的主要街道”的高速公路，其日交通量达35万余辆，高峰期超过40万辆。之前，安大略省的工业主要分布在多伦多南部，1962年，该高速公路建成，工业布局逐渐向北延伸，形成了以高速公路为轴线的工业走廊，集中了全加拿大70%以上的工业，相应地促进了高速公路沿线商业、文化设施的发展和中小城镇的发展。目前，这一地区为全加拿大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
4、综合交通带动城市群的发展
法国城市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在其论文《Megalopolis》（1957）中首次提出城市群的概念，并预言：城市群是城市化高级阶段的产物，若干都市区的空间聚集是城市化成熟地区城市地域体系组织形式演进的趋向，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将成为人类高级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
长江三角洲被称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其城市空间格局的形成和演变具有明显的交通导向性。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基本形成了沿长江和沿运河的两条城市发展轴；随着1904―1911年沪宁、沪杭铁路，1912―1949年沪杭甬铁路的建成通车，长江三角洲铁路沿线城市带开始形成；改革开放后，公路已成为长江三角洲人员和货物流动的主要通道，构成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空间格局的主要框架；长江三角洲目前的主要交通方式有汽车、火车、轮船、飞机，是世界上港口和机场密度较高的地区之一；今后，长江三角洲将进入高速公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快速发展的时期。随着交通条件的革命性变化，产业将在长江三角洲内重组，城市空间格局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动，长江三角洲的产业竞争力和城市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
二、交通对城市发展影响的内在机制
通过对城市发展进一步解析，可以看到，交通是通过改变产业布局、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人口迁移等来影响城市发展的。
1、交通改变产业布局
依据经典的产业布局理论，运输条件是产业区位选择和产业布局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运输条件的改变往往直接导致产业布局的形成与改变。
在交通运输较为落后的阶段，高额的运输成本限制了城市间外部贸易的发展，工业活动在城市间难以形成专业化分工，大多数工厂在其选址时会把城市经济作为首要条件，落后的交通条件将经济的多样化限制在城市范围内。随着交通的发展，区位约束不断减小，长距离的商品运输成为可能，围绕着中心城市的腹地市场开始增长，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开始出现，工业生产可在不同城市间实现专业化分工，这促进了聚集经济效应的充分发挥，推动了城市向外分散型发展，更多城市将会出现。此外，便利的交通还能够促进沿线地区人口的快速流动，加快地区经济的对外联系，从而带动沿线周围的旅游、餐饮、房地产等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推动沿线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
2、交通促进经济发展
交通运输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是其他任何行业都无以企及的，加大交通投资力度，对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机会将产生积极作用，而且交通运输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即交通建设对其他部门的生产和服务需求的影响较大，这也将促进经济的发展。
根据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测算，1985―2006年，中国交通运输投资每增加1%，将会带动GDP增长0.28%，其中，交通运输投资的直接贡献为0.22%，由于其外部性的存在而导致的经济增长为0.06%。也就是说，如果考虑交通运输的正外部性，交通运输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年均13.8%。总体而言，1985―2006年交通运输投资带动GDP每年增加248亿元，其中196亿元来自投资的直接贡献，另外52亿元为交通运输的正外部效益。同时，交通基础设施对我国的就业率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能够有效地促进就业。
3、交通影响人口迁移方向
尽管人口的集聚看起来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但在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人口集中程度却随着交通的改善而变化。由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尤其是公路水路交通的发展，使得客运和货运成本、距离等都有所下降。另外，交通又提供、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迁移的“拉力”不断增强，迁移通道的阻力随之减小，这使更多的农村人口愿意迁往城市。
随着集聚程度的不断提高，尤其是进入城镇化的中后时期，城市中心地带生存空间日益狭小、交通条件日益拥挤以及地价日益上涨，而高速公路等高技术交通和现代通讯手段的迅速发展，以及家庭轿车开始普及，距离已不再是居民进入城市的障碍。因此，人口在向城市集聚的同时，也会使得大批富人外迁，并最终导致了郊区化的形成。
三、交通引导城市发展的建议
从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经验来看，交通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它决定着生产要素的流动、城镇体系的发展，甚至是城镇的兴衰。交通线路走向决定着产业和城市的空间分布及发展方向，交通线路的空间组合状况决定着产业和城市的空间组织结构，主要交通方式的效率决定着产业和城市空间布局的灵活性与高效性。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建设的加速阶段，人在空间运动上向城市超强集聚，物也呈现向城市强集聚和弱扩散的现象，经济与城市化取得了快速发展，同时也显现出一系列的问题，如城市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等，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由于这一阶段也是交通发展的成长期，因此可以考虑借助交通运输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力，引导城市健康发展。
我国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中，交通和城市分归不同部门，不同运输方式的管理和规划也分属不同的部门，这就使得城市与交通发展不同步，而且本应为弱替代性的不同运输方式，表现出来更强的竞争性，使有限的资金又有一部分用于了重复建设。为加强交通规划与城市发展的协调，要求政府部门或者委托中介组织对交通项目的决策进行监督和协调，以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思想为指导，统筹考虑城市与交通的协调发展，不同地区间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 埃德温・S・米尔斯：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2卷）――城市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2] 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3] 胡鞍钢、刘生龙：交通运输、经济增长及溢出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09（5）．
[4] 王先进、刘芳：基于重力模型的交通对人口迁移影响分析[J]．综合运输，2006（1）．
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全球化趋势，随之世界文化产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变得多元了。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一个整体的文化视角要在高校外国文学教学中树立起来，这是由于当前我们正处于全球化发展变化中，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学孤立了，就不可能实现发展，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应重视跨文化语境问题。
在文化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外国文学教学应把教学内容的思考放在首要位置。在传统的外国文学史教学中，我们大都运用社会学批判的方法对文学现象进行阐述，在文学史的讲解时，通常从政治角度阐述外国文学的发展与变化。国内出版的很多外国文学史教材都把西方近代文学的产生于发展那与欧洲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当然，西方近代文学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关系密切，但是文化制约着文学的发展。西方近代文学绝不仅仅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斗争产生的，它具有显著特征，与文艺复兴后，西方人意识的觉醒关系十分密切，资产阶级革命仅对西方近代文学的某些特征起到了强化作用。
在文化语境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外国文学历史进程的描述发生了很多变化。在过去的外国文学教学中，人们通常把中世纪视作一个黑暗时代，认为它是在基督教干预下为宗教服务的文学。而现如今，作为世界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中世纪文学在欧洲文学发展中是不可缺少的。在这段时期中，欧洲出现了多元文化融合的状况，中古欧洲文学范围得到了极大拓展，中世纪新质文化和文学由此也独具特色。这是多元民族碰撞融合的结果。中世纪文学在被宗教束缚的表象下，遵循着文化、政治形态的规律。它是欧洲文学文化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在开展外国文学教学时，要把握全球化这一大背景，深入探讨外国文学发生于发展问题，绝不能仅从政治入手，把我国文学的发生于发展纳入政治的包围圈，视文学为政治的附属。把西方文学看作全球化文化的一部分的同时，阐释民族文学的时候要与世界文学联系在一起，把其中具有的世界性特征挖掘出来。在多元文化特征明确的情况下，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从文化的角度对问题进行阐释，在总揽外国文学发展的同时，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学史。例如，上个世纪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观属于西方现实主义文艺观的一部分。它的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在现实中反映文艺，这种思想在西方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可以看作是西方现实主义文艺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去审视和理解。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外国文学教学改革要立足全球化的思想观念，在世界范围内去思考文学，分析文学作品；其次思维方式要开放和多元，以一种开放的视野在外国文学教学中融入比较研究法。
在外国文学的教学中，我们特别要注意不同地域和文化间的整合。“世界文学”学科命运发生了很大变化，“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被整合在了一起。这两者本来具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在合并之后，更加亲密，即“比较文学”强化了世界文学、总团体文学意识，“世界文学”更加自觉地以比较文学的观念、视野与方法展开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建设和发展是以各国文学的研究为基本目标，致力于摸清楚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新的学科中必须要有中外文学关系的维度。
外国文学的教学目标不局限在外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上，还包括一些重要作家的作品，并且人文教育的责任也要承担起来。外国文学史呈现给我们的是各国艺术家为获得人类的发展而进行的不断求索之路；从某一个角度看，外国文学发展史呈现了世界各民族作家的奋斗史和思想史，呈现出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从文化视角来看待文学，文本所产生的文化语境应引起足够重视，这样来探寻文学的文化内涵。国内现行外国文学史教材大概分为欧美文学和亚非文学两个部分，按照时期和国家结构的不同，选择经典作家讲述生平及代表作。释读作品的方法是比较单一的，一般采用社会学的批评方法，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作为文学创作手法的正宗，把文学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能够从社会、伦理学角度把握文学内涵，但还不够重视文学的审美艺术本质。新形势下，外国文学教学应强化文化背景和艺术家的心灵感受，从文化视角来阐释文学，让学生体会世界各民族以及人类文化的传承，感知文学魅力，建构健全人格。外国文学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文化环境，外国文学教学必须引进西方批评方法，如精神分析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接受美学等，以提高学生创造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扩大学生文本视野。
在跨文化语境下的外国文学教学该使用怎样的一种教学方法，以利于全球化时代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亟待思考的问题。
全球化给外国文学教学带来了一些挑战，一方面改变了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另一方面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来加深这些理解。首先，学生的知识面要扩大，在外国文学的讲授过程中，教师所面对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国别文学，在全球文化背景下，教师扩大视野来理解文学发展。我国高校中外文学课程教学是分开的，各自讲各自的，这样学生所学知识都封闭在了一种文化体系中，而不具备全球意识。
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已经经过了很长历程，其发展十分曲折，但由于这一体系具有开放性，所以在外国文学教学研究需要不断发展和探索。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只有转变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外国文学教学才能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迎接未来新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