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9 17:30: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增长的动力，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0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究表明，在引致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中，一方面，资本投入的增加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从总体上看，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言，资本形成是引擎，资本的效率则是关键。改革开放初期，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资本稀缺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改革开放政策不仅动员了国内储蓄，激活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资本形成机制，提高了微观层面的资本效率；而且通过廉价的土地供给和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外国资本与国内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促进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提高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说，国内资本的加速形成和国外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加上资本效率一定程度的提高，是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经济增长与资本形成表现出非均衡性；另一方面，在短期内，就业增长与中国经济之间表现出非一致性，而这似乎背离了传统经济理论带给人们的一贯认识：“就业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那么究竟就业与经济增长是何种关系？本文通过计量实证分析发现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并不存在必然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相反在长期均衡时间内却保持了一致性，经常保持在1：2的要素贡献率，继而提出政府不能把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当作是使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最后提出目前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应该实现从就业带动增长到就业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转变，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因此，分析资本形成、就业人员人数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解释经济增长的资本因素和劳动力因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1文献回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有一些研究对于生产两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林毅夫（2001）以1981―2010年GDP增长率、资本效率等统计数据，通过国民收入恒等式考察了资本形成和就业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他通过深入探讨资本形成和就业人数两个变量的性质，使用多种联立方程估计方法，包括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似不相关估计（SUR）、有限信息普通最小二乘法（LIML）和完全信息普通最小二乘法（FIML），以根据不同估计方法估计结果所提供的信息来判断最佳的估计方法。根据林毅夫的估计结果，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对两要素的弹性数值大致在0.5左右。该弹性数值在上世纪80年代则相对较低，可能主要是因为两要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随着时间的变化有增长的趋势。两要素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增加必然增加两要素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程度。陈东平（2001）通过使用中国1980―1998年的国民收入、资本存量、劳动力总数、进出口总额等数据，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了进口、出口以及劳动和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了进口、出口以及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远大于就业人数。
本文根据1981―2013年中国的经济数据，通过使用协整模型对两生产要素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中国进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在存在协整关系的情况下，使用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对产出的长、短期弹性，从而判别哪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更强。
2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样本取自1981―2013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用从业人员（L/万人）、资本形成（K总额/亿元）来反映生产要素的投入；使用宏观经济总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亿元）反映经济增长。我国GDP、从业人员、出口总额（EX）与资本形成如表1所示。
对因变量和自变量取对数，考察lnGDP，lnK，lnL即经济增长率、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率，从业人员增长率之间的协整关系，首先利用EViews软件输入样本数据GDP、L和K，生成新序列lnGDP、lnK和lnL，然后依次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表11981―2013年我国GDP、资本形成总额K
t-Statistic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1.423358 0.5576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GDPt-1系数的τ值为-1.4234，这个值在绝对值上甚至远低于显著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τ-26210，从而表明，即便考虑了误差项中可能出现的自相关，lnGDP序列仍是非平稳的。
其次，对lnGDP的二阶段差分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表3单位根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269919 0.0002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93225% level-2.96776710% level-2.622989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可见d（lnGDP）是平稳的，因此lnGDP是二阶段单整的。
（2）对lnK进行单位根检验，首先我们用lnK的两个滞后差分对lnK序列估计，使用上述数据估计结果如下：
ΔlnKt=0.1376-0.0043lnKt-1+0.4633ΔlnKt-1
Eviews运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Eviews运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0.442211 0.8895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616615% level-2.96041110% level-2.619160lnKt-1系数的τ值为-0.4422，这个值在绝对值上甚至远低于显著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τ-26192，从而表明，即便考虑了误差项中可能出现的自相关，lnK序列仍是非平稳的。
其次，对lnK的二阶段差分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5。
表5单位根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979837 0.0000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可见d（lnK）是平稳的，因此lnK是二阶段单整的。
（3）对lnL进行单位根检验，首先我们用lnL的两个滞后差分对lnL序列估计，使用上述数据估计结果如下：
ΔlnLt=0.8054-0.0710lnLt-1
Eviews运行结果见表6。
表6Eviews运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3.053459 0.0406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537305% level-2.95711010% level-2.617434lnLt-1系数的值为-3.0535，这个值在绝对值上甚至远低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τ-3.6537，从而表明，即便考虑了误差项中可能出现的自相关，lnL序列仍是非平稳的。
其次，对lnL的二阶段差分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7。
表7单位根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6.409917 0.0000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93225% level-2.96776710% level-2.622989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可见d（lnL）是平稳的，因此lnL是二阶段单整的。
（4）综上可见，lnGDP与lnK、lnL都是二阶单整的，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做lnGDP关于lnK、lnL的OLS回归，消除自相关性后得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表8消除自相关性后得回归结果
CoefficientStd.Errort-StatisticProb. LNK0.5977950.0758227.8841530.0000LNL0.5430350.1334764.0683970.0004AR（1）1.1272080.1938525.8147800.0000AR（2）-0.1566530.192565-0.8135060.4230根据输出结果，可得lnGDP与lnK、lnL的长期平均均衡表达式：
lnGDPt=0.5978lnKt+0.5430lnLt
（7.8842）（4.0684）
从表8回归结果看，回归系数全部通过t检验，不存在自相关。
（5）根据表8的回归结果计算残差序列e，对其进行ADF检验，得表9残差序列检验结果。
表9残差序列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451514 0.0001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从回归结果可知残差项是平稳的。因此，可得出lnGDP与lnK、lnL存在协整关系。基于上述协整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对两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因果关系，根据格兰杰表述定理：若两种变量（Xt和Yt）是协整的并且每个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那么，要么Xt一定是Yt格兰杰原因，要么Yt一定是Xt的格兰杰原因。在本文中，至少能说明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所在。表2-表8回归结果也表明，本期从业人员每增长1%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平均增长0.543%；资本形成总额每增长1%时，国内生产总值将平均增长0.598%。
（6）接下来分析短期两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EViews软件建立lnGDP关于lnK、lnL的误差修正模型ECM。以滞后一期残差项作为误差修正项，可建立如表10所示的误差修正模型。
表10误差修正模型
R2=0.6920d=1.7727F=17.2895
模拟拟合优度较高，方程通过F检验、DW检验，各回归系数符合经济意义，其中，d（lnK）、d（lnGDP（-1））在1%水平上显著，d（lnL）、RESID（-1）不显著，其中变量的符号与长期均衡关系的符号一致。结果表明，本期lnK、lnL和上一期lnGDP在短期内每增长1%，GDP将依次增长0.0493%、0.3716%和04986%。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它表明lnGDP与长期均衡值得偏差中的27.21%被修正。此ECM模型反映了lnGDP受lnK、lnL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根据估计结果可知，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对产出的长期弹性分别为0.598和0.543，短期弹性分别为0.372和0.050。
3结论
中国经济回落探底
政策制订者可能受到两方面批评，如果应对危机的刺激力度比2008年弱，经济周期研究者会批评企业都已经困难了，怎么力度还不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研究者也会激烈地批评怎么又走原来的老路，又在推出一些刺激性政策。所以，这两方面的政策争议，实际上也是导致目前经济刺激力度比2008年、2009年小得多的一个因素。
在讨论经济政策时，要把当前的经济走势放到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波动里，才能把握得更清楚。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以追溯到2008年底至2009年初。当时中央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带动中国经济强劲上升，大量贷款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领域，所以称之为“铁公鸡”。铁公鸡带动了中国的产业投资。由此，2008年、2009年底以至2010年中国的经济效益大规模扩大。但决策者很快意识到大规模的刺激力度，可能会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经济政策开始回归常态化，经济刺激力度逐步减弱。总体来看，2012年中国经济呈现出回落探底的趋势。目前，应该是中国经济回落探底的底部区域。
自2012年以来，市场悲观气氛有所增强，原因是在上一次经济危机最严厉的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时，GDP也只回落了1个百分点。去年底，中央采取了宽松的经济措施，2012年，中央又出台了多项经济政策。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GDP为7.6%，相比一季度回落了0.5个百分点。三季度还将看到一系列经济指标有恶化的迹象。
上周，中国资本市场指数上升了8.45，其中涨幅最大的一度达到了3年以来当日涨幅最高值。从实体经济方面看，国家主管部门如国家发改委推出了地铁、公路近万亿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的加码确认了这一次金融周期回落的底部。总体判断，延续2010年经济回落态势，今年是探底回升。从目前走势看，年末GDP将温和上升，但今明两年GDP增长回升力度不会很强。今年四季度GDP可能重新回到8%，但明年GDP增长可能只比今年增加1%-2%。
行业洗牌周期
这种温和回升给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腾出了空间和时间，是中国企业洗牌的周期，也是PE行业洗牌的周期。只有当潮水退去，才能知道谁没有穿游泳裤。洗牌对行业的发展是一种利好。
做PE无非就四个字：募、投、管、退。经济回落后，能看到这个行业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很多。很多PE公司面临募资难题，同时还有投资难题，因为投资的项目看得比以往更清楚了。管理也存在难题，企业创始人同投资方反戈的案例不断出现，实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这是在中国做PE必须要关注的。
一家大银行在海外设了一个公司，拥有国内的客户资源、网络资源和信贷配套资源。在2007年-2009年公司收益不错，但是去年出现巨亏。投融资双方表面上制订的条款是我投你，你保证我收益，并且在香港上市前期，必须按照你当时的价格低多少等等，条款很详细。但投资方制订这么苛刻的条款，都是为了保证自己受益，什么人才会需要你来投？那一定是缺钱缺得快疯的企业。投资方没有尊重企业，所以企业也没有打算去执行这些条款。行业洗牌是一种反思、提高的机会，洗牌之后会对未来看得更加清楚。
中国仍需继续投资
目前，对于经济刺激政策的争议有两派观点非常典型，一派认为这一轮中国经济回落主要是结构性因素占主导。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了，即便经济回落到今年二季度7.6%的水平，也没有出现全国范围
内的就业回落，所以这个回落是可以接受的。这是结构性专家的看法，认为中央不应该再刺激经济，应该让行业洗牌。一些温州的企业认为，拿钱去赌钱的企业就应该让它跑路。
周期派认为，结构因素确实是一个原因，但是，在房地产调控不放松、消费温和、CPI重新回到2%、企业生产大面积亏损、库存过剩的经济环境下，虽然现在总体上没有出现就业问题，但低增长再持续可能就会演变成就业压力。所以，中央应该出手刺激经济。如果出手应该从何处发力？目前国内消费较平稳，出口不好，只有投资。投资主要看制造业、基础设施、房地产三大行业。制造业效益不好，CPI、工业品出厂价格都在回落，接下来几个月会恶化；房地产行业受到国家宏观调控，所以只有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发力，尽管基础设施建设存在问题。
在当前环境下，国家不可能出台类似于2008年4万亿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其原因在于：第一，目前的出口形势没有2008年那么坏，但前提是希腊不退出欧元区。对希腊退出或不退出欧元区存在两个截然对立的观点。以欧洲央行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希腊不会退出欧元区。当初设立欧元时，没有设定退出条款，这就是所谓的法律派。金融一派认为希腊作为一个弱的经济体，在经济回落时期难以承受经济调整的压力，应该退出。如果希腊不退出欧元区，基本上今、明两年中国的出口是一个疲弱的格局。但同2008年相比，出口环境要好一些。当然，如果希腊退出那将是完全不同的事，将会出台第二个“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第二，中国部分行业的产能明显过剩。第三，通货膨胀已经触底，部分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处于高位。所以，这一轮的应对措施是重大项目适当加快开工。房地产企业已经开始拿地、开工，所以房地产投资继续回落的可能性不大，这对经济也是一个支持，并相应带动信贷投放温和上升。这一轮经济触底回升是一个温和的回升。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内容跟四月份相比没有太大差异，只是力度适当加大。目前，国家出台的建设项目，都是强调稳增长。一季度，中国未完成政府换届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回落幅度高于已经完成的地区，新一届政府有较强的“十二五”开局的投资冲动。所以，投资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形势。
2007年岁末，《新财经》记者针对中韩经贸中的热点话题，专访了韩国驻华公使衔参赞赵世先生，对话中韩经济。
双方以“产业内贸易”为特色
《新财经》：自从中韩两国1992年建交以来，两国的贸易总额已经增长了数倍，这一贸易成就主要得益于哪些方面？您如何评价两国的经贸关系？
赵世：我想先用一组数据来说明两国在经济上的密切关系。1992年韩中建交时，两国贸易额只有约50亿美元，而2006年则达到1343亿美元，足足增长了27倍。与同一时期的中日贸易额增长约8倍，中美贸易额增长约15倍相比，可以想象，这一增长速度有多快。
韩国到2006年对华投资累计达350亿美元，约有4万家韩国企业进驻中国，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作出了贡献。2007年1~10月，韩国对中国大陆投资额达29.5亿美元，排在香港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之后，位于第三。如果考虑到香港和维尔京群岛的特殊情况，韩国实际上是中国第一大投资来源国。这一点是被外界所忽视的。
不可否认，韩中两国间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是韩国经济最大的增长动力。对于中国来说，与韩国的经济交流非常有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创造劳动就业的机会。值得欣慰的是，两国经贸关系一直保持良好的态势，没有出现大的摩擦。
在2005年11月举行的韩中两国首脑会谈上，主席与卢武铉总统就2012年两国建交二十周年、双边贸易额实现2000亿美元达成了共识。
《新财经》：2006年，韩国对中国大陆地区贸易顺差高达209.67亿美元，与香港地区的贸易顺差为168.83亿美元，您怎么看待两国间的这一贸易顺差？
赵世：韩国在韩中贸易中的确保持较大的顺差，这源于两国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韩中贸易的特点是“产业内贸易”，韩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中有90%以上是原材料或半成品，中国把这些半成品加工完成后向全世界出口。
因此，在分析韩中贸易顺差时，也要考虑对中国的出口和国内就业所作出的贡献。中国的产业竞争力提高得非常快，按照这种趋势，预计在今后的韩中贸易中，韩国的顺差规模会逐步缩小。
2006年，来华访问的韩国人共有390万人次，在中国留学的16万外国留学生中，韩国学生占5.7万人。通过外国游客或留学生等人员往来发生的支出，即所谓“贸易外收支”，中国应该是顺差。这一点同样被外界所忽视。
《新财经》：您所指的“产业内贸易”就是目前中韩两国贸易的主要特点？
赵世：韩中贸易逐渐从过去的“产业间贸易”趋向“产业内贸易”。回顾两国刚建交时，韩国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工业产品，而中国出口韩国的主要是农产品和矿物原料。近年来，双边贸易结构发生了变化，两国向对方出口的商品均以工业产品为主。在双边贸易十大出口商品中，工业用电子产品、家电产品和钢铁制品等六类商品相互重叠。
在投资领域上，制造业比重逐渐减少，而服务领域等非制造业比重不断增大。2007年1~9月份，在韩国对华投资中，制造业比重占79%，有史以来第一次降到80%以下。这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内需市场将迅速扩大的预期正在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
韩国企业抢占中国大陆
《新财经》：据了解，在韩国排名前20位的大企业中，有15家在山东省都有投资。目前，韩国中小企业也将把山东作为投资基地。为什么会对山东省情有独钟？
赵世：韩国有句俗话：“山东的狗叫声，韩国都能听得到”，以此来形容韩国与中国山东距离很近。韩国的华侨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山东，在韩国，中国料理大多是在山东风味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所以，韩国企业自然喜欢聚集到山东地区投资。
不过，2006年在韩国对华投资地区中，江苏省已赶超山东省成为在中国的第一大投资地区。2007年1~9月，韩国企业对江苏省投资额已达到13.7亿美元，位居第一位；山东省只有5.8亿美元。这说明，韩国企业过去对华投资以加工贸易为主，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韩国企业纷纷以抢占急剧扩大的中国内需市场为目标，积极寻找新的投资地区。
《新财经》：韩国企业喜欢抱团投资，这样是不是感觉更有安全感？
赵世：（大笑）我想，也包括这个原因。企业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投资，都会感觉有风险，如果有前期投资成功的企业，大家再去那个地方投资，就会有安全感。在华投资的风险主要是政策的频繁变化。在韩国，政策不会像中国这样变化太多，即使有变化，也是有可预测性的，至少有时间过渡，不会太突然。
《新财经》：韩国企业在中国投资，您作为驻中国经济参赞，有没有提供过什么建议或意见？
赵世：在韩国，政府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非常有限，政府是难以对企业施加影响的，企业会根据自身投资评估和判断来决定投资的地区和规模。在中国，我感觉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会左右某些企业的投资决策。
韩国经济不会过分依赖中国
《新财经》：继三星、LG、现代等知名韩国企业在中国扎根并获得很好回报后，有越来越多的韩国中小企业也来华寻找机会，韩国政府会不会担心韩国经济会过度依赖中国？
赵世：韩国的学术界和媒体对韩国经济过分依赖中国都曾表示担忧，但我并不担心。近年来，韩国对华贸易依存度一直保持在18%左右。在境外投资中，中国所占的比重从2005年的40%左右降到2006年的30%左右。我认为，对外贸易关系和投资关系基本上是按市场原则和企业的行为决定的，韩国政府不能直接降低或提高韩国经济对中国的依存度。
再说，选择投资中国，是韩国企业自己的事情。比如韩国企业SK集团，选择在乌鲁木齐投资做手机方面的研发工程，企业的选择政府是无从左右的。
《新财经》：上世纪80、90年代，日本产品在不需要引入核心技术的前提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中国市场，但近几年，日本企业及产品在中国的表现明显疲软。目前，韩国企业诸如三星、现代、LG等在中国的市场表现与当年日本企业类似，您担心韩国企业会走日本企业的老路吗？为什么？
赵世：核心技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关系到存亡的关键。经过艰辛努力开发的核心技术，受到保护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我们难以期待企业提高竞争力、国家经济得以发展。
同保护核心技术一样重要的是确保市场。一味地追求技术保护，而失去进入大市场的机会，没有任何意义。目前，围绕着中国第三代核能电站建设项目，美国和法国企业展开竞争，最后答应转让核心技术的美国企业中标了。这表明，确保市场与保护核心技术同样重要。
我想，韩国企业也充分考虑了这一点。事实上，也有各种各样的例子，比如一家韩国企业在中国投资汽车领域时，承诺在中国成立研发中心等。所以，我不担心韩国企业会像日本企业那样，在中国市场走下坡路。
中国政府更关心大企业发展
《新财经》：韩国企业在中国遇到问题时，会来您这里寻求帮助吗？
赵世：投资中国的韩国企业来大使馆寻求帮助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多数是有关政策变化给企业带来的风险。企业在中国投资成功了，自然是很好的事情，但也有不顺利或失败的时候。比如，在中国，企业面临破产清算时，程序很复杂，时间也比较长，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会来大使馆寻求帮助。一般都是中小规模的企业居多，像LG、三星这些大企业，一般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寻求帮助。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发达，政府为企业做的事情就越少。目前，中国经济在飞速发展，政局也很稳定。我想，当中国进入发达国家后，在华投资的韩国企业来大使馆寻求帮助的现象会越来越少。我曾在一些发达国家工作过，感觉越是发达国家，政府的相关体系越完善，国家的法律能帮助企业解决一些问题。
《新财经》：韩国企业在外投资时，韩国政府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支持？
赵世：韩国大企业依赖政府的现象比较少，因为其本身有很强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政府主要是帮助小企业提供相关的市场信息和政策。这与中国有一定的区别，中国政府似乎更支持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对小企业关心少。
《新财经》：目前，中国企业在韩国投资的情况怎么样？韩国的哪些领域适合中国企业去投资？
赵世：2006年，韩国对华投资额达到34亿美元，中国对韩投资额仅为4000万美元，到2006年年底，中国对韩投资额累计也不过19.7亿美元。韩中在投资领域存在巨大不平衡，韩国政府希望中国能够扩大对韩投资。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额已超过1.4万亿美元，同时，中国正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所以，中国在扩大对韩投资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特别是在汽车、IT、机械等领域很有前景。
赵世:
1984年进入韩国外交通商部，曾在旧金山 、也门、日本工作。后任韩国外交通商部东北亚通商课长，于2006年2月来到中国，在韩国驻华使馆任公使衔参赞。
记者手记
走进赵世先生的办公室，映入眼帘的是墙上那一排排中国万里长城的照片。很难想象，这位年轻的韩国外交官会如此痴迷中国长城。赵世是2006年2月来到中国的，在中国的一年多时间，他曾经28次登上长城，大多是断垣残壁的野长城。他说：“我喜欢爬山，我在好几个国家生活过，也到过很多地方，但长城是世界上唯一壮观的风景。”
记者还注意到，在赵世办公室墙上还挂着一张复印出来的黑白地图，上面用黄色笔迹勾勒着一些特殊记号。原来，这些记号代表他步行走过的北京二环以内四分之一的胡同。
关键词：资本 劳动力 R&D投入 经济增长 协整分析
经济增长问题是经济学家们研究的焦点。学者们通过研究逐步发现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的进步与创新。技术创新是由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其实质是经济技术的整合或有机集成。其中R&D活动是整个技术创新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数研究仅仅致力于R&D要素与经济增长两者的关系，而很少对资本（K）、劳动力（L）、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R&D）和经济增长四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因此，本文以江西为研究对象，根据时间序列动态均衡关系分析方法，研究江西资本（K）、劳动力（L）和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建立它们间的协整模型。针对江西的实际情况，给出相关政策建议，在确保对资本和劳动力稳定投入的基础上，大力加大对R&D的投入，使江西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向集约型转变。
一、协整分析模型和方法
协整分析是用于非平稳变量组成的关系式中长期均衡参数估计的技术，它是用于动态模型的设定、估计和检验的一种新技术。在实际分析研究时，首先对时间变量序列及其一阶差分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其次是检验变量间协整关系，一般有基于回归系数的Johansen协整检验和基于回归残差的EG两步检验法的两种方法；最后建立上述长期均衡关系的短期调整机制模型，即误差修正模型（ECM）。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构建
本文在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把技术创新投入以一个生产要素的形式引进时间变量，从而得到改进后的生产函数：
Yt=AKtαLtβRtγ（α>0，β>0，γ>0） （4）
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t表示t时期，即当期。A是常数项，表示除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投入外的其它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K代表资本投入，主要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L代表劳动力投入，以全社会就业人数表示；R则代表科技投入，以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作为衡量指标。对式（4）两边取对数并变形，得： lnYt=lnA+αlnKt+βlnLt
+γlnRt+εt （5）
其中，α、β和γ分别是资本投入（K）、劳动力投入（L）和科技投入（R）的产出弹性，ε代表随机误差。
（二）样本的选取
本文在分析的过程中，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江西的经济增长，而将固定资本投入（K）、就业人数（L）、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R&D）作为影响江西经济增长的三个变量。本文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所使用的样本是1991—2010年的年度数据。为消除价格因素和异方差的影响，采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1991=100）分别对GDP、K、L和R&D投入的名义值进行换算，得到实际值。为了降低数据的波动程度，还需要对实际的GDP、K、L和R&D投入4个序列取对数，分别记为LNGDP、LNK、LNL和LNRD。
（三）检验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
为防止伪回归的出现，本文首先采用ADF法对LNGDP、LNK、LNL和LNRD的时间序列及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其差分序列记为LNGDP、LNK、LNL和LNRD。本文运用Eviews 6.1对LNGDP、LNK、LNL和LNRD的数据进行了ADF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对江西1991—2010年度LNGDP、LNK、LNL和LNRD的统计量进行ADF检验表明，它们的检验统计量大于5%的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这4个序列都包含单位根，从而是非平稳序列，即模型的变量是非平稳的。所以进一步检验LNGDP、LNK、LNL和LNRD的平稳性，这四个序列ADF检验的t统计量都小于5%检验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可以认为序列一阶差分后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这说明四个序列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即序列LNGDP、LNK、LNL和LNRD可能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四）协整检验
本文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对1991—2010年江西GDP增长与资本（K）、劳动力（L）、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R&D）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根据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分析，时间序列LNGDP、LNK、LNL和LNRD是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平稳， 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本文同时使用了迹统计量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从迹统计量检验结果来看，若原假设为“存在零个协整关系”，该假设下的迹统计量等于52.6154，迹统计量大于5%临界值，因此拒绝原假设，表明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接着，在“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下，迹统计量等于17.0071，小于5%的临界值24.2760，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从而迹统计量检验结果表明5%的水平上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结果也表明，在5%的水平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这意味着江西GDP增长与资本（K）、劳动力（L）、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R&D）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江西经济增长与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以及R&D投入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经过标准化的协整向量（LNGDP，LNK， LNL， LNRD， C）为（1.0000，
-0.3907，- 0.3967），（-0.1678），得出江西资本投入K、劳动力投入L、R&D投入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方程为：
【关键词】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经济增长；新动力
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由平均百分之十下降到百分之七，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势必带来中国经济结构的多方面调整，也会带来经济增长动力的全方位转变。因此，我国经济管理和发展体系需要适应这一转变，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好的环境。本文通过多角度分析，以经济增长的各个要素为切入点，结合实际深入研究工业化后期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一、从供给角度来看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决定消费，生产能力的扩张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具体而言，主要是指要素投入增长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突出变现在生产要素积累的贡献显著降低，而生产效率提升的贡献将进一步提高。在新阶段的供给增长新动力中，中国劳动力数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负值，投资要素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明显下降。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新动力主要在于通过各方面的措施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一）提升人力资源的质量
随着中国高素质教育的普及和覆盖，中国人力资源得到进一步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对当前经济市场的调查显示：新增劳动力中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比例由2015年的百分之八十七提升到当前的百分之九十三，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结合跨国经验，进一步提升劳动力素质必将带动一大批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
（二）促进经济要素优化配置
通过促进经济要素优化配置，可以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具体而言：首先，在产业层面，通过深入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同时，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减少市场干预；在企业层面，要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结合国有企业的性质进行分类改革，着力提升国有资本的经营效益；此外，进一步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从需求角度来看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根据我国目前经济的发展现状，企业的生产能力已经形成，大多数行业都存在一定的过剩生产力，因此社会总需求的扩大成为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进入工业化后期，投资、消费、出口需求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走向。
（一）投资增长的速度大幅下降
首先，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尤其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已经面临大量房地产过剩情况，预计在“十三五”期间为房地产投资带动率为百分之五左右；其次，目前我国在基础设施方面已经处于相对发达的水平，根据调查研究表明，2012年到2023年期间，中国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年平均增长率为5.4%；再次，就制造业投资而言，中国的重化工业包括新兴工业的产量过剩，投资增长率进一步降低，从2011年的31.8%下降到2014年的13.5%。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在投资增长的带动下将难以回升，而且产能过剩的现象将进一步加重。当然，在投资方面也涌现出新的动力，例如：工业技术深入改造、节约资源、加强生态环保、发展生产业都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由于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和工资成本的提升，加重了经济发展的成本压力，因此，相关企业必须通过升级改造，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二）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加快
我国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加快，中国进入“发展型”、“享受型”经济发展的时代。消费的选择多样化，质量也进一步提高，整个经济消费结构呈现出“先导型”的特点。同时在消费类型上，对服务型消费需求增加，主要集中于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旅游休闲、 教育培训等方面。具w而言，应该进一步带动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延长消费热点的周期，促进消费水平的增长，增强消费的成长性和持续性。而且，伴随着信息网络、新能源、新材料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的产业链延长，促进市场规模扩大。此外，电子商务的新兴模式兴起，进一步改善了我国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
三、结论
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经济发展的后期，经济结构出现了多方面、全方位的转变，同时也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当前的经济增长动力上，主要表现在：由投资出口驱动转变为消费方式的驱动；由生产要素积累转变为创新发展；由以重化工业主导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由传统产业转变为新兴产业带动经济增长。因此，广大企业和相关部门应当积极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培养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相关部门以及政府也应该顺应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进行相应的改革与调整，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转变居民的消费观念，并着力建立一个统一开放、公平竞争、有利于经济增长新动力培育的全新的市场体系，促进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琪玮.浅谈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J].中国工业经济，2016-09-12.
关键词：经济增长 制度变迁 关系
目前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辩证关系研究的现状
关于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关系，国内有些学者做了不少分析。其中将制度变迁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之一是许多学者的共识。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还有的从制度变迁历史的角度考察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经验，肯定了制度变迁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一些学者以制度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变迁作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并对之进行量化分析，以我国为例阐述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由此得出一些改革的建议，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相当大。在西方一些经济学家也已有所讨论。库兹涅兹在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上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他在大量的统计资料基础上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从数量上和结构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趋势作了说明。他发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不断扩大的供应它的人们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建立在先进基础上，并且进行先进技术所需要的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发展经济学家和制度学家阿瑟刘易斯则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出发，揭示了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制度促进还是限制经济增长，要看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要看它为专业化的发展提供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新制度经济学，更是将制度视为研究的重要变量。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诺斯发展出了一种把现代化经济增长的起源和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在诺斯看来在经济增长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辩证关系之我见
（一）、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作用不明确
制度变迁是新制度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作为替代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制度；作为转换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产生过程；作为交换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的交易过程。因此，制度变迁作为扬弃或创新是对现有激励水平或交易成本的改变，具有动态性。而制度有优劣好坏之分，好的制度结构促使人们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不好的制度结构则促使人们做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事。也就是说，只有好的制度才能给人以激励，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反之，则是经济的桎枯。
（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是直接动力还是间接动力认识并不统一
一个经济系统的增长能力是有经济系统的基本生产要素决定的，即由资本、劳动力及技术水平所决定，这些要素决定了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经济制度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激励水平及交易成本的大小才从而决定能否将产生推进到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一个好的制度系统通过对技术进步、劳动力发挥、资本数量和效率作用，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减少了对他人创新进行免费搭车的动机，是技术发明创新者进行创新和发明更有利可图。同时激励了人们对技术的投入，也可以引进国外更先进的技术，同样，资本的数量和效率也受制度的影响，如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保护了外国资本效益从而促进了资本涌入。而从产权角度来说，在排他性产权中效率高于非排他性产权的效率，同时，制度的安排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劳动力发挥的程度，制度的演进更能激励劳动力，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如果一个社会生产已经达到生产的可能性边界，资本、劳动力及技术水平等已经得到充分利用，那么，制度变迁和创新也不会带来经济的再次增长。
［摘 要］中国庞大的储蓄数目可以救活中国的经济吗？消费和经济增长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中国最新的消费点在哪里？这篇文章将给大家简单的进行讨论。
［关键词］消费；增长；经济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9-0136-01
消费与增长,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带来消费的增加,增长对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了才能适当增加消费,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会影响和妨碍经济发展,并以此为依据安排经济建设和制订宏观发展计划。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取得了制度上的变革,也获得了认识和理论上的突破,那就是不仅增长决定着消费,同时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消费拉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过投资的影响作用,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这一增长观点可以从下面的经验材料和理论获得支持。第一,高收入高消费与低收入低消费两种模式比较。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历史经验表明,与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相比,1979年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更重要的是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获得巨大的提高,原来的低收入低消费,经济发展滞缓模式已彻底改变。即使是同一时期在我国不同地区,例如，东南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不同的消费模式伴随着不同水平的经济增长。再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例,高收入高消费模式,伴随着成功的经济增长。所以,低收入低消费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滞缓和效率低下；高收入高消费伴随的是经济增长的高产出和高质量。第二,生产函数理论。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而劳动力离不开消费。衣、食、住、行消费是劳动力的基础需要,没有这些消费活动也就不存在劳动力,消费水平决定着劳动力的总量水平和素质构成。所以,消费不但是人口再生产需要,也是经济活动的必要前提条件,经济活动最原始的、首要的是从消费开始的。消费决定了劳动力,劳动力传导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贡献。
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受许多因素影响,例如,消费、投资、国际贸易、劳动力、科技进步、经济体制以及政府政策等。对于投资、劳动力生产要素研究已取得相当多成果,但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研究,仍有许多空白。近两年来,需求不足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需求不足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基础设施薄弱,生产要素瓶颈作用显著的情况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扩大投资成为主要的手段。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拉动作用逐渐减弱,这时,消费拉动作用会明显增强,并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贡献率是我们研究消费和投资拉动作用所采用的一个指标。消费贡献率是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消费因素所占的比重。投资贡献率是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投资因素所占的比重。
外贸又如何呢？确实,外贸占我国GDP的比重是越来越高。如果不考虑购买力评价以及某些不可比的因素,200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已达50%左右,出口所占比重也超过了25%,出口增长率达22%,2009年1―4月的出口增长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9.6%。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尽管中国已经加入了WTO,“世界工厂”的地位呼之欲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前景广阔,但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出口有所不妥。原因有三：一是国际经济正处于美国“互联网萧条”带动下的下滑周期,并有可能出现3~5年的中期调整；二是去年以来伴随美元汇率的贬值导致人民币相应贬值的因素不可持续；三是出口日益面临贸易保护主义、人民币升值等的威胁。退一步设想,就算外部形势很好,但走在出口导向型道路上的国家是那样多,而国际经济的波动又是那样的强烈,以中国偌大之市场潜力及经济规模,将最主要的一块宝押在业已人满为患的出口导向型道路上是需要谨慎的。
当前,中国已进入一轮以汽车、住房、通信产品以及旅游等以往消费特征不明显的“新兴消费品”为拉动的经济增长周期。劲升产业包括：①在汽车工业快速增长的拉动下形成的“汽车族”高增长产业群；②在房地产业快速增长的拉动下形成的“房地产族”高增长产业群；③“机械制造族”高增长产业群；④消费结构升级关联密切的“消费族”高增长产业群。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在经过过去几年增长速度的稳步回落以后,以消费结构升级为核心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内在动力正在推动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景气循环阶段。
［作者简介］庄伟(1987―),男,内蒙古人,北京理工大学本科在读。
[关键词]消费；需求；经济增长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通过对河北1995-2008年的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数据的定量研究,试图剖析在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消费需求对于促进河北经济可持续增长所起的作用,为进一步提出促进河北消费需求增长的现实的、可操作的对策和建议奠定基础。
二、变量的选取
1.消费需求衡量指标的选取。消费需求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分析的范畴,是指一定时期内常住单位形成的对最终消费品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总量。本课题研究消费需求的衡量指标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是常住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根据消费主体不同,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又可细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
2.经济增长衡量指标的选取。经济增长是由产出能力的增加带来的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如果考虑到人口和价格因素,经济增长就是人均实际产出的增加。基于定量分析的需要,同时考虑到目前世界各国都采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从研究问题的一致性出发,本课题所涉及的经济增长是指总产出的增长,并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率。
三、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分析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是最终消费需求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它不仅能反映一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使用格局,还可以直观地反映消费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经过分析我们发现:
1.最终消费率在低位徘徊,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1995年以来,河北的消费率始终在50%以下徘徊,年均消费率为43.4%。由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96-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为14.3%,最终消费的年均增速为13.2%,两者增速相差1.1个百分点。其中,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为18.1%,而最终消费增速为14.3%,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慢3.8个百分点。由于消费需求增长慢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导致消费率在2008年降至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仅为41.8%,比1995年下降了5.5个百分点。
2.消费需求各组成部分比重变化不平衡,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原因。从图2可以看出:政府消费率呈平稳的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9.0%上升到2008年的13.5%,2005年开始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比较大,从1996年的37.9%下降为2008年的28.3%,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可见,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是造成最终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率基本表现出平稳的上升趋势,2005年起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成为消费需求的第一主力,2008年已达到1995年以来的最高点19.2%,比1995年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消费率则呈现出反方向变化趋势,从1996年开始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到2008年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9.1%,下降了14.4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居民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为进一步量化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我们计算了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各需求的增加额/GDP增加额×100%)和各需求对GDP增长拉动的百分点(GDP增长的百分点×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两个指标,并绘制了折线图(见图3-6)。经过分析发现:
1.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是第一位的,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1996年以来,在河北经济平均12.7%的增速中,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地区间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3%、54%和5.7%,分别拉动经济增长5.1、6.9和0.7个百分点。可见,投资目前已是三大需求中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主动力,消费需求仅次于投资需求。图4显示:除1999-2002年这四年消费的贡献率大于投资和2003年、2005年消费和投资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以外,其余年份主要是投资需求在支撑着经济的增长。图5显示:1995年以来,河北的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出高速持续的增长,而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较快的年份中,投资的拉动作用显著,可见,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短时间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成为政府提高经济增长率的首选因素。
2.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持久和相对稳定,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图4显示:相对于投资需求,河北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足,但是与资本形成拉动经济增长(3-10.1)及货物和服务的净流出拉动经济增长(-1.5-4.96)相比,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的拉动(3.1-7.1)波动较小,是拉动经济增长最为稳定的因素。由于消费需求具有刚性,决定了在地区生产总值的年新增额中,消费需求波动幅度远远小于投资等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惯性最大。在经济增长扩张期,消费需求增加不如投资明显;同样,在经济收缩期,消费需求的下降幅度也最小,因而,消费需求成为河北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3.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从消费需求的构成来看,1996-2008年,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14.7%,低于同期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25.69%。图5显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总体水平要高于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保持平稳,平均水平为1.8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的平均水平为3.27个百分点。
从居民消费内部构成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波动中呈下降的趋势,相对差异较大,从1996年的19.8%,下降至2008年的2.38%,下降了17.4个百分点,平均贡献率仅为5.06%;而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波动中呈上升的趋势,从1996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20.77%,平均贡献率为20%。图6显示: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拉动的平均水平(0.64个百分点),不仅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平均水平(2.62个百分点),也低于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水平。
五、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灰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GRA)是建立在灰色系统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分析方法,对于小样本,该方法要优于经典的数学分析方法。其目的是寻求系统中各要素的主要关系,并确定要素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和对系统行为的贡献程度。
本文选取河北省1995-2008年按当年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参考序列,最终消费、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构成序列作为比较序列。用均值法对原始数据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同一数列的所有数据均处以该数列的平均值,得到一个新的数列,这个新的数列就是各个时刻的数值相对于该数列平均值的倍数的数列;然后,根据参考序列和各个比较序列计算差序列,从差序列表得知最小差值Δ(min)=0.0011719,最大差值Δ(max)=0.820203;由灰色关联系数的公式,令计算出各个因素在不同时期的灰色关联系数;最后,根据关联度公式:,计算各个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分析结果显示:
河北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很高为0.942,且各年的关联系数大部分都在90%以上,而且变动幅度比较小,说明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
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846)比政府消费(0.801)稍大,但是二者相差不大,说明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761)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消费(0.597),这也表明虽然在总人口中,农村居民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城镇居民,但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消费。分阶段来看,居民消费的关联度从九五时期的0.692一直上升到十一五时期的0.787;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从0.752上升一直上升到0.862,说明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上升的趋势。
六、结论
上述定量分析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说明消费需求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1995-2008年间河北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拉动,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消费;在最终消费构成中,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快速增长是促进河北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农村居民消费增速慢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导致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是河北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当人均GNP超过1000美元之后,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消费率开始步入上升阶段,投资率则逐步降低(刘成林,2007)。从河北的现实情况来看,投资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理论分析表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消费为基础。因为投资需求具有“名为当期需求,实为下期供给”的双重性。在社会在生产过程中,投资需求只不过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短期来看,投资需求的扩张虽能一时拉动经济的增长,但从中长期来看,投资本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如果投资结构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投资的增长超过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这种投资形成的供给实际上是无效供给,会加剧下一阶段的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只有建立在消费基础上投资,通过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增长的态势来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的扩大内需,使整个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因此,要加快河北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更大地释放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先要找出制约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逐一加以解决,为经济增长扫除障碍。
参考文献:
[1]刘成林:消费需求变动与河北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J].河北学刊,2007(1)
关键词：索洛余值法；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
一、索洛余值法综述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中永恒的话题，催生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历来都是经济学家探讨的重要话题。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洛建立了索洛模型一直被视为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典。按照索洛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三个源泉，全要素生产率（TFP）也被称为“索洛余值”，它被认为是考察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主要指标。更为重要的是，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索洛余值法”的研究将影响经济的诸多要素进行了量化，这为寻找经济增长动力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量化办法。
索洛余值法的基本假设是：仅有资本和劳动两个生产要素，而且它们之间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并且能够以可变的比例相配合；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资本和劳动都以其边际产品作为报酬；任何时候，资本和劳动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技术进步是中性的，劳动和资本不变时，技术进步在前后生产函数中的边际产品之比也保持不变。索洛最后得出结论：
A/A=Y/Y-αK/K-βL/L
其中A/A为科技进步率即全要素生产率，Y/Y为产出增长率，L/L为劳动投入量的增加比率，α为资本的产出弹性，β为劳动力的产出弹性。通过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估计资本的产出弹性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进而利用索洛余值法去测定全要素生产率。最后利用α，β和TFP以及资本、劳动力年均增长速度，测定资本、劳动力和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将利用“索洛余值法”对黑龙江省经济增长动力进行分析，量化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黑龙江省经济增长动力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是由于过去计划经济成分比较严重，体制不顺，所以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经济增长方面，黑龙江省的经济增长明显滞后于其他省份，在东北地区也不具备优势。量化黑龙江省经济增长动力对黑龙江省未来合理提高经济增长动力，寻找恰当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要素投入是黑龙江省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通过数据整理列出黑龙江省2000-2012年各要素投入和GDP的基本情况。[2]从资本情况来看，2004年之后，黑龙江省保持了相对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特别是2004年之后，黑龙江省资本增长速度保持了较为高速的增长。从劳动力情况来看，除了2000-2003年受到国有企业改制影响，就业增长率不高之外，从2004年以来，黑龙江省就业增长率一直保持了相对比较稳定增长水平。从研发经费来看，随着黑龙江省对技术进步的认识逐步加深，研发经费稳步提升。从中可以看出，随着黑龙江省就业人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研发经费支出的上升，黑龙江省经济保持了相对较快的增长，这说明，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对黑龙江省经济增长具有推动力。
（二）基于索洛余值法寻找黑龙江省经济增长动力
具体这些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对黑龙江省经济造成影响，这就需要对数据进行进一步的量化分析。我们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这三个因素进行数量分析，即：Y=AKαLβ。
其中，Y代表经济总产出（地区生产总值）；K为资本投入，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L为劳动力投入，采用就业人口数；A为全要素生产率参数；α为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β为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即α+β=1。
将函数两边取对数，建立回归模型：lnY=lnA+αlnK+βlnL，利用表1的数据，使用EVIEWS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α=0.54。
lnY= 1.08+0.54lnK+0.46lnL（1）
回归估计和检验的结果表明模型（1）的拟合优度很高，其中R2=0.987，，参数的t检验为23.639，达到了显著的水平。基于以上计算结果，得到索洛余值法的计算公式：A/A=Y/Y-0.54K/K-0.46L/L。
利用数据，[2]通过几何平均法计算GDP、劳动力L和资本K的年均增长率：利用索洛余值计算公式：A/A=Y/Y-0.54K/K-0.46L/L，以及几何平均法计算出GDP、劳动力L和资本K的年均增长率，就可以计算出2000-2012年这段时间黑龙江省的广义技术进步水平，即全要素生产率（TFP）。通过资本、劳动力和广义技术进步对这段时间GDP的拉动点数可以得到这三种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表。
（三）回归分析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2000-2012年期间对于黑龙江省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资本，为93.19%；其次是劳动力，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7.03%，但是这一动力远远低于资本对于黑龙江省经济的拉动作用；最后是广义技术进步，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它对于黑龙江省的经济增长贡献为-0.22%。所以，我们可以看出黑龙江省的经济增长主推动力就是资本，其次是劳动力，广义技术进步对我省的经济增长推动作用为负。从要素供给的角度来看，黑龙江省经济增长动力不均衡。从总体上看，黑龙江省属于典型的资本驱动性经济增长模式。
三、黑龙江省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路径
（一）资本驱动型经济向劳动力和资本均衡驱动型经济发展
根据黑龙江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截止2010年11月1日零时，黑龙江省人口总数为3 831.2万人。从第三次普查数据一直到第六次普查数据来看，黑龙江省人口总数仍在增长。更为可贵的是，黑龙江省劳动年龄人口（男：16-59岁、女：16-54岁）为2 698.95万人，占总人口的70.4%，这表明黑龙江省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但是与黑龙江省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实际情况不一致的是，劳动力在经济增长动力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这说明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利用。所以黑龙江省应该考虑充分调动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积极推进单纯依靠资本驱动型经济向资本和劳动力均衡驱动型经济方向发展。
（二）资本投入型向创新技术型产业发展转变
相对于资本和劳动力对于经济的贡献，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在黑龙江省经济贡献中的薄弱。黑龙江省应该通过自主创新，抓住全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全球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资源，努力实现以创新驱动推动本省经济快速发展，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占据有利发展地位。通过技术创新突破发展动力束缚，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由资本投入型向创新技术型产业发展转变，增加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强化创新战略。
四、黑龙江省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几点建议
（一）坚持就业优先原则，全方位促进充分就业
劳动力资源丰富是黑龙江省的优势，但是劳动力并没有成为黑龙江省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并没有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要使黑龙江省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有效地转化为人口红利，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首先，通过进一步强化政府促进就业职责、加大就业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力促黑龙江省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其次，大力发展加工型企业，充分利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机遇，把握住“南资北移”的时机，加快承接有发展前景的加工型企业，进一步发挥劳动力优势，利用人口红利优势，促进本省经济增长。最后，增强劳动者就业能力、提高就业服务水平等制度措施，全方位地促进劳动力就业数量水平增长，同时也提高劳动力就业质量，充分发挥、彻底挖掘本省人口红利。
（二）坚持技术创新原则，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当今世界主要国家促进经济复苏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是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加快技术创新是加快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的前提条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又将促进技术进一步创新。所以，坚持技术创新，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经济社会全面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按照创新驱动、重点突破、市场主导、引领发展的要求，发挥企业主体作用，高起点构建新兴产业技术创新体系。着力掌握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及相关知识产权，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提升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金融经济杂志》2014年第十四期
一、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1)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本文运用索洛余值法估算陕西省全要素生产率设生产函数为C—D生产函数。根据公式(5)，利用Eviews6.0软件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份额，即α，β的数值，然后代入公式(3)得到TFP的增长率。(2)各要素贡献率的计算要素贡献率表示经济增长过程中各要素增长率所占产出增长率的比率，反映了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大小。TFP贡献率πA、劳动贡献率πL、资本贡献率πK的计算公式分别为:其中，Kt，Kt－1分别表示t期和t－1期资本存量，It表示t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Pt表示t期价格指数，δ表示折旧率。可以看出，估算资本存量需要明确基期资本存量、价格指数以及折旧率。《陕西省统计年鉴》给出了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投资流量采用全社会新增固定固定资产，折旧率统一为5%。(2)产出量的选取。国内学者多以GDP衡量产出，本文以1978年为基年，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后的实际GDP作为衡量产出指标。(3)劳动力选取。为了和GDP以及资本流量统一，本文选取年初和年末就业人数的算术平均数作为就业人数指标。陕西省1978—2012年的真实产出、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投入数据见表1。
(三)结果分析为了更好地分析表1和表2中陕西省TFP及各要素贡献率的变化情况，绘制折线图1。观察图1，陕西省自改革开放以来实际GDP增加速度比较缓慢，且具有波动性。1978至1989年整体呈递增趋势，1989到1990年实际GDP回落，1990年之后开始增长，到1994年实际GDP增长率达到峰值，1995至1998年，实际GDP增长率略有下降，1998年之后经济增长趋势基本处于平稳状态。资本投入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高于劳动和全要素投入的贡献率，且呈现递增趋势。1979至1988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低于50%，1989至1994年，资本的贡献率平均达56%，1995年以后，资本的贡献率均在60%以上(除1998年)。劳动投入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1982、1990和2002这三年劳动的平均贡献率明显高于其他年份，其余年份劳动贡献率平均值为9.49%。TFP对经济的贡献率波动较剧烈，尤其是1995至2003年，2001年以前TFP贡献率平均值为35.28%，2001和2002年TFP贡献率值跌落在10%以下，2003年以后，TFP贡献率逐年递增，但增速相对缓慢。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的经济增长处于投资拉动型。表2数据看出，资本投入保持较高水平，劳动和TFP投入则长期维持较低水平。1978年以来，资本投入的平均增长率达3.87%，而劳动力投入为1.84%，TFP为1.92%。形成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原因之一是陕西省能源资源富集，煤炭、石油、天然气储量巨大，全省矿产资源潜在经济价值约占全国矿产资源潜在总价值的三分之一。在这一巨大优势的带动下，政府及地方投入大量资本开采，建立配套的基础设施，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经过三十年的发展，陕西省经济发展稳中加快，步入正轨。较高的资本投入水平和较低的TFP水平说明陕西省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56.19%，劳动投入的平均贡献率为12.81%，TFP的平均贡献率为31%。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资本的平均贡献率提高至64.42%，TFP的贡献率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至25.59%。说明在国家利好政策的影响下，陕西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资源的高速投入，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并没有提高，要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还需要很长时间。陕西省是劳动力大省，也是科技强省。从表2可以看出，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整体呈下降趋势，西部大开发以来，劳动力平均贡献率为9.99%，说明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向劳动集约型方向转变。劳动力投入除了数量方面外，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投入，随着陕西省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加强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二、政策建议
在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TFP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可小觑，提高TFP水平的过程中，需要加强人力资本的投入、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等。1.加强人力资本劳动力素质直接影响投入产出效率，人力资本越雄厚，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速度越快，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可以提高技术转换，提高TFP水平，转换经济增长路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在加强人力资本投入过程中，政府和社会要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采用多元化教育投资形式，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强化高等教育，加强职业技术培训。提高人力资本的同时更要重视人才流动，优化制度环境，引进国内外优秀人才来陕工作，鼓励城乡人才流动，培养各行各业领军人物;不断提高知识资本存量，累积人力资本存量，合理配置资源在投入产出中的效率。陕西省是国家重点教育基地，高校、研究所数量庞大，积聚了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因此更应高重视人力资本利用，拓宽经济增长路径，在提高经济数量增长的同时提高经济质量增长。
2.优化产业结构陕西省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投入拉动。近十年来，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百分之六十五，TFP的平均贡献率大约23%。经济增速虽有提高，但是仍居全国中等水平，说明产业结构不甚合理，需要不断升级和优化，以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第一产业比重下降，高能耗、高污染的第二产业比重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变化甚微。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部门应当注重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加大现代化农业的投入，以科技带动农业发展，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一体化建设，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强化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在提高工业生产总值的同时注重绿色环境、科技创新;提高第三产业的竞争力，加大第三产业投资力度，提高第三产业科技含量和劳动力素质，拓宽第三产业融资渠道和平台，使得第三产业投资合理化、多样化。
3.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发展近年来陕西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因此扩大内需、提高对外贸易是今后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陕西省在扩大内需方面有利条件包括:一、目前陕西省处于工业化加速期，能源产业发展比重逐年上升;二、城镇化速度加快，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转移，是陕西省经济增长的新活力。因此，加快经济二元结构转型，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非农业岗位，从低劳动生产率产业转向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产业，从低消费水平向高消费水平转变，促进经济增长。
作者：曹素溪岳宏志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关键词：工业总产值；工业固定资产；经济转型；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4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8-0009-03
引言
对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方面的研究是当前的热点问题。对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判断又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前提。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GDP中主要的贡献来源于工业，因此，对工业产值的动力源进行探索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从理论上讲，迄今已有很多关于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动力、增长方式、转型升级等理论上的研究。如Chow（1993）、Borensztein和Ostry（1996）、Krugman（1994）、Young（2003）、李子联（2011）等，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因素进行了理论研究；常艳（2005）和刘晓红（2009）等学者通过计量方法对人力资本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彭国川（2002）和等（2006）通过模型建立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问题；尹子民、罗丽兮（1998）和未来10年我国工业增长的驱动力研究课题组（2011）则通过相应数据对中国工业的增长方式和速率进行了理论研究；陈勇、李小平（2007）、林毅夫（2008）、庞瑞芝（2009）和杜群阳等（2011）通过转型期间中国工业行业的新特征和出现的新理论对转型期间中国工业的经济增长进行了相关研究。
然而，从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尽管它们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工业增长的一些特征，但对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问题及未来应该如何进一步发展，解答还不尽完善，而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目前又是受人们普遍关注的。因此，笔者从这个角度出发，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实证研究2009年中国工业增长中劳动力就业、固定资产投入与产出关系，试图找出工业增长的动力源，并进一步从研究结果出发，为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转型之路提出一些具体且实际的建议。另外，笔者之所以考虑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分析所要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它是经济学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生产函数形式，具有很多优良特性，且在数理经济学与经济计量学的研究与应用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本文采用EViews 6.0软件进行计量分析，从而保证研究的科学性。
一、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研究设计
1.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横截面数据，收集了2009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相关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2010年统计年鉴。我国有34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本文采用了除港澳台地区的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资料，原因是港澳台与大陆的统计方式不一样，且港澳台地区的实际情况也于大陆有所不同。
2.模型建立
（二）实证分析
1.模型初始估计
假定模型InYi=β0+β2InX2i+β3InX3i+ui满足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的假定。用OLS法得到如下回归：
因此，可以看到2009年中国工业产出的劳动与资本弹性分别是0.5927和0.6126。换言之，在研究时期，保持资本投入不变，劳动投入增加1%，平均导致产出增加约0.59%。类似的，保持劳动投入不变，资本投入增加1%，平均导致产出增加约0.61%。把两个产出弹性相加得到1.20，即为规模报酬参数的取值。看得出来，在此研究期间，中国工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
从纯粹的统计观点看，所估计的回归线对数据的拟合相当良好。R2取值为0.9803，表示产出（的对数）的变异98%都可由劳动和资本（的对数）来解释。
2.对模型的检验
（1）多重共线性检验和残差的正态性检验
利用EViews可知此模型的最小本征值是0.0296，最大本征值是1.9704。因此可得：k=1.9704/0.0296=66.5676
（2）异方差性检验
根据WHITE检验，可得：nR2=7.7369，其渐进地服从自由度为4的χ2分布，对于4个自由度，2.5%的χ2临界值是11.1433；5%的χ2临界值是9.4877；10%的χ2临界值是7.7794。因此可认为此处不存在异方差性。
（3）序列相关检验
本文采用德宾-沃森统计量来进行序列相关检验。在此模型中，观测次数n为31，不含常数项的解释变量个数k′为2。因此，已知D.W.=1.884972，即d值约为1.885。查表得：当n=31，k′=2时，dL=1.297，dU=1.570。此模型计算出来的值1.885>1.570，因此D.W.统计量显示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4）显著性和拟合优度检验
［关键词］经济增长 要素投入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一、理论框架
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问题一直被学者们认为是解开增长之谜的重要突破口之一，长期以来，国内外众多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专家学者都在努力寻求中国三十几年来保持高位增长速度的合理解释。笔者试图根据简单明了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米德模型，将经济增长率大致看成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索洛余项）三者的函数。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学术界有不同的定义标准，笔者将全要素生产率理解为除资本和劳动两要素之外的其他诸多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集合体，包括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制度创新，技术演进，规模经济等等。
二、资本要素投入分析
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和测算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引擎是资本要素（这里指物质资本）投入。援引李京文等（1993）的测算结果，1978到1990年期间，经济平均增长率是8.35%。其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9%；陈琳（2008）在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测算分析结果中显示，1978到2004年间，资本存量年平均增长率为10.1%，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2%。可见，资本要素投入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超过一半。这样的结果如果用哈罗德-多马模型，“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等来解释的话，应该是基本符合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一种增长方式。
然而，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国外经济学家和大批的国内学者都对中国这样的增长方式感到忧虑，认为这样的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应该看到，高水平的资本投入，特别是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首先，是造成了经济结构，特别是供求结构的失衡。持续不断地资本刺激已经造成了某些行业相当程度上的产能过剩，而国内消费又不能完全吸收，这样就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和结构失衡。其次，产能过剩需要有一个释放的渠道，这样就可能引致对外出口路径依赖的强化，使金融危机以来日益激烈的贸易摩擦更加白热化。再次，大量以货币或者信贷形式投入到实体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很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诱因之一，加剧物价上涨的压力。最后，高水平，强力度的资本要素投入，也会使得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调控范围逐渐缩小，力度逐渐减弱，最后使政策失效的可能性加大。因为当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大型投资趋于饱和时，政府的投资渠道就会锐减，此时利用投资拉动的政策效应就受到限制。
三、劳动力要素投入分析
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要素投入要充分利用要素禀赋本身的比较优势。中国是一个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国家，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相对资本和其他要素来说是一大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可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而且也可以吸纳剩余劳动力，促进充分就业，维护社会稳定。
事实上，根据马克思剩余价值论，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增加产出方面的作用当然不可小视。综合多位学者的测算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8-20%左右，仅次于资本要素，是第二大贡献主体。 当然，若以劳动力要素的投入为主，这种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
其一是劳动力成本在近年来有逐渐提高的趋势，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这主要源于中国老龄化加剧和人口出生率持续处在较低水平，使劳动力供给出现缺口。
其二，以劳动力要素投入为主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必须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但是刘易斯关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定在当前的中国开始受到质疑。
四、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由索洛-米德模型可知，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产出增长率扣除资本和劳动要素增长率之后的余项，是要素投入所不能解释的部分。在中国，这一部分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相对要素投入贡献要小得多。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在30-34%之间，与发达国家40-50%的水平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1世纪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要素优化配置能力的竞争。而这些因素，正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力，才能是经济增长保持持续性和高增长。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坚持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由于技术和人力资本都具有外部性和溢出效应，引进先进技术有利于提高本国的总体科技水平，一个较高素质的群体会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第二，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无疑用事实证明了制度变革和制度优化的重要作用，也坚定了我们变革宏观、微观经济体制的决心。一个较优的制度会使推动经济增长各因素的潜能得到尽可能的释放，从而是各要素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
第三，由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首先要从政府职能和角色的重新定位开始。改变政府主导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由市场力量来配置各类资源，这样才能实现加快转型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张培刚、张建华，《发展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
[2]马春文、张东辉，《发展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