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9 17:30:1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发展的评论，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基于传统文化的发展观: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内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分析
分工、分配与劳资关系——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土地供给与经济周期: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理论诠证
中美贸易的商品结构变化及其对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中国的金融中介发展、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关系的实证研究
股权分置改革中网络投票实证与实验研究
外汇领域个人洗钱机会主义行为分析:理论与实证视角
消费风险、利率与股票市场波动
套利定价理论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基于渐近主成分分析方法
基于区域经济的公司绩效:对山东、浙江、广东的对比分析
产业结构与体制因素共同作用下民营企业市场进入问题研究——基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县域农村民营企业市场进入的实证分析
集群中的中小企业成长研究——集群优势对企业资源与能力提升的作用
所有权、财产权及产权概念辨析——兼论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与现代产权理论的异同
《西部商学评论》学术委员会
经济危机、经济增长与市场经济模式选择
财政收入、税收政策及宏观经济波动研究综述
中国西北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山西省虚拟煤炭产业集群研究
住房抵押贷款评估的博弈分析
赤道原则: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
城市贫困的联合方法研究:多维视角和研究路径
乡镇改革评论
信任与企业战略:前沿理论与实证研究
乡村旅游地品牌个性特征研究——以西安长安区“农家乐”为例
劳动力稀缺、人力资本深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我国现阶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探析
《西部商学评论》编委会
《西部商学评论》学术委员会
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影响的实证分析
知识城市发展研究
先秦时期农地产权演进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基于人口压力的视角
近代陕西煤炭的开发利用及其影响
DEA视角下的地方财政支出效率分析
整体稳健推进县域金融机构改革及管理的政策思考——基于县域金融机构改革及管理之演变进程的实证研究
PE、PEG指标在选股中的有效性分析
公平与效率的必要张力——基于三元均衡范式研究
大学生利他行为的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
国际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关系计量分析
我国文化产业的关联性研究
第三届“理论经济学科经济史教学暨经济发展史研讨会”会议综述
《西部商学评论》学术委员会
我国产业集聚的区域差异及均衡对策分析
市场经济初期地区行政垄断对规模经济的作用机制分析——基于钢铁、汽车工业规模效率的动态测算
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溢出效应比较分析——以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为例
EKC假说与中国经济增长——一个政府行为视角
克鲁格曼等新经济地理学派对产业集群的有关论述
商业银行环境风险管理:压力与行为模式的实证研究
封闭式基金折价与投资者情绪新解——基于投资者情绪指标框架的分析
黄金价格与经济活动——论中央银行应该增持黄金储备
商业银行人权政策框架研究
关键词：经济之声 财经专业性 高端权威 评论树帜 深度
中央电台2012年经济之声两会报道从自身定位出发，实现了全方位、全频率的整体效应，参与节目之多、参与专家数量之大和层次之高、报道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总体概括起来就是专栏数量大、形式多、内容广、有深度，充分表现出广播传媒和财经专业频道的优势与特色，赢得了各界听众的广泛认可。
一、突出经济内容，敢于揭示经济领域的深层次矛盾
中央电台经济之声2012年两会报道中话题集中、突出，紧扣关注度较高的经济和民生热点，充分进行解读和评论，突出了频率特色，形成了声势。
面对经济下行风险，惯于用GDP说话的地方官员们是不是依然会“唯GDP”论事？他们如何看待“稳增长”这个目标？天下财经《经济改革纵横谈》播出录音报道《张平：内需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表示说，去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已经从投资和出口转向内需，今年这一趋势还将强化。在去年9.2％的经济增幅中，内需拉动了4.7个百分点，而外需的拉动作用是负0.5个百分点。那么，从这里反映出的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什么特点？经济之声《十大评论员看两会》邀请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进行分析解读。《交易实况》节目则在当天连线参加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记者会的现场记者，实现会议重要消息实时直播。《天下公司》的《两会经济观察》栏目则分别邀请了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天津市财政局局长杨福刚、宁波市副市长王仁洲、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日照市委书记杨军、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对GDP增速下降、地方政府是否存在“唯GDP”论、强化环保考核机制、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如何与民生保障挂钩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经济之声根据频率特色，针对“两会”热议的经济改革话题，邀请了经济学家巴曙松进行点评，对百姓最为关注的房地产市场、保障房建设、土地供应等一系列的房地产调控方面的问题，巴曙松使用了很多中国房地产方面的数据，极具专业色彩；与此同时，他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听众解读了这些指标背后的内涵，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比如“加大保障房的建设来对冲投资下滑”，采取一个比较灵活的“有保有压”的措施等。巴曙松的介绍，前后逻辑鲜明，既有现在的事实数据，又有一些对未来走势的预估，使得点评很有说服力。
经济之声两会报道策划团队还以敏锐的新闻嗅觉，预见到改革会成为今年两会的关键词，预见到当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经济之声为此提前策划，精心组织，从3月9日起推出两会特别报道《经济改革纵横谈》。这组报道紧紧抓住目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这个关键点，以两会为背景，根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重点领域，选取当下矛盾最突出、问题最集中、改革最迫切、阻力最大的五个关键环节和深化改革的五个入口，包括垄断企业改革、房产税改革、利率市场化、土地产权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小微企业融资。这组报道打破常规两会报道的形式，采用述评的样态，提出问题，采访相关领域权威的代表委员或者改革涉及的各方人士，通过丰富的音响、通俗的表达和层层的推进，分析改革的迫切性，摆出改革阻力和难点，寻找改革破解之道。
二、借助社会力量和高端资源，彰显国家电台的权威性
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组数据，特别引人注目。比如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速定在了7.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定为4%，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这些数字都说明了什么？反映出怎样的政策思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两会特别节目《两会数据观察》邀请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吴晓求，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知名财经评论员叶檀，就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以及失业率等问题一一进行解读。节目站在国家级财经媒体角度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分析解读，受到听众好评。
经济之声《十大评论员看两会》专栏，约请到了吴晓求、巴曙松、张燕生、连平、鲁政委、屈宏斌、叶檀、谭雅玲、张车伟、孙立坚等十位“有分量”的业界、学界权威专家。两会期间每天9点、12点、18点，各位专家立足宏观经济、金融、外贸、社会保障等各自擅长领域，评说两会热点、洞察财经大势。十大评论员的评论独具专家视角、凸显专业水准，既适度审慎、又准确解读，既立足宏观、又兼顾微观，较好展示了国家经济广播频率强势引导舆论、掌握话语权的能力。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两会专栏《智库看两会》，由国家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专家评论两会话题。选题注重热点与角度的有机结合，选择一些紧扣社会经济热点、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结合代表委员议案提案，从微观切口入手，以独特的视角，加以评论。嘉宾见解独到，点评透彻，融思想性、权威性、贴近性于一体。
三、以评论为特色，增加了节目深度
2012年经济之声两会报道推出了“评论员视点”专栏，评论员分别由频率副总监、节目主编和记者、编辑担任。在节目中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和思想，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体现了国家电台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心。
“评论员视点”专栏先后播发了以“中国经济面临复杂环境，需要转型创新”“做强实体经济，要和压缩过程产能同步进行”“不能让实体经济继续成为‘烫手山芋’”“资本市场亟待正本清源”“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要靠小型商业银行”“金融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经济面临复杂环境，需要转型创新”等为题的本台评论员评论，在提升频率内在品质的同时，也培养和锻炼了经济之声的评论员队伍。
四、以主题日形式体现，多种形式、层层递进、全天深入
2012年经济之声两会报道充分发挥经济之声的特色，以每天一个主题的方式，紧扣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这条主线，推出“经济改革纵横谈”“两会经济观察”等专栏，及时报道两会新闻，深入解读两会话题。同时突出经济之声评论的特色，推出“十大评论员看两会”专栏，分析评论两会热点。以主题日的形式，在经济之声是第一次，有利于集中、深透。每天一个主题，形成一根主线，贯穿全天的节目。全天候各个节目联动，以不同的形式全方位报道当天主题。各个节目中以其不同的个性特色，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层层递进，使主线丰满起来，鲜活起来。
如3月11日全天关注的主题为“如何防止实体经济空心化”，经济之声首先在早间《天下财经》节目中的“两会记者观察”栏目中把问题摆出来：如何做“实”实体经济？很多人不愿回归实体经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通过记者的采访，让代表委员们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接下来经济之声《评论员视点》配发了评论“做强实体经济，要和压缩过程产能同步进行”，强调了要给发展实体经济创造必要的政策环境问题：比如如何改善融资环境、如何调整税收政策，还有产业政策导向问题。
《两会经济观察》则继续就如何发展实体经济作进一步的探讨。播发了对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的采访报道：“应该从税收上给予中小企业优惠待遇”。
军无粮草不行，发展实体经济不仅要增强企业的活力，还需要银行业给予有力的资金支持。《两会经济观察》还请全国政协委员、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介绍了银行怎样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银行业会有什么样新的具体措施。
最后，《十大评论员看两会》请出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继续总结评述——“加强民营企业预期和信心是关键”。李荣融总结出民企信息不足、信用不足、培训学习不足和遇到困难时受到的帮助不足等四点不足。叶檀认为“四点不足”点出了民企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这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她指出，虚拟经济不能过度虚拟，必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
>>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考 论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互动 浅析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平 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 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发展势在必行 公民资格与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风险与防范研究 社会保障与消费风险 人力资本与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政策解析与宣传 广东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同步性分析 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 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关系的实证研究 试论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简述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关系研究 社会保障视角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分析 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适应性研究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互动机制探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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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演进社会中的制度设计与实施
制度变迁与乡村非正规制度——来自中国乡村的经验:乡镇企业的财产形成
怎样认识乡镇企业产权——评陈剑波《制度变迁与乡村非正规制度——来自中国乡村的经验:乡镇企业的财产形成》
社会网络与制度演化评陈剑波《制度变迁与乡村非正规制度——来自中国乡村的经验:乡镇企业的财产形成》
资源稀缺性对于制度安排的重要作用——以西北水窖制度的演变为例
对《资源稀缺性对于制度安排的重要作用——以西北水窖制度演变为例》一文的评论
对曹远征、邹蓝《资源稀缺性对于制度安排的重要作用——以西北水窖制度演变为例》一文的评论
国有中小企业市场化改革及政府在改革进程中的角色——以山东诸城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作为案例
对黄少安、魏建所作《国有中小企业市场化改革及政府在改革进程中的角色——以山东诸城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作为案例》一文的评论
对黄少安、魏建《国有中小企业市场化改革及政府在改革进程中的角色——以山东诸城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作为案例》一文的评论
公有制企业改革中控制权的分配——河南注油器厂产权制度改革案例研究
对《公有制企业改革中控制权的分配——河南注油器厂产权制度改革案例研究》一文的评论
对《公有制企业改革中控制权的分配——河南注油器厂产权制度改革案例研究》一文的评论
从业主责任制到现代企业制度——中国水电建设与运营制度变迁
对《从业主责任制到现代企业制度——中国水电建设与运营制度变迁》的评论
对《从业主责任制到现代企业制度——中国水电建设与运营制度变迁》的评论
试析“封闭贷款”
关于《试析“封闭贷款”》的评论
窥探中国国有银行制度的内在矛盾与演进逻辑——评李晓西《试析“封闭贷款”》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前言：民营经济发展与中国制度变迁——兼论知识生产与案例研究
“TheDevelopmentofPrivateEconomyandTransitionofChina'sInstitutions”——ADiscussionOnKnowledgeProductionandCaseStudy
从借红帽子到建立党委——温州民营大企业的成长道路及组织结构之演变
通往寻租之路?——评曹正汉《从借红帽子到建立党委——温州民营大企业的成长道路及组织结构之演变》
对《从借红帽子到建立党委——温州民营大企业的成长道路及组织结构之演变》一文的评论
进入壁垒与民营企业的成长——吉利集团案例研究
转型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进入和成长——评《进入壁垒与民营企业的成长——吉利集团案例研究》一文
对《进入壁垒与民营企业的成长——吉利集团案例研究》一文的评论
传亲属还是聘专家——浙江家族企业接班问题考察
对《传亲戚还是聘专家——浙江家族企业接班问题考察》一文的评论
对《传亲属还是聘专家——浙江家族企业接班问题考察》一文的评论
资本家为何远离资本市场——浙江民企“不愿上市”案例的经济学解释
民营企业家真的不喜欢资本市场吗?——评汪炜《资本家为何远离资本市场——浙江民企“不愿上市”案例的经济学解释》
随机性金融挤兑的合约分析——泰隆城市信用社的案例
对《随机性金融挤兑的合约分析——泰隆城市信用社的案例》一文的评议
特定风险、市场风险以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对《随机性金融挤兑的合约分析——泰隆城市信用社的案例》一文的评论
对《资本家为何远离资本市场——浙江民企“不愿上市”案例的经济学解释》一文的评论
制度、合约与企业行为——永康民间票据市场研究
知名学者成思危1月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中国证券报》联合举办的第10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说：“我不赞成经济学家大量担任独立董事。”现在很多公司聘请知名经济学家担任独立董事,一个经济学家可能当好多家公司的独立董事，但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经济学家本身不是搞企业管理的，他们擅长宏观经济研究,但他们中有多少人能看懂会计报表？如何识别企业在会计报表等方面的猫腻？在国外，担任独立董事的70％以上是对企业管理有经验的，甚至是别的公司的高管，与本企业没有利益冲突。
成思危认为，独立董事除了任职条件外，责权利都得考虑，报酬太高会被管理层收买，报酬太低没有积极性。独立董事应有行使职权的手段，现在的独立董事临到开会才拿到企业提供的资料。在国外，独立董事担任企业薪酬委员会主席，所有的文件都要在开董事会前15天发放到独立董事手里。
成思危说，薪酬委员会主席如果不是由独立董事担任，而由企业内部人士出任的话，就很可能出现公司自己给自己无节制地发放薪水奖金的现象。独立董事的辞职制度也应规范，不能公司出了问题就辞职离开，要承担连带责任。
成思危还指出，现行独立董事机制确实有一些问题。独立董事都是大股东聘请的，多是自己的好朋友或支持大股东的人，容易站在大股东一边说话。另外独立董事的资格没有明确规定，应抬高任职资格。（据新华社2006年1月7日电江国成/文）
02、王世杰：绿色GDP核算应当缓行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给人类带来的空前挑战，一些经济学家和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使用GDP来表达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存在明显缺陷。他们力图从传统意义上统计的GDP中扣除不属于真正积累财富的虚假部分，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具体而言，绿色GDP是在传统GDP的基础上扣除自然资产主要是资源环境损失之后的总量。而资源环境损失主要包括资源耗减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损失。
所以，在笔者看来，绿色GDP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全新的国民经济核算指标，它无非是在原来GDP的基础上扣除掉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绿色GDP提出的积极意义仅在于它反映了人们环境保护的意识在提高，但以为绿色GDP的提出乃至核算就能正确反映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未免有失偏颇。首先，GDP是绿色GDP的基础；其次，只有将绿色GDP与GDP进行比较才会有意义；最后，绿色GDP本身也只是反映了环境资源损失的代价，它同样没有反映经济与社会、环境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如果真以为绿色GDP能反映国民福利问题，那就更大错特错。从某种意义上讲，绿色GDP肯定没有国内总福利（GNW）这个指标能更准确地反映社会福利问题。因此我以为，绿色GDP与GDP一样是一个存在弊端的指标。（摘自2005年第11期《宏观经济研究》作者为华东交通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
03、赵长保：警惕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两种倾向
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赵长保2005年11月26日在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讨会上提出：县域经济发展中要警惕两种倾向。第一个倾向是盲目冒进的倾向。这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项目选择的盲目性。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普遍比较落后，对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欲望都比较强，也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急于求成的做法。可能在项目选择的时候，没有经过科学论证，也没有和当地的资源条件进行很好的结合，然后就凭空提出一些项目。盲目冒进的第二个表现可以说是“就米下锅”。好不容易有一个投资者来了，第一件事就是想先把他留下来，没有认真考虑这个投资在本地是不是合适，会在本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有危害。
第二个倾向是忽视农业的倾向。“工业强县”这个口号很多地方都不陌生，应该说这没错，但关键是要有一个合理的度。我国中西部大多数地区不能忽视农业，因为在这些地区，农业恰恰是优势，是最有利的资源，这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不管我们发展的产业类型是什么，这个基础都不能丢。（摘自2005年11月29日《中国经济时报》）
04、丁学良：什么是合格的经济学家
香港学者丁学良的“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的言论发表后，引发了众多回应。本刊也在2005年第12期摘编了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梁小民的文章《经济学家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日前，丁学良先生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详细阐述了合格经济学家的学术标准。他说，国际上有13种不同的方法比较经济学系和经济学家，其中的核心是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这是经济学界内部由不同的专家小组用不同的方法论研究出的评价体系。目前国际公认的方法是对专业的经济学学术期刊进行排名，然后依据在不同等级的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进行评价。
丁学良先生说，他所在的香港科技大学，在13年间，经济学系在国际上的排名大约在75～100名之间，在整个亚洲排名最前，以它聘用教师的标准为例，大约比较切合实际。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聘用教师分为三步。第一步是起步的助理教授，一般是刚毕业的博士，这时只要求他们提交2～3篇他们最好的研究手稿(working paper)，并有至少3位成名经济学家的推荐，系里选择排在前列的几位，给一个求职演说(job talk)的机会。这时考察的是他们是否受过合格的经济学训练，是否有学术研究的潜质。
第二步，助理教授在工作五六年后，系里将根据他们是否发表了足够的论文决定是否给他们副教授的职位和长期的工作合同。此时的标准是在第一档的学术期刊(全学科的，国际排名在15名以内，《美国经济学评论》、《计量经济学》、《经济学季刊》等，刊登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的文章)上发表至少两篇论文；在第二档的期刊(排名在15～30名内，包括学科分支的专业期刊，如《财政经济学学刊》、《人力资源学刊》、《比较经济学学刊》等)上发表至少两篇论文。
春风拂面
文／本刊评论员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已缀深切地感受到了整个国家改革与发展的强劲脉动，感受到了不同以往的春的气息。全会描绘的改革新蓝图、凝聚的改革新思想、设计的改革新路线、形成的改革新举措，更让我们倍感春风拂面。全面深化改革，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繁荣昌盛的梦想，承载着行业转型升级、企业基业长青的梦想，也承载着每个人绚丽缤纷的梦想。在这新的改革的征程中，在谱写新的春天的故事里，我们怀揣梦想，沐着春风，挥洒智慧，浇灌汗水，同心筑梦！
2014前瞻：改革红利释放
激发内生活力
文／本刊评论员
2014年，随薏改革红利的进一步释放，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有望逐渐消除，更多市场主体有望打破枷锁、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不断优化的政策环境和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正激发出各类市场主体旺盛的活力与蓬勃的创造力。这种由内而外生发出的动力、干劲，这种从心底里流淌出的渴望、热情，正成为工程建设行业转型升级、施工企业基业长青的持久引擎。
项目成本管理：品鉴三个案例
探求降本增效之道
文／本刊评论员
实践中，更多施工企业对这些案例的积极关注和热烈研讨，不只是对英具体做法的简单临摹，而是对其管理理念的反复品鉴，对其管理思想的深度思考，对其共同规律的孜孜以求。悟其降本增效之道，创造性应用于企业生产管理实践之中，趟出适合自己的项目成本管控之路。项目成本管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品味经典、借鉴典型的同时，施工企业正在自身的现实土壤之上，汲取外界丰富的阳光、雨露、氧气、肥料，转化为自身的能量，开出缤纷绚烂的花朵，结出独一无二的果实。
对标管理：攻玉之石
在借鉴中创新
文／本刊评论员
施工企业通过各种形式、各有侧重的对标管理，对如何更好地借鉴与吸收、消化与创新，最终转化为自身的实质性提升，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更务实的行动。在模仿优秀企业的具体做法、借鉴标杆企业的成功经验的同时，更加注重研究其管理理念，品味其管理思想，吸收其管理精髓。从模仿到借鉴，在借鉴中不断创新，在与榜样比肩的过程中，逐渐走出自己的路。寻标、立标、贯标、达标，直至超标，乃至创标，施工企业持续追寻攻玉之石，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
资金集中管控：聚沙成塔
使资金配置更有效率
文／本刊评论员
资金集中之后，通过建立资金集中利益分配调节机制、健全内部信用等级评价体系、完善全面预算管理等多项具体措施，将市场化的运作规则、机制与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制度相结合，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充分盘活存量资金，发挥“资金池”的整合与配置效应，高效融通企业“血脉”，优化资金资源配置，避免简单的“抽肥补瘦”“劫富济贫”，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瓶颈，使资金配置更有效率，实现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项目群管理：探索与实践
更高层次目标的追求
文／本刊评论员
尽管当前施工企业对项目群管理还未形成统一的、明确的内涵，但伴随着探索与实践的深入，项目群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将会逐渐清晰起来。这些探索与实践，旨在追求单个项目本身的效益之上，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组织目标的实现，这为企业管理提升提供了新的视角，为项目管理创新开扇了新的视窗，这也许是项目群管理探索与实践更重要的意义所在。
混合所有制：国企改革新思路
“合”出新天地
文／本刊评论员
与之前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国企改革方式不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通过“混合”产生“杂交”优势，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与创造力，从而给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新的方向与思路。当下，施工企业正在深入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实现路径，避免为“混”而“合”，形成共同的目标和持久的动力，建立符合市场规则的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合”出新天地。
国际市场：蕴育新机遇
联合出海
文／本刊评论员
新机遇蕴育新思路，新思路扩大新成果。在新的机遇条件下，投资、设计、监理、施工、装备等越来越多的不同优势、差异化的企业，正找准定位，走出国门，形成优势互补、相互支撑的“联合船队”，在国际市场的大海中，发挥越来越强大的整体优势，打响“中国建造”的品牌，乘风破浪，远航。
全面风险管理：价值凸显
攻防兼备
文／本刊评论员
在经历了诸多实践之后，不少旌工企业感受到了全面风险管理的价值，逐渐意识到，风险管理是全过程的管理，不单单是某个方面或某些阶段：也不仅仅是某个部门或巢些人的事，而是与企业每个成员都密不可分；风险管理不是单一的“灭火”或“亡羊补牢”的事后行为，而是保证企业经营活动实现预期目标和价值增值的事前行为。施工企业在深化改革、转型升级的进程中，在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征程中，做好全面风险管理，防控风险，把握机会，玫防兼备。
索赔管理：彰显契约精神
亲兄弟明算账
文／本刊评论员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契约经济，市场主体在同等规则下，平等竞争与合作，倡导契约精神，践行契约精神。亲兄弟明算账，不是不顾交情，不讲情面，重利轻义，而恰恰是依照契约，讲规则，算“明”账，更好地维护这份“亲”。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下，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断增强，工程索赔的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正逐步定向完善，树立索赔意识，加强索赔管理，提高索赔水平，正成为施工企业转变观念，顺应新的形势，提升管理水平，打造现代企业的重要手段。
融资租赁：方兴未艾
创新盘活企业资产
文／本刊评论员
本期，多位行业专家和施工企业管理者一起，对融资租赁的应用现状和未来发展进行研讨，并分享了施工企业融资租赁的实际应用案例。目前，尽管面临不少问题和障碍，但融资租赁的发展方兴未艾。施工企业正在结合自身实际，参考与借鉴各方经验，不断创新突破，探索既适应国内市场、又适合自身实际的融资租赁新方式，充分发挥融资租赁的优势，创新盘活企业资产。
信息化：上下求索砥砺前行
探寻内在发展规律
关键词：城乡居民消费；存在差异；水平对比
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影响下，需求作为推动消费顺利进行的主导力量，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的拉动以及约束作用较为显著，消费经济作为最终消费需求，其结构、规模以及增长幅度对于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国现代经济发展处于市场经济快速转型时期，消费对于经济发展产生着显著的影响。中国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较大，但是，人均消费水平较低，因此，怎样才能够提升我国现阶段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显得较为重要。
在经济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我国已经形成较为发达的工业和落后农业共同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居民的消费以及收入差距较大，并呈现出逐渐扩大的发展趋势。
一、理论假设
消费函数作为宏观经济学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一个经济函数，开始被运用在国民收入使用动向分析工作之上，用来对居民生活水平以及收入水平之间关系进行研究，帮助政府有关部门更好地制定出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
西方经济学家就消费函数问题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理论，包括杜森贝利相对收入理论消费函数、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假设消费函数、弗里德曼持久收入消费理论函数等。
其中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设理论认为总收入数量决定总消费数量，并将这种关系使用较为稳定的函数来表示。所以，当前消费水平是由可支配收入决定，在这种理论假设分析下，建立其相应的消费函数：
Ct=α+βYt+et
其中Ct表示样本数据t个样本的总消费支持，Yt则表示相对的绝对收入，截距α为自发性消费，α>0，β则为边际消费倾向，0
杜森贝理论则认为消费者行为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种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特征，所以，消费支出还会受到消费者过去水平、消费环境等因素的因素。莫迪利安尼以及弗里德曼在这种理论基础之上认为消费者预预期的收入可能会对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理性特征，消费决策也是多期的，因此，其追求的目标是最大化的长期效用。这些不同理论构建的模型具有较为显著的一个特征，也就是自变量要能够配合滞后消费变量，假设模型表示为：
Ct=α+βYt+γCt―i+eν
其中Ct表示样本数据第t个样本的实际消费支出，Yt则表示相关的绝对收入，也就是可用来支配的收入，截距表示自发性消费，β>0，β表示边际消费倾向，0
二、城乡居民消费函数模型
通过使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开展回归分析能够得到城乡居民消费函数以及相关的检验结果。城镇居民消费收入关系数学回归模型，结合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设消费函数理论来分析，我国现阶段城镇局面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Y和人均年消费支出水平C之间形成的回归模型表示为：
Ct=243.448+0.744Yt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年消费支出水平之间形成的函数关系模型表示为：
Ct=263.527+0.655Yt+0.121Ct-1
从上述两个回归函数结构中不难发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对于人均年消费支出的影响相对显著，模型拟合效果相对明显。
结合农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Y和人均消费支出C之间形成的数据关系，通过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得到的回归模型表示为：
Ct=110.232+0.711Yt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年消费支持水平之间形成的函数关系模型表示为：
Ct=263.527+0.655Yt+0.121Ct-1
从上述回归函数中可以有效得出农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对于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较为显著，其模型拟合效果相对较好。
通过上述函数方程不难发现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和当前收入之间的关系较为显著，通过看恩斯模型能够更加全面地解释我国最近消费状况，长期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从而导致我国现阶段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城镇居民相比较，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和消费水平相对较低。相对来说，城镇居民消费比较满足持久收入理论模型，农村居民比较满足相对理论模型。
要想能够进一步缩小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差异，就要通过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提升农业发展过程中科技含量，保证农民收入能够得以增加；其次，要能够从根本上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为农村居民提供良好的消费场所；再者，培养正确的消费观念，不断提升农村消费品位；最后，要能够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减少居民消费存在的顾虑。本文通过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进行分析和对比之后不难发现，收入来源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此，只有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才能够引导城镇居民消费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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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诗娥，杨汝岱.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J].经济评论，2012，01：76-84，107.
继高通、微软遭反垄断调查之后，中国的反垄断风暴开始席卷被诟病已久的汽车行业，引发了媒体舆论的高度关注。
专家观点：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马乐指出，此次汽车行业遭受反垄断调查的一大原因是价格限制。他指出，车企降价不应也不会成为反垄断的终结，对汽车行业的反垄断目的并非打压经营者，而是通过强有力的执法使反垄断法具有效力，真正实现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立法目标。
（摘自法制日报）
上海学者陈东海认为反垄断的终极目的是让消费者获得公正的福利，不光是汽车领域，还如之前白酒领域的反垄断活动，都表明中国的经济横向垄断基本上已经被打破，垄断主要来自于纵向领域。所以，反垄断主要要着力于纵向垄断，达到促进竞争的目的，最终保证消费者得到公正待遇。
（摘自新京报）
解析不动产登记条例
国务院法制办近日公布《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专家观点：新浪专栏作家梁海明分析指出，不动产登记，一是为开展房地产税创造条件；二是可作为反腐新利器；三是可能引发官员抛弃房产，房价会下调；四是有助于推动政府透明财税，公开财税。简而言之，不动产登记，将令政府对楼市的调控政策更有效，促使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健康发展。
（摘自新浪财经）
著名财经评论员张大伟认为，房产登记其实只是一个工具，很多人把它认为是房地产调控，其实是不太准确的。他指出，不动产登记只是把之前一些零散的信息，或者说以前不需要登记的信息进行数字化，或者说可查询化，这个工具是会被利用来作为房产税开征的一个基础。
（摘自《央视财经评论》）
著名财经评论员马光远则认为，征求意见稿中最重要的一块是信息的共享和信息的保护制度，因此不能撒谎。他同时也指出，意见稿条例对于很多细节性问题没有设计，比如什么是厉害关系，信息怎么使用等等。
（摘自《央视财经评论》）
聚焦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18日审议的《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将拉开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大幕，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
专家观点：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这是我们希望堵住腐败后门一个很重要的举措。他分析，此次改革是压缩超高的，去掉不应该的，让一些隐性的收入阳光化，绝不是要把整体收入拉下来。他认为，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背景下来考虑央企，同时央企又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因此，对于央企薪酬的改革，就应该把市场规律的要求和作为国民经济主体支柱的这个特征结合起来，找到平衡点。
（摘自中国广播网）
评论员吴江则认为央企高管的薪酬，不只是分配的问题，而更关乎角色与规则的归位。他认为，长期以来形成的国企体制，其实形成了强大而固化的既得利益，尤其是央企高管的行政化管理模式，既官且商的混搭式角色，更是让央企高管的薪酬及其职务消费，含混不清，难以定位。他建议，想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除了理顺国企的机制，厘清央企高管的角色，褪去其行政色彩之外，在此之前，对于央企高管的监管，理当设定比官员更为严格的约束。
（摘自每日经济新闻）
IPO申报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
随着今年中国大陆IPO重启，考察申报IPO（首次公开募股）的公司的地理分布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考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参考指标。统计测算表明，长三角（苏浙沪）和珠三角（广东）在中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正在日益强化。在已上市公司方面，长三角、珠三角占比分别为27.41%、14.89%；在申报IPO的企业中，长三角和珠三角占比分别提高至33.72%、19.3%。
虽然中央政府持续致力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并在2007年后大力扶植以滨海新区为代表的北方地区，但京津冀地区IPO申报企业在全国的占比仅微弱提高0.2个百分点。北方省份以北方第一经济大省山东为代表，辽宁、河南、河北紧随其后虽然经济总量排名在全国颇为靠前，但上市公司数量和申报IPO企业数量排名与之严重“拖后腿”，且民营企业占比较低，IPO申报企业也大多处于传统行业。
中部三省湖北、湖南、安徽经济竞争正在进入最激烈的博弈阶段，而湖北虽然在经济总量和已上市公司数量排名上高于另外两省，但IPO申报企业数量正在被超越。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用IPO申报企业数据监测区域经济》
“流域”经济发展要加强上下游联动
从长江经济带到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再到近期《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沿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推进梯度发展”的区域发展“新棋局”，日渐清晰。与地域不同的是，流域上下游城市，都因江河水流紧密相连，形成跨部门、跨行政区域的完整生态系统，“串联效应”非常明显。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还是生态环境保护，“共饮一江水”都是沿岸各地深化合作的天然纽带。
虽然属于同一流域，但由于资源禀赋、区位特征、发展基础各不相同，上中下游地区无论在产业层次、劳动生产率、经济发展水平上，差距都非常明显。
此外，关于水运的问题也需要做更周全的考虑。
――摘自中国经济导报《区域治理中的“流域”新思路》
跨界治理的三个着力点
实施跨界治理模式，是我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全球城市区域一体化发展必须面对的一个议题。“跨界治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主要目标，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形成公平、科学、共赢的开放型、服务型、合作型政府治理新体制。通过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在全球城市区域范围内，打造一个开放型、服务型、合作型的区域政府群落以及新型政府间关系，为跨界治理和跨界融合发展提供最有利的政治组织保障。
二是形成自由、法治、高效的市场化、合作化、融合化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最大程度地实现跨行政区的产城融合、产业融合、服务融合、市场融合，增强或放大整个全球城市区域的经济综合竞争力和经济能级，提高经济效率、扩大经济价值，为进一步推动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生态文明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三是形成公平、共享、均衡的城乡一体化、区域化、均等化的跨行政区公共服务新体系。
――摘自学习时报《跨界治理的着力点》
在中国几大区域中，长三角IPO申报企业最多，占比达33.72%。
“流域”经济带各城市发展要共建共享、互联互通
实施跨界治理模式是京津冀等城市区域一体化发展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
全国： 1～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1.7%
2014年1～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3491.6亿元，同比增长11.7%，增速比1～6月提高0.3个百分点；实现主营活动利润31257.4亿元，同比增长11.2%，增速比1～6月提高0.4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
欧元区：二季度经济零增长通缩阴云难散
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第二季度欧元区本地生产总值（GDP）初值季率持平，不及市场预期的增长0.1%，第一季度增长0.2%。此外，欧元区6月CPI终值年率确认为上升0.4%，处于近五年最低水平。
（国家信息中心）
日本：2015年拟推万亿日元刺激应对经济下行
受国内个人消费下降等因素影响，日本2014年二季度经济增速创下近3年以来的最大降幅。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萎缩1.7%，折算成年率萎缩6.8%，时隔9个季度以来再次出现负增长。日本或在2015财政年度拨出1万亿日元用于刺激经济，以应对经济下行的挑战。
（国家信息中心）
北京：上半年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法人单位实现收入4772.1亿元
2014年上半年，北京市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法人单位实现收入4772.1亿元，同比增长7.5%，高于第三产业收入增速2.3个百分点，高于一季度增速1.5个百分点。
（北京市统计局）
浙江：上半年小微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0%
据抽样调查推算，2014年上半年浙江小微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867.6亿元，同比增长15.0%。问卷调查显示，企业综合经营情况良好的占79.8%，经营情况不好的占20.2%。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
江苏： 7月光伏行业生产出口同比增长30.5%
2014年7月，江苏光伏行业实现出货值46.9亿元，同比增长30.5%，增幅与6月份相比止降回升36.2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提高51.2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7.5个百分点。
（江苏省统计局）
广东：二季度小微企业融资环境有所改善
据对广东省3269家规模以下工业企业的调查显示，2014年二季度，借款的企业共有205家，占被调查企业的比重6.3%，比一季度提高1.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
湖北：上半年电影票房近7亿，同比增长23.7%
2014年1～6月，湖北省电影片票房收入达到6.81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3.7%，其总量居全国第七位，中部第一位，并创下全省上半年票房的新纪录。
（湖北省统计局）
四川： 1～7月川南、川东北经济区投资带动增强
1～7月，“五大经济区”中川南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投资增速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分别增长23%、20.3%，快于全省平均增速10.2、7.5个百分点；投资占全省投资比重为35.5%，比去年同期提升2.5个百分点。川南、川东北地区对全省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5.4%，拉动全省投资增长7.1个百分点。
（四川省统计局）
四川：近三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投入上升
2013年，四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投入184.73亿元，占全省R&D经费投入的比重46.2%，比2011年、2012年分别提高8.2个和2.4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在科技创新驱动中的主体地位得到逐步提升。
（四川省统计局）
成都： 1～7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
1～7月，成都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增速较1～6月提高0.3个百分点，较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分别高3.5、2.5个百分点。其中，7月份增长13.6%，较6月份提高1.1个百分点。
（成都市统计局）
攀枝花：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排名全省第一
1～7月，攀枝花市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46.49亿元，同比增长97.2%，增速排位全省第一，这已是今年自五月份以来连续三个月排名第一。
（攀枝花市统计局）
雅安： 1～7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全省第一
2014年1～7月，雅安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69.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79.9亿元，增长42.0%，高于全省增速29.2个百分点，增速居全省第一位。
（雅安市统计局）
内江：规上工业企业注册率、持证率居全省第一
截至2014年7月31日，内江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注册460个，已注册460个，注册率达到100%，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7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一；已注册人数466人，持证人数419人，持证率达89.9%，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8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一。
（内江市统计局）
巴中： 7月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速居全省第一
7月末，巴中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316.43亿元，同比增长31%，继续稳居四川省市州第1位。从同比增速看，自今年2月以来的，2月、4月、5月、6月和7月居四川省市州第1位，3月居四川省市州第2位。
（巴中市统计局）
绵阳：上半年货物出口超过11亿美元
上半年，绵阳市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156760万美元，同比增长6.0%。其中：出口116629万美元，同比增长11.9%。
（绵阳市统计局）
绵阳：上半年货物出口超过11亿美元
上半年，绵阳市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156760万美元，同比增长6.0%。其中：出口116629万美元，同比增长11.9%。
（绵阳市统计局）
甘孜： 1～7月“电力天路”工程进度加快
2014年1～7月，甘孜州“电力天路”和无电地区电网建设完成投资58.04亿元，同比增长224.3%，拉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9.9个百分点。
（甘孜州统计局）
自贡： 1～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两百亿元
关键词：要素禀赋；基础设施、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空间计量
文章编号：2095-5960（2014）02-0019-10；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经济增长离不开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将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决定产业结构的是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是指地区所拥有的各要素禀赋的丰裕程度。某一地区要素禀赋结构得到改善，会促使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如果一个地区或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得不到改善，则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使其偏离发展阶段的最优结构状态，经济增长趋于缓慢。新结构经济学中把要素禀赋及要素禀赋结构认定为最重要的变量[1]。在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过程中，要素禀赋的界定范围所包含的要素不断增多，由起初的自然资源、劳动、资本，逐渐加入技术、人力资本、制度等。新结构经济学指出基础设施也应属于经济的禀赋的一种，产业升级要伴随其相应基础设施的不断改进，否则会产生x-低效率，而使得产业偏离其同时期最优的产业结构[2]。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需要通过各省份和地区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来实现。而一些地区选择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或资源依赖型产业的发展战略，对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投入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有所忽视，出现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升级缓慢、资源配置效率低和经济效益不高等问题。
本文建立要素禀赋结构指标体系，通过1991、2001、2011年三个时间点的全国省际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研究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并与实际情况进行对比，以研究地区要素禀赋、基础设施与发展战略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探讨不同时间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结果证明，随着时间点的推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与阻碍因素是不同的，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结构趋向于复杂化和高级化。
二、文献综述
对于要素禀赋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早期集中在对外贸易、专业分工方面，后逐渐转向国内产业与经济增长方面。鞠建东、林毅夫、王勇[3]（2004）通过实证分析，证明贸易结构的决定在于要素禀赋与技术比较优势。徐康宁，王剑[4]（2006）以要素禀赋及地理因素为视角，通过双边贸易引力模型，证明要素禀赋和地理因素共同决定了新型国际的贸易格局。刘修岩、何玉梅[5]（2011）通过我国制造业行业数据，分析要素禀赋与产业空间集聚的关系。而覃成林[6]（2011）、李超[7]（2011）等研究了黄河流域要素禀赋对经济空间分异的影响以及对产业空间布局的影响，指出要素禀赋不同导致地区经济发展的分异。徐春华[8]（2011）通过研究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三者关系，证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决定产业、贸易结构的升级。张纪[9]（2013）以要素禀赋理论为基础，通过研究要素禀赋，分析产业内分工的动因。2012年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全面阐述了要素禀赋和禀赋结构的最新定义，以及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吴勇基于2006-2011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要素成本对地区招商引资的影响。[10]
关于发展战略选择问题，巴拉萨[11]（Balassa，1981）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说明比较优势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指出在经济发展初期一个国家主要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有利于贸易出口，但是随着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增加、技术创新等使得比较优势增加，会推动整个经济体的产业不断升级。在我国，以林毅夫（2003）、孙希芳[12]、李永军[13]（2003）等学者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战略，认为经济发展要符合比较优势理论，并内生于决定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来实现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高端产业转变，同时在外部冲击下，产业政策的取向必须按照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以减少金融风险。林毅夫、陈斌开[14]、刘培林[15]研究了发展战略的选择对城市化、收入差距以及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等经济因素影响。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2012）中指出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地区或国家比其他地区表现要好，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失败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合理。
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Anselin[16]（1988）认为空间单元之间存在相关性，必须在估计过程中考虑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进而更有效地进行复杂经济系统的计量分析。在我国，林光平[17]（2005）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1978-2002年我国28个省区的人均GDP的收敛情况进行了测度，发现地区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对各地区的影响是越来越明显的。吴玉鸣[18]（2004）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差异进行分析，表明各地区之间存在经济空间依赖型。潘文卿[19]（2012）研究了1988-2009年我国各省人均GDP空间分布情况，发现省际人均GDP相关性越来越明显，且地区经济空间溢出效应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小。
本文以比较优势理论视角分析地区经济增长问题，并认为短期可变要素禀赋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解释变量。除了资本存量、劳动力禀赋、科技禀赋，还应考虑基础设施和制度影响。其中制度禀赋的测度方面，相比较以往大多数使用的财政支出规模作为测度标准，以衡量地区是否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技术选择指数（TCI）作为测度指标更准确。本文把要素禀赋、基础设施与发展战略同时作为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核心解释变量。同时发展战略选择关系到地区要素配置效率以及科技创新性，而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与产业升级，需要合理的发展战略进行战略定位与引导。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逐渐成为主要经济调控手段，市场外部性问题增多，这需要地区不断完善自身要素禀赋结构，以保证地区产业结构逐渐向高端化发展。
三、变量测度
（一）要素禀赋测度
在要素禀赋指标建立方面，结合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理论，引入资本、劳动、人力资本、技术方面的禀赋类别，由于本文研究禀赋结构的动态演进过程，而自然禀赋在中短期处于相对静态，因而没有涉及。各禀赋指标测度方法如下：
1.物质资本禀赋。由于流动资本很难测度，本文通过永续盘存法[20]，对1990-2011年间各省的固定资本存量进行计算，计算1991、2001、2011年三个时间点各省人均资本存量，作为物质资本禀赋的测度标准。
2.劳动力禀赋。从劳动力投入量和人均人力资本存量两方面对劳动力禀赋进行测度。借鉴何枫和陈荣[20]的方法，通过计算年初从业人数和年末从业人数的平均值作为年劳动力投入量。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的测度方面，通过年均受教育年限，引用国内广泛认同的Psaeharopoulos （2004）对中国教育回报率的估计数据，设定小学教育阶段回报率为0.18，中学教育阶段为0.134，高等教育阶段为0.151，以此计算人均人力资本存量。
3.技术禀赋。技术禀赋可以从科研投入、科研产出、科研规模三方面进行测度，但由于全国各省级相关统计数据不全，现用万人科研和技术服务业职工数作为技术禀赋的测度标准，因为该指标可以间接反映地区科研投入、产出和规模。
（二）基础设施测度
随着新增长理论的发展，国内学者多以研究基础设施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来研究其经济的外溢效应。基础设施越完备的地区其投资环境越优越，本文把基础设施作为投资环境禀赋。基础设施通过外溢效应，起到降低运输成本、提高劳动力及技术传播、联通和扩张地区市场、促进地区经济集聚等作用，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基础设施的测度方面，本文借鉴刘生龙、胡鞍钢[21]（2010）的方法，通过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三个核心设施的量化计算对基础设施进行测度。交通基础设施的测度，加总铁路、公路两大基础设施长度除以各省国土面积；能源基础设施以人均能源消费总量为标准；信息基础设施以各地区邮电业务总量为标准。
（三）发展战略选择测度
通过技术选择指数[1]（TCI）对地区发展战略进行测度。一个地区的制度决定该地区产业发展是否违背比较优势战略，是否以市场为基础制度。如果地区产业发展不能与同一时期本身所具备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产业相符合，那么TCI将比其他情况更高。因为如果违背比较优势，忽视要素禀赋结构，那么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相对于其他情况下由于垄断价格导致的垄断利润，同时政府提供补贴贷款和优惠政策以降低扶持产业的运营成本，使得增加值上升，但产业吸纳劳动力能力没有显著提高，导致TCI计算公式中分子变大，TCI值增加。该值越大，说明地区发展偏离现阶段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产业结构越大，违背比较优势程度越高，资源配置效率越低下，影响产业发展。
从现阶段来看，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至关重要，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成为主要阻碍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这种发展战略容易使地区忽视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资源过渡投入被选择产业，配置效率低下，同时技术创新受到阻碍，使其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作用减弱。另外，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方式可能导致业结构向单一化方向发展，产业结构偏离，结果是经济发展滞后。地区长期要素禀赋结构无法得到优化，非选择性产业面临更多的市场外部性问题。未来落后地区发展应以市场为主要基础制度，注重自身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充分发挥制造业先发带动优势，加大生产业等制造业配套产业扶持力度，增强制造业与配套产业的依存度，同时通过深加工、制造业服务化等延长制造业产业链，提高制造业产品附加值。对于资源垄断行业应该适当地进行管制，合理增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等要素的投入，促使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以减少经济运行的外部性问题。地区应施行人力资本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随着产业升级的加快，这需要相应的人力资本的提升，以降低结构性失业，使经济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社会总财富增加；对于基础设施，不应盲目投资，盲目投资导致资源浪费，经济效益差等问题的发生，最后地方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债务风险性增大。应重点建设经济效益快、对产业发展作用明显的生产性基础设施，保障产品与要素流转与经济运行流畅，减少地区企业的外部性问题，加大地方企业外部性补偿；当前发展阶段，提高整体要素生产效率，需要更深层次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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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鞠建东，林毅夫，王勇.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贸易的理论与实证――与杨小凯、张永生商榷[J].经济学（季刊），2004（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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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成为“金融综合改革”城市的温州又在申请成为全国性社会资本办医试点。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一个包含五大方面30条内容的《温州加快推进社会资本办医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已经形成。
根据该方案，温州将在土地划拨、税收减免、人事制度往公立医院靠拢等方面引导社会性资本参与“医疗改革”。该方案有一些创新做法，例如收支结余提取适度回报、设立医疗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新民营医院前三年免征房产税、土地使用费。为了落实方案，市级财政每年至少拨2000万元用于扶持民办医疗机构，并给大型建设项目一定额度内贷款免息。
温州此次支持社会性资本参与医改的理由颇有地方性特色，理由之一就是温州的民间资本正处于投资的迷惘之中。温州人喜欢大投资，但民营资本进入医疗、教育等领域有各种来自制度与法律上的限制。“非营利性医院不得分红”一直是民间办医院的政策性瓶颈。
就长远而言，温州此举，作为继续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之举，也不能说仅仅就是地方政府的激情之作。应该说，此举响应了近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这一文件的基本精神。该规划指出，要在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社会保险、基本社会服务、基本医疗卫生等44类80个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加快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在坚持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国务院的该规划其实明确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道理，民生的改善，也不能完全依赖政府，而是应该更多着眼于大众的参与和社会的活力。只有政府从那些低效的、吃力不讨好的公共事务上撤走，并促进社会资本发展，逐步从过去的保姆型政府向今后的“守夜人政府”转型，并致力于基本的安全保障与法治建构，一个健康的国民经济体系才有可能真正被促成。
另一方面，就当前经济发展而言，客观上也在呼唤中国改善自己的经济结构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众所周知，经济发展由“三驾马车”来推动。然而，当前国内外经济存在的多项因素是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首先，近年来“内需”并非多大程度上得到有效拓展。内需的拓展也需要投资本身来带动。可是，2008年出现的大规模投资，到了2012年，为了“稳增长”，国内投资存在着明显的政府投资为主体的迹象。尤其是各个地方经济体，纷纷以政府主导的国企为主导，导致重复建设、效率低下。就全球而言，国际经济（例如欧美）也没有更多的复苏迹象，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对外出口方面基本上没有更多进展，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外向型经济明显的城市，经济发展甚至陷入了停滞局面。
也就是说，温州此举实在是响应中央精神，结合自身地域性特点的一箭双雕的手笔。在中国区域地理和行政地理之中，温州不是一个重要到哪里去的城市。然而，温州的经济结构和投资特点，决定了它在中国的制度和社会创新方面具有基础意义。关于这次地方探索试点，《21世纪经济报道》的这则新闻指出，“据当地知情人士证实，7月13日，国务院医改办公室主任孙志刚到温州评审过后，肯定了温州做法，希望其为全国推进社会办医提供示范经验”。无论观察者如何评论，事实就是，由于中国行政体系的这一特点，中央部委的这个肯定是对地方制度探索的一个巨大鼓舞。我们期待，这样一种鼓励，转化为实际性的地方改革创新，为中国经济与社会体制改革、也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Abstract：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has wide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in Yifu's comparative advantage strategy made a good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strategy，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supplement in terms of a country's trade policy.
关键词： 比较优势战略；战略性贸易政策；产业结构
Key words： comparative advantage strategy；strategic trade policy；industrial structure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2-0004-02
1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发展战略是指一国政府在选定发展目标后，为达到此目标而执行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的安排，生产要素和市场容量决定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可分为逆比较优势和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的中心论点是：一国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较之另一国均具有绝对优势，而专门生产本国优势较大的商品；另一国则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均处于劣势，而专门生产本国劣势较小的商品，即生产本国相对价格较低的商品，由此，通过国际贸易，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两国均获得贸易利益，都可以突破本国资源条件的限制，更多地消费本国相对价格较高的商品，达到高于贸易前的福利水平。同时，两国的生产资源也能够得到最充分、最有效的利用，世界的产出总额也达到更高水平，经济得到发展。这一理论可以概括为“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笔者认为，比较优势指的是一国在某一时点所具有的要素禀赋优势，包括劳动力、资本（含人力资本）、技术和自然资源（包括地理优势）等生产要素，以及由于居民的消费偏好引致的部分产品具有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对客观现实的理论描述，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一国在不同时点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也不相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基本差别在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别。所谓要素禀赋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体中生产要素的相对比例，在这四种要素中，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客观不变性，而技术和资本则可以发生较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在这两种要素的占有上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一国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和贸易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的贸易政策目标应定位于尽可能快地改变或提升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而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即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国家和地区应多用劳动力，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而在存在替代效应的情况下，劳动力的相对充裕导致劳动力价格较低，这会使原来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也用很多劳动力来生产。部分发展中国家利用替代效应，对高级工业部门进行劳动力的部分替代，降低其资本、技术密集度，创造了人们通常所说得“逆比较优势发展”，事实上并未改变该产业部门的要素密集类型。部分学者认为，如果替代效应显著，则资本密集型产品会逆转成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劳动密集型产品也会变成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是所谓的要素密集度逆转。本文认为，替代效应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产品的要素密集类型。部分国家替代成功，是因为已基本具备了生产该种产品的要素，替代的只是一小部分接近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同时，机械的使用成本与劳动力的工资成本相同或相近时，不被视为要素密集度逆转。
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在政策领域主要包括战略性贸易政策和对外贸易战略两个方面的内容，而外贸战略又分为出口导向型和进口替代型两种。
2 战略性贸易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凭借生产、出口补贴或保护国内市场等措施和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以增强这些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占领本国市场乃至他国市场份额。一国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标通常是加强本国产业的竞争力，增加国家利益，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对大国而言，更重要的是维护本国的经济独立和安全。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实践中，对于创造和强化贸易优势、促进民族产业的发展，提升本国产品的竞争力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比如，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均为海岛经济，均缺乏发展独立工业体系的资源，但又都处于交通运输的要冲，并具有天然优良的深水港。两地的产业活动主要是对周边地区的一次产品进行加工、在出口，或为过境机械、船舶进行修理，在海运和金融方面都有所积累。因此，70年代两地在制造业发展的同时，金融、交通运输业蓬勃发展，但两地的产业发展又有明显不同。50年代前期香港地区由于大陆资本、设备、工人的流入，由此产生的比较优势使香港地区的出口导向型轻纺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在香港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没有明显的积极干预，遵循了市场条件下的比较优势。新加坡最初发展的也是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轻工业，其后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高级工业逐渐发展起来。新加坡政府干预色彩明显，且发展之初机械类工业即较为发达，但这主要是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跨国公司的投资，而非本地企业投资。比较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发展，可以发现在相同的要素禀赋条件下，政府的理性干预会导致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新加坡的高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远比香港地区发达。
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尽可能快地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应避免大幅度的跨越式升级，实践证明脱离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是暂时的，它只能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和居民福利的降低。但大国的贸易政策应以其经济目标为出发点进行综合分析，尤其应避免产业结构持续在低水平上。
3 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
在比较优势的自由贸易模式下，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境况：初级产品的世界价格指数不断下降，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则不断上升。这使他们不得不出口越来越多的初级产品以换回等量的工业品，自由贸易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传统贸易理论所预言的贸易利益，反而使自身的发展成果被发达国家占有，经济陷入困境，贸易下的福利水平开始低于贸易前。这就是所谓的“贫困化增长”。因此，一些学者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集中更多的资源来发展它们的现代化工业，而把较少的资源用于扩大初级产品的出口，这就是所谓“进口替代型”贸易战略。“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是指，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通过扩大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出口以获得贸易利益。选择这一战略可以在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中，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获取因参与国际分工而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使本国居民福利水平提高。
南美国家的进口替代战略在初期对本国工业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但这些国家的进口替代造成了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的大量输入。低水平的储蓄率和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使得资本积累较为缓慢，加之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出口收益日趋减少，国内资本短缺使得进口替代所需资金主要来自外债。实践证明，这种违背本国比较优势、脱离本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发展方式是不可取的。后发小国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市场容量不足以支持其发展高级工业的进口替代，新加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历史遗留，但新加坡也未能发展需要大量资本和技术，又有规模经济要求的汽车、钢铁等行业。智利、OECD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济发展表明具有资源优势的小国只靠原材料和初级制成品即可实现较高的国民收入，具有地理区位优势的香港地区也在市场导向下获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功。因此，后发小国经济的发展应遵循市场机制下的比较优势，市场将诱导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创造最大的收益。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应以本国该时点的比较优势为决策出发点、以理性而谨慎的干预为原则，制定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比较优势下的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贸易战略：进口替代作为一种发展战略适用于工业产业发展的初期，对本国生产要素已基本具备的高级产业实行小规模的进口替代，在要素结构成熟之后发展大规模进口替代。在国内市场饱和之后，对比较优势较大的产品实行出口导向以积累资本、发展技术，促进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进而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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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建新，经济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MPAcc教育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湖北省会计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审计学会副会长、武汉市审计学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唐建新教授1981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学习，1985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学院会计与审计系攻读硕士学位，1988年毕业并留校任教。在二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唐建新教授积极进取，不断地提高理论素养，完善知识结构。1992年至1995年被学校派往海南、无锡等地从事审计、资产评估以及投资项目评价等工作。1992年晋升为讲师，1999年晋升为副教授，2004年晋升为教授。
为夯实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唐建新教授于1995年至1998年在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在职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为提升会计学研究水平，2000年他又申请进入我国重要的会计学教育和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师从著名的会计学家阎达五教授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2006年至2007年远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进行学术访问。
扎实的理论功底加上勤奋耕耘，回报以唐教授丰硕的科研成果。唐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财务、管理会计理论、中国资本市场的会计与审计问题。围绕上述研究领域，他先后独著、主编、参编著作与教材十多部，在《管理世界》、《会计研究》、《审计研究》、《财贸经济》、《投资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经济管理》、《经济评论》、《武汉大学学报》等国内重要期刊上7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科基金、国家审计署科研项目、湖北省科技攻关项目等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6项。
唐建新教授还是一位非常注重理论研究、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者。唐教授认为，理论研究只有服务于社会实践才能提升研究成果的价值，教学只有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唐教授于1992年获注册会计师资格，1996年获注册资产评估师资格。他曾两度被学校派出从事实务工作，有多年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公司从业经历，主持或参与过企业年报审计、企业并购重组资产评估、企业投资项目评价等多个实践项目，主持企业财务管理咨询等横向项目10余项。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历，使得唐教授在授课时能将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深得学生好评。在近二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唐教授给本科生、博士硕士研究生（MBA和MPAcc）开设了《财务管理》、《资产评估》、《财务理论专题》、《高级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管理会计理论》等课程。唐教授特别注重教书育人，在传授学生以知识的同时，注重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培养，并身体力行，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去感染和影响学生。唐教授还积极推进会计教学改革，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会计系毕业生理论功底扎实、思辨能力强、综合素质高，深受用人单位好评。
长期以来，唐教授担任着教学、科研以及学科建设第一线的组织和管理工作。自2005年担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以后，他组织制定了武汉大学会计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规划，明确了会计学科的发展目标，落实了会计学科的具体建设步骤和措施，有力地推进了会计系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