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9 17:30:2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代经济发展的特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殊不知，最早、最开放的市场经济并非出现在近代商业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出现在西汉时期的中国，并且它还是寄托于封建经济而生的。
最开放的市场经济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只要看看当时的经济活动是否拥有市场经济的特征就好了。首先，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是人，现代的市场经济中，人与人在市场里都拥有平等的地位，那么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下，人人平等有可能做到吗？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开始推行“编户齐民”制度，一来将平民正式编入户籍，方便国家管理，二来赋予他们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这样一来就保证了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的人们身份相同，没有等级性，可以独立地进行决策了。
其次，就要看参与市场活动的人是否拥有明确的产权，即对自己出售的商品是否拥有使用权、收益权以及最为重要的处置权。很明显，在财产私有制社会，卖家出卖私产自然是可以的。这样一来，市场经济的两个要件就全部齐备了，事实上，古代的市场经济与现代的市场经济差别并不在制度本身，而只是技术水平高低有别罢了。
中国古代不仅有了市场经济，而且已经有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制。股份制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而中国古代的租佃制度就是地主将自己所有的土地租给佃农来耕种，佃农拥有对土地的管理权，只需在每年交租一次，和给股东分红的意思基本相同，可见租佃制度实际上已有了股份制度的雏形。
人地比率阻碍了发展
看到了这里，你或许会想，中国古代不但有市场经济，还有市场经济的组织形式――股份制，那么为什么还不能进入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呢？
其实，中国古代经济发展遇到的障碍，并不是小农经济的形式本身，而是人地比率提高导致的结果。即使在现代西方国家，小农经济仍然存在，人们将这种方式称为家庭式经营，这种经营方式不仅有利于提高人们劳动的积极性，还节省了大量的监督管理成本，只不过在中国被扣上了一顶“封建主义”的帽子而已。
而人地比率的不断提高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在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土地是人们绝大部分收入的来源，而根据人地比率，可以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两汉时期，地多人少，典型的五口之家就要耕作50亩地，人们感到力不从心，因此便发明出了许多节省劳力的工具，使人均生产力超过当时的欧洲；第二阶段在唐朝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开垦出来，铁开始应用于农具之中，生产力有了又一次的提高，仍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第三阶段在宋朝时期，人口增速超过了土地开垦和生产率的增长，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南宋时，人口持续增长，劳动力过剩现象严重。其实在宋代，中国已经有了发明制造机器的能力，英国革命前的“珍妮纺纱机”，早已在中国出现，工业革命也有条件在中国首先爆发，但正是由于劳动力过剩，人们不再需要制造机器，光靠人力就能完成地里的工作，因此在宋朝之后，人地比率开始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
但人地比率问题绝非仅仅是在中国存在的，我们的邻居日本是岛屿之国，还有很多山区，人地比率一直很高，可是人家为什么没被人地比率制约呢？这与财产继承制度有相当大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财产是由所有儿子均分。而日本则是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家庭的所有财产，其他儿子分不到财产，长大后都要离开家，自谋生路，因此日本的土地都比较集中，不会越分越少。既然从事农业生产的只是少数人，人地比率自然就不会提高了，而其他离家出走的儿子则会走出新的道路，创造出新的财富，发明出新的生产工具，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
反向的城市化
人地比率不仅限制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连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因为它变得非同寻常了。
从战国到南宋之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一直很快，城市人口比重最高达到了22%，人口不断向大中型城市集中，到了13世纪，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人口达到了250万，而同一时期，欧洲甚至还没有超过10万人的城镇中心。像英国的伦敦更是在19世纪后期，人口才达到这一数字。
但是自南宋开始，直至19世纪中叶，由于全国人口总量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城市人口比重从22%持续跌至6%，城市人口不但不再向大都市集中，反而向农村靠拢，在江南地区形成了众多的小型市镇，这是外国城市发展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了解粮食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制约。要知道，城市人口基本上都是非农人口，因此就必须依靠购买别人生产的粮食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口粮必须依赖农村供给。但是农民不可能将所有种植的粮食都卖给城里人，他们出售的只能是自己消耗后剩下的余粮。可以说，农业的余粮率往往决定了城市化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同时，当余粮率固定的情况下，粮食供应圈的大小和运送粮食的成本高低也决定了城市规模的大小。这个不难理解，在市场交易中，人们都在追求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农民发现在城中贩卖余粮的价格减去运输余粮所需的成本后，获利还不如在临村卖出余粮多，那么农民自然也就不会白白跑远路到城市中去贩卖粮食了。当然，如果农业的生产力提高，农民的余粮变多了，也会促使依托于其的城市规模扩大。
【关键词】地域特征，人口迁移，技术，制度
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从远古至西晋中国北方经济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的发展水平都远远超过南方。从西晋末开始，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到唐中晚期，南北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同。从唐中晚期至北宋，中国的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移到南方。到南宋时，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地超过了北方，成为了中国新的经济重心。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人口集中，经济文化发达，自夏朝到汉王朝时期，北方始终是重点发展的地区，《史记？货殖列传》之中就有战国时南北发展差距的记载。汉朝从文景之治到丝绸之路的开辟，以都城长安为代表的北方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东汉其后政治格局转变为三国鼎立，蜀、吴两国对南方经济进行了开发，但曹魏雄踞的北方任然是天下经济中心，南方的大开发由此开始。西晋时期，由于北方长年的战乱及少数民族内迁，北方经济衰退。而江南环境相对稳定，且有大量北方难民迁入，这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长江中下游经济迅速发展。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经济再次遭到严重破坏，直到后周世宗时才得到恢复和发展，而南方相对稳定，各国统治者为了保存和增强自己的实力，都比较重视农业生产，所以南方社会经济又获得较大的发展。以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为转折点的南宋时期，人民的抗金斗争阻止了金军南进，北方劳动人民的纷纷南迁，使南方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农作技术最发达的江浙地区，水田增加，水稻种植面积扩大，产量大幅提高，“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形象地反映了太湖流域地区生产在全国所占的重要地位。此外，棉花的种植推广、棉纺织技术的提高、造船技术的进步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都是北方所不能企及的，这都说明南方经济已经超过了北方，取得了不可动摇的经济重心地位。而元朝开通漕运和海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也首先产生于江南地区，自明朝以后，南方的经济重心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提高。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是具有明显特征的，具体来说有如下三点。第一，北方人民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北方政局的动荡，致使人口大规模的向南迁移，其中就夹杂着大量的匠人、农民，伴随而去的便是先进的技术。与此相比，北方的战乱带来了凋敝，南方经济有了超越北方的条件。隋唐时期，国家稳定，北方经济有所恢复。但自唐朝“安史之乱”开始，获得短暂安宁的北方重陷混乱，又一波大规模的人民南移开始，宋朝南方经济的繁荣景象不能不说与这几次人口迁移有着重大的关系。第二，南移趋势往往在国家分裂或割据战乱时最突出。如前所述，每一次大的动乱，都会产生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而这些移民潮大多是由北向南的，而这些人民是南方经济反超北方的基础。第三，政治中心的南移对经济中心的南移有一定影响。政治中心的南移主要发生在“安史之乱”以后。而北方契丹觊觎南下已久，并从石敬瑭手中获得幽云十六州，其侵略性的国家战略也不断打压着汉民族生存空间，再加上吐蕃、西夏的强盛，中国的政治中心从长安到汴州，又从汴州到了杭州。当时的政治历史现实也对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归结起来，中国经济重心由早期的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由魏晋之前的北方转移到南方，有如下几点原因。首先，从宏观历史上的局势来看，北方战乱较多，南方相对和平稳定，社会的稳定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其次，长江流域拥有能与黄河流域相媲美的自然条件，长江流域有着广阔的冲积平原和充足的水肥，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南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也只有如此可持续的长期发展，南方经济才能逐渐赶超北方。此外，北方农民、工匠大批南移，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并补充了南方的劳动力。先进的技术使得原先不适合开发的南方丘陵地带能够被人们开发经营农业，科学技术对经济推动的作用应该得到我们的正视。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的优越必须与劳动力结合才能转化为繁荣的经济，而北方移民正好为南方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他们与南方人民共同开发了长江流域。《汉书？地理志》中的资料和唐朝贞观十三年的记载中，南北人口之比的变化给人印象深刻。最后，江南统治者为发展实力，比较重视发展经济，这对南方经济的发展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最典型的如赵氏宋朝，北宋太祖推行文官政治，使得军人对政治的影响大大减弱。统治者为了应对周围的少数民族威胁，也大力发展经济以增强国力。宋朝统治者在多年献上进贡的情况下任保持着社会高度的富足，南方的富庶由此可见一斑，而统治者对经济发展的努力也得到了侧面的体现。
总之，我国历史上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北方逐渐将经济重心的位置让位于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南方，是有着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内在外在原因的。而这也给予了我们很多启示，对于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政局的稳定是其必要条件，及时引进、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于经济建设中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最为关键的还是要以人为经济发展的中心。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以良好的制度为保证限制统治阶层的滥权与贪欲，保证社会的公平与效率，这些才是保证经济持续稳固发展的最根本的保证。
参考文献：
[1]彭克明，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原因析，安徽史学，1995第四期
[2]程民生，关于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研究与思考，殷都学刊 2004第一期
关键词：传统手艺 泥瓦 地方社会
在古代，由于人们所生活的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我国各个地区都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优秀文化。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进步，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令人举世瞩目的成就，各种传播工具渐渐地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增加了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和学习，进而使得我国的传统文化越来越趋向于丰富化。另外，我们知道，在中国这片宽广的土地上，我们将人们分为了少数民族和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它们之中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和丰富都离不开另一种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所具有的特色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更是具有其他文化所无法替代的紧密关系。
一、辽金时期汉文学的特点
（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就有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特点。众所周知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一直以来，这些文化广受人们的喜爱，并且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被人们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了，到目前为止，这些文化已经成为了我们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辽金时期的汉文学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成分，在辽金时期，由于经济发展迅猛，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而经济贸易更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各个民族的人们渐渐地将他们的文化以及各种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然后，中原地区的文学家渐渐地将这些文化融入到了汉文学的创造中，其他优秀文学的引用，使得辽金汉文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也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从而使得辽金汉文学可以源远流长。
（二）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
在我国古代时期，由于受当时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观念的影响，我国许多地区的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尤其是辽金时期，这种封建伦理观念表现的更加突出。而这种封建伦理观念对我国古代人们的生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并且这种封建伦理观念的持续时间也比较长。例如，在辽金时期，人们都非常注重礼，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们都会将礼作为评价人们的指标之一，同时，它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另外，随着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不断变化，礼的性质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较，中原地区的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例如，中原地区的人们始终强调男女有别，以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必须由父母做主等，并且，它们始终坚持着这一原则。许多年轻人在面对婚姻大事时都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必须由父母来指定，而他们的父母也始终坚持着门当户对的原则，这也是我国辽金时期汉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
二、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
（一）封建伦理观念较为淡薄
在我国古代时期，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于中原地区比较落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下，从而使得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封建伦理观念较为淡薄，这也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从古至今，我国都非常注重“礼”，它是我国古代封建伦理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它来源于各种宗教祭祀等，随着我国社会性质的不断改变，它渐渐地被人们用来表明身份的等级，最后，渐渐地转变成了维护制度的行为准则。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所居住环境的不同，它们并不能正确地了解并且认识封建伦理文化等。与中原地区相比较，少数民族的生活比较自由，它们不愿意受各种封建伦理的约束。例如，在中原地区，男女之别以及婚姻问题被人们视为是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原地区，人们始终持有男女有别，以及婚姻大事由父母做主等观念，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男女之间并没有太严格的约束，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自己的伴侣等。同时，在少数民族前期，少数民族所用来表达爱意的诗歌受封建伦理影响较小。
（二）口传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另一个主要特质
在少数民族文学中还有一个较为突出的文化特征就是口传文化，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口传文化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且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众所周知的是，在古代时期，除了傣族以及彝族等几个少数民族有着历史比较悠久且应用比较广泛的民族文字以外，其他的少数民族并没有自己所特定的文字，因此，口传文化成为了他们进行日常交流的主要工具之一。口传文化就是指人们利用各种声音以及形体特征来向其他人传输他们的思想。在古代少数民族，大部分民族都会选择利用口传文化来传达各种信息、交流彼此之间的情感以及自己继承其他优秀文化等。例如，当人们在举办一些婚礼、葬礼以及采访亲戚时，人们会举行各种唱歌以及对歌活动，然后，参加活动的歌手可以在任何一个场地进行唱歌，通过唱歌来展示自己的才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甚至争取各种荣誉等。另外，口传文化也给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及传播带来了许多特点，我们知道，口头文学的讲述者必须要时刻面对所有的观众，并且在他们讲述的过程中，经常会有音乐或者舞蹈来伴随，然后，根据现场观众的反应，对这一作品进行评价。另外，少数民族的口传文化也促进了许多神话、诗歌以及歌谣的产生，并且，这些文学受到了后人的广泛关注和喜爱。
三、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
（一）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辅相成
众所周知的是，在我国古代，由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科学技术水平较低，各个民族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必须要靠长途跋涉或者马车，甚至通过书信等，但是，这种方式不仅仅会浪费大量的时间，甚至有时会造成一系列的错误等。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进步，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经济贸易越来越频繁，尤其是辽金时期，中原大地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越来越频繁。由于两个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气候，甚至是人们的生活习俗等的不同，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是，这两种文化又各具特色。人们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人们渐渐地将少数民族的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然后，人们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有了一定的了解，进而，将许多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引用到了汉文学中，与此同时，少数名族也大量地学习并且借鉴中原文学。最后，使得两种文学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学。
（二）少数民族文学是辽金时期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辽金时期，中原大地与少数民族的交流和贸易远远比其他时期更加的频繁，正是由于这样才使得少数民族的文学大量地涌入到中原地区，然后，中原地区的文学人士渐渐地开始学习并且借鉴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进而，使得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很好地融合。例如辽金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快，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于是，大量的少数民族开始涌入中原，到中原地区进行贸易，从而更好地进行谋生。在他们进行经济贸易的过程中，他们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并且随着他们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大，它们的文学渐渐地被传播到各个地区。于是，许多中原文学人士开始关注并且学习这一文学，它们渐渐地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创造方法应用到了他们的创造过程中，这就是许多汉文学具有少数民族文学特点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于我们民族后来的经济以及文学方面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众所周知的是我国各个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使得中华民族文化所包含的文化种类极其丰富多彩，而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时期的文学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们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各种组成部分，并且它们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更深层次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辽金时期的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辅相成，从而不断的丰富了彼此的文学内容，同时，这两种文学对于其他类型文学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其他文学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辽金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身影。
四、小结
总而言之，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这些文化不仅仅对我国现有文化的形成以及丰富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国许多优秀的文化已经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且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始学习我国的优秀文化，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借鉴我国的优秀文化来不断丰富他们国家的文化。另外，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更是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两种文化相辅相成，通过不断地学习并且引进彼此文化的精华来丰富自己的文化，从而使得我国的文化可以更加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随着交通运输工具的不断便利，我国许多地区开始渐渐地与少数民族进行交流和贸易，在将我们的文化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同时，我们也将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带到了中原地区，尤其是辽金时期，这种现象更加的频繁。
参考文献
[1] 少数民族文学，思想与学术史交叉点的反思与建构――论刘大生《现代中国中少数民族文学》[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摘要：本文在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下讨论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社会制度演化的分析路径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三方面的内容，本文在承认文化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的前提下，试图通过探究自然资源禀赋与社会文化形成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东西方经济发展路径迥异、制度安排不同而导致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自然资源禀赋文化制度经济绩效
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无论是旧制度经济学以演进的历史眼光研究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决定作用以及制度进化过程，还是新制度经济学从微观角度研究制度的构成、运行以及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制度经济学家们孜孜不倦的努力都是希望在制度方面挖掘用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解释不全的经济增长（发展）的秘密。
哈罗德・德姆塞茨认为经济发展中非制度因素不能忽略，它与制度因素是互补、互动的关系。甚至在一些情况下，非制度性因素可能是制度变迁的更重要的源泉。制度确实很重要，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他们是在非制度因素这一背景下起作用的。随着制度的产生、成熟和消亡，每一代人所获得的禀赋都包含了从过去历史继承下来的制度。在这种意义上，制度成为更广泛定义自然资源禀赋集合的一部分，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重要。人类在刚开始摆脱原始状态时只有少数制度安排，因而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源禀赋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模式，非制度性因素是经济发展的源泉，随着经济发展进程一步步展开，更大的并经过更多试验的制度集合出现了，从而影响了以后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模式。
德姆塞茨的观点是发人深思的，在此基础上，笔者猜想是否可以把文化理解为在初始禀赋基础上的产物，并蕴含着该非制度因素而成为后代的禀赋，成为进一步影响今后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即文化作为自然资源禀赋与制度形成之间的纽带，进而影响着经济绩效。对于“文化”这个概念的理解，《迈尔百科辞典》认为“文化最初指土地的开垦及植物的栽培；以后指对人的身体、精神，特别是艺术、道德和天赋的培养，亦指人类社会在征服自然和自我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和思想财富”，符合笔者的理解。
一、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韦森教授在他1994年发表的文章《华夏传统文化阴影下的中国现代化之路》中就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通过东西方文化比较解析了中国现代化问题。
韦森教授认同西方文化的江河，具有两个源头，亦称两希文化。一个发源于希伯来人，嬗迭而成为基督教；一个肇端于古希腊罗马民族，嬗迭而为近代的西方文明。无论是承袭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精神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人本主义为旗帜），还是直接来源于希伯来文化圣经的宗教改革运动（以神本主义为旗帜）。也有学者认为“两希”应当为“叙希”，即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希腊形态的理性侍奉着叙利亚形态的信仰。虽然打着不同的旗号，却都尊重理性，追求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和快乐。成就了西方后来的科技革命和工业文明，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最深层的社会心理基因。
而这些社会心理基因恰恰是华夏传统文化所匮乏的。华夏文化是儒释道三家的综合体。儒家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的人生哲学，与释家消极厌世，万事虚无和虚妄出世的价值取向，以及道家自然主义、虚无主义和无为主义相互融合，浸染杂糅，形成了华夏民族的一种既盲目乐观又虚妄无为，既自信又消极的文化潜隐心态。
因此， 尽管中国曾于明朝时期进入商业经济繁荣时期，从学者对人口增长、整体生活水平、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消费能力、农业与工业发展，甚至在工业化发展情况、市场体系发展情况等方面考察看来，中国与西欧都无太大差别。直到18世纪晚期，中国与西欧的市场总体运行情况是相当的。
但是，中国之后却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欧洲的“内卷化增长”道路，现代经济制度无法内生地从中国社会内部生发的原因是什么？韦伯的回答是，“基本上， 是缺乏一种特殊的心态。特别是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里， 而为官僚阶层与官职候补者所特别抱持的那种态度， 最是阻碍的因素”。这种特殊的心态和精神正是东方的文化特质。
东西方的文化特点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形态，西方尊重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文化基因孕育了私有制和民法思想，成为现代制度的基石。而华夏传统文化心里中所有权观念的淡漠，加上国有即国君所有的潜意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阻止了尊重私产的观念。
二、自然资源禀赋之于文化
韦森教授对于文化对制度变迁，经济发展路径的影响分析的比较透彻了。但进一步考虑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成因是什么？笔者认为，这也正是德姆塞茨要提醒制度经济学家们注意的，曾经疏忽或者是没有重视的非制度因素。
从总体上看，西方文明具有远离中道、非是即否，富于攻击性和侵略性的品质，曾接二连三发生残酷的宗教战争和迫害；另一方面，中国文明具有“合而非分裂、中道而非极端、宽容而非褊狭、温厚而非暴烈”的精神品格，贵和宽容。其原因从根本上讲，是不同的自然环境的产物。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与气候、土壤条件有关，还与地形地貌所决定的物质交流、信息交流方式有关。
从远古时期东西方不同的初始禀赋开始，就仿佛注定了东西方孕育出的不同文化，进而走向了不同的制度变迁之路。中华文化的起源地――黄河中下游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降雨量充足（虽并非均匀），形成了早期的农耕经济。与渔猎的和游牧的获取生存资源的方式比较，通过在土地上人工种植作物而获得生存资源是人类在自然界中争得自身的生存和繁衍的最为稳定的方式。再者，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一个大型陆地板块，与华北平原浑然一体；往南有淮河和长江流域与之接壤；往西有渭水流域、汉中平原，以及河西走廊；西南方向有汉水流域和四川盆地；远南方向则有珠江和闽江流域；东北方向更有肥沃的三江平原（尽管直至近代甚至20世纪东北才得到充分开发）。农耕方式依附于广袤的土地，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逐渐产生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纲常，并成为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这五个层面的主要线索、本质和核心。广阔的伸展余地也使得人们性格平和，不愿争抢。无论什么个人、什么部落、什么种族，只要服饰、礼仪和行为“正确”，便当然被接纳到华夏文明大家庭里来，便根本没有生发出“公民权”之类的念头来。同时，农业文明下的人们，需要尊重植物的生长规律，经历农作物漫长的生长期，忍受多变的气候，因此，往往采取忍耐和等待的人生态度，即中国人所说的“天人合一”。“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归根结底，华人社会是一个血缘社会，因此，重关系，讲人情，温厚、平和、隐忍。
相应的，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地中海地区），岛屿与海洋相互环绕，土地是不适合大规模农业活动的干旱山地，主要依靠渔猎，无法自给自足，各主要地区虽然在地理上处于散裂状态，形成城邦林立的格局，但是由于古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它们之间仍能进行相当频繁的联系和交往，因而各古代文明能够相对不受干扰地独立发展，同时以物易物的商品经济萌芽在这里茁壮成长，成为市场经济发展最为迅速和繁荣的文明。也同样因为资源和土地的匮乏，而出现“公民权”的概念，限制人们的权力。这片水土上相应地形成一种地缘社会。城邦制的小国寡民的特点重视规则，重视法治，同时也孕育了自我中心主义。
同样产生于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叙利亚文明因其特殊的自然环境，也具有独特的品质。迦南较沙漠，有平原和丘陵，由农业产出，有牧场可放牧；较幼发拉底河流域，它它又是贫瘠的，丘陵多是沙土和岩石，偶尔点缀着一些绿洲。水源不足，一年只有四五个月有雨。畜牧作为该地区主要的生产方式。“牧人对动物的控制、支配、命令、强迫态度折射到神对人的至高无上性上来，或者说折射到人对神的绝对服从上来，而道德和良心意义上的‘超我'又在一个永恒、 绝对的唯一真神里得到了外化，或者说在一个不仅超越了个我，而且超越了人类社会、超越了大自然乃至宇宙万物的唯一真神的意象中找到了最佳表达。”因此，叙利亚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宗教性，这种情形也与叙利亚型文明的攻击性、强制性品格不无关系，与基于农业的文明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结论与反思
既然说东西方文化分别对东西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对经济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与中国大陆同样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日本却与中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还与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封闭、传统、落后，但战后的日本“脱亚入欧”，进行破釜沉舟式的改革，1970年它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从20世纪60年代起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速度都接近或超过10%，建立了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并同时有着健全的法律体系。这其中又是何原因呢？这与几个国家地理上岛屿或半岛特征有关系吗？或是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而同西方国家建立了特殊的联系，使得这些地区在近代经济一体化浪潮中，既拥有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又受到了西方价值观的冲击而导致的结果？
本文仅从自然资源最初的禀赋来讨论了东西方文化的渊源，比较了其文化上的差异，但未展开讨论文化本身的演化过程，文化与制度变迁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及东西方不同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更现实的问题是，中国，在面临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担忧时，在面临许多经济学家主张市场经济体制照搬西方运行方式的呼声时，该做如何的抉择？是全盘西化，让西方文化毫无顾忌地浸染中华大地，从根源上彻底改变民族的思想和意识，还是在华夏文化中寻找到积极地因素，找寻到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我想，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是永不过时的，但做起来却是难上难，有待于学者进一步的探究。
参考文献：
［1］ Harold Demsetz：”DOGS AND TAIL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ORY”，1998
［2］韦森：《华夏传统文化阴影下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汉声》第72期，1994.9
［3］阮炜：《文明的性格与成因》
【关键词】古代丝绸之路 经济全球化 “一带一路” “三位一体”理念 包容性塑造外交
【作者简介】金应忠，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5）02-0085-12
【DOI编号】10.13851/ki.gjzw.201502006
2013年9月，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年10月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又提出沿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同年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这些倡议正式列入决议，使“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国家战略。事实上，“一带一路”建设并非只是中国的国家战略，欧亚非三大洲越来越多国家对此倡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热情，纷纷提出相关建议和方案，这表明“一带一路”建设已超越中国的国家战略，成为更多沿带、沿路国家的国家战略，甚至成为欧亚非三大洲的共同发展战略也是可能的。这种可能的实现将成为当代世界和平发展新的切入点和增长点，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这样的趋向为我们研究“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新的视角，因此需要研究这种趋向的动力是什么？促使这种趋向形成合力的理念是什么？中国的作用是什么？研究这些问题与研究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具有相辅相成的意义，本文拟就此展开讨论。
一、凝结欧亚非的历史记忆，
承载欧亚非的和平发展梦想
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可以统称为古代丝绸之路，这不仅是中国先民走出来的，而且是欧亚非三大洲先民共同走出来的。古代丝绸之路建设的壮举与风采不仅在当代中国人中，而且在欧亚非的民众中都凝结着历史记忆。“丝绸之路”概念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hofen）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提出。 然而欧亚非的先民将通往中国之路与“丝”、“丝织品”联系在一起却是早已有之。据称在公元前10世纪，中国的丝织品就已到达古埃及。古希腊人对欧亚大陆的东方生产丝与丝织品的国家也早有耳闻，并以“赛里斯”（seres）称呼中国，用“赛里斯人”称呼中国人似乎与“丝”的译音相契合。 对丝织品、瓷器及其他产品的好感激发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向往，试图开拓通往中国之路，犹如唐朝高僧玄奘因对佛教的敬仰造就了赴印度取经的壮举。欧亚非三大洲先民各自对对方的向往、好感以及互利推动了东西方之间的联系与交往。在数千年前，人们不得不利用双脚或借助畜力去跨越崇山峻岭、草原大漠的阻隔，也不得不依靠风帆搏击浩瀚海洋上的惊涛骇浪，实现互联互通的艰难可想而知，然而古代丝绸之路仍然在艰难中联通数千年。
欧亚非三大洲先民走出数千年传承的古代丝绸之路，学者黄仁伟认为是以相互发现对方为主要特征的人类历史第一次地理大发现为标志。 正是地理大发现增进了相互了解、互赏互鉴，使相互联系、交往不断增多，贸易、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漫漫的古代丝绸之路互联互通为欧亚非古代先民建构了广袤无垠的生活圈，既有商人的往来，又有民族的迁徙；既有改善生活品质的追求，又有躲避灾难的需要；既有物质的互通有无，又有文明、文化的沟通交融；为各自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多样的机会。
近生的第二次地理大发现导致欧洲少数列强对非洲、亚洲的殖民与掠夺。而在此之前的数千年中，尽管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但是在陆上与海上仍然不断拓展与延续，总体上对欧亚非三大洲的先民是有益的。古代犹太人在摩西带领下走出埃及、越过红海来到西亚，在“流着奶与蜜”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古犹太国在“第二圣殿”被毁之后，其中一个支族沿着古代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在开封定居，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过程中繁衍生息，形成了“七姓家”的社会群体，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成为犹太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奇迹。公元610年，伊斯兰先知来到麦加传教，他曾说“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既肯定中国的文化价值，又鼓励双方相互交流。穆圣的后裔沿着古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既成就事业，又繁衍生息，成为世界最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祖先。
中国汉朝使者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唐朝高僧玄奘到“西天”取经，郑和奉明朝皇帝之命在28年内率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多次远航至非洲东岸……诸如此类的往来至今都给所到达的国家留下美好的回忆，值得当代人珍惜。古代丝绸之路不仅惠及欧亚非三大洲先民，而且至今依然是相关国家民心相通的桥梁，发展和平友好关系的楷模，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明灯。
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古代丝绸之路源远流长，延续数千年，传承的是坚韧不拔的毅力、互赏互鉴的态度，并在优势互补的交往联系中提升各国人民的福祉的精神。这种亲和力和精神在相关国家民众的历史记忆中历久弥新，是当代共建“一带一路”的民心基础、动力源泉，这也成为相关国家追求共同梦想的历史依据。这种亲和力和精神表明“一带一路”是沿带、沿路各国共同的发展战略，而且随着经济发展项目逐渐完工，经济开发区逐步建成，新兴城市集群快速兴起，新兴经济走廊不断形成，……由此带来的互联互通、经济一体化发展，不仅为发达国家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将带动新兴经济体实现群体性崛起。
弘扬古代丝绸之路的亲和力与精神，共建当代“一带一路”是欧亚非各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向、维护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需要。
首先，共建“一带一路”反映了当代欧亚非各国推动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强烈愿望。我们正处在要和平而不要战争、要合作而不要互斗、要稳定而不要动乱、要富强而不要贫弱的和平发展时代。不仅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和平发展，同样发达国家也要提振经济，扩大出口、增加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福祉、提升内部的稳定性等。古代丝绸之路给了欧亚非三大洲相遇的机会，共建“一带一路”又使三大洲获得了合作的契机。因此这不仅是复兴与重振古代丝绸之路的伟大工程，而且将为世界提供和平与稳定之锚，为增进人民福祉提供机会之窗，也为各国实现和平发展的目标准备了条件。
其次，共建“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创造了相互发现并再发现自己的机会。这可以用黄仁伟所说的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地理大发现来表述。 古希腊人在见到中国人之前，地理学家克泰西亚斯（Ctesias）在公元前397年所著的《旅行者》的著作中这样描述中国人：“男高十二骨尺（中指之端至肘为一骨尺），寿逾二百岁”， 犹如今人对外空人的想象。尽管今人对地球上同胞的描述已不需要这类想象，但是对对方的发现乃至自我发现依然存在着极大的空间。
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看，社会是一种共生关系，人是在共生关系的相互发现中发现自己的；如果不善于发现他者与自身的真实关系，很难发现自己的存在。受到传统国际政治、地缘政治观念以及历史与现实矛盾和分歧的束缚，国家之间的相互认知以及对自我的认知往往是不完整、有偏差的，由此导致合作的潜能往往被忽视。而这些潜能或潜力的挖掘可能为相关国家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而弘扬古代丝绸之路精神，共建“一带一路”可以为应对上述问题提供新的视角。认识的转变需要从新的视角来思考，共建“一带一路”对欧亚非各国都具有内生性，植根于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从古代丝绸之路到共建“一带一路”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古代丝绸之路因给相关国家相互发现并发现自己带来了繁荣，那么共建“一带一路”同样将带来新的辉煌。路是走出来的，新的辉煌就在脚下，因此需要我们高瞻远瞩、迈开脚步。
第三，共建“一带一路”为欧亚非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建构战略主动地位提供了新的契机。从“大航海时代”开启的经济全球化以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兴衰相依”的发展趋势愈加明显，共同发展、共担风险的要求也愈加强烈。这不仅需要研究如何实现共生、共同发展，而且需要思考如何建构相互合作抵御风险的平台。
共建“一带一路”既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建立应对经济全球化风险的重要战略依托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超级大国或许是经济全球化风险的策源地，但是由于其资源与实力的体量较大，因此客观上自身可以建立应对风险的战略依托。1997年，金融危机席卷亚洲并波及欧洲，而美国却岿然不动。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目前来看美国比其他国家更早走上复苏道路。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使欧洲获得了类似的体量，但是抗御风险的能力却与美国相差甚远，表明其体量还不够大、不够强。
因此对众多欧亚非国家而言，应对经济全球化风险，要善于共同建构足够大、足够强的战略依托。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众多人在一起可以走得远。当然这里的战略依托不是传统国际政治概念，也不针对谁、攻击谁，而主要是促进相关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发展中国家需要有战略依托，发达国家也同样需要，日本经济发展经历的波折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日本曾为建构自己与东亚国家经济关系的“雁行模式”而骄傲，但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依然失之于未能使东亚国家成为其经济稳定发展的战略依托。尽管日本曾经提出建立“心心相印”关系的说法，但这仅仅是一种外交辞令，事实上一直秉承使东亚国家落后自己十年的理念，因此无法建立抵御风险的战略依托。上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使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表明“脱亚入欧”不能使日本获得战略依托，跟随美国也不能使日本获得真正的战略依托。经济问题必须依靠经济办法来解决，没有经济领域的战略依托，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再复兴是没有希望的。
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都是当代世界的客观事实，各国相互依赖、利益交融同样是当代世界发展的客观事实，如何合作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风险是各国的共同需求，就此而言，共建“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提供了确立战略主动地位的新契机。
二、将是21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再复兴工程
对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与终点问题，主要是指“官路”，即使在当代讨论也涉及各种因素。太仓浏河港与上海港在历史上都在现江苏省内，明朝郑和率船队七次下西洋，都是从该地起航。上海宝山也因当年曾建造烽火台“宝山”、为郑和船队导航而得名。这说明当今的上海港在历史上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至于“民路”的起点与终点更为多样，古代丝绸之路途径欧亚非各地，许多城市或地区都是连接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是因为各地都有加强经济交往联系的内在动力，也有展示自身魅力与优势的内生需求。在这种内生动力与需求的驱使下，使得古代丝绸之路在欧亚非三大洲纵横交错、相互联结，而且延续数千年。
当代的“‘一带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走廊，包括亚太、欧洲、非洲等多个经济圈”， 是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动力之一，同样也将是沿线国家共同努力、循序渐进实现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何处为起点、何地为终点、何处联何地接，将由沿线国家按照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需要作出选择。将沿线所有经济圈互联互通起来，实现经济一体化。当然，“一带一路”建设即使用100年时间来完成也不为过，与用数千年时间走出的古代丝绸之路相比，100年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当代“一带一路”建设，各国有自己的原则构想，即使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对此有自己的抱负，这是很正常的。“一带一路”建设在客观上可以视为欧亚非三大洲人民实现共同梦想的过程。互联互通的价值最终都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得到体现。因此这项历史性工程的进展如何，将在根本上取决于沿线国家在此过程中相互认知的深化与合作。
尽管“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之间确实存在大量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与分歧，但是这些矛盾和分歧并非不可调和，需要通过建设责任共同体来加以应对，包括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来处理相关问题，维护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发展。如果说国家之间的矛盾、分歧具有客观性，那么建构责任共同体就显得十分必要且重要。尽管各国家之间的利益有所差别，相互之间的矛盾在所难免，但共同利益或互补利益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与个体利益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任何个体利益均具有双重属性，即与他者个体利益的矛盾性与同一性、自主性与共生性。如果说其中的自主性、矛盾性带来与他者的矛盾与分歧，那么其中的同一性、共生性则要求发现与他者个体利益之间的共同利益或互补利益，承认与他者合作、协作的必要性，也因此需要建立在某种底线上的责任共同体来管控、弥合、化解相关矛盾和分歧，为各自拓展个体利益开辟空间、带来实惠。
按照上述理论，各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认识、发现自己，归根到底要求在认识、发现与他者之间的矛盾、分歧的基础上，寻求有效的应对途径，建构具有规范性的相互责任制度和机制。就此而言，共建“一带一路”首要的问题是避免使沿线国家之间的矛盾、分歧影响合作的前景，要用塑造性思维寻求构建责任共同体，以此来管控、弥合、化解矛盾与分歧。在该问题上，尽管面临经济优先抑或政治优先的选择，但是发展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硬道理，所以以责任共同体为指导来建构经济与政治的统一性是最佳的选择。如果说欧亚非三大洲先民共同创造的古代丝绸之路是勇气与智慧的体现，主要是对高山峻岭、荒漠草原乃至惊涛骇浪等自然条件和物理障碍的克服，那么当代人共建“一带一路”同样需要以高度的勇气与智慧来塑造责任共同体，以便管控与化解相互间的矛盾与分歧，提高利益共同体的安全性，塑造和平共处、和谐共生的环境，为建立命运共同体创造良好的条件。
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三位一体的理念源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国家之间在安全、发展方面的合作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伙伴关系的内容。具体而言，国家之间在诸如经济、贸易、金融、投资、公共服务、环境卫生、社会领域的相互联系也是对伙伴关系内涵的丰富与拓展。伙伴关系也强调兴衰相伴、命运与共。根据《辞海》的解释，“伙伴”是由“火伴”延伸而来，是指同吃一锅饭。伙伴关系既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同时也是外在形式。
此外，伙伴关系也强调国家之间关系的平等与均衡化。第一，平等就是要相互尊重对方的发展利益与权利，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更不能损害对方的利益和权利为代价而谋求自身利益。另外，在伙伴关系的建设中，也面临利益优先还是道义优先的困惑，这需要建立责任共同体来维持两者之间的统一性，既不能为了道义而舍弃合理的利益，也不能为了利益而舍弃道义，要实现二者的平衡，需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第二，发展的均衡性，是指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要使相关各方都能从自身的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更多的财富增长机会，因此需要我们为落后国家、不发达国家提供适度的帮助，包括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经验方面的支持等。只有其他国家发展了，才能为我们自身的发展创造新的机遇；只有在共同发展、共同增长的过程中，才能赋予伙伴关系实际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政治经济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因而加剧了全球性危机爆发的风险，因此需要以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建设来实现同舟共济、权责共担，从而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一带一路”战略正是对此问题的回应，该战略将为欧亚非三大洲的有关国家实现多侧面、多层次的广泛互联互通，共同发展、共同增长提供机会，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当代需要，因而具有很强的战略前瞻性。
总体而言，“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国的国家战略，适应了中国和平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融入欧亚非三大洲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选择。但是在此过程中，“一带一路”建设又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事业和战略，也是欧亚非三大洲各国的共同事业、共同的发展战略，因此不仅需要共商、共建，而且需要各国共同出力，形成合力，因为这符合各国的现实发展与长远利益。此外，在共商、共建的过程中，也要共同分享由此带来的利益，实现各自的战略目标、战略价值以及实现对国际体系的战略再塑造。
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韩国被动地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在这期间，虽然也出现过斥邪卫正论、开化论等思想，但韩国最终没有逃脱被日本殖民统治（1910?1945）的命运。亡国后的朝鲜士人在经过反复思索后得出了所谓的“儒教亡国论”。尽管如此，韩国的近代化不能说是完全失败的。在之后不到百年的时间内，曾经是韩国弱项的科学技术一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韩国的经济实力也一举迈进世界前列。不仅如此，韩国还成功实现了有步骤的民主主义，创造了世人瞩目的“汉江奇迹”。于是，韩国社会纷纷在思考一个问题，即“我们为什么会成功”。最后，学者们从传统的儒学思想中找到了答案，这就是所谓的“儒教资本主义论”。
韩国学界“儒教资本主义论”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微观上，儒教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必需的人力资源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即高度的教育热潮和严格的劳动伦理是引导韩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宏观上，儒教式的政治秩序和社会传统使得国家政策得以有效地贯彻执行，并在强有力的资源动员和调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儒教式的家族共同体主义、重视诚信道德等传统伦理也对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我们有必要认识到，仅凭这些来解释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创造“汉江奇迹”的原因，似乎还有些牵强。因为对于资源和劳动力缺乏的韩国而言，尖端科技在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无疑占据更加优先的地位。
韩国经济能够取得如此迅速发展的源头何在？追本溯源，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关注韩国社会自古以来“主知”的传统，这种传统与儒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尽管韩国本土思想中存在很多“儒式因素”，但中国儒学的传入无疑对韩国儒学的系统化、理论化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14世纪末开始，朝鲜王朝开始大举吸收朱子性理学，并将其树立为国家的统治理念。朝鲜王朝建国的主体力量便是以朱子学为宗的士大夫，他们既是官僚又是学者，并在建国后形成了能够左右王权的权力集团。尽管如此，朝鲜王朝的权力结构依然是倾向于权力分散和权力牵制，以此来确保政治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同时又以构建儒家的民本政治为目标。为了推动仁政的顺利实施，兼具学者和政治家双重身份的士人们对社会怀有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当时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学派和政派的一致性，学术论争的结果往往决定着政治权力的走向，朝鲜时期三大学术论争能够持续数百年之久并呈现集团性的特征也与此紧密相关。在此氛围下，以性理学为代表的儒学思想在500余年的朝鲜王朝，一直占据思想界的主流地位，也形成了更加注重逻辑分析、更具合理主义倾向的韩国儒学思想，这就为韩国社会的“主知”传统烙下了深深印记。
正是得益于这种“主知”传统，韩国才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吸收西方的先进科技，并实现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自主研发。在战后40余年的时间里，韩国的国民收入就增加了100倍以上。不仅如此，这种浓厚的知性传统也使得那些要求高度知识储备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在韩国实现了成功发展，为韩国经济的腾飞发挥了重要的助力作用。
本书主要以中国学者的视角首次从思想史角度全面系统梳理了韩国儒学的发展，重在从学脉、学理上对韩国儒学思想进行综合性的整体考察。本书首先从韩国儒学的渊源谈起，从檀君神话以及记录韩国古代历史的文献资料出发，考察了古代韩国人的精神世界，并由此发现中韩儒学的共通之处;其次按照年代史的顺序依次考察了韩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统一新罗时期、高丽时期以及朝鲜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分析过程中重点介绍各个时期儒学思想发展的特色，然后考察其中代表学者的儒学思想。在分析朝鲜儒学思想的过程中，除了对前期退溪李辍⒗豕壤铉淼却笕逖术思想的阐述外，还对朝鲜后期的各个学派如性理学、礼学、阳明学、实学的学问特征及代表人物进行了考察。对于目前学界没有重点关注的朝鲜后期最大的思想论争――湖洛论争的具体论题以及论争焦点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整理;接下来对韩国近代儒学对西方文明的回应、韩国近代民族宗教运动以及现代韩国社会对儒学的认识等进行了全面分析，尤其对国内学界比较关注的现代韩国社会的儒教资本主义、儒教家庭主义、亚洲价值等进行了重点考察;最后结论部分主要从道德与义理的重视、性理学概念的创新、民族主体性的弘扬三个方面综合分析了韩国儒学对中国儒学的贡献与发展。
关键词：汉水流域；陕南羌族；羌族服饰艺术
羌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极具民族特色的民族之一，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艺术绚丽的民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殷商时期。在这漫长的历史文化长河中，羌族人民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服饰艺术。羌族服饰是羌人生活中的必备品，同时也是展现羌人艺术情怀的艺术品。陕南羌族由于其地区的差异，形成了其独特的服饰艺术。羌族的服饰艺术展示了羌人的勤劳与智慧，服饰上的图案设计表达了人们对的虔诚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羌人的服饰艺术饱含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是其民族成长发展的历史载体。从灿烂绚丽的羌族服饰艺术中我们可以体味到羌族是一个极富睿智而崇尚美的民族。勤劳勇敢的陕南羌人不但创造了物质财富，还从劳动中产生了审美意识，并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观念，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精神文化及艺术财富。从羌族服饰的图案中，我们不难发现羌族人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艺术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这句话对于羌人而言他们的确是做到了。羌族服饰的制作与图案的设计都源于人们对其现实生存环境、生命意义的感受的重新认识。陕南羌族服饰艺术是瑰丽多姿的，我们有责任将其传承与发扬的。本文将从陕南羌族服饰艺术的传承价值与发扬策略这两个方面来论述，其目的在于能为陕南羌族服饰艺术这一民族瑰宝的保护与传承做一点贡献，将羌族灿烂的服饰艺术发扬光大。
1 陕南羌族服饰艺术的传承价值
服饰是一个民族思想、感情、愿望及理想的文化载体。下面将从历史文化传承价值、审美教育价值与经济发展价值谈谈陕南羌族服饰艺术的传承价值。
1.1 陕南羌族服饰艺术的历史文化传承价值
陕南羌族服饰艺术的发展与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生存环境、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羌族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经历的岁月的考验，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我国许多民间的文学作品都与羌族古代的神话传说联系起来。从陕南羌族服饰上的许多图案的来源都与羌族的发展历程民族信仰有着联系，我们可以从中体味到羌族历史文化传统与文化变迁。同时服饰也反映了羌人们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等等。羌族服饰艺术传承着历史时代的精粹，体现出了本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发展的踪迹，展现了极具代表性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仅承载着过去，更孕育着未来。
1.2 陕南羌族服饰艺术的审美教育价值
陕南羌族服饰艺术是不同时期羌人们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在展现羌人生活风貌的同时，也突显了羌人强大的艺术创造力与审美情趣。羌族服饰艺术有着独特的审美特征。由于古代羌人生活在广阔无垠的大草原上，又迁徙到高山险峻江河急流的西北地区，这样的生存环境形成了他们博大而壮丽，朴实而强烈的审美特征。羌族传统服饰历经了岁月的洗礼，得到了族人们的喜爱与认可，同时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欣赏价值。同时，羌族服饰中的许多纹样图案与款式设计都能被现代艺术设计大量的借鉴与沿用。在羌族服饰的许多图案中包含丰富的民族文化历史知识，其服饰制作中常用的羌绣这一刺绣手法更可以作为学生课堂上陕南民间美术教育的素材。学生通过对羌族服饰艺术的学习和了解，可以学习到更多的民族文化知识，增加民族自豪感。在艺术类，服装设计专业的教学中，教师可以运用大量的羌族服饰素材来引导学生进行大胆的再设计。使其能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生根开花。为我国现代艺术设计走向国际舞台做出一定的贡献。
1.3 陕南羌族服饰艺术的经济发展价值
羌族服饰艺术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承载着本民族的文化信息，又有着独树一帜的特征。羌族服饰艺术是美术、音乐、电影、旅游、设计等产业发展可以取之不尽的借鉴资源。对于全球化经济发展的今天，具有历史及美学价值的羌族民间艺术已经形成其独立的产业。文化产业与其交叉和关联性的旅游业是最合适的突破口。以羌族艺术为基本点，充分开发尚未发展的空间。例如在旅游产品生产中，可开发设计具有羌族艺术形态的现代生活用品，同时通过结合现代人的审美特征，设计出更多符合不同人群审美诉求又能弘扬民族文化的设计产品来。在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同时，也为文化旅游创造一份宽松的人文精神和审美感受。现今，陕南地区以羌族文化作为旅游开发的项目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而众所周知文化旅游经济已经成为当今旅游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羌族艺术与旅游产业的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人文价值与商业经济价值。
2 陕南羌族服饰艺术的发扬策略
2.1 政府与学校在羌族服饰艺术及羌族文化的发扬担当着重要角色
孩子是每个民族的希望与未来。民族的未来掌握在人民手中，我们有56个民族，可想而知每个民族文化与艺术的传承当然应该由各个民族的后代来承担，而教育是文化传承的最好方式。羌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应把传承与发扬本民族文化作为教学的重点内容之一。在教育教学中不仅加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研究力度，同时也起到了传承本民族文化的作用。教育工作者们应积极建立起民族民间文化生存、传承与发展的良好环境，使民族民间文化知识进入日常的课堂教学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应坚持双语教学，把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艺术等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在民族节日上政府及相关部分应支持并组织各类民族文化活动，以此来展示各民族的歌舞、服饰、风俗、建筑等有民族特征的代表事物，从而来推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2 保护自然生态村落及科学发展旅游业
村落是人类群体生活、居住的一种基本的社会区域单位。村落这个人类居住的基本单位促进了人类文明的集团化，同时也推动了文明的互动。羌族人们居住村落的保护即是对羌族文化生长地的保护。作为各民族文化的载体，村落对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至关重要的。在少数民族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不仅要注意原始村落的保护，同时不应因经济利益而过度开发民族村落，应合理适度的开发利用。现今，羌族地区的旅游业得以发展，给当地的羌族人民带来的不少经济收益，这同时也对羌族文化艺术的发扬起到积极作用，但我们时刻要谨记的是旅游资源的开发一定要是科学适度的，经济合理的。
3 结语
羌族是一个古老而优秀的民族。羌族的民族文化与艺术是灿烂多彩的，羌族的民族服饰艺术不仅是有待我们传承的，而且是有待我们现代设计对其进行再利用再设计的。服饰文化是羌族文化里最具代表性的元素之一，透过羌族服饰艺术文明可以了解羌文化的各个方面。作为当代艺术设计工作者们应为羌族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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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建筑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建筑，是随着长期历史文化的发展、人们适应自然环境的产物。乡土建筑沉淀着一定历史时期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以及一定的历史社会价值。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加快，一些原有的乡土建筑不断被拆迁，转而建成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失去了原有的风貌，再也找不到原有的乡土建筑影子。本文就关中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乡土建筑保护的意义与措施展开讨论研究。
一、城乡一体化建设与乡土建筑
（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概念
在我国，城乡一体化指的是把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市场繁荣的城镇与科学技术落后的农村进行整体规划统一。通过城乡一体化，促进城镇与乡村的互补，带动乡村经济发展，调整乡村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城市经济生产链。减小城镇和乡村的科学技术、经济发展落差。使城乡实现真正意义上经济发展平等，使整个城市、乡村生活生产统一、绿色循环发展。城乡一体化指城镇和乡村经济、政治、文化打破以往的生产常规，进行更优组合，逐渐缩短城乡经济差距，实现城乡统一发展。城镇和乡村地区的统一规划发展,有利于更新乡村思想观念，优化乡村经济结构，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进一步与城镇形成产业、经济互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城乡一体化也是城镇和乡村发展规划政策的改进。
（二）乡土建筑概念及范畴
对于现代的高楼大厦来说乡土建筑在空间利用、功能分区、私密性、保暖性、耐久性、安全性、便利性都大大不如前者。在近几年城乡一体化进程下，关中原有的乡土建筑拆迁的拆迁，翻新的翻新，早已失去了原有的独特风貌。仅有极少地区和交通欠发达地区还保留着原有的乡土建筑风貌，其中咸阳和渭南地区保留较多，宝鸡和西安地区相对较少，损坏状况严重。乡土建筑是传统居民长期适应自然环境，总结气候变化规律而建造的,它有很强的乡村农场小院子民间风味。乡土建筑包括农村房屋、寺庙、祠堂、餐馆、商店、拱门、桥梁等乡土建筑本质上是一个当地性在他的家乡精神和中国文化的外部表现。这些外部表现再经过美化加工、雕刻就会蕴含着深刻的寓意。
（三）关中乡土建筑的特征
关中的乡土建筑不同于现代混凝土钢筋式建筑，它主要是泥砖混合结构，墙体厚实、高大、独特，正是这种独特的建筑构造，造就了它那特殊的特征。它不同于江南阁楼建筑的小巧，不同于沿海地带现代建筑的华丽，而是与北京四合院相似的庭院式建筑。1.关中乡土建筑的恒温性关中地处内陆，早晚温差较大，为了保持温度，关中的建筑大都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式建筑。由于冬季寒冷，夏季炎热，所以关中乡土建筑的墙体厚实，在冬季可以很好的达到保温的效果。受每年春季风沙的影响，传统的建筑墙体总是很高，既可以起到阻挡风沙的作用，又可以在炎热的夏季起到遮阳的效果，使得整个庭院处于阴凉之中。厚实而高大的墙体在一年之中充分体现了它恒温性的特点，比如三原柏社村的地炕窑九很好的展现了独属于传统建筑的恒温性。2.关中乡土建筑的私密性关中乡土建筑基本单独一户人家的居住一个院落，房屋布局基本与四合院相似，从前向后一般一次为门房、庭院、厅房和正房。由于传统的建筑墙体较高，较厚，所产生的隔音效果就相应的较好，单独一户人家有足够的空间处理家务事而不必担心隔壁邻居听见看见。这种墙体高大的乡土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很好的保护了人与人之间的私密性。相较于现代建筑就没有太好的隔音效果，现代建筑墙体较薄，隔音效果差，私密性相对不如传统的乡土建筑。3.关中乡土建筑的节约用地性传统的乡土建筑将几个独院式院落纵向依次排列建筑，各独院用空廊连接，在很大的程度上节约了空间。横向连院式院落是一种各单独院落既能相互连通，又分别具有各单独的院落。通过数道门墙把各个院落进行横向连接，每个院落都有各自的内外进出口，每个小型院子既有自己单另的空间，又可以联系其它院落。在节约空间的同时，即保护了各自日常生活的私密性又可以将大家聚集在一起，让人与人相处变得自然，友好。
二、关中乡土建筑的分布和现存状态
现存的关中乡土建筑主要分布在咸阳市和渭南市的地界内。在咸阳市主要有位于礼泉县的袁家村，这里地处关中平原腹地，周围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居民们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开展农家乐，在对游客展示关中独有的美的同时，也带动了袁家村经济的发展；再接着就是位于三原的周家大院，是清朝官员周梅村的府邸，建于1787-1797年（乾隆末嘉庆初），为十七进院落，建造规模庞大，虽然距今仅存一个院落，但是院内建筑保护完好，仍然可以向人们展示独属于清朝的美；位于渭南市的党家村是韩城民居院落的代表，村里主要为四合院建筑，党家村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村内建筑经过精雕细琢，其雕刻内涵丰富，大批建筑群体保护完整，公共基础设施齐全，安全防御系统较为完善。位于渭南市合阳县的灵泉村，现存着一些清代四合院建筑，相邻的院落共用墙体，组成密集的院落形式，具有很高的人文历史价值，也是当时建筑艺术和民间风俗的实质遗产。但现在由于破坏性严重处于消失的边缘；位于宝鸡市的陇县的秦家大院也有传统的民居院落，同样正遭受着面临拆迁毁坏的命运，传统院落的风华以去，历史文化传承就要断层，这些古老的遗产急需保护。如果说我国的建筑文化宝库是一个整体，关中乡土建筑就是我国建筑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关中乡土建筑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我国的建筑文化宝库。在当代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乡土建筑蕴含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是古代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真实的记录了古代人生产生活场景，也是古代科技、审美观的实质展现，认识、了解关中的乡土建筑，感受关中乡土建筑所蕴含的建筑文化内涵，为后期保护乡土建筑奠定基础。
作者：张宁
［关键词］ 经济增长 文化资本 文化变迁
西方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在先进的工业国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制度、文化差异。17世纪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也曾深刻揭示英国、荷兰等西欧国家之所以能成为现代化的先行者，同这些国家的人们具有的源自新教伦理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精神气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发展经济学家佩鲁提出，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学者们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历史发育、社会供给和组合都受社会文化理念的影响和约束，因此本文将文化作为一种资源因素考察经济发展中文化因素的影响。
一、文化资本特征与文化变迁动力研究
1.文化资本的特征分析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使这一术语开始获得最广泛的应用。他认为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一是具体的状态，如以思想和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保存；二是客观的状态，以书、乐器等某种文化产品的状态存在；三是体制形式，当人们以学术认同感的形式来看待具体的文化资本时就属于这种状况。之后，Hart，Risley （1999）、Lareau（2003)、Clague Shechtman( 2003)对文化资本进行了描述，综合他们的观点，文化资本是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的总称，既包括规则、程序和组织等制度性要素又包括影响个人行为的态度、信念、价值观等价值要素，不仅影响一个社会对各种社会制度、宗教、价值观优先顺序等的态度，还会影响个体的创新/创业精神、工作态度、激励和争端解决机制等。文化资本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个体差异性。文化资本是经过学习（有意识或无意识）逐渐转换成个人习性的内化的资本，与物质资本不同的是，文化资本不可被转让，它与人身不可分割，这一特征类似与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在获得过程会留下或明或隐的印记，如某阶层或地区的发音特征等，就算在同一地区同一阶层的人，其文化资本也会具有独特的个人特征。（2）表达抽象性。布迪厄(1984)认为个体拥有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关系、组织归属、社会网络等)和文化资本(品位、技能、知识、习惯等)决定其在社会结构中地位。一个人经济资本可以通过对物质产品的简单的使用和消费来表现，文化资本只能通过个人兴趣爱好、教养，以及感性等体现行动者品位和审美情趣抽象的形态来表达。（3）传承隐秘性。文化资本在个人一出生就已经开始了传承与积累的过程，家庭传统、生活习俗都包含了特定的文化观念，文化资本丰富的家庭的后代在传承和获取文化资本上处于有利地位。文化资本的获得不需要经过精心策划，通常是在无意识中获得的，它的传承具有一定的隐秘色彩。
2．文化变迁的动力研究
文化在任何社会都不是惟一明确、固定不变的（Swidler,1986；Johnson,1996)，当前的文化是当前行为和过去价值观念的产物，而当前的行为由过去的价值、信仰、经济成本和各种行为的效益决定，经济变化可以影响价值观念，导致文化变迁。H.G.Barnett(1953)、White（1949）、博厄斯（1954）等人分别从创新、技术进步、社会变迁的角度分析了文化变迁的动力。总体来说，一个社会内部的发展和外部的变动会促使文化价值发生适应性变化，文化变迁的动力可分为内在驱动力和外在驱动力。内在驱动力主要来自于社会内部的生产生活实践，人们面对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环境，需要不断创新和试错纠正，新的文化特质由此产生；外在驱动力来自于与外来文化的接触、传播，不同文化系统的连接和对外来文化特质/思想的涵化 。从文化变迁的不同动力来源可以将文化变迁模式分成两类：自发演进型和后发涵化型。自发性变迁是人们在相互交往和合作时，不断发现新的知识/信息修正其原有认识，经过分散化的试措过程产生新的文化特质，这种特质被社会群体模仿并逐渐传播开来，最终成为主流文化。后发性文化变迁来自于一个社群的对外部交流，外部优势文化对原有文化系统造成冲击，新的文化特质被选择并逐渐整合到原有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体系。
由于个人的意识形态相对比较稳定，并且社会内在规范的惩罚机制与探索成本也会使人们倾向于接受既定的文化行为，因此文化的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具有路径依赖性。文化变迁既有对传统的粹取与摈弃，又有对外来文化的批判与吸收吸收，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决定文化演化的方向。一般来说，强文化的变迁成本较高，不利于个体的试错创新；而对多元化价值模式与个体创新保持较大包容性的文化，社会适应新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动态效率则较高。
二、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实证研究
1．样本与指标选取
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作用过程与机制比较模糊，在实证研究中确定文化的测度指标比较困难。世界价值调查（WVS）到目前为止进行了5轮调查，结果显示众多具体指标基本上可以归结于两个主要成分：传统vs世俗―理性主义；生存vs自我表现，这两个主要成分基本上可以解释70%以上的价值观差异。传统和世俗―理性主义价值的对比反映了宗教受重视程度差别，传统价值观社会重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尊重权威和传统家庭观念，反对离婚、流产、安乐死、自杀，而且往往有更高的民族荣誉感，这种价值观念会影响工资水平 (Chiswick, 1983)、学校入学率(Freeman, 1986)和犯罪率(Evans et al, 1995)等，世俗―理性主义价值观社会则反之；后一指标反映了个体价值观念多样化的趋势，随着工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成功的工业化使人们消除了对经济和人身安全的疑虑，激发了人们表达自我和实现自我的想法，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物质之外的因素，比如政治、生活和社会环境的质量。因此，本文采用了传统/世俗―理性价值和生存/自我表现价值的评分作为文化因素测度指标。
参考GIL（1996）和Jonathan K. Hanson（2009）的样本并去除关键性数据不全的国家 ，最终选定36个国家1990-2007年的样本数据，这些国家包括：阿根廷，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匈牙利，冰岛，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墨西哥，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国家代码分别为：ARG，AUT，BLR，BEL，BRA，BGR，CAN，CHL，CHN，COL，CZ，DNK，EST，FIN，FRA，HUN，ISL，IND，IRL，ITA，JPN，LVA，LTU，MEX，NLD，NOR，POL，PRT，ROM，SVN，ESP，SWE，CHE，TUR，GBR，USA。
以各国每资本GDP平均年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率的指标，代表文化因素的解释变量为第2-5次调查的各国传统/世俗―理性价值（Traditional/Secular-rational values）与生存/自我表现价值（Survival/Self-expression values）的评分均值（分值越大表示理性主义或自我表现的程度越高）；代表经济因素的解释变量有 ：初始每资本GDP（1990年）；（调整后）平均储蓄率；平均劳动参与率（劳动人口/15岁以上人口)。数据来源于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 survey）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
2.实证研究
每资本GDP增长率（1990-2007）与传统/世俗―理性价值、生存生存/自我表现价值的分值关系如下散点图所示（图1、图2）。从图1可以看出，每资本GDP增长率与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很小，Ganger检验的结果表明，GDPcap growth与tradrat、survself之间不存在明显Ganger因果关系。其中，中国（CHN）的经济增长率与传统/世俗―理性价值分值的关系表现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总体而言，GDPcap growth与tradrat负相关，这与Barro，McCleary (2002)的结论 一致。事实上，一个传统价值观占主导的社会中（tradrat较小），人们更相信政府和法律体制，也更容易互相信任，但保守的文化也会固化个体行为模式、减少创新行为，同时维护超自然的权威，以及把行为人的行为导向非世俗事务在某种程度上会阻碍经济发展，影响方向主要取决于不同文化（或）的特征。
经济增长率（1990-2007）与生存/自我表现价值的分值之间关系同样近似表现为负相关系（如图2），这也符合McClelland(1961)的结论，越重视个人经济成就，社会经济发展就越快。survself分值越大，表示社会价值观越多元化，物质财富不再是人们衡量幸福水平的唯一尺度，经济发展与人身安全等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性程度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减慢
用36个国家的样本数据作的回归结果列于表。方程（1）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做回归；方程（2）仅对经济变量（1990初始每资本存量、储蓄率、劳动参与率）做回归；方程（3）是对文化变量（传统/世俗―理性分值、生存生存/自我表现分值）进行回归。
模型2中，初始资本存量系数为负值（-7.97E-05），表示初始财富越大，经济增长率越小，不同国家的经济趋于收敛。储蓄率与劳动参与度越高，经济增长越快，储蓄率和劳动参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分别提高0.165、0.047个百分点。模型3中，传统/世俗―理性分值、生存生存/自我表现分值系数均为负值，其中前一项系数为-0.055，它对经济增长率影响小于后一项(-0.524)，同样，价值观的多元化（表现为survself值）意味着社会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但在模型1中，survself值的系数略大于零，这可能是由于模型3没有考虑初始财富对价值观多元化的影响。
对模型2和模型3进行嵌套检验。模型3（文化因素模型）预测值系数-0.34，t统计值为-0.646；模型2（经济因素模型）预测值系数为1.06，t值为7.287，因此，不能拒绝文化因素模型嵌套于经济因素模型的假设，而必须拒绝相反假设。
从上述分析看出，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度很小。模型1中，tradrat和survself的系数的统计值均不显著，且survself系数变为正值，比较表1的SC和AIC值，模型2（经济因素模型）的SC、AIC最小。总而言之，通过36个国家18年的数据研究表明，文化因素对预测经济增长率没有显著作用。
三、结论与启示
文化是一个社会中人们共同含有的观念、思想和价值观，规制着同一社会的不同当事人之间，或不同社会的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从本文对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
首先，应当鼓励跨文化交流，文化交流越频繁，越有助于推动文化变迁，促进经济发展。文化资本累积如果仅局限于某国家或地区内部自发性的发展，不仅时间漫长，还有可能停滞不前，因此推动不同文化系统间的交流与竞争更容易促进价值观念的变迁，是积累文化资本、促进经济发展最有效的方法。
其次，需要理性对待各种理性主义和后现代价值观念，盲目追求个体价值、破坏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无益于社会经济发展。从各国经济增长率与传统/世俗―理性价值、生存/自我表现价值的分值的散点图来看（图1），发达国家鼓吹的现代化理念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文化的变迁与创新必须适应于经济资本的现状与社会人文环境，否则将落入现代化问题的陷阱中，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最后，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调查到的个人的行为或态度作为文化因素指标，得出文化因素对预测经济增长率没有显著作用，这个结论可能导致文化因素被错误的忽视。实际上，这一结论可能来自于以下因素影响：一是样本选择缺陷，经过试验，使用不同样本数据做出的计量结果有较大差异（例如删去中国的数据后，计量结果明显改变）；二是数据准确性问题，由于WVS的调查数据中（WAVE：2―5），部分国家缺少某1次或2次的调查结果，经济变量中也有部分国家缺少某些年份数据，这些可能导致数据准确性降低；三是衡量的指标选取不够充分，某些因素不能被典型变量代表（例如文化因素仅选择宏观的价值观指标，缺少创业精神、创新精神等微观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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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伦日用；儒家道德；日常生活世界；儒家日常人生化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3—0058—5
传统中国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日常生活世界具有高度同质性和保守性，尽管王朝更替在二千年中不断上演，但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图式却几乎没有影响。若要探讨其关节处，这与儒家所倡导并实践的“道在人伦日用常行间”的理念不无关系。但这种亲密关系却在近代遭遇危机，无论是儒家伦理道德还是作为儒家寓所的日常生活世界都因为“欧风美雨西东来”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二者渐行渐远成了不可避免的历史事实。
一、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异化及解体与儒家之道的动摇
我们知道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架构为“五伦”，而其中的社会骨架却是“三纲”，与“三纲”相适应是被称为“五常”的儒家道德，即“仁、义、礼、智、信”。据贺麟先生的理解，由“五伦”说进展为“三纲”说有其逻辑的必然性，从效果上讲，
“是由自然的人世间的道德进展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有宗教意味的礼教。由一派的学说，进展为规范全国全民族的共同信条。”“五伦”发展到
“三纲”的意义，不仅仅是贺麟先生所强调由一派伦理观念而发展为传统帝制国家的意识形态。它更是儒家全面社会建制化，由民间儒家升格为政治儒家，儒家制度化的象征。若从日常生活世界的视角观察，自汉以后，传统中国相对的“人伦世界”进展为单向、绝对的“三纲世界”，发生了性质上异化，即导致了日常生活世界的全面政治化。
近代以来“人伦世界”的解体实质上是“三纲世界”的崩溃。“三纲世界”实际是上由家族制度（父子关系与夫妇关系的结合）和建基于其上的君主制度（君臣关系）的结合体，其包括了所指出的封建宗法四权的三种，即政权（君权）、族权（父权）和夫权（男权），这些权力都是以制度化和权威化的方式作用于传统中国人伦世界。“三纲世界”的崩溃，从制度层面来说，随着君主制度覆灭，，首先是君臣关系不复存在，“君为臣纲”的伦理义务自然随之灰飞。其次，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以农业耕作经营为基础的大家庭制度也难以为继，经验知识为科学知识取代。“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难以维持，制度化的“父权”、“夫权”也随着君主制度的崩溃而失去支撑，因此，此“两纲”发生戏剧化转向，即“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获得了平常身份。可以说，“三纲世界”崩溃的结果是“人伦世界”的回归，但近代“人伦世界”的回归是传统“五伦”世界变成了“四伦”世界。也就是说，随着夫妇关系和父子关系的恢复平常身份，同时意味着兄弟关系和朋友关系获得平等身份。
“三纲五常”的纲常名教随着“三纲”崩溃，儒家之道失去制度性的依托而在近生极大的危机。
“三纲世界”崩溃之后，首先意味着纲常伦理的等级性和片面性特征的解除。“五常德”由此发生转化，一方面解除了与“三纲世界”的连体关系，从而获得了相对独立。另一方面，儒家“五常德”相应地丧失了“常德”的优势地位，而成为五种平常的儒家道德。“人伦世界”的回归同时还带着传统儒家道德所不熟悉的西方近代道德价值观念，如民主、平等、自由、个性、竞争等等。儒家道德从而成为近代中国道德观念版图中的一极，显然，“人伦世界”已经不仅仅只容纳儒家道德，而成为多种道德观念的激烈争夺的地盘。
二、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现代转化及儒家道德的游离
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日用常行”主要表现为日常经济生活、日常人际交往活动以及日常信仰活动，这些活动是以家族中心展开的，重视“饮食”、“丧葬”、“祭祀”、“婚姻”等活动及其礼仪。
传统日常经济活动主要以家庭为经济生产和消费单位，由于是以农业耕作为主和家庭手工业为辅的生产方式。这种家庭经济模式使得家族成员必须依附于家庭而生活，而农业耕作方式主要依赖于经验性知识，这种生活方式也就成为儒家孝道产生的物质基础。由于农业生产仰仗自然气候，农业收成有限且不稳定，为维持家庭成员的生存，从长远计，家庭消费自然需要量人为出，儒家倡导天人和谐、勤奋、节俭，鄙视懒惰、奢侈浪费自然能深入民心。
关键词：奢侈品 历史起源 原始形态发展历程
(上接中国早期奢侈品历史起源与发展历程)
(二)中国早期奢侈品产生的基本条件
中国早期奢侈品之所以在上古社会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得以产生，绝非是一个偶然的历史机缘，而是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社会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具体而言，是基于当时的社会阶层分化、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贫富差距和主观价值观念的实际状况，具备了中国早期奢侈品得以产生的现实基础条件：
首先，社会阶层与权力等级的分化，是中国早期奢侈品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条件。最早在远古时期，社会尚未出现阶层等级分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彼此生存、生活需要基础上的原始平等互助关系：而到上古社会中的尧舜时代，当时的社会阶层组织结构就已明显出现了等级层次分化的现象。
据考《尧典》中记载：“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即在当时，社会阶层中存在着九族、百姓、黎民等不同的层级之分，其等级层次分明，社会中不同层级的人具有着不同的地位和权利。至三王时代，当时的政治组织集团内部就已明确地制定了封建诸侯等级制度，建立了以宗法血统为纽带的奴隶制社会的贵族组织。《白虎通》中记载：“殷爵三等，谓公侯伯也”；考《王制》记载：“天子三公(司徒、司马、司空)，九卿(宰、太师、治田、虞师、乡师、工师、伛巫跛击、治市、司寇)，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据《周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先秦古时，畿内公卿大夫和外诸侯等权贵阶层，依“世禄”、“世位”等礼法规制，享受着包括奢侈生活在内的各种特权，生、养、死、葬均有不同繁缛、奢华的等级礼制。
中国早期的奢侈品大都是在这种宗法等级制度的历史背景下，为适应古代社会权贵阶层为树立其外在威严、尊荣、高贵等形象的需要而得以产生。古代权贵阶层为了体现自身的威严、尊荣、高贵等社会地位形象，于是有了超越于社会其它成员普通的生活需求，而通过对日常生活礼仪、日用消费内容不同的规制来表现，则是权贵阶层特殊身份和地位的最便捷、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因此，政治等级分化所必然导致的地位、权力上的客观差别，以及由这种差别带来的权贵阶层内部的不同层级之间、权贵阶层与其它社会阶层之间，为体现、显示本阶层或本级别不同于其他社会成员身份与地位的外在表现要求，这是当时社会可以并且有能力催生早期奢侈品产生的唯一动源。
其次，生产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中国早期奢侈品得以产生的基本物质条件。古代权贵阶层有了通过外在物的形式来表现自己身份与地位的主观愿望之后，而天然只能由特定或少数成员能够拥有和消费的奢侈品，则必然成为了可以承载这种表现功能外在物的最佳载体；但早期奢侈品最终能够得以产生，还必然需要具备生产奢侈品的珍贵稀有原料、制作工艺生产技术等现实物质条件。对此，中国早在秦汉之前的上古时期，就已完全具备了制造奢侈品的精良原料和先进工艺。
关于制造和生产奢侈品的珍稀原料，至迟在虞舜、夏禹和三王时代，就已出现了金、银、铜、珠、玉、帛等稀有贵重原料，至少在上古社会中就出现了当时权贵阶层用于生产制作饰品、服装、器具、饮食等奢侈品的重要原料。仅名玉的品类，《战国策》中《秦三・范子因王稽入秦》就有记载：(范子献书昭王)曰：“……臣闻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黎，楚有和璞。此四宝者，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还有各种令现代人也为之乍舌的烹制精美菜肴的珍稀食材，可见之：“(商初大臣伊尹)说汤以至味……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隽髓之翠，述荡之腕，旄象之约，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凤之丸……；鱼之美者，洞庭之、东海之鲕、醴水之鱼，名曰朱鳖，六足、有珠、百碧。萑水之鱼，名曰鳐，其状若鲤而有翼，常从西海夜飞游于东海。”菜之美者：昆仑之苹，寿木之华……阳华之芸，云梦之芹，具区之菁，浸渊之草。(调)和之(味)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鳖鲔之醢(酱名)，大夏之盐，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长泽之卵。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阳山之(黄黍)，南海之柜(黑黍)。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仑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摇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实，常山之北，投渊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东，青鸟之所(青岛)，有甘露栌焉，江浦之橘，云梦之柚，汉(水)上(游)右耳……”。涵盖了禽肉、鱼、菜、调味品、主食、饮用水、水果等极尽奢侈的珍稀食物。
而关于制造和生产奢侈品的制作工艺技术，早至三王时代，中国便有了非常严谨、齐全的专业门类分工。诸如，《曲礼》记载：“天子之六公：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其所分门类、专业，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所涉及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这种专业化的、科学的行业分工，在客观上也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生产制作奢侈品工艺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据实物考证，当时许多器物的生产制作均已达到了非常高的工艺水平。例如，殷商时期的酒器――四羊方尊，其纹饰、浮雕和造型的制作工艺非常精细复杂，而同一时期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的司母戊鼎，采用古代青铜拼合浇铸技术铸造而成，其造型、纹饰和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准；到了西汉时期，中国的纺织技术也已非常发达，用材考究，工艺先进，织物上可以织绘、刺绣出各种绚丽复杂的花纹图案，许多非常精美的、可以代表当时世界最高工艺水平的中国手工业品，飘洋过海，热销于亚洲、欧洲等国，成为世界各国王室、贵族、商贾的珍品珍藏。又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几何纹绒固锦”和“素纱禅衣”，前者采用了复杂的提花装置和双经轴织法，运用起绒工艺，在锦面上形成丰满美丽的大小绒圈；后者的禅衣面料用材为素纱，丝缕极细，成物后“薄如蝉翼”、“轻若烟雾”，二者重量分别仅为48克和49克。折起后手掌可以尽握，代表了汉初中国乃至全球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表明上述珍贵稀有的材料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工艺，已经成熟运用于中国早期日常生活性奢侈品的生产制作当中。
第三，社会等级制度和贫富差距的出
现，是中国早期奢侈品得以产生的市场条件。在古代原始的大同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没有剩余产品和私有财产，等级制度尚未产生，社会贫富均衡，人们的劳动生产活动与即时生活需求趋同，因而建立于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并由少数人享有的奢侈品无法得以产生；然而，这种状况自从社会等级分化之后，因为公共权力的不断扩大与集中，权力贵族阶层肆意侵夺平民阶层而使之遭到破坏，并通过这种掠夺方式使权贵阶层拥有了支配社会财富分配的极端特权，至此必然地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的出现。这种情势，正如《孟子》所述：“……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
进入东周之后，由于古代宗法礼制的破坏，王室衰败，诸侯越礼，颠覆了原有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加速了社会财富的聚集和贫富差距的拉大；春秋战国时期，财富的集中开始快速地从王室转移至诸侯将相的手中，诸侯们通过武装掠夺的方式聚敛大量的社会财富，又通过掠聚的财富进行奢侈消费和实行战争扩张。《吕氏春秋》中《有始览・听言》记载：“世主多盛其欢乐，大其钟鼓，侈其台榭苑囿，以夺人财。”不过当时也已出现了像范蠡(不能忽略其政治背景)那样拥有巨万财富的商贾，使当时的富贵阶层拥有了消费奢侈品的需求和条件；到了西汉之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见《汉书・食货志》董仲舒说武帝)。客观地说，这种“贫苦百姓饥寒度日，权贵王公奢无度”的社会贫富反差，在很大程度上也催生和促进了中国早期奢侈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然而，在此我们必须公正澄清的是，这种社会贫富差距的非正常形成，虽然严重地颠覆和破坏社会公义与自然道义，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于在当时起到规范社会秩序的礼法遭到破坏和公权施用泛滥，这是导致上古社会背景下非正常形成巨大社会贫富差距的真正原因，而决非是因为奢侈品的产生所造成的；奢侈品作为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质量的一种物化成果，即便没有强权暴掠的干预和刺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达到一定的程度水平，奢侈品断然也将会得以产生，只是它的产生形式、时间和影响会有所不同罢了。
第四，主观价值观念的形成，是中国早期奢侈品得以产生的社会主观心理条件。最早人们将最精美的祭物和最精细的祭品用于祭祀天地神明，主要源于远古人们对自然规律和知识的贫乏，导致对某些恶劣自然现象的畏惧或恐惧而产生的对自然的敬畏心理，遇丰年顺景须感恩报德于天，遇灾年逆境须向天祈福降生，祭祀神明普遍成为古代社会人们常见而庄重的活动；随着各种祭祀场面的越发宏大和祭祀仪式的越发庄严，那些“天子无父，感天而生”的帝王和权贵们，在主持祭祀活动中逐渐感觉和体会到那些用于祭祀的精美、精细物品之中，不但蕴含着人们对上天的敬畏和憬仰，而且还具备着可以彰显权力威严和地位崇高的功能，正如汉初萧何建末央宫时对高祖所说的“非壮丽无以重威”。
于是乎，帝王将相、王公贵族们依等级特权开始逐渐享受着精美的奢侈物品，包括豪华壮观的建筑、华贵典雅的服饰、精细可口的美食等等。自那时起，逐渐在人们的心理中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那就是只能够由极少数人拥有和享受的奢侈物品，自始便代表着权力、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中国早期奢侈品的原始形态与物化特征
(一)早期奢侈品的原始形态
奢侈品形态的变化是特定社会生产力中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的集中体现，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表现，它代表着特定时期社会物质生产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准。我国奢侈品形态的发展变化，反映了中国奢侈品发展从实物到精神、从有形到无形、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过程，而早期奢侈品原始形态的发展历程，更是奠定了现代奢侈品、尤其是实物性奢侈品体系发展的基础，促进了后来的奢侈品从早期注重基本实物价值向延伸精神价值的功能性转变的最终完成。
中国早期奢侈品原始形态的形成，适应了中国早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要求，鉴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生产能力的限制，最初人们对物质文化需求要远高于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决定了早期奢侈品的原始形态表现为有形的实物形态产品。因而，中国早期奢侈品的原始形态，主要涵盖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到了西汉之时，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良、生产技术的提高以及古代城市功能的建立和完善，便已基本上形成了现代实物性奢侈品的完整雏形；而早期具有娱乐和服务功能的非物质性奢侈品的出现，主要是以非商品化的形式集中于宫廷王府的礼仪和娱乐消费活动之中。
早期的实物性奢侈品的具体表现形态，主要包括豪宅府院、服装服饰、锦帛绸缎、珠宝饰品、餐具酒具、陶瓷漆器、珍禽良马、车銮器物、珍稀美食等实物形态，其价值构成在于原材料的珍稀和制作工艺的精细，它们主要被运用于古代的祭祀、庆典和权贵阶层的日常居家生活等上层社会活动当中。
例如：开始出现于夏朝、成熟于商朝的青铜礼器，其原料青铜就是当时珍稀的金属材料，其冶炼、浇铸、制作工艺非常考究独特；到殷商晚期，中国形成了以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为主的系统礼器，大到代表国家的青铜九鼎，小到居家待客的酒樽食具，无不彰显着拥有主人的不同身份、地位与权力；其拥有和使用也有严格的规制，据礼书记载：西周时，天子用九鼎，诸候一般用七鼎，卿大夫一般用五鼎，士一般用三鼎。再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侯利苍夫人身上所穿的素纱禅衣，其原料为上等精细的素纱，工艺考究，织术精湛，即使后来南京云锦研究所采用现代最好最细的素纱及其独有龙袍制作工艺，依样组织复制，但最终也未能达到原有的质量水平……。而早期流行于上层社会的宅院、饰品、珍宝等其它实物性奢侈品，其所应用的原料和工艺，也同样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到了西汉中后期，中国传到中亚以至欧洲的货物主要是丝、丝织品、钢铁，西方传到中国有汗血马、葡萄、胡核、蚕豆、石榴等10多种。由此便可以看出，那时中国出口到国外的主要是精良的手工业制品和工业产品，而当时从西方输入进来的却主要是农产品或农副产品，中国在早期奢侈品生产的选料用料和制作工艺上，相对西方来说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至此，中国早期围绕以“衣、食、住、行”为核心的繁多的奢侈品种类，已经具有了实物性奢侈品的完备形态。
与此同时，中国早期非物质性奢侈品亦随着早期社会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而得以产生和出现，其具体的表现形态主要包括歌舞、乐典、仪仗等古老的文化艺术活动。早期的这些非物质性奢侈品形态的形成，固然离不开与当时古朴的“政教一体、天人合一”等人文观念与习俗的息息相关，它往往与古代神明祭祀和封建礼教等宗教教化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主要是以权力地位的等级规范和非商品化的形式，集中于宫廷王府的政教礼仪和娱乐消费活动之中。
关键词：文化 旅游经济 因素
在面向市场，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伟大变革中，出现了经济与文化相互整合的文化经济热潮。作为经济大系统中的旅游经济，文化当然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正在成为整个旅游业的灵魂和支柱，决定着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和兴衰成败。
一、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一)文化的内涵
给文化下一个定义不是一件难事，在美国著名文化学专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书中，共收集了166条文化的定义，但如果把这些关于文化的定义统一起来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却有相当大的难度，因为每一个定义都分别由世界上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分析学家、哲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政治学家所界定。他们所站的角度不同，描述方式有别，因而定义很难统一。这就使得文化的内涵显得高深莫测。
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
从此定义中可以看出，文化的内涵应当包含着三个层次，即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观念文化是文化整体的核心部分，所反映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制度文化是人类处理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之关系的产物，包括社会的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等。器物文化表现了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关系，反映了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它表现在日用器物、交通工具、建筑、园林等上面。例如徽派建筑这一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成熟的一大建筑流派，它的建筑外观整体性和美感性都很强，高墙封闭，马头翘角，墙线错落有致，色彩典雅大方，这些都和“徽州帮”匠师们的高超技艺分不开，反映了当时江南的经济发展以及建筑水平，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徽商这一特殊群体的崛起。
笔者认为文化不应该单纯地理解为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它还应该包括诸如城市、乡村、建筑、园林等物质财富。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积淀，在旅游经济的发展中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和文化的特征是分不开的。
(二)文化的特征
1，文化具有延续性。这是文化的基本特征。时间即是旅游文化延续性的具体体现。正是它的这一特征，秦汉的官旅文化，魏晋的玄游文化，唐宋的山水诗词文化等才能为今天的我们所认知。在历史的长河中，虽历经朝代的不断更迭，各种文化的不断碰撞，但文化以其顽强的毅力延续了下来。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做好“文化”文，章无疑会促进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
2，文化具有差异性特征。这种差异性特征表现为时空的差异和民族差异。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种族的人们在特定环境中会形成独特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不同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等正是文化差异性的表现，大千世界五彩缤纷的文化因素必然会促成旅游经济的发展，因为人们总是想获得异质文化的享受。
3，文化具有实用性的特征。这种实用性特征表现在它对无论是旅游者还是旅游业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感染和指导作用，它使得旅游经济始终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前行。文化刺激了旅游者的旅游动机，丰富了我们的旅游活动，让大家在游山玩水间感受到了美，欣赏到了美，提升了旅游者的审美情趣。
二、文化在旅游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文化是旅游经济发展的核心影响因素
通过以上对文化特征的阐释，文化与旅游经济密不可分。旅游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化的开发和创新，没有经济作后盾，一些有文化内涵的旅游规划项目或旅游产品肯定难以开发，同样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若缺少了文化的支撑，其经济发展必然因缺少后劲而步履维艰。可以这样说旅游业就是以文化为依托，在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大厦，是文化通过经济手段得以外在化的表现。旅游经济既以文化为先导，则旅游业的竞争本质上也是文化的竞争，文化的因素成为旅游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而我们要充分发挥文化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凝聚作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高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向世界传播优秀的民族文化。我们牢记旅游要想获得发展，必须搞出特色，因为只有特色的旅游才能拥有持久的吸引力，而特色的旅游核心搞什么，那就是文化建设。许宗元在《论茶文化在旅游文化中的地位》一文中举例说：“奥地利的旅游，几乎都与斯徒劳斯等奥国音乐大师紧密相连，巴黎街道的命名，每每蕴含法兰西民族的历史掌故。”别具一格的民族地方文化成为吸引众多旅游者的重要原因，确实关涉旅游经济的兴衰成败。
(二)文化在旅游经济发展中具有导向作用
旅游经济要想获得持续发展，必须采用科学的规划理念和手段，制定适合当地旅游业发展的营销策略，而营销策略的成功与否，文化因素至关重要。因为文化对整个旅游产业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导向作用。一方面，旅游客体、旅游中介通过文化理念的形式从深层次上同社会和消费者进行价值沟通，一定程度上迎合旅游者，使自身的价值观得到认同；另一方面，文化对于消费者来说还有主动的教化导向作用，旅游业可以通过言传教育的形式对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进行引导，帮助其形成科学、文明的旅游行为习惯和先进的价值观念。但制订营销策略时不要因为文化的重要性而凭空创造或随意移植、模仿。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产生都有其历史过程，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创造出来的，它需要时间的考验。比如近几年来，全国涌现出大量的所谓“民族文化村”，其中的民族歌舞、节庆表演项目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部分游客的好奇心理，但这种脱离生活、脱离生产实践、脱离其原生态文化传统背景的事物，不能满足旅游者对异地文化真实体验的要求，终究不会有持久的吸引力。
(三)文化是旅游经济持续发展的驱动力
文化体验是旅游需求中最高和最深层次的愿望，这种愿望的集中体现在旅游者的文化动机和文化倾向上，他们的终极目的是人在文化方面的发展。同时国际旅游发展的经验也显示，旅游业的收益越来越不依靠人数的增加，而来自于多元文化含量的旅游产品和特色旅游服务，旅游与文化交流结合程度愈高、旅游文化因素越多，旅游经济越发达。因此文化就成为旅游经济持续发展的驱动力。例如在澳大利亚，大家知道，土著人是当地的原住民，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和传统。据最新的《澳洲当地旅游调查》结果显示：大约80％的外国游客对于参观以澳洲原住民为主题的风景名胜有很高的兴趣。另外，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希望学习澳洲原住民的文化。旅游的动机是寻找保留古老文化的民族或居民，以了解他们的文化、特殊的风俗和习惯。因此澳政府大打土著文化牌，推出了“土著人旅游业发展战略”，推动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旅游资源走过普遍开发阶段之后，文化必将成为旅游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