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9 17:30:3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中观化;微观化;总量调控;局部调控;方法论
传统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生活中经济活动迹象，采取的分析方法一般是总量分析。在研究经济总量关系的问题上，总量分析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现代宏观学发展今天这个规模已经有了70多年的时间，在经过各个经济学派系之间互相的渗透和影响之后形成了现代完整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并且对指导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传统宏观经济学的不足之处
传统宏观经济学因其存在着较大缺陷因此在实践效果上一直不理想，在传统宏观经济学体系中最明显的缺点有两个:一个是传统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不够稳定，没有中观层面以及微观层面的理论作为基础，因此在分析宏观调控的问题时只能分析浅层次问题，对造成问题的原因无法进行深刻的剖析。许多经济学家试图只选取几个微观个体作为整个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代表，这是极不负责任的。微观世界千差万别、千奇百怪，绝不仅仅是几个微观个体可以代表的。因此，微观世界的基础并没有被彻底地表现出来。除此之外，传统宏观经济学还存着第二个缺陷就是它的分析方法依旧是总量分析方法。总量分析方法的分析视角较为局限，过于关注一些总量指标的同时过于简单。脱离了微观基础的总量分析不可避免地出现研究面窄的问题。而在宏观经济学的数学化光环下，总量分析法显得十分科学、严密，然而获得的研究效果却每况愈下。不可忽视的是，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重点应该是微观化与现实化而不是靠数字的虚拟与空泛来堆积出虚伪的泡沫。
二、创新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提出
在对传统宏观经济学调控的缺点进行分析之后，我们根据新的宏观经济理论提出了新的分析方法。首先，在进行宏观经济学分析之前我们要确定国民经济的运行轨道，确定四大产业之间的地位关系。其次，对能够引起经济波动的产业进行确认、分析。再次，既然明确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开始偏离轨道这个事实之后就是找到偏离轨道的原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对症下药，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这种新方法论的提出，在新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建立在这一方法论基础上的总量分析方法与传统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量调控思路也是截然不同的。在应对金融风暴以及经济衰退上，传统经济学的宏观调控一般采取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就是在解决经济衰退的问题时需要先找到经济衰退的源头企业才能查明原因并且加以解决。
三、创新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向探索
因此目前对总量调控以及局部调控的选择在传统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明确的说明，我们只能从表面上来观察国民经济的波动，在这个方面有着统一的认识也就是认为总需求是带来经济剧烈波动的原因之一。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种观点在系统角度是不成立的。整个系统的紊乱往往源于子系统的紊乱，同时子系统的紊乱也造成了整个系统的不协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传统宏观经济学调控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原因反而去寻找子系统以及分系统的原因。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能只解决表面问题，釜底抽薪才是解决方案。在根治经济风暴时必须要依靠两个政策工具，一个是财政侦测，这个政策用来控制政府的投资。还有一个是货币政策，用来控制货币的流通量，从而控制通货膨胀的速度，刺激人们的消费。扩大货币的流通量虽然能在短时间内扩大国民的需求，带动经济的增长，但是随着货币数量的增多，总的货币流通量会超过商品的总价值，最终会引发通货膨胀。当然，即使货币政策会引发通货膨胀，我们也不能放弃这个方案。对经济衰退不能听天由命，进行消极的态度。违背客观的经济规律进行经济干预是不对的，正确的做法是从从良调控转变为局部调控。在调控过程中可以根据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主导消费需求不同采取相应的政策，我国的经济目前处于重工业阶段，在消费类型上主导以住房为主的消费品需求。换个角度说，无论是古典宏观经济学还是传统经济学，他们都停留以及漂浮在宏观层面，离开宏观经济学的中观以及微观基础，这两个理论就像是无根的浮萍，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人类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层面一般都是从肤浅的表面深入到深层次的探索研究，由表面的情况专业到实质的请款，由幼稚的开头到成熟的本质。一步一步走向完美、完善。在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层面，与中观层面以及微观层面的结合必不可少，被并称为宏观阶段、中观阶段以及微观阶段三个发展阶段。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宏观经济调控被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古典宏观经济学时期，而后期则过度到传统经济学时期。因此在宏观经济学调控时，不能仅仅局限于宏观层面，这回使得宏观经济调控陷入困境之中。只有中观发展才能给宏观发展带来出路。本文也在以上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与尝试，希望能够起到指引作用。而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想要达到第三个阶段，就必须督促我们的政府付出更大的努力，做大量浩繁的工作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并同时建立起坚实、系统的微观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在国际经济体中站稳脚步。
作者:宫松杨 单位:西安翻译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作为西方经济学历史主义流派奠基者的李斯特经济学具有鲜明的“国别利益属性”。这一属性尤其表现在李斯特所主张的“国家贸易保护政策”当中。那么，李斯特为什么要提出这一区别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这一主张今天还有没有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是一个尤其需要加以辨析的重要问题。
一、李斯特“保护贸易”思想的起源
首先，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的形成，与他多年旅居美国有关。李斯特在美期间，正值美国保护贸易推行的，他目睹了保护贸易不但没有妨碍美国经济发展，反而促成了它的财富增进的事实。当时，美、德境况颇为类似，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相同，同受英国“谷物法”限制，农工产品无法向英国自由输出。美国既然为建立和扶植工业而实行“保护政策”卓有成效，德国也应加以仿效，这样才能最终赶上工业先进国。因此，我们可以说，李斯特“保护贸易”的主张，首先得自于他对美国经济经验的观察。
其次，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奠基于他的“一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 他曾两次提出贸易制度要和一国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论断。一次是他在总结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提出，对于一个在各方面条件都具备的国家来说，可以而且必须按照自己的发展程度来改进它们的制度。改良的第一阶段，是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摆脱未开化状态，在农业上求得发展；第二阶段，是用商业限制政策(即贸易保护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阶段，是当财富和力量已达到最高程度以后，再恢复自由贸易制度，在国内外市场上进行无限制的竞争。他还说，当时西班牙、葡萄牙等在第一阶段，德国、美国在第二阶段，英国在第三阶段。
另一次论述经济发展阶段问题时，他更明确地说：“从经济方面看来，国家必须经过如下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时期。”并认为，只有处于第五时期的先进国家可以实行自由贸易，因为它不害怕和别人竞争；而处在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和农业时期的国家，也需要自由贸易，以便用自己的剩余农产品换取别国工业品，以促进本国经济繁荣，加速向高一级的发展阶段转化。只有处于农工时期的国家，如德国和美国才需要保护关税，以免受先进国家竞争。
再次，从不保护贸易的反例论证保护贸易的必要。李斯特曾向人们分析了后发展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国际交往中没有保护的尴尬境地。当时英国经济最发达，因而自由贸易是最适合英国的，英国人会把他的剩余资本用来在他认为法规制度、资源状况都比较合适的国家和地区去发展自由贸易，以至整个英国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帝国。在这样的形势下，那些落后国家的命运如何呢？“在这样的形势下，法国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将遭到同样的命运，最上品的酒要供应英国世界，只有最下等的劣酒才能留给自己，法国最多只能干些小型女帽业那类营生。德国到那时看来对英国世界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贡献，只有一些儿童玩具、木制的钟、哲学书籍等类，或者还可以有一支补充队伍，他们为了替英国人服务，扩大英国的工商业优势，传播英国的文学和语言，牺牲自己，长途跋涉到亚洲或非洲沙漠地带，就在那里沦落一生。到那个时候，属于这个英国世界的人民想到或谈到德国人或法国人时，就像我们想到或谈到亚洲各国人的那副神气—样，这个转变是不需要多少世纪的。”尽管后来的情况并不像李斯特所预测的那样(可能正是实行了保护政策的结果)，但李斯特的理论完全是符合逻辑的，是有理论震撼力的，看一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就国际贸易展开的激烈争论，我们就能感受到它的现实震撼力。
二、李斯特关于“保护贸易”的方法
首先，李斯特并不主张无条件的贸易保护制度。他的保护关税政策也并非一般地反对自由贸易，实行闭关自守，而只是把它当作一种保护本国工业发展的手段。因此，他对保护关税作了多方面限制：对那些与国计民生有头等意义的工业部门和新兴工业部门，要给予重点保护，如纺织业；对一般工业进口，可规定不同税率对输入加以限制；对奢侈品工业，只给予最低限度的保护，而对于一切复杂机器的输入应予免税或征收很轻的税。对于保护时期，也要作适当规定。如被保护的工业经过保护以后能与外国竞争，甚至价格低于进口品，就不用保护了；如果保护了几十年仍扶植不起来的工业，就不必再保护；对于那些没有强大竞争者的工业，即使本国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也不要保护。他还认为，随着本国经济的发展，应逐步降低进口税率。如仍实行高关税，就会对国家有害，因为它限制了本国工厂主与外国的竞争，会助长他们的惰性。应当认为，这些观点和主张是很有见地的，是对外贸易理论和政策史上的光辉篇章。
其次，在对外主张保护关税的同时，李斯特在国内商业政策方面主张必须废除关卡，统一税则，实行自由贸易。因为不在国内各邦之间实行自由交往，便没有统一的德国。但是，他认为在对内实行自由贸易时，也有必要由国家作适当的政策干预，并认为经济越发展，国家在立法和执政方面对经济干预越不可少。这表明，李斯特对国家在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方面必须发挥作用这一问题，已有较深刻的认识。
在李斯特看来，不仅要建立统一市场，促进国内商品流通，让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作用，而且要建立法制社会，创造吸引外资的条件。他说：“历史告诉我们，技术和商业是会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他们在本土受到了迫害、压制，就会逃避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在那里寻求自由、安全和支持。……无论何处，驱逐它们的总是理性的缺乏和专制虐政，吸引它们的总是自由精神。假使不是由于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的愚昧无知，英国就很难达到掌握工业优势的地位。就我们德国所处的地位来说，与其抱着守株待兔的态度，静候着别国由于政策失当，把他们的工业驱逐出境，使这些工业不得不流亡到我们这里来寻找避难所，不如不要等待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而主动提供对工业有利的条件，邀请他们到我们这里安家落户，这样作不是要聪明得多吗?”
三、对李斯特“保护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评价
综合看来，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他的著作是经济发展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对此，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和一些经济学说史研究者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英文版编者序中指出，“此书所论及的问题在李斯特逝世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直到20世纪下半叶，那些关心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人仍然可以从李斯特的学说中寻求到启示。李斯特真正无愧于自己名望的是，他是一个预言家，他预见到了‘所有不发达国家的抱负’，而不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辩护士。”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英译者序的作者劳埃德在19世纪末指出，“把叙述四十年以前情况特别有关的一本书放在今天读者面前，这似乎是一个时代错误。但是李斯特所阐述的一些原理，它的主要特征固然与某一个时期相适应，然而也同样与另一个时期相适应；……”
关键词：统计学 经济学 产生与发展
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就是一种明显的统计行为。可以说人类的经济活动与统计活动在拥有相同的历史，而这也充分说明了，统计与经济历史悠久。但是统计理论与经济理论诞生同一时期，而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关系。根据历史发展的趋势可以看出，经济学与统计学在发展中互相促进，两者在未来的发展中存在着巨大的进步空间与交叉可能。
一、统计学与经济产生与发展
统计学与经济学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作为独立学科，两者发展已经历经了几百年，根据两学科的发展，也都经历了萌芽阶段、形成阶段与发展阶段。古典时期的统计学共跨越两个世纪，存在于100年的时间里，而这时刻就是处于萌芽状态。古典统计学主要包括政治算术、赌博数学与国势论。这三时期的发展都与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关系。概括而言，在萌芽阶段的统计学时期已经产生了将统计活动作为一种理论来总结统计学，而这并不是偶然。而这首先就是因为欧洲各种实践活动经验积累已经达到了理论的程度。古典统计学与古典经济学在共同的环境下不断完善，同时也不断的进步。从细致方面来说，古典统计学与古典经济学存在着这几个相同之处，首先，产生背景相同，统计学与经济学的产生都是在早期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争夺的财富，在争夺海外殖民的时候也被作为争夺的财富。其次，目的相同，即都是为能够富强国家财富，提升国家综合实力而产生的。在这样一个时期，古典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追求国家财富。最后，研究的主体相同[1]。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从萌芽发展来看，发展速度非常快。在市场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矛盾与社会经济合计。而在此过程经济矛盾与社会矛盾共同发展。就统计学与经济学不同。
在研究统计学与经济学产生的过程中，两者可以称得上是共同生存又共同发展。唯有经过他人的整理，就会觉得有实在感。无论是对于学生都参与的发展的变革过程中，为双方面的发展存在较大差距。总体上而言，统计学与经济学相互结合在一起。
二、统计学对经济发展的运作
从实施的教学来说，如果没有数字与统计分析，进行经济分析后就包含了分析与量的发生。可以说，经济离不开统计学的支持。对于任何经济学家而言，擅长运用统计资料与方法。
（一）经济学属于实证学科
从最初牛顿提出来实验科学方法，随后他人在此基础上开始深入的研究。经济学已经开始从中世纪的神经教义演绎推理的桎梏脱离出来。经过观察、经验、数据与统计方法，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大量的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分析，那么经济学的发展就没有基础，也就没有过程，因而也就难以形成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来对相关的经济学行为进行概括。如果缺乏统计学与统计学实证理念，那么经济学就很难获得长远的发展，也就难以获得统计学相关理论的支持。
（二）经济学属于政策科学
从发展的最初阶段，经济学就是为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而服务的。因此，政府政策是经学研究必须面对的。《国富论》的出现标志着经济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各方面可以看出，经济学属于一门政策性的科学。在设计政策的时候需要将量作为分析的根据。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的设计与决策以及现代化阶段的发展，都需要建立在量的分析基础上。而这些都是经济学发展的基础。在统计学逐步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学的这一项特点，促使统计学极大地促进了统计学的发展，并且统计学为后期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经济学属于道德学科
任何学科的发展必须建立在道德评价的基础上，也就是价值评价与伦理评价。这对于统计学和经济学来说更是如此。如果没有量的分析就直接进行价值判断和伦理判断，就会使得这种判断显得非常苍白。这种判断是经济学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2]。而研究统计学可以为这种研究和判断引入量的维度。量的维度是建立在研究和判断的基础上的。这样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学发展的有根据。注重积雪对社会结构发展的影响。但是这这过程还需要进行统计分析，对社会分层方法也有单纯质的分析，可以透视社会的结构功能。
（四）经济学属于资源配置科学
研究经济学的本质就是要将社会资源配置更科学，而这就肯定会涉及到资源配置的方式。与此同时，还会对资源的计量和配置数量进行分析。而这些都需从统计学的角度来分析，来理解，这样才可以保证经济配置资源达到最佳的科学化与合理化，同时可以保证各种资源能够达到最佳的配置状态。而这些都需要经过统计学分析。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统计学与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互动性。而这些互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学科的独立发展，但是又相互的联系。在了解相关原理与理论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这其中发展的规律。
参考文献：
关键词：经济人；合理内核；借鉴
Abstract:Thoughtheassumptionofeconomicmancriticizedbydifferentschools,it’sbasiccoreisstillreasonable.Ifwecanovercometheassumption’ssomelimitationsandmakeitperfect,itwillbeusedforreferenceforChineseeconomics.
Keywords:Economicman;thereasonedcore;useforreference
“经济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尽管这一概念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了种种批评，但其基本内核仍然是合理的，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人”假设的演变和发展
“经济人”概念并不是近代才提出来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一些思想家就明确指出，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孔子指出，人具有追求富贵、逃避贫贱的心理倾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1荀况对人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有关人性的一些基本命题：（1）人性是先天生就的：“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2）人性是人所共有的：“凡人之性者，尧、舜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3）人的本性是恶的：“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2墨子、商鞅、韩非也认为，追求名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管子》对“经济人”的论述更为全面：人的本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3可见，《管子》已把追求经济利益视为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对人性的论述，是“经济人”概念的雏形。但奴隶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社会中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是简单明了的，没有产生经济学的社会基础。因此，这种“经济人”概念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
孟德维尔是近代较早提出“经济人”概念的作家。他在《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每个人自由地进行利己的活动，会自然而然地促进全社会的繁荣，而且其效果要比以非利己为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大得多。他指出：在蜜蜂的社会里，如果（被认为的）劣行和奢侈风行，那么这个社会就繁荣昌盛；如果代之以（被认为的）道德和简朴，那么这个社会就冷落衰退。他还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社会动物，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恻隐之心，不是装模作样的殷情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恶的本性，这本性是使他能够适合于这个最大的、世俗地说也就是最幸福和最繁荣的社会的最必要的条件。
但《蜜蜂寓言》毕竟不是一本严格的经济学著作。最初把“经济人”假设引入经济学，并使之成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明确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他指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需要同胞的协助，想要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他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如果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要这样提议。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4但是，按自利原则行事，并不能保证人们不去做有悖于常理的事情。为了使经济学有别于精神分析学或精神病理学，还必须假定“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理。在斯密的时代，理性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假定隐含在所有经济行为的描述中。“经济人”的每一种行动，不是出于任意的想象或盲目的冲动，而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的，或者说，是可以从利害得失的比较中推导出来的行动。在斯密那里，理性表现为对得失和盈亏的正确计算。5在斯密看来，自利原则不仅是个人经济行为的原始动因，而且是促进整个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人们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的利益。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每个人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他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会或不如说必然会引导他将资源运用于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因此，埃奇沃思把人的行为受自身利益的驱使称为“经济学的第一原理”。
西尼尔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区分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经济学的基础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一般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是公认的公理，用不着加以证明。从这些前提可以推演出各种经济学理论。他把这些理论前提归纳为四个：（1）每个人都企图用尽可能少的牺牲求取最大限度的财富。（2）人口的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3）劳动者借助于机器进行劳动，能够生产出剩余的纯产品。（4）农业受报酬递减规律的限制。6其中的第一个前提，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经济人”概念。
约翰•穆勒发挥了西尼尔第一个理论前提所包含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经济人”的术语，并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和内涵做了详细的论述。他于1944年出版了《经济学上若干未解决的问题》的经济学论文集。在该书中，他把“经济人”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联系起来。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论述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行为，它所关注的人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占有财富的愿望，而且他赋有达到这种目的的能力，它将其他每一种人类或动机完全抽象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取得和消耗财富，这并不是说人类生活真正是这样组成的，而是因为这是科学要前进而必须采取的方式。政治经济学探索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其他欲望的阻碍，这种欲望所产生的行为是什么。因此，穆勒“经济人”概念的内涵，是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动机，其中最主要的是财富最大化的动机，这种动机要受有限的收入和对闲暇的喜爱的制约。穆勒所说的“经济人”，就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财富最大化的人。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使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经济人”概念也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边际学派把注意力从对经济世界的一般描述转向市场本身更复杂的模型。它强调个人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对希望与欲望的满足。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对效用的计算支配着个人的理性选择，并引起价格调整过程。这个调整过程是走向均衡的理想条件。在均衡状态下，所有资源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以便更好满足需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对此做出了最好的诠释。他从家户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出发，得出家户对各种产品的需求函数和对各种要素的供给函数，从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出发，得出厂商对各种产品的供给函数和对各种要素的需求函数，并把各种商品（产品和要素）的供给和需求都看作所有商品价格的函数。以此为基础，瓦尔拉斯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和效率性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至此，“经济人”的概念始终与经济行为的动机联系在一起。
20世纪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进入经济学。这种实证主义认为，无需关心“经济人”的心理假定是否正确，只要他的行为与预测的结果相一致就可以了。受这种哲学观的影响，“经济人”的概念日益具有行为主义的色彩，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偏好的可传递性公理。其含义是：如果你认为A优于B，B优于C，那么你一定认为A优于C。可传递性公理使经济学家可以使用数学方法来描述和分析个人行为。20世纪50年代，“经济人”理由莫里斯•阿莱斯提出了更明确的定义，并为西方经济学家所普遍接受。他指出，按照科学的逻辑，如果一个人被看成理性的，那么：（1）他追求的目标是相互一致的；（3）他使用的手段与他追求的目标相适应。所谓目标的相互一致，其含义和偏好的可传递性相同，即一个人不能认为A优于B，B优于C，而又认为C优于A。手段与目标相一致是指，手段正好是达到目标所必要的条件，即不能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当个人行为出现上述两种不一致时，这种行为就视为非理性的。但主流经济学假定，在市场上活动的各交易当事人，其行为都符合理性的要求。在此基础上，阿罗和德布鲁运用数学上的不动点定理，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进行了严格的论证。之后，一般均衡理论获得了许多发展，但这种发展大多是枝节性的。
二、“经济人”假设招致的批评
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有人对“经济人”概念提出过零星的批评，约翰•穆勒则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证了这一概念的正当性。美国经济学家凯里直接对穆勒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指责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提供给我们考虑的是一种纯粹的野兽，这种“政治—经济人”亵渎了大写的“人”。他们的理论只讨论人的最低本能，而把人的最高尚利益看作是纯粹干扰其理论体系的东西。
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同样是强烈的。克尼斯认为，“经济人”观念实际上是说人总是受纯粹自私动机的驱使，这就是否认有任何良好动机的存在，就等于把人看作具有许多在作用上互不相关的心理活动中心的生物。希尔德布兰德则指出，以孤立的个人经济动机作为分析的基础，就是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史。抽象的“经济人”并没有反映人的全貌。实际上，“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是文明的婴儿和历史的产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观、人和物质对象的关系以及他和他人的关系，都不会相同的。地理影响着他们，历史改变着他们，而教育的进步可能完全改造他们。”7布伦坦诺也批评说，斯密的“经济人”是经济的利己主义者，是惟利是图的“抽象的人”。
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制度学派对“经济人”概念也持批评态度。凡勃伦认为，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体系，连同其洁白无暇的“经济人”，当然是科学想象的功绩，但不是对事实的有力表现。它是科学推理的一种权宜之计，而且只能用到一些抽象原理和基本的科学法则上，而这些原理和法则仅存在于抽象领域内。可是，一旦这样做了，这些原本不是实际上的东西却被理解为真实的而被接受，成为研究思想习惯的一种有效成份，形成关于事实的知识。新古典理论不仅不能有效地解释现代社会，反而有害于人们对社会真象的探讨。新古典经济学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那种非历史的、简化的“经济人”人性观。这种“经济人”以享乐主义心理学为基础，把人视为“纯粹的一束欲望”，是完全错误的。他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总是很小心地使每一美元花费带来的效用相等的观点，认为从“生活进程”的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对决定福利水平并没有真正的作用。因为消费者对商品的当前享受，更多地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方式、习惯、炫耀的需要和明显消费，而不是取决于理性计算。他还提出“社会人”的概念，以取代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8
西蒙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主要针对其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他认为，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个人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了解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实施后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所以，人们在决策过程中所寻求的并非最优解，而是满意解。西蒙特别强调人自身理性能力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个人无法准确无误地接受、储存、检索、传递和处理信息。因此，他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把那类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的理论称为有限理性论。”9在他看来，“有限理性”比“完全理性”更接近于现实。
X效率学派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具有完全理性的观点。莱宾斯坦指出，个人具有两种不同的人格倾向。一方面，个人希望像他们所应该的那样行动，即坚持标准，使用“严格的”决策程序，进行精确的计算，努力追求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称为“超我功能”。另一方面，个人又希望像他们所喜欢的那样行动，即本能地不受约束，使用“松散的”决策程序，不注意细节，不用心追求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称为“本我功能”。由“超我功能”决定的受约束和由“本我功能”决定的不受约束，是个人人格特征的两个“极端点”，这两个极端点之间存在一系列中间状态。新古典理论那种完全关心约束的“理性经济人”，只是一个极端的特例，是某些人在某些时候可能采取的特殊决策程序。一般人通常采取的决策方式则介于两个极端点之间，这种人被称为“有选择理性的人”。因此，“完全理性的决策是一种特例，通常，决策只是有选择的理性。”10
新制度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提出了批评。威廉姆森接受了西蒙的“有限理性”说，认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常常会导致机会主义，即经济中的人不但自利，而且为了利己不惜去损人。他会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取利益，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个人目的对信息进行筛选和扭曲，并违背对未来的承诺。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有完全的了解，所以一些人可能利用信息优势向对方说谎和欺骗，或利用某些有利的谈判地位背信弃义，要挟对方，以谋取私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都会按机会主义方式行事，但总有一些人在有的时候会采取这种行为方式。问题在于，人们事先很难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按什么方式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在交易双方以前没有交往或交往很少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诺斯则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是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加经济，能对人的行为产生强有力的约束作用。他承认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假设，但认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具有“淡化”作用。人类的利他行为和克服了“搭便车”动机的大集团行动，就源于意识形态的作用。
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人”理性同样持批评态度。它要求“经济人”理性和“非经济人”理性两分经济学的天下。“经济人”理性的要求效用最大化，行为经济学也讲功利最大化，但这个功利最大化是指快乐最大化。行为经济学成为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叛逆者，不在于它属于心理学阵营，而在于它不承认“经济人”理性。首先，它不承认“经济人”这个前提，认为人的本性中有利他的一面，可以从利他中直接得到快乐，不承认利他是从利己中派生的。其次，它不承认“理性”作为绝对前提，不管是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都不是无条件承认。它认为，人可以依据非理性直接行事，而按理性行事反而可能是派生的。此外，非理性是指“非经济人理性”，而不是否定理性。
如果说，上述批评都只是针对“经济人”假设的某个方面展开的，那么Tormer对“经济人”的批评则是全方位的，批评的依据是生命周期说和需求层次说。根据Wilber的生命周期说，人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1）潜意识或前个人阶段，（2）自我意识或个人阶段，（3）超意识或超个人阶段。人在刚出生时，无论对于内部与外部，主体与客体，身体与环境，都是没有分离的。在潜意识的发展阶段，小孩开始认识到外部世界和自己的不同，并开始以本能的、冲动的、本我的方式与外部世界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个人逐渐产生一种与外部世界不同的自我意识。在发展阶段过程中，个人开始从潜意识状态中觉醒，并逐渐获得语言能力，开始使用符号和概念，学习承担各种角色、遵守规则，发展出理性理解、内省思考、演绎推理和社会可接受的行为能力。最终，个人发展出整合思考、把观念与观念、事实与事实、心灵与肉体联系起来的能力。在超个人阶段，个人可获得比日常的、外部导向的经验更敏锐的意识过程，获得一种更高的精神意识，从而超越自我，经历极乐，与神性相通，甚至与神性合二为一，最终达到非二元体的、无主客体之分的状态。
这些阶段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部分：外部弧和内部弧。外部弧是从潜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运动，其特点是自我维护，个体化，征服外部世界。内部弧是从自我意识到超我意识的运动，其特点是自我实现，向内发展，超越自我，实现物我一体。
根据Maslow的需求层次说，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可分为六个不同的层次。它们是：（1）生理的需要，（2）安全的需要，（3）归属或爱的需要，（4）自尊的需要，（5）自我实现的需要，（6）超然存在的需要。当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而辅助条件存在时，较高层次的需要就会出现并居于优势地位。每一个层次向下一个层次的发展，都涉及到一种转化，在这种转化中，较低层次的元素包含并整合在较高的层次之中，较高层次的元素与较低层次的元素没有分别，但与更高层次的元素有分别。Tormer认为，Maslow的需求层次说和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Tormer认为，从人性的观来看，“经济人”假设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经济人”只关注自我是有缺陷的。尽管人类追逐自我利益是正确的，但重要的是他们在什么程度上主要关注自我利益。对于那些已经达到外部弧的终点的任一阶段的个人来说，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那些在内部弧上达到更高阶段的人来说，其正确性就非常有限。第二，“经济人”关于个人与物质的人类世界相分离的观点是有缺陷的。对于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个人来说，他还没有实现与外部世界的分离，而对于处于向超我阶段发展的个人来说，他已经程度不同地和外部世界融为一体了。第三，“经济人”机械般的理性是有缺陷的。在前个人阶段，年轻人还没有获得理性所需要的想象、概念和计算能力。而在超自我阶段，个人的确已经具有理性经济行为所需要的心理能力，但他们又不会以这种方式行事，因为他们的行为更具有整合性。只有那些处于个人阶段的人，才会大致按理性“经济人”的方式行事。第四，“经济人”的非反思方面是有缺陷的。对那些处于个人阶段的较高层次和超个人阶段的个人来说，这一点尤为正确。由于教化和社会化的作用，他们已经内化了道德的、伦理的、宗教的及其他方面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会促使他们对选择的正确与错误进行反思。第五，“经济人”的不改变的方面也是有缺陷的。从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可以看出，随着人的潜力的发展，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性也会发生重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11
三、“经济人”假设的合理内核
如上所述，“经济人”概念在西方学术界招致了许多的批评。这些批评虽然未必全部正确，但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经济人”概念是历史的，还是非历史的？历史唯物论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范畴是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在原始社会，人们利用公有的生产资料共同劳动，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平均分配。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还意识不到个体的存在，因而没有个人利益的观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交换关系出现，原始社会解体，公有制被私有制所取代。人们开始意识到个体的存在，并开始追求个人利益。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奴隶社会的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这种利己主义人性观是“经济人”概念的雏形。但“经济人”概念取得比较成熟的形式，并成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则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产生以后才开始的。因此，“经济人”是个历史的范畴，超历史的人性和“经济人”概念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派对“经济人”的超历史性的批评确有其正确的一面。
第二，人性是利己，利他，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在商品经济社会，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分别归不同的个人所有。为了生产商品，商品生产者必须以某种方式向他人购买各种生产要素，同时向消费者销售自己生产的商品。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以其销售收入来弥补生产成本——购买生产要素的支出。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生产者仅仅为了生存，也必须在购买生产要素和销售产品时，斤斤计较于自己的经济利益。“人们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12而“经济人”概念不过是商品经济社会商品生产者之间商品交换关系的人格化。否认商品经济社会人的利己性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当然，即使在商品经济社会，个人也可能有利他的动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利他动机还可能表现得十分强烈。一些人为了慈善的目的，可以向素不相识的人捐献大量的钱物，为了挽救生命垂危的病人，可以捐献自己的器官。但这种行为显然属于道德领域的范畴，不应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经济领域，这种利他动机不可能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以人的利他动机和利他行为否来定“经济人”假设是不恰当的。
第三，“经济人”是仅仅关注物质利益，还是同时关注非物质利益？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和Maslow的需求层次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正确揭示了人的发展阶段和需求层次。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有必要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但经济学研究的个人行为，不是一般的个人行为，而是正常人的经济行为。因此，生命周期说对个人发展阶段的划分，需求层次说对个人需求层次的划分，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到经济学之中。就生命周期说而言，处于前意识和超意识阶段的个人行为，都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需求层次说而言，除基本的生理需要外，其他层次的需要，都与人们的经济行为无关或关系不大，同样不适合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此，尽管人们关注非物质利益，但这种对非物质利益的关注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第四，“经济人”理性是完全的，还是不完全的？如前所述，有限理性和选择理性假设都认为“经济人”理性是不完全的。但这两种假设和完全理性假设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认为不同个人的理性程度是相同的。如果说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具有理性是正确的话，那么同样正确的是，不同个人的理性程度是有差别的。完全理性的和完全无理性的个人都只是少数，大多数人的理性介于两个极端之间。或者说，人类理性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服从正态分布。这也解释了，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成功和破产倒闭的生产者都只是少数，而大多数生产者处于可以维持的状态。
第五，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否必然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人都具有利己性，追求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但不同个人利己的程度显然是有差别的。如前所述，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机会主义行为是存在的，个人可能利用各种便利条件损人利己。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而意识形态又是有区别的。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有不同的作用。有的有助于遏制机会主义，有的反而会助长机会主义。因此，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法制健全、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社会，机会主义只能是少数人的行为。所以，总的来看，“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是能够促进全社会的利益的。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就，是对这一命题的最好注脚。
综上所述，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存在某些缺陷，但其基本内核是合理的。只要克服这个概念的某些缺陷，并对其做出必要的补充，就可供中国经济学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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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春学：《“经济人”的三次大争论及其反思》，《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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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46页。
10张维：《经济哲学：经济理念与市场智慧》，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57页。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金融外部经济；均衡“陷阱论”；杨格定理；产业关联；锁定效应；多重均衡；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5-0029-08
一、引言
虽然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概念的逻辑性以及具体表现等基本问题仍存在较大争议，但是不可否认，“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最重要的经济学热点主题之一。越来越多的知名学者参与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讨论甚至争论之中，密集地发表了数量众多、层次较高的论著。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经济学界对于当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入探讨。同时，这些讨论已经将“中等收入陷阱”研究从现象判断、经验分析和战略推演推进至理论研讨层面。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成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关键结点。
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就是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中探寻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依据和模型基础，依托基础理论的框架和模型将现有研究推向深入，同时深化人们对于经济学相关理论的认识。如果“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讨论的问题和思想，已经突破了现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和解释力，那么就有必要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相应的发展和完善，当前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也就具有了改进经济学相关框架和模型的理论价值。因此，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是研究的必然趋势，学者们也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我们发现，就现有文献而言，当前学者们为“中等收入陷阱”所“探明”的经济学基础，尚存在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依然存在很多不明之处。如果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寻，将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展示一个更为可观的理论图景。通过初步研究，我们发现“中等收入陷阱”还存在一些更具理论深度的经济学基础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
二、问题的提出：现有成果评析及“再发现”的必要和方向
（一）前奏、共识和理论思考
虽然明确的“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最早出现于2007年世界银行在北京的报告《东亚的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思考》①，但是其基本观点却出现得要再早一些。2002年开始，国内关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讨论[1]，可视为当前“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前奏”。2004年，时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两会期间概括了“拉美现象”。他认为“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以上，迈上重要历史台阶，但是要警惕‘拉美现象’”，即“登上这个台阶以后，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社会矛盾突出，甚至加剧两极分化和社会震荡”[2]。人均收入1 000美元正是世界银行所划定的“中等收入国家”的界定标准②，马凯的概括已经是与“中等收入陷阱”相一致的比较清晰的表述了。当然，据此认为在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之前，“中等收入陷阱”就已经获得全面系统的研究，甚至认为世界银行“炒冷饭”也是不恰当的。首先，由于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拉美现象”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国内关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讨论，未能挺进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研究领域，“拉美化”和“拉美病”也被视为“参照性案例”和“个案现象”，并未引发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入探讨。其次，世界银行将在此之前国际上已经广泛讨论的现象重新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提出，具有重要的新背景和新指向。这个新背景就是世界银行关于东亚经济发展现状的基本判断和预见：2006年，东亚地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一旦越南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很可能在2010左右实现），那么东亚地区将有超过95%的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东亚地区的未来将主要取决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和表现”。基于这一背景，如果东亚诸国也在“中等收入阶段”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的困境，那么，就全球范围而言，中等收入阶段可能遭遇经济增长困境的现象就不再是“拉美个案”，而是全球多数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都可能遭遇的普遍性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演变为一个需要认真审视的东亚问题，以及需要深入讨论的可能具有普遍意义的阶段性问题和理论性问题。
另一方面，随着东亚诸国全面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也将逐步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起步问题，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仅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也会引发深入的理论思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困难和麻烦，不仅仅出现在经济的低收入阶段和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问题集中在“低收入阶段”，解决了低收入阶段的资本积累问题，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就会“一帆风顺”，这一观点，并不是经济学家明确坚持的观点，但是至少可以视为发展经济学和经济阶段论学者习惯的“话外音”。在此我们可以简单试举两例。在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中将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民众的高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虽然罗斯托也认为从“‘起飞’阶段到”到“向‘成熟’推进阶段”大约需要 6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关于“起飞”的比喻还是容易将人们引入“起飞”前艰难积累与“起飞”后腾空跃进的联想。因此，提到罗斯托的“阶段论”，困难集中在“起飞”之前，起飞之后会顺利实现增长的观念，几乎成为“题中应有之意”。如果这一观念在罗斯托的表述中尚属“联想”范畴，那么，发展经济学代表人物刘易斯的表述就更加明确：“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去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不到国民收入4%或5%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国民收入12%到15%以上的经济的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包括用资本的知识和技术）”[3]。刘易斯的表述很容易让人们认为，只要解决了收入和资本积累问题，或者只要度过了最为艰难的积累阶段，有了收入和资本，经济增长就不会再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像“贫困的恶性循环”“低收入陷阱”等理论，也主要在低收入水平上讨论经济增长的困难，在解决了低收入阶段的生计问题和资本积累问题之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困难则很少被提及。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警示世界多数发展中国家可能在度过“低收入阶段”的困难之后，将遇到的新的困难，既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实，也已经有学者开始讨论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的欧洲所出现的“高福利病”或“欧洲病”[4]。
将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引入不同收入阶段都可能出现的阶段性的困难，消除传统上“有了收入和资本积累就会一帆风顺”的习惯认识，正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能引发的理论思考。
（二）阶段论和陷阱论：传统提法，仍需明确方法论源头和基本模型
虽然部分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有些看法，但是对于发展经济学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并非无源之水，它只是发展经济学习惯称谓的自然延续。“中等收入”标识了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不同的阶段，是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传统之一，而“陷阱”和“低水平均衡”则是发展经济学描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困境的习惯称谓。
除了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亚当·斯密的经济社会阶段划分论、李斯特的经济阶段论、钱纳里的工业化进程阶段论、霍夫曼工业化阶段论、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等，都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习惯划分方法。世界银行提出的“低等收入国家”到“高等收入国家”的阶段划分，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和规范化。随着“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展开，日本学者大野健一就从产业升级的阶段划分入手，阐述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重视国际直接投资（FDI）的作用，以人力资本提升不足形成的“玻璃天花板”解释“中等收入陷阱”[5]。青木昌彦对于东亚经济发展“五阶段”的重新划分[6]，也被用于阐释东亚诸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以“陷阱”和“均衡”表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困境也是发展经济学的习惯做法。例如马尔萨斯人口模型所强调的经济增长困境，在发展经济学中通常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或“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纳克斯“贫困的恶性循环”也被称为“低水平均衡陷阱”③；舒尔茨所描述的落后地区的“一个便士的资本主义”，也将落后的停滞状态视为一种低收入水平的“均衡状态”。Mark·Elvin针对中国经济史的“李约瑟之迷”，提出了“高水平陷阱”假说[7]，姚洋通过动态均衡模型证明了中国土地投资回报高于工业回报的“均衡状态”导致中国错过了科技革命[8]。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的探寻还是卓有成效的。就现阶段形成的基本共识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所界定的是在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停滞现象，将这种可能的困境描述为“陷阱”也只是发展经济学的学术习惯使然。发展经济学的常见的“阶段论”和“陷阱论”，可视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
但是，把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的努力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在理论上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是什么方法论工具和经济学思想，能够为“阶段划分”提供一个坚实的方法论源头？换言之，“阶段论”的经济学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们所看到的发展经济学“阶段论”，通常是学者依据其关注的经济问题，从某个视角结合历史经验所做的“阶段性分割”，将这种划分与“阶段性出现的经济发展困境”相联系，明确相应的划分标准，并将这些划分标准纳入经济学基础理论进行解释，进而形成可供操作的规范的经济学模型。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源头，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论”划分，同样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方法论源头。
第二，既然经济增长的困难不仅出现在“低收入水平”上，那么，构建一个能够兼容不同阶段的周期性困难的经济学模型是必要的。在“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基础上讨论“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陷阱”或“均衡”，研究框架就不能是仅停在某个收入水平上的“个别分析”，一个既能区别不同收入阶段的“阶段性特征”，又能将不同阶段的“均衡”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的规范的经济学模型，是“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探寻的最终目标。
（三）比较优势论：应纳入开放条件下的重要理论支撑
通过比较优势，或“动态比较优势”解析“中等收入陷阱”是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的另一个卓有成效的成果。Jan·Eeckhout和Jovanovic·Boyan认为经济增长率按人均收入水平由低到高呈现U形分布：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低于低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其原因是高收入国家具有人力资源和技术等比较优势，能够保障经济的高速增长，低收入国家则具有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可以支撑高速的规模扩张，但是中等收入国家的比较优势则相对不足[9]。在国内，张其仔通过动态比较优势的“H-K”模型指出了我国“比较优势断档风险”[10]，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支撑。蔡昉也认为基于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的研究“暗示了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性理论解释”[11]。
然而，以“比较优势缺失”来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在逻辑上一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的，其意义在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如果说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易中的状态和地位，能够左右这个国家经济增长，那么，这种“外在于”国家经济增长“内在规律”的因素，是如何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显然，从“外在因素”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两者之间还存在一个有待添补的逻辑环节：为什么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依赖对外开放和比较优势？对外贸易和国际市场等“外在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也说明，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经济学基础方面，“比较优势论”只能充当开放条件下的一个必要的理论支撑，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相关模型在开放条件下需要纳入和统一到“内在规律”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能独立充当“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
（四）“再发现”的方向：源头、模型和开放性
综上所述，要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进行“再发现”，其努力的方向需要包括以下三个方向。第一，一个能够解释经济发展阶段性差别和阶段性特征的基础性的方法论源头。第二，一个基于上述方法论源头能够兼容“低收入均衡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统一的，同时又能标明阶段性差异的规范的经济学模型。第三，上述方法论源头和规范的模型最好能够就“比较优势”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机理进行较为清晰的解释。显然，这三个方面的“努力方向”和“工作要求”，都具有较大的难度，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难以深入下去的症结所在。
三、方法论源头：金融外部经济
比较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和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理论可以发现：“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论划分，其关键在于“结构重要”命题以及产业关联机制。将“结构约束”和“经济效率”相统一的金融外部经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的方法论源头。
（一）结构重要：从阶段论与周期论的比较研究开始
“发展阶段”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如果关注点集中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特征”，以及相邻发展阶段之间的过渡等问题，那么，仅仅关注“波动规律”的“经济周期”理论分析工具，是明显不足的。因此，那些在“经济周期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中被抽象掉的“结构性差异”则显得非常重要。本部分从“阶段论”和“周期论”的差别开始进行讨论，将阐明由于抽象掉了结构性差异，“经济周期理论”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长期规律的分析可能忽略了非常关键的内容。过度依赖“经济周期理论”，忽略结构性问题，可能是经济学基础理论在“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上解释力不足的重要缘由。这为我们探求“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论源头确定一条较为清晰的理论指向。
我们的分析可以从这样一个“总产出”公式开始：
Y=A·F（L，K），
其中Y表示产出量，A表示技术水平，L和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数量。
这一公式是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所普遍采用的“生产函数”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产出规模”，被抽象为一个统一的加总的指标“Y”。相应的，经济增长理论所讨论的“经济总量”和“经济规模”的增长和波动，也是这个“总产出”的增长和波动。这种处理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共识。很明显，这种处理已经将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抽象掉了。
然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现实却表明，结构比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结构比例的变化，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显著的，这一差别一直被视为比“人均收入”更为重要的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关键指标”④。可以说“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抽象掉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内容之一，也导致经济学基础模型难以有效地标识不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异。
当然，任何一个理论都没有必要囊括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所有特征。“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也完全可以做出类似的辩解。但是，当我们关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困难”时，即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作为解释对象时，这种“抽象”将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同时被“抽象”掉的正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关键动力”或“关键困难”：产业之间的结构约束和供求关联机制。
当学者只关注一个抽象的“总产出规模”时，其假定的不仅仅是“对不同产业的结构比例不再关注”，还包括“生产出的东西都能够找到相应的交易对象进行交换”。回顾一下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总量分析不难发现，“国内生产总值”即“总产出”在市场上可能遭遇的销售困难，只来自于总支出和总需求方面，只有支出总量和需求总量的不足，才构成这些“总产出规模”在市场上的销售困难。换言之，“只要货币和收入是充足的”，不同商品之间的市场交换将不会出问题。因此，以此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必然将经济周期波动、就业不足、物价波动和经济政策的关注点集中于“货币总量”等指标上。
如果我们将各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纳入视野，我们将发现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够在市场上顺利地找到他的交易对象。这就是产业之间的“供求关联”。任何一个产业的产品，都需要与其他产业部门相交换。在一定时期内，或者说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各产业之间彼此的“供求关联”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某一个产业规模的扩充，必然要求其他产业规模的相应扩充，否则，“单独扩充”其规模的产业，将由于“交易对象”的不足，而面临更高的生产成本（上游产业生产的原料和中间品的不足）或更低的销售价格（购买其产品的部门生产的“交易物”不足）。我们可以将这种“关键困难”表述为：任何产业部门的扩张，都依赖于那些与之相关联的产业部门的“协同扩张”，否则“单独的扩张”将受到惩罚。相应地，这一机制也会形成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当与某一产业相关联的多数部门或者主要部门已经实现了扩张，那么，这一产业的扩张将是“自然的”“顺畅的”，甚至是“强制的”。这一原理意味着，从“经济结构”视角对经济总量波动、就业量变动和经济政策等基本问题，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根本性解释，这是“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长期忽略的一个根本性解释。
其实，在经济学中，这种“结构因素”和“关联机制”的重要性是非常明确的。经济增长问题，在经济学中被视为“扩大再生产”问题。扩大再生产的实现，不仅仅是总体产出的问题，不同产业之间的结构和关联问题，必须被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以下是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的著名论断：
“当我们从单个资本的角度来考察资本的价值生产和产品价值时，商品产品的实物形式，对于分析是完全无关的，例如，不论它是机器，是谷物，还是镜子都行。……说到资本的再生产，我们只要假定，代表资本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产品，会在流通领域内找到机会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要素，从而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资本的形式。同样，我们只要假定，工人和资本家会在市场上找到他们用工资和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但是，当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及其产品价值时，这种仅仅从形式上来说明的方法，就不够用了。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出总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12]
因此“社会总产品”不再被视为一个整体的C+V+M，而是区别为两个不同部类的I（C+V+M）和II（C+V+M），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两个部类之间在结构和比例上都要服从相应的等式要求：简单再生产条件下I（V+M）=IIC，扩大再生产条件下I（V+V+M/X）=II（C+C）。违反这些比例结构将会形成“价值革命”，导致经济危机。在马克思那里，这种“结构约束”是引发危机、阻滞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在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中，货币和总需求政策问题，才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关键因素。
总之，抽象掉了各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不仅难以有效地标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而且忽略掉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动力”或“关键困难”。因此，要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等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困难”，经济结构显得尤为重要，一个能够兼容结构性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方法论工具，才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论源头。
（二）金融外部经济：结构与效率相统一的方法论源头
虽然在古典经济学和经济学中包含了可以处理结构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大量有价值的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框架，但是考虑到“中等收入陷阱”与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之间的特殊的关系。我们还是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脉络中明确“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论源头。
金融外部经济就是这个能够兼容结构性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方法论源头。实际上，金融外部经济也一直充当着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1943年，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13]，以“不可分性”表述了各产业部门之间的交互依赖。1954年，西托夫斯基[14]系统论述了“技术外部经济”和“金融外部经济”概念，并将罗丹的研究视为对金融外部经济的应用。自此，金融外部经济成为讨论不同产业、不同区域结构性依赖的关键方法论基础。西托夫斯基也被视为金融外部经济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实，正如西托夫斯基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金融外部经济概念，是经济学家维纳于1931年提出的。
我们认为，金融外部经济是操作结构性差异、产业关联机制的关键的方法论源头。要阐明金融外部经济的方法论特性，有必要回到其原点，对金融外部经济进行剖析。
1931年，作为对经济学界20世纪20年代“成本大争论”的总结，经济学家维纳在《经济学》期刊发表了著名论文《成本曲线和供给曲线》，系统阐述了现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常见成本曲线，同时也在分析中明确提出了“金融外部经济”（Pecuniary External Economies）概念。金融外部经济可以表述为，由于对服务和物质产品整个产业的购买量增长所导致的服务和物质产品价格的下降。产业A的金融外部经济可能是其他产业B的内部经济或外部经济，如果产业A购买了更多的服务或物质产品，它们的价格将下降，因为产业B可以用更低的单位产品生产出这些产品”⑤。这是金融外部经济提出的最原始的表述。从这个表述中不难看出，金融外部经济实际上是外部经济的报酬递增机制在产业关联领域的延伸和应用，是报酬递增机制与关联机制的结合体。
产业关联是各产业产出规模之间的交互依赖。而报酬递增机制则是规模与效率之间的密切关联，是指生产规模越大，生产的平均成本越低。导致这一机制的原因包括：规模扩大为更为专业化的分工提供条件，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劳动技能的提升；更大的生产规模提高了对固定资本的利用效率，使单位产品分摊的固定成本减少，等等。所谓金融外部经济就是指一个部门的生产效率受到与之存在供求关联的部门的生产规模的影响。因此，金融外部经济将“产业关联机制”所描述的“规模联系”和“结构依赖”，推进至“效率联系”和“技术联动”。在金融外部经济的视角下，由于各产业规模之间的必然联系，各产业以规模扩张为基础的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相互关联、相辅相成。
这一原理最为清晰和著名的表述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杨格定理”⑥，金融外部经济的表述更为贴近本文所关注的“结构因素”“产业关联”“技术进步”等内容，其模型化成果也广泛分布于高级发展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领域，因此本文选择“金融外部经济”来指代这一原理。关于这种依赖和关联机制，克鲁格曼将其表述为：“这种循环关系意味着一国可能会经历自我强化的工业化（或者无法实现工业化）”[15]。
四、基本模型：“多重均衡”破解“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
金融外部经济只是描述了各产业之间相互关联的“结构依赖”和“效率依赖”。那么，如何将这一思想模型化，使之兼容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发展障碍”呢？
实际上，发展经济学的“平衡增长”理论，例如“大推进”理论、“贫困的恶性循环”等理论，都是从不同角度模型化了“金融外部经济”的思想，同时也是对“发展障碍”问题的模型化解析。但是，这种解析并不完善，或者说并不完全符合经济学模型所要求的严谨的学术规范。由赫希曼发起的对“平衡增长”理论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宣布了这一理论的失败。其实，赫希曼的“产业关联”机制、“关联效用”和“主导产业”等理论的表述，只是金融外部经济基本思想的另一个表达方式而已。基于相同的核心思想，却陷于批判和否定之中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的“模型化”表述并未能够真正清晰表述其核心观点。这也是金融外部经济理论在后来需要被重新发现的原因。
（一）“多重均衡”重振金融外部经济
20世纪80年代末，以金融外部经济为基础的“大推进”理论等“超发展理论”重新被相起关注，完善的模型化成果是墨菲等人对“大推进”理论的模型化。克鲁格曼将这种模型化的成果称为“多重均衡”模型，并提出了较为简化的数理表述。限于篇幅限制，我们可以基于金融外部经济的核心思想，提供一个更为简洁的文字概括。
第一，要素弹性供给假定。将我们讨论的范围限定于效率普遍高于其他部门的城镇工业化部门，除了这些部门之外，还存在一些能够为这些部门提供弹性要素供给的低效率地区或低效率部门。这一假定并非要求以“二元经济”为前提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只要一国经济仍存在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存在一部分部门为另一部分部门提供具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我们的分析就可以进行。由于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无法实现完全的市场化，部门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效率差异普遍存在，且整体经济增长的表现主要依赖于效率较高的工业化部门，所以，这一假定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研究还是可以接受的。在欧盟，其劳动力、资本流动以及大量移民的事实也表明，即使是高收入国家，这样的弹性要素供给也是普遍存在的。
第二，存在产业关联机制。国民经济存在众多部门，一个部门能够获得的“回报”取决于这个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交换”。因此只有其他各部门产业规模都相应提高后，这个部门所获得到的回报，即收益才能相应提升。
第三，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和离散的技术分布。随着规模的提高，每一个产业在不同的生产规模上单位要素的产出效率提高，促进企业采用新技术，即更高的生产规模意味着高技术水平的人均产出会提高。但是，技术是离散分布的。同时，更高的技术也意味着单位要素的更高的成本，我们可以假设，要素成本的上升幅度不会高于技术所取得的产出的增长幅度，即只有在经济方面“合算的”⑧技术才会被采纳。
如图1所示，生产规模从小到大，要素使用量分别为FA、FB和FC，其中生产规模越大，技术水平越高，例如生产规模的要素使用量达到FB时，可以采用更高的技术，从而QB/FB>QA/FA，同样QC/FC>QB/FB，但是，更高的技术往往需要更高的要素成本价格，单位要素价格计为W，其成本计为C。
由于存在“要素弹性供给假定”，我们可以将分析限定在各产业部门的规模持续扩大的规模扩张式的“经济增长”背景之下。在这一背景下，依据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似乎经济增长会“一帆风顺”地进行下去：各产业的生产规模越大，单位要素的产出越高，同时产出规模的提高幅度大于要素报酬的提高幅度，工业化部门会持续扩张下去，其效率水平会越来越高，人均收入也会越来越高。但是，由于存在“产业关联机制”，模型的结果将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多重均衡”的。由于产业间存在相互依存的供求关联机制，一个产业部门在相互关联的市场交易关系中能够“换得”的产品，取决于其他产业的生产规模，这些在交易中所换得的产品，就是这个部门的“实际收入”。这个“实际收入”并非取决于这个产业自己的生产规模，而是取决于那些与之交换的各部门的产出规模。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企业采用“新技术”后“要素成本”的上涨幅度低于生产规模的上涨幅度，但是，如果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未出现扩张，那么，产业的“实际收入”将不会增长，因此，扩大生产规模、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反而是不合算的。只有所有产业的生产规模都相应扩张到新的水平上，新技术才是合算的。所以，经济系统并不会自然的持续扩张，绝大多数产业的规模被确定在某一个水平上时，各产业最优选择的均衡点，并不是朝向更大的生产规模和更高的技术，而是保持在原有技术水平上。
因此，随着各产业部门生产规模由小到大，经济系统“均衡机制”的结果不是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而是会存在多个离散的均衡点，越大的生产规模，对应着更高的均衡点、更先进的技术和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必须所有产业部门的生产规模都相应扩张，才是“合算”的，任何一个产业部门单独扩张，将会因为“实际收入”增长滞后于要素成本的增长而变得“不合算”，保持原有的生产规模才是符合“均衡机制”要求的最优选择。相对于更高水平上的“均衡点”而言，较低水平上的均衡点，就是发展经济学中所说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二） “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相统一的“陷阱论”新解
有趣的是，上述墨菲等人完成“多重均衡”模型的同时，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布赖恩在“路径依赖”的基础上，系统论证了经济系统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布赖恩的分析也是以“报酬递增”机制为核心的。但是由于分析方法论和研究思路的差异，布赖恩的研究更多地被视为“演化经济学”等理论的代表。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布赖恩的术语，对于经济系统交易出现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提出一个基于“多重均衡”模型的解释。
任何一个均衡点，都可以通过“成本—收益”机制促使经济系统向均衡点移动。如果A、B、C三点分别代表低、中、高三种收入水平。以B点为例，当经济系统从低于B点的收入水平接近B点时，各产业之间以QB为基础的交易关系逐步形成“均衡机制”。这时，各产业所面临的市场交易规模接近于QB，其收入水平也接近QB，收益高于成本，产业规模的扩大形成“正向激励”，各产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会受到均衡机制的“吸引”进入B点。这种情况下“均衡机制”的动态作用形成的“吸力”，表现为经济系统“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良性互动，形成良性循环，构成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自我强化”机制。但是，一旦经济系统进入B点，各产业部门以QB为交易量的市场供求关联最终形成，当经济系统试图继续扩大生产、改进技术、提高收入时，以B点为中心的“均衡机制”同样会发挥其“吸力”，在某些产业部门扩大生产时，需要面临其他产业部门较小的生产规模和交易量的限制，导致收入增长滞后于成本上涨，甚至收入无法增长。产业规模扩张面临“均衡机制”的“惩罚”。这种情况下，同样是市场“均衡机制”的动态作用形成的“吸力”，却表现为经济系统难以实现“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锁定效应”。
因此，“多重均衡”模型的动态机制可以表述为：经济系统“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动态过程，随着人均收入由低到高，技术水平由低到高，经济系统将在经过不同的“均衡点”时，交替出现“自我强化”的良性互动和“锁定效应”的恶性循环。这是对中长期经济周期，尤其是伴随着技术进步的经济周期的另一个“结构性”表述。在不同收入水平下，进入均衡状态的经济系统所面临的“锁定效应”，就是各种“陷阱说”的经济学基础。
（三）“多重均衡”新模型为阶段性特性提供的理论支撑
上述分析还未在模型中引入阶段性的“结构性差异”。实际上，技术变革本身，就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特征，不同的技术水平，往往对应着生产部门之间不同的分工关系，不同的中间产品链条和产业间不同比例结构的差别。
最为典型的“结构性差异”模型莫过于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模型”，在这一模型中，技术进步被处理为“资本有机构成”即C/V的提高，而这一比例的提升必然对应着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即第一部类在总产品中所占比重的提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产业关联”可以将这种“结构性差异”的因素引入模型之中，但是“结构差异”的引入本身，也会形成对经济发展障碍的另一个有力的解释——由于产业之间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经济系统需要适应产业之间“结构比例”的变化，那么，调整的困难还将进一步增加：各产业之间的交换数量需要发生相应的调整，调整的过程中必然需要部分产业承担收益与成本变动，某些产业可能会因此而受益，另一些产业则会因此而受损。“新结构”的形成，会比原有的结构约束面临更多的风险和困难。当然，这一要素的引入也说明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具有统一性。
五、对策悖论与开放条件：“比较优势重要”的模型解释
在“多重均衡”模型中，一旦经济系统进入某一个均衡点，固守于“均衡点”就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对策往往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对策悖论”。但是如果将封闭条件下的“均衡状态”推广到开放条件下，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均衡机制”所形成的“锁定效应”将获得缓解。这也部分地解释了“比较优势重要”命题。
（一）“锁定效应”下的对策悖论
“锁定效应”下的对策悖论就是“市场”与“计划”之间的悖论，换言之，就是政府干预与否的悖论。按照“大推进”理论的逻辑，各产业在结构约束下的发展，需要产业规模“协同扩张”。然而市场机制则很难实现“有计划的协同”，完全依托自发的市场均衡机制，其作用将不是“推进”，而是“锁定”。因此，政府干预下的投资和“推进政策”成为发展经济学重要的政策主张。然而政府的推进并非是单独对某一个产业领域的支持，而是对各产业协同扩张的“大推进”，即对整体国民经济的系统干预。实践证明，这种干预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往往会形成对市场价格机制的破坏。除一系列“寻租”和“腐败”问题外，更为严重的负面因素在于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则可能因为政府的过度参与而受到损坏，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活力”下降。基于市场机制进行政府干预，利用“税收杠杆”等手段，通过市场机制施加政府的影响，也许是最佳选择。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求政府既施加干预，又防止市场损害市场活力，其“分寸”是很难把握的。通常，这种“最佳选择”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状态”。
（二）对外开放克服“对策悖论”
对外开放是克服上述“锁定效应”，更具可操作性的对策。在“多重均衡”模型中，对于“独自扩张”部门进行惩罚的，正是封闭的经济系统中产业之间的关联机制。实际上，要克服这种“锁定效应”，除了要求各产业部门在生产规模上实施“协同扩张”的“平衡增长”外，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甚至暂时地突破这种“关联机制”的约束。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国际贸易，引进外资，就是突破这种“关联机制”的有效选择。
在开放条件下，具有出口潜力的部门的“独自扩张”将不再受到“关联机制”的约束和“锁定效应”的限制。生产规模扩大后，可以将更多的产品销往国外，而不必再受制于国内市场各部门所提供的“交易规模”的限制。同时，“出口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还会通过“关联机制”的作用，带动其他相关部门的扩张，从而拉动经济系统逐步脱离“均衡点”。当然，这种“开放政策”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一国需要具备能够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而且这种比较优势，需要在一国在脱离“均衡点”之前持续存在，或者不同“比较优势”之间的衔接不会出现“断档”。否则，如果“比较优势”在经济系统进入到下一阶段的“自我强化”之前就被耗尽，或者其力度严重削弱，都有可能使得一国经济在脱离“均衡点”的过程中，面临重新回归“均衡点”的“锁定效应”，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出现“倒退”。另外，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也要受到国际市场风险的影响。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风险将导致一国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增长的根本规律依然根植于一国经济自身的条件，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所提供的仅是部分产业部门生产规模的“调整”，使国民经济的“结构约束”出现一定范围的“伸缩性”。但是最终的经济发展动力必须源于国民经济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市场活力。因此，过渡依赖国际市场，放弃合理的国内经济结构的“重建”和“回归”，无异于放弃了经济发展的独立性，最终会因“比较优势”的耗尽或国际市场的动荡而遭遇打击。
六、结论与展望：“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理论价值和未来图景
综上所述，我们可这样概括“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不同阶段，将某一阶段上的经济发展困境描述为“陷阱”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习惯用法。“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经济学各类“陷阱论”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延伸。但是，“中等收入陷阱”也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构建一个能够标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结构性差异”并兼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陷阱”因素的统一的经济学模型。将理论源头回溯到各类“陷阱论”的方法论基础，即“金融外部经济”，同时将重振金融外部经济的高级发展经济学“多重均衡”模型应用于解释经济系统周期性出现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将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提供较为规范的基础模型。在这方面，经济学所表现出的潜力和方法论优势也值得关注。另外，这种分析也揭示了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发展图景：以政治经济学再生产图式理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结构论”，是解释经济增长、就业和相关经济政策等宏观经济学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现象的理论基础[16]。构建以“结构论”为基础的动态的经济周期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可以将长期分离的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等理论实现有效的综合，对于各类经济发展问题提供坚实的基础理论模型，是一个具有良好前景的研究方向。
注释：
①也有观点认为《东亚经济半年报2006》已经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未见明确的原文献支撑。2006年11月份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经济报告》中的确涉及了东亚的“中等收入”问题，但是报告也指出，其观点引自吉尔和卡拉斯的《东亚的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思考》，即2007年在北京的报告。
②人均收入与人均GDP之间还存在较小幅度的差异，但基本水平相仿。
③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转引自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
④受购买力平价等因素的影响，“人均收入”水平的可比性存在局限性，但是“比例”和“结构”等相对性指标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局限性。
⑤Viner，Jacob. "Cost curves and supply curves." Journal of Economics 3.1（1932）：23-46. Pecuniary的英文释议为relating to or involving money，与货币有关的，引涉货币的。从维纳的表述中也可以判断，金融外部经济所讨论的实际上是涉及到货币对商品和劳务购买的，产业间的供求关联。因此金融外部经济在有些场合也被译为“货币外部经济”，笔者认为也可译为“供求外部经济”或“购销外部经济”。
⑥Young，Allyn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e Economic Journal？38.152 （1928）：527-542.这里使用“金融外部经济”而不是“杨格定理”，概括这一原理，主要考虑到“金融外部经济”与主流经济学的关联更为密切，其原理表述更接近“结构”和“产业关联”的核心思想，且以“金融外部经济”为主题的模型化努力相对较多。
⑦赫希曼认为，罗森斯坦和纳克斯的关键思想是“平均的增长”，赫希曼通过“关联机制”论证了“非平均增长”，其实罗森斯坦和纳克斯以及其先驱杨格的论述中，关联机制也是支持“平衡增长”的关键因素。
⑧至少在“生产效果”上是合算的，当然，更多的产品能否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回报，还要看市场交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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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轨经济学 华盛顿共识 激进式变革 渐进式变革
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基本特点主要包括：从经济体制方面表现出来的内容来看，是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而从经济发展模式方面来看，则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地依靠于市场机制校正跳跃式发展所形成的社会生产结构，而缺乏经济核算和生产者激励机制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则更多的表现为社会再生产循环的困难程度，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正是从解决这些矛盾的实践中开始的。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两分法，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排斥经济核算、不注重生产者物质利益等重要问题，从而最终采取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方式。
转型经济学：超越渐进与激进
本文所指出的所谓的转型经济学就是指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经济学视角下的转换，即经济学范式转换。从人类社会有经济这一现象开始，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依次经过了多种转化形式：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而随着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很多理论界学者也把知识运营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来运作。因此，可以看出，我国由改革开放以前到现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转型：其一就是经济制度的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其二就是现在理论界一直都在提倡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人类实践模式的转型，即常见的宏观与微观的相互转型。这两种转型都是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微观与宏观的相互关系。本文以转型经济学的两个重要的代表流派为切入点，分析这种部分与整体、个别与一般以及微宏观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详细阐述我国经济两分法的走向历程。
（一）华盛顿共识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急剧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时期，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认为的实行紧缩的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的限制，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方式，在当时均得到来自于世界银行的大力支持，即“华盛顿共识”。后来这些观点又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随着全球化的日益盛行，“华盛顿共识”从而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可。
“华盛顿共识”在最初的时期，受到了来自于国际金融组织的热烈欢迎，其中的很多政策都是以经济学的教科书知识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认为，国家经济的转型必须依靠三大支柱的支持：即价格的自由化、私有化、宏观经济的稳定化。价格的自由化也就是在本国经济中实行自由价格，让市场价格能在经济中起引导作用，并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私有化的支撑与实行可以使最大的市场主体—企业产生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激励效应，稳定化主要是指宏观经济在价格上的持续稳定性，使价格体系能够随时对市场上不同的商品稀缺起调剂作用。“华盛顿共识”还认为，国家经济在转型中一旦引入市场体制的改革，将很快收获利益，生产效率也会大幅度提高。因此，转型必须是激进的、爆炸式的发展模式。
（二）制度经济学对转型经济的观点
制度经济学研究是主要以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制度对国家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以及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又是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和发展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各发展流派在不断的发展完善，而制度经济学在现当代的转型经济学发展领域里是一支特别引人注目的经济学分支。它强调立足于个体间的互动经济关系来解释其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它最先确立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以此经济关系作为研究的重要起点，并反过来确定以一个总量的标准如何对整个经济活动做出一定量的安排后果这一研究思路。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的领域中，颇为引人关注。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现代微观经济理论中所提供的制度经济学这一特殊角度的基础上的。当前在西方国家对制度经济学做出很大贡献并同制度经济学共同发展的经济学家主要包括：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等。这几位学者认为：市场之所以能够充分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于足够的制度建设。在经济学中最前沿的理论是现代微观经济学，这一理论包含了市场信息不完善这一特点。所以，市场良好、持续的运作必须依靠市场提供的完备的信息，这样才能使市场的经济主体对一切信息了如指掌。反之，不完善的市场信息将无法保证市场良好作用的发挥。
反思：转型经济学的两种改革道路
回顾我国30多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历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性表现为1979年底召开的以后我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第二阶段是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时所提出的在我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阶段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的我国改革目标，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三个阶段被形象地誉为中国经济的三座里程碑，更是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即改革实践过程的设定阶段、双轨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形成和渐进式改革道路发展的确认阶段、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阶段。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经济改革理论必须是以指导改革实践、服务于改革实践为研究对象的一种规范性理论。
（一）经济改革理论
经济改革有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即经济改革理论这个基础性要素，社会在对待经济体制改革的态度一般是首先强调利益关系，但是并不受自身利益决定，更取决于人们对经济改革所采取的根本措施是否符合社会公正性的判断。换言之，亦即社会公众对社会问题中的公正性的某些基本价值，即国家意识形态的认识。而一旦当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那么必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的变化。这就表现为经济改革理论研究要受到经济实践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在各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由于段性特征不同，相应也有不同的理论出现，但由于理论本身还存在着一定的反复性，势必导致经济改革很难从时间上来划分出清晰的、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
纵观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和我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必须沿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来发展经济，这点已经在我国学术界得到了共识。这个过程不仅是对原来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大胆突破和扬弃的过程，更是对市场经济重新认识的过程。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普遍认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三大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也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对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定义。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以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形式和体制模式的高度，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的关系、价值规律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剖析，得到结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仍旧是商品经济。同时，还进一步提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从而摒弃了传统的计划经济观点。而对于我国公有制的改革理论探索，始终贯穿于经济改革和体制转型的整个过程中。对于这方面的理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只能是单一公有制的理念，提出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局面必须是混合经济的共同发展，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制度进行了重新定义；第二，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对原来传统的国营经济形式进行了否定，提出了多种公有制形式的观点，并使股份制逐渐成为一种公有制的全新形式；第三，在所有制关系方面，面对从宏观到微观企业财产组织层面的发展这一主要问题，提出了两权分离的具有较强实践性的理论。并引入了西方经济学对于产权的理论和方法，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和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研究和实施，最终解决了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
如果从收入分配这一社会现实来看，这一改革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按劳分配的平均主义观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对效率以及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给予了关注。同时还对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提出了理论思考，充分地肯定了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力市场是现实存在的，并提出了要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紧密结合起来的经济体制。
（二）商品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
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让理论界对经济体制的发展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经济改革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是通过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而奠定的理论基础，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和局部突破提供了重要以及必要的理论基础。其实这一商品经济理论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初期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原型，这就是所谓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学术观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学术界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理论。以市场取向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改革理论是建立在改革开放全面启动的基础上的，并根据当时的经济体制运行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彼此之间关系的一种深入探索，并具有倾向性和过渡性。
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依赖于我国农村的和非国有经济体制的迅猛发展，我国一方面在实行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又在借鉴国外的经济理论，使得我国的经济理论由改革初期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内容，转变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取向的改革内容。市场经济理论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加突出了市场的本质、市场的有效调节以及市场经济在发展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还充分肯定了市场的主导可以决定大量的经济活动这一社会现实，并对生产要素应该进一步商品化、市场化给予肯定。这一过渡性的改革理论为我国更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随着西方比较经济学的引入，以经济改革理论为理论基础，理论界重新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不同的经济体制模式，明确将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划分为宏观调控、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微观基础企业主体这三个互相有机结合的层次。经过多达十几年的经济改革理论和社会实践的探索和激烈辩论，我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逐渐被确立起来，即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
结论：我国经济转型的两分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由原来的农村经济改革转移到了城市国有企业的经济改革，并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铺开。经济改革的理论研究重心已转移到了经济改革的战略如何选择的问题上。这一理念主要包括：改革目标的探索、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经济改革的基本策略以及主要步骤等问题的涉及和选择。
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传统的社会文化、思维模式、风俗习惯、道德观念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着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是需要在一段漫长的时间积累中培育和引导的。更主要的是，这些内容上的经济体制是与正式的经济制度的变化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的。总之，经济改革理论是与经济实践互相作用并不断发展的，它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是由于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遇到的需要解决的新问题而提出的，那些不能按照传统的理论来解决的实际经济问题都将是理论发展的新起点。
参考文献：
1.莉.转型经济学的“转型”：超越渐进与激进的两分法.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2）
然而，就政府的目标和干预措施而言，新旧结构经济学却有着诸多根本性的差异。
旧结构经济学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违背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发展政策，通过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措施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对于配置资源的中心作用，并认为政府应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对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性和协调问题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
新旧结构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植根于对结构刚性根源的不同看法：旧结构经济学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市场失灵，是由不正确的价格信号所外生决定的，而这些价格信号又被垄断、或劳动力对价格信号的迟缓反应、或要素的不可流动性等因素所扭曲。
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无法建立起资本密集型产业，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资本的稀缺、软性和硬性基础设置的落后都使得资源从已有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配置并不能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带来利润。
同时，旧结构经济学持有世界两极化这种相当局限的看法，认为仅有“低收入的国家”和“高收入的中心国家”这两类国家之分，因而也就相应地用两点分布来描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
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包括很多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在内的发展连续频谱。
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极分化的看法，使得旧结构经济学家们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国家都有机会在每一个发展阶段调整和改进该阶段的最优经济结构，而这一点正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
旧结构经济学家总认为，外在的、政治和经济都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让初级大宗商品的价格进入下降的恶性循环，使得高度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受害者；而新结构经济学却否定了这种依附理论，认为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世界里，参与世界复杂多样的分工正是发展中国家克服不利的历史趋势的机遇，借此可以建立起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加速经济增长，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新旧结构经济学之间的另一主要区别，在于对经济管理中关键工具的运用方式不同。
旧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系统性干预是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工业化国家”、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核心手段，泛保护主义（如政府强加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幼稚产业）、严格控制的汇率政策，以及在大多数产业部门设立国有企业等都是这种系统性干预的组成部分。
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视进口替代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顺产业阶梯而上的自然现象，只要替代的产业符合变化后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新的比较优势。
然而，对于在低收入的、劳动或资源密集的经济中推行传统进口替代战略，即通过财税政策或其他扭曲政策来发展并不符合经济体比较优势、成本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则被新结构经济学所否定。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必须与反映物质人力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比较优势变化相一致；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新产业中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
论文摘要：信息经济实践活动的发展要求建立信息经济学， 而要建立和完善信息经济学， 就要对信息经济学进行研究分析。
一、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发展前景
信息经济学可以同时作三种理解：信息的经济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关系的研究。信息的经济研究可以囊括信息的费用与效用、价值与使用价值、信息资源的分配与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网络的经济评价等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可以囊括信息产业、信息市场、信息经济规模及其确定、信息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信息基础设施经济问题、国民经济信息化等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研究则可以囊括非信息对称条件下市场参加者的经济关系、信息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信息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信息学与经济学交叉结合等研究。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许多问题需要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并从中提高信息经济学的水平和加快信息经济学发展。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信息经济的发展，最能充分反映经济活动中信息及其交流的特征。
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信息经济学研究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马费成教授认为，信息经济学是把信息和信息活动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来加以研究的学科。乌家培认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活动的经济问题和经济活动的信息问题。陈禹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活动中的信息现象及其规律的经济学。总之，学者们对信息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是围绕信息活动中的经济问题及经济活动中的信息问题展开的。
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1、信息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 由于其研究领域中的矛盾特殊性所规定， 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 并按照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来建立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要学习、研究信息经济学， 不了解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知道信息经济学围绕什么内容来研究，不清楚信息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和地位，就不可能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就会降低研究效率，甚至会影响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在基本理论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经济的涵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学科地位、学科性质以及其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
2、信息资源的研究。
如果说物质资源是“第一资源”， 那么信息资源可称为“第二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渐变革，信息资源完全可能成为“第一资源”。如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好，不仅物质资源能充分发挥作用，信息资源本身也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信息资源的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资源的涵义、信息资源的类型与特征，信息资源提高经济决策水平、提高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的功能，信息资源共享的前提——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及配置的机制，作为信息资源主体的信息产品的性质、生产过程、生产方式， 信息生产力的相关内容。
3、信息市场的研究。
信息市场是作为信息形态独立存在的商品，在流通领域传递交流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流动方式，也是信息商品买卖双方进行交易或交流，使之扩散、应用、渗透到生产领域，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在信息市场中我们主要研究信息市场形成的历史及其作用，信息市场的基本类型与功能，信息市场的基本特点及其运行机制，信息市场的价格水平极其运动变化规律。
4、信息产业的研究。
信息产业被认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信息产业的研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巨大作用。这部分主要研究信息产业涵义、分类、产生过程与发展，信息产业的特征、作用，信息产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信息产业结构的涵义、形态、演进的特点和规律，信息产业结构优化的标准、基本思路和调节方式， 信息产业的投入产出分析， 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规模以及与信息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措施等。
5、信息化的研究。
信息化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什么是信息化，乌家培认为，信息化是信息活动( 包括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等) 的规模相对扩大及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相对增大的过程，它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讲，信息化一定要成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信息化的直接作用在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可见，研究信息化的意义重大。
6、信息系统的研究。
信息系统按信息种类的不同可以分为经济信息系统、科技信息系统、社会信息系统等。而经济信息系统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任何信息系统功能的发挥，都离不开经济信息系统的帮助。信息系统的研究主要也是侧重于经济信息系统，包括信息系统的产生与发展，国家、地区、企业信息系统的基本任务，信息系统的费用与效益的比较，对信息系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价和评价方法，信息系统的运行、反馈、控制、监督等有关理论。
参考文献
纵观我国，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成熟和定型。我们现在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与此相应，“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学者提出的概念、分析范式和理论观点逐渐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学术话语权不断提升。
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发展阶段不相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存在滞后问题，中国学术思想和学术范式的影响力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一是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分析主要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框架内进行的，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尚没有形成比较系统和稳定的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蕴含着经济制度、经济发展、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完全可以形成科学、规范的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应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要植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丰厚土壤，系统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马克思认为，经济学研究应当“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快速经济发展是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世界重大事件，基于中国经验，完全可以提出新的分析概念和框架，并将其上升到经济学理论的高度，形成新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思维。
第二，系统提炼、归纳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形成基本理论命题。从经济学领域看，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理论创新主要是提出了四个重大理论，它们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内核。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无论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都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能相容。但中国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够很好地融合起来，并发挥好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新的体制优势。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二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十五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两个‘毫不动摇’”、“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等论述，实现了所有制理论的一系列重要突破，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
三是科学发展理论。经典作家提出了未来新社会中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界之间的协调等经济发展方面的基本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经济发展目的、经济发展动力、经济发展道路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些经济发展思想具有普遍理论价值。四是对外开放理论。在马克思所构想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世界市场以及资源的国际配置和利益的国际分配占有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我们提出建立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全球化条件下参与经济合作和竞争的理论和政策思想，使我国经济逐步融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之中。
第三，形成基本的概念和理论假设。思想、认识是通过概念、范畴和理论假设来凝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要有自己的概念、范畴、逻辑体系和基本理论假设，这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重要范畴的形成有以下三种途径。一是对政治经济学中重要范畴的内涵进行丰富和发展，如劳动、剩余价值、资本等，经过丰富和发展，它们完全可以用来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基于实践的发展提出新范畴，或对已使用范畴进行规范化和科学化，如产权、混合所有制经济、共同富裕等，这些范畴的内涵日趋清晰，对现实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三是从西方经济学中借鉴一些概念范畴，这些范畴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除了形成一系列的核心范畴外，还要提出一系列的重要理论假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骨架。这就需要把一些理论突破和重要理论共识上升为理论假说。诸如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效政府、共同富裕等等，都可以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
第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需要借鉴西方现代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西方现代经济学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分析范式和理论观点，有些是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完全可以借鉴和利用。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在中国同样会起作用。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要讲国际社会能够听懂的“普通话”，也需要借鉴西方现代经济学中的科学范畴和分析范式。
关键词：房地产周期宏观经济波动
房地产经济周期指房地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扩张和收缩交替反复运动的过程。是指在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伴随时间推移而出现扩张与收缩的交替循环过程。
一、房地产业周期中不同阶段的特征
一般来说,房地产业周期可划分为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四个阶段。
(1)复苏阶段的特征是:有效需求逐步增加,交易量回升,房价止跌回升,购房者多为实际用房者,房地产业投资者信心开始恢复,房地产业投资不断增长,房地产的档次不断升级,不断推出具有诱惑力的卖点,并酝酿新一轮的繁荣。
(2)繁荣阶段的特征是:交易量急剧上升,房地产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房地产价格拉升,并逐步达到顶点,房地产的用家争先恐后地买房,房地产业的投资功能被非理性地扩大,炒家十分活跃,整个市场呈现购销两旺的火爆局面。
(3)衰退阶段的特征是:房地产交易量减少,虽然价格不断调低,但难以激起购房者的欲望,购房者普遍保持观望心态,价量低迷,房地产业投资嘎然而止,市场逐步萎缩。
(4)萧条阶段的特征是:房地产交易量锐减,产品严重供过于求,房地产价格达到冰点,但市场仍然冷冷清清,房地产业普遍面临市场需求严重不足和资金链断裂双重压力,房地产业重新洗牌,一些缺乏竞争力的房地产企业摆脱不了困境,最终黯然出局。
二、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研究的理论基础
1．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下，经济波动通常有许多潜在的原因：如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改变，对投资需求的冲击、货币需求函数的变化等等，并且还包括对总供给的各项扰动因素。经济周期的主要传导机制为经济变量的刚性或者粘性。根据这些分析，凯恩斯提出了反周期的相机抉择政策，认为政府在经济波动的过程当中，应当积极采取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
萨缪尔森于1939年最先对凯恩斯周期波动理论进行了动态化的完善和调整，引入了收入和消费变动对投资的加速作用，分析了外部扰动通过投资乘数和加速数的传导过程。在此之后的凯恩斯主义波动理论有多方面的发展，包括卡尔多的非线性动态增长周期模型、哈罗德―多马德动态增长周期模型、希克斯的非线性乘数―加速数模型，但对引起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和对冲击进行强化的内部传导机制的认识没有显著变化。
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起源于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并引导了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的潮流。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起点，卢卡斯在这个基础上试图解释宏观经济波动，他的周期模型主要试图阐明两个问题：经济波动的初始根源是什么？波动的传导机制又是什么？卢卡斯认为，货币因素是波动的初始根源，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波动的传导机制是信息不完全，由于当事人无法获得完全信息，不能准确判断价格变化的实际情况，从而导致了产量的波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学者们转向经济中的实际因素，用实际因素去解释宏观经济波动，这就是所谓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他们认为波动的根源是经济中的实际因素，其别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冲击。至于传导机制并不唯一，主要包括消费者的跨期闲暇替代和卢卡斯所提出的信息不完全。
3． 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共通之处在于：缓慢的名义量调整是被事先假定的，而不是推导出来的。但是它的发展在于强调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从一些名义变量不完美性的源头出发进行分析，使得分析的结论更加具有说服力。 在20世纪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要关注名义冲击的真实效应，并认为如果名义不完美性对于总量波动是重要的，那么必然是微观经济层次上的小的名义不完美性对宏观经济有大的影响。关于名义刚性的微观基础的许多研究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
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波动理论虽然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拓展，但是关于引起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并没有多大变化，凡是引起总需求或者总供给变化的因素都有可能通过经济系统内部的传导机制进行强化。不同之处在于，传导机制从名义变量刚性细化成为更加根源的因素，主要是市场的不完全竞争。
三、房地产周期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的互动关系
房地产周期波动与宏观经济总的发展态势密切相关，可以从两个不同层面分析房地产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不断上升，房地产经济景气与宏观经济景气的相关程度逐渐提高。 从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展开过程来分析，房地产周期作为宏观经济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扩张阶段，虽然晚于宏观经济周期进入扩张阶段，但因其复苏速度快，故早于宏观周期进入复苏阶段；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阶段时，房地产周期可能已经进入衰退阶段，并且在收缩阶段持续的时间可能要长于宏观周期。
当宏观经济复苏后，房地产投资与开发也随之上升，但因物业开发的时滞效应，使得房地产复苏稍晚于宏观经济的复苏。在房地产经济开始复苏后，在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的带动下，房地产需求不断上升，但由于房地产供给短期刚性，加上在保值增值心理影响下，于是导致房地产价格全面上升；与此同时，随着房地产价格上升，房地产开发商资产相应快速膨胀，在银行提供大量按揭的情况下，经过投资乘数等作用，结果导致房地产经济周期比宏观周期更快进入繁荣阶段。由于房地产周期的繁荣期更早来临，加之没有宏观经济那种各行业之间相互消长的综合影响，因而房地产业通常比宏观经济先期进入衰退现象。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后，房地产经济出现更为猛烈的下降过程，房地产价格大副下降，房地产交易也大大降低，房地产商品空置率明显提高。经过明显的产业紧缩之后，房地产经济进入相对持续时间较长的萧条阶段，直到宏观经济缓慢复苏，才慢慢走出萧条期，重新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周期。
四、企业应对市场周期波动的几点措施
1、企业建立和完善现代管理体制,能够对企业科学的制订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战略计划。
就土地储备而言,战略目标的规划应坚持“适度提前”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处于低迷阶段更应该注重增加土地储备,以便满足市场恢复高涨时的大量土地需求。②应深入研究城市发展规划和不同地段的开发价值,从多种渠道获得土地资源,保持良好的储备结构。这就要求房地产企业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与发达的信息平台,能够第一时间获得土地信息并合理分析土地潜质,积极参与招标、拍卖工作,争取获得成本低、潜质好的土地。③区位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土地储备策略。选地的时候要特别注重重点区域,重点区域存在重要的商机,但并不是每个企业都有机会竞争到重点区域的土地。因此,在实际操作当中,还应注意一些不被人们重视,却存在巨大潜质的土地,如政府规划方向、工业园区外搬等。
2、在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上，要按市场经济机制的要求，同时与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改革相协调，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制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建立房地产宏观调控机制，强化政府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机制。
3、在房地产宏观调控力度上，要恰当合理，避免力度过大或力度不足造成大幅波动或恶性发展。要依据产业发展现状，实施反周期反向调控操作，适度紧缩与适度扩张交替推行，紧缩型与扩张型调控手段混合运用。
4、在房地产宏观调控时间上，可以根据周期预警系统的先行景气指标，及时实施调控，以免来不及或急刹车带来巨大的社会震荡。
五、结语
房地产业的周期波动不仅关系到房地产业本身,而且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要求我们认真研究、探求、运用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的规律,更好地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谋求银行稳健经营,带动房地产投资消费,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马辉、陈守东、才元:中国房地产周期实证研究[J].长白学刊,2008(4).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 宏观经济 调控
一 凯恩斯主义的内容和发展
1．内容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在上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人员大量失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他的理论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为分析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建立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有效需求”是核心概念，他认为：“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相交点之值，为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受“消费倾向”……‘资本未来收益预期”和“流动偏好”三个基本因素影响。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而资本边际效率在长期内递减，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萧条的根源。因此，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主动干预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由于存在乘数原理，政府应通过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消费和投资，实现充分就业。尤其是财政政策，即用政府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以增加总需求，通过乘数原理引起多倍增加。货币政策是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以降低利率，刺激投资从而增加收入，但由于存在“流动性陷井”货币政策效果有限，所以最佳政策选择是扩大政府投资。
2．发展
凯恩斯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发展七十多年了，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凯恩斯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后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而后三个学派都是在凯恩斯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一阶段，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在1936年所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后简称《通论》）一书标志着一个新经济学时代的开始。
凯恩斯的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他强调国家的干预，要求政府随时准备用公共投资计划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这就是指出失业症结所在之后，凯恩斯为医治这痼疾的处方。西方经济学家经常把凯恩斯这一学说建立说为“凯恩斯革命”。
第二阶段，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cs）。又称后凯恩斯主流派（Post-Keynesian Mainstream），是产生于美国的现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在凯恩斯的总量经济范畴基础上，用新古典的个量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去构造一个所谓和谐统一的新经济学殿堂。
新古典综合派的基本理论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加上工资刚性假设条件的总供给曲线；二是从IS－LM模型到处的需求曲线；三是菲利普斯曲线与总供求曲线的结合。
第三，新剑桥学派又称后凯恩斯学派。该学派在理论上基本特点为：将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拓展为长期、动态化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反对新古典综合派恢复传统经济学均衡分析方法；强调收入分配理论；批判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强调货币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重视规范分析的方法。
新剑桥学派的主要理论有：一是价值理论新剑桥学派的代表性价值理论是斯拉法的价值理论。斯拉法价值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尝试着在建渊源于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的价值分析方法；二是收入分配理论斯拉法对于利润率和价格相互关系所作的分析，以及由商品标准体系中推导出来的“不变价值尺度”，为后凯恩斯学派的分配理论提供了一个价值论基础。
第四阶段，新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曾在西方宏观经济学领域长期处于主流经济学地位。但是，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凯恩斯主义由于不能解释滞胀现象而受到与其对立的主张自由经济的学派的批评。凯恩斯主义无力应付现实和理论的挑战而陷入困境，从主流派正统经济学宝座上跌落下来。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潮席卷西方宏观经济领域，凯恩斯主义日趋衰微。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使凯恩斯主义从困境中走了出来。
非市场出清假设是新凯恩斯主义最重要的假设，这一假设来自原凯恩斯主义。但是，两者的非市场出清理论存在着重大的差别。新凯恩斯主义的假设条件是，一是假定工资和价格有粘性，即工资和价格不是不能调整，而是可以调整的，知识调整十分慢，须耗费相当的时日；二是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增添了原凯恩斯模型所忽略的两个假设：经济当事人最大化原则和理性预期。
二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评述
从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可以看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有如下几个特点：
1．凯恩斯主义价格与工资刚性的解释有很大的局限性
凯恩斯敏锐地发现大萧条已经不能用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来解释，提出需求不足理论，并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心理上的流动偏好来解释需求不足，他还认为，它关于非自愿失业的解释可以不依靠工资刚性，应该说这一思想也极具创建性，但它确用在现实中难以观测到的现象“流动性陷阱”、“投资的低利率弹性”来解释，这实质上已经给凯恩斯理论带来的发展的隐患。因为在解释宏观经济学现象时对价格机制的高度重视，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基本上是沿着新古典方向发展，这样在解释非自愿失业上只好更多依赖“刚性”假设。
2．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政策取向看，逐渐走向了对宏观经济进行微调，其背后是对市场机制的崇信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凯恩斯主义接受了自然率假设，实质上假定经济一般处于充分就业状态，经济政策主要是微调，在实践中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来调节，宏观管理是一种短期总量管理，而且是以调节总需求为主的管理，主要是保持高度就业与价格的稳定，宏观政策均是短期政策，主要根据经济周期的需要进行相机决策，这在市场经济体制高度发达西方国家总体上是合适的，从实践看，战后再也没有出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说明宏观经济总体是稳定的，这样凯恩斯主义的微调是合适的。
3．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不重视经济结构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总体上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不重视结构的倾向，这是因为经济结构被认为是一个市场调节的问题。例如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的收入分配结构也很少纳入主流宏观经济的视野之中，这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政府不重视收入分配问题，一般认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是一个公平问题，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事实上战后资本主义政府加大了对收入分配调节的力度，这样收入分配问题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并没有表现出来，这可以从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相对较小得到体现。再如宏观经济中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没有涉及。总之，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是区分长期与短期问题，割裂了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当前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短期意义上的模型解决经济波动问题，长期则解决经济增长问题。这在发达国家不存在体制矛盾与结构矛盾的情况下这种研究范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一个存在体制与结构问题的经济体系则无论是短期意义上的调节还是长期政策均要考虑这些因素，这样凯恩斯主义的微调是合适的。
三 凯恩斯主义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借鉴作用
凯恩斯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没落应运而生的，它的理论主张和政策思想立足于对社会经济总量的分析，着眼于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从而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20世纪70年代后，凯恩斯的理论主张和政策思想虽然受到了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学派的抨击，但他的弟子们在新形势下发展的新凯恩斯主义仍然占据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应该指出，凯恩斯主义虽然从本质上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但它首先是属于市场经济的宏观理论，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一颗珍珠，因此，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特别是宏观经济调控有着较强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实行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即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对经济全方位的干预。但由于我们缺乏宏观管理经济的经验，在经济运行中，我们也面临着由于宏观管理力度不足造成地许多问题：
1．有效需求不足
这是现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从1993年7月开始我国开始采取紧缩政策，使经济在1996～1997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然而，在这之后，我国经济并没有像一些专家预期的那样呈回升的态势，而是在不断下滑。同时，市场需求在经历了“短缺”、“短缺与过剩并存”的发展阶段后，出现了“相对过剩”的买方市场。这种“过剩”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出现的，属于发达国家早期难以摆脱的那种典型的生产相对过剩，即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对我们分析现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就业形势严峻
目前我国城镇实际失业率达8%左右，超过登记失业率的一倍以上，约1500万失业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超过12000万人，城乡综合失业率达15%左右；有学者估计，如果加上隐蔽失业人口，总体失业率可能达到27%左右。失业早已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头等问题，只是多年来人们对此重视不够。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增加就业岗位，实行以扩大就业为重点的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特别是实行以国家为主体的政府投资政策。
3．收入差距扩大
在改革以前，个人收入分配的重要特征是平均主义，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很小。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现跳跃式的扩大。高收入阶层由于多年财富积累形成了财产性收入，出现亿万富翁，具有百万资产的家庭已经超过200万个；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破产停工和生产不景气，城镇形成了贫困阶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大约相当于城镇居民的25%。收入差距的扩大直接影响了社会的有效需求，从1995年后，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造成整个社会的购买力不足。
以上出现的问题与早期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有相似之处，因此，研究凯恩斯主义的“合理内核”，借鉴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对我们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加强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摘要】区域经济学是具有前沿性、实务性的新型应用经济学科之一，本文通过对我院区域经济学教学问题探讨，提出本学科教学深化的意义与对策建议。
区域经济学是目前我国经济学门类中发展最为迅速的新型应用经济学科之一，由于社会需求巨大，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任务繁重，教学和研究队伍正在日益扩大，然而，作为一门相对年轻的应用经济学分支学科，在各方面还不尽成熟，特别对于其教学的内容及其方式的改革迫在眉睫。
一、区域经济学教学深化的意义
1、深化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经济学素养，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
由于区域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新型性”，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本学科的了解不够深入。对区域经济学教学进行改革，通过深化有助于本质上提升本科生对区域经济学的认识程度，提高研究生的研究深度和能力。
多数学生认为其乏味枯燥，太理论化，并不实用，并未意识到本学科的重要性和实际运用性。通过对区域经济学的教学深化将会使学生的思想对区域经济学有一个全新层次的认识并达到一定深度，会激发学生在本学科上的兴趣，让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地去学习探究本学科知识，教学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让学生了解到区域经济学真正的内在意义，并理论联系实际，走出校门能真正解决区域经济学的实际问题。区域经学教学深化最终对学生的经济学素养和职业规划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区域经学教学深化改革，让学生特别是研究生更多意识到我国区域现状，从理论的课内知识来了解我国各省的非平衡发展现状，根据实际这种现状，来分析比提出解决方案，能够真正正确地深刻分析我国区域经济的内在本质，最终能将区域经学知识有效的运用到我国的区域经济建设中来。
2、深化有助于提高教师素质，提升教学质量
通过区域经济学教学深化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和较系统的区域经济学教师，提高教师的专业知识并能理论联系实际，具有运用区域经济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区域经济学问题的能力，能在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过程中更好完成任务。
通过区域经济学的教学深化，使高校的教学质量实现一次新的飞跃。使教学实践中的如师生关系不平等、满堂讲或当讲不讲、重形式轻实效、方法单一、形式呆板等诸多问题得到解决。也会使得高校的区域经学教学质量从不太成熟到成熟阶段有了一个大的迈步，使整体教学质量上有所提升。
三、区域经济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1、教学内容的多重性、复杂性导致学生理解和掌握不易
区域经济学教学与其他经济学科的显著不同点是，区域经济学教学内容差异很大，区域经济学课程体系远远没有和国际接轨，高校处于自我发展阶段。这一特点突出的表现在区域经济学的教材建设和教学内容上，每套教材都有自己的体系，每个体系又表现为不同的教学内容，这样的后果导致了老师和学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统一，影响区域经济学教学水平的提升。
区域经济学教学内容中包括了大量难以记忆和理解的名词概念、复杂的区域结构和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联系过程及其区域政策等等。在教学重点和难点上对于课时的分配也因学生的差异难于统一，对于这些教学内容，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普遍感到无从入手，难以消化。
2、区域经济学教学方式陈旧
尽管很多高校已经建立起了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体系，但并未完全运用于区域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无法在必要的时候展示教学课件，无法用影像来形象地解释具体问题，使得区域经济学的问题变得抽象化和复杂化，学生往往无法明白；区域经济存在着“新行性”，没有先进的技术来展示模型，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降低。现在大多数老师还采用传统的板书方式授课，这样不仅浪费课堂时间，而且教学效果不佳。
在传统教学模式下，由于上述硬件设施的限制，老师也只能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仅仅是“老师教，学生听”的模式，传统模式下，作为认知主体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被动状态，其主动性、积极性难以发挥。既不能保证教学的质量与效率，又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3、区域经济学教学师资力量不强
师资问题是决定教学环节的一个关键因素，目前师资的问题主要有：教师数量少，教师结构不合理，教师教学能力不高等。
高校教授区域经济学课程的教师一般数量都较少，教师代课任务较重。教师年龄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青年教师所占比例少。部分教师教学能力不高，不能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师资方面还存在教师缺乏对区域经济的深入了解，教师很少有机会和国外先进的区域经济学专家进行术交流，而且高校本身在这方面为教师创造的机会很少，结果导致师资与国际接轨方面难以满足培养国际性的高等专门人才的需要。
4、区域经济学实践教学欠缺
受传统思想影响，区域经济学也存在重理论、轻实践，不重视实践教学的弊端。区域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大多发达国家不但在本科教育阶段有充分的实践教学环节，而且在这之后还必须接受几乎全部为实践技能训练的继续教育。但是区域经济学课程没有实践教学课时分配只是理论授课的现象普遍存在。
校内外实习基地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校内实训基地由于大都在筹建过程中，影响了实践教学和人才培养，成为实践教学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校外实习基地当今由于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厂家怕干扰生产秩序，影响经济收益，不愿甚至拒绝接待学生实习，致使校外实习只能走马观花，学生得不到相应的专业技能训练。
毕业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也没有和教学紧密联系起来，不仅区域经济学这一学科如此，毕业生的实习显得太仓促，太草率，有些“形式化”的感觉。而且毕业前的实习也没有受到广大师生的重视，最终导致实习并不能体现出它本来的意义。毕业生论文针对实践问题的联系与深入探讨方面还很欠缺。
四、区域经济学教学深化的对策建议
1、注重结合教学内容的基础性和多重性，通过案例突破重点和难点
构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合适的区域经济学教学体系区域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经济学范畴的区域经济学。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的理论、研究方法和优秀教材。尽可能统一区域经济学教材。但教学内容的改革绝对不仅是教材编写的技术性问题，它必然要涉及到教育思想与观念的转变和革新。
按实际需要确定教学内容与方法，根据社会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设置专业课程内容体系。在教学大纲设计和教材编写工作中，紧密联系社会经济生活，以适用、实用为基本原则，注意向学生传授先进实用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实行理论知识学习和实践技能培训相结合，形成具有特色的专业教学内容体系。
针对重点和难点增加案例教学，在课程体系深化改革中，可以发挥教师和学生两方面的教学积极性。教师是教学中“教”的主角，学生是“学”的主角。如何使双方都能够有效进入教学角色，是在课堂教学中始终致力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也是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的突破口。通过增加案例教学部分，引导学生完成教学角色转变，提高学习积极性，完成学习任务，实现学习目标。
2、积极完善硬件设施，改变教学方法
大力加强现代化多媒体教学设施的构建完善，，以确保能为教师教学提供足够的硬件设施，为教学提供必要的基础前提，以有效的改进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
教师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应用现代化教学方式对教师的教学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要做自己的电子课件，为学生提供更多传统教学方式无法提供的影像资料，有效地利用电子授课设施，提高学生对区域经济学的兴趣，改变学生对区域经济学的传统看法，让学生能够主动去学习，熟练掌握有关区域经济学的知识。以达到教学目的。
最后，还应多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环节。在课堂上师生之间进行话题，案例等的交流，交换意见。教师多鼓励学生进行小组讨论。还有在课后，教师分配给学生课后任务，这样学生在课后也有时间去了解一些其他更多关于区域经济学的知识，也有利于拓宽知识面。
3、形成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
增加区域经济学教学师资力量，集中力量重点解决骨干教师的素质提高，作为未来的专业课程教育常设稳定的中坚力量。确保区域经济教学的稳定发展和质量提高。
尽力积极扩大国际与国内校外学术交流与合作，鼓励教师积极参加国内学术交流与合作，开设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的专题讲座，提高教师素质。要求教师尽量提高在课堂上的教学效果，运用多媒体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要求教师提供给学生非课本的知识，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对区域经济学有更加深入地了解。努力培养出一支动态、稳定的高学历的教师队伍。
4、全面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首先，对学校的实验室，图书馆要全面开放，实现资源共享，提高实验室的使用率。要根据进步的需要，注重跟新实验教学内容，提倡实验教学与科研课题相结合，创造条件使学生较早地参与研究和创新活动。在进行项目研究的时候，除研究生积极吸纳外，本科生中的优秀者也应该参与进来。一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对本学科有更深入的认识；二是可以集思广益，获得更多的建设性想法，对区域经济的发展项目起到促进作用。
其次，高度重视毕业生的实习。在毕业生之前尽量找到对应的实习单位让学生有时间实习，建立和完善校内外实习基地，高度重视毕业生实习，提高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的质量。
号召学生应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国内学术会议和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使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学习能真正深入落实到实践当中去，为国家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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