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9 17:30:3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增长的阶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持续均衡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2-0044-10
一、引 言
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是诸多国家经济发展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开放条件下，从需求的角度而言，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和政府支出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需求结构指的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例及变化关系，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来表示。需求结构演进相应指的是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趋势。
1978―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获得了较好的增长绩效，名义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5.2%①。但与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需求增长滞后致使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强的投资和出口依赖，相应形成了“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波动中不断上升，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的需求结构演进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政府决策层面和学界的高度关注与担忧。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使我国出口面临的外部环境恶化，“投资―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外生性”和“非常态性”特征充分显现：2003―2007年，我国GDP增长率稳步提升，但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使出口需求锐减，造成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和一定程度的增长速度下滑（见表1）。因而，如何通过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成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追求目标的必然选择。
毋容置疑的是，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反映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逻辑，明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是进行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前提和基础。基于此，本文关心的问题主要有：（1）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具有何种逻辑性？（2）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关系？（3）中国应该如何对需求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
二、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
为了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我们利用多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经验事实，从两个维度进行统计性描述：一是基于对经济发展工业化不同阶段7个国家的考察；二是基于37个国家2006年横截面数据的考察。
（一）基于7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工业化阶段的考察
依据钱纳里（Chenery）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阶段界定的相关研究结论H・钱纳里、S・鲁宾逊、M・塞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王松宝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14页。，本文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一般说来，反映工业化阶段的指标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均收入水平；二是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三是工业内部结构。本文主要以产业结构变动为依据，同时参考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来反映工业化阶段。这种判定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但并不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第Ⅰ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第Ⅱ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第Ⅲ阶段，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即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达工业化阶段。
本文分别对印度、巴西、新加坡、韩国、美国、德国和英国共7个国家在1970―2008年间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以考察工业化不同阶段需求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依据1970―2008年间7个国家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及人均GDP的变化情况等经济运行特征因篇幅原因，本文未列出7个国家产业结构和人均产出的相关数据。感兴趣的读者可来信索取或查询《国际统计年鉴（1995-2010年）》的相关数据。。本文的基本判断是：1970―2008年，印度和巴西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新加坡和韩国则由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到后工业化阶段，而美国、德国和英国则处于经济发展的后工业化阶段。
由表2和图1、图2、图3可见，1970―2008年，7国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说明：（1）不同国家的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均值水平差异较大，这一事实说明，不同国家需求结构水平由各自经济运行条件和外部环境等因素所决定，如生产技术水平、收入水平、资本存量、劳动力、收入分配、经济制度、产业结构、消费习惯及经济增长速度及目标等，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影响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及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工业化阶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可能并不存在所谓需求结构的“标准模式”，即如果仅仅依靠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水平高低去判断一个国家的需求结构是否合理可能有失偏颇；（2）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不同国家的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存在共同的变化规律：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下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3）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过渡至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幅度上升，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至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幅度下降，这说明经济增长率上升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相伴随。
（二）基于37个不同国家2006年横截面数据的考察
为减少其它非正常因素的影响，进而探索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需求结构演进一般规律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综合考虑了5个不同大洲的37个国家用以统计分析。
表3和图4、图5、图6、图7分别描述了2006年37个国家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与收入水平及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如果以收入水平程度来衡量经济发展的不同工业化阶段：低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高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后工业化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阶段不同，37个不同国家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出如下特点：
1、消费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国家2006年的消费率水平差异较大，消费率的最大值出现在柬埔寨，达到86.9%，最小值出现在新加坡，只有49.7%。从收入水平与消费率之间的静态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多保持在80%左右，如美国、英国、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等国家，而中低等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低，多保持在70%以下水平。从收入水平与消费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消费率水平相应较高，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率会不断下降，在人均GDP约20000美元左右时达到低点，随后消费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断上升，即消费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消费率趋势线）。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水平中等，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高收入国家消费率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率水平也相对较低；虽然有些高消费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低，但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反向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消费率提高而下降（详见图5中拟合的消费率趋势线）。
2、投资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不同国家2006年的投资率水平差异较大，并无较强的收敛趋势。从收入水平与投资率之间的静态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的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家的投资率水平相对较低，多保持在20%左右；中等收入水平的捷克、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泰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投资率水平相对较高，多保持在30%左右水平；低等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虽差异较大，但相比较而言，大多数国家如巴基斯坦、埃及、南非和菲律宾等国家投资率水平较低，多在20%以下。从收入水平与投资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投资率水平相应较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投资率会不断上升，在人均GDP约20000美元左右时达到高点，随后投资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即投资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投资率趋势线）。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投资率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次之，而高收入国家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则最低；虽然有些高投资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高，但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正向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投资率提高而上升（详见图6中拟合的投资率趋势线）。
3、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国家2006年的净出口率水平差异较大，其中最大值达到30.2%，最小值只有-11.1%，平均值为1.8%，标准差为8.4%，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差值为41.3%。从净出口率与收入水平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净出口率一般接近于零，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净出口率水平相对较高；净出口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净出口率趋势线）。
从净出口率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净出口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U型”曲线关系，即净出口率接近于零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而净出口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和净出口率为负且相对较低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均相对较高（详见图7中拟合的净出口率趋势线）。
三、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一）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基于7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工业化阶段和基于37个不同收入水平国家2006年横截面资料的实证分析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不同国家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水平差异较大，并无明显的收敛现象，但所有国家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均呈现出相同的演进逻辑（详见图8）：（1）随着工业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即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消费率在波动中不断下降，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波动中不断上升，而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在波动中不断上升，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波动中不断下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2）经济增长率上升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相伴随，即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高，而在后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初期阶段，经济增长率水平会相对较低；（3）需求结构短期剧烈变动时期，经济波动相对较大，即需求结构短期剧烈变动会影响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
（二）需求结构演进逻辑与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逻辑的关系
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虽然都是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力，但由于其性质不同，在经济发展不同的阶段，何种需求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有所不同。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反映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的演进逻辑：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由于生产和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收入仅仅能够用于消费，产品较少剩余，用于积累及出口的产品相对较少，消费需求相应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投资需求次之，净出口需求水平较低且一般为负，因而，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相对较低，但在这一阶段，由于积累较少，资本相对匮乏，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低；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迅速发展促进了投资需求迅速扩张，投资需求相应取代消费需求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投资需求迅速扩张形成的强大生产能力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某些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部门存在产能过剩，因而必须依靠产品出口（这一阶段主要是制造业产品出口）进行化解，即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消费率水平会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会不断上升，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应较高；在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典型特征是第二产业增长变缓、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由于第三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资本需求相对较低，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相应变弱，消费需求会重新取资需求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产品出口也相应变缓，相应地消费率有所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有所下降纪明：《经济增长的需求启动、需求约束及再启动》，《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说明，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来说：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都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相比较而言，不同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所不同，本文相应概括为：“消费需求是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稳定器，投资需求是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启动器和加速器，净出口需求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有效补充，是经济增长的辅助器。”
（三）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的政策含义
明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的政策含义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实际需求结构变动符合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是其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重要因素，应依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适时适度切换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同时避免需求结构在短期内剧烈变动。即为了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重点不应是关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的高低，而应是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依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适时适度调整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以达到相应的政策目标：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快速增长以跨越“低水平收入陷阱”，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相应地应依靠投资需求扩张来完成，消费需求次之；在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使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高经济增长率持续，相应地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应依靠消费需求扩张保持增长的持续性，同时依靠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的结构调整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必须注意的是，需求结构短期内剧烈变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因而，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又一重点是避免需求结构短期内变动幅度过大。
四、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求结构演进特征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图9和表4分别描述了1978―201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及与经济增长率关系。
从需求结构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率波动中阶梯式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阶梯式上升。分阶段来看，1978―1992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下降，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上升，净出口率接近于零且变化趋势不大；1993―2000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上升，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下降，净出口率小幅上升但变化趋势不大；2001-2010年，消费率快速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快速上升。
基于Chenery等人对工业化进程中一般特征的描述，国内一些学者如：郭克莎、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金碚、简新华等对中国工业化进程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1978―201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1993年左右中国总体工业化进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00年左右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因而，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78―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动趋势符合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趋势也相应反映了经济增长需求动力的演进趋势：伴随着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下降，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上升（详见表4）。
从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详见图9）：1978―1992年，受各种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率波动幅度相对较大，经济增长率与需求结构演进并无较强的相关性；1993年以后，经济增长率与需求结构演进呈现较强的镜像关系，1993―2000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上升，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下降，经济增长速度相应有所下降，2001年以来，消费率波动中大幅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大幅上升，经济增长速度相应不断提高。
从需求结构演进与GDP年均增长率关系来看（详见表4）：1978―1992年阶段和2001―2010年阶段，即消费率波动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上升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相对较高，分别达到14.8%和14.9%；而在1993―2000年阶段，即消费率波动中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下降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相对较低，只有12.9%。
上述情况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符合工业化初中期阶段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增长绩效较好此处经济增长绩效较好指的是：与前文中1970―2008年7个国家经济增长率和37个国家2006年经济增长率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率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但值得重点关注的是，2001年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以来，需求结构变动过于剧烈，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的变化幅度明显加快，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波动，同时使经济易受外部冲击，进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常态性”，对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构成一定威胁。
五、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现实战略选择
1、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
关于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Kaldor、Kuznets和Hansen等经济学家认为，消费需求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经济增长需求动力中最稳定的部分任碧云、王留之：《中国消费与投资关系的调整及其机制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Rostow和Chenery&Syrquin指出，在经济发展的起飞和成熟阶段，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而在经济发展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Moshe Syrquin and Hollis Chenery，“Three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89， 3（2）， pp. 145-181.。从这些经济学家关于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论述来看：一般说来，当经济发展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依赖提高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提高消费率不仅可以达到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而且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及稳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需求结构演进较好地遵循了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对较高。但国内诸多学者通过国际比较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率水平明显偏低，这对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形成不利影响。从经济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因而，提高消费率、扩大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刻不容缓。依据消费函数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居民收入水平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张。有鉴于此，努力提高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政策设计机制应主要包括：加强政策引导，形成居民健康、持续的消费理念；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居民消费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居民的现期消费和消费支出预期。
2、以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投资扩张以维持适度的投资水平，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
需求结构演进逻辑说明：经济的高速增长总是与投资需求的快速扩张联系在一起的，投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和启动器，保持一定程度的投资水平对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非常必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3年以来，投资需求迅速扩张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相应地，长期高投资率、依赖投资需求扩张驱动经济增长致使当前某些制造业产能过剩及成本上升导致的通货膨胀预期并存，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形成负面影响。
简单地说，在中国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际，保持适度的投资水平对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非常必要，但投资的进一步扩大一定要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导向。当前，在中国城镇化正处于提速阶段和居民消费结构正向服务业消费品主导型升级之际，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投资结构升级是化解当前部分产业产能过剩进而减轻资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的关键。政府投资政策导向的重点应从促进投资规模扩张转化为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率，应特别加大先进制造业和以金融业、旅游业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投资力度，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制造业的投资效率，促进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服务业相对快速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3、适度控制出口规模，提高出口工业制成品技术密集程度，扩大服务贸易
净出口需求作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辅助机制，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产品的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净出口需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缓解了投资需求扩张所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出口和进口不仅直接拉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而且进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使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如实现规模经济、提高专业化水平和加快技术进步等）也显著增强。
[关键词] 经济增长 流派
自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以来,许多经济学家经济增长阶段进行了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发展以后,新经济学研究方法和新经济学理论不断出现,对经济增长阶段的研究也是如此。笔者对这些理论进行梳理,并对它们进行平价和综合。
一、早期增长理论
早期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他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分工取决于市场容量;技术进步引起收益递增;资本积累促进分工和技术进步。斯密认为,个人的正当动机是启动和维持经济增长过程的最重要的因素,让人民追求自身的利益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他还强调只有在稳定的法律体制下,无形的手才能发挥作用。在他看来,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制度等。后来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斯和库兹涅茨发展了这一理论,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按照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小,对各种因素进行了重新排序和界定。
二、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理论
罗默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生产要素应包括四个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四个要素中以特殊的知识即新思想最为重要,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罗默认为,一般知识可产生外在经济效应,使全社会都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产生内在效应，使个别厂商获得垄断利润，而垄断利润又能使个别厂商有能力研究开发新产品。产出中的内在和外在效应表明,作为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独立的知识积累过程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看，不仅它本身收益是递增的,而且可以带动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收益递增,给厂商和全社会带来递增收益,从而知识积累使总产出的规模收益产生递增,为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证。
罗斯托依据现代经济理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用历史的、动态的方法研究了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阶段和问题,提出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要经过六个阶段的理论。依次为：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群众性高消费时代，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经济起飞阶段是一个国家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关键和核心,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困难、最重要的阶段。欠发达国家只有实现了经济起飞,才能实现工业化,进入发达社会,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罗斯托认为,跳出“贫困的恶性循环”,越过“低水平均衡陷阱”的过程,其实就是发展中国家突破收人低、资本短缺困境的过程。收入低,资本短缺,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也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罗斯托对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对于如何理解一个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没有量化指标,缺乏实证分析,其应用范围受到限制。因此,罗斯托的理论应与钱纳里等人的相关理论相结合,这样更具有解释力。
三、内生规模收益递增论
罗默等一批经济学家扬弃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体现时代特征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或新增长理论，认为内生的知识技术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新增长理论经历两个发展阶段。起初是在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说明经济增长的决定。这里主要有两条研究思路。其一主要反映在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1986)。该类增长模型认为以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技术进步存在重要的宏观溢出效应,技术溢出的存在使经济呈现规模收益递增,从而推动经济实现持续的内生增长。其二是以琼思、雷贝洛为代表提出的研究思路。
新增长理论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在垄断竞争假设下说明经济增长各种类型与决定因素。这里主要有二类增长模型。其一是罗默(1990)、等人提出产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该类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新型产品不断增加,并认为生产知识的研究开发部门是新经济的核心部门。其二是塞格斯特和罗姆(1990, 1991)、等人提出的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该类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各类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是由于新一代产品的出现导致生产成本降低、规模收益递增和经济持续增长。
四、制度创新决定论
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开始着手制度创新经济增长理论。该模式的基本命题是: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产权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中,产权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在于通过定义和保护产权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中的不确定性来加以实施,但在现有技术和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立、裁定和行使代价极为高昂。此时,国家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具有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是保护个人权利最有效的工具;另一方面,一旦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又是对个人权利的最大限制和侵害。可见,国家对经济发展起促进还是阻碍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产权结构的效率来进行。
制度可以理解为关于如何协调分工中的人们的知识载体。由于制度所物化的知识共享于同一制度中分工与协调的人们，使每个人事先就知道其他人对他的行为的反应，从而大大减少个人决策中的不确定性。所以，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制度的变迁就是人们不断降低交易成本所做的努力。
五、结论
本文简要评述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多个学派。面对这么多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我们认为，简单的经济增长模型能够建立起来以充当这个角色,使单个的经济学家得以在他的脑子里把所考察的变量的相互联系给予分类,这就可能较容易地把自己的观点与别人交流。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耦合协调性 舟山市
一、引言
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日趋增大，稳增长成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和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在稳增长和促增长中的作用也将越来越重要。一直以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比如Caporal G M（2015）、周天芸等（2014）、陈伟（2015）等都证实金融能积极促进经济增长。但多数研究都重在关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较少涉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者间的耦合协调性研究。在经济新常态下，一方面金融发展能积极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反过来，经济增长将对金融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一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必然与该区域的经济增长水平密切相关，两者的耦合协调性也将会对该区域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性进行分析和研究，有助于该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增长的持续健康提升。由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平衡性明显，因此从地区层面来把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更有现实意义。由此，本文选择舟山市作为研究对象。
舟山市作为海港城市，是我国南北海运大通道和长江黄金水道的“T”形交汇要冲，我国境内的7条国际海运航线中，6条经过舟山，堪称要塞，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进入21世纪来，舟山市积极优化经济发展布局，优先发展港口经济、海洋经济，金融、经济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十三五”提出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后，随着国家战略高度意义上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建设的推进，使得舟山市的经济、金融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从金融总量上来看，到2015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为3152.64亿元，比2002年末增加了2801.64亿，金融对舟山港口经济和海洋经济的支持能力在不断增加。那么现阶段，舟山市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已经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了呢？它们之间又是一个怎么样的耦合协调关系呢？本文将运用舟山市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2002～2015年指标数据，对舟山市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实证验证，寻求答案。
二、模型、指标和数据来源
要对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进行考察，首先明确研究方法，利用物理学上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来进行计量;其次选定指标，确定衡量金融发展系统和经济增长系统的关键指标;最后收集指标数据。
（一）耦合协调评价模型
本研究为深入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者间的耦合关系以及反映两个系统的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构造了能较为全面反映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协调效应的耦合评价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1）
式（1）中，C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U1、U2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这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用于表示两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此耦合度模型可以反映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耦合的程度，但无法判断耦合是否为良性，即当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均较低时，仍然能够得到较高的耦合度，这样得出的结论与实际情况就不相符合。为避免这一不足，需要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客观地反映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水平，模型表达式如下：
（2）
式（2）中，D为耦合协调度，取值为[0，1]，D值越大表示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越高，D值越小则表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越低;T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反映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对协调度的贡献;α、β为待定系数。在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本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因此α、β均取值为0.5。
（二）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对于耦合度与协调度的划分，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的标准。关于耦合度C，根据蒋天颖等（2014）研究：0<C≤0.3为低水平耦合，0.3<C≤0.5为阶段，0.5<C≤0.8为磨合阶段，0.8<C≤1高水平耦合阶段。而关于耦合协调度D，借鉴、丁正山等（2015）的研究，结合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的实际特征，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10个等级区间，每个区间代表一个协调等级，每个协调等级对应一类协调状态，形成连续的等级阶梯，从而更为直观地反映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发展程度。具体见表1。
表1 耦合协调等级划分标准
（三）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很多，但最常用的指标是金融相关比率。金融相关比率有多种计量方法，本研究用舟山市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与GDP的比率来计量金融相关比率。因为这个指标既包括存款又包括贷款，在衡量金融资产与GDP比率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国民储蓄率，而储蓄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市场化、金融深化及货币化的程度。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用GDP增长速度来表示。上述指标数据均来源于舟山市2002～2015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耦合协调性研究
（一）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现状
由图1、图2可知，2002年～2015年，舟山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分两个阶段：2002～2009年金融相关比率总体上处于上升阶段，2010～2015年处于略微下降态势。经济增长水平在2002～2015年虽有几次反复但总体处于下降态势。由此可见，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金融、经济发展的影响持续存在，在全国处于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大环境下，舟山市也不例外，经济增速放缓，金融发展放慢。
图1 2002～2015年舟山市金融相关比率
图2 2002～2015年舟山市GDP增长速度
（二）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性
运用式（1）可获得2002～2015年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见图3）。由图3可知，这14年来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始终没有超过0.3，整体上一直处于低水平耦合状态，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近几年耦合度处于降低状态。
图3 2002～2015年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
为了进一步探究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状况，进一步运用式（2），计算获取其2002～2015年的协调度，见表2。有表2可知，舟山市除了2013年外，其他各个年份里金融发展系统与经济增长系统的协调度较为平稳，整体上处在0.5～0.6这样一个平稳的勉强协调发展阶段。
表2 2002～2015年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舟山市2002～2015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了计算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舟山市近年来处于金融发展放缓，经济增长放慢状态。
第二，2002～2015年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还处于相对较弱的水平。该时期，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一直徘徊在0.1至0.25的低水平耦合阶段，协调度始终没有突破0.6而一直处于勉强协调耦合阶段，距离良性耦合协调发展仍存在一定差距。
舟山市作为长三角经济圈中的枢纽港口城市，正在大力打造港口经济圈。从目前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发展来看，两者契合度不高，说明舟山市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由此，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进金融发展，创新金融服务，为港口经济圈构建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和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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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蒋天颖，华明浩，许强，王佳.区域创新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制及其空间分异――以浙江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4.
[5]，丁正山，余茂军等.基于耦合模型的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协调关系量化分析――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J].地理研究，2015.
关键词：脱钩理论；脱钩弹性指数；相对脱钩；绝对脱钩；复钩；经济增长；碳排放；低碳发展；安徽省
中图分类号：F062.2；F1275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3）04009107
一、引言
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的严峻形势下，党的“十”提出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在此背景下，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的深入研究就不仅是学术界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也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目前学术界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下的排碳总量增加、能源消费结构差异下的碳排放以及区域经济增长背景下碳排放差异的解释等方面，所运用的方法主要有协整分析、EKC曲线分析、投入产出分析以及结构分解法，更多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静态相关性，而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耦合动态变化的研究则相对缺乏。因此应用脱钩理论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就显得极为必要。
脱钩理论研究的是关联变量间从同步耦合到非同步破裂（变量间的阻断关系）的过程。Samouilids和Mitropoulos（1984）在研究希腊的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就潜在阐述了经济增长对能源的脱钩情况，认为希腊的工业经济发展可以摆脱能源依赖，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改变能源束缚。Grossman和 Kruerger（1991）提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倒U曲线可以看作是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脱钩，而且拐点后的经济增长是动态有效的。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OECD（2002）正式提出了脱钩理论，认为除了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内在影响外，还存在政策、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等众多外部影响因素，解释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脱钩需要考虑到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政策效应等多方面因素。Tapio（2005）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到对经济数据选择的时间弹性，进而引入中间变量，以芬兰交通运输业为例来计算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开启了相对系统的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分析。
程会强，陈豹：基于脱钩理论的安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动态分析
国内对经济脱钩理论的研究相对较晚，并且在很多计算标准上也尚不统一。张忠祥（2000）运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最早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碳排放脱钩情况，认为中国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燃烧，其中90%以上的碳排放来源于原煤和原油；对于我国GDP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具体呈现怎样的脱钩，赵一平等（2006）做了一定的尝试研究；在Tapio脱钩指标的运用上，庄贵阳（2007）在探讨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中国的低碳发展之路中做了较好的诠释；还有不少学者认为无论是基于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我国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脱钩都还处于弱脱钩阶段，与强脱钩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李忠民 等，2011；彭佳雯 等，2011）。
总体而言，我国目前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研究仍处于理论阶段，实证和动态分析相对缺乏。因此，本文尝试以安徽省为例，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运用脱钩理论分析安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动态脱钩演进。
二、分析方法与数据来源
1.脱钩指标
脱钩理论可以通过经济变量和环境变量等相关数据来表征变量间的阻断关系。脱钩指标是数据分析的关键，是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反应的框架来设计的。目前脱钩指标的构建存在两种模式：一是OECD最初构建的脱钩指标模式，可以简单表述为碳排放的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比较，若二者的增长速度均为正且经济增长速度快于碳排放的增长时为相对脱钩；若经济增长为正而碳排放增长为负时为绝对脱钩，相对脱钩是绝对脱钩的前提。二是Tapio在OECD的基础上加以完善的指标构建模式。Tapio引入中间变量和脱钩弹性，考虑因素之间的动态灵敏度，并且根据弹性值划分为三大类八小类脱钩状态，对地区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关系的判定更为精确。本文在综合二者适用性的基础上，提出指标体系和分析框架。
脱钩弹性指数：
式中，T为脱钩弹性指数，C为碳排放量，E为终端能源消耗，GDP为经济总量，ΔC/C、ΔE/E、ΔGDP/GDP分别为碳排放改变率、终端能源消耗改变率和经济增长改变率。
脱钩弹性T引入中间变量终端能源消耗，动态反映了碳排放、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两两之间的关系，通过数据变量关系拟合数据间的匹配函数，进而反映经济增长的小规模变动引起碳排放的改变量。表1中，碳排放代表环境压力，GDP水平代表经济增长，正负号表示对应项数据增长率与零的比较，弹性脱钩指数T有三个临界值0、0.8和1.2，依次把脱钩状态划分为八种类型。
2.碳排放指标
对碳排放的测度，选取原煤、焦炭、原油、燃料油、汽油、柴油、煤油和天然气八种终端能源代表安徽省主要能源消耗水平，通过终端能源的消耗量来计算能源的碳排放额度。安徽省经济增长对终端能源的依赖性较大且能源的排碳系数较高，因而具有代表性。
能源碳排放C=8i=1αi×βi×γi
式中，αi为第i种能源的消耗量；βi为第i种能源的标准煤折算系数；γi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i=1，2…8，分别表示从原煤到天然气八种能源。碳排放的总量采用西格玛求和加总的方法；能源折标系数和碳排放系数分别取自于GB/T 2589―2008和IPCC（2006），如表2所示：
表2能源折标系数和碳排系数
能源种类原煤焦炭原油燃料油汽油柴油煤油天然气
折标系数/104tce/104t0.714 30.9711.4291.4291.4711.4751.4711.330
碳排系数/104t/104tce0.755 90.8550.5860.6190.5540.5920.5710.448
资料来源：能源折标系数来源于《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08），能源碳排系数来源于IPCC（2008）。
3.数据来源
1990―2010年的安徽经济数据全部取自于1991―2011年《安徽省统计年鉴》、2011年《国家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1年安徽国内生产总值、产业增加值、能源消耗量根据2011年《安徽省国民经济统计公报》计算而得。安徽省GDP水平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以剔除价格因素对GDP的影响。
三、安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动态脱钩分析
1.总量分析
根据上文方法和引用的相关系数计算安徽省1990―2011年能源消耗的碳排放水平，如图1所示：
总体上看，1990―2011年安徽碳排放总量是波动上升的，且明显表现出三个大的波动周期：第一阶段是1990―1996年，年碳排放总量从2 566.5万吨上升到3 694万吨，年碳排放增长率6%；1997年较1996年碳排放量出现小幅下降；第二阶段1997―2003年，年碳排放总量从3 592万吨上升到5 090万吨，年碳排放增长率6%；第三阶段是2004―2011年，年碳排放总量从5 284.8万吨上升到9 635.3万吨，年碳排放增长率高达9.6%，较前两期的年均增长率高出3.6个百分点。尤其是从2004―2009年，安徽碳排放总量的环比增长逐年上升，其中2007―2009年的增长最快，2008年较2007年的增长达到14%，2010年较2009年增长平缓为5%，随后2011年环比增长又出现反弹性上升为9.6%。总体上看，未来安徽碳排放的增长趋势强劲。
2.脱钩分析
根据前文脱钩理论和碳排放的计算方法，计算1990―2011年安徽省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进而得出脱钩弹性指数，并对安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脱钩状态做出判断，如表3、表4所示。
从总体上看（表3），1990―2011年安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脱钩只出现了三种情况：相对脱钩、绝对脱钩和相对复钩，其中有14年处于相对脱钩阶段，绝对脱钩4年，相对复钩4年。安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脱钩是动态改变的，说明碳排放总量增长的不确定影响因素很多。依据脱钩弹性指数和脱钩状态，可以将安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脱钩的波动周期划分为三个，如表4所示，分别为1990―1996年、1997―2003年和2004―2011，三个阶段的碳排放总量呈现出明显的动态上升趋势。但同时，4年相对复钩阶段均出现在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8和2009年两年都出现了相对复钩，尽管2010年有所缓和但是2011年又出现了快速上升的势头，说明安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存在复钩的趋势。
图2表征了脱钩弹性指数动态上升背后的脱钩状态的改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三个波动区间的存在。对于为何三个阶段内会出现脱钩的动态改变，图3给出了很好的解释。观察图3不难发现，安徽实际GDP的变化率和碳强度的变化率的改变曲线是近乎对称的。
第一阶段1990―1996年，安徽实际GDP变化率先增后减，碳强度先减后增。当实际GDP增幅减缓的同时碳强度出现上升的趋势，意味着经济增长趋缓的同时碳排放总量是上升的，脱钩状态存在复钩的趋势。第二阶段1997―2003年，安徽实际GDP增长平缓，而碳强度却表现为小波上升的态势，尤其在2000年和2003年碳强度增幅较大，很好地解释了2000年和2003年安徽出现了相对复钩的状态。第三阶段可以再细分为两个时间段，分别为2004―2009年和2010―2011年。其中2004―2009年安徽实际GDP增长较快，且碳强度的增长快于实际GDP的增长，尤其是2008年和2009年，安徽经济增长平稳但是碳强度增幅明显，直接导致了2008年和2009年安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相对复钩的出现。2010年安徽经济出现小幅增长而同时碳强度却出现了大幅下降，所以2010年安徽经济增长的碳排放出现相对脱钩状态不难理解；随后2011年安徽实际GDP增长继续上升，但同时碳强度的增长劲头也继续跟上且增幅更大，所以安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存在相对复钩的趋势。
从单位GDP能耗的动态变化来看，图4显示了1991―2011年安徽单位GDP能耗动态变化的规律性，三个阶段的单位GDP能耗变化大体上呈现出“M+W”的走势，进一步对三阶段内安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脱钩变动做出解释。1994―1996年、2002―2003年、2007―2009年安徽单位GDP能耗的变化率均呈现上升的趋势，尤其是1999―2001年安徽单位GDP能耗出现绝对量的增长，说明能源消耗的增长相对于经济增长更快，进而说明了能源碳排放的增长相对于经济增长也更快，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动态脱钩存在复钩的可能。
图2显示安徽经济增长的碳排放脱钩弹性指数呈动态上升的趋势；同时图5显示人均碳排放的增长速度超过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且后期增长趋势更为强劲。碳排放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时人均GDP和人均碳排放拟合曲线处于EKC曲线的上升阶段，表明安徽经济增长的环境压力存在恶化的可能。
四、结论和建议
根据1990―2011年安徽省经济数据，计算安徽的GDP、碳排放、能源消耗，无论是从总量分析还是动态脱钩分析，我们都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安徽碳排放总量是动态增长的；第二，安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脱钩存在复钩的趋势；第三，安徽脱钩状态的动态改变存在明显的三个波动周期。基于以上分析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调整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的调整意味着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可以减少能源消耗的碳排放。2011年安徽三次产业的结构比为1∶4∶2，第二产业中工业和建筑业的比重为6∶1，偏重工业化发展，而这正是安徽高能源消耗、高碳排放的根源。因此，安徽省可以考虑适当限制高耗能工业的发展（如低端有色加工等），通过技术进步提高高耗能工业的废料回炉和减少三废排放，如脱硫脱氮和去碳技术的应用；同时发挥安徽的农业优势，发展绿色农业和低碳农业，形成农业产业化链条，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另外第三产业的做大做强也应该成为安徽经济发展的常态。
2.审慎产业转移
产业转移带来的输入型高能耗、高碳排放是安徽省外商投资和皖江城市带开发所必须加以警惕的。产业转移的经济博弈和政治博弈性质决定了沿海转移出来的只会是重工业高污染型企业，因此，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对安徽经济的发展喜忧参半国务院在2010年1月12日正式批复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是安徽省第一个国家战略层面的区域发展规划。引进的企业当中不乏一些高耗能高排放的重工型企业，对环境的破坏性较大，但同时也对地域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可解决就业，带动本土经济增长。所以说，对于输入型的产业转移需要审慎面对。从目前安徽承接的产业转移项目来看，以皖江城市带为例，该区域集中了安徽省80%的汽车企业、83%的钢铁企业、71%的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企业和92%的家电企业，而这些大部分是输入型企业，能耗高，环境污染严重，尽管短期内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长期的环境资源损耗不能忽略。如钢铁厂的污水排放、有色加工的废气排放、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等都必须加以考虑。因而政府在审核产业转移项目时应该有长远的经济眼光，审慎产业转移。
3.开发推广清洁能源
目前，以原煤为代表的安徽省经济增长的主要能源都呈现高碳排放的趋势，清洁能源和替代能源的使用较少，能源消费结构不能适应低碳发展的要求。2011年安徽省原煤消耗占2011年总能耗的78.6%，天然气消耗仅占0.2%，同时由于技术上和操作层面的困难，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仍未得到有效推广。因此，安徽可以考虑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如秸秆生物质能、沼气等。沼气工程可以选择大中型和中小型两种，大中型适合规模养殖场、重型污染企业和污水处理厂，中小型则适合农村集体发电。
4.加大环保治理投入
环保治理投入关键在于政府的环保决心，同时也受到地方财力的影响。2008年安徽环保治理投入仅占GDP的1.3%，2009―2010年甚至低于1%。根据国际惯例，环保治理投入的基本标准为GDP水平的1%～2%，5%为环境污染可以完全控制的界值，8%～10%为环境良性循环的上限区间。可见，安徽环保治理的投入相对较低，而企业又并没有进行环保治理的内在动力。因此，政府需要明确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和长远性，完善环保机制，设立专项环保资金，扩大环境保护投融资，建立责任人机制和监督机制。同时，要根据区域产业的发展特征，建设生态工业园，提高企业间的资源循环利用率和园区的资源化率。
5.增加森林碳汇
增加森林碳汇是减少碳排放的重要举措，科学造林、合理营林及可持续更新技术，可以提高森林的碳吸收量。安徽是林业大省，属于全国南方集体林区，应充分发挥林业资源碳汇优势，培育高效碳汇林，适当增加森林密度。目前安徽省森林面积为360.0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26.06%，森林蓄积量为13 755.41万平方米，年森林碳汇总量119.7万吨，根据2011年安徽省碳排放9 635万吨计算，可以吸收全省碳排放总量的1.2%。2012年安徽省又确定了千万亩森林增长工程建设，计划到2016年新增森林面积1 000万亩，森林覆盖率将达到33%，届时可以吸收碳总量122万吨。
总之，通过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动态分析，判别其脱钩、复钩状态，可以为区域经济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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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民，陈向涛，姚宇.2011.基于弹性脱钩的中国减排目标缺口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1（1）：5763.
彭佳雯，黄贤金，钟太洋，赵泰.2011.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碳排放的脱钩研究[J].资源科学，33（4）：626633.
实际上，中高速增长水平就是现阶段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面对中高速增长新常态，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考：首先，中高速增长不是自然形成的，还需要经过努力才能达到。在供给推动力消退的情况下，要达到长期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需要寻求并尽快形成新的推动力。其次，中高速增长不是降低发展的要求，而是提高发展的质量，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这就涉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总之，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一系列新常态的支撑，包括发展战略新常态、宏观调控新常态和发展动力新常态，这三个方面与过去阶段的常态相比有新的特征。
谋求发展战略新常态
过去谋求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是高投入、高消耗。如果现在还采取这种发展战略，速度也可能冲到原先的高速增长水平，但却是不可持续的。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实际上是倒逼我们改变发展战略，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空间。根据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内涵，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应突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的再平衡战略，二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所面对的宏观效益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资源配置谁决定最为有效：政府还是市场？市场最有效。第二，经济增长谁推动质量最高：政府还是市场？市场最高。这两方面都要求我们要解决好市场决定和政府宏观调控的问题。
实现经济发展动力新常态
我国在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时供给推动力非常强劲，投资拉动就是动员较为宽裕的供给要素推动经济增长。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供给推动力明显衰退，必须要有新的发展动力来替换。新的动力就是需求拉动，这是发展动力的新常态。
需求拉动的动力是多元的，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近几年由于世界市场不景气，净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负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借助开放来获取国际推动力，尤其是国际资源。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靠外需难以拉动足够规模的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长期以来都是投资需求的拉动力最强，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在转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需要突出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但是至今，消费拉动力的增强还没有到位。
让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成为常态，关键是要把拉动消费需求的着力点放在民生改善上。与低收入阶段相比，中等收入阶段国民对改善民生的需求更为强烈，这类需求被拉动起来成为常态，不仅强劲，而且持久。
内容摘要：随着资本投入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经济增长将大量未充分就业的农业劳动力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而导致就业结构变化，就业结构的变动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本文从生产函数出发，将就业结构变动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离出来，得出就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及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向第二、三产业的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关键词：经济增长 就业结构 生产函数
模型建立
本文借鉴胡永泰（1998）的方法，首先利用分产业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经济增长分解为三部分，包括：资本积累、劳动力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在此基础上将就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离，可以得出各产业就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及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原理如下：
Y=∑（αixiβZi1-β）WiLβK1-β
其中：αi为商品增值系数，Y表示地区生产总值，xi为i产业就业人数所占总就业人数的份额，Zi为i产业资本存量占总资本存量的份额，β为劳动的产出弹性。
（dY/Y）=β（dL/L）+（1-β）（dK/K）+β∑Wi（dxi/xi）+β∑Wi（dαi/αi）+（1-β）∑Wi（dzi/Zi）
其中：TFP增长=β∑Wi（dxi/xi）+β∑Wi（dαi/αi）+（1-β）∑Wi（dzi/Zi），TFP增长可分为就业结构效应和净TFP的增长。
就业结构效应=β∑Wi（dxi/xi）=β{[（W2/x2）-（W1/x1）]dx2+[（W3/x3）-（W1/x1）]dx3}，表示农业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时带来的经济增长。从业人员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总体就业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表1。
通过表1数据可以看出，河北省就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上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河北省第一产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如表1所示。
数据分析
从就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来看，其中1985年贡献率最高，其中由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提供了6.63%贡献份额，体现了从第一产业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向乡镇企业的转移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促进作用。但在1989~1991年间，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结构效应出现负的贡献，主要原因是这些年份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下降。1992年以后由于体制改革、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等因素的作用，劳动力的转移对经济的增长又逐渐产生正的效应。
为了更明显的看出河北省就业结构变动的趋势，本文把经济增长分为几个阶段来具体考虑，将1978-2006年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1985年、1986-1992年、1993-2006年，并分别进行分析。这种划分的主要原因为：1978-1985年农业产值增长较快，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较少；1986-1992年农业劳动力加速向外转移；1993年后农业劳动力转移趋于平稳，三个阶段农业劳动力再配置对经济的贡献不同。
按照河北省经济发展状况，分不同阶段来看，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产生的结构效应见表2，1978~1985年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的转移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最为明显，产生的效应为2.53%；1986~1992期间，就业结构总效应为0.38%，比前一阶段有所下降，而在1993~2006年间，就业结构效应为1.15%，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有所上升。1978~2006年间，河北省就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平均产生的贡献为1.30%，说明河北省就业人数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对经济增长确实产生了促进作用，有一个先上升后下降又上升的过程，产生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迅速发展的乡镇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加大，加上国家对第三产业的鼓励政策，均促使农业的劳动力较为迅速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中去，从分产业的结构效应可以明显的看出，第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效应为1.66%，第三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效应为0.86%。之后，由于乡镇企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吸纳劳动力渐进饱和，农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减缓，就业结构的效应有所下降，这个阶段，第二、三产业从业人数的比重相对降低，第二、三产业的结构效应相对前一阶段有了一定的下降。而近些年来，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企业体制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国有企业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国家大力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同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第三产业也蓬勃发展，使第三产业中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个体、私营经济吸收了较多的农业剩余的劳动力，增加了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促进了农业人口的转移，因此就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又呈现上升的趋势。在这个阶段，由于第二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相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率的效应低于第三产业就业结构效应，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效应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的就业结构效应，为占当年经济增长率的0.65%。
综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不同产业间就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主要是体现在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过程中所带来的产业结构的变动，引起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从而对经济的增长产生贡献。
近年来，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过程中，从第一产业转出的从业人员转入到第三产业产生的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逐渐超过第二产业在就业结构变动中的贡献，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
优化就业结构的建议
为进一步优化河北省就业结构，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发展，结合上述结论，本文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就业结构方面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规范农业劳动力转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国际经验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长期的、不可逆的阶段性进程。因此，在鼓励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同时，还应当注重规范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有保证农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下，才能更好的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通过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农业规模经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社会稳定。在保证农业稳定高效增长的前提下，实现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应当使转移既要促进工业化、非农化、城市化的进程，更要有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才能更有效的提高转移者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
（二）调整第二产业结构，提高劳动力吸纳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资源重新配置带动了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国内投资结构的改善和外资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等等，从而推动经济的迅速增长。
转贴于
从目前来看，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显著高于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2006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为15161.03元/人，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为2827.877元/人，农村劳动力的横向转移，对于经济的增长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从模型结论来看，河北省劳动力从农业转入到第二产业的过程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平均保持在一半以上，保持这个贡献率不变的情况下，在未来的一段时期，第二产业通过吸纳转移过来的劳动力，以其自身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优势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仍将是突出的。
但是，河北省第二产业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资本深化的过程，对于投资的需求较大，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从业人员的吸收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优化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减少技术进步对就业产生的排斥效应，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发掘新的吸纳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促进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才能充分发挥河北省在劳动力上的优势，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增长。
（三）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发掘就业空间
从上面模型分析可以看到，近几年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增强，通过它相对于第一产业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93年至2006年间，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入到第三产业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第一次超过了转入到第二产业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平均高出0.15个百分点。由于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中大多数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强，经济的增长的发展空间和吸纳劳动力的潜力都是很大的。应当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其中的高科技与劳动密集相结合的行业，重点支持教育培训、信息咨询文化服务等行业，将其作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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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又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也一直在推进，但近两年来，中国的经济逐渐变为非高速增长，因此中国的经济需要结构性的改革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状态，本文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六个结构性特征进行分析，得出“结构收敛一致性”的问题，并对其包含的风险与如何提高效率进行论述。
关键词：经济转型；结构性特征；经济转型风险；效率；提升路径
就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来判断，中国经济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道路不会平坦，中国经济结构的变革推动了中国工业时期的经济飞速发展和城市化建设的脚步，但工业时期的经济结构也构建了现在的城市化增长减速的通道，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结构收敛一致性的问题和存在的风险等因素也可能是造成经济增长减速的重要原因，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方式由资本驱动模式转变为资本效率驱动模式，是我们要探讨和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
世界经济逐渐一体化，中国经济也在不断发上变化，但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还是体现在城市建设上，中国经济进行结构改革是经济转形的基础，因此需要推进城市化结构，中国城市化阶段结构性特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①人口结构转型。GDP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劳动参与率增长率+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长率+总人口增长率。据数据统计中国的非农部门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比率由以往的47.03%增长到现在的63.43%，城市人口对非农就业支撑率虽由82.1%降低到目前的72.3%，但比例仍不可忽视，城市化率由以往的33%增长到目前的50%，专家预测在未来会增长到58%。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在1985年～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率是10.1%，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为8.54%，在2008年～2012年中国实际GDP年均增长速度是9.3%，劳动生产率增长率8.86%，可以看出劳动生产率有小幅度的上升，但GDP增长率却下降了0.8%，由此可以看出人口结构转型与劳动参与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总人口的变动这三个因素相关联。根据蔡P的研究，人口红利是中国持续30年的劳动生产率得以快速提高的关键，一旦人口结构有了变动，人口红利消失，不仅会影响到劳动力供给，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也将受到严重影响，人口红利消失直接导致潜在增长速度下降。②生产率的产业再分布。1985年～2012年间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基本维持不变，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相对稳定，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涨。中国现阶段资本驱动模式与于日本高增长时期的情景十分相似，会出现工业资本被迫流向其它发展中国家寻找发展，致使对国内的工业部门的投资急剧降低。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发达国家，依靠国外的技术设备进行投资，会缩小劳动生产率的改进空间，出现投资减速放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尽管城市化不断推进，经济结构服务化在迅速发展，也不能保证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能超过以往的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如果城市化进程中不能快速提升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会压制未来经济的增长速度。③收入分配调整。中国是依赖资本驱动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弹性与投资回报率成正相关，中国要想实现经济增长转型，城市化建设要以增进国民福利为最终目标，逐渐将资本弹性向下逆转，与工业化阶段相比，城市化阶段的收入分配要在人力资本上加大投资力度，分配政策要向劳动力倾斜。④城市化率提高。中国经济增长可以分为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高速阶段和成熟城市增长的稳速阶段。经济转型期间资本驱动模式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进入一个成熟阶段后，制造业投资成本低于高速阶段的成本，从而放弃成长逐渐被发展起来服务业取代，这是第二产业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的原因。二是虽然服务业扩大了规模，但是无法与工业化时代的标准化、规模化发展的繁荣景象相比。比如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也有拉动经济发展的效果，但不具有长期增长的效果。纵览各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发展历史，服务业发展的高速增长都是昙花一现，成熟城市增长的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所投资的增长率处于一个下滑增长并维持在某个特定的阶段水平上的景象是常见的。⑤资本效率递减。资本深化速度降低和资本回报率的减少会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为了避免劳动生产率的过快下降，需要社会进行有质量的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生产性投资，抑制资本效率过快下降或促使其上升，是城市化阶段经济政策的重要条件。⑥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空间狭窄。通过技术的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可以看出，产出的资本弹性基本稳定地维持在0.6，技术进步的速度值也稳定在2.5%。整体而言，技术进步在GDP增长率的份额大约为1/4。这表明了在资本驱动增长模式下，投资增长挤压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空间，如果无法改变现有资本驱动增长方式，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空间过于狭窄，投资减速，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降低。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面临的风险
中国经济由资本驱动增长的工业阶段向造成效率驱动增长的城市化阶段发展，蕴含了经济过快减速的风险。①收入格局再调整导致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增长曲线弹性参数逆转和向发达经济增长阶段的收敛是抑制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因素，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此消彼长相关联，收入分配比率向人力资本倾斜，企业的利润空间缩小，投资能力减弱，导致经济过快收敛。②过度无效投资导致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收入分配格局在调整带来的居民收入的提高，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企业和润空间的缩小和再投资能力的减弱，但不可能维持投资的高增长速度，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长期的过度无效投资导致的。③杠杆率持续拉升导致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过度无效投资的存在引发生产效率低、赚钱能力低的僵尸企业，这些企业的存在挤占着生产资源，严重影响着经济整体效率的提升和生产更新的步伐。大量的低效率企业的存在，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有持续拉高杠杆率的作用，一旦出现经济减速，低效率企业的借贷受到阻碍，会极大地加剧经济持续减速。④产业结构服务化调整导致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中国第三产业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提升生产效率的空间会逐渐变小。实现工业劳动生产率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均衡发展和抑制持续几十年的部门生产率失衡态势持续扩大，是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趋势下要面临的问题。
三、中国经济转型结构效率提升路径中国经济由工业化阶段高增长向城市化阶段发展，实现经济结构转型这一过程中会出现：因人口转型、服务经济发展、城市化等经济增长供给面因素的变化导致的企业利润空间缩小和投资增速下降，以及因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导致增长曲线弹性参数变化引起的经济增速下降等情况。中国经济结构和增长路径向发达经济阶段的收敛造成的结构性减速是无法避免的。应对经济增长减速造成宏观风险，我们需要在制度和政策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借助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技术进步和改革等有利因素，改善供给效率，提高潜在的经济增长率。①深化改革。深化改革首先要跳出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重新定位政府行为和方式，实现动员型经济转型。在新模式下，政府运用和充分发挥其行政力量完善资本、土地、矿产、劳动力等有限的资源，切实解决以往的以“低价工业化”开创经济高增长路径，用大量资金推动城市化进程，扩张城市建设，推动了我国整体城市化大发展趋势遗留下来的诸多严重问题。其次是要完善竞争性市场。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不断改进、完善和发展，如今已有初步模型，尤其是商品市场更是得到了巨大发展。但是目前我国的市场准入程度还未完全放开，投资主体也并未实现多元化。因此，国家和政府还应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并在此基础上给予所有经济主体公正平等的市场待遇，规范竞争性市场环境，提高投入要素的生产效率，改善经济增长减速的发展问题。②提高资本效率。过度无效投资，杠杆率持续拉升等问题带来低效率企业的风险累积，在推进经济转型的市场环境下累积风险会成为阻碍经济高速增长的绊脚石，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价格资本不足以成为高投资高增长的经济支撑。中国经济要保持高速增长必须要清楚低效率的企业，要深度调整产业组织结构，即用生产性的服务部门为突破口打破行政分割和行政垄断，用中小型企业支撑生产业的发展，平衡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进行产业组织结构调整还要将制造业部门拉出高投资驱动、低成本制造的国际市场竞争的模式中，让制造业的增长模式转变为高技术，高效率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以便我国的制造业实现自主创新，高效率，低成本，高回报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整体的经济持续增长。③政府部门要积极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我国的高标准、攀比性强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的建设破坏了社会保障网络覆盖面的空间上的扩展，加剧了政府部门的财政投入和管理风险，阻碍和破坏了政府的行为，严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我国在建立完善社会网络保障体系时要统一标准量力而行。提高国民收入和国民的收入分配比率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前提，是提高生产效率的保障，但大量资源都用于社会保障支出会导致经济陷入低水平的增长状态，加剧国家经济风险，损害经济增长导致社会不稳。我国的经济水平日渐提高，国门退国家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的要求也逐渐提高，我国目前建设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要求，我国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的覆盖面不够宽，保障标准不统一，城乡地区分割，差距明显，社保支出数目增长过快，对保障标准的攀比较强，给财政部门造成困难，因此政府部门要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
结语
我国正面临着有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经济发展中，转变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是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为此，政府和各企业要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提高科技创新力和竞争力，提高国民收入保障经济高速增长。
【关键词】经济；福利；均衡增长；机理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均国民收入持续增加，2009年我国GDP总量为5.2万亿美元，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国的人均GDP仅为日本的1/10①，位列世界第124位。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的数据，如表1，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人均GDP为3136美元，而我国在2008年人均GDP就只差中等收入水平76美元；2009年我国人均GDP为3590美元超过当年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以32.1%的速度增长，我国则以70.6%的速度增长，因此，从经济增速上讲，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且人均GDP保持较高增长速度。
在这一阶段，一系列社会问题开始集中凸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济增长动力失衡。投资、消费和出口历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我国1978年进出口总额占GDP总量为6.28%，1990年这一比重为8.83%，到2008年达到最高的18.2%，出口总额的世界排名由1978年的30位飞升至2008年的第2位，在经历了2008的经济危机后，沿海工厂大量倒闭、海外定单锐减，我国出口受到巨大的冲击，而且人民币一直处于升值的压力，这更加削弱了出口这驾马车的作用。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其二，收入差距持续拉大。虽然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人均收入逐年增加，但是我国的收入差距正逐年拉大，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在2010年更是突迫到万元，达到了12021.5元②，80-90年代的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为正效应—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增长，进入21世纪，扩大的收入差距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
其三，人力资本面临巨大的压力。一方面是我国的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新增劳动力速率变缓，另一方面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存在巨大的缺陷，再加上教育问题的突出，更是让我国目前的人力资本倍受考验。
其四，各种社会矛盾突显，食品安全、医疗卫生、教育问题、社会福利问题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错综复杂；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因此城市化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导致城乡居民社会福利水平的巨大差异，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这一系列的问题对我国经济的增长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国内外经济因素使我国经济增长达到一个瓶颈，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如何权衡经济增长与福利增长？拉美、日韩的经验教训能给我国经济发展什么启示？
二、文献综述
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因此大量文献对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问题进行了研究；亚洲国家普遍较晚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从而对亚洲国家中等收入问题的研究也就相对滞后。Wing Thye Woo（2009）认为马来西亚在2001-2010年能够取得7.5%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得益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而这一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从以前的1.8增加到3.2，他认为马来西亚要想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政府必须做全面的调整包括社会服务、教育与研发体制、财政支出系统、医疗系统及政企系统等，最终转变为知识推动的经济增长。Shahid Yusuf、Kaoru Nabeshima（2009）对马来西亚的槟榔屿进行了个案研究，尽管槟榔屿成功把FDI吸引到电子产业，但是这并没有提高电子产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水平，纵然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了诸多激励政策，仍然不能改变电子产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局面，他们建议企业应该与大学联合起来推动技术创新。Kenichi Ohno（2009）研究认为越南最近十五年经济的发展动力来自市场自由化和外部需求，要想在2020年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越南必须依靠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技术创新，同时，经济增长应该权衡各主体的利益分配，可以通过改善政府结构、提高政府效率和建立战略联盟来调整越南的产业结构。Kenichi Ohno（2011）的研究发现拉美的经济增长呈下降趋势，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呈上升的趋势，欧洲各国的经济增长趋势比较平缓。他把赶超型工业化分为四步，基础为FDI带动制造业（如非洲的低收入国家），第一步为FDI的加速阶段（如越南），第二步为技术引进（如泰国、马来西亚），第三步为技术创新（如韩国、台湾），第四部为技术的领导者（如日本、美国、欧洲），要想从第二步转变到第三部，就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技术创新就成为关键点。
我国对中等收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等收入阶段鉴定与预测、国际经验借鉴及如何应对”三个方面。
①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定义③，2009年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田雪原（2006）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发展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阶段。蔡昉（2008）根据1978-2008年经济增长的平均趋势预测我国将在2020年前完成十七大制定的人均GDP翻两翻的任务。张平、王宏淼（2010）预计我国在2012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在2020年人均GDP进入8000-10000美元，并指出我国将处于从赶超转向均衡发展的关键时期。
②陈昌兵（2009）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证实：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为了缩小收入差距，持续增加的政府公共支出形成了“福利赶超”，从而陷入“增长陷阱”。郑秉文（2011）对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亚洲四小龙和我国进行对比分析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要经过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四个阶段，认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能避免“转型陷阱”，要防止拉美陷阱需要经济包容性增长④。
③陈昌兵（2006）认为我国出现了“福利赶超”的迹象，并提出了缩小收入差距、压缩行政性开支及合理使用公共财政的建议。蔡昉（2008）认为我国目前应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以民生为先的中等收入社会。马岩（2009）认为只有通过经济转型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张平、王宏淼（2010）认为要实现均衡增长，必须通过空间再配置和创新来促进经济效率。
此外，国外很多学者也对我国中等收入进行了研究，他们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贫困化和两级分化等社会问题，而较少地涉及经济政策领域。综合国内与国外对中等收入的研究，很多国家或地区很难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最主要的问题是产业结构转型困难和利益分配失衡，因此，有必要从经济增长与福利增长的角度对中等收入问题进行全面剖析，找出实现经济与福利均衡增长的有效机制。
三、机理分析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经济体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或经济结构下，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会伴随低水平的福利增长，随着经济的增长，现有经济体制或经济结构会限制或阻碍经济的增长，陷入经济增长缓慢、停滞或倒退的状态，并伴随福利增长停滞或者恶化。当经济结构革新后，才能保持平稳的经济增长状态和水平，福利增长在长期内才是可持续的，国民收入增加才是持久的，这样经济体才能从中等收入阶段跨入高收入阶段。
（一）拉美陷阱
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处于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80年代，拉美国家人均GDP普遍跨过1000美元，如巴西、智利、秘鲁和阿根廷人均GDP分别为2190、2160、1040和2889美元，在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进入21世纪后，普遍挣扎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显然，拉美国家很早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仍没有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而且拉美地区普遍在经济没有实现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就模仿发达国家大力推进福利增长计划，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和福利增长失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图1所示，拉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为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多数国家不顾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国民收入水平和政府财政能力的制约，过早地照搬发达国家已经实施的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想在“经济赶超”的同时，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福利赶超”。拉美国家的福利赶超主要通过较强的政府干预再次分配来影响国民福利，事实上这是一种扭曲的宏观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政府财政会对工业化进行补贴，造成资本密集化，而拉美普遍采取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会严格受到国内市场规模和外贸条件的限制，从而使国内的就业创造能力不足；同时，财政政策对国民福利的补贴，主要包括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劳工权利保护和社会保障，使得全社会的平均劳动成本迅速提高，从而引起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财政负担加重和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下降，最终导致全社会就业下降。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会全面影响不公平分配，进一步加剧了政府宏观政策的扭曲。在这一恶性循环下，拉美国家陷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表现为0.5以上），经济增长处于低效率或是波动增长的状态，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呈倒“U”型关系，高收入者的储蓄和投资未能形成社会生产能力，低收入者由于缺少福利保障而陷入低劳动生产率状态，从而导致社会经济增长放慢或者倒退（屈锡年，王海忠，1995）。
（二）日韩模式
日本相对韩国较早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日本人均GDP在1970年为194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在70年代末期进入中等收入阶段，1993年达到了10367美元，首次超过1万美元。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日本和韩国分别用了大约12年和8年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两国的经济实现了平稳的增长，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干预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福利的增长。
如图2所示，是一种经济与福利均衡增长模式，经济体要想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必须要有两个方面的保证：一是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要有经济发展的持久内在动力。
生产、分配和消费构成了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内部动力，从生产的角度讲，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这是经济发展的传统动力，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①从产业结构上讲，日本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2%，而工业和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30%和68%，虽然韩国的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5%，但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工业的1.5倍，表现出明显的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特点；②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讲，80-90年代，日韩受中等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分别在47%和45%以上，明显提高了社会生产率。③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讲，日韩依靠战后七八十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政策实现了企业向技术创新方向的转变；从分配的角度看，如何让分配与效率达到双赢是经济发展动力持久与否的保证，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从内需的角度看，内需是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持，上世纪90年代日韩保持了稳定的居民消费率，分别为52.52%和51.75%。
经济体增长的外部环境包括很多方面，如政府干预的再分配、财政支出结构、政策的稳定性、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对外贸易条件和产业结构比例等，当经济体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其主导的外部环境影响因素是不同的。日韩在中等收入阶段的主要外部环境因素如下表：
经济体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发展动力后，经济与福利开始向着均衡的方向发展，由此带来的是稳定的经济增长和人均GDP的持续上升，也即是日韩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韩在中等收入阶段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从而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通过对“中等收入陷阱”与福利增长的机理分析，可以得出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福利增长受阻的问题，因此经济体可以通过主动的、有目的的经济战略调整，降低各类社会矛盾的峰值水平，并促使各类矛盾的水平提前缓和、下降⑤，减少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从而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水平和人均GDP的持续增加。
四、政策启示
透过对日韩和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阶段的分析，我国在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高经济增长低福利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通过第二、三部分的分析，现阶段我国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一方面对经济战略进行重大调整，逐步从经济赶超向经济和福利均衡发展的过渡，形成良好的内生经济发展机制，具体为：①从外部经济环境讲，应当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②要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突破口，构造新的经济增长动力。③配合政府财政政策，切实推进公平收入分配，为经济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另一方面还应当以合理的城市化规模和速度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运用完善的社保体系促进福利增长，弥补经济赶超带来的各种社会缺陷。
注释：
①据IMF公布的数据，2009年美国的GDP总量为14.8万亿美元，中国为5.2万亿，日本为5万亿.中国人均GDP为3590美元，日本为37870美元.
②来源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③2009年最新标准：人均GDP小于97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介于976-3855美元间为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介于3856-11905美元间为高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大于1190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④包容性增长包括提高社会包容程度，消除社会排斥因素，减缓各种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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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经济增长；新动力
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由平均百分之十下降到百分之七，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势必带来中国经济结构的多方面调整，也会带来经济增长动力的全方位转变。因此，我国经济管理和发展体系需要适应这一转变，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好的环境。本文通过多角度分析，以经济增长的各个要素为切入点，结合实际深入研究工业化后期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一、从供给角度来看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决定消费，生产能力的扩张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具体而言，主要是指要素投入增长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突出变现在生产要素积累的贡献显著降低，而生产效率提升的贡献将进一步提高。在新阶段的供给增长新动力中，中国劳动力数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负值，投资要素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明显下降。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新动力主要在于通过各方面的措施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一）提升人力资源的质量
随着中国高素质教育的普及和覆盖，中国人力资源得到进一步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对当前经济市场的调查显示：新增劳动力中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比例由2015年的百分之八十七提升到当前的百分之九十三，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结合跨国经验，进一步提升劳动力素质必将带动一大批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
（二）促进经济要素优化配置
通过促进经济要素优化配置，可以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具体而言：首先，在产业层面，通过深入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同时，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减少市场干预；在企业层面，要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结合国有企业的性质进行分类改革，着力提升国有资本的经营效益；此外，进一步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从需求角度来看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根据我国目前经济的发展现状，企业的生产能力已经形成，大多数行业都存在一定的过剩生产力，因此社会总需求的扩大成为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进入工业化后期，投资、消费、出口需求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走向。
（一）投资增长的速度大幅下降
首先，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尤其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已经面临大量房地产过剩情况，预计在“十三五”期间为房地产投资带动率为百分之五左右；其次，目前我国在基础设施方面已经处于相对发达的水平，根据调查研究表明，2012年到2023年期间，中国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年平均增长率为5.4%；再次，就制造业投资而言，中国的重化工业包括新兴工业的产量过剩，投资增长率进一步降低，从2011年的31.8%下降到2014年的13.5%。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在投资增长的带动下将难以回升，而且产能过剩的现象将进一步加重。当然，在投资方面也涌现出新的动力，例如：工业技术深入改造、节约资源、加强生态环保、发展生产业都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由于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和工资成本的提升，加重了经济发展的成本压力，因此，相关企业必须通过升级改造，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二）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加快
我国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加快，中国进入“发展型”、“享受型”经济发展的时代。消费的选择多样化，质量也进一步提高，整个经济消费结构呈现出“先导型”的特点。同时在消费类型上，对服务型消费需求增加，主要集中于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旅游休闲、 教育培训等方面。具w而言，应该进一步带动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延长消费热点的周期，促进消费水平的增长，增强消费的成长性和持续性。而且，伴随着信息网络、新能源、新材料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的产业链延长，促进市场规模扩大。此外，电子商务的新兴模式兴起，进一步改善了我国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
三、结论
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经济发展的后期，经济结构出现了多方面、全方位的转变，同时也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当前的经济增长动力上，主要表现在：由投资出口驱动转变为消费方式的驱动；由生产要素积累转变为创新发展；由以重化工业主导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由传统产业转变为新兴产业带动经济增长。因此，广大企业和相关部门应当积极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培养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相关部门以及政府也应该顺应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进行相应的改革与调整，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转变居民的消费观念，并着力建立一个统一开放、公平竞争、有利于经济增长新动力培育的全新的市场体系，促进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琪玮.浅谈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J].中国工业经济，2016-09-12.
本次会议共采取11项举措来稳定经济增长，对经济的整体判断是数据仍在预期的目标区间内，但下滑趋势比较明显，需要加大调整和微调。从政策的导向看，更加注重经济转型和长期发展能力。此次会议释放的信号是中国经济进入“稳定增长”阶段，而稳增长政策将助推小牛市格局。
宏观经济系统性风险较小
政策导向以稳定经济增长为目的，这与98和08年的两次经济刺激政策是有区别的，在稳增长的手段上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本次政策中有两个前提：一个是稳定和严格实施房地产调控政策，98年、05年和08年的政策刺激都是以房地产刺激为基础的；二是货币政策的基调未变，坚持稳健的取向。
这两点保证了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不会产生通胀压力和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对过去两年快速增长的信贷的质量继续采取提高措施。待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强，中国将进入“稳定增长时期”。
我们强调一点，以稳健货币政策取向不变为前提的稳增长政策是有利于信贷资产质量的改善的。从横向比较看，中国现在银行提供的本外币总信用占GDP的比重类似于日本的70年代初，美国的70年代，在该比例上都没有出现信贷风险问题。
从纵向比较看，银行提供的信贷余额占GDP比重已经下降，信贷资产质量整体上是在改善的。现在已经低于03年水平。在中国金融体系直接融资占比偏低、贷款证券化非常低的情况下，金融深化的潜力还存在。经济的稳定化增长将使得信贷的资产质量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
中国经济进入“稳定增长”阶段
在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我们认为是可以保证的。98年当初面临困境时，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从中国的融资结构看，直接融资的占比还是偏低，通过债券和吸引民营资本筹集资金的空间还比较大。与日本70年代的融资与实体经济比例关系看，中国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占GDP的比例均存在空间。
与2008年次贷危机后的刺激性政策相比，本次政策调整是以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为主要目的的；以坚持房地产调控和稳健货币政策防止出现过度的刺激，将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步向结构调整和企业的自主发展让渡。在这个过程中，对过剩产能行业、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行业采取区别对待的措施。稳增长阶段由以前的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刺激向微观经济主体的管理创新的转型中稳定转变。
这种政策以局部的资产负债表收缩与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为主要标志，坚持房地产和稳健货币政策下，劳动力约束出现后，经济增长的工资增长效应增强，适度的增长必然带来稳定的收入增长，而稳定的收入增长会带来稳定的消费需求，经济的平稳性也内生的自我提高。维持这种节奏，中国经济将逐步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从国际比较角度看，70年代以后的日本、90年代以后的韩国、台湾；现在的中国都是按照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在走一条相似的路。正如日本当初称为“稳定增长”一样，中国经济也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从全球经济体的增速比较看，如果将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历史平均经济增速视为正常增速，那么稳定增长阶段则可以成为“高速增长阶段”，而过去20年则可以称之为“超高速增长阶段”。
市场有望孕育“小牛”
由于政策以稳定增长为主，市场普遍担忧，一个是坚持房地产调控和稳健货币政策，经济增长的发力点在哪里？二是经济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利润的弹性不足，估值可能长期保持不变；三是稳增长阶段行业的选择上会有些困惑，经济触底回升的周期性行业大幅回升的基础看不到，经济转型受益行业的利润短期内也体现不出来。
从策略四要素角度来看：在将稳增长放在更突出地位后，政策底在去年底出现后，政策支持经济的斜率更加陡峭，政策来兜底基本面的底部已经出现；在资金面上，伴随经济的趋稳，中长期利率将逐步下行，短期资金供应将更加充足；本轮政策是以稳定经济增长为主，经济增速的弹性不高，估值上短期看不具备戴维斯双击的条件，但看未来一年，具备均值回归的趋势。这样将形成助推小牛市格局。
稳增长的政策取向将带来的是一个中长期的经济增长稳定，通胀预期平稳的格局，这样一种格局按照投资时钟角度看对股市是最为有利的。70年代的日本实际GDP增速平稳，名义GDP逐年下降，即使在石油危机的情况下，保持了通胀和经济的双稳定，股市在这种环境下缓慢上涨。
关键词：创新驱动；投资转型；固定资产；经济增长方式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3）13-0003-04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从过去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向依靠投资、出口和内需，而且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国经济发展要从规模扩张为主向提升质量和效益为主转变。近年来，全国各地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推动经济转型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方向，广东省部分经济发达城市如广州、深圳等地区也提出了“创新驱动与转型升级”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山经济发展的现状与阶段决定了中山经济发展也必须走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发挥重要作用。
1 经济发展历史阶段及驱动因素理论
经济发展一般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要素驱动阶段，即资源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生产要素；第二阶段是投资驱动阶段，即资本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大规模的投资及生产；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即知识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技术创新；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阶段，即第三产业分化阶段，追求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和生活享受，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主动力。
实施创新驱动就是要改变以往依靠劳力、土地、矿产等物质要素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减少对资源和环境的消耗，转向利用知识、技术、企业组织制度和商业模式等创新要素对现有的资本、劳动力、物质资源等有形要素进行有效重新组合，以创新的知识和技术改造物质资本、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科学管理形成内生性增长。
事实证明，依靠资本积累量的增长来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并非如西方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能长期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创新驱动增长方式才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在当今国际经济危机影响仍未消散的大背景下，要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由资本投入为主向要素效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为主转变，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有效途径。
2 中山经济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中山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消费、投资、净出口均实现了较快增长，但增长并不均衡，整体上看，中山投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投资率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但近年来中山在发展中受土地资源、环境容量、要素成本等瓶颈制约，长期累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逐步显现，过分依赖物质资源投入和外贸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中山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要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是中山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2.1 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中山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进入21世纪，中山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加快，城市功能日臻完善，特别是近年抓住高新火炬开发区临海工业园建设这个有利契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到2012年实现全市地区生产总值2441.04亿元，接近250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1.23万美元，以全省1%的土地，创造了全省4%的经济总量，是2000年的7.1倍，年均增长15.5%；与此同时，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年规模达到893.43亿元，是2000年的8.1倍，年均增长19.1%，实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优先于经济总量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率从2000年的31.8%到2012年的36.6%，以上统计数据表明“十五”、“十一五”时期中山经济增长是属于投资推动型的，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
2.2 投资拉动型的发展模式是中山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与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社会发展成熟的城市相比，中山在“十五”、“十一五”时期还属于增加投入和扩张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粗放型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影响下，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具有见效快、作用直接和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较少等特点，因此“投资拉动”仍是中山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也是借鉴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
投资规模和力度不断加大也为中山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效益。近年来，中山一直坚持以重点项目为抓手，注重在高新技术制造业、基础设施、教育等领域加大建设投入力度，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民生等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更加宜居，为全市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市委、市政府陆续推出了工业强市、加快自主创新、《关于加快中山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意见》、《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指导意见》、《加快实施“三个一百”战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工作方案》、《关于加快重大产业平台、重大产业项目和重大核心自主技术产业化项目建设的实施办法》等措施出台，2012年中山市政基础设施、电力和交通运输体和现代服务业等各类重大建设项目83个，计划总投资规模达12642亿元；重点建设前期预备项目43个，计划总投资规模达1313亿元；建成27个国家级产业基地和15个省级专业镇，共有236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2012年，全市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增加值406.90亿元，同比增长23.0%，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33.0%，同比提升1.6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1025.24亿元，同比增长7.1%，服务业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由2000年的40.8%提高到2012年的42.0%。广珠城际轨道、广珠西线一期和二期、东部快线、华南现代中医药城相继投产、完工，岐江河整治二期工程、城区雨污分流和中山港大桥扩建工程等项目建设的开工，并陆续筹划和储备翠亨新区等一大批重大项目，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当前和今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3 今后时期中山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定位
当前，中山仍处于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阶段，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产业，经济增长仍是以资本投入作为主要驱动因素，投资效率仍然低下。《中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下称《纲要》）确定了今后几年的奋斗目标，其中提到：到2015年全市生产总值308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1.7万元，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5%。
从目前中山经济发展水平看，中山人均GDP接近1.3万美元（2012年人均GDP1.2万美元）。借鉴国际上多数城市进入人均GDP达到1.3万美元阶段后发展经验看，以信息技术、知识产业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知识经济使社会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显著提升。也就是说今后第三产业将成为中山经济发展的主体。
从目前中山经济总量看，2012年中山地区生产总值已接近2500亿元，今后一段时期要迈向3000亿元的台阶，意味着每年要保持8%以上的增长，增速较前几年有所放缓，符合已经经历这一发展阶段城市的运行轨迹，从广州、深圳等率先进入这一发展阶段的城市经济发展方式看，当其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后，其投资率均开始有所下降，表明其经济驱动方式不再以投资拉动为主。因此，今后一段时期我们要积极探索中山经济的发展方式，逐步走出一条更加符合中山实际、符合科学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逐步实现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转变。
2.4 实现《纲要》工作目标决定中山必须实现投资转型
市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纲要》提出中山到2015年实现3080亿生产总值的目标，如果按照35%固定资产投资率进行测算，固定资产投资将要达到1220亿元，完成这一目标任务有一定难度。2012年中山投资完成规模为893亿元，要攀升到1220亿元的规模，今后每年至少需要有109亿元的净增额，2011～2015年五年累计的总投资规模将达到5000亿元。从目前项目储备看，《纲要》提出的总规模投资1287亿元的69项重大项目在“十二五”期间计划投资839亿元，那么，2013～2015年至少还需要实施建设3300亿元以上的投资项目，而承受投资项目建设的土地、资金、环境资源等载体将受到较大的制约。纵观广州、深圳等经济发展较快城市经济发展情况，在其经济总量超过万亿后，其投资总量增速都在逐年减少，按2012年广州、深圳两市经济总量分别达到1.4和1.3万亿元，但其投资增速在10%左右，远远低于中山2012年16.5%水平。因此，中山投资要加快实现转型发展，逐步实现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从而推动全市经济实现“创新驱动与转型升级”，确保实现《纲要》提出的目标。
3 关于投资转型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3.1 投资转型是中山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根据中山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经济创新驱动是中山经济经过快速发展后新时期、新起点上的经济发展要求，也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同时也是推进中山投资转型发展的客观要求。只有推进投资转型发展才能加快中山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3.2 投资转型是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实施经济创新驱动，必须改变以往过度依赖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模式，在注重投资项目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同时，更要注重投资项目对土地、能源、环境等资源载体的消耗。投资转型发展是要在有限的土地、能源等资源环境下，发挥投资项目效益的最大化，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和前提下优化资源开发，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也是中山经济发展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方式必由之路。
3.3 投资转型是投资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迫切要求
实施经济创新驱动，就是要改变以往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向依靠投资、出口和内需，而且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要从规模扩张为主向提升质量和效益为主转变。推进投资的转型发展，意味着今后中山在注重适度扩大投资项目规模的同时，更要注重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
4 中山投资转型在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中的方向选择
投资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从而影响经济结构，当前中山正处于加快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道路上，今后投资也要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转型，有效地发挥投资应有的直接导向作用，以投资的转型来促进整体经济的创新发展和转型发展。今后，中山固定资产投资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实施转型：
4.1 从引导型投入向服务型投资的转型
政府各部门为加快中山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建设，制订了《中山市促进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暂行办法》、《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指导意见》各项政策措施，对中山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现阶段政府部门必须转变观念和工作方式，加强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实施简政强镇，提高政府整体工作效能，继续简化投资项目审批手续和流程，从立项、征地拆迁、筹措资金等全方位服务投资主体，使投资项目尤其是重大项目及早开工，加快工程进度，及早产生投资效益。
4.2 从扩大规模投入向资源节约投资的转型
按照经济创新驱动发展要求，以最小的资源消耗换取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并逐步减少物质资源要素的投入。因此，要注重加大对科技创新、改革投融资方式、提升生产要素效率项目的投资，在投资项目前期可研性报告、立项研讨中要充分考虑投资项目对土地、能源、环境资源等的消耗情况，实现以更少的资源消耗、更低的环境污染产生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促使中山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轨道。
4.3 从外延性投入向内涵性投资的转型
要改变主要依靠新建、改建、扩建等建设形式来扩大生产规模，增加生产要素数量来增加生产资本的投资，转向增加对挖潜、革新、技术改造等手段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从而使资本使用效率不断提高。
从中山“十二五”时期拟安排建设重大项目69个项目看，外延投资比重较大，这是由于在此时期中山抓住翠亨新区、华南家电产业服务创新区等项目建设的良好契机，加快城市载体建设，启动了一大批大项目、好项目建设，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随着中山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以及城市载体功能建设日臻完善，投资项目要转向注重提升和改进现有生产要素，提高投资效率与
质量。
4.4 从工业投入向生产业投资的转型
生产业是指市场化的非最终消费服务，是直接或间接为生产过程提供中间服务的服务性产业，它贯穿于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生产业已经成为制约或促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山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根据国际上和国内发达城市发展经验看，今后中山经济增长将以第三产业为主，尤其是生产业将成为第三产业的主力军和推动力。近年来中山第三产业投资比重不断提高，已超过40%，但主要以房地产开发、市政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非生产业项目为主，这些项目投入成本高，社会效益大于直接经济效益。今后，第三产业投资重点应转向以现代物流、商务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金融保险服务和教育培训等生产业项目为主，以此来提升生产业竞争力。同时，大力推进生产业的发展与创新，也是今后较长时期加快中山先进制造业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战略选择，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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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
自2008年下半年，受到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的影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指标剧烈下降，实体经济经历二战后的“最严重”冲击。经过各国政府和货币当局的经济刺激，2009年二季度以来，无论是新兴市场还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指标逐步企稳，全球已经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后危机时代”。
尽管学术界对全球经济是否“触底”仍存在一定争议，但是本轮危机的“最黑暗时刻”已经过去。之所以判断全球经济已进入“后危机时代”，我们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证据：实体经济层面和虚拟经济（金融市场）层面。从实体经济层面看，在各国积极财政政策和数量化货币政策的“反危机”政策搭配下，全球经济体经济出现了迅速反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无论是世界经济（World）、发达经济体（Advanced）和新兴市场（Emergering）在2009年全球经济“触底”后将出现强劲反弹，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从2009年的-1.3%增长率恢复到2010年的正增长，并在2011~2012年恢复到危机前的2%~2.5%左右正常水平；发达经济体从2009年的-3.8%增长率恢复到2010年的微弱正增长；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将从2009年的2.5%低增长恢复到2010年的5%中度增长（见图1）。对于实体经济见底的判断，同样也可以从OECD先行指标进行判断。从OECD提供的2009年1~4月份先行指标看，中国、英国以及欧盟的先行指标已经出现反弹；美国、日本、德国等经济体的先行指标已经企稳；俄罗斯、巴西的先行指标虽在今年4月份仍呈现下降态势，但我们判断5~6月份会出现明显反弹（期间资源类大宗商品大幅上涨）。
从虚拟层面看，判断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标志是金融市场恢复到危机前的“正常状态”。在金融市场上，衡量金融市场是否稳定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利差指标。从美国金融市场的利差看，进入2009年5月份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已经逐渐恢复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正常状态”，即50BP之下。随着美国政府的大力救助和向金融市场注入资金，利差指标在2009年初下降到100bp左右，2009年3月份之后，此指标逐渐下降，2009年5月已经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这一指标表明美国金融市场已经恢复到后次贷危机的“正常状态”。
中国经济复苏的结构性分析
经历了自2003年至2007年高速增长的黄金五年之后，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开始步入艰难的下行周期，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的是，200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快速回落，主要是由于需求的大幅萎缩造成的，其中包括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鉴于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要实现全面复苏，不仅需要内部需求的回暖，也需要外部需求的回升。
接下来我们从“三大需求”入手，探讨中国经济在复苏前期至实现全面复苏的过程中，这种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的演变，并对中国经济复苏所需要的外部环境进行简要的分析。
内部结构 ：投资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
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演变
从“三大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03年至2007年期间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3至2004年），期间投资的平均贡献率达到了59.5%，平均拉动经济增长6个百分点。第二阶段（2005年至2007年），过去两年主要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外需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由前一阶段的3.5%快速上升到了21.03%，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股新力量。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连续几年高涨的外部需求突然出现急刹车，中国经济也随之进入了下行周期。中央政府及时进行了宏观经济政策转变，由“双防”到“一保一控”；随着危机的愈演愈烈，2008年10月份开始，中央政府在保增长目标下开始实施“双积极”宏观调控政策，在政策的强力支持下，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还是由之前的13%以上大幅放缓至9%，但基本实现了保增长的目标。期间，经济增长三大动力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显著的是出口贡献率快速回落至9.2%，仅仅拉动经济增长0.8个百分点，较2007年大幅减少1.8个百分点；内需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但却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消费和投资分别拉动经济增长4.1个百分点，较2007年分别减少了1.2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
三大需求走势判断
2009年以来，中国外部需求仍在持续萎缩之中，其对经济增长将起到负面作用，消费则相对较为平稳，投资则在中央政府刺激内需政策拉动下保持了强劲增长，而且这也将是今年的主要趋势。那么，在这种增长模式下，2009年中国经济的“保八”重任就要由内需来担当。接下来，我们将对过去五个月以来三大需求的基本情况进行简单回顾并对其未来走势做出进一步判断。
首先，消费增速平稳回升。自去年10月份开始，我国消费增速开始出现放缓，在今年2月份触底，并在3月份开始平稳回升，期间消费增速由20%以上的高点减缓至11.6%的最低点，至今年5月份回升至15.2%，仍是一个较低的增长水平。消费增长出现大幅放缓，除了危机冲击下的需求回落，也有物价下跌的因素，那么扣除物价因素后的消费实际增长速度总体上较名义增长速度显得更平稳一些。从趋势上来看，今年3月份开始，国内消费增长已进入平稳回升通道。结合系列刺激消费政策的逐步出台，以及考虑消费者信心的逐步回升，后期国内消费仍将持续平稳回升，预计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会继续回升至15.5%以上，下半年会回升至17%左右，全年可能在16%左右。
其次，投资保持强劲增长。在政府4万亿元刺激经济的投资计划下，投资将是今明两年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来看，政府刺激政策拉动投资增长的初步效果已经显现，国内投资连续五个月保持高速增长，其中1~5月份累计增长速度就达到了32.9%。而且投资高增长的可持续性也不断加强，除了连创新高的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外，非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内资企业的投资增长速度在今年3月份开始出现逆转，前五个月累计增速回升至33.58%，较前四个月回升3.04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回升。从上述数字来看，政府主导下投资增长依旧强劲，且在其带动下，过去几个月以来一直低迷的民间投资已经开始出现回暖。民间投资的主要代表――房地产开发投资也在逐步回升，而且后期仍有持续回升趋势；此外，考虑随着政府投资带动效果的进一步实现，今年下半年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将继续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长，预计2009年全年投资增长速度有可能在35%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60%。
最后，外贸形势依旧未现好转。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我国外贸形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从去年11月份开始，我国进出口总额连续出现同比下降，至今年5月份我国外贸形势依然相当严峻，外部需求的极度萎缩是中国出口持续下降的根源，国内出台的相关扶持政策在这种形势下是很难奏效的，中国出口形势的好转必须依赖外部需求，因此中国出口何时真正实现见底回升需看全球，特别是与中国贸易关系较为紧密的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形势何时好转。
外部结构 ：期待美国经济的转暖
尽管美国经济数据近期表现总体上是比较反复的，但美国经济的最坏时刻也已经过去，目前处于尝试性企稳阶段。刚刚公布的5月份经济数据也是喜忧参半，具体情况如下：
工业产值持续加速下滑
数据显示，5月份美国工业产值同比下滑13.4%，环比下滑1.1%，下滑幅度较4月份分别加深0.7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特别是美国工业产值同比下滑幅度自去年10月份以来一直在持续加深；与此同时，设备使用率也持续下降，至今年5月份下降至68.3%，创出新低。期间两大NBER景气循环指标也在持续下降之中，美国工业生产指数和非农就业人口总数5月份分别下降至95.8%和132151百万的新低水平。
住房市场逐渐企稳
今年以来的住房市场总体上已停止恶化，正逐步企稳。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美国新建私人住宅开工总数53.2万套，较4月份增多7.8万套；5月份建筑许可总数51.8万套，较4月份增多2万套。
消费支出正在触底
从今年年初以来的数据来看，美国消费支出的深度恶化已经停止，目前正处于探底阶段。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零售销售及餐饮服务销售总额5月份同比下滑9.6%，下滑幅度较4月份收窄0.4个百分点，环比上升0.5%；除汽车外的零售销售5月份同比下滑7.3%，下滑幅度与4月份持平，环比上升0.5%。此外，今年以来的美国汽车销售也在逐步触底，经季调的5月份汽车销售总额为990万美元，较4月份增多60万美元。总体上来看，今年前五个月美国消费支出的下滑没有出现深度恶化，尽管每个月数据出现了反复振荡，但触底迹象明显。
消费者信心总体趋于回升
由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和美国密执安大学所调查的数据均显示，今年以来的美国消费者信心在经历了2月份的低点之后一直处于上升通道。由这两家机构所调查的美国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分别为54.9%和68.7%，分别较4月份回升14.1个百分点和3.6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复苏的路径
中国经济恢复增长背后的“双重悖论”
在经历了去年四个季度以来的艰难阶段之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慢慢恢复，今年二季度以来已经先于其他经济体出现了率先反弹，国内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整体上呈现了企稳回升态势。中国经济得以摆脱衰退的关键在于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这样使得中国经济当前阶段的恢复性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的高速增长，且其中主要是政府投资，尽管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果已经开始有初步显现，但是其中的挤出效应也不可小看，这种效应会使得民间投资的恢复相当缓慢。尽管如此，在强劲的政府投资带动下，今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会达到8%~9%，在本轮调整周期开始以来，已经恢复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但这种经济增长背后隐藏着不合理和不可持续性，也就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除此之外，强劲增长的政府投资将造成过剩的产能，特别是在国内消费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投资增速的情形下，产能过剩问题在今年下半年将会表现得日益突出。由此我们认为，今年下半年相对较高经济增长背后是宏观层面的“双重悖论”：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悖论，国家投资对社会投资存在挤出效应；经济总量和结构的悖论，强政府投资和低效率的矛盾突出。
中国经济复苏路径的阶段划分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复苏的道路将会是极其曲折和漫长的。中国经济的真实的全面的复苏将需要有“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的支撑；那么在此基础上并结合前文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复苏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主要阶段（见图2）：
第一阶段：金融危机后经济反弹显现（2009年二季度）
2009年3月份以来，在中央经济决策部门经济刺激作用下，中国的领先指标、行业数据和政策效果经济反弹开始显现，企业回补库存等行为导致PMI、发电量等工业关键指标出现反弹，宏观经济总体已经渡过了金融危机的恐慌阶段，经济基本恢复到稳定状态。在政府扩张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环境的支持下，从2008年11月到2009年二季度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处于强劲的反弹状态。根据我们的预测，今年二季度开始至明年年初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将在7.5%左右，2009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将在8%~9%之间。
第二阶段，经济内在修复筑底阶段（2009年中期~2010年中期）、
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2009年的全球经济将面临二战以后最为严重的衰退和经济萎缩。在这一基本背景下，2009年第一季度GDP创出本轮经济周期的低谷（6.1%）。此后将逐步企稳，且有望在2009年中期以后开始缓慢复苏，预计2010年经济增长将恢复至8.5%~9%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阶段由于全球经济尚未出现实质性改善，金融危机冲击仍向实体经济进行扩散，中国经济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下处于内在修复筑阶段，实体经济指标仍存在不稳定和反复状态。尤其是上周公布的美国的零售和就业数据、中国的工业生产数据和欧洲的GDP数据都比预期的差，投资者对宏观经济出现V-型复苏的预期大打折扣。
第三阶段，经济实质性复苏阶段（2010年下半年之后）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将成为本轮金融危机率先复苏的经济体。但是，中国经济的实质性、持续性复苏一定出现在美国经济复苏之后，即2010年之后。虽然目前全球经济的萎缩已经开始逐步得到缓解，但是其真正的恢复还需等到明年，由此中国在这一段时期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仍然比较恶劣，外部需求对此时的中国经济增长所起到的作用仍将是比较负面的。2009年一季度美国和欧盟的季度环比经济增长率分别下滑-6.1%和-2.5%，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仍面临严重的经济收缩压力。
当前，中国经济缓慢复苏的发动机是国内所采取的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而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及走向繁荣之路，仍需以美国为主的全球经济的恢复增长。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存在超过60%的对外依存度，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世界经济走势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外生变量，2009年世界经济复苏将对中国经济的持续性复苏起到关键性作用。乐观的预计，美国经济将于2009年下半年开始缓慢复苏，2010年是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进行缓慢的经济恢复阶段，这对我国外部需求的修复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通胀成为中国复苏的最大挑战 ：资产隐性泡沫
为应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各国货币当局采取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为金融体系注入资金。按照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演绎逻辑，全球央行大量投入流动性的结果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经济能够快速复苏；另一种是通胀的到来。我们倾向后一种观点，即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过程中，通胀到来的步伐要更快一些。
尽管全球经济仍处于经济衰退状态，但是通胀预期已经出现，“货币因素”在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行的作用下面临重新评价，无论是全球商品市场还是股票市场都出现面临重估的考验。
尤其是伴随Libor“恢复正常”，金融市场稳定性已经成为通胀预期强化的催化剂，是因为Libor达到“正常状态”后，美国政府注入金融市场的高能货币和天量货币供应在金融系统开始释放能量，一方面是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导致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充斥，因此迅速拉低Libor利率；另一方面，Libor逐渐“恢复正常“后，已经更能真实反映货币政策的方向。
但在此同时，由于美国政府大举发债，导致国债供给暴增，扭曲收益率趋势，以至于国债收益率已经无法再像以往一样反映货币政策，而Libor利率和美元指数DXY出现高度相关，美元指数由此出现贬值趋势（见图3）。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刺激经济的低利率和超额货币供应的投入已经改变了经济周期中金融市场运行的某些规律。按照经济周期理论，经济衰退与物价下行、商品市场价格低迷相伴生，产出水平下降和通缩密切相关。然而，考察本轮经济周期却发现，与以往经济周期不同，目前尽管全球经济处于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过程，但在本轮经济周期中的商品资产价格出现大幅上涨，无论是贵金属、能源、有色金属和农产品已经达到2006~2007年经济繁荣时期的价格水平，这种违背传统的经济周期的商品价格走势，必将增加了经济复苏的难度。从美国商品调查局的CRB(commodity research bureau)指数看，在2009年6月初达到260，已经接近2007年1月份的水平，而2006~2007年则是全球经济繁荣时期，这一指数的走势显然与经济衰退的状态相背离。而CBR作为17种主要商品期货价格波动的指数，总体反映了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和宏观波动，能比较好地反映生产价格指数（PPI）和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变化,因此是一个更好地反映通货膨胀的指标。从近期的CRB领先CPI、PPI的迅速反弹，已经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反映，造成2009年6月份全球资产市场出现“隐性泡沫”。
积极的宏观政策依然可期
积极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搭配仍是下半年的主基调
与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的最大优势是政策选择还有很大的空间，无论是财政金融政策、产业政策还是消费政策，仍有很大的政策空间。针对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收缩，中央决策部门在发挥好需求管理政策熨平经济波动作用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加快经济调整、创新和改革步伐，增强经济的内在活力。
2009年下半年，中央政府将继续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宏观调控将继续“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主线。其中，在强财政政策刺激保证宏观经济稳定性，数量化货币政策扩张保持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我们判断，如果宏观经济运行未达到8%的经济增长率，中央政府对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基调不会改变。
相对宽松货币政策背后隐含通胀的担忧，结构性收缩流动性应是央行的理性选择
相关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下半年的货币政策基调。在2009年5月份的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明确提出下阶段央行将进一步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继续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合理增加信贷投放，优化信贷结构。
在此，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各国量化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所蕴藏的风险正在凸现，这将对未来国际金融市场及全球经济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加大了未来全球通货膨胀的风险，正如我们前文所提到的全球已经出现资产隐性泡沫。倘若中央银行在经济复苏时不能及时回收巨额流动性，则隐性泡沫将转化为显性资产泡沫，新一轮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将在全球范围内重现。因此，在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下，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和操作在全球货币政策协同下成为一种必要。
基于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分析我们认为，中美货币政策协调方面将采取相对一致性货币政策取向，即中国货币当局在2009年之前货币政策仍将持续宽松。由于各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目前央行已经对未来全球通胀形势表示担忧，我们判断年内利率已无下调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