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9 17:31:0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公共管理的经典理论，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2005年，公共管理专业成为教育部学科设置中的一级学科。在看到进步和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其中的“隐忧”。首要的无疑是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状况。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目前存在以下值得重视的问题:
1.发展时间较短，知识积累尚嫌不足。如前所述，公共管理学科是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虽然威尔逊1887年《行政之研究》一文的发表已经标志着行政学的诞生，但是由于公共管理实践的阶段性特征鲜明，以前的行政学研究范式对当前公共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有限，因此，作为适应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化改革潮流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公共管理学科(也可称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却是最近才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难免存在知识积累不足的问题。一些研究者和学习者感到，就90年代以后国内兴起的公共管理学科而言，其包含的知识还不够丰富，重要的理论、学说较少，整个学科没有像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一级学科那样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异彩纷呈、引人入胜的状况。在教学活动中，不同课程往往有重复的内容出现，而有些课程又内容浅显、欠缺学理性，难以引起学习者知识探究的兴趣。换言之，与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发展成熟、积累深厚的一级学科相比，公共管理学科还显得单薄，没有形成由多种理论、学说构成的丰满的知识体系，分支学科尚未孕育出来，学科的基础还不够深厚和稳固。
2.理论更新跟不上实践发展。公共管理学科自兴起以来，形成了公共产品理论、多元治理理论等新理论，对科学界定政府职能，改善政府管理绩效，发挥政府和市场、公民社会的功能，协同解决“公地悲剧”难题发挥了有益的作用。但是，经过十几年的教育和传播，这些理论已经为许多人所熟悉，一些观点、主张也已经为政府或社会所实行，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成果似乎正在失去初创时期的新鲜感，实践指导作用和思维启迪作用下降。理论要指导实践，就必须走在实践的前面，这是一般的道理，尤其对公共管理这种与实践结合紧密的学科来说更是如此。然而，与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相比，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显得滞后，对社会变化的反应迟缓，理论更新的速度慢于社会变迁的速度，不能不引起该学科专业人员的重视。
3.知识积累不足，学科独立性不强。公共管理学科是在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叉学科，许多内容都吸收了这些学科的知识，对这些学科的依赖性较大。但是，对于一门新兴学科而言，尽管可以而且应该吸收其它学科的知识，但却必须将其作为“引玉之砖”，展开对自己学科研究对象的多角度、多方法分析，建立起自己的基础理论和知识体系，并形成自我维持、自我发展的机制，否则，学科的独立性必然受到影响。但是，国内公共管理学科目前的发展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比如，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感到，虽然该专业的好几门课程都涉及到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交易成本等知识，但只是介绍一些最核心的观点，而如何从这些理论出发，展开对社会公共性、公共事务、公共问题治理的深度分析，建构起属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分析框架，则进展不大，迄今也没有纯粹的公共管理基础理论出现，更不用说不同理论间的争鸣了。当然，有人可能认为，公共管理学或公共行政学从科学管理主义、官僚制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中都获得了改善公共管理学科的启示，分析了这些理论对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意义，但是，笔者这里想问的是，像政治学中的各种国家理论、民主理论和经济学中的自由竞争理论、国家干预理论那样，纯粹属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基础性理论有哪些?这些基础性理论揭示了公共事务的什么特性?相互之间有没有激烈的争鸣?公共管理学科又为其它学科提供了哪些可以借用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如果不能对这些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就说明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对整个社会科学的贡献率还有待提高。
4.理论本土化不足。在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早期，人们曾经致力于发掘具有普适性的管理规则、规律和组织构造的原则与模式。到了20世纪60、70年代，人们开始对这种研究思路进行了反思。公共管理范式的兴起，本身也是对这种观点的纠偏，因为它同样坚持理性的有限性，反对一成不变的管理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共管理这门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必须适应本土环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其“注重管理的外部效果而不是内部构造”的自我期待。但不幸的是，目前国内公共管理学科的基本理论、观点都是直接搬用国外的成果，本土化的成分太少，与公共管理学科注重实践的属性相悖。毕竟，中国社会与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公共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可以依赖的资源、解决公共问题的习惯方式、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都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建立中国本土的公共管理学科?如何使公共管理学科的普遍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更好地结合?如何增强理论的应用性、针对性?在经过20年左右的学习和引进后，中国的公共管理研究者该思考这样问题了。以上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既和公共管理是一门新兴学科、发展时间较短有关，又和它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交叉学科、视野相对狭窄、研究主题集中且受到时代的较大限制有关，更和国内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落后有关。可以说，主要由于“目前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仍然比较落后”，才导致了“学科边界模糊，学科视野狭窄，基础不牢，学科知识体系单一，研究方法陈旧单一，知识创新不足，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针对性、应用性不强，对国外公共管理领域的新思潮、新流派、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跟踪研究还不够等方面的问题”［1］，造成了公共管理学科目前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局面。另外，指出存在的问题并不代表我们怀疑公共管理学科的价值。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公共问题越来越多，资源和制度的公共属性日益强烈，甚至以前被认为供给无限的空气、水、外太空领域，现在也有科学管理、合理分配的必要了。因此，可以说现在正是公共管理学科大显身手的时候。具体到国内，社会转型带来的复杂矛盾更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从理论角度看，公与私、义与利、个人和社会、权利与权力等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关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公共管理只不过是这些话题在当代语境下的再现而已。这些问题的恒久性，也决定了研究公共管理的恒久意义。只有加快学科的发展，为社会贡献更多有创见的理论成果，才能赢得公共管理学科应有的地位。
二、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与存在的不足
公共管理人才，即具备公共管理的先进理念和公共服务精神，掌握公共管理的知识、方法和能力，从事公共管理职业的人才。公共管理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既通过运用本学科知识、提供智力服务、促进公共管理实践表现出来，更通过培养和输送大量受过专业教育的公共管理人才，从根本上提高公共事务的管理水平表现出来。那么，公共管理人才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在人才培养方面，目前又存在哪些问题?
(一)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专业人才应该具备的素质
1.具有公共服务的精神和品格。这里的公共服务精神和品格，不同于一般理解的公而忘私、献身集体、自我牺牲等崇高的个人品德，而是指关心公共事务、乐于服务社会、善于与人合作、具有较强参与意识和志愿精神，自主、理性、自信的“公民精神”。在公共管理学科的视野内，崇高的个人品德固然可贵，但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公共事务要真正得到良好的治理，就不能将希望寄托在良好的人性上，而必须基于复杂的人性这一现实，培养普通公民具有“恰当理解的个人主义”意识(托克维尔)。也即:认识到公共的事务、公共的利益不是与己无关的，而是自我利益的一部分。因此，关心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就是在关心自己的事务和自己的利益。具有了这种意识，才知道与他人联合的必要性，自主、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在维护自己权利的同时主动承担作为公民的责任。只有这种“公民精神”在全社会真正扎下根，公共事务的治理从根本上才是可以向往的。对于公共管理学科所培养的人才来说，经过了几年的专业教育，即作为公共事务的专业管理者要为社会服务，必须具有更多的“公民精神”。他们应该更具有服务社会、关心公益、自主自信、善于合作、尊重和勇于维护权利、自觉承担公民责任的品格。具有“让人民变得伟大，而不是只想着为人民做伟大的事情”这种适应公民社会需要的为政理念［2］，实现从传统的依靠士大夫的一己美德与个人智慧治理公共事务向现代社会依靠千百万成熟的公民自我治理公共事务的理念上的转变。
2.掌握公共管理的原则、方法和能力。公共管理与一般的管理行为在管理对象、管理目的、管理原则、管理方法、管理效果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它的管理对象具有广泛性(包括人的广泛性和事务的广泛性);管理目的具有多元性(追求公平、民主、效率等多重价值目标);管理原则包括必须服从公共意志、必须依法管理、具有严格的程序、必须接受监督、保障公民的权利等;管理方法包括要发挥政府、非营利组织、企业、社区、公民的作用实行多元治理，引进市场机制实现多种方式供给公共产品，以及管理理论中所讲的其它具体方法;管理效果具有影响的广泛性、效益的间接性、收益的公共性。所有这些特征，决定了公共管理相对于一般的管理行为来讲，过程更加复杂，程序更为严格，更加依赖管理队伍整体的作用，也对公共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应该对民主政治下政府的职能、活动方式与原则以及政府权能的有限性有更加清楚的认识，对公共社会有更高的期待，更具有法治观念、程序意识、权利观念，更加自觉地接受社会的监督，更能包容批评意见，更加相信科学决策并掌握其方法。至于其它的组织指挥能力、沟通协调能力、表达动员能力等，更是无需多言。
3.真正了解社会。与其它管理活动相比，公共管理是一种与社会结合最紧密的管理活动。公共管理者要接触社会各个方面的人群，要依靠社会资源、按照社会认可的方式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要由社会公众对自己的工作做出最终评判。因此，熟悉民情，了解民意、民愿，认清社会发展的潮流，清楚群众的心理，能够洞察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具有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能力，总之，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社会，才能做好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即公共管理专业的人才必须更能读懂社会这本大书。
(二)目前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不足
与这些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具备的素质相对照，可以看到，当前公共管理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不足:
1.公民精神的培养不足。公民精神或公民美德是公共事务能够得到良好治理的根本依靠，这是众多思想家反复阐述过的道理，也被人类历史的发展所证明。道理很简单，社会是政府及其它社会组织赖以存在的土壤。如果社会构造得不好，那么，无论什么形式的政府和多么巧妙的管理都难以产生良好的结果。在中国公民社会加速形成的背景下，公民精神的培养或公民教育是一项全社会都必须高度重视的基础工程。作为专业研究公共事务治理问题的公共管理学科，更要把公民精神的培养作为学生素质养成的基本任务，切实做好，否则，我们培养的学生将会从一开始就是不合格的“半成品”。但是，据我们了解，在现有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过程中，公民精神的教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只是在有限的几门课程中，涉及到公民教育的内容，但也只占很小的比例。而其它课程，都是将专业知识的传授作为重点，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很少将公民精神渗透在其中。诚如罗尔斯所说，“政治哲学的永恒主题是公民社会”［3］。公共管理教育如果不能为使社会———而不单是政府———变得更加优良做出自己的贡献，那么，可以说就是它最大的失误。但是现在，我们的许多学生，甚至一些老师，对于公民精神都不甚了了，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问题。
2.实践锻炼的机会不足。公共管理学科的实践性很强，本身就是为了应对政府或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的问题而产生的应用性学科。因此，对于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来说，接触公共管理的实践，接受实际的公共管理训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是，在目前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过程中，学生缺乏实践锻炼机会的现象比较普遍。(1)学校与政府及其它公共部门的“距离远”，学生难以真正参与到这些单位的工作过程中去。即使在这些单位实习，也只能从事一些最简单、最基本的工作，如接听电话、打字、收发文件等，了解不到真正重要的工作内容。(2)教学活动中实践课程少，理论灌输占了太大的比例。最多是请政府部门的领导来做报告或到这些单位去参观，了解到的仍然是比较肤浅、表面的情况。(3)非常重要的毕业实习环节在一些学校有形式化、走过场的现象。(4)案例教学的开展情况不佳。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除了学校、教师的责任以外，现有的职称评审制度中对教学的轻忽、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浮躁的社会风气等也是重要因素。此外，公共管理总是包括人、资源、问题、环境等要素在内的真实过程，就像其它社会科学一样，不可能人为制造一个场景，让学生亲身进行“管理”。但是，尽管有以上原因，却不能成为学生实践机会不足的借口。相反，正因如此，我们才要克服困难，尽可能为学生接受实践锻炼创造条件。
3.专业著作的阅读不足。每一门社会科学都有大量必须阅读的专业著作。这些著作大体包括两类，一类是各门社会科学的治学者都有必要阅读专业的经典著作，另一类是在本学科具有重要地位的专业学术著作。经典著作是人类社会历经千百年大浪淘沙留存下来的具有重要思想启发价值，甚至影响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著作，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精华”。研读这些作品，无论对于哪个学科，都具有启发思维、启迪心灵、加深对社会和人性的认识，从中寻找精神和智力资源解决特定领域里问题的作用。专业学术著作是在专业领域具有重要地位和较高声誉，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有重要创新，从而对一门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著作。研读这些著作，能够深化对专业问题的认识，获得教科书所不具备的教益，对于专业学习和专业研究有重要作用。大学生活期间，大学生的心智已完全成熟，又没有家庭的压力和拖累，专门用四年甚至更长时间进行专业学习，如果不阅读大量经典著作、学术专著以及论文，对问题的认识程度势必只停留在教科书的层次，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4］。但是，据我们了解，目前，公共管理学科的学生，一方面与其它专业的学生一样，花费大量时间用于背诵英语单词、考托福、考GRE，考各种资格证书。另一方面满足于教材知识的掌握，临考试前突击背诵老师的课堂笔记，以应付考试，或者满足于短平快的“快餐类”期刊杂志，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4.接触社会的机会不足。社会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大书。要成为真正合格的公共管理人才，就必须经常、深入地接触社会。随着高校扩招、大学生自主择业以及互联网的发展，应该说，现在的大学生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生那样，完全将自己的大学生活局限在校园内了。他们与社会交往的途径更多、主动性更强。但是，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接触社会应该有一定的目的性，即带着发现问题的眼光、研究问题的头脑，有准备地去接触社会，而这样想法的人就不多了。繁重的考研、考证压力，浮躁的社会风气，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方式，本科教育由专业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带来的专业与职业之间的脱离趋向，甚至学校对学生人身安全的考虑，所有这些，都限制了学生从专业角度真正接触社会。
三、结语
关键词：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法；强化措施
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是以实验研究法作为基础提出的学科研究法，现阶段，不少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实验研究方法，例如心理学科。实验研究作为一种经典的论证方法，在我国公共管理区域无法有效使用，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实验法的缺失。
一、实验研究的优势与特征
（一）实验研究的优势
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相关变量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以及作用机制，而发现因果关系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进行实验。虽然非实验法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存在一些限制，但是在使用时并不存在局限性，在实际的实验研究法中调查法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1]。实验研究法常用到的思维方式是逆向思维，即在开展实验研究时，研究人员始终都存在“假如此事没有发生，那么它的结果会是怎样的”的一种思维方式，通过该思维方式，研究人员可以确定构建相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构，与最常用的研究方法———调查法相比较，实验法可以人为地对实验变量进行操控，并对其他干扰因素进行控制，效率相对提高许多。因此，实验法具有非实验法所不具备的优势。构成因果关系的三个要素分别是：时间先后、公变以及不存在干扰量[2]。在这三个要素当中，首先，变量之间的发生是存在时间先后关系的；其次，变量之间的变化应当是相关的，有着共同变化的趋势；最后，变量之间的关系变化不是由于其他量的变化导致的。实验法可以很好地满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验证需求，因此，此非实验比较，其更加具有研究的优势。
（二）实验研究的特征
实验研究法是在排除其他所有干扰因素之后，通过控制影响变量的所有相关因素的关系，提取出研究目标之间所存在的变量关系，其特征为：控制性、随机性以及操控性。这三个特征在随机实验研究法当中存在特别明显，该实验法可以将可能存在影响因素尽数剔除，从而为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提供了绝佳的实验背景。另外，实验研究法重在人为地对研究变量进行操控和干预，其具体操作方式是在一定的数值范围内对研究变量进行调整，观测不同数值下因变量的变化情况。
二、强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策略
（一）基于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的强化策略
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实验研究的方法进行变量相关关系的论证已经成为一项成熟的方法，仅仅依靠了解实验方法的理论和实验变量的状况是无法进行论证的，为了强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下面从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这一方面对强化策略提出建议。实验研究方法的含义通常指的是以相关理论为基础，即以理论判断验证为研究目标，在特有的或者是认为创造的实验研究条件下，通过科学仪器设备，对相关研究变量进行控制和干预，通过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获取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3]。上文我们说过，在进行实验研究是通常采用的是逆向思维方式，即常用的理论验证实验研究方式是理论假设方式。实验法由于其自身独特的性质成为科学研究的景点方式，在进行实验研究时，通常是以人为的手段对变量进行调控，尽可能地减少其他因素对因变量的干扰，通过调控变量值取得不同结果的因变量，通过对这些记录下来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判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实验研究法具有随机性，保证因果关系不是偶然线型，保证了因果变量之间的普遍性。在公共管理中应用实验研究法最大的问题是其外部效度问题，指的是将研究所得到的结果类推到实际的社会情境当中或者是其他母体环境中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将实验所取得的结果应用到实际环境的情况下，由于其他因素的变化，很有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失效[4]。对此，我们认为，通过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进行论证，我们关注的是实验结果的内部效度而非其外部效度。具有社会科学实验研究，其外部效度问题是不能避免的，但是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全盘否定实验研究的结果，实验研究本身的目的是通过人为地操控验证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存在，从而对一类的事物进行推理论证。因此，在进行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时，只能根据实验结果进行因果关系推论，不应当根据实验结果进行分布式推论或者是结构式推论。
（二）基于公共管理实验方法学科特征的强化策略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实验研究去论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逐渐成为一项成熟的论证方法，部分学科甚至已经形成了对自己学科最为有效的实验方法，例如心理学科、社会经济学以及政治科学等。在公共管理中形成适应自身特点的实验研究方法，在汲取这些已有专业实验研究方法学科经验的基础上，需要公共管理实验研究者根据自身项目的特点形成具有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特征。要形成具有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特色的实验研究方法，需要研究人员根据公共管理学科的特色形成具有学科特征的实验研究方法。公共管理学科的特色是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本文以“根据问题中心，采用公共管理的思维方法”为研究策略，以公共管理真实情况中所存在的问题作为中心，以公共管理的总体状态以及内在因素联系作为基础，构建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的理论框架[5]。每一个学科所关注的中心问题都是不同的，公共管理学科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应当是，以科学合理的态度对现阶段公共管理工作的恰当性进行分析，以此作为依据建立公共管理的框架结构，以恰当性作为框架中心目标，其构建方式为：因素—结构—功能，也就是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分析，此次实验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以及要素之间存在的变量关系，该关系又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等。在构建具有公共管理学科的实验特征之后，在进行实验研究调查的过程中也需要依据公共管理的特性形成具有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现阶段，部分学科通过不断的实验研究已经形成具有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例如心理学实验方法的成熟，与其发展早期心理物理学的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要强化公共管理科学实验研究，需要研究者们进行大量的实践探索，寻找出具有公共管理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
三、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我国应用的机遇与挑战
（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我国应用的机遇
随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法的不断推广，以中国国情为基础的实地实验和调查实验越来越多，针对各地需求开展不同目的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研究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推算出其附加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国情下开展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并且可供研究的题目种类也十分多。随着我国政策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第三方项目评估的兴起，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我国的应用也在不断增加。比如，在公共项目开展之前，需要对该项目进行评估，预算其价值并进行风险控制。另外，处于发展和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与其他发展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较有更多的变化，更加利于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展开，即我国的体制改革优势为公共管理实验在我国的应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国每天在不同地区都要开展各种政策实验与管理创新，这些实验管理创新都为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中的自然研究与准实验的展开提供了背景条件。例如，我国大量推行的定点管理实验，这些项目为实验研究者运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提供了极佳的背景条件。公共管理实验虽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是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般难以展开，如2013级厦门大学传播学院广告系的硕士生们运用“清推”方式开展的“凭借公益广告的力量改变市民以及游客不文明行为”的实验研究活动，在排除其他变量对实验研究结果的影响之外，通过对不同标语对人们践踏草坪以及横穿马路等不文明行为的影响，看哪种标语对人们的这种不文明行为具有强烈的制止作用。该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并没有很大的资金投入，但是通过该实验研究可以为城市不文明行为的管理提供参考意见。
（二）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我国应用的挑战
现阶段，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在我国的应用仍然较少，国内公共管理学界对公共管理实验仍然存在一定的理解误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管理实验在我国的推广应用。例如，《管理世界》在征稿启事中对实验研究结果的发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规定虽然没有限制实验研究论文结果的发表，但是对于学生的实验研究却做出了限制。另外，部分专家学者仍然未曾认可实验研究法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认为实验法只能在实验室案中应用，并不认为我国的改革和试点均可以采用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进行论证研究。要想推动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法在我国的应用，首先需要转变研究人员的传统思想，在实验研究中曾发现，理工科背景的研究人员较之文科背景的研究人员，更加容易能够接受实验研究法在公共管理的应用。因此，增加学科交叉融合，促进文理科之间的交流互动，对推广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四、结语
公共管理学科由于其自身环境较为复杂，研究结果由于受到外界因素失效的现象而引起争议，但是基于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法本身就是对相关关系进行论证，从而对系列事情进行类推得出相关结果的方法。为了强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研究工作者们应当根据汲取现有的具有学科特色的实验研究方法，结合公共管理学科的现状，以我国社会环境作为实验条件，实验探讨出具有公共管理学科特色的实验研究方法，为实验研究法在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应用提供有利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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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亮.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何以可能：一项方法学回顾[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5，(4)：13-23.
[3]王永明.公共管理实验教学体系的探索与构建[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1)：93-95.
[4]马亮.公共管理改革和公共服务绩效：来自中国大部制改革的实证研究[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4，(2)：45-56.
1．教学方式单一在传统教学中，常用的教学方式主要还是以教师传授、学生听讲为主，教师在课堂中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学生的主体作用很少得到发挥。由于公共管理学课程通常是安排在大一、大二进行学习，该阶段学生对公共管理问题的认知还处在较低层次，因此对于学生而言，灌输式的教学方式易使得课堂内容枯燥且内容较难理解。课堂中也会设计一些互动环节，如提问、案例讨论等，但这些互动内容的核心主体仍然是教师，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只起“配角”的作用。在传统的以教师授课为主的教学方式主导下，加重了学生学习的被动性。
2．案例教学不够深入“案例教学是一种在教师的安排和指导下，学生通过阅读、讨论对已被整理出来的个别事物某一时段、某一方面的具体情况来理解同类事物的一般原理的教学方法”，“组织得当可以取得如下积极效果：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主动求知和应变能力。”②但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由于缺乏对案例的有效设计和对学生的合理引导，教师在使用案例教学时主要还是运用例证法，通过举例子的方式来作为对理论知识的讲解和补充，或者以提问的方式试图引起学生对案例的深入思考，但学生难以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案例，对案例的思考也缺乏深度。从实际效果看，学生难以从案例教学中培养分析和解决公共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3．考核方式单一目前，对学生的课程考核主要还是通过期末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卷面题目较大一部分内容是书本上一些记忆性的基本知识点，学生只要在期末进行突击复习就能通过甚至还能取得不错的成绩。不少学生通过与本专业的学长们交流，在掌握这一规律后，往往会出现平时学习不努力期末考试“抱佛脚”的情形，学生重结果、轻过程，更加重了对平时学习不够重视的情绪，陷入课堂教学效果欠佳的恶性循环。
二构建应用导向的公共管理学课程教学模式
1．根据人才培养目标，重新定位课程教学目标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本教学团队认为公共管理学教学的目标，不仅是让学生明白公共管理的相关概念、掌握行政管理基本理论与原理，更重要的是，能将公共管理理论应用于实践，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才能体现公共管理学学习的价值。在此教学目标引领下，需要调整以往授课的教学内容。在基本理论教学外，特别增设具有实践性的案例讨论、团队学习、成果展示、公文写作、实践调查等内容，以培养学生公共管理应用能力与实践能力，在课程实践中加深对管理的体验和感悟。由于学时限制，教学内容增加后，必须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可以采用“课堂教学＋团队式学习与管理＋课堂团队展示”的教学模式，课堂教学以理论教学与团队展示点评以及案例讨论为主，而将关注公共管理热点问题、读书报告等实践性活动交由学生团队在课外开展完成。这一教学模式的创新能使教学改革收效明显，主要表现在：学生课外学习投入明显增加，自主学习意识增强；团队意识逐步形成，合作能力提高；科研及实践应用能力提高。
2．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改变以往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教学方式，而是侧重于培养教师引导、学生发挥主体作用的互动氛围。如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法，让学生在具体角色扮演中感知公共管理问题的复杂性；通过情景模拟法，让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培养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通过现场观摩，让学生把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充分结合起来，从而激发学习兴趣等。另外，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把课程信息、电子课件、教学素材上传至共享平台，并设立BBS讨论模块，实现师生之间、生生之间课余的互动交流，使有限的课堂讨论延伸至线上交流，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也能更及时地实现答疑解惑，帮助学生厘清理论知识、掌握调研方法等。尤其对于课程中涉及比较抽象的概念，坚持科研成果转化为优质的教学资源的思路，主讲教师不断地总结自己的科研成果资料和学生学习反馈信息，形成对知识点的有效补充，从而使理论联系实际，并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开发多层次、分类别的案例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是一种侧重于理论联系实际，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的教学方法，一般分为案例设计、学生准备、案例讨论、讨论总结点评几个阶段。其中案例设计是影响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根据学生的特点，在课程导入阶段，案例教学以教师举例为主，通过讲解实际发生的公共管理案例，引发学生对课程学习的兴趣，正确理解现实公共管理实践中包含的各种理论。在课程进入重要知识点的讲授时，通过案例的引入、案例的讨论和案例的总结点评等形式，全面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课程卷面考试中，合理设计理论考核与理论应用考核的比重，将案例分析作为考核学生理论应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层次的案例教学，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灵活运用公共管理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较好地解决了以往在案例教学中，学生对案例分析讨论中存在的认识模糊、理论应用困难的问题。同时，注重发挥学生在案例教学中的主动作用，即可以让学生参与搜集、设计和制作经典案例，并注重发挥学生在案例教学中的反馈、改进作用。
4．采用团队式学习的教学组织形式在课程学习开始，由学生自由组合成4～6人的学习团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以团队为单位，开展实践调研、案例分析讨论、成果展示等教学活动，因此，该团队不仅是开展教学活动的平台，更是一个学生自我管理和进行管理实践的平台。通过团队式学习，学生不仅对公共管理理论和原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培养和提高了学生团队合作、沟通交流、协调平衡的能力。
5．尝试全课堂开放教学模式这是一种将教学过程由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将学生目光由书本转向社会、并全方位地组织教学素材的一种教学方式。在实际操作中采用经典阅读、实践调查、案例搜集及讨论、团队自我管理等方式加以实施，并将部分课堂搬至校外实践基地。校外实践基地的教学能将学生置于真实的公共管理情境之中，使抽象的公共管理问题变得具体而真实。对于学生而言，在校外实践基地开展这些活动，能成功地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有机结合，同时也将学生学习的目光由书本转向了整个社会，引导他们关心社会，运用课堂中的理论知识去观察分析社会中的各种现象与问题，开阔了视野，培养了学生的专业素养。
1.1社会考试的属性
1.1.1公共产品理论
1954年，P•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的论文中提出了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他认为公共产品具有两个本质特征：一个是受益的非排他性，一个是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受益的非排他性指的是某人或某些人在享用公共产品的同时，无法将他人或另一些人排除在公共产品的受益者之外。消费上的非竞争性指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妨碍或减少其他人从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中获得的效用，即增加额外一个人消费该公共产品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任何增加（亦即带来的边际成本为零）。按这个定义，我们把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且效用不可分割的产品称为纯公共产品，不具备纯公共产品属性的产品属于纯私人产品，介于两者之间的则是准公共产品。对于纯公共产品的供给，一般由政府提供，而对于准公共产品的供给，在理论上应采取政府和市场共同分担的原则。一种与公共产品密切相关的概念是“外部效应”。所谓外部效应是指“某些产品给生产者或消费者以外的人带来影响，而生产者或者消费者却没有因此承担应有的成本或者获得应有的补偿的现象。”[1]外部效应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若“某种产品的效用为全社会所享用，但由于消费者数量的增加会导致拥挤，使得每个消费者从中获得的效益下降，即消费上有一定的竞争性”，该种产品称为“拥挤性的公共产品”，[2]它就属于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提供的一部分利益对个人来说是可分的，提供的另一部分利益对社会来说是不可分的，因此准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从经济学角度认识公共产品，明确以上概念，有助于我们分析社会考试的属性。
1.1.2社会考试的属性
基于大多数类型的教育在技术上可以实现排他性，且具有“拥挤性的公共产品”的特性，因此西方学者普遍将其看成准公共产品。从本质上说，社会考试可以看作是对学习者进行以非学历证书考试为主的一种教育类型，是面向人人、面向就业的教育，所以社会考试也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应视为准公共产品。其论据有三点：一是社会考试在技术上可以实现排他性。比如：收费，只有缴纳一定考试费的人才能参加考试；再如某些职业资格考试，只有具备一定资格的人才能报名参加考试。二是社会考试具有拥挤的公共产品的特性。一般来说，一个人参加某项社会考试不妨碍其他人参加该项考试，因此，原则上社会考试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但是，当应试人数不断增加、考试机构的已有考试条件又不能及时调整改善时，考生所能享受到的考试服务质量就会受到影响，这时，该项社会考试就具有拥挤的公共产品的特性。三是社会考试具有积极的（正面的）外部效应。每一个通过社会考试获得职业证书的学习者，他们会从中得到实惠，包括取得了某种职业资格和能力标识，增加了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选择与个人收入提高的机会等，这一部分是可分的。但社会考试的另一部分利益对每个学习者个人而言又是不可分的，表现为学习者通过参加社会考试增长了知识，培养了能力，提高了素质，将会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并做出积极贡献，整个社会也因此而从中获益。
1.2社会考试的供给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考试是准公共产品，具有显著的外部效应，“其外部效应导致了社会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效益的分离”，[3]完全通过市场向使用者或消费者直接收费将会出现供给的不足。因此为社会考试的供给提供资金，应该采用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结合的融资方式，在个人（使用者或消费者）付费的同时，政府通过财政给予合理补贴，弥补市场收费的不足，保证社会考试产品的供给。以上对社会考试准公共产品属性的界定及供给机制的分析，为研究社会考试治理构筑了支撑点，也为确定社会考试机构行为方向提供了依据。
2社会考试治理的理论参照
社会考试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完全的政府行政管理并不可行，而完全的市场协调也可能引起考试机构之间恶性竞争，导致市场失灵。鉴于此，社会考试的治理可能是更契合社会考试特点的管理途径。社会考试治理作为一种公共管理过程，可以从新公共管理中吸纳新的理念和方法论，并以新公共管理为其理论参照。
2.1新公共管理
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新西兰等西方国家的政府治理理论与模式，也是近年来影响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行政改革的主导性思想之一。新公共管理以经济学理论和企业管理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经济学提供了新公共管理方法论逻辑和理论语言，（企业）管理理论提供了新公共管理示范对象和理论参照。”[4]新公共管理通过推进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公共管理手段的企业化，促使政府不再担当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唯一提供者，而是担当公共事务的促进者和管理者，它有助于提高公共管理的有效性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新公共管理主张将政府治理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将企业化的管理方式引入公共部门。重塑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政府的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将政策职能和管理职能分开，实行职业化管理。采用多种授权或分权的方式改善公共部门的工作，以对外界变化迅速做出反应。这些主张既为社会考试治理提供了理论参照，也为社会考试治理提供了示范对象。
2.2治理
治理在词义上是指操纵、控制和引导之意，长期以来主要用于国家的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被赋予新的含义，突破了政治学局限，广泛用于社会经济领域。“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作了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5]根据这一界说，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阐释，治理实现了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平等化。主体多元化即公共管理主体不只是政府，也可以是企业、社会组织等有能力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各种社会力量；主体的平等化即各平等的行为主体按市场原则以自愿、协商、认同、合作的方式来达成管理目标。治理与新公共管理在价值取向、议题内涵和策略提供等方面是相似的，但治理在理论创新上比新公共管理更进一步。“从新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治理是新公共管理的一种概念工具，能有效解释新公共管理所倡导的新变化，并代表了其效应趋势，即从统治向治理转变的市场化、分权化、绩效化、多中心的公共管理学的兴起。”[6]治理是新公共管理的范式转生。
2.3社会考试治理
从治理的内涵出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考试治理作为一种公共管理过程，其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社会考试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社会考试治理应该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社会考试事务的管理。社会考试治理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是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由政府、社会考试机构（公共的、私人的等）及考试参与者组成的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3社会考试治理的路径
针对社会考试发展中的新问题，借鉴和运用新公共管理提供的理论参照和示范对象，着重从社会考试体制改革、社会考试机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和社会考试外部治理三个层面探讨实现社会考试治理的路径。
3.1推进社会考试体制改革
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当前推进社会考试体制改革，一是改革办考体制，以推进社会考试办考主体多元化和办考形式多样化；二是改革管理体制，以推进管办分离和政府社会考试管理职能的转变。
3.1.1改革办考体制
坚持社会考试的公益性，发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构建社会考试提供主体多元化和提供方式多样化的社会考试办考体制；坚持统筹协调，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两个积极性，注意与行业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相衔接，大力培育特色鲜明、有社会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的高水平社会考试机构。一是深化社会考试机构办考体制改革。创新社会考试机构内部办考体制，统筹规划，调整功能，整合资源，优化结构，集成建设，提高考试机构办考核心竞争力；开展社会考试机构联合办考、委托管理等试验，探索多种形式，提高办考水平；积极鼓励行业、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社会力量参与社会考试机构改革，扩大优质社会考试资源，增强办考活力，提高办考效益。二是改进社会考试服务提供方式，完善优惠政策，鼓励公平竞争，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进入社会考试领域。三是适应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建立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的需求，按照“适应需求、适度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的原则，鼓励、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共同办考。
3.1.2改革管理体制
一是明确各级政府责任，理顺政府与社会考试机构的关系，规范社会考试机构办考行为，促进管办分离，积极探索管考和办考分离的有效实现形式，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社会考试管理体制。二是转变政府社会考试管理职能。政府对社会考试的管理体现在宏观政策导向管理上，不介入社会考试的具体事务。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快职能转变，健全政策法规、行业规划，切实履行统筹规划、政策引导、督导评估的职责；规范决策程序，健全标准规范，对社会考试机构进行资质认证（认可）和质量评估，根据社会需求批准或取消考试项目；创新管理方式，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对社会考试机构的微观管理和直接管理，进一步落实社会考试机构法人自。三是完善社会参与机制。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社会考试公共治理中的作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行业和专业优势，根据本系统及社会需求，研究开发考试项目，制订考核评估标准。
3.2建立健全社会考试机构法人治理结构
社会考试机构作为社会考试治理的主体应具有法人资格。法人治理结构又称公司治理结构，源于现代公司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委托—关系。一般认为，法人治理结构是指一组连接并规范公司法人中相应的所有者、支配者、管理者相互权利、责任、利益的制度安排。典型的法人治理结构是由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监事会组成，这种法人治理结构实际上是公司的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三者的相互制衡。法人治理结构是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相互分离条件下的一种制度安排。法人治理结构的科学性表现在：一是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在受法律约束的契约下；二是以产权关系的层次性体现权力配置的科学性；三是实现了责权利的统一。新公共管理主张将政府治理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将企业化的管理方式引入公共部门，这就为社会考试机构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是推进现有政府管理的事业型社会考试机构改革的创新举措，为建立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考的专业化、多功能、服务型社会考试机构提供了新途径。其基本点是：一是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社会考试机构要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管委会等多种形式的治理结构，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提高社会公信力和考试服务质量。二是加强章程建设。各类社会考试机构应依法制定章程，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依照章程规定实施管理。三是加强对社会考试机构的监督。推进专业评价，对社会考试机构的办考质量和水平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和绩效考核制度。
[关键词]官僚制 新公共管理 公共部门 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2-0030-02
一、官僚制的内涵与基本特征
（一）官僚制的内涵
官僚制，可以解释成“”，是一种工作的作风和态度。韦伯从中性的立场首先使用了官僚制这个词，虽然对官僚制统治的背景、本质和发展都作了详述，然而却未对官僚制的具体概念进行明确的解释。
对官僚制的内涵，几位学者做了相关概述。张康之认为：“官僚制的概念具有政治学、一般社会学、管理学三重含义。在政治学中， 官僚制一词往往是指现代国家条件下以相对专业化的行政人员为主体所构成的政府的一系列制度、体制、组织结构和原则的总和。”①还有学者认为，官僚制指的是由官职或是职位来进行管理。
当然，韦伯在使用“官僚制”这个术语时，并不是以一种讽刺的、贬低的情感态度来叙述的官样文章、不停歇的强调，以及循规蹈矩而导致的无效率。他用它来称呼在他看来是最现代、最有效率的组织形式。韦伯给予“官僚制”很高的肯定，他认为：“在精确性、稳定性、可靠性以及纪律性的严格程度等方面，它比其他任何形式都要更胜一筹。”
（二）官僚制的基本特征
韦伯确定了他理想的、基于法定权力的官僚制的基本特征：
1.劳动分工。劳动被划分，从而使权力和责任被明确界定。
2.层级制。就是在一种层级划分中的劳动分工中，将各种职务或是职位组织成权力等级。
3.非人格化。当规则和其他的控制措施被非人格化的无个人情感在内，这样个人色彩、个人偏好就可以适当的避免。
4.专业化。具有以上特征的官僚制，在工业化时挥其巨大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使公共部门的工作有序、高效。
正如韦伯所预言的：“20世纪的人们将生活在官僚制铁一样的统治时代，官僚制作为一种普遍而有效的组织机制，将成为现代社会的世界性命运。”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之前，虽然受到较长时间的冲击，但是它一直处于独领的状态，当时大多数西方欧洲国家都采用了与之相关的组织制度。
（三）官僚制弊端外露
但是，任何一种制度、体制都不是万能的，伴随外界环境的不断变化和冲击，官僚制的一些弊端日益浮出水面。官僚体制下，政府职能过于宽泛，也就形成当时的“大政府，小市场”的局面。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当时的困局，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加强政府的干预，特别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对经济市场进行调控。随着政府干预的不断加强，问题逐渐显露，如政府财政赤字问题、政府信任问题等。出现政府失灵的重大社会问题。
韦伯官僚制注重严格的规规章制度，特别强调绝对的、垂直的命令，这样就会遏制公共机构中公职人员的主动性、创新性，使得公职人员变成“机器人”，缺乏创造性。以此，也就使得公共机构缺乏竞争性，没有活力，犹如一潭死水。
过度集权的等级制度，层级过多，机构臃肿，使得行政工作拖拉、缺乏灵活性，行政效率低下等。职位终身制，一辈子的铁饭碗，导致公共机构丧失了内部的激励性。
再加上经济、信息的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提出的新挑战，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的环境下要求公共机构能够做出灵动的、及时有效的回应。面对以上的问题，新公共管理出现了。
二、新公共管理对官僚制的超越
（一）公共选择理论
作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之一的公共选择理论，是由布坎南在20世纪80年代，面对政府失灵、政府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一些问题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它主张发挥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强调政府的适度干预。
布坎南认为，公共选择理论的探析要回到经典经济学家的立场。他指出：“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活动的运行所提供的洞察与亚当斯密之前对市场运行所提出来的洞察是相吻合的。”他将“经济人”假设映入到公共部门，认为政治家和政府工作人员在做选择时，也都是具有理性的“经济人”，也是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目的的。
通过“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布坎南对西方相关政府做了分析，得出了政府失灵的结论。过多的政府干预经济领域，使得政府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原因在于其缺乏竞争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往往超出实际公众所需要的，利用率低。再者，就是政府工作人员缺乏有效的监控。政府不是万能的，不能只靠政府的干预活动，而将市场置之不理。
总之，新公共管理运动所追寻的就是建立一种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以此来改变政府的组织和运作方式。那么，如何实现新公共管理的美好愿景呢？
（二）新公共管理对官僚制的超越
1.对政府进行重塑，着重强调对“政府―市场”的关系的重塑
在奥斯本和盖布勒的《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中，对政府的改造要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官僚制严密的等级制度，强调政府的巨大作用，在公共部门内一手遮天，如在卫生保健方面、环境保护方面、职业训练方面。新公共管理主张市场导向的作用，使得公共部门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也就是在公共部门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还有在公共部门之间进行竞争，对政府机构的规模去冗存精，重新构建政府工作人员的激励机制，按照市场的经济原则来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水平。
市场机制有优于官僚制的许多优点，如市场是分权的，不像官僚制是严密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等级制度。市场通常是竞争性的，不再像官僚制下政府只是划桨的角色那样，而是掌舵。政府不再大包大揽，而是将一些公共部门的业务外包，或是实行竞争的原则，这样可以提高行政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大数据时代，全球激烈竞争中，必须以市场为导向，通过竞争机制进行选择。
试想一下，现在一些行政的管理机制，如制定学生就近入学，是否能比供需双方（学校和学生及家长）通过比较做出的选择得出结果更让人满意呢？如北京出台的相关就近入学的政策与英国通过比较分析进行择校的行为，两者到底哪一种更有效？
2.突破等级制的弊端
等级制体制中遵从的是“下级对上级的要求是无条件服从的”，上级对下级的控制也是非常严格的，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和打击了政府工作人员的创造性，使他们更加形式化和机械化。因为官僚制的结构是一种金字塔式的，当其管理层级越多时，组织在处理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时就会出现层级越高、信息的传输渠道越窄的现象，这样产生的后果就是大量的信息不能到达顶层，出现阻塞问题。组织管理十分注重等级权力、组织规章制度的遵守、层层负责的方式，结果不仅导致组织工作人员安分守己、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精神，且长时间在这种组织中工作、生活，很容易导致上下级关系失和。组织中的工作人员由于长时间从事同一种工作，很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成为工具人，失去人情味。层级制的弊端显露，它极易受到信息匮乏和泛滥的困扰，因而这也成了主张分权化组织的有效论据。在分权化的组织中，决策权主张向下分散，分散到能够获得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层次。因此，新公共管理针对组织内上下级关系失和，主张加强上级对下级业务上的指导，增进上下级之间的交流，实现合作共赢的局面，这也有利于调动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它还提出精简机构，对于克服机构臃肿庞杂，行政效率低下起到了很好的调节作用，这些也有助于实现公共组织非官僚化。
三、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论战对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启示
首先，简单地看一下，我国的几次行政机构改革所涉及的方面：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几次行政机构的改革，注重了对行政机构规模的精简、人员的精简。如在1982年的改革，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行政机构改革，使得国务院各个部门从100个减少到61个，人员编制从5.1万人次减少为3万。1988年的改革中，也对行政机构各部门和人员编制进行了精简。在接下来的几次改革中还涉及到了政府职能转变、政企分开，市场经济方面相应政策的提出就如何做到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不断提出新要求。改革的内容也存在借鉴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的相关内容，如规范了对官僚制层级制所致的机构规模过于庞大所导致的政府机构及人员办事拖拉、效率低这种消极影响；也有涉及到与新公共管理公共部门市场化的部分。
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再加上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今天，不仅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公民的关系，更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当前政府应是以市场为主导的有限政府。为了避免凯恩斯主义后期的“大政府、小市场”，同时也要注意“大市场，小政府”，注意两者的比例配置。要灵活借鉴官僚制中层级制度中有益的成分，辅之借鉴新公共管理中要实现层级制的扁平化，目的在于提高我国行政办事效率。
所以，无论对于官僚制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我们应该持有一种公正的态度和立场进行扬弃，而不是一竿子打死。彼得・杜拉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一书中，把“科层制已经寿终正寝”的说法看作是“无稽之谈”。在他看来，官僚制并没有因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摒弃官僚制”的口号而被革命或取代。②现在处于全球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大数据时代，世界变化的步伐不断加速，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一成不变地永久适用。我们应顺应新时展的需求，汲取官僚制行政中有益的部分，再加之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对市场作用重视的合理部分，进行新的创新和构建新的行政模式。
注释：
①张康之.论官僚制的实践困境[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1（06）.
②郁建兴.吴国骅新公共管理运动与官僚制[J].教学与研究，2003（09）.
【参考文献】
[1]（美）戴维・奥斯本，特勒・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英）简・莱恩.新公共管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3]郁建兴，吴国骅.超越新公共管理――基于政治层面的思考[J].湖南社会科学，2004（01）.
[4]钟红艳，莫德昊.理性官僚制的制度设计与当代扬弃――对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的深层反思[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8）.
[5]申琳.浅析新公共管理对理性官僚制的超越[J].商品与质量，2012（07）.
[6]周晓丽.新公共管理：反思、批判与超越――兼评新公共服务理论[J].公共管理学报，2005（02）.
一般说来，高校的主要使命有三项，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①，与此相对应，高校的人才培养工作、科学研究工作和社会服务工作就构成了高校运行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然而，在高校运行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工作即高校管理工作。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若一所高校中缺失了高校管理的工作，那么高校就无法正常运行，进而高校的人才培养工作、科学研究工作和社会服务工作的正常开展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和制约，其三大使命也就很难实现。换言之，高校管理工作是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的坚实的后勤保障，其基本定位应该是为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的开展提供保障。高校管理工作的水平往往反映一个高校的面貌和“软实力”，高校要发展进步自然要求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和水平的提高。然而由于受到教育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高校管理长期以来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行政化倾向，官僚主义作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效率低下、责任心不强、服务意识缺乏等都成为制约我国高校管理水平提高的主要障碍，从而削弱了其对高校人才培养等工作的支撑与保障作用。西方政府治理领域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用企业家的精神来重塑政府，促进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变革，从而克服传统政府官僚体制的弊端，无疑对我国高校管理工作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并提供借鉴。
一、高校管理工作要注重服务意识
虽然在E·S·萨瓦那看来，“‘政府’这个词的词根来自希腊文，意思是‘操舵’。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直接提供服务就是划桨，可政府并不擅长划桨”，奥斯本和盖布勒也认为应该建立一个“起催化作用的政府”，这种政府是“掌舵而不是划桨”[1]P1。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他们主张政府不应该为民众提供服务，而是主张政府不应该事无巨细地渗透到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包揽一切，这无疑容易导致公权力的扩张而损害私权利。显然，在他们看来，政府不需要提供具体的服务，但是政府却应该具有服务精神，并且政府应该提供的是一种宏观的服务环境。而提供宏观服务环境只有通过政策的供给。奥斯本和盖布勒认为这种掌舵的政府其实是一种企业化的政府，并且“这种企业化的政府开始转向把一种政策制定(掌舵)同服务提供(划桨)分开的体制”[1]P9。这种体制无疑具有优越性，正如德鲁克早就指出的那样：“成功的组织是把高层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这样就可以使‘高层管理者集中精力进行决策和指导’”，“而实际的操作应由另外的员工来做，这样‘各有其使命的目标，各有其行动的范围和自主的权限’。否则的话，主管们便会被具体操作任务分散精力，基本的指导性决策编无法做出”[1]P9。
这样，自然很难提供优质服务的宏观环境保证。唐纳德·凯特尔指出，新公共管理其实要关注的核心问题至少包括“政府怎样才能利用市场机制为公民(现在常常被称为‘顾客’)提供更多的服务选择——或者至少鼓励人们更加关注为顾客更好地服务”，以及“政府怎样才能下放职权以便为一线的服务管理人员提供更强的服务诱因”和“政府怎样才能将其作为服务购买者的角色(承包方)与其再实际提供服务中的角色分离开”等[2]P9。高校管理工作首先要对自身进行一个准确的定位，与其说高校管理工作是一种管理工作，不如说是一种服务工作：服务学生、服务教师、服务社会、服务自身，从而更好地服务于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和使命。有了这种服务的基本定位，就意味着要变革传统的工作体制、机制和工作方式，摈弃作为“管理者”的角色、意识和相应的工作方式和机制，以适应作为“服务者”的工作需要。当然，如同新公共管理理论所强调的那样，高校管理工作人员作为服务者并不意味着要事无巨细地帮助学生和教师做所有的事务性工作，而是通过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让学生和教师能够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中愉快地学习和工作。
二、高校管理工作应提高工作效率
在登哈特看来，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重要理论依据是公共选择理论。他指出：“公共选择(及其孪生物——理论)不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政府模型，对某些人而言，甚至可以说提供了一个使人非相信不可的政府模型，而且它们还充当了一种可以在实践上知道缩小政府规模和降低政府成本的智力路线图”。而且，“从公共选择最简单的形式来看，公共选择是从市场和顾客的观点来看待政府的。进而，公共选择理论对理性选择的信奉就意味着一种对价值观的选择，通常包含着一种对销量和生产率的承诺。于是，正如胡德所指出的那样，新公共管理很自然就明显地将强调的重心放在了诸如效率、消除浪费或者使用资源和明确的目标相称这样的价值上”[2]P14。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第二个理论依据即管理主义，管理主义的基本信念仍然是提高工作效率。登哈特指出：“克里斯托弗·波特曾将‘管理主义’描绘成一种信念，这种信念认为，通向社会进步的道路是提高生产率，增减这种生产率的途径是管理人员接受的旨在提高效率和生产率的训练。”[2]P15从具体的实践来看，登哈特认为，“新公共管理(英国版本)源于一个基本的经济学论点，即：政府具有垄断性、高昂的交易成本，以及信息不对称等缺陷，而这些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政府的无效率。通过市场竞争和类似市场的刺激，这些改革者们认为他们能够缩小政府的规模，能够削减政府的成本并且能够改进政府的绩效”，从而也提高政府的效率[2]P11。
我们在第一部分指出，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政府应该是“掌舵”的，而不是提供具体的“服务”的。其实该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使政府从纷繁的具体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从而专注于宏观的决策，进而提高政府的效率。对于高校管理工作来说，我们自然要避免为了服务学生和教师从而陷入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中进而不能自拔带来的效率低下，更要避免因官僚主义作风而产生低效率及给师生带来的不便和伤害。当然官僚制曾经在管理的科学化、专业化，避免主观主义和随意性，从而维护公平和稳定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官僚制在运行过程存在一个不可克服的缺陷，即过分依赖官僚制而带来的灵活性不足和效率低下。马克斯·韦伯曾经对官僚制作了经典的概括，他指出官僚制“存在着固定的、通过规则即法律和行政规则普遍安排有序的、机关的权限的原则”，同时“存在着职务等级和和审级的原则，也就是说，有一个机构的上下级安排固定有序的体系，上级监督下级”，“现代职务的执行是建立在文件(案卷)之上”，以及“官员职务的执行，是根据一般的、或者或少固定的、或多或少详尽说明的、可以学会的规则进行”等[3]P278-281。可见，官僚制的主要缺陷是呆板、对规则而非对人负责，因而往往在具体事务的处理过程中容易灵活性不足，不利于更好地为公众服务。高校管理工作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建立在官僚制的基础上的，它自然也会带来效率低下，不利于更好地服务师生，会给师生的工作与学习带来极大不便，导致师生与高校管理人员普遍的矛盾和对立。此外，在中国官僚制中，还有特殊的表现，那就是长期以来官本位思想，使得部分高校管理工作人员没有把自己准确定位为师生的服务者，而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官”和管理者，颐指气使，傲慢自负，经常和师生发生冲突，影响了整个管理工作队伍的形象，进而使管理工作无法正常有序开展。这就要求高校管理工作人员必须摈弃官僚主义作风，努力提高工作效率，从而真正地为师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三、高校管理工作要提高责任意识
高校管理工作无论是增强服务理念，还是努力提高工作效率，都离不开高校管理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有了责任意识，高校管理工作人员往往就会不断改善服务质量，提高工作效率。而新公共管理理论特别强调了政府要对公众负责，这种逻辑是十分清晰的，即一个企业家政府首要追求的是利润或利益，而利润和利益显然来源于顾客。那么，企业家政府要想获得利润就必须对顾客负责，使产品和服务能够很好地符合顾客的需要，更必须与顾客沟通，及时回应顾客的诉求，进而不断地改进产品和服务。这样，企业家政府在主观上追求利润的同时，在客观上实现了对顾客的负责。登哈特指出，许多公共管理者“开始尝试根据经济学的假设和观点来努力地提高生产率并且找到了一些可供选择的服务供给机制。他们已经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对顾客的责任和高绩效上，进而对官僚机构进行改组，重新规定组织使命，精简机构程序，以及分散决策权。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和政府机构都已经成功地将先前的供给只能民营化，使高层的行政官员对可测量的绩效目标负责，建立测量生产率和效益的新程序，并且重新设计部门体系以重新强化责任意识”[2]P9。登哈特总结说：“在某种意义上，新公共管理的拥护者所倡导的责任观模仿了老公共行政的责任观，因为它依然依靠的是客观的测量和外在的控制。不过，它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第一，在新公共管理中，其假定是传统的官僚机构效率低，因为它测量和控制的不是结果而是投入”。而第二点是“公众被重新视为由各自都以一种服务于其自身利益的方式行事的个体顾客组成的一个市场。这样一来，公共机构主要就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堆公民或公共利益或共同体利益负责。更确切地说，它们倒是对它们的‘顾客’负责。于是，政府的责任就是为其顾客提供选择并且通过所提供的服务和功能来对顾客所表达的个人偏好作出回应。责任就是满足直接顾客对政府服务的偏好”[2]P94-95。但高校管理工作却与新公共管理不同，表现为：高校管理工作人员服务于师生，不是追求师生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某种“利润”或“利益”，而是以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的。高校管理工作人员是否会对师生负责，往往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取决于他们自身的觉悟和品质。如果他们热爱本职工作，对师生怀有深厚感情，那么他们往往会对师生负责，从而很好地为师生服务，否则就会漠视师生的利益。我曾了解到某高校的财务部门使一教师一次报销来回跑四五趟，工作人员每次都指出其中缺少的某项手续，却不完全指出，这样既浪费了教师的时间和精力，又导致职能部门与教师关系的紧张与对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都反映了高校管理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不足。
四、高校管理工作应建立科学评价机制
根据上文的论述，不难看出，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对高效管理工作人员产生动力和塑造他们的行为模式与取向，从而提高高校管理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工作效率和责任心无疑是重要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便是“政府怎样才能将其最关注的焦点放在产出和结果上，而不是放在过程或结构上?政府怎样才能用自下而上的结果驱动型系统来取代自上而下的规则驱动型系统”[2]P10。显然，新公共管理理论已经对如何建立一种科学的评价机制进行了思考，它首先主张评价的对象应该是客观的、外在的具体指标，而不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判断，同时，评价的过程是自下而上的，即来源于顾客的评价，而不是自上而下的体系内的评价。这种评价机制对构建高校管理工作人员的评价机制无疑具有启发意义。但是，首先要指出的是，高校管理工作的评价不能完全照搬新公共管理理论所主张的机制，这是因为高校管理工作的性质和内容是无法通过具体的、可测量或者容易量化的东西来进行考评的。比如我们显然不能以平均一天接待和服务多少个师生作为对高校管理工作人员的评价指标。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评价机制的第二方面无疑具有借鉴意义，即把评价的方式和重心放在自下而上的评价上——通过高校管理工作所直接服务的对象的师生进行自下而上的评价。如果能够切实有效地采用这种自下而上的评价方式，就会使高校管理工作人员极大地增强服务意识，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和责任心，从而最大限度地争取获得师生的满意。这种逻辑在于，如果高校管理工作者全部的发展和利益的获取，比如获得晋升或奖金，都取决于这个评价的结果，而这个评价结果又是由他们所服务的对象师生所决定的，那么，很难想象他们不会努力去“讨好”师生，通过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为师生好好服务，从而获得师生的满意、赞同和评价。这个“讨好”的过程，就是高校管理工作人员不断根据师生的需求提高工作水平的过程，也是对师生高度负责的过程。当前，在高校中这种自下而上的评价方式已经在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中广泛采用，并成为驱动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的强大的外在动力。但是这种方法没能够在对高校管理工作者的评价中得到广泛采用，高校管理工作人员的晋升等并不取决于其所服务的对象的评价，而是取决于其领导，只要能够“讨好”领导，获得领导的高度认同，往往就能够获得晋升和发展。反之，即使与师生打成一片，也很难获得晋升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改变目前高校管理工作人员的绩效评价方式，从注重自上而下的评价转向其与自下而上的评价结合。只有让服务对象参与到对高校管理工作的评价中来，才能给高校管理工作人员提供强大的外在驱动力，真正改善工作面貌，最终促进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发展。
参考文献：
摘要 进入21世纪，社会的信息化、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多样化、风险化等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带来了社会的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势下，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复杂性时代呼唤多元治理。多中心治理、多层级治理、多维度治理的涌现，正在从治理主体制度、治理结构体制和治理功能机制上改变着既有的公共治理模式。改善公共治理，必须做到与时俱进。对多元治理新的发展态势，公共管理者不可不察。
关键词 复杂性社会 多元治理 多中心治理 多层级治理 多维度治理
复杂性社会呼唤复杂性治理
霍金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就已经断言：“下个世纪将是复杂性的世纪”。①复杂性和复杂系统是在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演化中所呈现出来的重要特征。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证实了霍金的预言，复杂性特征更加显著。值得庆幸的是，人类在20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关于复杂性研究的知识储备。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叫做复杂性科学。从20世纪30年代系统科学起步，到20世纪末期复杂适应性系统的提出，复杂性分析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涉及自然、工程、生物、经济、管理、军事、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
在分析意义上，“复杂性从对因果关系的线性模型的思考转移到寻求理解要素之间的联合和互动上来。”②复杂性与简单性相对应。简单性见诸“牛顿范式”的经典科学，秉承普遍性、还原性和分离性原则，将整体视作部分之和，轻视关系的基本作用，无法真正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复杂性的思想源自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对事物的认识，发达于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对非线性关系的探索。“老三论”和“新三论”构成了复杂性科学的主体。哲学家埃德加·莫兰将其概括为“复杂性范式”，用以解释复杂系统的构成、演化、涌现、自组织和自适应等特征，强调系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深化了人们对于关系的认识。复杂性科学认为系统是由节点和关系构成的网络，这种网络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多智能体组织和复杂适应。在社会科学领域，20世纪以来兴起的社会网络研究、21世纪方兴未艾的网络治理研究等，都是复杂性范式的具体运用。在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思危等人就积极倡导在管理学领域开展复杂性研究。2008年，西安交通大学成立了国内首个公共管理领域的复杂性科学研究中心，借助复杂性科学探索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路径。如今，复杂性治理已经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崭新课题。
从管理学意义上讲，与“牛顿范式”和“复杂性范式”相对应，分别存在两种不同的管理范式。基于牛顿范式的是工业时代科层化的组织形式、一体化的职能作用和指令化的控制机制，这种管理可称之为简单管理范式。简单管理范式针对工业时代的稀缺经济，用标准化的方法和不变的路径进行效率控制，在闭合系统中解决显性问题，来维持简单循环。基于复杂性范式的管理以网络化结构为组织运转基础，重视对环境的适应，通过分权化和学习进程进行协作。这种管理范式针对信息时代的丰裕知识，采用创造性的方法和创新型路径进行协同合作，在开放系统中解决共同面对的复杂问题，无论显性拟或隐性，去克服异常冲突和综合性矛盾。③毫无疑问，现代公共治理必须迎接复杂性管理范式，以回应复杂性时代提出的各种挑战。
复杂性社会对于公共治理的挑战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信息时代扁平组织的挑战。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社会结构和组织结构逐渐呈现出扁平化特征，传统的科层金字塔正在演变为交织在一起的网络。在网络组织中，权力呈现分散化和均等化趋势，权力中心下移，权力距离缩短，人们之间互赖增强，需要不断适应动态变化。第二，是水平决策的挑战。网络化的治理结构极大地改变了决策形式和决策过程。权力分散化带来了多中心格局，权力均等化趋势正在催生多层级自主性，垂直的集中决策已不足以应对人们之间的水平互动，单纯的命令开始让位于决策的商议过程。第三，间接控制的挑战。在工业革命、电子革命、信息革命的共同作用下，当今各种社会力量的协作达到了空前高度。国家治理涉及经济社会的诸多领域，吸纳了各种力量的参与和贡献，无法进行全面而直接的控制，需要通过协作提升协同水平。第四，疆界跨越的挑战。信息网络的兴起悄然摧毁了人们之间许多固有的疆界，全球化发展解除了许多原有壁垒，这意味着一个跨疆界时代的到来。当今世界的景象是，市场跨疆界运行，经济跨疆界发展，社会跨疆界合作，文化跨疆界传播。于是，公共治理需要在跨疆界的交错延伸中不断解决差异性问题，应对矛盾冲突新的综合，实现在混沌边缘的共生进化。④
面对世界图式的复杂性，人们提出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各种模型。在认识论意义上，主要是计算复杂性模型。在本体论意义上，复杂性图式包括组分复杂性、结构复杂性和功能复杂性三大模型。由是观之，复杂性公共治理至少要考虑治理主体的组分问题、治理结构的体制问题和治理功能的机制问题这三个层面。从主体看，复杂性治理源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由一系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动者参与其中，它涉及集体行动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的权力依赖关系。从结构看，复杂性治理包含着社会自主行动者关系网络的形成和自组织管理的内容，展示着从节点到层级不断增强的自主性对扁平化层级网络中相互作用的拓展。从功能看，复杂性治理表明国家与社会之间制衡关系的变化以及公私责任关系的变化，它需要政府在新工具和新技术的基础上能力和责任的提升。⑤在当代公共治理研究中，多中心治理模式、多层级治理模式和多维度治理模式的涌现，恰与复杂性图式的三大模型相呼应，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多中心治理的制度创新
复杂性适应系统理论认为，宏观系统的复杂性可归结为微观个体行为的适应性。就复杂系统适应性意义而言，公共治理正在演化为一种网络化治理，要求“把各种参与者都看成治理主体，充分发挥参与者的主体性作用”。⑥兴盛于20世纪末期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就是复杂性治理网络的主要表现形态。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公共管理克服了政治与行政之间的简单分离倾向，走出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线性区分逻辑。多个权力中心和组织机构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共同提供公共服务的格局已经形成，多中心治理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理念和治理模式。多中心的概念最早见诸迈克尔·博兰尼对社会秩序的研究，现在看来，他关于指挥秩序和多中心秩序的区分恰恰说明了简单性治理和复杂性治理的两种不同状态。在奥斯特罗姆等人那里，多中心的涵义进一步扩展，其外延囊括了思维方式、理论架构和治理模式。在以奥斯特罗姆夫妇为核心的制度学派的努力和倡导下，多中心治理的理念和模式在当今世界已经广泛流传开来。
关键词：政府问题；开放性；公共管理时代
一、传统行政管理与政府问题
在传统的行政学理论中，政府是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的主体。在现代公共管理理念中，政府是居于公共管理（PublicManagement）核心地位和主导地位的主体之一。长期以来，特别是建立在行政行为分析阶段的政府理论，对政府的考察一直停留在内部静态结构上，甚至批评政府组织根本无法适应环境变迁的需要。一些学者在分析政府问题时，对政府组织的静态形式考虑过多，包括结构模型、管理方式、制度要素、价值判断等方面，最大的失误是忽视了运转起来的政府组织和参与其中活动的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风气从古典组织理论时期一直蔓延到今天，可以称之为“政府组织的静态研究”。
重新阅读古典组织理论的经典文献，我们会获得新的发现。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理论设计的前提是建立一套官僚权力对行政的控制机制。在他看来，劳动分工、层级节制、职业训练都是以权力的不可侵犯为基础，权力的绝对集中才能保证金字塔式的结构稳固存在。“任何官僚制组织都力求通过对知识和意图的保密来增强其专业上的优越地位”。[1]韦伯同时认为，官僚制的技术优越性高于其他任何组织，其基本原则实现了官僚制在行政中的协调与控制功能。但事实上官僚组织的理论设计与实践之间的严重脱节，官僚制的不透明性、组织僵化、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理性主义的形式使任何公共组织不可避免地陷入封闭状态中，并且拒绝民主方法、民主思想的渗透。
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设计组织模型时首先把静态的规则看成最重要的，强调规则对组织的重要性。其次，把组织结构分层看作是重要的，强调科层与权力、责任的完全配套。第三，强调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目标的精确性。第四，非常看重官僚制每一层级中个人的质量——是否是一个具备专业知识的技术官僚。在韦伯那里，组织要素的重要性超过要素之间的互动作用。
巴纳德的研究重点放在组织结构的逻辑分析上，也是从静态形式入手分析组织的。他的观点是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重要意义是相同的，组织以什么方式、什么状态产生是判断组织结构、性质的关键，各级组织包括军事的、宗教的、学术的、企业的都是一个协作的系统，它们都是社会这个大协作系统的某个部分和方面。所有的协作行为都是物的因素、生物的因素、人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这些不同因素的综合体。这些协作组织是正式组织，包含协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标和信息联系。在所有的正式组织中都存在非正式组织。正式组织是保持秩序和一贯性所不可缺少的，而非正式组织是提供活力所必须的。两者是协作中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在巴纳德的观点中，协作的重要性显然是建立在更重要的对组织性质的认识基础之上。
同样，法约尔的研究以企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管理理论是“指有关管理的、得到普遍承认的理论，是经过普遍经验检验并得到论证的一套有关原则、标准、方法、程序等内容的完整体系”，有关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不仅适用于公私企业，也适用于军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在1916年出版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中，法约尔将管理活动分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五大管理职能和十四项管理原则，并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和讨论。五大管理职能和十四项原则的重要性超过其他方面。
1937年，卢瑟·H·古立克（LutherH.Gulick）和林达尔·厄威克（LyndallUrwick）发表《行政科学论文集》（PapersScienceofAdministration），提出了“POSDCORB”职能，但仅“代表了1937年的公共行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在许多读者内心深处变成了僵化的‘科学原则’。”[2][P.55]1961年，利格斯发表《公共行政生态学》一文，一定意义上发展了行政生态理论，但他只是把行政行为放在经济环境的简单背景上进行剖析，仍旧没有逃脱组织是一种静态形式的思维模式。
也许，对于一些细小组织而言，以什么样的状态存在并不重要，但对政府组织而言，静态形式的过多考察明显地造成了政府组织的封闭性。
与此同时，传统的行政管理理论和官僚制理论对“行政”与“效率”的理解适应了这种封闭性，并使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3]官僚制范式的流行摧毁了一切公共组织可能有的变革思想，虽然后来许多学者对其弊端进行了批评，但官僚制作为一种有效的组织形态依然长期存在，并且在此后的发展中演变成了另一种形态，即作风。作风表现出来的等级森严、权力集中、惰性严重，没有进去精神，无效率等方面成为一切不作为的政府组织的病症，也造成了事实上的政府组织的严重封闭状态。在另一方面，传统的行政管理理论始终没能摆脱单一的价值追求，过多地围绕“行政”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争论，看重“效率”这一静态结果，而忽视了对民主、公正、回应性、平等动态价值的考察。同时，强调政府行为与政治行为不可分离，政治对政府的控制主要以政策的产出为基础，这样，政府的行为就首先是为政治负责而不是为公众负责，表现出对社会、公众封闭的一面。休斯在“政治控制的问题”的题目下指出威尔逊“要对政治与行政，或政策与行政进行严格的区分永远都是不现实的，而且，美国实行的改革运动并未能实现将政策从行政中分离出来，或是将政治家从行政管理者中独立出来”恰好证明了这一点。[4][P.46]
政府组织的基本特性并不是静态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封闭性状态，“管理职能”一词也不能代替政府的特性，而政府特性的研究也不能长期被忽视下去。抛开有关的争论，仔细审视政府组织的运转运动过程，全面梳理政府的运行轨迹，摈弃影响政府变革与发展的阻力，从一个新的视角全面理解政府组织，我们就会把握住政府的本质特性，促进政府更快、更好地前进。
二、政府的开放性特征
一个完整的社会组织从功能上看，其具备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资源聚集功能，即使各种分散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信息聚合在一起。其二、资源转换功能，即促使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形成新的合力，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合”的目的。其三、能量释放功能，即通过一定的方式释放组织的新能量，实现依靠单一资源无法实现的目标。从构成上看，社会组织的构成要素分为静态要素和动态要素两部分。静态要素构成组织的基本形式，动态要素构成组织的运转过程。静态要素是隐性的，只有通过动态要素才能体现出来。动态要素是显性的，只有在静态要素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政府组织是特殊的组织，其聚集了丰富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聚集了最有效的信息资源和掌握着最大的智力资源，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政府组织可以解决其他社会组织无法解决的公共问题，提供公益物品和服务，满足公共的利益追求。在政府组织中，静态要素与动态要素的构成极其复杂，动态过程所表现出来的特性代表了政府一切要素的力量。在政府组织的多种特性中，开放性最为重要，也就是说政府组织的开放性特征是政府动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最主要的特征，是所有构成要素的本质体现。
政府组织是依靠政治选择建立起来的，公共权力的分享与公共责任的承担要求政府必须以开放的方式与外部建立良性的关系。这不仅是政治民主的需求，也是政府组织自身发展的需求。Allison在其建立的模式中把公共组织所面临的外部构成要素归纳为三种协调关系，即：与同一组织的外部单位或该组织的各个部门的协调关系；与独立组织的协调关系；与新闻媒体和公众的协调关系。[5]开放性正是实现这种协调的前提。然而，现实中的政府组织忽视了这一点，其基本运转过程始终处于封闭状态，因此，必要的协调中总是问题不断。
一些研究者从古典组织理论的视野出发，把内部因素的互动关系看作政府组织存在的基础，而另一些学者包括张金鉴先生则从行政生态的角度把外部因素的互动关系看得很重要。在这些研究中，他们看到了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但对这种关系存在的基础忽视了，开放性正是这一关系存在的基础，能够解决和疏通因内外部关系不畅而造成的行政问题的发生。
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政府组织开放性意义的有力证据是尼古拉斯·亨利（NicholasHenry）的观点，他从相关文献中证实组织模型应该有三种流派：封闭模型、开放模型和综合模型。封闭模型中以韦伯为代表的官僚制理论（Bureaucratictheory）、以泰勒、吉尔布莱斯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Scientificmanagement）以及古立克、厄威克等为代表的行政管理（Administrativemanagement）或一般管理理论（Genericmanagement）三种最为盛行。开放模型中人际关系学派、新组织发展学派、组织与环境互动学派三种最为盛行。官僚制体制所治理的公民和官僚本身是反人本主义的，科学管理追求的效率能够服务于人本主义，也能够服务于其他价值。开放模型与封闭模型根本的差异可归纳为四项感知上的不同：对组织环境的感知、对人性的感知、对组织中操纵理念的感知和对组织在社会的角色和意义的感知。亨利虽然把开放模型的历史起源追到圣西门和奥古斯特·孔德的写作年代，并认可了他们“组织本身则是人性的解放力量”，“强调自发性组织的价值”的观点，[2][P.93-127]但组织的开放模型真正得到实践并不是从理论源头就开始了。因此，认识到组织的封闭模型与开放模型并十分完整地进行理论总结是尼古拉斯·亨利的贡献，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政府组织的开放性意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汤姆·伯恩斯（TomBurns）和G·M·斯道克（G.M.Stalker）1961年在其《革新的管理》（《TheManagementofInnovation》）一书中对开放模型的主要特征进行了表述，也为我们理解开放性提供了参考。开放模型的主要特征是：在不稳定条件下出现的非常规任务；专门化的知识来完成共同的知识；强调目的（ends）（或者把工作完成）而不是手段；组织内部的冲突是由同事的交互作用加以协调而不是由上面来裁决；强调“责任的轮替（sheddingofresponsibility）”；个人对组织整体的责任感和忠诚感；组织被看成一个流动式的网络结构（fluidicnetworkstructure）；知识能够位于组织的任何地方；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不仅倾向于纵向的而且还倾向于横向的；互动方式是为了成果和“建议”（而不是命令），而且以“贵族神话”为特征，包含了上下级最明显的服从关系；强调工作成果以及完成任务的卓越绩效，有时会牺牲对上级的顺从；声誉外部化了等等。[2][P.102-103]组织开放模型的特征是对其开放性的诠释，作为最大的和影响最为深远的公共组织—政府的开放性是政府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直接关系到政府组织的生存状态。
开放性是政府文明的标志，也是政治文明的标志。作为民主政治中的一种基本理念，它是一种渠道，传递民众和社会对政府的呼声和要求，并要求政府以自己的行动做出积极的回应。作为政府追求的一种价值，它是对政府状态的描写，反映了民众对政府评价和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在政府内部与外部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利于政府机器内在运行和外在运行状况良好。政府开放性的基本内涵：（1）政府文明。制度追求与道德追求是政府的重要任务，关心政府的每一成员并实行人性化管理，通过民主的渠道树立政府的威信，通过科学的方法建立政府的信誉，有良好的政风。（2）发展环境优良。政府有能力为自己创造和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并与之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使政治环境宽松，经济环境良好，社会环境稳定，自然环境优良。（3）政府职能独立化。政府的基本职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职能是政府独有的。要使政治职能完善，通过民主与法制的手段确保一切民力得到正常发挥。要使经济职能社会化，通过建立多元的经济主体使经济成份的构成多样。要使文化职能丰富化，文化产品多样和多层次，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追求。要使社会职能健全，最大可能和最全面提供各种社会保障产品、提供人人享有的社会救济和健全的社会福利事业。（4）政府行为公开化。通过行政听政制度、行政采购制度、行政审批制度的完善，使政府在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指挥、行政控制方面的一切政务进一步公开化、透明化，并逐步建立各级政府财务公开制度和各级官员财产公开制度。（5）行政监督透明化。通过对监督目标的选择把政府自身监督与其他监督主体共同监督结合起来，公开监督结果，提出改进措施，确保监督效果。
由于政府组织具有主导地位，政府组织的开放性可以产生不凡的意义。在组织之间，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中公平、民主的意义大于效率的意义；组织无等级与公共政策的平等性；公共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的发展与进步先于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工业化模式是先进政治模式的结晶；组织在纵向和横向方面都表现出网络的稳固性，信息传输渠道畅通，即政府组织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延伸与政府组织的横向展开、私营部门从大企业集团到家庭作坊式经营的纵向延伸与私营部门的横向展开、第三部门的不同类型分割等等，构成了整个社会完整的网络体系，便于各类信息的传输、共享。在实现民主行政的进程中，实现从行政听政到行政财务的全面公开；实现从政府上网到网络政务的全面公开，公文开放浏览，通过网络虚拟办公解决实际中效率底下的问题；实现从人的管理到制度管理的转变；实现政风的根本好转，建立公务人员平等、自由、民主参与公务的机制。显然，在这里，政府的开放性有两重基本价值：一是保证了有效监督机制的运行，通过规制与参与，确立“平行式”监督和“渗透式”监督机制。二是有利于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零距离。
政府开放性以政府开放度为标准。衡量政府的开放度主要应该有三个方面的指标：制度开放指标、行为开放指标和开放进展指标。制度开放指标包括政府制度有多少种可以公开和查阅，有多少种无密级可言，政策和规章有多少可以在公共场所（包括互联网）上公布。百分比越大开放度越大。行为开放指标包括政府决策项目的公开数目，行政听政项目的公开数目和行政听政次数、人数指标和公众的评判指数，以及财务公开的数目。
政府开放性也是有限度的。开放性以不影响政府组织存在、不动摇政府组织作用的发挥为前提。无限度的开放性政府会失去社会价值，会导致全社会无政府状态。有限度的开放性会使政府陷入封闭状态。因此，强调开放性是强调政府开放性理性上的最大化，而非无限化。
过去有关开放性的理解十分片面，仅认为是政府组织的一种简单状态描述，是有关经济、法律、政策等各方面的数据，包括技术数据和程序数据的进一步公开、政务信息公开和简单的行政听政制度，事实上并不是这样，随着政府开放度的加深，开放性的内涵会更加丰富、深刻。
三、开放性与公共管理时代
公共管理时代对政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内容既不同与古典行政学时期，也不同与新公共管理时期，它要求政府以极度开放的姿态应对一切挑战。[*]公共管理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化管理趋势日益明显，公益物品的供给、公共资源的利用建立在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基础上，并且以提供公益物品、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为核心，政府职能市场化、政府权力分散化、公共服务社会化、政府管理企业化和政府治理，这是传统状态下的政府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开放性是政府自治的结果，是政府实现善治的开始，也只有在开放性的特征下，政府公共管理的任务才能完成。
公共管理时代是全球化时代和知识产业兴起的时代，开放性适应了这两大发展趋势。全球化带来新的世界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价值秩序冲击着每一个国家，给每一个政府以新的机会、挑战、权利和责任。只有开放性的政府，才能在这种冲击下获得新的机会，在各种挑战面前解决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依靠政府权力获得政府利益。知识成为商品和知识产业的兴起促使政府间、政府与社会间的互动、协调关系加强。开放性政府就能够兼收并蓄，接受各类知识，同时使知识转化成经济力量。政府也因为获得了更多的知识而变得文明和守信。这两大发展趋势顺应了公共管理时代对政府发展环境的要求，也确定了政府必须有的开放性特征。在问题的另一面，公共管理时代的政府面临着更多的动态性问题（dynamicquestion）、复杂性问题（complexityquestion）与多样性问题（diversityquestion），以开放性的姿态解决这些问题是公共管理时代对政府的要求。
开放性能够解决公共管理时代政府的内部关系问题。政府获得权力和巩固权力需要经过一系列艰难的过程和面对各种各样的关系，政府每一步行动都是各种关系协调、控制与选择的结果。政府的内部关系通常是不透明的，外部关系则是清晰的。在政府内部，政府统治与政府治理的关系、成本与效益的关系、行为与目标的关系、组织与管理者的关系等等方面都表现出极不透明的特点，政府自身利益分割上很难照顾各个方面，利益的侵占与冲突使得政府内部常常出现不应有的争夺与矛盾斗争，必要的妥协与退让很难做到。而在政府外部，政府与市场可以互补，建立政府生态的平衡运做机制，同时，政府与其他利益团体之间通过谈判可以达成一定的协议，通过退让、妥协达到双赢。因此，开放性更强调政府内部关系的开放和透明、利益分割的开放与透明，矛盾的外化和解决矛盾的方法的透明，并由此使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沟通，最终建立“政府内部关系协调，外部关系顺畅”的发展模式。
开放性能够合理地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对国家总权力的分配事实上是由公众委托的政府来承担的，政府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拥有最大的公共权力。在整个社会领域，政府作为独立的社会主体对整个社会事务的安排有更大的主动权和支配权。公共选择理论与委托人理论以经济领域为例，认为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同时需要对方去干预和补救，但这种干预和补救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还是外在制度的安排？显然，是外在力量的作用，这种外在力量正是政府公共权力的力量，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政府更有主动权和支配权。在一个封闭的政府里，政府不会自发地让位于市场的干预，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地进行干预。一定意义上，市场的干预必须取得政府的支持和认可。只有在开放的政府里，政府才会让位于市场，并安排市场合理干预和补救因政府失灵而造成的损失。政府的开放性越强，开放度就越大，有效的市场补充越充分，干预越有效。因此，开放性是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解决政府与市场矛盾的一剂良药。在市场提供有效的服务的同时，一个开放的政府懂得自己应该做的和必须做的事情，即安德森（Anderson）所认为的：（1）提供经济基础；（2）提供各种公共商品和服务；（3）协调与解决团体冲突；（4）维护竞争；（5）保护自然资源；（6）为个人提供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最低条件；（7）保持经济稳定。[4]这样，在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就会最终建立起一个“政府做，市场也做”的平等发展模式。
开放性解决了公共管理中政府的定位问题。在开放理念下，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方面就是政府组织的运行职能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总结、预算与人事七个方面必须是开放的，是在公开状态下进行的，规章制度和文件除过的保密之外，民众和任何社会团体的阅读、查询都是公开的和方便的。同时，政府的基本职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功能必须开放。政治的开放程度直接关系政治文明、政治稳定和民主价值的实现；经济功能的实现完全依赖经济的开放程度；文化的开放与兼容更有利于文化的多元化和文化功能的最终完善；而社会功能的开放可以使更多的社会利益群体分担社会事务，最终减轻政府的负担。在开放理念下，政府的结构应该是透明的，尽管不同级别的政府组织结构模式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的要素是应该清晰的。结构的透明有利于对政府运行成本进行监督，最终建立“透明政府”的结构模式和运行模式。
开放性有利于理解公共管理时代公共政策的实质问题。公共管理时代，公共决策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政府为自身发展制定必要的政策，其二是为社会制定规范和制度，包括符合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使用的规范与制度。政府决策最重要的是坚持民主与科学原则的统一，最广泛的民主意味着决策过程最大程度的开放，一切科学手段的采用意味着决策的正确率增强和能够经得起科学的检验。开放性的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体现民主的原则，可以充分吸收科学家的意见和采用最科学的办法进行决策，使决策体现公共价值的实质，即最大化地满足公共利益和解决公共问题，最终建立“大家决策，大家参与”的科学模式。
开放性确立了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并对政府提出了“做表率”的要求。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核心，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公共利益的分享者，但并不等于政府可以独霸和支配公共领域的所有事务。开放性是政府作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最终建立平等的主体关系，同时更好地体现政府民主、回应性、公正、公平的价值。政府必须以行动证明自己是可以承担和拥有这一核心地位的，一方面所制定的公共政策不仅仅以政府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兼顾社会各个团体，特别是不制定歧视性政策和不平等政策，另一方面保证社会制度的公平与公正。政府是核心、更是表率，政府开放，其他社会组织、包括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也应该适度开放，最终实现“全社会开放”的完整体系。
开放性有利于克服公共管理中政府自利性和非理带来的问题。政府自利性即政府公务人员依托政府肌体实现个人利益和政府内部部门官僚集团为实现部门利益而产生的自私行为称为自利性。政府能力弱化、权力异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共行政中行政无效果、行政灾害称为非理。[9]就运行过程分析，自利性和非理的产生正是由于政府封闭运转，公务人员行政行为缺乏监督，搞内部操作造成的恶果。在开放性原则下，不仅可以提高对政府的监督力度，而且可以有效监督公务人员的行为过程，特别是公务人员在公务活动中的行为，同时，依靠开放的秩序和制度保证一切非理在发生之前就得到遏止，从而减少政府非理下的灾害发生，树立良好的政府威信。
最后，开放性推动了公共管理时代民主化进程。依靠良好的民主的基础，民主行政、民主管理的渠道愈加畅通，民主的结果更加有保证。同时，从经济领域入手改变忽视效率的作风，实现生产要素自由地跨越地域流动，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从政治领域入手完善政府体制，改变政风和党风，实现政治文明，实现民主科学的政治制度的建立。从文化领域入手重塑政府道德，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树立政府威信。惟此，推动中国政府管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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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P.55.
[3].任晓林.官僚制的终结与后官僚制时代的兴起[J].西北大学学报，2002（5）.
[4].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9.P.46
[5].Allison,Graham.“PublicandPrivateManagement:AreTheyFundamentallyAlikeinAllUnimportantRespects?”InFrederickS.Lane.CurrentIssuesinPublicAdministration,NewYork,StMartin’sPress.
[6].任晓林.政府行为“双重效应”分析[J].理论与改革，2000（2）
TheOpenSpecialityoftheGovernment
从单维度转向多维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十六大以来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
高小平：概括地说，行政管理学研究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一是基础理论的创新，加强了对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完善行政管理学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二是政府管理实践问题的研究，加大了行政改革、应急管理、社会管理和政府服务等方面的研究力度，为推进政府改革、提高行政能力、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作出了贡献。三是行政管理技术与方法的创新，更加重视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为政府引入绩效管理、目标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网络管理的方法提供了理论与技术咨询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年来，行政管理学的成就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取得的？有哪些鲜明的特点？
高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发展历程，可以从改革和创新两个维度来分析，并划分为两大阶段。从1978年到2002年，是以改革为引领、创新蕴涵其中的时期，重点放在改革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传统行政管理体制、职能和组织结构；2002年之后，进入到改革和创新并重、创新引领的时期，重点是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转变职能，创新行政流程、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近十年正处于第二个阶段的开始期，或者说是两个阶段的转换期。我们分析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的成果不能离开这个背景。
通过回顾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行政管理学从研究改革为主向改革与创新并举发展，从研究实践为主向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发展，从通过个别问题的拓延性研究为主向系统化研究指导下的对策研究为主发展。行政管理学研究从以往的单维度研究（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转向多维度、全景式、精细化研究，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大体系相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语境中建立行政管理研究的新坐标。
借鉴国际成果 打造中国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行政管理学发展进程中，国际学术流派和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
高小平：对。人类关于管理和治理的研究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其知识体系呈现交叉性、辐射性和融合性。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不断深入，得益于学科的分化整合过程与国际化“生态”的有机结合。行政管理学是综合性学科，科际整合特征比较明显，研究行政管理学必须研究行政生态，即行政的经济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学科生态，才能获得“生态动力”。
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借鉴国际上的研究成果。国内多家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翻译了一大批国外行政管理学领域的经典著作、教材，向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介绍西方行政管理学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动态，举办或参加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从2005年至今，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起，电子科技大学与国际知名学术机构共同主办的公共管理国际会议连续举办了五届。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注重行政管理学的中国化，打造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其在学科和理论上的影响力已超越了行政管理学自身的范围，成为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把行政管理学科的基础打造得更加牢固，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者不断加强对行政管理基础理论和深层次问题的研究，展开了行政哲学、行政方法论、公共性思想、行政战略、行政伦理等内容的思考，十分关注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对现代化的意义。2003年4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与南京财经大学联合召开“全国行政哲学研讨会”， 此后每年或两年召开一次行政哲学研讨会，聚集了国内行政哲学研究的力量，涌现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论文，深化了对行政哲学本身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这对于运用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去研究和解决全球化背景下行政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行政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建立学术理性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积极为政府管理改革建言献策
《中国社会科学报》：行政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请您谈谈这十年来行政管理学研究是如何为政府改进行政管理发挥作用的。
1、政府职能转变的着力点
一是要明确政府是什么、干什么。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在宏观领域诸多缺位、不到位的现象。在微观层面又存在越位、错位的诸多现象，并有固化的趋向，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制度。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要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界定各自的职责边界。政府要管住管好应管的事，市场能办的多放在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二是通过“回分开”，政府职能回归本位。政企分开，把主要精力和资源放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经济改革发展的内生动力。政社分开，就是要遵循强政府大社会的思路，让渡社会空间，还权社会组织，使社会组织成为社会主体，在政府主导下构建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只有政府职能回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位，才能真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上来。
2、工会的社会组织特征
(1)工会是非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也称非营利性组织、非政府组织。美国学者萨拉蒙和安海尔对非政府组织的界定较为经典，他们认为，凡是具备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特点的组织，就是非营利性组织。国内一些学者大多以此为据提出社会组织有六大特征或十大特征。实际上社会组织的根本特征在于非营利性（公益性）和自治性。联合国的国际标准产出分类体系把工会归为非营利性组织，一些国家的研究机构也把工会列入非营利性组织。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但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组织，是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职责，是非营利性组织，符合非营利性组织的基本特征。强调工会是非营利性组织，其目的在于把工会与党政和企业等组织区别开来，在社会结构体系中具有独立性，对社会公共事务有自己的立场，对审视和处理相关问题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方法，不谋取职责之外的特殊利益。当然工会自身应进一步克服机关化行政化,在依法依章程独立开展工作上有所创新、有所作为，回归社会组织的本来属性。
(2)工会是现代社会组织体系中的核心组织。组织基础雄厚。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2万个。2012年9月底，建立基层工会组织266.6万个，覆盖企事业机关单位616.6万个，工会会员达2.8亿人。这些资料表明工会规模大、覆盖广，是全国最大的社会组织。组织系统完备。中国工会是以区域工会为主，与行业工会相结合，以全国总工会为中央枢纽和指挥中心，以基层工会为基础的组织系统。组织构架合理，组织网络畅通，便于统一行动，形成合力，取得社会实效。组织骨干成熟。工会与职工有着天然联系，广大工会干部植根生产一线和职工之中，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服务职工的实践中，在固本强基激发基层工会活力的活动中，广大工会干部的宣传、组织、引导、协调、服务和维护能力全面提升，相当数量工会干部成为工会工作和社会工作的行家里手。组织协调有力。协调能力是工会的基本能力。协调与党、政府的关系，找准位置、发挥作用；协调劳动关系，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协调社会关系，找准利益结合点，聚拢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资源。协调是工会参与社会建设的基本方式，正是协调使工会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得以显现。总之，工会是社会组织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建设中不可替代的核心组织。
3、工会的社会结构
“结构”这个概念是指任何事物的基本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社会结构是社会组织、社会群体或社会基本构成部分的相互关联的方式。社会结构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各个构成要素相互作用，呈现出社会的整体功能，并在互动过程中把自身与其他构成部分区别开来，展现自己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和特定的社会功能。工会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是职工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这是我们国家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结构，其实质就是党、政府（国家政权的人）和工会的内在关联方式和相互行为模式。工会社会结构的设置基于两点：一是工会的本质特征。工会是以阶级性为前提，以群众性为基础的，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组织。工会是阶级性与群众性的统一，政治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体现出工人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和执政基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会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性、鲜明的阶级性和广泛的群众性内在统一的组织。二是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是为了维系社会运行秩序，依据社会组织的特征和功能，以政治或法律权威的形式确定、规定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职责。工会的社会结构确定了工会是党领导下的工会，是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工会，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工会。但工会不是政治组织,不是国家行政机关的附属物，而是遵循社会组织的运行规律，以社会组织的身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会是具有政治属性、制度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统一的组织。作为基本的社会结构，其核心价值取向、关联方式和相互作用形式是稳定的连续的。由于政府职能转变，工会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必将引发工会社会活动空间的拓展和维权领域的延伸，工会的社会属性凸现出来。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是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社会组织是党领导下的真正主体，是社会治理的主要角色，是处理社会事务的主要承担者，也是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主要合作者。作为现代政党，必须拥有广泛的深厚的牢固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党与社会应该紧密融合。刚刚结束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初衷也在于此。工会作为党靠得住信得过的组织，坚持政治属性和制度属性是工会的政治方向和资源优势，是必须坚持不可动摇的。但也要高度关注工会的社会属性。党要继续保持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领导权，必须重视对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掌控，扶植社会组织，支持工会在自主、自治、自律的基础上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主体作用。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工会与政府是合作伙伴关系。政府是国家发展和管理的主要承担者，不应当包揽操办社会领域的具体事务，本着党政所需、职工所盼、工会所能的原则，把更多的资源和手段赋予工会组织。把哪些资源和手段赋予和以什么程序方式赋予应有一个制度设计，赋予工会组织应视为是工会的一种权利，必须进行相应的权利匹配和设置，这样才是现实的可兑现的。双方的合作应是身份平等的，由于职责和角度不同，主要方式是协商共谋以求共识，但出现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否则就没有协商的必要了。对此双方要以诚意为基础，相互包容，对一些重大的意见分歧也可以用谈判的方式，在相互妥协中取得共识。
二、工会参与公共管理的理论要点
1、公共管理的内涵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是社会建设的两大支撑点。社会管理体制、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社会组织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都是以其为基础，为中心提出、形成和构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两个既有区别又紧密关联的概念。社会管理是政府制定提供法律、制度、政策等权威性的规范，保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各项权利，维系、保持和创新社会秩序，使社会处于和谐稳定的运行状态，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基础。公共服务属于二次分配的范畴，是政府通过制定出公共政策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一定的资源配置结构决定社会利益结构和公民利益实现的状况，对人们的生存、发展和幸福体面具有重要影响。社会管理关注的是社会秩序，公共服务关注的是社会利益。在社会建设的实践中公共服务是社会管理的前提，只有优质高效公共服务改善民生，良性的社会秩序才能形成公共服务又是社会管理的内容，只有把公共服务纳入社会管理之中，公共服务才会有法律、制度保障，取得应有的预期效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互为因果、融合共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有机结合成为公共管理或公共治理。公共管理是政府职能从对社会的管理转向民主治理的分界线。
2、工会参与公共管理的理论重点
(1)公共管理的民主特征。其特征是：一是由于经济社会关系复杂化和利益诉求多元化，必须建立有效平衡社会利益关系的民主法制程序。在政府和公民之间建立民意的通达渠道，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保障社会组织的参与权、协商权和谈判权。二是市场经济的衡量标准是效率和利润，社会建设的衡量标准是公平和正义。要保证全体公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尤其要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进行帮扶救助，这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组织的责任。与此相对应必须建立一个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相协调、相平衡的经济社会体制结构。三是社会组织是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中介，是双向沟通的关键环节。公共管理只有充分体现社会各个阶层、群体及其所代表的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才能形成社会共识，凝聚社会合力，为改革发展稳定奠定广泛的民意基础。
(2)参与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概念，本质上是一种意义关系，即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有意义，双方才能构成内在的价值联系。在公共管理领域，政府各级决策者的价值取向是在一定价值观的指导下，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对社会行为、社会政策做出选择。参与作为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有以下几个要点：一是政府的公共管理方式必须要和社会进程、社会心态相适应。幸福经济学的奠基人伊斯特林1974年曾经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即一国的经济增长未必会换来生活满意度的改善，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如果公共管理与社会进程和社会心态不适应以致发生脱节，政府投入再多的努力，也难以获得理想的效果。现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人均GDP已达61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在社会绝大多数人解决温饱之后，人们的社会心态发生了质的变化，更加关注自身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更加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公共参与意识开始觉醒并正在逐步增强。对此政府必须在转变职能的过程中，自觉调整思路，赋予公共管理新的内涵，以适应新变化，体现时代性。二是我国公共管理中的主要矛盾是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增强与参与的途径、制度机制阻塞不畅。其社会表现就是“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症结何在，根本还是公众参与不足造成的“心理对抗”。政府在公共管理中要整合组织资源、制度资源，搭建对话平台，创新诉求载体。社会组织要把自己所代表的社会成员分散的、模糊的、甚至情绪化的诉求，通过组织、引导、教育、约束，在体制内有序理性的进行表达，不断满足其诉求的合理部分。经过努力建立具有鲜明的多元参与、政府合作、民主治理、生机活力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的公共管理。三是公众参与的程度是分层次的。普通公众大多关注与其自身生存发展相关的最直接最具体的利益。组织引导公众参与公共管理必须要找准政府和公众的利益结合点，激发参与的兴奋点，提高参与率。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的目的是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以实现和满足其利益诉求。这就有一个参与与政策产出的关系问题，即参与的结果如何。如果参与与出台的政策无关或相背，没有打上参与的烙印，其参与的热情就会下降或成为摆设，影响政府公共管理的效果和公信力。
(3)参与中的权利和利益关系。参与是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法定权利，参与背后的驱动力是权益。权益的基本内涵是权和益的统一。权利既是人们参与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的前提和条件，又是人们力求获得的某种资源和力量。权利是权益的根本属性，受法律保护，不能随意剥夺，而利益则是权利的物质基础，是权利的具体内容和外在表现。在权利和利益的关系中，权利伏于利益，制约利益。因为权利是利益的归属和所有的证明，规定着利益的正当性、合法性。没有权利作为前提，利益就可能产生随意性，或成为一种临时性措施，或成为一种恩赐，或成为一种虚假的扭曲。政府职能转变，界定社会组织的职责，首先要匹配与职责相应的权利，而参与权是获得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参与其中，才能展示作为，发挥作用。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就是维护其权利和利益。依据工会参与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点，可以作出清晰的判定：政府的管理正从集中走向分散、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垄断走向参与。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参与是公共管理的内在要求，是公共管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主要的影响力。参与的理论基点使工会参与公共管理更具自觉性、合理性和持久性。在参与的过程中，一方面维护职工的法定权益，提升职工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另一方面加强工会与政府的合作，与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利益协调。这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危机，减低运行成本，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是一个增加社会正能量，积累社会资本的过程。
三、维权服务是工会参与社会管理的切入点
1、维护职工的企业权益
(1)劳动关系是利益关系。企业是生产社会财富的经济单位，是职工赖以生存的场所。劳动和资本是两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只是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结成劳动关系，把双方的利益统一在企业之中成为利益共同体。职工的利益与劳动关系的和谐程度成正比关系，恩格斯说：“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赖以旋转的中心。”这一论断的现实意义是劳动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经济基础，在社会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对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有决定性影响，是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基本尺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是劳动和资本的利益交换关系。在交换过程中，劳动者唯一有用的东西是劳动力，作为利益主体可以选择资本，但由于资强劳弱的态势余地不大。市场经济有三个固有属性，即经营活动的自主性、经营环境的竞争性、经营目的的趋利性。这三个属性使市场经济有两重性：一方面是积极作用，用市场经济原则合理有效配置资源，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活力，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是消极作用，市场主体出于追求利润的动机，可能会压低劳动力的成本价格，损害职工的公共利益，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作为劳动者一方为了自身利益也会采取合法或非理性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力图使客观利益最大化。劳动关系是一个共生共荣、相生相克、平衡有序的矛盾概念，是一个为了利益而依存，为了利益而分离的矛盾关系。单个的工人难以维护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维护工人的利益是建立工会的本原性原因。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是工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否则工会就失去了根基，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会履行基本职责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维护职工的就业、工资、劳动安全卫生等基本利益,把职工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另一方面，缓解、化解劳动关系中矛盾冲突因素，使劳动关系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中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这是工会参与公共管理的基本途径和核心手段。
(2)劳资利益相对均衡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关键环节。公平正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是公共管理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状态。公平正义的内涵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其本质和现实的体现就是社会和谐。“和谐”的词义是“配合得适当和匀称”，也就是说事物构成部分，要素位置得当、实力相宜、利益均衡、运转协调的状态。就劳动关系而言可做两点理解：政府、企业、工会（职工利益代表）的体制、制度结构科学合理，职责清晰、依法履职、到位有力；劳资双方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利益相对均衡，不能差距过大。要实现劳动利益相对均衡，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必须具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法律保障。在现实的劳动关系中，政府、企业和工会之间互动时，政府必须秉持中立立场，并依法规范政府、企业和工会的行为。由于资强劳弱是一种社会常态，劳动立法、劳动政策必须向劳动者倾斜。如果政府与资本结合，官员与商人勾肩搭背，必然会产生权力寻租，行贿受贿，这是某些官员腐败的重要根源。为一己私利或小集团的利益推出的制度、政策必然会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损害职工的合法权益。扩张是资本的本性，追求利润是其内在的驱动力，但这是有限度的，其底线就是不能侵犯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一些聪明的有远见的企业家视和谐劳动关系为资源，是竞争和招商引资的重要载体。但也有一些不良企业雇主为了降低成本、追求利润，违背法律、丧失良知,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实践证明，权力的失衡必然导致利益的失衡，受损的一方是职工，这就为劳资冲突埋下隐患，或直接引发突发事件，对社会和谐构成威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公共管理、稳定社会秩序、平衡劳资利益关系必须构建法律制度保障体系。法律具有规范性、权威性、强制性。规范性是指，以法律形式将市场主体的合法地位、合法权益定型化，市场竞争规则定型化，市场运行秩序定型化，避免权利寻租和不恰当的行政干预；权威性是指，法律规定为全社会的所有组织和个人所接受、所遵循，具有普遍的社会约束力，不允许任何个人和组织拥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极强制性是指，一切违法行为都要予以追究，依法惩处，违法行为必须付出相应代价。当前已经大体有了一个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法律体系的框架，应进一步整合法律资源，完善劳动立法的法律体系，应把利益协调、表达诉求、矛盾调处和社会保障的有关内容法律化，在立法中体现出来。工资协商共决是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核心举措和基本方式，应以此为中心，尽快推出完善相关立法，如工资法、集体合同法、工资协商共决条例等。要做好相关法律条例之间的衔接，加大执法检查和监督的力度，确保工会参与公共管理的法律地位，提高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效。动关系矛盾的产物，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推动力量，是工会职责的内在要求。工会依据关于工会的理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关系性质做出科学判断：劳动关系是利益关系，是劳资双方的利益差异，但劳动者和雇主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劳动关系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主张用协商谈判的方式，不提倡、不支持、不鼓励用对抗激化的方式解决劳动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为此，提出了“规范有序、公平合理、互利双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理念，提出了“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的企业工会工作方针，从其中的内涵显示出工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就是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这是在资强劳弱的企业环境中的利益平衡，是通过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实现的利益平衡。平衡才能稳定，失衡就意味着职工利益屈从了资本的利益，成为雇主的附庸，可能引发劳动纠纷或利益冲突。平衡是相对的，动态的，是以劳资双方博弈的实力为后盾的，职工利益的后盾就是工会。建设一个强大的工会需要诸多条件，就工会自身而言，应着重把握两点：首先取决于工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程度。我国工会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又自上而下成为组织体系。统一的工会组织体系，便于用一个声音表达职工的利益诉求，用统一的行动表达职工利益诉求的力量。企业工会是工会的工作基础和组织基础，处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前沿，是工会的力量之源。工会十四大以来，全总推出多项举措,大力加强基层工会特别是企业工会的建设。2007年出台的《企业工会工作条例》是一个有创意、系统的可操作性的内部法规。虽然在全社会宣传力度欠缺，有些条款还未真正落实，但其方向性指导性是不容置疑的，是有标志性意义的。经过各级工会的共同努力，企业工会对组建工作进入到质量并举、量扩质优的新阶段，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能力大幅提升。截至2012年，全国签订集体合同224.3万份，覆盖企业579.43万家；职工2.67亿人，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122.8万份，覆盖企业308.2万家，职工1.5亿人。各级工会建立1.3万个法律援助机构，近10年来累计受理职工法律援助案件44.4万件。企业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主体地位、基础作用充分彰显出来。当前,非公企业成为劳动关系的主体，非公企业职工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农民工成为职工的主体，由于体制和企业工会的维权能力还有不适应之处，工会组建空间依然很大，切实维权难度尚存。应进一步贯彻“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会工作方针，组建工会的重点应放在小微企业和农村乡镇企业，维权重点应放在非公企业（因劳务派遣用工国有企业也面临阶段性维权难题）。要固本强基加强企业工会的制度建设。全总应对企业工会的制度提出一个顶层设想和基本要求及大项的制度目录，同时给企业工会留有自主量裁的空间以适应企业的实际情况，要把企业工会的日常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和维权制度结合统筹起来，构成企业工会制度的整体合力，既要保证企业工会的运行秩序，又突出企业工会的维权实效，发挥制度建设的最大作用和功能。工会是职工自己的组织，应进一步确保和落实职工的主体地位，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企业工会主席的直接选举，切实解决非公企业工会主席身份独立的问题。再次是会员和职工的“讨价还价能力”。所谓“讨价还价的能力”是指工人在经济系统的位置而形成的力量。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劳动力市场讨价还价的能力,会员和职工有雇主所需要的稀缺技术，具有职业转岗和自我创业谋生的能力；另一种情况是在工作现场讨价还价的能力，会员和职工在严密整合的生产过程中处于关键部位和工作节点上，对生产的运转流程起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提升职工的地位和份量，令雇主不敢小觑。工人有知识有技术有能力才有力量。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建设一流的产业大军是工会的历史责任。从一定意义上说，工会帮助解决职工日常生活困难是“小帮扶”，提高职工的技术能力是“大帮扶”，是从根本上长远上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不断扩大职工的人力资本，提升职工“讨价还价的能力”，会对雇主形成一种强大压力，能有效制约扼制资本的贪婪，促使企业善待尊重职工，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在工资协商共决中增添了工会谈判的实力，促使不想谈不愿谈的企业走向谈判桌。会员和职工“讨价还价”的能力是工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力量之源。提升职工“讨价还价的能力”重点是农民工，我国现有农民工2.6261亿人，60.5%是初中文化程度,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愿望非常迫切，继续学习的心情非常迫切。知识技术能力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立足之本、创业之基。这有利于积累工人阶级素质，优化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有利于提升职工获取收入的能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为实现体面劳动创造前提；有利于阻止和消除利益固化和代际社会身份的固化，实现机会、权利、规划和结果平等，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利于社会有序流动，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提高职工特别是农民工的知识技术能力要以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为指导思想，职业教育与岗位培训相结合，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统一，建立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建立健全向农民工免费提供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制度，确保培训质量，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创新培训载体，大力开展岗前、岗中、岗后培训，开展劳动竞赛、技术协作、技术攻关活动。创新职工成才通道，合理确定职工的发展预期，创新劳动模范工作室的职能，使之成为广大职工成才的孵化器。
2、维护职工的社会权益
(1)公共管理是工会的维权领域。公共管理中的公共服务是公民权利与国家责任之间的社会关系。界定公共服务有两个标准：一是使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向公民及其家属提供的各项服务；二是满足公民的直接需求，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生存和发展及博物娱乐等公共设施。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主导和主体，是提供公共产品的基本承担者，是任何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公共服务的基本特征是普惠性和均等性。公共政策是公共服务的实践形式和基本手段，以法律、政策、方法和措施等形式对公共服务进行制度设计和调控。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事关人民的福祉，与职工的权益、生活紧密关联。职工是公共服务的受益体，工会要时刻关注公共政策对职工利益的影响，凡是涉及职工和社会利益的问题要有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主张，通过政府协商合作，谈判博弈，使之成为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职工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工会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对公共政策的补充和丰富，修正和完善，这与政府的初衷是一致的。
(2)工会社会维权应把握的基本关系。一是关注民生与工会维权的关系。关注民生就是社会成员如何从社会和政府那里获得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是党和政府社会建设目标和价值取向，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明确回应和表达。民生领域可以说是阶层、群体利益差异凸现的领域，也是社会公平正义与否表现明显的领域。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对GDP崇拜的惯性，地方经济与改善民生对立起来，冷漠忽视民生，甚至压制挤掉民生。现在的问题是公民日益增长的民生需求与政府公共政策不到位，提供公共产品不充分成为民生领域的主要矛盾。普通的生产工人、农民工、退休工人是工人阶级主体，但在社会分层结构中都处于弱势或相对弱势，是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社保难等诸难的主要承担者。工会关注民生，在尽其所能为职工提供帮助的同时，更要积极参与，在社会源头上维护职工的权益。二是职工的社会权益与企业的劳动权益的关系。职工劳动权益面对的是资本，社会权益面对的是政府，这实际是一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一次分配是职工劳动力的付出，获取的是工资报酬，再分配是职工的公民身份，社会权利获取的是社会利益。在一次分配中有四个要素参与，但要确保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保持职工工资与企业利润同步增长。就业和工资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是职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职工的社会权益是企业权益在社会领域的延伸，是由政府作为调节主体，以经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依法律政策来贯彻实施的。与一次分配相比政府作为的空间是相对较大的，在政府公共服务中占有基础性地位。一次分配要公平，再分配更要公平。职工劳动权益与社会权益相辅相成、相互叠加，形成职工的利益链条，这对降低职工的生活压力，舒缓心理焦虑，维持平和心态是有意义的。当然职工的社会权益只是发展权益的一部分，社会权益也不是职工权益的整体。在公共管理领域工会关注是与职工相连，与劳动相关，尤其是公共政策中涉及职工具体利益的部分,这应成为工会维护职工社会权益范围界定。三是工会帮扶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关系。工会作为职工群众自己的组织，关心职工的疾苦，满足职工的需要是工会的责任。各级工会大都建立了帮扶中心和帮扶体系，职业介绍、职工素质工程、法律援助、金秋助学、困难患疾职工救助等成为工会的品牌，在职工和社会中产生广泛影响。这些都是公益性的，是工会社会组织本质属性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会帮扶中心提供了一定范围的公共服务，是公共产品重要的提供者，是政府公共服务的有益补充。政府的公共服务是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构建保底线、广覆盖的社会服务体系，但职工有不同于社会公众的特定需求；同时工会不是行政权力组织，且经济资源有限，难于进一步拓展帮扶领域和帮扶内涵。政府再大也是有限政府，难以包揽一切，政府购买服务是国际上的普遍作法，与社会组织合作成为潮流。政府职能转变，政社分开其主要的价值指向就是从社会的具体事务中分离解脱出来，运用一定的权力和经济杠杆，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把社会的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承担公共责任，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实施载体。逐步形成不花钱也办事，少花钱多办事，花了钱办好事的局面，引导社会聚集正能量，释放正效应。据此，应把工会对职工的帮扶纳入公共管理范围，成为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有利于政府把更多的资源和手段赋予工会组织，增强工会帮扶的经济实力，使之常态化；有利于满足职工的特定需求，增强工会帮扶的针对性；有利于工会与政府有关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协调合作，增强实效性。这里需要注意几点：一是确定购买范围，主要是职工职业介绍招聘、技能培训、生活困难救助、患病致贫、社会工作者聘用（这是解决非公企业工会维权瓶颈的关键环节）等；二是做好政府购买和工会承担的续接传承，把民政部门承担的有关职工的公共服务交给工会来办；三是可以考虑建立困难职工帮扶基金会，由政府主导，以政府、工会、企业和社会共同出资构成；四是还应进行制度设计（应把农民工包括其中），完善相关法律，加强监督管理。
关键词：危机管理；规章制度；管理理论
一、危机与危机管理
“危机”在汉语中的解释：危：不安全，危险、危殆、危言、危难；机：事物发生的枢纽，生机、危机、契机，由此可得危机是由危险和机会两个词组成，既危险，又意味着机会。著名的危机管理大师巴顿认为，危机是一个会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大事件，这种事件及其后果可能对组织及其员工、产品、服务、资产和声誉造成巨大的伤害。由此可见，危机具有危害性、不确定性、突发性、紧迫性等特点。
高校危机管理隶属于公共管理，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机动性强的管理过程。主要指组织或个人针对当前或潜在的危机，于事件发生前后，采用科学相应的措施，调集资源，迅速恢复稳定，注重信息畅通、回馈，有效地预防、处理、化解危机。危机管理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预防、控制、善后处理。
二、高校危机与高校危机管理
从1998年开始，中国高校开始扩招，学生人数剧增（如图1所示）。
高校是社会组织机构重要成员之一，其危机管理问题不仅关乎自身稳定发展，也直接影响国家公共管理安全的整体和谐发展。近几年发生的高校危机表明，更多、更复杂、更不可预测性的各种危机随时可能发生。一件件惨痛和严峻的事实都在提醒我们高校危机管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重视强化高校危机管理体系，健全完善管理机制，加强管理意识，深入稳固预警机制，全方位构建科学、有序、积极、与时俱进的高校危机管理体系意义重大。
高校危机管理基本特征：
1.及时性。高校危机发生虽然可以有一定程度上的预防，但是可变因素太多，真正发生始料不及，这对高校领导层和师生都是一个高难度的考验，所以针对及时性这一基础特征，高校领导层在突发危机事件中要快速反应、决策、执行。
2.目的性。高校突发事件危机管理有明确的管理目标、管理范围、管理活动，在遇到突发危机意外事件时无法用制度解决问题，必须把危机管理目的作为行为准则。
3.持续性。因为高校特殊的管理人群，特殊的管理活动，决定了高校危机管理是一个持续、长久，需要不断完善、改良的过程，并具有不确定性。
三、国外危机管理框架、措施
国外针对危机管理的研究起源较早，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菲利普・库姆斯出版《世界教育危机――八十年代的观点》，书中正式提出教育危机研究。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希斯在1997年出版危机管理研究经典著作《危机管理》。
国外的危机管理研究相对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学科交叉研究。
2.有一整套自成体系、成熟的研究方法，有效提高了针对高校突发危机事件处理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
3.危机管理研究成果和政府政策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在有效的研究成果能够被国家的公共政策制定所接收，理论与实际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国外学校危机管理以政府相关政策为依据和框架，各个学校成立危机反应小组，由学校领导层组成，及时处理和有效应对各种校园危机。如美国学校制定危机管理的法则在美国教育部《指南》中有明确规定。
学生安全是学校危机管理计划的主要部分，如意外伤亡、交通事故、自杀等，同时也包含危急事件的应对策略，如火灾、恐怖事件等。针对危机处理的培训在危机管理措施中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如危机事例讲解、事态发展过程回顾、实习演练等。同时，建立有效、快捷的网络通讯平台，对危机的预防和及时、有效处理十分重要，信息的不健全和迟缓完全可能导致事态进一步恶性发展。
四、目前我国高校危机管理现状分析及思考
随着社会转型，高等教育改革、扩招，我国高校内、外部关系更加复杂，面对的问题和环境也更加多元化。相对于国外的高校危机管理体系，我国大多数高校的危机管理体系还不够成熟，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学校重要管理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危机管理，但在我国传统思想中，学校是一个让人觉得安全、稳定的场所，危机的发生率很小，所以我国高校相对国外发达国家而言危机管理意识不强。在现今这个信息海量、各种不可预料因素急剧增加的大环境中，如果高校领导层和全院师生还是没有增强危机意识和危机管理意识，那么遇到突发性的各类危机事件，就会无所适从，影响和谐校园的建构。
随着媒体、网络的高速发展，信息日趋透明化，信息的传播快、广、准，社会和政府都对高校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高校出台某一新措施，很可能会引起全社会的共同讨论，所以高校必须更为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必须更加科学、严谨地制订各项规章制度，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我国高校危机管理制度目前还不够成熟、完善，因此，借鉴、学习先进国家成熟的危机管理理论和经验是非常有必要的。
高校危机事件不可避免，但是如何预防和阻绝突发危机事件的发生，如何在危机发生时及时采取措施，快速合理化地处理，把事态控制住，把损失减少到最低，是一个需要我们长期探讨和研究的课题，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薛澜，张强.SARS事件与中国危机管理体系建设[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2]王丽芳，王奕.我国高校危机管理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华北科技学院学报，2007（3）.
论文关键词:泰罗;科学管理;管理主义;经验管理;工具理性;社会理性
弗雷德里克·泰罗是古典管理时期的开山鼻祖，开创了管理学发展史上的科学管理原理学派。然而，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和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泰罗的经典管理思想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非议和挑战。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科学管理原理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工厂的劳动生产率，管理的哲学基础是亚当·斯密以来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管理方式是一种“大棒加胡萝卜”的物本管理手法，已经适应不了新时期的要求。更有甚者，有人简单地把科学管理原理与人际关系学派思想对立起来，认为科学管理原理是一种冷酷的非人本管理，因此，在人本管理已经成为普适管理价值的今天，泰罗的思想更是显得格格不入。那么，泰罗的管理思想是否真的过时了呢?我们到底应该以怎样的一种态度，看待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地位呢?本文从管理学说和管理学理论的历史演进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它开创了公共行政学的管理主义研究途径，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并注重组织管理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型。
一、开创公共行政学的管理主义研究途径
当代美国公共行政学家戴维·罗森布鲁姆认为，自伍德罗·威尔逊以来，公共行政学开创了三种研究途径，即管理、政治和法律途径。而管理途径又可区分为两派，即传统(正统)管理途径，以及当代以革新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NPM)。公共行政研究的传统管理途径可追溯至19世纪美国的文官制度的改革运动。当时为消除政党分赃和官僚腐败给美国联邦政府系统带来的祸害，改革者提出“政府事务中具有商业性质的部分应当以一种完全企业化的模式运作。”传统管理途径的思维和逻辑主要是建立在政治与行政分离的观点之上的。任职于1913—1921年的威尔逊总统提出，应该用(企业)行政管理的稳定原则———企业式原则来指导公共机构的运作，认为“行政的领域是一个企业的领域”。因此，为了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我们应该以私有企业的行政管理为榜样，所谓行政问题就是管理问题。根据传统管理途径的观点，公共行政的意义在于追求效能、效率以及经济的最大化。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普遍掀起了一场政府改革运动，其矛头直指政府的机构膨胀、职能臃肿、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由此也推动了公共行政研究新的热潮，催生了公共行政研究的新管理途径。所谓新管理途径，一般又称为新公共管理(NPM)途径。与传统管理途径之发源相类似，这一新途径也主要是改革取向的，以期改善公共部门的绩效。新公共管理途径包含诸多改革假设，比如，公共行政的焦点应放在获取结果而非遵循程序上;公共行政在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面应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公共行政应强调顾客导向的观念，等等。与传统管理途径观点相类似，认为公共行政是非政治化的和企业化的，这是新公共管理途径的根本。在罗森布鲁姆看来，从价值、组织结构、对人的认识、认知模式、预算、决策观、政府职能等几个特征来说，尽管公共行政的传统管理途径和新管理途径之间存在不少差异，但总体上看是殊途同归的，崇尚效率和系统管理是其不二法门的哲学基础。而追根溯源，管理途径作为现代公共行政学的一种主流研究途径，历史上滥觞于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可以说，正是泰罗的学说，奠定了管理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合法性地位;也正是泰罗的思想，启发了威尔逊的研究灵感，从而触动他去吸收和借鉴私营部门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技术，写出了流传百年的《公共行政之研究》，进而创立了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公共行政科学。
泰罗通过对时间动作制、职能工长制、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制的亲身体察，发掘出现代组织管理中的重要法则———效率法则。在他看来，劳资双方都应崇尚科学管理工艺，追求生产率的提高，以实现双赢的目的。着名学者欧文·休斯认为，工厂装配线是体现泰罗思想的主要的社会领域，但政府运用科学管理的时间并不比它晚多少。因此，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泰罗当时就认为，科学管理可运用于公共部门的原因在于:它提供了政府中官僚制组织形式的运作方式，是一种最佳方法，其系统控制的思想非常符合僵化的等级制、过程和惯例。标准化任务及按其操作的工人与传统的行政模式是吻合的。甚至利用秒表计时进行绩效测量的做法在庞大的官僚组织及其分支中也较为普遍。
在泰罗其后的近百年时间里，尽管人际关系学派、管理决策学说、权变组织理论、知识管理理论等各种管理学说和理论流派层出不穷，众说纷纭，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然而，泰罗开创的传统管理研究途径，以及由其衍生的新管理研究途径，始终是公共行政学的正统研究途径，并未受到其它学派和研究途径的冲击而被边缘化。正如美国着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所指出的，二战后管理学科领域出现所谓“理论丛林”现象，这使得泰罗等古典管理学者的观点被人发展得过于枝蔓，先后出现6个甚至11个学派的混乱局面。但很多学派其实是标新立异，只是迎合了社会的需要，在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其科学性值得质疑。而惟独由泰罗开创的管理科学研究途径，其合法性一直经久不衰甚至有久尔弥坚之势。对于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历史地位，博兹曼提出过一个更具结论性的评论。他说:“科学管理在教科书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在公共行政的实践和政府研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对科学管理和科学原则的信奉迅速扩展并使其流行的正统做法，公共行政和公共行政人员的影响达到了顶峰。科学管理在1910—1940年期间一直对公共行政起着支配作用，它使公共行政具体化为一个学术领域。”
二、推动传统经验管理范式向现代的科学管理的转变
科学管理原理的本质是一场思想或精神革命，它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倡导新的科学管理精神，推动了传统经验管理范式向现代科学管理的转变。关于这个问题，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一文中曾多次提醒人们不能只重技术而忘记了它的精神实质。他说:“科学管理是通过研究和实践发展起来的，它是以测量手段和工程技术为基础的，用科学的调查方法，根据实际而不是传统来决定所能完成任务的正确方法”“具体体现在科学管理的‘四个原理’上。不仅是管理手段上的，更是管理理念上的。”因此，“他自己由于对大批的所谓‘效率专家’借用了他的方法而忘却了他的基本原理而感到苦恼”。管理学家邓恩评论道，“科学管理的‘措施’绝不等同也不应取代科学成本核算方式等等的管理技巧问题，而后者则是一种坚持收集数据、列表分析并将知识应用于解决工业社会问题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是倡导一种全新管理范式的‘思想革命’。”
为什么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本质是一场思想或精神革命，而且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呢?这是因为泰罗一反传统的经验沿袭方法，采用科学的途径来解剖管理生活，探究管理的内在规律和普遍原则。他把科学视为良好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在他之前，没有数据，没有理论、原则或制度，就没有人会相信管理能出效益，人们也不会把管理看成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比如，此前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就意识到管理是土地、劳动和资本之外的生产力的“第四要素”，但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和重视。“只有泰罗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向社会的劳资双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阶层证明:真正的科学，那种能够导致充分掌握信息专业实践的科学不只是技巧、公式和规则，而是一种思想革命，一种世界观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代管理学大师彼德·杜拉克认为，“直到1885年泰罗开始探索之前，还从没有人对工人的日常工作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怎样工作被看作是一种想当然的事情”。英国着名管理学家厄威克也指出:“泰罗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发明某种全新的东西，而是把整个19世纪在英美两国产生、发展起来的东西加以综合而成的一整套思想。他使一系列无条理的首创事物和实验有了一个哲学体系，称之为‘科学管理’。”
罗伯特·丹哈特则从公共组织理论的角度评价了科学管理原理对于实现管理范式演变的贡献。他提出:“泰罗着作中的哲学含义对公共行政学者来说具有重大意义。虽然我们有可能觉得泰罗的科学很粗糙，但我们不能否定他推进了将严格的科学性运用于组织研究的观念。这种方法不久便成为了管理科学的主流。此外，科学原则最先是被运用于生产，但随后便‘向上和向外’扩大到组织的更高层次，或许可以说普及到了社会。”欧文·休斯更是对泰罗的思想充满誉美之词，他认为:“泰罗所追求的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用效率和科学取代了特定决策，当通过科学管理使雇主和雇员拥有相同利益时，它甚至成为一种社会变革。”
上述说明，正是泰罗把科学的知识和科学的精神应用于管理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才使人类社会的管理世界观和管理范式进行了一次哥白尼式的变革，实现了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转变。具体来看，这种转变体现在四个方面:
(1)经验管理的主体是个人，主要是通过有经验者起“传、帮、带”的作用，把长期积累的管理常识和管理窍门传授给其他人。相反，科学管理的主体不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他由领导群体或管理群体来控制，同时还外加了参谋机构和智囊团(外脑)来辅助决策和参与管理。
(2)经验管理的客体(对象)是单纯的物，属于见物不见人的管理;而泰罗的科学管理对象不仅有物(如机器、工场)，更重要还有人，它是通过对人的有效管理来实现对人和对物有机统一管理。
(3)经验管理的主要依据是人类以往积累的知识、智慧、经验和个人胆识与阅历;科学管理依据的则是科学的方法、理论、工具、技术和艺术，实现了我国古代提倡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境界。泰罗明确指出:“必须用科学知识来代替个人的见解或个人的经验知识。否则，就谈不上科学管理。”
(4)经验管理的程序简单和随意，没有规则意识和制度观念，“谋”和“断”合而为一;科学管理是一种程序管理和规则管理，讲究程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管理的过程是分阶段、按步骤进行的，避免了主观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泰罗反复强调:“最佳的管理是一门实在的科学，其基础建立在明确规定的法律、条例和原则上。”
三、注重组织管理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型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理性化是现代化的核心要义，而要实现管理的现代化，就必须首先进行理性化的组织设计。为此，他提出了“官僚组织”(或称“科层制”)的概念。与此相对应，韦伯极力倡导工具理性，以适应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对组织管理的要求。由于泰罗与韦伯大体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因此很多人以为泰罗也效法韦伯，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把工具理性发挥到了极致，并由此断定泰罗的管理是以“经济人”假设为根基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经济人”假设来断定泰罗的管理就是见物不见人的物本管理，属于典型的工具理性;恰恰相反，在泰罗的着作和思想中，始终闪烁着社会理性的光芒，充满了关注弱者和劳资共同利益的人本意识。
要研讨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区分工具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基本涵义。所谓工具理性，是指在人性的设定上，把组织人单纯看作“经济人”，诉求物质利益上的最大化;在管理的对象上，把人看作是机器的附件或依附物，实施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物本管理;在管理的价值取向上，关注组织赢利的最大化，忽视个人和社会的利益。而社会理性，则同时关注人的多方面需要特别是社会心理需要、社会的公共精神和国家的公共利益。从总体上看，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管理属于典型的工具理性管理，见物不见人，纯粹把人看作是工具性附属物。泰罗的科学管理虽然是在科层组织场景下进行的，受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具理性的组织管理方式，因为其根本目标在于最大限度提高组织效率和生产能力。但必须承认，它同时也注重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变。主要表现在:
(1)泰罗的管理哲学的初衷在于高扬“提高全国性效果”大旗，配合罗斯福总统倡导的“保护国家资源，增进全国性效果”的呼吁。泰罗认为他自己写《科学管理原理》一文有三个目的，其中第一个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简明的例证，指出由于我们日常的几乎所有行为的低效能使全国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并因此在美国全社会宣传和灌输科学管理的精神，提高社会效率和全国性效果。但很显然，传统的基于工具理性的组织管理思路往往是狭隘的，它只重视组织个人或内部的效益，其目标诉求尚未升华到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层次。
(2)关注管理层和被管理层双方的收益，实现了由瓜分既定蛋糕向做大蛋糕的理念嬗变。在《科学管理原理》第一章的开篇泰罗就旗帜鲜明地提出:“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相信雇主和雇员的根本利益必然是对立的，但泰罗认为，“科学管理则恰恰相反，它的真正基础在于相信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
(3)强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间是合作博弈而非劳工阶层的“囚徒困境”博弈。在论证《科学管理原理》时，泰罗明确地指出“资方和工人的紧密、亲切和个人之间的协作，是现代科学或责任管理的精髓。”他把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亲密友好的关系，强调为是科学管理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4)关注人的价值而非完全的“经济人”取向。如泰罗在国会证词中说:“先生们，有很多人把工人看成是贪心、自私、贪婪，甚至更坏的人。我完全不同意这些在社会上散布的污辱工人的滥言。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工人同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并不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加贪心、更加自私。他们也不比其他阶层的人少贪心、少自私。”当代美国管理学大师T·彼德斯则认为:“注重时间和动作模式的泰罗，以他特有的方式增加了人们的自由。他的确定工序最佳时间的方法，使一线工人从盲目的、反复无常的工头手中解放出来。人们往往忘记了科学管理革命的两重性，一是对上面的管理者的，二是对下层被管理者的。”
综上所述，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一是划时代地开创了公共行政学源远流长的管理研究途径，并有着恒久的魅力;二是动摇了沿袭几千年的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高扬起了科学管理革命的精神旗帜;三是注重社会组织管理上的价值理性的转型，即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型。但由于受时代的局限，泰罗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历史的缺陷。比如，杜拉克指出，“科学管理原理的两个缺陷:一是它否定了管理的整体性和组织;二是割裂了计划和实际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