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9 17:31:0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发展重心，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耕地重心；经济重心；几何中心；重庆市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99 （2013） 09-0000-05
土地是最基本的自然资源，保持一定数量的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发展中国家，不仅人均耕地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耕地大量流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难以避免。中国耕地资源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已成为农业生产及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素。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全国以及某些典型地区的耕地面积变化过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了研究并已取得不少进展。
1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位于东经105°17′-110°11′，北纬28°10′-32°13′之间。处于我国内陆西南部、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东临湖北、湖南，南接贵州，西靠四川，北连陕西。地形走势从南、北向长江河谷倾斜，起伏较大，最高海拔2797m，最低海拔75m，呈现东南高而西北低的显著的立体地貌特征。地貌类型复杂多样，以山地、丘陵为主，占幅员面积94%，其次是河谷、平原、盆地和高原[1]。
重庆市是一个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直辖市，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耕地总量较少，人均占有量更少；陡坡耕地比重大，耕地质量差，生产率低；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生产潜力极为有限。随着重庆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重庆市耕地资源利用中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体现在耕地总量呈递减趋势，不同经济体中，耕地面积递减速度有差异；另一方面，耕地质量在不断下降。重庆市在实现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将会给重庆的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带来深刻影响[2]。重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重庆市面临着四大问题：三峡库区的建设，要求保护生态环境；经济地位的提升，城市化速度加快；非农建设用地需求量的迅速增加；农村经济要发展就需要进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保护耕地安全又势在必行，必须要严把关口。如何协调四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耕地供求矛盾关系，是实现重庆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关注的问题[3]。耕地后备资源的区位条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本文是对重庆市近十年的耕地资源重心和经济重心的演变及其对比分析。
2006年，重庆提出“一圈两翼”发展战略，即以主城为核心、以大约1小时通勤距离为半径范围的城市经济区（“一圈”），建设以万州为中心的三峡库区城镇群和以黔江为中心的渝东南城镇群（“东北翼、东南翼”）。此政策的提出，是基于重庆的实际情况：重庆的主城区的发展带动周边农村发展的速度不够，必须通过城市扩张来摆脱贫困和提高竞争力。由于重庆东西方向、南北方向的差异较大，因此，有必要对重庆内部不同发展程度的经济体进行更详细的分析。本文对重庆分区域对比分析也是基于此政策对重庆经济体的划分。
2 研究的现状、理论、方法及数据来源
2.1 研究现状
国内外许多学者利用耕地数量变化的研究显示，耕地流失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并且由于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增长阶段，相关关系存在不同的特点。而针对重庆市耕地面积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重庆耕地的减少与经济发展具有直接关系，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重庆耕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但是耕地变化与GDP变化的同步率不稳定[4]。
美国学者弗・沃尔克将“重心”方法引入到人口问题研究中，用以分析美国西部开发和阳光地带崛起所引起的美国人口分布变化情况[5]。20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也开始尝试运用重心研究方法分析社会问题，并且在研究经济重心、耕地重心、人口重心、就业重心、能源重心、消费重心等等问题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在空间信息快速发展的年代，GIS技术的应用无疑是解决空间统计、空间分析问题最好的手段和工具[6]。但是将耕地重心与经济重心进行空间上的相关分析却很少有人涉及。
2.2 研究的理论
“重心”原本是物理学中的概念，是指物体内各点所受重力产生合力的作用点。人流、物流和能量的分布无不在空间上展开，各种物质和能量在空间上聚散和迁移，便产生了某一时刻的重心问题，重心的运动方向、速度和强度是表征某一物质在空间上变化的最好指标。各国学者把此概念的运用延伸到经济、人口、就业、污染重心等等方面研究。当某一空间现象的空间均值显著区别于区域的几何重心时，就指示了这一空间现象的不均衡分布，或者称为“重心偏离”。偏离方向指示了空间现象的“高密度”区域，偏离的距离则指示了均衡程度[7]。
“重心”运用到经济学中时，是指在区域经济空间里的某一点，在该点各个方向上的经济力量能够维持均衡[8]。不过，对一个拥有若干个次一级行政区域的省、市来说，计算经济重心通常更多地借用地理坐标来表达空间上的距离概念。在对经济重心进行计算时，基于对前人经验的借鉴，耕地面积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GDP和各产业值方面[9]，本文运用的数据为重庆各个区县年末人均GDP数量作为耕地经济重心计算的基础指标。
同理，区域耕地数量在空间分布上的变化同样导致耕地分布重心的迁移。因此，耕地分布重心表征了区域耕地分布在空间上的集中性特征。本文运用各个区县每年年末的耕地数量作为耕地重心计算的基础指标。
2.3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以上理论，对整个大重庆以及三个经济体分别的（一圈、东北翼、东南翼）经济重心和耕地重心进行计算并分析。具体方法为：（1）建立资源数据库，包括重庆市2001-2010年统计数据尽可能全的10个年份的耕地面积和人均GDP数据[10]；（2）采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使用Spatial Statistics Tools中Measuring Geographic Distribution下的Mean Center工具计算耕地及经济的重心。据此，获得耕地、经济近十年重心，将它们合并到一个图层上以方便分析。用直线按年份的次序得到的重心连接起来，形成重心变化曲线。（3）利用ArcMap软件的距离测量工具测出各个重心移动和相离的距离。利用GIS技术直观、形象地表示不同年份重庆耕地重心、经济重心的移动轨迹和速度。
本文选取重庆市各个区县2001-2010年的逐年年末耕地资料，重庆市各个区县的人均GDP资料，以及重庆行政区划矢量图。这些资料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资料和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数据的处理和图件的制作主要是运用Microsoft Excel软件、SPSS16.0软件和ArcGIS软件完成。
3 大重庆及三大经济体耕地重心、经济重心空间变化
3.1 大重庆耕地重心、经济重心空间变化
3.1.1 大重庆耕地重心空间变化
根据整理的2001-2010年期间重庆各个区县的耕地数据，计算出每年的耕地重心坐标，将其表示在经纬网平面坐标系中，并依年份将各个坐标点连接起来便可得到10年来重庆耕地重心的动态演化（图1）。由图可知：（1）重庆耕地重心一直位于107°26′E以东，29°55′N以南位于涪陵区北部。大大偏离了重庆的几何重心（107°52′，30°3′）位于丰都县内。这说明重庆的耕地分布从十年前就处于不平衡状态，耕地的密度西部高于东部，南部高于北部。东西方向的不平衡性大于南北方向，这样的不平衡性是由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共同导致的。（2）由于三峡工程的实施，出于生态保护等等各个方面的需要，重庆东北方向处于三峡库区的区县进行了退耕还林，导致01-04年耕地的不断减少，耕地重心也不断向西南方向移动。
图1 大重庆耕地重心
Fig1.The Cultivated Land in the center of gravity in Chongqing
3.1.2 大重庆经济重心空间变化
根据整理的2001-2010年期间重庆各个区县的人均GDP数据，计算出每年的人均GDP重心坐标，将其表示在经纬网平面坐标系中，并依年份将各个坐标点连接起来便可得到10年来重庆经济重心的动态演化（图2）。由图可知：（1）10年来重庆人均GDP重心，在106°48′30″-106°53′30″E、29°40′15″-29°42′30″N之间变动02年从江北区移动到渝北区。相对于几何中心，人均GDP重心一直偏向于西南，即一圈经济体，这说明重庆区域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一圈经济体是重庆的经济高密度区。而且东西方向的区域差异要大于南北的差异。（2）从01-04年，人均GDP重心向东北方向移动7.1km，从05年起，重心处于一个相对密集的区域，说明在这一阶段，东北地区的经济有所发展，但是，与经济发展较好的一圈相比，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发展。
图2 大重庆人均GDP重心
Fig2.The Economic barycenter in Chongqing
3.1.3 大重庆耕地重心与经济重心空间变化关系
大重庆内，耕地重心与人均GDP重心都位于重庆几何重心的西南方向，耕地重心距离几何重心41km，人均GDP重心距离几何重心103km。比较两幅图的变化趋势得出结果：（1）01-04年，耕地重心变化方向与人均GDP重心变化方向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此时东北方向的经济发展是与耕地数量的减少同步的。在SPSS软件的支撑下分析重庆耕地面积和GDP之间呈现明显的相关关系，Pearson的相关系数达到-0.886，也佐证重庆的经济发展与耕地之间相关性大。（2）05-10年耕地重心变化方向与人均GDP重心变化方向相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此时，经济的增长对土地的依赖性减小，产业结构得到了升级，各个地区执行退二进三政策，进行土地流转，提高土地集约化使用，避免了土地浪费，土地政策的执行对耕地保护有一定的成效。
3.2 一圈耕地重心、经济重心空间变化
3.2.1 一圈耕地重心空间变化
图3为一圈经济体耕地重心变化图，由图可知：一圈经济体内，耕地重心位于沙坪坝区内，重心由（106°26′30″E，29°33′30″N）向（106°24′0″E，29°34′10″N）呈现缓慢地向西北方向移动的现象。位于一圈的几何重心（九龙坡区内）（106°30′5″E，29°31′20″N）西北方向10.8 km处。耕地重心背离几何重心方向的移动，说明一圈内，耕地的不均衡性正在逐渐变大，并且东西方向的不均衡性大于南北方向。
图3 一圈耕地重心
Fig3.The Cultivated Land in the center of gravity in the Circle
3.2.2 一圈经济重心空间变化
图4为一圈经济体经济重心变化图，由图可知：一圈内经济重心一直处于沙坪坝区内，并且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但是总体呈现出向东北移动的现象。与一圈的几何重心距离有所缩短，不均衡性有减弱的趋势。
图4 一圈人均GDP重心
Fig4.The Economic barycenter in the Circle
3.2.3 一圈耕地重心与经济重心空间变化关系
一圈内耕地重心与经济重心都位于重庆几何重心的西北方向，耕地重心距离几何重心10.8km，人均GDP重心距离几何重心6.5km。比较两幅图的变化趋势得出结果：一圈内主城内经济基础稳固，使人均GDP重心在较小的范围内波动，但是，仍然有向东方向移动的趋势，这与一圈内耕地重心的移动方向西相反。重庆主城将第二产业向长寿和涪陵（位于重庆一圈的东部）转移，经济得到很快的发展，依赖土地程度比较严重，经济发展与土地相关性强[10] ，SPSS软件分析Pearson相关系数达到-0.886。
3.3 东北翼耕地重心、经济重心空间变化
3.3.1 东北翼耕地重心空间变化
图5为东北翼经济体耕地重心变化图，由图可知：01-08年，东北翼耕地重心在万州区内由（108°26′0″E，30°47′0″N）向（108°22′30″E，30°44′30″N）呈现向西南方向移动的现象，09-10年，耕地重心有向相反方向回移的现象。位于东北翼的几何重心（云阳县内）（108°40′5″E，30°57′55″N）西南方向。
图5 东北翼耕地重心
Fig5.The Cultivated Land in the center of gravity in the Northeast wing
3.3.2 东北翼经济重心空间变化
图6为东北翼经济体经济重心变化图，由图可知：东北翼经济重心在万州区内（108°23′25″E，108°25′30″E），（30°47′0″N，30°49′30″N）范围内，整体呈现逆时针变化，01-03向西南方向移动，04向西北移动，05-10向东北方向移动。
图6 东北翼人均GDP重心
Fig6.The Economic barycenter in the Northeast wing
3.3.3 东北翼耕地重心与经济重心空间变化关系
东北翼耕地重心与人均GDP重心都位于东北翼几何重心的西南方向，耕地重心距离几何重心32.2 km，人均GDP重心距离几何重心29.5 km。东北翼耕地重心与经济重心相比，01-03年变化方向一致，04-08年变化方向相反，09-10年变化方向一致，耕地重心与经济重心空间变化步调并不完全呈现相同或相反。整个东北翼的不平衡性有逐渐减弱的趋势，西南部的耕地储备资源较东北来说更为丰富。
3.4 东南翼耕地重心、经济重心空间变化
3.4.1 东南翼耕地重心空间变化
图7为东南翼经济体耕地重心变化图，由图可知：东南翼耕地重心位在彭水县（108°27′50″E，108°28′20″E），（29°13′0″N，29°14′0″N）范围内，01-07年，东南翼耕地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09-10年，向东北方向移动。处于东南翼几何中心（彭水县内）（108°28′20″E，29°15′20″N）的南方。总体来说耕地重心向北移动，与几何中心的距离正在逐步减小。
图7 东南翼耕地重心
Fig7.The Economic barycenter in the South East wing
3.4.2 东南翼经济重心空间变化
图8为东南翼经济体经济重心变化图，由图可知：东南翼经济重心处于彭水县（108°23′30″E，108°25′35″E），（29°18′50″N，29°19′50″N）范围内。01-04年人均GDP重心在一定区域内波动，05-06年重心向北移动，07-09则向东南方向移动。处于东南翼几何重心西北方向，总体看来人均GDP重心与东南翼几何中心的距离正在减小，东南翼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正在逐渐减小。
图8 东南翼人均GDP重心
Fig8.The Economic barycenter in the South East wing
3.4.3 东南翼耕地重心与经济重心空间变化关系
东南翼耕地重心位于东南翼几何重心的南方，人均GDP重心都位于东南翼几何重心的西北方向，耕地重心距离几何重心2.6 km，人均GDP重心距离几何重心8 km，相对差距在不断减小，不平衡性不断减弱。耕地在东北翼的分布相对比较平衡，耕地重心向北移。由于黔江区的发展，人均GDP重心东移，即向黔江区移动。
3.5 三个经济体耕地重心、经济重心空间变化的相互关系分析
三个经济体相互比较，一圈及东南翼的耕地重心和人均GDP重心，与各自区域的几何重心比较，相偏离的距离较小，东北翼偏离的距离更大，分别达到了耕地重心距离几何重心32.2km，人均GDP重心距离几何重心29.5km。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东北翼以万州为分界区域的西南方向区县包括梁平、忠县、垫江、丰都的耕地资源，自然条件相比于东北方向的区县包括城口、巫溪、巫山要更好一些。经济方面东北方向的区县包括城口、巫溪、巫山、奉节、云阳、开县包括万州，都是国家级贫困县，经济基础薄弱，西南与东北经济发展失衡，导致人均GDP重心向西南方向偏离几何重心较远。随着建设以万州为中心的三峡库区城镇群发展战略的开展，重庆东北翼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正在逐步减小。但是东北翼的经济发展依然与耕地的相关性很大，SPSS软件分析Pearson相关系数达到-0.899。
东南翼是三个经济体中唯一耕地重心和人均GDP重心处于几何重心两侧的区域。并且，两个重心都有向几何重心移动的趋势，从侧面可以分析出，在一定程度上，东南翼的经济发展与土地的挂钩较强，相关性大[11]，SPSS软件分析Pearson相关系数达到-0.865。
以重庆2010年耕地数据为基础，利用ArcMap中Symbology中Quantities工具制图，依据各个区县的耕地数量分成五个级别，耕地资源最多的为第一级，资源最少的为第五级，中间按照各个样本间的密集程度划分出三个级别，得到重庆2010年耕地数量分级图9。从图中可以看出：（1）一圈经济体的耕地资源呈圈层结构分布，中间圈层是主城区，耕地资源贫瘠，中间圈层向外，耕地数量逐渐增多，一圈经济体的外圈层耕地资源比主城要丰富。（2）东北翼经济体开县、万州的耕地资源丰富，耕地现有量是最高级别；西南方向的梁平、忠县、垫江、丰都和东面的云阳、丰都耕地资源较丰富；处于第二级别；最北边的城口，最东面的巫溪、巫山耕地资源相对较少，分别是第四和第五级别。（3）东南翼的彭水、酉阳耕地资源较丰富，处于第一级别；而石柱、武隆、黔江、秀山耕地资源则较少，处于第三级别。目前东北翼和东南翼的经济发展对土地的依赖性较强，在合理利用时要注意对耕地质量好的地区进行耕地的保护，保证粮食安全。
图9 重庆2010年耕地数量分级图
Fig9.2010 The quantity of cultivated land grading figure in Chongqing
4 结论
重庆整体来说，耕地和经济在各个区域发展不平衡，但在不同的经济体，由于先天的条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增长阶段不同，不平衡的程度不同，重心分布的特点也不同。但是，却都存在经济增长，伴随耕地减少的情况。目前我国处于经济中等发达高增长型，代价性的耕地减少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这一阶段，耕地面积的减少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也反映出目前发展阶段对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程度不够，产业结构不够完善。为了实现重庆全面发展，实现城市带动农村，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转移第二产业时，需要注意对当地耕地生态资源的保护，实现经济科学的可持续发展。
不足之处：在解释耕地重心与经济重心移动的根本原因或影响因素方面有待深入的定量研究；在不同属性重心之间互相影响的关系方面，定量分析方面需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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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旅游重心 影响因素 长三角
重心模型是研究空间分布问题十分科学有效的方法，它能够实现空间分布问题从定性向定量的转化，能够使面状问题趋于简化和精准化。重心研究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地表明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性和差异性特征。近年来，重心研究方法在经济领域、人口转移、城市重心等领域得到国内外学者认同，他们在分析了经济社会、产业与人口重心的动态演变轨迹、影响与驱动因子上也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目前仅有少部分学者将重心理论用于分析旅游产业属性的变化。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凭借着优越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其旅游业发展水平在全国也处于领先地位。国务院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将长三角地区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但由于长三角地区内部不同的区位与交通条件、资源禀赋、政府重视程度及国家投资倾向重点的不同，各地的旅游发展状况和水平呈现出较大差异。本文引入区域重心的概念，区域旅游重心在时间维上的变化，就表示了区域旅游差异的动态演变过程。
一、数据与研究方法
1、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根据《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本文研究的长三角地区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区域面积21.07万平方公里。选取该地区24个地级市和上海直辖市，共25个市域作为研究区，以入境旅游人数、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人数、国内旅游收入、地理坐标为研究指标，收集2000—2011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数据资料主要来自各年份《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以及各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研究方法
借助力学原理，重心是指某区域空间上存在的一点，该点在各个方向的受力保持均衡。旅游重心是指某区域空间上的一点，该点在各个方向上旅游发展实力能够维持均衡。依据旅游发展实力表现形式的不同，旅游重心又可以分为旅游人口重心、旅游收入重心、旅游资源重心等。本文选取国内旅游收入、国内旅游人次、旅游外汇收入、入境旅游人次四项旅游统计量值，分别计算其旅游重心。假设一个区域有n个次级区域构成，其旅游重心坐标计算公式如下：
X= Y=（1）
式中，X为旅游重心的横坐标，Y为旅游重心的纵坐标， X为第i个次级区域的几何中心横坐标，Y为第i个次级区域的几何中心纵坐标，P为第i个次级区域的某一旅游统计指标。
二、旅游重心的演变分析
旅游重心的变动反映出区域旅游发展平衡点随时间发生空间移动的轨迹及空间差异性。
根据2000—2011年长三角地区25个城市的入境旅游人数、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人数以及国内旅游收入，由公式（1）计算出各年份旅游重心，如图1所示。
长三角地区的地理几何重心位于31.10°N，119.81°E湖州市北部长兴县，太湖西岸。四项指标的旅游重心一直处于地理几何重心的西部，这与长三角地区辽阔的地域情况、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历史基础等有很密切的关系。
从综合来看，长三角地区的旅游重心（包括国内旅游人次、国内旅游收入、入境旅游人次和旅游外汇收入这四个重心）分布大致位于苏州市吴江县和吴中区，始终偏离该区域的地理几何中心，呈现“西移”、“南迁”、波动式的“近中心型”特点，但旅游客流重心（包含国内旅游人次和入境旅游人次）相比旅游收入重心（入境旅游收入和国内旅游收入）在纬度上有偏离几何重心南下的强劲趋势。旅游重心在经度上的移动距离普遍大于在维度上的移动距离，这说明旅游重心在东西方向上的移动幅度远远大于在南北方向上的移动幅度。旅游重心的大幅波动且偏离“西南移动方向”的状况基本都发生的特殊年份，2003年“非典”、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类偶发性事件都在相关年份影响到了长三角旅游发展的空间格局。
具体来看，自2000年以来入境旅游人数重心先向东南偏移，2005年开始向西南偏移，在2003年和2010年其偏移方向发生了改变，整体上仍以小幅向南偏移为主；其重心由2000年位于31.17°N，120.58°E苏州市吴中区偏移到31.06°N，120.55°E位于苏州市吴江市，向南偏移了0.11°，向西偏移了0.03°。旅游外汇收入重心呈现西偏南的移动趋势，以向西转移为主，但在2003年、2008年和2010年偏离了西南移动方向，整体上其重心由2000年位于31.18°N，120.79°E苏州市吴江市向西南偏移到位于31.12°N，120.50°E的苏州市吴中区，向南偏移了0.06°，向西偏移了0.29°。国内旅游人数重心向西南方向偏移，经度上向西偏移了0.23°，维度上向南偏移了0.11°，重心偏移相对较大。2003年受“非典”事件影响，国内旅游人数重心曾一度向西北方向转移，但2005年旅游业恢复正常后，国内旅游进入大发展时期，其重心迅速向西南方向转移，2010年受到上海世博会的强力拉动作用，该年重心明显向东偏南转移。国内旅游收入重心31.1°N附近上下波动且向西偏移，整体上纬度没有大变化，经度上偏移较大，向西转移了0.27°。
通过不同类型旅游重心演变的空间对比显示，旅游客流与旅游收入呈现一定的正相关，但旅游客流重心（国内旅游人次、入境旅游人次）向南下转移的幅度要明显大于旅游收入重心（国内旅游收入、入境旅游收入），这表明人均旅游消费的区域差异拉大；特别是2006年后国内旅游收入重心向西北方向偏移，而国内旅游人数重心则继续向着西南方向偏移，这表明，旅游重心所在地苏州市吴中区偏西北方向的城市，其旅游消费要明显高于重心偏西南方向的城市。国内旅游与入境旅游也呈现一定的正相关，但国内旅游重心（国内旅游人次、国内旅游收入）与入境旅游重心的位置相比更加偏西、偏南，且转移幅度更大，特别是国内旅游客流重心的变化明显强于入境旅游客流重心的转移幅度。这表明，这一区域入境旅游已进入较为稳定的发展态势，国内旅游发展属于快速发展阶段，旅游业发展暂时落后的地区需要从国内旅游市场入手，逐步改变长三角地区旅游发展的不平衡格局，实现一体化共同发展。
三、影响因素分析
1、区域政策
区域发展政策是影响区域旅游重心演变的重要因素，能起到引导和助推的双重作用。发展旅游意识较强的地方政府，优先出台相关的旅游产业发展政策，引导资金、技术、资源、人才等要素的流动，可直接或间接改变该地区的旅游产业地位并扶持旅游经济发展。区域重大产业政策和城市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产业布局安排产生了重大影响。如2000年确立以上海为长三角经济发展的龙头，相应的政策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生产要素向该地区的空间集聚。这些区域政策，也都直接或间接得影响到旅游业空间布局，并引起区域旅游重心发生变化。
2、资源禀赋
旅游资源是形成旅游产品的基础，丰富的旅游资源是旅游目的地形成竞争力的重要条件，能刺激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长三角地区的旅游资源特色差异比较明显，空间分布也不均匀，但目的地若能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优势，做好营销与旅游资源的开发，仍能促进其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并影响区域旅游重心的演变。
3、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因素是决定旅游重心方位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发达的地区不仅旅游需求普遍旺盛，同时发达的经济基础能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更好的资金、技术等支撑服务。反之，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旅游业发展会受到经济基础的严重制约。上海、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旅游发展也较好。而远离经济中心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长三角部分地区，受到经济发展的辐射小，旅游发展也较为缓慢。
4、区位交通
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来看，区位是区域发展的基础，是发展地区旅游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交通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一个地区不利的区位条件，区位与交通既影响到本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又能影响游客的可进入性。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区位交通条件得天独厚，上海的快速发展，使得上海市周边紧邻的苏州、嘉兴地区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与上海一并成为长三角旅游发展格局中的热点区域。杭州湾跨海大桥、苏通大桥等重要交通条件的改善，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目的地间的联系，助推区域旅游重心发生迁移。
5、突发事件
旅游业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的特点，因而极易受突发事件的影响。某些突发事件因对不同地方影响程度不同，很有可能直接导致区域旅游发展空间格局的暂时改变。依据对近年来重大突发事件的考量发现，不同性质突发事件对旅游发展影响不同；突发事件给旅游产业带来的主要是不利影响；经济越发达，突发事件对旅游产业的影响越小，旅游产业恢复速度越快。
四、结论
本文以长三角为例，通过引入区域重心模型和相关统计指标，对区域旅游发展的时空特征进行了测度。通过描述2000年来长三角旅游重心演变的移动路径，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该区域旅游发展在空间上的变迁趋势，结果表明：第一，长三角地区旅游重心偏移幅度不大，在经度上的移动距离普遍大于在维度上的移动距离，即在东西方向上的移动幅度远远大于在南北方向上的移动幅度。第二，旅游重心偏移方向发生转变主要在特殊事件的年份，即2003年“非典”、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第三，长三角地区旅游重心在空间上呈现出“波动式得向西南方向偏移”，呈现出“西移”、“南迁”、波动式的“近中心型”特点。第四，旅游客流和旅游收入、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这两对旅游重心的指标均呈现一定的正相关，但又不完全等同；具体表现在旅游重心的转移幅度上，旅游客流大于旅游收入，国内旅游大于入境旅游。第五，在影响演变的因素上，长三角地区旅游重心演变过程主要是由五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区域政策、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区位交通和突发事件。其中，资源禀赋和市场区位是影响区域旅游重心演变的内在因素，而区域政策、经济发展、交通条件与突发事件是影响区域旅游重心演变的外在推手。
（注：本文受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140XJ15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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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变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5-0007-06
自1978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两大地区之一，苏南的乡镇经济 和上海的外资经济以及浙江的民营经济迭起，不断地推动着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其对我国经济未来的 走向，乃至全球经济格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因此，研究自1978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演变过程，可以更准确地把握该区域经济发展动力 机制、变化规律及发展趋势，对于制定有效的区域发展战略、加速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进程和保障区域 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历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如 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及形成机理 ［1～3］、区域可持续发展［4］、区域产业结构与区域一体化［5，6］ 等。随着 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长江三角洲地区其内部单元区域经济发展呈现不同的发展速度，区域经济的差异与空间格局的演变逐渐成为 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例如：叶依广等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该区域各城市的综合实力 进行比较，认为今后 的发展应以上 海为核心，以南京、杭州、苏州为三个支点［7］；张成（2006)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空间结构进行研究，将其划分成四个等级［8］李健等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分析长三角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指出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呈正比［9］。这些研究深化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及其随 时间变化的认识，本文将从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即1978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空间分布规律及其演变等进行探 讨。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
关于长江三角洲范围，有基于不同学科角度的不同认识与划分。参照1992年6月国务院召开 的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规划座谈会以及2003年8月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的精神，确定本项 目案例区长江三角洲的范围包括以上海为中心，以沪杭宁为主体，北部包括扬州、泰州、南通，南部包括 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湖州、嘉兴、杭州以及处于杭州湾以南的绍兴、宁波和舟山、台 州等16市，其面积约为11．31万km2。
1．2 数据来源
所有数据的来源包括：江苏、浙江、上海近年统计年鉴及相关城市的统计公报。五十 年、新浙江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统计年鉴2005；江苏统计年鉴2000-2006(电子版)、上海统计年鉴2006、浙江 统计年鉴2000-2005(电子版)及浙江省2005年各市县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在时间段上，选取1978-2005年之间连续27年，并从中主要选择1980、1990、2000、2005 年这四个时间断面，以反映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空间演变轨迹。区域发展水平是区域在某一 时期创造财富或获得财富的综合能力，通常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10］。考 虑到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流动人口最多的两大区域之一，人均GDP往往与实际情况有一定的误差，因此在指标选取 上，本文以地区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1.3 研究方法
(1)动态度：为测度区域GDP变化的大小及速率，本文采用动态度作为研究单元GDP变化速率 的度量［11］。GDP动态度表达的是研究区域一定时间范围内GDP总量变化情况，其计算 方法见公式(1)：
K=Ub-Ua[]Ua×1T×100% (1)
式中：K表示研究时段内的单元GDP动态度，Ua、Ub分别表示 研究期开始和结束时某一研究单元GDP总量(换算为可比价格计算)，单位均为亿元，T表示研究时段长度。
谢天成等：1978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格局动态变化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年 第5期(2)不平衡指数：为定量反映各研究单元经济分布的等级程度，采用罗伦兹曲线来计算研 究单元经济等级体系不平衡指数［12］，其计算方法见公式(2)：
S=∑n[]i[DD)]Yi-50(n+1)[]100n-50(n+1)(i=1,2,3…,n)(2)
式中：S为不平衡指数，Yi表示规模等级，是各研究单位按照占长江三角洲GDP总 量的比重从大到小排序后，第i级的累计百分比，n取16。如果各研究单元经济规模平衡分布，则 S=0；如果分布极不平衡，集中在一个研究单元内，则S＝1。如果随着时间的变化，S变大，则表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 向不平衡方向发展；反之，则向平衡方向变化。
(3)区域重心：研究区域差异常采用基尼(GI)系数，但它体现的只是区域差异的静态变化。 借鉴力学原理，本文引入区域重心概念［13］，区域重心在时间维上的变化，就表示区域差异 的动态演化过程，其计算方法见公式(3)：
x=∑n[]i=1[DD)]MiXi/∑n[]i=1[D D)]Mi
y=∑n[]i=1[DD)]MiXi/∑n[]i=1[DD)]Mi (3)
式中：(x，y)表示区域重心坐标，(Xi，Yi)为各研究单位坐标 ， 本文取各城市市区坐标，Mi表示研究单元某种属性意义下的“重量”，譬如人口 、产值等，本文取各城市GDP总量计算，n取16。
2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格局演变
2.1 GDP数量变化特征
将研究单元各年地区生产总值按照可比价格进行处理，由公式(1)计算得到1978-2 005年长江三角洲各城市GDP动态度(见表1)。
由表1，从GDP动态度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共有7个市的GDP动态度超过100％，其中最高的 绍兴高达178.49％。名列动态度前八名的都是经济发展起点较低，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迅速 的地区，主要沿宁沪杭甬铁路，呈“Z”型分布。这些城市拥有较好的区位优势及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乡 镇企业、民营企业及外资企业发展迅速，并且分别成为江苏省与浙江省的核心经济区域。而 动态度较低的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边缘及两翼地区，如舟山、南通、泰州、扬州及南京，其中舟山市仅为45．48％， 排倒数第2，这说明相对于动态度较高的地区，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是长江 三角洲地区生产总值动态度最小的城市，为45．38％，这是由于上海经济发展的起点较高，1978年地GDP 就已经达到272．81亿元（当年价格)，而此时的苏州仅为34．42亿元(当年价格)。
从GDP增加额看，在1978-2004年期间，增加额排在 前6位的仍然主要沿宁沪杭甬铁路分布，分别为上海、苏
表1 1978-2005年长江三角洲各城市GDP动态度
Tab.1 Dynamic degree of GDP in Yangtze River Delta during 1978-2005城 市1978年地区生产总(当年价格，亿元)2005年地区生产总(当年价格，亿元)绝对数量变化(亿元)动态度(可比价格计算，％)城 市1978年地区生产总(当年价格，亿元)2005年地区生产总(当年价格，亿元)绝对数量变化(亿元)动态度(可比价格计算，％)上海市272．819 154．188 881．3745．38南京市34．422 411.112 376．6976．17苏州市31．954 026．523 994．57134．14无锡市24．932 804．682 779．75154．00常州市17．571 303．361 285．7998．05镇江市12．18871．67859．49110．48南通市29．391 472．081 442．6966．51扬州市14．38922．02907．6480．03泰州市14.15822．26808．1170．31杭州市28．402 942．652 914．25127．13宁波市20．172 449．312 429．14148．08嘉兴市13．291 159．661 146．3787．18湖州市8.88 644．25635．3791．90绍兴市11．291 447．471 436．18178．49舟山市3．88280．16276．2845．48台州市10．131 251．771 241．64154．38
州、杭州、无锡、宁波及南京，其 中上海高达8 881．37亿元。可以说1978年以来，长江三角洲GDP增加额主要集中在这六个城市，这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格局空间分布的不均衡。上海是我国 经济的龙头城市，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基础，20世纪90年代浦东的开发进一步推动了上海经济的快速发 展。近15年来上海市GDP在全国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5％左右，2005年达到9 154．18元，占5．0％。苏 南及浙东北地区改革开放前就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与上海市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在地理位置上与上海市 在相连，经济联系也最为密切，受到上海市经济发展的辐射，在加之较好的发展政策，因此经济发展迅速 。在地区生产总值数量上，宁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与长三角两翼地区中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除舟山外， 两翼地区与苏州、无锡、宁波等1978年基数的“落差”并不是很大，但是由于发展速度的差异，仍然无法 根本改变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空间分布格局的基本轮廓。以1980、1990、2000、2005年这四个时间断 面来看长江三角洲16个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排序。上海的地位是勿庸置疑的，始终是第一位；苏州 在1980年为第三，1990年后就一直仅次于上海，排第二；杭州上升一位，1990年后一直排第三；GDP排在 最后的仍然是舟山、湖州、泰州、镇江、扬州、台州等两翼及边缘的几个城市，位次变化不大。值得一提 的是南京的位次下降，1980年为第二，1990年下降为第四，2000年后跌到第六位。[KG)]
2．2 GDP空间分布动态变化特征
考虑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隶属于不同的省区，为便于比较按照行政区划将其划分成上海市 、江苏八市及浙江七市三大区域，从总体上看，呈北高南低的分布特征(见表2)。
由表2，长江三角洲地区省际空间格局的地域差异，可
以从三大区域GDP进行纵向(时间序列) 和横向(地域序列)考察。从时间序列上看，1978年以来三大区域GDP均呈增长态势，上海市GDP从 1978的311．89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9 145．18亿元；江苏八市从277．96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4 633．70亿 元，浙江七市2005年达到10 175．27亿元。从宏观布局上看，长江三角洲区域GDP空间分布格局出现由不平衡向 平衡演化的趋势。在所占份额上，主要表现为上海市份额的下跌及江苏八市、浙江七市比例的增加。上海市 由1978年的45．15％，下降到1990年的31.31％，2005年已跌至26．95％；江苏八市所占份额有所提高， 从1978年的33．37％，到2005年的43．09％，增加了9．72个百分点；浙江七市从1978年的20．12％增加到2000年 的31．18％，近几年略有下降，但一直保持在30％左右。可见，长江三角洲区域GDP的演变，表现为江苏八市、 浙江七市与上海市的差距由逐渐缩小并且超过上海市的过程。
为了描述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单元GDP之间的差异，引入城市地理学的首位度指数(即首位城 市与第二位城市统计量之比)和不平衡指数。从统计资料中发现在1978-2005年期间，长江三角洲地 区城市GDP的首位度指数有下列特征：总体呈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7．9下降到1990的3．7；1993年以 后首位度一直位于2～3之间，2004年达到最小为2.2。从区域宏观上分析，依据公式(2)计算出1978-2005年期间 长江三角洲区域GDP的不平衡指数(见图1)。从总体上看，1978年以来该区域各城市GDP不平衡指数呈减小趋势，由1978年的0．604下降到1990年的0．445，1996年达到最小为0．421，之后又有所增加，2005年达到0．462。这表明1978-1996年间，长江三角洲地区各
(1)1978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GDP重心，一直在120．64°～120．87°E、31．05°～31 ．24°N之间变动。相对于几何重心(120．46°E，30．88°N)而言，GDP重心一直偏向于东部和北部。而且东西 方向的偏移距离与南北方向总体相差不大，两者之间的大小更替。这说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不 平衡状态，东部和北部是长江三角洲的经济高密度区，1978-1983年、1995-2005东西方向 的区域差异要大于南北方向，而1984-1994年南北方向的区域差异要大于东西方向。
(2)1978年以来，长江三角洲GDP重心总体上呈现出缓慢向西南方向移动。从1978-1995年 ，18年间GDP重心从120．87°E,31．24°N迁移到120．66°E,31．08°N。在东西方向 ，向西移 动了0．21°，年平均0．012°，合1．15 km；南北方向上，向南移动了0．16°，年平均0．009°，合1．01 km：稍慢于 东西方向。GDP重心向西南移动了26．81 km，这说明这一阶段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有所收敛，东西 方向及南北方向的差异有所减小。1996-2005年这10年间，GDP重心由先向西偏移后在向南移动，最后向 北折回1995年重心附近，在东西与南北方向上整体变化不大，其中2002-2005年间南北方向的偏移要 大于东西方向。[KG)]GDP重心的演变反映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空间演变过程。总体上看，GDP重心向西 南方向移动，与区域几何重心距离减小，表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有所减小。改革开放初 期、上海市GDP在整个区域占有绝对优势，首位度大，GDP重心偏向上海市方向，随着苏南与浙东北经济 的崛起，与上海市经济规模的差距有所减小，因而GDP重心向西偏移。此外，由于苏南地区具有较好的经济 基础与区位优势，江苏八市的整体经济规模一直要高于浙江七市，因此相对于几何重心，GDP重心向北偏 移。改革开放的政策推动着浙江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特别是杭州与宁波，近10年来GDP一直位于第三与 第五位，浙江七市的经济规模在长江三角洲区域地位不断上升，因而GDP重心向南移动。最近几年来，浙 江经济特别是宁波的发展速度有所减缓，而苏锡常地区凭借其良好的区位优势，吸引大量的外资企业，其 经济发展仍然保持较高的速度，GDP重心又有向北移动的倾向。
3 结论与讨论
(1)1978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GDP增长速度较高的城市，主要沿宁沪杭甬铁路，呈“ Z”型分布；发展速度较低的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边缘及两翼地区，如舟山、南通、泰州、扬州及南京 。由于上海、苏锡常、杭甬等城市的经济基础、区位优势及发展速度与其它城市的差异，目前长江三角 洲地区经济空间分布格局的基本轮廓短时间内难以改变。
(2)上海市与第二位城市(1983年后一直为苏州市)的差距有所减小。从整体上看，长江 三角洲地区各城市地GDP等级体系的不平衡有所收敛，GDP的差异呈缩小的趋势；近几年差距有所增加。(3)1978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GDP重心整体上表现出缓慢、定向的向西南移动趋势 ，表明区域差异总体上在不断缩小，最近几年南北差异又有所扩大。随着杭州湾大桥的贯通与洋山港的建设，其必然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差异产 生影响，这将是下一步研究工作。
致谢：由衷地感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地球科学学院何小波博士生在数据计算 方面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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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存款重心；贷款重心；演变轨迹； 比较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10JHQ027）；教育部“春晖计划”资助项目（S2010010）。
作者简介：王晓芳 （1958-），女，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研究；王瑞君 （1984-），男，山西吕梁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研究；胡啸兵 （1981-），男，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6-0006-05收稿日期：2011-12-31
一、研究综述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产业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投资政策及社会条件的差异性，导致信贷投放的区域不平衡问题严重。王晓青等（2004）提出了“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中国金融支持格局，得出了存贷款供给的地区差距越来越大的结论；陈国立（2006），得出贷款投放与各地区GDP成正相关关系的结论。
通过对银行存贷文献的梳理，目前尚无文献利用重心理论来对银行业存贷款进行研究，故本文借鉴物理学重心理论，将其运用到对我国银行存贷款空间分布演化分析中，对1991年～2009年我国银行业贷款重心的演变轨迹，分析出存贷业务的区域分布与变动态势，为实现我国银行业存贷业务的全面协调提供基础性研究与相关政策建议。
二、存贷款重心及其测度方法重心作为力学概念，指在重力场中，物体处于任何方位时所有各组成质点的重力合力都通过的那一点。而具体的物体重力与质量呈现如下的线性函数关系：
Z=Mg； （1）
其中Z表示物体重力，M表示相应的物体质量，g为自由落体加速度。
由于重力与其质量存在简单的线性函数关系，因此根据线性转换原理，借助物理重心能够反映出物体质量在空间分布的总体特征。
重心计算的一般数学表达为：设总质量为M的物体处在一个确定的直角坐标空间系中，该物体内部有N个微元质点，且每个质点对应的空间坐标为（xi，yi，zi），其对应质量为mi，则该物体的物理重心G（X，Y，Z）坐标可通过以下方式确定：
X=（∑Ni=1ximi）/M； Y=（∑Ni=1yimi）/M； Z=（∑Ni=1zimi）/M； （2）
所谓“存款重心” ，是指在区域经济空间中的某一点，在该点处各个方向的存款力量交相融合并处于平衡状态，其位置与目标区域吸收存款规模的分布状况有关。通过目标地区存款重心的位置，能计算出其在一定时期内的移动方向和距离。当把某个地区看作一个平面几何图形时，在一定时期存款重心移动的方向也就代表了吸收存款时地理转移的方向。存款重心的基本计算方法是：假设某一区域由N个次级区域i构成，那么该地区的存款重心表示为：
XD=（∑Ni=1xiQi）/QYD=（∑Ni=1yiQi）/Q （3）
其中，XD、YD为存款重心点坐标值；xi、yi为次级地区的经纬度，一般采用各次级地区省会城市（或直辖市）的地理经纬度坐标；Qi为各次级地区银行业年末存款余额；Q为我国银行业年末存款余额。
因为距离是个方向矢量，不同时期区域存款重心空间移动距离一般包括长度和移动方向两个方面，具体的计算过程如下：
DS-K=C×（YS-YK）2+（XS-XK）2 （4）
θS-K={nπ2+arctg[（YS-YK）/（XS-XK）]}×180π，n=±0，1，2，… （5）
其中，S、K分别表示两个不同时期，D表示两个时期内存款重心移动的距离，X、Y表示存款重心的地理经纬度。θS-K表示相对于K期的S期存款重心移动方向的角度变化，C为将地理经纬度距离转化为平面距离的常数系数， 一般取111.111（王军，2010）。把正东方向角度视为0°，所有旋转角度取欧氏几何角度单位，定义逆时针选转为正向，顺时针旋转为负向，重心移动方向范围取 （-180°，180°）。
与存款重心类似，贷款重心可以认为是信贷投放空间中的某一点，在该点处各个方向的力量交相聚合并处于平衡状态。贷款重心的位置与国家信贷政策及银行业集约型经营有关，将其引入到银行业中以说明银行资产业务空间发展的变化轨迹，并用来评估区域内转方式调结构的实际效果。贷款重心坐标及移动距离、旋转弧度的计算可以比照存款重心，那么该地区贷款重心可表示如下：
XL=（∑Ni=1xiIi）/IYL=（∑Ni=1yiIi）/I （6）
DS-K=C×（YS-YK）2+（XS-XK）2（7）
θS-K={nπ2+arctg[（YS-YK）/（XS-XK）]}×180π，n=±0，1，2，… （8）
其中，XL、YL表示贷款重心的地理经纬度，Ii为各次级地区银行业年末贷款余额，I为我国银行业年末贷款余额，S、K分别表示两个不同时期，D表示两个时期内贷款重心迁移的距离，θS-K为相对于K期的S期贷款重心移动方向的角度变化，贷款重心移动方向、旋转角度及C的取值都与存款重心类似。
三、中国存贷款重心变动轨迹（一） 数据准备
本文研究对象为中国大陆地区存款重心与贷款重心变动轨迹，故选取中国大陆地区为存款重心与贷款重心的总体区域空间，中国大陆地区所有省份（含自治区、直辖市）共计31个子区域为求解重心的微元单位，按重心研究的一般做法，取各个地区省会（或直辖市）城市地理经纬度代表各省份的地理经纬度坐标，具体见表1， 数据来源自 google earth. com。
表1中国各省地理经纬度
省市区东经北纬北京116.42 39.92 天津117.20 39.13 河北114.48 38.03 山西112.53 37.87 内蒙古122.08 46.07 辽宁123.38 41.80 吉林125.35 43.88 黑龙江126.63 45.75 上海121.43 34.50 江苏118.78 32.05 浙江120.20 30.27 安徽117.17 31.52 福建119.30 26.08 江西115.90 28.68 山东117.00 36.40 河南112.53 37.87 湖北114.32 30.52 湖南113.00 28.22 广东113.23 23.17 广西108.19 22.48 重庆106.4529.57 四川104.07 30.67 贵州106.72 26.57 云南102.73 25.05 陕西108.95 34.27 甘肃103.73 36.03 青海101.75 36.57 宁夏106.27 38.47 新疆87.68 43.77 91.0029.60海南110.3520.02注：各省经纬度值单位为标准地理度；数据来源：google
选取各个省份银行年末存款余额代表各个省份银行业年度存款情况，选取各个省份银行年末贷款余额代表各个省份银行业年度放贷情况。具体数据由中国期刊网数据挖掘平台（）整理而成，基本参考资料为1991年～2009年各省统计年鉴。
（二） 存款重心与贷款重心的实证刻画
按第二部分定义的存款重心与贷款重心计算方法，计算得出1991年～2009年间存款重心与贷款重心经度、纬度以及逐年位移的方向旋转角度和移动距离，具体数值详见表2。
据表2计算结果，将1991年～2009年中国银行业存款重心与贷款重心变动轨迹描绘在以经度为横坐标、纬度为纵坐标的坐标图上，存款重心与贷款重心轨迹如图1、图2所示。 表2存款重心与贷款重心数值刻画（1991～2009）
年份存款重心经度（XD）纬度（YD）位移距离（D）旋转角度（θ）贷款重心经度（XL）纬度（YL）位移距离（D）旋转角度（θ）1991114.9433.72〖6〗115.2534.111992114.9633.3145.10-88.21115.1733.9618.8861.491993115.0433.3811.4638.96115.2033.925.76-53.571994115.3833.054.0512.37115.1233.939.71-6.681995114.9532.9546.9683.56114.8933.3866.2167.931996115.0532.9610.824.77114.9433.416.2932.011997115.2432.9921.348.38115.0733.3416.35-27.961998115.1832.967.5027.32115.1233.355.6912.411999115.2033.016.5070.02115.1333.296.54-80.222000115.1533.089.21-55.47115.2133.4317.3358.292001115.2033.095.2516.82115.2633.405.98-28.712002115.3033.1211.7014.88115.3233.407.30-3.802003115.3633.107.06-19.29115.4033.3013.58-54.622004115.3433.189.16-75.96115.3933.291.0975.202005115.3833.237.2051.89115.4333.1912.04-68.672006115.3533.213.7828.07115.6333.3126.0533.012007115.3333.175.8867.80115.6333.2210.69-89.402008115.2733.228.82-40.91115.5032.9929.3660.522009115.2633.193.2069.68115.4632.965.4935.94注：位移距离单位为千米；旋转角度单位为欧式几何角度；经纬度单位为标准地理经纬度
图1存款重心运行轨迹
图2贷款重心运行轨迹
1991年～2009年间，银行存款重心总体呈现由高纬度向低纬度，低经度向高经度移动的趋势；但在移动过程中出现了1995、2005年等重要拐点。从旋转角度来看，存款重心移动顺时针方向占72.22%，逆时针方向占27.78%。位移距离在3.2至46.96千米范围内波动，波动幅度较大。说明了我国存款重心在1991年～2009年间整体从西北向东南方向移动。具体来说，1991年～1995年，我国存款重心整体是向西南方向移动，在1996年～2005年，存款重心逐渐朝东南方向移动，2006年以后向西略微移动。在我国存款一直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一个区域的存款基本也能反映该区域的经济发展程度，而我国存款重心的运行轨迹基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相吻合。
1991年～2009年，贷款重心总体由高纬度向低纬度，低经度向高经度移动，呈现明显的“西南—东南—西南”方向的演变趋势。从旋转角度来看，存款重心移动顺时针方向占50%，逆时针方向占50%。位移距离在1.09至66.21千米范围内波动，波动幅度较大。1991年～1995年，银行业贷款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1996年～2006年，呈现向东移动的态势，2007年～2009年银行贷款重心再次呈现出向西南移动的趋势，原因在于这期间国家的信贷政策对西南区域有比较大的倾斜。从图2中看出，我国信贷投放一直在动态的变化中，也就是说中国区域信贷投放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1991年～1995年中国银行业贷款投放逐渐向西南方向投放，1996年～2006年东西部差距越来越大，东南地区逐渐成为我国信贷投放的高密度地区。2007年以后信贷投放方向有所变化，开始逐步向西部转移。
（三） 存款重心与贷款重心的关联分析
1.存款重心与贷款重心经、纬度变动轨迹比较
由图3，我国存贷款重心演变轨迹在经度上的对比，可明显得出我国存贷款重心演变轨迹是由分散走向会合再到分散的特点。总体来说，存款重心与贷款重心移动轨迹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由西部向东部转移的特点，1991年～1994年，存贷款两个重心经度变动轨迹正好相反，存款重心演变路径在经度上由西略偏东慢慢移动，而贷款重心运行轨迹则是逐渐由东到西移动，说明在吸收存款中，东西方向变化不是太明显；而在信贷投放中，西部地区占的比重相对较大。其原因在于西南巨额的基建投资在发挥作用，国家加大了信贷支持力度。在1995年～2005年，存贷款重心运行轨迹基本上都是由西逐年向低纬度展开东向递增，吸收存款和投放信贷方面东部地区的占比逐渐加大；2006年以后，存款重心则开始逐渐向低经度地区移动，但是贷款重心则继续向高经度地区移动。这是由于商业银行实行集约化的经营模式，它在更大的范围内分配金融资源，在信贷资产结构不断调整的情况下，西部地区往往成为信贷压缩的重点地区，致使区域内资金外流，存贷比持续降低，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存贷重心点的差距越大，说明区域存款外流越严重。从存贷款重心的经度整体走势来看，存贷款重心向高经度地区逐渐移动，基本反映了我国东西部地区在存贷上的不平衡性。
图3存贷款重心经度变动轨迹比较
其次，从纬度轨迹来看，存款重心和贷款重心移动轨迹趋同性明显，无论从变动方向还是变动幅度上看，具有相同的趋势，即贷款纬度总是高于呈纬度波动并向低纬度地区移动。贷款重心移动趋势始终都是从北向南移动，但是存款重心在1995年以后存款重心逐渐朝北方向缓慢移动（见图4）。贷款重心纬度高于存款重心表明从1991年开始国家就引导信贷资金向需要鼓励和扶持的地区流动，推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在1995年以前，信贷规模作为中央银行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发挥巨大的作用，所以此时的存贷款重心和国家的宏观政策紧密相连，即国家的重心由东部沿海地区的带状式发展演变为“以东部带中部及西部”的轴线式发展模式，所以南部地区较多资金流入，加快中西部的开发开放。1995年后，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按照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求平衡、自我发展的原则，实行资产负债比例和风险管理。存贷款重心向低纬度地区逐渐移动，基本反映了我国南北地区在存贷上的不平衡性。
图4高技术产业重心与经济重心纬度变动轨迹比较
表3存款经度和贷款经度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ADF
检验值临界值（5%的
显著性水平）相伴概率
（P值）结论 Deposit-2.9329-3.67930.0538不平稳D（Deposit）-8.4385-3.68920.0000平稳Loan-2.4804-3.67930.1304不平稳D（Loan）-4.8462-3.68910.0006平稳
2.存贷款重心经度与纬度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我们采用ADF检验方法分别对存贷款的经纬度进行检验。
表4存款纬度和贷款纬度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ADF
检验值临界值（5%的
显著性水平）相伴概率
（P值）结论 Deposit-3.6793-5.34040.0698不平稳D（Deposit）-10.2081-3.68920.0000平稳Loan-3.5924-3.67930.0123不平稳D（Loan）-6.7794-3.69980.0001平稳
在表3和表4中用D（Deposit）和D（Loan）分别表示存款和贷款的一阶差分，从表中可知存贷款经度与存贷款纬度皆取一阶差分后，ADF检验的统计值在显著水平α=5%之下统计显著，故这四个变量都呈现稳定的状态。
表5存款经度与贷款经度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零假设 样本数 F统计值 P值 贷款经度不是存款经度的原因 18 1.43197 0.2500 存款经度不是贷款经度的原因 8.57868 0.0104
由表5可知格兰杰因果检验值在α=5%的显著水平上是显著的，因此我们拒绝零假设，认为在经度的移动中，存款与贷款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存款重心经度的移动导致贷款重心经度的相应变动。
表6存款纬度与贷款纬度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零假设 样本数 F统计值 P值贷款纬度不是存款纬度的原因 15 4.09864 0.0491 存款纬度不是贷款纬度的原因 6.40561 0.0161
由表6可知格兰杰因果检验值在α=5%的显著水平上是都是显著的，我们拒绝零假设，认为在纬度的移动中，存款与贷款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即存在由存款到贷款的单向因果关系，同时也存在由贷款到存款的单向因果关系。
四、分析与结论
本文运用重心理论考察1991年～2009年间我国银行业存贷款业务空间分布格局变动演化情况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
（一）存款重心与贷款重心分别位于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和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存款重心在以临泉县为中心方圆40公里的范围内运动，贷款重心在以沈丘县为中心方圆60公里的范围内运动。存贷款重心的大部分活动区域重合，表明银行存贷款业务具有类似的空间分布格局。但是，存款重心位于贷款重心的正南偏东方向，二者运动区域不是完全重合，说明我国存款分布以东南地区较为密集，而贷款较多的投向西北方向。这表明，总体而言诸如西部大开发等区域经济平衡举措初见成效。但是，但是存贷款重心均严重偏离我国地理中心（大地原点），偏向东部地区。表明银行存贷款业务整体而言在我国东南地区分布更为密集。
（二）我国存款重心与贷款重心都严重偏离我国大地原点（东经105°55′，北纬34°32′），从银行业存贷业务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来看看，我国存贷款业务与整体经济发展都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均衡问题；从总的轨迹变动路线看，我国信贷的不均衡投放问题日益严重，正好映射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均有所扩大，转方式调结构困难不断加大。这说明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性经济发展战略举措及国家信贷政策的推动下，银行业贷款业务也出现向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不断调整的动态博弈局面。
（三）从经度变动情况看，存款重心与贷款重心经度移动轨迹呈现出局部高度相似性。两条经度变动轨迹在1995年～2005年间以极为相似的变动路线逐年向高经度展开东向递增。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这说明在经纬度的检验中，银行业贷款重心的移动都可归因于存款重心的移动，即本区域内的存款基本都投放在该区域内。而在纬度检验中，存款重心的移动也可由贷款重心的变动来解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在纬度（南北方向）上我国银行存款吸收的内生性较强，说明在纬度方向上银行业存贷款互动良好，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所以建议中央政府在不影响其区域发展的前提下，来带动偏北方向地区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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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杨惠馨. 2010. 2006 -2008年中国省际高技术产业效率实证研究[J]. 统计研究 （12）：1338-1346.
（编校：少卿）
More Tracking Movements of Deposits and Loans Focus in China Banking
WANG Xiaofang， WANG Ruijun， HU Xiaobing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论文关键词：科技创新，内蒙古，因子分析，空间布局
0引言
科技竞争力是一个国家（地区）科技总量、科技水平及发展潜力的综合体现，包括教育和科学竞争基础、技术竞争水平、研究与开发竞争水平、科技人员竞争水平、科技管理竞争水平、科技体制和科技环境竞争水平等多个方面[1]，是城市竞争力中硬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科技创新理论起源于技术创新理论和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是区域经济增长和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其强弱是衡量区域科技实力的重要尺度。城市创新系统理论从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研究中演化出来，由知识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环境创新等构成，其中知识和科技创新能力是其核心[2]。
城市已逐渐成为现代社会国际生产力分布体系和劳动地域分工中新的空间组织形式，因此未来国际间竞争将主要表现在城市层面上。本文通过对内蒙古9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模式、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的比较，就我区如何形成竞争有序、合作紧密、要素优化配置的有机整体，如何增强政策规划的协调性和发展的有序性等影响内蒙古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因素予以研究因子分析，最终构建内蒙古城市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及空间布局。
1内蒙古城市发展现状
1.1全区经济发展初具规模
近年来，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经济发展初具规模。全区生产总值由1949年的7.08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58.04亿元，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经济总量迅速扩张。GDP由1999年的1379.3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7761.8亿元，在全国各省的位次由第24位增长到第16位；初步核算，2010年我区首次实现生产总值过万亿元，达到11655亿元，比上年增长14.9%[3]，远远高于全国4.6%的增长率。据统计，1952~2008年全国平均增长8.1%，1961~2008年世界年平均增长只有3.6%，而1979~2008年内蒙古年均增长率达到12.1%，分别快于全国和世界经济增速4个和8.5个百分点。1999~2008年内蒙古连续7年经济增长速度稳居居全国第1位[4]；人均生产总值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4638美元，居全国第8位，连续六年保持西部第1位免费论文下载。
图1 内蒙古2000~2009年经济增长率变化趋势图
1.2全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为了形象描述内蒙古各地级市三次产业结构的特点，在此选用“三轴图”法，通过三次产业结构重心轨迹的动态变化来形象描述产业演进过程及产业结构的发展阶段。
首先选取原点，引出三条两两相交成120°的射线因子分析，记为X1、X2、X3轴，则(X1+X2+X3)=100，把三次产业的比重分别点在Xi轴上，历年三点连接所得出的三角形重心轨迹即为某时期产业结构的变化轨迹。为了进一步反映产业结构质的变化，可将平面平分成6个区域，其上任何一点可用仿射坐标来表示[5]。三次产业结构根据X1、X2、X3的大小顺序，出现图2所示的6种情况。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即产业结构重心通过左旋模式或右旋模式从两个方向进入第4区域，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
图2 产业结构重心对应区域及演进模式图
通过构建仿射坐标系和简单计算，可得到内蒙古9个地级市1998~2008年产业结构重心分布区域,并绘制相应的重心轨迹演进变化图(图3)。
图3 内蒙古9地级市产业结构重心轨迹演进变化图
重心位置在同一区域内变化时，表明产业结构未发生变化；当重心位置有跨区变化时，则意味着产业结构发生了的变化[6]。根据计算结果及图3可以看出，1990年全区三产业结构比例依次为35.3%、32.1%、27.3%；21世纪后，三次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转变为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2010年三产产业结构依次为9.5%、54.6%、35.9%。在自治区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各地级市工业化水平也明显提高，9个地级市产业重心轨迹均呈右旋模式，即实现了由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转变，由第一产业主导向第二产业主导推进，由产业结构初级化向中、高级化变化的历史性跨越。但由于各市地理位置、资源环境、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其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变化速度也有所差异。
2城市科技创新能力评价
2.1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本文在借鉴吸取了甄峰（2000）、范柏乃（2003）、李宗璋（2005）、孙钰（2008）、《中国科技发展报告2007-2008》研究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07-2008）》研究组构建的科技创新能力指标体系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独立性等原则因子分析，结合内蒙古9地级市的实际情况对指标数据进行取舍，构建?丝萍即葱履芰ζ兰壑副晏逑担以便针对内蒙古城市科技创新能力进行评价。该评价指标体系具体体现?4个一级指标下的8个二级指标和22个三级指标，见表1。
表1 城市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内蒙古城市科技创新能力评价
科技创新环境
经济环境
X1
人均GDP
元
X2
人均GDP增长率
%
X3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社会环境
X4
公共图书馆
个
X5
公共图书馆藏书总量
千册
X6
普通高校学校数
所
科技创新投入
财政投入
X7
固定资产原值
万元
X8
科技经费支出总额
万元
X9
课题经费支出额
万元
X10
财政科技支出比重
%
物资投入
X11
国有研究开发机构
个
X12
科技人员占研究机构从业人员比重
%
X13
科学家、工程师数
人
科技创新产出
经济产出
X14
科研经费收入总额
万元
X15
工业增加值
万元
科技产出
X16
发明专利数
件
X17
申请专利数
件
X18
授?ㄗɡ?
件
科技创新潜力
教育潜力
X19
教育支出
万元
X20
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数
人
科技潜力
X21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户
X22
《经济问题杂志》2014年第五期
一、投资的重心移动与空间集聚
(一)投资的重心移动在社会经济现象研究中，区域重心被定义为不同区域权重导致的拉力平衡点，由于各个城市的投资水平不平衡，使得各个城市的权重有很大差异。投资重心移动的方向表明投资活动正在向该地理方向转移。选取336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自治州、盟)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投资指标，分析得出我国1995年投资重心位于河南驻马店市，2000年和2005年均位于安徽阜阳市，2011年位于河南周口市。1995～2000年期间投资重心向东北方向移动28.06公里，并且东西向移动幅度大于南北向移动幅度，表明此期间，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且超过其他地区，提供了投资重心向东移动的力量。2000～2005年期间投资重心再次向东北方向移动49.43公里，且南北向移动幅度大于东西向移动幅度，表明此期间，以京津冀为代表的环渤海经济圈凭借着发达的交通网络、雄厚的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本、相对富足的自然资源等区位优势发展迅猛，投资力度加大，为投资重心的移动提供了向北的力量。2005～2011年期间投资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74.21公里，造成这种现象的外部原因: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使西部经济发展得到重视，加强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中，西部大城市(比如重庆、西安)的投资力度提升最突出。
(二)投资的空间集聚情况全局空间关联分析(GlobalMoran’sI)反映的是空间邻接或空间邻近的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如果是Xi区域i的观测值，则该变量GlobalMoran’sI计算公式如下。GlobalMoran’sI指数是一种总体统计指标，它只能说明所有区域与其周边地区之间空间差异的平均程度。为了更清晰地反映区域经济内部空间差异的变化趋势，还要通过局部空间关联分析来实现。在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时，利用LocalMo-ran’sI可以测量每个区域与其周围地区的空间差异程度，即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它是GlobalMo-ran’sI的分解形式。本文采用Moran散点图和LocalMoran’sI两种方法来研究每个区域与周边区域之间的局部空间关联和空间差异，Moran散点图将变量z与其空间滞后变量(wz)之间的相关关系，以散点图的形式加以描述，即构成了Moran散点图。其中，横轴表示变量的观测值，纵轴表示其空间滞后变量的取值。每个区域观测值的空间滞后就是该区域周围邻居观测值的加权平均，具体通过标准化的空间权重矩阵来加以定义。Moran散点图可分为四个象限:第一象限(H－H):区域本身与其周边地区都是高值区，二者的空间差异程度相对较小;第二象限(L－H):区域本身是低值区，而其周边地区为高值区，二者的空间差异较大;第三象限(L－L):区域本身与其周边地区都是低值区，二者空间差异程度较小;第四象限(H－L):区域本身是高值区，而其周边地区为低值区，二者的空间差异较大。将Moran散点图与行政区划图结合起来，便得到LISA集聚图。本文使用Moran’I来判断变量自身的空间相关性，Moran’I取值范围为(－1，1)，指数绝对值的大小表征空间相关程度的大小，同时本文给出中国城市2011年投资的Moran散点图(见图1)，结果显示Moran’I值为0.15，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相似(高高或低低)的地区集中分布，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全局空间相关性，呈现出明显的趋同集聚。中国城市投资的高高集聚城市有20个，分布在长三角、辽中南地区、京津冀地区、山东半岛，中国投资的低低集聚城市主要分布中国西部省份、黑龙江的边疆地区、广东省揭阳市。中国的投资高低类型区个数仅有2个，即兰州和重庆，说明在中国很难形成投资飞地。中国的投资低高类型区则伴随着高低类型区和高高集聚区而生，具体分布在重庆周边、京津冀和长三角高高类型区周边。
二、投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一)数据选择资本是工业化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经济发展处于投资驱动的次级阶段，资本投入是维持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投资分为国内投资和外资，考虑到两种资本的性质与作用不尽相同，FDI对经济的影响较为复杂，FDI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关系在学术界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一些学者认为外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18］因此，本文将其分开考虑，分别为国内投资变量(X1)和外商直接投资变量FDI(X2)，国内投资变量取扣除外资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土地投入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运用土地政策实施宏观调控以来，土地投入对经济的影响更甚，因此本文采用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X3)作为土地投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是廉价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因此劳动力投入以就业人数(万人)(X4)来表示。由于缺失数据较多，因此本文将剔除，对32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自治州、盟)进行了实证分析。
(二)模型设定本文使用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主要是纳入了空间效应的空间常系数回归模型，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LagModel，SLM)与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ErrorModel，SEM)两种。空间滞后模型(SLM)主要探讨某个经济因素在空间上是否有扩散现象(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滞后模型中样本观测值的空间依赖关系由外生的空间滞后变量来表达，其模型表达式为。式中，y为因变量矩阵;X为n×k的外生解释变量矩阵;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W为n×n的空间权值矩阵，可以用邻接矩阵(rook)或地理衰减矩阵构建，其中，rook是最为常见的空间权值矩阵，rook规定两个地区彼此相邻则为1，不相邻为0，以此构建矩阵，然后进行行标准化，标准化后的矩阵的行元素之和为1，这意味着一个地区的周围地区的权重之和为1;Wy为空间滞后因变量，即相邻地区的观测值Wy对本地区观测值y的作用方向和作用程度，ε为随误差项向量。式中，ε为随机误差项;λ为n×1的截面因变量的空间误差系数;μ为随机误差向量。参数λ衡量了存在于误差项中的样本观测值之间的空间相互依赖作用，参数β的大小反映了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大小。SEM的空间依赖作用由于存在于扰动误差项ε中，因此该模型度量了周边邻接地区关于因变量的误差冲击对本地区观测值的影响程度。
(三)实证分析本文建立的空间滞后模型(SLM)表示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受周边邻接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该模型表示经济增长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该模型中地区之间的空间依赖性由空间滞后变量WlnY来反映。模型设定为:式(3)中，W为n×n阶标准化空间权重矩阵，WLnY为空间滞后变量。ρ为空间回归系数，其估计值反映周边邻接地区经济对本地区经济的影响，即ρ值刻画了空间相关性程度。本文建立的空间误差模型(SEM)表示地区间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并不是来源于地区的Y值，而是来源于未纳入模型的解释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地区之间的空间依赖性通过空间滞后误差项Wε来体现。模型设定为:式(4)中，λ为空间误差自相关系数，其大小刻画回归残差之间空间依赖(或者是空间相关)的大小，λWε为空间滞后误差项。为了比较分析，本文除了SLM和SEM回归分析外同时引进普通模型OLS分析，结果见表1。空间回归决策过程如下:模型的选择标准首先看LM－Lag和LM－Error检测统计量。如果两者都不能拒绝0假设，坚持OLS的结果;如果只有一个LM检验统计量拒绝0假设，则选择与拒绝0假设的检验统计量相对应的空间回归模型。如果两个LM检验统计量都拒绝0假设，则进一步考虑Roubust形式，选择与最显著的统计量相对应的空间回归模型。表1显示Moran’sI误差检验显著，指数为4.3043(P=0.000)，在统计上高度显著。这意味着OLS回归的残差项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即区域经济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原因则是模型遗漏了空间变量，使得被解释变量LnY的空间相关性不能完全由模型中的解释变量(LnX1、LnX2、lnX3、LnX4)所解释，因此OLS模型回归得出的结果存在一定偏差。之后，同时对两个拉格朗日乘子滞后(LMlag)和误差(LMerr)进行检验，结果二者检验都显著，然后对稳健性(R－LMlag和R－LMerr)进行检验，结果R－LMerr更显著(P=0.000)，进一步说明有必要进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且认为SEM模型可以更好地拟合空间效应。由于空间计量模型采用最大似然法ML估计模型中的参数，因此基于残差平方和分解的拟合优度R2的检验意义不大，但可比较各模型的LogL、AIC和SC值来说明模型的优劣。由表1对比发现，SEM的对数似然LogL、AIC和SC的绝对值都比OLS的估计值小，说明SEM模型比OLS模型估计有效。模型中所有变量的系数均在10%显著水平下呈正相关(除土地投入之外的变量且都通过1%的显著检验)。国内投资(X1)、FDI(X2)、土地投入(X3)和就业人数(X4)越多，城市的GDP总量越大，其中国内投资系数最大，为0.630(P=0.000)，这表明影响一个城市经济水平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其次为就业人数，为0.215(P=0.000)。土地投入在不考虑空间相关线的OLS模型中通过10%的显著检验，而在SEM模型中没有通过检验，即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考虑了空间相关性的影响，降低了土地投入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显著性。FDI对经济的影响为正，为0.118，说明FDI的技术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也就是FDI和地区经济增长直接形成了区域循环累积效应。SEM模型中的空间误差项λ的估计值为0.329，且高度显著，表明城市层面的经济水平确实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一个城市的经济水平不仅与物质资本、就业人数、FDI有关，还受到邻近城市的经济水平影响。平均而言，邻近城市的经济总量每增加1个单位，本城市的经济总量增加0.329个单位。总之，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增加，而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
三、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以全国32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州、盟)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证实了中国的投资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空间依赖性)，一个地区的投资水平受到周边邻接地区的投资水平的影响。中国投资的高高集聚区分布在长三角、辽中南地区、京津冀地区、山东半岛。依据本文的计量结果，可知首先投资对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国内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作用力远大于FDI、劳动投入和土地投入等要素。国内资产投资每增加1个单位，GDP就增加0.630个单位。由于FDI对区域经济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就必须要积极吸引外资以及充分利用外资，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其次，土地作为经济发展日益重要的稀缺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较大，各地对土地指标的争夺日益激烈，许多城市进行盲目圈地和过度城市化，加剧了资源环境的不协调，依靠土地投入拉动经济增长仅是特殊阶段发展经济的权宜之计，而非持续经济发展的长远之计。
作者：陈园园王荣成安祥生王建康宋庆伟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太原师范学院管理系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市场条件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但首先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着内在关联，没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就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根本上是一个问题，因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是生产力发展在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驱动力结构变化上的表现。生产力发展的载体是企业，因而企业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体，只有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实于企业，才能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在促进企业发展的各种要素中，市场机制是最重要的。可以说，创造完善的市场条件是促进企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市场机制具有促进企业自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竞争机制来实现的。因此，重要的是要创造能够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市场条件。市场机制在为企业创造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外部环境的同时，也促进了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力的提高。对于企业来说，无论是观念的转变还是能力的提高，都离不开良好的市场条件。客观的市场条件迫使企业必须有这样的观念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市场竞争条件越充分，企业这―观念也就越强烈。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遵循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心转到创造更好的市场条件、塑造更好的市场环境和增强企业自身转变发展方式的能力上，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条件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为实现经济增长拉动力的转变提供体制保证。具体而言，需要完善以下几方面的体制：
完善对消费品生产，特别是对服务业发展的投资体制。必须在投资体制上保证政府加大对保障和改善民生项目的投资力度和比重，放宽对社会资金投向服务业的限制，使提高消费比重、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都能够得到体制上保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到实处。
完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体制上保证国民收入再分配更多地向直接形成居民收入的方面倾斜，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和数量，使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再分配途径获得更多的收入。
完善初次分配体制，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必须从体制上扭转压低劳动报酬作为降低生产成本最主要途径的这种观念和做法，使企业逐步提高报酬在生产成本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既能够保证企业创造的总收入中有更多的份额成为劳动者的收入，又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实质上是实现经济发展源的转变，即经济发展主要靠要素驱动向主要靠创新驱动转变。经济发展源的不同，反映的是国家创新能力的强弱。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要在体制上保证经济发展主要来源于科技进步和创新。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条件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战略任务，政府作为政策的制订者和宏观经济调控者，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着重要作用。政府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主要通过制订政策来实现，而政策是政府功能最主要的体现。政府政策能够影响所有的生产主体，所以，政府的作用远大于任何一个经济主体。经济发展政策不仅从宏观上主导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也从微观上规范着企业的行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政府从整个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要求出发提出的战略任务，政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保证。政策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针对性和灵活性，它能够按照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总要求，根据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或对哪些方面给予支持或对哪些方面进行限制，并能够进行灵活的调整。政策具有的这种独特优势和作用，决定了研究和制订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体系，为整个社会实现这一转变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是政府要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关键词：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毕业人数
作者简介：杨忠旋（1988-），女，土家族，湖南湘西人，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蒋家琼（1975-），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湖南 长沙 410006）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28-0012-03
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有其自身不同的特点，依照其自身发展规律，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作出适时的调整。[1]本文对美国1999～2010年近十二年层次结构发展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对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中的发展特点及其规律进行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期为我国快速扩展的高等教育提供借鉴，使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达到相对均衡状态，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美国高等教育各层次变化状况
1.各层次规模的增长速度变化
1999～2010年美国高等教育的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层次的毕业人数呈现出逐年稳步上升趋势，对于有着高入学率低毕业率的美国，毕业人数的上升说明美国高等教育总体招生规模也有所扩大，见图1。
2.各层次毕业人数增长幅度各不相同
在美国高等教育总体毕业规模扩大，各层次毕业人数逐年稳步上升的大前提下，各层次毕业人数的增长幅度不尽相同。从图1可以看出，拿到学士和硕士学位人数都处于稳定的逐年上升状态。根据表1数据可以看出，学士学位人数从1999年的1237875人上升到2010年的1715913人，学士毕业人数每年的增长率与平均增长率存在较小的差距，硕士毕业人数从1999年的457056人上升到2010年的730635人，硕士人数每年的增长率与平均增长率差距也不大，这说明学士和硕士这两个层次呈逐年稳步上升趋势。美国博士生教育向来以严要求、高质量的“金标准”闻名于世，博士毕业人数从1999～2009年这十年除了2001年有负增长情况外大体处于平稳上升状态，只有在2009年在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为了满足紧急的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2]有大幅度扩大，增长率达到134.15%。从年平均增长率来看，博士学位毕业人数增长率最高，其次是硕士层次，再次是学士层次。虽然硕士、博士招生规模的增长率高于学士规模的增长率，但学士毕业人数依然是硕士、博士招生人数总和的两倍，这说明在高等教育成熟的美国，层次失重问题依然存在。
3.各层次毕业人数的阶段增长趋势
学士层次整体呈稳步上升趋势，从1999年到2002年，有小幅度增长，2002年学士毕业人数规模增长率4.38%，学士层次增长最大，2003年到2009年属于平稳增长状态，2009年到2011年增长率有所上升。2010年的学士毕业人数增长率为3.99%，达到次高点。硕士层次整体也是呈稳步上升趋势，并且硕士层次的毕业人数增长率总体高于学士层次毕业人数增长率，2003年的招生规模是硕士层次招生规模中的一次小高峰，达到9.03%，小高峰后呈现增幅整体下降趋势，2006年降至最低点1.77%，2007年开始有所回升，2009年再次回升到5.52%。博士层次规模增长起伏较大，2001年出现-1.66%的负增长情况，2002年到2006年又开始呈现整体稳步增长趋势，2007年有小的波动，2009年，博士层次呈现大幅增长，高至134.15%，2010年趋于平缓。
总的看来，1999年到2003年各层次整体呈上升趋势，2003～2004年达到一次小高峰，2004～2005年增幅有所降低后各层次呈平稳增长状态。除了博士层次在2001年中出现负增长和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因素的影响呈现大幅度增长外，学士、硕士层次整体上基本处于平稳上升状态。从整体增长幅度来看，博士层次增长幅度高于硕士层次增长幅度，硕士层次增长幅度高于学士层次增长幅度，见图2。
二、美国高等教育各层次比例发展现状
1.各层次比例格局发生变化
21世纪的美国高等教育已基本走向成熟，处于稳步发展阶段，各层次格局不存在大幅度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各层次人才的需要不断增加，高等教育层次规模和数量上有所扩张，各层次间的比例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图3中可以看出，学士毕业人数规模有明显减少，博士人数规模有相对大幅度的增加。学士毕业人数比例从1999年的71.15%下降到2008年的68.85%，这十年属于平稳下降状态，降幅不大，2009年由于突变因素的影响有三个百分点的降幅，2010年降至最低点65.74%。硕士毕业人数比例增长幅度不大，增减幅度在一个百分点范围内，基本趋于平稳。博士毕业人数情况与学士招生人数情况大至呈现出相背离趋势，博士毕业人数比例从1999年2.58%上升到2008年的2.91%，这十年博士毕业人数属于平稳上升状态，涨幅不大，同样，2009年由于突变因素的影响有三到四个百分点的涨幅，达到博士毕业人数比例的最高峰6.34%，2009年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从大体趋势上来观察，学士毕业人数比例在逐年减少，硕士、博士毕业人数比例在逐年增加，学硕博层次比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正在逐步发生变化。
通过对比1999年和2010年的层次比例情况，可以清晰直观看出这12年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变化情况，学士毕业比例逐年减小，硕博毕业比例逐年增大（见图4）。学硕博比例从1999年361.82∶100∶9.8变成954.22∶100∶22.41。这说明两个情况，一是美国高等教育总体规模有大幅度的扩张，虽然学士毕业比例逐年下降，但学士招生人数有所增加，且增加数大于硕博毕业增长人数总和。二是美国高等教育依然存在层次的失重问题，学士毕业人数比例依然是硕博毕业人数比例总和的两倍。2010年学士毕业人数比例相对于1999年毕业人数比例放缓，硕博毕业比例增加也说明美国高等教育层次逐步提高，整体规模向更高层次转变，见图5。
2.各层次男女比例
（1）各层次中男女所占男女总数比例。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比例格局是学士最多，其次硕士，再次博士。在各层次中男女生所占男女总数比例与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存在相似性，从1999年、2010年各层次中男女占男女总数比例的数据来看，存在一个问题，1999年学硕层次中男生比女生所占比例略低，博士层则是男生所占比例高于女生所占比例。2010年学博层次中男生所占比例高于女生所占比例，只有硕士层次的女生比例高于男生比例，见图6。
（2）男女人数在各层次所占比例。美国高等教育在受到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影响和制约后，加之个人对教育层次不同的需求，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发生了变化，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各层次中男女生人数的比例。从表2数据中可以看出，1999年，学硕层次的女生比例要高于男生，博士层次的男生比例高于女生，到了2010年，各层次的女生比例都高于男生，特别是硕士层次的女生比例高出男生比例近三分之一，这说明近年来美国女生接受高等教育多于男生。
3.分科类各层次比例
不同学科的层次结构发展变化，既可以反映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又可以体现社会对于高等教育的总体需求。[4]美国的学科专业分类系统共有38个学科群（一级代码）、362个学科（二级代码）和1265个专业（三级代码）。[5]高等教育学位结构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6]，本文选取了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农学、医学、工商管理、教育学、法学、工学、理学几个不同学科专业作为对象，将1999年和2010年这几个不同专业的各层次招生比例作为分析样本进行对比分析，近而发现不同专业的层次结构的发展变化存在一些特点。
（1）农学、理学、文理综合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学科，层次比例的变化幅度不大。理学和作为交叉学科的文理综合，在学士层次上比例还有小幅度的增长，在硕博层次上比例都存在小幅下降趋势，说明美国高等教育在这两门学科上更加注重学士层次的教育。农学存在学士、博士层次比例下降，硕士层次比例增长的情况，作为研究农业科学的农学，是典型的技术应用型学科，农业作为国民经济中重要的产业部门，肩负着为其他产业部门提供物质基础的重要任务，农学这一学科的作用也相当重要，从1999年和2010年数据来看，层次分布比例变化不大，硕博层次比例增长缓慢，说明美国高等教育在农学这一学科上对人才的培养重心开始向硕士层次上转移。
（2）工商管理、工学作为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三产业的学科，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学士层次比例在逐渐放缓，硕博层次比例有一定程度的增幅。这种变化也体现了美国高等教育在不断适应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3）医学、法学、教育学关系社会民生的学科层次比例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变化。医学专业学士、硕士层次比例都发生了大幅度的缩小，博士层次比例增长迅速。教育学专业学士层次比例下降明显，硕博层次比例都有所增长。变化幅度最大的是法学专业，1999年，法学专业层次比例最大的是在硕士层次，其次是学士、博士层次，2010年，法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层次比例都有大幅度的缩减，博士层次比例出现迅猛增长，高至80.71%，占据法学专业的五分之四。
（4）根据1999年和2010年各学科层次招生比例的数据来看，美国高等教育不同科类的层次结构总体在向硕士层次转移，比较注重实践经验的农学和作为交叉学科的文理综合，在人才培养方面倾向于学士层次的培养，作为与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法学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层次侧重点略高于其他学科，更倾向于博士层次，见图7、图8。
三、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研究的结论
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发展变化是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通过对1999～2010年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发展变化情况的研究，得出以下几条基本结论。
1.各层次整体规模扩大
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基本成熟，1999～2010年是美国高等教育稳步扩张时期，2010年整体规模较之1999年有一定幅度扩充，各层次毕业人数逐年增多，说明之前各层次招生人数也呈逐年增多趋势，特别是在2008到2009年美国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下，硕博层次的毕业人数有大幅度的增加，远超出了硕博层次的平均增长率，2010年各层次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回归稳步增长。
2.各层次比例发生变化
1999～2010年美国高等教育在整体规模扩充的情况下，各层次比例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学士层次规模逐年缩小，硕博层次规模逐年扩大，学硕比例出现下降，博硕比例攀升。从总体层次规模分布来看，学士层次毕业人数逐年减少，硕博层次毕业人数逐年增加。未来美国高等教育层次比例重心将从学士向硕士层次转变，对人才培养的重心也将向硕士层次偏移。
3.各学科的层次结构相应发生改变
通过1999年和2010年不同学科门类层次比例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实践性较强的农学和专业性不强的理学、文理综合的层次重心在学士层次上；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学科和贴近民生的学科的层次重心将出现上移，重心大体转移至硕士层次，部分学科重心甚至上升至博士层次。
高等教育结构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高等教育结构的建构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7]观察美国高等教育1999～2010年层次发展变化情况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层次规模在逐步扩大，各层次的比例重心大体上移，各学科层次结构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也会发生相应改变。然而，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对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需求不同，探索优化高等教育层次结构途径将是一项永久的任务。
参考文献：
[1]SIR ERIC ASHBY，The structure of high education：A world view[J].High Education，1973，（2）：143.
[2]GEOFFREY J.GILES，The struc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J].Higher Education，1978，（7）：131-156.
[3]Date collection：high education statistics[EB/OL].http：//nces.ed.gov/.
[4]何晓芳，迟景明，李霞，等.1998-2007年中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变迁研究[J].高教探索，2010，（3）：47.
[5]刘少雪，程莹，刘念才.创新学科布局 规范院系设置[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10）：69.
农村信用社是银行类金融机构，又是信用合作机构，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农村信用社与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也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农村合作社是由农民入股组成，是为了解决农民以及小生产者资金不足建立的信用组织，其主旨在于为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同时支持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打击民间不良借贷组织。农村信用社就是农村信贷货币机构，一旦出现问题，农业与农村经济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阻滞，甚至丧失可持续发展能力，引发粮食危机，因此必须解决湖北省信用社不良贷款难题，以维护国民经济基础，促进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及进程。
1 湖北省信用社不良贷款现状
根据数据分析看，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现况为“三高三低”；从形态来看，“两呆”贷款占比高，逾期贷款占比低；从投向来看，村组集体一级乡企贷款占比高，农户贷款占比低；从时间来看，行社分家后占比高，行社分家前占比低。
2 湖北省信用社不良贷款成因
2.1农村信用社自身管理问题
农村信用社是为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建立，其重心在农业方向。但某些区域的农村信用社，信用审核担保制度过于宽松。农村信用社人员管理制度存在漏洞，决策问题草率。
农村信用社是由农业银行发展而来，其管理人员并无细分而是由农业银行人员领导管理，缺乏独立性，导致其放贷盲目性增加，加上经济体制漏洞问题，行政部门的干预，企业经营混乱，企业经济效益不佳产生的逃债拒债现象屡见不鲜。集体农业的贷款采取统借统还的旧模式，形成呆账。
2.2 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问题
湖北省农村信用社受制于同业竞争，拓展大部分的高息存款业务，导致负债规模扩大，资金闲置过多，而总资产对比稍少，为达到资产与负债的平衡度，湖北省大部分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开始盲目的发放贷款，造成了资金沉淀。部分区域农村信用社为了追求高利润，将贷款投放农业大户，导致资金集中，风险加大，其中还有部分主力农村信用社在清收盘活中，没有实际消化本金，只着重利息清收。管理人员把重心放在贷前审核、贷时审批、而忽略了贷后检查，各项管理制度的执行强度、力度不够。
3 湖北省信用社不良贷款的解决措施
3.1 当地政府强化管理政策
管理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乱象，当地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关政府部门应该帮助农村信用社改善这一乱象，化解由此带来的巨大风险，给予农村信用社政策上的鼓励支持以及监督，完善其贷款程序的各项机制，改善农村信用社人员管理体系问题，加强对政府人员走捷径借贷的管理强度。
3.2 农村信用社注重自身管理
不良贷款乱象的产生与农村信用社自身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改善信用社内部管理，提升工作人员的素质以及自我监督的能力必不可少，也应适当施加压力，着重收清盘活这方面的问题，还可内设不良贷款专案处理组，改变呆账情况，后期管理也应加强，从而预防不良贷款的再次崛起。对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的关系应该细分甚至是隔开，同时农村信用社人员的管理问题、培训问题等都应进一步改善。
对已经形成的不良贷款，应该按照法律法规逐步追究其责任人以及责任单位的责任，同时对不良贷款可以分级处理，分为重、中、轻三个级别，按照等级进行先后处理。对于不良贷款的认定标准以及核对程序也必须达到完善，加强对于不良贷款的催收。加强农村信用社贷款的审查力度，前期贷款审核，中期贷款审批，后期贷款核实其及后期追踪管理方面应划为重心。
【关键词】浙江省；县域经济；城市经济；转型；动力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新世纪以后，浙江“产业层次低、企业规模小、空间布局分散”（低、小、散）的县域经济正在经历“成长的烦恼”，面临转型升级路径锁定的困境，给浙江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滞缓、高端要素短缺、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等。因此，浙江县域经济亟须转型升级。2014年，浙江人均GDP为72967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1878美元），跨越10000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这一发展阶段对浙江经济形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城市经济以集约集群集聚与高端高质高效的优势无疑成为理想的经济形态。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机制。
二、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新趋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呈现新趋势。主要体现在：一是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超越县域经济；二是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区发展；三是发达县（市）进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期。这些表明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已成必然趋势。
（一）城市经济高效发展，成为驱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主导性力量
随着城市化重心从小城镇向大中城市转移，各类生产要素和产业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经济快速、高效发展。2012年①，11个设区市GDP达16479.67亿元，占全省的47.74%，人口仅占31.77%，而58个县（市）②GDP达18038.49亿元，占全省的52.26%，人口却占了68.23%。11个设区市的经济发展效率远远高于58个县（市）。而且11个设区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财政总收入分别占全省的52.74%、56.34%，占据了半壁江山。随着新型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以城市群和都市区为载体的城市经济将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力量。2013年杭甬温三大中心城市市区集聚了全省17.18%的人口，却创造了33.35%的地区生产总值。
（二）都市区和城市群逐渐形成，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区发展成为新趋势
都市区和城市群的形成增强了县（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促使县域经济从支撑城市经济发展为主向接受城市经济辐射为主转变，促使区域空间结构网络化发展。目前，环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和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区逐渐成形，将近50%的县（市）已被纳入网络化城市体系中。杭州都市区吸纳了临安、富阳、德清、桐乡、海宁和绍兴等6个县（市）；宁波都市区吸纳了余姚、慈溪、奉化、宁海和象山等5个县（市）；温州都市区吸纳了瑞安、永嘉、乐清、洞头、文成、平阳和苍南7等个县（市）；金华-义乌都市区吸纳了东阳、浦江、兰溪、武义和永康等5个县（市）。这意味着这些县（市）必将受到城市经济的辐射，县（市）与中心城市融合发展将成为趋势。城市经济正在一步步“吞噬”县域经济。
（三）发达县（市）进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
“四换三名”①、“退二进三”等一系列产业转型升级措施促使各种城市经济业态不断涌现，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或生产业转型，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县（市）服务功能不断提升。2013年，绍兴县、义乌市、慈溪市、嘉善县等22个县（市）人均生产总值跨越10000美元（见表1），迎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商贸服务业、金融业、物流业、信息产业等产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人数比重持续上升。以义乌市为例，从2000—2013年，义乌市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比重从43.5%持续增长至57.05%。发达的商贸服务业提高了义乌市服务其他县（市）的能力。此外，部分县（市）以“智慧城市”为抓手促进“生产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带动了信息产业等相关生产业的发展，提高了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
三、分工视角下的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动力机制
浙江县域经济呈现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并非偶然。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其转型的动力机制。如此，一来可以更好地推动浙江县域经济转型；二来可以为全国其他县域经济提供发展的参考。
（一）概念界定
县域经济是农村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成果，本质上是农村工业化与以小城镇（建制镇）为重心的城镇化在县域空间上融合互动促使县域产业分工所产生的特征鲜明的经济形态。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以传统产业为主导产业，县域功能以生产为主；二是县域城市化水平不高，空间集聚度低，产业布局分散，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三是县级行政区划为经济发展的空间依托，县城与中心镇往往是县域经济增长极；四是区域分工水平比较低，以部门间分工或区域产品分工为主，缺少产业链层面分工。城市经济伴随城市化进程而发展，本质上是集聚经济，是分工与集聚在地理空间上互动所产生的具有较强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的经济形态。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的支撑力；二是在集聚与分工的互动中，生产业从第三产业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导产业，城市以服务功能为主；三是城市人口以非农人口为主，城市化水平比较高，中心城市集聚、辐射能力比较强；四是产业链分工水平高，城市之间分工明确、错位发展，都市圈经济是其演化发展的高级形态。由上可见，从分工角度来看，县域经济是一种以部门分工为主的经济形态，而城市经济是一种以产业链分工为主的经济形态。因此，从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可以理解为分工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也就是说，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经济形态的转变，分工水平的提高，使得城市经济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而不是行政区划的调整②，更不是县域经济的“消灭”。
（二）动力机制分工
从县域与区域两个层面作用于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县域层面，分工深化提高个人或企业专业化水平，引起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推动人口集聚、产业集中，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促进服务业大发展，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带动县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的转变。区域层面，分工深化使得中心城市经济能级提升，使得城际之间分工协作、经济联系密切，增强了县域与中心城市的融合互动，促进都市圈形成与发展，基于明确的城市等级体系与密切的城际经济联系，县域经济受城市经济辐射而转型。因此，转型的关键是利用促进分工演进的机制。基于贝克尔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1]，杨格（Young，1928）[2]与杨小凯（1998）[3]等人的研究，分工受到交易成本、市场范围、社会知识水平与协调成本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与信息化是县域经济转型的促进机制。市场化有助于明确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消除市场壁垒，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建立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扩大资源配置范围，促进区域分工。城镇化推动人口、产业等资源向城市集聚，提高空间邻近程度，加快知识、信息、技术等要素的传播与分享，提高社会知识积累水平，降低生产活动的协调成本。工业化推动制造业发展，为服务业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为城市化提供基本动力。信息化释放空间与时间对资源配置的约束，扩展了市场空间与容量。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正是在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与城市化的作用下，浙江县域经济呈现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
1.动力机制Ⅰ：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亚当?斯密最早提出“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观点即“斯密定理”。阿林?杨格（Young，1928）充分肯定“斯密定理”，并深化了这一观点，认为“分工一般的取决于分工本身”，即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是相互影响和决定的一种网络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市场化深化县域分工，推动分工网络形成与扩展；分工深化提高市场化程度，扩大市场规模。市场化从广度与深度两个层次提高分工水平。在广度层面，市场化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扩大了资源优化配置的空间范围,直接推动市场规模扩大和区域分工深化；在深度层面，市场化明确政府与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消除市场准入限制、行业垄断等各种市场壁垒，改善了经济活动所需环境。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市场化深化的过程，是一个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互促互进的必然结果。20世纪80年代，浙江率先实施农村工业化，开始市场化取向改革。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市场化进程，推进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农村工业化与市场化的互动开启了县域经济支撑城市经济发展之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浙江经济呈现出两个发展特征。一是各类商品和要素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相应的商品与要素市场逐步建立，区域市场体系逐渐形成，区域贸易流量大大提高，典型地表现为各类专业市场的快速崛起、扩张与国内外贸易量上升。二是在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引导下，县域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条件，依托区域市场体系，融入区域产业分工，建立自身的产业体系，这不仅推动了浙江区域产业结构的形成，也固化了区域产业分工体系。进入新世纪，信息化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影响力融入经济活动的每个环节，提升提速市场化进程。各类专业市场在信息化的作用下，无论是规模还是功能都得到极大地提升，分工网络进一步扩展，县域产业结构得到优化。目前，随着义乌小商品城、余姚中国塑料城等专业市场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商贸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等生产业大发展。
2.动力机制Ⅱ：人口集聚、产业集中与县域空间集聚度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的提高能深化县域层面分工，推动产业转型，进而带动县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的转变。钱学锋、梁琦（2007）[4]认为分工与集聚之间的内在联系乃是通过报酬递增作为媒介而实现的。也就是企业为获得递增的报酬必然会集聚。贝克尔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5]在《劳动分工、协调成本和知识》一文中指出分工不仅受市场容量的限制，更受到协调分工的成本以及社会知识水平的限制。只有在不存在协调成本或者协调成本相对较低而市场又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分工才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人口与产业的集聚或者说城市化的推进加速知识积累，缩短空间距离，方便经济主体之间信息交流，大大降低了生产活动的协调成本。综上所述，人口集聚、产业集中即县域空间集聚度提高的过程就是县域层面分工深化的过程，就是县域产业转型的过程。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以建制镇为重心的城镇化向以县城与中心镇为重心的城市化演进的过程，表现为人口、产业等资源从向建制镇集聚到向县城与中心镇集聚。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物质基础，推进城市化；城市化则为工业化提供空间依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中，人口、资金、技术、产业等各类经济资源向县（市）地理空间集聚，城镇就业人数不断增长，产业种类也不断增加。县域空间集聚程度的提高使得需求多样化，引起中间产品需求扩张，进而深化了县域层面分工，推动生产业、消费业等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使得县域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20世纪80年代，浙江以小城镇为重心的城市化与农村工业化的互动推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乡镇企业与专业市场的融合互动导致产业集群发展，形成特色鲜明的“块状经济”。在该城镇化战略的指引下，浙江经济出现“弱市强县”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90年代，浙江省政府不失时机地提出以中小城市为重心的城市化战略。中心城市开始快速发展，城市经济崛起。县域经济进入自身产业结构调整期，开始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但对城市经济的支撑作用并没有减弱。2006年开始，浙江率先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新型城市化道路。自此，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得到加强，使得县域经济受城市经济辐射效应越来越强。
3.动力机制Ⅲ：都市圈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都市圈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一是都市圈以集聚能力强、辐射能力强的中心城市为核心；二是具有发达完善的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周边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交通通达性高、信息交流通畅；三是圈内城市之间产业分工明确、职能互补；四是圈内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与劳务自由贸易，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强。可见，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与信息化在区域空间互动发展的结果。这是因为：市场化消除市场壁垒，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劳务自由贸易，是都市圈形成与发展的前提与保障；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高级要素与高端产业向中心城市集聚，增强中心城市的集聚与辐射能力；信息化统筹提升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促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缩短城市之间空间距离，扩大了市场规模，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而且加速了知识积累，进一步深化分工，最终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熟都市圈由强大的中心城市、紧密的城际联系与清晰的城市等级体系的构成。新型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在空间上的融合互动，促使环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与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都市区形成。随着“七线两枢纽”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城市化的集群化、网络化发展趋势日渐明显。“十二五”时期，浙江四大都市区、三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积极推动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大力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和功能，提高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之间的产业梯度，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县（市）则主动承接中心城市产业转移，因地制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现代物流、商务、金融等生产业，积极发展旅游、商贸等生活性、消费业；中心城市与县（市）之间以交通、信息通道等基础设施为依托实现链接。这些规划都将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的融合互动，最终实现中心城市拉动县域经济转型。
四、启示
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与市场化的影响下，区域分工水平不断提高，县（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一体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未来，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应坚持“强县战略”与“都市圈战略”双轮驱动转型。在“强县战略”指导下，深化县域内部分工，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型，大力发展生产业，以产业转换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在“都市圈战略”指导下，深化区域层面分工，城市化重心从中小城镇向大城市倾向，促进高级要素、高端产业等资源向中心城市集聚，提高中心城市集聚与辐射能力，将县（市）纳入都市区发展。深化县域内部分工关键在于以城市化与信息化优化工业化，重点在于发展生产业，主动力在于县（市）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政府作用则在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针对性地实施“招商选资”，延长产业链。具体表现为：一是加快推进县（市）城市化，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合理发展服务业，重点发展现代物流业与信息产业等生产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二是以“智慧城市”、“数字城市”建设为着力点，努力提高企业、产业发展平台与社会领域信息化水平，加快实现企业产品、研发、生产过程与管理、营销等环节的信息化；三是提高经济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区域甚至全球分工，围绕主导产业承接中心城市或国际转移产业，采取“补链式”招商引资，提高生产迂回度，提高中间产品生产量，促进生产业发展。深化区域分工关键在于深化市场化改革，推进新型城市化与信息化融合互动，重点在于明确县（市）区域地位，主动力在于新型城市化的引领作用；政府作用则在于扩大区域合作范围，加深区域合作深度，努力消除区域壁垒，实现地方政府共赢。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完善县域经济发展的“硬环境”与“软环境”，促进生产业发展；二是创新区域经济管理体制，构建区域协调机构，消除行政区划与体制机制对都市圈发展的限制；三是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构建“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的城市等级体系，同时要重点提高中心城市经济能级，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以城市经济反哺县域经济。
【参考文献】
[3]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纵观中国历史,一般都以“上下五千年”来概述中国历史发展,五千年是一个时间概念,以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发展作为线索。历史,本就是一个对于时间的不懈求索与探究的学科,但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不仅呈现的是时间上的推移与进步,更呈现的是多样化的文化现象,这与中华大地“纵横一万里”的特点不无关系。
1.地域差异形成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差异
近现代以来,许多历史学者越来越关注历史与地理的相融合,以地域的视野纵观中国历史变革与文化进步。由此形成了一门学科为历史地理学,其主要研究的方向有四点:一为复原,即各别时期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的近似复原;二是变迁,即不同时期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变化;三是分布,即特定时期的自然地理要素与人文地理要素的主要分布点研究;四是差异,即特定历史时期中地理面貌与人文地理面貌间的不同地域间的差异。而对于中国历史学者所关注的地域视野主要是第四点,即针对特定时期不同地域所产生的不同文化差展与风土人情。地域差别包括自然地理景观的差异与人文地理景观的差异。《史记》中“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讲的就是这种由于地域的差异而导致的人文地理景观的差异。而在中国人文地理的研究层面上,以汉族聚集地为例。秦岭淮河为界,形成南北风土人情的差异。如在使用交通工具上形成南船北车的差异,在饮食上形成南米北面的差异,更在风土人情上形成南方人细腻温柔如水,北方人粗犷、豪放如风等等。这些都是由于历史的发展,地域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化差异,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历史文化特点。而地域差别产生的渊源也是跟历史的不断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2.不同时期的中国历史文化差异
秦汉时期,我国以北方的关中与山东作为两大农业中心,也是政治经济的中心。而南方由于地广人稀,几乎属于空白阶段,因此炎黄文化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主要文化,汉中地区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是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汉武帝独尊儒术,到百年后的成帝,刘向将全国境内划分为若干区域,时任丞相的张禹使僚属朱赣按区叙其风俗,后被班固编于《汉书地理志》当中,根据此项资料可发现,当时全国齐地“士多好经术”,鲁地“其好学犹愈于他俗”,三辅世家好礼文,但各地还没有提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相反不同地区还出现不符合儒家礼教的习俗。如三辅“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河内“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楚之江南“信巫鬼,重祀”。吴人以文辞显,“其失巧而少信”等等。表现出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特点。随着魏晋南北朝社会大变迁,北方移民纷纷南迁,使南方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到了隋唐时期,南北经济发展已呈均衡态势。但这个时期,仍以北方为中心,盛唐可以说是南北共荣的文化发展阶段。《隋书?志?地理志》将隋炀帝时期全国一百九十个郡按《禹贡》九州编次,各于州末略叙其风俗。《地理志》表示,九州之中,兖徐青三州十五郡为教化最好的地区。其次为豫、冀两州,这五州指的便是黄河下游两岸即所谓的关东地区。而关西地区基本为儒家声教所不及,长安附近关中平原三郡,风气极坏,“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三辅以北以西的古“六郡”之地,则比较淳朴,自此以北缘边九郡及河西清群“多尚武节”。秦岭以南长江上游地区,唯蜀地“颇慕文学,时有斐然,”汉中与巴地则“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汉中以西蜀郡以北诸郡则因“连杂氐羌,人尤劲悍”……即使处于盛唐时期,其表现出的文化差异也是略有不同的。天宝年间的《通典?州郡典》中记载了其间三百多府郡的风俗。举例来说,塞上文化主要是指以驻守边疆的士兵为中心的文化特点,表现为唐代北方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及自然地理景观。以儒家文化为例,兴盛地区在北方“山东”,兖州,南方“吴中”,略如隋时旧样;惟以蜀土比齐鲁,与隋代相比略有发展。由于安史之乱,北方居民再次大南移,使南方经济发展速度再次加大,南方人才迅速增加,五代末的时候,长江流域的经济力量已远超北方,成为重要的经济重心。北宋时期,北方再次成为政治中心,经济发展有见长之处。但靖康之难以后,文化重心再次南移,甚至远至福建及岭南地区。北方由于长年战乱,已无力扭转其经济中心南移之势。《宋史?地理志》中将崇宁时二十四路合并为十二区,略述为中原地区“多专经术”,南方地区则“好为文辞,登科弟者尤多”,在此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两宋是理学最昌盛的时代,但徐福建一路讲诵竟概未涉及,由此可见即使在宋代,理学也未必已被读书人所普遍接受;二是文化最为发达的两浙、江南、福建地区,又普遍信鬼、尚祀、重浮屠之处。宋代民间佛道权威显然比周孔之教要高得多。元明清时期虽然政治重心在北方,但经济重心已固守南方,同时南方人才济济,明制内阁大学士皆翰林出身,其中南直、浙江、江西三省共得75人,占全国总数的45%,从人才分布总形势来看,东南最盛,中原次之,西北与西南最为落后,西北陕西,现代的陕甘青宁四省区只出二人,西南的广西和云南也只出二人。清代江苏状元几乎占全国一半,重要学者皆来自于南方。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从南北方经济发展特点一窥当年的历史文化变迁的脚步。
3.地域差异的语言表现形式
地域差异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即为语言的变化。作为一种沟通的工具,它随着人口的迁移而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从语言发展变化来看,几次的南北大融合是语言变化的重要阶段,也是语言丰富与发展的重要阶段。首先表现在词汇的,新词的加入,旧词的灭亡,在每一次民族大融合的阶段里,词汇变化是首当其冲的,它是语言系统中变化最快的一种,几乎每时都会产生新的词汇,又伴随着旧有词汇的消失;二是表现在语音上,目前我国语音系统已形成方言系统,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各地语音也在慢慢变化。三则表现在语法上,这是语言系统中最为固定的一种。一般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但参考我国文言文语法与现代汉语语法,仍可以发现语法的变化。总而言之,从先秦两汉历代中原王朝来看,几千年来没有一种文化可以贯穿所有时期,各时代不同的风土人情差异,使我国历史文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中华文化的地域差异并不是在否定中华文化的共同性。这二者是辩证在存在着。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有着共同意识的文化大国,文化在相通之处,更因地域的不同而存在着不同的差异,可以看出我国文化,兼容并进的特点。在外来文化相冲击的今天,以地域视野考察中国历史发展,与文化差异更多的便是通过对差异性的辩证讨论,而找出共同性的发展路径,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一直以来，人们都用经济总量、贸易总额等的改变从定量的角度对经济进行划分、解析和推理。殊不知，经济还可以从心灵的感受、喜恶的深浅程度来做以定性的区分。如今人们已经迎来了经济发展的“心时代”。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只有那些能够把握住时代脉搏的人才能收获丰厚的利益。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投资者只有顺应经济的风向才能实现既定的目标。
“在心时代，人们为自己的经历、体验和感悟而付钱。在这里，一系列表现文化意味的产品被制造出来，人们知道自己主要在消费符号、感觉和信仰，或兼而有之，生产者为满足人们对这一系列文化符号、样式的认识、认知和认同，努力使经济活动在文化之中展开，心经济就这样应运而生。”这是写在《心经济33条铁律》扉页上的一段话，概括性地讲出了“心经济”的含义和由来。简言之，这本书是有关时代、市场、经营、管理四个重点方面的三十三条铁律，均具有规律性的力量，若违背了，就很难成功。作者曹世潮，是上海德村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化学者、未来学家，从事文化和文化战略研究二十余年，对国家、地区、产业、行业、公司之间的战略形势亦相当通透。作者舍弃往常以“生产”的标准来划分经济、社会和时代，大胆地提出以“需求”的准线来重新审视整个经济社会。在书中，作者认为心经济与身经济标志了经济以2001年为界限，进入了完全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即公元2000年以前，人类以物质生产满足人的身体、生理、生存需要，即身时代；21世纪伊始，人类将重心转移至情感与精神需要，即“心时代”。
新奇的视角、通俗的语言以及睿智的分析促使我细细研读了这本书的内容，对于作者所想要传达的思想也有了更多了理解和想法。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书中阐述的“铁律之十九：排浪式消费”。在心经济时代，消费的产品由于是文化产品，而且是针对人们的情感与精神需要的，这样的消费一定是潮汐式的，是在不同的波浪式中发展、前进。接下来作者将形成这种消费形式的原因从四个方面加以分析，分别是人的心情的自然变化、民族的不同情性、人们始终变化的生活以及文化规律性的改变。以人们变化的生活因素为例，作者从美国911事件为切入点来解释，指出该事件发生之后，美国人的消费就开始下降，流行的东西特别是文化产品其主题也发生了变化；诗歌成为流行，黑色的服装流行起来，旅游业受到重创等，这同当时美国人的心境和发生的时事是有很大关系的，但是当其国人的悲伤感渐渐退去时，这些流行的事物也随着改变。经济的发展就这样随着人们生活的变化、心情的波动而起伏变化，形成了排浪式发展的规律。
《心经济三十三条铁律》这本书用平实易懂的语言，生动贴切的实例从经济生活的细枝末节向读者传达出其对宏观经济的准备把握与理解。但最让我感到难能可贵的还是作者超前的理念和对经济、文化渗透式的理解。身与心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需要，这样的划分也在人们面前呈现了两种决然不同的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这两种经济特质的揭示引发了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重新审视和更加深刻的感悟。而且书中所讲的这些铁律浑然一体，可以彼此互动、触类旁通。倘若从投资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内容的话，我认为其对于未来的投资行为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和战略意义。如果一个投资者可以意识到21世纪“心生活、心时代、心经济”到来的这一无可逆转的趋势，那么对于其未来的投资方向也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目标。作为一个卓越的投资者，更应顺应经济发展的大势，着眼于长远，将注意力集中于商品的精神及文化附加值上来，而不再单单是商品本身。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去规避投资战略上的风险与失误，以获取更多的利益。随着信息交流传递的加强，俯瞰现在的经济市场，我们不难发现商品的同质化已是愈演愈烈，竞争也随之加剧。要想在激烈的市场中生存下去，除了要关注商品的功能价值之外，还要专注于商品所能带来的心灵价值。具体而言就是商品的设计、构思以及创意等这些之前少被关注的“软竞争力”。因而对于这些产业的投资回报将更具有更大的意义和升值空间，不失为投资者的明智之举。玩具行业是表现最为明显的一个产业。如今玩具市场招揽顾客的不再是以往那些复杂或者庞大的事物，而是那些能给人带来精致心灵冲击的物件。也就是说玩具市场已经洞察到“心时代”的到来，至于那些反应稍慢的企业就不得不被时代和市场所淘汰。综上所述，在“心时代”到来之际，投资者应以敏锐的洞察力把握这一时机的关键变化，将注意力的重心更多的放到实体经济的文化价值上来，比如产品独特新颖的寓意或者其他的与之有关的纪念意义，当然同时也不可放弃对产品本身质量的追求，因为对产品心灵体验的价值是建立在其物质基础之上的。在心经济时代，正所谓得民“心”者的天下。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