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9 17:31:1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柏拉图政治哲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在柏拉图时代，正值雅典城邦由盛而衰的变革期，而且长达28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与种种内忧外患，使得本来井然有序的经济受到打击，而昔日引以为豪的民主政体也日益暴露其弊端，濒于解体。各阶级、各阶层斗争激烈，党争频繁，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和等，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道德信仰的危机和价值标准的混乱。人们传统所追求的处于最高价值地位的“美德”概念，如善、正义、勇敢、节制、忠诚、等等，已经成为一句空喊的口号。同财富、利益、荣誉相比，这些美德概念只不过是人们装点门面的摆设，并没有真正地去履行。庸俗的物质生活腐蚀着人们的思想，真正的美德已经被人们抛之脑后，幸福离人们越来越远了。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对现实存在的问题予以深刻思考并发现：一个人不真正去理解美德本身，他就无法成为美德之人。社会上有许多自称有“美德”的人，但这些人根本不懂得美德为何物，因此他们的实际行为往往与美德背道而驰，忽略了真正让他们获得幸福的东西。他指出，假如要医治这些人所存在的毛病，唯一的良药就是让人们懂得美德本身，做到言行举止都符合美德。就这样，柏拉图不仅借老师的眼睛看清了雅典的美德现状，而且还继承了老师的智慧，找到了挽救日趋衰微的城邦的信心。可老师离世，又让他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任重而道远。于是，为了医治导致城邦衰颓的疾患，他把苏格拉底的伦理学改造成为一种全新的政治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法伦理学，而《理想国》正是对其作了最完整的表达。从他对现实的关切以及对未来的终极关怀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哲学是建构在道德伦理基础之上的。
2柏拉图对“美德"的现实关切
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柏拉图也坚定地相信。苏格拉底把美德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注重教育，注重对灵魂的研究，因为灵魂(理智)能使人明辨是非，分清什么是美什么是丑。这样，人们才能成为有美德的人。显然，他尝试把从老师那里继承来的——美德即知识作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如果“每一个灵魂都追求善，都把它作为自己全部行动的目标”，那么人就天生具备了美德的能力，柏拉图把它归结为“善”。因为“善”不是直接显现的，因此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或者掌握这种至善的美德。对此，柏拉图解释为，人们日常所看到的都只停留在直觉上，往往是意见的正义和美，缺乏对至善本身的了解和认识，因此，也就无法确立起对“善”稳定的理念。在这里，柏拉图对美德的认识，已经超越其老师，认为不能停留在只单纯地追求普遍意义上的美德，而认识到，寻求美德真理性知识的本身也是一种美德。这一转变，让柏拉图在他的道德政治哲学中怀揣着一种信念，那就是无论是个人还是城邦，都有可能实现某种客观存在的“至善”的生活。对美的不懈追求，让柏拉图认识到美德这种善，具有客观存在性，是一种真理性知识。然而由于这种知识源自一个超经验、超感性的理念世界，所以也赋予了美德具有超越人的认识能力之上的特性。因此，人们能否成为有美德之人或过上至善的生活，柏拉图认为这取决于对善本身的认识以及掌握的程度。在他看来，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本身”，这就是该事物的理念。而人们之所以具有美德，也是因为人们分有美德这种善的理念。理念在这里，是一个自在的世界，其中最高的理念是关于事物善的理念，即“善本身”。何谓善的理念?柏拉图是这样解释的：善的理念是指“给予知识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它是知识和认识中真理的原因”。在《理想国》第六卷中，柏拉图用“H喻”对美德与至善的关系问题作了形象的描绘。在这个比喻中，有五种类型的存在：太阳、眼睛(视觉能力)、理智、意见、阳光。一般人只知道人能辨别出各种各样的颜色，是因为人的眼睛具有视觉能力，而不知道“如果没有一种自然而特别适合这一目的的第三种东西存在，人的视觉就会什么也看不见”。柏拉图认为这第三种东西就是太阳所发出的光，是它把人的视觉与可见事物连接起来的。那么太阳跟视觉和可见事物之间有什么关系?柏拉图认为，这三者问的关系就“正好像可理知世界里面善本身跟理智和可理知事物的关系一样”_，当可见事物被夜晚的微光所照时，人们只能看到它们模糊的样子，在脑海里也只能形成模糊的印象，柏拉图称这种模糊的印象为“意见”，是变动不定的；当可见事物被太阳所发出的光照耀时，这时人们不仅能清楚看到，而且还可以了解它们，形成清晰的记忆，柏拉图称之为“理智”。在这里，太阳所发出的光喻指“善”，太阳喻指“至善”，而具体的美德就像是太阳光，它虽像太阳，但不能把它就看成是太阳。在对“日喻”作形象的描绘中，柏拉图把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以诠释美德理念和具体美德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行举止之所以偏离了美德，使美德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柏拉图认为是人们往往只看到或承认众多的、普遍的美德，而不相信真实存在的只有美德本身，由此所获得的知识只能是模糊的、变动不定的意见。而要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柏拉图认为必须让意见变为真理，并透过太阳光，直视美德理念本身，即“至善”。只有做到这一点，人们才能使自己的的行为合乎人类正义的最高要求，成为正义和美的护卫者。
3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实现的伦理路径
美德是一种真理性知识，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而获得美德的人，在苏格拉底看来是最幸福的。但实际上，美德与现实产生了偏差，并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境：“个人的道德修养并不能使个人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反，在一个不讲道德的国家里或者在一个不讲道德的人面前，讲道德的人往往受到损失和伤害，不但不可能引起国家风气的好转，就连‘独善其身’也做不到。”E2]柏拉图彻底的反思着，单纯的个人美德为什么在现实面前尤其是在面对国家政治时，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和无能为力?他根据雅典民主政体的兴衰成败以及苏格拉底对现实的诊治，开始慢慢地从追寻单纯的个人幸福扩大到追寻城邦和个人整体的正义。在这里，柏拉图尝试把他的政治哲学建立在伦理道德之上，通过对城邦和个人美德的探寻，去绘制理想国的蓝图。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列举了许多“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美德规矩，如“年轻人看到年长者来到应该肃静，要起立让座以示敬意；对父母要尽孝道”；“朋友之间不分彼此”。，等等；并不断鼓励人们“起而恢复固有的秩序”。这些在柏拉图看来，虽然是人与人之间普通的美德规矩，但对一个城邦而言，它也需要这些美德规矩来支撑和巩固。他把这些规矩概括为“四德”，即智慧、勇敢、节制、正义_。智慧既是美德本身又是美德的智力保证，因为“美德即知识”，智慧即知识，那么美德也就意味着智慧，有了智慧才能“成为事理通达之人”。但这样的人却是极少数的，它存在且只存在于统治者身上，城邦只能由他们来统治。勇敢，“就是一种保持”，“保持住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即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害怕——的信念”_媚，而“永远不抛弃它”。这实际上是国民对城邦的忠诚热爱，主要体现在武士阶层，“因为与野蛮的胆大妄为不同，政治的勇敢只有通过教育才为天性适宜的人所具备”，而武士就是这种天性适宜的最佳人选。另一方面，节制就是控制，是“一种好秩序或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在柏拉图看来，人的灵魂有两部分，分别是“较好的”和“较坏的”，“较坏的部分受天性较好的部分控制，以此达到整体的和谐。与智慧、勇敢相比，节制不属于国家具体的部分，而是贯穿于国家乃至全体公民中，起到连结的作用，以实现和谐。按柏拉图的话，“节制就是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在谁应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不管是在国家里还是在个人身上——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一致性和协调”。在找到国家三种美德性质之后，柏拉图开始寻找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种美德，即正义。因为只有正义“才能够使智慧、勇敢、节制在这个城邦中产生，并在它们产生之后一直保护着它们的这个品质。正义有“个人正义”和“城邦正义”之分，柏拉图以“由大及小”的方法，先探究城邦正义，然后再回到人自身，考察个人正义。正义作为最后一种美德品质，它既是存在于城邦也存在与个人身上，仅就正义的概念而论，“一个正义的个人和一个正义的国家是毫无区别的”¨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弱，简而言之，就是“各做各事”。但在它们各自的表现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在个人正义上，柏拉图根据人的心灵结构，分为激情、欲望、理智三部分，它们“各自分立又成立一个有节制的和谐整体”他。在城邦正义上，与人的心灵结构相对应，也有3个等级的人，即统治者、武士和生意人，他们分别拥有智慧、勇敢、节制的美德。他们按各自的天性，“在国家内做他自己份内的事情”，各处其位、各司其职，互不相扰。而这样的国家是合乎正义的，因具备了智慧、勇敢、节制这些美德。
4法律和教育对美德的实现支持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既然美德是国家政治得以实施的道德基础，那么是否意味着柏拉图在实行“德治”的同时，排斥着“法治”呢?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一直有这样的观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只想构建他的道德王国，对法治和法律的问题是“无暇顾及”。其实，柏拉图在构建他的道德王国时，并没有完全以“德治”排斥法律，相反，他认为“德治以其更本质、更长远、更理性的优势弥补着法的缺憾，推动着法律价值的真正确立，保证着城邦的良好秩序与和谐统一”_。苏格拉底曾说过：“公民必须遵守法律才是正义的。”因此在判处死刑时，他拒绝了逃跑。但这法律本身就是不正义的。也正是苏格拉底的死让柏拉图看到了正义与法律之间的矛盾关系。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根据个人与城邦正义的概念——各做各事，对社会各行各业进行合理的分工，目的在于形成和谐、有序的正义秩序。而法律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产物，一旦成立，便会成为一个无形的框架以限定个人或城邦的行为。同时，法律又是时代的产物，不会恒久不变的，它会根据制订人的不同而不同。因为人的品质有好有坏，因此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品质坏的人制订恶的法律；尽管法律是由品质好的人制订，却会因为品质坏的人使用，而被不公正地适用。如何保障善的法律公正地适用?柏拉图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即对立法者施以美德，实行“德治”，让他们具有美德四种特性：智慧、勇敢、节制、正义，这样他们灵魂中的“理智”就会战胜“激情”的无限膨胀，从而抑制恶的要求。由这些人制订的法律就是善的、正义的。尽管法律在《理想国》中没有过多的描写，但它绝不是“实现正义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衬”。美德的实现离不开法律正义的支持。对于这一点，柏拉图在之后的政治实践中渐渐地认识到。他也开始反思自己苦心孤诣绘制的理想国为何不能成为现实，难道真的只存在天上吗?对于此，柏拉图自己也惶惑。但当他经历了3次西西里之行的不幸遭遇后，他发现正义国家的实现，除了美德这个伦理基础外，还需要法律予以支持。因此在后来的《法律篇》中，他把法律从奴婢提升到主人的地位，把它看作是实现城邦和个人正义最可靠的保证。美德在这里已不再是简单的“各司其职”，而是意味着“最高美德是节制或自我克制，这指的是一种守法的意向，或一种尊重国家制度和愿望，使自己服从国家的法定权力的精神”。只有这样，美德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而这样的国家才是“第二等好的”。美德的实现，除了法律的支持和保证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教育。美德即知识，是可以通过教育来传授的。这样，传授美德的教育体制就顺利成章地成为一个“至善”国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整个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是核心的内容，目的在于造就各方面完善的人，让他们各司其职。基于这种考虑，柏拉图也赋予了教育以独特的使命:教育不是直接教授美德，而是促使灵魂转向，使得“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教育的目的也正如此。但人的天性是有区别的，柏拉图根据人天性的不同，制订了不同的教育方案。针对于城邦的护卫者，他非常重视音乐和体育的结合，目的在于“使爱智和激情两部分张驰得宜配合适当，达到和谐s。而对于统治者，他注重从小培养，而最理想的人选，柏拉图认为是哲学王，因为他们是“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是能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的人”，他们热爱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把理想国变为现实，建立一个美德、和谐、有序的国家。通过教育，人们意识到自身之所是，并培养和发展行其所是的美德;而城邦，也会因为在合适的人的统治下，意识到它的最高的善。所以，对柏拉图而言，只有当城邦和个人的正义实现—国家成为至善的国家、个人成为至善的个人时，基于美德基础的道德王国也能最终实现，这也是他的政治哲学的终极关怀。
作者：谢敏芳 单位：合肥学院 数学与物理系
关键词:柏拉图;至善理念;哲学王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05(C)-0061-01
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对至善的追求从没有停止过。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倡“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1](P2)而在西方道德哲学中,至善是对道德本体论的探求, 也是人生价值观的终极追求。止于至善,不仅使人类得以理解生命的真正价值,亦是作为精神支柱使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作为人生最高目的的至善,具有超现实性和理想性,同时又包含着人类最完满的幸福。
一、苏格拉底把对善的追求叫做美德,没有知识就没有德性。也就是说,人的善的行为必然是依赖于正确的认识,“无人有意为恶,无知即是恶”。如果一个人有知识必然知道正确的道路和目标,他必会遵循它,人的违背道德的行为完全是错误知识的结果。如果人有正确的知识引导是不会迷茫和作恶的。美德之所以成为美德在于它们对于事物本性和善的认识,所以要获得美德就必须获得相应的知识。既然知识是美德的基础,那么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从而达到至善的境界呢?为此,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只有充分认识自己,人才能从无知到获得真知,最终达到至善的追求。
苏格拉底把至善看作是出自人的本性的最高的目的:人可以追求感官上的快乐,但是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物却应追求最高的善即至善,它是超越一切具体的善之上的至善,其根源在神,因为人自己不能认识本性,而只有神能够认识本性。当然,苏格拉底的神非宗教定义的神,他的神只能根据理性(奴斯),以善为目的行事,而这个善是最高的人生价值即真善美的统一。
二、柏拉图基于苏格拉底的这种对“善”的理性思考,进一步发展了对“善”的认识,把至善规定为“善的理念”。总的来说,柏拉图的伦理思想是以“善的理念”为基础的。至善的理念统帅一切,其他事物只有分有了至善理念才得以存在,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最高的、绝对的至善。
在对于至善理念的追求上,柏拉图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一样尤其强调知识对于德性的重要性。在这里,柏拉图追求的是客观的善,这种善是不依赖于意见的东西,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性质。这种善不是别的,只能是世界或是事物本身。在柏拉图看来,只有善本身才能被认为是绝对的、理想的现实。世界就是善的理念的实现,善的理念在不同的理念中展示自己因而构成了一个理念世界。在理念世界中,善的理念是最高的,它像太阳普照万物一样,成为指引一切的普遍原则:人和万物一样,都是向善的。
三、在臻于至善的方式上,柏拉图认为,“善”创造了万物,只有在统治的过程中,善的意义才能显示出来,因为“善”可以成为治国者行使最高权威的主导力量。“奴隶天生必然作为奴隶,治国者天生必将成为治国者”――国家的统治权应当赋予哲学家,他们是一切“智慧和善行为的热爱者”。[2](P183)由此,柏拉图的方法――“哲学王”便诞生了。哲学家作统治者,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这便是“哲学王”的政治主张。也就是说,柏拉图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哲学王”,“哲学王”是实现柏拉图理想国的关键,也是实现“至善理念”的唯一路径。
读过《理想国》的人都知道,柏拉图提出“哲学王”理想的目的是在全社会实现普遍的幸福。但是,人们总是以名誉、地位、权利、财产的拥有作为“幸福”的条件。这种幸福观按照柏拉图的理解仅仅只是“想象的幸福”,而不是“真正的幸福”。在希腊语里“幸福的”和“善行”基本上可以通用。也就是说人的幸福与否,由人的行为的善恶来决定。因此,柏拉图强调:人的幸福与人的德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以人如果不具备应有的德性,就不可能获得幸福为出发点,提出了“美好且善良的人”是幸福的,“不正而邪恶的人”是不幸的。
很显然,柏拉图追求的“真正的幸福”是超越那些外在和表象,而追求内在的对“善”的实质性拥有。因此,柏拉图所理解的“幸福”的本质在于对“善的拥有”。那么柏拉图提倡“哲学王”的依据又是什么呢?人们都认为柏拉图之所以提倡“哲学王”,是因为哲人是人类之中唯一能够达到把握真理的人。只有哲人通过对真理的探索人类才能获得对于“善”的知识。只有哲人才能称得上“幸福”的真正追求者,才能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幸福”。很显然,柏拉图在构建“理想国”的时候,要求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是“善”的知识的拥有者,只有这样的人监督和治理国家时,社会的完美秩序才能得到保证。
哲学是知识、智慧的学问;政治是实现普遍教化的权威力量。当两者结合,政教合一之际,“哲学王”就很好的实现了理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也就意味着由哲人领导的世界充满着理性,理性统治着世界。于是,“至善理念”得以实现。正是这个意义,柏拉图才把政治视为“各种技艺中最伟大的”[3](P56)总之,“哲学王”的方法的意义在于哲学家具有完美的德行和高超的智慧,只有哲学家才能认识理念,拥有真善美知识的哲学家可以利用政治权威,按理性的指引去公正的治理国家。
在柏拉图的哲学王学说里,尤其强调了灵魂的重要性。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灵魂分为三个部分:理智、欲望、激情,当这三个部分各尽其能,各司其职时,理性便成了灵魂的主宰者,引导着激情,抑制着欲望。根据柏拉图的观点,正义的人就是理性的人,理性的内涵里包涵着善,因此正义的人就在理性的指导下趋向于善。
正如柏拉图所讲的正义的人就是理性的人,同样正义的城邦也应该是理性的城邦,城邦也分为三个等级:治国者、武士和生产者,他们各自代表着智慧、勇敢和节制三种德性,当这三者各司其职时,也就意味着城邦在正义的引导下趋向于善,最终实现至善的城邦。因此,《理想国》所确定的最高价值和秩序――至善的理念得以实现。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
作者简介:刘海霞(1985.2― ),女,汉族,江苏盐城人,四川外语学院研部2008级外国哲学专业研究生。
参考文献:
[1]曾参.大学[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
[关键词]孔子 柏拉图 论语 理想国
一、柏拉图与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孔子生活在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春秋以将,礼崩乐坏,政权下移,民心不古”。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交替之际,当时周天子权威日下,日益失去统治各诸侯的权力,各诸侯之间为了争夺权利,“臣弑君、子弑父、少凌长、庶废嫡”的行为司空见惯。传统的礼仪制度失去了权威,道德规范荡然无存。孔子认为出现“礼崩乐坏”的原因在于人们缺乏宽厚仁爱之心,并且认为只有用道德的力量,才能使社会重新回到和谐的关系中,天下才能安宁。于是孔子提出了著名的“仁”学来挽救世道人心。
柏拉图的一生正处于雅典政治急剧变革的不稳定时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又受到瘟疫的袭击。人们想到明天就可能死去,于是,无视法纪,为所欲为。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标准和等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柏拉图认为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并不能真正了解知识的内涵,因而现实生活中便缺少了衡量一切事物的客观标准。为了重建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一切是非曲直,柏拉图写下了《理想国》一书,并提出了著名的“正义论”。
孔子与柏拉图的经历也极其相似。青年时的他们都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均从政不利孔子周游列国,游说于鲁卫陈蔡之间;柏拉图则远走意大利,两次赴色拉库斯,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当征途失意之后,都选择教育来推广他们的思想:孔子兴办私学,开中国民间教育之始;柏拉图则兴办了“阿卡德米学园”,来传授自己的理论。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与柏拉图都处在天下大乱的时代,并且够面临同样的问题。于是二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仁学”和“正义论”。这两种理论是他们思想的基础和关键。
二、柏拉图与孔子思想的相似之处
1.认同社会等级制度的合理性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公民分为三种,即哲学家、军人、生产者。认为在政治社会的角色分工中,最适合担当政治角色的就是哲学家。军人,则适合当统治者的辅助阶级,劳动者,则适合当被统治者。柏拉图强调着社会中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合理性。认同社会中存在着等级制度。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天下大乱的时候。奴隶制的社会伦常秩序生产颠倒与混乱,“礼崩乐坏”正是形容当时的社会情况。自周平王东迁后,周天子权利衰微,不能号令天下,齐桓晋文等霸主,“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对礼的僭越,所以孔子认为,要安定,必须拨乱反正,必须“正名”。孔子是倾向于要保护奴隶制的伦理等级制度的。
2.重视知识分子,轻视劳动者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柏拉图把哲学家放在他所设计的理想国家的权利顶峰,这是由柏拉图的哲学认识所引伸出来的.柏拉图说过所有城邦成员皆一土所生,互相之间亲如兄弟,但是上天在铸造哲学家时,在他们身上掺入了黄金,因而他们成为高贵的统治者;在军人的身上掺入了白银,所以军人成为了统治阶级的辅助者,而生产者身上掺入了铜和铁,所以成为了被统治者。并且哲学家代表了理性,军人代表激情,分别拥有指挥和勇敢的美德,而生产者代表着欲望,无论属于本阶级的美德,正如欲望应该被理性与激情控制,生产者是应该被统治的。
正是孔子的倡导和影响,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级――“士”开始形成。这些士是从生产劳动的农、工、商阶层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而所谓的“君子”,就是指“士”里面杰出的人物。而孔子的“仁学”基本构想,就是要通过道德教化,培养一批有道德理想、有文化教养的君子,然后借助君子的治理,来设计国家与社会走向文明与秩序。而孔子则把“民”当作蒙昧的一班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此可见,与上层统治者――士阶层相对的是生产者,被视作无知的意思。因对生产劳动者的轻视,不鼓励学生进行劳动生产,乃至有人批评孔子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殊为夫子?”
三、柏拉图与孔子思想的差别
1.文化的态度不同
理想国的教育体现了文化专制主义精神,城邦里的教育都被纳入了政治轨道。教育的工作的第一项就是对原有的教育内容进行审查与删改,描写战争的恐怖的情节,会对培养公民的勇敢美德产生消极影响,所以要删掉。统治者要制定出规则来。凡是对塑造公民勇敢的“无用的”都禁止和消灭。柏拉图称这是“净化城邦”。客观上是在禁锢文化、扼杀艺术。
在那百家争鸣的岁月,孔夫子自己并没有明确提出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类似主张。作为一名学派的创始人,他周游列国,游说诸侯采用自己的主张,也不能说明他就是排斥其他文化的。相反,孔子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话,提倡博学多闻。也相传他向老子问过礼,这都说明,孔子是不反对文化多元化的。
2.妇女地位认识不同
孔子收取弟子,不论门第,不论贫富。但三千弟子清一色的是男性。由于孔子传承了周的分封制中的长子继承制。树立了孔子的男尊女卑的观念,他把妇女排除在受教育的对象之外,更不会考虑让妇女担任官职。柏拉图的“阿卡德米学园”男女兼收、人才济济。并且在他眼中,只有能力大小,没有男女性别之分。他主张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接受各种训练。他认为妇女也有和男子同样受教育并能够担任官职的权利,甚至把妇女也可以培养成为合格的哲学家――国家的统治者。在所谓文明的雅典民主政治中,广大的妇女是无权享受民主的。柏拉图提倡解放妇女,开西方女性执政的思想之源,思想确实伟大。
通过以上对孔子和柏拉图思想的比较分析,作为东西方文化巨人的孔子和柏拉图虽然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也有许多相异之处,我们必须以学术的冷静去对待,以理性的批判去化解,认真探讨中西文化差异的成因,寻求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来充实自己,这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出路所在。
参考文献:
[1]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43.
[2]休昔底德.佰罗奔尼撒战争史[M].商务印书馆.
[3]蔡尚思.孔子与柏拉图:一种理想智慧纲领[J].中国哲学史,1994.
论文关键词：柏拉图；理想国；正义；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统一与矛盾
《理想国》是柏拉图对当时的政治现实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写就的着作。系统地阐释了作者的正义观、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我们从柏拉图的理念论体系来理解《理想国》中的正义、幸福、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柏拉图关于国家政治设计的目的，了解柏拉图的国家思想对后世政治哲学中制度设计的影响。
一、城邦的正义与灵魂的正义
《理想国》以讨论“什么是个人正义”作为开始，依次讨论了城邦的建设、城邦中的三个等级和城邦的正义等问题，最后回归到“什么是个人正义”。在柏拉图看来，一个理想的城邦是由智慧、勇敢、节制三种理念构成的。这三种理念分别在现实世界中形成了城邦中的三种品质，也同时相对应地形成了三个阶级，分别是护国者、护卫者和被统治者，其本质上就是学者阶级、军人阶级和劳动阶级。而城邦的正义就是能够使智慧、勇敢、节制在这个理想的城邦产生，并在它们产生之后一直保护着它们的那个品质。简单来说城邦的正义就是三个阶级各安其职、各尽其责、互不僭越，正义就是一种秩序。正义的目的是为了使全体公民得到最大的幸福。“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而在其德性幸福论的体系下，只要每个人完美地拥有其依附的这一个阶级的品格，不僭越，则国家中的每个人就都是幸福的。这个国家的任务就完成了。这就是柏拉图的早期政治思想。
类比的方法论是柏拉图着作中的很大一个特点。柏拉图认为可以先读“大字”，再读“小字”，由大见小。因此在讨论了城邦正义的基础上，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论述了什么是个人正义。和城邦相类似，个人的灵魂有三部分组成：理性、激情和欲望。“我们每个人如果由于自身内的各种品质在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那他就是正义的，即也是做他本份的事情的。”也就是说，正义的人就是拥有其应该拥有的品格的人。每个人拥有其应该拥有的品格就是正义的人，正义的人就会得到幸福。
这里我们注意到，《理想国》中的个人灵魂的正义是在城邦的正义下才得以成立的。每个人在城邦中拥有其个人独特的技艺，属于其独特的阶级。当每个人拥有他个人作为该阶级成员需要拥有的品格的时候，他就是正义的。护国者拥有智慧，能完善地治理国家的时候，他就是正义的；护卫者拥有勇敢，能有保护国家不受外来袭击的时候，他就是正义的；劳动者能够提供劳动，提供物质资料，并且节制自己的欲望，使自己服从于统治阶级的时候，就是正义的。因此可以认为，在柏拉图的政治和伦理体系中，伦理思想中的品格“真实存在的东西并不是个别人而是人类，对柏拉图来说，伦理思想变成了政治思想”。下文将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展现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统一和矛盾进行分析。
二、理念论体系下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统一
“理念论”的方法论思想深深影响了《理想国》中对国家政治和个人伦理的探讨。柏拉图的“理念”在方法论上来讲，可以被界说为类的概念，“所以无论何种类概念均属于纯形式的更高级的世界”。具体来看，《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多次使用了类比的方法来推出结论。最大的类比就是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的类比。这个类比形成了理想国的整体骨架。还有城邦中的三个阶级和个人灵魂中的三种品格的类比。其中个人的理性可以上升为城邦中的学者阶级，个人的勇敢可以上升为城邦中的军人阶级，个人的欲望可以上升为城邦中的劳动阶级。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柏拉图认为个人正义是的更高形式就是城邦的正义。在理念论的思想下，个人正义一定具有更高层次上的类概念，也就是城邦的正义。虽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申明是为了寻找个人的正义才虚拟了一个理想的城邦，由大见小，“先探讨在城邦里的正义是什么，然后在个别人身上考察它”，但是很明显看到《理想国》的主要目的是想论述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也就是他的理想城邦思想。因此，从柏拉图的逻辑来看，不是由城邦的正义来推导个人的正义，而是个人的正义上升为城邦的正义。
可以认为，柏拉图哲学的伦理思想不在于个人的能力和幸福，而在于类的伦理的完美。因此，在柏拉图理想城邦中的人，并不是单个存在的，而是从属于其类概念上的城邦的。对柏拉图来说，其伦理思想就上升成为了政治思想。这样，在理念论体系的影响下，柏拉图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得到了统一。这种统一是对当时雅典，甚至是整个希腊城邦政治日趋腐化的对抗。在柏拉图的时期，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已开始败落，“在当时希腊政治生活分崩离析，个人幸福风靡一时，柏拉图理论与之抗衡，将国家的概念提高大驾驭一切的高度”。⑥如此就可以解释为何柏拉图哲学中的伦理思想是低于并且服务于政治思想了。
但是，柏拉图使个人伦理从属于国家政治体系的做法，必然导致极端限制公民的个人自由，弱化个人利益，甚至不能谈个人利益。这样一来，《理想国》中的国家理想就变成了为实现科学理论的军事国家了。因此，如果排除柏拉图的理念论体系对伦理学的影响，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中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下文将论述这种矛盾。
三、柏拉图伦理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矛盾
柏拉图的伦理思想是“德性幸福论”，他宣称只要拥有了其该有的品德就是幸福的，这里拥有品德和幸福同一的，不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但是与后世的德性幸福论不同的是，柏拉图的“德性幸福论”适合其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在其理想的城邦中，个人的品德(也就是个人的幸福)是和这个城邦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
具体来说，柏拉图认为，在他的理想城邦中每个人只要拥有其该有的品德就是幸福的。但是，他的理想城邦中的人是有阶级差别的。每个阶级的人应该拥有的品德是不一样的。学者阶级的品德是智慧，因此拥有了智慧，这个阶级的人就拥有了幸福；军人阶级的品德是勇敢，拥有了勇敢，这个阶级的人就拥有了幸福；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劳动阶级，也就是被统治阶级好像没有被赋予他们独有的品德。
如此看来，按照柏拉图的逻辑，由于每个人隶属于各自的阶级，因此每个人应该拥有的品德是不一样的，因此在他的理想城邦中三个阶级中的人的幸福标准是不一样的，有等级差别的。为了解释他的这种有差别的品德和幸福论，特别是为了让被统治者相信这种有差别的幸福。柏拉图甚至引人了“腓尼基神话”。
但是伦理学研究“正义”、“幸福”、“品德”这些概念，都无非是为了找到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能够排除等级差异和政治制度影响的标准。而柏拉图的伦理思想却不是这种目的。柏拉图的“德性幸福论”就和其政治思想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为了调和这种矛盾，柏拉图使其哲学中的伦理思想就附属于其政治思想。比如阅读《理想国》前几卷我们会认为柏拉图论述城邦的正义仅仅是为了与个人灵魂的正义做类比。
由于《理想国》中伦理思想和其政治思想的矛盾，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成为了极端限制个人自由的、弱化个人利益的国家。就如马克思所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族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虽然这种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结合在当时的雅典社会具有现实的意义，但是却泯灭了个人的自由。
《理想国》读后感 曾经以为智者哲人如柏拉图者，其著作势必是艰深、睿智、充满智慧的火花，使我如坠云端而不知所踪。从来认为像《理想国》这样的在西方哲学史上的辉煌巨著一定也写得玄之又玄。如今，看着柏拉图的《理想国》，尽管依旧无法参透《理想国》中的奥妙，也无法深入的了解它的深层次含义，因为它就像一座空中花园，必须有足够的思想阶梯才能够爬的上去，但它带给我的启迪确是深远的——尽管我只能仰望而叹之，道听途说而思之，片言只字而感之。其实，经典的影响力，不在于天马行空的文句，也不在于振聋发聩的论断，而在于它给世人幽暗闭塞的观念世界以一道耀眼的闪光。
公元前5世纪，雅典哲人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以对话体的方式著述《理想国》，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探寻人类正义问题的著作。柏拉图不仅是古希腊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所谓理想国，是柏拉图推理出的一个充满正义和美德的国家，这个国家由立法统治者，国家护卫军，普通劳动民三个阶级组成。该书的核心思想是哲学家应该为政治家，政治家应该为哲学家。哲学家不应该是躲在象牙塔里死读书而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应该学以致用，去努力实践，去夺取政权。政治家应该对哲学充满向往，并不断的追求自己在哲学上的进步，并用哲学思想来管理民众。理想国的宗旨是缔造一个秩序井然至善至美的正义国家，围绕这个宗旨，柏拉图开篇不久就开始讨论什么是正义的国家，究竟什么是正义?柏拉图首先询问了他周围的形形的人物，有的人说:正义就是欠债要还。还有的人说: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柏拉图对正义的讨论，是从区分城邦正义、个人正义开始的。古希腊讨论正义，都是把它视为个人的德行，属当时普遍重视的四主德(正义、智慧、勇敢、节制)之一。柏拉图感到个人的德行属于微观世界，较为抽象，不易说明，需要借助于一种显明的、宏观的事物来说明。柏拉图采取的论证方法是，以城邦来比方个人，借助于阐明城邦正义来阐明个人正义。他认为真实的正义不是表现为外部城邦的“各做各的事”，而是在人的自身内部“各做各的事”。这就是说，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起别的部分的作用。他应当安排好真正自己的事情，首先达到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不正义应该就是三种部分之间的争斗不和、相互间管闲事和相互干涉，灵魂的一个部分起而反对整个灵魂，企图在内部取得领导地位。
在我看来，《理想国》首先开启了对理想国家加以描述的先河。在该著中，柏拉图本来是要论述个人正义，为了说明个人正义，用城邦正义作为铺垫和比方，但，柏拉图实际上用大量的篇幅去论证描述理想城邦。柏拉图的这种证明方式给了后人一个他所始料不及的提示:除了个人正义之外，还存在着城邦正义，或者说，还存在着国家制度的正义。后来人们在思考国家正义、法律正义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对人类文明发生重大影响的思想成果。而我国古代没有关于国家正义问题的思考。我国古代虽然有对个人正义的思考，但这种思考主要涉及个人义务、行为，基本不涉及国家制度的正义问题，所以，其思考的深度远不能同西方的正义思考相比。传统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认为，君主制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可改变。如果没有西方思想的引入，很可能，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帝制或君主专制制度中。想到现今的社会，正义一直都是受人们褒扬的话题，正义的事情永远都是被人们所称颂的。然而什么是正义，我想很多人都是无法给出全面的解答的，或者即使给出了也是摸棱两可，一个简单的有思想的人都可以利用柏拉图式的反驳推翻掉。社会现象纷繁复杂，人们的思想各色各样，在此处正义的事情，放到彼处马上就变成了荒唐的事情，甚至是极其不正义的事情。单纯的眼光去判断事情总是片面的，多虑的思想去思考事情总是无法清晰的，生活中只能适事而行。
《理想国》读后感 有句老话说，一千个读者的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中的我们，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理想的国度，于是就有了一千个不同的理想国。
走进柏拉图的《理想国》，透过它我恍惚看到了苏格拉底他那承受着所有善与恶的永恒不灭的灵魂，看着他追寻着智慧与正义，走向上的路，从未停下过脚步。也正是透过智者们的经久不息的讨论，借着苏格拉底同格劳孔等人的辩论，以正义为地基，构筑起柏拉图他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
这是一个智慧、勇敢、节制而且正义的国家，由立法统治者，国家护卫军，普通劳动民三个阶级组成：让勇敢节制、心胸宽广、温雅亲和、良好的记性以及智慧敏锐的哲学家来做国王，让他们积极参与政事；选择那些不忘原则的，不易受骗的人做护卫者，而舍弃其余的人；有节制美德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个人与国家是共通的，人的灵魂具有理性、意志和欲望三个部分一样，最理想的国家也应由相应的三个等级组成，把分工看作国家的构成原则。在一个国家中，当护国者、战士和辅助者，这三种人都各司其职，互不干涉，那这个国家就是正义的。一个人的各种内部品质都在起着它应有的作用，做着该做的事情，那么这个人就是正义的。从大的城邦到城邦中的每种人乃至于他们的生活，工作，教育以及其他的一切，在智者们的对话中，给我们描述了一个理想化的国度，他心目中所渴望的一切。
哪怕这样的国度仅仅只是那些先哲们天马行空的思索，这样的国度只是立于云端的的乌托邦，但是它却真真正正地在人们心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大浪淘沙的历史洪流中存留下来，成为不朽的经典。
我同样有我的理想国，在我理想的国度里，我希望一切都是我付出无数汗水，亲手得到的，亲手创造的，纵然有付出的辛苦，但也有收获时候的美好。
我愿成为自己国度的哲学王，成熟睿智地应对我所面对的一切，勇敢地护卫我应当守护的而不忘初心，遵守本分做我应该做的事，用理性和正义构筑起属于我的'理想之国。
《理想国》读后感 今年的上课老师让读柏拉图《理想国》，对于这样的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的名着，似乎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是不怎么样的，因为在我们今天的理解中我们看到书中的一些对话是十分的荒唐甚至是幼稚的，但是其实在这样的理解中我们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视角，我们忽视了我们应该关注的东西，我们只是知道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样的东西或许是不怎么样的，在我的老师组织的课堂的讨论上边，很多人都在从这样的理解上误解柏拉图的着作思想，所以在我自己的理解中或许在我们阅读的首先应该更加的关注柏拉图的写作才背景和他自己的很多的背景，这样的理解是十分的必要的，我们必须在理解着作的首先知道了作者的自己的背景，或许我们的了解会更加的宽容一点，我们或许在我们理解中更加的清楚如何来面对自己的阅读的困难。
我们知道，柏拉图的《理想国》写作于古希腊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的背景让我们知道柏拉图的思想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当然我这样说的目的不是说他的思想不可以启迪我们今天的人们，相反的是，柏拉图的着作启发了后世的很多的思想家去开发他们自己的思想的领地，柏拉图的《理想国》在古希腊的文字的理解中是“政治学”的意思，这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着作《政治学》是一个名字，在某一种程度上也是说的一个内容，在后来人们的翻译的过程中西方人将希腊文翻译为拉丁文时是翻译为了今天的英文“The Republic”拉丁文词根，所以英文的翻译自然就是“The Republic”，我们的国人在翻译英文的时候翻译为了＂共和国＂，＂国家篇＂或者是我们今天在理解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一种关于自己的制度的建设的一种期待，你是否理解这样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在阅读或者理解那样的文本的知识的时候我们无法回避的想到我们自己的环境和我们自己的制度是否可以适合于我们自己的生存，于是我们翻译的理想国也就在这样的了解中定了下来，其实在我自己的理解中柏拉图的是一个十分的现实的政治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理想的环境中想象的东西，可是我们曲解了柏拉图的理解，从题目的翻译上我们就可以看的出来，所以我们更多的是相信理想国是空想的，却不知道那是一个经过当时现实的思考而做出的一个高于我们的实际的制度建制的一个政治的东西。
关于柏拉图，苏各拉底的学生，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一个出生在雅典的贵族的后裔，在当时雅典和斯巴达交战的时候出生，那个时候雅典的民主的代表人物伯里克利已经去世，其实当时的人从荷马世界降落到了民主的世界中，同时，人们开始思考一些东西，在柏拉图成长后，那个着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战争的结果验证了斯巴达人在圣庙中乞求的预言，雅典战败了，于是，外受到斯巴达人的压迫，内受到自己的统治者的压迫，人民的生活可以想象，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柏拉图开始在进行了自己的考察结束后开始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也就展现在我们自己的面前。
关键词：柏拉图 儿童文学
柏拉图是西方首先提出学前教育的人。柏拉图重视儿童的游戏在教育中的作用，重视给儿童讲故事及精选故事材料。
柏拉图认为游戏对政治有着影响，认为儿童的游戏与邦国的政治与法律是有关系的。如果给儿童安排同样的游戏，用同一种游戏方法，使儿童喜欢同一种玩具，那么国家的政治制度就会稳定、持久而坚持下去，就不会被破坏。因为，这样培养的儿童认为事物是不变的，构成事物的秩序也是不变的，这样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可是如果不用同样的游戏，并且经常变换游戏方法，那么游戏就会被破坏，儿童就会对不同的玩具感兴趣，产生好奇，即会喜新厌旧的。这样，每个儿童都有不一样的想法，都有不一样的兴趣，经常变化，求新，求变。那么，一个国家也就有危机了。因为，改变游戏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儿童的生活方式，就会对他们思想和心灵产生影响，让他们以为事物是可以变化的，事物的秩序也会变化，这样慢慢发展到以后，就会不尊重古道和原有的固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如果每个儿童都这样，那么一个国家的政治就危机了。所以，他坚持要给儿童安排同样的游戏，使用同样的游戏方法，安排同样的儿童文学内容。以利于形成统一的思想，稳固而持久的思想。以利于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权的巩固。
可见，柏拉图很重视游戏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甚至把游戏放在很高的位置上。柏拉图形成这样的教育思想其实是与他的哲学思想有密切关系的。柏拉图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奠基人。他认为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物质世界，一个是理念世界。物质世界是虚幻的，常变的、不可靠的；而理念世界是恒定的、不变的、可靠的。物质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在柏拉图的心中理念世界是完善的，是恒定的，不变的。所以，他希望社会的制度、社会的秩序等也是恒定的，不变的，这样国家才会稳定，才会稳固，才会持久下去。那么这就需要统一的，同样的游戏内容，同样的文学教育内容。
柏拉图还重视给儿童讲故事，并且要精选故事材料。通过讲故事发展儿童的想象力。柏拉图认为有一些故事是不能，也不宜给儿童讲的。比如希腊神话中，马拉诺斯、克罗诺斯和宙斯这些天神彼此阴谋陷害的故事，这些故事反映了神们的自相残杀，神门的不好的，甚至是丑陋的一面。他认为这些故事会对儿童会造成不好的印象，而且这些不好的印象会在儿童发展的早期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不利于他们的以后的发展，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而应该讲那些反映神门正面的、光明的、正直的、善良的、真诚的光辉的一面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会陶冶儿童的心灵，有益于他们的成长。“应该尽量使孩子们开始听到的一些故事必定是有道德影响的最好的一课”。他甚至认为，通过精选出来的故事对儿童进行教育，远远胜过用双手去矫正他们的身体。而且还提出对那些编写故事的人进行审查，审查通过了的故事才可以讲给儿童。
我们说柏拉图《国家篇》等中的关于儿童文学教育内容的规定的教育思想具有一些积极的因素。在游戏中培养儿童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利于国家的稳固；给儿童讲故事可以发展儿童的想象力；精选那些反映神的光辉的、光明的品质与道德的故事有利于培养儿童的良好的纯正的思想与品质；另外，就是提倡音乐可以陶冶儿童的心灵。但是，他在游戏中过于强调一致性，统一性，而忽视变革，忽视求新，求变。这不利于儿童的个性发展。应该注意到儿童的兴趣、爱好、个性的不同，尊重儿童的个性发展，培养创新思维，求新思维；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是有阶级性的。把游戏放到了很高的位置，把游戏与国家的政治与法律等紧密的联系起来。为了培养有利于国家稳定的人，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为维护政治统治的稳固而严格育内容。无疑不利于儿童的个性发展。这是柏拉图的教育思想里的具有局限性的一面。
参考文献：
[1]劳丹.试述柏拉图音乐教育思想.
关键词：柏拉图 理想国 教育
柏拉图著名的代表作《理想国》可以说是一部哲学大全，他通过建构一个理想的国度，表达了他对政治、哲学、教育、美学、伦理乃至妇女、婚姻、优生等诸多方面问题的态度。作为被后世教育学者公认的三大教育名著之首，《理想国》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柏拉图的教育思想，因其议题之重要、思路之独特、探讨之系统、见解之精辟，虽跨越千年，仍可启迪今人，有益于国。本文依托《理想国》这一经典文本，尝试概括柏拉图教育思想的基本面貌并作一简要评介。
一、教育的意蕴
柏拉图认为个体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灵魂由理性、激情及欲望三部分组成。如果理性占有主导地位，激情服从理性并协助理性制约欲望，欲望服从理性和激情，如此和谐有序的状态即为正义的、健康的灵魂。合理得当的教育方法是能够实现灵魂正义的，错误的教育则会在公民灵魂中植下祸乱的根源。更严重的是，禀赋卓越的公民堕落为奸恶之徒，这是城邦巨大的灾难。
教育是促使“灵魂的转向”，“它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但认为它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或不是在看该看的方向，因而想方设法促使它转向”。在《理想国》第七卷开篇，柏拉图用著名的洞穴比喻说明受过教育的人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区别：受过教育的人是走出洞穴见到真实世界的人；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则是那些仍然生活在洞穴中，只能看到影像的可怜虫。在柏拉图看来，受过教育的人能真正看到善，因此是最幸福的；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则只能看到影像，永远看不到真的东西和美的东西，更看不到善，因此是不幸的。
他进而阐明了内发旨趣的知识教育：“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的一种能力，而每个人用以学习的器官就像眼睛……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我们所说的善者。”
理想国有一基本的理论前提——灵魂与城邦同构。在柏拉图看来，城邦乃是一大写的人（灵魂），个体的灵魂构成了一个微型的城邦，城邦正义与灵魂正义的本质相同。总之，柏拉图认为教育的意蕴在于实现灵魂的转向，培养正义健康的灵魂，进而才能建立正义的城邦，实现理想国。
二、体育和乐育
《理想国》诗性对话是通过二元的方法逐步展开的。这种二元逻辑为我们审视城邦教育的和谐提供了一个角度，那就是注重善心为本的“心灵诗学”和强体为用的“身体诗学”。
身体诗学侧重强身健体。柏拉图主张一种“朴质的体育锻炼”，主要包括骑马、射箭、标枪、摔跤及海陆攻防战术等实用项目。同时，他十分讲究身体训练的度量问题。“天性中的激情部分的确会产生野蛮；如果加以适当训练就可能成为勇敢，如果搞得过了头，就会变成严酷粗暴。”柏拉图不主张像斯巴达的军事武夫的训练，身体诗学的目的主要在锻炼心灵的激情部分，最终仍导向心灵的和谐。
柏拉图认可对年轻人实施符合城邦精神的诗乐教育，倡导融审美教育与道德教育为一体。“因此我们必须寻求一些艺人巨匠，用其大才美德，开辟一条道路，使我们的年轻人由此而进，如入健康之乡；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艺术作品，随处都是，使他们如坐春风如沾化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之间受到熏陶，从童年时，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诗乐是感于人心、直抒灵腑的艺术，因此在强调其心理和审美艺术的同时，他一再推崇其治心为上的社会与道德职能。而诗乐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培养出富有教养和理性的城邦公民。
三、循序渐进的教学内容
柏拉图的“线喻”：认为人的认知过程遵循想象——信念——理智——理性这样的顺序，柏拉图根据认知过程的四个阶段提出了相应的课程体系。柏拉图提出的“七艺”课程体系中，作为基础学科存在的音乐和体育可以归为一类，而算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谐音学可以归纳为数理学科，辩证法则位于课程体系的顶端。在数理课程的先后问题上，柏拉图按算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谐音学的次序排列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因为他认为学习的先后应当保持同一次序。凡是以结构较复杂的为对象的学科皆以结构较简单的为对象的学科为基础（譬如天文学以立体几何学为基础）。从学序中可以看出，柏拉图十分重视学习的和谐顺序，这种顺序既是视知识难易而定，也与对理念的认知过程一致。
四、启发诱导的教育方法
柏拉图认为，教育就是使灵魂转向的技巧。“它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但认为它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或不是在看该看的方向，因而想方设法促使它转向。”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对当时智者学派教育观的批判。智者学派宣称，教育能将灵魂里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他们的这一教育观念强调教育过程中教师的作用，忽视学生的作用；而柏拉图的教育观则体现为辩证地看待师生关系，强调教育过程中苏格拉底式问答法的运用。这对我们当今反对灌输教学，倡导学生自主学习仍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五、早期教育
柏拉图是西方教育史上较早重视早期教育和论述素质教育的教育家。柏拉图认为对儿童的教育应该越早越好，在幼小柔嫩的阶段，最容易陶冶，你要把它塑造成什么型式，就能塑造成什么型式，因此他主张胎教。柏拉图主张孩子一生下来，要由政府管理这方面事务的官员带到国家育婴所，由国家安排的专职人员抚育。3～6岁的儿童要集中到神庙的儿童游戏场上，教育内容主要是讲故事、做游戏等。柏拉图认为故事和游戏的内容要经过严格挑选，要选择那些歌颂勇敢、正义和高尚品德的故事和游戏。因此，他强调对游戏、故事和音乐的内容要严加选择，禁止传授对儿童身心有害的内容，摒弃萎靡悲伤的歌曲。讲故事要用儿童能懂的、生动的语言，要能启发儿童的想象力。为了克服儿童“顽劣执拗的性情”，也要进行惩戒教育。不过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暴怒地责罚他们，或者激怒他们”，“不要使他们感到失去体面”。
柏拉图是提出学前教育思想观点的第一人，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关于学前教育方式、途径、应注意的问题以及选择教材、惩戒教育的意见，都是很有价值的见解，至今仍闪耀着睿智的光芒。
六、终身教育
首先，柏拉图认为应该挑选具有天赋的儿童接受哲学王教育，天赋不高的儿童则没有资格。然后，对这些天才儿童进行严格而系统的后天教育，以使他们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柏拉图看来，这些天才儿童十岁之前要在城里接受普通的音乐教育和体操教育，十岁之后被送到乡下接受算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和谐音学等知识的教育。二十岁时进行第一次挑选，以是否有辩证法天赋为标准。胜出者将继续学习，对以前的课程进行综合。三十岁时进行第二次挑选，胜出者将接受五年的辩证法学习，课程学完之后，还要在实践中接受锻炼和考验，看他们是否能在各种诱惑前坚定不移，或者看他们是否会出轨、畏缩。实际工作要做十五年，这样就到了五十岁，经过这一系列知识的学习和实践的锻炼，在实践中通过最后考验的人中挑选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从事国家管理工作。最后，柏拉图强调哲学王的教育是终身的，在治国理政的同时，哲学王必须坚持进行哲学学习和研究，并以其成果指导治国实践。显然，柏拉图的治国理论是精英治国理论，整个的筛选精英的教育过程也是一个实践、学习、再实践、再学习不断交叉和轮回的知行合一的教育过程，同时也是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一个过程。
终身教育的理念适合于任何的时代，尤其是知识爆炸和信息多元化的今天，知识的老化现象日益严重，要求我们及时更新知识，这样才能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七、国家教育
柏拉图教育思想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着眼于国家，立足于国家，始终把教育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国家培养人才。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成为有序和谐、人民幸福正义的国家，关键在于统治者必须是真正关心国家利益，具有护卫国家的智慧和能力的哲学家。柏拉图不是一个为学问而学问的教育家。他十分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类的未来，重视教育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始终把教育同国家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也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位将教育与政治联系起来考察的思想家。在柏拉图看来，教育是理想国家产生的重要前提，更是维持理想国家存续的主要力量，甚至可以说没有教育就没有理想国。因此，柏拉图认为教育必须由国家掌握。教育机构由国家出资建设，教育内容由国家进行严格审查，毕业生也由国家根据考试成绩决定去留。教育要为国家培养人才，通过人才维护国家政治的稳定，进而促进国家的繁荣。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教育也并非完美的教育，它也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例如柏拉图所谈的教育是针对护国者和统治者的，对生产者的教育只字未提，它剥夺了第三等级的民众受教育权。但这并不能否定这部伟大教育著作的意义，瑕不掩瑜，这部伟大的教育著作仍然值得我们读之又读，并不断地从中汲取新的营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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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荀子 柏拉图 社会建构 相通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代表人物，对先秦时期的思想具有总结式的贡献。柏拉图是古希腊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 他们都是乱世求治，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社会，一是寄希望于圣主明君；二是寄希望于教育，通过礼法教育培养治国人才。具体来说两者有以下的相通处：
一、强调”分”的社会建构观念
荀子和柏拉图所构想的理想社会的共同特点是，社会由不同的等级组成，各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各尽其责，各等级之间互不逾越、互不侵犯。同时各等级之间又互相合作，和谐共存的，用荀子的话就是“群”而“分”。
荀子注意到，人类不同于动物而且优于动物的地方就是“人能群”，人类是群体性生存与生活的。人类又何以能结成一个群体呢？回答是“分”，这里的“分”指社会分工，也指等级分别。正如荀子所言：“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出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富国》)那么“分”又靠什么来维系呢？荀子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分何以能行？曰：义”(《王制》)；另一个是：“分莫大于礼”(《非相》)。显然，前者主“义”，侧重于道德教化；后者主“礼”，侧重于礼法制度。1荀子通过阐述“群”和“分”的关系以及维系“分”的方式为自己的社会建构的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
柏拉图的理想社会中的公民(奴隶除外)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武士和生产者。其中统治者指哲学家，他们是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是生来含黄金的人。他们具有智慧的美德，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武士属于第二等级，是生来含白银的人，是次优的人物，他们具有勇敢的德性，他们主要负责辅助统治者、保卫国家。处于第三等级的是生产者，主要包括手工业者和农民，他们生来具有铜和铁，他们的美德是节制，他们的职责是从事劳动，以供养第一、二等级的人。这三个等级各安其分、各尽其责，互不干预其他等级的事务，和谐相处，这就是正义。2
二、“圣王”和“哲学王”的相似处
之所以拿“圣王”和“哲学王”进行比较，主要因为两者有以下的相似处：
（1）两者均被认为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在荀子的心目中，“圣人”被等同于“圣王”。这是因为，在他看来，既然圣人具有高度的道德修养和深邃的智慧，就应当成为一个国家和整个天下的领导者。而圣人成为统治者，管理国家的方式就是“隆礼重法”，即通过礼法并重的方式来建构国家体系。
哲学王思想是柏拉图早期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柏拉图一生所追求的政治理念。这是由于这一思想深深根植于他的哲学基础。柏拉图把世界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真实存在的“相”世界(理念世界)是知识的对象；另一个是介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现象世界。理念世界是现象世界的原型，现实世界是以理念世界为原型创造出来的。4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掌握了理念论才能看出现实世界的种种弊端，并找出相应的救治对策，所以哲学家应该成为国家的统治者。这就是哲学王的理论基础。由此可见，成为哲学王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首先成为哲学家。“哲学王”的基本含义就是让哲学家做统治者，或让统治者爱上哲学而成为哲学家。
（2）由“圣王”和“哲学王”统治之下的理想社会蓝图具有相似处
在荀子的设想中，圣王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多而化一”，也就是“公”，它的理想境界就是“大同”世界。柏拉图也为后人描绘了一幅哲学王统治下的理想国的图景：国家地理面积适中，以站在城中高处能将全国尽收眼底，国人彼此相识为度。国家公民分为统治者、武士和生产者三个等级，分别代表智慧、勇敢和节制的德性。三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安其位。统治者和武士没有私产和家庭，因为私产和家庭是一切私心邪念的根源。理想国特别重视教育，因为国民素质的优劣决定国家的好坏。可见”大同”世界和”理想国”都体现了一种人类共同体，都非常重视道德教化，“公”是它们的一个根本特点。只不过，理想国的“公”与大同世界的“公”并不完全等同。但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它们在中西政治思想史上，特别是对乌托邦思想，都具有深远影响。
（3）“圣王”和“哲学王”尽管不可能真正的实现，但都可以得到一种“变相”的实现。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没有出现过所谓的“圣王”，却出现了大批“王圣”，即帝王自居为“圣王”，或为其臣下吹捧为“圣王”。这些都不过是假圣王。圣王的本意是“圣人最适合当王”，但历史却造成了“帝王最适合当圣王”。从而美化了君主形象，强化了君主专制。“哲学王”在西方历史上也有相同的遭遇。中世纪的“教皇”可视为“哲学王”的一种折射。
总之，不管是“圣王”，还是“哲学王”，实质上都包含了两个方面，即“内圣”与“外王”。这两方面虽然可以从理论上结合，但在实践中总是很难结合，造成道德政治化和政治道德化，最终使圣学、哲学失去了在人们心目中的应有的色彩。这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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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希腊大哲学家兼教育家柏拉图的名著《理想国》，蕴涵着丰富的、迄今仍熠放着启示光芒的教育思想。在这本著作中，柏拉图广泛涉及并讨论了包括哲学、道德、民主、国家、教育等在内的许多问题，其中教育伦理思想尤为突出，对我们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指导意义。
柏拉图是一位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具有非凡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代表作《理想国》内容丰富、蕴涵深厚。不但哲学家能从中感悟到哲学的最高境界，社会学家能从中探索出人类的亘古追求，教育家也能穷其毕生精力从中推演出“理想”的教育体系。仅就书中直接讨论的教育问题而言，柏拉图讲到了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和大学研究院的教育，以及工农、航海、医学等职业教育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想国》不仅是哲学家的宣言书、治国的计划纲要，更是一部教育理论力作，备受世人重视。本文仅对这部巨著中的教育伦理思想进行初步探讨。
一、教育与政治紧密结合
柏拉图在他的教育思想中所确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教育是为了培养符合其理想国需要的哲学家，这是他教育伦理思想集中体现的一个主要方面。他对准备作为统治者的哲学家的教育和训练，是十分严格的，他们首先是与其他等级的人一起进行初等教育，学习音乐、体育，以陶冶他们的心灵，锻炼他们的体魄，使他们形成符合奴隶主阶级所需要的道德品质。他提出国家统治者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建立良好的国家教育制度，统一管理国家的教育事业。他主张教育应该由国家来办理，由国家实行严格控制，教师应由国家聘请，教什么内容应由国家审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教育培养出建立正义的理想国所需要的不同阶层的人才。柏拉图的这一思想是同其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把教育当作实现其理想国的工具。在柏拉图看来，国家是否理想，关键在于能否造就理想的国家统治者，这对于能否建立理想的国家制度和政治生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家必须建立在正义的原则之上，因为正义是国家的固有特性，是实现理想社会秩序的保证。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即每个人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而不干涉别人份内的事。柏拉图认为，不同天性的人主要有三种：统治者、军人和平民。三种人各有正义国家所需的三种美德：少数统治者应有智慧，是智慧的化身;军人要勇敢，具备辅助统治者的能力;而一般平民则应具备节制的品质，善于控制自己的欲望。只有这三种人各负其责，分工协作，即统治者用智慧领导军人、平民，军人用勇敢保护国家和统治者，平民服从统治者领导，才能保证国家是正义的，人民是幸福的。在这里，培养人的问题至关重要，因此，柏拉图提出，教育应是国家的事业，教育管理权应归国家所有。
柏拉图还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苏格拉底的一系列思想。政治专业化、知识化的要求被明确发展为以“哲学王”为核心的严格社会分工理论，“改善灵魂”的教诲被系统化为一种博大精深的“灵魂转向说”。柏拉图用这个充满了神话寓言色彩的灵魂转向说，描述了“哲学王”的培养过程，可谓希腊哲学和教育思想的皇冠。
二、音乐和体育是教育伦理思想的基础
以音乐陶冶心灵，体操锻炼身体，这在希腊有悠久的历史，柏拉图对此也很重视，把它们作为初等教育的主要内容。音乐先于体育。一般说，儿童在不能参加体操运动以前就听成人讲文学故事。音乐包括了诗歌、神话故事、舞蹈、音乐、绘画造型艺术等，泛指艺术及文学各个方面。音乐教育的最后目的在于达到对美的爱，使护卫者具备勇敢的美德。“对于城邦护卫者来说，首要的美德是勇敢。要使护卫者勇敢，他们就不能怕死”。音乐教育之后，年轻人应该接受体育锻炼。《理想国》在论述体育教育时，很多是在和音乐教育的对照中说明的。体育方面，护卫者必须从童年起就接受严格的训练以至一生。单凭一个好的身体，不一定能造就好的心灵好的品格。相反，有了好的心灵和品格就能使天赋的体质达到最好。最好的体育与理想的音乐文艺教育相近相合，这是指一种简单而灵活的体育，尤其是为了备战而进行的那种体育锻炼。复杂的音乐产生放纵，复杂的食品产生疾病。至于朴质的音乐文艺教育则能产生心灵方面的节制，朴质的体育锻炼产生身体的健康。年轻人接受了前述简单的音乐文艺教育的陶冶，养成了节制的良好习惯，他们显然就能自己监督自己了。柏拉图认为，音乐和体育都要对青少年(未来的城邦护卫者)的心灵提供训练，以培养他们良好的品格。这种受过音乐教育的青年，运用体育锻炼，通过同样苦练的过程，他会变得根本不需要什么医术。在不畏艰辛苦练身体的过程中，心灵也得到锻炼。
音乐和体育是相对应的，它通过习惯教育护卫者，以音调培养某种精神和谐，以韵律培养优雅得体，还以故事的语言培养与此相近的品质。城邦战争的需要导致城邦护卫者的产生。城邦的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选拔合格的城邦护卫者，因为哲学王也是从护卫者中遴选出的。护卫者需要把爱好、智慧、刚烈、敏捷、有力这些品质结合起来。对于护卫者的教育，总而言之，就是用体操来训练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充分体现了柏拉图的教育伦理思想。
三、“善”理念的学习
柏拉图把对“善”理念的学习视为最大、最高、最重要的学习。这是柏拉图教育伦理思想中的最高境界。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即“善”的理念的实现。人的灵魂中有先天的“善”。于是，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就是如何引导人们去认识这个“善”，而教育的内容就是该用什么在最大的程度上去实现这个“善”。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柏拉图就用太阳来比喻“善”理念的地位和作用。任何以实物为载体的比喻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事物本身的方面，一个是它所象征的方面。“日喻”中的太阳，作为现实的事物它确是可见世界之所以可见的原因，也是万物产生、生长和营养的源泉，这些确是太阳之“善”。柏拉图把现实的太阳所拥有的这些“善”升华了，变成了理念世界的太阳，即善本身。这个理念的太阳乃是整个可知世界之所以可知、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和根源，并且间接地成为可见世界之所以可见、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和根源，人的灵魂要从可见世界转人可知世界，就必须学习和掌握“善”理念。
说到底，柏拉图的“善”理念乃是他心目中一切人类美德的集合物。他的《理想国》同样也是把对善的理念的追求看作是最终的目标。“意见”不能形成知识，而只有理念是理性的认识对象。对理念的追求，才能获得真知识，找到真理，达到“善”。善的理念是理念世界中最高的理念，它是构成现实道德善的根源。不仅如此，善的理念还是使人具有识别善恶能力的本体。《理想国》中，柏拉图通过比喻形象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形而上学的生命冲动驱使着他为这一人类文化的抽象总体概念寻找本体论根据，因为他要为美德寻找根源，为人寻找蓝本。但是，通观整个日喻，柏拉图并没有说清楚这一问题。然而他虽然没有回答问题，但的确深化了问题，并在这种过程中发展了他的两个世界即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两种心灵即知识和意见的思想，并且深刻地揭示了作为可见世界的具体个人，只有通过对以“善”理念为核心的可知世界的模仿或学习，才能逐步实现灵魂转向，最终进人光明世界。
四、男女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晚近法国最引人关注的学者莫过于阿兰?巴迪欧这位思想激进的哲学家、美学家、政治思想家。而西方学界现在也对巴迪欧开始进行大量而深入的研究。在我看来巴迪欧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不仅激越，但这种激烈主张的背后更是巴迪欧思想的深刻性和视野的广阔性。因此，巴迪欧才能在他大量扎实的学术思考的基础之上，提出“重回柏拉图”回归真理的口号，才能提出非美学这一颠覆性的美学思想。
在本文之前，已有学者毕日生名为《诗与哲学之争的“非美学”构想———阿兰?巴迪欧文艺思想初探》的学术文章发表。该文介绍了巴迪欧的非美学文艺思想。但遗憾的是，该文在某些对巴迪欧美学思想的理解上是有偏颇的。首先，该文在起点上就把诗与哲学理解为斗争的关系:“关于诗与哲学的千年之争，国外有许多研究成果。”［1］也即是说，艺术和哲学是两个独立甚至对立的门类。从柏拉图的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到，柏拉图一直尊崇哲学而贬抑艺术。如果将艺术单独进行思考，柏拉图更欣赏体现真理的艺术而排斥和真理无关的艺术。但是在巴迪欧的著作《HANDBOOKSOFINAESTHETIC》中，巴迪欧却并非这样论述。巴迪欧认为:“Philoso-phymightwellbethewithdrawnbandimpenetrableFa-ther－artisthesufferingSonwhosavesanddeems．”［2］3因而这样一个比喻揭示了美学和哲学的内在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更像父子一样，更像是具有和谐补充的父子关系。哲学是将艺术包含于其中。在巴迪欧看来哲学的孤独、沉默、费解使我们普通人无法理解真理，发现真理只是哲学家的工作目标。而如何拯救哲学，让真理为普通人所接受就是艺术的责任，艺术同样也能直观地反映真理，哲学和艺术反映真理不过是两种不同的路径而已，目标都是一致的。因此，在巴迪欧的非美学思想中艺术是内化于哲学的。非美学就是一种艺术哲学。但艺术不是直接指向真理，哲学是直接思考真理。艺术必须以艺术形象这种间接的方式反映真理。由此，我们必须考察巴迪欧是怎样思考艺术和真理的关系。巴迪欧把艺术与真理的关系分为三类，他分别命名为启蒙性关系、浪漫性关系、古典性关系。在启蒙性关系中，真理和艺术的联系是作为一种教育方式和出于监督艺术的目的，并把艺术看做是外在于真理，或者可以这样理解艺术是将真理施加给人类，这种施加使真理就像知识一样被教给人类。浪漫性关系是把艺术看做是反对真理的教育功能，艺术是真理的肉身因而具有无限性和可能性。而古典性关系使艺术获得了形式，并有了客观形态，有净化治疗的作用。艺术属于伦理的道德的。可以这样说，巴迪欧把艺术看做是爱好，而哲学就是爱好的法则和标准。巴迪欧从而将艺术定义为其从属于对真理的哲学监督。艺术的标准是教育的。教育的标准是哲学的。在教育层面，艺术被监督的公共效果所控制，效果被外在的真理所规范。艺术是间接从属于真理被真理所规范。从另一种角度来理解，艺术和真理以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产生联系。启蒙性关系是艺术也是真理的教育内容，这是一种尼采式的强力意志的内容。浪漫性关系认为艺术就是真理，两者都是内容。古典性关系则将艺术作为真理的形式。巴迪欧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当论和思想现实作为对应，并力图指导实践。他认为在20世纪，思想是真理和艺术启蒙性关系的表征，精神分析理论是艺术和真理古典性关系的表征，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及解释学理论是真理和艺术浪漫性关系的表征。的核心是唯物辩证法。而艺术有其物质形态，一切艺术都以艺术品的物质形态存在，不存在非物质的艺术，因此艺术是唯物的。而艺术是物质与思想的辩证统一的。更重要的是，在那里，唯物辩证法就是真理，也即是纯粹哲学的基本核心。按照的观点，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唯物辩证法就决定艺术的内容。唯物辩证法不仅是哲学，也是一种知识。认为唯物辩证法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我们掌握了唯物辩证法，就是掌握了更科学更准确的认识论、方法论和知识。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就将真理直观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同样，我们也必须用唯物辩证法去认识艺术。因此只要艺术的物质形态决定着艺术思想，艺术思想是体现唯物辩证法的真理，艺术就阐明了真理，而且是的真理。学者周宪曾经谈到海德格尔的美学，认为:“在海德格尔的美学中，艺术是自行置入真理的话语，海德格尔通过分析，解释了像荷尔德林、里尔克等诗人是如何通过诗的世界的营造来召唤真理的。”［3］286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把诗歌这一艺术形式作为真理的表达，艺术和真理没有什么区别，艺术就是存在即真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艺术和真理的统一程度或者是同一性甚至超过巴迪欧。因而巴迪欧反思海德格尔所说的这种艺术和真理的同一性，将其转化为艺术和真理的同一可能性，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艺术所体现的真理是哲学真理的具体化，艺术真理是哲学真理的所属，但这种可能性仍然将真理和艺术视为等同的。精神分析的重要学者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拉康都将艺术看做是欲望的客体。艺术是欲望的外在表现形式，真理则是欲望的法则。这里的欲望就是爱好，是中性的，真理也就是爱好的法则。艺术是爱好的对象。这样真理就成了艺术的法则和标准。
朱光潜先生曾经在他的《西方美学史》谈到柏拉图的理式观:“真正的诗人可以见到最高的真理，而这最高的真理就是也就是美。”［4］3柏拉图的理式观就认为艺术是反映美的。但现在这三种联系，也即启蒙的、浪漫的、古典的联系，在当代艺术处于断裂状态，于是艺术和哲学失去了联系。失去联系的原因被巴迪欧归结为当代先锋艺术终结艺术的欲望。当代先锋艺术不再有对真理的信仰，反而表现出某种人类内心的空虚、绝望和虚无。当代先锋艺术的异化和非权威特征否定了这三种联系的普遍性，无论是文学还是绘画，都不再关注信仰、真理，理想国永恒地失落了。实际上，先锋艺术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巴迪欧指出先锋艺术并未形成一个整体来反对柏拉图的古典主义。不管我们能不能够用先锋艺术这一概念来概括当代的艺术形象，问题却是产生了的:艺术和真理的联系断裂了。无论需不需要证明先锋艺术的名称能否成立，当代艺术和真理已经完全不搭界了。所以，海德格尔关于诗作为真理的论断只是一种虚无主义思想的表现。巴迪欧则不然，他将这种三种联系的否定转化为艺术内在于哲学的新联系。巴迪欧致力于重新确立真理和艺术的联系。让艺术重新回到哲学的怀抱。他认为艺术和哲学的关系是内在的和单一的。要同时证明艺术和真理的内在而单一的关系，就要同时说明艺术是一个真理体现的过程。一个具体的真理，是无限多样真理中的一种，和政治真理、哲学真理、伦理真理等等同属于真理这个总概念集合。但艺术真理又是一个复杂的真理，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一个探讨有限和无限的过程。首先，巴迪欧指出真理是一个无限的多样性概念。而艺术是有限的。接下来就必须把无限的真理降为有限的真理，艺术也要被证明是有限的真理，但又可以升华为无限的真理。在这里巴迪欧引入了德勒兹的观点，艺术将混沌的无限成形，成为有限的混沌。不仅如此，巴迪欧的哲学还引入数学的集合思想。真理可以看做是一个集合。这个集合从整体上来看是一，也是混沌的。但集合内部又包含了无限多样具体的真理。集合就达到了无限和有限的统一，真理这样一个集合就达到了无限与有限、多样和具体的统一。这样艺术就成为真理这样一个集合中单一而内在的具体真理了吗?一个真理的集合是一个真理事件的集合。真理是事件的实体显现。艺术也是事件。艺术是事件的实体。也即是真理的实体。实际上艺术也是一个集合。在统称为艺术的集合里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实体。艺术也是将无限和有限，多样和具体统一起来。一个真理是一个开始于事件的艺术性过程。而巴迪欧又把这一艺术性过程看做是主体的参与过程。一个艺术作品是一个艺术性真理过程的主体观点和实体显现。艺术是一种创造的过程。而真理是一种思考获得的过程。两种过程涉及的性质和心理活动是不一样的。当然巴迪欧对艺术和真理的思考是一种稳定性思考。巴迪欧的这种思考并未注意真理和艺术的过程问题。应该说在巴迪欧看来艺术和真理并不涉及过程问题和差异问题。但艺术和真理的过程问题和差异问题是值得质疑的。更进一步说，这些问题并不因为巴迪欧不思考就不存在。而且我认为这是可以对巴迪欧理论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也是更进一步完善巴迪欧理论思想的基础。但是在巴迪欧追求思想的稳定性和普遍性的思考中，这些问题不在怀疑的范围之内。回到刚才的艺术集合，这种集合是可以和真理的集合联系起来，并划上等号。艺术是事件，真理也是事件。艺术事件是可认识的过程，真理事件也是可认识的。这样顺理成章地就将艺术和真理联系起来。可以这样说，艺术和真理都是相同性质的事件，事件这个节点将艺术和真理即哲学合而为一。在这样一个点上，艺术和哲学交汇、对接。巴迪欧还以乔伊斯时代的小说和贝多芬时代的音乐为例说明这一结构指涉的确定的无限。最后，我想重新梳理一遍巴迪欧如此繁复的论证:真理是无限的多样。对真理具体的理解是，真理可以有很多种类。其中有一类是艺术真理。巴迪欧也提到还包含其他的真理，包括政治、科学、伦理、社会等等。而艺术是艺术真理的反映和展示。这样艺术就是真理一个种类。而哲学是对真理的最好的反映。艺术也就是哲学的一个种类。
在《非美学手册》中，巴迪欧分别从诗歌、戏剧、电影几个方面来论述艺术内化于哲学的理论与实践。首先是诗歌。柏拉图把诗歌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要把诗歌永远阻挡在雅典城外。诗歌的特征是形象和经验。而哲学的特征是纯粹理念和推论。柏拉图把诗歌比作诡辩哲学，是一种无思想的思想，而把哲学具体化为数学。数学是哲学的明确过程，才被认为是纯粹的思想。但这样也就产生一个问题。尽管数学是纯粹的思想，但数学是不可交流的，或者说是不被大众所理解的。那这样怎能说明真理，并且让普通民众理解?真理的语言问题是真理最需要解决的。但在现代语境下，这一问题的解决有了可能性。在马拉美的现代诗歌那里，诗歌的口号是纯诗，诗变成一个投掷的骰子，它成为一个特别的数字，这个数字是不能变成其他的数字。马拉美的现代诗歌赋予诗歌思考的责任。这样现代诗歌也就成为一种思想，或者说就是一种哲学。一方面，现代诗歌越来越抽象化，它不关乎情感、意象等等，也即是现代诗歌越来越像哲学那样抽象而拒绝抒情。另一方面，现代数学越来越分化，以致于我们无法对这种分类进行数学的描述。数学似乎又变为诡辩哲学。现代诗歌反对模仿，因而成为一种纯粹理念的表达，反映客观事物和客观性。现代诗歌保持神秘性，成为一个谜。这样诗歌就如同表现一个原初的混沌一样的真理。柏拉图把诗歌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的真正原因是他怀疑诗歌不是思想。现在诗歌就是思想是真理是哲学，它还能被驱逐出去吗?戏剧是一种集合，它改变世界。用两分法来处理它，戏剧可以分为物质的和观念的。用多分法，戏剧包括剧本、舞台、演员、声音、道具、观众、灯光等等。这些所有的戏剧要素都集中于一个事件。表演是单一性的事件性的。而事件是真理的单一性显现。在这里，戏剧对于巴迪欧的真理观有两重含义。第一层是在戏剧本身的内容中反映了真理。第二层是戏剧这种外在的艺术实践形式也指向了真理。在巴迪欧的另一文学批评著作里有论:“Truthsappearinfourdomains;inotherwords，therearefourspheresoflifeinwhichsubtractioncantakeplace:thepoliti-cal，theromantic，thescientific，theartistic．”［5］124巴迪欧认为贝克特的戏剧和真理都是一个相同的减掉和去除的过程。从柏拉图开始，真理就和理念分裂。但真理不是客观知识，真理是从知识中分离出来的。僵化的知识不是真理，真理是运动的活的思考着的存在着的知识。哲学使真理成形，这一成形的标准是存在，符合存在的定义的知识就是真理。而不反映存在的知识则不是真理。贝克特的艺术实践也一种去除。把信念和世俗去掉，不暴露在世界里，消除和世界的联系。戏剧将其他的细枝末节完全去掉，布景和台词都减少到最精简的程度，为的就是呈现人的存在状态，因此可以说贝克特的戏剧是思想性的哲学的。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戏剧也走向了存在、哲学和真理。电影是一种运动的艺术。但电影更深入的本质在巴迪欧看来是一种非纯粹的艺术形式:遗忘和怀旧的集合，运动和静止的联系。电影如同戏剧也是一种集合其他形式艺术的艺术。电影是一种运动影像的艺术。影像把真实的世界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影像呈现存在。在这里我认为巴迪欧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电影是最大程度的虚构，而且也是最直接和资本挂钩的艺术。但在巴迪欧看来电影是一种非纯粹实在的真理，它和真理缝合在一起。电影所展现的存在，是人类想象的存在，这是一种思想和精神。存在也不光有实体方面也有精神和意识的方面。电影还是怀旧，所谓怀旧就是将人类过去的存在方式和状态呈现出来。电影就是关于存在的、存在的真理的艺术。
前面我们讨论的是从相对来说较为抽象的艺术形式上，艺术如何联系哲学。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从一个具体的艺术家的例子来实现这种联系。巴迪欧谈到一个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海德格尔从荷尔德林、里尔克、特拉克尔的诗里联系到了真理。巴迪欧认为佩索阿的诗重构了哲学。但怎样重构的呢?我们先要从哲学的现代性说起。现代哲学的标志性人物尼采以及后来的德勒兹都提出一个口号:颠覆柏拉图主义。尼采通过柏格森联系到德勒兹都认为，概念的超验性认同已经阻碍了概念内在的创造性。真理的整体性都是一个痛心的虚构。因此在区别的基础上是每一个存在相互割裂。海德格尔虽然打着柏拉图的旗号，但他的解释学已经背离了柏拉图。他在思考存在时将存在与观念内在的分割，开始遗忘存在，在形而上学中植入虚无主义。正统的从来不尊重柏拉图。把柏拉图作为唯心主义的创始人，更倾向于亚里士多德，去思考经验和政治社会。尽管整个哲学界都在不同程度地颠覆柏拉图，将柏拉图的理式观即真理观存在观虚无化，以达到将其颠覆的目的。佩索阿却用他的思想性诗歌开辟了一条既非柏拉图又非反柏拉图的道路。和马拉美辩证地使用否定不同，佩索阿不确定地使用否定，使肯定和否定长期陷于模糊。佩索阿对无矛盾原则进行了诗歌的颠覆。佩索阿挑战了排斥中间的原则。他的诗歌道路相当于走的是对角线。他的诗歌展现了在是或不是之外还存在其他的事物，这是非此即彼的思想没办法抓住的。柏拉图认可数学范例以思考存在和真理。佩索阿认为诗歌的任务是抓住存在和反映存在的美学。佩索阿肯定对数学性真理和艺术之美的认识。但问题是很少有人知道这种认识。佩索阿在他的诗歌中回到柏拉图，在真理和美之间建立内在确定的本体论，让愚昧无知的思想达到这种本体论。佩索阿力图使他诗歌的语言精确如同代数一般，将诗歌的思想和美进行融合，在诗歌中将美和真理融合。他的政治计划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也相似。他在他的诗歌里也希望给葡萄牙一个单一和普遍的明确政治观念，这和柏拉图希望解决普世的希腊城邦的合法性和理想的组织性是一样的。佩索阿在诗歌植入国家观念以希冀隐藏的国王回归，但这样的机会很渺茫，不过佩索阿一直在表达这样一个声音，就如同柏拉图认为理想国的覆灭不可避免，但艺术的教育会让这一精神永远流传下去一样。巴迪欧指出我们读佩索阿的诗会指引我们走上一条设计好的道路，这条道路为我们开启了真正的哲学，真正的关于多数、混沌、无限的哲学。这种哲学让被上帝永远抛弃的正义重回我们世界。巴迪欧分析佩索阿的诗歌是政治的，是重建理想国的，是传扬柏拉图精神，将美、艺术和存在、哲学、真理融为一体的。“Philosophyisthemeansofseizingtruths．”［6］4这一句话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这就是巴迪欧给他的哲学和他的思考提出的目标:永远不断地追寻真理。他的美学思想和艺术批评也一直为这个这个目标服务，因此他谈任何的艺术和艺术家，马拉美、佩索阿、策兰等重要的诗人，包括贝克特，他最重视的戏剧家，也是在谈他自己的艺术哲学思想。所有的一切都重回柏拉图的真理，因为真理使世界乃至宇宙的万物都是那么的井然有序和美好。在他的政治学思想中，也在追寻一个真理，一个马克思就已经提出来的目标: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安德鲁?吉卜森指出:“Beckettbecametheguardianoftheuto-piantrace．”［7］4体现真理的艺术、存在、哲学都是一种乌托邦思想。尽管在今天后现代主义思想大行其道的时代，乌托邦显得多么不切实际和脆弱，但是，巴迪欧又何尝不是一个还在坚守乌托邦理想的学者呢?
《老子》相传为两千四百多年前老聃所著（关于《老子》一书的作者和具体著书时间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议，在此采用较为广泛之说法），后世从西汉末期杨雄开始，又称《老子》一书为《道德经》。《老子》全书中有三分之二的章节在谈论或涉及到政治。从某种角度上看，《老子》一书就好比西方哲人柏拉图之《理想国》，同是在提出相关理论的同时在理论基础上构建一理想的政治社会蓝图。对于老子之理想社会，简而言之，“小国寡民”也。当然，“小国寡民”只是老子之理想社会诸多表现中比较具有概括性、代表性的一个，在此以“小国寡民”代老子之理想社会。
在这一理想社会中亦存在其统治者，即老子所谓“圣人”。《老子》一书曰：“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辱之。”（第十七章）由此可知，老子将统治者按不同的情况分为四种不同的等级。其中，对于最正确的统治者，人民是不知道他的存在的，而最差的统治者是被人民所轻辱的。处于两者之中的统治者或是被人民亲近赞美，如儒家所谓统治者；或是被人民敬畏，如法家之所谓统治者。老子认为，最好的统治者，即圣人，管理社会之方式是“无为而治”，很少发号施令。圣人循道治世而人民不知，其政治权利丝毫不会逼临于人民身上。“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第四十九章）人民不会感觉到国家作为一集体的存在，如果统治者、政府或国家集体被人们“察觉”其存在，那就非“循道”，非“无为”。而圣人治理下的社会，民风淳朴，生活安定，人民结绳记事，无勾心斗角之嫌，无尔虞我诈之弊，人人都会回到如婴儿般之纯真状态。
此便是老子之理想社会。若与其相较，西方哲人柏拉图之理想社会“乌托邦”之治国方式则几乎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在柏拉图之理想社会中，亦存在其统治者，即柏拉图所谓“哲学王”。“哲学王”好比老子之“圣人”，皆悟“大道”之人（以柏拉图之意，乃透过现象把握“理念”者也）。但“哲学王”管理下的社会却与“圣人”的几乎完全相反：①圣人“无为而治”，反对政府对人民的过度干预；以哲学王为代表的政府几乎参与到人民的所有生活中，甚至连“家庭”作为一社会基本单位也被取消，由国家建立公共托儿所抚养儿童。②在老子之理想社会中，人民是无法察觉到“集体”之存在，不知“集体”之概念的；在柏拉图之乌托邦中，“集体”则代表了一切，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必须服从于集体。③在老子之理想社会。人们结绳记事，人的“智力”处于一种被抑制开发的状态，人人都如婴儿般纯朴无知；在柏拉图之乌托邦中，对智慧的开发是没有限制的，反而鼓励人们学习并开发智力。尊重智慧、热爱智慧被广泛接受并成为一种美德。④作为老子之理想社会中唯一的有智者――“圣人”，又因循道而处于一种“无”的状态，“不知有之”。甚至窃以为，圣人不应在老子之终极理想社会形式中作为一客观的实在，因若其存在，则非“不知有之”，则非“循道”，则非“无”。故“圣人”在老子的理想社会中不应是实际存在的，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被赋予人之特性，而并非具体到某“个别人”（当然，不排除在实现理想社会的过程中存在“某个别”圣人）。虽圣人是不存在的，但人人又皆为圣人，因人人皆“无知”，人人皆“无为”，故人人皆“循道”，在这里“圣人”又具有一种广泛的含义。所以，在老子之理想社会中，人人又都是平等的，作为统治者的圣人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存在，在此社会模式中是非客观存在的。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假设圣人是“实际存在”的，但其又“不知有之”，不存在所谓“阶级对立”之含义，故老子之理想社会的终极形式乃一平等之社会；在柏拉图之乌托邦中，社会等级、社会秩序十分明确，由哲学王等“精英”和其“辅助者”构成国家的统治阶层和管理阶层，而广大劳动者则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同时，有利用“金属的神话”这一“尊贵的谎言”来使人们相信自己的出身并接受现实――你的阶级由你不能控制的外界因素所决定，以此来达到消弭反抗、维护秩序的目的。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东西方两大哲人之理想社会模式的差异之处。但造成此诸多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笔者本人倾向于“社会环境影响说”，即两位哲人之理想社会模式都受到了其所处社会背景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其理想社会模式是对当时社会模式反思后的产物。
虽然当前学术界对老子所处的年代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但大致推测应处于春秋战国时期。该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政治动荡、社会混乱，各国王侯你争我夺，纷纭扰攘；课税徭役繁重，战争爆发频繁，百姓生活极不安定；由于各国均竭力使自身在激烈的斗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崇才尚贤”之风兴起，由此导致“贵货”见“可欲”，智谋巧取之士奔走于诸侯之间，一时众心紊乱。故老子对此进行了反思，提出“无为而治”，反对政府的过度干预，使百姓生活得以安定，故“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第三章），抑制智慧开发以安民心。而在柏拉图所处之希腊雅典，在当时已开始走向衰落，持续二十七年之久的伯奔尼撒战争终以雅典之失败、斯巴达之胜利而告终。斯巴达在雅典建立寡头政治集团，大肆破坏民主制度，虽终被，但雅典的民主制度已彻底沦为党派残酷斗争的工具，政客蛊惑民心，民众道德下降，皆从私欲的满足中获得快乐，民主政治已彻底堕落为暴民政治。公元前399年，雅典民众法庭以不敬神罪和蛊惑青年罪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使身为苏格拉底弟子的柏拉图对雅典的民主政体彻底失望。面对秩序混乱的暴民政治以及个人日益膨胀的私欲，柏拉图在反思的基础上参考斯巴达城邦之体制，著书《理想国》，描绘了一个等级秩序严明，国家集体利益至上的社会。
两者相较，各有千秋。两位哲学巨匠所绘理想社会蓝图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都对各自东、西方之政治与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窃以为，老子之理想社会蓝图无论是从纵向还是横向来看，都更具有一种独立于时空之外的永恒思想价值，更值得我们对当代社会进行反思，并借鉴某些东西。
参考文献
[1]教育部《中国传世经典丛书・道德经》[M].远方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2]古棣，关桐 《老子十讲》[M]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
[3]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M].商务印书馆，1976年6月第1版
《理想国》读后感 在柏拉图的所有著作中，《理想国》是最成系统的一部。在这部对话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详细地讨论了人性、政治、哲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我的看法，为之后的西方思想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以后的西方哲学，无论是继承柏拉图思想的，还是反对柏拉图思想的，都不可能绕过柏拉图的思想，尤其不能绕过《理想国》所表达的对人性和政治问题的深刻看法。
这部对话的开端，是对正义问题的讨论。苏格拉底在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正义的生活和不正义的生活哪一种才是幸福的等等问题上方和其他几个对话者纠缠不清，不能够完全说服他们。苏格拉底的对手给出了关于正义的三个看法，分别是：
1，正义就是欠债还钱
2，正义就是帮忙朋友，伤害敌人
3，正义就是有利于强者的好处
苏格拉底并没有彻底否认这些观点，但是同时认为它们都不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苏格拉底却不能够直接给出一个正义的定义。而另一方面，无论正义究竟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在于，究竟正义的生活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苏格拉底的反对者认为，不正义的人在生活中能够获得各种各样的好处，而正义的人却往往吃亏，所以不正义的生活是幸福的，而正义的生活则是不幸的。苏格拉底却认为正义的生活才是幸福的，但是他没有给出让那些对手信服的证明。
就在双方争执不清的时候，苏格拉底想了一个办法：把个人的正义问题“放大”成整个城邦的正义问题来讨论，以便看得更清楚，正如他所说的，“假定我们的视力不好，人家要我们读远处写着的小字，正在这时候有人发现别处用大字写着同样的字，那我们可就交了好运了，我们就能够先读大字后读小字，再看看它们是不是一样”。那里的小字比喻的是个人的正义问题，大字比喻的是城邦的正义问题。苏格拉底的意思就是，先来讨论城邦的正义问题，在弄明白什么是城邦的正义之后，再来看看在个人身上是不是也存在同样的正义。弄清楚了个人的正义究竟是什么之后，也就能够回答正义的生活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了。
那么，什么是城邦的正义?经过一连串的对话，苏格拉底最终得出了他的结论：城邦的正义就是城邦的每一个人都按照他的禀赋、安于属于他的位置，也就是，统治者安于统治者的地位，履行自我的职责;辅助者安于辅助者的地位，维持城邦秩序，保护城邦安全;被统治者安于被统治的地位，服从秩序。苏格拉底还讲了一个神话来说明这一点，这个神话是这样讲的：城邦的所有公民都是从大地母亲那里生长出来的，因此都是同胞，而大地母亲在生育人类的时候，给不一样的人加入了不一样的金属，给一些人加了金子，使得这些人具有最高的禀赋和才能，将来要当统治者;给一些人加了银，使这些人具有次等的德性，将来要当保护城邦的辅助者;给绝大多数的其他人加了铜，这些人资质平平，只能当被统治者。但是身上具有金子的人有可能生出身上是银或铜的后代，反之亦可，所以每一代人都要重新考察他的资质如何，来决定他在城邦中的地位。只要每个人的位置都被安排对了，而且每个人都安于这种安排，那么这个城邦就会是最好的城邦。
这个神话被称为“腓尼基神话”，因为据说最初是腓尼基人所流传的。那么，这个神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反映出个人和城邦怎样一种关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务必看苏格拉底是怎样得出城邦正义的结论的。
苏格拉底从城邦的起源说起。他认为，城邦，或者说政治，起源于人的天性。人不一样于动物和神的天性就在于，他是天生不自足的，需要其他人的合作和帮忙才能生存。神当然是完全自足的，不需要什么;动物虽有需要，但是个体的动物就能满足自我的需要。个人却无法满足自我的需要，另外，每个人天生具有不一样的禀赋，比如有人擅长种庄稼，有人擅长建筑房屋，有人擅长做衣服。这些具有不一样禀赋的人，各自做各自擅长做的事情，再彼此交换自我的产品，人和人就在这样一种合作的关系中建立起政治和城邦。但是人和动物以及神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神没有什么需求，而动物只有刚好能够适合于它的生存的需求，但是人却有超过他的基本需要的需求。人不仅仅要吃饱，还要吃好，甚至吃得精美和奢侈;不仅仅要穿衣保暖，还要穿美丽的衣服;不仅仅要有住处，还要有豪华的住处来满足虚荣。所以，人和人所组成的城邦，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层次，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不是人的城邦而是“猪的城邦”了。既然有剩余的需要，就要有剩余的土地、资源和剩余的生产，那城邦就要扩张，不一样的城邦之间就难免发生冲突。因此，一个城邦想要存在下去，就务必使得自我变得强大，从而确保自我的利益(good)。
那么，如何才能够使一个城邦变得强大呢?如何确保城邦的利益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涉及到了正义问题，因为它表现出个人和城邦的一种对应。城邦的利益正是对应于个人的幸福，它们都是“好”(good)，只但是城邦利益是公共的好(mongood)，而个人幸福是私人的好(privategood)。苏格拉底认为，城邦想要确保自我的利益，首先需要明白的就是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什么样的人就应统治，什么样的人就应被统治?苏格拉底仍然从人的天性出发回答这个问题。按照禀赋，不一样的人具有不一样的技艺，统治也是一种技艺，并且是最高的技艺，它需要能够良好地处理城邦内外关系的最高的智慧。具有这种智慧、这种技艺的人才有资格进行统治。因此，统治者就应是最优秀的人，最高的统治者就应是最有智慧的人，也就是哲学家，其他人都是被统治者。这就是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的逻辑，它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刻洞察的基础上的，并不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当然，仅仅有统治者是不够的，因为智慧往往是没有力量(power)的，而城邦需要力量来维护自我的安全。所以，城邦还需要自我的军队。苏格拉底称之为护国者或者辅助者(护国者其实包括了统治者和辅助者，所以城邦的军队其实就是辅助者)。同样，什么样的人就应是辅助者?这个问题，苏格拉底还是从人的天性出发来回答的。辅助者因为要上战场保卫城邦，因此他们最重要的德性就应是勇敢。勇敢的德性能够透过教育来培养，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教育：音乐和体育。音乐教育人的心灵，使得心灵从小就喜欢美，长大以后就能够主动靠近完美的德性;体育表面看来是教育人的身体，使得人强健，其实最终目的也是教育人的灵魂，培养灵魂中的激情，最终产生勇敢的德性。正是为了确保教育的有效性，柏拉图才提出他著名的“驱逐诗人”的理论。因为古代的诗歌，主要是为了进行道德教育的，而柏拉图认为从荷马到悲喜剧诗人，其中很多作品是不适合进行美德的培养的，因为它们把神和英雄讲得很坏。柏拉图主张“删诗”，其实是删除那些不利于教育的诗，保留那些有利于培养城邦公民的良好品德的诗歌。总之，透过教育来培养出勇敢的德性，也就是，对于“就应害怕什么不就应害怕什么的坚定信念”，然后挑选出最勇敢的人组成辅助者的队伍，这样才能够保卫城邦的安全。
《理想国》读后感 先哲有言：“真理愈辩愈明”。我对此话虽存质疑，并对辩论本身所固有的偏执尚存戒心，但柏拉图的《理想国》却是我们所必读的一本书。
我怀着畏惧的心理捧着《理想国》，一次次的啃下那晦涩的文字，终于把《理想国》读完了，但此时我对辩论所固有的偏执的戒心不由的消失了，间或是《理想国》中那精彩的辩论与一般的辩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苏格拉底之论几乎不存在偏执的问题，难道这是助产术所产生的效果？
读经典的书犹若制作和品茗我们云南的“功夫茶”，不经过一遍遍的“泡”是出不了“原味”的，《理想国》就是这样的书。
经过三五遍的“泡”，我写下了这一点读书笔记，肤浅一读而形成的井蛙之见，自然还是很不成熟，但我把它发上来，也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品茗《理想国》。
一、作者与作品
先附上一则柏拉图小传：柏拉图，男，出生于希腊，公元前427~347年，古希腊三大哲学家之一。柏拉图从师于苏格拉底，一生至于钻研哲学，并游历了埃及、西西里等地，一手创办了“柏拉图学院”。（西方最早的高等学府）他一生忙于研究、教学和著述工作，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共同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
柏拉图一生著述颇丰，《理想国》是他的代表作，此书成书于他不惑之年，被称为是哲学家的宣言书和哲人政治家所写的治国计划纲要，它以辩论对话体裁写成，书中人物性格鲜明，场景生动有趣，语言流畅明晰，论证严实细致，内容深刻丰富，达到了哲学、文学、政治学和逻辑修辞学的高度统一。在读书时我选用了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版本，这个版本一是思想全面，二是语言简单明了，虽不华丽，但意境表达到位。
同时，书中是苏格拉底与辨友的辩论。苏格拉底盛名已久，勿需介绍，但有一点必须说明，苏格拉底一生未留著作，其思想精髓是通过柏拉图之笔得以传承，仅存19篇，《理想国》一书观点是苏格拉底或柏拉图思想尚待考证，亦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本书应是两者思想的融合，是苏格拉底之语，又是柏拉图之笔，但更多的人则倾向于是柏拉图把自己的治国理想渗透于其中。下面就得品鉴这本“震古铄今”之书的魅力了。
二、“论财产与老有所福”浅析及现实意义
书的开篇是论“财产与老有所福”。这一节概述了柏拉图对财产的态度，特别的阐述了老人与财产的关系。正如最后那句话：“钱财固然能给人带来许多好处，但对于一个有理智的人来说，明白事理才是最重要的。”柏拉图集中的论证了老人除了财产以外，还要拥有一个和平的精神世界，同时每个人获取财产的手段要是正义的。
正如中国那句古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样，柏拉图认为一个人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富有了，身上却充满了邪恶，邪恶的富人老了是得不到安宁的，因为人老了就会反思自己一生所为，并对上天堂和下地狱产生想法，于是生前做了坏事的老人得不到安宁，“人老了，应该多一份宁静与自由感。”因为一切欲望都消退了。说到老人问题，与中国恰恰相反，中国老人老了得到的是长者之尊，而西方老人却相反的拥有迂腐之年的孤独，了解了这一点，书中的“年老不是问题，真正会出现问题的是人的性格因素，一个乐观的、心境淡泊的人是不会因为年岁的增长而增加压力的，反之那些具有相反性格的人，即使年纪在轻，他活着也是负担。”这段话就更加容易理解了，老了以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最关键的是在于你的态度。
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柏拉图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于：对所有人而言，我们不要仅会把一生用来忙忙碌碌的追求钱财，而更要会构建一个自我的精神世界；对于老人而言，你应当处理好你和金钱的关系；又告诫每一个人，你应该对你的一切行为负责，到老来不要因为生平的错误而产生恐惧和自责，但这对中国人来说效果是不怎么明显的，因为中国人是彻彻底底的无神论者，由这一思中国也该是宗教精神回归的时候的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国人不会有多少反思与畏惧，相对而言，财产于老人的关系，中国人做得不错，早就传承到下一代人手中，但现实中中国人又太经世致用了，太世俗化了。当我们每每看到那些女孩填写“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的问卷时，她们会毫不犹豫的写下“金钱”，我们的心就不由的寒了起来，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个精神世界，中国人需要“真性情”，而不是“奴才样”。
三、理想国与理想政治
柏拉图构建了自己的理想国家模式，并宣称理想的国家应该是有着学家莱领导的，在这一章节中他具体的论述了理想国家的模式，从寻求正义出发，来阐述了幸福国家的模型。
首先，谈到了生产者应自觉的、全心全意为国家生产粮食服务；其次谈到了商人的贸易；最后阐述了战士应当勇敢的保卫自己的国家；同时也谈到了每个人应该掌握好自己行业的技能。归根到底，各个行业的人都应当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从而使生活在这个国度的人感到幸福，运用各个行业与国家的关系及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说明：国家大于每一个个人和家庭，为了国家和政治的建构，我们应该服从于国家的需要。
这一章节更多的是具有政治学意义，马克思的国家观也颇近似于柏拉图，但时代不同，这种国家观产生于城邦之间分散的时代，而今我们的国家过于膨大、强盛，对于个人的压制太多，我们国家需要的是怎样在当下寻找强大的国家下的解放人性，这就使得本章节对中国的现实具有了深刻的意义。
四、国家力量与法律、教育问题
上一章节仅仅是理想国的开始，这一章则继承了上一章对理想国的论述。进一步的阐述了理想国家的幸福观，这种国家的模型是全民性的，而不是零敲碎打的为极少数人打造幸福，正如书中写到：“不要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接是受为我们称帮的人的幸福观，否则他们就不是什么守卫者了？”我们应该劝导其他职业的人以国为荣，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将得到有序且和谐的发展，并且整个国家各行业的人都将得到自然赋予他们的每一份幸福。正是：整整的幸福观与国家幸福融为一体。
《理想国》读后感 “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戴望舒《雨巷》中那个美丽幽怨的女人，跃然纸上，在仲春时节，路过一树或一丛丁香，那浓重而热烈的芬芳气味，带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思绪，深长悠远的哀愁与缠绵，亦如此树此花，阿来在《草木的理想国》中进行很好的诠释，正如他说：“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作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树。”
《草木的理想国》可谓图文并茂，面对一张张精美的照片，感觉这是一场鲜花的盛宴，蜡梅、梅、贴梗海棠、早樱、玉兰等等，21种鲜花姹紫嫣红，依次开放，就像朱自清在《春》中所言，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
阅读此书，跟随阿来的目光，徜徉于鲜花的海洋，翻阅书页，绿色主色调，让人感觉安静、平和，亦如生命的颜色，焕发出勃勃生机。
所有的花中，我犹爱白玉兰，喜欢她玉石般莹润的白，喜欢它发出的淡淡幽香，不浓烈张扬，大方典雅，幽幽的，在灰色的世界中绽放出亮丽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