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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汇率制度改革 人民币汇率 世界贸易格局
2005年7月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拉开帷幕，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对世界贸易格局乃至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成为人们新的关注点。经历了2007年演进的美国次贷危机，全球经济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在此过程中人民币升值的趋势更加明显。一方面是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一方面则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不禁将两者联系起来：人民币汇率改革是否改变了世界的贸易格局，抑或是影响了全球经济版图。
中国汇率制度改革自2005年下半年才真正开始，同时经济政策固有的时滞延缓了针对汇率制度改革后的效应研究，因此对于汇率制度改革是否带来了全球性经济效应的可参考文献很少，然而不少学者先前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结构以及进出口比率的研究却为文章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和实证基础。
按照传统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汇率变动对实际进出口产生影响的必要条件是Mashall- Lerner条件。然而在国际贸易的实际操作中，经济系统内生性俨然实现了对该理论的颠覆：汇率升值效应、政策时滞效应以及相关的交叠作用使得利率变动直接影响了贸易体系的变化。在实证方面，Kenen and Rodrik(1986)、Cushman(1988)、戴祖祥(1997)都较早地开展了此方面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政策的调整以及经济的远景规划已然成为世界性问题，汇率制度改革也不例外。作为世界贸易第二大国，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必然会对原有的世界贸易体系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的不确定性就成为国际经济学研究的关键。时至2011年8月，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经历了6年的演进，世界经济格局也悄然发生着改变。那么，中国汇率制度的改革是否支撑了当今全球贸易体系？世界贸易格局是否因中国汇率制度的变动而发生了调整？正是对该问题的追索，文章通过收集和整理近十几年中国汇率和进出口状况的基本数据，同时汇总了世界各主要国家(澳大利亚、巴西、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俄罗斯、英国以及美国)和全球的贸易结构，基于统计分析对该问题进行解答。
一、中国汇率制度改革背后的经济证据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坚持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并保持与美元相对固定的兑换比率，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主动地位，并以相对贬值的优势实现贸易顺差。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经济形势催生了中国汇率制度改革。2005年7月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拉开帷幕，由此中国结束了与美元固定挂钩的汇率体系，开始走上逐步自由的汇率体系。这一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直接引致了人民币对美元比率的调整，同时间接地促动了其他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汇兑关系。
图1给出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CNY/USD)和以贸易加权获得的中国实际有效汇率(Real Efficient Exchange Rate，EER)变动趋势。从人民币兑换美元的趋势图谱中可以看出，中国在2005年开始汇率调整步伐，在2005年至2011年上半年，人民币一直以升值的姿态调整着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比例。相对而言，实际有效汇率(REER)更加全面地展示了人民币在汇率制度改革之后的全球变动趋势。在图1中，中国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趋势要明显弱于人民币美元汇率走势，调整趋势并不剧烈，但也同样表现出与以往走势的明显不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趋势和人民币兑美元比率的下降都直接表明了中国人民币在汇率制度改革后的升值现象，这种状况可能并不能阐明任何实质性问题，但是同中国近年来的贸易状况变动一起就能反映出汇率制度改革对中国和世界贸易体系的影响。
注：①“REER”(Real Efficient Exchange Rate)为中国实际有效汇率，图谱中分别给出了以“CPI价格指数”和“PPI价格指数”为平减基础的实际有效汇率；“CNY/USD”表示人民币兑美元比率，图谱中给出的年度汇率值分别为年末值、年平均值和二级市场年末结算值。
②2011年度取值区间为2011年1月至2011年7月末，对应各指标取值要求则给出了2011年的各项数值。
③左侧纵坐标对应REER取值，右侧纵坐标对应人民币/美元汇率值。
数据来源：EIU国际宏观经济数据库及国际清算银行(BIS)
从图2关于中国各项贸易指标的图中可以看出，中国在1995-2010考察区间内的各项贸易额都呈现增长趋势，且其在世界贸易份额的比例(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以及进出口总额和剔除世界增长后的进出口总额占比)逐年增加，这一点对于平均以10%速度增长的中国而言并不稀奇。然而将这一比例量化为实际的净出口额时，文章发现中国进出口额在2005年开始发生显著的突变，虽然经历了2007年金融风暴的世界性衰退期，但是中国净出口总额规模依然十分庞大，较2005年之前有明显的膨胀，显然在这一增长趋势的背后有着内生因素，而汇率恰恰是一个核心的中介指标，其影响着各国贸易行为。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中国汇率改革对中国乃至世界贸易结构的影响，文章在下一小节将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全球的贸易状况进行基本的描述，并对中国汇率改革是否成为当今世界贸易格局背后动因予以解答。
注：①“Im”为中国进口额世界占比；“Ex”为中国出口额世界占比；“Total”为中国贸易进出口总额世界占比；“Total-”则为剔除全球贸易总额增长后的中国进出口总额世界占比，即“Total-”=“Total”/全球贸易额增长比例；“Net”为中国进出口贸易净额。
②由于“Total-”取值需进行增长率测算，其原始数据时段为1995-2010，因此“Total-”实际数值区间为1996-2010。
③左侧纵坐标对应“Im”、“Ex”、“Total”和“Total-”取值，右侧纵坐标对应“Net”取值，单位10亿美元。
数据来源：EIU国际宏观经济数据库及笔者处理
二、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动
1995-2010年间世界整体贸易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贸易中心逐步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发展中国家推移的趋势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征，而这其中最为明显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以美国、德国、日本、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图3中给出了几个代表性发达国家进出口总额之和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图中可以看出1995-2010年间，这些国家在世界的总占比下降了接近10%，而这一过程中变动最为明显的时点则出现在2005年。这使得文章确立了以2005年为分界点对世界贸易格局的基本状况进行分析，对汇率改革的世界影响予以解答。
表1给出了世界主要国家进出口总额世界占比的数量化比对，平均来看，1995-2004年间发达国家占据世界贸易总额的逾50%份额，其中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6%。然而到了2005-2010年间，美国进出口总额占世界比例降至11%，其他国家如英国(降低1%)、日本(降低1%)、德国(降低1%)等都经历了相应的下降；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比重则呈上升趋势，尤其是中国的世界占比从4%上升至8%，实现了占比的翻倍。如果以1999-2004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其结果也基本相近。从这一点来看，世界贸易格局在2005年时点开始发生了变化，而恰恰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汇率改革拉开帷幕，两者之间似乎存在一定的联系。
在世界主要国家进出口总额调整的背后是进口额和出口额的全球性分配，这也是对新的世界贸易格局的一个调整。图4、图5 以及表2分别给出了世界主要国家出口额和进口额世界占比的变动趋势。
图4到图5的变动展示了世界主要国家在1999-2010年区间内进口额世界占比的主要趋势，如同进出口总额的占比趋势一样，发达国家份额逐步向发展中国家移动，其中的美国和中国最具代表性，分别降低了4%和提高了3%的世界占比。
另外从出口额的总体变动状况来看，相对于进口额的大幅调整，发达国家出口额世界占比的变化较微弱，美国在1999-2010年间世界占比仅下降2个百分点，而中国依然实现了4%-5% 的份额提升。在中国进口额和出口额世界占比两向提高的同时，是发达国家原有贸易结构的调整，这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汇率改革中人民币升值的内生性效应，一方面提升了发达国家在进口方面的成本，另一方面则被动提高了人民币的购买力，从而实现了中国在进口结构和出口结构上面的双重效果。不过从世界主要国家整体变动来看，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明显变动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和俄罗斯，但主要是中国。从这一点来看，中国汇率改革背后所引致的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对自身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效果最为明显。
从前面对中国近年来贸易状况的分析中发现，净出口额的变动趋势恰恰与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进程相对应，且表现出与汇率变动近似的路径，由此针对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净出口状况的描述应该能够更好的对中国汇率制度的世界性影响作以解释。图5给出了世界主要国家在1999-2010年度间的净出口额区间平均变动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传统的逆差国家，英国、美国、法国等在这一过程中境况进一步恶化，而中国、俄罗斯以及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顺差趋势则更加明显。总体而言，如同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后，中国净出口变动趋势一样，世界贸易格局也发生了变动，无论是进口总额世界占比还是出口总额世界占比，抑或是净出口额的总体分配状况，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正逐步替代部分发达国家的强势地位，这与稳步走强的人民币以及渐趋自由化的人民币汇率有着很强的相关性。
3.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是否改变了世界贸易格局？
以上的分析中，对中国以及世界主要国家的贸易状况的统计结果表明，中国汇率制度改革背景下的世界贸易格局确实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发达国家的强势垄断地位进一步削弱，以中国、俄罗斯、巴西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逐步跃升至世界贸易舞台的主要力量，这背后既有现实的经济动因，又有单方面的外部作用。虽然不能说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引致了世界性贸易格局的变化，但逐步自由化的人民币汇率催化了世界格局变动的反应过程，这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逐步开展，弱化了美元结算的主体地位，人民币兑欧元以及人民币兑换日元贸易的扩大加速了对原有贸易体系的调整；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趋势的加强，既改变了中国的进出口结构，同时也改变了贸易相关国家的进出口结构，如中国进口额的激增以及美国进口额的相对降低，都不同程度上反映在了世界贸易格局变动中。由此中国汇率改革确实影响了新时期的世界贸易格局，而这种贸易格局的变动也最终会影响世界未来经济发展，世界经济版图可能要经历一次大的变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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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中叶就运用唯物史观深刻的分析过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他们得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阶段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市场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等三个方面。资本主义本身是无法克服和消除其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而这一矛盾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马恩对早期资本主义时期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的研究,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深化的表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三大表现超出了一国范围,在全球领域进一步深化和演化。在世界范围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立矛盾、个别国家及跨国公司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矛盾和全球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有限的世界市场容量之间的矛盾等，这突出反映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进一步深化的趋向。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矛盾的日益加剧
上世纪中后期发生的新科技革命迅猛推动生产力的增速，资本主义逐渐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展，且基本矛盾不断的深化，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之间的对立矛盾是基本矛盾深化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
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国际市场上更加自由地流动，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这一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本优势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平等的贸易，从那里攫取高额利润。据统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仅通过投资、外债和不平等的对外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年剥削量就达到2500~300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全部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得1/1,。而且发达国家具有科学技术优势，仅从知识产权领域来看,发达国家约占有世界专利的99%，而发展中国家所占有的专利还不到1%。每年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转让费、知识产权销售等方面获得巨大的利润。20世纪80年代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国家在世界经济领域的 差距持续拉大，两极分化日益明显。1980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GDP总值在世界GDP总值中所占比重为67%，20世纪90年代初上升到73.2%，到1999年更是达到了86%，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发展中国家的GDP总值在世界GDP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则相应地为19.3%、17.7%和14%,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1980年，发达国家在世界进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为66%，到80年代末所占份额达到70%以上，1999年更是上升到了82%;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进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则相应地为25%、20%和18%%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各个领域中的分化可见一斑。
发达国家还利用对世界市场和产品价格的垄断,同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平等的交易。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密集型工业品，而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原材料和农产品。近年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价格剪刀差不断加速扩大，发达国家对国内产品实行高补贴的办法又把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农产品拒之门外。由于这类不公正、不平等的贸易行为，使发展中国家仅在2000年就损失了7000亿美元。显然，经济全球化不断深人的过程中,财富越来越积累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愈益明显，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发达国家直接或间接地剥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从而不断激起发展中国家狭隘的民粹主义等思想，使一些痛苦潦倒、失去一切的人欲通过自杀性袭击或“国际恐怖主义”进行反抗和报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二、个别国家及跨国公司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世界经济的无序状态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数百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显示，采取自由放任的原始市场经济时期，几乎每隔十年爆发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矛盾。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极为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倒退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水平，大危机迫使资本主义政府干预经济运行、宏观调控经济发展,出现了“凯恩斯革命”。
危机过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不再是“守夜人”、更夫，而是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奉行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和调控国内经济运行，实现对国内经济的宏观调控。特别是新科技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及跨国公司利用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手段,在单个国家内部有效地执行了宏观调控，基本上实现了一个国家及企业内部管理的高度组织化和生产的高度计划性。从而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计划性在发展中演化为资本主义单个国家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计划性，国内生产基本上不再存在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了。
国家干预不过是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缓解了一国经济运行的无序状况，却克服不了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经济这一顽疾的恶化。随着国际垄断资本的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深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发展为个别国家及跨国公司内部生产的高度组织性与整个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矛盾。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显现出国际化、全球化大生产的趋势。资本主义国家及跨国公司成为了国际化、全球化大生产的领导者，其经济活动主要运行在个别国家或组织无法单独实施宏观调控的国际间的全球市场上。因此，即使单个国家及跨国公司凭借手中强大的资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在其内部实现缜密的组织计划性，也无法改变全球社会生产处于无序的状态和国际经济运行的无序特征，无法弥补国际市场上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的特点。
由于国际市场上激烈竞争的压力和资本家无限追求利欲的驱使下,资本主义国家及跨国公司凭借自身优势,在全球范围内迅猛抢占市场，极力的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生产效率，其必然结果是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过剩、生产过剩，引发全球经济震荡，威胁民主社会的根基。加剧资本主义国家及跨国公司内部生产的高度组织性与整个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芷如多斯桑托斯所说：“资本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形成一种国际经济体系，但这种体系所依靠的私人企业和各民族国家基地同生产力发展的世界性趋势是矛盾的”，这“必将导致产生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新的无政府状态，。
三、世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有限的世界市场容量之间的矛盾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崛起、深化和发展，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的各要素都得到了重大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社会化生产突破了一国范围，成为全球性的社会化大生产。这对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资本主义国家及跨国公司面对国际市场上激烈竞争的外在压力和资本增值的内在动力的驱使下，在全球范围内不断的扩大生产规模，成为全球性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资本主义国家及跨国公司凭借着自身优势,在世界范围内抢占新兴市场，其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在全球范围迅猛扩张。有数据显示目前全世界的跨国公司已达6万多家，其子公司也有50多万家,跨国公司的年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年生产总值的40%以上，贸易额占全世界贸易总额的60%，并且每年还在高速度递增，比较成功的企业都会跨国生产和经营，这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
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全球性的社会化生产的成果归资本家私人所有，使全球消费市场中占最大比重的劳动群体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并且，随着时代变迁和全球经济的普遍发展，劳动群体的雇佣的命运和劳动条件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反而入不敷出的工资的实际购买能力还不断的下降,全球劳动群体的实际收人并没有出现水涨船高的现象,这进一步限制了劳动群体的消费能力,压缩了世界市场的容量。
与此同时，全球性的劳资矛盾再次呈现出激化的趋势。在新科技革命的冲击下，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型，从传统生产方式转型到知识生产方式、从劳动密集型转型到技术密集型产业。这必然弓I起就业岗位要求的急剧变化，冲击未掌握新科学技术的工人阶级，导致工资下降，甚至失去工作岗位。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1995年底经济合作组织的25个成员国的失业人数从1990年的2400万增加到3300万，平均失业率高达8%，1997年欧盟的失业率甚至达到过10.6%，并且这一情况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失业人数的居高不下，更是无法促进全球性的消费，使世界市场的容量不断的缩小。
一边是全球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了全球消费市场的需求，全年增加的经济生产能力有40%是过剩的'另一边是全球范围内的实际消费能力的严重不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以往的一个国家内部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有限的市场容量之间的矛盾发展成世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有限的世界市场容量之间的矛盾，当这一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势必引发局部性乃至全球性的经济动荡。
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太与市场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展而不断的加深。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资本的积累是为了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为了扩大资本主义生产，这是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而另一方面，资本的积累是建立在剥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基础上，所以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陷入相对或者绝对贫困状态，使贫富差距更加严重，从而导致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有效需求和能够实际支付的消费日益萎缩。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获得高额利润，借助科学技术利用先进的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不断的扩大生产，以便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其结果必然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过剩，资本主义扭曲的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动荡或者危机。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的发展远远超过社会有效需求时，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与市场容量的有限之间的矛盾便进一步加深。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并且更加激化。相比早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均已出现了明显的新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更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的新变化意味着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基本茅盾及其派生的矛盾都不同程度的呈现出激化的趋势，并出现了存在领域的扩展化、转嫁方式的隐蔽化、影响范围的全球化等一系列新的特点。这表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终究会发展到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无法调节的程度，从而冲破资本主义体制。
[关键词]依附理论；政治经济学；不发达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 ― 0007 ― 02
20世纪40年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瓦解，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只有一小部分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并跻身于第二世界，而大多数仍处于较为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当中。在西方以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为主流的经济学当中，一小部分经济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试图寻找出各第三世界国家走出贫困的出路，创立和发展了一种新的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即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以弗兰克、萨米尔・阿明、多斯桑托斯为典型代表，其主要观点是，他们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看作为“宗主――卫星”或“中心――边缘”的关系，各卫星国家或边缘国家的发展始终是建立在对宗主国家或中心国家的依附关系上的，即卫星国家或边缘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始终受到宗主国家或中心国家的制约。
一、贡德・弗兰克的“不发达的发展理论”
弗兰克认为，对当今第三世界国家，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与研究，首先必须要明确两个基本概念，即 “未发展”和“不发达”。所谓“未发展”指的是发展前的阶段，即蒙昧的、愚昧的状态；而“不发达”则是指发展中国家处于受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控制与剥削的这一阶段。当今的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所处的正是“不发达”的阶段，造成这些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则是发达国家。据于此，弗兰克将世界体系划分为“宗主――卫星”结构。所谓宗主国，即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它们周围围绕着许许多多的发展中国家，就如一颗颗卫星。这些卫星国源源不断地为宗主国输送发展的“养料”，即资源与市场，以确保宗主国能够高速而又稳定地发展；而这些卫星国由于自身技术、资金等多方面限制，又不得不始终依附着它们的宗主国。在这些卫星国的内部，又有着类似的“中心――农村”的结构形式。一个个农村同样犹如一颗颗卫星依附在中心城市周围。通过这样的结构，那些发达的宗主国控制并剥削着它们的卫星国的每一个角落。
弗兰克认为，如果继续按照“宗主――卫星”式的发展，各发展中国家，即卫星国，必将始终处于被剥削的死循环当中；在这一模型下，即使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有所发展，即“不发达的发展”，也只是“表现了不发达的深化，也表现了卫星国从属宗主国需要的畸形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结构”〔1〕那么如何摆脱这种发展模式呢，弗兰克认为只有割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发展中国家才有可能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和控制，走上独立自主发展工业道路。
二、萨米尔・阿明的“边缘资本主义理论”
同样作为激进派的依附理论经济学家代表，阿明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弗兰克的“不发达的发展理论”，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宗主――卫星”结构重新定义为“中心――边缘”结构，并根据这一结构，将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类型划分为“中心型――边缘型”。阿明认为，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边缘国家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心国家，以实现在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的发达国家的中心型资本积累。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型资本积累，历史上出现了三种历史形态，即“殖民主义阶段形态”、“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形态”和“边缘真正走上自力更生的阶段形态”。前两个阶段的历史形态，边缘国家经济、政治均处于畸形的发展，农业生产上停滞落后，工业命脉掌握在中心国家手中，资金技术上依赖于中心国家；政治上表现为边缘国家资产阶级日益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边缘国家的国际地位日益低于中心国家。只有当边缘国家走上第三个历史阶段，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边缘国家如何走上第三个历史阶段，如何真正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呢？阿明认为，只有“通过‘群众性’的发展实现民族的自力更生” 〔2〕，即所谓的“脱钩”。“脱钩”是指边缘国家同资本帝国主义中心国家脱去原有的依附联结，摆脱本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受控于“全球化”的束缚。但是阿明指出，这种“‘脱钩’并不是闭关自守，也不是有利于世界科技发展潮流之外，而是要根据价值规律建立一个具有民族基础和民众内容的，经济选择合理性标准的体系”〔3〕。而实现这种“脱钩”的方式就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三、多斯桑托斯的“依附的结构理论”
相较于弗兰克和阿明两位经济学家较为激进的依附理论思想，多斯桑托斯的“依附结构理论”则是更为正统与主流的依附理论思想。
多斯桑托斯对“依附”下的定义是：“依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结果是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的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不管怎样，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局面”〔4〕。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多斯桑托斯认为“依附”具有如下四个特点：首先，“依附”并不是一个外部因素，而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结构特点的重要反映；其次，“依附”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总体概念；再次，“依附”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既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状况存在并持续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隶属关系存在并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第四，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必要的结构性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多斯桑托斯将历史上的依附分为三种结构形式，分别是“殖民地型依附”、“金融――工业型依附”和“技术――工业型依附”。其中，“技术――工业型依附”是一种新型的依附结构形式。这种新型的依附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发展时期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上、外贸上的依附，这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经济关系已经成为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扩张的形式所构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依附状况的一部分。而这种“技术――工业型依附”既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了“结构性束缚”，也对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各发展中国家，想要跳出这三种结构的依附，就必须变革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体系的方式和国内的经济结构。
四、依附理论的评价
首先，丰富了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他们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是以较为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德国，为研究对象，对其资本主义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据此寻找出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秘密，即剩余价值学说，并得出无产阶级应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道路的结论。虽然后人，包括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状况而得出新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与结论，但始终都是在研究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的。依附理论，作为一种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其研究视野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移向到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研究依附理论的经济学家们，运用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非洲国家进行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补充与发展。
其次，依附理论的诞生与发展，为世界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的道路开拓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依附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将发展中国家置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中，通过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发达是因为由于殖民主义及其延续的不平等国际关系，使其始终依附于发达国家，并受到发达国家的剥削与制约的结论，找到了一条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重要原因。根据这一原因，各依附理论经济学家，均得出了发展中国家摆脱这一依附的方式和方法，为其走向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三，依附理论仍有许多不足之处，有待完善。正如前文提及，依附理论找到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重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剥削及对其依附，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外因决定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事物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内因，外因是通过内因而影响着事物的变化与发展。这种单纯的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制约与剥削视为发展中国家不能够走向发达的主要原因，在理论上未免显得过于单薄。同时，依附理论经济学家，尤其是激进派关于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的方式，似乎与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相差甚远。另外，由于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其许多观点并不能适用于许多亚洲的发展中国家。
总之，依附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后半页的发展和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然而由于其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依旧存在着许多有待于完善和发展的方面。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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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恩富，朱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欧美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221.
[关键词]保险业安全 监测 预警 范式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5-0073-07
一、中国保险产业安全的背景分析
(一)中国保险产业安全的国际背景
从全球范围看，世界保险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保费收入、保险密度(人均保费)、保险深度(保费收入／GDP)均呈上升态势(详见表1)。从保费收入看，1999年全球保费收入仅为2.324万亿美元，2004年快速增长到3.244万亿美元，实现了年均7.91％的增长速度，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势头，远高于同期全球GDP的增长速度。从保险密度看，世界保险业保险密度从1999年的387.3美元到2004年的502美元，出现快速增长的局面。从保险深度看，1990年，世界保险业的保险深度为7.52％，2004年达到了7.99％。另外，从其年均增长率来看，2001-2004年间增长速度明显快于1999-2001年间的增长速度。
从世界各大洲保险业的发展态势看，世界保险业大格局一定时期内不会改变，北美洲与非洲分居世界保险业的两极，亚洲的保险业发展在世界保险业发展中一直处于中间地位，其保费收入稳居世界第三，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均位居世界第四(详见表2)。尽管亚洲的世界排名并不特别靠后，但其保费总收入占世界保费总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分别为：26.7％、24.7％和22.7％)；同期，亚洲保险密度绝对值呈上升趋势，但增长速度远慢于世界平均水平，1999、2001和2004年亚洲保险密度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4.9％、41.5％和38.6％，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呈拉大趋势；保险深度均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差距有拉大趋势。
从表2、表3数据对比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世界保险市场的区域性寡头垄断特征明显，即世界保险业仍然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亚洲日韩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市场占有率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表3中这些国家的人口仅为全世界的13.4％，但在2004年已经控制了全球86.2％以上的保险业务。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经济大国之一，在世界保险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很低。中国在2004年的人口是全球人口的1／5强，但其保费收入只有世界保费收入总量的1.6％(以不同标准的购买力平价计，分别占世界7％和4％)居世界第11位(以不同标准的购买力平价计，分别居世界第四名和第七名)，人均水平(保险密度)位居世界第72位(如以购买力平价计，世界排名会有所提前，详见表3)，在全球保险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微乎其微，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从表2、表3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整个亚洲的保险业发展水平已经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中国的保险业发展水平又远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中国保险密度仅是亚洲平均水平的1／4弱)。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差距更大，与位居第一的瑞士相差141倍，而瑞士的人均GDP仅是我国的32倍；与同在亚洲的日本保险业也没有可比性，中国人口(2004年)是日本的10倍，保费总收入不足其11％，其保险密度近100倍于中国的保险密度。
无论人民币按何种口径折算，数据对比都表明中国保险业的发展落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与中国经济、人口的发展存在相当差距。
(二)中国保险产业安全的国内背景分析
像任何其它有关中国的研究一样，对中国保险业安全的研究也不能脱离对中国大国经济、转型经济、开放经济背景的研究。我们认为，对这些背景的研究是研究中国保险业安全的宏观基础。(1)大国经济背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观察，中国都是当今世界当之无愧的大国之一。2005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人口已经超过13亿，比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印度多2亿多人。仅这多出来的部分就相当于欧洲各国的人口总和。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指中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由第6位晋升到第4位，2003-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10.4％，大大超过世界经济平均增长4.9％的水平。2006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居第11位。从理论上讲，保险业发展水平与人口数量和一国财富问题呈正比关系，因为人口、财富越多，保险标的应该越多，保险业发展的空间应该越大。但就目前中国保险业发展的现实来看，保险业发展水平与我国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相当大。(2)转型经济背景。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我国正在由原来的计划经济向以市场配置机制为基础、以其他资源配置机制为补充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相对于其它国家而言，我国的转型经济发展面临更多的风险，而风险的存在是保险业发展的基础，此外，伴随经济转型进行的住房、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也需要保险业逐步成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3)开放经济背景。加入WTO后，我国对外开放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开放经济对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面性：一方面，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经济将会出现持续稳定的高速发展、人们的自我保障的意识将不断增强，这些都将为保险业的发展创造前所未有的空间；另一方面，跨国保险公司强有力的竞争将威胁我国民族保险业的生存和发展。
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国人对经济安全的关注程度在不断提高，产业安全做为经济安全的重要组织部分，自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保险业做为中国产业发展的“潜力股”，其安全问题也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一方面，在中国的大国经济、转轨经济和发展中经济的大背景下，保险业的社会保障功能、资金融通功能和社会管理功能在减少经济、社会发展中不稳定、不安全因素方面的重要性日益体现，中国保险产业的发展已经跟不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问题已经逐渐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中国保险业的发展还出于初级阶段，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又使其不仅要面对国内竞争，还要面对来自世界级跨国公司的竞争。
二、中国保险产业安全的内涵界定
(一)产业安全的内涵界定
1．国外产业安全的内涵界定。国外对产业安全的界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波特为代表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他们认为产业安全是指当一个产业面临国外生产率更高的竞争对手时产业发展所受到的威胁；二是以布雷(burnell)为代表有关产业安全的研究，他们着重强调外资对一国产业安全的影响，他们认为一国产业安全主要是来自于跨国公司的威胁。
2．中国产业安全的内涵界定。中国对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发展很快。从中国期刊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的情况如下：以“篇名”为检索项，“产业安全”为检索词，实行“模糊”匹配，以1980-2007年为时间段进行检索，共得到记录586条。检索项与检索词不变，用不同
的时间段进行检索，仅2000-2007年就检索到记录534条。国人对产业安全内涵的界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控制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较多。他们主要强调一国国内资本对本国产业的控制能力。第二种是竞争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强调产业竞争力才是产业安全的核心内容。
(二)中国保险产业安全的内涵界定
截止目前，没有看到国内有关保险产业安全的专门研究，对中国保险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文献也很少，这一点可从我们的检索结果得以证明。从中国期刊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的情况如下：以“篇名”为检索项，“保险业”为检索词，实行“模糊”匹配，1980-2007年期间共得到记录3298条，2000-2007年期间的记录为2274条。这说明2000年以来中国对保险业重视程度的快速提升。但是，对保险业竞争力的检索，1980-2007年期间仅得到记录30条，2000-2007年期间的记录为29条，对保险产业安全的检索记录为零。这说明对保险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开始。
要研究中国保险产业安全问题，首先要界定中国保险产业安全的内涵。中国保险业是中国金融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概念的界定可以参照产业安全的内涵来界定，因而笔者认为，中国保险业安全可以界定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在保证有效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匹配的前提下，中国国内资本对其保险业拥有适当控制力的动态过程。对中国保险产业安全概念的理解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把握。
1．中国保险业安全问题研究不能脱离国际经济一体化逐步深化的大背景。我国已经是WTO成员国，中国保险业安全问题研究不能脱离WTO框架限制。
2．中国保险业安全需要满足如下两个条件：(1)保险业的有效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相匹配。与一般物质产品的供给需求关系不太一样，由于保险产品是非生活必需品，其需求弹性很大，同时，保险业作为金融服务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具有服务业的一般性，即需求的诱致性，所以，目前市场上表现的需求未必就是其有效需求。考虑到保险业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作用，考虑到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程度较低的事实，笔者认为，中国保险业的有效需求水平至少不应该低于发达国家同期水平，即人均GDP与我国目前相当时的水平。保险业的有效需求不足也就是实际上的有效供给不足，即其有效供给不能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没有达到这种有效需求(供给)水平，则说明我国保险业处于不安全水平，差距越大，不安全程度越高。(2)中国保险业安全是个动态过程。
3．中国保险业安全的本质主要体现在其供求平衡上，实际上是强调一个实际供给量与潜在的或需求水平的平衡问题。如果不能达到这种水平，即使国内资本对保险业的控制力达到100％，中国的保险业也处于不安全状态。中国保险业安全的形态是本国资本在保险领域的控制力和保险业的国际竞争力达到一定水平，低于这一水平，即使达到了有效需求水平，中国保险业也是存在安全问题的。中国保险业安全的核心是在保险业供求平衡的基础上保障本国资本在本国保险业中的控制力。
三、中国保险业安全的监测内容与手段
1．监测内容：监测是针对短期安全问题，主要涉及中国保险业的年度安全监测，具体包括监测预警和监测评估，其中监测预警是对中国保险业安全进行事前的预测性监测(是一种提前量的研究，即对未来一年内中国保险业安全所处状态进行的预先判断)；监测评估是事后的评估性监测，即直接对当年中国保险业安全状况进行评估。2．监测手段：分析影响保险业安全的主要因素一确定保险业安全监测的指标体系、安全底线及其安全区间进行数据的收集、汇总年初对监测指标进行预测对照确定的安全标准预警预警中国保险业年度安全程度年末将监测指标观测值与确定的安全标准进行对比对中国保险业当前的安全程度进行评价。
四、中国保险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一)中国保险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原则
1．立足于中国保险业安全本身的内涵与特点。一方面，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全球经济影响力正日益扩大，保险需求潜力巨大；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是WTO成员国，即不能违反WTO保险条款的各种要求，又要充分利用各种框架内的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安全成长。中国的国情、中国保险业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是把握中国保险业安全形势和建立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及提出应对措施的关键，也是将其区别于其它国家的保险业的重要依据。
2．系统性与层次性相结合原则。构建中国保险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时，应注意各方面之间的系统平衡和各指标自身内部的系统结构，尽力做到评价指标体系在逻辑与评价内容上具有一致性和系统性。同时，根据保险业本身的具体特点，运用层次分析法将评价指标体系分解为不同层次，以便对其影响因素作更具体的描述。
3．代表性、独立性原则。中国保险产业安全主要研究保险产业的供求平衡问题和国内资本对整个保险产业的控制力两大方面，研究中会涉及到其它很多方面各个环节，涉及到的指标较多，同时，反映某一个典型特征的指标也可能有很多个，所以在选择指标时尽可能选择有代表性的关键指标。同时，指标之间要具有相对独立性，避免指标之间的过度的相互重叠和重复评价。
4．可操作性原则。我们着重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在指标的选取上，我们的基本出发点是指标要能准确、连续、及时地反映出中国保险业运行状况，而且根据现有的统计体系，该指标所需要的数据能够及时、完整地获得的。二是在指标的选取、指标体系的构建及保险业安全度的计算处理过程中，我们的目标是既要能全面有效，又要能抓住主要矛盾，避免繁杂，简化过程，尽量使复杂的过程简单化，易于操作。
(二)中国保险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就笔者目前看到的材料来看，还没有人提出专门的有关保险业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前面对中国保险业安全内涵的界定和指标设置原则，我们设立多层次指标体系如下：一级指标即总体指标：中国保险业安全度(A)；二级指标即结构指标：中国保险业供给与发展的匹配度(B1)和中国保险业的产业控制力(B2)；三级指标即分析指标，共设7个指标，分属第二层次各结构指标，形成多层次指标体系，指标具体内容见表4。
C11保费总额：反映保险业发展的规模，其额度越高，说明保险的有效供给水平越高，保险业的安全度越高。C12保险密度：反映一国保险业以人口作为对比标准的平均水平，即人均保费收入水平，等于保费收入与总人口数之比，其值越大，表明平均水平越高，保险业的安全程度越高。C13保险深度：反映一国保险业以GDP作为对比标准的平均水平，即单位GDP的保费收入水平，等于保费收入与GDP之比，其值越大，表明平均水平越高，保险业的安全程度越高。C21中国保险业外资依存度：该指标反映中国保险业的生存对外国资本的依赖程度，可以用当年年末国内保险业国外资本存量与产业总资本存量之比来衡量。外资依存度越高，风险越大，保险业安全度越低。C22中国保险业外资市场控制率：反
映外资控制的中国保险企业对该国内市场控制的程度，可以用外资控制企业市场份额与国内保险业总的市场份额之比来衡量。外资市场控制率越高，中国保险业发展安全受影响的程度越大。C23中国保险业外资品牌控制率：反映中国保险业国内市场受外资品牌控制的程度，可以用外资品牌市场份额与国内产业总的市场份额之比来衡量。外资品牌拥有率越高，中国保险业发展安全受影响的程度就越大。C24中国保险业外资利用集中度：反映中国保险业利用外资的国别集中程度，可用该国投资总额占保险业总投资额的比率来衡量。集中度越高，国内保险业受外资母国政府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大，其发展安全受影响的程度也就越大。
五、中国保险业安全的安全区间与警度区间
(一)中国保险业安全程度、警度的划分
兼顾安全度与警度的并用，可将中国保险业安全的安全度划分为七种类型，由高到低分别是极高度安全、高度安全、中度安全、轻度不安全、中度不安全、重度不安全与危机。在中度安全以上，说明中国保险业安全处于无警区间；在中度安全以下，即在低度不安全、中度不安全、重度不安全和危机区间内，中国保险业安全将处于有警区间，我们将相应的警度区间划分为五类，分别为无警区间、轻警区间、中警区间、重警区间和巨警区间，对应的警度分别为无警警度、轻警警度、中警警度、重警警度和巨警警度。
安全度和警度区间的划分采用百分制，并设定不同的符号与之对应。具体解释如下：
极高度安全：综合评价得分达到90-100分；高度安全：综合评价得分达到80-89分；中度安全：综合评价得分达到70-79分；轻度不安全：综合评价得分达到60-69分；中度不安全：综合评价得分达到40-59分；重度不安全：综合评价得分达到30-39分；危机：29分以下。
与安全度相应，对警度的具体解释如下：
无警警度：对应于安全水平以上的区间。即得分在70分以上；轻警警度：对应于轻度不安全的区间，即得分在60-69分之间；中警警度：对应于中度不安全的区间，即得分在40-59分之间；重警警度：对应于重度不安全的区间，即得分在30-39分之间；巨警警度：对应于危机，也就是得分在29分以下。(详见表5)
对如上保险业安全类型、警度类型的具体含义说明如下：
极高度安全：用A符号表示。极度安全指中国保险业的实际供给等于或略小于有效供给且国内资本对保险产业有高度控制力时的安全状态，即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及内资的产业控制力得分均在90-100分之间的状态。高度安全：用A符号表示。高度安全指中国保险业的实际供给接近有效供给且国内资本对保险产业有较强控制力时的安全状态，即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及内资的产业控制力得分均在80-89分之间的状态。中度安全：用A符号表示。中度安全指中国保险业的实际供给小于有效供给到一定程度，但在安全区间且国内资本对保险产业有一定强控制力且在安全区间时的安全状态，即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及内资的产业控制力得分均在70-79分之间的状态。轻度不安全(轻警警度)：用B符号表示。轻度不安全指中国保险业的实际供给小于有效且达到一定程度，但还不足引发产业本身或经济社会稳定性或国内资本对保险产业控制力已经低于应有水平达一定程度，但还在控制范围内时的安全状态，即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及内资的产业控制力得分至少有一种在60-69分之间的状态。这两种原因造成的不安全状态可能并存，也可能单独存在。中度不安全(中警警度)：以C符号表示。轻度不安全指中国保险业的实际供给小于有效且达到一定程度，且已经引发产业本身或经济社会稳定性问题，但采取一定措施可以解决或国内资本对保险产业控制力已经低于应有水平达一定程度，需要引起关注内时的安全状态，即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及内资的产业控制力得分至少有一种在40-59分之间的状态。这两种原因造成的不安全状态可能并存，也可能单独存在。重度不安全(重警警度)：用D符号表示。重度不安全指中国保险业的实际供给小于有效供给，已经引发了严重的产业本身或经济社会稳定性问题或国内资本对保险产业控制力远低于安全水平，威胁到保险业安全时的安全状态，即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及内资的产业控制力得分至少有一种在30-39分之间的状态。这两种原因造成的不安全状态可能并存，也可能单独存在。危机(巨警警度)：用E符号表示。危机指中国保险业的实际供给远小于有效供给，已经因此而产生惶恐，或国内资本对保险产业控制力处于极低水平，威胁到保险业安全时的状态，即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及内资的产业控制力得分至少有一种在29分以下的状态。这两种原因造成的不安全状态可能并存，也可能单独存在。
(二)中国保险业安全区间的确定原则与方法
关键词：全球化 中国 国际新秩序
当前所实行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下开展，具有浓厚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是非常不利的。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迫切要求建立起国际新秩序，从而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
一、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了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一）经济全球化加强了国际关系民主化
众所周知，国际旧秩序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下建立的，本质就是实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同时国际旧秩序也严重损害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迫切要求建立国际新秩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多极化发展，从而就可以有效地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加强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此外，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也是国际新秩序的前提。
（二）经济全球化加强世界经济联系，推动了国际关系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建立和发展，将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历史文化等要求世界各国在相处过程中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为建立和平稳定、公平公正的国际新秩序而努力。此外，也带来了一些不利问题，以利益为目的的国际关系日益紧张，突出表现的国际关系问题有生态环境污染、泛滥、国际恐怖主义猖獗等。
（三）经济全球化加快了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在国际旧秩序的现状下，经济实力决定了一切，从而少数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掌控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然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打破了这种格局，它号召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国际问题，共同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理念就是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利益共享。
二、我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发挥的作用
（一）尊重和维护世界多样性
当前世界上的人口问题、贫困问题、能源问题成为影响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各国经济的发展。或许很多人们都不理解：到底是什么引起了世界的冲突？对于这一问题，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给出了有代表性的说法，他认为：在新世界中，引起冲突的根本原因不再是以往的经济形态或者意识形态，而是文化，而且全球政治的冲突集中表现在不同文化的国家及集团中，这些冲突影响着全球政治。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同时我国的外交政策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此外，还将我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准则，互相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信仰等，绝不会主观评价种族的优劣、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态。因此，在建立的国际新秩序中，我国尊重和维护世界多样性，在文化交流领域中把平等和友好作为前提，尊重世界不同国家文化的多样性，积极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极大地维护了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二）推动世界经济均衡发展
从整体上来讲，世界经济取得了显著发展，但是发展的不均衡性尤为突出，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引起这种现状的重要原因就是在旧的国际秩序中，西方发达国际处于领导地位，始终将自己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就边缘的地位，而且这样的现状会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会严重影响到世界的稳定。然而我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重要政治力量之一，在国际中有了自己地位，但是我国始终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经济协调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同时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有力外部条件，我国主张建立的和平稳定、公平公正的国际新秩序成为全球经济均衡发展的经济准则。
（三）树立了新的安全观
维护国家的是每个国家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而国家的安全又关系到这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过去发展历程中，国家为了自身利益与他国发生的影响国家安全的武力事件有很多。而建立的国际新秩序中，提倡的集体安全成为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重要途径。经济一体化推动了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提倡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矛盾和争端，摒弃一切不利于世界和平的因素，增进了各国之间的友谊。我国做为世界大国之一，倡导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这也就是我国新安全观的基本理念。新安全观是一种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它摒弃了传统了安全困境之下建立的安全观，它的核心就是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有借鉴意义的安全思想。因此，我国在建立的国际新秩序中提供了新的安全观。
三、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的迅速崛起，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必定会发展成为世界重要政治力量之一。号召建立和平稳定、公平公正国际新秩序的我国，始终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在建立国际新秩序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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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游业是世界经济中持续高速稳定增长的重要战略性、支柱性、综合性产业。当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世界旅游业更是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本文梳理了世界旅游业的发展现状、特点，预测了世界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势，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世界旅游业发展可资借鉴的启示。
关键词：世界；旅游业；发展现状；发展趋势；启示
中图分类号：F591
旅游业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发展成为超过石油工业、汽车工业的世界第一大产业，也是世界经济中持续高速稳定增长的重要战略性、支柱性、综合性产业。当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世界旅游业更是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2011年3月3日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发布的《2011-2021旅游业经济影响报告》认为，尽管目前世界经济增长遇到了很多挑战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但旅游业却一直是增长速度最快的部门之一，而且成为推动经济和就业增长的主要力量。预计未来10年里，世界旅游业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每年将达到4.2%，总额为9.2万亿美元，并创造6500万个就业机会。准确把握世界及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特点和主流趋势，对于我国确立旅游业发展战略，提升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的迈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世界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及特点
过去60年来，世界旅游业发展一直长盛不衰，期间虽然也有波动，但总体上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推动世界旅游业迅速发展的关键因素有三个：一是各国经济快速增长及与其相关的国民收入稳步提高，使人们有能力支付价格不菲的旅游旅行费用。比如，目前在欧洲，一个月收入4000～6000欧元的中等收入家庭，可非常容易地到亚洲、非洲旅行。每人每次旅行的平均费用大约为2000欧元，比月收入还低。现在欧美有些家庭每年的出境旅游已成为习惯。二是交通运输技术的巨大进步，使长途旅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大大缩短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距离，使“地球村”的理念成为现实。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宽体喷气式飞机的发明、家用小汽车的普及和高速铁路的广泛运用。三是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和人权、民生状况的不断改善，使人们可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用于旅游旅行。以发达国家中每周工时最短、一年带薪假期最长的国家法国为例，从1919年起每周法定劳动时间为48小时，1936年起减为40小时，2000年起实行每周35小时工作制；除了每年法定的节假日，一年带薪假期1936年是两周，1956年增加到3周，1968年4周，1981年起增加到5周。也就是说，法国人每年大约有5个月不用工作。北欧其他一些国家也是大同小异。美国人已有1/3的休闲时间，2/3的收入用于休闲，1/3的土地面积用于休闲。休闲度假已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的重要生活方式，休闲经济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经济形态。
纵观60年来世界旅游业的发展，呈现以下突出特点和发展态势。
一是旅游业增长高速、持续、稳定，没有哪一个行业可与之相提并论。有学者研究表明，就全球旅游者数量而言，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中，基本每隔十年就会翻番，从1950年的2500万人次增加到2000年的6. 7亿人次；从2000到2010年的最近十年中，由于旅游者基数不断增加，增速有所放缓，但十年中仍然增加了2.7亿人次，到2010年达到9.4亿人次。就世界旅游业收入增长速度而言，过去60年中年平均增长率为6.9%，也基本是每隔十年左右就会翻番。其中，从 1950 年到 1960年的第一个十年，年均增长率为 10.6 %；依次第二个十年为9.1 %，第三个十年为5.6 %，第四个十年为4.8 %，第五个十年为4.3 %，第六个十年为6.5%。对比分析可见，世界旅游业收入增速明显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按每十年作为一个周期来测算，通常年均增长率在3%以下）。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国际旅游业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10%以上，旅游投资占投资总额的12%以上。国际旅游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权重可见一斑。
二是世界旅游市场逐步出现分化，呈现 “三足鼎立”新格局。从旅游目的地的区域板块划分来看，欧洲和北美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两大旅游胜地，是全球旅游市场的“双雄”。但最近十年来，情况却正在发生快速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旅游业的发展，也打破了原有的旅游市场格局。国际旅游者对于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出现多样化，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第三首选目的地，从而形成欧洲、北美、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三足鼎立”的新格局。早在1950年，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所接待的国际游客量不足19万人，到2000年接待的游客量达到了1.12亿人，2010年接近2.0亿人，占全球份额约20%。据预测，到2020年，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接待国际旅游人数占全球份额将上升为27.3%，超过北美（届时为17.8%），位居世界第二，进一步巩固“三足鼎立”新格局。
如果从国别分布来看，长期以来传统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大国分别是美国、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都是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发达国家几乎垄断了国际旅游市场90%的份额。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则还要加上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波兰和亚洲“四小龙”国家等新兴工业化国家。这种局面可以用“多极化”或“百花齐放”来描述。比如，在2010年，全球9.4亿旅游人数当中47%来自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中国是这一趋势的代表，成为当今全球第三大旅游目的地，2010年接纳旅游人数5600万人。据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旅游接待国、第四大旅游客源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但从总体看，发达国家旅游业占全球旅游业主导地位的格局在较长时期内仍难以改变。
三是旅游已基本实现了休闲化、大众化和社会化，成为人们普遍的一种生活方式和基本权利，世界已经进入“旅游时代”。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休闲时间与时俱增，恩格尔系数则与时俱减。早在1995年，全世界就有145个国家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其中大多数国家又实行每年5～52天不等的在职带薪休假制。有些发达国家甚至打算实行每周工作4天、每天工作5小时、每周工作20小时，并进一步延长带薪休假时间。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恩格尔系数已降到20%～30%，人们可自由支配收入大幅度增加。在这种背景下，休闲度假旅游成为现代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旅游者已不满足于传统的观光旅游产品，开始选择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时代特色和个性特色的休闲度假旅游产品。欧美发达国家是休闲度假旅游的发源地。目前，休闲度假旅游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市场方向，世界旅游强国基本也都是休闲度假旅游比较发达的国家。其中，海岛、滨海休闲度假是旅游业的第一大支柱，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成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如在百慕大、巴哈马、开曼群岛，旅游业收入占其国民收入的50%以上。而地中海沿岸、加勒比海地区、波罗的海及大西洋沿岸的海滨、海滩，则成为极负盛名的旅游度假胜地。
关键词：世界经济失衡；经常账户逆差；美元汇率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4543(2009)06-0032-05
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正式提出了世界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他指出，世界经济失衡是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世界经济失衡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截止目前，共出现了三次世界经济失衡。第一次世界经济失衡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而告终。第二次世界经济失衡以“广场协议”的签署和美元贬值得到解决为结果。两次经济失衡都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需要关注世界经济失衡及其解决方式，使世界经济失衡对经济的冲击最小化。第三次世界经济失衡始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9年的3.22％上升至2007年的11.31％。与此相对应，美国的净对外债务余额从3600亿美元上升至2万多亿美元，2006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创历史新高，达7636亿美元，经常账户逆差达8115亿美元，所欠外债高达2.54万亿美元，其经济处于严重失衡状态。由于美国经济约占全球经济的30％，加上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总额相当于全球主要顺差国顺差总额的3／4。因此，经济学界把美国经济失衡称为全球经济失衡。
一、世界经济失衡的表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世界经济失衡看成是以美国为一方(逆差)，以其他国家为另一方(顺差)的失衡。IMF认为，世界经济失衡表现为美国的巨额贸易和财政赤字，而与美国巨额赤字相对应的是其他一些国家，即日本、中国和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石油输出国的盈余日益增大。伴随着全球经济增长，世界经济失衡还将扩大，这可能会对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突然的破坏。这种观点从贸易失衡角度对世界经济失衡进行了阐述，但是没有说明造成贸易失衡和经济失衡的深层原因。
Ricardo J．Caballero和Arvind Krishnamurthy从金融危机发生角度对经济失衡的表现进行了阐述。认为流入其他国家的资产是追求更高收益，而流入美国的资产主要是追求资产保值，这促使美国金融机构过高的杠杆化，进而引发了资产证券化泡沫，是世界经济失衡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发展。他们的看法得到了美国一部分学者的认同，但是明显的缺点是对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没有阐述，并且对世界经济失衡表现的分析限于表面化。
Dooley，Landu和Garber把全球经济失衡看成是一种新布雷顿森林体制。把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看成是盈余国家和赤字国家之间有意识的、稳定的安排，称这种安排为“新布雷顿森林体制”，认为成功的经济发展是由净储蓄从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流动所推动的；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是布雷顿森林体制恢复的必然结果。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也着重从新布雷顿森林体制或是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制角度对世界经济失衡进行了分析，但是这种分析并没有给出本次世界经济失衡的解决方式。
刘威提出了全球经济失衡的三个特点：第一，全球经济失衡是由各国之间货物贸易失衡引发的，主要表现为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常账户收支失衡，其中，收支逆差方主要集中在一个国家――美国。第二，经常账户顺差方主要集中在东亚经济体和主要产油国。第三，经常账户收支失衡进一步引发了各经济体之间的跨国资本流动，使其资本与金融项目也出现失衡。并且认为，两个因素制约了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一是各主要经济体在调整全球经济失衡上缺乏积极性。二是各主要经济体的传统观念难以改变。
罗纳德・麦金农和冈瑟・施纳布尔提出了全球经济失衡的两种含义：第一，全球性的储蓄(贸易)失衡，主要反映在美国的高额贸易逆差及中国、日本、德国、石油出口国和许多小国家的贸易顺差上。第二，由中国对美国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导致的金融中介机构的大规模失衡。由于中国的贸易顺差不能通过私人资本流出等正常渠道流出，中央银行积累了大量外汇(其中有些投资于美国国债)。国家之间储蓄与投资不平衡是当前最受关注也是最棘手的问题。
刘骏民和李凌云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如英国、西班牙)的经常项目逆差持续增长。第二，德国、日本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和主要产油国持续处于经常项目顺差状态。第三，全球资本流动格局的失衡。
与上述观点不同，曾珠着重从经济格局变化角度论证了世界经济失衡的表现形式：一是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化：中国与印度的崛起。二是世界贸易格局的演变：中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三是国际资本流动中的二元结构：国际直接投资与金融证券投资的二元分裂。四是全球人口流动与商品和资本流动的非对称性：劳动收入与资本收益日益走向背离。
总体来看，世界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是美国的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和石油出口国、中国等国的巨额经常项目顺差。由于分析的侧重点不同，所以专家学者在对世界经济失衡的具体表现方式上的看法存在差异，但是公认的看法是：美国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世界经济失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同时，全球经常项目逆差和顺差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并且数额越来越庞大，以至于其可维持性成为问题，出现了调整的必要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经济出现了失衡。
二、世界经济失衡的成因及持续性
对于世界经济失衡的成因及持续性，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从美国作为中心国家地位不变的角度看，失衡状况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这种观点认为，美国的外部失衡是由于美国内外政策选择、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金融服务水平以及美元的中心地位造成的。
Bemanket提出美国经常帐户逆差的根本原因在国外，是过去十年中全球性储蓄过剩所导致的。认为全球范围内的意愿储蓄大于意愿投资，由于美国的经济、美元的优势使得过剩的储蓄投向了美国市场，从而压低了长期的实际利率，抬升了美元汇率，并引起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股市泡沫和随后的房地产价格上涨，美国国内居民在财富增长的情况下，增加了商品和服务消费，这其中包括大量进口商品的消费。这种观点在美国政客中得到了广泛认同，但是遭到了众多学者的反驳，事实证明这种观点与实际不相符。
Chinn和Ito，Dooley等学者认为，美国的外部失衡是美国内外经济政策选择的结果，美国财政赤字是引起其经常帐户赤字的重要原因。Gourinchas和Rey，Caballero等学者的研究则从资源重新配置角度，强调了美国的增长潜力和金融服务体系在全球经济失衡中所起的作用。不过，
Caballero等学者更为强调美国经济较高的增长潜力以及金融服务体系的资源配置功能，Gourinchas和Rey则是从资产组合以及美国金融地位转换角度来进行分析的。
Carol C．Bertaut．Steven B．Kamin和Charles P．Thomast通过美国收支平衡表的一个局部均衡模型，表明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还会继续扩大。与美元价值较高的时期相比，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短期仍然是可持续的，但长期是无法持续的。
雷达和黄族胜认为，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国内经济增长以及充分就业，而不是内外均衡同时实现。21世纪以米，美国宏观经济政策是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扩大以及全球经济失衡加剧的重要原因。次贷危机的发生，可能会使2007年以来美国经常账户好转的势头发生逆转。
李新功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由于长期的历史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此次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是由美国的政策机制造成的，有关国家还对该机制起到了维护作用，致使全球经济失衡现象难以改变，但长期“失衡”下去毕竟会造成严重后果。
王宇认为，全球经济平衡是相对的、短期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常态的。短期内，全球经济失衡能否持续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美国经济能否继续增长、双赤字是否能减少。二是亚洲能否逐步降低储蓄率。三是世界经济能否继续保持低通胀下的较快增长。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三个方面都显示出较好的态势。
(二)从美国赤字风险积累的角度看，外部失衡状况很难维持
Eichengreen，Obstfeld和Rogoff等认为，随着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积累和亚洲各国内部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大，亚洲国家将不再对美国提供廉价融资资本，抛售美元的结果只能促使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方式来调整国际收支。
陈继勇认为，全球经济失衡形成的基础是美国贸易赤字的持续扩大，而美中贸易收支不平衡是美国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考察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可持续的实质是美中贸易失衡是否可持续。从长期趋势看，由于外商对华加工装配类制造业直接投资与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难以持续，使美中贸易失衡呈现不可持续的发展趋势。在其影响下，全球经济失衡最终将难以持续。
唐朱昌和丁骋骋侧重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来分析经济失衡。通过对48个国家(地区)国际收支平衡表两个账户顺差、逆差年份的均值检验发现：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在国际收支表现上存在显著差异。一国国际收支资本账户的资本流入与该国的金融市场发达程度有关，而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又与法律渊源有着紧密关联，由此认为，法律制度影响到国际间的资本流动，是造成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之一。
吴宏和刘威认为，世界经济失衡的实质是一种美国与亚洲经济体之间的结构性货物贸易失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全球产业转移的驱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在亚洲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集聚，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发达经济体集聚，带来了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与亚洲发展经济体之间互补贸易的迅速发展，最终形成当前的世界经济失衡。由于多种因素长期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致使当前的世界经济失衡很可能难以持续。
刘骏民和李凌云侧重从经济虚拟化角度论证了经济失衡的成因，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是货币虚拟化。货币虚拟化导致了国际货币与非国际货币的区分，这为国际货币发行国换回大量商品和资源提供了条件，也使得全球经济失衡成为可能。在以美元为本位的全球经济失衡格局下，当前的国际货币秩序从根本上讲不稳定，这种不稳定状态是世界金融市场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危机的根源。
可以看出，世界经济失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国经济政策和生产条件差异是形成世界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虽然对世界经济失衡是否可持续的认识存在差异，但是一致的看法是：世界经济失衡状态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改变世界经济失衡局面，以避免经济失衡给世界各国带来巨大冲击和影响。
三、世界经济失衡的调整方式
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分析的侧重点不同，因此，调整经济失衡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Rui Mano提出了渐进性地调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3种方式：一是名义产出增长和可能的不用产出增长路径，在未来有助于减缓美国经常账户失衡。二是政策干预，包括大多数亚洲国家、石油出口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逐渐减少对美元的持有量，增加本国货币调整的灵活性和减少资本流动的限制，都有利于减少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三是大部分亚洲国家增加本国汇率的灵活性。
Obstfeld和Rogoff主张美元应该对世界主要货币贬值30％～35％，以进行主动调整，并以此来规避投资者丧失信心所导致的被动调整带来的巨大风险。这种看法得到了一定的认同，但是仍然存在问题：美元贬值虽然能从一定程度上改善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状况，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
丁骋骋以中国的“双顺差为例”，将传统的国际收支结构分析方法从经常账户拓展到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认为经常账户不平衡可能与一国的产业结构有关，而资本账户失衡则可能是国内金融结构缺陷造成的。在调节全球国际收支失衡时，无论是支出转换型政策还是支出增减型政策，只能起到数量和规模上的调节作用，要根本解决一国国际收支失衡，需要通过供给政策实现结构性调整。
夏斌认为，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是国与国之间充满利益博弈的长期摩擦过程。美国应该承担起大国的责任，相关国家在不希望美国经济“硬着陆”的同时，应配合美国经济渐进式的结构调整，加快自身的结构调整。
刘威认为，应该渐进式地调整外国对美国的资金流入，缩小中、美之间的结构性贸易逆差，建立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协调机制，以逐步解决国际经济失衡问题。国际经济失衡问题的解决是一个有序的过程，无序调整将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各主要经济体需要进一步加快建立双边或多边的协调机制，制订具体的行动时间表，为调整失衡制定明确的政策方向与行动重心。
【摘 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突出表现是各国放宽了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限制,自觉推进金融自由化,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国际金融市场蓬勃发展,金融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和深化。
【关键词】经济发展 全球化 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
经济全球化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一般说来,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它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其推动力是追求利润、取得竞争优势和谋求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趋势。随着全球范围内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生产要素跨国界的不断流动,使得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发紧密,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统一整体。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在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效率,推动世界经济的总体增长,促进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进一步大发展的同时,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带来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总起来说,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主要有:(1)生产国际化。(2)贸易自由化。(3)金融全球化。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深化的国际分工,在客观上要求打破国家对资源配置的地域限制,要求对生产要素进行跨国家或地区集中生产自己具有或可以实现较大利益的商品,使生产要素配置更加合理,最终将增加产品总量和生产规模,使各国受益。各国在当代经济交往中,一直在追求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它标志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全球范围内有效的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获得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间先进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的道路。它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价格和利润在市场中的作用,建立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而全球经济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三、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1.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近十几年来,全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及其矛盾运动,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多方面质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创造的物质财富大大增多。但是,收益分配的不公在加剧,可持续发展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加剧。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比较复杂,但它们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因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在加剧。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加剧引发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运动。这对于改善贫富差距扩大的不合理、不公平状况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真正改变世界范围内的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战略和策略,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
2.推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进程,并为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全球化和区域化都从不同领域和范围推动了上一世纪已经兴起的科技革命进程、全球范围的电子信息技术应用和区域安排内的科技开发分工。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信息技术产业在世界高新技术发展中已成为关键。二是全球化和区域化安排实现了高新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全世界的扩散和转移。三是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为主的新技术将逐步与传统工农业结合,形成新的产业增长周期。
3.对世界经济秩序产生深刻的影响。各国、各地区间经济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状况使全球化的进程只能是次优安排附加一系列例外。区域化方式虽然基本上解决了体制内的最优安排,但由于它严格的排它特征,使之与非成员之间又形成了新的贸易与投资壁垒。但从总体上和发展进程上,经济区域化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性补充,而且在结果上,区域化最终将促进全球化,已有的区域化实践已经证明,区域化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消除,扩大了成员间的贸易,其进一步的结果是随着相互间市场的开放,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和最优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增加对区域外产品和生产的需求,到这时,区域内经济就需要跨越区域界限与区域外经济交流,或者是扩大区域化的范围以实现经济进一步发展。
4.全球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全球化和区域化在相关领域引起了革命性变化,实现了产业的重组,并购企业跨越国界、洲界和产业界限,各种虚拟的经济形式如雨后春笋,虚拟经济使机械化大工业变得如此渺小。世界经济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全球化和区域化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结构。为追求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出现了各种区域化与全球化方式,区域化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为贸易与投资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秩序,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贸易与投资的发展。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完善,贸易与投资的相互促进将表现得更为充分。区域化和全球化要求金融自由化,也将导致金融风险加剧。为满足和适应生产与贸易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各国普遍在金融领域逐步放松管制,开放市场。金融自由化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随着经济金融化的不断演进,国际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金融活动为生产与贸易带来便利的同时,国际金融的风险也同步增长。相对于软弱无力的国际金融监管,如果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危机再次发生极有可能。经济的不均衡性将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更加突出。在全球化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发达国家及其跨国企业,以其明显的竞争优势,通过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重组,将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和超额利润,由于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以及新技术革命的深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和完善生产国际化,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与回旋余地极为有限。并且,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未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益,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则进一步加大了南北差距,世界经济的不均衡性将更加突出。
关键词:国际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区别联系
一、国际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区别
(一)国际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概念不同
国际经济一体化主要是指各个国家之间的国民经济相互联系，取消限制和歧视，不断开放，最终形成使各个国家彼此依赖、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各个国家之间让渡一定的国家，政府之间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并建立统一的机构对各个国家的经济行为进行管理，最终使资金、商品、劳务、服务等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经济更协调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指经济活动中，经营者对利益的追求推动市场的不断扩大，超越国界的限制，通过信息、资金、技术、服务等要素是世界经济活动成为紧密的整体，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相比较，不同的是经济全球化主要是表现在经济领域的发展趋势，使整个世界的经济贸易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
(二)国际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的主角不同
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主要是各国政府和相应的统一组织进行协调和推动。各国政府和联盟组织作为行为主体，进行经济活动的管理和经济政策的协商和制定，将各国共同利益作为工作目标和要求，顾全大局，努力做到同时增加各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促进经济发展，让其享受更多的经济福利。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扮演重要角色，出于对利益的驱动和追求，对扩大海外市场，增加全球的市场占有率都有强烈的愿望，在实现在其利益获取更多的利润的过程中，跨国公司主动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为经济全球化做出突出贡献，成为全球化的主角，促进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是资金、服务、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增强。
(三)国际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不同
国际经济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各个国家放弃了部分国家，同时为顾全大局，遵守互利共赢的原则，还要让渡经济的，强制解除海关门槛，实现零障碍等，给政府和国家等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国际经济一体化也给各个国家的居民带来很多有利的方面，使各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仅经济资源可以得到更大程度地利用，在其他方面，如旅游、留学、出差等各方面都简化原来货币兑换等程序，使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更加方便，关系更加密切，为世界和平与和谐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经济全球化使跨国公司和合资公司发展更加迅速，只是在一些经济权力方面与原来相比有些许削弱，但是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还是主要由公司自然地去完成和推进，并不影响政府和国家的权力，也不受到国际组织的统一管理和指导，其实现方式主要是依靠跨国公司的生产力的推动，市场作为媒介让各个国家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使经济发展的历程走向更崭新的一个阶段。
(四)国际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不同
国家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和未来趋势，它们都在目前经济发展的状态下进行推进，但是发展的进程不尽相同。国际经济一体化在狭义的理解层面上，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目前大部分“一体化”的范围都比较小，所以国际经济一体化在当前阶段只是萌芽的阶段，并没有具体实现这一状态，并且距离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完全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相比，经济全球化已经逐渐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进口商品的不断增多等现象都提醒人们，我们处在开放的经济时代，也已经处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状态在不断向经济全球化的“完善”和“深入”方面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现实的阶段和重要里程碑，不断为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教训，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做贡献。
二、国际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联系
国际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并不等通，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它们之间既存在差异也存在很大的必然联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实现国际经济一体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必经阶段。同时，国际经济一体化从政府、政策、制度等方面也为经济全球化的的深入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为经济全球化提供方便，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全球化更好地发展，国际经济一体化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最终理想和最高奋斗目标，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既定方向和最终结果。所以国际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两者之间在目前发展阶段具有必然的联系，并且不断相互促进，相互渗透，二者相辅相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深入和改善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牵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提高资源优化配置率，协调世界经济发展的状态，促进世界经济及各方面的科学地、长期地发展，使世界经济相互融合，为世界和平和和谐发展带来更多的动力。
三、结束语
国际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既有差别又有必然联系，二者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会并存，虽然国际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都会给国家带来一定的挑战和风险，但是更应该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合作与融合给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带来的积极意义，各国经济的发展都与外部经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认清经济发展的形势，把握时机，加强合作与交流才能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经济特征。
参考文献: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 现状 模式
一、引言
我国有关的金融部门从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启动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并未在人民币的国际化实践中有比较明显的举措。但是，随着人民币所处的世界经济背景的不断变化，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的国际化开始加速。当前世界经济有以下四方面的特征：国际金融合作逐渐加强；金融去杠杆化趋势明显；世界经济的发展在结构不平衡中前进；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局部调整。在这样的世界经济背景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有多重意义。这不仅能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而且可以促进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并降低美国滥发美元带来的冲击，让全世界人民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二、人民币国际化现状分析
（一）人民币国际化现状
当前我国人民币国家的实践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已经在周边国家开始结算与流通。人民币在经历1998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中，始终坚持不贬值的举措赢得了亚洲地区其他国家的信任与赞赏。目前，一些东南亚国家在与我国进行贸易时很乐意接受和使用人民币，这样使得人民币在周边国家中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第二，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工作开始试点向全面推行转变。2009年我国先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和东莞几个城市开展人民币的跨境结算试点工作。2011年3月，我国政府决定将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第三，持续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人民币货币互换业务。从200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多个国家签署了总额高达6500亿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2010年又先后与冰岛和新加波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尽管货币互换只是为了缓和金融危机造成的资金融通问题，但是，这也一定程度上使其他国家持有更多的人民币，加速了人民币的国际化。第四，积极研发和人民币有关的债券业务。我国各商业银行开始积极研发和创新金融产品和业务以供国外的人民币持有者投资。这样的举措促进人民币在国际投资和流通中的活跃度。第五，国际化的金融中心正在建设中。2009年3月，我国国务院正式提出2020年以前将上海建成与我国经济情况相符的国际金融中心。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二）人民币国际化存在的问题
首先，人民币流通和使用的范围较为有限。目前，人民币只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比较受到欢迎，而且在国家和地区中主要的计价货币仍是以美元为主。当我国与美国、日本和欧盟进行贸易时，美元、日元和欧元相较于人民币具有绝对的优势。其次，人民币国际化缺乏明确的战略规划。我国虽然已经开始逐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但是仍未有关当局提出关于如何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措施。原因是多元化的，可能由于忌惮目前世界主要货币的强势地位，也可能是考虑其他的经济政治因素。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推进措施，没有统一部署，人民币国际化很难顺利有序的开展。最后，人民币当前仍未完全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要想得到世界货币市场的认可最终实现国际化，必须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进度十分缓慢，当然国家当局不能只考虑人民币的国际化完全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而损害其他的经济利益体，但是，如果一直这样进展缓慢将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难度。
三、人民币国际化模式选择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这项工程需要遵循一定的模式。接下来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模式分析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明确人民币在寻求国际化中的定位；其次是实现的路径探索；最后是具体如何安排实施。这三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系统工程中缺一不可。
（一）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定位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 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 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 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 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 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 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 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 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 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 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 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 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 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 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 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 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 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 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 ，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 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 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 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 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 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 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 ，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 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 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 。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 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 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 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 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 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 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 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 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 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 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 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 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 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 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 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 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 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 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 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 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 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 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 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 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 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 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 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 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 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 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 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 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 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 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苏东剧 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 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 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 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 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 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 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 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 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 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 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 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 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 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 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 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 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 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 。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 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 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 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 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 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 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 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 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 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 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 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 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 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 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 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 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 。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