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9 17:31:1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离不开现代市场经济教育的作用。
一、现代市场经济教育的两条实现途径
现代市场经济教育指的是市场主体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现市场经济理论、思想的过程，其实现途径有两条：一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自发教育。自发教育是市场主体所受到的来自其他市场主体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是市场主体在市场博弈过程中的自我演化；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自觉教育。自觉教育是各级党政机关、教育部门、学术团体对市场主体施行的教育，是排除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思想障碍、提高市场主体对现代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的有效手段。
1、现代市场经济的自发教育
现代市场经济对市场主体的自发教育的渠道有两条。
其一，成功人士的示范效应。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先富起来的成功人士。对于其他人而言，成功人士的示范效应能够起着自发教育的作用。这些暂时没有成功的人群必然会模仿成功人士，积极学习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知识，并在市场经济实践中对这些知识加以运用。
其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对市场主体的教育。市场经济对市场主体的教育功能是客观存在的，有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就要求有什么样的市场主体与之相适应，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市场主体迟早会招致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机制的淘汰。
2、现代市场经济的自觉教育
现代市场经济是文化经济，体现为市场主体成熟、市场客体完备、市场制度完善、政府干预合理、科技发达等方面，而其中许多方面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自发教育功能难以胜任的，需要自觉教育功能发挥作用。现代市场经济自觉教育的内容包括：现代市场经济法规教育、现代市场经济技术知识教育、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宏观调控知识教育。
二、进一步加强现代市场经济教育的思路
在通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现代市场经济的自发教育与自觉教育功能是协同发挥作用的。二者是相互补充的关系，我们不能只取其一。为进一步加强中国现代市场经济教育，必须同时从自发教育与自觉教育两个大的方面着手。
1、引导现代市场经济的自发教育发挥正面功能和积极作用
首先，树立合格的成功人士为典范，让诚实守信、合法经营、遵守市场规则而致富的市场主体脱颖而出，带动更多的人以同样的方式致富。其次，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如果在一种市场经济体制下，具有勤劳、智慧、诚实、勇于创新品质的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成功的几率更大，那么这样的市场经济体制就称得上是好的、规范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市场主体走向成功营造外部环境。因此，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仍是必要的。唯有从以上两方面同时着手，才能发挥现代市场经济的自发教育的正面功能和积极作用。
2、继续加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教育
强调现代市场经济教育实质上就是强调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教育，为此必须做到：首先，加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当前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应注意根据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实践的变化同步调整并深化市场经济理论，因为，只有能对现实问题进行解释的理论才真正具有说服力，才能真正教育人，才能真正符合现阶段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其次，推行全面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教育。当前我国一些部门的现代市场经济教育内容比较片面，结果一些人对现代市场经济缺乏全面的了解，违背了现代市场经济原则也毫无所知。最后，全面推广现代市场经济教育。当前我国现代市场经济教育的覆盖面比较狭窄，针对社会人员的现代市场经济教育几乎是空白。因此，还应大力发展成人继续教育，传授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知识，全面推广现代市场经济教育。
3、加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实践、教学、传播等环节间的联系
当前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实践、教学、传播环节联系的紧密性还有加强的余地。学者们往往更注重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而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教学、传播关注不够，这样的理论往往是不彻底的。因此，加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教研等环节间的联系，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建设和现代市场经济教育具有双向的促进作用。
4、处理好现代市场经济教育与市场监管、法制工作的关系
作者：1、东华理工学院经管学院2、东华理工学院文法学院黄新生1陈宗贵2
内容摘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商业经济理论，研究方法表现为，社会制度的本质决定以马克思经济理论分析和探索流通领域的社会生产关系。计划经济的转轨决定以历史的方法，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商业发展规律。
关键词：商业经济商业理论立场历史方法
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建立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特的研究方法可以形成一个学派或流派。从分析方法的角度分类，经济理论以及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的诸理论组成的理论体系或经济学，大体上包括三大类别：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区别；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的区别；纯经济分析与制度、结构分析的差别。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是计划经济时期商业的传承，同时在社会制度方面有别于资本主义，决定了商业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是世界观，历史观和发展观的辨证统一。
商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立足点
当前我国商业经济理论的危机，表现在西方经济理论的涌入，反映西方经济思潮的市场营销学替代了商业经济学，而市场营销学主要研究流通领域人和物的关系，忽视了流通领域生产关系的研究。在揭示生产关系的运行规律方面，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商业经济理论只能是以为指导的，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中国式的商业经济理论，是西方经济理论无法取代的。我们认为，作为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商业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首先要研究流通产业所有制结构、国有商业的地位、商业劳动的地位、商业企业人与人的关系，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
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对立，在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表现在它提出了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类似的理论命题。但是，它不能揭示劳动价值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根据“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假设”以及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价值的观点，商业劳动价值同样也是商品流通领域创造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流通产业要充分肯定商业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保护和解放劳动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固有职责和根本任务。必须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不断提高商业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承认商业企业独立商品经营者的地位，同样也承认商业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和在增进社会财富的作用，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都表现为企业人格化资本的特征。也必须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切实保障商业劳动者在分配领域的合法权益。
比较的动态分析的历史方法
历史和现实的比较是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的重要分析方法。安岗（2005）的研究表明历史方法的重要地位：中国经济学界的首要问题是了解国情，发现经济学研究中的问题，找到问题的结症，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这就需要我们应特别重视历史方法，从实际出发来研究问题。不容否认，计划经济时期的商业结构模式存在许多缺陷，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商业理论，离不开计划经济商业的历史背景，一味否定并不是历史辨证的观点，既然是计划经济时期商业的传承，就要定性和定量的比较相结合。既吸收历史的长处，又展望未来。我国公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经历了计划经济、转型经济、市场经济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时期的商业，从总体上说，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转型时期表现出来的企业小型化、极度竞争等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补课”，是迈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反映。是对计划经济流通模式的第一次否定，是极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建立以后，商业的竞争必然走向商业的垄断则是第二次否定。经过否定之否定，是计划经济时期流通模式的扬弃。计划经济时期的大流通观点，经过所有制改造以后拓展为国际市场商品流通之势。
科学抽象法
揭示社会经济现象的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需要进行科学的抽象而提炼反映经济现象本质的经济范畴。马克思资本论中，大量采用了抽象方法。马克思通过对商品、价值、劳动二重性、资本等经济范畴的抽象，揭示了商品交换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与此相对应，通过商业劳动的分析，揭示商品的流通价值，是商业活劳动创造的，正是商业价值规律的总结。从而反映商业的目的并不是执行产业资本的商品形态向货币形态转化的职能，商业资本不但是社会独立的资本，而且遵循自身的运行规律。过去人们思想认识上的误区，总是认为商业利润来源于商业投机，不能正确对待商业劳动价值的地位，这主要来源于“双轨制”的负面影响以及短缺经济的特定历史条件，私营个体户在短期内“掘得了第一桶金”。这种历史暂时的现象只是表象。商业微利时代的特点是市场价格回归价值。因此，商业资本的运动规律，要围绕商业劳动价值展开，从而进一步揭示商业微利时代的本质特征。
宏观调控是认识与运用经济规律的生动实践
面对近年房价疯涨和房地产投资过热,中央及时调控,采取“管严土地,看紧信贷”等宏观调控措施。*年又出台一系列旨在稳定价格的调控政策,有效抑制了房价涨幅,今年全国房价平稳,房价涨幅逐季回落,一季度上涨幅度是12.5%,二季度涨幅是10.1%,而一到三季度涨幅是8.8%。房地产市场正朝着遏制盲目投资、引导合理消费、稳定住房价格的预期方向发展。
房地产只是宏观调控的领域之一,中央还对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长过快、某些产业局部过热、煤电油运形成瓶颈等问题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有保有压、区别对待,使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低水平扩张势头得到抑制,煤电油运和农业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投资得到加强。
不少经济学家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成功实践,不仅使我们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增强了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本领,而且使我们得到一些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新的经验和启示:坚持把又快又好发展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坚持把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原则;坚持把着重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主要方式;坚持把推进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实现总量平衡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坚持把维护群众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制度经济学也正在取得突破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长期以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政府作为一个“理性人”,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特殊主体;另一方面,政府又是居于市场经济之上的“驾驭者”和“调控者”。该怎样确定政府的职能呢?伴随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学界形成以下共识——政府主要提供公共产品,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这类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在*年开始逐个突破。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人们越来越注重从制度的角度来深入思考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制度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市场机制固然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要素在部门间、地区间等的流动来调节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市场机制在本质上并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制度建设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在制度改革中,政府职能改革、企业改革和财税金融改革将成为三大主要方向。今后的改革将更强调总体指导和统筹协调,强调将改革的措施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微观经济学全方位开花
*年还被称为“中国股市改革年”,受人瞩目的股权分置改革终于启动,以股改为代表,政府频出新策,力促投资者对股改在总量、时间、价格等方面形成稳定预期。除此之外,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迈向真正有弹性和可浮动的汇率制度方面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些生动的改革经验正在丰富中国社会主义金融学的内容。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稳定增长平台，经济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宏观经济基本态势较好，为加快各项关键性改革提供了宽松的经济环境。在这样的有利时刻，我国关键领域的改革攻坚力度正在加大，用改革的办法克服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弊端，巩固宏观调控成果，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这些改革经验又将成为微观经济学的经典素材。
我们也看到，经济学界开始更多地研究企业、城市居民、农户等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金融学、财政学、税务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和劳动经济学等学科，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体系庞大的学科群。
经济学是一门经验性、解释性的科学，也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当代中国经济学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分析支配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经济关系、运行机制、调控机制，探寻其中的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因此正在变得丰富而有深度，中国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因此正在不断深化。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稳定增长平台，经济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宏观经济基本态势较好，为加快各项关键性改革提供了宽松的经济环境。在这样的有利时刻，我国关键领域的改革攻坚力度正在加大，用改革的办法克服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弊端，巩固宏观调控成果，增强经济
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这些改革经验又将成为微观经济学的经典素材。
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在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中一贯坚持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对一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毋庸讳言，近30年来，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在我国高校呈现出一种被逐步淡化、边缘化、萎缩以至被取消的趋势。在我国的许多高校，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课时越开越少，有些学校干脆取消这门课，只开西方经济学。有一些大学生听到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都觉得好笑，甚至一些经济界的人士都主张把西方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取代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笔者认为，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主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我国高校必须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核心必修课来开，其理由是:
1.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
由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政治经济学是其中主要组成部分，它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哲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人类已经认识了世界变化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用上述哲学的自然观去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就会发现人类社会也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中前进的。马克思的光辉巨著—《资本论》正是运用其哲学原理，以严密的逻辑、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党和国家才把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作为指导思想载人《》和《宪法》。这样看来，我国高校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核心必修课来开，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认为经济学只是为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为社会主义制度所替代服务的，而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因而经济学不管用了，要用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了的说法。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看法。实际上永远是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只能是经济理论。我们研究和考察任何经济问题都必须从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从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l1
2.西方经济理论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不行的
“西方经济学”其实不是一个科学的名称，按照时下人们约定俗成的理解，指的是西方国家各个时期的主流经济学，当前特指美国各派的经济学说及其教材。说得直白一点，眼下在美国暴发的这场危机，从本质上说是美国政府近30年来加速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金融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有一个核心思想: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相信不受干扰的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新自由主义有四大主张:主张实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国家干预的最小化。在金融问题上奉行的是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各种资产价格是对该资产所代表的各种信息的完全反映，金融市场不可能产生泡沫。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上，提倡自由贸易和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因此，一些学者把新自由主义也称为“完全不干预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获得了支配地位，当时的里根、后来的布什、克林顿、小布什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一种经济理论，当它还是以一种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存在的时候，不管其正确与否，它对社会的影响总是不大的。而一旦被决策者所接受，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时，那它对社会的影响就大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支配下，美国政府既大大减少了对市场、尤其是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废除了大萧条后制定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允许商业银行涉足证券市场等;又允许私人金融机构涉足以前只有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才能经营的业务。让金融资本拥有太多、太大的特权，甚至可以脱离物质资料而独立循环(俗称体外循环)，靠自身的流转实现“增值”(完全违背马克思关于资本只能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增值的原理)，当然只能形成泡沫经济。此次源自美国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演变成为一场战后最大的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和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实质，使我们对资本的本质以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消极功能有了充分的认识，更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提醒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不能搞市场崇拜、不能以西方的自由经济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经济建设。金融危机也使我们对资本主义西方经济理论的历史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更坚定了我们在高校开设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决心。依据西方经济理论制定的经济政策是不可能很好地规范经济活动的。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是美国，但由于美国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庄家，在经济一体化条件下，损失的钱主要是别国的(包括中国)。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损害，远不止这些。所以，为了保卫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果，为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高校必须开设政治经济学。
3.只有政治经济学才能救“市”
所谓“救市”，就是挽救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在“救市”对策选择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与凯恩斯主义的较量。结果新总统奥巴马不得不放弃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推动一个总额为8250亿美元的直接救助经济实体(指资产阶级的大垄断企业)的刺激经济计划。与此相对应，我国的“救市”是以经济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坚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我国计划用两年时间，启动一个总额为四万亿元人民币的扩大内需计划，安排一半用于改善民生。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救市”问题上的本质区别。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从总体上看，从长远处考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成功，原因是以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决定了他们的经济政策只能以西方经济理论作指导。说到底，他们是在坚持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还是坚持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之间作选择。退一步讲，即使他们的救“市”取得了暂时性的成效，也只能是治标，是治不了本的。因为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救“市”措施是在不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在维护华尔街那些“肥猫们”根本利益前提下下的赌注。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经济政策是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作指导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正如当代学者程恩富所说:“马克思认为，……从发展趋势上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现代财产公有制度比财产私有制度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更能够促进经济公平和社会公正，这一点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认知恰恰相反。”l2]说具体一点，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决定了生产目的，这就直接决定了我国政府调控经济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所以我国与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在救“市”的指导思想和效果方面是绝对不同的。“从本质上讲，我国‘救市’是通过‘救民’达到‘救市’的目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解决好民生难题，在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同时，强调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目前，我国将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文化卫生教育事业发展、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收人等工作同步推进，以解决过去在民生问题上的欠账。这些应对措施极大地解决了民生问题，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又为成功应对危机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圈这一切，提高到理性的高度来分析，不能不归结于政治经济学的功劳。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要开设西方经济学
1.政治经济学不是万能的
按照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而实际情况是作为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只是指资本主义部分，因为马克思在世时，世界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马克思当然不可能写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经济的运行机制也由原来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150多年前的马克思不可能为我们今天的经济运行勾画出一个理想的曲线图表来。就讲《资本论》这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也是对18世纪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概括。按照哲学有关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关系的原理，任何一个真理性的认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某一个特定对象的认识，只能是近似的、不完全的，因而叫作相对真理。据此，《资本论》只能是巧0年前马克思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近似的、不完全的认识，那些结论即使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巧O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突飞猛进，资本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后继者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果还用150年前现成的认识去解释和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那只能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经济学。没有一种理论是万能的，政治经济学，它不可能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具体来说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一般规律，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寻求改变这种生产关系的动力和掘墓人，阐述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回答了人类社会演化和社会变革的一般规律，但是没有回答一种社会形态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其经济运行的具体细节。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经济学，它的作用和功能也不是回答这些问题的。150多年来，它起到鼓动人民起来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今天仍然是我们制定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公有制决定了我们的一切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必须从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政治经济学的职能定位，也说明它不是万能的。
2.发展和繁荣中国经济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
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计划经济的失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也无可否认地说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虽然二者建立在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之上，国情也不尽相同，但从市场经济这一点看是相同的，都搞商品经济，都是社会化大生产，都要提高经济效率，因而在对经济现象的描述、经济机制的设计等理论体系方面应该有许多共性。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很成熟了，因为它有300多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其设计并被实践证明了是比较成功的运行机制，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虽然自己也可以从头开始摸索，但要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当然应该选择研究和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和成果。这一点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就认真吸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思想成果，为我们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改革开放犯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西方经济学在帮助我们设计市场机制、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建立税收制度、打破行业垄断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形成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当前，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在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如果我们拒绝西方经济理论的借鉴作用，那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在国际贸易中赢得自己应得的经济利益。一句话，那就是放弃改革开放，坚持闭关自守，最后自取灭亡。要消灭私有制，必须先保留私有制;要实现世界大同，必须先承认多元化格局的存在;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先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没有诞生之前，牛顿的力学三定律被人们确认为经典力学，而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问世之后，牛顿力学三定律所描述的则只是物体在作低于光速运动时的一种特殊情况(牛顿力学只不过是物体在低速运动下很好的近似规律)。但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看到物体的运动，通常是在低于光速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牛顿力学三定律仍然被现实世界的人们界定为经典。同理，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在世界没有实现大同之前，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里存在并为之服务的，而且会被那个社会形态确认为有意义的理论。即使将来实现了世界大同，我们也不可否认存在于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理论相对于那个社会形态的正确性，因为根据哲学原理，无数相对真理的涓涓细流，才能汇成绝对真理的大海，相对真理也是真理(任何一个相对真理都是对某个特定对象近视的、不完全的、相对正确的反映)。综上所述，无论从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的角度，还是从创立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角度，我国大学的经济类专业，必须开设好西方经济学这门课。
三、开好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教学中要处理好两门课的关系，摆正好两门课的位置
不管在教学人数还是在教学课时及教学内容的安排方面如何处置，两门课的关系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是主流，西方经济学是参考、是借鉴。政治经济学以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物质生产条件出发，客观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只有政治经济学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最完整、最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须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当然我们讲坚持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是就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必须占据指导地位而言的。这里所讲的“指导”，是指对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评价应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不是说要用政治经济学去代替西方经济学。老师在教学中必须既要求学生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又不局限于要求学生坚持某一个具体的观点或结论，主要是要求学生坚持的立场和方法，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指导新的实践。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问题上，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陈岱孙教授有一些中肯的论述，这里引用两段以表明笔者的观点:“作为一个整个理论体系，现代西方经济学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制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但不等于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利用的地方，……当然，相反的，由于某些方面有可借鉴利用之处，便盲目地全盘接受，或者食洋不化，对于给纵然有用的技术手段采取生搬硬套的办法更是有害的”;ls]“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要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对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le]。
2.有关教学内容方面应注意的地方
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内容广泛而松散的名词，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可以理解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者对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市场运行方式所作的理论概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经济学就是当代西方的市场经济学。其基本理论包括三部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现在本科使用的由教育部高教司组编、高鸿业任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它坚持了用经济理论为指导，坚持洋为中用，并且每章都加了评议，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而政治经济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本既理论联系实际，又与时俱进的教材。目前，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西方经济学双重性质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既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面，因为它的阶级性、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造成的局限性，又因为它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因而又有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我们在社会主义大学课堂里同时开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有双重意义:其一是通过比较可以坚定对经济理论的信念;其二是通过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的成分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从笔者了解的一些高校的情况看，两门课的权重比例有不合理(无论从课程种类、课时时数看，还是从学分看都这样)的地方;教学内容是政治经济学太单薄，西方经济学太厚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只讲教学内容，不加评议的情况，更严重的是讲西方经济学时只注重讲它的实用性，忽视了它的阶级性和局限性。比方说微观经济学中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宏观经济学中把工会视为垄断势力并把它视为工资—物价居高不下、形成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等，这些东西我们不但不能接受，而且要用的观点进行评议和批判。为此，笔者觉得，要适当压缩本、专科学生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特别是微观经济学部分的教学内容。对本、专科学生应侧重多介绍一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等基础知识，并注意用进行评议(每章课后的评议一定要讲)，而且要配套开设《经济数学》这门课程。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1940年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经济学”这个术语，并根据这一思想写出了《中国经济原论》(后修订本改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应当说，无论是从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初衷，还是从《中国经济原论》的思想，或是从经济学本身的学科性质来看，探讨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国经济学”，都具有特定的固有涵义。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开展相关讨论以来的有关文献看，关于“中国经济学”有两种对立的看法，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为“少数派”；主张建立“中国经济学”的是“多数派”。赞成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多数派”，相同点是都主张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出发进行基本理论的创新，实现经济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不同点是对“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理解，有“窄派”和“宽派”两种观点。以刘诗白、洪银兴为代表的“窄派”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以于光远、谷书堂为代表的“宽派”则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所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中国现阶段，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究竟有没有以及需不需要“中国经济学”呢?
事物具有个性。每个国家的经济问题，都具有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差异性。“任何一个社会，它的自然条件，从而它的历史条件，不能与其他社会恰好一致。”但并不是存在差异就需要建立国别经济学。王亚南认为，发达的法国、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经济发展有一定特殊性，也有在理论上总结的必要，“但从整个经济学的世界性一般性上讲，它们却格外显得破碎支离，从而，把它们在对英国经济理论的对立意义上，冠以国别的，或有‘德国的’，‘奥国的’，‘美国的’形容词，那不但对其现实的一般妥当性，无何等益助，且反而表现那都不过是资本制经济在它各发展阶段，在个别国家特殊条件下的有局限性的意见而已。”王亚南进一步指出，只有一国的经济形态在质上具有特殊的规定性，只研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难以深入地把握问题的实质时，国别的经济研究才能形成独立的经济学。
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任何国家市场经济建设的条件、过程、目的等，在本质上都是不同的。特殊性之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历史文化、自然环境、资源状况等客观情况，与其它国家有根本性的区别；特殊性之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既要破除计划经济又要建立市场经济，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性之三，虽然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也已有10余年，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相当低，发展也极不平衡；特殊性之四，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是公有制占主导的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利益分配方式、宏观调控方式等，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都是特质的。
因此，中国目前需要且应当建立“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其例解，其引证，尽可能把中国经济实况作为材料”，“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会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中国经济学”。经济学界“少数派”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是不准确的和缺乏根据的。
那么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的科学发展观是什么呢?
事物又有共性。“中国经济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经济学。王亚南指出：“经济学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科学。科学上研究的诸般法则，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经济学中的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乃是从现代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中发现出来，无论哪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确立起来，它就必然会有那种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等在其中发生作用，而由这诸般法则综合起来构成的经济学，也就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说明书’。”因而“经济学在当作科学的限内，不允许带上‘国别’的帽子，来破坏它的一般性。正犹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不允许带上英国，美国，法国或德国的帽子一样。”
事实上，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抽象意义上说，商品的内在矛盾和企业的性质是相同的，商品经济规律也是相同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只能是一套而不能是多套。即使是生产关系，本质上说也都是经济利益关系，同样有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作为研究生产一般和生产关系一般的科学，不论在哪个国家、在什么背景下研究，基本的原理和结论都应当是相同的或相近的，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属于全人类，各国都能相互理解和交流，都能共同探讨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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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强调指出：“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尽管只有一个，而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却都是不一样。”只是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才没有使用“中国经济学”的名称的《中国经济原论》户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实践和真实写照。中国今天要建立的“中国经济学”，也是运用世界性的经济学一般原理，包括应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来研究中国特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
这种特定的“中国经济学”，具有固有的明确涵义。“中国经济学”需要有理论经济学的内容作基础，但根本任务不是理论经济学创新，而是应用理论经济学来分析特定经济问题，“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来考察中国经济，并在整个中国经济中来分析各部门或各种形态的经济。”研究的主体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的范围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全过程，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过渡时期的特质经济问题，研究的目的是总结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因此，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并不是在基本经济理论创新使经济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基础上，“窄派”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或“宽派”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所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正确理解和定位“中国经济学”，树立“中国经济学”的科学发展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不利于科学地研究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特殊规律，也不利于通过有关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还不利于中国政府制定切合实际的宏观经济政策。
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先进行基本经济理论创新使经济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然后再建立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然后再来建立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总体，既不利于理论经济学的创新，也不利于中国特定经济问题的研究。
经济学讲分工，研究经济理论也需要分工。把特定的“中国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创新混同一起，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容易导致主题不明确，影响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则易于限制视野，阻碍基本经济理论的创新。
中国的特定经济问题中，也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因此在进行“中国经济学”研究时，可能会引发理论经济学的创新，并且这一创新还可能用来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但这一创新本身不属于“中国经济学”的范畴。从中国现实市场经济问题出发，进行理论经济学创新，与从中国特定的经济问题出发，进行“中国经济学”研究，根本的区别在于视角和目的的不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和目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理论经济学则是一般性的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
特定的“中国经济学”，虽然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目的都是明确的，但研究的基础包括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总结成熟市场经济的可供借鉴的西方经济学，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如何运用两大理论体系和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来建立“中国经济学”，需要从多层面、多角度不断地进行探索和总结。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中国经济学”的不同流派，这是“中国经济学”走向成功的标志。同时，以中国市场经济问题为基准，站在总结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高度，创造具有世界性的经济学，并形成不同的流派，这是中国理论经济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区分“中国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有利于中国经济理论界正确对待不同性质的经济学，一方面集中力量研究“中国经济学”，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为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和振兴中华服务；另一方面集中力量研究理论经济学，使经济学走向世界，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世界经济学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与文献：
[1]王亚南文集：第1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
[2]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王亚南文集：第3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
[3]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147．
[4]于光远．《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序[J]．经济学问题探索，1997，(9)．
[5]谷书堂．再谈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J]．经济经纬，1999，(1)．
[6]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J]．经济学家，1997，(1)．
[7]谷书堂，顾颉．理论创新与中国经济学之发展[J].经济评论，1998，(2)．
[8]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N]，南方周末，1997—10—10．
关键词:循环经济;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
作者简介:刘亮(1983-),女,吉林四平人,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中图分类号:F01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1-0046-03
一、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循环经济的思想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循环经济思想由环保界引入我国,自此我国学者开始研究循环经济的相关理论及实践。由于国内学者的认知和阐述角度不同,循环经济在国内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认为,“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1]这一定义是迄今为止最接近循环经济本质、最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概念。
循环经济的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追求“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资源化(resources)”的3R原则。“减量化”原则属于输入端方法,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从源头节约资源使用和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再利用”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要求产品和包装容器以初始形式多次使用,减少一次用品的污染。“资源化”原则属于输出端方法,要求物品完成使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再生资源。这三个原则的重要性不是并列的。3R原则的优先顺序是: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只有减量化原则才具有循环经济第一法则的意义。
我国是世界公认的循环经济开展最好的发展中国家。自中央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来,循环经济在全国迅速展开。从1997年到2007年2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共命名67个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和5个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区。1999年,上海市政府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上海行动计划》,第一个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制定了重点领域的行动方案,并逐步付诸实施。2001年以来,国家环保总局在一些省、市开展了循环经济试点工作。
二、我国开展循环经济必须解决的问题
发展循环经济是人类社会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条件下,解决经济、社会高度发展与资源紧张和环境危机的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的经济发展走的是赶超式的工业化道路,与之相应的是资源环境危机的提前来临。因此,在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就要针对具体国情,切实解决好以下问题,为走中国特色循环经济之路做好理论储备。
(一)循环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
循环经济学是对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在某些领域是对古典经济学的突破。
首先,古典经济学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自然资本看作是经济运行的外生变量,被排斥在经济分析过程之外,导致古典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相脱节。它们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财富的增加,经济的发展与资源被耗竭性利用及生态环境加剧恶化相伴而生呢?艾尔斯无不嘲讽的指出,“看不见的手”没有绿拇指。[2]60年代循环经济理论应运而生,它将自然资本转变为经济运行的内生变量,运用生态学原理改变传统线形物质流动模式,实现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和绿色化。循环经济理论认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因素本身,而且取决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容量等因素。可见,在循环经济理论中,健全的生态条件和优良的环境质量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必要组成部分,是经济运行的内生变量。将自然资源纳入到生产力要素,扩大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同时,循环经济理论也解开了困扰古典经济学的谜团:为何社会财富的增加,经济的发展与资源被耗竭性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恶化相伴而生。
其次,古典经济学以自然资源的无限供给为假设前提。它认为,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够满足经济增长的无限需求。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对自然资本的需求越来越大,整个世界由“空的世界”变成“满的世界”,[3]资源和环境也相应的从供给充裕发展到开发能力的稀缺,进而发展到潜在供给危机。古典经济学中原有的无限供给前提便不存在了,其缺陷也就随之显现出来。
第三,古典经济理论对循环经济发展的阻碍。(1)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不正确的消费观。古典经济学认为,由于福利函数无法具体计算和衡量,我们便用收入的多寡来代替――福利是收入的增函数;由于效用函数无法具体计算和衡量,我们便用占有商品的多寡来代替――占有的商品越多,代表其效用水平越高。因此,为了追求福利最大化,人们便去创造更多的收入;为了追求效用最大化,人们便去占有更多的商品。而且,个人的福利及效用状况是与其他人的状况相对比而言的。长此以往,便形成一个“消费――攀比――浪费――挥霍”恶性消费链条。而循环经济认为,要提倡节约消费、适当消费、绿色消费。(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误导。1995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对收入差异的研究中提出一个假设:人均收入的差异随着经济的增长先逐渐加大,随后这种差距逐渐缩小。在二维平面空间,若以收入差异为纵坐标,以人均收入为横坐标,则两者之间呈现出被称为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分布。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在一国或地区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过程中,环境质量存在先恶化后改善的“U”型过程。当人均GDP达到5000-10000美元时,才能出现转折点。[4]当前中国各地区人均GDP均低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5]根据库兹涅茨曲线,目前中国应以经济发展为主,走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路线。当经济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环境质量必定会自然的得到改善。但是,这一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定条件之上的,没有与现实世界紧密结合起来。我国工业化开展较发达国家要晚,如果仍然采取发达国家工业化阶段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环境路线,那么,现有的资源环境容量是难以维持的,经济发展也是难以为继的。发展循环经济,不仅要以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更要结合目前的经济现实,理论联系实际,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循环经济,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道路。
(二)市场经济与循环经济的关系
目前,我国的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发展循环经济,就要遵循市场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与循环经济的关系。两者既存在同一性,又存在矛盾性。只有正确理解和把握两者的关系问题,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循环经济的顺利进行。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手段,以市场机制作为调节经济的运行方式。在市场经济中,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的处于市场关系中,所有的劳动产品和生产要素都通过市场机制加以配置。循环经济是在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在有些领域是无效的,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市场失灵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外部性,即当市场交易的额外成本和额外收益没有被完全包括到企业价格中时,外部性就会产生,这意味着市场交易不能准确的反映成本与收益。在循环经济理念下,市场行为主体遵循“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这促使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努力将其外部成本内部化。同时,根据“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促使企业将其外部收益内部化。市场失灵的另一个表现是公共物品。传统古典经济学将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作为经济运行的外部因素,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理性人”都在追求免费使用它们,为自己创造最大最多的收益,结果酿成了“公有地悲剧”。循环经济理念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使用是有价值的,并且它们的价值被列入到企业的生产成本,进入经济核算体系,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进行配置,最终实现生态文明下的经济发展,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多赢。
(三)循环经济下政府行为和市场
循环经济是在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等市场失灵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就给政府介入经济运行提供了动力和依据。同时,市场失灵也给政府干预提供了机会和必要条件。有效的政府行为包括政府的职能和行为,两者有机联系。政府职能是政府作为管理主体对社会经济活动施加的影响和进行控制所发挥的作用与功能。而政府行为是一种过程,是政府职能的具体运作,一般界定为政府依据法律对社会经济活动所采取的对策性管理行为。循环经济作为新生事物,要在我国迅速开展起来,需要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有效的制度安排来推动,尤其是在循环经济运行之初,这种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循环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的对象及范围一般是有选择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政府的作用并不能完全代替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事实证明,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方式。[6]政府行为只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辅助和补充。因此,即使在循环经济下,市场机制和政府行为也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受政府调控的。[7]现实中的市场机制是制度力量和经济规律的复合体。[8]政府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对市场进行干预,市场遵循经济规律,在制度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发展循环经济,要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正确把握政府行为的内容与规范,同时结合市场机制与市场规律的作用,才能把循环经济较快较好地开展起来。
(四)循环经济的短期成本和长期得益
循环经济说到底是一种经济运行模式,必须在市场经济制度下运行。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动力。但是,循环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涉及自然、经济、社会的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是一个渐进过程,需要解决链接技术、设备、体制、机制、法制、政策、投入、管理等一系列问题,这会在很多方面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就清洁生产来说,在清洁生产没有全面推广和成为硬性要求的前提下,企业进行清洁生产需要投入大量的环保设备,采购清洁原材料,使用清洁能源,这比同行没有采取清洁生产的企业背上了更多的负担,其生产成本也会高于同类产品的社会平均成本,从而偏离了“最低成本”的生产原则,导致循环经济的“不经济”。这样,就存在循环经济的短期成本和长期得益的矛盾。投资开展循环经济短期内见效慢、成本投入大、风险高,很多企业不愿加大对循环经济的投资力度。长期来看,这对整个社会来讲是得不偿失的,其经济社会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但如果开展循环经济一味地依赖政府的政策推动,忽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循环经济的可行性也是值得商榷的,其循环经济的命运必将是短暂和难以持久的。因此,开展循环经济必须解决好短期成本和长期得益的利害关系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遵循经济规律。只有使循环经济在短期内真正的有利可图,这样的循环经济才能够持久的、顺利的循环下去,为整个社会和人民造福。
(五)循环经济中的伦理问题
从国内循环经济理论的发展现状来看,对循环经济的概念表述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定义循环经济,将循环经济的本质规定为尽可能的少用和循环利用资源;第二种观点,从生产的技术范式角度定义循环经济,认为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第三种观点,认为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可见,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线形经济模式的一次深刻的范式革命,是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循环经济摒弃了“人定胜天”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事实证明,人类不能够主宰世界,只能在自然规律下发展和生活。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在生态经济伦理体系和市场经济伦理之间建立起一套新的循环经济伦理体系,这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道德基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环境资源国际或全球共享的时代,如果不能友好地解决环境资源所有者、生产者、消费者之间以及社会各部门、各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都将不可能真正全面实施循环经济。因此,在我国要实现循环经济,就必须确立循环经济的伦理观,需要对以上循环经济关系问题进行逐一突破,最终形成统一的循环经济伦理观,以推动循环经济的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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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坚信，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虽有联系，但它们二者之间有着质的区别:
市场经济反映的是社会的经济本质，它与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而商品经济则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它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经济时代，如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商品经济，它可以存在于截然不同的经济制度下，如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如此等等。后来，随着观念的转变和认识的深化，人们逐渐放弃了传统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并不反映社会的本质属性，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同样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而且认识到，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不同，它是国际通用的经济学术语。但是，在观念更新的同时，人们又苦苦地追寻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某种区别，苦苦追寻着崭新的市场经济理论与传统经济理论的某种联系，他们引经据典，留恋着自己过去的某些研究成果。他们在原有理论的基础__七，提出了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只有到了商品经济高度发达，高度社会化时才成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是经济运行的内容，而后者则是经济运行形式，即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等等。我们的观点是:
第一，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这里交换的客体是各种各样的商品，交换的目的或者是为了使用价值以满换主体的某一方面的需要，或者是为了价值形式本身，即增加了的价值额。在货币产生以后，货币代表着商品价值，一般等价物，除了在极端落后和封闭的地区进行物物交换(W一W)以外，任何交换都是货币为媒介的交换(W一G一W);更重要的是，任何交换都是在市场上进行的。因为，市场不单纯是商品交换的场所这一空间概念，市场也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是联结商品的买者和卖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场来解决，等等，这些都需要由宏观经济管理来进行矫正云(l)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制定严格的市场竞争规则，这是市场机制得以正常运行的基本经济前提;(2)政府着力于解决外部不经济间题，迫使市场参与主体在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同时也照顾到社会利益;(3)确定社会发展广目标，使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同时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有效地运用财政、税收、利率、信贷等经济杠杆调节市场经济活动;(4)搞好国防建设、塞础教育、生态平衡等，以保证社会稳定，环境优化，以及全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实现社会公平和收入均等化，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制度。
第二，宏观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以及再生产各环节经常保持平衡，而单纯地依靠市场的作用是无法做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也要求加强宏观管理，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成分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它在现阶段主要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这里的“国家”，实际上指的是政府(包括各级地方政府)，这样国家所有制实际上就变成了政府所有制.由此，这时的政府就具有了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它是经济调控和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另一方面，它又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这就决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不只是浮在经济活动的表面，它已经深入到经济活动的内部。‘这种管理在促使整个经济协调运行的同时，也要维护生产资料公有产权，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三、深化改革是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前提和保障
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取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改革伊始，我们虽然未明确提出这一目标，但实际上也是在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改革一开始，我们便放开部分计划管制的，范围，使一部分商品进入市场自由交换和自由定价，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纵观14年改革，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管那时我们承认市场经济与否，但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逐步缩小计划调节的范围，从而扩大市场交换的范围，使市场机制更加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但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确立一种崭新的经济体制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才能形成。这样现阶段就正处在新旧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运行的特征是新旧两种体制同时并存，一方面是日渐消亡的旧体制，另一方面则是富有旺盛生命力的市场经济新体制。两种经济体制的同时并存和起作用，使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关系变得更加纷繁复杂.由于旧的集中命令型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它还在不断地渗透到市场经济活动和各种市场关系中，再加上向市场经济过渡所需要的一些基础保障设施不健全，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种种矛盾和摩擦，诸如通货膨涨严重、经济秩序紊乱、权力与货币交换等现象，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重大抉择之一。
第一，首先应当明确各种间题的存在决不是搞市场经济造成的.当前各种向题的存在，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是由于旧体制运行的惯性，使现实经济运行往往偏离正常的轨道。如在旧体制中，政府对于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控制，后来，通过简政放权和缩减指令性计划，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权限大大缩小，这时政府对于经济活动主要施以指导性计划调节。但是，由于指导性计划涵义不清，而且缺乏具体实施办法，在实际执行中，“指导”变成了各级政府部门干预市赞场经营的借口。由于政府(人格化为各级政府官员)的某些行为不规范，在经济调节中出现随意性，用不负责任的长官意志代替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由此看来，旧体制虽然打破了，但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新体制还很脆弱，旧体制的惯性，旧的习惯势力随时都威胁甚至绞杀着新体制;其二，在新体制形成的过程中没有形成各种配套机制和各种保障措施，致使市场机制难以正常运轨。市场机制本身是一种“残酷”的机制，它优胜劣汰，通过保证最有效率的生产者来保证社权会经济活动，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就不能把我国经济的主体国有大中型企业推向市场参与竟争。而我国目前之所以出现各种社会经济病症，其深刻原因就在于各种措施不配套导致市场法则无法贯彻。由此可见，由于市场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规则，那么，各种利益，各种势力的碰撞和摩擦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既然存在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症结在于两种体制和两种规则同时起作用，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只能是迅速地实现单一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规则。在这里，如果实行体制复归，恢复到以前的集中计划型体制，那是没有出路的，这样，我们就只有向前走，就是彻底地变旧体制为新体制，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促使旧体制迅速死亡，并使之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从而过渡到单一的市场经济新体制中。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有四大支柱:(l)自主的企业制度，彻底割断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2)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3)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包括科学的调控体系和灵活的调控手段;(4)开放的经济联系方式，发展统一的国内市场，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扩大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
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关键问题，一是彻底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理顺产权关系，划清产权界限;二是培育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商品市场，理顺价格关系，三是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加快政府职能转换。
第四、思想障碍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深层障碍
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经济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制度。但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还是一种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独特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它有共同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它要求人们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树立一种崭新的哲学观念。
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只有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才能繁荣富强，中国的经济也才能有活力.这一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故此，经济界才放开胆子大搞市场经济，理论界才放开胆子大谈市场经济。但这决不意味着，人们在一夜之间就放弃他们格守多年的信条而改信市场经济。事实上，由于习惯势力的作祟，有相当多的人虽然公开不反对搞市场经济;但是，他们带着有色眼镜，用传统的不合时宜的观点来衡量市场经济现象，用嫉妒和猜疑的眼光打量着周围所发生的事情，这是阻碍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股逆流。它大体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在经济活动的执行管理部门中有一部分人，传统的经济理论对他们影响至深，他们习惯于计划经济下的某些做法，包括下达指示、命令、规定硬性任务等等，并对此驾轻就熟，因而在废除旧体制和建立新体制的过程中，他们仍然沿用行政的办法来管理经济。试分析一下近年来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白条”现象吧。迄今，人们在分析“白条”现象时，都认为，“白条”的产生系由于收购副产品时资金短缺以及国家当年拨付的农副产品收购资金被一些久嘴挪用、挤占所致。然而，我们却认为，“白条”的产生有两个探层背景:其一，是忽视市场经济规律所致。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下，交换的双方都必须承认并尊重对方的所有权，按等价的原则进行交换，而打“白条”正是对于广大农民的产品所有权进而是对其财产所有权的蔑视和对市场经济原则的践踏。其二，在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着“官贵民贱”的封建遗毒，因而在与农民交换中，不以平等(经济上和政治上)作为双方交换的基础，而是在交换中渗进许多超经济的因素。这样，“白条”的产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所以，要消灭“白条”，除了要剔除一系列制度和体制上积弊，实现制度和体制上的创新以外，还要使市场经济的平等原则、所有权制度深入人心。
第二种情况，在经济学界，有相当多的人长期以来学习和接受传统的经济理论，而对新的市场经济形势，他们无所适从，无力或者从情感上不愿意吸收当今经济发展的新成果和放弃自己的陈旧理论，不愿意承认自己所学的知识过时了。制度主义大师加尔布雷恩教授有一段绝妙的分析:经济学家们之所以不愿意放弃陈旧的理论，这是因为知识分子之拥有知识恰如手工业者之拥有技巧和企业家拥有机器一样，他们都以此为凭借，都怕它过时。但手工业者的技巧和企业家的机器都是有形的和客观的，而知识分子的知识是看不见的和摸不着的，所以，他们更容易否认自己所学知识的过时。正因为这样，许多以传统经济理论所著名的经济学工作者面对新形势愤世嫉俗，怀古伤今，经常自觉不自觉地贬斥和低毁市场经济，把许多社会不良现象统统归罪于市场经济，而这部分人本身又是很有影响力的。
所以，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必须彻底地更新我们的观念，最最重要的是用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价值观念去培养适合于市场经济需要的一代新人，这是市场经济最终确立并且深入人心的关键一步。
[关键词] “经济人”假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对人经济行为的基本核心假设，被视为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根基所在。经济人假设赋予了作为经济主体人的如下基本涵义: 第一， 经济人是自私自利的;第二， 经济人只在乎经济利益或者说物质利益;第三，经济人是理性的。
在我国，“经济人”假设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关于人的行为动力的理论基础，而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缺乏这种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经济人”假设与社会主义道德标准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本文梳理了关于“经济人”假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适用性的四种观点。在创建适合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的背景下，梳理和评价我国理论界针对“经济人”问题的研究成果，探索进一步研究的趋向，对于理论创新和发展而言都有着积极意义。
一、第一种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没有“经济人”的位置
这种观点以理论中对人的本质分析为出发点，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批判。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经济人”假设把“利己”绝对化、永恒化和一般化，并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的本质，也不能说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更替。“经济人”假设的主题是个人主义的，与集体主义思想格格不入，如果承认并接受它，将会意味着放弃集体主义，将导致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变形。
“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也是批判的重点。“经济人”分析具有的合理性是针对单个经济主体和市场竞争机制来说的，只局限于微观经济领域和市场机制，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人”行为只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不能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导向。并且，“经济人”假设具有在理论上片面、不合理，在结果上不能出现公平社会，并且导致外部性等问题等重大缺陷，因此在我国的发展中，应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经济人假设理论。
在所掌握的文章材料中,我们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反对“经济人”假设应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多是哲学和社会学学者，因而对这一假设的批判大多始于意识形态，也终于意识形态。即使有经济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展开论述，也仅仅停留在评述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的片面性上，缺少对两种经济体制下人的行为动力机制差异的深入探究。
二、第二种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沿用“经济人”假设
这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认为“经济人”假设既不是对人性的一种断言，也不是对人的一种伦理期望，而是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基本界定，这种假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人的趋利动机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原动力，只有承认“经济人”性质并有效地激发和规范人(组织)的趋利行为，才能建立起高效率的市场制度。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经济人”假设符合现阶段我国所有行为主体统计特征，可作为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行为分析基础。而且，在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国有企业还要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使之成为制定一系列制度的基本前提。
从意识形态来说，“经济人”假设与社会主义伦理基础也没有根本性冲突，相反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应具备的伦理价值观念有着相当的一致性，有助于我国的经济研究从阶级层面转向个人层面，并解决传统文化中的泛道德主义。
认为“经济人”假设可以沿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观点大都抛开了意识形态之争，着眼于现实的经济意义。结合了当前的时代背景，抽象出市场经济这个重要因素，认为“经济人”假设符合了时代需要。
三、第三种观点:“经济人”假设经过修正，仍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济人”假设的基本内核仍然是合理的，只要克服这个概念的某些缺陷，并对其做出必要的补充，就可供中国经济学借鉴。我们并不能否定原有“经济人”假设合理性的一面，但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经济学这一假设的全部内容，在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时要持批判创新的态度。
“经济人”假设具有历史客观性，利己属性是市场经济条件人的一个基本权利，但是假设又忽视了现实中的人，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制度前提，看不到社会矛盾、冲突的一面。因此，无限理性的“经济人”应该让位于“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抽象的“经济人”必须代之以现实的社会人。
从主体范围来说，“经济人”可以等同于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运行主体，但并不是一切都要以经济人作为社会生活的衡量指标。如果进一步明确，我国目前社会中自然人属于“经济人”范畴，以营利为目标的企业也可视为“经济人”，但公有制企业与集体制企业除外。
从掌握的文献数量来看，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是最多的。在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和发展，是一条最为便捷和可操作的路。但是这种调整和发展在加强了假设的解释力的同时，也使概念向宽泛和模糊的方向发展，从而失去可操作性。
四、第四种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自己的“新经济人”假设
如何用科学的和逻辑严密的包含集体主义思想的“新经济人”命题代替现在包含个人主义思想的“经济人”命题，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分析大厦的一项重要使命。很多学者做出了孜孜不倦的努力。其中，最为著名完整的观点当数以程恩富为代表的海派经济学派提出的“新经济人”论。其“新经济人”假说包含三个基本命题:第一，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第二，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第三，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
另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公有人”设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的种种内在矛盾决定了新时期的“经济人”不仅应具有法制观念，还应具有道德情操。因此要引导“经济人”走向更高的形态的“公有人”。
黄福宁提出了泛经济人假设。经济人的目标不是简单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是经济利益及由此带来的效用享受和心理效用之间的均衡考虑的最大化。其效用的变量包括经济利益的获得，道德、伦理等约束下的心理效用，个人的习惯依赖等八个变量。
另外的一些观点还有：“自由人”――在社会三大形态的依次更替和展开中呈现出自己的自由本性的人，是对现代化的产物“经济人”和“道德人”的扬弃。“经济人―文化人”――重视经济人的道德性。“科学经济人”――包含利他人、非理性人、社会人、道德人、生态人五大因素。“知识人”――以“知识人”假设为基本硬核，重构我国经济学研究范式。“异质性有限理性经济人”――对我国目前的分配理论尤为适用。
重建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人”假设是一项系统复杂的浩大工程。从引用的文献来看，不难发现很多的新观点实际上脱胎于西方“经济人”假设，只是在扬弃的基础上做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从方法论角度看，创设新经济人假设的一条可行之路是脱离预设前提，充分重视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以此为基点透视社会秩序的形成以及此秩序下表现出来的人性特征。
五、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价
毋庸讳言，我国理论界对于“经济人”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体现出对理论的创新和现实的关注。但是，对问题的探索仍需深化:
首先，系统研究较为缺乏。上述四种观点的分歧在表面上看是源于对“经济人”理解的差异，实质上却是源于经济问题本身的复杂特征。这种复杂特征体现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既具有相对稳定性，又具有动态演化性。随着改革的不断调整和深入，对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认识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应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人”假设，还处于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中，但目前的研究中尚未能体现出这一点。
其次，没有建立完整的行为动力研究系统。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这一观念过于宽泛，缺乏可操作性。人的行为动力机制包括三个方面:个人的行为模式是什么？对这种行为模式作怎样的价值判断？个人具有多大的认识能力和行为能力？我们的研究都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但对社会主义与西方市场经济中人的行为动力机制到底有何本质上的不同，还没有很清楚的认识。
关键词：数学统计方法；经济学；现代企业
数学这门理论性学科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它作为一种应用性工具被广泛的运用于工程学、机械学、经济学等众多领域。通过在经济学中的大量实践应用可知，经济问题的中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都可以运用数学方法来进行统计。对于现代企业来讲，任何一项运行决策的制定、实施、评价都离要使用数学统计方法对决策的经济效益中的各项指标进行评估，例如企业生产过程中所涉及到原材料的使用，产品销售过程中的价格控制，经济效益评估时的利润计算等。当代经济学家认为，经济领域一些现实的问题的解决，都要通过先将经济学中的变量提取出来，从而建立经济模型，再通过数学方法进行统计与运算，结合经济原则和理论，对决策进行预测与评估。
一、数学统计方法应用于现代经济中的意义
数学统计方法应用于经济学中，尤其是应用于现代企业的各项经济指标预测与评估中，对企业的决策的成功与失败，决策的调整与改革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将数学统计方法应用于经济学中，有着很强烈的现实意义。
1.经济学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数学统计方法的运用
经济学问题的分析与解决需要精确、客观、科学，而数学统计方法的最重要特点就在于它分析过程的严谨精密，分析结果的清晰准确。数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学领域中，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经济学中代数式的应用，时至今日，数学与经济学相结合，衍生出了数理经济学、经济计量学以及产权经济学等数门专业化理论，经济学中的数学统计方法已经无处不在。将数学方法运用于经济问题的解决中，一般要经历“经济—数学——经济”的模式，既从需要解决的现实经济问题入手，建立数学模型进行，运用数学方法对数学模型进行分析，求得数学结果，再结合经济理论与经济学原理对结果进行评估，得出结论，用于指导经济活动的进行。
2.现代企业经济决策的制定离不开数学统计方法
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大量运用，使人们对经济活动评估的要求由定性分析发展到定量分析，特别在现代企业在制定决策时，它们都希望通过数学方法来精确的分析决策对企业发展产生的意义。数学方法在现代企业经济决策中的运用，是为了提高经济决策的可靠性与科学性，避免企业财力、物力的损失，通过数学方法对决策执行后的结果进行预测，使企业的发展处于自身可以控制的情况下。一个简单的数学方法就可以将经济决策中的各项因子之间的关系简单的明了的表现出来，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也能一目了然，经济决策的制定是否可靠的结论就可以得出。
3.数学统计方法是经济理论分析最重要工具之一
数学统计方法是经济学理论分析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从最早的代数运用，再到数理经济学中，各种深奥的数学问题中的大量的运用的运用，现代统计经济学中，繁杂数据的中指标的得出，再代现代数学与现代经济理论相结合，产生的特有的专门运用数学方法来解释经济现象的理论，近年来，人们开始大量尝试将数学方法应有于经济关系与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分析上，既进行质的判定，又进行量的确定。可以看出，经济学已经不能脱离数学方法而单独存在，没有了数学方法的运用，经济学问题的解决就没有了渠道与途径。
4.数学统计方法提高了经济理论的适用性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经济事物也是如此。对于经济事物的分析也分为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两种类型，量变引起质变，而质变又会影响量变，因此，经济事物中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在不同的情况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数学统计方法可以通过数量关系来表述各个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得出分析报告，结合经济理论来指导经济活动，提高了经济理论的适用性。同样，数学统计方法的逻辑严谨性与运算精密性能保证经济学结论的科学性与正确性，经济变量的数量关系为经济决策的制定可以参考的依据。
二、数学统计方法在经济学中应用存在问题
数学统计方法在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突显，从1969的到2000年期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40多位经济学家中，有34位是运用了数学统计方法解决了重要的经济学问题。近些年，随着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推进和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很多现代企业越来越重视经济决策的制定与经济问题的分析、解决，越来越多的数学统计方法被应用于现代企业的经济相关问题研究上。经济学家也不再将将数学方法的运用停留于科学问题的探讨上，而是将这些数学方法用于关系到现代企业发展的各种实际经济问题的处理上，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也在数学统计方法的推动下，向数量化分析的方向发展。然而，当前数学统计方法应用于经济学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不健全
如上所述，运用数学统计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第一步就是从经济问题中抽取出数学变量，建立数学模型，数学模型的建立要以经济现象的分析为前提，以相关的经济理论为基础。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就要分析宏观运行机制，探讨宏观经济下的经济行为，再以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来实现。这就要求宏观经济下的运行机制的描述是客观、准确的，宏观行为的分析是恰当、适宜的，只有如此，这个数学模型才能用于相关的决策评价与经济指标预测。然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仍处于低级阶段，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中还存在很大的缺陷，很多经济基础理论中的问题还没有有效的解决，也没有科学的论证，科学的、完备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尚未建立，影响了数学方法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应用。
2.经济统计数据不完备
事物的活动水平、关系以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都是由数据来描述的。而经济统计数据就是用来描述经济事物以及相互关系的，是否能够准确、及时的收集经济统计数据，会对经济分析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当前我国的数据统计水平相对较低，可以用于统计的数据数量较少，而那些可用的数据也存在着口径不一的问题，这些数据无法被有效的整合到一起，用于经济学问题的探讨与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活动数量爆发式增加，经济数据也变得更加繁杂凌乱，原始数据的收集、整理、存储、分析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并且由多方面的干扰，一些经济指标的也存在着一事实上的虚假性，也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统计数据的收取与利用。
3.对数学统计方法应用于经济学的认识上存在问题
数学统计方法应用于经济学中，应注意方法使用的适当性与科学性。将数学统计方法应于经济学中，一种目的是为了让复杂的经济学问题简易化，可以通过对数学模型的分析较容易的得出经济结论，另一种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经济学问题，有些经济学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数学统计方法，这是问题本身的内在要求。而现在很多经济学研究者，或是企业的经济分析师，为了“炫技”，无论是什么经济问题的分析，都喜欢加上数学方法，认为只有这样研究才看起来有水平。甚至有些企业的经济分析人员对有些数学统计方法的原理并没有掌握，就用于企业经济问题的评估上，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与狭隘性。
4.缺少专业的经济数学统计人才
利用数学方法来进行经济问题的分析、评估与处理，不仅要熟练掌握数学统计方法，并且还要熟悉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理论。换言之，能够将数学统计方法应用于经济学中，需要数学科学与经济科学的复合型人才来胜任。除此之外，为了提升问题的研究效率，要求工作人员应要具备计算机使用技术，还要涉及到一定的社会学、管理学、市场学以及贸易学方面的知识。然而，当前现代企业负责经济分析的工作人员要么出身于经济相关专业，对经济学知识了然于胸，但是却不能灵活的运用数学统计方法，而有的工作人员数学研究专业毕业，数学方法的应用得心应手，却对经济学相关知识知之甚少，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工作人员对于利用数学统计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这项工作来讲，都不是最理想的。
三、解决数学统计方法在经济学中应用问题的对策
数学统计方法应用于经济问题的研究上，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企业都会重视得当的运用数学统计方法来解决经济学问题。那么，让数学统计方法在经济学问题的解决上真正的发挥作用，就应针对上述的存在的问题，积极的探寻解决问题的对策。
1.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正如火如荼的发展着，保证市场经济能够持续的、稳定的发展，就要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探讨适合我国经济体制的最优产业结构，鼓励现代企业参与到更广泛的市场竞争之中，创新发展，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在数学统计方法应用于经济学的过程中，不断的完善相关理论，总结方法在实践中取得的经验，鼓励现代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注重运用科学的研究与方法，建立企业通过采取数学方法来定量一些经济决策的实施结果分析，形成一种科学市场竞争氛围，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快速形成。
2.建立经济数据收集网络
经济数据的真实可靠性，数据收集的及时性，数据范围的覆盖范围以及完备性，都是保证数学统计方法在经济问题处理上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个，因此，建立可以及时、准确的收集经济数据迫在眉睫。我国经济数据的收集都是由经济统计部门来实施的，要想保证数据收集精、快、全，首先要建立经济数据统计指标体系，确定哪些指标是应该被收集的数据，注重一些新兴行业数据的收集；其次，要加大调查力度，保证调查方法的可靠性；再次，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来进行数据的收集，保证数据的安全性，提高数据的收集效率；最后，建立完善的数据收集体系，自下而上，相关部门协调配合，保证相关数据可以顺利的被收集。
3.将数学统计方法合理的应用于经济学中
首先要认识到运用数学统计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的目的不是方法的使用，而是问题的解决。方法的使用只是过程，而我们所要的是结果，可以用简单的经济方法解决的问题没有必要非得使用数学统计方法来解决。其次，要科学的运用数学统计方法与经济学方法。虽然，现代经济中，人们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不仅局限于定性分析上，还要求进行定量分析，而定量分析通常要借助于数学统计方法，但是并非专门用于定性分析的经济学方法便一无是处，没有了用武之地，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实际情况下选择最适宜的分析方法。最后，国家相关部门应将数学统计方法运用于行业发展评估上，为现代企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4.加快培养复合型经济学理论研究者
现代企业发展需要的是可以利用综合分析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复合型人才。这些人才至少要掌握数学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市场营销学等之门基础理论的原理，才能出色的完成保障现代企业发展的经济分析与经济问题处理工作。因此，国内各大高校应加快调整人才培养模式，以人才市场需求为导向，在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注重数学方法的传授，或者可以培养专业的经济领域的数学统计学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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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均孝.数学建模融入经济数学教学中的案例研究[J].财经界.2013（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理论建设以政治经济学为根基，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实情况为出发点，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重要的市场理论，形成了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性制度。政治经济学由四点构成：即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这四条理论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要义，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理论。西方经济学提出的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是我国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依据和重要理论来源。
西方经济学强调市场的重要性，主张一切经济行为都要通过市场来完成，需求、供给和价格要通过市场来形成。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经济体制虽然也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来调节生产、消费，但是没有像西方经济学理论强调的那么重要，并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在市场没有起到基础性作用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计划经济的弊端也逐渐显现，资源配置不能按照供需的有效性进行流动，导致了经常性的物资短缺和相对过剩，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何统筹好物资的分配，如何最大化满足国民经济社会的需要。但是这项工作却不像我们想想的那么简单，如何能在年初实现对经济的有效预期，如何能够在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有效调配，这对于当时信息传递不太发达，计算能力比较弱的中国而言，不能不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改革开放初期，与西方经济发达程度对比中发现，中国经济社会明显出现了落后，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改善我们的经济制度，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提。西方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概念逐渐成为中国与西方对接最重要桥梁，也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的手段，在这样大背景下，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最为重要的理论构成。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我国逐渐开始完善市场主体，开始允许商品的自由流通，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产品市场、劳动市场、消费市场逐渐形成，这三个市场的形成，使得市场进入了真正发展时期。
通过上图，厂商通过产品市场实现了产品的销售，家庭通过劳动市场实现了就业，资本市场是扩大规模，盘活已有市场的重要手段，也是开辟新市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的重要依托，同时，也帮助家庭提高生活质量，满足人们的超前消费等。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根本就不存在竞争，一切都按需生产、按劳分配，自然也就不会出现竞争。西方经济的市场经济体制却不是这样的，通过市场来调节资源的配置，厂商必然选择利益最大化的投资领域来生产商品，很多厂家同时投入到同一个行业，必然会造成这个行业的生产过剩，也就出现了竞争，购买者对同样商品必然会对价格、质量、服务等做出不同的权衡，然后决定买那个，这就是竞争，在竞争的格局中，购买者处于有选择的地位，他有权利去选择购买那个商品，不买那个商品，有些厂家价格高，产品质量不好，服务差必然会被市场拓淘汰，这叫完全竞争市场，厂家都处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但是也存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吸取了完全市场理论和不完全市场理论，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国防发展，针对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命脉的行业，采取国家垄断，实行国家独有，或者国家控股形式。
二、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不足值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警惕
西方经济学理论经历了百年多的发展历程，其学术成果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都值得学界的肯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西方经济体制和成功经验帮助中国逐渐完善了特色市场经济体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帮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和推广，同样，西方经济学通过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建立，完善了其理论到实践的论证，丰富了其研究视野。但是要警惕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现在一部分市场经济研究者与实践者出现了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现象，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完美的，是无懈可击，建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全照搬西方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看法是不能得到认同的，目前，西方经济制度也存在缺陷，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并从中获益良多，在某些领域开始照搬中国经济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
西方经济制度存在的问题也比较严重，最重要的是西方经济危机，这种挥之不去的西方经济制度问题已经被西方经济学家研究了百年，但是知道今天依然无法建立一套更为有效的规避机制。另外，工会权利过大，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电视中，经常会看到西方罢工，导致航班延误、供水供电中断等，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西方市场经济有竞争性无排他性，是一种公有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所谓无排他性是不能禁止另外的人使用；所谓有竞争性是一个人的使用减少了他人能使用的量。所以无约束的时候会被过度利用。解决方式是限制使用或者有偿使用。在现实中，此限制或收费要通过国家的强制措施，诸如现在实行的排污限量超额收费的制度。在西方私权大于公权的市场格局中，国家有时候难以对其采取更为有效的调控手段，来抑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盲目性。
三、中国经济学理论需要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融合
作者：曾祥云 单位：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
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经济哲学问题，对于它的不同回答，将决定和影响经济学的面貌以及对其它经济哲学问题的回答。这一论题又具体涉及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经济问题与非经济问题的划界标准是什么、经济学内部分类的原则和依据是什么、经济学究竟是一元的、多元的还是工具论的等一系列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哲学可以在经济学提供的解答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哲学分析与评价。例如，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经济学说发展史上有“物质财富”说、“资源配置”说、“交换关系”说、“人类行为”说、“制度环境”说等不同认识与主张。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离开人及其活动就无所谓经济学，因此，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的初始点和终结点都无法脱离人这一主线索，无法回避人在人类经济活动的主导作用。换言之，如果一种经济理论无视人的存在，忽视了人的因素，那么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以及它的现实指导意义，就是非常值得质疑的。而由此又必然引发对经济理论合理性的哲学思考。又如经济问题与非经济问题的划界问题。经济学无疑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但究竟什么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与非经济问题究竟如何区分?怎样看待经济问题与政治、军事、文化、法律等之间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分析，对于深化经济理论研究，也无疑有其指导意义。二是关于经济学预设前提的哲学质疑。科学理论研究都有其最基本的前提预设和初始概念。不言而喻，前提预设的不同必然影响到一种科学理论的建构，必然影响到一种科学理论的逻辑推导结果，也必然影响一种科学理论对于现象层面的解释力。卡尔•波普尔指出:“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像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渐渐烂掉。要激励想像，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2］P4“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和初始概念，被视为西方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基础和开展经济分析的基本出发点。综观现代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均衡价格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还是理性预期学派、新古典综合学派等，大多都是以“经济人”假设为研究出发点和基本分析工具，都不由自觉地沿承和遵循着“经济人”这一前提预设。然而，“经济人”这一预设前提也始终遭到了来自经济学领域内外的非议与抨击。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人”假设片面强调追求财富的自利动机，没有看到人类经济行为动机的多样性，没有反映人的全貌，因此，“经济人”是唯利是图的“抽象的人”、“虚假的人”。“经济人”假设是经济理论中又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并且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经济人”假设对于现实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对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许多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都能给出较深刻的、独到的诊断。面对理论界对于“经济人”假设的褒贬不一，经济哲学有必要作出如下追问:“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究竟何在?它是否属于“不证自明”?“经济人”的存在性质和存在方式是什么?“经济人”与“社会人”、“道德人”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能否将“经济人”等同于现实的人?“经济人”究竟是前提假设还是科学抽象?应当怎样看待“经济人”的地位与作用?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与哲学解读，对于澄清理论界在“经济人”假设问题上的认知偏差，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三是关于经济理论合理性的哲学拷问。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及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渡的一段时期，西方经济理论曾在我国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现象。而近几年随着西方一些国家出现金融危机，许多研究者又开始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产生怀疑。由此，人们不能不对经济理论的合理性问题展开一系列的追问:究竟什么是经济理论的合理性?经济理论成立的条件和依据是什么?如何看待经济理论中的预设前提?怎样理解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活动的关系?这些问题无疑要涉及到哲学的认识论和真理观，对它们的分析解答不仅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深入理解现实经济现象，而且将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有益启迪。四是关于经济个人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经济理性主义的哲学查审。这是经济学理论中对人们现实经济活动有着深刻影响的、同时又与哲学理论有着密切关联的经济观念或者说经济思潮。“个人”、“自由”、“理性”既是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基础性概念，也与西方哲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借助哲学思维方式，并以哲学理论作分析工具，不仅可以对这类经济思潮给出深度分析与合理评判，而且对于人们树立正确的经济理念提供方法论指导。
二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二条路径或者说第二个维度，是对人类经济活动或者说经济行为的批判反思。哲学反思思想本身，并不意味着哲学可以放弃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哲学反思的虽是思想，但思想只能是关于思想对象的思想、关于人类现实生活世界的思想。因此，哲学在反思思想的同时，必然要触及到对于思想所反映的对象即现实生活世界的反思。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实践的重要形式。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是人们的现实经济活动。因此，经济哲学对经济思想或者说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反思，必然要涉及到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换言之，人类经济实践活动必然成为经济哲学反思的重要视域和开展经济哲学研究的又一重要路径。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活动或者说经济行为的反思，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种具体经济现象的简单描述。现实经济世界中各种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属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它们有经济学这门具体科学去研究。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活动的把握也是一种整体性和根本性的，它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总整性把握。它包括对以下问题的追问:究竟什么是经济行为?区分经济行为与非经济行为的依据是什么?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主要因素究竟有哪些?等等。经济学家大多以“自利性”或“利己性”来概括人类经济行为的特征。问题在于:“自利性”或“利己性”究竟是不是人类经济行为独有的特性?“自利性”或“利己性”又究竟是不是人的本性?它是先天生成的，还是后天才有的?在人类经济领域，是否存在纯粹的完全的“自利性”或“利己性”?又是否存在“利他性”?人类经济活动中的“自利性”或“利己性”与“利他性”，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需要经济哲学作出思考与回答的。二是关于非理性因素对于人们现实经济活动的影响。经济实践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一种有目的性的主体性社会活动，它总是在某种特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特定经济理论的指导与牵引下进行的。因此，经济活动在本质上并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就是“完全理性”的，并不意味着非理性因素对人们的经济活动没有任何影响。这是因为，现实世界的人既是一个理性的人，同时又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人的实践活动实际上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同样，人类经济活动也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相互交织的过程。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人的欲望、直觉、无意识、情绪、情感、意志、习俗等非理性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应当是研究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科学。在他看来，一切生产要素都是作为实现和满足欲望的手段的要素，而对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研究，即是对需要和消费的研究。那么，人的欲望等非理性因素究竟是如何作用和影响人的经济行为的?我们又应当怎样看待非理性因素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作用、影响?非理性因素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作用、影响，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比如说习俗，我们知道，人是通过文化而实现自己的社会化的，而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特定群体的文化，任何特定的文化形态、文化群体都具有其特定的价值观、行为方式、传统和风俗、习惯等。因此，“市场交换行为已不是单纯的经济关系的交换，同时也包含着文化关系的交换，习俗本身也是人们长期沿袭积久而成的社会文化的持有，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支流，不同社会文化和亚文化构造着不同的市场习俗和行为者的文化心理模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制约着市场行为者的动机”。［3］P127－128由于非理性因素必然存在于人们的经济活动之中，也必然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和作用，因此，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中非理性因素的批判反思，不仅对于深化经济理论研究，而且对于调整和规范人们的市场经济行为，都是很有意义的。三是对经济自由与经济正义的哲学省察。虽然社会科学各个具体研究领域都有对自由的特定视角的关注，但从践行对人的终极关怀的角度来解读和演绎“自由”，则属哲学的题中之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因此，经济自由即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原则。如何从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和评判经济自由及其与经济正义的关系?如何在经济正义的框架下来实现人的经济自由?经济自由与哲学，尤其是哲学的自由观究竟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经济自由对于哲学及其自由观生成的意义何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应当怎样作出对于经济自由的现实选择?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哲学对于经济自由应该给予解答的问题。四是关于经济符号的哲学解读。哲学以其对于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理性思辨而深刻启迪着人类智慧，人类也正是在对这种最普遍关系的批判反思中，不断提升对于整个人类世界的把握能力。而作为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关系基本表现形式的人类认识、实践活动，都与符号现象有着密切的关联。经济活动作为人们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一种基本活动，无疑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符号活动。从产品包装到CI设计，从货币、支票到存折、信用卡，从商标、品牌到价格、广告等等，这一切都是人类现实经济生活中所特有的符号形式，即便是人们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经常使用的语言文字符号、数字符号，也因其承载着某种特定的经济信息而显其特性。可以说，现实经济世界即是一个符号世界。符号都是有意义、有所指的。但经济哲学对于经济符号的分析考察，重要的不在于符号的所指及它的意义层面，而在于符号的价值功能。人是现实经济活动的主体，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人又是特定文化群体的人，并具有其特定的文化观念和文化习俗，因此，任何人类经济活动的背后，都必然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刻有特定文化传统的印记。这表明，经济符号无疑具有其独特的文化象征的价值，而这种文化象征价值所潜蕴的变值功能，又无疑可以成为提升商品价值、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因子。因此，经济哲学对于经济符号的哲学解读、对于经济符号内在价值的发掘和揭示，也应是经济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域。
三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三条路径或者说第三个维度，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批判反思。与其它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有它自身的独特的相对稳定的研究方法。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就曾存在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归纳法、证实法与证伪法之争。由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关系到一种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指向，关系到对于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本质的认知，关系到一种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因而，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哲学查审，既是经济哲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也是哲学为经济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牵引、有力推进经济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西方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研究方法虽因经济学家个人的经济观、价值观和研究视角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是，任何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背后，实际上都无不刻上了哲学世界观的烙印，哲学无疑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学理支撑和初始地平。那么，梳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哲学背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合理性的恰当评估，就成为经济哲学应有的话题，并可由这一话题进而引发对如下一些问题的思考:如何看待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于哲学理论自身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哲学对经济学研究的意义何在?哲学应当怎样发挥自己对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功能优势?等等。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是抽象演绎法，而抽象演绎法的哲学背景即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以批判抽象演绎法而登上经济学论坛的历史学派，其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历史归纳法则无疑又是以经验论哲学为背景的。众所周知，在西方哲学史上，唯理论哲学遇到的最大挑战，即是来自经验论哲学对它的批判。因此，西方经济学史上关于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归纳法的研究方法之争，实质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主义哲学与经验主义哲学之争的翻版。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还存在着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之争，而这无疑又是与西方哲学史上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的影响密切相关的。主张实证分析的穆勒本人，即是实证主义哲学的一个代表人物。而随着波普尔证伪主义哲学登上哲学舞台，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证实法与证伪法之争亦随之而兴。实际上，无论是作为实证分析学理背景的实证主义哲学，还是作为倡导证伪法哲学根据的证伪主义哲学，又无论是作为抽象演绎法哲学基础的唯理论哲学，拟或是作为历史归纳法哲学背景的经验论哲学，等等，都只是被一些经济学家简单地“借用”于经济理论研究的。由于这些西方哲学理论或哲学流派因其观点本身就存在着某些片面、偏颇等不合理因素，因此，以这些哲学理论或哲学流派为背景的各种西方经济理论或经济学流派之间的相互论争与攻诘，自然也就不可避免。经济哲学对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根本性把握及其所形成的哲学理念，对于促进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并进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无疑有其独特的方法论指导意义。经济哲学还应当关注经济学范式的批判反思。自库恩提出“范式”这一概念以来，有关具体科学门类的研究范式问题，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特别关注与重视，不仅有牛顿力学研究范式、哲学研究范式之说，而且也出现了对于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分析考察。对经济学范式的研究，无疑属于经济哲学的研究论域。库恩的“范式”作为一种整体框架，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确立科学认识主体的整合机制，而且是科学理论自我完善的手段和工具，是实现科学革命的内在动力。因此，加强经济学范式研究，对经济学研究及其发展也无疑有其重要作用。但是，我们看到，有的研究者由于对“范式”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误将经济学流派当成了“经济学范式”，结果变成了经济学范式“满天飞”。由于库恩的“范式”概念是针对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提出来的，因此，开展经济学范式研究，应当首先明确什么是经济学范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在经济学发展史上究竟产生和形成了哪些经济学范式?它们各自的特点又是什么?进而分析什么是经济学的“范式转换”?经济学范式转换的条件、方式又是什么?在库恩那里，所谓范式转换，是指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取代，且这种转换是整体转换，而转换的方式即是“科学革命”。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经济科学，其范式转换的方式又究竟是什么?如此等等，它们都是需要经济哲学来解答的。需要指出的是，从传统的对于哲学的理解及其相应的哲学话语体系来说，经济伦理也无疑是经济哲学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论域。但考虑到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人们通常是把经济伦理当作与经济哲学并列的两门哲学分支学科来看待的，同时，经济伦理研究远较经济哲学研究要深入、成熟得多，且已形成相对独立的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在这里，我们并未将经济伦理归入经济哲学研究的论域之列。经济哲学或许还有其它的研究路径和论题。国内外的经济哲学研究仍处于探索之中，迄今为止，也远未形成某种获得大家一致认可的统一的经济哲学话语体系。但基于对于哲学和经济哲学的理解，我们认为，上述经济哲学研究的三条基本技术路径及其相关论题，在经济哲学研究中应该说是相当重要的，自然也是主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