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9 17:31:3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加强学习，适应新环境
我于今年1月份调至市国资委任主任，分管。自任职以来，在市委、国资委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分管部门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我团结带领国资委机关全体党员，紧紧围绕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按市委市政府的总体部署，进一步深化我市的企业改革，认真履行工作职责。通过了解、学习和思考国资委工作机制，我深感肩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因为我们担负着我市国有经济建设的重任；工作的好坏关系到我市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关系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的实现。要想尽快适应工作，不断取得佳绩，应加强学习，急用先学，因为学习是生存的前提，是发展的基础，是创新的本钱。思想决定行动，我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稳定心态，笑对新环境。静下心来思考新工作，尽快掌握与新岗位有关的政策、法规和业务知识，并深入到干部职工中去，仔细调查研究，摸透情况，探索开局之术，为起步开局掌握第一手资源。
二、恪尽职守，推动国资事业发展
（一）理清思路——进入新角色
工作做得好不好，首先要看思路清不清。我注意把握好三点：一是从国资实际出发确定思路。无论是制订长远规划，还是确立近期目标，都要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结合上动脑筋、做文章、下功夫，使规划既符合上级精神，又贴近本单位实际，使其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二是立足国资全局把握思路。强调从国资全局上把握工作思路，就是要有大局观念，不仅正职要站在全局上筹划工作，副职和各科室领导也要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问题，确保各项工作协调发展，整体提高。三是要保持相对连续的思路。要用辩证的观点对待老班子的工作思路、前任的工作方法，做到扬长避短，合理取舍，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对符合本单位实际、切实有效的工作思路和方法，要继承和发扬。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思路或规划，都应毫不犹豫地继续贯彻，保持相对稳定，在继承中发展，在稳定中完善。
（二）定好标准——履行新职责
经过国资系统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近年来，我市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国企改革发展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且面临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
高质量来源于高标准，没有高标准，也就没有高质量可言。针对国资工作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我决定在克服薄弱环节上落实高标准。对国委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要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认真分析和梳理，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对弱项工作，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抓整改、抓落实，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变弱项为强项，变后进为先进，从而推进本地市事业的全面发展和整体提高。
以提高国资为重点，加强与大中型企业合作，坚持“整合、优化、提升、发展”的思路，经过国资系统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我市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国企改革发展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半年来，本着“对国有资产负责、为国有企业着想”的理念，狠抓监管机制的建立健全，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加快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的步伐，引导国企有序、规范地进行公司制改造。
同时我还力求抓好机关建设工作，创办了《国资简报》宣传和反映国资系统的情况的内部刊物、组织编制了委机关办事流程等工作制度，制订了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制度、健全大额资金监管的财务办法、以及向企业派出监事会主席，半年来我委所监管的企业经济效益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
（三）突出重点——开创新局面
“十二五”时期是我市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为了大力发展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做强做大我市国有经济，在关键领域引领我市经济发展。坚持“整合、优化、提升、发展”的思路，积极采取措施，推动国有资本向关乎本地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增强国有经济的发展后劲。我构思了我委的“十二五”规划，以高起点，高标准，将国有经济做大做强，保证我市经济的长足发展。
1、推进新项目发展，增强发展国有经济的针对性。强化产业策划中心职能，突出策划项目的可行性，依托市场、资源和比较优势，加大项目策划力度，为了选准发展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方向和突破口，我委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通过清产核资及召开专题经济分析会等形式进行企业调研，切实掌握市属国有企业的资产、人员、债权、债务等情况；通过企业调研，摸清了我委监管的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和市交通局下属的市二运公司存在同业竞争、资源配置不合理等情况，存在合并整合的基础条件和必要性。通过市情调研，了解到我市的矿产资源、山水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城市居民饮用水供应能力不够充足、供水质量有待改善以及“西气东送”主管道经过我市近郊等情况。经分析，我们认为这些领域存在国有资本投资发展的可能性，是我委发展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工作方向。
2.加强资源结构整合，挖掘国有经济增长潜力。我委按照专业化和产业链的要求，对分散的资产、资源进行集中，实现优势互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从提高产业集约度出发，打破企业之间的界限，以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为重要抓手和突破口，实施“提升一批、做强一批”的调整战略，挖掘企业潜力。整合运输、站场资源，挖掘交通运输企业的潜力。把市汽车运输集团和市二运公司的公共汽车业务合并，整合公交线路资源，节约了管理成本。同时发挥路网优势，合作发展管道燃气项目。管道燃气项目的建设需要沿路铺设管网，而我委监管的交通开发公司是市市周边路网的业主，利用这个优势，我们设立了华远投资公司，与中石油昆仑燃气公司合作建设市市管道燃气项目。
3.科学规划把握重点，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为了切实发挥我市资源优势，规范相关行业经营管理，进一步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我委把发展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作为工作规划的重要内容，积极推动国有资本进入关键领域，提高国有经济对我市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近期，市委、市政府专门下发通知，要求政府相关部门积极配合我委在矿业、旅游、文化、交通、水务、农业等领域制定设立国有公司的方案。根据“成熟一个，组建一个”的原则，在与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依托市场、资源和比较优势，加大项目策划力度，充分发挥市委经济工作部职能作用，强力推进全市重大项目建设。我委与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国铝业公司合作成立了我们的矿业有限公司，并以其为主体与中铝公司合作开发我市的稀土资源。此项目建立以后将会带动我市经济的大力发展，对我市经济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刺激作用。同时，旅游公司和交通集团的组建工作也在紧张筹备当中。可以预见，在完成这几个公司的组建工作后，我市国有经济的总量和实力必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半年来，本人和国资委领导班子共同带领国资系统全体同志继续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各项工作取得进一步发展。截止到今年6月份，市国资委监管的5家经营性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3290万元，同比增长29.25%；利润总额329万元，同比增长112.25%；上缴税金730万元，同比增长29%；资产总额236155万元，同比增长3.5%；所有者权益总额70117.9万元，同比增长3%。与去年同期相比，我委监管企业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资产总额和利润总额大幅增加，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
三、严格要求，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要尽快启动与“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相同步或5-10年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预算的编制，确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减持比例及减持计划，逐年增加变现收入，依托国有资本间接支出设立多家产业发展基金，实现直接支出与间接支出的有机结合，通过创新国有资本预算管理手段推动国企加快产权多元化改革。
提高预算收入
减持国有股，征收35%-45%红利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更多意味着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提高。因此，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控功能的发挥应当重点着眼于高效率、高质量和结构优化的国有经济布局的构建，而非单纯提高国有经济比重。同时，与国有企业尤其是一些大型垄断行业企业已成为“无所不能及”的强势市场竞争主体和“经济独立王国”相伴而生的，是国有企业对主营业务发展、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国际竞争力提升等关键、核心问题的忽视甚至漠视。一大批“大而不强”、“大而无技术创新能力”、“大而无国际竞争能力”的国有企业已经或正在成为我国国有经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成为部分产业、行业产能过剩的罪魁祸首。
因此，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重点支持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竞争力提升，坚决制止并反对国有企业的盲目跨界扩张，推动国有企业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由此，需要围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近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而设计改革思路：应着眼于提高国有经济效率与国有企业竞争力；不断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规模，及时调整预算的支出方向与支出方式。
国有资本预算管理改革要从提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度收入入手，做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度规模，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近期及中长期目标实现创造条件。首先要扩大征收范围并提高征收比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的前五年，基于各种因素的综合考虑，红利征收并未覆盖全部国有企业。随着各项管理工作的逐步成熟和企业上交红利意识明显增强，应当考虑逐步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征收范围，并在未来5-15年内实现征收的全覆盖。同时，还应考虑通过未来5-10年的努力把红利征收比例提高到35%-45%的上限区间并进一步细化相关分类标准。其次要以存量盘活提高收入规模。盘活巨额国有资产是实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快速、大幅提高的最直接、最有效手段。
各级财政部门应尽快着手研究并编制国有资本变现的年度预算和中长期预算，对巨额国有资产存量盘活的规模和步骤作出全面规划并设计具体量化指标。在盘活存量国资的预算中，有针对性地出售部分国有资产与减持部分国有股权，必须落实到具体产业及具体企业上。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结构、支出方向、优先保障哪类支出以及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支出，都直接决定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作用是否偏离目标、是否能够充分发挥甚至放大其效应。要站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合理调整支出方向并明确支出重点，不断创新支出方式。具体而言，应改变“取之国企用之国企”的做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打破垄断、公平竞争”成为基本要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顺应这一变化和基本要求，在支出方向上打破所有制界限，实现支出模式从“取之国企用之国企”向“取之国企用之企业竞争力提升”、“取之国企用之国民经济”、“取之国企用之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转变。其次，资本性支出可以引入间接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初期，直接支出成为资本性支出的唯一方式。而这种行政主导色彩较浓的直接支出方式只能解决个别国有企业的“一时之需”，不能真正实现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持续发展。应尽快改变这种单一方式的支出现状，引入以市场和需求为导向的间接支出方式，实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直接支出和间接支出的有机结合，使其在更大、更广范围内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功能。
打破利益集团掣肘
以“大预算规划”推动国企改革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改革的深化，除了要明确基本思路，重要的是如何具体推进。必须要着眼于打破部门利益及某些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掣肘，突破只搞年度预算的做法，关注国有资本的经济社会效应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发展的引导，重视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大预算规划”及概算编制，适时创新国有经营预算管理手段。
国有资本经营年度预算存在很大局限性，必须高度重视并编制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发展直接相关联的中长期定量规划及概算即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预算，也可以称之谓“广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通过研究并编制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预算，保证国有资本经营年度预算有的放矢，实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发展的引导及调控。从预算编制的时间跨度上看，可以与“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相一致，即以五年作为周期单位编制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预算。当然，也可以不受“国家五年发展规划”限制，研究并编制5-10年的中长期预算。
从预算编制的内容上看，应当与经济周期以及中长期国家经济发展规划相一致，围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目标定位和作用发挥，重点对中长期内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范围、构成、规模增长，支出方向和重点、支出规模及其细化内容等做出总体性规划、明确实施步骤并设计具体的量化指标。从预算编制的方法上看，可以采取逐年滚动的编制方法，并在收支内容结构上与年度预算趋于一致，把中长期预算和年度预算密切结合起来。同时，探索并建立公共财政预算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之间的对接机制，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成为国企改革深化进程中的主要成本提供者，是解决目前针对国企支出安排交叉重复与公共财政支出缺口并存矛盾的有效途径。可以依托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预算对二者对接的计划、实施步骤、对接方法进行总体设计并将其具体量化到国有资本经营年度预算中加以执行。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必须与国有经济总量、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相适应。不断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征收的范围、大幅度提高国企红利征收比例，可以把国有资本经营年度预算收入规模从300-800亿提高到1200-1500亿。如果国有资本经营年度预算收入规模达不到3000-5000亿，就难以实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发展的引导及调控。
具体而言，首先要不断扩大预算征收范围，既包括横向涵盖的企业范围，也包括纵向同一企业中征收所延伸到的下级公司的范围，从现在只向中央直接管理的一级企业收取扩大到向国有企业下属的独立核算的一级子公司或二级子公司收取。其次要分类并有重点地提高红利征收比例，在未来5-10年内把资源类国有企业的红利征收比例逐步提高到35%-45%的范围；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红利征收比例可提高到25%-35%的范围；军工和科研企业的特殊职能决定了其红利征收比例不可太高，最多提高到15%。再次，依托资本市场盘活国有资产存量。与超过20万亿的国资存量相比，不到1000亿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明显太小。盘活巨额国有资产存量，是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最直接、最快捷的方法之一。一方面可以依托发展相对成熟的证券市场确定减持计划，实现部分国有股的减持变现；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出售、处置部分闲置、运行效率低下或待处置的存量资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更加重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方向把握与支出方向优化。应该着眼于国家产业政策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规划，打破原有的支出限制，扩大支出范围、明确支出方向和重点。从支出方向上看，应当打破所有制和地域界限，着重支持国家产业政策重点扶持的如军工、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和国有经济优先布局的领域与行业。坚决避免国有资本流入国家明确国有资本退出的领域、落后产业、产能过剩行业等。未来还应逐步增加在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民生领域的其他相关支出。从支出的重点项目上看，应重点加大对企业兼并重组、技术创新、节能减排、竞争力提升等相关项目的支出规模和扶持力度。同时，还应该就预算支出中的资本性支出进行创新探索，依托国有资本间接支出设立各类产业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方式。
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国有企业发展的关系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该能够引导并推动国企进行产权多元化改革。国企尤其央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停滞，不仅会无限加大国企尤其央企的审计成本与监督成本，而且会使一些已经发展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国企成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障碍。因此，要通过创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手段，引导并推动国企尤其央企加快产权多元化改革。
首先，把国有资本红利征收比例调整与国企尤其央企产权多元化改革挂钩，按照国有经济的发展目标合理确定国有资本退出的领域和退出时间，编制5-10年的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预算，有计划、分步骤地确定国有资本的退出领域和退出时间。在明确退出的领域，可以大幅提高红利征收比例，通过这种方式有计划地收回国有资本，稀释国有股权占比，适时引入其他各类形式的优质资本进入，推动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多样化。如果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提高征收比例仍然未能完成退出任务，可以再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出售剩余资产。
【关键词】国家审计；职能转变；以人为本
审计工作的运作方式和质量层次与经济运行状态有着密切的联系，并随着审计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变化和发展。国家审计工作也必须与之同步，否则就不能准确反映经济运行的态势，更不能对其实行有效的监控和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国的国家审计尚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在宏观审计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进一步与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趋势相一致，并注意吸收国外审计的先进成果，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审计的道路。
一、我国国家审计的基本特点
（1）经济体系市场化对国家审计的新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市场经济的内容，又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因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审计首先应是法制规范下的经济监督行为。通过国家审计，确保国家的财经法规行之有效地执行，保证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2）经济成分多元化对国家审计发展的影响。当前，经济成份的多元化要求国家审计必须与之相适应。一是传统的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了国家审计是整个审计组织体系的主导，通过国家审计的工作体现国家、政府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体现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二是经济成份多元化势必带来经营规模的集团化，而传统的国有经济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其市场应变能力、内部管理和控制状况都还不甚理想，要求国家审计促使其在内部管理、自我约束、增进效益等方面完善机制，同时在新形势下，国家审计必须能够在提高国有经济的经济效益这一方面有所作为。（3）政府职能转变对国家审计职能的影响。政府转变职能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过程中的客观要求。这意味着作为行政政府审计监督权的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职能也必将相应变化，它要求国家审计机关从指导思想、内容、方法等各个方面自觉适应两个根本转变，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只重视审计监督单一职能，以查处违法违纪为主，忽规全面发挥审计监督、鉴证、评价三大职能作用的全方位监督；事后监督、重复检查多，防范性、事前事中监控少的状况。要通过三大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在微观或宏观领域监督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为两个根本转变服务，促进其真实反映与体现效果，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和有效。
二、我国国家审计发展的基本趋势
1．国家审计从财务审计向效益审计过渡。当前企业财务收支真实性审计是基础，是前提，应放在首位，今后在真实合法的基础上，也要与目前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样，对国有企业进行全面的经济效益审计。因此，审计发展的一个趋势是今后的效益审计要从国家资金的使用效益入手，国家审计将充分体现与社会审计组织的不同。审计目标不仅要审查国有资产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还必须对其质量和营运效率加以监督，切实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向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益审计拓展。
2．国家审计从手工操作向计算机审计过渡。目前，我国审计在运用计算机辅助审计方面，不仅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为了迎接信息技术的挑战，审计软件的开发与应用已日显紧迫。国家审计部门在这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我国网络系统审计技术手段有所创新表现在：首先，我国审计证据取证技术的创新。目前各国为了加强取证的有效性、准确性，提高取证效率，开发了各种相关技术、工具。审计证据的分类发生了变化这主要分为：征询系统对企业资产保护效果或应用系统对数据完整性、安全性的保护措施；摘取评价系统效率、效果、经济性指标的证据；评价系统整体的综合效益的证据和其他为了特定目的或随时产生的审计目标的评价证据。其次，就是现就是采用了网上的实时审计。网上实时审计要求会计师有限责任事务所的网络与被审计单位的网络互相联通，直接调用被审单位系统或数据进行审查，借助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达到审计目的。最后，还有建立了自动化的审计专家系统。专家系统是模仿专家思维活动，进行推理和判断，能像专家那样求解专门问题的计算机程序系统。审计专家系统的建立将给审计工作开辟广阔的前景。计算机审计专家系统能够学习、掌握和传授专业知识，它所聚集的是众多的审计专家的知识和经验，利用它来对审计项目进行评估会获得非常好的高质量，高效率。为此现代科技手段（即计算机技术）作为国家审计的必要手段，提供准确的数量充分的信息，要逐步加强创新与更新以达到决策科学合理，来促进我国经济活动合理化的目的。
3．审计实务和执行的规范性。跟踪分析审计服务市场，了解社会的要求及其变化，使审计提供的职能作用更有价值，以此作为审计规范和审计准则制定的方向，保障我国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审计发展将更多体现现代审计的思想、观念、概念，技术性和可操作性将更科学化、系统化。在审计准则方面除保持国家审计的特殊性外，将在与社会审计相同部分内容方面协调统一，并与国家审计准则接轨，为我国国家审计的进一步发展奠定高起点。同时，发展方向由对形式和程序的规范向注重内在质量和内容的规范转变，由模糊定位的审计评价向有量化标准的审计评价转变，以规范审计管理、业务人员的行为，从而改变审计质量团审计人员业务水平的差异和思维方式不同而难以达到理想的要求，对审计质量的考核和控制因无硬件性的衡量标准而流于形式的状态。审计实践中，对时过境迁的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有悖的法律条文应及时调整和建立严格的审计质量责任制，来加强规范化建设。
4．审计服务向多维审计方向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突破了行业和地区的限制，不断地流动和组合。因此，在行业审计分工的基础上，实行部分专题的联合审计，是国家审计的一个发展方向，这样便于发现区域性的问题。由单纯的微观审计向微观审计与宏观监控相结合转变，在微观审计过程中，注意将微观审计对象纳入宏观监控目标的坐标系中考察，揭示其发生的偏差。同时，在微观审计的基础上，做好后勤总体会成工作，充分利用审计接触面大、信息多、资料实的优势，对审计资料作出全面系统的分析，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中得出某一时期该地区经济状态的宏观的结论。在审查财务收支的基础上，向管理体制与内控制度、风险控制的有效性审查延伸，最终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体现监督深度广度上的突破。从审计形式来看，由事后审计向事前审计和事中审计并举转变，更好地发挥审计工作对经济建设的保护和建设性作用。
5．国家审计提倡以人为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质量的审计来自高素质的审计队伍，人才是事业成功的保障。审计人员素质结构将向多元化、现代化发展，呈现适应性、效率性、超前性、整体性的发展趋势。随着各种新兴市场的形成，管理手段的日趋智能化，知识经济的挑战，审计人员的单一财会型知识结构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各级审计机关都应重视审计人员素质的提高。
一是要抓好现职人员的专业培训，更新知识，使之适应审计现代化这个发展趋势的需要，引导审计人员认真学习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的经济知识，培养宏观思维意识和立体思维方法，从全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各个层次观察分析问题，使国家审计更具有权威性、宏观性和引导性，掌握计算机审计等现代技术，及时了解各项改革精神，使之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二是提高政治素质。每一名审计人员应实事求是分析工作存在的实际问题，才能在复杂的审计环境中高层建瓴，把握全局，抓住问题的本质，使国家审计真正在财政经济活动过程中起到监督、鉴证、评价作用，提高服务质量。三是要提高执法水平。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成熟伴随着法律法规的日臻完善，审计人员必须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强化法律意识，做到懂法、守法、执法。同时要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审计人员素质的这一发展趋势，既是审计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为实现审计现代化提供可靠的智力保证。
参考文献
[1]李正楠，王淑琴等．《新形势下内部审计发展趋势探究》．《会计之友》．2008：12
一、形成通货紧缩的深层原因
通货紧缩的出现，有其直接原因与深层原因。通货紧缩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商品供求总量与供求结构严重失衡，商品供给大于需求，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导致潜在的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结构错位较大，大量的潜在的产品供给得不到实现而沦为无效供给，造成商品价格水平较长时期处于低位徘徊的局面。
通货紧缩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目前特有的体制矛盾与结构矛盾爆发的结果。
（一）体制缺陷。
第一、企业产权制度缺陷。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产权明晰、责任明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是我国目前90%的国有企业仍然是独资形式，停留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阶段形成的拥有相当经营自，只负盈不负亏的体制水平上，只有10%的国有企业完成了向多元投资主体下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式转化。实际上这种制度转化也是很不彻底的，表现在各投资主体的股权关系扭曲，企业资产控制权、资产剩余控制权，资产剩余索取权的配置残缺上：作为国有企业所有权代表的国家，授权企业法人和企业内部职工经营企业资产，这种承包经营是为了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但产权的国有形式，其剩余控制权归属企业内部人，剩余索取权却归属于国家，这种典型的产权残缺使企业经营决策者为自己及内部人谋利益，追求企业内部人的效用目标，偏离所有者的财富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容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受到破坏。另一方面，企业承包责任人名义上可以由推荐、选举、招投标方式产生，但实际上，企业承包人多数是由主管部门任命产生的（占81、5%，1999年数据），这使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政府的“附属物”，无法摆脱政府对其生产经营的行政干预，难以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使得企业的经营机制与市场需求极不适应，市场调节力弱，价格机制呆滞，竞争力较差，奖金周转慢，产品质量下降，成本上升等，产不适销，造成生产与需求脱节、效益严重滑坡，产品大量积压。产品积压，生产被迫压缩，这样企业困境的不断加深，是经济收缩持续下去的原因。
第二、经济活动的扩张机制缺陷。
经济活动的扩张，在适应需求的前提下还应建立在提高生产技术，促进产品升级换代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我国企业产权不明确，风险约束机制失效，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使得这些企业为了保持增长，只能依靠大量增加投资来扩大规模，增加产出而置市场的供求状况不顾，反正“赚了归自己，亏了归国家”，使得超高速投资成为支撑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最直接原因。其结果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这种简单重复建设导致社会资源严重浪费，无法发挥其应有效用。据统计，90年代以来，每年新上3万个建设项目，大约有1/3项目亏损，1/3项目取得了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每年将近5000亿元投资没有发挥效益。如此低下的投资效率，实在无法使增量资源实现有效配置，而且重复建设的矛盾在短缺经济的情况下暴露不出来，只有在过剩时重复建设的隐患才全部暴露出来。所以随着“软着陆”的实现，投资规模的缩减，泡沫破灭，企业立即陷入困境。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进而导致产品供大于求，企业负债增加，效益下滑，而靠扭曲生产要素价格，靠大量资金投入推动的生产模式越来越难以维持，因而盲目过度的竞争不可避免，供大于求的局面下物价自然下调。
第三、企业退出机制缺陷。
市场化的退出机制，包括转产、兼并重组和破产引起的企业消亡，即存量资源的再配置。通过兼并重组，可以使企业实现规模效益，对产业结构的调整，管理水平及扩大市场范围等具有正向效应。破产机制的健全，对于减少企业资产的有形和无形损耗，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具有积极作用。但是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对破产存在偏差认识，产权的不可转让性也妨碍着企业的购并重组，在我国，国有经济各个企业之间可能有某种交换，但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交换，因为不存在所有权的转移，例如国家可以要一个盈利的国有企业去“兼并”另一家亏损的国有企业，但其实这里的“兼并”并不是市场交换意义上的“兼并”，实际上只不过是国有企业间的组织合并。这使产业结构呈现难以调整的刚性：相当多的企业生产能力过剩，设备闲置严重而又无法转产，形成大量资产有形和无形损失，整个社会资源效用水平低。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字表明，即使是95年我国900多种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的已占一半左右，其中摄像机、彩色照相胶卷的现有生产能力利用率仅为12、3%和22、1%，而95年只是商品供过于求的第一年，97年的年生产能力毫无疑问将进一步下降。而“兼并”亏损企业，给盈利的国有企业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甚至使盈利企业被拖成亏损企业，整个社会资源无法得到优化，整体经济的运行质量下降。严重亏损的企业吞噬了盈利企业的利润，使企业目标偏离造成大量非经营性资产和高资产负债率，造成企业长期停产，债务的长期拖欠产生了国有银行的巨额呆坏帐，还造成社会信用体系危机。这样就会削弱企业的投资欲望，使企业进一步陷入压缩生产的困境，下岗职工人数增多，造成社会的不安稳团结，引起企业投资需求与居民消费倾向下降，通货紧缩进一步加深。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
产业结构是在生产要素供给与社会对产品的需求的运动中实现的。在国有企业产权残缺，企业退出机制缺陷的前提下，企业的微观经营脱离了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和产品需求情况，表现为追求投资规模和追求少数热点项目的短期效应上，促进“短线”产业发展，抑制“长线”产业发展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产业政策的实质，80年代以轻工、纺织为重心的加工业扩张，90年代家电产业扩张更迅猛，造成重复投资和生产能力过剩。过剩的产品大量仓库积压，据有关人士估计，当前我国国内库存的总额大约为30000亿元，相当于96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4%。而能源、原材料、交通通信等基础产业设施却投资不足，缺口加大，使整个社会的供给结构呈中间粗、两头尖的“仿锤型”结构，无法真正满足市场需求。受旧的投融资体制的影响，大量的盲目投资、重复投资在增加经济增长泡沫的同时，某些行业产品的市场供给量超过市场需求，随着“软着陆”的平稳实现，“泡沫”破灭，加之出口不振，有的行业出现了亏损，其中加工工业全面生产过剩。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特点是农业基础薄弱、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滞后、重工业、加工制造业严重过剩，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发展不足。而从消费需求的角度看，随着住房、
医疗、教育、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力度的逐渐加大，原来由政府和企业提供的福利性支出，将由个人全部或部分承担，再加上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深化，下岗职工的增多，使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看淡，居民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大幅下降，居民即期消费更加慎重，预防性需求增加，储蓄存款余额已超过50000亿元，大量潜在需求被搁置。目前我国住房业发展受福利性分房制度，住房消费机制滞后，非生产性费用过高等因素的影响，轿车进入家庭同样受到消费信贷和税费问题的影响，住房、汽车消费难以成为当前居民消费的热点。拥有8亿农民消费者的巨大农村市场被忽视而使农村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许多厂家只有在自己的产品被严重积压时才想起消费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但是没有考虑农民的实际需要，农村实际情况的简单“过剩”移转，又无法为农民所接受。这样，社会商品的供给总量与供给结构的双重失衡，使商品的需求增长速度小于供给增长速度，从而使整个社会供过于求压力不断增长，而需求市场又日益萎缩，导致出现通货紧缩。
（三）投资需求与投融资制度之间的矛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跟着投资预期收益走，企业效率高，预期收益高，还款保证就大，就易于得到资金，企业也愿意扩大投资；反之，预期报酬低，风险高，企业就难于得到投资，其资金需求较为谨慎。但是在我国，长期以来国有企业都是将国有银行作为第二财政，把国有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当作财政投入资金使用，盲目、低效投资，而国有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存在所有制性质的歧视，即使是国有部门预期收益低，产出份额连年下降，竞争力不断衰退，但依然大量借给资金，一些非国有企业前景良好，预期收益高，却得不到资金支持。这样，一方面导致国有部门不以市场准则看待资金的价格，大规模地吸纳资金大规模的扩大投资；另一方面银行也不断向无效和竞争力弱的国有企业注入信贷资金，置效率、预期回报、竞争力、资产负债于不顾，导致银行产生巨额不良资产和高比例的坏帐、呆帐，据1997年1月人民银行颁布的统计资料，至1996年底，国有商业银行累计贷款余额470000亿元，其中根本无法收回的不良贷款为20%，约9500亿。如此高额的不良资产、坏帐、呆帐，迫使国有商业银行向企业化经营转轨过程中不得不考虑自身生存问题，为控制风险而减少贷款，出现了“惜贷”的现象。银行的信贷收缩，使企业的周转资金紧张起来，企业只能减少固定资产的投资，这对于我国众多依靠投资的扩张来增加产生的企业，是个致命的打击，而另一些效益久佳但急需资金来调整结构，更新技术来支持自己走出困境的企业，也更趋于萎缩，而商业银行的部份资金却找不到收益高，还款有保证的贷款对象，成为闲置资金，产生货币从生产中被“挤出”的现象。由于储蓄存款不能转化为投资，导致有需求不足，人均购买力增速下降。这是企业制度缺陷与融资约束之间矛盾的结果，它使大量奖金退出了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易循环，造成通货紧缩。
二、反通货紧缩的对策。
物价持续下跌会导致投资者预期看淡，企业经营更加困难，民间投资亦不愿大幅增加，最终可能会导致经济大面积衰退，所以必须制定走出通货紧缩的政策：
（一）应急措施：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当前反通货紧缩，最重要的政策目标，是要阻止商品供求失衡状态的进一步发展。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首先是扩大财政支出，通过增加国家预算和增加国债发行来扩大投资，用投资扩大来增加对投资品的购买，使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发挥作用，刺激国内需求，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稳定居民收入，稳定居民消费倾向，刺激民间投资需求的增长，启动经济。投资重点要放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就我国来看，能源交通运输、水利建设等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发展相当落后，即使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也不会出现过剩问题，可以避免重复建设，提高未来的有效供给。投资的主要方向应放在中西部地区。一方面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均衡，两者的差距已使各经济区域和省区间经济磨擦和利益冲突日益表面化，加剧了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失衡，由此产生的贫困，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给国家产业政策实施，持续发展及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发展造成巨大困难，必须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另一方面，对于东部而言，西部更具广阔的发展前景，丰富的资源与市场均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通过政府投资，既可促进西部开发，又能带动一些在东部犹豫不决的投资者进行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高涨。其次是加快费改税的改革，规范企业税负，减轻企业负担，加大退税力度，促进出口。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惯例的企业税收制度，不仅有助于政府职能的行使和体制内企业的业绩评价，也有利于建立不同所有者企业的公平竞争环境。再次是改变企业办社会的现状。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亏损企业往往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职能：包括办附属幼儿园、学校、医院，还有安全、娱乐设施，形成巨额的非经营性资产（国有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占营业总资产24、8%），形成企业的沉重负担。将企业的这些非经营性资产采用抵押、变卖等方式去筹措企业急需的资金，既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分散部分产权，又能启动低迷的消费。
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是要稳定当前存款贷款水平，继续利用目前的低利息率来促进居民消费，刺激投资，减轻企业负担；二是加快国有银行向商业化改革，使商业银行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摆脱行政对银行经营的干预，真正实现银行投资资金与效率挂钩；三是积极支持非国有金融机构探索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新途径。放宽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浮动范围，增强金融机构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及时调整金融监管方针，使防范金融风险与加大对中小企业放款相结合，解决银行惜贷问题。
（二）根本措施：加快制度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培植经济新增长点。
通过投入资金的外延扩张，简单地依靠扩大投入增加货币供应来刺激增长，只能引起短期的投资波动，推动低效益的产值增长，使经济增长呈现低效循环的局面，而且，为了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长势头，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力度必须越来越大，一旦政策空间用尽，物价下降和生产压缩将进一步发展。要真正启动经济，带动整个经济走出低谷，转入回升和复苏，实现“软着陆”之后新的一轮“起飞”，必须从制度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宏观政策运用入手，消除投资、需求、供给三方面的矛盾，扩大有效需求，合理供给结构。
第一、宏观层次的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在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调整时，要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从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出发，给国有经济以正确的定位，使国有经济能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的作用，只有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才能使国有经济从根本上走出困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地运行。具体上说，应把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方向实现分离和互补，国有经济只在关系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主要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服务的行业中发挥主导作用。坚决使国有经济从盈利性、竞争性部门撤离出来，减少政府的风险，进而引导民间投资进入这些领域。
第二、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而产权明晰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所以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改革企
业产权，把国有企业抽象的产权具体化为明确的出资人，把除少数公共品属性的国有制企业外的其余国有制企业的产权转化为集体或私有产权，把企业的责任落实到个人，将企业家利益与所有者利益挂钩，以个人财富、任职的薪酬、股份期权担保，与所有者分离一定比例的资产剩余索取权。这种剩余索取权的分离，增强了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效用目标的一致性，使企业成为真正追求所有者财富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经济组织，实现企业生产、投资的成本收益财务约束硬化，消除企业作为国家行政分级结构附属物的惯性。
关键词：自然垄断产业；治理方式；选择依据；选择方案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8-0071-03
一、关于自然垄断产业治理方式的理论综述
从自然垄断产业中厂商的成本条件及其生产的特征来看，一个产业由一家企业垄断经营最为有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自然垄断产品的有效供给，政府都会出面对市场进入进行干预。让一家企业垄断。赋予特定企业以垄断经营权。另一方面，独家垄断地位可能会造成价格歧视、寻租等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因此，自然垄断产业常常使政府陷入一种社会福利与企业利益取舍两难的境地。面对这种两难的选择。世界各国治理自然垄断产业的方式可以归结为规制(内生规制与外生规制)和国有化两种。
史普博在《管制与市场》一书中将规制定义为，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性规则和特殊行为。实质上，规制就是政府对市场活动的具体干预。维斯库西等人(2000)认为。在自然垄断行业，社会最优目标是实现较高的生产效率和社会分配效率，即垄断企业以较低的成本向社会提品或服务，并按照正常利润成本来定价。如果由私人资本垄断经营，其只能以获取垄断利润为目的，忽视消费者利益，从而造成消费者剩余损失。亚当斯在《政府与产业行为关系》一文中讨论自然垄断问题时，主张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实行必须的规制。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自然垄断性要求政府提供市场的进入规制，以便让一家企业垄断经营，以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自然垄断中的定价冲突同时要求政府提供价格规制，不仅使自然垄断产业资源配置更效率，而且收入分配也更合理。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还要求政府提品和质量等方面的规制。以便纠正信息的不对称。此外。自然垄断企业的负外部性表现，也要求政府提供社会性规制，以便诱导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将其产出限制在使全社会达到最适度状态而非个人达到最适度状态的产出水平点。然而，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政策并非任何时候都是积极有效的。比如。在规制机构设立及政府制定和实施规制政策的过程中，都会发生规制成本，在某些规制活动中，规制成本甚至大于规制收益，从而导致规制无效率。另外，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使规制者难以有效监督企业的行为，导致政府规制的实施结果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产生相反结果。此外，还可能存在规制俘虏问题，从而使规制政策的制定偏离公共利益的目标。
治理自然垄断产业的另一个思路是政府建立国有企业，直接对其垄断经营。将公共所有权作为自然垄断行业规制手段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公共利益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政府部门在处理与行业之间的关系时，力图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因为这些政府机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人，应该按照公共的最大利益行事。从产业组织学的视角看，国有化是一种特殊的政府规制方式。特别是当国有经济作为一种产业政策工具时。其规制性质和作用体现得更加明显。政府在具有准公共产品特征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国有化经营，也可以看作是政府职能与政府机构的延伸，而实行商业化(实现管理和财政上的自治，以向用户收费为基础实施独立预算)和公司化(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使之成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公司)经营的目的在于提升其效率和责任感。从这一角度认识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经济，即可将之视为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一种制度安排或策略。约翰・维克斯在《私有化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提出，“公有制为政府提供了一些附加的政策工具”。在理论上。国家所有权与政府的产业规制都具有追求“公共利益”的诉求，政府在处理与行业之间的关系时，都力图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通过国有经济来介入和引导此类产业的发展。被视作是一种特殊的产业规制政策，即通过企业治理的权力来实现产业规制的目的。规制与国有化的主要区别表现在规制方式赋予了企业剩余索取权，从而增加了企业的内在动力。
梅乔恩认为，上述两种治理方式都存在失效的可能。因此，各国均对自己所采用的制度方式进行了改革。对于原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欧洲国家，其通过私有化或部分私有化，外加完善政府规制政策和规制机构的手段来治理自然垄断产业；对于采用以规制手段为主的美国，其不断改进规制手段的同时。也未完全放弃少数但仍存在自然垄断产业的国有企业。两种治理方式各有利弊，从生产效率的观点来看，偏好哪一种处理自然垄断问题的方法是一个经验性问题。经济学家对内生规制与外生规制进行了理论比较。克鲁和克林多佛尔综合了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效率标准，即配置效率、x效率、动态效率、规模效率、价格控制、公平、治理的交易费用、资产专用性等，运用一个简单的排序体系，对自然垄断产业各种规制模式进行比较。根据对绩效属性的判断，将认为“好”的规制模式赋值为1，将认为“不好”的规制模式赋值为0。各种规制模式的效率属性之间的排序如下：激励性规制绩效较好；报酬率规制绩效一般；内生规制(国有企业)以及不受规制的垄断绩效较差。此外，李特查尔德也进行了类似比较。按照他的评分标准，最好的是外生规制，即激励性规制。对自然垄断产业规制进行比较，可以更好的评价现存的各种治理方式，有利于自然垄断治理制度的正确选择。实际上，在自然垄断行业中，完全由一种模式取代另一种模式当前还不可能。世界各国对介于两者间的混合方式更加青睐。佩洛蒂认为，国有股权的保留可以提高私有化公司的信誉度。
二、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治理方式的选择依据
选择自然垄断产业治理方式的重要依据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环境符合哪种前提条件要求，就应当在现有情况下选择哪种方式。
采取规制方式治理自然垄断产业需要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相关制度。各个国家的制度(包括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行为规范和管理规章等)禀赋和规制机构的成熟程度有所差异，这将导致不同的治理结构。规制机构的有限理性(其获得的企业相关信息是不完全的或者获取相关信息的成本很高)会导致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自然垄断产业通常需要在固定资产上进行巨额投资，而私有资本在这方面所投固定资本的资产专用性可能会导致规制机构的机会主义。因此，规制制度的设计必须有效处理这两种机会主义，通过宪法和较完善的行政程序是有效规制的重要前
提条件。在美国的自然垄断产业中，规制合同之所以能够有效的维持是因其拥有较好的制度基础。在美国。司法部门与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实现了较为有效的分立，其独立性很强。同时，美国具有较为完善的行政诉讼程序，而且可以不断修改行政诉讼程序和规制判例法，可以有效约束规制机构或垄断型基础设施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很多西方国家并不具备像美国这样完善的行政诉讼程序。其中，一些国家可以通过特殊的规制立法来限制规制机构或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比如。智利的有关法律规定了如何详细、具体地设定电力和电信行业的规制价格，如何确定公平的回报率(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如何制定价格指数，如何解决冲突等。这种方式要求相关法律必须是难以改变的，同时要求司法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自然垄断的国有化方式完全有可能实现自然垄断效率，但其也是有若干前提条件的。当这些条件不能满足时，自然垄断效率就不可能发挥出来，其中，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政府监督的质量。自然垄断的国有企业是在政府监督下运营的，由此产生了委托――的问题。政府可以授权经理层进行日常管理，经理层则向拥有相当自的董事会报告，但政府作为资产所有者，其仍然保留有直接干预的权利。Stigliz(1971)认为，“两种(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当政府试图干预生产活动时，政府要面临交易成本。在公有制下政府干预的成本一般较小，但在私人生产的情况下，不干预的承诺更为可信并且具有有利的激励效应。”可见，由于国有化内在的制度安排结构，自然垄断实行国有化运营方式将面临潜在的由制度产生的交易成本。如果这种交易成本变大，就可能抵消和扭曲自然垄断效率，从而使国有化表现出低效现象。这种现象与其说是国有企业低效，不如说是政府监督制度的低效。因此，对国有化的自然垄断效率而言，政府监督质量是其存在的重要前提。而要达到政府监督的高质量，就必须建立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合理的制度结构和激励机制。但是，国有化需要的合理制度安排，并非易事，甚至需要高昂的监督成本代价。国有化存在的制度难题实际上揭示了政府监督制度的合理程度只是为国有企业提供了实现自然垄断效率的一种外在约束，自然垄断效率的实现更根本的是必须对自然垄断企业提供一种内在动力，这种动力的存在将使国有企业持续关注自然垄断企业的运行状态，分析企业是否在规模经济上、价格上实现了自然垄断效率的优越性。只有国有企业实现了这一优越性，才可能在市场上具备效率。对动力机制的寻求，使规制理论和有效竞争理论发展和丰富起来。此外，国有化的选择还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对于国有经济而言，其存在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边界，应该选择更适合国有经济的领域，才能促进自然垄断效率的发挥。
三、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治理方式的选择方案
如前所述，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任何一种治理方式都不能很好的发挥功效。对于规制的治理方式而言，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其缺乏用来形成履行特定社会目标的私人承诺的规制控制权，这将导致最终控制权分配的不确定性。因此，规制必须要明确，这样，才能使公共政策和私人行为更好地得到公众的监督。
对于我国而言，目前还缺少重要的制度来支持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治理。比如，司法机构的独立性较差(东亚地区常见的行政强于司法的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相关的立法，如反垄断法和很多部门法(如电信法)都未出台或是很不完善，行政诉讼程序和其他反映民众或企业意愿的渠道(如各种听证会等)也都不够完善。这些说明，我国大部分的自然垄断行业都不具备实施有效规制的相关制度基础。特别是对于电信等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寡头垄断行业来说，这些行业合理的市场竞争格局尚未形成之前，整个行业可能会被由某一种经济成分所控制的寡头企业所主导。如果我国放弃对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经济控制，这个行业很可能会被国内私有资本或国外资本所垄断。国内私有资本或国外资本垄断下的自然垄断产业更需要有效的规制。在这种情况下。大面积的放弃国有化的治理方式，可能会导致令人无法接受的、失去控制的经济体系。因此，国有控制是有必要的。在考虑缩小国有化速度时必须谨慎。部分的、暂时的国有产权，可以为确立所需要的制度和规制结构创造出所需要的时间。
总之。在自然垄断行业放弃国有经济的控制权需要有效的制度条件，包括独立的司法机构、完善的立法、有效的行政诉讼程序等。因此，在有效规制不足的情况下，国有经济就成为了我国控制自然垄断产业合理的和必然的选择。
参考文献：
[1][英]约翰・维克斯、乔治・亚罗.私有化的经济学分析[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
[2]王俊豪.中国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余晖.美国：政府管制的法律体系[J].中国工业经济，1994，(12).
近期的研究表明在许多国家，中小股东和债权人权利被剥夺、利益被侵占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是至关重要的。LaPorta等（199819992000a)使用法律的方法建立了投资者保护的分析框架。他们从投资者保护法律及其执行的角度考察对公司特征和政策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强投资者保护法律及其执行的地区，公司拥有更加分散的股权结构，内部人更愿意发行股票，并分配公司股利。他们认为考察投资者保护的不同程度，能够提供更好的解释。同时，研究者发现另一个更加有吸引力的问题：在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地区，是否存在一些替代机制，以弥补弱投资者保护带来的负面效应？LaPorta等（1998)注意到会计系统可能是一种替代机制，Francis等（2003)深化了这一观点，他们使用投资者保护的框架，分析了财务会计信息在证券市场中的作用。
相对于证券市场的发展，我国法律规定和法律执行的发展却较为缓慢（PisbrXu2005b)。这种特定的背景为考察财务会计系统是否可以作为补偿弱投资者保护负面效应的一种替代机制提供了机会。本文使用来自我国内地31个地区911家A股上市公司2001-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考察，利用樊纲和王小鲁（2004)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数据构建各地区的投资者保护程度变量，使用会计盈余反映经济利润的非对称及时性，衡量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证据一定程度上表明来自投资者保护较弱地区的上市公司更愿意提供较高质量的财务会计信息，以补偿弱投资者保护带来的负面效应。
本文以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理论基础之上建立了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部分，介绍了样本选取过程、数据来源和检验模型；第四部分提供了检验结果和分析；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建立
(一)投资者保护与财务会计系统
LaPorta等(1998)使用法律方法构建了投资者保护的分析框架。其中，财务会计系统在投资者保护的分析框架中具有重要作用。LaPorta等（2000b)分析指出财务会计系统和披露规定向投资者提供了行使权利所必需的信息。当不同国家或地区投资者保护程度具有显著差异时，对投资者保护与财务会计系统关系的分析存在两种不同的逻辑。第一种逻辑是关注在投资者保护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财务会计系统所发挥的作用。Francis等（2003)认为，根据已有的相关研究，投资者保护程度更高的地区，金融市场往往更加发达，更加发达的金融市场会导致更多的融资机会和更加分散的股权结构，这就可能产生更加严重的问题。及时和透明的财务会计信息能够解决由于公司内部人和外部投资者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问题（Ball等，2000)因此，在这种安排下，投资者保护程度更高的地区更加需要以应计制为基础的财务会计系统，以满足对及时和透明的财务会计信息的需求。在投资者保护较强的地区，外部投资者很可能对公司管理层施加更大的压力（LaPorta等，2000a)为了减轻公司内部人与外部投资者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问题，公司管理层很可能提供更加及时和透明的反映真实经济交易或事项的财务会计信息。Bushman等（2006)从契约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根据契约理论，最优契约的设计和执行都需要可证实的信息，而财务会计系统为最优契约的设计和执行提供了丰富的可证实的信息。在法律或司法系统更强的地区，契约的设计和执行的效率更高，因此，对高质量财务会计信息的需求就越大。
第二种逻辑则认为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的国家或地区，财务会计系统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机制补偿投资者保护较弱带来的负面效应。LaPorta等（1998)在分析不同地区法律保护差异时，提出一个自然而又有趣的问题：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国家是否具有其它替代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注意到国家的财务会计系统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替代机制。财务会计系统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公司经营运作的信息，为签订契约提供可证实的信息，特别是，当投资者保护较弱时，会计准则的发展对于财务契约的设计和执行更加重要。他们使用国际财务分析与研究中心提供的会计披露指数作为替代变量进行考察，检验结果并不完全支持这一假设，斯堪的纳维亚成文法系国家的会计质量最高，普通法系国家的会计质量居次，但显著高于德国成文法系国家的会计质量，法国成文法系国家的会计质量最低。Francis等(2003)深化了这一思想，提出可能存在倒转的因果关系，即财务会计系统对证券市场发展的影响独立于投资者法律保护。在这种情况下，较高质量的财务会计系统能够替资者法律保护，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但遗憾的是，检验结果没有支持这一假设。以上研究虽然推测财务会计系统可能补偿投资者保护较弱带来负面效应的一种替代机制，但是并没有为这一观点提供支持的证据。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第一，对财务会计系统的测量主要基于对国家层面会计准则的考察，而忽略了公司层面提供不同质量财务会计信息的动机；第二，在跨国研究中，难以对不同国家政府管制、税收体系、证券市场有效程度等因素进行很好的控制。
(二）建立研究假设
我国证券市场具有新兴和转型的双重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正式法律体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证券市场仍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PistolXu(2005a)分析指出，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法律及其执行对投资者的保护在短期内可能无法发挥明显的功效。有两个主要因素影响了法律及其执行对投资者保护的效果：法律不完善程度和可靠信息缺失程度。转型经济的法律改革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发达经济的法律体系进行移植而完成的。由于语言、文化和制度的差异，导致了移植后的法律体系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完善性。在法律执行中，由于难于解释法律的起源，也难于有效处理新的法律问题，从而加大了法律执行的不完善性。另一方面，法律的有效执行依赖于可靠的公司层面信息，转型经济中公司层面信息存在着较大的噪音，也降低了法律执行的效果。在这种背景下，更可能存在其他替代机制弥补法律及其执行对投资者保护较弱带来的负面效应，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
我们关注财务会计系统作为一种替代机制，补偿法律及其执行对投资者保护较弱带来的负面效应。一方面，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会计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先后制订并了一系列相关法规和制度。2000年7月1日正式施行了第二次修订的《会计法》与之相适应，财政部于2000年12月了《企业会计制度》。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正式了包括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其宗旨在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维护社会经济秩序（金人庆，2006)。另一方面，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表明，虽然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时间还比较短，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上市公司仍然存在众多的不规范行为，上市公司的年度会计盈余与股票收益的关系仍存在明显的规律性，与西方成熟市场的情况基本一致。
公司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质量不仅受到会计准则的影响，而且与公司提供财务会计信息的动机密切相关。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对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环境及执行质量存在差异，处于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地区的公司，更有动机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会计信息，以补偿法律及其执行对投资者保护较弱带来的负面效应。一般认为，在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弱的国家或地区，市场对公司的定价会更低（Claessens等，2002)。处于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地区的公司更需要通过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会计信息，降低公司内部人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减少市场对公司的折价。其次，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的地区，由于缺乏其它可以依赖的机制，公司可能更需要通过某种替代方式，如提供高质量财务会计信息，建立声誉机制，增强投资者的信心（LaPorta等，2000a)。最后，由于高质量的财务会计信息有助于契约的设计和实施（Hay等，1996)，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地区的公司更可能通过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会计信息来降低契约设计和实施中的交易成本。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其它条件不变，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地区的公司比投资者保护程度较高地区的公司更愿意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会计信息。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我们选取了2001-2004年4年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的所有公司作为初始样本。为了达到研究目的，我们执行了以下筛选程序：(1)剔除了含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这些公司面临境内外双重监管环境，与其他上市公司不同；（2)剔除了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存在行业特殊性；（3)剔除了4年间数据不全的公司；（4)为了控制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易齡了1%分位数和99%分位数以外的数据最后，我们获得了来自我国内地31个地区的911家公司4年的面板数据(样本数合计为3644个）。
(二）数据来源
我们使用的上市公司数据全部取自香港理工大学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CSMAR数据库查询系统。根据色诺芬公司提供的公司治理数据库，获得了公司最终股东的相关数据。我们使用的投资者保护指数建立在樊纲和王小鲁（2004)编制的地区市场化进程数据及其子数据的基础上。他们根据大量的统计和调查资料，釆用“主因素分析法”，编制出中国各地区2001年和2002年市场化相对进程指标。这一指标包括“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五个方面指数，每个方面指数又包括几个分项指数。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选择了“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方面指数，以及其中的“律师人数地区人口”和“知识产权保护”两项分项指数考察不同地区的投资者保护程度。由于研究数据时间跨度为2001-2004年，考虑到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在研究时间范围内相对稳定，我们使用2001年的市场化进程数据进行衡量。
(三）检验模型
财务会计信息质量是一个涵义广泛的概念。我们在对这个概念进行操作化处理中，主要考虑了会计盈余反映经济收益的非对称及时性。Basu(1997)首次考察了会计盈余反映经济损失和经济利润的非对称及时性，他的检验结果表明会计盈余对经济损失的反映要快于经济利润。他分析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会计稳健性而引起的，因而把这种会计盈余反映经济损失和经济收益的非对称及时性作为会计稳健性的测量方式。Ball等(2003)分析认为会计盈余反映经济收益的程度，特别是会计盈余对经济损失更加及时的反映，可以用来测量财务会计信息质量。Ball和Shivakumar(2005)认为会计盈余反映经济收益的非对称及时性主要来源于会计盈余对经济损失的及时确认，并指出这是财务会计信息质量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我们使用这种方式测量财务会计信息质量，模型如下其中，EPS,表示公司,第t年的每股税后净收益；巧t表示公司,第t年年初的股票价格；RET,表示公司,第t年的年股票收益率，RET“=]!(1+RETit)-1(RET,表示第j?月的月股票收益率，至RET12表示第t年各月的月股票收益率）D是虚拟变量，当RETit<0时，取值为i否则为Q
为了考察不同地区投资者保护程度与公司财务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对Basu(1997)的模型进行了扩展，模型如下
其中，EPS,表示公司i?第t年的每股税后净收益；P,t表示公司,第t年年初的股票价格；RET,表示公司,第浑的年股票收益率，RET,：=nC1+RETt)-1(RETh表示第j月的月股票收益率，R灯1至RET12表示第t年各月的月股票收益率）D是虚拟变量，当RETA0取值为I否则为QIPD,t是衡量不同地区投资者保护程度的虚拟变量，当PD,<中位数时，取值为0否则为1。
而且，我们考虑对公司财务会计信息质量产生影响的公司层面因素这些控制变量包括：（1)公司规模(Size)用公司当年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表示；（2)债务约束（Debt)，用公司当年资产负债率值表示，孙铮等（2005)发现上市公司的债务约束对财务会计信息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我们在模型中加入这一变量进行控制；（3)公司风险（Risk)，用公司当年月股票收益率的标准差表示；（4)最终控股股东（CO)虚拟变量，当最终控股股东为国有控股时，取值为I否则为0(5)样本年度（Year)，虚拟变量，控制宏观经济的影响
。
四、检验结果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给出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EPS/P的均值为0.006中位数为0.012。RET均值为-0.178中位数为-0.21775%分位数为-0.089这说明对于全部样本，有75%以上样本年股票收益率为负。表1中!PDa、JPDb^U分别表示使用“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方面指数、“律师人数丨地区人口”和“知识产权保护”两项分项指数衡量地区投资者保护程度的虚拟变量，我们使用了地区指数的中位数作为划分强投资者保护地区和弱投资者保护地区的标准。SiZe表示公司当年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该变量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21.046和21.009。公司当年的资产负债率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513和0.481而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008和19.867说明公司间资产负债率差异较大。公司风险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93和0.087。公司最终控股股东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757和1.000而且25%分位数为1.000说明全部样本中75%以上公司最终控股股东为国有控股。
(二）财务会计信息质量检验结果
我们使用会计盈余反映经济收益的非对称及时性来衡量财务会计信息质量。Bal傳(2001)使用这种测量方式对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1992-1998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与普通法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上市公司会计盈余对经济收益的反映强于对经济损失的反映。孙铮等（2005)使用同样的测量方式考察了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1999-2002年的数据，结果发现与普通法国家相似的证据。考虑到中国证券市场随着时间变化而产生一定的波动，我们首先分年度进行了检验。根据Basu(1997)的模型，系数则量了会计盈余对同期经济利润的敏感性，系数卩3测量了会计盈余对同期经济损失的增量敏感性，(P2+卩3)测量了会计盈余对经济损失的敏感性。模型的R2测量了会计盈余反映经济利润和经济损失及时性的总体差异。
表2提供了2001-2004年各年横截面检验和面板数据检验的结果。可以发现，各年横截面检验结果和面板数据检验结果基本上表现出与普通法国家证券市场相同的特征。在PanelA中，使用面板数据检验结果表明，会计盈余反映经济利润的敏感性为0.064(卩2)会计盈余反映经济损失的敏感性为0.148(p2+卩3)整个模型的R2为14.1%。这说明会计盈余反映经济损失比反映经济利润的速度更快。在PanelB中，平均而言，会计盈余反映经济损失模型的R2为11.2%，高于会计盈余反映经济利润模型的R2(10.1%)这个结果表明，对于全部样本公司的数据而言，Basu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公司财务会计信息质量。(三）地区投资者保护程度与公司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的回归结果
表3给出了使用面板数据的地区投资者保护程度与公司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的回归结果。由于研究目的，在模型中增加了衡量地区投资者保护程度的虚拟变量以考察不同投资者保护地区公司提供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的差异，并且，加入了影响公司政策选择的控制变量，以控制公司层面其它主要因素的影响。考虑到对经济损失和经济利润进行划分的准确性，分别使用了公司的年股票收益率和市场调整的年股票收益率是否小于零两种方法进行划分。
我们使用了地区市场化指数的中位数划分强投资者保护地区和弱投资者保护地区，并设置投资者保护程度的虚拟变量，考虑到这种操作对回归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在稳健性测试中使用地区市场化指数构建连续变量进行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这说明我们的结论并不会受到投资者保护变量设置形式的影响。
在模型1中，我们使用“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方面指数衡量投资者保护程度。当使用RETit〈0划分经济损失时，交互项D*IPD*RET的系数为-0.014t值为-2.187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当使用MARADJ-RETit〈0划分经济损失时，交互项D*RET*IPD的系数为-0.030t值为-2.394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结果表明，地区投资者保护程度与公司会计盈余反映经济收益的非对称及时性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如前所述，本文使用公司会计盈余反映经济收益的非对称及时性衡量公司提供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因此，这个结果表明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的地区，公司更愿意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会计信息，与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相一致。
此外，我们还发现公司规模、最终控制股东与公司会计盈余反映经济收益的非对称及时性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公司资产负债率、风险与公司会计盈余反映经济收益的非对称及时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为了进一步深化研究，我们在模型2和模型3中分别使用了“律师人数地区人口”和“知识产权保护”两项分项指数衡量地区投资者保护程度。在使用RET“<0划分经济损失的模型2中，交互项D*RET*JPD的系数为-0.028t值为-4.455在1%勺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如果使用MARADJ_RET"<0划分经济损失，交互项D*RET*JPD的系数为-0.067t值为-5.286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在使用RET；t〈0划分经济损失的模型3中，交互项D*RET*JPD的系数为-0.020t值为-3.169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如果使用MARADJ-RET“〈Q划分经济损失，交互项D*RET*JPD的系数为-0.044t值为-3.519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检验结果表明，使用“律师人数地区人口”和“知识产权保护”两项分析指数代替“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方面指数后，地区投资者保护程度与公司会计盈余反映经济收益非对称及时性的负相关关系更加明显。
五、研究结论
关键词：国有制化工企业；政府所有制；改革
一、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使得化工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快，对于国有制的化工企业，是我国化工企业发展当中的领头羊，为了实现我国化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当中能够占据一席之地，那么就必须进行发展模式改革，转变化工产业的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公有制化工企业的发展。
二、化工企业的管理现状
在我国，化工企业是国民经济生产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化工行业的发展涉及到我国的发展要求和生产现状，并且对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在我国，化工行业的发展而相对落后，照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有着较大的差距。想要快速的发展我国的化工企业，那么就必须进行战略规划，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国有化工企业改革。在我国，重化工涉及国内生产的50%以上，应当从根本上进行有效的改革，推动其可持续发展。在我国，精细形化工水平相对落后，严重的制约了我国化工行业的发展，因此，也应当进行有效的改革。
三、国有制化工企业的局限性
在我国，国有制化工企业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国家所有制形式上。长期以来，国有经济都是由国家所有、政府管理和企业经营，产权的主体是我国的全体公民、政府和企业，因此就导致了“委托——”关系的形成，这一产权关系存在着严重的内在缺陷，对于推动国有制化工企业的经济效率提升非常不利。
1.所有者与所有权行使主体相分离
在我国，国有经济归国家所有，全国的人民是所有者，但是全国的人民无法具体化，所以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称之为所有者。也就是说全体人民应当囊括全民的组织形式作为主体，但是这样的组织形式的实现过程并不现实，因此，全体公民不能够有效地行使职能，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的也只停留在了理论层面。这就不能够从根本上推动全体人民的主人翁意识，从而制约了国有企业的发展。
2.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指的就是国有资产脱离国家监控，造成了非正常的损失，这部分损失往往会形成部门、单位或个人的收益，国有资产的流失使得广大的全体人民积累的资产化为乌有，动摇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严重的影响了全体人民的工作积极性。
四、如何有效地推动我国国有制化工企业改革
对于我国的化工企业来说，改革与管理是当今的两大主题，深化国有化工企业的改革，加快其现代化建设，利用科学的发展体制带动其核心竞争力是今后发展的重点。
1.推动国有化工企业当中的股份制改造
对于国有制的化工企业来说，想要有效地调整其内部的经济结构，从而从根本上加快其快速发展，那么就必须推动其股份制改造。在进行国有化工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过程当中，应当通过规范企业上市、鼓励中外合资互相参股等多种改革形式，逐步改制为多元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为了有效地避免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弊病，那么就应当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实现国有股份的减持，努力吸引多种投资主体。但是在改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坚持国家控股的基本国策。我国国有制的化工企业主要包括：化学矿、化肥、基本化学原料轮胎、石化专用设备制造、化学医药和合成纤维等，对于其中一些重点化学项目应当保持控制地位，但是对于一些非重点的化学项目应当逐渐的减少控制，推动中小型化工企业对这些项目的创新研究，从根本上促进我国化工行业的发展，提高其世界核心竞争力。
2.推动化工企业当中的新技术发展
对于国有制的化工企业来说，想要从根本上提高核心竞争力，那么就必须加快新技术的创新发展。针对产品结构单一、工艺技术落后以及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应当从技术层面入手，国有企业当中的管理部门应当加大对企业创新的投资力度，对于国外先进化工技术的发展进行高度的关注，对于有助于我国化工企业快速发展的管理模式进行充分的研读，并且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有筛分的进行借鉴。化工企业的发展需要先进的生产设备，从而优化企业的产业结构，降低生产成本。通过高新技术的运用，能够极大程度上提高化工企业的发现效率，从而能够进一步推动我国公有制化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
对于国有化工企业进行有效改革，就需要做到国有资产的有效管理。在一些国有化工企业当中，对企业的改革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且经过了不懈的努力，但是仍存在着许多问题。由于政府部门的直接干预、国家所有者职能没有到位、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得不到保障等问题还严重影响中国国化工企业改革的深入发展。因此针对上述问题，在党的15届四中全会就提出了“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和分工监督”的原则，但是想要做到有效的落实，就必须针对这一原则进行深入的探索，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加以完善，对国有资产的管理进行明确的分工，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4.深化企业内部的人事劳动改革制度
想要根本促进国有化工企业的发展，企业内部的人事劳动管理是推动发展的关键一环。国家经贸委、人事部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联合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和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通过该意见能够使得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想要推动国有化工企业的快速发展，那么就必须运用定岗定员、减员增效、全员竞争上岗的高效管理机制，对于企业内部的干部和工人进行平等的对待，对于企业内部管理的选拔应当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公开竞聘、择优聘用和定期考核，并且实行任期制，对于工作管理不到位，技术水平不达标的人员应当做到及时的调整。在工资分配方面，应当做到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也就是说，在工资分配方面应当确保工资与自身的贡献度相挂钩，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促进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进一步带动国有化工企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5.促进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
对于我国的国有化工企业来说，应当针对自身的行业特点进行企业结构调整，具体的工作内容如下：（1）政府部门应当鼓励建设一批具有雄厚实力的化工企业集团，各个集团之间应当本着互利互惠和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取长补短、互相帮助，以资本作为纽带，在促进自身企业良好发展的同时，能够有效地带动其他企业朝着良好的态势发展，其他企业的发展又能够反馈给自身企业发展契机，从而形成良好的利益循环，共同推进我国国有化工企业世界竞争力的提升。（2）对于化工企业的发展，核心还是提高世界竞争力，只有在世界的大舞台当中占据了主导权的力量，才能够从根本上促进我国整体地位的提升。国有企业是世界核心竞争力当中的主力军，但是中小型企业的快速发展也能够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也需要国有的化工企业能够有效地带动中小型化工企业的发展，使得中小型企业能够根据自身的特点，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在促进中小型化工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国有的化工企业应当给予其技术支持，引领中小型企业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使其行成自身的特色。从而形成以国有大型化工企业作为主导力量，中小型化工企业进行分工，并且国有化工企业应当起到协调作用，促进自身改革发展的格局。
6.实现管理创新
为了有效地促进我国国有化工企业的快速发展，那么就必须进行有效的管理创新，在管理的过程当中利用当今快速发展的信息化技术，加强企业内部生产经营和管理当中的信息化建设，对于这部分建设需要高质量的技术人才，因此需要对这部分人才的培养给予高度的重视，对于企业的管理者来说，应当做到身体力行、带头学习现代化信息技术，从而不断提高国有化工企业的管理水平。五、结语想要从根本上推进我国国有化工企业的改革，那我就必须运用创新的管理思想，推进改革当中每个环节的完善发展。并且需要做到高效的合作，在完善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其他企业的有效发展，从而实现国有化工企业之间通力协作、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
作者:万作波 单位:天津力生化工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李寿生.加快管理创新步伐为建设石油和化工强国做出更大贡献[J].化工管理，2016，（19）：13-18.
[2]侯杰.以创新变革引领企业做优做强2016中国化工企业500强出炉[J].化工管理，2016，（19）：10-12.
[3]王述纲.在2016中国化工企业500强会上的讲话[J].化工管理，2016，（19）：19-23.
关键词：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投资;对策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对人力资本投资问题的思考
收录日期：2015年3月6日
人力资本的投入跟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既能促进经济总量增长，还能推动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要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一、人力资本投资的概念
所谓人力资本投资，是指投资者通过对人进行一定的资本投入（货币资本或实物），增加或提高人的智能和体能，这种劳动能力的提高最终反映在劳动产出增加上的一种投资行为。它包括投资主体，投资对象，投资产生的智力、知识、技能、体能，投资产生的未来更大的价值收益等四个方面。人力资本投资同物质资本投资一样，具有投资的一般性，是能够带来新的价值增值的行为，但人力资本投入产出效益要大于物质资本投资，是一切投资中收益最高、获利最大的投资。
二、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认识度不够。一直以来，我国人力资本存在高智能的结构，且高质量劳动力所占比重极小。劳动力知识存量严重缺乏，对人力资本认识不够全面，认识不到人力资本的高收益和高回报率，而偏重于物质投资的短期回报率，从而阻碍人力资本的发展。目前必须寻找正确的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国家而言，关注人力资本投资，才能为整个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二）人力资本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我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实力较弱的大国。为了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我国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生产领域的投资上，作为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GDP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从而忽略了公共教育财政方面的倾斜，教育经费投入缺乏制度保障。从个人而言，低收入人群所占比重大，教育消费能力有限，使得我国个人教育投入资金不足。
（三）人力资本利用闲置浪费现象存在。有数据显示，科研人员中个人发挥能力八成以上的只占33.1%，发挥五到八成的占43.9%，剩下的连5%的作用都没有得到发挥。这说明我国人力资本不合理的流动和配置现象确实很严重。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认真解决人才资源的浪费问题。
（四）劳动力市场存在制度性分割。目前，我国人口流动性较大，但是在贫困地区、经济落后地区，受观念陈旧、浓厚的乡土意识、信息不畅通、交通设施缺乏，劳动力流动率极低，这不仅因为我国存在着户籍制度划分的城乡劳动力市场，户口迁移制度等各种限制或阻碍劳动力合理流动的不合理制度，以及不合理的劳动工资制度，还存在着以所有制划分的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劳动力市场，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也抑制了劳动力积极性的发挥。
三、完善人力资本投资的对策
只有拥有了人力资本优势，在未来的竞争中才会有竞争优势，把人力资本优势转化为生产力优势，才能够赢得竞争的主动权。为此，针对我国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设性对策。
（一）提高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认识度。在知识经济发展的今天，人力资本投资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等方面，需在多方面有所投入，协调好各方面投入比例。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是长期的、深远的，人们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是一切投资中收益最高、获利最大的投资。
（二）加大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政府在财政预算上要充分发挥其支持投资作用，以促进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的发展。加强教育投入，改善不合理的教育投资体制，建设终身教育体系。各级政府除了应继续加大财政支出，还应广开筹资渠道，真正形成一个以国家办学为主体，多种力量共同办学的教育新体制。
（三）提高人力资本利用效率。以企业流失人才现象为例，良好的企业文化对留住人才，提高员工的忠诚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人力资本开发的严峻形势，首先要建立一套符合企业长期发展，持续的发挥人力资本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人力资本开发机制，企业应该在人力资源规划、工作分析、薪酬体系、人才选拔等各个模块制定合理的相配套的约束机制，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使每一位员工都能够充分发挥其最大潜能。
（四）消除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局面。为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应尽快消除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现有状况，包括区域分割、城乡分割、所有制分割。这些分割限制了劳动力在不同区域间，城乡间，所有制企业间的自由流动。事实证明，劳动力流动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合理配置，也实现了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增加。
（五）建立健全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明确的产权主体、清晰的产权边界和产权关系、权责相等是建立人力资本市场的前提。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都拥有对资产行使占有、使用、处置和收益最起码的权力。市场交易的顺利完成是以市场背后的制度建立与完善为前提的。加快建立健全人力资本产权制度，降低人力资本的交易费用，优化劳动力配置结构，以使它能够真正衡量和反映人力资本的价值。
主要参考文献：
[1]张胜辉.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的分析与思考.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
关键词：制度约束；FDI；收入漏出效应；产業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2）04-0005-0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从1979年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实际利用FDI达9426.46亿美元，长期保持着吸引和利用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可见，外资依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征。同时，中国FDI流入呈波动上升趋势，与产業结构动态调整走势颇为一致。引人关注的问题在于，转型时期中国为什么会持续出现大规模FDI？大量涌入的FDI对中国产業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影响机制如何？凡此种种，成为学界和政府热议的焦点。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既渴望受益于全球经济又力图避免其负面影响的国家，改善国内制度软环境，充分发挥FDI对国内经济以及产業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已成为政府、学术界与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因此，本文基于转轨时期国内特殊制度环境，通过构建环境一战略一行为一绩效（ESCP）分析框架，考察FDI对产業结构调整的影响。这对于科学理性地审视FDI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客观认识并改善现有制度软环境，合理利用外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考察
关于FDI流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归结起来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从供给方（即跨国公司）的角度进行研究。早前的研究主要偏向从供给方内部考察。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活动日益频繁，研究者开始关注影响FDi流入的外部因素，指出FDI倾向流入那些具有稳定宏观环境（Lim，2001）、较大市场规模（Cheng and Kwan，2000）、良好基础设施（Sun et.al，2002）、低廉劳动力（Cheng and Kwan，2000）的国家。但上述文献仅从供给方角度来考察FDI流入，缺乏对需求方东道国因素的分析，因而不完整。二是从需求方（即东道国）的角度进行研究。经典理论认为，东道国积极引入外资主要是基于FDI可以通过影响市场结构（Cayes，1982；江小涓，2002）、资本供给、技术溢出、对外贸易（宋京，2005），对东道国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不可否认，作为集资本、技术、管理、营销于一体的一揽子资源，FDI的流入对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成为中国积极引进FDI的重要原因。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资本存量和外汇储备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储蓄与外汇“两缺口”已不存在。同时，FDI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明显。显然，基于传统经济理论的供求角度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FDI大量流入的原因。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东道国制度对FDI流入的影响，认为制度在吸引国际直接投资中发挥重要作用，拥有良好制度质量的国家总是在吸引FDI上做得更好（Anghel，2005；Du et.al，2008）。有学者对中国的制度在全球乃至发展中国家中并无优势可言，“两缺口”已不缺以及“以市场换技术”引资政策被证明并不成功，却仍有大量FDI流入的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金融扭曲、市场分割和普遍性制度约束的存在是推动FDI大规模流入中国的重要原因。这一观点较为合理的解释了当前中国FDI流入现象。
关于FDI与我国产業结构，国内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过研究。但大多数研究主要以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依据FDI在各产業分布判断其对产業发展的影响（郭克莎，2002；江小娟，2002；文东伟等，2009），并未考虑中国转轨时期特殊的制度环境以及制度约束下FDI影响产業结构的特殊机制，往往只看到FDI有利于产業结构调整的积极方面，对于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少关注。新近有研究发现，制度约束下FDI的关联效应较为缺乏，因而对东道国的收入增长贡献很小，甚至为零，难以形成循环累积效应，因此也就无法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与产業发展（钱学锋，2010）。与此同时，制度约束下，所有权在国外的外资企業通过将收入汇入母国而形成巨大的“收入漏出效应”将促使东道国产業比重下降，阻碍产業内部的高级化进程（张宇宙，2009）。
综上所述，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而言，尽管传统供求面因素仍是推动外资进入中国的重要原因，但它不足以解释当前中国FDI的现状，而从国内扭曲的制度环境人手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笔者认为，由于存在严重的制度约束，中国FDI流入原因、特征与经典FDI理论存在显著差异。因此，FDI对中国产業结构调整的影响需要在新视角下重新审视。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尝试构建环境一战略一行为一绩效（ESCP）分析框架，从中国特殊制度环境考察FDI特征事实，进而梳理FDI对产業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及影响效应，得出·些更为丰富、细致的结论。
二、转型制度环境下中国FDI的特征
作为一个转轨国家，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面临多种制度约束，这些制度约束不仅影响国内良好制度环境的形成，而且直接推动FDI持续大规模流入，并成为影响中国FDI特征的重要因素。
（一）转轨时期中国制度约束的主要表现
转轨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存在多种制度约束，主要表现在金融体制与制度扭曲、法律与产权制度不健全、市场分割严重、政府激励制度扭曲等方面。
1 金融体制扭曲。在中国，金融体制扭曲集中表现为金融体系不健全、缺乏完善的金融中介、金融资源配置的政治性主从次序等。一方面，严格的金融市场进入壁垒抑制了金融中介健康发展并造成市场融资渠道单一，大量金融资源无法得到有效整合；另一方面，金融资源严格按照企業的政治主从次序配置，无效率的国有经济部门处在政治主从次序顶部，垄断了大部分金融资源，经济效率更高的私人企業处在政治主从次序底端，融资困难。同时，国有银行主导的信贷体制和利率管制政策加剧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FDI是缓解信用约束的一个途径，而中国并不缺乏储蓄，只是金融体制扭曲、金融配给体系无效率导致FDI承担着更大程度金融媒介与信用中介功能（罗长远等，2011）。
2 市场分割严重。市场分割是指为了地方利益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外地资源进入本地市场或限制本地资源流向外地的行为。它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的“放权让利”与行政性分权，而90年代中期以来实行的财政分权由于缺乏配套制度更加剧了市场分割。严重的地方保护和市场条块分割阻碍了一体化市场的健康发展，导致国内企業跨区发展的交易成本增加，市场竞争力下降。同时，在市场分割下，经济运行机制扭曲，社会资源无法实现最优配置，国内企業规模经济难以实现。与此相反，外资企業则由于享受各项优惠政策，发展基本不受中国国内市场分割的影响，跨区域投资成为外资“独享的盛宴”。严重的市场分割体制下，与外资企業相比，国内企業普遍缺乏竞争力。
3 政府激励扭曲。政府激励制度的扭曲源于政治上集权和财政上分权。政治上的集权意味着地方官员的晋升很大程度上由中央决定，而晋升则主要依据地方经济绩效。现实中，以GDP为核心的“政治锦标赛”促使地方政府“为晋升而竞争”，创造了一定的经济奇迹，但导致过度竞争与恶性竞争。为追求GDP，各地政府竞相展开财政、金融、土地等各项优惠政策吸引FDI，过度的招商引资竞争造成重复建设与环境污染，并影响国内企業竞争力和引资效果。
4 法律与产权保护缺失。法律与产权保护缺失是中国制度约束的又一个突出问题。一方面，国内企業按照政治主从次序来获取法律与产权保护。处在政治主从次序底部的民营经济部门，普遍缺乏完整的政治、司法合法性，产权不安全性问题严重；另一方面，国内政策普遍存在“抑内扬外”的扭曲，对外资企業的法律保护甚至优于国有企業。因此，为寻求政治、法律保护并获取生存与发展空间，国内企業尤其是民营企業往往具有强烈的FDI偏好。
（二）制度约束下中国FDI的特征
由于存在严重的体制与制度约束，中国FDI的主要特征不仅与经典FDI理论存在差异，也与现实中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情况迥异，主要表现为流入规模、类型、质量以及产業分布等方面的独特性。
1 FDI流入规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FDI规模一直持续稳步增长，1991-2008年年均外资流入增长率接近23%。比较1980—2010年中国与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的FDI规模（如图1），我们发现。自1992实行全面开放政策以来，中国FDI流入规模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当然，衡量FDI规模主要看它是否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吸收能力相适应。转轨时期，由于体制与制度约束，民营企業深受制度歧视而“有能力无资源”，国有企業虽受制度保护但“有资源无能力”，导致FDI大量流入，中国经济表现出强烈的外资依赖，相对于现有吸收能力而言，FDI规模过大。
2 FDI类型。制度约束下，一方面国内企業对FDI表现出强烈偏好，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吸引外商投资恶性竞争并实行“抑内扬外”政策，导致大量进入中国的FDI类型具有非典型特征。一是FDI企業出口导向性过强，在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業中主导地位显著；二是FDI来源国以亚洲地区为主，欧美发达国家较少；三是FDI项目的平均规模较小，这与FDI来源地密切相关。截至2008年，按对华投资规模大小的FDI来源国家和地区排序依次是：香港、日本、美国、台湾、韩国等（如图2）。与其他国家相比，流入中国的FDI企業以中小企業居多，高技术的大型跨国公司较少，尤其是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中小企業占较大比例。
3 FDI产業分布。经典理论认为，进入壁垒和不完全竞争是FDI进入的必要条件，FDI通常集中于具有寡头特征的行業。然而，与其他国家FDI具有较大的行業集中性不同，制度约束下中国的FDI具有行業分散的非典型特征，广泛分布于垄断行業以外完全竞争性的低技术、劳动密集型行業。从产業结构分布看，当前中国的FDI主要集中在第二产業，一、三产業占比很低。同时，在第二产業内部，FDI又主要集中于出口加工業、传统制造業、中低技术与劳动密集型行業，产業关联度较高的大型项目以及基础工業项目投资则不多，我国FDI利用的产業结构失衡严重（刘青海、王忠，2010）。FDI的这些行業分布特征不利于第二产業内部的高级化进程，也不利于产業结构升级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
4 FDI质量。FDI质量是指为东道国带来收益或正外部性。其主要评价指标有：FDI项目规模、项目的技术含量、FDI产業结构分布、产品出口导向范围、FDI企業出口外部性、FDI企業研发活动等（傅元海、谭伟生，2009）。一般而言，FDI质量与外资企業规模、项目技术含量正相关。企業规模越大、资本与技术密集程度越高，正面溢出效应就越强，FDI质量越高。由于中国FDI项目平均规模较小、项目来源仍主要以亚洲和港澳台地区为主、产業分布集中于中低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行業，导致外资企業对国内企業的示范效应和积极技术溢出效应有限，中国的FDI总体质量较低。
三、转型制度环境下FDI对产業结构调整的影响
关于FDI对产業发展与产業结构的影响，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FDI正面效应（资本、技术、管理等积极溢出效应）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国内产業结构调整的正面作用。近年来一些文献开始关注FDI的负面效应，但并未考虑特殊制度环境对FDI流入进而对产業结构产生的影响，具体的传导机制则更鲜见。
事实上，FDI的资本供给、技术溢出等正面效应的产生具有一定门槛效应，即技术门槛与制度门槛。其中，制度门槛是指东道国要获取FDI的积极溢出效应必须具备一定的制度条件，这是FDI正面效应产生的前提。制度扭曲可能导致溢出效应难以产生或者至少受到一定抑制。正如OECD（2002）指出，并非所有的东道国都能从FDI的外部效应中获益，在获益之前东道国必须达到吸收能力的最低门槛，如人力资本、制度、金融部门发展等。目制度扭曲一方面造成国内经济对外资技术、管理的严重依赖，企業普遍缺乏创新；另一方面造成国内企業吸收能力普遍不高，较大程度上抑制了FDI积极的技术扩散与知识、管理溢出，导致国内技术进步与产業结构升级缓慢。同时，制度扭曲又导致FDI产生一系列负向效应，比如外资与本地企業缺乏关联（钱学锋，2010）、收入漏出效应（张宇，2009）等。
（一）制度约束下FDI对产業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
经过细致分析，我们发现，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Environment）即制度约束引起了外资企業战略（StrategY）变化，进而促使外资企業与本地企業的互动行为（conduction）转变以及外资角色重新定位，最终导致FDI在东道国的绩效（Performance）发生根本性改变，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与产業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其具体机制如图3所示。
如前所述，在普遍性制度约束环境条件下，相对于内资企業而言，外资企業具有持续的天然优势、静态优势和动态优势。因此，外资企業的进入战略与进入后的竞争战略均会发生偏向性变化，具体表现为：大量低质量外资流入、外资项目平均规模偏小、分布分散。外资战略变化的直接后果是形成了中国FDI的非典型特征，进一步又影响外资在东道国的行为与角色。具体而言，其一，影响外资企業与本地企業的互动行为，导致外资与内资企業缺乏关联、外资挤出内资、抑制国内企業创新等。一方面，外资的大量进入容易产生市场掠夺行为，挤出国内资本；另一方面，国内普遍缺乏创新体制环境下大量引进FDI容易使国内企業产生惰性，抑制创新。同时，进人中国的外资企業实质上并不比国内企業更具优势，因而对国内企業的关联和示范效应以及积极技术溢出有限。其二，影响外资企業与东道国制度互动行为，比如FDI充当信用中介从而与金融制度形成互补（罗长远等，2011）。在技术门槛与制度门槛双重作用下，FDI在东道国的行为与角色突变则会抑制正面溢出效应的发挥，同时产生收入漏出、结构锁定与固化、负向溢出效应。外资企業在制度约束环境下的战略与行为最终影响到FDI在东道国的绩效，具体到产業结构上就是通过收入漏出效应使产業比重下降和产業结构向下偏离，通过结构锁定与固化效应使产業本身内部的高级化进程受到阻滞，延缓产業结构升级。
因此，我们认为当前制度约束下FDI对产業结构的影响可能存在以下特点：第一，除了产生正面效应（资本供给、溢出效应）之外，FDI可能会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市场掠夺与收入漏出效应）；第二，由于制度约束的存在，FDI的正面溢出效应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抑制，特别是“制度门槛”的存在可能抑制其积极溢出效应发挥；第三，由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FDI对各个行業的具体影响可能存在较大异质性。
（二）制度约束下FDI对产業结构的影响效应
FDI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两股力量的博弈最终决定其对产業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与方向。事实上，仅仅考虑FDI带来的技术、知识、管理等溢出效应对产業结构调整的正向推动作用过于片面。由于制度约束的普遍存在，当前中国的FDI除了产生一定正面效应外，其负面效应凸显。一方面，FDI大量流入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严重外资依赖性，国内企業创新受到抑制，外资的正面溢出效应大大削弱，不利于产業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在开放经济条件下，FDI的进入并不必然导致东道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由于所有权在海外，FDI投资者会将东道国的部分或全部利润汇回母国，从而形成收入（产出）漏出效应。理论上，如果FDI未能增加东道国收入，则无法通过累积效应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进而推动产業结构调整。实际效果上，制度约束下的FDI对东道国产業产生的收入漏出效应将引致产業收缩效应，进而引发产業比重下降（张宇，2009）。此外，大量中低端FDI流入第二产業使得中国第二产業内部结构长期锁定于劳动密集型、中低技术加工型、中低端出口导向型行業，导致第二产業内部结构固化从而形成产業结构中低端锁定效应，阻滞和破坏了第二产業内部自然的动态演进规律。
总之，由于转轨时期特殊的制度环境，流入中国的FDI对产業结构调整的积极效应将受到一定程度抑制。同时我们需要认真审视制度约束下FDI对产業升级调整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进而提出新的治理措施。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特色经济的原则
(一)速度与效益相结合的原则
发展地方特色经济，速度是重要的，但不能单纯追求速度，而要把速度与提高经济效益相结合。所谓提高效益：一是产品结构要合理。二是要努力提高产品质量，以质量求生存，求效益。三是严格比较投入产出关系，用较少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生产出比较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要在降低消耗提高效率上做文章。四是不断推进技术进步，强化技术创新。五是优化当地资源配置，把资源配置到效益好的企业中去，发挥资源优势。力求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效益。六是要加快改革改制步伐，大中型骨干企业都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要突出抓好企业管理体制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乡镇企业要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通过完善制度强化管理提高企业素质。七是要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要向科学决策要效益。
(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我国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资源和环境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制约因素。为适应这个现实，我们在推进现代化建设，发展中西部特色经济中，必须更好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调整农业结构，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应在加大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同时，有计划、分步骤地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绿化荒山、荒地，恢复林草植被。对于资源型地区必须防止矿产资源的掠夺性开采，既要合理利用，也要保护资源，还要注意矿区的环境保护。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必然要加快小城镇发展，在小城镇建设中，务必十分重视保护耕地，节约使用土地。
(三)保护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原则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各地发展特色经济的必由之路。发展特色经济，是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促进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实行国家集体个人私营外资相结合。发展西部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国民经济总量，已成为西部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西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仅满足了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而且打破了国有商业一统天下的局面；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缓解了社会就业矛盾。为分流和下岗职工的安置发挥了积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国企改革的深化；西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改变了过去的“补充”地位，初步形成了与国有经济分工合理、功能互补的格局。
(四)实行市场导向和政府协调相结合的原则
市场机制，这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可以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市场通过价格信号调节生产和需求，使资源在生产的各个环节之间进行分配。企业必须搞好市场调查和预测，在市场中找好各自的定位，根据市场需求和市场反馈信号，调整生产经营决策。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同时也不应忽视政府的作用。近几年的实践证明，各地确立区域特色主导产业，无论是发展效益农业也好，还是规模化的特色工业也好，政府在规划布局促进区域间的产业合理分工等方面功不可没，所以，一定要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当然，发挥政府的作用，并不意味着企业经营者不必依据自己的力量发挥主观能动性，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必等和靠，而是要自主、自立、自创，这才是发展特色经济的关键。
二、以生态环境建设促进经济发展
生态恶化与经济发展滞后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恶化一经济发展滞后一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恶性循环，削弱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直接影响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据估计，西部地区每年因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500亿元，占当地生产总值的13％，至于间接潜在的损失和生态恢复费用则比这一数字还要高出数倍。相反，好的生态环境可以给西部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我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系统类型多样。地处长江、黄河的上游，是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屏障、水源涵养地，是我国生态系统平衡枢纽。长期以来，由于不合理的耕作和过度无序开发，西部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干旱和荒漠化问题突出，自然灾害发生频率不断加大，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生态系统对经济的承载能力越来越弱。改善生态环境是西部地区开发建设必须首先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如果不从现在起努力使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在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就会落空。
(一)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据统计，自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央投人1100多亿元的林业生态建设资金中。西部地区占了大部分。其中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涉及西部11个省(区、市)，累计投入287.8亿元；退耕还林涉及西部12个省(区、市)，累计投入311亿元，占全国的65％，京津风沙源治理在西部省(区)安排退耕还林资金42.2亿元，占资金总额的49.6％；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试点在新疆、广西3年分别累计安排资金2.25亿元和5.25亿元。西部的退耕还林工程，已使上千万农户从退耕还林补助中直接受益。同时保障和提高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加了农民收入，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使1622万农民直接从中受益，与1999年相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共增加1080元，部分地方财政增收的10％以上来自京津风沙源治理保护，直接受益人口达到两亿多人，工程区年均增产粮食1107万吨，年产果品和木材产值约150多亿元。许多地区通过发展经济林、竹林、兴办沙产业等生态产业。已形成了一批灌草生产、中药材和果品基地，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解放了农村大量劳动力从事家庭多种经营，或转向第二、三产业。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累计分流安置林业富余职工66.5万人。工程区经济发展逐步呈现出多元化，森林旅游、森林食品、药材、土特产品采集加工等特色经济迅速发展。林区产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开始走出“独木支撑”的困境。
(二)促进特色生态旅游业的发展
近年来，原汁原味的生态旅游已经逐渐代替了传统的旅游业成为人们的新宠。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喜欢到西部去体验独特
的自然风光，感受独特的民族风情。但是。许多地区由于受恶劣自然环境的限制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其他地区如火如荼的发展旅游业，而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却不能得到开发。而生态环境的改善自然会吸引投资者的目光，促进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从而加快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创造可观的收入。帮助当地居民脱贫致富，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三、以技术进步带动特色产业
在西部建国以来50多年的建设中，逐渐形成了门类较齐全、技术较先进的工业体系，在中央工业发展政策的大力支持下，西部工业规模实现了超常发展，共建成具有较高水平的全民所有制企业29000多个，其中大中型企业和科研机构近2000个。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客观上要求企业加强管理、降低成本、增加品种、提高质量，因此企业管理和生产技术进步受到普遍重视。西部加工业发展的技术等级和技术含量还是很低的，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第二产业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发展阶段。事实说明，西部要想提高自身竞争力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推进产业技术调整。总体方针是：以高技术为支撑，提高产业技术水平；依托原有优势塑造新优势。搞好技术增量调整。以技术进步带动特色产业发展。
(一)通过对高新技术的应用发展新兴产业，开发新产品
高新技术产业，如新材料、精细化工、生物制药等行业。我国西部各民族的医药具有起源时间早、资源丰富，品种繁多、用药独特等特点，是中医药领域的一朵奇葩。我国西部地区多样化的生态环境，孕育了丰富的天然药物。目前西部民族药已达3700多种，尤其以藏、蒙、维、彝、傣、羌、壮和苗等民族药为代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医药。有的民族还著有大量的医药文献，记录了医药学理论。运用这些经验和理论指导药物的使用，往往能取得奇特的疗效。民族医药学的价值，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二)引进成熟、稳定、成本较低的适用技术
根据西部的实际情况，应引进已经相对成熟、技术寿命相对稳定、成本较低的适用技术，而不是引进东部淘汰下来的生产线和生产技术。引进技术是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加快从国外和国内发达地区引进技术，重视消化吸取。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最近由亚洲权威金融及投资管理杂志《Asia money》进行的2001年度亚洲最佳管理公司评选活动中，中海油名列中国最佳管理公司榜首，成为2001年投资机构以及个人投资者最为青睐的中国上市企业。虽然主营业务已经上市，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采取的依然是非常积极的内外战略部署。
中海油的表现无疑使中海油成为国企中的“另类”。同中国许多大型国有企业负责人一样，卫留成自中国石油学院毕业后，从工程师做起，一步步地走到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的位置。卫的务实与坦诚折射出的正是信奉着传统中国价值观的60年代大学生在掌握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后所表现出的务实求真以及乐于奉献的精神。
《南风窗》：中海油在上市以后采取的战略部署是不是表明，中海油总公司将从一个纯粹的上游勘探开发公司转变成一个综合性清洁能源集团？
卫留成：未来中海油的架构已经比较清晰，总公司向清洁能源公司发展，上市的海油有限保持一个单纯的勘探开发性公司。3年后，重组的3个专业公司分别在海内外上市，海南的化学公司上A股，包括已在纽约和香港上市的海油有限，共5个独立的上市公司；还有至今全国最大的合营公司―中海油壳牌石化公司和广东LNG合营公司。
《南风窗》：这样的架构是基于什么样的出发点呢？
卫留成：这样的架构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加入WTO后面临的国际竞争。对中国的企业来说，最严重的挑战还不在于目前的技术，而在于体制和机制。如果这些不能和国际经济接轨，那么它在国际竞争中就没有同等的竞争地位。上市最重要的是从体制、产权改革入手，用产权改革来带动机制的转换，增加公司的透明度，促进它管理的规范化，从而为长期的发展增加活力。另外，国际上大的石油公司架构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母公司负责宏观战略、长期发展、资本运营，不管生产等具体的业务。具体的业务由下面的分公司、子公司负责，这样层次非常清楚，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南风窗》：在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是否要通过资本的手段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人们对中海油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印象很深。
卫留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做好主业是企业的基础，我们的核心产业是勘探开发;但是光靠核心产业的发展，它基本是个原始的资本积累的过程，比较慢的过程。如果把资本运营的手段加进去，通过上市和并购这两个重要手段，就可以实现企业跨跃式、高质量的发展。
石油产业非常典型，最近3年，世界上14个大的石油公司通过合并、并购，缩减到6个。我们认真研究了以后认为，搞好基础主业是一个平台，在这个基础上，通过上市和并购实现企业的跨跃式发展，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南风窗》：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国企中被认为最具国际化、和国际惯例最为接轨的公司，您认为中国公司的管理和西方企业的管理有什么不同？
卫留成：区别还是很大的。一，在产权是否清晰的问题上，看起来我们的产权是清晰的，原来是百分百的国有独资企业，但所有者不到位，几乎所有的政府主管部门都可以实行所有者的权利。而反观西方公司，它的所有者很多，但却很到位。上市后我的压力非常大，每季度、每半年都要对投资者公布业绩，看似没人管，但整天有眼睛在盯着你。第二，西方公司的监督较强。我们的监督也很多，但国有企业的那么多问题为什么查不出来呢？而西方公司没有监事会也没有各种各样的检查组，但这种监督无处不有，无时不在。第三，决策架构和决策程序上差别特别大，国外大公司的决策程序非常严谨和科学，不是拍脑袋。一些大的决策都是经过长期的、多方面的调研和评价，经过第三方咨询，非常公正和可靠。
海洋石油虽然是国企，但有着比较完善、严格的决策程序，以及与这套程序相适应的资金的集中管理和预算和计划管理，因此我们投资的所有项目都没有亏损的。
《南风窗》：作为一个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和民营企业的管理者，应该有哪些不同？
卫留成：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应该有更宽广的视野、更好的事业心和更强的驾驭市场和管理大型企业的能力。因为一般说来，国有企业的资产量要比民营企业的更大，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重要得多。为什么很多时候显示出许多民营企业发展速度很快，表现出很多竞争的活力？我觉得关键问题在于机制，如果企业机制的问题解决好，大型国有企业会更有活力，竞争力会更强。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简称BIT）谈判自2008年启动以来，已先后开展了16轮谈判，双方在扩大投资领域、消除投资壁垒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等焦点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14年11月10日，与奥巴马在APEC会议期间会晤，双方表示希望达成高标准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
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Technology Sourc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TSFDI）是指中国企业以获取国外先进技术、信息等关键知识为目标，以新建或并购技术先进国家的高科技产业或研发部门为手段来提升其全球运营效率的跨境资本输出行为。本文以IT、医疗与生物技术、自动化与航空、工业与电子设备、金融与商业服务行业为技术获取型投资的代表，分析中国企业在美国TSFDI的特征，找出现存问题及阻碍因素，并对如何使中国企业在BIT的护航下开展技术获取型投资进行了探讨。
一、中国企业在美国技术获取型投资的特征
（一）TSFDI规模日益扩大
根据中国投资监测站统计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4年第三季度，中国企业对美投资896起，总金额达431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投资金额迅速增长，从2009年不足17亿美元增至2013年的141亿美元。在对美国直接投资总量大幅增长的同时，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投资也取得快速发展，2000年至2014年第三季度共投资431起，总金额达182.7亿美元。
由图1可以看出，2007年以前中国企业在美国TSFDI的投资金额微不足道（除2005年联想以17.5亿美元收购IBM的PC部），2007年至2009年，交易数量有所增加，但平均投资金额低于5亿美元，2010年至2013年，交易规模显著扩大，虽然交易数量及金额于2011年达到顶峰后有所下降，但由于平均交易额增加，使得此期间的平均投资额超过10亿美元。2014年有望取得重大突破，仅前三个季度公布的已经或即将完成的投资额便接近45亿美元，超过2009年至2013年的金额总和。
（二）TSFDI主体趋向多元
中国在美国实施技术获取型投资，大都是具备较强技术实力、具有全球化经营视野的大中型企业，但近年来，与政府关系不紧密的民营企业更受美国的欢迎，逐渐成为中国TSFDI的主力军。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至2014年第三季度，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技术获取型投资金额为33.51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32.34%；民营企业投资金额为70.1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67.66%。其中，2014中国民营企业的投资金额占对美投资总额的76%，投资项目数占对美投资项目总数的90%。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投资金额迅速增长，2010年投资金额达到8.77亿美元，在自动化与航空、金融与商业服务行业所占的份额较高。民营企业在2009年之后投资规模迅速扩大，2014年前三季度，仅在IT行业的投资金额就高达26.86亿美元，超过国有企业2006年至2013年技术获取型投资的总额，几乎完成了IT、医疗与生物技术、工业与电子设备等其他行业的所有交易。中国企业在美国实施技术获取型投资的主体日趋多元，且大部分企业已在其他临近地区设立了海外运营部门。
（三）TSFDI区域分布依据产业优势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UNCATD）统计，2000年至2014年第三季度，中国企业对美国技术获取型投资存量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北卡罗来纳州、加利福尼亚州、密歇根州，紧随其后的有纽约州、德克萨斯州和伊利诺伊州。
北卡罗来纳州是接受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投资的主要地区，仅IT行业的投资金额就达到42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93.3%，联想、华为等公司均在北卡罗来纳州建立研究中心和销售办事处。排名第二的加利福尼亚州是中国企业在美国TSFDI的前沿阵地，虽然投资总额低于北卡罗来纳州，但投资数量达到132起，位居第一；IT行业是中国企业投资加州的首选行业，投资金额占总投资额的65.79%。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率先在加州进行绿地投资，腾讯和百度等互联网巨头也已在加州设立研发中心和其他相关的运营部门。此外，医疗与生物技术、自动化与航空行业也紧随其后，成为中国对加州TSFDI的集中行业。排名第三位的是密歇根州，中国企业对其投资几乎全部集中于自动化与航空设备行业，仅这一行业的投资金额就占投资总额的81.3%。中国企业根据美国各州不同的行业领先优势开展技术获取型投资，区域分布依据产业优势。
（四）TSFDI进入模式趋向并购
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的数据显示，从总量来看，2000年至2014年第三季度，中国企业在美国技术获取型投资中绿地投资的数量为238起，投资金额55亿美元，跨国并购168起，投资金额105.08亿美元，跨国并购的投资总额是绿地投资的近两倍，呈现出绿地投资以数量取胜，跨国并购以金额取胜的特征。
从趋势来看，从2006年至2014年第三季度，绿地投资金额的变化比较平稳，除2014年前三季度达到4.16亿美元外，其他年份的平均金额仅为1.71亿美元；而跨国并购的投资金额增长迅速，2010年达到11.55亿美元，是2009年的5.5倍，2014年仅前三季度的投资金额就高达40.53亿美元，是2006年至2013年绿地投资总额的3倍，跨国并购投资金额远远超过绿地投资，日益成为中国企业TSFDI的主要进入模式。
（五）TSFDI行业开始向先进服务业转移
中国企业在美国技术获取型投资一直以制造业为主，近期有向高端服务业转移的趋势，通过收购其先进技术、品牌、分销渠道等战略性资产，提升企业的全球运营效率及国际竞争力。根据中国投资监测站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企业对美国金融与商业服务产业的投资占其对美国技术获取型投资总额的比重为2.52%，2012年这一比重则上升至20.02%。2012年5月，万达集团斥资26亿美元收购了全球最大的IMAX和3D屏幕运营公司——美国AMC影院公司，成为中国企业进军美国文化产业的标志。2012年7月，中国工商银行正式收购美国东亚银行80%的股权，是中国银行对美国银行业机构的首次控股权收购。
二、中国企业在美国技术获取型投资的现存问题及阻碍因素
（一）中国企业在美国TSFDI占对美投资总额的比例较小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对美国技术获取型投资所占份额由本世纪前十年中期的70%下降至2009至2013年的不足20%，尽管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企业在美国TSFDI的投资金额激增，但占总投资额的比例仍然较小，原因在于中国企业对美国非技术获取型的投资项目在增加。比如，2013年5月，双汇集团斥资71亿美元收购美国食品巨头史密斯费尔德公司，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赴美最大的投资案；2014年10月6日，安邦集团以19.5亿美元收购华尔道夫酒店，是中国企业投资美国优质不动产的标志性事件，有利于中国企业实现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
过去两年技术获取型投资比例的下滑反映出中国企业当前自主创新能力较弱，欠缺技术吸收与整合能力，而且有时引进的技术与自身业务不匹配，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比如2001年华立集团收购飞利浦位于美国的码分多址（CDMA）项目，由于其主业电能表行业所积累的技术资源无法为CDMA项目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华立集团为此损失惨重。
（二）中国企业在美国TSFDI进程中缺乏有效沟通
当前，中国企业在美国技术获取型投资发展相对较快，但是熟知美国投资市场环境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复合型国际人才严重匮乏，使得一些企业派出的人员无法胜任境外管理任务，导致技术获取型并购后的跨文化整合能力也较弱。
此外，有些企业认为在美国进行TSFDI“钱多为王”，只要出价高，就能成功获取先进技术，这种“不差钱”的错误思维方式使得有些企业“走出去”时不善于与美国政府及公司管理人员沟通，不善于说服目标公司所在的社区及国会议员，因此不受海外尊重，被当成“土豪”。例如，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时，虽然斥资185亿美元，远高于其竞争对手美国雪佛龙公司的出价，但由于其未能与优尼科公司保持真诚有效的沟通，未明确表明并购后的管理观念与模式，因此被认为是敌意的收购。
（三）中国民营企业在美国TSFDI的优势未得到充分发挥
在对美国实施技术获取型投资的进程中，中国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方面占很大优势，但仍面临众多阻碍因素导致其自身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其一，大多数民营企业资金实力有限，我国逾60%的金融贷款贷给了占GDP30%的国有经济，民营经济长期面临差别性待遇和限制性约束，融资困难且渠道单一；其二，中国民营企业在美国技术获取型投资起步较晚，对美国相关政策法律研究不充分，对其市场环境及政府管理的认知较为有限；第三，虽然2004年我国投资体制就由审批制转向核准制，但许多程序并未简化，而且对民营企业在通信、航空、电力、能源等高科技行业的准入门槛较高。这些阻碍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民营企业在美国进行技术获取型投资。
（四）美国国家安全审查机制不透明
2008年美国颁发条例规定，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范围和自由裁量权，加大审查频率，但由于CFIUS在国家安全审查过程中不受公众问责监督，并强调个案处理，因此高度不透明，使原本有限的对正当国家安全顾虑的界定标准扩大。
例如，2011年5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要求华为剥离收购3Leaf Systems所获得的高科技资产；无独有偶，中兴也曾在2011年被美国移动运营商Sprint Nextel拒绝参与50亿美元的采购投标；2012年，中国企业对美国飞机制造商Hawker Beechcraft的收购也遭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调查。特别是中国国有企业，因其与政府关系紧密，易给美国政府造成威胁国家安全的负面形象，而且BIT新增了关于“被授予政府职权的国有企业及其他人”的解释，使得中国国有企业如果由于政府授权影响其行为时，会受到BIT管辖。
（五）中美两国尚未签署双边投资协定
中美BIT谈判自2008年启动以来，已先后开展了16轮谈判，谈判涉及内容广泛，远远超过了中国同其他国家签署的投资保护协定，且谈判目标不仅是双边投资保护，更是投资开放，谈判的艰难可想而知。虽然BIT谈判能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企业提供便利，但与之伴随的风险也很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现谈判的范本是美国BIT2012范本，很可能会造成谈判内容以美国范本为中心，最终在美国范本的基础上进行利益增减，从而弱化我国在利益方面的诉求；二是BIT生效需要美国参议院三分之二票数的同意，但参议院存在一些保守派，经常将我国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商业活动“政治化”，阻碍我国对美国的投资活动；三是在已与美国签署BIT的47个国家中，大部分国家为中小型经济体，对美国经济影响不大，若中美BIT签署，美国将担心中国作为签署国中最大的经济体制衡其经济发展。总之，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制度存在重大差异，中美BIT谈判不会十分顺利。
三、中国企业在美国技术获取型投资的策略
第一，提高中国企业技术吸收与整合能力，加强自主创新与研发力度。吸收美国的先进技术固然重要，但引进的技术要与中国企业的发展目标及长期技术战略相匹配，因此中国企业在进行TSFDI前要全面分析实际市场需求，在适合企业发展的基础上吸收与自身业务相匹配的技术。技术可以买来，但研发能力买不来，企业的自主创新仍是重中之重。政府应为企业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完善中介服务机构，为企业的创新及研发提供专业服务及有价值的参考信息。企业自身要注重技术研发，在充分吸收与利用引进技术与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再创新，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逐步摆脱过多依赖美国先进技术的被动局面，才能最终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提升企业跨文化整合能力与沟通实效。中国企业能否成功实现对美国的技术获取型投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高质量的国际化人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多，但质量却未见提高，与美国的高质量人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我国要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充分利用美国当地的人力资本优势，加快本土人才的培育。同时，在美国进行TSFDI时要入乡随俗，充分研究合作企业的商业规则，进行技术获取型并购时通过准备、导入、磨合、拓创四个阶段使双方企业文化得以充分融合。此外，中国企业要摒弃“我钱多，我怕谁”的思维方式，加强与美国政府、企业和民众的沟通交流，在进行TSFDI时突出其商事主体性质，并强化交易的商业属性，以便更顺利地应对可能发生的争议。
第三，逐步放开民营企业，结合BIT相关优惠政策为其投资提供便利。如今，中国在美国技术获取型投资多是民营企业在推动，民营企业需要更多样的融资渠道、更完善的法律环境以及更多的决策自由。首先，我国政府应建立国内非政府组织等多渠道的融资机制，创新金融服务体系，加快金融机构国际化步伐，给予民营企业必要的海外融资权。其次，BIT2012范本进一步强化了扩大投资活动范围、放松投资准入限制的要求，从投资运营阶段扩展至准入阶段都将应用“最惠国待遇”，我国民营企业应结合BIT相关政策为其进行技术获取型投资护航。再次，我国政府应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的决策自主权，削弱政府在外资审批过程的作用，同时，民营企业要独立自强，而不是让商务部或媒体代表其利益，这不仅可以使民营企业更具竞争力和活力，也可以缓解美国对我国政府参与投资决策的担忧。
第四，结合BIT相关规定，敦促美国提高其安全审查的透明度。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致力于达成一个互惠的协定，致力于便利和保护投资，并提高投资和监管的透明度与可预见性，能为中国企业在美国TSFDI提供法律上的保护，使中国投资者得到更公正的对待。BIT2012范本特别要求强化政府透明度，要求“缔约方应允许另一缔约方的自然人或法人参与其技术标准、法规以及合格评定程序的制定过程”，要求“公布的规章需要对其制定目的进行解释，最终形成的规章应充分反映公众评论”。因此，中国企业应充分利用BIT“透明性原则”等相关条款的规定，有效约束美国以安全审查为名实则阻碍中国企业TSFDI的行为，必要时要求美国公开拒绝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投资项目的审核依据，呼吁美国实行“监管透明化”及“公平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