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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发展经济学 企业转型 民营企业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行业竞争日益加剧，各个企业都竞相为顾客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并且努力去超越竞争对手而谋求生存和发展，求变求胜可说是企业发展的推动力。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处于两难的境地: 要么冒风险实施战略转型；要么坐以待毙被市场淘汰。
民营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位与作用均不容忽视。经过改革开发30年来的快速发展，现代民营企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积累，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逐步从规模扩张进入到提高核心竞争力阶段。目前民营企业普遍遇到一些困境，如管理结构不科学、运行机制不适应、技术创新不足和融资途径匮乏等，这对民营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一、关于发展经济学的一些观点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或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兴起但都面临着贫穷落后的经济局面，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增长率高、经济增长率低、经济结构落后、失业问题严重困扰着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共同对该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探讨。
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在1945年撰写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中首先提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他认为:“发展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发展经济学是指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和学说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其理论可以溯源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中涉及到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发展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问题，有三种主流思想:1.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性;2.强调计划化的重要性;3.强调工业化的重要性。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性的发展经济学家有W.A.刘易斯(1915～)、R.纳克斯(1907～1959)、P.N.罗森斯坦－罗丹（1902～）和W.W.罗斯托(1916～)等人。他们提出了两缺口模式，即国内储备的不足需用国外资本的流入来填补。另一方面，T.W.舒尔茨(1902～)等人从智力开发作用的分析，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并非只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必须受到足够的重视。
6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影响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早期的理论和政策建议有畸重畸轻的缺点。因此，发展经济学开始较全面地关注影响发展的各种因素。他们提出，过于侧重工业化的国家,应当重视工农业的平衡发展;过于强调重工业的国家，应注意轻工业的发展；在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上，要纠正过去有时过于重视进口替代、有时过于重视出口鼓励的偏向，作到把出口鼓励和进口替代更好地结合起来；在生产结构上，不应停留在劳动密集的生产，而要适时发展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生产。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发展经济学开始关注一些新的问题，其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甚至整个理论体系也开始发生变化，发展经济学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研究不断深化。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是人类发展理念的飞跃和发展理论的重大突破，它提出了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到底是什么，怎样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尤其是根据这样的运行机制，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产业结构布局、企业发展方向应该如何调整，以及世界各国如何处理全球利益和国家利益，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实行合作。
二、关于企业转型的观点
企业转型是运用资源优势、调整产业战略定位、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点或摆脱经营困境的重大战略行为。事实上，企业大部分战略是事先的计划和突发的应变的组合。“战略既是预先性的预谋战略，又是反应性的适应性战略”。换言之，“战略制定的任务包括制定一个战略计划，即预谋战略，然后随着事情的进展不断对它进行调整。一个适当的战略是经营者在公司内外各种情况不断暴露的过程中，从而规划和再规划的结果。”
沙辛（Shaheen, 1994)对企业转型的定义，当企业组织在价值、形态、表达、技术及行为等项目的移转，让组织架构具备弹性化，能实时应对环境的变化。并认为企业转型不仅是企业改造的重设计，同时包括组织文化的重造、组织架构的重组、战略与产品的新定位及企业核心能力的新变化。沙辛还提到转型的主要目的系企业在历经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能大幅改善竞争绩效，并能持续维持企业竞争力。
周佳欣(1997)认为“企业转型”的定义:为企业对环境、竞争变化下的一种基本的、全面性的、大规模的革命性改变，企图调整或改变企业现有的营运架构，突破现状，重创企业活力的一种行为现象。
王吉发和秦夏明(2006) 通过建立竞争优势的分析框架，指出: 企业转型的动因在于内生和外生动因的影响，企业转型问题的研究过程一般遵循着“资源――能力――行业内地位提升――产业定位”的逻辑线索，给出了一个企业转型研究的新范式。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各种要素（有形要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无形要素：技术、知识、组织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权重）是不同的。在制订战略时，企业需要具备足够的“组织能力”、“个人能力”及“有形资产”，且结合适当的转型战略来配合企业此一阶段的发展成长，以便增加战略绩效达成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转型战略的选择结合企业现有的资源基础具有显著影响。足见企业的转型战略与资源基础之间有显著的关系存在，即企业对转型战略与资源基础的表现相关，也就是说企业对既有资源基础的不同，会表现其在转型战略的选择上也会有异。
三、对民营企业转型的启示
1.生存危机是企业转型的根本动因
在自然界为了生存和发展，任何物种都必须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生存模式、更新生存技能，与环境的变化协调同步。同样，处于市场剧烈变化和技术不断创新的环境下，民营企业面临更大的生存危机，必须及时调整经营目标、更新产品结构、转换经营策略，实现企业转型。英国石油公司之所以能通过转型，由最薄弱的工业企业转变成为英国实力最强盛的工业巨头之一，是因为当时的公司经营面临着将要破产的危机；苹果公司由坚持维护自我技术和产品独特性的电脑公司，转向提供全功能电子产品与服务的厂商，是由于其将面临倾覆之灾……无数案例表明，生存危机是导致企业转型的根本动因。所以说，当危机来临，通过转型克服衰退、恢复成长能力，已经成为民营企业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产业转移为企业转型指引方向
在发展经济学中，对产业结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战略：平衡战略和非平衡战略。平衡战略要求依赖计划平衡，同时利用市场的组织功能，借助优先发展的产业或主导产业的联系效应，迫使各产业部门自求平衡，以求得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产业结构的平衡；非平衡战略要求在一定的产业结构中寻求和选择优先或重点发展的产业部门，并通过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向这些部门倾斜，目标是求得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民营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日益显示自己的活力。对于处于民营企业产业群中的企业而言，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产业群的特征、结构、知识创新和扩散的速度和效率，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一外部环境随着技术进步的重心的改变，在不同部门产生科技发明都会带来结构的变化。民营企业在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应该成为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主题。
3.运行机制是企业转型的保障
经济主体的活力会受到企业体制与企业组织形式的制约。当前，就以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来说，技术创新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最迫切任务。而正是由于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不足，技术创新所遇到的困难也就难以解决。例如，我国民营企业目前在凝聚人才、储备人才、吸引人才方面有很多缺失，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不足，通过制度创新可以形成有效的激励高科技人才的机制，并让高科技人才享受技术创新带来的好处。
民营企业大多由家族企业发展而来，带有浓重的家族企业的烙印，往往表现为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集中。家族企业是家族资产占主导的家族关系契约和要素契约的结合体，是家族成员对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保持拥有的一个连续分布的状态，是家族及泛家族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导致组织行为的经济组织。在家族文化背景下，民营企业带有明显的局限性:(1)企业决策由家长个人决策;(2)只任用家族成员或亲戚来担任高层管理人员，或仅在有限的范围内挑选接班人;(3)企业的产权通常是封闭型的;(4)企业的企业目标往往是模糊、不确定的。这些都必须从机制上予以根本解决。如，开放企业产权，即向愿意投资的人开放。产权的开放不但拓宽了企业融资的范围，有利于技术进步，而且企业产权结构得以发生变化，成为真正由多元投资主体投资所组成的企业。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将顺应潮流走上公司制的道路。
4.核心资源影响企业转型的成败
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除了需要资金、技术、设备等资源之外，人才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它关系到企业竞争力之强弱，是企业的核心资源。一方面是行业的超速扩张需要大量人才；一方面是企业人才培养的滞后，如果不能拥有足够的人才，就丧失了竞争的先机。人才是企业最活跃、最易流动的因素，企业的竞争说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一个想长远发展要做大做强的企业一定要注意克服短视行为。忽视了内部人才的培养，使企业对人才的内部获取能力变弱，甚至缺乏内部获取能力，从而导致了对外部人才市场的过度依赖。因此，民营企业要实施多角度关注、多方位保障的人才战略储备。
四、结论
而随着新经济的日趋崛起、扩散和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以及全球竞争的日渐加剧，我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战略机遇期，民营企业应该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应对生存危机，顺应产业发展的方向，转变运营机制，优化核心资源，通过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实现跨越式发展，进而在新经济时代下的全球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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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罗殿军 冀 田:产业群共生环境下民营企业发展战略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6年,第4期,47～48页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并成为鱼需解决的主要议题。为此,一些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方法。
1 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 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 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 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2.3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刻认识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其所倡导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经济发展为模板,对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具体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初始条件认识不够。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时,不可避免在实践中纷纷遭遇碰壁。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如缪尔达尔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诸如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一一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总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决定因素,他们秉持内部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不安全根源于其内部因素,如资本匾乏、工业化滞后。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和拓展经济安全时,必须革故鼎新,效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导。’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种经济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导实践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农村居民文化水平较低
农村居民对教育的认知不够，导致子女不愿上学或强制退学等现象出现，以及一些农村的教学条件落后，导致农村子女的文化水平不高，而文化程度高的居民却留在了城市，这些因素就导致了农村的文化水平始终不高的根本原因。
2.农业生产规模较小
农村的经营方式比较分散，对于集体和大规模的生产，还有新技术的推广都不能很有效的进行，农作物的播种和收割都无法统一进行，这就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就很大程度的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3.农村生态环境逐步恶化
随着工业产业的不断发展，大量的土地因为不正确的使用，造成了农村环境的污染，植被破坏，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和水污染等现象。这就严重的破坏了生态平衡，制约了农业的发展，从而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农村经济管理所采用的形式
1.改善农村教育条件，提高农民文化水平
农村基础教育条件有所改善，在农村建立起正规的中小学，推广义务教育，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使得适龄儿童都有学上，上得起学，在初等教育上跟得上，打下文化基础，为农村大学生提供资金支持，不会因为没钱上学而错过受教育的机会，这样对于农民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2.统筹城乡发展，落实扶持政策
切实落实“三农”政策，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引入新技术、新人才，把经济建设作为核心，促进农业增产、增收，拓宽销售渠道，打通城乡合作，积极帮助农村居民早日步入小康行列。
3.发展现代农业，强化科技保障
结合科技的发展，将新技术引入农业生产中，改变农村现状，用科技实现高产，在良种培育、防虫、防害等方面都有良好的效果，机械自动化等节省了劳动力，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引入新技术，用科技的力量推动新农村经济发展。
4.加强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如此才能稳定、可循环，保证经济发展不占用下一代生活资源，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护环境，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在发展中要重视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高效利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发展经济的同时提高生活质量。
5.加大农业投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
农村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在农村经济发展之初，没有完善的农业机制，缺乏先进的生产技术，没有多渠道的信息资源，销售渠道少等问题难以解决，需要政府等部门的支持，加大农业投入，帮助农民建设新农村，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完善生产机制。
三、农业经济管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1.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好了制度保证
综合农村现在的经济条件状况，农业的经济管理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做好了制度的保证，好的经济管理制度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前提，只有在合理的农业经济管理下农村的经济才能快速、稳定的发展，这也成为了一种非常合理的发展模式。农村的经济发展行为得到了有效的规范，这使得农业的发展得到了提高，而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得到了满足。所以说好的科学规范方法能够很大程度的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优化的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使得农业的发展具有合理的制度保证，采用优化的制度才能最大化的发展经济，保证农业生产的质量和经济发展的速度。
2.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经济管理提供了大量的理论指导，也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指明了道路，就是有了这种引导，农村经济才会有目的的进行有效的发展，这也大大的加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农业经济管理不仅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还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明确了市场经济地位，农村经济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占有重要的组成成分。更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重点发展，明确经济地位，更有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3.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解决了制约问题
一、何谓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
（一）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并不统一。本文采用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的解释：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发展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发展经济学是指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和学说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其理论可以溯源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中涉及到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本文所谈的发展经济学是指狭义的发展经济学。
（二）结构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基本理论要素包括其发展观、对经济发展运行机制的描述、资本形成理论、伪装性失业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而指导这些理论的分析方法的对象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1.对经济结构构成的分析：经济结构的构成在结构主义者当中说法不一，根据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马颖和陈波的归纳分析，其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结构构成是指宏观意义上的整个经济各个部门的构成及相关变量，包括有关的经济活动部门和作为生产中主要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投资等变量；第二，结构构成是指按经济活动部门所组成的部门结构或者按某种需要来划分的经济结构。”[1]其中大多数学者运用第二种含义进行分析。例如W.A.刘易斯有关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霍利斯?B?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式即是按经济活动的部门结构进行分析的。且霍利斯?B?钱纳里是按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三个类目）、资源配置过程（包括国内需求结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三个类目）、人口与分配过程（由劳动力配置、城市化、人口转型、收入分配四个方面构成）这三个过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其认为，结构构成表现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相对稳定的关系。”[2]2.对经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的分析：结构主义方法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转型”(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的分析一直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学派研究纲领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结构转型”亦称“结构变迁”(thestructuralchange)。它们被钱纳里定义为“需求、生产、贸易和就业构成的一组互相关联的变化，而“需求、生产、贸易、就业构成的各自的变化又反映了因收入水平提高而产生的资源配置格局转移的不同方面”[3]；赛尔奎因则把“结构变迁”定义为“从生产和要素使用角度来考虑的各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工业化便成了结构变迁的中心过程”[4]从钱纳里和赛尔奎因两人对“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的定义中可看出两层含义：第一，“结构转型”本身就涵盖了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而赛尔奎因的定义中提到的“各部门”实际上也是指“产业结构”；第二，“产业结构转变”过程同“结构转型”过程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结构转型”的作用因素，影响着“产业结构转变”。3．对经济结构与经济现象之关系的分析：结构主义者还透过经济运行中的众多变量，强调经济结构作为“深层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他们看到了影响经济运行的诸多因素，指出，在一国经济中，劳动市场二元结构、农业、运输、动力、进出口等行业都被列举为结构刚性。如农业部门对价格激励做出的反映严重滞后于工业部门，往往会成为导致发展中断的瓶颈；运输和动力等基础设施部门中的刚性表现为生产缺乏伸缩性，对价格反映存在滞后性；这些部门还会因为投资不足而拉整个经济的后腿。
二、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工具例析
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指导之下形成了具体的研究方法，著名经济学家霍利斯?B?钱纳里、M?赛尔奎因即在产业结构转型研究中倡导“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分析方法。以下通过对两种研究方法的概述，对这两种方法做出评价。
(一)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主要指统计方法与投入——产出法。最早对产业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是克拉克。他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三个部门就业人数的变动入手，研究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工业部门先增大后缩小，而服务业处于部门不断增大趋势；第二，效率和需求是促成产业结构转变的两个基本方面。库兹涅茨对克拉克的研究方法作了进一步发展，他在《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与扩展》一书中，指出了有关农业、工业、服务业这三个部门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关系式：
ri=ai(1+rT)—1
式中，ri和ai分别表示部门产出和国民总产出每10年的增长率，ai为部门某一时期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对10年前该部门占总产出比值的比例。通过分析一个世纪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各自占国民总产出比重的变化可以得出ai，再经过对国民总产出增长率进行估算得出各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进而描述各部门的变动趋势。该公式基本描述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的变动趋势，为结构主义研究的精确化作出了贡献。
霍利斯?B?钱纳里将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的统计研究方法又作了进一步推进，在他与M?赛尔奎因1975年合著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对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变动作出广泛的统计上的解释。在该书中其除了使用传统的统计方法之外，还巧妙地使用了相关分析。他们为了创造一整套可以对更为广泛的可获得的数据进行度量的方法，专门设计了对包括积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内的10个基本过程进行描述的27个变量，以便分析与各国经济增长相伴随的产业结构转变。
钱纳里率先用投入——产出方法来分析产业结构转变，早在1959年，在他与克拉克合写的《产业关联经济学》一书中，就第一次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间的结构关联问题。这一分析方法共两个步骤：第一，用于投入产出方法来细化行业分类，建立起全面的产业结构转变分析框架，用以克服传统的统计方法在分析结构转变方面的缺陷。他们通过对中间产品使用比例wi和中间产品投入比例uj进行计算，将产业结构中的各行业细分为四种类型：中间产品使用和投入的比重均偏高的产业(钢铁、石油制品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高但中间产品投入比重低的产业(农林业、煤矿业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低但投入比重却偏高的产业(服装、造船、食品加工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和投入比重均偏低的产业(渔业、运输业等)。wi值和nj值的高低代表着产业关联程度的强弱。
（二）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CGE模型于20世纪60——70年代问世，起初由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运用该模型讨论经济问题。由于CGE模型具有能够对经济全面地加以模拟的巨大优势，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以结构主义的假设，使之能按照结构主义表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问题。结构主义这一研究方法至今影响尚存，被新一代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所继承。恰如新一代结构主义领军人物泰勒所言，结构主义思路的基本假设“在于一个经济的制度以及各生产部门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决定这个经济的宏观经济行为方面起主要作用”。[5]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学家改变传统方法一般地分析产业结构的转变，而是从某一具体角度来研究包括产业结构转变在内的广义的结构转型。例如,CGE模型被用来分析短期内在外汇短缺前提下调节政策的选择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以说明宏观调节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联所在；CGE模型还被用来讨论包括货币、债券和分割的可贷资金市场在内的金融压抑问题,使其既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特征,又能解释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各种替代机制的宏观经济学本义；而且，工资水平、生活状况、金融资产收益、资本利得等方面也被纳入CGE模型,以便分析贸易条件变化对发展中经济所造成的收入分配效应。其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德尔曼——罗宾逊模型。其是1978年阿德尔曼和罗宾逊在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CGE模型的基础上,建构了第一个结构主义CGE模型,讨论了韩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广义的结构转型相伴随的收入分配问题。
三、对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的评价
结构主义方法产生于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之后，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的缺陷，但由于其是二战之后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显现出许多不足。
（一）理论框架的粗糙。虽然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为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理论框架过于松散。同新古典思路相比，结构思路更接近现实,但不如新古典主义方法那样严密。结构主义的各主要假定前提只是以描述性陈述为特征，还远未达到公理化程度。其分析方法初衷显然是想建构能将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非经济参数包纳进来的理论模型，但由于变量太多,致使理论框架显得过于松散和粗糙。造成结构主义框架此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结构主义所依赖的逻辑基础主要是归纳法。而新古典思路所依据的逻辑基础主要是演绎法,故而这一方法从根本上很难达到精密化的程度。第二，结构主义方法的数学化形式表达难以包括所有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本身就受分析方法局限性的制约。
关键词：林业；可持续发展；营林工作；营林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6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不断贯彻与深入，如今，国家开始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设中，离不开营林工作的实施。现阶段，我国营林工作还有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怎样更换的做好营林工作，关系到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顺利进行。它需要社会、国家的不断探索与共同努力。
一、为何要开展林业可持续发展
（一）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从上世纪末，我国就开始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口号，并开始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环境、资源和经济几大方面，其中尤为提到了加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林业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一部分，理所当然的进入到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范畴，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对林业实施可持续发展规划，因此，有必要进行林业可持续发展。
（二）林业在生态环境中的地位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我国生态环境却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沙尘暴、雾霾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都是我国长期以来以破坏生态环境来换取经济效益带来的后果。如何改善生态环境，加大生态环境保护，被推倒了风口浪尖，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林业的保护与发展可以防止水土流失、防风固沙，还可以改善空气质量。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因此需要大力开展林业可持续发展。
二、林业可持续发展中，营林工作的重要性
（一）防止水土流失
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南方，由于人们滥砍滥伐，以及南方降雨量大等因素的综合影响，面临着水土流失的问题。水土流失可能堵塞河道，可能破坏农田、房屋，甚至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防止水土流失是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加强营林工作，大力的植树造林，能够防止水土流失的发生。
（二）防御风沙
在我国北方，尤其是北京等大城市，每年都会面临沙尘暴的侵袭，给农田带来了危害，给城市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做好营林工作，大力发展林业，有助于抵御风沙的侵袭。保护农田，维护人们的正常生活环境。
（三）净化空气
搞好营林工作，保护发展林业，可以起到保护大气环境，净化空气的效果。树木的呼吸是靠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进行的。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全球已经出现了温室效应，二氧化碳排放过度，空气质量变差。林业的发展，可以起到稀释二氧化碳，净化空气，提高空气质量的效果。除此之外，林业的发展还可以帮助人们抵御病毒的发生，据调查，一亩面积的松柏林在一天一夜里，能够分泌大约1千克的杀毒菌，这种杀毒菌可以杀死伤寒病菌、痢疾病菌等。
（四）经济效益
做好营林工作，发展林业。不仅保护了环境，改善了生态环境，而且，还带来了额外的经济效益。人们可以遵循可持续发展观念，发展经济型林业，合理砍伐而获取林木价值；人们可以在林业中发展经济价值高的药材、水果等副业。从而达到既保护生态环境又获取经济效益的效果。
三、营林工作出现的问题
（一）运作机制问题
现阶段，我国营林工作的管理模式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林业的资金、发展计划都十分的繁琐，缺乏灵活性与效率性。主要体现在审批项目时，需要通过方案立项、方案实施、资金有效的管理等环节的审批，过程冗长，项目繁多，降低了办事效率。除此之外，由于林业发展项目是国家政府的公益项目，部分政府为了抢抓政绩，盲目的开展营林工作，似的发展林业，造成林业规划不合理，林业质量差。
（二）员工自身问题
营林工作人员由于内部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管理机制，员工很容易产生思想的懈怠，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缺乏责任意识。很多员工只图完成工作任务，不求工作质量，更有甚者，把营林工作当做了一种不干实事的享乐工作。
（三）林业开发问题
在营林工作的开展中，人们发展了许多的经济型林业，在开发经济林业的时候，开发过度不合理现象严重。发展经济型林业可以带来许多的价值，但是，在开发其价值的时候，人们却为了眼前利益，对经济林业进行盲目的采伐。
四、如何做好营林工作的建设
（一）进行林业管理机制改革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计划经济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需要进行林业管理机制的改革。遵循下放权力的思路，进行林业产权的改革，尤其是要实现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大力促进林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流转。政府也可以将公有制形式的林业进行改革，积极的吸引民间资金的流入，向非公有制模式转变，努力与市场经济接轨，用市场经济来开展营林工作，发展林业。
（二）提高员工综合素质
营林工作的开展最终是否到位，关键是营林工作人员的落实情况。在林业部门有必要引进岗位竞争机制，人才激励机制，更好的促进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保证营林工作的整体质量。还需要进行员工思想素质的再教育，强化员工的责任意识。
（三）合理开发林业
在经济林业的开发过程中，需要始终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有节制的进行经济林业的开发，从而实现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获取了最大化的经济效益。
（四）强化社会意识
大力发展林业，积极开展营林工作，不仅是政府的职责，也应该是社会的责任。政府需要积极的宣传林业知识，扩大营林工作在社会的认知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参与到营林工作的开展中来，提高营林工作的效率。
结语
在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不仅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要注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加强林业可持续发展，搞好营林工作，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我国当前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还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如何搞好营林工作，是现阶段我国政府、社会都需要积极关注、落实的职责。
参考文献
关键词:轮胎产业；循环经济；策略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轮胎在人类的交通出行、货物运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关于轮胎产业的发展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有了完善的轮胎发展产业，才能够更好的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对中国轮胎来讲，低端同质化竞争激烈，走高端是一个必然趋势。
一、循环经济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则
(一)循环经济的基本概念
结合概念分析，循环经济(cycliceconomy)指的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对资源的投入和利用进行循环，通过再循环和再利用系统来讲企业的生产投入和资源使用尽可能降到最低，同时也能够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做好对环境的保护工作。尤其是在一些大型的生产企业内，更要重视节源工作，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不仅能够改善当地的资源使用情况，对于实现绿色能源生产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在生产完成后，产品的营销、回收、废弃等等也是需要重视的，循环经济是对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加以控制，比如在产品销售出去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产品可以通过循环回收来进行第二次的利用。这与我国目前倡导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相呼应的，循环经济是当下经济发展中的必然产物，循环经济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体现在环境保护、节约能源等方面，更是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科技与能源可持续的共同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经济效益的同时，对循环经济的实现和环境保护有了更多的重视，但仍然有许多关于环境保护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一些企业为了追求利益，全然不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生产过程中，随意排放“三废”，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存环境。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污染非常严重的国家，尤其是我国的水资源和大气环境，受到的污染情况非常严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流经城市95%以上的河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这些污染的来源非常多，据统计，每年我国排放到河流、海洋中大量的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高达60亿吨，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大量的新开发地区和人口聚集，给当地的水资源环境带来非常大的压力。环境的改善情况，直接与人类未来的生存相挂钩，根据我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实现人类的“可持续”，保护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对于环境会计的应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通过更加直观有效的管理方式来进行改变，循环经济中所倡导的再循环、再利用，能够对生产厂商的工作加以引导，提升能源的使用率。
(二)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
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减量化。减量化是指减少物质化的输入，是指在生产中尽可能控制输入，并且在产品流通的过程中也要做到减量，尽可能避免消耗过多的资源，并且要杜绝废物的产生，将资源浪费和污染的数量减到最低；二是再利用：循环利用是指对生产、运输、回收等过程中的废物进行再次利用，可以将破损、残旧的产品进行修复和翻新，若修复和翻新存在困难，则可以选取其中能够使用的部分，作为启用它产品的组成原料来进行再次利用；三是再循环：再循环是对产品后期产生的废物进行再生利用，对整个产业链进行监控处理，回收废物来组成原料，规划产品周期，定期进行回收循环。近年来人们对于环境的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关于轮胎产业的循环经济研究也逐渐受到较多的关注。
二、我国轮胎产业的发展现状
根据数据统计显示，我国的轮胎产业在2008-2012年的发展情况有所下降，原本的CRS为36.26%，在2012年阶段下降到了28.7%，并且与国际平均水平（64.3%）进行比较，我国还处在较为落后的位置。整合分析来开，主要是由于我国的轮胎工厂开工率分化情况较为明显，高端合资轮胎企业工厂的开工率要显著高于中低端工厂的开工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轮胎产业的发展情况，并且我国轮胎产品的质量也有待提高，在国际上能够得到认可的轮胎品牌非常少，我国的轮胎外销道路会受到一定的制约。在2012年后，我国的轮胎产业逐渐向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品进行学习，有学者提出，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有更加完善的经济保护意识来作为支撑，人类的发展与生态的保护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发展也是如此，我国的轮胎产业还需要积极响应，做好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工作。
三、循环经济在我国轮胎产业中的实现途径
轮胎企业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迅速，从传统的生产方式到现如今的节能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将智能制造创新性地融入传统轮胎制造行业，实现了轮胎生产的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个性化，将人、机、料、工艺、质量、能源等信息资源互通、互联、互感。关于循环经济在我国轮胎产业中的实现途径，可以从企业、区域、社会三个方面来实现，分别采用小循环、中循环以及大循环的循环经济模式，从多个方面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一)在企业中实施小循环
在轮胎企业中，实施“小循环”的生产方式，通过企业的规章制度和要求，在生产源头就做好节能降耗、清洁生产的工作，避免在企业生产中出现资源浪费、过度使用资源的情况，尽可能减小污染物的排放，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找轮胎生产中，原料有80-90%是标胶，工程胎会用到少量烟片。普利司通会用烟片多一些。部分轮胎厂会使用全乳胶，有的会使用天胶与合成胶的替代，或者使用聚异戊二烯，聚异戊二烯和天然橡胶化学构成相似，力学性能良好，可以替代天然橡胶。由于没有蛋白质等成分，性能上甚至比天然橡胶更加优越。这些生产原料在使用过程中会排放一定的污染物，需要重点控制原料的使用。同时，轮胎产业也要积极探索新技术，在产品、生产、营销、服务、研发等多重领域全面发力，不断强化自身优势，把握创新技术的核心价值，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致力于打造轮胎行业核心竞争力，积极做好“轮胎制造”向“轮胎智造”的转变，实现绿色生产、节能生产的意识。比如我国的森麒麟轮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坚持以不仅积极开展新技术的研发，还建立起精英团队，向国内外的优秀生产技术学习，并联合一些知名的厂商、名校等，积极沟通循环经济的落实工作，上下贯彻循环节能的意识，通过控制生产能源的消耗与技术的创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实现逆势增长的同时正在完成全球战略版图勾画，发挥企业自身优势，探索创新，助力外向型经济发展及对外贸易结构的良性转变。企业要加强对循环经济的重视，尤其是要在企业内部强调一个观点——环境因素对企业的未来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二)在区域内实施中循环
在区域内实施中循环，是对整个轮胎产业的产业链进行控制，如何在区域内实施循环经济理念，需要做好相关企业的思想工作，让各个企业能够联合起来，积极响应循环经济的号召，改变容易产生资源浪费的生产方式，各企业间对资源、橡胶能源进行循环利用。比如将橡胶厂、轮胎厂、废气/废水处理站的工作联系起来，工厂内排出污染物后，废气/废水处理站迅速进行处理，并对橡胶厂、轮胎厂的排放量进行调查，适当增加处理站的工作力度，在最短时间内对污染物进行处理。同时，橡胶厂、轮胎厂在生产过程中多余的资源进行再循环和再利用，各企业之间互相调剂互相促进。此外，在整个区域内，还要发展群众的力量，引导群众来完善轮胎产业的循环经济。比如说积极发现社会中存在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并协助进行解决，按照国家规定和指标来减少污染，同时，可以对关注轮胎企业中对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存在的不足，为相关部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等等。只有真正落实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才能实现循环经济的有效运行。
(三)在社会中实施大循环
从社会的角度来进行分析，要建立起经济循环型社会。对于轮胎产业来说，需要从公众方面来做好工作，轮胎产业要尽可能减少生态破坏，不可将未处理的污水排放在河流中，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流经城市95%以上的河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切实做好循环经济对于社会的稳定和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我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实现人类的“可持续”，保护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轮胎产业也要积极响应号召，做好交通领域循环经济工作。同时，国家和社会也要充分重视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必要时可颁布相关的法律条文或规定，让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加入对环境资源相关问题的研究，让更多轮胎企业重视起环境资源保护的问题；同时，也可以运用一些传媒方式等来让更多的人关注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想协调的重要性，让更多人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努力。
四、结束语
近年来，轮胎产业的发展前景越来越好，但同时一些能源利用、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在向人们敲响警钟，我国的生态环境已经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放射和污染物对土壤造成污染，这些污染源很容易进入人体，给人类的身体健康带来非常大的隐患。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近年来的许多研究讨论中发现，循环经济是从整个产业链上帮助实现低碳经济的手段，是一种全新的控制环境变化的方法。因此，推行循环经济是当前应对环境污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运用循环经济理念来了解、反映和控制社会环境资源，改善社会的环境和资源问题，才能够从根本上实现发展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到生态效益和和会效益。轮胎企业需要通过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循环经济的理念。结合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来看，在轮胎产业的发展中，需要建立“小循环”、“中循环”、“大循环”三种循环模式来实现经济循环，改变传统的轮胎产业链，从生产到使用、回收，都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出发，实现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环境与经济双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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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冰.轮胎翻新产业亟须“政策扶持”“准入标准”双护航——访中国轮胎翻修与循环利用协会原会长姜治云[J].资源再生,2012,11(10):36-37
工商管理是一项综合性的经济管理工作，对市场具有监管职能，同时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是我国对当下市场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之一，二者之间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认清工商管理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意义重大。
1.经济发展促进工商管理工作的发展
工商管理对于企业经营活动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在市场交易环节中处于监管地位，规范市场行为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工商管理的出现，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发展下的产物，它的出现，是当下市场经济发展作用的结果。可以说，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工商管理工作的发展。
2.工商管理工作促进经济发展
我国当下阶段实行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调控渐渐退居幕后，由市场这只无形的大手来进行经济调节。但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弊端出现，国际型的经济危机出现，经济发展不能单单依靠市场调节，国家也要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了各个国家达成的共识，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国家宏观调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始终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工商管理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工商管理通过对市场规范，以及对经济发展形势的分析，对促进经济发展来说，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工商管理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推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注意工商管理，进行工商管理的同时，也要以促进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二者互为补充，共同发展。
二、工商管理对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具体表现
1.工商管理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为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市场基础
市场是经济发展的载体，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存在，市场的好坏，对经济发展好坏起到了最为根本的作用。一个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良好的市场环境，需要进行强有力的工商管理，以此来维护市场环境的公平、公正。企业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发展经济，将会注重自身竞争力的提升，通过改善机制体制，提高自身的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经济效益，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若是市场环境差，恶意竞争严重，投机倒把现象频繁，企业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将不会注意自身原因，反而会利用一些非正常手段来实现经济效益，久而久之，市场环境混乱，经济不但停滞不前，反而容易出现衰退现象。所以，工商管理对市场的有效监督，为实现公平竞争环境创造了条件，为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工商管理为经济发展提供法律制度保障
制度保障是进行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它对经济发展以及企业间的竞争提供了明确的依据，规范了企业竞争行为，从而促进企业内部深化机制体制改革，解放劳动生产力，从根本上提升自身竞争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工商管理自身就有着制度根据，并且具有法律效益，很多管理章程和制度都有着法律作为保障，这就在根本上规范了市场行为。与此同时，这种法律制度保障维护企业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消费者的权益，对一些假冒伪劣产品、对消费者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的产品，采取强硬措施整治，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同时，让消费者更加放心的参与的市场当中，从而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3.工商管理促进了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工商管理具有法律效益以及监管职能，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让市场经济体系在工商管理部门的规范下，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市场经济发展与建设。同时，工商管理的市场监管机制，促进了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优化使用，对经济发展中不合理的现象进行完善，使之符合市场监管的同时，也能促进自身实现经济效益的发展，以此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
三、结束语
关键词：林业 可持续发展 森林资源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一、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在1992年的世界环境发展大会上提出的，这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入到各个方面，我国也已把此定为国策之一。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研究和判定林业可持续经营的标准和指标体系，我国的林业工作者也参与了这一活动，有关方面也提出了标准和66项指标，对这方面的研究也正在深化。
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涵义，实质表现在三个方面：⑴经济能力，即能源、资源、资金和信息使用的效率、效益和增长率，人均收入、资源储量、资本可替代性等；⑵社会合力，即人口容量、人口素质、公共意识、文化道德、生活方式、社会公平性、社会稳定性、体制合理性等；⑶生态支持力，即生态自我调节力、生态还原力、资源承载力、环境资源等。
二、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1、依靠科技发展林业
我认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根本的策略是科技的发展，因为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包括经济的发展和对资源与环境的再发展能力的保护。那么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证资源与环境的发展力，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科技来发展经济，改变传统的以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在林业发展上，实施科技兴林，不断提高林业建设的科技含量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优化林业经济结构，促进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调整优化林业经济结构，促进林业产业的发展，是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物质保证。在第一产业方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推进短周期工业原料林和其他原料林、速生丰产林、竹林和名特优新经济林建设；在第二产业方面，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促进以低层次原料加工向高层次综合精深加工转变的步伐；在第三产业方面，要加大森林旅游业、花卉业的发展。要采取“以二促一带三”的策略，调整生产力布局，淘汰落后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推动产业重组，解决林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调整林产工业产品结构，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发展优势产品，努力开拓木材林产品的新用途，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解决林产品结构不合理和产品缺乏竞争力的问题。调整企业布局和资产结构，实施大集团、大公司发展战略，共同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市场，提高企业专业化程度和产品技术含量，提高市场的竞争力。
3、注重林业生态、经济效益综合评价
（1）林业的生态效益
就我理解，林业的生态效益是指林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生态方面的正面影响。“人们普遍认识到，森林兼具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等三种效益，其生态效益价值远远大于其经济价值。” 林业的发展可以带来三种效益，在这三种效益中，经济效益往往最先受到关注，但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的情况下，生态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林业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有着密切的联系，林业的生态效益可以创造经济效益。
（2）林业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林业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二者之间具有互相依存、互相矛盾、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关系。在忽视生态环境而过度追求经济增长时期，尽管当期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当快，但后期的经济发展却受到了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而增长环境恶化的巨大报复，使得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或萎缩。在既重视经济效益又注重生态效益的时期，不仅当期的经济快速发展，而且后期的经济增长也能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当然，我们应注意，对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注重，并非消极的注重，而是积极的注重。如果采取消极的注重，即单纯注重生态环境而放弃必要的经济增长，那么，终究会因没有必要的经济增长而导致经济效益滑坡，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实力支撑会使得生态环境保护失去现实意义或物质基础。有学者提出“生态效益经济”的概念，它充分反映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
生态效益经济是在以生态环境系统良性循环约束条件下的追求经济效益总量较大化的社会再生产活动。它包括以下五层意义：
其一，生态效益经济是一种讲求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和总量的社会再生产活动。其二，生态效益经济是一种追求经济效益总量较大化的社会再生产活动。其三，生态效益经济是一种以保持环境系统良性循环为约束条件的社会再生产活动。其四，生态效益经济是一种以绿色产业为重要支柱的社会再生产活动。 其五，生态效益经济是一种经济增长、经济效益、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相互协调和有机统一的社会再生产活动。
从以上的生态效益经济的定义和涵义我们可以看出，首先，生态效益经济的落脚点在“经济”上，它追求的是一种经济效益，它“讲求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和总量”，它“追求经济效益总量较大化”；其次它又是一种“再生产活动”，它“以保持环境系统良性循环为约束条件”、“以绿色产业为重要支柱”
（3）注重林业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实践中的对策
这些年来，林业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各地在实践中采取了各种对策，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①林农结合式。应用和推广国内外先进技术和成果，采用科学的生产、管理方法，以林为主，林农结合，多种经营，逐步建成具有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林业发展模式。大力推广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兼备的生态经济兼作。如实行林草间作、林药间作、乔灌混交等种植模式，最终使退耕还林成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收入的良机，同时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的综合效果。
②造林规模化。从提高生态效应、景观效果、经济效益出发，成片造林力度明显加大，。片林建设以发展苗木基地、经济果林、速生丰产林等经济型林地为主。
③造林多样化。采用多样化的以林养林方式，有的以发展苗木养林，有的以发展林木加工养林，有的以发展经济果林养林。农民还采取林苗结合、林禽结合、林菜结合、林果结合等方式，提高林地产出和经济收益。
参考文献：
[1]蒋有绪 森林可持续经营与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世界林业研究》 2001 第2期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金融外部经济；均衡“陷阱论”；杨格定理；产业关联；锁定效应；多重均衡；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5-0029-08
一、引言
虽然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概念的逻辑性以及具体表现等基本问题仍存在较大争议，但是不可否认，“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最重要的经济学热点主题之一。越来越多的知名学者参与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讨论甚至争论之中，密集地发表了数量众多、层次较高的论著。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经济学界对于当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入探讨。同时，这些讨论已经将“中等收入陷阱”研究从现象判断、经验分析和战略推演推进至理论研讨层面。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成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关键结点。
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就是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中探寻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依据和模型基础，依托基础理论的框架和模型将现有研究推向深入，同时深化人们对于经济学相关理论的认识。如果“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讨论的问题和思想，已经突破了现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和解释力，那么就有必要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相应的发展和完善，当前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也就具有了改进经济学相关框架和模型的理论价值。因此，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是研究的必然趋势，学者们也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我们发现，就现有文献而言，当前学者们为“中等收入陷阱”所“探明”的经济学基础，尚存在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依然存在很多不明之处。如果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寻，将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展示一个更为可观的理论图景。通过初步研究，我们发现“中等收入陷阱”还存在一些更具理论深度的经济学基础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
二、问题的提出：现有成果评析及“再发现”的必要和方向
（一）前奏、共识和理论思考
虽然明确的“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最早出现于2007年世界银行在北京的报告《东亚的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思考》①，但是其基本观点却出现得要再早一些。2002年开始，国内关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讨论[1]，可视为当前“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前奏”。2004年，时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两会期间概括了“拉美现象”。他认为“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以上，迈上重要历史台阶，但是要警惕‘拉美现象’”，即“登上这个台阶以后，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社会矛盾突出，甚至加剧两极分化和社会震荡”[2]。人均收入1 000美元正是世界银行所划定的“中等收入国家”的界定标准②，马凯的概括已经是与“中等收入陷阱”相一致的比较清晰的表述了。当然，据此认为在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之前，“中等收入陷阱”就已经获得全面系统的研究，甚至认为世界银行“炒冷饭”也是不恰当的。首先，由于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拉美现象”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国内关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讨论，未能挺进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研究领域，“拉美化”和“拉美病”也被视为“参照性案例”和“个案现象”，并未引发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入探讨。其次，世界银行将在此之前国际上已经广泛讨论的现象重新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提出，具有重要的新背景和新指向。这个新背景就是世界银行关于东亚经济发展现状的基本判断和预见：2006年，东亚地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一旦越南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很可能在2010左右实现），那么东亚地区将有超过95%的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东亚地区的未来将主要取决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和表现”。基于这一背景，如果东亚诸国也在“中等收入阶段”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的困境，那么，就全球范围而言，中等收入阶段可能遭遇经济增长困境的现象就不再是“拉美个案”，而是全球多数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都可能遭遇的普遍性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演变为一个需要认真审视的东亚问题，以及需要深入讨论的可能具有普遍意义的阶段性问题和理论性问题。
另一方面，随着东亚诸国全面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也将逐步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起步问题，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仅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也会引发深入的理论思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困难和麻烦，不仅仅出现在经济的低收入阶段和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问题集中在“低收入阶段”，解决了低收入阶段的资本积累问题，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就会“一帆风顺”，这一观点，并不是经济学家明确坚持的观点，但是至少可以视为发展经济学和经济阶段论学者习惯的“话外音”。在此我们可以简单试举两例。在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中将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民众的高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虽然罗斯托也认为从“‘起飞’阶段到”到“向‘成熟’推进阶段”大约需要 6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关于“起飞”的比喻还是容易将人们引入“起飞”前艰难积累与“起飞”后腾空跃进的联想。因此，提到罗斯托的“阶段论”，困难集中在“起飞”之前，起飞之后会顺利实现增长的观念，几乎成为“题中应有之意”。如果这一观念在罗斯托的表述中尚属“联想”范畴，那么，发展经济学代表人物刘易斯的表述就更加明确：“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去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不到国民收入4%或5%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国民收入12%到15%以上的经济的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包括用资本的知识和技术）”[3]。刘易斯的表述很容易让人们认为，只要解决了收入和资本积累问题，或者只要度过了最为艰难的积累阶段，有了收入和资本，经济增长就不会再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像“贫困的恶性循环”“低收入陷阱”等理论，也主要在低收入水平上讨论经济增长的困难，在解决了低收入阶段的生计问题和资本积累问题之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困难则很少被提及。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警示世界多数发展中国家可能在度过“低收入阶段”的困难之后，将遇到的新的困难，既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实，也已经有学者开始讨论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的欧洲所出现的“高福利病”或“欧洲病”[4]。
将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引入不同收入阶段都可能出现的阶段性的困难，消除传统上“有了收入和资本积累就会一帆风顺”的习惯认识，正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能引发的理论思考。
（二）阶段论和陷阱论：传统提法，仍需明确方法论源头和基本模型
虽然部分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有些看法，但是对于发展经济学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并非无源之水，它只是发展经济学习惯称谓的自然延续。“中等收入”标识了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不同的阶段，是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传统之一，而“陷阱”和“低水平均衡”则是发展经济学描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困境的习惯称谓。
除了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亚当·斯密的经济社会阶段划分论、李斯特的经济阶段论、钱纳里的工业化进程阶段论、霍夫曼工业化阶段论、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等，都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习惯划分方法。世界银行提出的“低等收入国家”到“高等收入国家”的阶段划分，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和规范化。随着“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展开，日本学者大野健一就从产业升级的阶段划分入手，阐述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重视国际直接投资（FDI）的作用，以人力资本提升不足形成的“玻璃天花板”解释“中等收入陷阱”[5]。青木昌彦对于东亚经济发展“五阶段”的重新划分[6]，也被用于阐释东亚诸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以“陷阱”和“均衡”表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困境也是发展经济学的习惯做法。例如马尔萨斯人口模型所强调的经济增长困境，在发展经济学中通常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或“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纳克斯“贫困的恶性循环”也被称为“低水平均衡陷阱”③；舒尔茨所描述的落后地区的“一个便士的资本主义”，也将落后的停滞状态视为一种低收入水平的“均衡状态”。Mark·Elvin针对中国经济史的“李约瑟之迷”，提出了“高水平陷阱”假说[7]，姚洋通过动态均衡模型证明了中国土地投资回报高于工业回报的“均衡状态”导致中国错过了科技革命[8]。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的探寻还是卓有成效的。就现阶段形成的基本共识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所界定的是在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停滞现象，将这种可能的困境描述为“陷阱”也只是发展经济学的学术习惯使然。发展经济学的常见的“阶段论”和“陷阱论”，可视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
但是，把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的努力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在理论上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是什么方法论工具和经济学思想，能够为“阶段划分”提供一个坚实的方法论源头？换言之，“阶段论”的经济学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们所看到的发展经济学“阶段论”，通常是学者依据其关注的经济问题，从某个视角结合历史经验所做的“阶段性分割”，将这种划分与“阶段性出现的经济发展困境”相联系，明确相应的划分标准，并将这些划分标准纳入经济学基础理论进行解释，进而形成可供操作的规范的经济学模型。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源头，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论”划分，同样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方法论源头。
第二，既然经济增长的困难不仅出现在“低收入水平”上，那么，构建一个能够兼容不同阶段的周期性困难的经济学模型是必要的。在“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基础上讨论“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陷阱”或“均衡”，研究框架就不能是仅停在某个收入水平上的“个别分析”，一个既能区别不同收入阶段的“阶段性特征”，又能将不同阶段的“均衡”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的规范的经济学模型，是“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探寻的最终目标。
（三）比较优势论：应纳入开放条件下的重要理论支撑
通过比较优势，或“动态比较优势”解析“中等收入陷阱”是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的另一个卓有成效的成果。Jan·Eeckhout和Jovanovic·Boyan认为经济增长率按人均收入水平由低到高呈现U形分布：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低于低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其原因是高收入国家具有人力资源和技术等比较优势，能够保障经济的高速增长，低收入国家则具有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可以支撑高速的规模扩张，但是中等收入国家的比较优势则相对不足[9]。在国内，张其仔通过动态比较优势的“H-K”模型指出了我国“比较优势断档风险”[10]，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支撑。蔡昉也认为基于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的研究“暗示了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性理论解释”[11]。
然而，以“比较优势缺失”来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在逻辑上一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的，其意义在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如果说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易中的状态和地位，能够左右这个国家经济增长，那么，这种“外在于”国家经济增长“内在规律”的因素，是如何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显然，从“外在因素”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两者之间还存在一个有待添补的逻辑环节：为什么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依赖对外开放和比较优势？对外贸易和国际市场等“外在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也说明，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经济学基础方面，“比较优势论”只能充当开放条件下的一个必要的理论支撑，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相关模型在开放条件下需要纳入和统一到“内在规律”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能独立充当“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
（四）“再发现”的方向：源头、模型和开放性
综上所述，要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进行“再发现”，其努力的方向需要包括以下三个方向。第一，一个能够解释经济发展阶段性差别和阶段性特征的基础性的方法论源头。第二，一个基于上述方法论源头能够兼容“低收入均衡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统一的，同时又能标明阶段性差异的规范的经济学模型。第三，上述方法论源头和规范的模型最好能够就“比较优势”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机理进行较为清晰的解释。显然，这三个方面的“努力方向”和“工作要求”，都具有较大的难度，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难以深入下去的症结所在。
三、方法论源头：金融外部经济
比较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和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理论可以发现：“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论划分，其关键在于“结构重要”命题以及产业关联机制。将“结构约束”和“经济效率”相统一的金融外部经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的方法论源头。
（一）结构重要：从阶段论与周期论的比较研究开始
“发展阶段”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如果关注点集中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特征”，以及相邻发展阶段之间的过渡等问题，那么，仅仅关注“波动规律”的“经济周期”理论分析工具，是明显不足的。因此，那些在“经济周期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中被抽象掉的“结构性差异”则显得非常重要。本部分从“阶段论”和“周期论”的差别开始进行讨论，将阐明由于抽象掉了结构性差异，“经济周期理论”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长期规律的分析可能忽略了非常关键的内容。过度依赖“经济周期理论”，忽略结构性问题，可能是经济学基础理论在“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上解释力不足的重要缘由。这为我们探求“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论源头确定一条较为清晰的理论指向。
我们的分析可以从这样一个“总产出”公式开始：
Y=A·F（L，K），
其中Y表示产出量，A表示技术水平，L和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数量。
这一公式是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所普遍采用的“生产函数”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产出规模”，被抽象为一个统一的加总的指标“Y”。相应的，经济增长理论所讨论的“经济总量”和“经济规模”的增长和波动，也是这个“总产出”的增长和波动。这种处理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共识。很明显，这种处理已经将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抽象掉了。
然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现实却表明，结构比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结构比例的变化，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显著的，这一差别一直被视为比“人均收入”更为重要的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关键指标”④。可以说“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抽象掉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内容之一，也导致经济学基础模型难以有效地标识不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异。
当然，任何一个理论都没有必要囊括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所有特征。“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也完全可以做出类似的辩解。但是，当我们关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困难”时，即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作为解释对象时，这种“抽象”将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同时被“抽象”掉的正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关键动力”或“关键困难”：产业之间的结构约束和供求关联机制。
当学者只关注一个抽象的“总产出规模”时，其假定的不仅仅是“对不同产业的结构比例不再关注”，还包括“生产出的东西都能够找到相应的交易对象进行交换”。回顾一下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总量分析不难发现，“国内生产总值”即“总产出”在市场上可能遭遇的销售困难，只来自于总支出和总需求方面，只有支出总量和需求总量的不足，才构成这些“总产出规模”在市场上的销售困难。换言之，“只要货币和收入是充足的”，不同商品之间的市场交换将不会出问题。因此，以此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必然将经济周期波动、就业不足、物价波动和经济政策的关注点集中于“货币总量”等指标上。
如果我们将各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纳入视野，我们将发现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够在市场上顺利地找到他的交易对象。这就是产业之间的“供求关联”。任何一个产业的产品，都需要与其他产业部门相交换。在一定时期内，或者说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各产业之间彼此的“供求关联”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某一个产业规模的扩充，必然要求其他产业规模的相应扩充，否则，“单独扩充”其规模的产业，将由于“交易对象”的不足，而面临更高的生产成本（上游产业生产的原料和中间品的不足）或更低的销售价格（购买其产品的部门生产的“交易物”不足）。我们可以将这种“关键困难”表述为：任何产业部门的扩张，都依赖于那些与之相关联的产业部门的“协同扩张”，否则“单独的扩张”将受到惩罚。相应地，这一机制也会形成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当与某一产业相关联的多数部门或者主要部门已经实现了扩张，那么，这一产业的扩张将是“自然的”“顺畅的”，甚至是“强制的”。这一原理意味着，从“经济结构”视角对经济总量波动、就业量变动和经济政策等基本问题，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根本性解释，这是“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长期忽略的一个根本性解释。
其实，在经济学中，这种“结构因素”和“关联机制”的重要性是非常明确的。经济增长问题，在经济学中被视为“扩大再生产”问题。扩大再生产的实现，不仅仅是总体产出的问题，不同产业之间的结构和关联问题，必须被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以下是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的著名论断：
“当我们从单个资本的角度来考察资本的价值生产和产品价值时，商品产品的实物形式，对于分析是完全无关的，例如，不论它是机器，是谷物，还是镜子都行。……说到资本的再生产，我们只要假定，代表资本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产品，会在流通领域内找到机会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要素，从而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资本的形式。同样，我们只要假定，工人和资本家会在市场上找到他们用工资和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但是，当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及其产品价值时，这种仅仅从形式上来说明的方法，就不够用了。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出总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12]
因此“社会总产品”不再被视为一个整体的C+V+M，而是区别为两个不同部类的I（C+V+M）和II（C+V+M），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两个部类之间在结构和比例上都要服从相应的等式要求：简单再生产条件下I（V+M）=IIC，扩大再生产条件下I（V+V+M/X）=II（C+C）。违反这些比例结构将会形成“价值革命”，导致经济危机。在马克思那里，这种“结构约束”是引发危机、阻滞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在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中，货币和总需求政策问题，才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关键因素。
总之，抽象掉了各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不仅难以有效地标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而且忽略掉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动力”或“关键困难”。因此，要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等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困难”，经济结构显得尤为重要，一个能够兼容结构性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方法论工具，才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论源头。
（二）金融外部经济：结构与效率相统一的方法论源头
虽然在古典经济学和经济学中包含了可以处理结构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大量有价值的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框架，但是考虑到“中等收入陷阱”与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之间的特殊的关系。我们还是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脉络中明确“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论源头。
金融外部经济就是这个能够兼容结构性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方法论源头。实际上，金融外部经济也一直充当着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1943年，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13]，以“不可分性”表述了各产业部门之间的交互依赖。1954年，西托夫斯基[14]系统论述了“技术外部经济”和“金融外部经济”概念，并将罗丹的研究视为对金融外部经济的应用。自此，金融外部经济成为讨论不同产业、不同区域结构性依赖的关键方法论基础。西托夫斯基也被视为金融外部经济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实，正如西托夫斯基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金融外部经济概念，是经济学家维纳于1931年提出的。
我们认为，金融外部经济是操作结构性差异、产业关联机制的关键的方法论源头。要阐明金融外部经济的方法论特性，有必要回到其原点，对金融外部经济进行剖析。
1931年，作为对经济学界20世纪20年代“成本大争论”的总结，经济学家维纳在《经济学》期刊发表了著名论文《成本曲线和供给曲线》，系统阐述了现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常见成本曲线，同时也在分析中明确提出了“金融外部经济”（Pecuniary External Economies）概念。金融外部经济可以表述为，由于对服务和物质产品整个产业的购买量增长所导致的服务和物质产品价格的下降。产业A的金融外部经济可能是其他产业B的内部经济或外部经济，如果产业A购买了更多的服务或物质产品，它们的价格将下降，因为产业B可以用更低的单位产品生产出这些产品”⑤。这是金融外部经济提出的最原始的表述。从这个表述中不难看出，金融外部经济实际上是外部经济的报酬递增机制在产业关联领域的延伸和应用，是报酬递增机制与关联机制的结合体。
产业关联是各产业产出规模之间的交互依赖。而报酬递增机制则是规模与效率之间的密切关联，是指生产规模越大，生产的平均成本越低。导致这一机制的原因包括：规模扩大为更为专业化的分工提供条件，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劳动技能的提升；更大的生产规模提高了对固定资本的利用效率，使单位产品分摊的固定成本减少，等等。所谓金融外部经济就是指一个部门的生产效率受到与之存在供求关联的部门的生产规模的影响。因此，金融外部经济将“产业关联机制”所描述的“规模联系”和“结构依赖”，推进至“效率联系”和“技术联动”。在金融外部经济的视角下，由于各产业规模之间的必然联系，各产业以规模扩张为基础的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相互关联、相辅相成。
这一原理最为清晰和著名的表述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杨格定理”⑥，金融外部经济的表述更为贴近本文所关注的“结构因素”“产业关联”“技术进步”等内容，其模型化成果也广泛分布于高级发展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领域，因此本文选择“金融外部经济”来指代这一原理。关于这种依赖和关联机制，克鲁格曼将其表述为：“这种循环关系意味着一国可能会经历自我强化的工业化（或者无法实现工业化）”[15]。
四、基本模型：“多重均衡”破解“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
金融外部经济只是描述了各产业之间相互关联的“结构依赖”和“效率依赖”。那么，如何将这一思想模型化，使之兼容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发展障碍”呢？
实际上，发展经济学的“平衡增长”理论，例如“大推进”理论、“贫困的恶性循环”等理论，都是从不同角度模型化了“金融外部经济”的思想，同时也是对“发展障碍”问题的模型化解析。但是，这种解析并不完善，或者说并不完全符合经济学模型所要求的严谨的学术规范。由赫希曼发起的对“平衡增长”理论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宣布了这一理论的失败。其实，赫希曼的“产业关联”机制、“关联效用”和“主导产业”等理论的表述，只是金融外部经济基本思想的另一个表达方式而已。基于相同的核心思想，却陷于批判和否定之中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的“模型化”表述并未能够真正清晰表述其核心观点。这也是金融外部经济理论在后来需要被重新发现的原因。
（一）“多重均衡”重振金融外部经济
20世纪80年代末，以金融外部经济为基础的“大推进”理论等“超发展理论”重新被相起关注，完善的模型化成果是墨菲等人对“大推进”理论的模型化。克鲁格曼将这种模型化的成果称为“多重均衡”模型，并提出了较为简化的数理表述。限于篇幅限制，我们可以基于金融外部经济的核心思想，提供一个更为简洁的文字概括。
第一，要素弹性供给假定。将我们讨论的范围限定于效率普遍高于其他部门的城镇工业化部门，除了这些部门之外，还存在一些能够为这些部门提供弹性要素供给的低效率地区或低效率部门。这一假定并非要求以“二元经济”为前提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只要一国经济仍存在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存在一部分部门为另一部分部门提供具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我们的分析就可以进行。由于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无法实现完全的市场化，部门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效率差异普遍存在，且整体经济增长的表现主要依赖于效率较高的工业化部门，所以，这一假定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研究还是可以接受的。在欧盟，其劳动力、资本流动以及大量移民的事实也表明，即使是高收入国家，这样的弹性要素供给也是普遍存在的。
第二，存在产业关联机制。国民经济存在众多部门，一个部门能够获得的“回报”取决于这个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交换”。因此只有其他各部门产业规模都相应提高后，这个部门所获得到的回报，即收益才能相应提升。
第三，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和离散的技术分布。随着规模的提高，每一个产业在不同的生产规模上单位要素的产出效率提高，促进企业采用新技术，即更高的生产规模意味着高技术水平的人均产出会提高。但是，技术是离散分布的。同时，更高的技术也意味着单位要素的更高的成本，我们可以假设，要素成本的上升幅度不会高于技术所取得的产出的增长幅度，即只有在经济方面“合算的”⑧技术才会被采纳。
如图1所示，生产规模从小到大，要素使用量分别为FA、FB和FC，其中生产规模越大，技术水平越高，例如生产规模的要素使用量达到FB时，可以采用更高的技术，从而QB/FB>QA/FA，同样QC/FC>QB/FB，但是，更高的技术往往需要更高的要素成本价格，单位要素价格计为W，其成本计为C。
由于存在“要素弹性供给假定”，我们可以将分析限定在各产业部门的规模持续扩大的规模扩张式的“经济增长”背景之下。在这一背景下，依据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似乎经济增长会“一帆风顺”地进行下去：各产业的生产规模越大，单位要素的产出越高，同时产出规模的提高幅度大于要素报酬的提高幅度，工业化部门会持续扩张下去，其效率水平会越来越高，人均收入也会越来越高。但是，由于存在“产业关联机制”，模型的结果将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多重均衡”的。由于产业间存在相互依存的供求关联机制，一个产业部门在相互关联的市场交易关系中能够“换得”的产品，取决于其他产业的生产规模，这些在交易中所换得的产品，就是这个部门的“实际收入”。这个“实际收入”并非取决于这个产业自己的生产规模，而是取决于那些与之交换的各部门的产出规模。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企业采用“新技术”后“要素成本”的上涨幅度低于生产规模的上涨幅度，但是，如果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未出现扩张，那么，产业的“实际收入”将不会增长，因此，扩大生产规模、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反而是不合算的。只有所有产业的生产规模都相应扩张到新的水平上，新技术才是合算的。所以，经济系统并不会自然的持续扩张，绝大多数产业的规模被确定在某一个水平上时，各产业最优选择的均衡点，并不是朝向更大的生产规模和更高的技术，而是保持在原有技术水平上。
因此，随着各产业部门生产规模由小到大，经济系统“均衡机制”的结果不是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而是会存在多个离散的均衡点，越大的生产规模，对应着更高的均衡点、更先进的技术和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必须所有产业部门的生产规模都相应扩张，才是“合算”的，任何一个产业部门单独扩张，将会因为“实际收入”增长滞后于要素成本的增长而变得“不合算”，保持原有的生产规模才是符合“均衡机制”要求的最优选择。相对于更高水平上的“均衡点”而言，较低水平上的均衡点，就是发展经济学中所说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二） “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相统一的“陷阱论”新解
有趣的是，上述墨菲等人完成“多重均衡”模型的同时，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布赖恩在“路径依赖”的基础上，系统论证了经济系统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布赖恩的分析也是以“报酬递增”机制为核心的。但是由于分析方法论和研究思路的差异，布赖恩的研究更多地被视为“演化经济学”等理论的代表。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布赖恩的术语，对于经济系统交易出现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提出一个基于“多重均衡”模型的解释。
任何一个均衡点，都可以通过“成本—收益”机制促使经济系统向均衡点移动。如果A、B、C三点分别代表低、中、高三种收入水平。以B点为例，当经济系统从低于B点的收入水平接近B点时，各产业之间以QB为基础的交易关系逐步形成“均衡机制”。这时，各产业所面临的市场交易规模接近于QB，其收入水平也接近QB，收益高于成本，产业规模的扩大形成“正向激励”，各产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会受到均衡机制的“吸引”进入B点。这种情况下“均衡机制”的动态作用形成的“吸力”，表现为经济系统“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良性互动，形成良性循环，构成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自我强化”机制。但是，一旦经济系统进入B点，各产业部门以QB为交易量的市场供求关联最终形成，当经济系统试图继续扩大生产、改进技术、提高收入时，以B点为中心的“均衡机制”同样会发挥其“吸力”，在某些产业部门扩大生产时，需要面临其他产业部门较小的生产规模和交易量的限制，导致收入增长滞后于成本上涨，甚至收入无法增长。产业规模扩张面临“均衡机制”的“惩罚”。这种情况下，同样是市场“均衡机制”的动态作用形成的“吸力”，却表现为经济系统难以实现“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锁定效应”。
因此，“多重均衡”模型的动态机制可以表述为：经济系统“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动态过程，随着人均收入由低到高，技术水平由低到高，经济系统将在经过不同的“均衡点”时，交替出现“自我强化”的良性互动和“锁定效应”的恶性循环。这是对中长期经济周期，尤其是伴随着技术进步的经济周期的另一个“结构性”表述。在不同收入水平下，进入均衡状态的经济系统所面临的“锁定效应”，就是各种“陷阱说”的经济学基础。
（三）“多重均衡”新模型为阶段性特性提供的理论支撑
上述分析还未在模型中引入阶段性的“结构性差异”。实际上，技术变革本身，就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特征，不同的技术水平，往往对应着生产部门之间不同的分工关系，不同的中间产品链条和产业间不同比例结构的差别。
最为典型的“结构性差异”模型莫过于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模型”，在这一模型中，技术进步被处理为“资本有机构成”即C/V的提高，而这一比例的提升必然对应着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即第一部类在总产品中所占比重的提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产业关联”可以将这种“结构性差异”的因素引入模型之中，但是“结构差异”的引入本身，也会形成对经济发展障碍的另一个有力的解释——由于产业之间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经济系统需要适应产业之间“结构比例”的变化，那么，调整的困难还将进一步增加：各产业之间的交换数量需要发生相应的调整，调整的过程中必然需要部分产业承担收益与成本变动，某些产业可能会因此而受益，另一些产业则会因此而受损。“新结构”的形成，会比原有的结构约束面临更多的风险和困难。当然，这一要素的引入也说明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具有统一性。
五、对策悖论与开放条件：“比较优势重要”的模型解释
在“多重均衡”模型中，一旦经济系统进入某一个均衡点，固守于“均衡点”就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对策往往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对策悖论”。但是如果将封闭条件下的“均衡状态”推广到开放条件下，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均衡机制”所形成的“锁定效应”将获得缓解。这也部分地解释了“比较优势重要”命题。
（一）“锁定效应”下的对策悖论
“锁定效应”下的对策悖论就是“市场”与“计划”之间的悖论，换言之，就是政府干预与否的悖论。按照“大推进”理论的逻辑，各产业在结构约束下的发展，需要产业规模“协同扩张”。然而市场机制则很难实现“有计划的协同”，完全依托自发的市场均衡机制，其作用将不是“推进”，而是“锁定”。因此，政府干预下的投资和“推进政策”成为发展经济学重要的政策主张。然而政府的推进并非是单独对某一个产业领域的支持，而是对各产业协同扩张的“大推进”，即对整体国民经济的系统干预。实践证明，这种干预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往往会形成对市场价格机制的破坏。除一系列“寻租”和“腐败”问题外，更为严重的负面因素在于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则可能因为政府的过度参与而受到损坏，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活力”下降。基于市场机制进行政府干预，利用“税收杠杆”等手段，通过市场机制施加政府的影响，也许是最佳选择。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求政府既施加干预，又防止市场损害市场活力，其“分寸”是很难把握的。通常，这种“最佳选择”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状态”。
（二）对外开放克服“对策悖论”
对外开放是克服上述“锁定效应”，更具可操作性的对策。在“多重均衡”模型中，对于“独自扩张”部门进行惩罚的，正是封闭的经济系统中产业之间的关联机制。实际上，要克服这种“锁定效应”，除了要求各产业部门在生产规模上实施“协同扩张”的“平衡增长”外，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甚至暂时地突破这种“关联机制”的约束。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国际贸易，引进外资，就是突破这种“关联机制”的有效选择。
在开放条件下，具有出口潜力的部门的“独自扩张”将不再受到“关联机制”的约束和“锁定效应”的限制。生产规模扩大后，可以将更多的产品销往国外，而不必再受制于国内市场各部门所提供的“交易规模”的限制。同时，“出口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还会通过“关联机制”的作用，带动其他相关部门的扩张，从而拉动经济系统逐步脱离“均衡点”。当然，这种“开放政策”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一国需要具备能够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而且这种比较优势，需要在一国在脱离“均衡点”之前持续存在，或者不同“比较优势”之间的衔接不会出现“断档”。否则，如果“比较优势”在经济系统进入到下一阶段的“自我强化”之前就被耗尽，或者其力度严重削弱，都有可能使得一国经济在脱离“均衡点”的过程中，面临重新回归“均衡点”的“锁定效应”，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出现“倒退”。另外，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也要受到国际市场风险的影响。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风险将导致一国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增长的根本规律依然根植于一国经济自身的条件，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所提供的仅是部分产业部门生产规模的“调整”，使国民经济的“结构约束”出现一定范围的“伸缩性”。但是最终的经济发展动力必须源于国民经济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市场活力。因此，过渡依赖国际市场，放弃合理的国内经济结构的“重建”和“回归”，无异于放弃了经济发展的独立性，最终会因“比较优势”的耗尽或国际市场的动荡而遭遇打击。
六、结论与展望：“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理论价值和未来图景
综上所述，我们可这样概括“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不同阶段，将某一阶段上的经济发展困境描述为“陷阱”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习惯用法。“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经济学各类“陷阱论”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延伸。但是，“中等收入陷阱”也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构建一个能够标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结构性差异”并兼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陷阱”因素的统一的经济学模型。将理论源头回溯到各类“陷阱论”的方法论基础，即“金融外部经济”，同时将重振金融外部经济的高级发展经济学“多重均衡”模型应用于解释经济系统周期性出现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将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提供较为规范的基础模型。在这方面，经济学所表现出的潜力和方法论优势也值得关注。另外，这种分析也揭示了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发展图景：以政治经济学再生产图式理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结构论”，是解释经济增长、就业和相关经济政策等宏观经济学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现象的理论基础[16]。构建以“结构论”为基础的动态的经济周期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可以将长期分离的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等理论实现有效的综合，对于各类经济发展问题提供坚实的基础理论模型，是一个具有良好前景的研究方向。
注释：
①也有观点认为《东亚经济半年报2006》已经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未见明确的原文献支撑。2006年11月份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经济报告》中的确涉及了东亚的“中等收入”问题，但是报告也指出，其观点引自吉尔和卡拉斯的《东亚的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思考》，即2007年在北京的报告。
②人均收入与人均GDP之间还存在较小幅度的差异，但基本水平相仿。
③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转引自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
④受购买力平价等因素的影响，“人均收入”水平的可比性存在局限性，但是“比例”和“结构”等相对性指标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局限性。
⑤Viner，Jacob. "Cost curves and supply curves." Journal of Economics 3.1（1932）：23-46. Pecuniary的英文释议为relating to or involving money，与货币有关的，引涉货币的。从维纳的表述中也可以判断，金融外部经济所讨论的实际上是涉及到货币对商品和劳务购买的，产业间的供求关联。因此金融外部经济在有些场合也被译为“货币外部经济”，笔者认为也可译为“供求外部经济”或“购销外部经济”。
⑥Young，Allyn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e Economic Journal？38.152 （1928）：527-542.这里使用“金融外部经济”而不是“杨格定理”，概括这一原理，主要考虑到“金融外部经济”与主流经济学的关联更为密切，其原理表述更接近“结构”和“产业关联”的核心思想，且以“金融外部经济”为主题的模型化努力相对较多。
⑦赫希曼认为，罗森斯坦和纳克斯的关键思想是“平均的增长”，赫希曼通过“关联机制”论证了“非平均增长”，其实罗森斯坦和纳克斯以及其先驱杨格的论述中，关联机制也是支持“平衡增长”的关键因素。
⑧至少在“生产效果”上是合算的，当然，更多的产品能否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回报，还要看市场交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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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保经济：发展模式
节能环保思想是在近两年倡导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新思想，无论是节能还是环保都是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依托的，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节能环保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地技术手段，更大意义上变为了一种经济发展的思想，一种新的经济模式。
一、环保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
环保经济的主要目的是保持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和谐统一，并且能够通过一些经济措施，在不危害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实现这种经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利用将环保技术和清洁生产这些有益的技术转换为生产力来支持能源的节约。与传统经济模式相比，环保经济最大的不同在于转变了经济发展的核心思想，由原来的以破坏生态环境、大量消耗能源、危害人类生存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变成现在以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利用能源资源、以生态环境平衡为前提发展经济的模式。这种经济思想的转变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更加成熟的时期。根据研究可以发现，环保型经济主要包括四层含义：一是提供环境友善型产品和服务；二是推行绿色环境发展体系，鼓励企业发展环保型生产模式：三是利用高新技术鼓励并大力发展绿色环保型产业，以降低环境污染，减少能源消耗，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四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能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
我们要进行环保经济的发展，转变经济模式的主要要求就是构建出绿色、和谐、可持续的产业结构链，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第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为社会提供公平正义；第三，以较低的能源消耗量实现较高的产业结构效益，并且保证人类生存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性不被打破：第四，保证经济模式的发展能够适应信息社会的变化，保证产业结构能够满足消费结构要求；第五，产业结构转变要有利于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提升。
二、我国环保经济发展现状
2.1管理部门职能运转不到位
想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需要的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部门的运行，也不是某一个人或者部门的责任，这需要所有人的努力，需要各个不同部门发挥各自的职责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也就是说，环保经济模式的发展和建立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进行详细完整的规划，需要不同部门之间保持良好的合作沟通，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环保经济的发展才刚刚起步，很多部门职责不明确，所以造成部门运转仍存在职责不清或职责重复等问题。
2.2环保经济的产业链不健全
由于我国环保经济发展起步较晚，所以环保经济在整个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还比较轻，整体经济发展空间布局中对于环保经济所分配的部分也比较少，很多产业中仍看不到环保经济的身影。另一方面，由于环保经济的发展比重不够所以很多产业发展不起来，这也导致环保经济发展需要的产业链不完善，缺少与之相联系的环保型产业，导致环保经济发展出现缺口。
2.3生产技术仍然比较落后
环保经济发展起步晚也导致我国对于环保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资金投入也不到位，很多企业对于环保经济发展没有正确认识，造经济发展中生产技术处于落后地位。尽管目前我国的科学技术也获得了很大发展，但是相关企业并不能及时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导致始终无法实现环保经济中要求的节能清洁的生产方式。
三、对于建设环保经济的几点建议
3.1建立健全完善的环保经济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相关的环保经济管理制度，在制度中对不同部门的职责进行明确的规定，避免出现职责不明的情况。完善的经济管理制度也可以保证各部门在运转过程中有据可依，对于出现的不法行为或失职行为可以根据制度追击到个人或者部门。严格的管理制度还有利于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使得部门运转变得更加高效，保证环保经济的建设能够切实有效的进行下去。另一方面，建立起严格的监督奖励制度，对不同部门和个人的行为进行考察，激发部门工作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企业的生命活力，保证企业和政府的相关部门能够真正将环保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考虑目标。
3.2建立绿色产业链
建立绿色环保产业有利于提升环保经济的整体效应，也就是说国家要注重环保经济的发展，当地政府也要重视环保经济的发展，在原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中要对环保经济创造出一席之地，将环保经济纳入经济空间发展布局的一部分，将发展重点转移到高新技术产业上来，利用先进的技术和生产业，在原有的经济发展基础上进行绿色经济建设，为环保经济产业链提供前后连接的产业，保证环保经济的发展能够从产业结构方面获得完善。
3.3推行清洁生产模式
国家和政府要让企业认识到环保经济模式的重要性，提升他们对于清洁生产技术的重视，从政策上鼓励和支持企业进行技术产业革新，推行清洁生产技术在企业生产中的应用。鼓励企业引进高新技术，淘汰落后的生产技术，逐渐转变企业生产模式，最终实现清洁生产占生产发展主要部分的企业运行模式，实现生产高效率，产出零污染、能源低消耗的目标。
【关键词】公平；效率；经济学
引言
经济学是人们为了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各个阶段不同经济活动以及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经济学发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使其以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为杰出代表的早期经济学，然后到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杰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以及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再到以凯恩斯和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近几十年中，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也明显加快，同时在经济学领域中也取得了巨大突破，从而极大的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在现代经济学领域中，可以采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对市场经济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能够为社会经济更好的发展奠定基础。然而就目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传统的公平和效率理念已经不能够满足时展对发展经济的需要，因此，如何才能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问就成为了时下发展经济过程中个所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想实现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还必须要建立起科学完善的制度，从而才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快速稳步的发展。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出发，对公平与效率进行了 深入的分析，然后对公平与效率的经济学进行了详细阐述。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使同行相互探讨共同提高，进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
制度通常是要求或者限制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以及行动规则，同时还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法令和礼俗等相关规范或者一定的规格，而在经济学领域中也不例外，为了社会经济快速稳步的发展，也必须要建立起科学完善的经济制度，从而才能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才能够建立起科学完善的经济制度，从而产生新制度经济学就成为了当前所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要想建立起符合时代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制度，首先必须要对当前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充分的分析，并且对如何才能够将经济学的公平与效率充分发挥进行思考，从而才能够制定出科学完善的新制度。其实制度安排的不同与收入分配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新制度经济学在总体上作一概括性的评价并指出它给我们的一点启示。首先评价它对西方经济学的贡献及其局限性；其次在启示中，把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用于研究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所强调的主题，即制度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问题。并尝试勾勒出一个制度安排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理论框架，用这一框架分析解释马克思理论中所遇到的问题和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前后收入分配格局及其变化。
二、制度安排及其重要性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至关重要，它是决定一个社会经济绩效的最重要的因素。因为人们的交易行为总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结构和组织安排，对人们的交易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从而对于经济的运行绩效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一项制度安排能激励人们将资源和努力更有效地配置于生产性活动，而不是想方设法通过占别人的便宜来增进自己的利益，就能促进经济增长，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也就较好。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没有为私人收益确定产权制度的保证。这样的制度安排将激励人们把资源和努力配置于非生产性活动，妨碍经济增长，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也将不佳。
为了更好地理解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有必要很好地理解有关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理论的基本概念。
三、产权制度安排与经济效率
如果说前面一章是讨论一般的制度安排与效率的关系，那么本章具体地讨论制度理论当中最基础的、最主要的制度安排――产权制度安排与效率问题。
以此为目标本章首先阐述了产权的含义、类型。产权是财产主体的一种行为性权利；产权是一组激励和约束人的行为的权利束，它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产权是一组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产权可分为私有产权、社团产权、公共产权和国有产权等不同类型。
然后，以“科斯定理”为例分析了不同的产权安排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交易费用不为零和信息不完全的世界里，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对资源配置及使用效率的影响至关重要。在具有竞争性利益的地方，人们签订排他性产权制度安排的动机就是为了减少共有产权经营的损失，并从中获得一份收益。
最后，通过对16世纪法国和西班牙与英国和荷兰四个国家产权制度安排的更为详细的历史考察，进一步验证了在资源禀赋相同的社会中，产权制度安排的差异性对所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绩效的变化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有效率的经济组织（No，th and Thomas，1981）。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已有的经济组织缺乏能刺激个人动机的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也就是没有为从事经济创新活动的人提供激励，从而造成私人收益或成本与社会收益或成本之间的不一致。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安排应该是竞争性的或排他性的，为此必须对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不确定性因素，使行为人在与他人交易中形成一个可以合理把握的预期，降低交易费用，推动经济增长。然而，对资源使用决策权的重新界定会引致收入分配和政治权力的变化，进而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经济效率。也就是说，不同的制度安排与收入分配格局有着密切关系。
关键字：农村；集体经济；三资管理
前言：所谓的农村集体经济中的“三资”所指的是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资金这三项，三资管理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的物质保障和基础，三资管理问题切实关系到广大农民朋友的实际利益，从而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关注，加强三资管理对构建新型农业经济体系和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有一定深远的意义。但是在实际管理工作中，仍然有不少的问题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遏制了农村的现代化建设速度，所以，改善农村集体经济的三资管理是刻不容缓的。
1当前农村集体经济三资管理的状况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经济的转型，对农村经济的建设有了更加严苛的要求，从而三资管理的经济价值与政治价值也越来越高，虽然各地都立足于实际采取有效的方式管理着农村的三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逐渐有越来越多的管理问题出现，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1.1管理制度不完善
众所周知，一个实际有效的管理制度能在一定程度降低管理的难度，增加管理效率，但是在我国一些偏远地区，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当地的管理人员并没有制定相应的三资管理制度，造成三资管理十分混乱，在一定程度上致使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得不到改善。而对于已经建立管理制度的地区，由于当时的环境因素导致管理制度多数都十分粗糙，对于资金，资产等的管理十分不完善，而随着国家经济体系逐渐健全，旧有的管理制度不足以满足当前飞速发展的社会，从而暴露出各种问题，再加上管理三资方面的工作人员并不具备专业的知识素养和职业道德素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如今农村的三资管理缺乏章法的主要原因。而由于管理制度不完善，在实际工作时，数据十分混乱，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村负责人对集体经济中的三资管理难度，对整体的发展十分不利。
1.2重视度不够
由于思想的束缚，导致农村相关的三资管理人员对工作内容不了解，从而导致多数人不能正确对待三资管理，没有认识到三资管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仍旧停留在就有的思想，认为三资管理仅仅是算算账，管理一下集体公有的资产，没有注意到三资管理的深层次含义，这就导致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敷衍了事，账目时常错乱，而且对于土地资源归属权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这就会导致一些不必要的争端发生，从而影响农村的整体和谐性，对农村的发展十分不利。
2改善农村集体经济的三资管理现状
2.1完善管理制度
为了能尽快的改善农村三资管理的现状，更快更好的发展农村经济，完善现有的三资管理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俗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定一个切实有效的管理制度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所以各地应该尽快建立起适合当地地区的三资管理制度，扫除旧有制度的盲点，加强对集体资产的管理。并且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的三资清查工作，争取做到不漏，数据真实，并且建立相应的后续的监督管理制度，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具有预防某些人挪用公款私用，还要明确每一份集体资产的用途，规范每一笔三资交易，并且管理负责人应该定时的走访地区、抽查账簿等进行核对，最大程度做好“三资”民主化建设――是在农村集体经济各项事务中，按照民主管理的原则，严格执行民主议事规则、民主管理权限等民主管理各项规定，最大程度的做到三资管理透明化。完善农村三资管理制度更能加快建设农村的经济制度体系，保障农民的利益。
2.2提高重视度
为了能更好的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标准，农村相关的领导干部必须加强对农村三资管理的认知度，并能提高对三资管理的重视度，改变旧有的思想观念，督促当地工作人员能认真的对待自己所属的工作，深度挖掘工作内容的含义，并且教育当地村民，使其明确三资管理对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和对提高经济效益的帮助。只有当地村民及相应的管理阶层能了解三资管理的重要性，才能最大程度上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当前三资管理的现状，从而突破当前农村在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瓶颈。
3加强农村三资管理的重要性
为了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更快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农村三资管理是十分必要的。三资管理不仅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的物质保障和基础，更关系着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建设的发展和完善，更极大程度的保障了农民的收益和权力，为市场经济增添活力，也对农村的民主和谐气氛有一定的帮助，更是密切党群关系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推动力量，所以说，加强农村的三资管理对农村的整体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结语：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加快，想要国家抓住机遇继续高速的发展经济，就必须打下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而这就需要农村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因此，对与三资管理必需加大力度，虽然管理好三资是一件十分任重道远的任务，但是只要完善现有的管理制度，提高重视度，就一定能实现目标，从而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并促进农村集体的和谐，为构建和谐射虎做出一定的贡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