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0 16:31:3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健康教育传播的基本要素，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健康对于任何一个个体、民族甚至世界的意义之重毋庸置疑。而21世纪的今天，各国、各组织、个人对于拥有健康的渴望与需求也空前高涨。这种高涨已超出科技的层面，发展到教育乃至传播的领域。治不如防，健康教育因其能通过信息传播和行为干预帮助个人和群体掌握卫生保健知识，树立健康观念，使个人和群体自愿采纳有助于健康行为和生话方式 ，从而被越来越多的关注。
从传播角度，我们可以把健康教育看作是一种通过媒介传播与健康相关的信息，以达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过程和活动。作为健康教育最重要信息载体的健康教育学术期刊，同时肩负着健康教育研究与健康知识传播的使命，其所刊载内容也最能集中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健康教育研究与健康教育传播基本状况和水平。“窥一斑而可见全豹”，为了探悉中英两国健康教育研究发展的基本状况；分析比较两国健康教育不同的理念，不同的特点；发现我国健康教育研究的不足和局限，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健康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我们特选择了中英两国这两本具代表性的健康学术期刊，对中英两国的健康教育进行比较研究。
一、研究方法
在充分考虑了全面性，权威性，专业性，普及性，类似性等众多因素后，本研究选取了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健康教育协会主办的《中国健康教育》杂志（《Chinese Journal OfHealth Education》，ISSN:1002-9982，初刊1985年）和由Publisher: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Ltd.主办的《Health Education》杂志（ISSN:0965-4283，初刊1992年，英国），从2002年-2006年（共5年）的所有刊期（《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共60期，《Health Education》杂志共30期）作为我们研究分析的样本。
《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以促进国内外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学术交流与发展，提高全民健康意识为宗旨。其渴望达到的效果是全面反映我国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科研成果，快速传递世界前沿信息，交流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经验 ；《Health Communication》杂志则以反映当代健康教育的最新理念，为健康教育工作者在理论和实践上提供信息、实证、调查从而促进世界健康教育发展为目标。《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与《Health Education》杂志作为中英两国健康教育最重要的代表性期刊，其所刊载的论文、研究报告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国健康教育研究、健康教育的基本状况和特性。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以传播的基本要素（除了Channel要素外，的Who-SayWhat-To Whom-What effects）为分析研究内容基本框架，以《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和《HealthEducation》杂志上刊载的文章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分析的主要具体内容有：从分析文章作者（即传播者）以了解健康教育研究的学科、机构背景。从分析文章的主题和文体（即传播内容），以了解健康教育研究所关注的重点研究范畴和不同研究方法被采用的情况。从分析文章所针对的群体、国家和地区（即目标受众）以了解其所影响的主要对象人群和主要地域范围。从分析文章篇幅长短的分布以了解健康教育研究所取得重点成果的影响领域等。
本研究使用Excel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由于中英两国期刊发行周期、载文数量不同，故以百分比而非简单发文篇数作为比较分析的依据。本研究的信度检验是采用同一编码员，在不同的时间，对这两本杂志文章的“作者”和“内容”的分类（共818项）分别进行两次独立的编码，其结果得知研究者本身的信度达0.969，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二、研究的结果
（一）对传播者（作者）的研究
本研究对于作者单位进行宏观上的划分，主要是以在学科内的不同职责作为标准。其中：医院指的是各类医院，从社区至三级医院，不含其余医疗体系机构；机构指的是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疾病控制中心、国家或民间的与公共卫生相关的机构、组织，除学校外的研究科研机构等，侧重学科角度而非政治属性；学校是指包括各大高校及其下属科研附属机构，中小学以及各类幼儿启蒙学校；政府则是指狭义的政府概念，国家各地区人民政府以及其直系医疗卫生管理体系，如卫生局，不包括卫生局之下的科研、控制体系（如疾病控制中心）；期刊人员是指在期刊内部人员，包括编辑、记者、特聘专家等。
应当明确，“作者单位”分析，并不能完全精确地反映作者的具体工作性质，或工作结果。但作为“信源”依然可以透过其工作单位性质，分析有关健康教育研究是偏向理论或应用的倾向，分析健康教育研究投入的主导力量及其来源，并从中英两国的比较分析中看到双方的差异。经统计中英两国的这两本健康教育杂志文章来源（作者单位）分布情况如下：
从以上近五年来的论文来源（作者单位）分析可见：
1．《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的“信源”统计分析可见，目前我国健康教育研究主要还是由负责普及医疗 知识，推动健康传播的社会疾病控制机构（占40.4%）和医院（占21.1%）为主导。作为学科研究、基础研究为主的学校（17%）虽居第三位，但其数量还不到第一位“疾控机构”的一半。
2．从《Health Education》杂志的“信源”分析可见，英国情况则是相反，疾控机构发表的论文数不到学校的一半，其呈现的是以学校占绝对主导地位，疾病控制机构为辅助的健康教育研究、传播的基本格局。
3．《Health Education》杂志的作者是由多个不同单位机构研究人员组合的情况约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明显地高出了《中国健康教育》杂志14.5%。这显示了英国各健康教育研究机构的合作交流，各研究领域间的交叉互动比中国来得更为频繁和紧密。
（二）对传播内容（主题与方法）的研究
健康教育研究课题选择，一方面可反映出社会普遍存在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需要，并从中可窥见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也可反映一个社会健康事业及健康教育发展的状况和发展的水平。
对传播内容（主题）进行研究的第一步骤就是对文章主题类型的划分。本研究主要参照两本杂志的栏目编排，以及文章自述的关键词所反映的主要内容的类别来划分。主要有：健康教育理论、健康传播研究、艾滋病与性病健康教育、药毒烟酒禁控教育、公卫突发事件教育、疾病控制健康教育、医院健康教育、学校健康教育、农村等不发达地区健康教育、社区健康教育、妇幼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性与生殖健康教育、艺术健康教育、生活健康教育、职业健康教育以及健康知识和简讯（此类属于摘要、简介，不同于论文研究报告，内容上是综合性的，此处单列一类，本研究没有对其进行分析，可另行研究）等十七个主题类别。经统计其结果见表2：
1．《Health Education》杂志论文主题的研究分析结果
从以上统计显示，除了健康知识和简讯之外，《Health Education》杂志超平均值论文主题有：学校健康教育（14.804%）、生活健康教育（12.93%）、药毒烟酒禁控教育（11.420%）、心理健康教育（8.364%）、健康传播研究（8.208%）、健康教育理论（7.924%）。从以上文章主题分布显示西方健康教育研究所关注问题的顺序是：
首先最关注的问题是学校教育问题，即青少年的健康教育问题，以及对提升生活质量有关饮食、锻炼等生活健康教育问题，与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直接相关的药（毒）品、烟、酒等有害食品药品禁控健康教育问题。
其次比较关注的问题是理论、传播等支撑健康教育发展，影响健康教育社会效果的问题，以及西方社会传统关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题。
2．《中国健康教育》杂志论文主题的研究分析结果
从《中国健康教育》杂志超平均值主题分布情况分析可见（除“健康知识/简讯”外）我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关注问题的顺序是：
首先，最关注的问题是医院健康教育（12.108%）、艾滋病与性病健康教育（10.468%）、心理健康教育（9.684%）等问题。这三类基本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最突出的健康教育的新问题，它反映了我国社会正面临着医患关系紧张，医疗机构不能满足、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艾滋病、性病蔓延、心理疾病增多等日益严峻社会健康局势。
其次，比较关注的是：学校健康教育（7.494%）、疾病控制健康教育（7.452%）、社区健康教育（6.764%）、健康教育理论（6.174%）。这四者向我们勾画出我国正在从理论研究、学校、社区、社会疾控机构等方面，全方位地努力构建一个系统、完善的社会健康教育体系的基础架构。
第三，从2002年到2006年的统计分析中，我们还可见：我国在“性与生殖健康教育”问题（1.33%、1.91%、2.40%、3.03%、3.07%）和“艾滋病与性病健康教育”（7.10%、7.45%、10.79%、11.36%、15.64%）问题研究论文数量，在过去五年里呈现比较明显的稳定增长的趋势。
3．两国杂志论文主题分布情况的比较分析
除上面分析的两国研究呈现的基本特点不同之外，我们发现中英两国健康教育及其研究的主要异同点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比较两国杂志论文的主题分布情况可见，“心理健康教育”、“健康教育理论”和“学校健康教育”这三类主题的百分比都在平均值上，而且“心理健康教育”、“健康教育理论”这两类所占的百分比还很接近。可以说它们是《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和《HealthEducation》杂志共同关注的三大研究主题。
（2）从数量在本国的排位看，“学校健康教育”在英国杂志上以特别高比例，排第一位；而在我国杂志上虽也比较被重视，但只排在量的第四位，几乎处于与第五位并列水平。从占本国论文的比例看，英国（14.804%）高出我国（7.494%）一倍，极其显著高于我国发表此类论文的比例。可见，英国是把青少年健康教育研究作为第一位的，最重要战略性的主攻方向来看待，两国对此研究课题的重视程度不是在同一级别上。我国健康教育重点在医院（12.108%），即对已经有健康问题人群的教育，而英国重点在学校，重点是从青少年抓起。
（3）英国不仅在理论研究文章所占比我国高出1.8%，而且在“健康传播研究”方面所占比例高达8.2%，表现出对健康科学理论、知识传播及其传播效果的研究的高度重视。而在这方面，我国健康传播研究所占比例还不及英国的二分之一，而且明显低于17类主题的平均水平（6.9%）达2个百分点。对健康教育传播研究重视的不同程度是两国健康教育研究的另一明显差异。
（4）在“生活健康教育”即对日常生活保健，如饮食、锻炼等方面研究，英国杂志量显著高出我国杂志9.8%，是我国杂志量4倍。如果再考虑在“艺术健康教育”、“性/生殖健康教育”等关系个人生活品质的健康教育研究上的差异，这不仅说明，我们对“生活健康教育研究”重视程度不如西方发达国家，同时也反映出两国的社会发达程度、生活健康教育发展水平上的差距。
（5）比较两国杂志论文的主题分布状况，我们发现《Health Education》杂志对“药毒烟酒禁控教育”（11.420%）与《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对“艾滋/性病健康教育”（10.468%）高度重视也是很有趣的现象。它既反映出两国卫生健康教育的不同需要，又反映出两国发展研究处在不同阶段，中国目前只还处于把重点放在最需要教育的关键、高危、特殊群体，而英国已经进入把更多资源放到更广泛的有不良嗜好的社会公众群体的阶段。
（6）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研究，近五年来，《Health Education》几乎是空白。在西方，危机管理研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比较成熟，目前对于西方学术界已经不是新鲜课题，近年又没有突破性研究出现，因此也就没有引发关注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而在《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从02年到04年形成研究热点，一度量达11.13%。04年后逐年回复低位。这现象反映了我国学术界对近年来中国社会不断出现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快速、高调回应，以及重新回归正常、理性、深入研究的过程。
4．对于两本杂志论文的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
我们采用《Health Education》杂志的标准，按照西方传统分类方法，把论文分为6种类型：案例研究（Case Study）注重对于个体和集团具体个案的讨论而非宏观理论的研究分析 ；调查研究（Research Paper）指的是基于调查基础上对于事实的陈述 ；技术论文（TechnicalPaper）包含创新性技术（产品、设计）论文、新技术应用性论文、试验性论文 ；概念论文（Conceptual Paper）是全面介绍一种理念和概念 。观点（Viewpoint）指对于某一议题提出个人观点和见解但缺乏实验或调查的支持；综述和著作回顾（General Review/ LiteratureReview）是对于一个特殊议题当今理论知识的批评性回顾 。其中案例研究、调查研究、技术论文是属调查法、实验法进行研究类。经统计，其结构如下：
从五年统计分析可见，中英在研究方法上差异较大在于：
（1）对各具体类型论文统计结果的比较分析可见，案例研究类型论文《Health Education》杂志显著高出《中国健康教育》杂志7.8% ；阐发观点见解类型论文《中国健康教育》杂志显著高出《Health Education》杂志8.4%。这显示了两刊对研究论文类型的不同倾向和偏好，同时也反映了西方学者偏爱个案研究，中国学者长于观点阐发的研究倾向特点。
（2）进一步分析，运用实证研究（包括案例分析和调查研究）方法的论文《Health Education》杂志（79.4%）高出《中国健康教育》杂志（75.5%）3.9%；运用逻辑推理研究（包括概念与观点）方法的论文《中国健康教育》杂志（14.5%）明显高出《Health Education》杂志（9.1）5.4%。
（3）2002到2006年的各类论文统计资料显示，《Health Education》杂志各类论文比例比较稳定，显示其比较成熟的状态；而《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的实证研究类论文的数量有显著的提升，各类论文比例关系也呈现出向国际学术刊物的标准发展的倾向。
（三）对健康传播对象（受众）的研究
本研究主要探讨的是期刊文章主题所指应的受众类别，而并非仅为文章所关注的对象类别。
14鉴于传播之互为性，期刊的受众之受众往往恰为文章的关注对象，如医务工作者对应病患，学校工作者对应学生。前者研究对于传播学更具探讨意义。
因此，本次研究我们将受众分为14类：政府人员（通过直接政策引导健康教育者）、落后区域群体负责人（在落后地区如农村、少数民族、边远区域和弱势群体中进行健康教育者，包括该地区负责人以及政策执行者）、社区健康教育者（包括社区负责人以及一些政府执行者）、家庭成员、学校教育工作者、传播人员、医务工作者、病患（包括吸毒人员）、行业人员（指在02-06 % 02-06 %某行业内进行自我或他人健康教育者）、男性、女性、儿童和青少年（侧重生理年龄而非社会身0.00 0.964份）、老（中）年人等特殊人群也给予分类统计。统计分析结果见表4：
文章的主题与类型直接决定文章的受众。而鉴于期刊的主题为健康教育，故当传播者（期刊和作者）通过撰写发表文章从而自然圈定受众时，他们选择的是肩负起进行健康教育的下一个执行者。对于受众的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健康教育在英国和中国的执行者，也可以比较两本期刊的不同理念。
1．除了大众等无特定对象受众外，《中国健康教育》杂志论文针对的学校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占据前三位。这三类受众是以地点的概念被划分，医务工作者在医院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学校工作者在学校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以及社区肩负在日常生活的健康教育职责，形成一个完整的地域领域体系。
2．《Health Education》杂志，受众的前三位有：学校工作者、儿童青少年和传播人员。与《中国健康教育》比较，学校工作者虽都排在第一位，但所占比例相差有12个百分点，英国杂志1显著高于中国杂志。儿童青少年和传播人员两项不仅相差显著，而且在《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中的排名都在最后几位。
3．从以上统计数据分析我们还可见，由这两个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可能进一步引发、推2动的二级传播（人际传播的信息扩散）《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主要是学校教育工作者、医务工作Health Education
者和社区工作者；其次是落后地区负责人和行业健康工作者等。借助的主要是广泛分布在社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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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而《Health Education》杂志主要是学校教育工作者（包含儿童青少年3教育工作者）和专业传播人员，可见，最主要的还是借助职业的传播（或教育传播）工作者。
（四）传播效果研究：杂志内容所反映的影响范围与较大影响的领域
这里说的传播效果研究，并不是指一般的直接对受众所进行的传播效果评估活动，而是从内容分析角度，对文章研究所关注的国家、地区的“集中”情况，来了解两国健康教育产生较大影响的范围；从文章编幅的“长度”集中的类别所反映出的两国健康教育重点研究成果的类别来，进行研究的。
1．本研究中所谓的“文章所关注的国家和区域”，指的是文章所反映的开展调查研究的国家或地区，或是研究对象所在的特殊地点的国家或地区。对此，我们主要从国内和国外，发达地区和发展地区（指发展中和不发达地区）四个类别进行统计分析讨论，同时，也对在两国以上或两类地域同时进行的研究，以及没有具体表明国家、地区的研究给予统计。其统计结果如下：
（1）在对国内与国外问题研究的分布上，《Health Education》杂志的文章，国外研究论文超过了半数；而《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研究国外问题论文的比例却只有1%左右。可见《Health Education》杂志不仅在国际化程度高于《中国健康教育》杂志，而且可以看出其国际影响力显著大于《中国健康教育》杂志。而《中国健康教育》杂志论文显示，其研究直接惠及范围，以及研究的影响力基本上还局限于本国范围。从研究成果影响范围可看，研究成果直接对某国家、地区的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状况产生的影响，或是通过对某国家、地区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研究的影响再间接对某国家、地区的公共卫生健康教育产生的影响，《Health Education》杂志显著大于《中国健康教育》杂志。
（2）在对发达与发展中地区研究的分布上，《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研究“发展中和不发达地区”的论文显著高于《Health Education》杂志35%。即使考虑到中英两国处于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别，也仍然可见其研究投入，研究成果所影响、惠及在“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间的悬殊差距。
2．本研究所谓的“重点成果”，指的是从杂志编排篇幅大小统计结果所反映出来的编者对各篇文章重要性的判断。一般而言，重要文章编辑会给予更多编幅，编幅者可推论为重要性高，是编辑角度要重点传播推广的研究成果，也是杂志编者预期本国研究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领域。为此，我们将每篇文章所占页数进行统计，并求取平均值，找出大等于平均数的文章，并对所占篇数最多的前三位主题进行统计，然后从杂志研究的“重点成果”推论，研究产生影响较大的领域。
对于文章长度进行分析：《中国健康教育》杂志5年来的重要长篇学术文章主题相对集中于医院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艾滋健康教育和学校健康教育等四个研究领域，反映出该杂志在各主要研究领域的影响是有所侧重，是不全面，不平衡的；而《Health Education%》杂志5年来的长篇重点文章主题类别则有10个主题，几乎涵盖了所有研究分类。《Health Education》杂志长篇重点文章反映出英国的研究在各类别健康教育研究领域影响效果是较全面、平衡的。统计结果见下：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我们对两本期刊近五年来所刊载论文的分析、比较研究，可以得出一下几点结论：
（一）从中英两国健康教育研究论文来源差异的基本格局看，健康教育在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学科意义已经远大于实践操作的层面，而我国健康教育还只是处于普及医疗知识的阶段，从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校尚未成为研究的主体，也可见其学科研究力量较弱。从各研究机构交叉合作研究的疏密也可见英国的健康教育学科研究要比中国成熟。
（二）从文章主题分布显示，英国健康教育研究关注问题的基本特点：一是生理与心理研究并重。二是反映西方健康教育研究注重健康学科基础理论建设，注重社会传播效果，注重青少年教育的基本发展策略。同时，这一主题分布也反映了药（毒）品、烟、酒等有害食品药品和心理健康这两个长期困扰西方的社会健康问题依旧是目前西方社会健康教育面临最大的，急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三）从文章主题分布显示，我国健康教育研究关注问题的基本特点：一是正忙于解决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出现的社会热点问题；二是正在努力建构社会健康教育体系的基础架构。这两个特点同时告诉我们，我国的健康教育研究正处于初创的，起步的发展阶段。
（四）比较两国从文章主题分布显示：“心理健康教育”、“健康教育理论”和“学校健康教育”是中英两国所共同关注的健康教育的三大研究主题。我国健康教育重点在医院，即对已经有健康问题人群的教育，而英国重点在学校，重点是从青少年抓起。中国目前只还处于把重点放在最需要教育的关键、高危、特殊群体，而英国已经进入把更多资源放到更广泛的有不良生活嗜好的社会公众群体的阶段。而我国对生活健康教育、性与生殖健康教育、艺术健康教育等研究重视程度较低等，都反映了两国在健康教育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同时也反映出两国的社会发展上的差距。
（五）论文所采用研究方法类型的统计分析可见，近五年来，尽管中国健康教育研究采用实证方法的数量大幅上升，但总体上西方学者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数量仍然高于中国学者。研究也发现英国学者有偏爱个案研究，中国学者有偏向观点阐发的研究方法倾向。
（六）从文章主题分析可见，中英两国对健康教育传播研究重视程度的显著差异，我国对健康教育传播研究重视不够，应引起学界重视。从这两刊论文研究的直接对象和可能间接引发、推动的二级传播对象看，《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主要关注的是广泛分布在社会各领域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而《Health Education》杂志最主要的还是借助职业的传播（教育或教育传播）工作者。
（七）从研究成果影响的地区和领域看，《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研究影响基本上只在本国之内，高度关注发展中和欠发展地区问题研究；研究成果传播介绍重点放在医院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艾滋健康教育和学校健康教育等四个研究领域；而《Health Education》杂志兼顾国内、国际研究的平衡，国际化程度很高，对各个健康教育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传播介绍的重视程度是较平衡的，但对发展与欠发展地区研究明显重视不够。
通过比较两国目前健康教育研究状况，让人们比较清楚地看到我国未来健康教育研究发展的方向。依据以上的分析总结，对于改进、发展我国的健康教育研究工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在基本满足目前我国社会急需的医院、疾控机构、职业健康等健康教育研究之后，要逐步转向更为基础的、更具有前瞻性的，关系到健康教育学科基本问题的研究上来。要重视学校健康教育，注重从青少年抓起，抓健康教育的源头。从长远看，这是投入最少，最有效的研究发展策略，它能使我们的健康教育研究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传播是健康教育非常重要环节，是保证研究成果有效扩散、传播不可忽视的关键件环节。今后，我国应重视健康教育传播问题研究，重视专业健康教育传播队伍建设，扩大专业健康教育传播队伍，发挥专业健康教育传播人才的作用，较快提升我国健康教育研究成果的传播扩散，普及转化能力。
（三）加强我国健康教育研究的多学科、专门部门协作。如需要加强医学、教育学、传播等、社会学等多学科合作，需要提倡、引导大学、研究所研究部门与医院、疾病防控中心等实践部门的协作，这是今后较快提高我国健康教育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
（四）要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参与国际问题研究。强调健康教育要适应中国国情，形成中国特色固然重要，也应该提倡，但不要忽视国际研究的跟踪，参与国际问题的研究，这是学习、借鉴国外研究先进经验，较快提升我国健康教育研究水平的最有效渠道。
参考文献：
[1] 黄敬亨 健康教育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15
[2] 参见admin.省略/insidepage_model01/bkjj_lsyts.asp?rwbh=ZGJK
[3] 参见writing.colostate.edu/guides/research/casestudy/pop2a.省略ds.charlotte.nc.us/ekelly/Research/definition.省略/xuexishequ/ShowArticle.asp?ArticleID=23214
希望·幸福·中国梦
——一名心理健康工作者的圆梦之旅
基础部 权江红
小时候我经常会被问到：“你的梦想是什么？”我回答，“我想当科学家，当医生，当教师----”儿时那清脆的答案铸就了童年的欢乐，我因为有梦想而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若干年之后，我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教师梦。在心理健康教育的岗位上，我以课堂的形式传播心理健康的知识，以多彩的活动宣传让人幸福的心理学，我接待了N多困惑和迷惘的学生。我以自己的专业知识让更多的学生看到独一无二的自己，让他们明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让他们学会如何和谐的与人相处，如何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的种种。
工作多年之后，心中的梦想变得更具体，我希望每一个学生都健康发展都幸福，希望每一个家庭都和谐快乐。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我们的“心理健康梦”是中国梦的一部分，是关于希望和幸福的梦想。在“五四”青年节，主席呼吁年轻人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中国梦与积极心理学相共鸣，有目标有追求有成就感就是幸福，这就是希望带给我们的力量。
希望有三个关键要素：目标、途径和动机。在积极心理学中希望被定义为“为实现目标而找出途径、并激励自己遵循途径的感知能力”。中国梦想激发出能量巨大的希望，因为它提供了强大的目标、途径和动机。
“中国梦”可激发起中国人民的强大的积极动机，因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这三种目标，都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渴望实现的心愿。目标有两种：“积极目标”和“消极目标”。前者是让你得到你想要的，后者是让你避免你不想要的。积极目标激发的是兴趣、自豪、激励等积极情绪，当你努力追求目标时，可以体验到更多的投入和意义。消极目标靠焦虑、紧张和恐惧等消极情绪驱动，当你达到消极目标时，通常感到的不是满足，而是如释重负。中国梦为中国人设置了一个积极目标，强调的是人类的积极机能。
中国梦由积极的目标、积极的动机和积极的途径组成。它与积极心理学的基本要素和结果相共鸣，因为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就是人类积极的机能，特别是幸福。积极心理学研究全面的幸（well-being），即人们梦想追求的目标，并发展出可以帮助人们实现梦想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全面幸福比快乐（happiness）更广泛，虽然在中文里，两者经常被混为一谈。一个幸福的人，不仅更快乐，也有更多的投入、成就、意义和关系，并能带来成功、创新、灵性与和谐。
积极心理学能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有力的工具。 幸福的五大支柱包括：积极情绪、投入、关系、意义和成就。比如说，投入和成就能直接促进经济繁荣，积极情绪也能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意义和积极人际关系能促进民族复兴。积极心理学所有五个领域都能提升人民的幸福。
中国梦的实现依靠每一位个体的奋斗和追求，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以积极的的情绪投入到工作状态，我们希望藉由工作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达到的成就可以为我们的心灵注入幸福的暖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从精神层面更好地领会幸福的深刻内涵。
作为一名心理健康工作人员，我们将关注如何扎实做好“中国梦”与“青年梦”的接力。研究与更新心理辅导内容，加大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力度，积极探索切合高校实际和大学生心理特点的新途径与新方法，整合力量，形成合力，努力从源头上构建长效机制，为培养具有优良心理品格的社会有用人才做出应有贡献。
关键词：平面设计 视觉语言 健康教育
中图分类号： J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5）05（a）-0000-00
平面设计是在二维空间内，通过线条、画面以及色彩等的组合，传达出产品的某种理念，吸引眼球的一种现代设计。随着社会的发展，平面设计已经进入到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且通过精炼、速达的视觉语言与人们进行着有效的信息交流。视觉语言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促进了平面设计效果的实现。
1平面设计中视觉语言的基本要素
在当今时代，平面设计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于我们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平面设计中恰当的使用视觉语言，对于平面设计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的作用。平面设计中视觉语言的基本要素主要有：视认性、可读性、记忆性以及明确性。[1]
1.1视认性
视认性是指视觉形象要能引起让人们视觉的注意。这种注意主要是通过形象的结构、大小、颜色、环境、方位等引起的。在当今时代，社会变化万千，信息充斥生活，人们的注意力不易集中。如果没有足够的特殊性是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在平面设计中加强视觉语言的视认性成为当今平面设计中的一个重要追求。目前，在平面设计中我们只要是通过运用美妙形象的文字或者鲜明的色彩对比等来吸引人们的眼球。这种表达方式在当今时代的平面设计中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2可读性
平面设计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实现信息的传播。因此平面设计视觉语言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可读性。要想平面设计的视觉语言具有可读性，视觉语言的运用就应该符合人们的心里习惯以及社会公认的原则，体现出可持续的特征。然而如果我们在进行平面设计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这些固有的原则，就容易出现形象以及色彩设计的随意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影响到信息连贯性的传达，不利于平面设计目标的实现。[2]
1.3记忆性
记忆性，就是指平面设计的形象能够长期的形成于脑海中，并且可以进行条件反射。视觉语言的记忆性是通过各种因素的均衡、调和、动静对比等实现的。另外，新颖的、简洁的通俗的视觉语言容易使人加深印象。这些创新性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设计作品特殊的魅力，引起人们的共鸣，从而加深人们对于视觉形象的长久记忆，这有助于实现平面设计记忆性的目标。
2平面设计中视觉语言的特点
平面设计的语言主要是为了抓住人们的眼球，传递信息等，因此平面设计的语言应该具有简明性、民族性以及时代性。
2.1简明性
平面设计的视觉语言具有依附性的特点，它不像绘画那样，通过画面等来独立的传达某种信息，而是依附于某一产品或者某一观念的设计来进行信息的传递。因此平面设计的视觉语言要具有简明性帮助人们尽快的记忆。在当今时代，社会信息纷繁复杂，人们对于一种产品的视觉停留时间一般都比较短暂，这就需要平面设计在几秒钟之内吸引人们的眼光，传递某种信息，因此简明性成为平面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2.2民族性
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文化，有着一定的审美情趣。因此在进行平面设计的时候，视觉语言的传达只有符合该民族的传统的审美情趣，才能够被人们广泛的接受。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地理环境等的不同，使得人们有着不同的审美观念。在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加快，不同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民族的也更成为世界的。因此，在当今社会，越是民族的越容易吸引人们的目光，越容易被人所接受。在进行平面设计的时候，我们尽可能多的引进不同民族的视觉语言，然后进行民族化，这样一来可以创新平面设计的视觉语言，吸引人们的目光，二来，可以让人们更加容易的接受，便于信息的传递，从而促进平面设计目标的实现。[3]
2.3时代性
平面设计是属于时代的。在当今时代，新媒体迅速的发展，互联网已经普及到平民家庭中，人们的视觉感受进入了泛滥的时代。平面设计要想在当今时代脱颖而出，只有创作出独特的、时代的东西。平面设计是有目的的视觉创造，因此在平面设计的视觉语言的运用上，我们要体现出时代性、价值观念的多样性以及生活结构的多元化等。在当今时代，只有在现代平面设计中使用时代性的视觉语言进行设计理念的表达，设计信息的传递，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平面设计的目标。
3结束语
吸引注意力，传递有效信息是平面设计的重要目标。在当今时代，平面设计已经广泛的应用到各行各业，平面设计的视觉语言的运用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平面设计的视觉语言运用中，如何将视觉语言的特点与文字、色彩以及图形等要素进行融合成为平面设计中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朱彦桦. 平面设计中综合材料的视觉形态研究[D].武汉纺织大学，2013.
【关键词】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为研究对象，塑造大学生灵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是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党的事业对人才的素质要求包括政治素质、思想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心理素质。在现今社会中，大学生的素质越来越受到社会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重视，但有效的培养对策还不多。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心理学途径，对于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日臻完善具有很大的启迪作用。本文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从以下五个方面就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学途径作了一些探讨。
一、以学生为本，激发学生的主导需求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进行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其中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主体，受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对象，教育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手段，是连接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桥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实现社会要求的方法、步骤等。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努力培养学生的主人翁责任感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一切又为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教育者使用什么样的教育内容、方法和手段使受教育者――大学生能够接受提出了机遇和挑战。动机需求理论认为需求和动机是行为的基础，动机是由需要产生的，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把握激发学生动机的因素，使学生的行为都为共同目标而努力。因此要激励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及时接纳学生合理的建议，并对积极参与做出贡献者或成绩突出者，给予表彰和奖励，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广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不同的人均有不同的主导需求，在做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时，要善于发现其主导需求，引导主导需求，激发积极向上的主导需求，这样就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二、利用角色相近原理，做学生的朋友和倾听者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往往会遇到教育方式、角色定位等问题。在实际思想政治工作中发现如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角色太分明，容易导致教育效果不理想，甚至使有的学生产生逆反心理，走向良好愿望的反面。社会心理学研究及角色理论认为，相似的角色之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更容易互相影响。大学生都是成年人，心理和生理都已成熟，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平等的交流和尊重。在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能以聊天方式代替批评谈话的方式，采取谈心而不是训导的方式，学生们就会因“角色相似”而把教育者当作知心者，并乐意接受教育。笔者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民主型的师生关系最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成为朋友，努力发展成为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这样教师和学生在交流上就基本没有心理上的距离，学生才能在教师面前畅所欲言，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表达给教师，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果教师能够经常参加学生的活动，在工作中主要依靠非正式的权利和权威，经常和同学们进行交流和沟通，在决策之前尽量征求学生的意见，善于同时从学生和教师两方面来考虑问题。学生在这样的关系中得到了必要的理解和尊重，对教师有了信任感，才能积极地配合教师的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才能显著。因此，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时，教育者要努力创造条件，使所饰演的角色与受教育者的角色一致起来，争取做学生的倾听者和领路人。
三、利用社会学习理论，进行典型事例教育
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大学生对那些光说大道理式的泛泛空谈不感兴趣，作为具备较强抽象思维能力的成年人，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单纯说理式的说教。 大量的教育实践证明，既讲道理又能提供充分事实证明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才能作为有效的信息被接受。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在教育实践中要特别重视运用典型事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具体做好发现典型、宣传典型、学习典型、培养正面典型和转化反面典型等一系列工作。以典型示范法取代抽象说教说理，以生动、具体、直观事例和榜样把一般的道理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具体情节的感人的人或事例，才能克服其他教育方法的缺点使大学生能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向榜样学习，从而在思想和行为方面做出受教育者所期望的改变。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时，既要说清道理，又要摆事实，提供可供参考和学习的榜样，提供有力的事实说明道理的正确性，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四、团体教育和个别教育相结合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所有在校学生。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计划的实施、内容的选择、活动的组织等都要考虑学生的共同需要，以全体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道德素养提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立足点和最终目标，在此基础上要兼顾个体的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发现大学生中存在的心理和思想问题带有普遍性，其心理需求也具有一定的共同性，这是因为每个高校学生都会遭遇成长危机，都有一个学习面对困难、面对人生道路中的挫折的过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尽可能的减少和避免因成长带来的各种困扰。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可借鉴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采用团体教育和训练的方式进行。贯彻团体教育原则要做到三个方面，第一，教育者要了解和把握学生的共同需要以及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第二，对学生要一视同仁，创造条件，最大限度的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第三，所有思想教育工作都要有利于促进全体学生的发展和成长。同时，我们也要承认人的个体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它既表现在人的心理过程（认知过程、情感过程与意志过程）中，也表现在人的个性心理和人格方面（如需要、动机、兴趣、气质、能力及性格等）。在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在团体教育的基础上针对学生心理的个体差异，特别是个性差异的特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表扬是当众的，批评是个别的、单独的进行。对性格内向、自尊心强的学生进行批评时要注意说话的方式方法和用词，一定要单独对其批评，并且要和鼓励相结合进行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在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应遵循个性发展一定要为整个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服务的原则，注重从人的发展与社会需求出发去寻找两者的最佳结合点，以实现教书育人和科教兴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这样才能做到“因材施教”， 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有针对性，才能使学生产生相应的心理和行为方面的改变，才能收到理想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心理效应。
五、利用网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21世纪是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网络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必不可少的交流途径，网络具有虚拟化，传播广、速度快的特点，所以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一定不能忽视网络媒体的存在，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关注学生的QQ空间、微博、微信等，发现思想和心理问题及时进行教育。利用学校、学院的网站、微博及班级的QQ群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和内容的普及。通过网络和学生进行交流更加方便和快捷，传播面也较广，可以较快的、大范围的传递信息，使学生了解和学习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知识。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基础和生命线。学生首先要先学会做人，其次才能学会做事，才能做好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之一就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而心理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所以在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必须从学生的心理这一客观现实出发。虽然人的心理及行为活动是千差万别的，但却遵循着共同的规律，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必须遵循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才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质量，这也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1] 徐鸿.论思想政治工作的心理学原则[J].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04.
[2] 黄慧，沈强，连芬南.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2.07.
[3] 张雁春.强化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心理学途径[J].科学之友，2008.06.
[4] 邹茜.互联网时代中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心理学分析[J].湖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06.
[5] 毛迎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心理学原则探析[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6.
【作者简介】
【 关键词 】“90”；大学生；感恩教育
感恩教育，就是让教育者运用一定的教育方法和手段，通过一定的感恩教育内容，对受教育者实施的知恩、感恩、报恩和施恩的人文教育，是一种以情动情的情感教育，是一种以德报德的道德教育，也是一种以人性唤起人性的生命教育。它不仅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需要，更是构建和谐社会、培养大学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对“90后”大学生而言，特殊的社会环境也赋予了他们更多时代的特征，使高校的感恩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在开展感恩教育过程中，正确把握“90后”大学生的新特点，积极探索感恩教育的新理论、新方法、新途径，成为新时期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
一、“90后”大学生感恩教育面临的新挑战
“90后”大学生泛指20世纪90年代进入大学的中国公民。我国高校自2008年以来，已经开始迎接以“90后”为主体的大学生。目前，第一届“90后”四年制本科大学生已经顺利毕业，并且大部分已经步入工作岗位。从社会对他们的综合评价来看，“90后”大学生总体上个性张扬、乐于表现、目标明确、是非判断意识客观，但特殊的社会环境也导致他们感恩意识与感恩精神的缺乏。这对高校的感恩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具体表现在：
第一，功利主义至上。
“90后”大学生处于我国社会转型变革的最激烈时期。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在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影响了“90后”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增多了他们的实用性和功利。当问及最关心的事情时，他们回答的往往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就业、考研与住房问题，对国家、社会、学校关心甚少；参加第二课堂活动时，首先考虑的是是否有学分，是否有益于评优，否则任凭老师做动员，毫无做事的积极性；从事学生干部工作，出发点不是为了服务师生而是为了捞取入党的政治资本，一旦目标实现，便以各种理由撤退等等。在功利主义充斥下，大学校园也不再是一片纯净的乐土，谈感恩教育更显得苍白无力。
第二，自我意识浓厚。
“90后”大学生面对的是素质教育全面推进的时代。他们普遍学习能力很强，乐于接受新知识，情感丰富观念开放，但也往往过于自信，以自我为中心，团队意识缺乏。他们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关心与认可，却很少主动关心他人。团队合作意识差，恃才傲物现象严重。这也直接导致班级缺乏凝聚力，影响和谐校园及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三，反叛意识强，抗挫折能力差。
“90后”大学生更多来自于“6+1”的家庭结构中。他们集万千宠爱与一身，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优越生活，攀比意识重、反叛意识强、承受挫折能力差。遇到问题习惯于抱怨社会或环境的不公平，很难做到从自己身上分析原因。对待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关爱，更是觉得理所当然。遇到挫折，很容易消沉，放弃自我。更有甚者，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缺乏应有的责任感，更别提感恩他人，回报社会了。
因此，高校必须正视这些问题，正确把握“90后”大学生的特性，有的放矢地开展感恩教育。
二、“90后”大学生感恩教育应把握的基本原则
1、主体性原则
教育过程是由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基本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学生是自我教育和发展的主体。因此，感恩教育应该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根据学生的特点和教育现代化的要求，启发和引导学生，创建和谐、宽松和民主的教育环境，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各种教育活动。要尽量减少说教性，增强教育活动的参与性、互动性，让学生在活动中受教育。
2、情感性原则
根据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情感教育理论，教育的目的在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发展学生的潜能，行成积极向上的自我概念和价值观体系，最终使学生自己能够教育自己。“90后”大学生自我意识浓厚，认知能力强，希望被尊重，被理解。而感恩教育的目的则是为了提升学生的情感性道德。因此，在开展感恩教育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积极创造师生情感交流的教育环境，致力于建立一种真实、信任、理解的人际关系，让情感教育发挥独特的魅力。
3、普遍性原则
目前，很多高校依然把贫困生作为感恩教育的主体，特别是在高校资助工作出现与国家资助初衷相背离的背景下。不可否认，贫困生需要进行感恩教育，毕竟他们是高校国家资助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倘若连这一群体都不能认识到国家、社会对他们的培养与教育，心怀一颗感恩之心，确实是高等教育的遗憾。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贫困生感恩精神的缺乏与整个校园感恩意识的缺失紧密相关。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将更有助于学生感恩精神的培养。因此，在开展感恩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牢固把握普遍性原则，让感恩之花盛开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
4、实践性原则
感恩教育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品德和行为习惯。社会实践是磨砺个性和锻造人格的最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有利于为大学生的道德情感的培养与升华找到突破口，与理论层次的教育活动共同形成感恩教育的有机整体，但这却是高校最薄弱的环节。因此，高校的感恩教育要能走出去，与社会接轨，利用服务社区、服务地方经济的平台打造感恩教育的实践基地。如是，感恩教育才不至于仅停留在说教层面。
三、 “90后”大学生感恩教育的新途径
1.加强制度建设，将感恩教育纳入学校德育工作体系，增强感恩教育的可持续性。
高校是大学生现阶段教育的重要场所，承载着对学生生命教育、智育、德育和美育的重要职能。而感恩教育是大学生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学校发挥教育资源的整体优势。为此，学校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建立科学有效的感恩教育评价机制，将感恩教育的实效性进行细化。同时，学校可以将感恩课程纳入到必修课的范畴，通过科学设计教学内容，把感恩教育同生命教育、人生观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公民意识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不断丰富感恩教育的内涵，为感恩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良好的保证。
2.加强过程管理，不断创新感恩教育手段及方法，增强感恩教育的有效性。
感恩教育是对受教育者实施的知恩、感恩、报恩和施恩的人文教育，是一种以情动情的情感教育，是一种以德报德的道德教育。它对教育者本身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开展感恩教育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进一步阐释身教言传的重要意义，让学生切实感受到“恩”的存在，从而在师生间建立真实、信任、理解的人际关系。它可以是老师的一个微笑，一声鼓励，一句问候，也可以是一切以学生利益为出发点，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教育手段和方法。在具体工作中，可以根据大学生的成长特点，针对不同年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感恩教育，如大一侧重于“识恩”、“知恩”教育，大二、大三侧重于“报恩”教育，大四侧重于“施恩”教育等。此外，学校还可以搭建更多社会实践的平台，鼓励学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让学生感受“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的乐趣。
3.加强舆论引导，营造良好的感恩文化氛围，为感恩教育提供环境支持。
良好的氛围可以使学生受到感染和熏陶，达到“不教而教”的效果。因此，我们要积极利用传媒手段加强感恩思想的宣传，借助学生关注的网站、视频、微博、贴吧、空间、论坛等举办感恩活动，传播感恩。同时，积极开展“感动人物”评比活动，充分发挥典型在感恩教育中的示范作用，为感恩教育提供环境支持，让感恩内化为学生的情感要素。（作者单位：长江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毕蕾；陈桂香；高校90后大学生感恩意识缺失探因及对策[J]；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4期.
关键词：食品安全治理；公众参与；法治
中图分类号：DF414 文献标识码：B
我国食品安全正处于“风险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食品安全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越来越成为影响食品决策和行动的一种重要力量。
食品安全具有公共性，食品安全问题是公众的普遍性的问题，是公共安全问题，任何个人都无法在食品安全面前单独出击而获自保。在食品安全问题的风险中，每个人都易受伤，为了一个人的自我生存，由此产生了对其他人和社会的责任。食品安全风险开启了一个道德和政治的空间，孕育着一种公众参与和责任文化。食品安全的公共性，要求社会中的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食品安全治理，而非处于被动消极地位。食品安全治理需要“自上而下”的监督和监管，更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众围观和舆论压力。
一、食品安全问题是风险社会食品工业决策和行动的副作用
（一）食品安全问题是风险社会食品工业决策和行动的副作用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食品安全问题是食品工业决策和行动的副作用。现代市场化的食品生产方式，为社会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食品，同时在繁荣的食品供给背后，由于工业的过度生产，食品安全问题重重。“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社会的风险生产”［1］。随着公司和组织的扩大，社会共同生活中的危险来源由单个人之间的个人侵权，逐步过渡到以企业活动为中心的危险活动。作为复杂组织形式的企业，其经营活动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危险来源［2］。
风险是人类活动和疏忽的反映，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表现，风险取决于决策，以工业方式被生产。经济变成“自我参照的”，而不依赖于周围人类需要的满足。烹调和饮食正在变成一种含蓄的食品化学，一种其作用与巫婆的药锅正相反的东西，它是为了尽可能减弱有害的影响［1］。对消费者来说，风险的不可见性几乎不可能使他们做出任何决定。它们是和其他东西一起吸入和吞下的附带产品。它们是正常消费的夹带物［1］。针对食品风险的不确定性，应该建构一种动态的参与机制，强调公众在平等、理性基础上通过对话达成共识，形成食品公共决策和进行食品安全治理。食品安全共同的经济决定、科学研究议程、发展计划和新技术的部署必须向一种普遍广泛的讨论过程开放。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有利于团结处于风险地位上的受害者，增强其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话语权，最大限度的纠偏食品工业决策和行动中商业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促使食品工业决策和行动在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前提下追求利润，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二）开放性和理性化是建构食品安全治理新制度的基本理念
如何能够避免、减弱、改造或者疏导食品安全风险? 答案是用创新社会管理的思维来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建立一套有序的制度和规范有效地控制风险，开放性以及理性化是建构新制度的内在需求。
1．开放性要求多元主体的协作治理。一是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二是突出权力运行向度的多元性。在公众、专家和政府这三个角色之间，改变政府对去权力的垄断，承认多元的权力，以协商的模式做决策。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不能单纯依靠专家和决策者们关起门来进行协商，而应由政府、公众、专家和企业充分参与决策过程，即公众以一种审慎的方式参与立法和决策过程。食品安全治理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强调主体之间的协商与合作，强调国家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结合。
2．开放性要求食品安全决策程序公开，要求食品信息公开，公众、政府与企业之间互动。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是一个互动平台，可以让迥然不同的行动者――消费者、社会组织、专家、政府、企业和员工――通过互动谈判来寻找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方法。食品安全预防为主的理念，要求关注食品安全风险制造的因果条件，而不只是注重处理它们所带来的各种后果。一项决策不是官方公告和辩论的产物，也不是科学家们投票的结果，而是经由公共讨论的力量而实现的，通过各种民主程序将公众的观点融入食品安全和技术创新计划之中。
3．公众理性是公众参与的内核，理性的公众参与是化解食品安全问题的动力。食品安全公众参与的理性化，公众参与理性取决于很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公众掌握的信息是否全面准确，利益的组织化是否充分，决策事项的专业复杂程度以及参与者的素质能否达到有效论辩的基本要求。
二、公众参与及其功能
（一）公众参与释义
近年来，“公众参与”一词在中国政治生活、社会治理、学术界及公众中日渐盛行，但其含义、使用角度不同，甚至是模糊混乱的。公众参与，又称为公民参与，公共参与。贾西津副教授认为，公民参与在经典意义上主要是指公民通过政治制度内的渠道，试图影响政府的活动，特别是与投票相关的一系列行为。现代民主发展的趋势体现了公民参与内涵在三个方面的扩展：第一，公民参与的法定性从民主选举向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扩展。第二，公民参与客体从政府政策目标向公共事务的结果目标扩展，公民主体性资格增强。第三，公民的积极参与受到更多的强调，体现强势民主的发展［3］。公民参与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参与的主体。既包括作为个体的公民，也包括由个体公民组成的各种民间组织。二是参与的领域。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主要特征是公共利益和公共理性的存在。三是参与的渠道［4］。公众参与是一种决策和治理机制。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共同讨论、共同协商、共同行动解决公共问题。公众参与的三个关键词：“公众”、“公共”、“参与”。“公众”是参与的主体，包括个人和组织。“公共”是参与的事项范围，即具有公共性的政治和社会事务。“参与”就是让公众有能力去影响和参加到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和行为，参与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公众参与的方法是参与双方能产生互动的各种行为。公众参与主要是从参与的事务范围，而不是从参与主体来理解的一个概念。公众参与所强调的是“事务的公共性”，如果某个事务属于公共事务，那么公众就可以参与到对该事务的观点表达、讨论、评价、协商等活动之中。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公共事务的公共性［5］。
公众参与是一种制度化的民主制度，是政府与公众互动决策和治理的过程，强调政府的开放有诚意听取并吸纳公众的意见，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的过程。公众参与离不开政府自上而下的鼓励、引导、规范，也离不开社会自下而上的推动、自觉、理性。公众参与是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理念从国家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回应，也是社会治理从一元向多元转变的回应，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模式。
（二）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
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的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这显示出，公民及其私人组织被摆在了与政府平等的政治地位上，成为公共治理的直接主体。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是指公众（包括消费者、律师、NGO、媒体、消费者协会等社会组织），以提供信息、表达意见、发表评论、阐述利益诉求等方式参与食品安全的决策和行为过程，参与食品安全这一社会公共问题治理的各种活动。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的主体包括消费者和社会组织。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立法和决策层面，对公共决策者和法律政策的影响，包括立法参与和公共政策参与，是经典公众参与的基本方式。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制定，如立法听证和利益集团参与立法。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公共决策，包括政府和公共机构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如食品产业政策和规划中的参与。第二个层面是食品安全执法层面的公众参与，主要是食品安全监管。第三个层面是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执法，主要是发动食品安全诉讼和损害赔偿。
公众参与对于确定食品决策的目标的公共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公众的价值判断总是和事实紧密联系，他们不仅追求形式合理性，也追求实质合理性。公众直接代表公众健康的社会公共利益，参与食品安全决策，会使得政府决策能够全面考虑各方利害关系人的正当利益，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降低决策失误的风险和政策执行的成本。公众参与权体现公众在食品安全的社会治理中处于主体地位，而非治理的客体，有利于增强公众对政府的决定的信任感和主动配合。公众参与是推动食品行业法律法规乃至整个社会的法律价值理念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平衡协调，以社会公平、公正为首要价值取向，关注公共利益，注重社会效率与经济效率的和谐统一。
（三）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功能
1.公众参与是食品安全多元治理系统的基础性支架。食品安全是极其复杂的，食品安全治理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复合立体形的法治系统工程。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需要在食品安全与公众健康的理念下，政府、企业、社会（包括行业协会、消费者、媒体等）分担不同角色，协同合力，综合利用市场、政府和组织等资源配置方式，发挥外部的他律和企业自律的作用，构筑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多元主体积极协作是食品安全问题最终化解从而形成良性秩序的基本途径。多路径的监督有助于被监督主体受到多方位的监督,使其时时处处受到监督,从而促使被监督主体遵循法律。食品安全一靠企业（食品生产经营者），二靠政府，三靠社会公众。理性的公众参与是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最为直接的有效制衡，是推动政府制度向善的不竭之源，是对政府监管的合理补充。公众参与在食品安全问题解决路径中发挥着基础性的支架作用。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问题治理，政府与民间社会的良性互动是不断激活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制度向善的力量。
2.公众参与是对政府监管的合理补充。政府被当作维护社会公正、效率、弥补市场不足的制度性工具，政府监管是解决自由市场经济产生的各种不公正问题的合法途径，在平衡效率与公平、效率与民主、效率与质量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食品安全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监管，政府监管是确保食品安全的主导力量。但是，政府监管不是万能的。实践中，基本上在每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之后，我们都能发现食品监管盲区的影子。可谓常见“事件”，常见“盲区”。其实，这种现象是政府失效的典型体现。如果片面追求政府对食品安全的控制，不仅不会带来食品安全，还会导致更大的食品危机。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只要联邦政府，以‘老大哥’的角色，命令什么食品能或不能生产――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这不是政府的角色。‘不适当’的控制、限制和公开禁止生产不会起作用，历史证明了极端主义措施的失败……食品消费不是靠供给推动，食品消费不是靠供给推动，它是靠需求推动，而消费者处在推动者的位置上”［6］。
公众是食品安全监督的直接动力。社会公众，尤其是消费者，是最直接、最有动力的食品安全监督主体，是主动的监督主体。公众的监督，是作为私权、社会权的监督权。食品安全单纯依靠政府监管，监督主体的监督动力不足，是食品安全监督不力，执法不力、法制不彰的重要原因。在理论上,监督动力的获得直接导缘于监督利益的归属,如果监督主体与被监督利益无任何相关,则监督动力就会缺乏。监督动力的大小程度由监督主体与被监督利益的相关程度所决定,如果监督主体与被监督利益之间的相关度很弱,则监督主体的监督动力就会趋于不足［7］。消费者和经营者是食品安全法律关系中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公众的监督权作为私权的监督权，作为私权的监督权的动力激励完全可以采取与监督利益挂钩的形式，利益的强相关性可以带来强大的监督动力。因而对公众的有效经济激励是食品安全公众监督的动力之源。
3.公众参与改变食品公司决策和行为，推动经营者在股东利益最大化和公众健康之间公正平衡。工业化的食品生产过程，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导致食品产业链中的利益不均衡，在食品安全决策中，若欠缺一个公众参与的平台，往往导致决策忽视消费者和公众健康，而惟钱是瞻，导致商业利益凌驾于消费者利益之上。“以股东利益和利润最大化的组织那里,公众健康永远不是一个首要的议题”［8］。食品安全治理必须着眼于以社会的方式去反对食品公司的游说、销售活动及其对个人的教育。
食品安全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体概念强调消费者是食品产业链的终端，消费者的利益在食品产业链中的公正与平衡决定食品产业链的存亡。因为食品消费不是靠供给推动，它是靠需求推动，而消费者处在推动者的位置上。每一个消费者微薄的力量加起来可以改变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改变食品行业不负责任的经营行为。
三、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的法治方面
公众参与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动态开放的体系，涵盖了食品安全立法、执法、和司法领域。食品安全治理法治的出发点和归宿是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将使立法机关的立法和决策机关的决策不偏离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轨道，将使执法部门的监管工作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公众是食品安全风险的承担者、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者，因而公众是食品安全司法的发动者。
（一）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立法和决策
首先，公众是食品安全政策和法律的需求者，政策和法律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公众。任何一项政策的实际需求总是来自社会的实际需要，代表公众实际利益和要求的政策和法律总是从民间社会首先萌发。公众在争取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必然要求过问和参与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政策和法律制定过程，甚至就某些利益关系重大的问题向政府讨价还价，施加压力。公众关注和质疑是推动政府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制度向善的力量。公众是促使立法机构制定通过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重要力量。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推动了政府通过法令的形式对市场的外部性恰当地干预。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消费者利益团体大众之声(PublicVoice)负责人艾伦?哈斯(EllenHaas)呼吁不应认为食品安全仅是“厨房的问题”，倡议公众“用你的餐叉来表决”。由于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促使国会破纪录地出台了30多个食品安全方面的法案。美国2009年的《FDA食品现代化法案》，也是在震惊全美的“花生酱事件” 发生后，公众对美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以及FDA保障食品安全的能力提出严重质疑，在公众关注和质疑下通过修改的，是70年来对《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作出的最大的修正，是消费者的胜利。
其次，公众是食品安全政策和法律利益关系中的主体。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利益分配和调整的过程。食品安全利益的天然代表者是社会公众。通过公众参与影响公共决策、法律制定，迫使决策者、立法者倾听公众的意见，并且按照公众的意见来制定有关政策和法律，从而使相关政策和法律变得更加符合公众健康的利益。如果公众能够实质性地参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决策过程，通过公众的参与有效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这样的政策和立法就体现了食品安全真正的利益归属者的利益。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强调社会共同决策，以实现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强调食品安全政策制定、法律法规制定过程的互动性。在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和吸纳有关利益团体及各方人士的意见，做到开门立法和民主立法。关注规范的制定过程, 特别是不同社会角色(企业、政府、消费者、社会组织、专家、媒体等)对相关法规出台的态度及其原因。
食品安全事关公众健康，公众作为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利益的直接代表者，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程序，是最基本的利益诉求。由于食品安全治理的公共议题性质以及它们与国计民生的密切关联，及其牵涉利益程度广泛性，公众的广泛讨论对于决策的正当性和科学性必不可少。食品安全事关公众健康，因而食品安全具有公共性的特质，公众参与的精髓在于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也具有公共性特质。二者在公共性上相契合。
再次，公众参与使食品决策具备基本的公共性。公共性的价值观首先体现在平等、正义、公平、民主、伦理以及责任心等方面，公共管理注重公众的高度参与、社会公平，承担为公众谋求福利的责任［9］。食品安全具有“公共性”，要得知大部分社会成员的价值倾向，公众参与是最为直接的途径。由于食品安全的公共议题性质以及其与国计民生的密切关联，公众的广泛讨论对于决策的正当性和科学性必不可少。允许更多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决策的制定程序，表达其价值倾向，在必要时鼓励参与者内部协商和讨论，以达成某些基本共识，这种基于多种信息和交涉而获得的共识，使食品决策的制定具备基本的公共性。政府公开立法和决策过程，提供多种平台让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立法和决策。政府在制定政策法规时，允许国内外的任何个人和单位获得政府决策依据的信息，并进行评论，确保法规修订是在公开、透明、交互的方式下进行的。重视公众在食品安全法规、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充分听取公众的建议，确保食品安全立法和决策真正维护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利益。
（二）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执法
2009年《食品安全法》的出台，为食品安全治理开启了良好的开端，但并不意味着食品安全状况的自然改善。“徒法不足以自行”，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食品安全取决于制度的制定，更取决于制度的执行。
1.公众参与是对政府监管的补充。消费者能为政府监管提供必要信息，使执法机构拥有尽可能多的食品质量信息，实现有效监管。执法机构的执法是决策活动，食品质量信息是执法的前提，没有这类信息就无法对劣质食品进行深入执法，充分信息可以促进食品质量执法。信息的不足或错误会直接影响到执法的质量。由于我国食品经营者众多，而且以分散经营为主要形式，加之政府监管部门人力、财力、技术力有限，由此决定，政府有关部门在食品安全信息的掌握上难以保证全面。政府的执行能力受到时间、资源和人力上的限制。全国13亿多人口每天消耗200万吨粮食、蔬菜、肉类等食品，共有食品生产企业40多万家、食品经营主体323万家、餐饮单位210万家、农牧渔民2亿多户，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更是数量巨大①。由于食品的种类太多、数量巨大、业态十分复杂，针对每种食品全部逐一检测，没有哪个国家能承担得起、能做得到，抽检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通行做法。监管机构和监管人员的数量远少于数量众多的食品生产商、供应商、分销商和零售商。因而发动食品安全相关各方的力量，提高各方发现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的能力，是解决食品安全监管力不足的出路。消费者可通过实际消费获得经验性信息并将其反馈至政府监管部门，从而弥补政府有关部门在这方面的不足。给予举报者奖金，运用利益激励的方式获取食品质量信息。这比执法部门通过抽查的方式获取这种信息所需的耗费要少。执法机构与社会上众多食品违法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分布越不对称的领域，就越需要悬赏举报制度。在公权机构获取信息越存在困境领域，也越需要运用这种民众力量获取食品信息。公众参与有利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人员不足、经费缺乏问题的化解，公众参与对于弥补现行分段监管机制中的监管漏洞和重复监管缺陷具有重要意义。
2.公众参与是对政府监管的制衡。公众监督是政府监督食品安全的强有力的压力。政府的监督，是作为公权的监督权，其中，监督主体的压力缺乏是食品安全监管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监督主体的压力缺乏除了对监督主体疏于监督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对监督主体错误监督没有规定适度的法律责任外，更为重要的是缺乏来自社会公众的现实压力。消费者可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从而起到监督“监管者”的效果，避免“权力寻租”与腐败行为的发生。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多头监管，部门之间是见利勇为，有利相争抢，有责互推诿。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应重罚执法者违法，但是执法者违法除了体制内的约束之外，更为现实可行的机制就是公众监督的制衡。总之，要实现食品安全的有效治理，就必须要充分挖掘社会公众在食品安全方面自我保护的内在动力，充分发挥公众的制衡作用。
（三）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司法
社会公众以公共领域的手段和“弱者的武器”捍卫着自己的利益，是推动食品安全治理的重要力量。公众是食品安全风险的承担者、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者，因而公众是食品安全司法的发动者。消费者的诉权和损害索赔权是政府在最低层次上对食品消费者的保护。政府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创造良好的诉讼环境，尊重法院独立行使职权，法院在保证公众食品安全权利上负有终极责任。
正如徐显明教授所言，“应该用公民的权利来解决我们的安全问题。要用公民的诉讼权及索赔权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这个方法是治本，政府监管只能治标，行业制约只治末。把司法的刑事惩处与民事赔偿两大功能同时发挥出来，才会实现公民的‘食品安全权’。如果我们不创新社会管理方式，不用法治的方式维护社会安全，还把重点放在‘公权力’和政府体系的加强上，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就会年年执法检查，而年年问题不断”［10］。
四、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的机制保障
有效的公众参与取决于很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公众掌握的信息是否全面准确，利益的组织化是否充分，决策事项的专业复杂程度以及参与者的素质能否达到有效论辩的基本要求等。因而保障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法治，一要从源头上完善食品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这是公众参与的前提；二要从末端完善公益诉讼、大规模侵权救济、惩罚性赔偿等诉讼救济制度，保障公众的维权救济机制。同时注意发挥消费者组织等社会组织的组织优势；完善公众参与的程序；开展消费者教育等等。
（一）完善食品安全司法救济制度，确保低成本高效的公众维权机制
完善食品安全司法救济制度，确保低成本高效的公众维权机制，使公众在食品安全侵权中可以并便于进行诉讼。具体措施主要有：
1．建立消费者小额诉讼和团体诉讼制度。现代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产品覆盖面越来越广，食品安全问题的受害面相当大，涉及的消费者常高达数千人，一些重大的案件涉及范围有时高达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之多，食品安全诉讼具有群体性和公益性。团体诉讼是指，“在法律上允许一人或数人代表其他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提讼，诉讼的判决对所有共同利害人有效”②。团体诉讼的判决具有扩张力，效力及于遭受侵害的所有受害人。建立食品安全团体诉讼制度，赋予消费者保护组织或其他公益组织提起公益性团体诉讼的权力，代表消费者打官司，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实质性制约。团体诉讼是实施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决策制度的有力监督手段和法律救济方式，健全的集团诉讼制度有利于提高维权积极性。
相对于食品经营者（尤其是大型食品企业），消费者的经济实力以及诉讼能力通常处于劣势，个人消费者通常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去跟一个庞大的食品公司打官司，由此导致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消费者不能很好的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在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一对一的诉讼中，涉及的金额往往很小。消费者为了讨回“小额的公道”，有可能会影响自己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而商家却可以从容地委托律师与消费者展开拉锯式的持久战。这种状况下，很多受到侵害的消费者权衡之后，往往放弃通过司法进行维权［11］。完善立法，对小额诉讼做出特别规定，设立小额法庭，让当事人比较容易地诉诸司法，以较少的时间和费用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小额纠纷。
2．惩罚性赔偿和民事责任优先。《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这是食品侵权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其目的和功能，一是惩戒失信企业和不良商家，防止再犯；二是鼓励和支持消费者运用该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三是通过鼓励消费者行使假一罚十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具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七条确立了“民事赔偿优先”的原则，该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宗旨在于维护受损害的消费者的利益，体现以人为本和向弱者倾斜的理念。
3．设立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我国现有的救济制度在侵权问题上救济不足，一些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消费者面临着艰难漫长的索赔之路，问题食品的生产企业会面临停产甚至破产，消费者向生产企业索赔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使受害人获得充分、合理的补偿,设立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 建立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国家先行赔偿制度，保障受害者的赔偿。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以下简称“补偿基金”)是指由食品生产经营者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强制缴纳一定数量的资金或者国家以财政拨款以及以其他方式向社会筹措资金后形成的资金集合，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用以先行垫付受害人的医疗救治费用以便于其及时治疗；或者虽经司法判决受害人胜诉但因加害者执行不能后，为保障受害人的权益，而由基金向受害人补偿本应由加害者承担的部分赔偿金额［12］。建立补偿基金制度是维护社会安定、保持经济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此外，通过责任保险机制，保险公司介入食品安全责任事故的赔偿、救助和责任处理，能够更及时有效地解决民事赔偿纠纷，给受害人更加迅速合理的经济赔偿，切实保障受害人的经济利益，从而有效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完善食品质量信息公开制度，增进透明度
信息不对称是指信息在监督主体与被监督主体之间分布不均匀,这种状况会直接影响到监督的效率。监督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监督主体对被监督主体的信息掌握程度,被监督主体往往拥有垄断性信息而使监督主体无法进行有效监督,所以法律必须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13］。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公众在基于对信息的充分知情和了解的基础上,才可能作出恰当的选择。增加消费者食品信息的拥有量，应该从食品方面的消费教育以及有效信息的充分传播两方面展开。教育和对信息的关注开启了处理和规避风险的新的可能性。
1.推进食品方面的消费教育。食品安全治理的基本规律是：防治结合，预防为主，食品安全法治应加强预防性法律制度的建设，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体系。消费教育是对消费者进行消费方面的基础教育。1985年联合国《消费者保护准则》就规定，应该在健康、营养、因食物致生疾病的防止及食品添加剂、商品危险等方面展开消费教育；应视适当情形，使消费教育成为教育体系中基本课程的主要部分，最好成为现有学科的一部分；各国政府应鼓励消费者组织及其他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利益团体从事消费教育及信息工作，并应特别顾及在乡村及都市地区低收入消费者的利益。我国《食品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鼓励社会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知识的普及工作，倡导健康的饮食方式，增强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新闻媒体应当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知识的公益宣传，并对违反本法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2011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扩大了内容，增加了项目。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健康教育活动经费被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14］。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总结性地写下：“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政府应设专门机构开展食品知识教育、食品风险教育、食品健康教育。开展食品安全消费维权知识教育活动，提高依法维权能力，增强食品安全消费意识，树立科学消费观念，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引导全社会科学消费、文明消费、安全消费、健康消费。
2.完善食品信息公开方式，确保有效信息的充分传播。信息公开是有效的公众参与的重要前提。公众在充分了解食品的实际情况和事实根据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对社会、对自己负责的理性判断和行为。一项有意义的讨论只能在充分保障公众知情权的情况下，方才能够达成，要使得公众在讨论中采取一种负责任的立场，必须使公众能够获得与决策相关的有价值信息。政府应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信息系统，强调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性，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开展食品安全信息监测和收集工作，建立食品安全信息联络机制和食品安全信息通报机制，定期编发食品安全信息动态。构建从中央到地方，分工明确、全方位的信息披露主体，建设遍布全国的信息采集、风险分析以及综合的信息反馈等基础设施。
（1）规范食品安全信息公布渠道。通过政府网站、公报、会、新闻媒体等多种渠道向社会公布食品安全信息，逐步建立统一的信息公布平台。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阅相关信息，一是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以及大众媒体；二是各级政府在档案馆、图书馆设置的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如果有关部门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等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及时予以调查处理。
（2）食品安全信息公开的范围。政府应建立一个信息披露机制,通过多种媒体向公众通报食品市场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与食品安全有关的监测和监督抽查结果、处理意见,对监测和监督抽查结果的分析评价,食品认证信息和食品(企业)品牌信息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动态质量监测信息。通过向消费者提供足够的信息,使得正规企业的良好行为进一步得到市场认可, 同时增加违规企业的机会成本,从而约束其道德行为。
（3）食品安全信息分类公布。食品安全信息分为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公布的信息和各监管部门日常监管信息。卫生部负责国家食品安全总体情况、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信息、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及其处理信息和其他重要食品安全信息的统一，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影响仅限于其辖区的食品安全相关信息的统一。各相关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按各自职能依法日常监管信息。
（4）信息需多部门协调联动，实现信息共享。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实行分段多部门的监管模式，这些部门就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并非一个日常性的工作机构。在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工作中，食品安全监管相关部门应建立起联动机制、信息通报的工作机制，保证各类食品安全信息得到及时，统一信息公布平台，实现信息共享。日常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信息涉及两个以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职责的，由相关部门联合公布。
（三）发挥消费者组织等社会组织的组织力量
政府、企业、消费者各方能力的不均衡是食品安全问题深层次的根源，完善平衡协调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和企业具有组织化的运作手段,处于权力、财力、信息力的优势地位,而消费者因社会原子化状态而带来的弱势地位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因而消费者的结社以及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是公众参与的重要保障机制。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时，我们不能指望消费者个人具备专业能力，能够对所有问题进行分析，为复杂的社会政策和监管流程做出有意义的贡献。权利保障依赖主体的参与，而个体利益如果得不到有效组织化，则将失去有效参与的能力、信息、支持等资源；进而，分散个体的利益将在相互冲突和高成本游戏的过程中被吞噬和淹没，社会组织是连接散在的个体公民与社会之间的主通道。从法律角度而言，组织化问题的核心，其实也就是如何有效地保障个体的结社权。消费者团体是有组织的，这种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能够发挥出集体力量和政治影响，以确保相关部门在政治和决策过程中能够听到普通消费者的呼声。
社会组织有助于集中舆论，有助于制定政策并使决策者负起责任。在我国，社会组织在食品安全控制中所发挥的作用明显小于政府监管机构。在中国食品安全的体制机制的创新中，应当赋予社会组织以更为重要的角色。挖掘消费者协会、食品质量检测协会、食品认证协会、食品风险评估协会等社会组织具有专业技术优势,信息的非对称程度相对较小,有利于提高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效率。挖掘社会组织的公共政策倡导作用，促使公共政策和立法不偏离公众健康的公共利益，促进政府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推动食品安全治理制度向善。
总之，食品安全治理与公众积极参与分不开，通过消费者个人行动，消费者组织、社区组织等社会组织参与，能够对食品安全问题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既能影响政府，也能影响企业。政府与民间社会的良性互动是不断激活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制度向善的力量。
注释：
① 参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勇答食品安全热点》。
② 参见《哥伦比亚法律词典》第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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