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1 17:26:4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发展阶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一个国家如何由穷变富的问题，实质上已涉及到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发展的构想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是国民财富和社会财富的集聚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劳动力人数的多少决定了国民财富的增长。这是发展经济学的雏形。但是，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则产生于二战后。当时一些国家为摆脱殖民压迫，纷纷独立，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在实践上，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二是当时战败国的经济复苏问题;要么对原有理论加以改造，这比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论，这相对困难。一些学者深入研究各发展中国家之后发现，其环境与发达国家最初完全不一样，传统理论无法复制和拷贝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由于条件不同、问题很多、相去甚远，也无法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所以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迫切需要一门新理论，由此发展经济学诞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经济进步的状况》一书，对后来经济发展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和《东欧与东南欧工业化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引领性和开创性的历史地位，是发展经济学的标志性文献。
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发展经济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根据其政策演化和发展思路的差异性，发展经济学家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其结构主义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后来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二战结束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经济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诸多阻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低、发展滞后、经济变量弹性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为明显的刚性结构。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完全不同，市场不完善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价格刚性，有时还会出现市场机制的失灵，经济在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难以达到均衡状态。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静态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而应建立在动态调整可投资资源和保证供给增长的前提下，使社会经济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
(二)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结构主义发展思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结构主义还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和实用上的局限性，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新古典主义“复活”而成为发展经济的新的主流思想。概括起来，新古典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一是社会的发展应是综合的发展，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二是重视人力资本，纠正唯物质资本的缺陷;三是强调对外贸易在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显著拉动作用;四是新古典主义突出了市场机制、资源优化配置、微观经济基础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三)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同样，由于新古典主义在实践中和理论上也存在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盛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思想表现在如下:一是可持续经济发展观念的产生;二是新增长理论的快速发展;三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三、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着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即都存在着发达地区和和相对落后的后发展地区。发展经济学主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发展中大国又具有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小国的特征。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发展中的大国发展经济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发展中大国人口数量众多，消费需求旺盛，市场容量的绝对数相比较发展中小国要大。第二，发展中大国人口基数大，幅员辽阔，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实现产业的集聚、调整、优化，必须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庞大的基础设施，同时满足不断增长的庞大的国内需求，需要资金数量大，依靠外援或外资几乎不可能解决问题。第三，由于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缺乏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动因，实现的是内向型发展的政策，工业化起步阶段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也就是必然选择。第四，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丰腴是发展中大国良好的资源禀赋，国内市场规模大，但是，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如下难题:一是遗产和文明传统的重大影响;二是沉重的人口压力、严峻的就业问题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四是落后农业与工农业协调发展问题;五是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适度选择。发展中大国与发展中小国相比较，其工业化过程亦不同:一是资本积累。发展中小国既可以自身积累，也可以依靠国际资本。而发展中大国则不行，尽管利用外资绝对量不少，但所占比例有限。二是产业结构。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结构要求门类相对齐全，这是由发展中大国的资源状态和国内需求状况共同决定的。三是国内市场与国际贸易。发展中小国幅员小，国内统一市场较易形成;发展中大国幅员辽阔，建立交通和通讯网络需要巨额投资，且耗用时间长。所以，发展中大国不同于发展中小国，发展中大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更为严重，更为棘手。比如中国，存在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发展水平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处于末端的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大。发展中大国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层级性。
四、发展经济学适用于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与其他国家的后发地区相比较，我国西部地区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历史条件等方面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第一，我国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自然资源丰富。第二，区域经济基础薄弱，二元结构典型。第三，教育科技落后，基础设施差，社会发育度低，资本形成能力弱。第四，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发展经济学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今，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内部，亦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即存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后发展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学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探索了良好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借鉴，那么用它来解决一国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是可行的。这是因为一国内部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条件和现实情况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类似，所以，发展经济学完全可以用来解决中国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后发展地区具有普适性。
五、发展经济学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就必然要走工业化道路。但是，对工业化的理解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所采取的工业化，既忽视农业的发展，又只采取单向的工业品导向，虽然使工业获得较大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不但农业发展严重滞后，而且工业发展亦后劲乏力。张培刚教授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指出，完整的工业化是包括农业发展在内的工业化。后来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陷入危机，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没有完成使命，广大农村依然贫困，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与工业的协调。我国后发展的民族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类似，作为一个整体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而民族地区又更为落后，暂时还不具有全面进行工业化的现实条件，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的农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化时，应具备较强的物质资源的储备，包括:数量庞大的、可使用的资本储备，劳动技能较高的、符合现代工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储备;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良好的基础设施等。显然，西部民族地区在整体上还不具备这些条件。从资本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资本形成能力弱，资本使用效率差;从适合现代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具有一定人力资本存量的劳动力资源稀缺、素质差;就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现代管理制度的适应性来看，就连东部沿海地区目前都还不够成熟，何况西部民族地区;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地势地貌和气候和水资源等特征，其基础设施相当落后，其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当困难。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应该是这样的路径选择:一是继续做好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工作。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如果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怎么奢谈现代化。二是在国家扶持下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关”———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工业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西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不能搞重复建设，要从自身特点和优势出发，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有潜力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四是发展科学技术，注重人才培养。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毫无疑问应是后发展的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主题。
【参考文献】
［1］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2］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3］郑长德．世界不发达地区开发史鉴［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4］齐良书．发展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关键词]城市；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大连
[中图分类号] F062.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3－0040－04
本文是大连市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大连市城市定位研究》（08dlsk256）的部分成果。
一、引 言
经济社会发展总表现为一定的阶段性，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准确定位具有重要意义[1]。经济的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相互关联与相互制约关系。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总体状况，反过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又可以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益[2]。依据产业结构的特征判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对于正确地拟定城市经济的发展目标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战略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一、二、三产业的结构比例关系及主次序位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及相关的研究理论表明，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产业和人口经济联系方式，可以通过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序位的变化，以及相应的人口就业比重的变化反映出来[2]。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产业结构特征反向识别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结合城市发展阶段的总体趋势， 准确把握城市发展阶段的下一步目标，识别产业结构角度推动城市发展阶段前移的路径。同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分析及比较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化方向，确定城市发展阶段推进的产业结构障碍，从而准确把握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将城市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二、大连市当前产业结构特征
1. 三产结构特征
近年来，大连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2000～2007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且近两年加速趋势明显，增长率超过16%（见表1）。自2000年以来，大连对产业结构进行了战略性调整，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尽管三次产业每年都在大幅增长，总体上，三产的结构呈第一产业持续下降，第二产业稳中有增，而第三产业基本稳定的趋势。总体而言，大连产业结构正向高级化推进，随着大连市支柱产业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电子信息工程及软件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大连市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将进一步增加，产业结构将不断优化。
2．产业结构合理性分析
根据产业结构合理化原则，合理的产业结构应充分利用区域资源；技术先进适用；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具有较强的自主发展能力[3]。
（1）从资源利用情况看，区位、港口、旅游资源、科技人才是大连的突出优势，经过近年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大连市的临港产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口岸经济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旅游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也获得了迅速发展，产业结构与资源结构基本吻合，资源优势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首先，以现代交通运输业为主体的口岸经济保持旺势，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不断提升。2007年，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2.2亿吨，其中外贸吞吐量0.8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81.3万标箱，港口吞吐量位于全国各港口城市前列[4]。造船、石油、化工、出口加工等临港产业一直是大连市工业中的主要成份。借助区位优势与港口优势，大连的外向型经济得到了很好的发展。2007年GDP增长主要靠出口（贡献度为74%）拉动，对外贸易增势强劲，推动了开放型经济加快发展。
其次，在旅游业方面，大连不仅继续保持了其滨海旅游的特色，更利用了近年来城市建设的成果，结合商贸、会展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丰富了旅游活动的内容，扩大了旅游产业的发展空间，使大连的旅游业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07年共接待国内游客2,480万人次，海外游客8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25亿元，增长25%。展会规模化、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全年举办展会92个，参观人数484.1万人次[4]。
最后，大连市高新技术产业带动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进一步突出，2007年，全市完成高新技术产业产值2,402亿元，比上年增长38.8%，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602亿元，比上年增长 43.3%[4]。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及重大高新技术产业项目进展加快，成为新的亮点，软件产业及大连软件园建设实现跳跃式发展。
（2）从产业的技术结构看，大连市的制造业在全国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其中机械工业、运输设备、电器设备、电子通讯等在全国地位较高的专业化部门均为技术层次较高的制造业部门，以电子信息、新医药、精细化工、节能环保、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倍增速度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但大连的支柱产业仍然是传统的重化工业，运用高新技术全面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产业技术结构还不够，企业创新能力不强。目前大连市的装备工业如机床、冶金机械、橡胶和塑料加工机械等行业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资金和技术方面还不具备独立地与发达国家大财团和跨国公司竞争的能力[5]。第三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优化，金融、会展、旅游、信息、房地产开发等新兴产业蓬勃兴起，成为经济增长的生力军。但是第三产业整体素质仍然有待提高，与现阶段的信息产业及未来的知识经济需求相比较，第三产业增加值构成层次仍然较低，传统的交通运输与餐饮服务业所占比重仍然较大，高层次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比重不足。
（3）从产业结构的有序性看，大连市既有信息、金融、会展、旅游、房地产等新兴产业，又有石油化工、运输设备、电子通讯、机械等成熟产业和采掘、冶金等衰退产业，三个阶段的产业同时具备，表明产业结构过程有序；同时大连既有机械、电子等主导产业，又有交通运输、房地产等先行产业和石油、化学、食品、服装等基础产业，表明产业结构功能有序；在区际分工中，大连市第三产业发展迅速，金融、商贸、旅游等产业在东北地区具有突出优势，渔业、轻工业及以船舶、机车车辆制造为特色的重工业也与省内及东北其他地区形成了良好的分工协作关系，但在与环渤海主要中心城市的协同上还需进一步努力，以实现更大范围的区域整体利益与空间有序。
（4）自主发展原则要求区域产业结构必须在区域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综合发展，有一个相对健全的结构体系。
首先，产业结构要有一定的主导能力，经济综合、自主地全面发展要求拥有自己的主导产业。大连市的主导产业为以船舶、机车车辆制造为主的机械工业和电子工业，具有技术成熟性、市场成熟性、大规模性和大关联性，能够在城市产业结构中起支柱作用，并具有较强的连锁效应（见表2、表3），并且在东北地区与全国具有一定的专业化分工优势。
其次，大连市产业结构相对健全，并拥有较为先进的主导产业，具有较强的整体竞争力，因此对市场和技术等方面变化的适应性较强，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内部组织机制的调节，适应环境，排除干扰，结构的转换能力与应变能力较强。但是，大连市的工业结构类型仍为重型结构，还未能形成以消费品生产的发展来带动重工业或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持续发展的能力还有待提高。最后，大连产业结构的结构性效益较高，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
总体上，大连产业结构与资源结构密切结合，产业的技术结构与有序性良好，具有较强的自主发展能力，产业结构合理性良好。但是从产业总体结构比重上分析，仍存在第一产业比重高，重型制造业比重高而新兴服务业比重较低的弊端。
三、大连市城市发展阶段的诊断
城市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城市发展阶段与经济发展阶段紧密相联，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的结构比例关系及主次序位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同样，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理论也表明，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可以通过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序位的变化，以及相应的人口就业比重的变化反映出来。以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Kuznets）、钱纳里（H.Chenery）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根据三次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构成中的比例序位关系，结合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将经济成长阶段划分为农业时期、工业化时期和后工业化时期三大时期，其中工业化时期又具体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见图1）[2]。
此外，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Rostow）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中提出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方法对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还有赛尔昆、弗里德曼、霍夫曼等许多经济学家都提出了各种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1]。根据这些方法以及我国经济学家提出的判别经济发展阶段的指标体系（见表4）[1]，计算大连市相关指标（见表5），可以看出，大连市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城乡经济基本协调，产业重心正逐步由重工业向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转移，资源重心以资本和技术并重，消费水平略显超前，正在迈向工业化成熟阶段。
四、向下一阶段迈进的障碍
大连市在向工业化成熟阶段迈进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障碍因素，主要包括：
1.制造业科研开发与创新能力不强，生产技术革新慢，缺少名牌企业和名牌产品。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有具有发达的制造业作支撑，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才能得以迅速且持续的发展。大连市的制造业构成中传统行业仍然占有较大比重，深加工与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仍然较小，技术水平较高的部门发展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强，新技术、新产品更新慢，影响了新兴工业部门的成长与名牌产品、名牌企业的产生。能否像青岛一样，创建出大连自己的名牌企业、名牌产品是大连经济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取得阶段性进展的关键。
2.现代技术与组织方法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不够，农业生产率较低。低水平的农业生产率导致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较大。尽管同东北地区及国内大多数城市相比，大连市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并不大，但与国内外一些发达城市相比则差距很大（见表6）。与国外城市相比，第一、二产业的比重过高，第三产业的比重较低，就业结构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即使与北京、上海相比，大连的第二、三产业的比重略低，而第一产业的比重较高。另外，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也较大，这些既制约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也成为大连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3.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县域经济水平有待提高。大连市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许多指标位于我国上游水平，但一旦按照市域经济比较，许多指标就落在了后面。特别是瓦房店、普兰店、庄河三市经济发展滞后不仅限制了市区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大连市整体地位的提升，更妨碍了大连市经济发展向下一阶段跃迁。
五、未来发展预测
在对大连市产业结构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诊断的基础上，可以预测，大连市产业结构的发展有如下趋势：
首先，发达的制造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大连的制造业具有良好的基础与规模效应，在东北地区与全国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实力，因而制造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作为核心产业在大连市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将不断提高，各个工业部门都将向高度加工阶段过渡。技术进步将推动经济结构的转换与主导产业的变迁，大连正在向工业化后期过渡，以电子工业为主的新兴产业阶段即将到来，进而将进入以微电子技术和信息产业为主的时期，电子、电信、机械等部门将作为核心发展部门，电子产品、船舶、机车则仍是大连制造业的核心产品。
其次，具有高水平的产业技术层次、强大的创新能力、科研与开发能力是提升城市地位与功能的关键，为此，充分利用大连及东北各地在科技、人才、产业、资源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大连市未来发展的核心产业就成为提高大连对区域经济的领长功能、产业示范功能与辐射能级的关键。
再次，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将带来第三产业的繁荣。进入工业化后期，需求与消费的升级将推动基本经济结构的转型，即将进入第三产业加速发展阶段。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将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主体，并将逐步拉大距离，第三产业就业比例也将随之扩大。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都拥有发达的第三产业，大连市作为东北地区的航运中心、商贸、金融、旅游中心要想强化其中心地位，并成为更大范围的区域中心就必然要立足于自身优势，着眼于服务区域经济，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因而商贸、金融、旅游、交通运输与信息业自然就成为其核心产业。
六、结 语
大连市产业结构发展态势良好，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及三产结构等特征分析，大连市正处于工业社会中期向后期转化阶段。从产业现状与城市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转化趋势来看，为了推动大连市迈向工业化成熟阶段，现有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应为：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增强轻型结构，注意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衔接，向产品高加工度化与耐用消费品生产方向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重点发展金融、商贸、旅游与信息业，实现第三产业的高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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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魏世红，谭开明.大连市产业结构调整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J].当代经济,2006,（11）：23-25.
The Identification of City Development Phase Based on the Industry Structure――Take Dalian as an Example
Wang Bin1，2，Han Chunyang2
(1.School of Management,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116024, China；2.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 Dalian 116002, China)
关键词：产业群；创新；生命周期
中图分类号：F715 文献标识码：A
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把产业群(Industrial Cluster)定义为：“在特定产业领域中，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机构，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1】。”
关于产业群的形成机理，王新文认为可以借用新古典经济学、制度济学理论、社会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新概念，如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外部经济、交易成本、报酬递增、价值体系等多个经济学视角来加以解析和透视。【2】
一、理论探索
1．产业群的定性：自组织的网络系统
笔者认为波特所谓的“联系”可以进一步解释为“网络系统”，产业群的发展即特定产业中公司及关联机构因“联系”而形成的“网络系统”的发展。这种系统可定性为自组织的网络系统。
因而单纯用经济资本来解释产业集群这一“系统”是不够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也是产业群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产业集群网络是指群内行为主体，在活动过程中发生联系时有选择的建立的各种关系总和。产业群的发展过程，其实是有机网络系统的自协调、自组织的动态过程。交易关系和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Granovettr，1985），长期重复的交易关系又进一步重构和强化了它所嵌入的社会网络及信任结构。它具有与一般市场所不同的内涵，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并提高了协调效率。
2．产业群的成因：企业能力的局限性
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认为产业群是介于纯市场和层级组织之间的中间性组织。沿着威廉姆森的这一思路，杨瑞龙、冯健【3】认为一个完整的组织理论还要把企业的能力纳入其中。企业能力的局限性正是企业间网络形成的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杨瑞龙、冯健关于企业能力的局限性的论述能够很好的解释产业群的形成原因。这一解释还可以延伸到社会学领域，企业能力的局限性导致企业对集群创造的低交易成本、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网络资源有需求，企业依此来提升创新能力与价值优势，产业群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应该来自群内企业对这种资源的需求，企业在不同阶段，其能力局限性也表现为不同的特征，表现出来的对网络的协调机制的需求也不同，进而网络的发展也处于相应的发展阶段。
二、案例研究
1．秀洲区化纤织造企业发展阶段研究
根据笔者对秀洲区化纤织造产业群进行的走访，这些企业的发展阶段可以概括为：创业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和衰退阶段。各阶段特征概述如下：
创业阶段：是企业生命周期的第一个阶段，织机户创业依赖的社会资本包括：嘉兴纺织业发达的历史背景；“家家户户有织机，人人从事纺织业”创业氛围；来自亲戚朋友的创业资金。在初生期，主要生产低档织物，在拓展市场时会遇到很多困难，企业的年营业额低,由于资金不充裕，稍有差错都可能导致企业夭折。此外,创业阶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根据市场导向进行差异化产品定位。
成长阶段，这一时期以家族成员为管理主体，虽然还是生产中低档产品，但企业开始注意品牌的打造，企业生产规模扩大，销售能力增强，业绩快速增长，需要大量资金发展业务、抢占市场份额，如果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企业可能错失发展的大好时机。
成熟阶段，企业管理逐渐走上正规化的轨道，各项制度比较完善，企业的主要业务已经稳定，企业创造力、开拓精神明显增强；织造产品档次提高，特色明显（或是有品牌知名度，或是进行差异化经营），业绩也保持在较高和较稳定的水平，企业开始出现大量的盈余资金。
2．产业群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策略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秀洲区化纤织造产业群存在着生命周期，且各个阶段有着不同特征，而所采取的策略应根据不同阶段产业群内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对网络资源的需求来决定。具体如下：
创业阶段的策略：建设创业环境
成长阶段的策略：从银行信贷等方面大力扶持中小企业
成熟阶段的策略：建立健全区域创新体系
在建立健全区域创新体系、培育产业群的品牌和创新能力方面，秀洲区化纤织造产业群内的企业的所获得的区域网络资源（包括政府政策、科研院所、营销网络等）很少，这导致上文所说整个产业群创新能力低，缺乏核心竞争力，还产生了以下问题：
（1）产业集群层次低。
在秀洲区化纤织造产业群内，高级生产要素所占比重比重偏低，比如：从业者的教育水平偏低、产品技术含量偏低等等，这导致整个产业群的层次低，竞争力难以持久。
（2）经营者缺乏整体观念与战略意识。
相当一部分的经营者不能对生产与销售、营销与投资作出全面系统的思考。群内企业分工粗放，产业链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整体协调能力弱，竞争过度、合作不够。
（3） 营销体系不健全。
该产业大量的产品主要销往绍兴。销售渠道狭窄 , 国内销售市场占有率不高，目前，在织物市场低迷的情况下，企业销售难的问题更加突出。
针对上述主要问题 , 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
1对产业群进行准确定位，引导群内企业走差异化道路，加强集群内企业间的协同竞争 促进专业化分工及产业链的完善，对此，可以考虑以下措施:
培育核心企业。具有差异化的龙头公司（如生产型与销售型）之间以一次合作谈判代替分散的无穷的交易，并在龙头企业与织机户间以利益为纽带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 对外形成一个实力较强的整体 , 具有更高的讨价还价能力。
要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行业协会可通过行业自律 ,避免过度竞争，促进群内合作。
2构建区域创新网络。
必须倡导产、学、研与企业之间的联合，增加区域内的技术联系；利用嘉兴学院、嘉职院等高校、科研院所和群内企业密集的优势，联合攻关，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到企业兼职，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
3 增加创新制度供给, 激发创新需求。
针对创新需求不足的问题，政府要增加创新制度的供给，给重视开发和引进的企业的权益予以适当的保护 ,由此带动对技术人才的需求 ,加快人才的培养引进步伐 ,提高产业群微观主体的技术素质。
4增强营销能力 , 进一步拓宽市场
可以积极开展网络营销。要充分利用已有的网站资源，为企业、为产品开展电子商务活动。在有条件的企业内部推广 CAD、ERP技术 。
作者单位：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1引言。
1958年美国发展经济学艾伯特·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率先提出“发展战略”这一概念，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自己的潜力、资源与环境，谋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合国先后制定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三个10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它使得“发展战略”一词逐渐越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广泛运用于发达国家。
2国外研究现状。
2.1理论贡献。
（1）区域平衡增长论。
均衡增长的主要涵义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个行业和部门相互协调、共同增长。主要包括赖宾斯坦（H.Leibe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纳尔森（R.R.Nelson）的低水平陷阱论、罗森斯坦和罗丹（P.N.Rosenstein－Rodan）的大推进论，以及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
（2）区域不平衡增长论。
区域不平衡增长论认为增长过程在实质上是不平衡的。其代表理论有佩鲁（Perour）的增长极发展理论、缪尔达尔（GunnarMyrdal）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和赫希曼（A.O.Hirschman）的依附理论。
（3）区域阶段发展论。
倒U型理论（ReversedU－ShapedTheory）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J.G.Williamson）把库兹涅兹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分析24个国家的国际横截面数据和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认为国内不同发展阶段区域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地区间收入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大致呈倒U型。
（4）钟型发展理论（BellShapedTheory）
1980年。美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阿朗索（W.Alonso）提出了“钟型发展理论”，引入了描述经济发展过程的变化次序模式—钟型模式。在发展初期，国家的增长是不平衡的，存在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即使在某一区域内，用各人口组所占财富比例来衡量，社会不平等现象也很突出。
由于某一个或几个城市增长很快，高速城市化是增长早期的特点。
2.2国外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战略选择案例。
（1）美国区域开发的“均衡”战略。
美国在开发不发达地区时，采取的是均衡战略，其有七个主要措施：
一是对不发达地区实现优惠税制；二是由政府出面组建经济开发区，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经济；三是以交通运输为重点，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利用财政金融手段，鼓励并引导私人企业向落后地区投资；五是优化产业布局，拉动经济增长；六是有意识提高劳动力索质，注重引导人力资源流向；七是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2）前苏联区域开发的“倾斜”战略。
与美国不同的是，前苏联在区域开发上采取的是“倾斜”战略，主要是通过建立一些科研中心来辐射周围地区，为周围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持，以此来促进相应地区的经济发展。
（3）巴西区域开发的“发展极”战略。
巴西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的措施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发展极”并以此形成发展网络，带动整个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巴西“发展极”的建立是通过设立专门的开发机构来指导、组织并实施的。
（4）日本区域开发的特殊战略。
60年代，日本政府为缩小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缓解经济布局的不合理现象，先后制定了四次全面综合开发计划，采取了“据点开”、建设“定居圈”和“技术集成城市”等措施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3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刘国光（1984年）在其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中提到，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根据对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条件的估量，从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各个方面出发，考虑和制定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所要解决的重点、所经过的阶段以及为实现上述要求所采取的力量部署和重大的政策措施；杨万钟（1999年）在《经济地理学导论》中提出区域发展战略是在经济区划的基础上对未来区域经济发展蓝图的总体勾画，是进行区域规划和产业布局的重要前提。方创琳（2002年）在《区域发展战略论》中提出，区域发展战略就是根据区域发展条件、进一步发展要求和发展目标所做的高层次全局性的宏观谋划；单于广（2003年）认为我国当前宜采取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他认为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指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者同一产业投人产出效果不尽相同，在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重点开发的方式，并在资源分配和财政投入对重点开发地区的重点产业进行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共同富裕。
4结语。
李奇泽、敖明山（2008年）在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化过程三个重要的阶段，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协调发展阶段后，作者指出区域统筹发展战略将是我国今后区域经济发展将选择的发展战略，他认为具有很强的统筹协调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关键点，区域统筹发展战略有强大的资源整合力，具有生态支撑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亮点，具有生态支撑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亮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理论和模式也应保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和完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新的、适应需求的区域发展战略将产生。
参考文献：
［1］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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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方创琳主编《区域发展战略论》，科学出版社。2002.
［6］李奇泽、敖明山，对我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与协调发展的思考，中国商界，2008年。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性；古典学派；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6-087-06
科学批判，是理论创新发展的动力和方法。资产阶级学者在创立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赋予它一定的批判性。随着有限的批判性的消失，资产阶级古典学派也就走向破产了。的政治经济学继承这种批判性，将它发扬光大，从而建立了系统的科学体系，拓展自己的影响力。在当代，充分地张扬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科学批判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批判性是政治经济学与生俱来的特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批判性。殊不知，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其初期、成熟期也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只不过各个时期的批判对象和深度、方式各有不同。
在古典学派活跃和兴盛的时期，社会经济的重心虽已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但重商主义仍然有巨大的影响，所以必须对它进行批判。而资产阶级“把土地所有权变成荒谬的东西”，也必然遭到土地所有者的反抗，为此，也必须对他们进行批判。当然，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处于潜伏状态，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的矛盾。
为了产业资本家的利益，初期的古典经济学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及其重心的转换，深入生产过程内部，研究隐藏其中的规律，因而这是批判地创立新的理论。马克思说：“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为此，它就要论证商业必须服从工业，批判已经过时的重商主义。马克思肯定地说：“现代经济学不断与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作斗争。”
随着发展阶段的上升，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发展，社会总资本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有机构成也迅速提高，但土地所有者却不断地提高地租，大大影响了工业资产阶级的积累。因此，为了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成熟期的古典经济学还要进行两方面的批判：一是批判土地所有者的不合理收入，及其自我辩解；二是批判已经不合时宜的先前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以进一步地深化和拓展研究，因为先前的理论已经不符合已经转型了的资本运动的需要。这样看来，这个时期的批判对象已经有所变化：一方面，是从货币主义者变成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批判自己的前辈。相对而言，前者是一种“对他批判”，后者则是一种“自我批判”。与此相适应，批判的方式和深度也有所不同，对他批判比较犀利，自我批判则主要表现在理论的创新和超越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非始终全面自觉地实施这些批判，而是由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按照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而部分实施的。
斯密作为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在发展配第提出的劳动价值论的同时，批判了重商主义。后者以流通过程为对象，并且只是简单地描述流通过程的现象，这种方法当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秘密。而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则将研究的视野深入到生产过程的内部，并且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的抽象分析，连马克思也称之为“生理学研究”。这样从对象到方法的批判当然会导致对理论内容的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说：“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显然，正是因为有科学研究的批判，对重商主义的批判才是有力的、有效的。
批判使斯密理论具有一种扩张力，显示了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斯密看来，地租和利润一样，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实质上是资本家利润中的扣除部分，这实际上已内在地包含对土地所有者的批判。他甚至还批判土地所有者的懒惰和无知。但是，受当时并不典型、不成熟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限制，斯密的研究并不真正科学，也没有意识到批判对理论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且不能自觉地反映过程发展的自我新陈代谢，因而不能通过自我批判解决他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跖，反而形成双重而自相矛盾的规定。其批判性的不全面、不自觉、不科学和不彻底，限制了其理论本身的科学性。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较为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的转变，要求资产阶级加速资本积累以利于在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型发展。但现实的社会关系却是地租不断增长，严重限制了工业资产阶级的扩张和积累能力。显然，建立在工场手工业发展基础上的并且充满矛盾的斯密的理论，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产业发展的要求，所以必须加以批判。因而这个新经济时代的理论家，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工业转型发展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要解决面对的现实阻力。为此，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成熟期的古典学派，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破和立：一是超越先前的理论，批判、克服斯密理论别是价值理论的明显矛盾，将它推向深入。这种批判重点在修缮基本理论，实际上也涉及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显然，这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自我批判”。二是对当时相当猖獗的土地所有者及其理论进行深入批判，这是“对他批判”。
李嘉图所处的时代是机器大工业开始发展、商品生产更加发达的时代，这决定他所要研究的是大工业和自由竞争基础上的资本运动。这就意味着他的研究对象比斯密更加典型。他批判了斯密的二重化方法，批判斯密的二重价值论，坚持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认为：“李嘉图著作……包含着他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批判，他在这里同亚·斯密的贯串其全部著作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断然决裂，而且通过这种批判得出了一些崭新的惊人结果。……它们简明扼要地批判了那些连篇累牍、把人引入歧途的老观念，从分散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中吸取并集中了最本质的东西，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体系都从属于一个基本规律。”尽管李嘉图不能合理地处理好基本规律与发展的现实之间的差别，但这也表明他已经注意到基本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性。
李嘉图对斯密的批判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因此，对同时代的庸俗经济学的错误也有直接或间接的批判。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二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这样，它就把庸俗经济学所尊崇的“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显然，这是对庸俗经济学的间接批判。
李嘉图对土地所有者及其理论的批判更加激进。马克思指出，李嘉图“证明，土地的私有制……是一种完全多余的、同现代生产的整个制度不相容的关系：……他证明，地主的利益是同现代社会的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的。”这与当时土地所有者的辩解有直接关系。例如，马尔萨斯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曾维护这样一种分工：让实际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承担积累的任务，而让……土地贵族、领受国家和教会俸禄的人等等承担挥霍的任务。”因此，对工业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当然要加以批判。由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更加彻底，所以对土地所有者理论的批判就更为有力。
关于斯密、李嘉图等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给予很客观的评价，称之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家”。如果从总体来看，从斯密到李嘉图，他们理论的发展不仅与资本运动的特殊历史阶段有内在的联系，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上升，分别对待批判的对象，因而能打中要害，而且能够以自我超越、自我批判的方式，表现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变化。这也使他们的理论更加深刻，也更具有理论张力，更重要的是，这些批判都奠定在较合理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同时还反过来促进了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当然，马克思也指出，古典学派的批判还存在着根本的缺陷，除了世界观方面的原因，因“抽象力不足”和“强制抽象”，使其价值理论并非完全科学化，“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状态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之中。”而且，无论在斯密或李嘉图的理论中，都不能从各自的理论发展中体现理论的自我批判，只能从他们之间的历史联系中才能看到这个学派的自我批判。可见，斯密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非也不可能完全自觉和彻底。因此，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走向更高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成为主要矛盾，一切都变了，“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这也决定了它的批判性开始消失，从而在面对更复杂具体的经济现象时只能抱残守缺。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彻底科学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在其合理和有效的意义上，当然会引起马克思的重视和批判继承，直至1862年底，他的《资本论》手稿都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冠名，此后，还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当成《资本论》的副标题。无论哪个阶级的人认真看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以后，都必然从其字里行间感受到马克思强烈的批判性，看到各种扎扎实实的批判。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古典学派的批判性质根本不同。它一方面要客观地再现资本运动，对其进行批判和自我批判，另一方面更要代表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对旧的社会力量进行批判，即代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尽管他所代表的未来社会还未出现，但资本运动包含的各种否定性因素已经暴露无遗，所以他是反映、代表这些否定因素对资本运动本身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对象不仅是历史发展的，而且达到一定程度时还会是跳跃式地质变、被另外的过程所代替的。
如果说，“对他批判”是新的过程对旧的过程的批判，人们比较容易理解，那么“自我批判”主要指同一过程的新阶段对旧阶段的批判，这一点却是鲜为人知的。在古典学派的理论中，“对他批判”与“自我批判”之间缺乏联系，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反映资本运动的“自我批判”与代表未来社会新过程对资本运动旧过程的“对他批判”却是紧密联系的。他发现，正是资本运动在特定的条件下具有自我批判能力，才能够彻底战胜封建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由于被批判的对象、过程不愿意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所以，马克思还要对来自资产阶级学者的攻击实施反批判，更要诉诸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武器的批判。换句话说，他的理论批判是与武器批判相联系的。
马克思的科学批判是基于唯物辩证法而实施的，在他看来：“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马克思这里，辩证法是与他的阶级立场紧密联系的。这种批判性，来自代表无产阶级的力量，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意识，只有这样，才能超越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批判才是彻底的。科学批判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对他来说，批判是破与立的统一，“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批判是理论发展的重要机制。对一种历史发展的理论来说，批判性极为重要。没有批判性，理论就不能发展，就不能显示自身相对于其他相关理论的优越性和战斗力、就不能避免僵化，从而不能避免教条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理论进行批判的时候，世界上真正了解历史发展规律的人非常少，而流行的资产阶级理论却在整个社会占有了巨大的地盘。面对这种情况，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一方面要使自己的理论彻底科学化，另一方面还要挤进思想理论界，在批判资产阶级理论的同时拓展自己的地盘。
《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全方位的。
首先，代表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实施彻底的批判，但不是简单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现象，而是深入经济过程分析其运行的根据及其必然发生的变化。它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批判不仅所依据的方法论不同，而且所代表的阶级不同，所依据的理论也不同，还诉诸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武器的批判。
其次，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包括他所继承的东西。一方面，是对黑格尔方法的透彻批判，在此基础上创立真正科学的方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涵着……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为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另一方面，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州。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不用说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合理内核，包括它的批判性，马克思也持科学批判的态度。他指出，他们的历史观是唯心的，因而对资本运动只有共时态的考察，而否认其历时态的运动。因此，即使是李嘉图，其理论的对象、方法、内容、批判性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从其对象看，古典学派研究的是自然的过程，并且将商品生产、工业化等一般过程和资本运动特殊过程混为一体，从而将两种过程的规律混为一谈。他指出，所有的资产阶级学者还都免不了两个错误：“第一，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之间的区别，把二者等同起来。第二，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从而将它的不同历史阶段混为一谈，将它的不同层面混为一谈，与此相联系，必然只重视物的运动，而忽视主体的作用。
马克思还批判古典学派方法的缺陷，指出斯密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完全没有联系，但又使它们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也指出李嘉图在抽象力的运用上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抽象还不够深刻，不够完全，因而当他……考察商品价值时，一开始就同样受到各种具体关系的限制，而且还“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马克思称前者是“抽象力不足”，后者是“强制抽象”。
马克思还全方位地批判他们理论的内容错误，特别是将抽象性的范畴与具体性的范畴混为一谈：“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由此必然会产生……理论谬误。”…正是这种错乱，导致了他们不能正确地处理抽象的内在规定与比较具体的外在的社会表象之间的关系，甚至将表象当成依据、规律，因而其理论缺乏层次、不能表现历史的发展，很难正确地联系实际。
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马克思既肯定古典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在客观上批判“三位一体公式”错误的“伟大功绩”，又指出：“甚至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中。”
这些“对他批判”之所以必要，不仅因为这种制度、理论与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成反比，还因为它们统治着整个社会，尤其是维护它的理论，决不可能通过武器的批判清除，只有理论的批判才能清除。
再次，他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种理论的建树。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研究和批判是统一的。他自豪地说：“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在《资本论》中，有许多问题是通过批判而深化的。例如，他正是在批判分析“斯密教条”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并且通过分析其产生的客观原因而接近社会表象，以顺势阐明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定如何在社会表面上颠倒表现，从而能合理地用对象的内在规定来解释社会表象，使理论具体化，同时也解决了斯密二重研究不能统一、李嘉图企图强制使之统一而破产的难题。另外，还有些领域，也是马克思批判地开辟的。
最后，马克思的叙述即逻辑过程本身也是批判的。他自豪地说：这是“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更重要的是，他在《资本论》中，通过研究历时态的资本运动的阶段上升来推动理论规定的上升，即依次研究了资本主义起点、初级阶段、较为发展阶段“资本家幼虫”鸲、单个资本家、总体资本家的经济行为的逐步演变，随着理论逻辑阶段的上升，后一阶段的理论规定就超越、扬弃了前一阶段的规定。这是以理论的逻辑发展来实现理论的自我批判，来反映对象的历史发展。
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理论的“对他批判”与“自我批判”是紧密联系互动的。即以对古典学派的批判而言，由于斯密和李嘉图所处的经济时代很不相同，其理论都分别与他们对所处时代经济过程的认识有关，所以对他们的错误只能在相关的研究阶段分别批判，并分别成为进一步探索、自我批判的重要步骤。同样的，马克思由批判而实现的理论发展也反过来深化了原有的批判；至于对庸俗经济学，《资本论》也是分阶段有针对性地批判，并且也都是根据新阶段的研究来批判的。
马克思全面的科学批判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既有价值论层面、认识论层面，还有方法论层面，并且还可融入实践过程中。他的批判又是历史的，不是单单指向对象某一时点，因为资产阶级本身及其制度是历史发展的。《资本论》的整个理论过程是分阶段上升的，同时又是对象范围、研究条件、理论规定的分阶段上升，体现了一种有生命力的不断发展、自我批判。
三、现代政治经济学也应注意张扬批判性
彻底的批判性是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是政治经济学突出的优秀品格，是理论发展的重要机制，因而当然是当代中国继承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就理论的批判而言，我党及理论界都始终注意将经济理论与中国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对他批判”和“自我批判”。在建国后，也努力批判地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历史证明，这些“对他批判”和“自我批判”往往在关键时刻发挥重大的作用。远的不说，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就坚决地批判了国内某些人否定、曲解劳动价值论的错误，在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行的创造性研究中，坚持、发展了这一理论。
但是，由于这些批判都是在较长的时间内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分别进行的，而“自我批判”往往是以理论创新的方式表现的，并且主要是在党的重要文件中表述的，所以人们大都没有将它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联系起来，更没有将它与“对他批判”联系起来。因此，通过一种特定的理论形式将它们比较系统地以一定的逻辑表述出来，是很有必要的。这种理论形式就是政治经济学的专著或教科书，特别是高等学校的教科书，因为它的受众比专著更为众多、广泛，而且更系统、通俗，能长期发挥作用。
从现在的情况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这种批判性的阐述还应该进一步明确和透彻，突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及其积极作用，既应将理论的发展即“自我批判”讲透，也应有必要的“对他批判”。在介绍基本原理的发展时，应该阐明两种批判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两种批判无论从对象、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有所不同，因此，应该阐明，“对他批判”与“自我批判”都是理论发展的重要方面，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
首先，应该阐明我国经济建设各个阶段的理论创新就是一种“自我批判”。它是以基本理论为基础、沿着它的逻辑、在特定的区域内发展的，是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使原有理论发生转型，以联系发展了的现实。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这决定了它既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不能超越绝大多数民众所能容忍的界限，又要超越、批判本本主义，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结合市场经济这一不可逾越的经济形式，使基本理论具体化、中国化，这也是对发展了的具体过程的新规律、发展中遇到的困难进行批判性的探索、克服，也意味着它要根据改革开放的阶段发展，检测前一阶段改革的方向及成就、问题，探索新阶段的改革规律。这种“自我批判”也离不开“对他批判”，它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批判的基础上，从中分离出一般过程，并且只让它在经济资源、而不让它在政治资源的配置上发挥作用，更不是对世界流行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简单照搬。
其次，应该有明确的“对他批判”。一方面，是对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极力向外兜售的经济理论，特别是它极力鼓吹的私有制、自由化的主张进行坚决的明确的批判。但也不宜简单地套用马克思经典著作直接批判，要有较强的针对性、说服力，还必须用最新的事实和发展了的理论来批判，说明它已经在俄罗斯的实验中遭到可耻的失败，说明它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宪法，特别要说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差别。对西方经济学中专门针对现代市场经济的研究，在借鉴的时候，一定要批判地分析其提出和应用的前提、条件，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对它进行改造。另一方面，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不符合最广大劳动群众根本利益、不利于社会生态良性发展的事情或倾向、言行进行坚决的批判。马克思说过：“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它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它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公有制为主体。但现在很多人却有意突破这一根本性规定，极力宣扬降低国有企业在整个社会经济的比例和地位。这是一定要彻底批判的。在现阶段，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就是尽善尽美的东西。无论在哪个时代、哪种社会条件下，市场经济本身都存在着许多无法克服的弊病，而且在现实过程中，这些弊病都已经相当充分地暴露了。这也是必须提出和分析批判的。例如，实际的（不是理论的）市场经济青睐有实力的主体，它通行的原则是表面上的公平，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其竞争机制会激起人们对财富的尽快、最大化地追逐，并导致财富过多过快地集中在实力强大的主体手中。它的调节大都是滞后的、以资源的损失和浪费为代价的。所有这些，都应该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普照”而纠正。还有，在现实过程中，也有许多偏离改革大方向的事情发生，例如，当前不同人群收入差距扩大过快、基尼系数突破警戒线且居高不下，过度追求量的增长而忽视结构的优化、资源环境的保护，过度依赖资本的投入，个别黑心企业主盘剥虐待工人的现象存在，经济腐败急剧发酵等等，对这些不是少数、局部、偶然的情况，的政治经济学理所当然地要进行必要的批判。当然，这种批判也不是简单地套用改革开放以前的理论就事论事，而要依据现阶段发展了的理论，即在基本理论基础上结合新的阶段、条件而转型的理论来批判。
理论的发展不单纯是自身的发展，还要在对别的理论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展现自己的优越性和战斗力。一种理论再好，没有市场、没有社会影响力，也没有意义。如果人们对它“叫好不叫座”，那么它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因此，批判地对待西方各种理论和社会思潮的挑战，批判地将其中某些有借鉴意义的东西分离出来并加以改造，并且毫不留情地批判它固有的、违背中国国情的错误，已经成了摆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界面前的重要而不可推卸的任务和责任，也是提升政治经济学“社会占有率”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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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国适用性
中图分类号：F0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8-0025-01
一、西方经济学课程在中国的开设历程
西方经济学（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产生于15世纪，正式建立是在18世纪，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一书的出版为标志。一直到现在，西方经济学被认为是能够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政府调节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理论体系，它综合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方法和理论，以及国家政府调节的政策主张。经济学也因它的作用和魅力被称为“社会科学之王”。但是，在我国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里，西方经济学一直被拒绝运用于国内经济学的教学和实践中。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我国只有少数重点高校开设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并报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的态度和目的进行讲授。在期间西方经济学被禁止授课和研究。一直到1979年以后，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和应用才进入了一个大发展阶段。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和理论迅速在中国理论界中被传播和普及。在80年代下半期，教育部允许高等院校正式开设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之类的属于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课程。[1]如今，西方经济学已经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定的经、管类专业本科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之一。
二、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之处
（一）市场理论的适用性
新古典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市场―价格”理论。这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趋于成熟，价格机制的调整可以在这个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中发挥重要的配置资源的作用，并且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效率。而对于中国而言，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体系发育不完善以及我国长期推行的计划经济制度，导致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理论的许多概念和范畴并不适用于中国。比如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把一个社会的经济变动看作是经济要素边际的变化，对应的是增量调节政策。而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状况往往是陈旧的经济体制和长期累积的经济问题。所以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往往需要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结构改进。另外，在西方经济学中，利率是市场化的产物，经济活动主体据此调整自己的借贷行为。而中国的利率受到政府政策的管制，因此不能用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利率理论和公式来指导和解释中国的资本和金融运行。
（二）经济微观主体的行为
在中国，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有自己的特点，并不能一概用西方经济学中“理性人”的特点来套用。首先，从居民消费习惯上看，中国居民和美国居民受到风俗文化的影响，消费行为和习惯有所差异。中国家庭的代际消费就比美国家庭更明显，而且跨越的时间更长，这就导致了中国家庭的储蓄率较高。另外，我国居民的契约意识比较差、公民意识比较薄弱、个人信用缺失现象比较严重、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因素都加重了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在决策中的投机，成为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第二，中国企业主体由于企业产权不同而表现不一。目前中国有国有、私营、外资等所有权类型不同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目标函数不可能相同。比如：国有企业不能把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的，国有企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如解决就业、稳定经济、安定社会。所以国有企业的行为也就不能套用西方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或生产者行为理论来加以分析。
（三）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
在西方经济学中，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选择方面的分析和论述较多，提出了大量的试图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政策措施。比如奥肯（1975）提出：公平与效率之间具有互为代价的关系，政府应该通过再分配创造机会公平或起点公平来增进效率。但是，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差别，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在经济衰退或者是经济紧缩时期需要强调效率，但在经济发展差距明显扩大的时期需要特别注重公平。因此1992年，我国明确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战略性思路。而在现阶段，国家经济实力得到了较大提升后，社会公平问题开始突出，因此开始越来越注重社会公平。
中国经济有独特的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包括公有制主体型的多种产权结构、劳动主体型的多种分配结构、国家主导型的多种市场结构。[2]因此，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不同于西方发达经济国家。而高校教师只有深刻领悟到我国经济发展和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和现实基础，才能在教授西方经济学课程中，将书本中的原理结合中国实情更好地为学生讲授，也才能教会学生去思考身边的经济现象和问题，走向理性的解决道路。
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建议
（一）加强教师的自身学习
教师在教授西方经济学课程之外，应该在平时注重大量阅读和积累中国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的相关资料，深入思考我国经济发展规律，建立自身深厚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积极参加相关的社会调研和科研研究活动，全面了解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不断提高自身对中国经济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
（二）注重全面阐释西方经济学理论
教师在教授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注意要全面阐释这些理论，包括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理论的适用条件以及后来学者的评价和理论的新近发展等。这才能让学生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和未来走向，让学生明白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特定的经济理论，及这些理论的局限性。另外，在介绍有关经济理论时，要注重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培养学生辨证地看待西方经济学理论，并引导学生学会提出自己的想法或疑问。
（三）辨析中国经济发展国情，结合案例讲授经济学原理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让学生明白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社会差异，并让学生明白中国经济环境的独特性。比如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正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中国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尤其是城乡差异巨大、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习俗等等。这些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把西方经济学原封不动地拿到中国来，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经济学的结论[3]。这也要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焦点问题，并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对案例进行剖析和研究。在教授课程的过程中，引导学生通过中国经济现象来理解经济学原理，这样不仅利于学生更容易地接受西方经济学原理，提高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兴趣，还能让学生了解中国经济与这些原理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让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1] 黄范章.建国60年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下）[J].金融发展评论，2010（2）.
[2] 程恩富，何干强.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J].研究，2009（4）.
[3] 方福前，徐丽芳.把握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促进西方经济学“中国化”――方福前教授访谈[J].学术月刊，2007（10）.
关键词：商务英语；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商务英语教育
1引言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对复合人才的需求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之下，商务英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目前关于商务英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写作、翻译等领域；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研究主要紧密围绕国别研究、少数民族的语言规划与发展等方面。截至目前，除莫再对商务英语的教育政策与规划进行过研究外，几乎无人研究商务英语发展背后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为填补这一空白，本文在搜集、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我国商务英语不同发展阶段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进行系统梳理。
2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和商务英语的发展
2．1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在中国的发展：我国关于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实践可以追溯到秦统一六国后的“书同文”政策。作为学科来讲，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虽不逾60年，近年来却愈发引起相关学科领域学者们的重视。我国对于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研究成果也较少。为响应国家号召，宁夏大学于2005年成立了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所；2009年11月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宣告成立；2015年6月，中国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会在京成立。这就意味着，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对该学科的研究。
2．2商务英语发展简介：作为特殊用途英语的一种，改革开放以来，商务英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商务英语已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英语学科（齐卫、王文青和高银玲，p．132）。后，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对商务英语的需求。随着晚清国门的打开，对涉外人才的需求剧增。民国期间，因工商业的发展，商务英语教学仍保留着。改革开放后，社会对既懂英语、又懂国际商务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激增。随后二十年，商务英语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本科专业。
3商务英语发展背后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
作为学科来讲，商务英语在我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外贸英语、专门用途英语和交叉学科（任朝旺，p．44）。本文主要对商务英语这三个主要发展阶段背后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进行历时梳理与总结，望对日后商务英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的制定提供帮助。
3．1外贸英语阶段：20世纪80年代之前，商务英语的使用人员很有限。改革开放后，社会对外贸英语人才的需求激增。在此背景下，商务英语以英语专业的一个方向出现于高等院校中（春光，2014，158）。人们将该阶段应用在对外贸易中的英语称为外贸英语，这也是商务英语学科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外贸英语阶段。
3．2专门用途英语阶段：作为专门用途英语的一个分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商务英语被认为是由学习者对英语的功能和实际应用的需求决定的（Strevens，1988）。1987年，商务英语以“专门用途外语（外贸）专业”名义被纳入《普通高校社会科学本科专业目录》中（莫再树，p．167）；同年，“专门用途外语”又被纳入《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莫再树，p．167）。基于社会需求，部分高校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培养复合型英语人才的探索。为顺应教育领域中国际化趋势的要求，1998年颁布了《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3．3交叉学科阶段：随着商务英语的发展，其被认为是：“应用语言学与国际商务、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等学科相交叉产生的新学科”（王立非，p．4－9）。200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提出将“相关知识课程”纳入英语专业课程体系。2004年，《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试行）》将“商务英语”正式纳为其目录内专业；2007年，商务英语又被教育部批准为“目录外试办专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将“商务英语”正式纳为基本专业，至此，商务英语专业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正式进入本科常规专业招生名册。据相关统计，截至2014年，国内获批开设商务英语本科专业的高校共有216所。除此之外，2008年后部分高校开始相继招收商务英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生研究生。至此，商务英语已发展成一门独立并且成熟的学科。
4结语
随着经济社会逐渐发展，商务英语经历了外贸英语到专门用途英语、再到交叉学科三个主要过渡阶段。通过这一历时研究，本文将商务英语不同发展阶段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清晰的呈现出来，为日后商务英语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满足社会需求、适合各大高校自己的教育教学发展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添能助力。
作者:冯晓芳 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
参考文献:
［1］春光．从语言经济学角度探讨商务英语所体现出的机会成本［J］．语文学刊，2014（12）
［2］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Z］．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3］莫再树（2014）。《基于语言经济学的商务英语教育研究》。湖南：湖南大学出版社。
［4］齐卫，王文青，高银玲．商务英语研究：一种基于语言经济学的新视角［J］．中国成人教育，2009（4）．
［5］任朝旺．商务英语学科发展及其相关研究述评［J］．广州大学学报，2013（12）．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步入了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顺利向高收入国家过渡，备受世界关注。
历史是严肃的。2012年初，世界银行在的《2030年的中国》报告中尖锐地指出，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只有13个国家成功跳出了这一陷阱。而且，这13个国家中只有3个国家的人口超过2500万。
“比较优势真空”的挑战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把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阶段”，“库兹涅兹式的通过结构调整变迁实现发展的阶段”，“依靠人力资本发展的阶段”和“后人口红利阶段”。由一个发展阶段向下一个发展阶段的转变，都意味着一个重要的发展跨越。如果这种跨越有着巨大的难度，导致一些经济体滞留其间而长期无法实现突破，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陷入了某种陷阱（trap）中无法自拔。
日本政策研究大学的大野健一教授将各国的工业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低收入阶段，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储备大量导入外资形成以组装加工为主的工业体系（比如越南）；第二阶段为中收入阶段，虽然依然以外资为主导，但加工业周边的关联产业开始形成（比如泰国和马来西亚）；第三阶段为中高收入阶段，本国企业通过第一和第二阶段的技术积累和经营方式的学习，开始自主地生产较高品质的产品（比如韩国和中国台湾）；第四阶段为高收入阶段，本国企业拥有自主开发和创新的能力研发新产品（比如日本以及欧美先进国家）。由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发展路径主要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要从第一阶段提升到第二阶段较为容易，但从第二阶段提升到第三阶段就比较困难，在这两个阶段间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壁垒，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抓取国际分工机遇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便宜的环境成本、内外差别式的税制、廉价的土地供应、对外国投资者的超国民待遇等因素的吸引下，以外资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中国也摆脱了“低收入陷阱”，顺利实现了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升级。
正如林毅夫所言，按比较优势发展是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的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源泉。可以说在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移的过程中，中国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并实现了经济迅猛增长。
但随着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急速上升，中国经济赖以发展的那些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也就是说，中国正逐渐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却尚未获得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中国正面临着“比较优势真空”的挑战。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迅速成为了世界工厂。虽然中国制造业规模已经极其庞大，但依然无法说中国已经是一个制造业强国，进出口中近60%依然要依靠外资企业来实现。现在，中国的制造业依然以加工和组装为主，大多数还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无法培养可以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主打技术。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靠内需（投资和消费）和外需（出口）两条腿走路，但如上所述，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出口，而对培育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问题显得力不从心。
建立消费型社会
高收入国家需要一个以中等收入阶层为轴心的“消费型社会”来支撑。但显然中国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平坦的中等收入阶层。投资居高不下、消费无法提升的局面正在成为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2010年为止，投资占GDP比从36.5%上升到48.6%，而消费占GDP比则从61.4%下降到47.4%，个人消费占GDP比则从45.3%下降到33.8%。这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比新兴国家要低很多。
20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也曾经面临过这样一种困局。1971年的尼克松危机发生以后，日美间的贸易摩擦加剧，日元升值压力不断高涨。日本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出现瓶颈。但日本很好地摆脱了中等收入的陷阱而稳步进入高收入阶段。日本的成功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通过加大国内政府间财政转移力度，给予地方相应的财源保障，同时加大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确保地方就业，构筑起统一的国内市场。
其次，加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力度，积极扶持和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大力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构筑起大众消费社会。
关键词：人均GDP10 000美元；工业化后期阶段；北京市
中图分类号：F1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1-0019-04
一、人均GDP10 000美元的经济学意义
钱纳里等人将工业化过程划分为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钱纳里研究的是20世纪60～70年代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所反应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我们需要借助GDP平减指数将美国经济增长的物价波动因素予以扣除，以此来准确反映1970年美元折合成现值的水平。根据《美国统计概要(2009)》公布的物价指数变动情况，2007年美元与1970年美元的换算因子为5.34，由此，对应工业化不同阶段的标志值发生变化(见表1)。从中可以看出，人均GDP达到10 000美元后，一国和地区就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表2给出了世界银行划分不同收入阶段的判断标准，从中可以大致判断出，人均GDP达到10 000美元后，一国和地区就开始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有鉴于此，人均GDP10 000美元在经济学上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临界点。2009年，北京市人均GDP达到10 314美元(当年价)，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和上中等收入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为促进“十二五”时期北京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可持续发展，需要深入研究探讨人均GDP10 000美元后发达国家和国际大都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征，为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二、发达国家和国外大都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征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以2000年美元价格计算，20世纪50～8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0 000美元，直到2008年，仅有美国、日本的人均GDP超过30 000美元，见表3。通过研究发现，进入人均GDP10 000美元发展阶段后主要发达国家和国际大都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产业结构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知识产业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知识经济使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均GDP10 000美元发展阶段后，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具有显著优势。1970年，日本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为47.2％，到1993年，该比重上升至57.6％。1980年，法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62.0％，到2004年，该比重上升至75.8％。1970年，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64.0％，1997年，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也已经达到71.7％。1970年，德国和英国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0.6％和52.4％，到2004年，该比重分别上升至69.8％和72.7％。
同时，为适应后工业社会国民经济服务化的转变，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功能逐渐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产业结构开始进入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阶段。研究发现，进入人均GDP10 000美元阶段后，纽约的服务业产值居主导地位，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数量也显著增加，1970年，纽约的服务业就业比重达到62.4％，2005年，纽约的服务业就业比重上升为89.3％，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为88.4％。1965年，东京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就已经达到57.0％，2000年增加到74.2％。国际大都市的服务业类型也由初期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公共管理业逐步扩展到信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经营管理咨询业等新兴服务业，表4。1977年，伦敦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所占比重已经达到20.7％，2001年，该比重增加为34.3％。
(二)结构升级以科技引领为主导
进入人均GDP10 000美元发展阶段后，国际大都市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力以科技引领为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工业结构的深加工化趋势，由以原材料工业为主逐步转向以深加工工业和组装工业为主，工业增长对能源、原材料的依赖程度逐步下降，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资本和技术投入，特别是高新技术投入(刘长全，2005)；二是现代制造业地位呈上升趋势。随着传统制造业的衰落，一批现代都市产业(如服装、印刷出版、食品等)和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兴起，进而带动技术密集的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比重的上升；三是技术集约化趋势。知识、创新和科技水平是后工业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一方面，所有制造业部门不断采用先进技术和工艺，提高科技含量和技术集约度，同时以技术密集为特征的新兴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刘长全，2005)；另一方面，服务业，特别是与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密切结合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
(三)产业布局呈现新型产业分工格局
进入人均GDP10 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后，国际大都市的产业布局演变表现出两个主要趋势：一是制造业郊区化趋势。随着工业企业内部分工的不断细化，很多企业按照产业链的要求，将处于产业链中间环节的大规模生产活动向大都市区或其他地区转移，同时把公司总部、研发、设计和销售中心留在市中心，大都市更多地表现为研发设计中心，而不是生产中心，逐步形成在近远郊及周边重点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现代制造业基地和在中心城区建设现代都市产业基地的新型产业分工格局(魏后凯，2005)；二是都市产业在旧工业区的重新繁荣。现代建筑技术和生产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空间利用效率，为以服装制造业和印刷出版业为主的都市工业在城市中心布局提供了可能。经验表明，都市产业往往集聚于衰落的旧工业区。如曼哈顿区是纽约服装业最集中的区域，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装制造业中心之一(刘长全，2005)。
(四)城市空间结构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
进入人均GDP10 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后，国际大都市以建设“新城”来替代“卧城”，城市空间结构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二战”后，由于工业城市的拥挤、高犯罪率以及生态环境恶化，加之高速公路与家庭小汽车普及，美国联邦政府对新购房子的减税与贷款等优惠政策，大量城市中产阶级为追求自然生活而迁移到郊区，产生了大量的“卧城”。这些“卧城”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不便，对通勤交通也造成了很大压力。后来这些“卧城”在原有单纯居住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产业、基础设施、社会配套服务设施等很多原来只有“中心城市”才具有的职能，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相当独立性的、功能齐全的新型城市即“新城”。“新城”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疏解了美国在工业化后期城市中心区所承受的压力。以东京都等为代表的“CBD―远郊区集合居住区―公共大交通”空间发展模式，以巴黎、伦敦等
为代表的“中心城+新城(或卫星城)”空间发展模式，都反映了从工业社会的“单中心”向后工业社会“多中心”的演变。
(五)社会民生注重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
进入人均GDP10 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总体消费水平显著增加，1959―2000年，美国的个人消费开支年均增长3.6％，消费开支在国内总需求中的比重达到65％，同时，美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食品消费支出由1960年的24.4％下降到1998年的13.5％，而以发展、享乐为主的消费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住房、汽车休闲娱乐、投资、旅行和教育等方面的消费。住房消费支出所占比重一直占绝对优势，从1960年的29.0％增加到1998年的33％。与此同时，技术革新和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新产品和服务的普及，有线电视、电脑、电子玩具和游戏、移动电话服务、网络服务以及新开发的医疗服务等成为消费者热衷的新领域。
同时，国际大都市的发展重心也开始转向社会发展为主，市民生存资料的支出比重明显下降，享受和发展资料比重上升，住房、轿车、教育、保健成为新的消费热点。1998年，纽约市居民支出结构中，住房、交通、医疗健康和娱乐等方面的支出比重分别为36.8％、15.8％、4.2％和4.6％。1996年，东京居民消费结构中，住房、娱乐、教育和交通通讯的支出比重分别为11.6％、11.2％、7.7％和9.1％。
政府更加关注民生、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到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形成了包括退休养老保险、医疗卫生保险、失业保险和国民保健服务等在内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日本在20世纪50-60年代建立的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险制度，是以不同职业为基础来区分的，社会成员缴纳和接受保险金额依据职业和收入情况而定。美国的公共补助、社会救济都是针对特定对象(贫困者)而设计的，如医疗补助和食品券等。
(六)生态环境建设崇尚人与自然和谐
进入人均GDP10 000美元发展阶段后，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在优化生态环境方面有以下经验：力促各领域节能、节水；推行资源和废弃物减量化，提倡污染预防；积极促进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和应用。重视城市绿地的生态功能，如伦敦规划中明确绿化的目的在于“限制都市膨胀，保护农业，保存美和休闲”，1969年伦敦绿化带扩展为31万公顷，绿地总面积达800公顷。大伦敦还有一条面积达2 500km2的绿化地带环绕。此外，一些大城市还注意以天然的自然景观为依托形成城市绿化的基础，如伦敦形成了泰晤士河沿岸的绿化系统，德国科恩利用森林和水边地形形成绿化系统。
(七)中产阶级“空洞化”现象明显
进入人均GDP10 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后，发达国家的社会阶层中，中产阶级的“空洞化”现象日益明显。1998年，美国最上层1％人口的最低收入是23万美元，而中产阶级的年收入通常在25 000-99 999美元之间。以这个标准来看，上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中产阶级的状况比10年前更糟，在纽约、加利福尼亚、康涅狄格州和华盛顿特区，中产阶级的收入明显下降。许多中产阶级的家庭被迫迁出这些地区，而另一些收入较低的家庭移进来，导致这些地区的中产阶级数量越来越少，出现“空洞化”的现象。而1979―1997年间个人破产案例增加了400％，其中多数属于中产阶级。美国中产阶级“空洞化”的直接原因是失业问题。
三、借鉴与启示
2009年，北京市人均GDP为10 314美元，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和上中等收入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在“十二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北京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和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经验，同时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规律性问题。
(一)着力改善民生
国际经验表明，进入人均GDP10 000美元发展阶段后，发达国家和国际大都市的发展重心由经济发展为主转向社会发展为主。因此，未来北京应将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着力点，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加大政府用于改善民生的财政支出，解决好与居民的生产生活、福利改善密切相关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问题，特别关注弱势群体，让更多的百姓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二是要继续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探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效途径，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提高市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三是运用数字信息技术手段和网格化管理模式，实现了精细、高效、优质的城市综合管理。
(二)产业发展走高端化、低碳化、服务化道路
纽约、伦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在进入人均GDP10 000美元发展阶段后，基本形成城市中心区重点发展总部经济、研发、营销以及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高效都市产业，而在近远郊及周边地区重点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现代制造业基地和现代都市产业基地的新型产业分工格局。因此，北京的工业发展要抓住两个环节：一是北京市中心区要着力发展总部经济、研究与开发、市场营销环节，打造成中国的区域性国际管理控制中心；二是把加工制造业转移至近远郊及环京地区，在转移梯度上，将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及高附加值的现代都市工业基地转移至近远郊，将一般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至环京地区(魏后凯，2005)。北京市要大力发展低碳产业，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作为新时期的支柱产业和经济增长点。此外，北京还要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形成现代服务企业集聚发展的制度环境，利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聚集的优势，大力发展包括现代金融服务产业、科技服务产业、信息服务产业、现代教育培训、服务外包产业、文化创意产业、专业服务产业、房地产业等现代服务业。
(三)以“新城”作为打造多中心空间结构的载体
国际经验表明，“新城”的开发和建设对疏解城市中心区的交通和人口压力效果显著。200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755万，职住分离导致的“钟摆式”通勤流使得北京市的交通状况日趋恶化，因此，北京市应该将“新城”建设作为打造多中心空间结构、疏导城市中心区功能、缓解城市中心区人口和交通压力的重要的空间载体。为此，北京规划了通州、顺义、亦庄、大兴、房山、昌平、怀柔、平谷、密云、延庆、门头沟等11个新城，确定通州、顺义和亦庄为重点新城，河北省也提出打造京东、京南和京北三座新城，新城建设要具备健全的产业支撑和充足的就业岗位，同时要集居住、就业、教育、休闲、卫生、娱乐、商业、福利等于一体，特别是将名院办分院、名校办分校落到实处，切实解决居民关心的就医难、入学难、入托难等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疏解中心城人口和部分功能的作用。
(四)维护中产阶层的稳定性
和谐稳定的社会结构应该是“橄榄型”，即中产阶层占到整个社会的60％以上。据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公布的数据，北京市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40％。约540万人，但是其中68.5％的中产阶级属于中下层中产阶级，意味着这类人的抗压能力极弱，稍有不慎就会滑出“中产阵营”(陆学艺等，2010)。失业率是造成美国等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空洞化”的主要原因，与此不同的是，可能诱发北京市中产阶层不稳定的因素是多元化的，涉及房价过高、收入增长过慢、教育、医疗以及其他生活成本过高等方面。因此，必须加强对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调控，加快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壮大中产阶层，维护中产阶层的稳定性。
(五)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借鉴国际经验，未来，北京市要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一是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环保产业，实施“绿色北京行动计划”，创建垃圾分类体系，使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真正落到实处；二是注重生态文化和生态民主，大力宣传生态道德教育，加强生态文化建设，促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三是全面建设绿色人居生态城区，注重市内绿色空间、郊野公园、环城绿色隔离带和绿色居住区建设。
参考文献：
[1]刘长全，国际大都市产业结构与工业布局演变趋势[J]，上海经济研究，2005，(12)
[2]魏后凯，北京国际大都市建设与工业发展战略[J]，经济研究参考，2005，(24)
[3]朱晓龙，王洪辉，巴黎工业结构演变及特点[J]，国外城市规划，2004，(05)
[4]陆学艺，张荆，唐军，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的老话题，也是中国经济的大问题。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要从依靠投入增加的外延（粗放）增长方式向依靠效率提高的内涵（集约）增长方式转化，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节约型发展道路。
把握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正确方向。在我国的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中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口号，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这种调整大多针对外延增长方式的结果，而非其原因。造成外延增长的一些重要的体制上和政策上的问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例如政府按照自己的意图配置稀缺资源的权力仍然很大，政绩考核仍然以产值增长作为最主要的指标，土地、淡水、劳动、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的高度向下偏离保持未变，等等。在这样的制度条件和政策环境下，当“十五”计划（2001—2005）提出以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为主线时，不少地方就不顾本地是否具有比较优势，把经济结构的优化定位于“重型化”，运用自己支配重要经济资源的权力，大力发展高耗能、高资源密集和高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
经济结构优化，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它的基本原则是“扬长避短，发挥资源禀赋的优势”。我国资源禀赋的总体情况是：劳动力丰富、自然资源紧缺、资本资源短绌、生态环境脆弱；大多数地方的情况也必然如此。如果各个地方都不顾自己的资源禀赋情况去搞什么“结构重型化”，那么恰好就是“扬短避长”，结果是资源瓶颈约束迅速凸显、生态环境恶化，由于重化工业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薄弱而加大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重化工业无效投资形成银行不良资产而蕴涵着金融风险等。
走一条节约型的经济发展道路。为什么会把结构优化和结构升级理解为重型化？一条重要的根据，是认为各国工业化都必须经过一个以发展重化工业为主的阶段的“定理”。其实，发展经济学并不存在这条“定理”。它只不过是先行工业化国家19世纪早期发展阶段经验数据的机械外推，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旧型发展道路”。
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经济的发展靠的是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所以存在着农业与工业之间此消彼长和轻工业对重工业的比重不断下降这两种重要趋势。20世纪初的某些经济学家根据这种趋势预言，到了工业化的后期阶段，重工业将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可是历史的事实是：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的现代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即不是靠物质资本投入的增加，而是靠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效率提高支持增长的道路。
为什么各国的现代增长能够做到这一点？第一，旨在改进专业技术的科学研究机构和教育制度的建立，使科学研究成果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大为加速，为效率提高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领域；第二，服务业在20世纪初异军突起，很快超越工业成为先导部门，这不但为降低物质生产成本起了积极作用，而且为降低在总成本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的交易成本开辟了道路；第三，20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的现代信息技术向各个产业和各个行业渗透，带来了社会整体效率的大幅度提高。
十分明显，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决不能循着先行工业国早期的发展模式亦步亦趋地爬行，非要等到碰壁以后再去自己寻找新路，而是要充分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汲取先行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NIEs）的经验和教训，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节约型的发展道路。
1）说明本选题的研究意义和应用价值
2）简述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和自己的见解
1）研究意义：交通运输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分析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建立一个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落后与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
应用价值：深入研究分析云南交通不便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处理好交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制定相关的政策以更好地协调交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研究现状：
1.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可以看成是经济学关于 分工问题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问题——王庆云《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
2.云南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地区偏远，公路的不通畅成为云南经济发展的瓶颈——李容平《论高速公路的修建对云南经济发展的促进》；
3.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非是简单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关系是较复杂的，是多元复合关系。它需要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何满喜《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见 解：
云南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发展落后，应该加速工业发展，建立起自己的产业优势。加快产业的发展，稳步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发达便利的交通是基础。
云南山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不论是修建铁路、公路、机场还是整治航道、敷设通讯线路都需要较高的投入，加之云南经济落后使其交通运输市场有效供给能力较低，结果云南便陷入“愈落后愈无力改善交通，愈无力改善交通愈落后”的恶性循环。
研究的主要内容：
1．云南经济发展概况
（1）经济发展阶段
（2）产业结构分析
（3）结论：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2.经济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分析
（1）工业化迟滞，特色产业（如旅游业）发展受限
（2）边缘化的困境
（3）分析前两项得出结论：交通落后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3．交通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分析
（1）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宏观分析
（2）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微观分析
4.解决经济发展落后的对策
（1）产业发展：需要交通的先行
（2）边缘化的困境：需要交通的改善拉近与东部发达地区的距离
主要研究方法：调查法、文献研究法、对比分析法、定理分析法、相关分析法
研究进度计划：
第一阶段：选题阶段（2010年5月至6月上旬）。确定每位学生的毕业论文撰写指导教师，并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的选题。
第二阶段：开题阶段（2010年6月中旬）。学生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开题答辩，顺利通过开题报告。
第三阶段：初稿阶段（6月下旬至9月中旬）。学生通过认真调研、资料检索等，完成毕业论文撰写初稿并提交至指导老师处，由指导老师提出修改意见。
第四阶段：定稿阶段（9月下旬至10月下旬）。学生依据指导老师的意见，对论文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认真修改，进行定稿。
第五阶段：答辩阶段（2010年11月上旬）。根据安排，统一进行答辩，完成对毕业论文的成绩评定。
第六阶段：后续工作处理阶段（2010年11月中下旬）。根据成绩评定，要求不合格的学生限期修改，并完成毕业论文归档工作。
主要参考资料：（12~15篇参考文献）
[1] 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2] 马克思：资本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 赵坚:供给与需求中的正反馈机制与经济体制转型[J]. 经济研究，1997，11. [4] [英]肯尼斯巴顿著. 运输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2.
[5] 王庆云：加速交通运输发展的几个问题.综合运输，2002，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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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萨缪尔森 诺德豪斯著.萧琛等译. 宏观经济学(第十六版)[M].外文出版社,2001
[8] 熊永钧. 运输与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6
[9] 王庆云.交通发展观[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历史；流派；研究方法；发展前景
一、发展经济学的来源
对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应该从它的起源开始深入研究它的发展历程。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萌芽，经过十年，该学科就被冷落。从发展经济学定义看这一问题，在上个世纪经济迅猛发展，很多国家渐渐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桎梏，逐渐走上经济发展道路。
最早的经济学萌芽是从1938年威廉姆·吕彼克用法文发表的《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一般把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这是结构主义兴盛时期t经济学在这一阶段得到迅猛的发展；第二阶段，60年代中期。这是新古典派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复苏并出现依附论，这是发展经济学发展昌盛时期，紧接着在7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断节。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时期，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学达到了理论成熟的时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学家渐渐地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二、发展经济学的定义
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概念是：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狭义的概念是：发展经济学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三、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过战后50余年的探索，人们对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在研究方法选择上，以及方法论认识上均达到了较高水平。不过，即使如此，人们尚无法解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许多问题。可见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了解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这有助于在研究过程中减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选择不当带来的各种困难，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学地解释问题、解决问题。可以大体划分为三类：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只有通过观察(感觉)获得的知识才是可信赖的，旧的实证主义甚至认为推理亦不可靠，而较新的实证主义则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产生的知识也可以认为是可靠的，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认为，只有直接可以观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关系才是真实的，认为只有当理论或命题能够用数量表示时，这种理论才是有效的。
四、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中工业化理论对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工业化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定义。前世行副行长、经济学家钱纳里把工业化界定为“一般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我国的张培刚教授则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技术创新角度对工业化进行解释，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础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工业化的实质就是高效率的工业部门比例上升，低效率的农业部门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业化理论历经几十年发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也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参照物。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是发展经济学研究工业化问题的最初阶段，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刘易斯认为，主导经济发展的是工业部门，决定经济成长的关键是工业部门自身的扩张过程，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他还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三种工业化战略：农产品出口，强调国内市场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学派这种发展观点，显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事实上，市场机制起不了合理调节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贫困，失业、社会矛盾、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现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增无减。除了前述对发展的基本看法外，发展经济学也承袭了新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的规定性。
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之下，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从而在贸易条件、商品出口、跨国公司投资各方面都蒙受损失。但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却往往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去解释和辩护，从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