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1 17:26:4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儿童影视文学的基本特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电影艺术；电影叙事；情节；文本语言；文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
Literature Impression of Film Works: Plot and Language Features of Film Texts
LIANG Yu-qiao
一、关于传统文本与电影文本
文本，在纸质时代是指“以文字符号为媒介，以纸质为载体承载作者‘表情达意’之信息”。在现代社会，这个视听影像元素相互交融的多媒体共存的时代，文本的意义已不再是局限在文字的领域，而是向多媒体文本形态逐渐演变、发展。因而，可以说，影视文本即是由文学文本的范畴延展开来的。因而在多元化影像充斥眼球的今天，我们不应将目光停留在表面的幻化万千，被各种商业因素掩盖关于文本的研究。
而影视范畴中的电影，能成为一门艺术，除了它利用光影的特性来复原真实的世界，它让视听元素不需要想象就可以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使其产生一种仿佛目睹的切身感受这样的魅力之外，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它具有叙事的潜能。
大多数人都只注意到了电影的影像性的特征，认为电影文本本身并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不纳入电影赏析、批评的范围内。但这恰恰忽略了电影的叙事性特征。影像性与叙事性是电影的两个基本特征，同时这两个特征并不相互对立、排斥，它们更应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如塔可夫斯基论述的那样：“电影中没有任何孤立的组合元素具有任何意义：唯有电影本身才是艺术作品。”
因而当我们将两者分割开时，不应该将重心完全转移在影像性上而论，其叙事性同样举足重轻。
二、电影叙事中文本的文学性特征
谈及电影的叙事性、电影文本的领域，于我来说，情节和语言是我最用心关注的两个落脚点。情节，是电影文本的叙事结构构成之一，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而文本语言，是电影的叙事在听觉上的外在展现。文学性的语言特征，使电影在影像性特征中的“听”这一关节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论是大规模的商业电影，还是为数不少的小众电影，亦或是在小众电影中的一些在很多人看来是属于供小范围人群欣赏的小制作（小班底、小成本、演员非著名）文艺片，其实都有很多在电影叙事的文本中有很多亮点。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幻真幻灭的电脑特技制作，更有不少电影因为它的美丽、巧妙的叙事的方式、手法，使作品增色不少。
（一）故事情节的巧妙编织
电影叙事文本中的故事是由若干具体的人物行为表现出矛盾冲突的情节排列、组合而成的。这不是单纯的组合，而是按照因果的逻辑关系串联起来的一个个故事节点。情节在作品中的重要作用，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1）合理的情节设置推动着故事的发展
例如在《天堂电影院》中，电影院被烧毁，这本是个很小的着墨点，但却有着帮助故事发生重大转折的情节点。正因为电影院被烧，阿尔弗多的眼睛被火灼烧失明，多多才真正踏上放映之路，从此与电影结下深厚的缘分。同时，也正是由于这场火，多多将火堆中受伤的阿尔弗多救出火海，两人日后更记下了忘年的友谊与情同父子的亲情。可见，这简单的一个情节点在故事的叙述上却达到了不可抹去的位置。在推动文本中故事的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
（2）恰当的情节交织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人物间的矛盾冲突
以《无间道》这样的商业片为例。韩琛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十年前就处心积虑地将刘建明安插到警局内部作黑帮的卧底。于此同时，警方为了准备详细掌握对方的犯罪事实，将陈永仁安排到黑帮里做警方的内线。这两个人，两条线索，看似没有联系，但其中也是黑白道间斗争的必然结果。两个线索共同迁出这两个身份足以以假乱真的卧底，为了摆脱无间炼狱那般不黑不白的生存现状所挣扎的煎熬，展开或是代表各自群体或是代表他们个体的殊死较量。
这两条情节线相互缠绕、交织，绘制着人物间的冲突与矛盾，并且来自陈永仁与刘建明内心的“我是一个警察”与“我想做个好人”与现实撞击出强烈反差的真实情感，足以使整个故事的叙述充满了张力，与可延展性。
作为商业片，《无间道》是商业运作的成功典范。但就其电影文本本身来说，就已经极具吸引力。文本中情节“鬼斧神工”般的相互交融、分离、再次融合，使得作品如同小说一般，不再光是用蒙太奇的手法来牵引观众，而是体现在其舒畅的文学叙事技巧在影视作品情节上的巧妙运用。
（二）文本语言的精心雕琢
不少制作人对电影文本的忽视，影评人对电影文本的“唾弃”，其中的原因不乏电影改编中存在的偏离原著主题，甚至曲解原作者写作意愿的现象。客观的看来，有不少电影作品的诞生是离不开文学作品的。如，戏剧《雷雨》改编的同名电影《雷雨》和最新改编版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由柯蓝的散文《神谷回声》改编的电影《黄土地》等等。不得不说，电影文本是离不开文学本性的。即使当代的电影更强调画面的精致、美轮美奂，但也不可脱离语言本身带有的文学意义，而这个意义不仅仅局限在改编电影的集合中。因此，可以这样说，电影叙事文本从文学（特别是小说）中汲取到了丰富的艺术养分。
文学（小说）特征对电影的叙事结构（三色系列电影《蓝》、《白》、《红》的散文式结构）、时空转换（顺叙、倒叙、闪回等手法在镜头语言上的启示）和语言表达这些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在此，文本语言是主要关注对象。
由须兰的文学作品《银杏，银杏》改编的电影《爱有来生》及喜剧电影《独自等待》两个不同风格的电影为例，分析电影无处不在的文学性的语言特色。
（1）重复（repetition）
影片《爱有来生》文本即台词的成功，在于运用了比喻、排比、反问、重复等多种修辞手法，其中重复这一辞格更是贯穿电影的始终，“茶凉了，我再去给你续上吧”在影片中反复使用了14次之多，可以说构成了整部电影的灵魂。
何谓重复？美国当代批评家希利斯•米勒论述道：从细处看，是词、修辞格、外在形式或内在情态的描绘上的不断复制；从大处看则是“由事件或场景”或“由一个情节或人物衍生的主题”在“同一文本中的复制”。
“茶凉了，我再去给你续上吧”这简单的一句话在不同时间点出现，并且意味不同。从才开始阿九用这句话来搪塞阿明、化解两人相处的尴尬，因为她不爱他；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这句话慢慢变换着味道，这句话成为了两人的倾诉爱意的标志语，直到最后，竟是两人相约来生的生死约定。五十年后，当阿明的鬼魂与投胎后的阿九的今生小玉相遇相知，小玉最终明了眼前的鬼与自己前世的那份不解之缘时，这句话成了最后抽动人心的诀别。一句“茶凉了，我再去给你续上吧”如影随形般相伴于他们生活左右，可以说这句话贯穿了他们的前世今生。这种高强度的反复给整部影片注入了一种奇特的韵味，增强了电影台词的语言表现力，听之令人感同身受，令人回味无穷。
这样的重复手法在整部片子中，渲染了一种哀婉咏叹的意味，营造出一种回旋往复的美感，体现了无穷的艺术魅力。
（2）预设(presupposition)
预设也叫前提、先设，这一概念起源于哲学和逻辑学。预设，是指首先说话的人在预先假设某个信息是接受信息的那一方已知的前提下，才表达某个信息或者问题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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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独自等待》，这样的预设手法比比皆是：
陈文和刘荣吃东西的时候，气球突然飞了！
陈：就像那本儿童卡通书《神奇的气球》。
刘：对啊！小时候我也看过。
陈：不会吧，我刚那是瞎编的。
刘：我瞎说的不行啊，切。
陈文瞎掰的一个书名，刘荣却应声附和说看过。而后来被陈文指明这书不存在是，刘荣又称自己刚才瞎说。刘荣的一点点虚伪和心不在焉在这样的对话中表露无遗。这样的预设在前后短时间内的设置和取消带给了电影观者心理上的跌宕起伏，很容易吸引他们去思索和发掘更深层次的内容。
再如：
主编：什么东西，一堆狗屎！
陈：我要是，我加一飞碟您觉得行不行？
主编：酷酷酷，小孩子最爱这东西。
陈：我就是不加！
陈文作品被否定，表面为了迎合主编的编审品味，便提出加“飞碟”这一建议。进行至此，大家都觉得两人均认同小孩子最爱飞碟这一论点，让大家都对陈文作品的成功审批有了心理上的期待。接着那句“我就是不加”，大大出乎了观众的意料，同时也彰显了陈文这个人物独特的性格以及个性形象。这在对人物形象、行为的塑造上拿捏地非常到位，真实贴切，不会因为银幕的分隔产生影像与现实的距离感。
重复与预设只是在此重点讨论的两个角度，此类的手法在电影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运用与表现。可见，这些大多在文学上有显著地位的叙事手法在我们电影的制作中利用起来，同样非同反响。
三、文学手法在电影叙事文本中的价值
“成功的文学文本对语言的运用都不会只以表达作家的构思成果为满足，而是千方百计地利用语言特有的优势，为读者营造出更广阔的想象与再创造的空间。”
于我说来，当我们的电影在技术方面已经做到炉火纯青乃至正是极致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角度思考电影创作，“利用语言特有的优势”，让读者在文本语言接受过程中，充分调动自我的生活经验、情感体悟，将自身融入作品中，进而再超脱于文本之外，体味“象外之旨”。 文学手法在电影叙事文本中的意义、价值可大致归纳为：
（1）表达有条有理，让观众产生第一层面上的可信性；
（2）电影文本让电影叙事、人物形态、意识环境及台词等多个方面做到统一、全面；
（3）高科技对于电影来说就如同一把“双刃剑”，数字技术让电影在画面中营造出一个偌大的梦幻般的乐园，而忽略了“有关电影文化、电影审美的取向”。而文学的身影穿插于电影中，让电影增添了人文主义的关怀与理想，直叩人的心灵，让电影更具有学术价值。
四、结语
文学虽然对于影像性特征鲜明的电影作品来说，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或许在多数人看来是可以忽略的一个点，但是在众多电影中，依然在某些电影的文本中显现出了清晰的文学现象。因而文学与电影或者说影像是不可完全区分开的，两者更应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汲取。
另外，在我看来，文学也给电影指明了另外一条发展道路。当视听技术已经发达的今天，何不另辟蹊径，摆脱只求画面质量的文化荒漠般的电影，让电影成为呈现文学、文化盛宴的另一载体，也是对电影、对文学、对文化的重新组合与创新。这条道路令人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袁智忠、虞吉 影视批评纲要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著），陈丽贵、李泳泉（译） 雕刻时光――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反思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希利斯•米勒 重复的两种形式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卷）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李荣启 文学语言学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丹尼尔·贝尔的断言大家早已耳熟能详：“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①当影像符号的书写、表达、接受和理解日益成为重要的传播手段与生存方式的时候，国内“大多数视听从业者，仍然不懂视听语言的基本规律和思维方式。他们的思维方式仍然属于传统艺术语言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文学的思维方式”。②著名栏目《东方时空》甚至需要从景别、轴线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开始，训练自己的创作队伍。③在电影界，类似批评也不绝于耳：“我们目前有很多影片的电影语言太陈旧了。”④“如何解决好叙事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不可回避的课题”。⑤近年火爆上演的《夜宴》、《无极》、《英雄》等大片虽然标志着中国电影工业在运作机制上与好莱坞逐渐接轨，但在原创性、叙事力、影像造型等方面却多受诟病。《无极》被指责“故事单调，内容太空”⑥；《夜宴》则“显出中国导演对电影语言审美感悟及表现力的贫乏”。⑦有人甚至认为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具有叙事上的基因性缺陷”。⑧那么，我们的影像文化是否真的存在某些基因性问题呢？在视觉素养日渐受到关注的今天，我们尝试从一些基础性问题上展开对我们视觉文化传统的思考和审视。
由于视觉艺术的相通性，不同艺术形式的视觉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也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承传性，并积淀到我们的视觉语言中。绘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的视觉艺术形式，它与影像艺术都是在二维空间创造三维形象，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认为，作为影像精神具体体现的机械复制技术，正如本雅明所言——“与绘画作一下比较仍然是有意义的”。⑨我们尝试在东西方绘画艺术的发展中挖掘一些本源性的元素，试图从中寻找影响国人影像素养的一些原因。
二、对东西方传统视觉观念的反思
通过光电转化或光影转化，影像符号被看做真实物象的摹写，是物质世界的复原和现实的渐进线。从再现特征来看，影像更接近西方视觉艺术的写实传统。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开始，西方的雕塑、古典绘画在透视、明暗、色彩等方面始终追求对真实的摹写。从13世纪到巴罗克时期，写实绘画追求形似。安·马尔罗认为，“巴罗克艺术拼命追求的，不是改变画面本身，而是一种连环画。一门艺术如此迷恋于剧场性效果并求助于表情动作和情绪，它最后以电影为归宿是毫不足怪的”。⑩到文艺复兴初期西方美术家写实之风渐盛，达·芬奇甚至“拜镜子为师”，并在其《画论》中声称：“最可夸奖的绘画是最能形似的绘画。”到十七八世纪，荷、意画家设计“暗箱”作为绘画辅助工具，到19世纪后半期，写实绘画更是发展壮大形成体系。因此有学者言：“西方绘画从文艺复兴期以来趋于写实而接近摄影术，实在是一股十分强大的历史潮流。”(11)西方古典绘画所积淀的深厚的写实精神和精湛的写实技巧为旨在“再现物质世界”的影像艺术做了精神和物质上的铺垫。
在中国，《墨经》上虽然有光学八条，汉武帝时有灯影戏的传说，〔宋〕沈括《梦溪笔谈》、〔元〕赵友钦《革象新书》中进一步解析过光学折射现象，但是上述观念像中国其他萌芽状态的科技思想一样，最终没能促成现代影像技术的诞生。作为一种重要的视觉艺术形式，两千多年来传统中国绘画中所折射出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方式，与直接催生了“完美复制现实”影像技术的欧洲视觉艺术思想有相当大的差异。可以说，在一些基本特点上，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影像认知上的差异，与传统中国绘画和西方绘画的差异存在某种精神上的一致性。
在中国文化史中，“言”—“象”—“意”三者之关系和地位似乎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此消彼长的过程。《老子》第二十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对“象”作出了初步规定，“象”为“道”所包含。《易传·系辞传》上有言，“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不仅突出了“象”这个范畴，而且将之置于语言之上，强调了形象在概念表述上对语言的优越性。但是，在之后中国文化的实际发展中，言与象的工具地位却发生颠倒。刘师培指出，“秦汉以降，士有学而工无学，卿大夫高谈性命，视工艺为无足轻重”，(12)在以训练科场技巧为目的的公私教育机构中，绘画一科根本没有插足之隙，官僚士绅阶层绘画趣味和绘画技巧的训练，往往被视为超乎世俗功利的自我精神满足。在儒家实用理性思想的擢拔下，语言在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地位逐步提高，文字成为求取功名的唯一工具，以至“立象”的活动“在文字占据主流优势之后（约在汉魏以后），颇受批评，逐渐被挤压成了旁支，成为较次要的表意方式，甚至还被贬抑”。(13)而绘画艺术只有在文人士大夫修身养性的琴棋书画中才能找到其存在空间。
从画论上看，南朝画家谢赫的“六法论”中“气韵生动”居六法首位，而“应物象形”处于较次要位置。到了北宋苏轼已是“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了。(14)克莉丝特娃(Julia Kristeva)认为西方文化在13世纪到15世纪之间发生了从象征到符号的转化过程，她认为这是人们抵制抽象的概念，而以可视化的形象符号代替的演变过程。(15)而就在这个时候，东方中国的绘画却正在由写实的“象物之作”向写意的“空摹之格”转变。宋以后中国绘画的三大传统形式：文人画、工匠画、宫廷画当中，“文人写意画广泛流行并最终蔚为画学‘正宗’”。(16)在传统绘画中对写意的独尊掩盖并导致了写实造型能力的弱势，在色彩、明暗、透视等方面技法单一、观念保守已成为后期主流绘画的一个不争事实。
绘画艺术与影像艺术并不是一回事，从总体上来看，电影和电视是一种视听传播媒介，影视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视听语言系统。光、声、时空、运动构成了视听语言的几大基本元素。但是，“始终贴切的活语言仍然把电影叫做‘活动图画’，或者简称为‘图画’”。(17)影像元素与绘画元素仍然具有某种精神一致性。从一些基本元素的具体解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绘画艺术对影像文化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1) 空间意识
西方人惯于在平面上创造三维空间。西方许多绘画原理如透视法、人体解剖学、明暗投影法等，与电影、电视一样都是艺术与科学交叉的产物。创造纵深空间，还世界以立体的原貌，一直是摄影（像）师们的共同追求。相比之下，中国画不注重从固定角度刻画空间幻景，而是追求“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境界。(18)在传统绘画的创作中，中国画家利用与焦点透视相异的散点透视的方式达到创作的自由，使得在有限空间营造万里之势成为可能，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然而，从在平面上塑造虚幻的三维空间的角度来说，散点透视比较焦点透视要弱。宗白华先生认为，“西洋透视法在平面上幻出逼真的空间构造如镜中影、水中月，其幻愈真，则其真愈幻”。(19)这种由真入幻的路径，正是电影这种造梦机器的基本特征。
西方电影心理学者认为，“中国和波斯的画家们不知道或瞧不起深度、纵深、布光和表现。欧洲已在绘画的功能观念上与其他地方殊异。而在巴罗克时期结束之后，西方艺术和所有其他艺术（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之间便存在这个根本性的分离：前者致力于探求一个立体的世界”。(20)当西方绘画与摄影这两种视觉艺术形式进入中国的时候，东西方视觉观念的冲突就变得格外鲜明。清代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说：
西洋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铢。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料与笔，与中华绝异。布景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
这种“令人几欲走进”的高度写实的再造立体空间效果，的确让中国的画师大感殊异。东西方两种艺术观念的碰撞，反映出长期艺术心理积淀下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两种成像方式的差异性（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批评透视画法，“似此如何成画”）。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不仅是两种不同的造景手段，同时也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艺术空间观。但是纵深构图所带来的空间感与影像世界更接近，同时景深镜头使单个镜头的信息量更大，含义也更丰富。相形之下，国内不少影视作品在镜头的空间意识和构图表现上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单一、平面化等不足，不能不说与中国绘画几千年来追求平面效果所形成的单一的空间意识与技能有着渊源关系。宗白华先生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指出，“中国和欧洲绘画在空间观点上有这样大的不同，值得我们的注意”。(21)在此我们和宗白华先生一样无意对这两种伟大艺术传统的空间意识比长较短。但不可否认，欧洲绘画艺术的空间意识与影像艺术的空间观念之间能够轻易地转化，而对于散点空间艺术观的中国艺术家来说，这种转化相对要困难得多，这种能力直接影响了影像画面的构图和镜头内的场面调度能力。
(2)光影造型
在摄影造型规律和表现方法中，光影成为最重要的成像因素。我们从西方经典的影视作品中可以欣赏到创作者对光影这一艺术语言运用的娴熟与精彩，而这种娴熟与西方绘画之间也具有相当明显的传承关系（美国导演西席·地密尔就坦言曾师法伦勃朗绘画的用光方式，创造了其影视风格(22)）。
西方绘画一直强调光影、明暗的重要性。黑格尔说：“如果要问绘画所用的究竟是哪一种物理的因素，回答就是光。”(23)光不仅仅是一种照明的技术指标，更是一种艺术手段和体现艺术风格的视觉语言成分。光线丰富的艺术表现潜力，成为影像思维的一个重要元素。通过对不同性质、强度和方向的光线的光效处理，体现出作者的创作风格（荷兰画家伦勃朗因此被称作“光的诗人”。法国雕刻家罗丹的韵律也被称为“光的韵律”）。
传统西画中至关重要的光影变化不是中国传统绘画青睐的对象。“中国画是线的韵律，光不要了，影也不要了”。(24)笔墨成为中国画之灵魂。古人云：“凡画，气韵本乎游心，神采生于用笔”，(25)“笔墨之妙”造就了传统国画独特的艺术风格，然而，中国传统绘画这种追求笔墨韵味，平面、无光影变化的审美风格也深深地影响了国人的影像观念。当摄影术刚刚进入中国之时，中国早期摄影师很不适应，在摄影用光上，一般中国照相师只用平光照明，明显受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另外，中国早期摄影师在日光拍摄中，为了避免过高的反差，多应用散射光，拍出的照片，类似国画的效果。1906年摄影家施德之提出：“顾士人论像，贵白而不贵黑。不知白为光，黑为阴。非阴不起白，非黑不浮。骨骼高耸，精神外露，必藉黑以施其巧，倘白太多，则像与纸平，焉能浮凸。”(26)这种见解，指出了国人光感的缺乏和光影造型能力的缺失，以及中国绘画论和摄影造型规律的某些带根本性的区别。电影是光影的艺术，如何在胶片上创造出中国意境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尚是一个需要学习、研究的问题。
(3)色彩表现
色彩作为一种重要造型因素，在影视艺术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从古典主义的写实到印象主义的表现，西方人以科学的精神将色彩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研究，可以说西方对于色彩的认识与运用在绘画领域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宗白华先生认为，“西洋油色的描绘不惟幻出立体，且有明晴闪耀烘托无限情韵，可称为‘色彩的诗’”。(27)现代影视中的色彩不仅仅是如布列松所言的使影像有力、令实在更真的手段。色彩作为一种语言已经上升到哲理思考的层面，色彩不仅是现实层面，更是精神层面的象征。
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中指出，“所有生理和心理方面的试验都证明，我们更多感受的是色彩的价值，而不是色彩本身。”(28)“色彩的价值”即是色彩的表现性。但是在深受老庄哲学影响的中国传统绘画观念里，五色令人目盲，更习惯从黑白浓淡中寻找心与物的体验。“中国绘画的主流是文人水墨画，理论上对绘画色彩的研究也基本以‘黑色’为主”(29)。如果说南朝时宗炳《画山水序》中尚注意色彩作为一种造型语言的作用和它与自然物象的关系，认为“画家布色，构兹云岭”，“以形写形，以色貌色”，到了唐朝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则变为弃色求墨，支持运墨重于用色的水墨一体，称赞“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采，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翠”。这种墨可胜色的实践与理论，最终演化为中国绘画“意足不求颜色似”的审美追求与批评标准。即便是青绿山水与工笔花鸟，仍然是在有限简约的色彩中表现大千万象。所以有批评者认为，“魏晋以降关于色彩的讨论，实际上是一个淡化色彩意义的过程”。(30)
现代影视中的色彩作为一种语言已经越来越摆脱简单的外部描摹而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康定斯基认为，“一般说来，色彩直接地影响着精神。”(31)由于色彩所具有的情感含义和表意功能，使它成为某种抽象思想和理念的升华。欧美许多著名导演的色彩运用能力往往从绘画中师法。电影艺术家列·柯斯玛托夫就谈到，“在研究伟大的现实主义画家的绘画作品时，我们应当学习他们对彩色的物理性质的规律、对明暗与彩色现象的规律的理解，以及他们对彩色协调和彩色对比的美感性能的掌握，学习他们运用彩色的感染作用的本领。”(32)与西方绘画色彩相比较，中国传统绘画在色彩形式上的单一，在观念上对色彩的摒弃也多少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国内传统电影工作者对影像色彩的感觉力与表现力。翻开中国绘画史，色彩不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学科，对色彩的系统研究几为空白，这不仅是绘画艺术的缺失，也多少成为日后影视艺术发展的隐患。
(4)影像叙事
绘画的叙事性包含了写实技巧与时空安排等方面的元素，这与影像叙事性有着很大程度的相似性。虽然罗兰·巴特认为所有的图画，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叙述，但是这种“叙述”，在中国主要是情与意，西方则主要是讲故事。西方绘画具有强烈的叙事性。亚里士多德在《论诗》中就提出“情节是悲剧的第一原则”，“绘画也是这样”。(33)西方中世纪的宗教绘画，多讲述圣经故事，中世纪晚期的乔托更被称为“伟大的讲故事者”(story teller)，因为他是用图画在讲故事。在中国画史上，也曾产生过具有较强叙事性的优秀画作，《山海经》古图及同时代出土文物上的图画，开启了我国古代以图叙事的文化传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五代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画家无论在人物的刻画还是场景的安排上都表现出高超的叙事能力，然而这道关注世俗人生的现实主义光芒在中国绘画的天空一闪即逝。南北朝王微在《叙画》中指出，绘画“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标镇埠，划侵流”，对绘画叙事性予以了否定。在宋以后的传统中国画中，文人画成为绘画主流，画家普遍将绘画作为逃避现实抒情写意的工具，主要绘画对象由人物变为山水。综观中国传统绘画史，叙事性确实不是中国画家重视的对象，对此，宋人郑樵在其《通志略·图谱略》中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图谱略·索象》专论“图”、“书”携手的重要性，并对当时“离图即书、尚辞务说”的“后之学者”及“见书不见图”的阅读现状进行了批评：
“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
古之学者早已形成“左图右书”的阅读传统，为何到了宋代即有“见书不见图”之弊呢？究其原因，如果追本溯源，可上至东汉，“刘氏之学，意在章句”。刘向、刘歆编《七略》创立体例时收书不收图。“父子纷争于章句之末，以计较毫厘得失，而失其学术之大体”。 图谱传世的可能性，远不及文字书籍。
19世纪末，《申报》的创办者英国人美查(Ernest Major)面对当时的中国出版现状，惊讶于中国报纸盛行而画报独缺，美查深入研究，希望找到中国人过于迷信文字魅力的根源，并对此现象作了如下解读：中国人相对重视文字而忽略图像，此前中国人之使用图像，只是补充说明，而并非独立叙事。“要之，西画以能肖为上，中画以能工为贵。肖者真，工者不必真也。既不皆真，则记其事又胡取其有形乎哉？”讲求笔墨情趣，排斥“能肖”，不求逼真，“仅以文字传之而不能曲达其委折纤悉之致，则有不得已于画”，而非以图像作为另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段，所以“中国人‘以图叙事’的传统始终没有真正确立。即便让人赞叹不已的绣像小说戏曲，其中的图像仍然是文字的附庸，而不曾独立承担书写历史或讲述故事的责任”。(34)
影像艺术与绘画都是视觉艺术的一个部分，影像生产受到绘画的深刻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电影美学家B.日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书籍插图跟戏剧一起看做电影形象的先驱，书籍插图的蓬勃兴起正是银幕艺术诞生前夜的特点。插图书籍既面向读者又面向观众，它已处于通向综合形象的门槛。对插图版画发展途径的各种研究著作中都强调指出，在所有造型艺术中，版画不仅涉及空间，而且涉及时间，因而直接逼近了电影艺术。”(35)影像与绘画作为一种表意符号，在时间上有时序性，文化特征上更具有承传性，基本元素更具有内在的相通性。从以上基本构成元素与基本特点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影像生产与西方古典绘画在精神内核上似乎更具有与生俱来的一致性。（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上，不少人认为“俄罗斯的《稻草人》、《飞翔》、《电话》等几部影片，基本功非常好，这种基本功来自这个国家悠久而璀璨的文化，更多地来自‘传统’、‘古典’”(36)）。
三、影像素养——从何处入手？
从上述中西绘画艺术基本特征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传统绘画观念与影像本体特征的先天错位，再加上经济和技术因素导致的后天的雪上加霜，在精神和物质层面上影响了国人的影像观念乃至影像文化的发展，普通民众的影像思维能力未能得到有效开发，以致在2001年首届民间独立影像展上，当拿起摄像机的影视爱好者的作品首次向社会全面展示时，“才意识到自己以前对镜头语言的麻木和无知”，“影像叙事技巧粗糙和稚嫩”，“没有想象力”。(37)笔者在十余年的电视实践中，在自身转型和对从业人员进行影像思维训练的过程中，更是深感传统视觉观念的顽固和思维方式转换的不易，这也成为诱发本文思考和写作的一个直接缘由。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范式的转换呢？我们认为，这种思维范式的转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从文字思维向影像思维的转换。
影像思维，即人们对视觉形象的观察力、感受力、发现力和表现力，对影像符号的想象、联想、综合、重构、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以及蒙太奇、节奏等美学创造。其基本要素包括我们前面提及的空间意识、光影造型、色彩表现，以及影像叙事能力。影像思维是视觉素养的核心。教育家J.戴伯斯(Debes)把视觉素养从低向高分为三个层次的能力构成：视觉感知能力、视觉理解能力和视觉表达能力。(38)作为视觉素养(visual literacy)的一部分，影像素养(image literacy)也包括两方面，一是对影像语言符号的理解和运用，二是对影像符号的高水平、有效使用能力及影像思维的能力。目前影像素养日渐成为全球教育界关注的热点。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在中学广泛开设了“荧屏教育”(Screen Education)课程，美国也掀起了“视觉素养运动”(Visual Literacy Movement)，对影像媒介的认识、了解、熟练乃至批判意识的培养则是视觉素养的基本内容。在以影像为中心的视觉文化传播形态中，当形象符号的接受理解、书写和表达正日益成为个人必要的生存手段与生活方式的时候，国人影像思维能力的挖掘、训练与提高就显得日益迫切。
在视觉素养尤其是影像素养教育逐渐进入中国的过程中，照单全收肯定是不可取的。要使我们的影像素养教育卓有成效，首要工作是找准问题，认真对民族影像优缺点做一些全面的清理，尤其是一些基因性的问题，更要有清醒的认知，进而才可望对症下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影像教育体系，并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地基。但是，仅仅停留在对中西绘画优秀成分的消化和吸收仍然是不够的。影像思维不同于文学、戏剧、音乐之处，就在于其视觉的真实性、图像的运动性、视觉形象的丰富性，在于通过或简或繁的图像，或虚或实的形象，或紧或慢的节奏，或明或暗的光影色彩表现不同的思想与意绪，而这一切能力均需要在影像生产活动中去锻炼、培养、积累、提高。导演谢飞说，“有很多电影大师总结经验，最好学习拍电影、电视的方法，一是看电影、电视，二是拍电影、电视，一是看别人好坏，二是自己体验”。(39)因此在影像思维的训练中，以影像生产工具为依托的实践活动至为关键。阿恩海姆认为，“媒介本身实际上也是灵感的一种丰富源泉，它经常提供许多形式因素，这种形式因素到头来都会成为表现经验的极有用的东西。”(40)媒介不仅是信息，没有媒介，就没有思维。正如毛笔、水墨影响了中国传统视觉艺术的特征，决定了传统中国绘画对线条的敏感，对气韵、骨法、用笔的讲究，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传统艺术家澄怀味像的意象思维一样。利用某种媒介的长期训练，人的特定能力就可以激发、催生出来，就像印染工人能分辨出三四十种黑度，而一般人只能分辨出二三种色度一样，实践的专业性和经常化会培养出不同的感知能力。苏珊·朗格曾言：“每一种艺术都能引出或招致一种特殊的经验领域。”(41)道进乎技，庖丁解数千牛然后才达到游刃有余，“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境界。随着DV、非线性编辑的普及，随着影像生产的大众化，通过有意识的实践锻炼、积累和提高，将有助于把影像思维训练成为一种潜意识的本能反应，积淀为一种以感知为基础的直觉思维，即黑格尔所称的“实践性的感觉力”。(42)
当然，一部优秀影视作品的成功肯定不会停留于技法的基础层面。本文无意否定中国影视艺术的辉煌成就，更不会也不可能抹杀中国传统绘画在世界艺术史上的伟大贡献，而是试图找寻国内影视人才培养中所需要跨越的一些思维障碍。我们认为，中国的艺术与美学理论自有它伟大独立的精神意义。在影像的时空里，在跨越了基本的技法层面后，中国画旷邈幽深的意境，虚实相生的空灵，悠然生动的气韵，完全可以在影像生产中得到更多的展现和更好的张扬。而如何将中国传统视觉艺术的精华与机械复制的电影艺术有机融合，在世界影视艺术中创造出真正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正是我们这一代影视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由绘画看影像的真正含义在于从一个更接近本源的角度来寻求国人影像素养提高的可能性与方法。我们不得不承认，影视艺术与西方古典绘画在精神内核上更具有与生俱来的同源性，影视专业课程的设置应注重视觉艺术本身的规律，强化绘画基本元素的学习和了解，尤其加强在中西绘画相比较的基础上对西方绘画知识的消化吸收，从技法及观念上来深入领悟，并在影像生产实践中来锻炼和提高，这无疑会对当今乃至未来的中国影视人才培育和影视艺术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54.
②宋杰.影像与声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34.
③于爱群.万法归于心——全国十佳制片人陈虻管理之管窥.见：电视研究，1997，(4).
④张暖忻，李陀.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载：电影艺术，1979，(3)
⑤贾樟柯.在音乐和电影的交叉之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4，(2).
⑥看过首映我们忍不住对《无极》指指点点.载：东方早报，2005-12-16.
⑦赵学勇.中国大片的集体走火.载：深圳商报，2007-1-16.
⑧朱大可.一个话语馒头引发的文化奇案.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3-3.
⑨［德］华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52.
⑩［法］安·马尔罗.电影心理学概说.邵牧君译.见：电影理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104-105.
(11)吴甲丰.论西方写实绘画.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14.
(12)刘师培.论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见：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3)龚鹏程.文化符号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1.
(14)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
(15)刘纪蕙.受难剧的激情：大众传播，电影工业与文化批判.载：台湾《中外文学》，22卷3期.
(16)李伟铭.引进西方写实绘画的初衷——以国粹学派为中心.载：二十一世纪，2000，(59).
(17)［美］欧·帕诺夫斯基.电影的风格与表现手段.见：电影理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41.
(18)见：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
(19)宗白华.美学散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119.
(20)［法］安·马尔罗.电影心理学概说.邵牧君译.见：电影理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103
(21)宗白华.美学散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48.
(22)颜纯钧.电影的解读.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201.
(23)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商务印书馆，1979.234.
(24)宗白华.美学散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42.
(25)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论用笔得失.
(26)施德之：《耀华照相说》，见《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九日
(27)宗白华.美学散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107.
(28)［法］马塞尔·马尔丹.电影语言.何振淦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48.
(29)周青.功能与图式——古代色彩研究的一个视角.载：美术，1989，(11).
(30)周青.功能与图式——古代色彩研究的一个视角.载：美术，1989，(11).
(31)［俄］瓦·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查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35.
(32)［苏］列·柯斯玛托夫.电影肖像的艺术.载：罗晓风选编.电影摄影创作问题.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106-107.
(33)［希］亚里士多德：《论诗》1450a，见：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34)［英］美查(Ernest Major).点石斋画报缘起.（略）.转引自：陈平原.以图像为中心——关于点石斋画报.见：二十一世纪.2001，(6).
(35)［苏］B.日丹.影片的美学.于培才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88.
(36)黄燎原.学生们的电影.
(37)反对歧视DV——面对民间影像的尴尬与宽容.载：南方周末，2001-9-27.
(38)Horton，J.(1983).Visual literacy and visual think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visual literacy(pp.92-106). International Visual Literacv Association
(39)《著名导演谢飞做客搜狐娱乐嘉宾聊天室访谈实录》
(40)［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滕守尧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229.
特定群体研究
对特定群体的实证研究是历年受众研究的主流，近年来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首先，以受众的身份进行分类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农村受众。电视是农村受众接触最多的媒介形式，有学者对我国农村电视受众的收视习惯进行研究，发现电视台在农村的影响力与品牌成正比；影视剧、新闻、文艺晚会位居农村家庭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前三位；农民最爱社会新闻；家庭总体收视时间较长，不同年龄层有不同倾向；每天晚上休息前看电视已是农民习惯的娱乐方式；健康与财富是农民期待的两类电视节目。与城市受众相比，农村受众的媒介接触有何不同？有学者以江苏省苏州、扬州、徐州三地城乡居民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三地受众在媒介使用动机上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指出差别的存在必然导致“知沟”问题的出现。因此，在充分认识和重视媒介使用动机城乡与地区差别的基础上，需要对乡村社会、欠发达地区等信息弱势群体的媒介使用动机进行积极、健康的引导。①
2.城市受众。城市受众是当前我国媒体最主要的创收之源，遗憾的是这方面研究比较少。针对2005年的超女现象，有学者对上海市受众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越是女性、“白领”、年轻人、高学历者、高收入者，越倾向于收看“超女”节目；上海市民对超女的评价堪称中肯、理性，一方面，高度赞扬其娱乐功能，另一方面，又不过分抬高其艺术水平、民主内涵。②
3.大学生。作为极具增长性的消费群体，大学生是传媒竭力争取的受众群体之一。对大学生的研究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一般意义上的研究。一项调查研究显示，上海大学生的媒介素养状况基本特点如下：在媒介接触消费上，大学生对各类媒介的消费普遍在中度水平，对网络的消费接触较为突出；在媒介认知理解上，对主要媒介内容有基本的了解，但对传媒历史的了解不多；在媒介的评估判断上，大学生对媒介的表征和建构能力缺乏足够的判断和警惕；在媒介应用制作上，大学生参与媒介互动和媒介内容制作的人数比例也很低。另有研究显示，大学生对新闻的需求呈现多元化特点，对软硬新闻的需求同等重要，而媒介的娱乐化倾向可能会削弱受众对严肃新闻的需求。
通过对大学生网络使用情况的最新调查，有研究发现网络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和进行人际沟通的重要方式；网络的使用，提高了学生的信息解读、沟通和交际能力，大学生对网络的认识也日趋理性；网络技能的提高，对大学生信息能力和网络素养的加强，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③
4.少年儿童。随着定位于少年儿童的媒体和栏目的不断出现，开始有学者关注作为受众的少年儿童。有学者研究了儿童的网络媒介接触行为，发现儿童会上网的比例相当高，儿童上网的频率及时间还算合理，但玩游戏成为他们上网的主要动机之一。2006年2月，复旦大学“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媒介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启动“离网离视”活动，调查显示，参加活动的青少年看电视和上网的首要目的，分别是满足娱乐需要和社会交往需要；造成青少年闲暇生活过度依赖大众媒介的原因主要有：同伴游戏的缺乏、户外活动的缺乏等。④
其次是以媒介进行分类研究，主要包括：
1.报业受众。作为传统媒体，报纸的地位仍然不可撼动。有学者对当前报业受众需求进行分析，认为受众的需求主要包括：信息性需求、求知性需求、利益性需求、服务性需求、趣味性需求等。
2.广告受众。目前收看广告已经融入到中国观众日常的收视行为之中。中国受众对广告有较高的依存度，但信赖度较低；影响受众广告态度意识差异的因素主要有：产品类别、城市区域、消费者个体差异等。
3.新媒体受众。这里主要指移动电视、网络媒体、手机等媒体形式。2005年6、7月，西安移动电视和陕西移动电视相继开播，有学者对西安公交移动电视进行受众调查，显示大多数受众对移动电视的态度是积极的，但收视动机以被动为主，影响观看因素主要是听不清楚和距离屏幕太远，而主要偏好节目为音乐、综艺节目、新闻、天气、生活资讯类等。对于新媒体的受众来说，他们是新媒体产品的最终使用者，他们的接受程度、使用规律乃至偏好都是新媒体需要把握的。有学者分析了手机上网用户的基本特征：25岁以上，男性，学生，自由职业者或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国互联网已经走过十余年的时间，网络作为一种独立的媒体形式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有研究分析了网民的特征，认为网民结构大众化、内容选择个性化、信息交互多元化―。⑤
媒介与受众的关系
媒介与受众的关系，是受众研究的又一重要内容。首先，从观念上来说，作为传播者的媒介对作为传播对象的受众持何种态度？这是一个争论多年的老话题了。针对转型时期我国传媒界存在的“受众即消费者”观念，有学者认为，传媒产业化催生了“受众即消费者或市场”的受众观念，这一观念在实践中容易导致传媒公共服务使命的泯灭和利润取向的张扬。消费者的受众观念本质上是“受者本位”幌子下的“传者本位”。应该说，当今时代，从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化，是传媒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推行传媒受众策略中，必须处理好以下基本关系：大众化与小众化；中心城市受众、周边城市受众、农村受众；全国性媒体、区域性媒体和地方性媒体；细分受众的度与量；信息短缺、信息饱和与信息过剩；主体性与主体间性；专业性媒体与综合性媒体；同质竞争与异质竞争。
其次，媒介与受众的互动研究。有学者研究了新闻图像与受众之间的互动，认为新闻图像的迅猛发展使受众越来越处于“超现实”世界，且越来越“靠拟像生活”。由于新闻图像只能把事件定格于瞬间，因此需要受众积极参与，而成为“可写文本”，无论是“超现实”世界，还是“可写文本”，受众都会在消费新闻图像时获得满足和享受。
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我国各电视台举办的各类大大小小的受众参与的传媒活动达200多项。有学者研究指出，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等因素使得受众参与成为可能和必要。媒体大型活动的勃兴正是在传媒互动技术的基础上，受众参与媒体日益深入的必然结果。受众参与式节目红火，“演播室受众”增加，并不等于实现了“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观。“演播室受众”是传播主体而不是接受主体，对“演播室受众”和一般“受众”的混淆，反而不利于“受众本位”的确立。
受众资源是传媒从事传播活动的重要社会资源之一，也是传媒产品实现其社会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基本前提。对受众资源的有效管理作为实现传媒各项资源之间价值转换的重要环节，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对媒体受众资源的认知、受众资源的调整、受众资源的增值。
再次，媒介传播对受众的影响。有学者分析了体育传播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认为体育虚假信息弱化了青少年对体育的正确认识；过分的偶像崇拜削弱和干扰了青少年的正常学习、生活和社会认知；过分报道体育暴力信息则导致青少年不道德行为。有学者分析了大众传播中受众逆反心理的形成和对策，认为传播者的态度和角度、失实和虚假的内容、不得当的传播方式等因素导致了受众逆反心理的形成，而要防范这种心理，传播者必须在内容上保证真实；在传播方式上给受众留有足够的思考空间；并防止过度传播。⑥
新领域和新视野
近年的受众研究也出现一些新的研究领域，研究中引入新的视野。首先，在研究领域方面，作为传播伦理研究的一个方面，受众伦理规范是指受众在传播过程中应享有的道德权利和应承担的道义责任。有研究认为，受众伦理规范应涵盖人类传播的所有领域，应根据传播领域、过程、媒介等区分出不同层次，不仅应研究受众的道义责任，还应研究受众的信息接受权利、受众对自身和相互之间的道义责任。此外，有学者考察了我国历史上的传播者如何了解受传者信息，根据了解到的受传者心理采用相应的传播策略、传播方式方法、传播艺术与技巧，说服受传者，达到预期的传播目的，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过程。这些成功传播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传播智能，应当添加到人类传播理论的宝库中。同时，也有学者展开对日本受众的研究，在社会传播领域，首先，日本的受众作为以“大和民族”为单元的受众整体而言，“个人差异”张扬伸展的空间极为有限，他们在心理认知、情绪感受以及价值判断、行为选择等方面，都极易呈现出一种惊人相似的模式化倾向。其次，日本的受众很少具备理性批判精神，极易受到大众媒介的支配和控制。
其次，从研究视野上看，有学者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霍尔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存在于我国传播实践中的“支配性”、“协商性”、“对抗性”等受众解码方式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逻辑分析，认为我国受众解码偏好大体上与其所拥有的媒介话语相匹配，解码方式的选择还受到时间资源和内在经济利益机制的约束和影响。受众研究有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社会制度的不同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导致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现实之间产生隔膜。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其实应该是一种“主体间性”关系，应该把“主体间性”概念引入当代受众研究的视域之中。⑦
综上所述，近年来的受众研究尽管精彩纷呈，但仍存在不少问题。首先，研究方法仍不尽规范，有待改进。相当多的研究仍旧没有走出受众调查的窠臼，个别研究的预设前提甚至有待商榷。其次，低水平、重复的研究较多，真正具有创新价值的学术研究很少。最后，重要议题的研究亟待加强，如对受众心理的研究；对农村受众的研究；系统的、规范的、大型的实证研究等。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江南大学文学院教师）
注释：①吴信训等：《当代农村电视收视习惯调查》，《新闻爱好者》2006年第9期；郑欣：《媒介使用动机与文化消费：以江苏省三地城乡居民为对象的考察》，《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②张国良等：《“超女”现象的传播学实证分析：上海受众调查报告》，《新闻记者》2006年第8期
③刘佳：《上海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调查报告》，《新闻记者》2006年第3期；刘朝霞等：《新闻娱乐化与受众需求的错位：报纸内容分析及大学生新闻需求调查》，《新闻记者》2006年第8期；周超霞等：《大学生传播网络行为嬗变的实证研究》，《复旦学报》2006年第4期
④郭鉴：《E时代的儿童网络媒介接触行为探查》，《新闻界》2006年第6期；陆晔等：《媒介使用与青少年闲暇生活：“离网离视”活动个案分析》，《新闻记者》2006年第4期
⑤汪幼海：《现代报业市场受众需求浅析》，《新闻记者》2006年第12期；黄升民等：《社会意识的表皮与深层：中国受众广告态度意识考察》，《现代传播》2006年第2期;安平等：《西安公交移动电视受众调查》，《新闻知识》2006年第12期；刘滢等：《寻找新媒体的受众与需求》、《中国记者》2006年第11期；侯涛：《大众化、个性化、多元化：网民特征关键词解析》，《中国记者》2006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