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1 17:26:4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增长的要素，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国民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劳动力就业；国家信息化综合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不断提高，2008年为6.4%，位居美国和日本之后，居世界第3位。根据世界银行资料，折合成美元，我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86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7.2%，日本的78.6%。社会的经济发展是各种经济要素的共同协调促进作用导致的结果，那么，究竟各种经济要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大国来说，是一个十分值得要讨论和研究的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只有生产力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国家的经济才会有显著增长。而生产要素是生产力的最主要方面的体现，一般认为生产要素是由资本、劳动力及技术构成的。因此，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量就表示着经济的产出能力。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水平也随之逐步改进，可见，技术水平也逐渐成为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在要素稀缺及不能完全替代现实情况下, 经济增长是受要素投入量及其均衡、协调关系制约的，显然各经济要素的投入与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许多学者在研究经济增长时，都不可避免地研究经济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基于此种背景，许多学者分别从各类经济要素的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了探索，产生了很多优秀的文献。
张军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与要素投入之间的关系, 发现：在过去的10 年, 增长率似乎表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 而且要继续维持第一个转轨10 年的增长速度变得越来越困难[1]。周海春在研究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时, 提出了劳动力无限供给问题[2]。认为经济潜在增长率归根结蒂决定于三类因素：一是资本投入的增长； 二是劳动投入的增长；三是由技术进步决定的资本与劳动力利用效率的提高。梁昭在研究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时认为: 对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三个, 即制度、结构和供给因素[3] 。总而言之，这些学者，都是将研究集中在经济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上，并且一致认为，经济要素的投入量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许多学者试图通过计量方法给中国经济增长以解释, 并对各要素的贡献率的大小进行分析。但我们注意到, 在分析结果中有一点是共同的, 即中国的技术进步贡献率不明显。因此，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张军. 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 中国的转轨特征[ J] . 经济研究, 2002, ( 6) : 3- 13
[2] 周海春. 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J] . 管理世界, 1999, ( 3) : 24- 28.
[3] 梁昭. 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分析[ J] . 世界经济, 2000, ( 1) : 50- 56.
[4] 邢志强, 赵秀恒. 信息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量化分析[ J]. 运筹与管理, 2002, ( 10): 95- 99.
[关键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贡献率；地区经济差异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5069
1引言
辽宁省是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自1949年后，建立了名副其实的现代工业基地，成为中国主要的工业与原材料基地。但是进入2014年来，辽宁省14个地级市中有10个城市的实际GDP出现负增长的情况。另外，产业结构方面出现第二产业占比增加，第三产业比重下降，最近几年辽宁省名义GDP的增长动力不足，其原因在于其增长主要依靠于大量的扩张投入，而并非依赖于新技术、改进设备与科技来增加产量。
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要素投入和TFP是地区经济差异的主要源泉[1]，那么要素投入和TFP哪部分才是导致地区经济差异的主要源泉，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争议颇多。而关于TFP对辽宁省经济差异贡献的研究虽然有，但是无一例外地都忽略了经济发展中能源投入和环境容量的问题，这可能导致TFP的测算出现偏差。
能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动力，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环境污染。因此，将能源消费量引入到投入指标中，将工业“三废”作为非期望产出来重新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测算值很可能会低于传统的生产效率测算[2]。由此考虑能源投入和资源环境约束下的辽宁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记为GTFP）对辽宁省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研究将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驱动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2实证研究变量设计
21投入指标
211资本投入
资本存量估算我们采用“永续盘存法”。单豪杰（2008）的数据统计完整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测算了以1952年为基期的1952―2006年期间的全国30个省份及全国总量的资本存量。因此，在后续研究中资本存量数据依据其估算方法推算而来[3]，即资本投入指标采用年均资本存量（亿元）表示。
212劳动投入
一般情况下对生产率的测算如果采用年均囊等嗽保ㄍ蛉耍，表示仅仅考虑了资本与劳动的投入要素，在本文中我们还加入了第三个投入要素：能源。这是因为，在计算中加入了非期望产出，而其主要来源是能源[4]。因此在这里可以将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作为衡量劳动投入的指标。
22产出指标
221国内生产总值的期望产出
考虑能源要素可以作为投入要素，因此期望产出采用了国内生产总值GDP（亿元）表示，又以2005年为基期将其他折算为实际GDP。
222工业“三废”的非期望产出
在改革开放期间，工业GDP占我国总GDP的401%，但是工业消耗却占据了全国能源的679%，排放的二氧化碳量高达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831%，[5]由此可见，工业是造成经济活动中的污染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可以选择工业“三废”的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
现有文献中关于非期望产出指标的选择问题一直没有统一标准。笔者将研究时间的起点设为2004年，我们在选择非期望产出指标时主要考虑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工业废气排放量（亿标立方米）以及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万吨）三个要素。
3模型的建立
31研究方法
以2004―2013年辽宁省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测算并比较分析辽宁省地区在考虑环境约束和不考虑环境约束两种情形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根据DDF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的特点对辽宁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值进行分解，探寻辽宁省经济增长效率的改善方向。
32建立模型
321非期望产出的生产可能集
如图1[2]所示，x轴代表非期望产出，y轴代表期望产出。假设有C、D、E三个生产单位，关于第i个单位，用xi表示投人要素、yi表示期望产出、zi表示非期望产出，生产可能集表示如下，即用第i个生产单位的生产产出表示：p=（xi、yi、-bi）代表xi能生产（yi、bi）。由图示可以知道，E的期望产出是最大的，过E点且与x轴平行的直线与y轴交于点B。根据生产可能性集的单调性、凸性以及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的“零联合”处置等假设，此时的生产可能性集为包络线OCDEF与x轴之间的部分，而包络线OCDEF即为生产可能性前沿面。
322考虑环境因素的产出集
环境技术可以表示为以下产出集合的形式（Fare等，2007）：
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可以被分解为技术变化变化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二者的乘积，即：
4实证结果分析――辽宁省TFP的再估算
41辽宁省GTFP的测算
411测算结果
基于2004―2013年辽宁省14个地级市的投入产出数据，分别在有无环境污染影响的条件下，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和基于DDF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辽宁省生产率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见表1、表2和图2。表1给出了辽宁省年度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及其分解与贡献份额的测算结果，而表2报告了近9年来辽宁省14个地级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数情况（即含能源与环境要素的情况下）。图2报告了两种情况下的时间趋势。
412分析测算结果
（1）辽宁省环境的管理缺乏效率。由于辽宁省各个地级市能源消费量这个指标数据的缺失，我们只研究了近9年来的变化趋势，但是仍然不难发现，在考虑环境污染的条件下，GTFP指数普遍低于TTFP指数。除了2010年GTFP指数高于TTFP以外，另外的8个年份和均值都是TTFP要高于GTFP，这与朱承亮（2014）的研究结论一致，在考虑了环境污染的非期望产出后，TFP的增长率要低于传统的TFP增长率，由此可看出辽宁省环境的管理缺乏效率。
（2）辽宁省的经济增长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由表1可知，近9年来辽宁省的TFP总体上是负增长的，并且GTFP与TTFP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为负，这不仅仅说明了辽宁省经济增长的方式属于资本拉动型，也说明了辽宁省的经济增长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也就是说，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方面，能源、劳动力、房地产及信贷的成本在急剧上升，同时，另一方面，辽宁省的公司收益却变得越来越少。这就是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征。马来西亚、巴西等国的不少新兴经济体早在经济发展之初便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不过发现尚早，还有机会扭转这种不好的局面。同时，该研究结果表明，产能过剩、私营企业及过度建设市场提前进入一种效率低下的状态，这就使辽宁省经济发展受到阻碍，拖累了辽宁省的经济增长。
（3）辽宁省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环境承载能力弱。导致辽宁省GTFP增长率为负的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其产业结构相对不合理，在工业“三废”排放非期望产出多，严重影响了辽宁省经济的发展，造成环境绩效低下，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对于辽宁省的经济增长来说，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来越发依赖政府的直接投资。同时，中国逐渐倾向于使国有工业巨头合理化来增加经济增长率，因为它们所依赖的金融市场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少变化。这样一来，辽宁省的经济发展就受到了影响。先前对辽宁省的TFP增长率的估计中，夸大了包括GDP增长在内的过往经济增长率。这就意味着，金融危机过后的时期，辽宁省的实际TFP增长率就变为负值，自1995―2004年TFP增长率从26%的均值下降到了2005―2013年的-553%。这个时期是从1971―1977年以来，生产率第一次连累了辽宁省的经济增长。
（4）辽宁省经济增长方式为资本和能源双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根据图2辽宁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因素的变动趋势来看的话，将辽宁省GTFP分解为技术进步增长率GTC和技术效率增长率GEC后发现，近9年间技术进步增长率约为03%，而技术效率增长率约为-02%。这说明技术进步对辽宁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贡献率很小，而技术效率阻碍了辽宁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根据以上核算，可以看出，能源消费与资本均对辽宁省国内生产总值产生影响，第一驱动力是资本，能居于第二位。由此可以看出，目前辽宁省经济增长为粗放型，即同时依靠于资本与能源的驱动，并且在GTFP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的这个研究成果，并没有在辽宁省近9年的经济增长中应验。
42辽宁省各地区GTFP增长率与贡献率的比较
第一，在测算出辽宁省各地级市GTFP增长率和名义GDP增长率的基础之上，我们还计算出了辽宁省各地级市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结果见表3。
通过表2和表3的数据对比分析发现，辽宁省各个地区的GTFP增长率每年都有很大的波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差距显著。GTFP增长率排名前五的是阜新、抚顺、铁岭、辽阳和本溪，排名后五的分别是朝阳、锦州、丹东、盘锦和营口。GTFP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排名来看，排名前五的是鞍山、抚顺、锦州、本溪和葫芦岛，排名后五的城市分别是盘锦、丹东、铁岭、沈阳和阜新。但当我们结合环境资源因素，即考虑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时，两者结果出现了不一致性。这种差异性多来源于辽宁省各个城市实际GDP增长率逐年降低。
第二，把辽宁省划分为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区、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和辽西沿海经济区三大区域。其中，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包含沈阳、辽阳、鞍山、铁岭、抚顺和本溪6个地市。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区包含丹东、营口和大连3个地市。辽西经济区包含朝阳、葫芦岛、盘锦、阜新和锦州5个地市。在此基础上，我们计算出这三个地区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计算结果见表4。
从表4中不难看出，辽宁省只有辽宁中部地区的GTFP是保持正向增长的，而其余两个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都是负向增长的。而辽西地区的排名在辽东半岛之前，和辽西地区的产业结构以及环境承载能力强有关。以锦州和葫芦岛为例，第三产业在锦州和葫芦岛的产业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第三产业的兴旺，优化了市场结构，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工业“三废”排放等非期望产出较少，创造了较高的环境绩效。
5结论与政策建议
关于辽宁省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题，本文在环境资源约束条件下，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辽宁省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再估算，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如果忽略环境因素，我们将会高估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增长的贡献，最终导致我们容易对辽宁省的经济增长盲目乐观。第二，目前来看，辽宁省的经济增长方式仍属于资本和能源双驱动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在2004―2013年的考察期内，GTFP呈现出逐渐递减的趋势，而GTFP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多数年份里为负，因此很难看出GTFP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在考察期内对GTFP分解发现，技术进步呈现缓慢的增长态势，但是技术效率却逐年降低，技术效率的改善进程缓慢。
提出针对辽宁省经济改革等方面的建议：第一，要实现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总体上看，辽宁各地区都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来实现经济的增长。实现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就需要不断去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同时加大创新力度。不断优化要素配置结构，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扩大对外开放，去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二，提高辽东半岛和辽西地区的GTFP增长率迫在眉睫。分区域来看，只有辽宁中部地区的GTFP增长率为正。因此提高辽东半岛和辽西地区的GTPF增长率就迫在眉睫。这就要求辽东半岛和辽西地区能够加快生产技术进步的进程，从而进一步促进各类企业的生产效率的提升。经济活动更加细致地分工合作和更加优化经济结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起到更加充分的作用，也能有更高的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因此为了辽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为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就必须全力发展科学研究与教育事业，加强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的能力，让资源通过市场机制向高效利用的产业和行业流通，政府在引进外资企业时，也应限制高排放、高能耗企业的进入。
参考文献：
[1]Bosworth B，Collins SThe Empirrics of Growth∶An Update[J].Brooking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2003（2）：113-206
[2]朱承亮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轨迹与来源分解[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6）
[3]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的再估算：1952―2006年[J].数量经济技术研究，2008（10）
[4]张雪基于面板数据的辽宁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D].沈阳：东北大学，2012
[5]陈诗一节能减排与中国工业的双A发展[J].经济研究，2010（3）
[6]胡鞍钢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J].政策，2003（1）
[7]涂正革环境、资源与工业增长的协调性[J].经济研究，2008（2）
[8]陈诗一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与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J].经济研究，2009（4）
关键词：经济增长 要素投入 建议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经济，并且依靠经济的飞速发展来带动整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然而，要实现经济的快速持久增长，就必须在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各因素方面加大投入。一般而言，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诸如生产要素的投入、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资本的投入以及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等。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知识和科技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就知识和科技而言，又都属于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实现经济的快速持久发展，就必须加大在生产要素方面的投入。然而，生产要素以及其他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在很大程度上反应和制约着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方式。就现在的经济增长而言，单纯依靠生产要素或其他要素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济的快速持久发展，必须依赖各种要素的共同作用。
对于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生产要素而言，必须要摆脱以前那种单纯的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就能促进经济快速持久增长的观念。传统而言，我们对生产要素的定义理解为：所谓生产要素指的是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这些社会资源是维系一个经济体国民经济运行以及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各种基本要素。就学理意义而言，生产要素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按照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界定，一般而言，生产要素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即劳动力、土地、资本以及企业家。长期以来，国外学术界对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我国而言，许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在本文中，笔者将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推荐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来对我国近十几年来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进行估算研究，并且着重分析研究生产要素投入、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并进而分析前面两个方面与后者之间的关系。
一、估算方法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估算要素对其的贡献，就必须有一个可以比对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就经济增长核算方法而言，最为知名的莫过于被誉为“经济增长原因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森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丹尼尔森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七个方面，分别是就业人数及其性别年龄结构、劳动时间、教育年限及教育水平、资本存量、资源配置状态、规模经济以及知识进展。在这七种因素中，他进一步认为知识进步是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原因，而劳动力教育水平则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为基本的要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每年也会根据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来公布其成员国的各种生产率数据。因此，采用经济增长核算方法这一国际通用的方法来对我国的要素生产率进行核算与比较就会更具科学性，并且也在与其他国家相互比较中也更具可比性。在本文所采用的估算方法中，笔者主要采用的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方法。
具体方法是：
假设经济增长的总量生产函数为H，那么就可以将经济增长的增加值表示为各类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时间的函数。运用公式表示，即为Q=H（k1，k2，L kn；l1，l2，L lm；T）（1），在这一公式中，Q表示经济增长的增加值，k1，k2以及L kn分别表示不同种类的资本投入，而l1，l2和L lm则分别表示不同种类的劳动投入，T用来表示时间。
假设经济增长中各种类型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可以加总为单一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指数，并且用A来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则生产函数就可以用公式表示为：Q=AF（K，L，T）（2）。
二、估算采用数据说明
在以上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中，采用了各方面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对于科学、准确、客观的分析经济增长中各要素所做出的贡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对各种生产要素的衡量过程中也并不是十分简单的一件事，而是极为复杂和繁琐的，并且对这种衡量在不同的学者看来还有许多不尽相同的意见。因此，从这层面上讲，对以上估算所采用的数据进行说明就显得尤为必要。一般而言，衡量经济增长中的劳动投入最为理想的标准就是标准劳动时间，这也是大多数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测算方法。但是，我国在这方面与之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当然，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有关此类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和系统化。目前我国在资本投入此类数据的核算和使用上，多采用的是资本存量总额或资本存量净额来衡量。
综合考虑到国内在此类核算方面数据的限制，笔者主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所收录的数据对我国1995-200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估算，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测算在经济增长中劳动、资本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对其的贡献。在所有的要素以及数据衡量中，笔者更多地采用方便使用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收录的各个年份的各类数据，以此来作为比对衡量的指标。这些数据包括1995-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估算结果中的GDP指数、劳动投入指数、资本投入指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以及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的劳动贡献率、资本贡献率、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
当然，在对各类数据的核算方法的选择上，笔者还借鉴和吸收了其他的一些资料，比如在对资本投入的相关核算上，就主要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生产率测算手册》中推荐使用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来估算和衡量我国资本投入方面的情况。在资本投入方面，主要是界定好资本服务物量指数与资本服务数量变化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力提供劳动服务的同时，进一步分析资本存量在资本服务中所起的作用，并且依此来核算和衡量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对其所起到的作用。
在经济增长的核算中，投入要素的核算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目前对投入要素中估计要素产出弹性的核算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计量经济学中常用的回归方法，一种则是收入份额法。两种相比较，各有其优劣之处。回归方法是对各类数据进行分析的一种常用方法，同时也是利用统计学原理描述随机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在投入要素核算中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一般来讲运用起来极为简便直接，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即需要在进行数据核算分析中假设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为一个常数。然而，经济的增长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变量，因此在设定要素产出弹性为一个常数的时候，就已经对准确核算这些数据产生了极大的局限。也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讲，回归分析方法在要素核算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从而影响到准确核算数据的得出。同样，虽然收入份额法不用将要素的产出弹性假定为一个常数，但是这种方法却仍要在核算中存在完全的竞争市场以及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变的规模收益。这些同样会影响到最终核算数据的准确度和科学性，所以我们要进行系统全面的统计核算。
通过对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估计与核算，我们会发现单靠要素的大量投入已经无法支撑起我国经济的快速持久增长，因此就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同时，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还必须处理好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变以往的粗放式增长为集约式增长，在实现当前发展的同时为今后更为持久的发展积攒后劲和动力。
参考文献：
[1]李京文，D.乔根森，郑友敬，黑田昌裕等.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由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争论谈起[J].经济研究，1999，（5）.
（1.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北京 100020；2.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都有了显著提高，人均收入、财政收入也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大幅提升。然而因为我国独特的制度和环境，经济增长模式也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如何解释这种变化，即何种因素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是许多学者所关心的问题。本文针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几种代表性观点进行了梳理，并做了简要评析。
关键词 ：经济增长；动力；制度；生产要素
中图分类号：F123.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1-0241-02
一、引言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了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一，财政收入迈过10万亿大关，经济年均增长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综合国力和影响力都大幅提升。因中国独特的历史和独特的制度，中国经济模式自然不是完全按照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式来运行，而现有经济增长理论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然探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也隐含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与现在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式是否不同的争论。
二、关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从一国经济增长来看，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劳动力投入、物质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而制度决定论却认为，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制度学派认为，只有实施有效制度，实行产权保护，刺激民间投资和技术进步，经济才可能持续发展。诺斯甚至认为即使没有技术进步，通过制度创新也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而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正是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时期，所以中国经济增长自然与制度创新有着重要的关系。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是通过渐进式改革，而非激进改革之路。对于渐进改革的实质，樊纲[1]概括为“双轨过渡”和“增量改革”。樊纲认为改革不是简单的政府决策，而是一个社会内生的、整个社会共同选择的过程，中国之所以选择渐进式改革，是由于改革旧体制阻力较大，即无法进行存量改革时，只好先通过增量改革来发展新体制，随着增量改革的积累，逐步改革整个经济的体制结构，为“存量”的最终改革创造条件。先是农村改革，而后城市进行改革，价格改革由“双轨制”逐渐过渡到统一。正是这种改革方式，保持了经济避免出现剧烈的波动、社会陷入动荡，经济得以持续迅速发展。
与上述类观点类似，钱颖一[2]等也强调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转型中有着重要作用。不同的是，他们强调了中国已存独特的M型体制结构对中国完成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作用。中国在M型组织中，层级的基层政府（农村地区的乡、村政府、城镇的区、街道政府）与其上级政府之间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权利，但它们却有很大的自主权得以在国有部门以外建立市场取向的企业使地方政府得到发展。而且，地区之间争先致富的竞争也迫使地方政府容忍甚至鼓励私有企业的发展。极为有限的讨价还价能力与极大的自主权结合在一起，削弱了行政控制，强化了M型层级制内的市场活动，导致非国有部门得到迅速发展，市场力量逐渐增强，经济实力自然得到提升。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杨瑞龙[3]则着重强调了渐进式改革中体制内力量的主动改革，而其中扮演主角的就是地方政府。该理论认为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制度变迁方式将依次经过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性和需求诱致型三个阶段。改革初期，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是在权利中心（中央权利部门）组织和领导下，通过行政命令和法律法规的强制下自上而下推进的，这就是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而这种制度变迁方式的成功取决于社会的各既得利益集团的结构力量对比，特别是“诺斯悖论”的出现，导致市场取向的改革难以进行。而地方政府可以成为沟通权利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终结，从而化解“诺斯悖论”，这即是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地方政府是中间阶段中的“第一集团”，而在地方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市场微观主体的力量不断壮大，当建立在排他性产权基础上的微观主体取代地方政府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时，我国就真正完成了市场经济制度的转轨。如果说改革初非国有经济力量的壮大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的话，那毫无疑问中后期政府成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集团”，特别是财税分权后，直至今日，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地方政府的竞争所推动。
上述理论都关注中国改革中各方力量（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博弈过程，主要分析了国内的制度创新是如何导致经济发展。但不可否认，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期，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充分了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正效应，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有效配置国内资源，参与世界产品竞争和贸易。
林毅夫等[4]提出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正是分析了中国是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同时利用海外资金和技术谋求本国发展，也即通过利用“后发优势”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市场竞争力。他们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得中国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而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劳动力丰富、价格低廉，因此可以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而这个过程因海外先进技术的进入，企业又可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模仿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强本国产品竞争力。即中国的发展是选择了一条代价小、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式发展道路。而这条道路也是东亚四小龙得以崛起的原因。
对于中国经济奇迹的制度经济学解释，无一都表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在制度创新基础上的。正是制度的变迁带来了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各因素的有效配置，各要素的效率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但制度涉及一系列的安排，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安排必然有很大的不同，这必然导致发展特殊论，使理论失去共通性。另外从实证角度来看，也难以把制度内生化来衡量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的作用。而现有成熟的衡量经济增长源泉的就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于是也有很多学者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出发，实证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的源泉多样，包括内生增长理论所描述的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和模仿、劳动分工的扩大、政府支付的外溢效应等等，但都不外乎强调经济增长包括资本积累、劳动的质和量的提高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994年，克鲁格曼[5]通过计算东亚四小龙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出了这些国家都是投资驱动型经济，而并没有任何的奇迹。这种观点和方法后来在中国流行，很多人试图通过计算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判断经济增长的实质。
舒元[6]通过生产函数估算中国1952-1990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产率，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02%，对产出的贡献率为0.3%；王小鲁[7]同样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我国1953-1999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认为1953-1978年间的全要素生产增长率为-0.17%，1979-1999年间的全要素增长率为1.46%，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4.9%；郭庆旺等[8]分别利用了索洛参差法、隐形变量法和潜在产出法估算中国1979-2004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得到的结果分别是-0.54%、0.954%和0.891%，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46%，同时要素投入增长对经济的贡献率则高达90.54%。以上实证结果都表明中国全要素生产增长率较低，即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是一种投入型增长方式。
试图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来寻找中国经济的源泉也遭致诸多批判。一种观点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中不但包括了所有没有识别的带来增长的因素，而且也还包括了概念上和度量上的全部误差，因此用于衡量经济增长有很大局限性。[9]另一观点则认为常见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法没有考虑到新兴经济国家和地区（比如中国）应有所区别，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些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投资方向有所不同，而这两者的技术进步机理不同。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中国的经济增长效率事实是在提高的。[10]
以上各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观点都从一个方面来论述，要么突出制度创新的作用，要么就是从经济增长的直接源泉—生产要素角度来分析。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关注制度、生产要素、技术进步等综合作用，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共同的结果。有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同时受经济转轨、新古典式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三方面影响。[11]有的则把制度因素增长模型，同时实证检验生产要素和制度等对经济的影响，认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权制度都有效力，而现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则来自于产权制度。[12]这些方法都试图以一种多因素的视角来剖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但理论自洽性和研究方法上尚未统一，仍存在诸多缺陷。
三、结束语
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了30多年，这是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是对于这种增长的动力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尚未形成统一观点。有的人会同意中国是通过一条特殊的道路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而有的则认为中国的增长就是生产要素大量投入而发生的，并无任何特别，并且现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有助于预测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快速发展，但上述诸多理论仍然表明由于分析方法、关注视角的不一，尚难有统一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这种奇迹。或者正是因为中国国情的复杂性，经济增长也是在各方面力量博弈的动态进行，所以根本难以从一个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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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首先要有数量的扩张，才能谈到质量的提高。并且，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需要建立在经济增长有持续的数量保证的基础上。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的定义：“持续增长是指不为短期波动掩盖的一种量的增长。”可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是一个长期的概念，它并不否定经济当中存在着“短期波动”的现象，而是强调：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经济总量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这和哲学上的辩证法是相统一的，即“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常表现为螺旋式的上升运动和波浪式的前进形式”。经济的这种持续增长性是保证经济增长质量必不可少的前提。
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在短期中，只有当一国的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率相一致时，经济的增长才是稳定而均衡的，不相一致时，经济就出现波动；在长期中，当实际增长率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同时等于自然增长率（又称“潜在增长率”）时，才能既实现均衡增长，又保证充分就业，从而成为一种合乎理想的长期增长状态。现实当中，经济要持续这种“刀锋式增长”固然是很难的，不稳定是常态，但我们仍需要追求各年的增长率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如果经济过度波动，会造成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对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
三、经济投入产出效率
经济增长是由投入的生产要素决定的，投入要素的数量、质量以及要素间组合配置的效率都直接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质量。一般而言，生产要素至少包括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及其结合因素。
经济增长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比率，直接表现为经济增长效率，是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方面。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对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分析和核算认为：经济增长通常可以通过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种方式来获得，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其中，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即在不扩大要素投入的情况下，通过改善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被认为是更有效率且可持续的。
四、科技进步
在经济增长的结果中，技术进步可以表现为产品的更新换代、产品质量升级和品种增加、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等多种形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是与经济系统中的其他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对此，卢卡斯研究认为：与人力资本相匹配的技术进步投入要素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最有潜力并且最有效的。
五、经济结构
在各类经济结构中，产业结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它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费歇尔(A.G.B.Fisher)，确立了我们所熟悉的三次产业分类法，即把广义的农业称为第一次产业；把广义的制造业或工业称为第二次产业；把包括所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以外的其他经济活动称为第三次产业，并指出第三次产业的本质在于提供服务。
除了产业结构以外，经济结构还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内结构、城乡结构等多种区分。经济结构的各层次特征，共同构成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要素。
六、产品质量
经济增长的大部分结果直接体现为向市场提供的产品的增加，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和无形的服务产品等。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都是以“产出是有效的”为前提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的，一般不考虑产品质量问题，不考虑因产品质量问题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然而，如果考虑到资源的有限性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所在，则在我们对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界定中，产品质量成为衡量资源配置有效性不可或缺的因素。
七、竞争能力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信息化已成为大趋势的形势下,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都不可能是封闭、孤立的,而总是在国际、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环境下实现。因此,竞争能力的强弱,对于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实力、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经济增长质量高低的重要表现。
八、人民生活
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一生产目的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无论是同志在“三个代表”中提出的“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的宗旨”的思想，还是“十五”计划编制中首次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都强调了这一点。经济增长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只有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才能称其为高质量的。人民生活水平受到收入、消费、储蓄、科教文卫、福利保障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人民能否真正从经济增长中得到较多的实惠，反映了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
九、资源环境
经济增长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制约，其中自然因素，即自然资源和环境状况与经济增长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人类在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盲目扩大生产和消费，物质和能量需求不断扩大，而不注意资源的节约再造和环境的保护，则经济增长必然与自然供给能力之间形成矛盾和对立。如果人类认识到环境的客观属性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将自身需求量和废弃物排放量控制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合理地利用和改造环境，则环境将在人类引导下向着有利于人类生产、生活和生存的方向发展，此时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这就是“可持续发展”——根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在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的定义，意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毋庸置疑，是否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对待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利用是经济增长质量重要的衡量标准。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质量不仅包括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稳定性和投入产出效率、科技进步、经济结构、产品质量、参与经济竞争的能力及潜力，而且包括人民生活、社会福利，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程度等等。经济增长质量作为一个综合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方面范畴的概念，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整体在资源的配置、利用和满足人民生活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上所综合表现出来的优劣程度。
[摘要]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关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议题显得格外重要。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从九个方面做出了界定和论述。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界定
参考文献：
[1]岳鲁，袁关林.简明质量管理词典[M].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115.
1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样本取自1981—2013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用从业人员（L／万人）、资本形成（K总额／亿元）来反映生产要素的投入；使用宏观经济总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亿元）反映经济增长。我国GDP、从业人员、出口总额（EX）与资本形成如表1所示。从回归结果可知残差项是平稳的。因此，可得出lnGDP与lnK、lnL存在协整关系。基于上述协整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对两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因果关系，根据格兰杰表述定理：若两种变量（Xt和Yt）是协整的并且每个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那么，要么Xt一定是Yt格兰杰原因，要么Yt一定是Xt的格兰杰原因。在本文中，至少能说明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所在。表2－表8回归结果也表明，本期从业人员每增长1％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平均增长0．543％；资本形成总额每增长1％时，国内生产总值将平均增长0．598％。（6）接下来分析短期两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EViews软件建立lnGDP关于lnK、lnL的误差修正模型ECM。以滞后一期残差项作为误差修正项，可建立如表10所示的误差修正模型。模拟拟合优度较高，方程通过F检验、DW检验，各回归系数符合经济意义，其中，d（lnK）、d（lnGDP（－1））在1％水平上显著，d（lnL）、RESID（－1）不显著，其中变量的符号与长期均衡关系的符号一致。结果表明，本期lnK、lnL和上一期lnGDP在短期内每增长1％，GDP将依次增长0．0493％、0．3716％和0．4986％。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它表明lnGDP与长期均衡值得偏差中的27．21％被修正。此ECM模型反映了lnGDP受lnK、lnL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根据估计结果可知，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对产出的长期弹性分别为0．598和0．543，短期弹性分别为0．372和0．050。
2结论
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就业人数两生产要素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协整的，即两生产要素与国内生产总值是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这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下的资本要素弹性和劳动力要素弹性保持了一致的协调性，几乎相差无几，并且各自都以较近似的贡献率反馈到经济增长机制中，成为两种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的要素，也就是说，这两种生产要素在长时间范围内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所在，这就要求经济增长与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相协调发展，保持固定的投入－产出比率，避免资本生产过剩与劳动力供给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的同时，充分发挥两种生产要素弹性的最大化。目前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应该实现从就业带动增长到就业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转变；而从误差修正模型（ECM）来看，在短期，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要大于从业人员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反映了经济增长受资本形成总额增长、从业人数增长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
并且此模型上的从业人数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相反，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解释能力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使得两生产要素弹性差别很大，显然，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起最主要的作用。这对中国目前制定宏观经济增长政策具有指导性的意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都是处于资本非良性循环的状态，造成资本利用效率低下，此外，中国的短期结构性失业矛盾还是十分普遍的，这便使企业不能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生产游离的那部分资产也减少了，抑制了企业的下一轮资本最大化供给和消费者的最大化消费需求，社会福利不能得到健全，从而经济增长的效率就大打折扣了。鉴于此，我国企业应该保证资本在一、三阶段快速周转的同时，保证第二阶段的生产资本的技术创新，如固定资本的技术革新，存货资本的零库存管理，从整体上保持资本效率；政府也要充分了解劳动力供给缺口，做到人力资源效用最大化，充分刺激经济增长。
总之，本文对资本、劳动两种要素与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的协整分析表明，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两种生产要素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都充分发挥了“发动机”效应，这也是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对于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基本上达成的共识。
作者：胡轶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关键词：产业协调发展；经济增长；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一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上。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技术创新学派等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行了相关研究。
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自由市场、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等三个方面促使了经济增长。新古典经济学派提出供求论、边际效用论、生产费用论、均衡价格论等一系列的理论体系。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学更应该研究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分工的关系。技术创新学派把技术创新直接作为推进经济增长的原因。从四个学派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发现，资本（含人力资本）和劳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基本因素，资本和劳动在不同产业的资源配置不同也就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变化，而技术进步是促使了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流动的主要原因。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不同产业之间的技术进步速度不同而导致的不同产业之间的增长速度差异而导致的的产业结构变化；二是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需要的主导产业更替而导致的产业结构变化。罗斯托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其实是技术创新被经济增长所逐步吸收的一种过程，同时也是主导产业根据产业的发展依次发生更替的过程。本文尝试从产业结构、产业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角度去研究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如何驱动经济增长。
二、产业结构调整驱动经济增长
对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去进行研究，去解释经济增长的工业化模式。配第在1672年发现产业结构的不同是导致世界各国国民收入水平差异的关键因素。克拉克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伴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就业人口逐步由一产通过二产向三产转移的趋向。库兹涅茨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提出了库兹涅茨模式。钱纳里与塞尔昆由发展模型整理出不同阶段产业结构的标准数值，认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经济结构相对应。
在研究产业结构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时，PenederPP认为投入要素一种情况时从低生产率的产业向高生产率的产业转移，另外一种是从生产率增长率低的产业向生产率增长率高的产业转移，这两种方式均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率水平，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红利”是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核心原因。
国内学者在库兹涅茨、钱纳里与塞尔昆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深入研究后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经济增长。荣宏庆PP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代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产业结构变动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李京文认为产业结构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产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起到决定性作用。郭克莎在研究产业结构偏差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及调整思路时认为影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问题是产业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干春晖认为在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时，一定程度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还能够维持经济的缓慢增长，而在经济增长率较高时，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将对经济增长有明显抑制作用。
学者们在关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问题的研究中，并没有形成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的一致性结论。Gregory and GriffilP的实证结果发现，随着人均GDP的提高，第二产业的规模弹性会因为第三产业的增长而降低。Chenery 等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首先表现出来的是非均衡性，而且主要表现在不同的产业部门受规模变化的影响不同，以及一个国家所处的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将会导致内部各分行业之间的地位也一样。
虽然学者们的研究角度和观点不同，但是总体来说，产业结构驱动增长的根源在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促使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改变了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分配，进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变化，最终驱动经济增长。
三、产业效率提高驱动经济增长
产业组织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以来，对产业效率问题的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过。传统产业组织理论更加注重的是对市场结构的分析，新产业组织理论则更加重视分析企业的组织形式以及产权结构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和新产业组织理论都注重分析的是产业内部相关因素，而对外部相关因素以及产业间的相互影响分析不多。三次产业的产业效率提升不仅受到产业内因素的影响，而且产业外相关因素也影响产业效率的提升，产业效率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市场大小、产业内因素、产业间因素、产业政策和外部环境因素等五大类。
在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的制造业长期在我国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国内对制造业的产业效率的研究也较多。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研究重点，在研究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源时，学者们的研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创新和专业化等方面，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研究了城市化、产业效率与经济增长，城市化对二、三产业的产业效率提升产生积极作用，而工资成本对二、三产业的产业效率提升产生负面作用。
产业效率的提升驱动经济增长主要从市场结构、行业规模、行业结构、投入要素、对外贸易、政府产业政策几个角度来考虑。从市场结构角度来看，市场结构不同是造成行业生产效率差异的原因之一，要驱动经济增长，就需要通过资源的流动来改变市场结构。从行业规模的角度来看，行业规模与技术创新效率成正相关，要驱动经济增长就需要提高行业规模。从行业结构角度来看，产业集中度是行业结构的集中体现，而产业集中度与产业效率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要驱动经济增长就需要提高产业集中度。从要素投入来看，要素投入比对技术效率的变动产生了正向和负向影响，这主要在于投入要素的质量。众多的研究成果表明，产业效率的提升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的来源主要是技术创新引起的需求升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四、产业协调发展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
从以上分析来看，产业效率、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相连的关系，而产业结构在研究中，主要是呈现的各产业之间在经济总量上的构成关系，而该构成关系是在产业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产生的结果。
产业的协调发展过程一直伴随着产业效率的提升、产业结构的变化，最终驱动经济增长。产业的协调发展最直接的结果呈现出来的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如中国长期以来，通过生产业与制造业的协调发展，服务业的比重逐步提高。在产业的不断协调发展过程中，通过劳动分工、劳动力转移等方式影响了产业效率的提升。江静研究表明，生产业的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产业的合理结构驱动了经济的增长。干春晖P[150]P认为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对于经济增长有很大影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在经济增长率较快的时候将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产业的协调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是通过产业效率和产业结构的表现来驱动经济增长。而由于产业的协调发展是一个复杂过程，在研究中首先要界定的是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发展关系为协调发展关系。本文在第二章分析了三次产业之间的因果关系，确认了三次产业之间不是简单的互为因果或者单向因果关系，然后在耗散平衡框架下，进一步明确了三次产业是一种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的协调发展关系。
产业效率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提升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三次产业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协调发展关系。需求、供给、竞争、政府政策、创新等驱动力促使了产业要素的转移、产业升级，进而促进了产业效率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最终驱动经济增长。
从三次产业的发展过程来看，第二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对第三产业的需求，如制造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第三方物流、商务咨询等，显然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满足了第二产业的发展需要，促进了第二产业的效率提升，也必然会促进第二产业的发展，例如物流业的发展满足了制造业快速增长的需求，必然也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同时如科技研发等促进了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也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第二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第一产业的发展，如高端农机的开发和制造促进了农村机械化的提高。而第一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第二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在满足第一产业需求的同时也使得第一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五、结论
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产业发展需求、生产要素、贸易、产业效率、城镇化等因素，这些因素是产业发展驱动经济增长的几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在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基础上，结合实际的产业情况，本文认为产业协调发展驱动经济增长的具体驱动力包括了需求供给、政府政策、竞争、创新等。
产业的协调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主要通过产业效率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来驱动经济增长。三次产业之间是一种持续的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协调发展过程。在一定阶段表现是单向因果关系，而另一阶段又表现为逆向因果关系，三次产业之间是一种螺旋上升，递进的关系，三者的螺旋发展关系最终驱动了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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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投入型效率型竞争力路径转换
经济增长路径是指实现经济增长(即产出增加)的方法或途径，也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人们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对经济增长路径进行分类：如果按照经济增长对传统生产要素（主要指劳动力、资本、土地三大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指全要素生产率，以下同）的依赖程度的差异，经济增长路径可划分为投入型和效率型。其中，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指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占50%以上，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是指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特征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占50%以上，超过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
两种经济增长路径的特征比较
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主要通过单纯依赖生产要素的投入，如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工作时间的延长、大量投资的吸纳来实现经济增长。在这种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极大。投入型增长路径追求高投入、高消耗、高积累，在短期内较有成效，可能使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增长总量较大，但一旦由于资源的过量消耗造成资源供给短缺，则经济增长速度会迅速下降，经济增长难以为继，表现出周期性波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主要是通过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全面改进技术水平，提高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表现为经济协调、平稳、持续的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方向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路径一直是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这可从表1看出。
由表1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加，其份额高达近95%，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最大，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为广义的知识进步)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50%以上，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物质资源投入量的依赖度极高，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后劲。这种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导致资源消耗过大。以1989年能源消耗的国际比较数据可以说明此问题。当年人均GNP分别为330美元、2040美元、1833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地区)、高收入国家(地区)的人均能源与消耗(千克油当量)依次为330、1242、4867，能源消耗GMP之比则为1.00、0.61、0.27，中国能源消耗GNP之比为该类国家的倍数为1.69、2.77、6.26倍。由此看出中国工业的物质资源消耗量太大。虽然1989年中国人均能源消耗量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45倍，但产出率极低。同时，中国储蓄率、投资率均高于世界各类国家，中国的人均产值却不高。就1993年人均产值而言，中国是日本的1/65，是美国的l/50，是韩国的l/15，是马来西亚的l/6，泰国的l/4，仅高于印度；1990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日本的l/40.8，美国的l/36.5，德国的l/45.9。
经济发展的规律证实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是必然的趋势。中国正处于加速工业化时期，进入知识经济自然是迟早的事。适应知识经济出现的要求，中国应由原来的投入型增长路径转向效率型增长路径。当然也应注意到：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并非一刀切、非此即彼，而是指某种类型占主要地位。同时也难以避免辅助类型的作用，不可片面看待。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过程是动态的、渐进的、持续的，由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运行机制等决定，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也不能任其由无到有慢慢自然转换。因此我们应该从思想上充分认识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必要性，分析其加速转换的可能性，并努力从物质上为转换经济增长路径创造必要的条件，以早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
加快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必要性
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的低竞争力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路径是一种特别依赖于劳动力、资本要素投入增加实现经济增长的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这种经济增长路径存在众多弊端，主要表现在：受资源供给的约束。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源的投入数量。经济的高速增长要投入大量的经济资源，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所需投入的经济资源的数量就越多。一旦资源供应不足，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无法实现。高通货膨胀。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高速增长必然要求增加大量的投入，对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需求必然大幅增加，导致其价格上涨，从而引起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同时，由于需求旺盛，企业片面追求产量扩张，而不注重提高要素生产率，这造成产品成本的上升，从而诱发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由于受资源供给的约束，经济增长无法摆脱资源供应与需求矛盾可能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时高时低的变动。由于这些弊端的存在，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一国的竞争力低下。我国的现状正说明了这一点。由于长期以来纯粹依赖增加投资、铺新摊子、搞重复建设发展经济，我国仍处于资源严重短缺，劳动生产率低下，人均GDP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甚远的落后状态。
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的高竞争力
依靠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发展经济是发达国家共同的经验。在认识到知识对于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后，直接通过加大知识的投入来提高要素生产率，从而增加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更成了各发达国家推进经济加速增长的最主要做法。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具有很多优势，主要表现在：受资源供给的约束小。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能否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取决于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即便在资源供给有限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一定要求以资源的大量投入为条件，而可以通过依赖知识投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解决。因此，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会带来对资源投入的过度需求膨胀，也不会产生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由于知识的产生是无穷的，它的生产成本因产量的扩大而上升的部分微乎其微，所以增加知识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不会导致产品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也不会诱发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经济持续增长。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素生产率的增加又主要取决于知识的多少。长期来看，知识的供给是不存在短缺的，知识用于生产也不会受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甚至还可以抵消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减趋势，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并不困难。这些优势使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具有极大的竞争力。美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已证实了这一点。近年来，美国经济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表现出“三高四低”，即“高经济增长率、高劳动生产率、高出口率、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低财政赤字、低利率”。这说明，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一国能实现高质量、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尽快由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向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转换是极其必要的。
参考文献：
1.余天心等.经济增长要素：中外国际比较.经济日报，1996(1)
2.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主编.生产力规律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85
[关键词] 投入要素 经济增长 生产函数
近年来，在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领域，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财政分权、外贸政策、政府支出等；二是用生产函数研究教育、固定资产投资、电力消费、基础设施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从全局的角度对这些研究进行总结分析。
一、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用传统的生产函数研究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但是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其他要素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能源、电力消耗、基础设施、外商投资、信息化、教育投入等,表面上看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得出了显著的结果，这些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弹性都比较大，统计检验都比较显著,也符合经济学的原理。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如果以上这十多个要素都有如此功效,那我们就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选择投入成本最小的那个要素,加大投入,那我国的经济就应该有显著的增长,显然,这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错误的。主要问题如下：
1.可能的解释。也许有一个理由可以支持局部正确总体也正确的结论，那就是投入要素之间本身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和多重共线性问题，一般不可能其中某个要素单独增长，而其他要素维持不变，但这种解释不具有说服力，即使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投入要素中个别要素仍然是有可能很快增长，显然不能仅依靠资本、劳动力和这个要素的增长来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2.伪回归问题。可以设想要素投入和经济增长一样，本身存在着增长的趋势，虽然经济理论可以解释，但时间序列中，在变量为非平稳时间序列时，存在着伪回归问题，需要进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而目前的研究由于数据的局限，很少有学者这样做，导致伪回归。
3.要素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与投入要素之间存在着以下几种关系，一种是相关关系；第二种情况是解释变量是被解释变量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用OLS直接进行估计，得到最优无偏估计量，严格意义上讲，这种情况也不多见，一般我们认为劳动力投入是外生的，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的原因；第三种情况是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关系，也就是存在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它们与随机误差项不独立，会存在联立性偏误、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等问题。
4.数据问题。利用生产函数进行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最有争议和误差最大的是关于资本的数据来源问题，有的学者用基本建设投资加上更新改造投资代替；有的学者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代替；有的学者估算出资本存量进行估计；有的学者利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存量作为替代变量进行计算；有的学者利用折旧额进行计算；目前得到较多学者认可的是用资本的存量进行计算，但由于我国并没有相关数据，所以一些学者采用一定的方法进行估算，不同的估算方法导致结果差异较大。
5.基本假设问题。生产函数是有一定的条件的，比如用SOLOW余值法进行技术进步的测定，基本假设就是规模报酬不变，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这样的情况很难同时存在。
二、政策建议
1.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切实际的根本原因是不能用全局眼光来研究问题。分析除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以外的诸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多的应该将这些要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视为相关关系，而不能简单地视为因果关系，哪怕经济理论和计量分析支持这种说法。因为此时哪怕模型再好，统计检验再显著都没有任何意义。
2.用传统的生产函数分析我国的经济增长与资本、劳动力、广义的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是可行的，而且是有意义的，不过，要考虑好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数据处理问题、经济计量方法问题，不能简单地用OLS进行回归。
3.投入要素的重新分类。先看一下丁伯根生产函数模型：Y=A0ertKαLβ (1）
Y表示产出，K、L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投入量，A0是常数，表示综合技术进步水平，α、β表示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产出弹性之和是函数齐次性的阶α+β，从而根据α+β＞1、=1、＜1可确定生产函数规模报酬分别是递增、不变、递减。
从本质上讲，导致经济增长的要素可分为有形资源、无形资源、劳动力资源，其中有形资源可用资本代替，无形资源包括知识、技术进步、制度、管理、信息资源等要素，人力资源是劳动者数量和质量的综合反映。
无形资源中，知识包括科学和技术，科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潜在的和间接的，技术是直接的，在生产函数中可通过系数r表示技术进步率，至于制度、管理因素，一般难以量化，可通过生产函数的系数A0反映，这样，信息资源可单独作一个要素，即将生产函数变形为公式（2），其中I表示信息资源。
Y=A0ertKαLβIy （2）
当然，研究中同样要处理好数据问题、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经济计量方法问题，可通过工具变量法或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此外，如果能找到技术进步、知识等数据或其替代变量，也可以对生产函数进行某种修改后进行定量分析。
参考文献：
作者：罗岚 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近年来，随着公众对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将其纳入到全要素生产率领域进行研究，李国柱建立了环境约束下的索洛增长模型，他认为，经济增长不能自发地解决污染问题，环境质量的提高依赖于污染削减的技术进步以及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转移［8］。李俊等基于DEA 非参数方法估计出考虑环境变量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与不包含环境污染指标的常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比较，结论为：常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与全国 GDP同步稳定增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则没有明显的增长趋势，且各省的常规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没有相关性，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9］。董锋等将技术进步分解为科技进步指数、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并研究其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科技进步对能源效率改善贡献率最大，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贡献率大致相当，三者对能源效率的提高程度从区域看，东北部和中部大于东部和西部［10］。王兵等运用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卢恩伯格生产率指标测度了考虑资源环境因素下各省的环境效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成分，并对影响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能源过多使用、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过度排放是环境无效率的主要来源，环境效率较高的省份均集中在东部地区，资源环境因素对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排名有显著影响［11］。沈小波提出了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理论模型，认为在经济增长面临资源禀赋和环境质量约束的条件下，要实现经济、能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增长，关键在于加快技术创新步伐、调整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控制人口增长［12］。陈诗一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考虑环境约束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比不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很多［13］。胡晓珍等将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作为经济的非理想产出纳入非参数指数模型，测度了各省的绿色 Malmquist指数，并分析其对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及其时间演化趋势，研究表明，考虑环境污染因素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显著下降，技术进步率的差异是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主要原因，在控制投资率、从业人员增长率与环境治理力度后，各地区绿色Malmquist指数均表现出条件收敛趋势［14］。综合以上研究发现，有些学者提出了理论模型未进行实证分析，有些学者则考虑了环境污染而未考虑资源利用。因此，本文将在索洛增长因素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将资源和环境两种要素均纳入到模型中进行实证分析，以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程度。
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一）基本模型假设生产函数为C－D形式且是希克斯中性的，则索洛的总量生产函数为：（式略）据此，我们得到了产出与各要素投入的对数线性模型，当Yk、K、L、R、P可知时，可以估计出各弹性系数值和对产出的贡献度。（三）数据来源本文选择的样本区间为1990－2010年，并以1990年为基期。考虑到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主要压力来自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故模型选取工业增加值（Y）代表产出（以1990年不变价），工业固定资产净值（K）代表资本投入（以1990年不变价），工业从业人员数（L）代表劳动投入，工业能源消费量（R）代表资源投入，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P）代表环境投入。为使各变量数据可比，分别将各变量除以基年数值，从而得到各变量无量纲指数（表略）。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四）运算结果与分析用Eviews6．0软件分别估计出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的系数值，结果见表2、表3。两个回归方程的R2均在0．98以上，接近于1，说明拟合优度较高，模型整体上对样本拟合较好；解释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α＝0．05时的t检验，表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非常显著；F值远远大于临界值，说明随机误差具有同方差性，回归方程显著；DW 值在2左右，说明不存在一阶自相关，建立的模型具有代表性和比较充分的解释意义。方程如下：（方程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99％；能源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42％，能源投入每增加1％，工业经济增长0．029％；二氧化硫排放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4％，二氧化硫排放每增加1％，工业经济增长反而降低0．2325％；此时，包含技术进步、制度、结构等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为7．93％，小于仅考虑资本和劳动投入时的全要素生产率，说明资源和环境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组成部分已被分解出来了。考虑资源与环境后的全要素生产率较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显著降低的结论与陈诗一［13］、胡晓珍［14］的研究结果相互佐证。（3）在四种投入要素中，资本的年均增长率最高，达6．8％，且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较大，说明我国现阶段工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增长拉动。（4）在四种投入要素中，劳动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34％，且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较小，说明工业领域劳动者素质有待提高。（5）在四种投入要素中，能源的年均增长率也较高，为6．21％，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却不大，说明支撑我国现阶段工业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消耗较大，但利用效率和产出较低。（6）两种情景下，全要素生产率都远远小于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之和，说明我国工业整体上仍处于粗放型增长阶段，科技进步、制度安排、结构变动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太小。（7）二氧化硫排放与工业经济增长负相关的结论，较为合理的解释为二氧化硫是形成酸雨的主要污染物，我国是全球三大酸雨区中唯一降水酸度仍在升高、面积仍在迅速扩大的地区，因酸雨造成的经济损失异常巨大，这部分损失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二氧化硫排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90年代中期，原国家环保总局曾组织16位专家进行研究，估算出比较权威的数据为：酸雨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每年140亿元，相当于当年工业增加值的1％左右［15］。如果国家进一步加大对二氧化硫排放控制并切实加强对双控区的管制力度，使酸雨损失逐年减小，则环境要素与经济产出的相关关系很可能改变。
对策与建议
（一）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国工业靠资本投入驱动的增长是典型的粗放型增长，主要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来实现经济增长，而能够持续的增长方式应当是集约型增长，即强调改善投入产出关系，主要通过提高效率和效益来实现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往往也伴随着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我国的现实情况却是：与投资有关的资源相对比较廉价，如政府通过国有商业银行体系为投资者提供较为宽松的金融环境，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而推出各种土地优惠政策等，使得投资成本相对较低。增长本身并不需要依靠先进的生产技术，即使生产方式相对落后也会有较大的生存空间，这也是我国沿海地区部分企业以廉价资源为基础进而以廉价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原因。但这种低成本竞争模式并不可持续，一旦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这部分企业往往也会最先成为牺牲品。因此，从国家宏观层面理顺投融资关系，依靠货币、金融等杠杆促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迫在眉睫。（二）注重资源节约我国经济增长一直对资源消耗高度依赖，存在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的问题。2007年，我国创造的 GDP占全球6％，却消耗了全球15％的能源、30％的铁矿和54％的水泥［15］，其他各类资源的消耗强度也较高，长此以往资源将难以为继，不可再生资源将面临耗竭。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资本、劳动和环境，资源消耗是支撑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这意味着不仅我国自身的增长难以持续，对全球资源格局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因此，我国应当进一步明晰资源产权，构建反映真实价值的资源价格体系，建立合理的资源补偿机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系统，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努力减少废弃物排放，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改善能源结构，确保国家资源安全，逐步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产出、高效益、高节能”的增长模式，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重视环境保护当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的环境问题已引起世人关注，并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据石敏俊等测算，我国2005年环境污染损失为4592．18亿元，其中大气污染损失为2357．35亿元，水污染损失为2234．83亿元，约占当年 GDP的2．51％［16］，也就是说，扣除环境成本我国的真实 GDP总额和增长率都要降低很多。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污染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将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环境恶化对人类福利的影响是不可逆的，未来的环境修复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我国应当避免重蹈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统筹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依靠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制度安排跨越高污染的发展阶段，严格落实环境责任追究制度，严惩环境违法行为，建立长效监督管理体系，全面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满足当代人福利的同时不损害子孙后代的福利。（四）鼓励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力素质近年来人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太低，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不是效率的提升，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由此看来，我国经济增长从依靠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投入到依靠全要素投入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不断提高各要素生产效率和产出水平。国家应加大对R＆D经费投入，加强国际合作交流，鼓励对先进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支持“产学研”一体化结合，切实提高国家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另外，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存在，使得劳动力资源整体相对廉价，产品附加值更多流向企业老板，收入分配不公趋于恶化。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国际警戒线，严重影响着社会和谐稳定，这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显然也急需改变。因此，国家应加大对各级教育和各类培训的投入，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人力资本在要素供给中的作用和贡献度。
一、综合要素生产率数学模型
采用实际中用得最广泛、分析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C―D生产函数法。假设生产函数： 式（l）
其中，Y是产出，K和L是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t是时间。在式(1)两端求全微分，并简化整理得：
上式中分别为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设则GY、GK、GL分别为产出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劳动投入增长率，而GA为综合要素生产率。将式(2)改为： 式（3）
式（3）是衡量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数学模型。它的意义是：产出增长是由生产要素（其中包括资金与劳动）投入量的增加以及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数学模型中测算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扣除了资金投入和劳动投入的贡献以外其他所有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的总和，这个总和包括了制度创新、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规模经济、教育进步、随机因素等。
二、基础数据的估计与修正
1.产出增长指标的选用。本文选用了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产出增长的基本指标，这些数据可以直接从相关统计资料中获得。但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增强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对以现价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了换算。
2.资本投入增长指标的选用。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出阜新1985年～2003年的资本存量。
3.劳动投入增长指标的选用。选用全市1985年～2003年的从业人数作为劳动投入量的基础数据。
4.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采用最为普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为估计方程：
其中分别是t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资本投入量，劳动投入量，A0是初始的技术水平，t表示时间，t＝0，l，…，n，是非物化的外生的技术进步水平，是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是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是误差项。对C―D函数取对数后得到：
如果假设规模报酬不变，于是，由此可得：
以下根据上述公式的推导和原理，来估算阜新的C―D函数。对1985年～2003年数据取对数，得表1数据。
(1)规模约束的生产函数估计式为（由于时间变量的t检验值很小，因此不考虑时间量）：
由此可知，
(2)无规模约束的生产函数估计式为：
表1 阜新1985年～2003年要素投入与产出对数表
从上述计量分析的结果看，当无规模约束的生产函数回归后方程并不理想，而有规模约束的生产函数估计式估计的拟合度优，总体显著、单个参数的T值检验都令入满意，估计结果是可靠的，从经济意义上看也是合理的。于是，在大样本统计检验可靠的基础上，采用C―D生产函数估计的结果，确定资本产出弹性＝0.7，劳动产出弹性＝0.3，以此来进行阜新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和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三、经济增长因素及其特征
通过前面的论述和基础数据的准备，现在就利用经济因素的总量分析模型进行测算，得到各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并算出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分年的时间序列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阜新TFP及增长因素的计量结果表
从表2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1985年～2003年，阜新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7.4%，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为89%，劳动投入的贡献为5%，而综合要素生产率则为0.4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阜新还处于工业化前期，经济增长方式还是粗放化增长方式。
图 TFP与阜新经济增长因素的时序趋势
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时间序列数据(上图)可以看出，该因素波动很大，并且具有明显的阶段和时点特征。从1986年～1990年综合要素生产率比较低，开采的成本大幅上升。1991年～1993年是阜新转型前经济发展最快速的时期，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两位数。
1993年以后国家逐步放开煤价，煤炭市场遭遇寒冬。1994年至2000年，这一阶段综合要素生产率在比较低的-8%至3%之间，是比较符合阜新经济发展困难的实际。
2001年阜新被确定为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以后，年平均速度为15.1%，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为64%，而综合要素生产率则为5.4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6%，阜新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机制创新，经济增长趋于合理。
四、结论
关键词：人口变动；经济增长；定量影响
中图分类号：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6-0010-09
一、引言
近年来，各国政府越来越关注未来人口趋势及其可能带来的宏观经济后果。全球最主要的人口趋势是人口老龄化，并且在相当一部分国家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甚至是总人口规模的减少。无论是欧盟还是联合国的预测都显示，2020年以后欧洲人口规模的绝对额将开始下降，并且到2050年每三人中就有一位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在中国，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10年后人口老龄化速度将加快，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从2010年的887%持续提升到2050年的256%，老龄化的进程将持续到2075年左右，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30%的最高点数据来源：UN DESA/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2。文中采用的是基于中等变差的人口预测值。。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3年达到983亿的顶峰，继而下降，且劳动力内部的老化也非常严重[1]。
国内外很多研究成果都表明，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迈德鲁尼（Maddaloni）等人[2]以索罗（Solow）的增长核算模型[3]为基础，将实际GDP增长分解为三个要素，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提升及劳动力利用的增长，并且对欧洲和美国人口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1961～2005年，美国人口要素的变化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要比欧洲大得多，美国为40%，欧洲为19%。同时，人口要素对欧洲实际GDP增长的贡献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而美国由于积极的移民政策，其人口要素的贡献则基本保持稳定。其后，阿姆兰（Amlan）等人利用类似的研究框架，对美国、日本、法国、英国、韩国和土耳其六国进行GDP增长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是GDP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1974～2008年，美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达到427%，而日本同期则为126%[4]。李（Lee）等人及布伦（Bloom）等人所做的非常重要的针对多国历史数据的研究都表明，人口红利确实存在[5～6]。
针对中国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但以定性研究居多，基本结论为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7～8]。在相关的定量研究中，由于采用的方法不同，结果差异较大。里斯（Lees）等人把中国的经济增长归结为劳动力流动、市场发育产生的效率、外贸和技术引进，以及国内投资和外资引进等四个方面的贡献，其对年平均92%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献度分别为30%、13%、43%和13%[9]。世界银行估计，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可以解释17%的中国经济增长[10]。蔡等人[11]利用劳（Lau）等人[12]和李坤望[13]的模型，将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分解为三个贡献要素，即物质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利用道格拉斯函数的变换形式，采用回归方法得到劳动力对1982～1997年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371%。王丰等人通过考察年龄变动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对1982～2000年人口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作用做出估算，认为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5%左右[14]。王金营等人考察了1978～2007年劳动负担比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在过去30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15]。虽然诸多研究成果表明人口要素变动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但是由于采用的方法不同，研究结论中人口要素的贡献度有较大差异。
本文采用历史增长核算法，对人口变化要素进行分解，目的是考察1991～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劳动力利用效率及劳动生产率各要素变化对中国实际GDP增长的贡献。本文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变化要素进行了可测量的细分，如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变动、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变动等，使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再是一个笼统的“人口要素”或是“人口红利”概念，而是具体的可预测、可预警、可提前政策干预的指标，使政策建议更有针对性。
二、理论框架和数据方法
在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中，大部分是基于各种模型，其优势在于可以对增长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予以明确考虑，然而这种方法的不足在于模型结果严重地依赖于模型本身是如何建立的。不同研究者选取的变量以及对变量及变量关系的界定都可能有很大不同，这导致模型结果差异较大，很难被评估。本文将从增长核算的角度，计算经济增长各要素的贡献，尤其是人口要素的贡献。增长核算理论框架的优势在于不依赖关于行为和技术函数的特别假设，模型结果比较稳定。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现代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通常可以分解成一些贡献要素，并建立了增长核算模型[16]。196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利用此模型及改进的模型分析一些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凯瑞（Carre）等人对法国的研究[17]，马修（Matthews）等人对英国的研究[18]，莱恩斯（Lains）对葡萄牙的研究[19]，及麦迪森（Maddison）对美国和欧洲的研究[20]等。利用这样的分析框架，迈德鲁尼（Maddaloni）等人分析了199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发现有利的人口要素能解释至少1/3的经济增长[21]。
本文采用迈德鲁尼等人[22]的分析框架，将经济增长分解为三个要素，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提升及劳动力利用率的增长在迈德鲁尼等人的分析中，Labor Utilization是用总劳动时间除以工作年龄人口，但由于无法取得中国总工作时间，所以这里用实际工作人口代替。。这里，以GDP增长代表经济增长，劳动年龄人口采用的是15～64岁口径，劳动生产率是用实际GDP除以就业人口数，劳动力利用效率是用就业人口数除以劳动年龄人口来计算。如此，就有如下公式：GDP=（GDP/EW）LP*（EW/WAP）LU*（WAP/TP*TP）DF（1）其中，EW（Employed Workers）表示就业人口数，WAP（Working Age Population）代表劳动年龄人口，TP（Total Population）表示总人口，LP（Labor Productivity）代表劳动生产率，LU（Labor Utilization）代表劳动力利用效率，DF（Demographic Factor）表示人口因素。
1.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特征、趋势分析
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劳动生产率通常是用实际GDP除以总工作小时数计算得来[23～24]。然而，由于我国只在2000年以后才对工作时间进行统计，而且统计口径还发生了变化。在2006年及以前统计的是非农行业的周平均工作小时数，该指标从2000年的466小时下降到2006年的454小时，年平均下降05%；2006年及以后采用城镇就业人口统计口径，周平均工作小时数从2006年的473小时下降到2009年的447小时，到2011年又上升到470小时。鉴于2000年前并无工作时间统计，2006年统计口径又发生了变化，统计数据稳定性较差，更重要的是占劳动力总量近40%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工作小时数没有统计，所以本文采用2000年不变价格实际GDP（美元）除以就业人口数来界定劳动生产率，这里暗含的一个假设是就业人口的人均劳动时间不变。但事实上，全球人均劳动时间有减少的趋势。迈德鲁尼等人的研究表明，欧洲在1980～2005年，每个劳动者平均工作小时数年增长率平均为-05%[25]，这与我国在2000～2006年统计的非农行业人均工作小时数年均下降05%是一致的数据来源：2008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鉴于此，本文假定1990～2000年间工作小时数不变，2000～2011年工作小时数年均下降05%，并以此来校正劳动生产率历年的变化。从校正过的劳动生产率变化上看，中国1990～2011年该指标一直保持平稳高速增长，从1990年平均每个就业人口实际GDP值（2000年不变价格）709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4845美元，增长了7倍。从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上看，1991～2011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均值为96%。图11991～2011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及增长率变化期间有两个高峰时段，一个是1992～1995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均值达到119%；另一个是2005～2007年，均值为121%。若以2000年为分界线，从1991～2000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均值为92%，2001～2011年则为100%。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分阶段看，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劳动生产率增长要快，但是最近几年增长率明显放缓，具体见图1。
2.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变化特征、趋势分析
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通常是用总工作时间除以劳动年龄人口数得到劳动力的利用效率[26～27]，但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所以这里同样使用实际就业人口规模替代总工作时间，且依据上面提到的原则对劳动力利用效率进行调整。从绝对值看，中国的劳动力利用效率总体是比较高的，但有下降趋势。1990～2011年中国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均值是805%，分阶段看，对比1991～2000年和2001～2011年的数据，我国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均值从834%下降到776%，见图2。
4.实际GDP的变化特征、趋势分析
在考察完实际GDP各影响因素的变化后，我们来考察1990～2011年间按2000年不变价格（美元）计算的实际GDP的增长情况，见图4。从总额来看，我国GDP从1990年的4446亿美元稳步增长到2011年的35479亿美元，增长了近7倍。但是从长期看，笔者认为是GDP的增长率而不是水平对未来的影响更大，所以本文不仅给出此期间历年中国实际GDP的变化情况，更加关注同期实际GDP的增长率变化。1991～2011年我国实际GDP年增长率的均值达到了104%，这期间我国经历了两个GDP高速增长的阶段，即1992～1996年和2003～2007年。在这两个时期每年GDP的增长率都图41990～2011年中国实际GDP额及年增长率变化
注：按2000年不变价格（美元）计算。超过了10%，其中1992年和2007年达到142%的历史高位。1992年开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初现，非国有部门发展迅速，大量隐性失业人口得到就业，劳动力的实际利用效率得到提升，同时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有利态势，GDP增长迅速。1992～1996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244%。1996年以后，由于经济过热，国家提出经济软着陆。从1997年开始，国家开始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大批国有企业进行重组与改制，产生大量下岗职工，GDP增长放缓。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需对经济产生强烈拉动，而此时劳动年龄人口以每年1300万～1400万的速度增长，产生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为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内外环境。2002年以后，我国开始新一轮的强劲经济上涨，2003～2007年，我国年GDP增长率平均为1166%。2008年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出现下滑态势，为避免经济硬着陆，我国出台了强有力的刺激计划，经济发展在全球率先复苏，GDP增长率波动较小。如果从1991～2000年以及2001～2011年两个阶段看，中国经济增长运行基本平稳，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的大起大落不同，这两个阶段我国实际GDP的年增长率均值在2000年以前为105%，2001年及以后为104%。
四、1991～2011年中国实际GDP额及年增长率变化
1.劳动生产率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及趋势分析
比较这三个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如前所述，1991～2011年我国实际GDP年增长率均值为1041%，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是9220%，见表2。分阶段看，在1991～2000年，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贡献度为8814%，而2001～2011年则大幅升至9591%。这一方面是由于劳动生产率在2001～2011年增长更快，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劳动力利用效率在2001～2011年表现出更高的负增长，这样就使得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相对增加。虽然中国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在1991～2011年超过了90%，但这一结果与国外同类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在迈德鲁尼等人对欧洲国家的研究中，从1961～2005年，欧洲国家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更高达103%，劳动力利用效率的贡献度为-22%，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贡献度则为19%[29]。
2.劳动年龄人口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及趋势分析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大驱动力。从1991～2011年整个时期来看，其增长率的均值为126%，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为1211%。因为研究的时期不同，采用的方法不同，这一研究结论比以往关于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的研究结论略低[30～32]，但与国际类似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如阿姆兰等人对同样处于人口红利期的韩国进行研究，发现在1970～2008年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1176%；分阶段看，在1991～2000年，该贡献度为1237%，到了2001～2011年，略微下降至1186%[33]。
如果将劳动年龄人口要素分解为总人口及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这两个要素，则可以更为明确地计算得到总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81%，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45%，这两个要素构成了劳动年龄人口126%的年平均增长率。可见，这期间，总人口的增长能够解释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2/3，而人口结构的变动能够解释1/3。这样的一个拆分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我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趋势。
以同样的分析框架来预测未来的情况，从当前到2020年的短期来看，总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为正，在总和生育率为16的假设下，预计将会使经济年平均增长032个百分点；但是这期间人口年龄结构要素对经济的影响将为负，预计使实际GDP增长率年平均降低061个百分点。总体上看，2012～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变动将使实际GDP增长率年平均降低029个百分点。2020年以后，人口总量及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都将逐渐加深，直到2040年左右。2040年以后人口年龄结构的负面影响将会得到极大缓解，但是由于人口总体规模将持续下行，人口总量的负面影响还将继续加深。总体看，如果预测到2050年，人口总量的变化将使实际GDP年增长率下降022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使其下降044个百分点，总计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下降将使实际GDP增长率每年下降065个百分点。
3.劳动力利用效率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及趋势分析
1991～2011年中国劳动力利用效率体现为负增长，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为-492%。分阶段看，1991～2000年贡献度为-147%，2001～2011年为-808%。这一研究结论与国际同类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迈德鲁尼等人对欧洲1960～2005年期间进行研究，结论是劳动力利用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2%[34]。人们对闲暇的追求（人均工作时间变短）以及教育程度（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提高是劳动力利用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劳动力利用效率的下降在世界范围是一种普遍趋势，未来在中国也将进一步下降。
五、主要结论和启示
1.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中国过去20年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
1991～2011年，中国实际GDP的年增长率均值为1041%，其中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均值达到了960%，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9220%，是同期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贡献要素。从未来趋势上看，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将放缓。
2.劳动力利用效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为负
1991～2011年，中国劳动力利用效率体现为负增长，对同期实际GDP增长的贡献为-492%。人均工作时间变短以及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是劳动力利用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从趋势上看，人均工作时间及劳动参与率也将进一步下降。
3.未来人口变化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且程度逐步加深
对未来人口变化的预测表明，2013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对未来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且程度逐渐加深，直到2040年以后将大大缓解。而人口总量的变化短期内仍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正面影响，但是到2020年以后，将开始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且程度逐渐加深，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没有逆转的趋势。2012～2050年，总人口对实际GDP年增长率的影响为-022%，要低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044%），但放眼到2050年以后，从趋势上看，人口年龄结构的负面影响会逐渐消失，但如果人口总量持续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则是长期的。
4.我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
考察影响实际GDP增长的三个因素的历史变化和趋势，可以看到劳动力的利用效率多年来都为负值，意味着其对经济发展作用为负，从趋势上看，负值有加大的趋势。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是过去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促进因素，但是2013年将是可预计的几十年中最后一个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的一年，从未来的趋势上来看，其将对经济发展产生越来越严重的负面影响。而第三个要素――劳动生产率，虽然一直保持较高的正向增长，但从增长率上看现今却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由此可见，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必然会下降。但其波动幅度应小于改革开放初期，基本上会保持平稳运行。
5.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提升劳动生产率的保障
以上的结论已经表明，未来我国劳动力利用效率和劳动年龄人口总量都将面临下降的趋势，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就成为保持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我国劳动生产率的产业差异是非常大的，农业占有了396%的就业人口，但是只产生10%的GDP比重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2008年数据。。从当前情况看，我国农业劳动力尚有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空间。考虑到不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对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政策上保障农业劳动力持续向非农业转移是提升总体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
6. 降低非充分就业率而非提升劳动力规模
虽然我国面临劳动力规模下降的趋势，但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目前我国97亿劳动年龄人口仍然远超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83亿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需要指出的是，劳动力短缺的唯一衡量标准是失业率很低且不断下降[35]。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失业率较低，但非充分就业率很高，中国就属此列。本文认为，中国在非充分就业率很高且产业升级要求迫切之时，旨在提升劳动力规模的政策措施是不可取的。如延迟退休年龄可能会提高失业率，如果在负担比上升的同时叠加高失业率或是非充分就业率，那么我国面临的经济挑战将要更为严峻。对当下中国而言，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效手段是降低非充分就业率，而不是急于提升即时或未来的劳动力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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