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1 17:26:5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金融外部经济；均衡“陷阱论”；杨格定理；产业关联；锁定效应；多重均衡；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5-0029-08
一、引言
虽然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概念的逻辑性以及具体表现等基本问题仍存在较大争议，但是不可否认，“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最重要的经济学热点主题之一。越来越多的知名学者参与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讨论甚至争论之中，密集地发表了数量众多、层次较高的论著。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经济学界对于当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入探讨。同时，这些讨论已经将“中等收入陷阱”研究从现象判断、经验分析和战略推演推进至理论研讨层面。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成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关键结点。
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就是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中探寻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依据和模型基础，依托基础理论的框架和模型将现有研究推向深入，同时深化人们对于经济学相关理论的认识。如果“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讨论的问题和思想，已经突破了现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和解释力，那么就有必要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相应的发展和完善，当前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也就具有了改进经济学相关框架和模型的理论价值。因此，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是研究的必然趋势，学者们也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我们发现，就现有文献而言，当前学者们为“中等收入陷阱”所“探明”的经济学基础，尚存在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依然存在很多不明之处。如果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寻，将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展示一个更为可观的理论图景。通过初步研究，我们发现“中等收入陷阱”还存在一些更具理论深度的经济学基础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
二、问题的提出：现有成果评析及“再发现”的必要和方向
（一）前奏、共识和理论思考
虽然明确的“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最早出现于2007年世界银行在北京的报告《东亚的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思考》①，但是其基本观点却出现得要再早一些。2002年开始，国内关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讨论[1]，可视为当前“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前奏”。2004年，时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两会期间概括了“拉美现象”。他认为“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以上，迈上重要历史台阶，但是要警惕‘拉美现象’”，即“登上这个台阶以后，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社会矛盾突出，甚至加剧两极分化和社会震荡”[2]。人均收入1 000美元正是世界银行所划定的“中等收入国家”的界定标准②，马凯的概括已经是与“中等收入陷阱”相一致的比较清晰的表述了。当然，据此认为在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之前，“中等收入陷阱”就已经获得全面系统的研究，甚至认为世界银行“炒冷饭”也是不恰当的。首先，由于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拉美现象”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国内关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讨论，未能挺进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研究领域，“拉美化”和“拉美病”也被视为“参照性案例”和“个案现象”，并未引发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入探讨。其次，世界银行将在此之前国际上已经广泛讨论的现象重新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提出，具有重要的新背景和新指向。这个新背景就是世界银行关于东亚经济发展现状的基本判断和预见：2006年，东亚地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一旦越南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很可能在2010左右实现），那么东亚地区将有超过95%的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东亚地区的未来将主要取决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和表现”。基于这一背景，如果东亚诸国也在“中等收入阶段”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的困境，那么，就全球范围而言，中等收入阶段可能遭遇经济增长困境的现象就不再是“拉美个案”，而是全球多数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都可能遭遇的普遍性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演变为一个需要认真审视的东亚问题，以及需要深入讨论的可能具有普遍意义的阶段性问题和理论性问题。
另一方面，随着东亚诸国全面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也将逐步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起步问题，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仅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也会引发深入的理论思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困难和麻烦，不仅仅出现在经济的低收入阶段和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问题集中在“低收入阶段”，解决了低收入阶段的资本积累问题，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就会“一帆风顺”，这一观点，并不是经济学家明确坚持的观点，但是至少可以视为发展经济学和经济阶段论学者习惯的“话外音”。在此我们可以简单试举两例。在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中将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民众的高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虽然罗斯托也认为从“‘起飞’阶段到”到“向‘成熟’推进阶段”大约需要 6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关于“起飞”的比喻还是容易将人们引入“起飞”前艰难积累与“起飞”后腾空跃进的联想。因此，提到罗斯托的“阶段论”，困难集中在“起飞”之前，起飞之后会顺利实现增长的观念，几乎成为“题中应有之意”。如果这一观念在罗斯托的表述中尚属“联想”范畴，那么，发展经济学代表人物刘易斯的表述就更加明确：“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去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不到国民收入4%或5%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国民收入12%到15%以上的经济的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包括用资本的知识和技术）”[3]。刘易斯的表述很容易让人们认为，只要解决了收入和资本积累问题，或者只要度过了最为艰难的积累阶段，有了收入和资本，经济增长就不会再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像“贫困的恶性循环”“低收入陷阱”等理论，也主要在低收入水平上讨论经济增长的困难，在解决了低收入阶段的生计问题和资本积累问题之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困难则很少被提及。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警示世界多数发展中国家可能在度过“低收入阶段”的困难之后，将遇到的新的困难，既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实，也已经有学者开始讨论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的欧洲所出现的“高福利病”或“欧洲病”[4]。
将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引入不同收入阶段都可能出现的阶段性的困难，消除传统上“有了收入和资本积累就会一帆风顺”的习惯认识，正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能引发的理论思考。
（二）阶段论和陷阱论：传统提法，仍需明确方法论源头和基本模型
虽然部分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有些看法，但是对于发展经济学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并非无源之水，它只是发展经济学习惯称谓的自然延续。“中等收入”标识了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不同的阶段，是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传统之一，而“陷阱”和“低水平均衡”则是发展经济学描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困境的习惯称谓。
除了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亚当·斯密的经济社会阶段划分论、李斯特的经济阶段论、钱纳里的工业化进程阶段论、霍夫曼工业化阶段论、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等，都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习惯划分方法。世界银行提出的“低等收入国家”到“高等收入国家”的阶段划分，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和规范化。随着“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展开，日本学者大野健一就从产业升级的阶段划分入手，阐述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重视国际直接投资（FDI）的作用，以人力资本提升不足形成的“玻璃天花板”解释“中等收入陷阱”[5]。青木昌彦对于东亚经济发展“五阶段”的重新划分[6]，也被用于阐释东亚诸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以“陷阱”和“均衡”表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困境也是发展经济学的习惯做法。例如马尔萨斯人口模型所强调的经济增长困境，在发展经济学中通常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或“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纳克斯“贫困的恶性循环”也被称为“低水平均衡陷阱”③；舒尔茨所描述的落后地区的“一个便士的资本主义”，也将落后的停滞状态视为一种低收入水平的“均衡状态”。Mark·Elvin针对中国经济史的“李约瑟之迷”，提出了“高水平陷阱”假说[7]，姚洋通过动态均衡模型证明了中国土地投资回报高于工业回报的“均衡状态”导致中国错过了科技革命[8]。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的探寻还是卓有成效的。就现阶段形成的基本共识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所界定的是在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停滞现象，将这种可能的困境描述为“陷阱”也只是发展经济学的学术习惯使然。发展经济学的常见的“阶段论”和“陷阱论”，可视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
但是，把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的努力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在理论上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是什么方法论工具和经济学思想，能够为“阶段划分”提供一个坚实的方法论源头？换言之，“阶段论”的经济学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们所看到的发展经济学“阶段论”，通常是学者依据其关注的经济问题，从某个视角结合历史经验所做的“阶段性分割”，将这种划分与“阶段性出现的经济发展困境”相联系，明确相应的划分标准，并将这些划分标准纳入经济学基础理论进行解释，进而形成可供操作的规范的经济学模型。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源头，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论”划分，同样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方法论源头。
第二，既然经济增长的困难不仅出现在“低收入水平”上，那么，构建一个能够兼容不同阶段的周期性困难的经济学模型是必要的。在“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基础上讨论“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陷阱”或“均衡”，研究框架就不能是仅停在某个收入水平上的“个别分析”，一个既能区别不同收入阶段的“阶段性特征”，又能将不同阶段的“均衡”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的规范的经济学模型，是“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探寻的最终目标。
（三）比较优势论：应纳入开放条件下的重要理论支撑
通过比较优势，或“动态比较优势”解析“中等收入陷阱”是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的另一个卓有成效的成果。Jan·Eeckhout和Jovanovic·Boyan认为经济增长率按人均收入水平由低到高呈现U形分布：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低于低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其原因是高收入国家具有人力资源和技术等比较优势，能够保障经济的高速增长，低收入国家则具有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可以支撑高速的规模扩张，但是中等收入国家的比较优势则相对不足[9]。在国内，张其仔通过动态比较优势的“H-K”模型指出了我国“比较优势断档风险”[10]，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支撑。蔡昉也认为基于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的研究“暗示了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性理论解释”[11]。
然而，以“比较优势缺失”来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在逻辑上一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的，其意义在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如果说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易中的状态和地位，能够左右这个国家经济增长，那么，这种“外在于”国家经济增长“内在规律”的因素，是如何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显然，从“外在因素”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两者之间还存在一个有待添补的逻辑环节：为什么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依赖对外开放和比较优势？对外贸易和国际市场等“外在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也说明，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经济学基础方面，“比较优势论”只能充当开放条件下的一个必要的理论支撑，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相关模型在开放条件下需要纳入和统一到“内在规律”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能独立充当“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
（四）“再发现”的方向：源头、模型和开放性
综上所述，要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进行“再发现”，其努力的方向需要包括以下三个方向。第一，一个能够解释经济发展阶段性差别和阶段性特征的基础性的方法论源头。第二，一个基于上述方法论源头能够兼容“低收入均衡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统一的，同时又能标明阶段性差异的规范的经济学模型。第三，上述方法论源头和规范的模型最好能够就“比较优势”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机理进行较为清晰的解释。显然，这三个方面的“努力方向”和“工作要求”，都具有较大的难度，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难以深入下去的症结所在。
三、方法论源头：金融外部经济
比较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和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理论可以发现：“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论划分，其关键在于“结构重要”命题以及产业关联机制。将“结构约束”和“经济效率”相统一的金融外部经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的方法论源头。
（一）结构重要：从阶段论与周期论的比较研究开始
“发展阶段”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如果关注点集中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特征”，以及相邻发展阶段之间的过渡等问题，那么，仅仅关注“波动规律”的“经济周期”理论分析工具，是明显不足的。因此，那些在“经济周期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中被抽象掉的“结构性差异”则显得非常重要。本部分从“阶段论”和“周期论”的差别开始进行讨论，将阐明由于抽象掉了结构性差异，“经济周期理论”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长期规律的分析可能忽略了非常关键的内容。过度依赖“经济周期理论”，忽略结构性问题，可能是经济学基础理论在“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上解释力不足的重要缘由。这为我们探求“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论源头确定一条较为清晰的理论指向。
我们的分析可以从这样一个“总产出”公式开始：
Y=A·F（L，K），
其中Y表示产出量，A表示技术水平，L和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数量。
这一公式是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所普遍采用的“生产函数”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产出规模”，被抽象为一个统一的加总的指标“Y”。相应的，经济增长理论所讨论的“经济总量”和“经济规模”的增长和波动，也是这个“总产出”的增长和波动。这种处理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共识。很明显，这种处理已经将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抽象掉了。
然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现实却表明，结构比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结构比例的变化，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显著的，这一差别一直被视为比“人均收入”更为重要的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关键指标”④。可以说“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抽象掉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内容之一，也导致经济学基础模型难以有效地标识不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异。
当然，任何一个理论都没有必要囊括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所有特征。“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也完全可以做出类似的辩解。但是，当我们关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困难”时，即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作为解释对象时，这种“抽象”将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同时被“抽象”掉的正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关键动力”或“关键困难”：产业之间的结构约束和供求关联机制。
当学者只关注一个抽象的“总产出规模”时，其假定的不仅仅是“对不同产业的结构比例不再关注”，还包括“生产出的东西都能够找到相应的交易对象进行交换”。回顾一下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总量分析不难发现，“国内生产总值”即“总产出”在市场上可能遭遇的销售困难，只来自于总支出和总需求方面，只有支出总量和需求总量的不足，才构成这些“总产出规模”在市场上的销售困难。换言之，“只要货币和收入是充足的”，不同商品之间的市场交换将不会出问题。因此，以此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必然将经济周期波动、就业不足、物价波动和经济政策的关注点集中于“货币总量”等指标上。
如果我们将各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纳入视野，我们将发现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够在市场上顺利地找到他的交易对象。这就是产业之间的“供求关联”。任何一个产业的产品，都需要与其他产业部门相交换。在一定时期内，或者说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各产业之间彼此的“供求关联”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某一个产业规模的扩充，必然要求其他产业规模的相应扩充，否则，“单独扩充”其规模的产业，将由于“交易对象”的不足，而面临更高的生产成本（上游产业生产的原料和中间品的不足）或更低的销售价格（购买其产品的部门生产的“交易物”不足）。我们可以将这种“关键困难”表述为：任何产业部门的扩张，都依赖于那些与之相关联的产业部门的“协同扩张”，否则“单独的扩张”将受到惩罚。相应地，这一机制也会形成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当与某一产业相关联的多数部门或者主要部门已经实现了扩张，那么，这一产业的扩张将是“自然的”“顺畅的”，甚至是“强制的”。这一原理意味着，从“经济结构”视角对经济总量波动、就业量变动和经济政策等基本问题，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根本性解释，这是“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长期忽略的一个根本性解释。
其实，在经济学中，这种“结构因素”和“关联机制”的重要性是非常明确的。经济增长问题，在经济学中被视为“扩大再生产”问题。扩大再生产的实现，不仅仅是总体产出的问题，不同产业之间的结构和关联问题，必须被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以下是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的著名论断：
“当我们从单个资本的角度来考察资本的价值生产和产品价值时，商品产品的实物形式，对于分析是完全无关的，例如，不论它是机器，是谷物，还是镜子都行。……说到资本的再生产，我们只要假定，代表资本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产品，会在流通领域内找到机会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要素，从而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资本的形式。同样，我们只要假定，工人和资本家会在市场上找到他们用工资和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但是，当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及其产品价值时，这种仅仅从形式上来说明的方法，就不够用了。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出总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12]
因此“社会总产品”不再被视为一个整体的C+V+M，而是区别为两个不同部类的I（C+V+M）和II（C+V+M），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两个部类之间在结构和比例上都要服从相应的等式要求：简单再生产条件下I（V+M）=IIC，扩大再生产条件下I（V+V+M/X）=II（C+C）。违反这些比例结构将会形成“价值革命”，导致经济危机。在马克思那里，这种“结构约束”是引发危机、阻滞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在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中，货币和总需求政策问题，才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关键因素。
总之，抽象掉了各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不仅难以有效地标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而且忽略掉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动力”或“关键困难”。因此，要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等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困难”，经济结构显得尤为重要，一个能够兼容结构性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方法论工具，才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论源头。
（二）金融外部经济：结构与效率相统一的方法论源头
虽然在古典经济学和经济学中包含了可以处理结构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大量有价值的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框架，但是考虑到“中等收入陷阱”与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之间的特殊的关系。我们还是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脉络中明确“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论源头。
金融外部经济就是这个能够兼容结构性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方法论源头。实际上，金融外部经济也一直充当着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1943年，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13]，以“不可分性”表述了各产业部门之间的交互依赖。1954年，西托夫斯基[14]系统论述了“技术外部经济”和“金融外部经济”概念，并将罗丹的研究视为对金融外部经济的应用。自此，金融外部经济成为讨论不同产业、不同区域结构性依赖的关键方法论基础。西托夫斯基也被视为金融外部经济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实，正如西托夫斯基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金融外部经济概念，是经济学家维纳于1931年提出的。
我们认为，金融外部经济是操作结构性差异、产业关联机制的关键的方法论源头。要阐明金融外部经济的方法论特性，有必要回到其原点，对金融外部经济进行剖析。
1931年，作为对经济学界20世纪20年代“成本大争论”的总结，经济学家维纳在《经济学》期刊发表了著名论文《成本曲线和供给曲线》，系统阐述了现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常见成本曲线，同时也在分析中明确提出了“金融外部经济”（Pecuniary External Economies）概念。金融外部经济可以表述为，由于对服务和物质产品整个产业的购买量增长所导致的服务和物质产品价格的下降。产业A的金融外部经济可能是其他产业B的内部经济或外部经济，如果产业A购买了更多的服务或物质产品，它们的价格将下降，因为产业B可以用更低的单位产品生产出这些产品”⑤。这是金融外部经济提出的最原始的表述。从这个表述中不难看出，金融外部经济实际上是外部经济的报酬递增机制在产业关联领域的延伸和应用，是报酬递增机制与关联机制的结合体。
产业关联是各产业产出规模之间的交互依赖。而报酬递增机制则是规模与效率之间的密切关联，是指生产规模越大，生产的平均成本越低。导致这一机制的原因包括：规模扩大为更为专业化的分工提供条件，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劳动技能的提升；更大的生产规模提高了对固定资本的利用效率，使单位产品分摊的固定成本减少，等等。所谓金融外部经济就是指一个部门的生产效率受到与之存在供求关联的部门的生产规模的影响。因此，金融外部经济将“产业关联机制”所描述的“规模联系”和“结构依赖”，推进至“效率联系”和“技术联动”。在金融外部经济的视角下，由于各产业规模之间的必然联系，各产业以规模扩张为基础的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相互关联、相辅相成。
这一原理最为清晰和著名的表述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杨格定理”⑥，金融外部经济的表述更为贴近本文所关注的“结构因素”“产业关联”“技术进步”等内容，其模型化成果也广泛分布于高级发展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领域，因此本文选择“金融外部经济”来指代这一原理。关于这种依赖和关联机制，克鲁格曼将其表述为：“这种循环关系意味着一国可能会经历自我强化的工业化（或者无法实现工业化）”[15]。
四、基本模型：“多重均衡”破解“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
金融外部经济只是描述了各产业之间相互关联的“结构依赖”和“效率依赖”。那么，如何将这一思想模型化，使之兼容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发展障碍”呢？
实际上，发展经济学的“平衡增长”理论，例如“大推进”理论、“贫困的恶性循环”等理论，都是从不同角度模型化了“金融外部经济”的思想，同时也是对“发展障碍”问题的模型化解析。但是，这种解析并不完善，或者说并不完全符合经济学模型所要求的严谨的学术规范。由赫希曼发起的对“平衡增长”理论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宣布了这一理论的失败。其实，赫希曼的“产业关联”机制、“关联效用”和“主导产业”等理论的表述，只是金融外部经济基本思想的另一个表达方式而已。基于相同的核心思想，却陷于批判和否定之中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的“模型化”表述并未能够真正清晰表述其核心观点。这也是金融外部经济理论在后来需要被重新发现的原因。
（一）“多重均衡”重振金融外部经济
20世纪80年代末，以金融外部经济为基础的“大推进”理论等“超发展理论”重新被相起关注，完善的模型化成果是墨菲等人对“大推进”理论的模型化。克鲁格曼将这种模型化的成果称为“多重均衡”模型，并提出了较为简化的数理表述。限于篇幅限制，我们可以基于金融外部经济的核心思想，提供一个更为简洁的文字概括。
第一，要素弹性供给假定。将我们讨论的范围限定于效率普遍高于其他部门的城镇工业化部门，除了这些部门之外，还存在一些能够为这些部门提供弹性要素供给的低效率地区或低效率部门。这一假定并非要求以“二元经济”为前提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只要一国经济仍存在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存在一部分部门为另一部分部门提供具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我们的分析就可以进行。由于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无法实现完全的市场化，部门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效率差异普遍存在，且整体经济增长的表现主要依赖于效率较高的工业化部门，所以，这一假定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研究还是可以接受的。在欧盟，其劳动力、资本流动以及大量移民的事实也表明，即使是高收入国家，这样的弹性要素供给也是普遍存在的。
第二，存在产业关联机制。国民经济存在众多部门，一个部门能够获得的“回报”取决于这个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交换”。因此只有其他各部门产业规模都相应提高后，这个部门所获得到的回报，即收益才能相应提升。
第三，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和离散的技术分布。随着规模的提高，每一个产业在不同的生产规模上单位要素的产出效率提高，促进企业采用新技术，即更高的生产规模意味着高技术水平的人均产出会提高。但是，技术是离散分布的。同时，更高的技术也意味着单位要素的更高的成本，我们可以假设，要素成本的上升幅度不会高于技术所取得的产出的增长幅度，即只有在经济方面“合算的”⑧技术才会被采纳。
如图1所示，生产规模从小到大，要素使用量分别为FA、FB和FC，其中生产规模越大，技术水平越高，例如生产规模的要素使用量达到FB时，可以采用更高的技术，从而QB/FB>QA/FA，同样QC/FC>QB/FB，但是，更高的技术往往需要更高的要素成本价格，单位要素价格计为W，其成本计为C。
由于存在“要素弹性供给假定”，我们可以将分析限定在各产业部门的规模持续扩大的规模扩张式的“经济增长”背景之下。在这一背景下，依据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似乎经济增长会“一帆风顺”地进行下去：各产业的生产规模越大，单位要素的产出越高，同时产出规模的提高幅度大于要素报酬的提高幅度，工业化部门会持续扩张下去，其效率水平会越来越高，人均收入也会越来越高。但是，由于存在“产业关联机制”，模型的结果将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多重均衡”的。由于产业间存在相互依存的供求关联机制，一个产业部门在相互关联的市场交易关系中能够“换得”的产品，取决于其他产业的生产规模，这些在交易中所换得的产品，就是这个部门的“实际收入”。这个“实际收入”并非取决于这个产业自己的生产规模，而是取决于那些与之交换的各部门的产出规模。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企业采用“新技术”后“要素成本”的上涨幅度低于生产规模的上涨幅度，但是，如果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未出现扩张，那么，产业的“实际收入”将不会增长，因此，扩大生产规模、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反而是不合算的。只有所有产业的生产规模都相应扩张到新的水平上，新技术才是合算的。所以，经济系统并不会自然的持续扩张，绝大多数产业的规模被确定在某一个水平上时，各产业最优选择的均衡点，并不是朝向更大的生产规模和更高的技术，而是保持在原有技术水平上。
因此，随着各产业部门生产规模由小到大，经济系统“均衡机制”的结果不是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而是会存在多个离散的均衡点，越大的生产规模，对应着更高的均衡点、更先进的技术和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必须所有产业部门的生产规模都相应扩张，才是“合算”的，任何一个产业部门单独扩张，将会因为“实际收入”增长滞后于要素成本的增长而变得“不合算”，保持原有的生产规模才是符合“均衡机制”要求的最优选择。相对于更高水平上的“均衡点”而言，较低水平上的均衡点，就是发展经济学中所说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二） “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相统一的“陷阱论”新解
有趣的是，上述墨菲等人完成“多重均衡”模型的同时，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布赖恩在“路径依赖”的基础上，系统论证了经济系统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布赖恩的分析也是以“报酬递增”机制为核心的。但是由于分析方法论和研究思路的差异，布赖恩的研究更多地被视为“演化经济学”等理论的代表。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布赖恩的术语，对于经济系统交易出现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提出一个基于“多重均衡”模型的解释。
任何一个均衡点，都可以通过“成本—收益”机制促使经济系统向均衡点移动。如果A、B、C三点分别代表低、中、高三种收入水平。以B点为例，当经济系统从低于B点的收入水平接近B点时，各产业之间以QB为基础的交易关系逐步形成“均衡机制”。这时，各产业所面临的市场交易规模接近于QB，其收入水平也接近QB，收益高于成本，产业规模的扩大形成“正向激励”，各产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会受到均衡机制的“吸引”进入B点。这种情况下“均衡机制”的动态作用形成的“吸力”，表现为经济系统“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良性互动，形成良性循环，构成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自我强化”机制。但是，一旦经济系统进入B点，各产业部门以QB为交易量的市场供求关联最终形成，当经济系统试图继续扩大生产、改进技术、提高收入时，以B点为中心的“均衡机制”同样会发挥其“吸力”，在某些产业部门扩大生产时，需要面临其他产业部门较小的生产规模和交易量的限制，导致收入增长滞后于成本上涨，甚至收入无法增长。产业规模扩张面临“均衡机制”的“惩罚”。这种情况下，同样是市场“均衡机制”的动态作用形成的“吸力”，却表现为经济系统难以实现“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锁定效应”。
因此，“多重均衡”模型的动态机制可以表述为：经济系统“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动态过程，随着人均收入由低到高，技术水平由低到高，经济系统将在经过不同的“均衡点”时，交替出现“自我强化”的良性互动和“锁定效应”的恶性循环。这是对中长期经济周期，尤其是伴随着技术进步的经济周期的另一个“结构性”表述。在不同收入水平下，进入均衡状态的经济系统所面临的“锁定效应”，就是各种“陷阱说”的经济学基础。
（三）“多重均衡”新模型为阶段性特性提供的理论支撑
上述分析还未在模型中引入阶段性的“结构性差异”。实际上，技术变革本身，就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特征，不同的技术水平，往往对应着生产部门之间不同的分工关系，不同的中间产品链条和产业间不同比例结构的差别。
最为典型的“结构性差异”模型莫过于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模型”，在这一模型中，技术进步被处理为“资本有机构成”即C/V的提高，而这一比例的提升必然对应着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即第一部类在总产品中所占比重的提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产业关联”可以将这种“结构性差异”的因素引入模型之中，但是“结构差异”的引入本身，也会形成对经济发展障碍的另一个有力的解释——由于产业之间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经济系统需要适应产业之间“结构比例”的变化，那么，调整的困难还将进一步增加：各产业之间的交换数量需要发生相应的调整，调整的过程中必然需要部分产业承担收益与成本变动，某些产业可能会因此而受益，另一些产业则会因此而受损。“新结构”的形成，会比原有的结构约束面临更多的风险和困难。当然，这一要素的引入也说明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具有统一性。
五、对策悖论与开放条件：“比较优势重要”的模型解释
在“多重均衡”模型中，一旦经济系统进入某一个均衡点，固守于“均衡点”就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对策往往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对策悖论”。但是如果将封闭条件下的“均衡状态”推广到开放条件下，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均衡机制”所形成的“锁定效应”将获得缓解。这也部分地解释了“比较优势重要”命题。
（一）“锁定效应”下的对策悖论
“锁定效应”下的对策悖论就是“市场”与“计划”之间的悖论，换言之，就是政府干预与否的悖论。按照“大推进”理论的逻辑，各产业在结构约束下的发展，需要产业规模“协同扩张”。然而市场机制则很难实现“有计划的协同”，完全依托自发的市场均衡机制，其作用将不是“推进”，而是“锁定”。因此，政府干预下的投资和“推进政策”成为发展经济学重要的政策主张。然而政府的推进并非是单独对某一个产业领域的支持，而是对各产业协同扩张的“大推进”，即对整体国民经济的系统干预。实践证明，这种干预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往往会形成对市场价格机制的破坏。除一系列“寻租”和“腐败”问题外，更为严重的负面因素在于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则可能因为政府的过度参与而受到损坏，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活力”下降。基于市场机制进行政府干预，利用“税收杠杆”等手段，通过市场机制施加政府的影响，也许是最佳选择。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求政府既施加干预，又防止市场损害市场活力，其“分寸”是很难把握的。通常，这种“最佳选择”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状态”。
（二）对外开放克服“对策悖论”
对外开放是克服上述“锁定效应”，更具可操作性的对策。在“多重均衡”模型中，对于“独自扩张”部门进行惩罚的，正是封闭的经济系统中产业之间的关联机制。实际上，要克服这种“锁定效应”，除了要求各产业部门在生产规模上实施“协同扩张”的“平衡增长”外，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甚至暂时地突破这种“关联机制”的约束。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国际贸易，引进外资，就是突破这种“关联机制”的有效选择。
在开放条件下，具有出口潜力的部门的“独自扩张”将不再受到“关联机制”的约束和“锁定效应”的限制。生产规模扩大后，可以将更多的产品销往国外，而不必再受制于国内市场各部门所提供的“交易规模”的限制。同时，“出口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还会通过“关联机制”的作用，带动其他相关部门的扩张，从而拉动经济系统逐步脱离“均衡点”。当然，这种“开放政策”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一国需要具备能够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而且这种比较优势，需要在一国在脱离“均衡点”之前持续存在，或者不同“比较优势”之间的衔接不会出现“断档”。否则，如果“比较优势”在经济系统进入到下一阶段的“自我强化”之前就被耗尽，或者其力度严重削弱，都有可能使得一国经济在脱离“均衡点”的过程中，面临重新回归“均衡点”的“锁定效应”，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出现“倒退”。另外，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也要受到国际市场风险的影响。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风险将导致一国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增长的根本规律依然根植于一国经济自身的条件，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所提供的仅是部分产业部门生产规模的“调整”，使国民经济的“结构约束”出现一定范围的“伸缩性”。但是最终的经济发展动力必须源于国民经济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市场活力。因此，过渡依赖国际市场，放弃合理的国内经济结构的“重建”和“回归”，无异于放弃了经济发展的独立性，最终会因“比较优势”的耗尽或国际市场的动荡而遭遇打击。
六、结论与展望：“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理论价值和未来图景
综上所述，我们可这样概括“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不同阶段，将某一阶段上的经济发展困境描述为“陷阱”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习惯用法。“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经济学各类“陷阱论”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延伸。但是，“中等收入陷阱”也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构建一个能够标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结构性差异”并兼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陷阱”因素的统一的经济学模型。将理论源头回溯到各类“陷阱论”的方法论基础，即“金融外部经济”，同时将重振金融外部经济的高级发展经济学“多重均衡”模型应用于解释经济系统周期性出现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将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提供较为规范的基础模型。在这方面，经济学所表现出的潜力和方法论优势也值得关注。另外，这种分析也揭示了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发展图景：以政治经济学再生产图式理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结构论”，是解释经济增长、就业和相关经济政策等宏观经济学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现象的理论基础[16]。构建以“结构论”为基础的动态的经济周期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可以将长期分离的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等理论实现有效的综合，对于各类经济发展问题提供坚实的基础理论模型，是一个具有良好前景的研究方向。
注释：
①也有观点认为《东亚经济半年报2006》已经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未见明确的原文献支撑。2006年11月份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经济报告》中的确涉及了东亚的“中等收入”问题，但是报告也指出，其观点引自吉尔和卡拉斯的《东亚的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思考》，即2007年在北京的报告。
②人均收入与人均GDP之间还存在较小幅度的差异，但基本水平相仿。
③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转引自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
④受购买力平价等因素的影响，“人均收入”水平的可比性存在局限性，但是“比例”和“结构”等相对性指标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局限性。
⑤Viner，Jacob. "Cost curves and supply curves." Journal of Economics 3.1（1932）：23-46. Pecuniary的英文释议为relating to or involving money，与货币有关的，引涉货币的。从维纳的表述中也可以判断，金融外部经济所讨论的实际上是涉及到货币对商品和劳务购买的，产业间的供求关联。因此金融外部经济在有些场合也被译为“货币外部经济”，笔者认为也可译为“供求外部经济”或“购销外部经济”。
⑥Young，Allyn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e Economic Journal？38.152 （1928）：527-542.这里使用“金融外部经济”而不是“杨格定理”，概括这一原理，主要考虑到“金融外部经济”与主流经济学的关联更为密切，其原理表述更接近“结构”和“产业关联”的核心思想，且以“金融外部经济”为主题的模型化努力相对较多。
⑦赫希曼认为，罗森斯坦和纳克斯的关键思想是“平均的增长”，赫希曼通过“关联机制”论证了“非平均增长”，其实罗森斯坦和纳克斯以及其先驱杨格的论述中，关联机制也是支持“平衡增长”的关键因素。
⑧至少在“生产效果”上是合算的，当然，更多的产品能否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回报，还要看市场交易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张熙.我们会重蹈拉美化陷阱吗[J].中国改革，2002，（10）.
[2]程凯.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马凯提醒警惕“拉美现象”[N].中国信息报，2004-03-09.
[3]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施炜，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5.
[4]严运楼.欧洲债务危机“爆”高福利病[J].中国社会保障，2010，（7）.
[5]Ohno Kenichi.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Renovating industrial policy formulation in Vietnam[R].ASEAN Economic Bulletin，2009，（1）：25-43.
[6]Aoki，Masahiko. The Five-phas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China and Japan[R].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2012.
[7]Elvin，Mark.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8]姚洋.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迷”再考察[J].经济研究，2003，（1）.
[9]Eeckhout，Jan， Boyan Jovanovic. Occupational sorting and Development[N].NBER Working paper，2007.
[10]张其仔.比较优势的演化与中国产业升级路径的选择[J].中国工业经济，2008，（9）.
[11]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J].经济学动态，2011，（12）.
[1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7-438.
[13]Rosenstein-Rodan，P.，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J].Economic Journal，1943，（53）：202-211.
[14]Scitovsky，Tibor. Two concepts of external economies[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4，（62）：143-151.
摘要:经济学方法论是指导经济研究工作重要的理论基础。通过阐述经济学方法论内涵、范畴,提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对经济工作者研究工作的启示。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科学哲学;启示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身处中国纷繁芜杂的经济社会中,各种经济现象光怪陆离、引人入胜。经济工作者如何探明这些复杂经济现象背后所蕴含的一般性经济规律,以及是否能借用对已有经济事实的分析来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这都成为我们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出发点。
一、经济学方法论内涵及范畴
经济学方法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具体来讲,西方学者研究经济学方法论主要围绕对一个核心问题的回答,即如何衡量与选择经济理论。换句话讲,有无一套标准来区别开“科学的”与“非科学的”理论?如果有,用什么标准?或者如何从所有理论中鉴别出哪种是“最好”的。现实意义上,这套标准就成为经济学家在建立与发展理论时必须遵守的方法规则。
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是经济学家面对经济理论难以消解的现实,试图提出自己的尝试性解释,也是作者的主观认识对客观现实的一种认识和把握。经济学方法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亓学太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认识论范畴,主要探讨经济学知识的性质、认识论地位以及获得途径等问题。严格意义上讲,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范畴,经济学方法论为经济理论构建提供了方法上的哲学观,即方法论哲学。
二、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阶段划分以及主要思想
针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阶段划分的问题,国内学者并无统一的看法,傅耀按照科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分为四个阶段,即前实证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证伪主义阶段和历史主义阶段。亓学太则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将经济学方法论划分为两个时期,即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方法论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繁荣时期。以下以傅耀的四阶段划分法来了解各时期的主要经济学方法论思想。
（一）前实证主义阶段
前实证主义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一种不定型的、朴素的、自发的阶段,还处于朦胧的状态,但这一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启迪了人们思想的火花。
（二）实证主义阶段
实证主义阶段是经济学方法论史上第一个具有较完整理论表现形态的发展阶段。比如这一时期,西尼尔将李嘉图的抽象法发展到当代意义上的假说演绎法的过程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
（三）证伪主义阶段
波普尔证伪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经济哲学界,引入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形成波普尔证伪主义流派的重要学者是哈奇森、布罗格。布罗格与哈奇森在解读与应用波普尔思想过程中着重吸收了其证伪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波普尔的理论是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证实是评价选择理论的唯一尺度。但波普尔否认这种理论,强调“休谟归纳问题”使得达到经验证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无法证实一个理论,即使它在十万次检验中被证实了,没有人能够保证它在十万零一次会继续被证实。但相反,只要有一次被证伪,我们则完全确信该理论是错误的”。因此,评价选择理论“不应当根据逻辑客观主义所主张的‘证实’而应当根据它能否可被‘证伪’”。
在证伪主义传统中还有部分学者坚持拉卡托斯的科学思想。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研究程序,其基本前提与假定虽然被质疑但却仍占据主流,这种事实可以用“硬核”来解释(这些基本前提与假定正是新古典研究程序中的“硬核”)。但多数经济哲学家对拉卡托斯的理论持批判态度。他们否认主流经济学研究有什么“硬核”,而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所谓的“经验前进”也表示怀疑。
（四）历史主义阶段
历史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经历了从旧历史学派到新历史学派、制度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变迁。但在主流经济学派眼里,都被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制度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构建他们的理论体系时,尤其是制度经济学,更多地专注于从历史资料的归纳中总结出带有一般性的规律,因为他们对实际历史的看法就持有这样一种归纳主义态度。无论制度经济学派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派,都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紧密的学派,十分类似于肇始于库恩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传统,他们遵循着共同的范式,形成一个稳定的“科学共同体”。这种特点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中体现的更加明显。
三、经济学方法论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启示
经济学方法论应该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林毅夫认为,任何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经济学本体,也就是一个理性的人,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下所做选择的一种因果关系的描述。对于任何现有的理论,都应该将其视为可能对、可能不对的“前识”。在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要以“常无”的心态,从现象本身出发,去发现谁是决策者,他面临的限制条件和可能有的选择是什么,说明他为何在这些条件下,做了我们观察到的选择。
（二）理论构建是一个往复循环过程
我们学习现有的理论,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构建理论的,学习著名的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以及从经济现象中抽象出关键限制条件的能力。关于构建理论方面,他给出了建议:第一,在建立经济学的理论时必须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给定的条件有明确的定义;第二,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摈弃。从而更进一步去了解经验现象,再根据经验现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
（三）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
对于如何构建的问题,张五常也提出了看法,他认为“事实是不能解释事实的”。“当事实不能解释事实时,就要有一点理论,并且加上些条件上去,然后来解释这个事实。可是解释这个事实的理论是有系统的”。他提出“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从整个科学方法来说,一个极端是套套逻辑,另一个极端就是特殊理论,理论分析应该从一个极端开始或者从另外一个极端往中间走。
（四）理性使用数学工具
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经验表明,数学工具在分析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引致了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间的现实鸿沟。但是,我们应正确对待数学这个工具,如果仅仅追求数学模型的复杂和艰深,而忽视了理论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那么一旦数学模型的推论和经验现象不一致,这样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数学游戏,不能称为经济理论。但同时,数学又是个很好的工具,我们应该让数学为我们的经济学研究服务。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J].东岳论丛,2004,25(5)；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历史；流派；研究方法；发展前景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2-010-01
一、发展经济学的来源
对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应该从它的起源开始深入研究它的发展历程。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萌芽，经过十年，该学科就被冷落。从发展经济学定义看这一问题，在上个世纪经济迅猛发展，很多国家渐渐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桎梏，逐渐走上经济发展道路。
最早的经济学萌芽是从1938年威廉姆・吕彼克用法文发表的《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一般把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这是结构主义兴盛时期t经济学在这一阶段得到迅猛的发展；第二阶段，60年代中期。这是新古典派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复苏并出现依附论，这是发展经济学发展昌盛时期，紧接着在7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断节。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时期，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学达到了理论成熟的时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学家渐渐地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二、发展经济学的定义
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概念是：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狭义的概念是：发展经济学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三、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过战后50余年的探索，人们对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在研究方法选择上，以及方法论认识上均达到了较高水平。不过，即使如此，人们尚无法解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许多问题。可见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了解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这有助于在研究过程中减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选择不当带来的各种困难，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学地解释问题、解决问题。可以大体划分为三类：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只有通过观察(感觉)获得的知识才是可信赖的，旧的实证主义甚至认为推理亦不可靠，而较新的实证主义则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产生的知识也可以认为是可靠的，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认为，只有直接可以观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关系才是真实的，认为只有当理论或命题能够用数量表示时，这种理论才是有效的。
四、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中工业化理论对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工业化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定义。前世行副行长、经济学家钱纳里把工业化界定为“一般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我国的张培刚教授则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技术创新角度对工业化进行解释，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础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工业化的实质就是高效率的工业部门比例上升，低效率的农业部门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业化理论历经几十年发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也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参照物。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是发展经济学研究工业化问题的最初阶段，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刘易斯认为，主导经济发展的是工业部门，决定经济成长的关键是工业部门自身的扩张过程，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他还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三种工业化战略：农产品出口，强调国内市场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学派这种发展观点，显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事实上，市场机制起不了合理调节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贫困，失业、社会矛盾、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现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增无减。除了前述对发展的基本看法外，发展经济学也承袭了新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的规定性。
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之下，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从而在贸易条件、商品出口、跨国公司投资各方面都蒙受损失。但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却往往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去解释和辩护，从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关键词：流通创新 现代商贸再生产 生产和消费
引言
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链接纽带就是流通，因为对于社会商品贸易的再生产以及社会经济运行来说，流通具备着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但是由于一些社会思想因素，导致了对流通地位与作用的忽视，虽然流通理论也随着经济的发展有所进步，但是和一些国外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所取得的成果相比，我国学者们对流通创新理论的研究就略显薄弱了，很多内容都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与研究。我国学者对流通创新理论的相关研究，一直还处在一个边缘化的状况，并尚未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且独立的学科体系与框架。所以，本文就流通的创新和现代商贸再生产的地位以及作用进行分析，以利于通过流通创新促进现代商贸的再生产。
流通创新理论的三级演进史
（一）流通理论的发源史
流通理论的发源史也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前古典经济学中，对于分工与使用价值的研究。在这一阶段，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数据分析，最终发现了社会分工的产生以及货币充当交换媒介的职能，这是流通理论也就是商品交换最开始的发展历史。第二阶段是“重商主义”对货币、生产以及财富的专注。在这一阶段中，虽然“重商主义”推动了古典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将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直接导致了流通理论被忽视的结果。第三阶段则是古典经济学对价值创造、分工和生产，以及流通理论等问题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中，经济学家们对经济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移到了生产领域，然而，经济学家更多的是去关注主流经济学，并认为流通的过程是不会创造财富的，这样更直接导致了进一步对流通相关的理论研究的忽视。
（二）流通理论的缺失史
流通理论的缺失史是自边际主义革命之后开始的，简而言之，就是边际思想导致经济学的发展偏离了分工思想，此后，新古典经济学的体系也转变成了以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为基本理论框架的体系，学者们对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在此之后变成对供求分析的资源配置问题。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转变导致了在虚拟市场的基本假设中，流通企业、组织以及交易等很多比较关键的问题，都已被过度的抽象化，并且还形成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活动是没有摩擦、没有损耗的思潮，这种理想化的概念同时也影响了流通在社会商贸再生产中的地位，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合理性，也没有了其存在的意义，这就形成了流通理论在古典经济学中的缺失。
（三）流通理论的回归史
流通理论的回归史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制度学派对交易和组织等一些问题的普遍重视。在这一时期内，受到流通理论在古典经济学中的缺失，直接导致对流通问题相关研究的断层。第二阶段是新古典经济学派对分工和市场理论的重视，这时，新兴的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引入超边际分析法，重新构建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学科体系，加大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这也让流通理论的研究渐渐地回到了社会商贸再生产研究的主流中，但就目前来看，国内经济发展研究的重点还是停留在生产与消费方面，对流通在经济的运作中所发挥的作用认识仍然不足。
流通演进史在我国的秉承与拓展
我国的经济学理论来源于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并且深受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马克思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总体上看的交换”，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马克思经济学对于流通理论也是有所认知的。而且可以看出，并不是任意一个商品的交换都能形成流通，流通是有一定内在要求的，它必须以商品的价格为前提，并且是由商品交换的一系列活动所形成的交换行为体系。
马克思经济学对流通创新理论的认识，主要是沿着一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关于社会商贸再生产的研究思路进行理解和认知的，他对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尤其是“四要素”中的一些合理的部分进行了吸收和秉承，并用发展的眼光解释了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力水平下的四个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变化。这样也就影响了马克思经济学对流通理论的一些看法，也导致其在看待流通理论时比较看重交换，即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那种一般性的交换。由于马克思经济学在看待社会商贸再生产与交换问题时，主要是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的，所以，他的核心与重点还是放在生产与社会商贸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些生产关系问题，对流通创新理论以及其地位、作用等还是不够重视，而我国的经济学主要是来自于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深度影响并限制了我国的一些经济学者对流通创新理论的研究。
虽然我国的经济学来源于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并且深受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与发展，流通创新理论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使得我国对流通创新理论的研究也在马克思流通理论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更全面的发展。
在1986年的全国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中，就已经在会上针对流通的范畴提出了“一重、二重、三重、线性与立体”的流通观，同时，还针对我国流通的地位以及作用进行了很深入的讨论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我国的流通领域专家进一步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创新理论和观点。杨昌俊就提出了“生产流通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统一”，此后又有杨承训、陈学工等提出了一系列的流通创新理论。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社会经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市场经济地位的确定，流通在社会经济的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这时又出现了如徐从才、陈阿兴以及高铁生等将流通理论上升到了产业的创新高度，还提出了“流通产业论”。随着我国学者们对流通创新理念认识的不断提高，流通创新理论在我国的发展也是逐步的完善，并且得到了很好的实践与利用。
现代商贸再生产的本质内涵
在现代商贸中，分工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还可以让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在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下，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这也使人类社会从比较原始的自然经济阶段迈入了商品经济阶段。而分工则让早期的物物交换逐渐演变成以货币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交换，这样一来，社会商贸再生产也就成为了以交换为目的的扩大化的再生产，而且，商品的生产、流通以及交换就是此时社会商贸再生产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经济关系中，比较主要的是由生产者、流通者以及消费者等之间形成的关系，而在这个经济性、社会性的经济关系中又掺杂了生产、流通以及消费服务等诸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在此基础上，我国经济学学者对经济的研究就应该以生产、流通和消费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这三者之间的资源配置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些研究更好地协调、处理并解决经济活动中所出现的一些冲突，但是，不管是现行的国外主流经济学还是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中，都忽视了生产和流通、以及流通和消费之间所存在的经济关系，只看重生产与消费之间所存在的问题。
虽然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与经济学对流通问题都做了一定的研究，但是在商品价值以及使用价值的问题上，二者都忽视了使用价值。而实际上，使用价值才是社会商贸再生产的最根本的目标，微观经济主体和经济要素之间最核心的纽带也是使用价值。同时，具备使用价值的社会性、经济性活动，才是社会商贸再生产最根本的出发点，也可以说是最根本的目标。因为，社会商品贸易的再生产的开端就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并且以使用价值的流通为过程的，以具备使用价值的消费作为社会性、经济性活动为结束的。再深一层也就是在社会商贸再生产中的每个经济关系，都是在使用价值的联系下形成的互相作用和互相联系的关系。因此也可以说，消费者对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的追求，就是社会商贸再生产以及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
流通创新在现代商贸再生产中的地位及作用
（一）流通创新在现代商贸再生产中的地位
在现代商贸中，社会商贸再生产就是使用价值的商品再生产。而在生产阶段，厂商会根据要求将不同的要素进行组合加工，然后得到具备新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对于这些具备不一样使用价值的商品，会在分工与专业化等约束的基础上，考虑到交易的成本以及经济效益的提高，都将尽最大的可能去降低成本，最终实现使用价值的转移。而对于现代社会的商贸再生产活动来说，其本质也就是将使用价值的环节：生产、流通、消费三者有机地连接起来。这三个环节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社会商贸再生产循环的整个过程就是由这三者共同构成的。所以，这三者是一体的，如果缺少了某一环节，那么社会商贸再生产必将难以进行。可以说，生产、流通以及消费对于社会商贸再生产来说，既是构成部分，同时也是维持、保障社会经济运行顺畅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流通创新在现代商贸再生产中的作用
流通创新在社会商贸再生产中有着基础性的作用，因此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我国流通创新在保证我国的社会经济以及社会商贸再生产的顺畅进行中应该发挥着根本性作用。
凝聚着流通业者劳动的价值增值过程。首先，从流通业者的劳动价值来看，流通业者是将商品，即使用价值的载体，从生产的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这个过程可以把流通业者的劳动融入到被流通的商品之中，这样一来，再根据劳动价值论中的相关理论，可以得出这个过程必然会将被流通的商品价值有所增加的结论。其次，经历了流通的过程之后，商品的市场价格也会有所上涨，这是相对于流通业者在取得商品贸易时的价格来说，从这一方面也可以证明经过了流通过程的商品，其价值增加了。所以就可以得出商品在经历了流通之后会被赋予更多的价值与内涵的结论。其实质就是流通业者将自己的劳动凝结在流通的商品之后，商品的使用价值就会增加，商品的使用价值在流通的过程中得到了升华。
实现使用价值在时空、产权转移的过程。从使用价值的本质上来看，流通的过程就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追求，并让商品的使用价值得以消费，最后再通过获得使用价值，为消费者提供心理与生理的双重体验。简而言之，流通所实现的使用价值的传递以及转移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使用价值在空间、时间、数量以及产权关系等方面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信息、要素与资本等所出现的转移与变化。
基于矛盾运动的交易费用节约过程。流通不仅实现了使用价值的增值与传递，还承担着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即降低交易的费用，这一点在市场经济中表现的十分明显，同时也十分重要。因此，流通的过程就是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实现了交易成本最优化的目的，并且这个过程也具备社会性和经济性，虽然交易成本并不一定是最小的，但是可以保证是最优化的结果。
结论
经济的现代化离不开流通创新理论的发展，因为流通创新理论的发展可以让社会商贸再生产更好的进行，也进而推动了经济的循环发展，提高了经济的效率。因此，必须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市场经济这样的全球背景下，将流通创新理论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才可真正地将流通创新理论在现代商贸再生产中的作用积极有效地发挥出来。
参考文献：
1.张得银，陈阿兴，丁宁.基于使用价值的流通地位与作用研究[J].商业研究，2014（1）
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其被认为是沉闷的科学，但是随着经济学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经济学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最具扩张力的一门活跃学科。而经济学对于其他学科的重大影响也主要体现在对于其的扩张。这是经济学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较为显著的特点，这种扩张也可以表现为经济学的自我扩展领域。
经济学的扩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分别是:经济学研究对象、经济学术语、经济学分析方法、与经济学相关的边缘或者是交叉的学科
1.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展。作为研究稀缺资源配置效率的一门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变得越来越广泛。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一书中杨小凯先生和张永生先生提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在《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一书中张维迎先生也曾提出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的论断。而这此经济学家和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的学者的看法也表明人类的一切行为、一切社会现象都成为了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
2.经济学术语的普及。经济学术语作为经济领域的专业用语，具有较高的学术性，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经济问题，像成本、需求弹性、经济周期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术语以及经济学公式、原理不仅仅是经济学的专用名词，我们越来越多的在媒体、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看到经济学术语
3.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的扩张。越来越多的学科开始采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这此分析方法多种多样，且时间跨度大。不仅有早期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还有博弈分析和近现代的制度分析。这此分析方法的广泛应用也体现了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独特魅力和实际效用，也是经济学分析方法具有扩张性的具体表现
4.与经济学相关的边缘或者是交叉学科。随着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些与经济学相关的边缘或者是交叉学科也开始出现，这此新兴的学科都具有经济学的典型特点。主要有环境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经济法学等等
二、如何看待经济学的扩张
随着经济学扩张的现象越来越多，经济学的扩张行为已经引起部分人的恐慌。甚至有人提出经济学的扩张就是一种入侵行为，不利于其他学科的健康发展。还有学者用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来看待经济学的扩张，这种观点认为:将经济学中的假设、命题、术语推广开来，将经济学中所获得的原理、规律和分析方法引用到经济学之外的其他地方。
其实这些专家学者对于经济学扩张批判的实质是担心经济学过度的影响其他学科，会导致其他学科的正常健康的发展。但是回顾人类思想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各个学科之间的相互扩张从未停庄，但是从没有哪一个学科因为这种扩张而导致自身发展受限或者是迷失自我个性，更没有哪一个学科被其他学科兼并吞没。相反的，正是由于各个学科之间的相互扩张，才使各个学科之间有机会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共同发展，使各个学科一直保持自己鲜活的生命力，也使一些新学科可以不断出现，使今天的学术界百花齐放。因此，专家学者们不仅不需要对学科扩张的现象有任何的恐慌，还可以抱有一份宽容的心态对待，甚至可以提倡学科之间的相互交融，实现学术界的大发展、大繁荣
三、经济学的开放
经济学的扩张如果看做是走出去的过程，那经济学的开放就是引进来过程。同其他学科一样，经济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其他学科的扩张，当然也离不开经济学内部各个学派之间的相互借鉴、学习。而经济学的对外开放可以总结为两种类型: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经济学这两种对外开放的状况主要通过经济学的吸收主义和折衷主义展现出来
1.经济学对外开放:吸收主义及其引进运动。在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仅有扩张，还有引进。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也可以看做是多种学科对经济学不断进行扩张和渗透的过程。通过对其他学科的分析技术和研究方法进行借鉴学习，为己所用，不断增强自身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经济学的吸收主义的主要表现 吸收借鉴可以说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最明显的特点。在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从来都不会排斥其他学科的扩张和入侵，相反的，经济学的开放性会使他积极主动的去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从而实现自身的不断发展
溯源整个经济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边际革命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他是现代经济学分析方式正式开始形成和发展的标志，也是经济学对外借鉴吸收的开端。其中心理学和数学都对经济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心理学对于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用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顾客的消费行为进行分析。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因此可以借助心理学对人的消费行为背后的心理活动进行研究。把心理学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引入到经济学中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奥地利学派首次将心理学的内容引入到经济学中，用心理学原理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第二个阶段:在微观经济学中全面应用心理分析。马歇尔认为人类行为的动机无非两种:追求快乐、避免痛苦。在心理学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建立。第三个阶段，在宏观经济中全面应用心理分析。也就是将心里偏好、心理预期等诸多心理因索引入到宏观经济学中。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心理分析和边际原理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数学对于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用通过使用数学分析法模型化经济学理论。经济学能够借鉴数学理论主要是由于:经济学对于经纪人理性的强调、经济学理论具有严谨性和科学性等等。经济学借鉴、吸收数学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首先在19世纪后期数理学派兴起，通过借助数学分析来获得经济学的最优化解;第二个阶段，平衡状态问题代替最优化问题，其在学术上的表现是博弈论和非线性分析的引入。第三个阶段，经济学越来越偏向于实用化。第四个阶段是数学全面渗入到经济学中
2.经济学对内开放:折衷主义及其综合运动。正是因为仍有许多经济学家坚持折衷主义，才使得经济学体系保持完整。使经济学下各个学派都、兼容井包，使各个学派的观点在总的经济学体系下是折衷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正是因此引发了经济学上的综合运动。在近一个半世纪中，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有三次较大的综合
英国的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是第一次折衷主义的代表人物;马歇尔是第二次折衷主义的代表人物;保罗.萨缪尔森是第三次折衷主义的代表人物
经济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其魅力长存的原因。经济学内部的各个学派之间的观点相互包容正是由于经济学的包容性与开放。在经济学的内部学派众多，异彩纷呈，学派之间或者观点相近，或者观点相左，但是仍然能共同存在于经济学的框架之下，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折衷主义的影响，使经济学内部具有开放和包容性的特点。使得各个学派能够得到话语权，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要想获得 话语权，首先要让其他的学派也获得话语权，使他们能够对外表达自己的主张，面对各个学派之间的分歧，可以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在向其他学派学习的过程中，取长补短，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学内部学派的整合。通过、兼容井包，不仅可以使每个学派都在经济学中找到自己的归属，还可以规范学科的发展方向，统一学科意志，实现经济学健康有序的发展正是由于经济学不断的进行学科分化、学科整合，在不断分化整合中得到了学科的成长，才有了今天完整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和学科框架，才能不断取得新的学术成果和实践经验
论文关键词：高职；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实践能力
《经济学基础》已被教育部列为高职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基础课程，在课程体系中居于重要的先行地位。然而，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基础》这门课程仍然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主要以“教师、教材、课堂、考试”为中心，强调理论的学习和记忆，忽视了实践的重要性。从实际教学来看，经济学基础目前的这种教学模式难以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忽略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培养学生对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能力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势在必行。项目教学法把学生作为教学中心，强调学生在教学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注意启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性，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可见，项目教法能够解决目前《经济学基础》中传统教学存在的问题。那么，如何在高职《经济学基础》这门课程中引入项目教学，应该采用什么样的项目教学模式，是目前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国内近几年来不少学者对项目教学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各职业技术学院在借鉴西方先进经验之上，根据自身办学特色，摸索着不同课程中项目教学法的实现。目前对高职《经济学基础》这门课程的项目教学的研究的文献很少，可供查阅的资料中，仅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和“中国环境干部学院”的《经济学基础》精品课程中，涉及了对“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的设想，但只是在项目的选取和考核体系的改革上做出了一定的研究和分析，其研究并未涉及项目教学的具体方案、学习环境的建设策略、师生角色的定位、小组分组的原则管理、评价体系等具体方面，更加缺乏任务的展开与控制的实施、成果的评价以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等方面的实践总结。因此，深入探讨研究高职《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模式和实践，不仅是适应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改革的需要，而其有助于完善项目教学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同时也为其它学科项目教学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高职开展“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具有重大价值。
从理论上看，当前职业技术教育项目教学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职业教育中的许多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目前的研究成果，大量的原则和方法都停留在感性阶段的总结上，缺乏必要的实践论证，未形成完整的体系。“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的研究，能够丰富和充实职教课程改革的理论，指导实践，并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从实践上看，本研究最大意义在于它的实践价值。《经济学基础》是高职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基础课程，重在培养学生在实践中对经济学原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因此，能否顺应时展的要求，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关键在于教学和实践等各个环节能否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运用能力。而目前所采用的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呈现出诸多的弊端，难以适应时展的要求和提高学生知识的实践运用能力，因此，“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的研究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出发，研究项目教学的模式和实践，在实施不同教学模块过程中，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相结合，由课程的知识目标来确定课程的能力目标，通过学生是否达到能力目标的要求来检验理论课程的教学效果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经济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以体现高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
二、《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的界定和理论基础
“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的界定：《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是以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发展为导向，以素质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典型有效的项目为依托和载体，以培养学生经济学原理的应用能力和实践分析能力为目标，以综合能力鉴定为评价标准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的开展需要在教师的指导和支持下，发现和确定课程学习的主要驱动性问题，围绕问题拟定项目的实施计划，寻求和合理配置项目开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在真实或仿真的工作环境中通过合作、调研、分析、总结等形式开展真实的工作任务，完成具有价值的论文或报告，最终通过教师和同学对项目的进程和成果做出评定。通过“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的模式研究和项目教学的实践，可以帮助学生构建专业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工作态度、社会能力、方法思维能力和职业意识。可见“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既是高职教育课程教学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一种教学模式，也是高职院校贴近社会需要进行课程改革的一种发展方向。支持项目教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学习者从经验中积极地建构自己的知识和意义。经验是在实践中总结、提炼形成的。因而，建构主义的认识论是以原有的知识为基础，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通过人的实践建构而成的。核心理论有以下几个方面：知识、技能不是被动积累的，而是个体积极组织和实践的结果；认知是一个适应过程，它使得个体能在特定的环境中更好地生存；认知对个体的经验起组织作用，并使之具有意义；个体在真实的职业情境中建构知识、能力，易于形成在工作中不断学习的能力和习惯。
（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杜威提出“做中学”教育理论，主要包括五个要素：设置疑难情境，使学生对学习活动有兴趣；确定疑难在什么地方，让学生进行思考；提出解决问题的种种假设；推动每个步骤所含的结果；进行试验、证实、驳斥或反证假设，通过实际应用，检验方法是否有效。这五个要素的实质是从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能力。
（三）情境学习理论。情景学习理论有心理学传统的情境学习理论和人类学传统的情境学习理论两个流派。心理学传统的情境学习理论认为：知识是情境化的，而不是抽象的，是在个体与情景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被建构的，建构知识与理解的关键是参与实践。人类学传统的情境学习理论认为在学习过程中默会知识对新手的重要性，在实践共同体中，通过合法的边缘性参与获得相应的知识、技能和态度。
此外，还有“多元智能理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和“隐形知识理论”等，项目教学正是从这些理论中不断得以发展和完善的。
三、《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研究的内容与创新
（一）研究目标
本研究的目标是基于“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的理论基础，设计出“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的内容，同时分析出项目教学的技术、资源支持、学习环境的建设策略、师生角色的定位、小组分组的原则管理以及项目教学的评价体系，引入项目教学，通过项目教学任务的确定、资源分配、任务的展开与控制的实施，对项目教学的成果进行评价与总结，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为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项目教学的改革和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经验。
（二）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一：“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的目标面向职业实践能力，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协作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
研究假设二：“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确定项目教学内容时，既要符合知识能力的需要，也要适应学生学习的需要，适应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征。经济学基础理论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以掌握概念、强化应用为重点。
研究假设三：“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整体模式设计上，应把握全面系统的原则，以实用性为目标，以兴趣为引导，专业知识强调针对性和实用性，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经济学知识和技能的能力，强化学生职业能力训练，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和分析的实践能力。
研究假设四：“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进行实践研究时，通过项目教学任务的确定、资源分配、任务的展开与控制的实施，对项目教学的成果进行评价，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调整设计内容。
（三）研究内容
（一）高职《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的优势与理论基础的研究。包括：与传统《经济学基础》教学模式相比较项目教学的优势研究；高职《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的理论基础研究。
（二）高职《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模式的研究。包括：项目教学的设计原则与条件研究；项目教学的技术与资源支持研究；项目教学中学习环境的建设策略研究；项目教学中师生的角色定位研究；项目教学小组分组原则与管理研究；项目教学“项目”的属性与规范研究；项目教学的评价体系研究。
（三）高职《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的实施。项目教学任务的确定；项目教学的资源分配；项目教学任务的展开与控制；项目教学成果的准备与评价；项目教学的总结与反馈。
（四）高职《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的实践意义。项目教学的问题研究；项目教学的对策研究；项目教学的实践意义。
（四）研究创新之处
高等职业院校的项目教学科研工作从总体上看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的研究成果，大量的原则和方法都停留在感性阶段的总结上，缺乏必要的实践论证，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项目教学模式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工作，有利于完善项目教学体系。根据目前可供查阅的资料显示，对高职“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进行较全面系统的设计，探索其可行的项目教学模式，并进行实践研究和总结，在国内尚属于领先研究；它是高职《经济学基础》课程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的全面创新；对于促进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改革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和一定的指导意义。
四、《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研究的方法与实施步骤
根据本研究的特点，结合实施的实际情况，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的研究方法：其一，调查研究法。对高职院校进行调查，了解当前这门课程教学的现状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做好准备。其二，讨论研究法。有针对性地定期召开会议，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及教学人员参加会议，就实践性教学存在的问题商讨解决对策。其三，行动研究法。在研究过程中，进行广泛的分析研究，科学地设计和策划，边行动边反思，即采用“计划—行动—考察—反思”的模式，及时掌握有关信息、总结经验，并对已有研究作及时反馈，边实践边调整研究方案，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研究过程的高效性，以达到研究的具体目标。其四，实践检验法。将所设计好的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模式运用于教学实践中，通过实践检验，总结经验，分析问题，进一步加以完善。
综合运用以上的研究方法，本研究将经过以下五个阶段进行实施：第一阶段为研究规划阶段，对研究范围、研究重点、研究的思路和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进行分析规划；第二阶段为调查分析阶段，对所需的资料进行广泛地调查，以便获取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第三阶段为构建形成阶段，完成课程项目教学模式的设计，构建项目教学的体系，形成初步研究成果；第四阶段为实践评价阶段，将设计的项目教学模式应用于教学实践，对课程项目教学实施情况进行评价分析，在不断的实践中反思、调整，完成项目教学的实践研究；第五阶段为总结提高阶段，进一步优化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的研究，形成最终的研究成果。
五、《经济学基础》项目教学研究的实践总结
通过实施在《经济学基础》这门课程中实施项目教学，不仅增强了学生的经济学理论知识，而且培养了学生自学能力、观察能力、分析和研究问题能力、协作和互助能力，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为学生创设了发展自我兴趣和开发个人潜能的机会，提供了学习知识、运用知识和培养实践动手能力的机会。学生在经济学项目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充分自主的检验自己最初的分析和判断，把所学经济学理论知识放回到实践中进行检验，在检验中发现新问题，拓展新的知识，这种知识的积累和运用又促进了能力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结果使学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和职业素质的提升。
随着研究对象与内容重点逐步转移，传统农业经济学科开始没落。该学科经历了多年研究发展历程，并处于不断转型变化中。部分农业经济院系从农业经济学科逐步退出，转变为应用型经济学科；主流农业经济学科，将研究内容不断扩展。具体表现为，从生产到消费整个食物供应链生态系逐步升级，转型为食物经济管理；部分学科则是演化为“生物经济学”。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迅速的推进和市场化继续深化，农业产业也在飞速发展，中国农业经济学科面临转型升级问题。由此，中国农业经济学科，应顺应时代变化，转变研究重点，向市场研究为重心，建立以农产品食物市场为中心的一体新型农业经济学科。
【关键词】
学科转型；农业经济；生物经济管理
一、引言
农业经济学涉及农业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参与到农业生产及其关联的分配、消费与交换等经济活动的学科。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产品安全成为国内的焦点，农业经济学科在短期内仍备受重视，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较大挑战。然而，西方经验表明，伴随农业部门分化的不断推进，以及城市化进一步深入，以及其它学科快速扩张，该学科应及早跟随市场经济发展步伐，调整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在未来，中国农业经济学科，会遇到许多问题，可能遭遇西方发达国家情境。由此，农业经济学研究人员，应开始思考如何推动该学科转型。
二、农业经济学科演进阶段
农业经济学科的存在，多数是为研究对象服务，其属于应用类社会科学。培养大量优秀人才，可以为社会经济的不断转型提供一定参考。农业经济从诞生之日起，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变换之中，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政策研究为核心；二是农村经营为主；三是转变市场研究与政策研究并重。具体来说，以农村经营为核心，其经济发展目的在于，如何利用经济学原理，不断增加作物、畜产品产量，达到农场增值收益目的。而以政策研究为中心的目的，则是需要从农业角度去分析。社会经济不断发展，需要解决食物、贫困及农业调整等多重问题。在生产过程中，还需要着重看到农业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进而为城市产业提供优质食物。伴随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食物需求也会大量增加，农业产业也在不断深化中。在未来发展阶段，农业经济学科需要进一步适应时代的变化与发展，以此推动社会对农业的产销需求。
三、农业经济学科所面临的危机
目前，中国农业经济学科深层次结构问题，已在逐步凸显。随着经济发展，农业经济方面，人才市场随之饱和，使得该学科发展与拓展面临较多的困境。具体来说，农业经济学科面临以下两方面的危机。
（一）短期危机
一是，新型农业经济学科遭受传统经济学基础学科的压缩。作为应用学科，农业经济学工具及其理论，多数来源于基础经济学。随着近些年公司法、经济法学等多种学科的不断拓展，促使向农业经济领域发展，严重压缩了农业经济学科的生存。仅从学术角度来说，基础经济学科研究影响力较农业经济学科大，由此影响了农业经济学科的快速发展。二是，在政策方面，对农业经济研究的鼓励不足。研究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需要以政策为导向，但现阶段却严重缺乏，是传统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方向。目前，我国粮食安全、农民收入等诸多问题，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依然需要许多农业政策研究人才。目前，多数农业经济研究专家，仅处于旁观者地位，对中国农业经济影响力弱，决策能力不足。同时，在决策影响力方面也在下降。与其他专业竞争项目和教学资源时，农业经济学科处于明显劣势，特别是在资源选取方面尤为不利。三是，对优秀学生的新引力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农业经济学科要持续发展，还需要依靠许多专业人才，尤其是大学本科从业学生。但是目前，许多优秀学生，为了生存，不会主动选择农业经济学科作为研究对象。随着政策对该学科的支持力度降低、被其他基础学科压缩，促使该学科毕业生在毕业市场处于不利地位。在与经济学、商学毕业生之间竞争存在不对称的劣势。与其相比，农业经济学科难以取得就业优势。这就对我们产生了极大的思考：农业经济研究专业人才，需要转换研究重心，适应时代变化，并以市场为研究主体。据就业统计数据表明，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已成为中国就业率最低的专业之一，使得优秀毕业生难以对其有较大的吸引力。
(二)长期危机
现阶段，随着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压缩了农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度。从长期发展来看，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业经济学科被边缘化趋势不断增大。首先，研究经费与人员处于不断下降趋势。近十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角较快，超越了经济增长速度。政府预算在前期比较丰富，可以为农业研发投入大量资金。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缓慢阶段后，政府预算开始转向其他产业，对农业投入会大量削减。长期而言，国家对农业投入会逐步缩减。其次，在重视商业研究的时代，专业人员对商业对象的研究，远超过了农业研究的对象。在该方面，农业增加值高，占GDP比重为百分之十。追本溯源，现已超过三分之一认可需要农业，有超过二分之一认可居住在农村。政府工作重点在于，稳定社会与农业生产。如能完成中国的城市化，农村社会经济比较稳定。农业研究对象，也在国民经济体系地位下降。传统农业经济学科存在的意义就会收到极大挑战。如此，西方国家农业经济学科为生存挣扎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随着就业形势愈加严峻，许多优秀人才对农业经济研究逐步减少。农业作为社会经济成熟阶段的研究对象，在国民经济份额中遭受服务业、第三产业影响，呈现下降趋势。受到就业市场的影响，以及研究对象的下降，促使优秀研究生从事农业经济作为研究方向。在此形式下，若优秀人才持续下降，参与程度急剧减少，将会严重影响农业经济学科进一步发展。
四、未来发展之路
农业经济学科存在，其研究对象所处地位成为关键。国外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提前完成，促使社会经济走向成熟，由此，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地位逐步下降。并且，随着农业产业化和标准化升级，农业特殊地位正在下跌，使得传统农业经济学科也随之下降。同时，基础经济学不断兴起、管理学的扩张，以及环境科学不断发展，这些研究对象已经涉及到农业部门，造成传统农业经济学科出现被压缩的现象。目前，新型农业经济学科呈现蓬勃发展现状，正成为农业经济发展新方向。从国内发展情况来说，中国城市化迅速推进，以及市场化的不断深入，食品产业随之扩大，促使中国农业经济学科产生了转型的客观要求。我国农业经济学科要转变研究重点，需要向市场研究为重心移转；构建农业市场为研究中心，成为一体化新型农业经济科目。目前，这种转型依然存在着很多难题，例如技术、制度和就业市场等障碍。相关农业专业人士，应未雨绸缪，共同行动，为促进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研究全面转型。
作者：赵栋强 单位：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张晶.新时期农业面临的新问题和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趋势张晶[J].北京农业,2015(33).
[2]李想，彭德远.农业经济转型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思考[J].消费导刊,2015(6).
[3]刘喜江.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思考[J].农民致富之友,2015(22).
[4]郑晓杰.论转型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J].农业与技术,2014(8).
[关键词]公共部门；中国公共经济学；政府；中国化
[DOI]10.13939/ki.zgsc.2016.03.214
公共经济学主要是对公共部门各项经济活动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重点关注政府公共部门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推进经济发展防线做出的重要举措以及产生的效果等。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相对较为广泛，涉及公共部门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进行的全部经济活动，不仅包含基本的公共资源筹集和管理等工作，还涵盖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公共产品的供给和管理等，旨在对公共部门开展的相关经济活动和提出的经济政策进行研究和评价。
1 中国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公共经济学虽然在国外兴起时间相对较早，但是受到语言和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真正在英国社会上得到广泛流传，并于90年代中期在中国社会上兴起，得到中国经济学界的广泛研究。[1]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进步和创新，经济学领域以市场和国家政府之间关系、明确政府职责并对政府行为加以规范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公共经济学理论开始受到经济研究领域的广泛重视，一些关于世界经济较为发达国家的公共经济学论著逐渐被翻译成汉语，在中国社会流传。早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上海三联书店在1992年翻译出版的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共同著作的《公共经济学》、白景明于1994年出版的《公共经济》、刘庆旺等编著并于1999年出版的《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等。步入到21世纪后，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研究公共经济学的理论著述和教材等不断地涌现出来，如樊勇明、黄恒学、朱嗝等相继出版了《公共经济学》，齐守印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著作了《中国公共经济学体制改革和公共经济学论纲》，杨龙、王骚、樊勇明、朱嗝等人也对公共经济学相关案例进行了解析。[2]此后，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发展更为迅速，并于2007年正式成立了“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推动了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到当今社会，通过理论界、经济学界和教育界的多重传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相关词语如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公共财政等词语已经随处可见，成为经济新闻的高频词汇，对中国经济学在未来的发展产生着相应的积极影响。
但是尽管如此，与国外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甚至从严格意义上进行分析，中国经济学研究处于“前公共经济学时代”，还需要不断加大研究力度。中国公共经济学发展的起步阶段，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以社会对公共产品的供求和经济效应为主要线索建构相应的研究框架。经过我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界针对研究问题出版了多种版本的教材和论著，但是其基本研究框架各具特色，主要围绕公共产品的相关概念展开讨论，已经开始认识社会公共需求、公共产品、公共预算和债务、政府税收和分权等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第二，公共收入研究方面，更为重视某种单一的收入研究，例如重视税收对效率问题产生的影响，但是对税收和公平问题的研究则有所忽视，还存在巨大的上升空间。第三，对公共支出问题的研究尚处于三个研究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即绝大多数文章重点对应不应该增加某一项支出进行研究，但是对公共支出的预期政策效果和在此基础上进行政策调整等方面的研究较少。[3]虽然一些研究人员已经开始认识到研究的不足之处，在政府的预算编制、政府规划和公共产品等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但是这些探索一般停留在局部的专题性研究阶段，系统性相对较差。第四，我国公共经济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些著作或论述虽然冠有公共经济学的名称，但是其研究内容和方法仍然以传统的财政经济学研究为主，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当前我国公共经济学研究仍然以文本性和描述性的理论研究为主，数量化和模型化研究匮乏，处于萌芽阶段。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部分高校已经开始认识到当前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存在的弊端，并启动了相应的数据挖掘工作。一旦成功，必然会极大地推动我国公共经济学得到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2 中国公共经济学在未来应该重点研究的问题
2.1 政府及市场的边界和效率问题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期，转型工作不断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在此影响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随着经济环境的调整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中，而公共经济学研究要想获得进一步发展那就必须适应这一动态变化状态。在实际研究中，政府与市场对公共经济的影响范围应该存在一个特定的有效边界，一旦超出特定边界，政府的宏观干预以及市场机制都会降低效率，政府调控的失败可能由于其干预太少，也可能由于其过度干预。[4]可以说，政府相关作用的有效发挥，受制于基本活动领域、规模和职能等因素，所以，针对当前公共经济学的发展需求，应该根据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主要任务，对政府的活动规模和领域进行合理界定，使其能够与政治经济体制、经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等国情相适应。同时，还应该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二者事权和财权进行科学划分，并对政府公共行为、激励机制、权力寻租等问题进行适当的研究，切实提升政府在公共经济方面的运作效率。
2.2 最佳税收理论研究与税制改革设计
在建构最佳税收理论前，我国公共经济学中针对税制谁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大多局限于税收原则的分析和细化方面，而这一理论的提出以课税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为切入点进行分析，运用数学模型语言对这些内容进行形式化处理，在各相关税收原则之间构建了一种极其紧密的逻辑关系。从当代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分析看，税收原则基本有三点：公平原则、效率原则、经济稳定和增长原则。[5]其中，能够真正对税制设计起到帮助，并且能够在最佳税收理论中表现出来的应该是公平和效率原则，而最佳税收能够兼顾公平和效率原则的税收。因此，在深入研究税收问题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时，应该更为关注税收的公平问题以及对税制结构进行优化等。所以现阶段，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应该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适当引入西方公共经济学研究中较为科学的分析方法，对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搭配问题进行分析，探寻出最合适的商品税，最大限度地降低扭曲效应和超额负担。
2.3 公共预算管理问题
政府公共部门的收支决策一般是通过预算编制来实现的，而政府的预算工作会与法治国家以及民主政治共同成长和进步。纵观西方经济较为发达国家现代政府公共预算模式的发展演进历程，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一部分重要的创新和探索，并在当代社会被“新绩效预算管理理论”整合，得到了一定的突破性发展，成为政府公共预算管理模式建构的新方向。[6]总的来说，近几年，西方发达国家公共预算管理的开个呈现出五个方面的发展趋势：结果导向预算、使命感预算、公众参与预算、灵活性预算以及中长期预算等，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但是从其发展趋势上看仍然面临着一定的时代问题。对于中国公共经济预算来说，如果严格按照“涉及所有人的问题必须应该由所有人才进行批准”的标准进行衡量，我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距离基本发展目标的实现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就政府预算而言，在未来公共经济学研究中应该重点关注政府计划与预算之间的关系，具体探究如何建立一个由一般性公共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共同组成的复式预算体系以及科学的权责发生制在政府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方面的影响；而就公共预算而言，则应该重点进一步强化人大的预算控制和监督，全面推广参与式预算，进而反映社会公众的实际预算需求，增强预算的约束能力。
2.4 公共产品的选择和供给
公共产品研究理论作为公共财政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由市场还是政府提供，一般受到制度选择的影响。传统的研究理论指出，政府应该是公共产品的唯一供给方，但是受到政府财政支出膨胀的影响，政府公共产品的实际提供能力相对较低[7]。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私人提供开始出现并进入到经济学研究领域，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个人从事和组织大量的公益慈善活动，向社会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等。基于此，中国公共经济学在未来发展中应该借鉴西方先进理论，具体研究公共产品需求表达和决策机制的建立、公共产品供给范围的界定和供给方式的选择，提高工作效率的措施等问题，促进中国公共经济学得到更好的发展。
2.5 社会保障、环境卫生及教育问题
社会保证、环境卫生和教育问题关乎中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影响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因此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应该将其作为重点课题。[8]在研究实践中结合中国基本国情，合理运用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对社会保障制度、基础教育产品、环境保护事业的公共属性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对相关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并对操作模式进行尝试性分析，发现改善当前我国社会保障现状，提升教育质量促进环境卫生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现实路径，为中国公共经济学在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相应的保障。
2.6 收入再分配问题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短时间内被不断的拉大，并且在当代社会中仍然表现出强烈的继续扩大发展态势，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因此为了改善这一现状，实现共同富裕，收入再分配问题必将成为未来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中的重点课题。[9]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定目标是维护社会经济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具体内容包含社会大众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的公平、市场竞争规则的公平和人们收入的均等。要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就必须要建立以政府再分配活动为核心，社会资源再分配为辅助的科学收入再分配体系，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需要注意的是，在再分配体系中，国家财政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社会资源捐赠和救助等是再分配机制的补充，前者以公平公正原则为分配依据，后者以道德原则为分配依据，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2.7 公共产权和集体产权问题
一般情况下国家对产权形式的选择受到物种因素的影响，即社会意识形态和秩序、国家建设发展的双重目标以及冲突的影响、不同利益集团整体力量的对比以及利益集团对政府工作的影响、产权选择过程中路径依赖、财政的约束。[10]公共产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集体产权也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重要的产权形式，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中，尽管在一些方面还存在微观的突变，但宏观层面的主体经济转型已经能够基本保持相应的平滑性。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集体产权关系到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并且能够实现对农村地区大部分第一产业的覆盖，因此集体产权产生任何形式的变迁都会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态势的稳定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公共产权与集体产权存在差异，却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未来中国公共经济学应该重点研究公共产权可能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公共产权与集体产权的协调问题等，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8 公共规制和定价问题
公共规制具体地说就是社会中一切公共规则和制度的总和，既可以是一种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标准和习惯意识，也可以是单方面或者经过相关协商而制定的能够让一部分社会大众共同遵守的条款和法则等。自然垄断是中国未来经济改革的重点内容。因此，如何对自然垄断所涉及的相关行业进行有效规制，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的重点研究课题。[11]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如果存在规制者和被规制者之间的信息出现不对称情况，就应该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尽量对被规制者进行激励，进而实现激励相容，促使公共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例如，在传统公共经济学研究领域，公共事业的服务价格往往通过成本加成定价的方式进行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企业节约成本的激励问题，促使成本不断提升，价格上调，侵害了社会公共福利。针对这一问题，公共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应该在研究中对不同的激励强度进行合理划分，研究公共定价机制和基本模型，进而构建科学的公共定价体系，提升公共定价的实际水平。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国适用性
中图分类号：F0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8-0025-01
一、西方经济学课程在中国的开设历程
西方经济学（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产生于15世纪，正式建立是在18世纪，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一书的出版为标志。一直到现在，西方经济学被认为是能够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政府调节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理论体系，它综合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方法和理论，以及国家政府调节的政策主张。经济学也因它的作用和魅力被称为“社会科学之王”。但是，在我国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里，西方经济学一直被拒绝运用于国内经济学的教学和实践中。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我国只有少数重点高校开设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并报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的态度和目的进行讲授。在期间西方经济学被禁止授课和研究。一直到1979年以后，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和应用才进入了一个大发展阶段。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和理论迅速在中国理论界中被传播和普及。在80年代下半期，教育部允许高等院校正式开设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之类的属于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课程。[1]如今，西方经济学已经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定的经、管类专业本科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之一。
二、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之处
（一）市场理论的适用性
新古典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市场―价格”理论。这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趋于成熟，价格机制的调整可以在这个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中发挥重要的配置资源的作用，并且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效率。而对于中国而言，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体系发育不完善以及我国长期推行的计划经济制度，导致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理论的许多概念和范畴并不适用于中国。比如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把一个社会的经济变动看作是经济要素边际的变化，对应的是增量调节政策。而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状况往往是陈旧的经济体制和长期累积的经济问题。所以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往往需要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结构改进。另外，在西方经济学中，利率是市场化的产物，经济活动主体据此调整自己的借贷行为。而中国的利率受到政府政策的管制，因此不能用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利率理论和公式来指导和解释中国的资本和金融运行。
（二）经济微观主体的行为
在中国，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有自己的特点，并不能一概用西方经济学中“理性人”的特点来套用。首先，从居民消费习惯上看，中国居民和美国居民受到风俗文化的影响，消费行为和习惯有所差异。中国家庭的代际消费就比美国家庭更明显，而且跨越的时间更长，这就导致了中国家庭的储蓄率较高。另外，我国居民的契约意识比较差、公民意识比较薄弱、个人信用缺失现象比较严重、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因素都加重了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在决策中的投机，成为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第二，中国企业主体由于企业产权不同而表现不一。目前中国有国有、私营、外资等所有权类型不同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目标函数不可能相同。比如：国有企业不能把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的，国有企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如解决就业、稳定经济、安定社会。所以国有企业的行为也就不能套用西方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或生产者行为理论来加以分析。
（三）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
在西方经济学中，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选择方面的分析和论述较多，提出了大量的试图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政策措施。比如奥肯（1975）提出：公平与效率之间具有互为代价的关系，政府应该通过再分配创造机会公平或起点公平来增进效率。但是，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差别，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在经济衰退或者是经济紧缩时期需要强调效率，但在经济发展差距明显扩大的时期需要特别注重公平。因此1992年，我国明确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战略性思路。而在现阶段，国家经济实力得到了较大提升后，社会公平问题开始突出，因此开始越来越注重社会公平。
中国经济有独特的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包括公有制主体型的多种产权结构、劳动主体型的多种分配结构、国家主导型的多种市场结构。[2]因此，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不同于西方发达经济国家。而高校教师只有深刻领悟到我国经济发展和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和现实基础，才能在教授西方经济学课程中，将书本中的原理结合中国实情更好地为学生讲授，也才能教会学生去思考身边的经济现象和问题，走向理性的解决道路。
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建议
（一）加强教师的自身学习
教师在教授西方经济学课程之外，应该在平时注重大量阅读和积累中国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的相关资料，深入思考我国经济发展规律，建立自身深厚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积极参加相关的社会调研和科研研究活动，全面了解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不断提高自身对中国经济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
（二）注重全面阐释西方经济学理论
教师在教授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注意要全面阐释这些理论，包括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理论的适用条件以及后来学者的评价和理论的新近发展等。这才能让学生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和未来走向，让学生明白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特定的经济理论，及这些理论的局限性。另外，在介绍有关经济理论时，要注重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培养学生辨证地看待西方经济学理论，并引导学生学会提出自己的想法或疑问。
（三）辨析中国经济发展国情，结合案例讲授经济学原理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让学生明白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社会差异，并让学生明白中国经济环境的独特性。比如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正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中国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尤其是城乡差异巨大、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习俗等等。这些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把西方经济学原封不动地拿到中国来，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经济学的结论[3]。这也要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焦点问题，并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对案例进行剖析和研究。在教授课程的过程中，引导学生通过中国经济现象来理解经济学原理，这样不仅利于学生更容易地接受西方经济学原理，提高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兴趣，还能让学生了解中国经济与这些原理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让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1] 黄范章.建国60年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下）[J].金融发展评论，2010（2）.
[2] 程恩富，何干强.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J].研究，2009（4）.
[3] 方福前，徐丽芳.把握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促进西方经济学“中国化”――方福前教授访谈[J].学术月刊，2007（10）.
一、实施儿童经济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在我们国家，对孩子实施经济教育往往是不被理解的。首先，是由于经济学本身所给人的“晦涩”感觉；其次，在我们国家历来奉行的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钱财乃身外之物，谈钱俗。在金钱问题上，家长们一概包揽，觉得这压根不是他们该操心的事情，长大了自然而然就会了。然而，小时候“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长大了就能够运筹帷幄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有声有色了吗？在现如今的社会里，越来越多的家长在孩子的消费问题上“被孩子牵着鼻子走”，陷入高消费养孩子的泥潭中不可自拔；越来越多的家长望着小小年纪的孩子深谙攀比虚荣之道而束手无策；越来越多的“月光族”与“啃老族”令人无可奈何。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儿童手里的零花钱越来越多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据国家统计局所属美兰得信息公司的一份调查表明：全国0至12岁孩子每月的消费总额超过35亿元，在众多家庭中，一个孩子每月的平均消费超过一个大人。Lunt在其1996年的研究中讲到：消费者社会的扩大越来越多地把儿童吸引到经济活动中来，再加上在当今社会中年轻人也相当富裕，这些情况造就了这样的儿童，他们一面熟悉这个经济世界，一面积极参与其中。儿童这样卷入经济社会会演变成为一个潜在的“社会问题”，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问题迫使人们加以研究。
近些年来，这些问题其实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其表现之一就是儿童理财的兴起。在各大金融机构与媒体的大力宣传之下，儿童理财这个词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家长们追逐的“风尚”。为了满足家长们的需求，各个金融机构与教育机构争相开发出一个个的项目与产品，来抢占这个悄然升起的儿童市场。在当前的社会里，儿童理财指的是一个个的儿童教育储蓄、儿童保险与儿童教育储蓄开发基金，是银行为宣传其理财产品而推出的一个个理财教育活动，是一些教育机构推出的高价精品课程，然而儿童对经济知识的初步了解和认识，对金钱的态度以及他们消费习惯的培养等，这些经济教育本身所包含的内容绝非仅仅是金融机构或者少数教育机构所能承担起来的，学校作为教育的重要阵地和场所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二、实施儿童经济教育的可能性分析
由于儿童这一教育对象的特殊性，使得在给孩子们进行经济教育时必须注意以下两点：首先是要以孩子们的认知发展水平为依托，其次是要以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为依据。倘若脱离了这两点，儿童经济教育便会成为空谈。
（一）实施儿童经济教育的心理学依据
关于儿童与金钱的研究，在国外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Kohler，1897；Dismorr，1902）。自那以后，人们开始出现了对儿童的金钱知识和工作经验的强烈研究兴趣（Witryol and Wentworth，1983；Mortimer and Shanan，1994），以及对儿童和青少年在经济生活方面进入社会的学术与实用意义的研究。这些研究大都依据两个基本研究范式展开，一是皮亚杰的儿童发展理论，另一种是儿童的“朴素理论”。
在第一种研究范式下，他们对儿童经济学知识的发展是否遵循皮亚杰的智力发展的普遍阶段感兴趣，研究大多依据儿童经济学知识的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将不断加深与拓宽这一基本假设而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儿童经济学概念的发展存在一个总体的发展水平线，从断断续续的观念开始，如仅仅会对一些可见的经济交换现象的处理，到开始认识到生产过程的存在，并且把它与关于销售和消费的逐渐清晰的范式相联系，再到他最终能够建构一个复杂而相对精确的经济学结构的表征。还有一些研究者甚至把儿童经济学认知的发展划分为类似于皮亚杰认知发展的阶段：如伯蒂和博比（Berti and Bombi，1988）在20世纪80年代末针对儿童对工作、货币、商品和产品等概念的认识，以及人为什么工作、谁来付钱、钱从哪里来、如何获得某项工作，贫富、银行的功能、商品的来源、生产和分配、货币在买卖中的价值和作用、商品价格的区别、价格的形成等问题展开研究。也将儿童的经济认知划分为了：概念的前运算阶段（3~6岁）；概念的直觉水平（6~7岁）；概念的具体运算阶段（7~10岁）；概念的形式运算阶段（11~14岁）四个阶段。
儿童的朴素理论，强调的是特殊领域知识的重要性。以韦尔曼 (Wellman)和格尔曼 (Gellman)为代表的发展心学家提出，儿童可以自动构建其自身内部的理论来解释周围的事物，这个内部理论是由常识性的特定领域的相关知识组成，儿童思维发展的差异就体现在儿童所形成的关于世界这些内部“理论”上，获得这些知识对儿童特定领域内的问题解决和其他信息加工活动具有重大而普遍的影响。由于这些知识的组织具有理论的基本性质，同时又属于一种非正式的朴素的“理论”，因此，也被称为“朴素理论”(native theory)。简言之，“朴素理论”即儿童在一些领域获得的非正式的、前科学的知识框架。他们认为一个特定领域的朴素理论必须包括，该特殊领域的认知对象集合、特殊领域的因果原则集合与一个内部关联的、可以对各种现象进行一致性解释的知识体系这三方面的内容。西格勒和汤普森(Siegler and Thompson，1998)经研究认为，经济学也是儿童认知的一个核心领域，具备核心领域的三个特征:本体区分(如买主和卖主)，因果机制(如供求关系)和理论建构间的一致关系。
由于我国经济教育的特殊现状，使得儿童经济教育在我国鲜有研究，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毛妮娜在其硕士论文《3~6岁儿童对经济学知识理解的发展研究》以上海3所普通幼儿园中120名3~6岁儿童为对象，对他们对基本经济学概念的认知能力、钱币的应用能力以及商品价格与材质对应关系的认识和商品等价交换的意识展开了研究，研究表明：3~6岁的儿童对一些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认识，且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随年龄的增长儿童对钱币的认知与比较能力都不断提高。
这些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开展儿童经济教育奠定了基础，它们是我们开展儿童经济教育的依据和前提。
（二）实施儿童经济教育的教育学基础
教育要从儿童的生活出发，它是对儿童开展教育的一个现实依据。随着社会环境的日益丰富，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开始越来越多的接触一些经济经验，比如生活习惯的培养、零花钱的应用、玩具的选择，对超市、银行的认识等等。这些社会环境的变化与更新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教育者的关注，而它也是我们确定教育内容，展开教学活动的前提。
在国外，在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也有一些研究致力于探究促进儿童经济学认知提高的教育干预措施。考里尔斯基(Kourilsky，1977)经过调研证明，甚至在幼儿园开始培育懂经济的公民都不算早，在一个名为“儿。童经济”的教育计划中，孩子们懂得了什么叫短缺、决策、生产、专业、消费、分配、供需、生意、金钱、以物易物等概念。由此向我们说明，一个儿童能成功地作出经济上的决定，接受的适宜发展性教育或辅导比单纯的年岁增长更有关系。考里尔斯基(Kourilsky，1987)认为，在每个年级水平上，如果能给提供适宜的策略和材料，孩子是可以学习经济学的；处于不同学业能力水平的孩子是有能力学习经济学概念的；来自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儿童也是有能力学习经济学概念的；儿童可以通过许多教育方法学习经济学概念(如基于说教/材料的方法、基于科技/媒体的方法、基于调查导向/经验的方法等)。
三、实施儿童经济教育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经济教育尚未纳入到教育体系中去，但是经济教育范属社会科学，因此可将其纳入至社会科学课程中去，成为其一部分，这样不但有利于帮助孩子们了解一些基本的经济学知识，也有利于发展孩子们的社会认知能力。
其次，经济教育是与孩子们的认知发展紧密相连的，如对数字的认知等，因此要注意以此为基础，循序渐进。
关键词：社会保障 经济学 社会公平 经济效率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4-016-02
经济学是研究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的科学，而社会保障是通过经济手段来达特定社会目标和政治目标的制度安排，本身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经济活动。因此，社会保障既要按照自身规律来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各种经济关系与经济活动规律的制约，这种内在的关联性决定了经济学对社会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始终与经济理论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社会保障理论虽然不是经济学所能够全部涵盖的，但也部分地直接体现在经济学体系之中。经济学界各个流派的兴衰不仅记录了经济理论的发展，也渗透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的轨迹。所以，经济学所取得的成就为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一、西方社会保障思想的历史沿革
经济学或经济学家对社会保障理论研究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二战前；第二个阶段是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80年代至今为第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二战前
这个时期经济学家主要以社会公平角度为出发点，讨论构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经济学对社会保障问题的探讨最早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一书中，论述了通过“看不见的事”来推动个体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共同增长，进而来实现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提高的一种思想愿望。第一个系统阐述社会保障思想的是德国的新历史学派，针对当时德国所面临的劳资问题，新历史学派强调和证明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客观必然性。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论述了通过改革收入分配来增进社会福利，以及对贫穷者的救济问题。
当代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开始于福利经济学。尽管18世纪的詹姆士・斯图亚特被称为“福利经济学理论的带路人”，但正是创立福利经济学的是庇古。他运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以19世纪初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为基础，依据边沁所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这一功利原则论述了社会保障政策的经济意义。庇古假定在收入分配中有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起作用，那么同一英磅的收入对于穷人和富人来说效用是不相同的，穷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因此具有收入再分配性质的社会保障政策可以扩大一国的“经济福利”，因为收入再分配过程中穷人得到效用的增加要大于富人效用的损失，社会总效用会增加。尽管庇古主张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但他的社会保障理论仍建立在自由放任的主张之上，而政府作用也仅限于税收和补贴。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社会保障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直接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建立。凯恩斯主义以需求管理为基础对社会保障理论进行了阐述，凯恩斯认为，一国的生产和就业状况主要取决于有效需求，但是由于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会经常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经济危机与失业的发生。因此国家必须对自由经济进行干预，运用财政政策，通过政府有目的和有意识的财政支出与收入来影响消费需求。他认为政府干预的方针是“国家必须改变租税体系，限定利率及其它办法，指导消费倾向，政策重心为财政政策，通过政府有意识的财政支出与收入来影响消费倾向。通过个人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对失业者、贫困者以救济，从而刺激消费需求。”
（二）第二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
在这个时期，经济学家主要从经济效率角度出发，主张削弱社会保障开支，强调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分水岭。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二战后社会保障进入了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世界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急剧增加，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受益范围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水平不断提高，福利国家纷纷建立，此时社会保障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但是，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滞涨”问题的出现，导致社会保障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负担。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经济学在批判凯恩斯理论的过程中，兴起了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经济学派，包括供给学派、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等，进而经济学关于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又有了一些新的见解。
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高效率来自市场竞争，如果对低收入者给予“最低生活水平的维持制度”，会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最终有损于自由竞争和效率，因此弗里德曼反对凯恩斯主义对低收入者发放差额补助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完全取消又会遭到社会公众的反对，为了既救济贫困，又不损于竞争和效率，弗里德曼主张采用负所得税。通过负所得税，既帮助低收入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又不挫伤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供给学派从自由主义原则出发，指责社会保险削减了个人储蓄，抑制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失业保险鼓励人们失业，使政府财政连年出现赤字，有加剧通货膨胀的危险。他们主张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对社会保障计划进行改革，采取“紧急援助、严格的福利和对儿童补贴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鼓励就业，提高生产率，减少政府开支。同时还主张通过人寿保险来弥补社会保险的不足，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尔茨指出：“社会保险制度正处在危机之中，因为它计划要对一代又一代人支付不断增长的实际社会保险金。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削减社会保险金的增长计划，从工资指数转化为物价指数化，将从根本上消除长期的社会保险问题。此外通过商业人寿保险来弥补社会保险的不足。”
197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肯出版了《公平与效率》一书，表达了当时经济学界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即收入与消费的平等是以资源分配的效率降低为代价。按照这个观点，社会保障作为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20世纪80年代，英国、美国推行的削减社会福利的计划，以及维护并扩展私有化的进程，均受到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
（三）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
在这个时期，经济学家开始注意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些经济学家也由此展开了论战。
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其一，社会保障通过影响消费者的预算约束来影响消费者的储蓄行为，从而影响到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形成；其二，社会保障通过影响父母和子女在当期和未来的福利，改变消费者的生育行为和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从而影响经济中的人口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新古典学派和新增长理论分别从这两种观点出发阐述自己的观点。
新古典学派认为，一国经济的增长是由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共同决定的，劳动被假设为外生因素，因而物质资本是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最终动力。储蓄是物质资本形成的源泉，这样储蓄就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新古典学派是以储蓄为中间变量来研究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古典学派将争论的焦点放在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两种不同的社会保障筹资模式上，讨论到底那种筹资模式更有利于提高储蓄率，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然而，由于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会对私人储蓄产生挤出效应，基金制对储蓄率的影响又不确定，因此使得从物质资本这一视角出发难以判断两种筹资模式到底孰优孰劣，因此这种观点在发展中陷入了困境。
20世纪80年代新增长理论的兴起，证明了物质资本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一国的经济增长是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因素共同决定的，新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社会保障的分析框架，为经济学研究社会保障问题开辟了崭新的研究视角。新增长理论以人力资本为中间变量研究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现收现付制会通过促进人力资本投资而对经济增长起正向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对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起了重要的影响。
二、西方社会保障思想的趋势分析
（一）经济学对社会保障思想的研究重心发生转移
从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理论研究的演变过程中可以发现，经济学最初是以公平为出发点来构筑社会保障理论体系的，也就是说社会保障首先是作为一种公平制度产生的，具有浓厚的公平色彩，并且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由法律加以保证和强制实施，其功能是为满足社会公平目标而提供的一种安全稳定机制，从而弥补市场分配的缺陷。
二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中“滞胀”问题的出现，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更关注经济效率。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失灵和西方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危机，以经济效率原则为出发点，提出了削减社会保障支出的政策建议。
从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理论研究的新进展来看，这些理论主要以经济效率为目标，从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社会保障问题。可以说，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本意虽然不是为了对经济产生影响，但却又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经济学对社会保障思想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
最初，社会保障理论主要镶嵌在西方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当中，从社会公平角度出发，把社会保障作为一种进行收入再分配以及实现收入“均等化”的手段和工具。
凯恩斯主义社会保障理论的内容有所扩大，把社会保障作为经济的“内在稳定器”，即依据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原理，针对不同时期的经济运行态势，采取不同的社会保障收支方式，达到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从而实现经济稳定发展。
二战后，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从经济增长着眼，讨论完善社会保障筹资模式的重要意义。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在内容上逐渐扩充、在功能上有所增加，由原来单一的社会稳定、收入再分配功能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经济稳定、经济效率等多项功能。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下卷）[M].商务印书馆，1994
2.[英]凯思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1993
3.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M].商务出版社，2003
4.郑秉文.经济理论中的福利国家[J].中国社会科学，2003（1）
【关键词】新结构经济学;财政政策;有为政府;垂直结构
【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我国GDP以年均9．4%的速度高速增长，2018年GDP总量首次超过9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为90．03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3．6万亿美元，人均GDP为9780美元，很快就要突破1．2万美元这个世界银行所定的高收入门槛线。作为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GDP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我们内部的经济结构在不断地调整，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处于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新常态，同时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外部还经受着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新的挑战，我们的外部宏观环境正面临着系统性的重要转变，这种内外结构与环境的变化也将是我们在未来“十四五”期间的持续的特点。2018年，我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83352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220906亿元。而1978年则分别为1132．26亿元和1122．09亿元，可见增长迅猛。财政政策是为了实现国家某些目标的重要手段，财政的“收”与“支”的能力、体量、结构与影响都和发展阶段及国际环境密切相关。我国的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需要结合这些宏观趋势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的主要目的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如何调整我国的财政政策。新结构经济学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着重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及对经济发展的含义，被认为是继“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展经济学思潮，由林毅夫教授首创。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主张要从本国发展阶段与禀赋结构出发分析最适合自己的技术、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与政策，自然也就包括财政政策。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结合我国经济正在同时进行的四个结构性过程阐述财政政策，第三部分是按照新结构经济学对产业的五大分类来论述财政政策，第四部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以及财政政策的实施与执行过程，最后是总结。
二、四个同时进行的结构性过程与财政政策
从结构上看，我国目前正在同时经历四个结构性过程，各自所对应的财政政策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第一，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即经济结构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也就是所谓的库兹涅茨事实;另一方面，产业之间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产业链内部向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高的部分升级。
第二，经济转轨过程，即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转变过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以合理的速度与次序纠正低效的政策，消除市场扭曲，优化资源配置，逐渐实现从计划与市场双轨向市场单轨转变。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合理的改革转轨次序与速度，改革的倒逼机制是否有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Wang,2015)。
第三，经济开放过程，即从原来相对比较封闭的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的过程，是个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我国在贸易全球化方面进展突出，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而在资本全球化方面，人民币已经进入SDR，我们现阶段也在重点研究和推行与人民币自由可兑换相关的汇率与资本流动管制问题。除了贸易流动、资本流动之外，还有技术流动。我国总体越来越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在对现有国外技术的模仿吸收和自主创新这两个方面的比重不断调整，关于国际与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力度也需要调整。
第四，大国崛起过程，即我国从原来的军事、政治、外交等地缘政治方面的弱国逐渐向世界强国的崛起与复兴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难免会与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形成某些矛盾，甚至包括中美之间可能存在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事实上，不仅是我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份额不断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有改革现有国际秩序的诉求。因为现有秩序是七十年前“二战”结束时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产物，在不少方面已经滞后于这个时代了。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在同时经历这四个结构性过程的大国，而财政政策与这四个结构性过程均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就显得尤为复杂。具体而言，对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财政政策体现在相关的税收、补贴、基础设施投资等很多相关方面，税基也在随着经济结构发生变动，这些都与产业政策高度相关，后面会更具体地展开。对于经济转轨过程，我们需要研究和梳理中国的补贴与税收政策，消除和纠正那些低效的或者无效的补贴，优化税收结构，更好地纠正政府的“乱为”，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对于经济开放过程，我们的财政收支越来越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财政政策与国际贸易、资本和技术的流动缠绕在一起，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而且作为大国也会影响国际。对于大国崛起过程，我们将不得不考虑那些与国防与经济安全有关的战略型产业的财政支持，比如，中美贸易战过程中的芯片断供问题、华为的问题，又比如与亚投行、“一带一路”等相关的问题，等等。
现在有不少学者反对我国的积极的扩大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针对第二个过程，认为那会强化政府的“乱为”，不利于市场化改革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学术界达成共识比较多的是减税政策，可是减税的前提应该是切实降低政府开支，否则只能增加政府债务，从而提高通胀可能并增加宏观风险。无法降低政府开支的所谓“结构性减税”实际可行性是很低的。但是，经济转轨的改革过程本身也是需要有财政支撑的，其他三个结构性过程同样也需要政府的因势利导的作用，需要政府开支，有些方面甚至需要增加开支。因此，现阶段似乎首先应该讨论如何减少政府的低效开支，优化支出结构，进行结构性的开支削减，再来讨论如何进行结构性减税，否则税只可能越减越多。
以上提到的四个结构性过程显然并非独立，而是互相交叉的。。我国正在经历从农业到非农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即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而在非农部门中存在一个“垂直结构”，即能源、金融、电力、通讯等几个核心的上游部门主要由国有企业主导，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市场结构偏向垄断，产业偏向资本密集型。而下游的消费性制造业和消费业则已经放开，国有企业已经大量退出，并且由民营企业主导，进入壁垒比较低，市场结构更接近充分竞争。上游产业为下游产业提供中间产品与中间服务，所以存在投入—产出表的供应链关系。这里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的经济转轨过程。与此同时，我国的下游民营企业是国际贸易的主力军，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民营企业更是积极参与贸易的全球化，持续保持第一大出口主体地位。而正因为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与“垂直结构”，使得大国崛起这个结构性过程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并承受着巨大的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深刻理解当前中国的这种宏观经济结构对于我们分析宏观财政政策将很有帮助。譬如，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上游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高于下游的民营企业，但是2008年之后则相反。这是因为，2008年之前，中国下游产业放开，国退民进，下游部门的民营企业利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并充分利用全球化过程将大量产品销售到国际市场，在此过程中，下游民营企业需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对于上游国有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与中间服务的需求也大量增加，进而上游国企的利润率也就不断提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与土地相关的财政收入也在迅速提高。总体而言，无论是下游的民营企业还是上游的国有企业，所上缴的税收在这段时期都在迅速增加。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的国企的利润率开始大幅下降，重新回落到低于民营企业利润率的状态。这是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下游民营企业面对的外需相对下降，因此下游民营企业的生产规模相对收缩，一部分民营企业破产退出市场，从而降低了对上游原材料与中间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上游的产业中的国有企业比重比较高，它们面对市场变化的调整速度可能比民营企业更慢，而且面对整体经济衰退时，国有企业承担的“保就业、保增长”等政策性负担就变成显性的约束，裁员率低、破产率低、投资减少率低，这就导致僵尸企业主要集中在中上游产业，而且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低于民营企业。我国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通过国有企业的投资增加来实施，间接地通过“垂直结构”影响到产业链中的其他部门。对于这个扩张性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效果评估，目前文献中的学术研究还没有考虑“垂直结构”，而“垂直结构”值得深入研究。
三、五大类产业划分与财政政策
这一部分将着重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结合产业升级过程来看我国的财政政策，因为产业升级中的诸多产业政策是财政政策的具体表现。新结构经济学分析不仅关注总量指标，而且更加关注各不同发展阶段下不同的产业结构等结构性的指标。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们将产业分为五大类，具体包括:战略型产业、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转进型产业和换道超车型产业(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2018)［9］。按照这五大类划分以后，针对中国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适时分析在每一类产业的发展中政府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财政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进而对五大类产业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从而确定财政的相应收支结构。
1．针对战略型产业。比如战斗机的研发时间很长，资本也非常密集，从经济效益来说也许并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相关企业的“自生能力”不见得很高，但是这些产业和部门涉及国防安全，需要维持必要的财政投入，而且特别是随着前面提到的第四个结构性过程，即大国崛起过程，这样的财政投入会不断提高。再比如中美贸易战中，高端芯片上我们被卡住脖子了，会使得整个产业链面临瘫痪的危险，这涉及经济安全，所以也有必要研究是否对此增加财政支持，鼓励自主创新。
2．针对追赶型产业。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技术差距，各地政府可以通过招商引资，通过产业园区和其他方式对外资进行财政补贴，促进对先进技术的吸收与学习。不少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出口加工区的产业政策成效总体是显着的，支持产业发展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力度也很大。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土地与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基础设施存量已经相当高，在吸引投资方面，与其他地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可以提供的显性的政策优惠空间是有限的，此时，如何注重改善产业的营商环境，提升软的制度安排，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对人才的搜寻成本，为产业升级提供各种便利的服务，有利于产业向高附加值端升级，这些是产业政策或财政政策需要转变的方向。
3．针对领先型产业。因为在技术条件上我们已经达到世界前沿，这种领先地位决定了企业主要靠研发创新来提升生产力。所以，如何在财政的收支政策上作出调整，以促进这些产业的自主研发就成为关键之举。相应的，测度与评估我国研发投入上的财政支出的效率问题就十分重要，而这并不仅仅是微观实证问题，也需要合适的宏观框架来帮助我们思考。这涉及国家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在上一节中，我们论述了“垂直结构”，上下游所有制结构是非对称的，市场结构也是非对称的，下游更加突出竞争性，而上游则更加呈现出垄断性特征。与此同时，“垂直结构”又结合着产业升级，从农业向非农业结构的转型以及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的财政政策，包括R＆D的补贴，很多时候是向国企集中的上游产业倾斜的，这个政策可以通过产业链传递到下游，传递到民营企业。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上游国有企业投资增加开始传导的。换言之，我们是需要考虑产业内与产业间的外部性，考虑一般均衡效应的。
4．针对转进型产业。一是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的转移。二是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一些产业，比如“四万亿”之后的我国的平板玻璃、电解铝、钢材等等普遍存在“产能过剩”，而其中有些产业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又恰好是短缺的、需要的。如果把这些产业的部分产能适度转移到有需要的国家去，就可以实现双赢。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低效产能无法及时去除的问题，也就是僵尸企业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2008年之后，我们国家越是上游的产业，僵尸企业的比重越高，这些企业一直享受财政补贴，对战略性产业或许是必要的，但对部分非战略型上游行业，就不应将“战略性”作为提供保护补贴的借口，而是要降低进入壁垒，允许更多民营企业进入，打破国企垄断，消灭僵尸企业，提高产业效率，提升产品质量。第二类是产业本身技术水平已经比较发达，但是因为政策补贴等原因，导致在国内供过于求。比如在化肥、光伏等产业上，我们实际已经属于领先型产业，技术已经居于世界前沿，但产能特别高，而非洲和中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农业，需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把这些产业引入到“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并不是淘汰落后产能，而是完全可以实现双赢的。
从产业国际转移和对外投资援助的角度，中国作为大国的这些对外的财政政策可能也具有一定的乘数效应。因为这些政策如果真的有助于非洲等的低收入国家变得更加富有，对中国也意味着将有更大的世界市场，进而拉动中国其他产业的出口，提高GDP.当然，这不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的反周期政策，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长期的具有生产性的政策。同时，这不是通过扩大内需产生的“乘数”效应，而是通过扩大长期的外需产生的“乘数”效应，周期会更加长，还有，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这种通过外需的乘数效应才可能会被政策部门进行内生化考虑，这与新加坡不同。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性，需要继续做进一步的相关研究。
5．针对换道超车型产业。因为研发周期短，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密集，而且这些产业在目前的发达国家也被认为是高端新兴产业，比如我们的网络支付产业、5G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相对于我们国家的总体发展阶段而言，我们在这些产业上水平明显“超车”了。结合之前讲到的“大国崛起”过程，如何更好地在财政上对于这些产业予以服务，在相关人才培养上如何在财政上给予倾斜，走向国际化方面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作用，如何更好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以上这些虽然主要是从产业政策的角度去阐述，但是即使是一项貌似产业中性的总量的财政政策，对于以上五种不同的产业的影响常常是非中性的，从而对于不同地区，或者同一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都是不同的。
四、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问题与财政政策的执行效果
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角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有所不同［12］。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央地关系如何调整，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办法如何调整都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原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对于产品市场的促进效果明显，但要素市场改革本质是一体化的问题，各地区利益存在差异，需要中央政府来推动改革。同样道理，不同的税种，央地两级各自分到的税收收入比重，都会影响税收执行的力度。如果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是GDP增长速度，那么追求晋升的官员会理性地选择如何在短期内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提高GDP,政府开支就会内生地拉高;即使被迫减税，地方政府也会有激励地去增加收费，或者通过增加地方债务的方式去拉高投资。如果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那么就显然不利于减税。如果失业率与维稳问题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高压线，那么在僵尸企业比例较高、民营企业相对弱小的地区，地方政府就会有足够的动机去继续补贴僵尸企业，即使导致资源错配。之前的分析中提到，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产业升级我们的确需要政府去做配套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如何保证这些投资的效率足够高，是具有长期建设性的，这些都与地方官员任期、考核方式等决定的激励机制有关，与政治体制有关［14］。总之，有效的财政政策的落实执行，最终都要依靠各级政府的官员，所以对他们的考核标准将对财政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总结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尝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我国的财政政策。我们的分析强调，我国正在同时经历结构转型、经济转轨、对外开放以及大国崛起这四个结构性的过程，是一个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大国，而且具有“垂直结构”的显着特点。同时，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划分，“战略型”“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这五大类产业共存。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即便同一个产业在不同地方发展阶段也不一样，有些产业内部可能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有些在微笑曲线的上端。这些结构性差异要求我们必须结合发展阶段，结合经济结构，结合外部宏观环境，结合各级政府官员考核激励机制来全面考虑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如何评估政策效果。以上这些都属于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有为政府”在财政政策这个具体问题上的分析视角。
【经济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1］王勇:《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赵秋运、王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从教30周年》，《财经研究》2018年第9期.
［3］李系、刘学文、王勇:《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型》，《经济学报》2014年第4期.
［4］王勇:《“垂直结构”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5期.
［5］王勇:《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主因是需求还是供给?》，《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0期.
［6］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7］唐恒、王勇、赵秋运:《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知识产权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即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