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1 17:27:1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高质量发展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高质量财务报告；会计准则；理念
中图分类号：F626.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7）07-0143-02
近些年来，国际国内财务舞弊案时有发生而且形势愈演愈烈，一方面使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损失，另一方面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其中利用虚假财务报告与财务报告粉饰手段造假是财务舞弊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1 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对于企业财务报告的修订
1．1 新企业会计准则对财务报告的目标进行了修改
原准则对财务报告目标的规定是“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新准则指出，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包括投资者、债权人、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等。新会计准则对于财务报告目标的修订能够更好的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有助于外部投资者和债权人等评价企业的经营管理责任和资源使用的有效性。
1.2 新企业会计准则对财务报告的体系进行了调整
原准则中的财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或现金流量表、附表及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新准则在保留了原准则财务报告中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附注的基础上，作了如下修改：（1）将“附表”改为“其它财务报告”，使其包含的内容更多，比如在原来利润分配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股东权益变动表，并规定企业可根据需要增加相关报表，形成了一个开放性的动态体系。（2）取消了财务情况说明书，因为财务情况说明书涉及企业生产经营基本情况等内容，不同企业存在各不相同的生产经营情况，不宜通过会计准则作统一规范。
1.3 新企业会计准则改变了财务报告的计量基础
旧准则中会计确认和计量属性是历史成本,以此为基础编制的财务报告不论物价如何变动总是按照业务发生时的成本计量,降低了财务报告提供的信息质量。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比较重视公允价值的使用,我国新会计准则结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于继续采用历史成本计量的同时,在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企业合并、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易等各项会计准则中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改变了财务报告单一的计量属性,使财务报告计量基础更科学、合理。
2 现行企业财务报告存在的问题
2.1 企业财务报告职能过分强调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服务
财务会计报告是会计核算的最终结果，是国家实行财政、税收和物价政策等的主要手段和重要依据之一，这就要求会计信息应当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服务。我国现行的财务会计采用的核算原则是权责发生制，因此报告内容也体现了权责发生制、历史成本等计量属性，报告模式产生于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时期是适应的。但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完善的情况下，企业已经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主管理的经济实体，并且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企业的投资主体逐渐呈现多元化的格局。
2.2 不能客观地反映知识经济时代的新业务
知识经济时代所出现的一些新的资产形式、经营方式、前瞻性信息、不确定性信息以及潜力巨大的无形资产等无法在现行财务报告中得到反映，无法满足信息使用者预测的需要，也势必会使投资者转而寻求其他的信息来源，从而增加了信息搜寻成本和信息风险，进而影响到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现行的财务报告模式仅将重心放在硬性资产上，对一些前瞻性、不确定性的信息，因为不符合历史成本原则、实现原则和可靠性原则等而无法包括在财务报告内。而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类信息却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信息技术的发展，联机实时报告系统的应用，企业的网络化使会计不再是个封闭的子系统，它除了提供历史的财务信息外，还可以提供非财务信息、经营管理信息、分析性和预测性信息。
2.3 财务报告信息披露不够及时
信息的最大特点在于时效性。随着竞争的加剧，科技的进步和金融工具的日新月异，经济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企业的经营类型和经营风险、财务风险会随时转换。会计信息使用者要求会计能够提供“实时”信息。为了向企业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管理者提供企业的经营情况，现行财务报告采取了定期报告的制度。然而，现行财务报告的披露无法达到会计信息质量的及时性要求，披露的周期、时限过长，会计信息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过时的信息往往无助于决策甚至有害于决策。
2.4 侧重企业历史经济活动而忽略未来可能的经济活动
现行财务报告所提供的历史交易信息与使用者经济决策的相关性正在日益减少，有些甚至毫无用处。而现在人们完全可以而且很容易从电脑数据库中获得越来越多的着眼于提供预测数据的信息。现行财务报告模式下的财务报表基本上是一张历史会计数据的汇总表。会计要素的定义应该包含现在和未来这两个时间点的交易和事项，事实却并非如此。在经济环境变化不显著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反映企业过去经营结果财务报告及其因果联系去推测企业的未来，但在经济环境剧烈变化的条件下，不可能直接用过去的财务报告去及时推测企业未来，这就导致财务报告的相关性大大降低。
3 完善企业财务报告的一种新理念：高质量财务报告
3.1 高质量财务报告理念提出的背景
高质量财务报告理念是宝罗B.W米勒与宝罗R.班森两位教授提出的，此理念的提出并不是要替代现有的财务报告体系，而是对现有财务报告体系的完善。我国目前的财务报告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报出的，这种最低报告标准一方面无法满足广大信息使用者尤其是投资者与债权人的要求，另一方面为许多造假者利用现有财务报告不完善之处蒙蔽欺骗广大信息使用者提供了有利之机，使许多投资者与债权人遭受了损失。高质量财务报告理念是一场变革，它鼓励企业抛弃对投资者和债权人旧有的态度，通过高质量的全面的财务报告与他们建立一种密切的、公开的、真诚的以及彼此信任的新型关系。它的核心思想是：企业只有提供资本市场需要的信息，才能够获得经济效率。相反，如果企业提供的是投资者和债权人不需要的信息，那么他们就无法获得经济效率。
3.2 高质量财务报告理念对于传统财务报告的完善
(1)补充披露，补充披露为突破传统财务报告的限制提供了最大的机会。这种突破必须是在反映事实的条件下才能够进行，企业需要揭示使用者认为重要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使用者，以减少报表使用者的猜测和从间接渠道获得的估计信息的依赖，而这些信息往往会增加不确定性和风险。企业在现行财务报告的基础上，应该：①增加对衍生金融工具的揭示。②增加物价变动信息披露。③增加对研究与开发信息的披露。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企业在研究、开发方面的大量投入是推动当今技术进步与经验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④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⑤前瞻性信息。企业应披露未来价值趋势信息，应在表外尽可能详尽地披露与企业未来价值相关的一些信息。⑥背景信息。作为一个企业，其所处的地域、行业、经营的业务范围、技术水平以及技术改造、市场上的经营氛围、远期近期发展目标、公司的资产结构、过去的盈利水平、主要竞争对手等状况，都应在财务报告中反映。⑦简明信息。编制简明信息，便是对那些为绝大多数信息使用者共同关心的重要信息进行简明扼要的阐述，这样更能扩大财务报表的效用。
(2)报告的频率，当前，企业面临的现实是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衍生工具不断涌现，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日益显著，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期大大缩短。而现行企业财务报告在时效上不能很好地满足报表使用者的需要。因此，首先必须建立一套能提供实时信息的财务报告制度。一方面，定期报告仍要存在，作为财务成果分配的依据；另一方面，编制实时报告作为有效决策的依据。为保证财务报告信息的及时性，我国中期财务报告可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在时间上采用季报编制形式，在内容上要重点突出，避免“小而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会计数据能通过计算机进行实时的处理与反映，会计人员账务处理一完成，计算机就可以自动生成报表。这就大大缩短了报告输出的时间间隔。其次，必须建立和完善实时财务报告系统。通过互联网企业会计信息已经成为企业与用户沟通的重要手段。网络会计使会计信息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得到了大大拓宽，减少了会计信息产生、传播与利用的时间间隔。
(3)独立的审计，在高质量财务报告理念下，独立的审计很重要，因为审计师就是通过减少投资者的不确定性来创造价值，如果没有审计师，那么市场对于财务报告的信任会很低，不确定性非常高，后果就是公司在资本市场上融资成本的升高。有了有效的审计，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但是总体水平会下降很多，所以建议企业任用审计师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来提高财务报表的价值，在高质量财务报告体制下，审计师将以“财务报表对决策有没有用”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使披露的信息更有用”做为审计的目标，试想这样的审计报告对于决策者会是多么的不同啊。高质量财务报告理念告诉审计师他们是唯一通过第三方的证明来创造可信性从而增加财务报表价值的人，只有他们维护自身的独立性，不跟客户妥协，这样才能使他们增加的价值最大化。
当企业意识到现存财务报告的不足和高质量财务报告的优点，相信他们将会以三种方式改变他们的行为。第一种方式，他们会在会计准则的标准下将财务报告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使报告不仅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最低标准，而且更加有用。这种方式只需要改变管理层的态度就行了。第二种方式是编制高质量财务报告的企业经过长期的努力来产生有用的信息披露，以满足目前对更多数据和信息的需求。第三种方式就是更快更广泛的公开财务报表。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审计声誉与审计质量的关系，并且结合我国审计实务分析了我国审计市场的声誉价值及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声誉在我国审计市场没有经济价值，审计师可能没有建立高质量审计声誉的动机。
审计声誉与审计质量密切相关，审计师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在提供审计服务时，必然会把审计声誉的经济价值作为提供审计质量决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一、 审计质量
watts and zimmerman（1981）and deangelo(1981)给审计质量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他们把审计过程简单二分为发现过程和报告过程。审计质量就定义为审计师发现客户会计信息系统中某一违约行为并且对已经发现的违约行为进行报告的联合概率。因此，审计质量可用公式写为：
审计质量＝p(审计师发现违约｜存在违约)×p(审计师报告违约｜审计师发现违约)
第一个概率是在违约存在时，审计师发现违约的概率，这个概率依赖于审计师的努力程度、技能、能力等等，反映了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第二个概率是审计师在发现违约时，他报告违约行为的概率。这个概率反映了审计独立性。这两个概率都必须非0，如果有任何一个概率为0。那么审计师就没有价值。如果审计师被预期为不会发现已经存在的违约或者不会报告任何已经发现的违约，则没有任何理由需要聘请审计师。
从上述审计质量的公式我们可以看出，公式的右边以发现和报告这两个审计程序来反映了审计工作的过程，而公司的左边以概率的形式反映了审计工作的结果，其概率的含义就是对于含有重大错报的财务报告，审计师不会发表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概率。因此，watts and zimmerman（1981）and deangelo（1981）的定义确立了审计质量的分析标准：首先，一个重大的错报必须被发现，其次，被发现的错报必须对外披露。
二、 审计声誉与审计质量
声誉常指获得社会公众信任和赞美的程度，通常由知名度、美誉度和信任度构成。高质量审计的声誉则可以认为社会公众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予以信任和赞美的程度。既然审计质量可以理解为审计师发现并报告客户财务报告错报的概率，如果一个会计师事务所想要获得高质量审计的声誉，他就必须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比如发现并且报告更多客户财务报告的错报。发现更多的财务报告错报信赖于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和投入的审计资源。如果想提供更好的专业胜任能力就必须聘用更为优秀的人才，更为优秀的人才也必然会要求更高的报酬，从而会增加审计成本。
在一定的专业胜任能力前提下，如果想发现更多的错报，审计师就必须寻求更多的审计证据，而审计证据又与审计成本成正比，更多的审计证据必然要求投入更多的审计资源进行审计，如更多的审计工作人员，更长的审计工作时间等等。
此外，发现更多的财务报告错报仅仅是审计质量的一个方面，高审计质量还要求审计师报告所发现的错报。但是，因为公司是财务报告的提供者却不是财务报告的消费者，而审计质量又表示审计师发现并报告所审计公司财务报告错报的概率，因此公司对审计服务的需求并不一定是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也就是说公司可能不希望审计师报告所发现的客户财务报告中的重大错报。
但是，在审计师由所审计公司委托的情况下，如果审计师报告了客户财务报告中较多的错报，也就是说审计师保持较高的独立性，拒绝与管理者合作，这时，管理者就可能会解雇这个不合作的审计师，转向其它更为合作的审计师，此时，审计师就会失去与此客户相关的审计收入。
因此，审计声誉要求审计师提高审计质量，但是更高的审计质量对应更高的成本，这种成本包括更高的审计成本以及可能失去与客户相关的审计收入。
三、 我国审计市场声誉价值与审计质量
审计师之所以愿意承担高质量审计的成本，是因为高质量审计的声誉能带来更多的收益（更多的客户、更高的收费）以补偿其成本。
在西方国家，如果审计师提供的审计质量获得了社会公众的信任，那么他凭借高质量审计的声誉价值，可以拓展更多的客户资源或者提高审计收费。如在西方审计市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凭借其卓越的审计声誉，占据了审计市场上的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并且与非国际四大相比，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
但是，我国高质量审计的声誉价值可能不大。从审计收费来说，高质量的审计应当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以体现优质优价的原则、弥补其增加的审计成本。审计的定价理论上也应遵循成本加成的原则，反映在审计收费的价格制定上则是各会计师事务所主要考虑自身的成本加上预期的利润就初步构成了产品的价格。
但是，以我国目前的审计收费现实来说，不管是监管部门还是企业都认为审计产品是一个无差异的产品，反映在价格理念上就是对于无差异的产品适用的是统一的收费标准，因此大多数城市的监管部门都曾经为会计师事务所制定了所谓的收费标准，该标准一般以资产或资本总额等等指标为参照，而很少考虑客户的复杂程度、审计风险等因素。
为此，笔者专门去查询了一下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公布的审计收费标准，发现各地的会计师事务所公布的审计收费标准都是沿用以前各地物价局核定的审计收费标准，归纳起来大概有二种，一种是以资产规模的一定比率作为审计收费价格，一种是以审计人员的工作小时数来核定审计费用，其中又以资产规模的一定比率作为审计收费标准的占大多数；而笔者在走访实务中的审计人员和企业后发现，实际的审计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审计收费与上述规定的标准相比都打了很大折扣，并且会计师事务所与企业之间审计费用的商定往往依赖于个人的关系而不是会计师事务所供应的审计质量。
刘峰、张立民、雷科罗（2002）对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被撤消以后的客户流向进行分析后发现，就连大名鼎鼎的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审计市场都没有显著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除了长安汽车（有b股）以外，从中天勤事务所转向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水平和转向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在目前中国审计市场中，高质量审计并不能带来更高的审计收费，如果事务所执行更高质量的审计标准，那么对事务所来说，就意味着成本的增加和利润的减少，所以从审计收费的角度来说，高质量审计没有声誉价值。
如果说高质量的审计声誉不能体现在优质优价上，那么高质量审计的声誉能不能有助于会计师事务所获得更多的客户资源呢？
从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来看，答案明显是“不能”。李树华（2000）研究了我国审计市场独立性和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份额的关系，发现独立性的提高与审计市场呈现出明显的背离关系，随着会计师事务所独立性的提高，其审计市场份额反而明显减少，“独立性高”成了会计师事务所获取客户资源的障碍。
审计师独立性越高，就越有可能报告他所发现的客户财务报告的错报，但是审计师的委托人是所审计的公司，如果审计师保持较高的审计质量标准，拒绝与所审计公司合作，那么谁愿意委托这种审计师呢？刘峰、张立民、雷科罗（2002）对原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流向进行分析时发现，客户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与审计声誉无关，原中天勤的客户中有三分之二选择了审计声誉不高的本地事务所，而本地事务所的独立性更容易受到影响和干预；超过三分之一的客户选择了原签字会计师加盟的新事务所，即与其签字会计师“共进退”。这说明“人脉关系”而不是事务所的声誉，是影响上市公司事务所选择的重要因素。
总之，从事务所开拓客户资源来看，高质量审计的声誉没有价值，反而会妨碍审计师发展新的客户。
综上所述，在我们国家，如果审计师选择追求高质量审计的声誉，那么他不仅要面对审计业务利润的减少，还要面对客户的流失，并且审计声誉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它既不能帮助它开拓新的客户，又很难据此提高审计收费。此外，审计市场禁止广告宣传，高质量审计的声誉只能通过口碑相传这种形式建立起来，那么，就算是高质量审计的声誉具有经济价值，这种声誉的形成也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但是从长期来说，我们都将死去（凯恩斯，1935），在急功近利的今天，我国审计市场谁愿意去建立这未来经济利益遥遥不可及的审计声誉呢？因此，国内审计市场审计质量普遍较低的现状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文献：
1.李树华. 2000. 审计独立性的提高与审计市场的背离. 上海三联书店
2.刘峰，张立民，雷科罗. 2002. 我国审计市场制度安排与审计质量需求. 会计研究，第12期
3.凯恩斯. 1935.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桐译）. 商务印书馆
在西方国家，如果审计师提供的审计质量获得了社会公众的信任，那么他凭借高质量审计的声誉价值，可以拓展更多的客户资源或者提高审计收费。如在西方审计市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凭借其卓越的审计声誉，占据了审计市场上的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并且与非国际四大相比，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
但是，我国高质量审计的声誉价值可能不大。从审计收费来说，高质量的审计应当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以体现优质优价的原则、弥补其增加的审计成本。审计的定价理论上也应遵循成本加成的原则，反映在审计收费的价格制定上则是各会计师事务所主要考虑自身的成本加上预期的利润就初步构成了产品的价格。
但是，以我国目前的审计收费现实来说，不管是监管部门还是企业都认为审计产品是一个无差异的产品，反映在价格理念上就是对于无差异的产品适用的是统一的收费标准，因此大多数城市的监管部门都曾经为会计师事务所制定了所谓的收费标准，该标准一般以资产或资本总额等等指标为参照，而很少考虑客户的复杂程度、审计风险等因素。
为此，笔者专门去查询了一下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公布的审计收费标准，发现各地的会计师事务所公布的审计收费标准都是沿用以前各地物价局核定的审计收费标准，归纳起来大概有二种，一种是以资产规模的一定比率作为审计收费价格，一种是以审计人员的工作小时数来核定审计费用，其中又以资产规模的一定比率作为审计收费标准的占大多数；而笔者在走访实务中的审计人员和企业后发现，实际的审计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审计收费与上述规定的标准相比都打了很大折扣，并且会计师事务所与企业之间审计费用的商定往往依赖于个人的关系而不是会计师事务所供应的审计质量。
刘峰、张立民、雷科罗（2002）对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被撤消以后的客户流向进行分析后发现，就连大名鼎鼎的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审计市场都没有显著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除了长安汽车（有b股）以外，从中天勤事务所转向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水平和转向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在目前中国审计市场中，高质量审计并不能带来更高的审计收费，如果事务所执行更高质量的审计标准，那么对事务所来说，就意味着成本的增加和利润的减少，所以从审计收费的角度来说，高质量审计没有声誉价值。
如果说高质量的审计声誉不能体现在优质优价上，那么高质量审计的声誉能不能有助于会计师事务所获得更多的客户资源呢？
从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来看，答案明显是“不能”。李树华（2000）研究了我国审计市场独立性和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份额的关系，发现独立性的提高与审计市场呈现出明显的背离关系，随着会计师事务所独立性的提高，其审计市场份额反而明显减少，“独立性高”成了会计师事务所获取客户资源的障碍。
审计师独立性越高，就越有可能报告他所发现的客户财务报告的错报，但是审计师的委托人是所审计的公司，如果审计师保持较高的审计质量标准，拒绝与所审计公司合作，那么谁愿意委托这种审计师呢？刘峰、张立民、雷科罗（2002）对原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流向进行分析时发现，客户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与审计声誉无关，原中天勤的客户中有三分之二选择了审计声誉不高的本地事务所，而本地事务所的独立性更容易受到影响和干预；超过三分之一的客户选择了原签字会计师加盟的新事务所，即与其签字会计师“共进退”。这说明“人脉关系”而不是事务所的声誉，是影响上市公司事务所选择的重要因素。
总之，从事务所开拓客户资源来看，高质量审计的声誉没有价值，反而会妨碍审计师发展新的客户。
综上所述，在我们国家，如果审计师选择追求高质量审计的声誉，那么他不仅要面对审计业务利润的减少，还要面对客户的流失，并且审计声誉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它既不能帮助它开拓新的客户，又很难据此提高审计收费。此外，审计市场禁止广告宣传，高质量审计的声誉只能通过口碑相传这种形式建立起来，那么，就算是高质量审计的声誉具有经济价值，这种声誉的形成也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但是从长期来说，我们都将死去（凯恩斯，1935），在急功近利的今天，我国审计市场谁愿意去建立这未来经济利益遥遥不可及的审计声誉呢？因此，国内审计市场审计质量普遍较低的现状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文献：
1.李树华. 2000. 审计独立性的提高与审计市场的背离. 上海三联书店
在信息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资本全球化流动，国际分工细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拥有统一市场规则的“世界经济集团”(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已经或正在形成，其行为标准将成为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入该经济领域的潜在规则。会计作为国际经济交流的公共语言、资本流动的媒介具有普遍适用性，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乃至全球趋同是国内外会计界近年的热点问题，差异化的会计准则会造成国际投资者对财务报表信息理解上的系统性偏差,过分强调“本国特色”有可能被国际资本市场拒之门外，多套不同会计游戏规则并存局面将慢慢减少。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nternationalFinancialReportingStandards,简称IFRS)是一个质量更高的财务报告体系。IFRS基金会卽973年成立以后，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其主要目标是，本着公众利益，在清晰阐述原则基础上，制定一套髙质量的、可理解的、可强制执行实施的且全球认可的财务报告准则。就整个社会而言，接受和应用一套统一的、髙质量的核心准则是未来的趋势。随着IFRS基金会影响力和IFRS质量的不断提高，世界各国都加快了会计标准的趋同步伐，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主动选择IFRS。目前，世界上已经有包括欧盟各成员国、澳大利亚、南非等在内的117个国家和地区要求或允许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其他国家和地区也纷纷推出了与IFRS趋同的路线图。
然而，不同社会的价值观和信仰影响着不同国家会计文化价值，从而导致了国际会计准则的多样性，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化与趋同并不会导致实践上的协调与趋同，不同的道德判断也阻碍了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化与趋同，不同国家所提供的会计公共服务设施机构，会计专业地位的不同和资本市场的成熟度的不同也会阻碍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化与趋同的推进。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影响因素是什么以及如何怎样将IFRS打造成“黄金准则”，这些已经成为高质量国际会计准则建立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二、离质量国际会计准则的影响因素
会计准则的制定、完善和发展在形式上表现为企业会计行为的一种技术规范，但其本质上却是一种文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博弈结果。高质量会计准则建立的一个重要规则就是适应环境，具体地说就是适应各国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这些因素也成为阻挠高质量会计准则全面实施的原因。
1.融合各国会计文化
会计文化是文化对会计影响、渗透的结果，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会计特征必然会打上传统文化的烙印。Cohen(1992)认为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了可接受行为的不一致性;Patel(2002)从文化维度理论角度，提出了由不一致性的可接受行为引起的文化影响限制了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化与趋同;任何会计问题都不是孤立的，它基于特定环境的企业制度和资本市场运行体系所决定，文化或价值观念
与现实的矛盾最终影响到会计5全球化进程是一个不断出现冲突的过程,人类如果忽略文化软实力间的和谐々:补，就将为文化差异导致的文明冲突付出臣大代价。虽然会汁国际化就是一种通过文明的方式来协调和分配全球会计资源的最佳r.ft之--，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会计都有个传统沿袭问题，文化传统等因素是导致高质蛾会计标准难以施行的成本。然而，世界b存在多种文化意识，虽然形式各异，但仍然存在猗协同性，这种普世、共性的价值趋向，是适用T-全人类的价值观，可以来自西方，也可以来自东方。
2. 协调各国经济利益
在会计全球趋同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不同国家以及某一国家内部利益关系集闭各有关方面利益的重新分配。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会计准则的发展是一个经济行为，其实质是一份“社会契约”,会计准则之争已演变为资本之争、经济利益之争。这种“经济后果'利益争夺将导致资本的跨国流动，_会在会计标准制定费用、会计人员培训费用、政府管制难度加大等方面产生巨大成本。因此，各国均尽可能对国际会计协调施加影响，以缩小会计标准变迁的幅度。变革准则制定模式必须对现实成本和预期效益进行权衡，而社会公众接受程度是变革准则制定模式适当与否的关键。
3.平衡各国政治地位
根据寻租理论，打造高质量会计准则是一个政治过程，有关利益集团可能阻扰和破坏会计改革，以避免其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各国都愿意把世界上的所有资源都聚集到本国之中，寻求更多使用资源的经济人遇上r资源稀缺的限制，就发生r资源如何分配和依靠什么样的机制实现分Sd的问题。有人认为，缺乏政府之间的合作，趋同和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任何改变都将是一个政治性的意图,无论其是否是由全球化引起。因此，各国围绕着国际会计准则进行讨价还价，最终的IFRS将更多地体现强势集团的利益。IASB应本着“为公共所需、为公众所信”的原则，坚持以用户需求为中心，而不是以制定者为中心，尽量减少差异、寻求一致,这样才能实现从“供给驱动”向“需求驱动”的实质性转变。
4. 兼顾各国法律制度
会计准则具有准法律性质，是调节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的规范。会计法规的多样性影响各国之间贸易的发展,且阻碍经济一体化冃标的实现。高质量会计标准的前提就是要保证会计规范的全球统一化。我们认为,高质最会计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各国现有法规有宥间接的影响，会计标准本身的围际化与强化会计标准的执行机制应当并举，各国应排除不利于经济合作的法律方闸的障碍，使会计标准高质量的问题具有法律的强制性。IASB必须在各国财务报表法律框架中进行综合，将各国公切财务报告问题作为首要问题去解决，使各国得以受益。
5. 拥有全世界所接受的组织机构
髙质量会计准则的制定并非竞争性的，而是一个共同协怍的过程。我们认为，制度与组织的关系是互动的，各国均应为改进IFRS提供了支持，构建能够为全世界所接受的、合理科学的、兼顾各利益群体的组织结构尤为重要。会计准则的“国际性”或“全球化”还需要大量具有较大影响力或实际管制权力的国际组织的参与和认可，还需要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准则制定机构支持和配合。
三、高质量国际会计准则需要中国元橐
当世界经济离不开持续增长的中国经济时，世界文明也离不开中国文化。中国元素正在全球越来越多的领域中被重新解读、运用、升华。在“统一”过程中，国际会计界将更加重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要求和主张，以便使IFRS成为“最好中的最好”。我们认为，在建立高质量会计准则的过程中应增加中国元素。
1.中国元素的内涵与影响
文化影响力既是一个国家通过国际文化互动对国际环境施加实际影响的能力，也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中国有悠久的文化，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中国元素博大精深。什么是中国元素？我们认为，凡是在中华民族融合、演化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中国人创造、传承、凝结着中国人文精神和民俗心理、具有中国特质的文化沉淀，都属于中国元素。中国元素的状态呈现多元化特征，即包容多种文化共同存在:中国元素的功能具有强大的平衡、协调能力，追求的是和，通过和达到统一(合)，儒家的“大同”学说，追求的就是世界大同冲国元素的内容不仅包含有传统因子,更广泛容纳了现代先进和科学成分。在文化这个问题上，谁的借鉴能力强谁就会占有更多的文化资源。所谓文化资源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是否以开放的心态去开发和吸收。中国从公元前221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改革开放三十年多来，中国从20世纪70、80年代的“政治中国”走向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中国”时代。目前，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量及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元素对全球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在新世纪的国际话语平台上，中国重塑了有独特魅力的中国形象,进人“文化中国形象”的时代，即注重在国际事务中展示东方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将文化命运和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进而将文化中国的命运和整个世界的最新发展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已经引起全球的关注，中国元素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2.高质量会计准则需要埔添中国元素
文化冲突、经济后果、政治寻租是影响高质量的全球会计准则形成的阻碍,平衡、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推动髙质量全球会计准则发展的关键。中国元素的内涵不仅仅是中庸、包容，更重要的是创新,如科学发展观念、与时俱进理念、和谐社会思想,中国元素的外延不仅仅适用中国，而应该为人类、为世界共享,中国应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元素，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环境。髙质量的全球会计准则的制定宗旨是为了“公众利益”，儒家“大同”思想的根本就是“天下为公”。中国会计发展路径并不没有否定中国元素，相反，把中国元素当作一种开放性的全球优势来吸纳融合。IASB对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建设和实施取得的成就给予了肯定和赞赏，并确认了中国特殊情况和环境下的一些会计问题，包括:关联方交易的披露、公允价值计量和同一控制下的主体合并，并在关联方等准则的修订中吸收了中国的意见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可以对IASB寻求高质量的会计准则解决方案提供非常有用的帮助。先进、自觉的中国文化已成为国际会计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影响元素，IFRS可以影响我们，我们也可以影响IFRS。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具有庞大的会计实体，IFRS基金会及IASB不可能忽视一个经济大国的呼声，中国会计国际化进程及其会计文化影响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IFRS的“国际性”水平。
3.国际化进程中的中国会计
国际社会中的会计文化演化，在某种程度上也类似于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过程。准则博弈的目的是为了完善准则，最终达到“公认”的境界。髙质量会计准则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该过程的实现是各国会计标准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单方向的接纳。文化冲突的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矛盾双方融合成一对新范式。作为商业通用语言的会计世袭便具有国际化的属性，中国会计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中国会计接受国际会计准则的速度和程度，远远出乎世界的意料。DavidTweedie认为，中国内地参照国际趋同原则制定的会计准则，其效果已与国际会计准则相当。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居世界领先地位时，当代中国会计人必须在人类文化价值观上，拥有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前进的中国元素力量，能够在参与世界知识体系建构中持续推出新的会计文化。陈毓圭(2005)认为应认识国际协调与国际趋同的根本区别，认为中国应成为国际趋同积极推动者、参与者、实践者，而不是旁观者,不应刻意强调会计准则的中国特色，应转变观念，努力成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领跑者。中国应该釆取各项有效措施，除了在社会经济环境、法律法规、人员素质等方面进行配合和促进外,还要将最具“特色”中国元素融入高质量会计准则建设当中，传播中国会计文化的精髓，用优秀的文化影响高质量IFRS的形成和发展。在会计全球化的理论播撒和旅行中，中国不应该成为饥不择食的拿来者和纳受者，而是有选择地继续拿来的同时，主动在会计理论交流和会计国际化互动中进行“文化输出”，形成双向的“理论旅行”。
【关键词】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政治地位；经济利益
一、引言
从历史上看，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回顾历史和分析现状将有助于加深对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认识。
（一）阶段一：逐步靠拢时期
1978年底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中，以关注国际会计准则为基准而进行中国准则建设的号角吹响。1981年起《会计研究》等专业杂志上开始出现对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的各项会计准则的系统翻译、专栏介绍。此阶段我国会计界已经开始着手的研究工作意在向国际会计准则及惯例拉拢距离。
（二）阶段二：初步成型时期
1992年11月，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后改为《基本会计准则》，与具体准则相对应）和《企业财务通则》（简称“两则”）、13项行业会计制度和10项行业财务制度（简称“两制”）。“两则”和“两制”的内容体现出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惯例之间的接轨及趋同，形成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同时与国际惯例初步协调的企业会计规范，是我国会计标准国际化的一个里程碑。
（三）阶段三：基本趋同时期
2000年，国务院了《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同年12月，财政部了《企业会计制度》，它完全打破了分行业会计制度下“条块分割”的界限，实现了会计标准实质上的转换。随着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势头的不断涌起，我国会计准则委员会CASC与IASB的专家多次协作，最终促成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
（四）阶段四：持续趋同时期
2006年2月，财政部的《企业会计准则》包括1个基本准则和38个具体准则，同年10月，又了《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它标志着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与国际准则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基本建立，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最终实现了全面接轨。此外，财政部在全面回顾总结自2005年以来我国会计改革成就与经验的基础上，于2010年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
二、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政治地位
回顾历史，可以展望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未来发展和国际化过程中，中国将不断深化与世界各国或地区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深入研究新兴经济体特殊会计问题，为制定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做出努力，同时提高政治地位。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学者Rappaport就在《会计准则的经济影响》一文中指出：“会计立法者们必须具有更宽广的视野，仅仅作为一个会计专家是不够的。他们必须既谙熟会计，又能洞悉会计在经济环境中的作用及会计决策对经济环境的影响。”的确，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种政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经济后果的直接延伸，就是行业发展战略的核心体现。
目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格局正在重新调整，新兴经济体的意见和建议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机构层面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组织日益重视增强新兴经济体在准则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中任命多位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受托人和理事，并在监督委员会中也可能新增新兴经济体代表。2011年7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成立新兴经济体工作组，重点研究探讨新兴经济体特有的、亟待解决的会计问题。在地区层面上，一些地区性组织的成立和崛起，增强了本地区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做出了表率。在国家层面上，新兴经济体通过密切跟踪研究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互动，以便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更多考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中国参与倡议成立了亚洲--大洋洲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组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新兴经济体工作组，为亚太地区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非常关注新兴经济体在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存在的特殊会计问题。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实质是各国的利益之争，在国际会计准则的生成机制中，美英等发达国家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就意味着国际会计准则是扎根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土壤中的会计准则。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有助于提升我国会计的国际政治地位。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创造了一个既坚持中国特色又与国际准则趋同的会计准则制定模式，建立了一个既能让国人认可、又能使国际认同的准则趋同平台。新的会计准则体系提出了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四原则，即趋同是进步，是方向；趋同不等于相同；趋同是一个过程；趋同是一种互动。这四项会计国际趋同的基本主张得到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欧盟、日本和韩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等的认可与认同，扩大了中国会计的国际影响力。我国会计国际政治地位的上升，国际发言权的增加，也实现了我国会计国际化由被动接轨转向主动趋同、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共同提高的新局面，有利于我国更快地实现制定高质量的会计准则的目标，促进全球会计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增强我国在国际会计领域的影响力，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会计的国际政治地位。
三、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经济利益考量
我国会计准则向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转变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经济后果。
（一）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正面经济后果
1.有助于减少交易费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虽然不是强制性机构，但各国都自觉遵守它，其原因就在于它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减少合作的交易成本，相互依赖、制度安排、相互促进，从而有可能保证会计合作的实现。经济活动的相互依赖性使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开放会计；而信息网络使国家的会计行为都处在了“半公开”的状态。这实际上大大降低了囚徒困境的现实可能性，从而大大地降低了会计经济合作的风险。
2.对外资的吸引力增加。随着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将极大地提高企业财务报表的可比性，使国内外会计信息使用者能够在可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各项分析。那么，一来我国企业于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筹资成本会有所节省及降低；二来外国投资者的税收负担减少，净利润增加。由于企业在新的会计准则约束下产生的会计收益会普遍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将普遍减轻，同时这也是企业吸引外资的一个因素，使得外企在我国资本市场投资的信心会增强。
3.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信息不对称的减少。高质量会计准则是产生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前提条件，如果高质量的会计准则能够得到有效执行，那么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必然会带来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因此，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是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最直接经济后果。其次，根据经济学理论，信息不对称会带来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为了减少信息不对称，一般通过会计报告的形式向信息弱势一方提供有关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方面的信息。
4.资本成本的降低。这里的资本成本包括股权资本成本和债务资本成本。第一，公司管理层可以通过操纵提供给投资者的信息来谋取他们的信息优势利益。当投资者掌握公司较少的信息或者认为公司管理层提供的信息不可靠时，投资者在购买公司的股票时就会格外谨慎。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能够带来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而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又能够降低股权（下转第144页）（上接第141页）资本成本。第二，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而带来的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增加公司与债权人之间契约的效率，能够更好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从而降低公司的债务资本成本。
5.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公司管理层和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公司管理层一般比投资者拥有更多关于公司当前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信息。一般要求公司通过会计报告向投资者披露有关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方面的信息，从而便于投资者和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及时做出正确的经济决策，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二）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负面经济后果
我国会计环境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也存在着较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二者的碰撞必然损害各方主体的利益，导致负面的经济后果。
1.带来较大的制度变革成本。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仍有不小的差距，趋同必然给我国带来很高的制度变革成本。对于中小企业来讲，对会计人员的高素质要求、昂贵的核算成本以及审计成本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而且大范围采用国际趋同的准则，会大大增加会计信息的生成成本。
2.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采纳国际化的会计准则对我国政府最明显的经济后果是税收。企业在新准则下税负减轻，就意味着政府的税收收入减少。因为税收收益是以会计报告收益为基础，依照国际通行惯例计算的会计利润通常会低于采用新标准之前的利润，会计收益低估导致企业税收负担降低，中国政府在新会计规则下税收减少。
3.企业财务状况变差。在企业经营情况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采用国际化的会计准则得到的报表利润将普遍下降。依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监管和评价企业的主要指标是利润，在资本市场上主要以利润来考核企业的筹资申请，那么企业的业绩评价结果将变差，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形象和筹资能力随之受到损害。
4.会计人员专业要求提高。新的准则体系的实施，将加大企业的制度变革成本、学习成本、执行成本。同时对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他们对新准则不熟悉、不适应，就难以胜任会计工作，学习新准则又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会计人员的培训也将给各企业和组织带来沉重的负担。
5.对投资者、债权人的影响。企业在准则转变后财务信息与准则转变前生成的会计信息缺乏纵向可比性，在近几年，投资者、债权人难以从财务数据的变化判断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是变好还是变差了，另外我国投资者和债权人的专业知识比较薄弱，理解新会计准则同样对他们来说有一定的难度。
四、结束语
我国应坚持会计准则的国际化改革方向，密切关注国际会计准则的动向，并积极参与其中。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我们应遵循国际通行的准则，减少国际经济交流与贸易的交易成本，并积极参与国际准则的制定，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参与度、政治地位及影响力，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全球高质量的会计准则体系。
我认为，概括来说，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正面的经济后果包括投资者财务数据分析容易、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增加和公司治理改善等；负面的经济后果则包括会计数据的理解困难、“公允价值会计”会给会计信息使用者带来不利后果、减少不同会计准则之间的竞争等等。此外，还有一点令人担忧的是，对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而言，准则转变导致企业的利润下降同样会影响到他们的薪金福利，使其工作积极性降低。
至于我国如何应对会计准则国际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经济难题，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总能和谐对待，协调处理。
参考文献
[1]周立保.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发展历程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1(22).
[关键字]：会计模式 影响因素 美国模式 启示与借鉴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会计模式是各国在经济发展和会计实践中不断进行的经验总结，是一种定型的形式。对我国的会计实务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二、会计的发展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一）会计模式的定义：简括的表述为会计实践的示范形式，它是对已定型的会计实务的概括和描述，而并不排除属于同一会计模式的各国会计实务中仍存在某些非基本性的差异。
（二）会计的发展模式：宏观经济模式、微观经济模式、独立范畴趋向、统一会计趋向。
（三）会计模式的影响因素：法律制度、企业资金来源、政治和经济联系、文化因素。
三、美国会计模式研究
美国的会计实务体系是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会计模式。其基本特征为“公认会计原则”。
（一）在官方支持下和干预下由民间机构制定会计准则
美国国会于1933年和1934年先后通过了《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联邦政府根据《证券交易法》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它授权可对证券上市交易的公司和证券公开发行的非上市公司制定其在提供财务报告时应遵循的规则的官方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独立行使其权力，议会和总统都不能直接影响它的政策。
（二）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指导会计准则的制定
迄今为止，财务会计准则的制定还主要是采取通过对会计实务的调查研究，从惯例中进行筛选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对财务会计的环境、目标和基本特征等因素推导得出的。许多准则的制定，往往是不同利益集团利害关系的调和、折中和妥协的产物。美国的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一向重视会计方法的概念依据，避免在个别会计准则中出现概念混淆和矛盾的情况，强调“经济实质重于法律形式”。美国是不成文法国家，经济案例的判例也往往考虑案情的经济实质。因此，可以说，美国的会计准则体现了实用主义和理论研究的相结合。对一些复杂的会计问题，在制定准则之前，常常组织专门的机构并聘请有名望的专家主持，进行专题研究。而在美国所开创的从准则制定机构内部的“讨论备忘录”到公开的《征求意见稿》再到最终的准则《公告》的公认会计准则制度过程，以及通过征集评论函件和举行听证会等方式让各利益集团充分参与的做法，即“阳光下”的准则制定过程，已经成为一种典范。
（三）高质量会计准则
1.要建立发达而健全的资本市场，必须有效的保护投资人，使投资人能够得到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的真实、完整、公允并具有透明度的财务图景，这就是公司通过财务报告披露的信息。
2.鉴于当前资本市场已经全球化，因此，不仅需要本国会计准则高质量，而且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公认的高质量的国际会计准则。
3.高质量会计准则必须符合以下三项目标：
1）准则必须包括公认的综合性的会计基础概念中的核心部分。
2）准则必须高质量。列维把高质量理解为“能导致可比性、透明度和提供充分的信息披露”。
3）准则必须严格的加以解释。
（四） 财务报告的其他特征：1.重视短期偿债能力；2.加强公允价值计量。
四、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一）适当吸收民间组织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已增强其适应性和创造性
我国会计准则是由财政部制定颁布的，在会计处理程序上具有高度统一性，企业只能按照标准格式和要求执行。目前虽不能像美国那样直接授权民间组织制定，但在准则制定过程中应多吸收民间组织和企业的意见，以增强我国会计的生机和活力。
（二）积极参与国际化进程，但保持自身特色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会计国际化协调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为适应我国经济的发展和需要，我国的会计改革应密切关注会计国际化的发展动向，积极地参与国际化协调。美国在国际化协调方面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更多的使用自己的观点和模式引导国际化发展，因此在国际化协调过程中保持自己明显的特色。而我国在协调化过程中过分依赖国际会计准则，导致准则有些晦涩难懂甚至生硬。对那些由于我国经济环境与国际会计准则形成背景不同而产生的特殊问题缺少关注。因此，我国在会计国际进程中不能过分地强调国际化，更不能盲目地引入不符合我国经济条件的会计政策。
（三）在重视短期偿债能力的基础上不要忽视其潜在的成长性，注重可持续发展
公司报告的目标主要为投资者和债券人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为了吸引投资者以便筹集资金或出于绩效考核的压力，管理者往往注重短期利润和短期现金流量，忽视或无暇顾及到公司的长远利益或社会责任的履行。因此，报表使用者应同时注重公司的持续发展，强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性，也应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等公共问题。
（四）在坚持历史成本的基础上适当应用公允价值
实践证明，公允价值有其突出的优点，比历史成本更能反映企业的现实情况。目前我国会计虽在金融资产中使用公允价值计量，但应用范围有限，会计处理仍然相当稳健。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币值波动较大，尤其是在经济发展不稳定时期，应突出公允价值的作用，在会计处理上适当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当然，公允价值也有其自身的缺陷，金融危机后，也引起了人们的反思。问题不在方法的本身，而在应用得是否恰当。因此在使用公允价值时要谨慎、客观、扬长避短。
参考文献
[1]常勋.国际会计[M] 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会计规则制定的有关背景
首先，从国际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积极推进国际金融监管框架改革。作为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经济合作论坛，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强烈支持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并希望G20各成员国及其他有关国家或地区加快会计国际趋同步伐。至此，会计准则制定问题被G20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治理结构层面，G20密切关注到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亟待增强——2010年6月的多伦多峰会上，G20首次明确提出应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独立制定的框架下，进一步强调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参与；紧接着在2010年11月的首尔峰会上，再次强调要提高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中的参与度。不难看出，在G20的政治压力下，负责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被推到了应对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势必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应对。
其次，从IASB自2001年改组后近十年的发展来看。由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本身在各国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因此IASB势必着力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推广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广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都是IASB的利益所在。近十年来，在IASB的积极倡导下，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巳成为许多国家趋同的目标或直接采用的对象。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在GM的外在压力下，IASB在技术层面上要努力实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高质量，必然要提升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新兴经济体的适用性和公认性，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的治理结构层面，也必然要进一步提升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度。
再次，从新兴经济体自身的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发展来看。新兴经济体巳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力量，新兴经济体的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比如我国会计准则早在2005年就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南非自2005年起，土耳其自2008年起，韩国自2011年起，阿根廷、墨西哥和马来西亚等自2012年起全面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这些进展无疑是对IASB的支持，这些国家在会计准则制定和应用方面的经验能够为构建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体系提供宝贵的素材，理应在会计国际趋同中发挥重要作用，IASB重视新兴经济体的诉求也是理所当然。相比较而言，近年来美国、日本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方面的进展却不尽如人意。美国尽管早在2002年就与IASB联合签署了《诺沃克协议》，作出共同为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而努力的承诺，但多年来进展缓慢而艰难，美国证监会计划于2011年作出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纳入美国准则体系的决定也一拖再拖，至今香无音讯。美国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不明朗对日本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也宣布推迟采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相关决定的时间表。在这样的情形下，IASB必然将关注的目光逐渐转向广大新兴经济体。
二.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会计规则制定的主要途径
在国际会计规则的制定和发展中，利益斗争将长期存在，政治化程序不可避免。这在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会计规则制定的发展变化中也得以体现。
IASB于2001年改组完成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在其既定的治理结构和应循程序下，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导着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进程，新兴经济体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从IASB主要机构的人员构成来看，美国和欧洲国家可谓势力相当，都占据了决策权的主要地位：在手握财权与人事权两大权力的19个受托人席位中，美国5个、欧洲国家6个；作为会计准则制定核心机构的IASB的理事基本由欧美把持；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的12个席位中，美国和欧洲国家各分得4个；仅在为IASB和受托人提供咨询意见的咨询委员会的40余名成员中包括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见，在IASB发展的初期，准则咨询委员会是新兴经济体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施加影响的主要渠道。而今，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机构层面上，多年来美欧主导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的格局正在被打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22位受托人中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受托人已有4位，IASB16位理事中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理事也有5位，监督委员会中也将有可能新增来自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可见，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曰益显现，这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机构的治理结构以及具体会计准则项目的制定和修订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二是新兴经济体主动合作，构建沟通交流机制，协调立场共同影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比如，2011年7月，在我国的积极倡议和主导下，IASB成立新兴经济体工作组，工作组成员包括G20中新兴经济体国家及马来西亚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新兴经济体工作组的联络办公室设在中国，由中国负责新兴经济体工作组的日常管理和联络工作。工作组重点研究探讨新兴经济体特有的、亟待解决的会计问题。尽管这一机构成立不过短短一年时间，但是定位准确，找准了新兴经济体共有的会计问题，讨论颇有成效。自成立以来，工作组先后通过三次全体会议，对公允价值计量、外币折算、农业会计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目前，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形成的由我国起草的《新兴经济体应用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指南》报告巳得到IASB认可，IASB决定以该报告为基础制定相关的教育材料，尽快解决实务操作问题；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对“外币折算会计”的讨论成果得到IASB的重视，在5月下旬结束的IASB会议上，决定将外币折算会计纳入IASB研究项目，并以工作组的工作成果作为研究起点；工作组第三次会议讨论的农业会计议题，IASB也决定将其纳入短期议程项目，并在近期尽快加以解决，而工作组的讨论成果将为下一步农业国际准则的修订提供重要参考。可见，工作组的有效工作成果引起了IASB的高度关注，将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议程确定及其改进提供重要参考，进一步增强了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中的参与度。就连IASB主席汉斯也在多个场合提及新兴经济体工作组并给予高度评价，称“新兴经济体工作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织，为充分了解新兴经济体在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方面面临的挑战提供了极为有效的平台”。
三是一些地区性组织的成立和崛起，增强了有关地区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成为国际会计规则制宸中不可小觑的力量，而广大新兴经济体国家踊跃参与其中。比如亚洲一大洋洲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组25个成员国中，新兴经济体占据多数；再如拉丁美洲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组，涵盖了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这些机构在国际会计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做出了表率。
四是新兴经济体对会计的技术研究曰趋成熟，并积极向—IASB反馈以施加影响^在既有的国际会计规则制定权力分配框架下，各国博弈的重心转向在具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维护自身利益。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新兴经济体密切跟踪研究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深入探讨其在新兴经济国家的适用性，积极促使IASB能更多地考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以我国为例，IASB高度重视我国特殊情况和环境下的会计问题，先于2009年参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修订了〈<国际会计准则第24号——关联方披露》，基本消除了与我国关联方准则的差异，又于2010年新修订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号——首次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允许首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将在改制上市过程中确定的重估价作为“认定成本”入账，.并进行追溯调整，消除了A+H股报表中因企业改制资产评估产生的重大差异，这充分体现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影响。IASB也日益意识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实现高质量，必须充分听取各方包括新兴经济体的意见。
三、启示和建议
第一，从技术上深入研究我国准则制定的相关问题。会计准则作为会计信息生产与提供的规范，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而是一种具有经济后果的制度。但究其本质，“技术仍是会计准则的安身立命之本。尽管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是一个政治过程，但要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施加影响，仍应当建立在充分的技术研究基础之上，以专业技术意见说服国际会计规则制定者。因此，我国应当进一步深入研究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深入调研我国的实际情况，切实维护我国国家和企业的利益。
在中国经济增长保持高位运行的当下，中国房地产业投资将何去何从？日前，领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领盛）其第17份投资策略年度报告，扫描中国及全球房地产投资热点，并对未来风险进行了系统分析。
“在直接投资市场，亚太地区在2011年将继续提供广泛的投资机会。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基本面在资本市场复苏下不断改善，市场上存在着对投资者具吸引回报的投资。”领盛投资管理亚太区策略主管曾纪崇表示，“区内也同时存在具价值、复苏和增长的市场，这为核心和机会资本带来多样化的投资选择。”
具体到中国房地产的投资机会而言，领盛2011年投资策略年度报告指出，在中国，最佳的机会来自二线城市的部分住宅发展项目，投资机构可主要关注高质量的项目和有良好业绩记录的发展商。由于长期需求强劲而流动资金激增，中国的本土核心投资者应该考虑一线城市和发展较佳的二线城市的高质量写字楼和零售资产。
近来中国调控房地产的政策层出不穷，中国政府可以掌控住宅市场吗？“市场对于最近数轮的政策反应短暂，优质项目仍然受到市场追捧，不过其价格得到合理定位。”领盛亚太区策略副董事陈碧婷表示，“但我们也看出，地段不好的项目压力较大，投资应谨慎。”
领盛报告指出，中国“十二五”计划将焦点转至国内消费及经济增长再平衡、货币紧缩政策将继续令开发商的资本来源受压，但是“流通性充裕、投资渠道缺乏、通胀压力以及收入增长迅速继续支撑着投资需求，虽然现在住宅需求（用家和投资者）受到抑制，但刚性需求仍然存在”。
具体而言，领盛对于中国2011年投资建议是可关注二线城市优质地段的高档办公楼及中档住宅、中西部新兴物流枢纽开发现代化物流仓储。此外，核心投资者应关注拥有良好租户群的优质商铺及办公楼项目。
但领盛提醒投资中国房地产的投资者注意，一线城市的豪宅、未经测试的新住宅区，以及非中心区的中低档酒店要谨慎投资，防范风险。
此外，领盛2011年投资策略年度报告还指出，领盛相信中国的交易量和价格上升的情况将在2011年继续，尤其是在工业物业领域。随着来自本地保险公司的新资金寻找高质量写字楼和零售物业的投资机会，中国商业物业的价格预计将迅速上升。“随着经济持续增长，中国的开发项目供应量将保持稳定。拥有经验丰富，并具备广泛关系网络的开发伙伴，一直以来都是项目成功的关键，未来亦将如此。”陈碧婷指出，“中国保险公司已获准直接投资房地产。预计其资金总额可观，并有可能在未来几年改变中国的投资面貌。”而随着中国机构投资者在中国国内和境外的债务和股权投资上日趋积极，他们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力亦开始增加。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财务会计信息对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对于潜在的投资者，可以用来准确全面评估各个企业的资料，以帮助投资者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帮助优质公司取得成本相对较低的外部融资。另一方面对于已注资的股东和投资人，它又可以用来加强对与职业经理人的监管力度，以保证其做出的经营决策不会偏离股东和投资者的投资初衷和经营目标。曾颖和陆正飞以2002—2003年深市上市公司为样本，控制贝塔系数等因素后，发现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样本公司边际权益融资成本较低．且盈余平滑度和披露总体质越是影响样本公司权益融资成本的主要信息披露质量特征；于李胜和王艳艳以200l一2003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Dechow和Dichev模型来衡量信息风险的市场定价，结果发现应计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负相关。这些发现都意味着高质量会计信息能够提高投资者对公司的估计精确度，降低信息风险和投资者的估计偏误，通过改善契约和监督以降低契约方之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缓减投资不足和抑制过度，进而改善公司投资效率。基于上述的讨论，本文认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能够通过消除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现象，从而提高资本投资的效率。即公司倾向于投资不足或者是投资过度的条件下，高质量的财务报告可以提高投资的效率，考察财务报告质量是否增加(减少)了倾向于投资不足(过度投资)的公司的投资水平。以下为本文的两个假设：H1：财务报告质量和过度投资呈负相关关系。H2：财务报告质量和投资不足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研究在企业具有过度投资的倾向时，高质量的财务报告是否能够降低企业的投资额，同时，在企业具有投资不足的倾向时，高质量的财务报告是否能够提高企业的投资额。
二、变量的定义和样本的选择
1.公司投资效率的度量。尽管目前实证研究中度量特定公司投资效率的替代指标包括平均托宾Q比例、资本成本及资本成本率与投资报酬率之比等，但是目前越来越广泛应用的较直接又全而度量特定公司投资效率的指标主要包括边际托宾Q模型、wurgler模型和Richardson模型。尽管Richardson模型遭到Bergstresser等的怀疑，但该模型能直接度量特定公司和年度的投资效率，且运用截面数据回归能较好地避免边际托宾Q模型与wurgler模型估算样本的幸存性偏见。近来学者日益运用Richardson模型来研究会计信息、薪酬契约和治理机制对公司投资决策和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以避免公司投资效率的难以度量性。因此我们亦采用Richardson模型来计算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程度，但是在本数据研究中发现工资的投资变化与销售增长率的滞后期并没有显著的关系，与当期的销售增长由显著的关系，于是我将公司预期资本投资水平估计模型如下。销售收入的增长作为企业成长的主要动力，多数企业主要依靠的是销售商品或服务收入来创造价值并且以此作为成长和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因此一般来说当主营业务增长势头良好，即意味着总体经济环境良好或者意味着企业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其提供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得到了市场的认可，那么此时企业就倾向于扩大投资规模或者是扩展投资方向来配合企业的销售成长。因此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可以作为投资额的一个主要的解释变量。该模型首先估计出公司正常投资水平，然后用公司实际投资水平与估算的投资水平之差即残差来投资效率，若残差小于0则表示投资不足，相反若残差大于0，则表示过度投资。回归残差的绝对值越大，也就说明公司投资效率越低。当一公司的投资残数值数小于零时，则将其所对应的Overl变量赋值为0，表示该企业该年度投资效率表现为投资不足，反之，若该残差数值大于零，则将OverI变量赋值为l，表示该企业该年度的投资效率表现为过度投资。由此将OverI变量引入到下述的模型(3)中。
2.财务报告质量的度量。本文使用应记项目的数值的质量作为财务报告质量的变量，只是由于考虑到应记项目是用来预测未来的现金流，而当在估计未来的应记项目的数值时存在较小的误差和偏离时，未来的收益和现金流就能被更好的预测到，这样就可以更好的指挥未来的经营决策，这也就说明该财务报告的质量是高的。因此，本文参考Dechow和Dichev在2002年所应用的模型来测量应记项目的质量。该模型指出，应计质量指的是应计项目反映出实现的现金流的程度。应计项目作为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之间的差异。STD代表企业短期负债的变化额，CashFlow代表企业的经营活动现金流。U为误差项，反映总应计额偏离经济交易的未预期部分。上述所有变量都用公司平均总资产进行标准化，以消除公司规模的影响。3.投资效率与财务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为了检验企业的财务报告质量和投资不足以及过度投资的关系，假设H2预测财务报告的高质量会减少投资不足，由于之前已经假设当财务报告质量越高时，所得到的对应的AQ值也就越高，那么当企业倾向于投资不足时，模型(3)中的β1测量的即是财务报告质量是如何影响投资的。即如果此时系数的值大于0，则说明在投资不足的情况下，高质量的财务报告可以帮助增加企业的投资额，从而提高资本投资的有效性。另一方面，Hl预测财务报告的高质量会减少过度投资。那么当企业倾向于过度投资时，β2测量的是过度投资和财务报告质量对于投资额的增量效果，那么β1+β2的数值则计量了当企业倾向于过度投资时，财务报告质量对于投资额的总量的影响，即如果β1+β2小于0，那么既说明财务报告质量与过度投资呈负相关关系，验证了Hl假设。也就是说明过度投资的情况下，财务报告的质量越高，企业的投资额越小，从而提高了资本投资的效率。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投资效率的计量。表1显示了模型(1)相关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一般相关系数超过0.9的变量分析时会遇到共线性问题，0.8以上可能说明各个变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共线性问题，而由表l可以看到各个变量之问的相关系数不超过0．34，即说明各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可以把这些变量全部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根据之前对投资效率的定义，将投资残差大于0的样本定义为投资过度，相应的，将投资残差数值小于0的样本定义为投资不足。那么在对于共计250个样本数据的投资残差的计算中，得到了181个年度数据的投资样本表现为投资不足，69个投资样本数据表现为投资过度，相比较而言投资不足的现象比较严重，我们可以认为随着金融危机的全球化，各个行业的企业都削减了投资，这是宏观大环境的影响。
2.财务报告质量的计量。表4显示了模型(2)相关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可知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089，不存在超过0．8现象，这说明各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可以把这些变量全部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对于这个回归我们首先运用豪斯曼检验，看是用固定效应还是用随机效应，从表5这种我们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即拒绝原假设，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从表6中可以看出整个回归比较显著，因此认为这个整体是有效的，且各个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下是显著的，R方为0.82，解释能力也比较好。根据这个模型计算残差，用残差的绝对值乘以一l，就可以得到各数据的财务报告质量的数值，用AQ表示。该值越大，则说明财务报告的质量越大。
3.稳健性检验。与稳健性相关的经济损失或坏消息的及时确认是财务报告最重要的特征，同时经济损失的会计确认的及时性有利于限制公司管理层面临日益恶化投资机会时的过度投资行为。一般而言，稳健性原则通过应计利润而影响公司会计盈余，则一定期间的累积应计利润能够更好地反映特定公司应计利润的稳健性。意味着一定期间内累计操纵性应计利润能度量公司会计稳健性。于是我们令accruals=（企业流动资产的变化额-企业货币资金的变化额）-（企业流动负债的变化额-企业短期负债的变化额），重新进行回归。
【关键词】 财务会计准则； 制定基础； 制定主体； 制定程序
一、引言
财务会计作为一个独立概念的出现是在20世纪30年代（更确切地说是“公认会计原则”出现之后），迄今财务会计的发展已经七十余年。值得注意的是，综观当代财务会计的发展，发现财务会计一经产生，就与财务会计及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与管制如影随形（葛家澍、杜兴强，2003）。会计准则作为对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是财务会计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财务会计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对制定高质量会计准则的追求过程。从20世纪30年代起，国外就已经开始研究会计准则制定问题，我国自1951年起，开始推行高度统一的会计制度。会计原则、会计准则等术语，在我国教科书中消失了近30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会计界重新开始讨论会计原则（葛家澍、刘峰，2003）。刘峰（1996）较早地通过完整的理论框架对会计准则的制定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对于会计准则的制定模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按多种标准来界定，诸如会计准则的制定权归属、制定机构的选择、制定内容的详简、制定人员的来源构成、制定过程的公开独立性等。但一般而言，会计准则制定模式的研究涉及会计准则制定基础、制定主体和制定程序三方面内容。
二、会计准则制定基础（导向）
会计准则制定的基础也被称作会计准则制定导向，涉及了在会计准则范围内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所以该问题一直是会计理论界、实务界等各方关注的焦点。在国外，倾向性的观点是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优于规则基础的会计准则。Mason、Gibbins（1991）认为，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从总体上优于规则基础，更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如果会计准则是规则导向的，那些期望在会计准则上获取自我利益的组织，就有了可以进行“对策”的目标与方式（Lys、Vincent，1995）。1997年12月的“AAA/FASB研讨会”上，美国会计职业界的代表John Smith首次提出了“以概念为基础的准则”（Concept-based-Standards）的说法，并且认为概念基础的准则优于规则基础的准则（Rule-based-Standards）。Engle（1999）阐述了管理者利用会计准则形式规避经济交易实质的行为，他的研究发现，管理者通过虚构交易将本应确认负债的项目确认为权益，因此产生了43亿美元的成本。
安然事件后，国外对会计准则的原则基础和规则基础的研究可谓数不胜数。值得一提的是：Nelson等（2002）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得出结论，从业者包括公司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更偏爱具体的会计标准。Dye（2002）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Nelson的观点，认为规则基础的会计准则因增加了管理者操控会计报告结果的机会而使其有效性降低。Nelson（2003）通过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及审计师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会计准则越具体，管理层越可能通过交易进行利润操纵。Webster和Thomton（2004）以加拿大资本市场为例，发现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及其所赋予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空间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盈利质量。
我国会计学者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的讨论主要是在安然事件之后。葛家澍（2002）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作了一个概括性描述，他认为制定一项高质量会计准则，其指导思想是按美国制定公认会计原则（GAAP）所遵循的详细的“规则基础”，还是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制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所遵循的简明的“原则基础”，是一个有争议而必须通过反复实践才能回答的问题。
关于“原则基础和规则基础哪个更优”的讨论研究文献有很多。例如，平来禄、刘峰、雷科罗（2003）从自利经济人假定出发，推断出：每个自利的经济人在执行会计准则的过程中总是设法最大限度实现自己的利益，如果准则是规则导向的，这表明那些期望在运用会计准则中牟取私利的人就有了可借鉴的方式；如果采纳原则导向不给定具体的政策界限，当存在利益冲突时，最终只能诉求道德操守，这显然有违经济学自利经济人的基本前提，其长期有效性程度也值得关注。由于以原则为基础制定会计准则尚未在美国付诸实施，预测该方法的有效性程度为时尚早，可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导向制定我国会计准则（路德明、邱昱芳，2003；裘宗舜、李栗，2004；林钟高、韩立军，2005；张美霞，2005），他们认为，目标导向的准则需要财务报告编制者、注册会计师、审计委员会等实施适当的职业判断，孕育职业判断氛围；需要变更与财务报告和审计有关的法律框架体系；需要解决准则制定的工作程序方法等会计准则体系中的问题，SEC提出的“目标导向”为最优的制定模式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是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核心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准则这种思路是可取的。从会计监管的视角，洪剑峭、娄贺统（2004）提出，会计准则的制定基础与会计监管的有效程度相关，准则基础的变迁应该与具体的会计监管环境相适应。在会计监管相对较弱的环境中，选择规则基础的会计准则。基于政治学视角，张力、陈许高（2007）分析了美国2002会计改革法案的政治机会主义倾向，并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导向的内生性、会计准则的形成机理及财务舞弊行为的责任认定等角度探讨了我国当前会计准则制定导向的选择，认为规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有存在的合理性。
三、会计准则制定主体
会计准则的制定主体是指会计准则的制定者，结构合理的制定者有利于制定出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国外的研究倾向于支持由会计职业界来制定会计准则。Carey（1969）认为，美国早期对铁路和公用事业会计的政府管制并未导致更可靠的财务报表，而未受管制企业的会计实务却有较大程度的改进，因此，其反对将上市公司会计规则的制定权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个政府管制机构。以GeorgeMay为首的，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合作的专门委员会（Aspecial Committee on Co-operation With Stock Exchanges）1932年向股票上市委员会提交了一封信，该信建议纽约证券交易所应要求上市公司遵循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应当由包括公司管理人员、律师、会计师等的专家委员会经过研究后确定（Zeff，1972）。Nolan（1972）认为，众多的规则必须由像FASB这样的机构来制定。Most（1986）提出，会计准则应该由一个研究型组织制定，一个合适的研究型组织应该包括学术界的优秀人才，并得到职业界和产业界的资助。当然，这一研究型组织制定出的会计准则应该接受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支持或否决。
我国关于会计准则制定主体的大部分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完全由政府及相关机构制定会计准则。按照“无知之幕”的要求：准则制定者应该是毫无自身利益要求的无利益关系人（薛云奎，1999）。陈冬华、陈信元（2003）以世纪星源案例，研究了利益相关者在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发现会计准则的制定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是关乎利益协调的政治问题，利益相关者应参与会计准则制定。基于博弈分析，林钟高、韩立军（2005），高筠燕、卢锐（2005）指出，政府在准则制定权的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会计准则制定权合约配置应以政府为主导、民间机构为辅助的结合方式。綦好东、杨志强（2003），吴联生（2004）的实证调查数据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大都赞成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社会各方广泛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是在更大程度上提高会计准则公正性的基础。王建新（2001；2005），张嘉兴、张俊民（2006），宋英慧、高铭（2007），李宁（2007），李桂荣（2007），林钟高、徐虹（2007）分别从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博弈视角、游说视角、创造性会计视角、熵理论视角对会计准则制定主体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果也表明利益相关者应该更广泛地参与会计准则制定。
但是梁爽（2005）运用产权经济学等理论，分析了有效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应具备权威性、效益性和公正性的特征，得出了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财政部会计司）是一种有效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结论。刘浩，孙铮（2005）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所有权理论出发，对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归属提出经济解释，为了遏制经理的“特定控制权收益”，政府拥有了会计准则的制定权，而经理仅拥有了在会计准则框架内作出会计判断的权利。
四、会计准则制定程序
会计准则制定程序指会计准则的应循程序，会计准则在制定过程中如果能够遵守一套完整、充分、严密、稳定的程序，准则制定的独立性、公平性和公开性就能够得到保证。我国学者对会计准则制定程序进行讨论，目的是保证会计信息的利益相关者能够有效地参与到会计准则的制定中，以制定出高质量的会计准则。
在借鉴FASB和IASB的会计准则应循程序的基础上，2003年7月10日，财政部颁发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从此，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分为立项阶段、起草阶段、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和阶段。但是，有学者还建议对此进一步完善。遵守公开的应循程序，对拟立项的准则公开讨论意见稿或举行听证会，并将有关的问题、原则和方法、相关理论等全部加以公开，在制定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让各利益集团参与并发表意见（裘宗舜、韩洪灵，2003）。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有着保密性的特点（陈萍，2006），我国会计准则起草拟订的整个过程对普通公众而言都是保密的，缺乏多次征求意见的环节，对于准则制定过程中背景材料和讨论情况也很少向外界披露，这使有动力参与准则制定的利益相关者被拒之门外。因此，准则制定机构应当适当公开准则制定程序，方便大众加入制定讨论。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林钟高、徐虹（2007）提出，建立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反馈系统，让会计准则制定能够更多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些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向利益相关者公开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程度仍然不足。
五、结论及研究思路
高质量的财务报告是财务会计的目标，而高质量的财务报告要求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因此，会计准则制定是财务会计研究永恒的主题。虽然国内外对会计准则的制定模式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并形成诸多研究成果，但至今没有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会计准则能够提供完美的财务会计报告，这就说明对会计准则制定模式的研究还要继续。
经济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涌现势必要求会计准则随之演化，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以原子论和机械力学为隐喻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并不能真实地表现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主体、程序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不能反映外界环境变化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因此，使用传统制度经济学方法很难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动态分析。演化经济学理论是针对动态过程的演化分析方法，以此为基础对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进行研究将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参考文献】
［1］ 葛家澍，刘峰.从会计准则的性质看会计准则的制订［J］.会计研究，1996（2）.
［2］ 路德明，邱星芳.会计准则制定：以原则为基础还是以规则为基础［J］.财经论丛，2003（1）.
［3］ 洪剑峭，娄贺统.会计准则导向和会计监管的一个经济博弈分析［J］.会计研究，2004（1）.
摘要：为全面提升全国教师的素质，2007年英国对教师培训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在全国建立11个由教师培训机构组成的高质量教师培训中心(CErT)，通过整合式的管理、多样化的课程开发、高效的交流平台的建设等，来提高教师的整体水平，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从而形成了新的教师教育模式。
早在2004年，英国教育与技能部(DfES)发表的报告《武装教师，面向未来)(EquippingOurTeachersfortheFu—ture)中就指出：要在教师培训上取得实质性的成绩，只有通过对教师培训机构加大投入，并且建立教师培训机构合作体系。2007年，英国颁布了《继续教育白皮书》，其中明确指出从2007年9月起建立英国教师培训机构合作体系，旨在提升教师培训机构的质量，借此培养一批高素质教师。整合各分散的培训机构力量，在各地区建设高质量教师培训中心(CentresforExcellenceinTeacherTraining，CETTs)是本次教师继续教育改革的关键组成部分，其目的是要对分散的教师培训机构实行统一管理，使教师培训机构互相合作，集结并传播各自优秀的教育培训实践，促进受训教师分享教学经验，提升专业化水平。毋庸置疑，该举措具有其鲜明的划时代意义。
一、改革背景
改革教师培训管理体系是英国2007年《继续教育白皮书》中的核心内容，受到政府高度关注。英国教育与技能部的高等教育和终身学习部长比尔·瑞美尔(BillRammel1)表示：“建立统一协调的教师培训中心在提升教师素质、培训机构教育质量方面扮演关键角色，作用不容忽视。”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的首席执行官苏珊·艾菊(SusanEdge)也表示：“作为英国政府教育与技能部的合作伙伴有机会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性的创举，我深感荣幸。我们非常希望早日见到统一的培训中心所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英国如此重视这一改革是有其社会背景的。
(一)谋生手段严重缺失，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近几年来，英国失业率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经济发展最好的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相比差距明显。受欧盟经济下滑的影响，英国经济处于低迷状态，2005年欧元区经济增长1．3，比2004年回落0．8个百分点。2007年欧元持续贬值，欧洲企业纷纷陷入经济困境。
英国经济出现萎靡主要原因是劳动者生产水平低下。据经合组织对英国的调查发现，2003年全英可就业人口中有1000万的成人处于低技能水平，其中620万已就业。16岁以上的人群中有三分之一在接受义务教育后很少或没有获得普通中等教育证书或任何资格证书就进入职业市场进行低收入、低技能的工作，严重影响到英国整体的劳动力水平。
显然，教育水平低下的青年人群已经严重威胁了英国未来的发展，提高年轻人的教育水平使之具有基本的就业能力成为当务之急的工作。英国社会各界认为，年轻一代素质能力低下的主要原因是学校教育的质量低下，而学校教育质量问题则与缺乏高质量教师息息相关。全国上下对现有学校教育表示强烈不满，并要求高水平教师加入教师队伍培养高素质学生，而高水平的教师只能从高质量的教师培训中产生，因而高质量的教师培训机构成为提升全国青年素质的源泉。本次教师培训机构实施系统的大规模改革正是这一认识的再度体现。
(二)教师质量参差不齐。培训机构良莠混杂
近几年英国教师培训机构的质量呈现出参差不齐、良莠混杂的面貌。2003年，英国教育标准局督察发现教师培训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缺陷。2006年英国教育标准局又再次对144个教师培训机构进行督察，发现目前教师和教师培训机构存在以下比较严重的问题：
(1)受训教师的学科知识和教学技能通常缺乏有效的管理。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发挥了他们应有的潜能；(2)受训教师普遍认为自己的发展受限于狭隘的个人经验。教师们普遍反映自己很少与同行交流合作，导致视野狭窄，看不到他人的教学也无法反思自己的教学，犹如井底之蛙；(3)教师凭借自身力量无法判断学生对自己所授课在文学、算术、语言方面的需要；(4)个别培训机构在教学评估和教学现代化上有待进一步提升；(5)培训课程与教师实际教学之间存在巨大鸿沟，教师无法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接受过培训的教师仍明显感受到仅凭自己的力量很难在教学实践上有新的突破；(6)培训机构的监督和管理不够严格，不系统，过于散乱。
从督察报告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问题的根源不仅在于培训本身的质量问题，还在于各培训机构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导致教师培训不均衡，并因各自封闭的培训影响自身的发展。事实上，不同的培训机构各自拥有不同的优势，一旦合作，可将优势发扬光大，并化劣势为优势，快速直接促进彼此的发展。因此，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建立教师培训机构的统一协调管理体系，通过培训机构之间的广泛合作提升各培训机构的质量，以此提升教师的素质。
另外，2007年英国颁布了新的《教师资格认定标准》，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标准是教师资格证书认定的框架，既然框架标准上升了，教师也必须提升自我素质以符合新标准。而教师素质有赖于培训机构的质量，因此该标准的出台同样对现有培训机构提出了要求：在国家框架下实行有效的教师培训工作。
(三)社会经济发展对高质量教师的要求
一旦教师素质提高了，学校雇佣到优秀教师的几率也大幅增加，高质量教师提升学校教育质量，为社会输送更多高水平人才，立竿见影地创造经济和民族利益。这一“生态链”之源头在于教师培训机构的质量。
教育与技能部显然清楚这一“多米诺”骨牌的关系，因此，建设教师培训中心成为其议事日程上最为重要的一项。2007年9月，经过长达半年之久的严格筛选和激烈竞争，终于在全英9个地区建立了由各培训机构组成的11个培训中心。不难想象，这一“生态互动”对国家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民族利益的保障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师资培训统一协调的管理体系特征
(一)构建高效的管理组织模式
在英国的9个地区分布有11个教师培训中心，每个中心均有庞大的成员团和一个杰出的领导组织(大部分培训中心的领导组织由大学担任)。领导组织与成员机构、成员与成员相互联系形成统一整合体。
2007年《继续教育白皮书》颁布之后，各地区的教师培训机构的责权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革。2007年之前所有的教师培训机构受国家管辖，由教育大臣直接负责管理。但在2007年之后，这种管理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大臣将管理权交付由所属地方政府管辖的学习与技能委员会(LSC)，学习与技能委员会可罢免任何教师培训机构中层以上职位的职员，并协调当地教师培训机构间的合作。该管理方式使培训机构根据地方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
保证统一协调的培训中心高效运行的基石除了有效的行政管理之外，充足资金更为重要。根据学习与技能委员会在2007年9月的关于教师入职培训机构拨款资金额外说明，政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投入3000万英镑用于提升教师入职培训的质量。在该说明中详细阐明了政府投入资金的分配方案，即以分配到户的方式，由学习与技能委员会负责拨款，在2007年10月期间分配到各培训机构，资助总经费达10万英镑的培训机构将在当年获得第一笔款4000英镑；而资助总经费在10万以下的培训机构将根据它们总体的分配款项，按一定比例决定其可获得的分期款项。
(二)以“整合性”为原则提升培训效度
以往的教师培训机构因为分散于各个地区，相互封闭，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长时间的“孤立”和“隔绝于世”使得培训机构的发展时常会遇到瓶颈。本次改革试图以合作为原则、以整合为手段来改变这一缺憾。合作需要有效的管理，当部分被有机的整合后，整体的功能才能大于部分。因此英国本次改革，在管理上十分强调“整合性”。
以中西部高质量教师培训中心(wMCETT)为例，该合作体系由大、小，公共、私人，自愿和法定的团体构成，分散于城市和乡村。行政总部设在华威大学(Warwick)，为了使成员组织紧密有序地联系，该中心开发了大量机构合作项目，并且重新制定了相关的促进有效合作的规章制度。
东英格兰高质量教师培训中心(EECETT)同样十分注重“整合性”管理，并形成统一有序的合作，以领导组织为核心，协调各成员机构的课程设置，培训人员的分配情况等等。
中心的建设不仅在宏观层面进行管理，同时也落实到微观，即各成员培训机构中的从业人员必须走向更为专业的高度。
例如，由哈德斯菲尔德大学(HuddersfieldUniversity)领导的北部的教师培训中心(NCETT)，在其建设目标上明确指出．力Ⅱ强北部地区教师入职教育的保障在于提升培训导师和机构管理者的专业化水平。中心为教师培训人员建立信息归纳总结的网站，内容涉及教师教育、教师教育技能、教师教育培训制度等。
又如，以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BrookesUniversity)为领导的威斯敏斯特高质量教师培训中心(WestminsterPartnershipCETT)也认为只有教师培训机构真正走向专业化，才能保证教师培训的质量。在其近一年的工作中将培训者的培养作为发展的重要层面，希望通过成员机构的合作，传播有效的培养模式，大幅度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
(三)积极创建各种平台提高培训效率
以加强成员机构合作为宗旨，各培训中心竭尽所能建设有效的合作平台：开创论坛以及专门的网站成为平台首选。论坛与网站成为各机构成员会面、学科专家与“一线教师”亲密接触，受训教师互相交流传播有效的教学经验，下载各种教学资料的载体。例如，东部高质量教师培训中心利用专门的技术开办了在线学习网站，为教师教育者、培训人员和受训教师提供大量资源；成立了人职教师委员会，以便将教师教学经验广泛传播；在整个东部乃至国家层面形成并施行有效的交流和传播框架，保证在每个县、每个学期，为教师教育者和受训者提供及时信息，保证一年3次教师教育者于论坛会面、交流等。
部分中心出版了自己的刊物，传播各自的办学经验、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等。例如伦敦大学领导的伦敦高质量教师培训中心(LonCETT)，该中心建立连接网络，定期举办会议，开发网上资源，和其他的教师培训机构合作研究、合作出版刊物以传递最好的办学实践方式。该中心的成立使英国首都伦敦首次将本市所有的教师教育者集合起来，并有了正式的刊物。
个别的中心更创立了中心与地方合作的新型培训模式。例如，以普里茅斯(Plymouth)大学领导的西南部高质量教师培训中心确立了两大任务：一是永久成为教师培训机构和当地学校的枢纽，二是人职教师培训机构和当地学校进行定期会晤，地方学校和人力资源部的代表参与人职教师培训课程的制定、修改，明确各自需求，促进培养教师的地方针对性。
(四)因地制宜，打造全新的培训课程和方式
每个培训中心都根据各自所在地的特点和要求，对培训课程进行了适当的开发。这一点上，伦敦大学领导的伦敦高质量教师培训中心尤为明显：强调“特殊需求”，塑造个性化培训课程。鉴于伦敦2012年将举办奥运会，所以当地政府对伦敦教育提出鲜明的要求：培养大量高技能人才。应对该要求，伦敦高质量教师培训中心通过研究和课程开发重新塑造教师人职培训(ITT)和专业化发展(CPD)课程，加强职业教育课程建没、提高职业教育教师的培训质量，以期2012年伦敦奥运会举办之时达到当地政府之要求。同样，诺森比亚大学(NorthumbriaUniversity)领导的特殊教育教师培训中心(CETTforInclusiveLearning)以培养教授学习困难学生的教师别于其他中心，此类教师必须接受高水平训练才能保证创新的教学方法得以有效运用，学习困难的学生才能获得合适的教育，因此中心创设了新的课程以提高该方面教师的培养。
大量的培训中心根据当地政府的要求、依据当地学校的特点，结合成员机构本身的特点，运作了新的培训方式。
例如，南莱斯特郡学院(SouthLeicestershireCollege)领导的中东部高质量教师培训机构合作中心(EMCETT)创设了同伴互导培训方式，运用网络系统提升教师同伴互导，开发新策略激励员工进行同伴互导、受训教师同伴互评。英国东北部以桑德兰大学(UniversityofSunderland)为领导的高质量教师培训中心(SUNCETT)在培训方式方面积极加强案例教学的建设。在新近成立的一年内该中心进行了l1次案例学习。另外，以牛津布鲁克斯大学为领导的联网中心提出了“合同式”的创新培训方式，即受训教师与培训机构和指导教师签订“合同”。
(五)提升受训教师专业化水平
提升教师专业化水平，对于任何教师培训机构来讲都是一项重要的议程。只有教师的专业化得到有效保障，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教师。
以纽卡斯尔学院(NewcastleCollege)为领导组织的优化北部(SuccessNorth)教师培训中心在教师培训中不断探索，形成了一个整合的专业化、背景化的课程材料和培养模块，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南莱斯特郡学院领导的英国中东部地区高质量教师培训中心也明确规定，通过合作体系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使受训教师达到2007年新的教师资格认定标准。英国东北部高质量教师培训中心认为有必要给教师提供机会，通过批判性反思自己的实践方式，发展自己的教学计划并提高专业技能。中心开发新型方式让教师通过培训机构的合作彼此分享教学经验，利用培训机构所提供的学科专家明确了解自己所教学科，以此提升专业化水平。同时中心通过大量的活动、服务支持教师专业化发展计划。
三、构建高质量教师培训中心的优势
(一)中心分布地理均衡，规划管理有条不紊
11个中心分别设置于英国的9个地区，意味着每个地区至少有一个中心。从地理结构上讲，中心分布均衡，满足了各地区教师培训的需要。同时避免某地区因身处劣势地理环境而造成培训中心缺失的情况。反观我国，西部内陆欠发达地区，往往因为交通、环境等因素阻碍了当地教师教育的发展，所以，均衡的地理分布应成为我国教师教育的奋斗目标。
由于建立了培训机构的统一体，一改原本机构散乱、恶性竞争的局面。各中心的领导组织根据本中心特点，编写了新的规章制度，确保各成员机构按照制度办学，保障了整个中心的运作更为流畅、安全，呈现井然有序的面貌。
反观我国各级各类教师教育机构，无论是综合性大学、重点师范大学、地方师范学院、还是教师进修学校(院)等，彼此之间缺乏协作与沟通，统合管理同样缺失，这使得教师教育的内容难免存在交叉重复、片面狭隘，机构的管理比较松散杂乱，因此难以保证教师教育的质量。欲改变这一局面，英国本次改革提倡的加强教师培训机构的合作，强调教师培训机构的整合管理对我们颇有启示。
(二)严格的筛选标准，高水平的领导组织
各地区并不是所有的教师培训机构都有资格成为中心一员。本着对国家、对各地区教育负责的原则，中心在挑选成员机构时以严格的标准把好人口关，保障整个中心的质量。目前，许多未进入中心的培训机构积极提升自己的培训质量，希望能够早日成为中心成员机构，从而享受到成员机构的“丰厚待遇”。
各中心的领导组织担负起了本中心的管理规划和教师培训的双重使命，因此只有高水平的领导组织才能担此重任。为此，英国在建立培训中心时，为能够挑选出优秀的领导组织制定了严格的筛选标准，并且专门组织评审团深入到九个地区进行考察。通过对一些高等院校的教师培训课程开发水平、组织能力、培训质量等要素的综合衡量，最终从大量的院校中挑选出佼佼者成为该地区培训中心的领导组织。在这样的领导组织的带领之下，中心才能获得良好的发展，形成良好的规划，以提高教师培训的整体质量。这种严谨的筛选，对教师培养的负责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三)不同地区不同特色，办学更显地域风情
尽管培训中心是从国家层面予以建设的，但这并不要求每个中心都以相同的模式运作。相反，各中心保持了各自的差异，形成多样性的特质，使得中心显现丰富状态；更为关键的是，各中心以地方教育需求为导向，办学更显地域风情。
各中心从自身传统、优势出发，结合地方需求，以各种媒介为载体，开发新的课程，创建不同的管理模式，打造新型培训模式，促进了各自的培训效率。事实证明，这种多样性的办学方式使得每个中心拥有各自傲人的特点，并且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培训的质量，提升了受训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为当地输送了更多适应本地需求的优质教师。
(四)运用先进网络技术，创建多种交流平台
本次改革与时俱进的特点之一便是各培训中心对网络技术的运用。通过互联网，不同的培训机构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其他机构有效的培训经验；及时将自己的经验上传公布于众；培训中心则可借此建立完善的数据库；领导组织可以最快的速度将各中心近期的任务、项目公布于网站，大大提高了管理的效率。
另一方面，培训中心建设的最大亮点是强调合作，促使各类型培训机构互通有无，交流经验，各中心还竭尽各自所能为合作寻求最恰当的着陆点：建立论坛，创办期刊和举办会议，努力将各自成功的办学经验以比较正式的方式向其他机构传播推广，促进成员机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使教师朝着教育专业化方向发展。
对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如Goldsmith，1966，1969；Gurly&Shaw，1955，
1960；Patrick，1966；Porter，1966；Khatkhate，1972；Mckinnon，1973），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Goldsmith，1966；King，Robert.G. & Levine，Ross，1993，2003；周立、胡鞍钢，2002；李雪琴，方先明，2010；邓向荣，杨彩丽，2011）。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这一点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是什么因素引起金融体系本身的发展，理论界尚无统一的定论。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理论界分别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不同方面探讨了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水平存在着差异的原因，试图用多种理论来阐明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 和Vishny（LLSV，1997，1998，2000）认为不同的法律框架会影响到外部融资以及资源在不同类型的资产之间的配置情况，只有当金融体系处于健全的制度框架之下时，金融发展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影响。Rajan和Zingales（2002，2003）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他们认为既得利益集团会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目的而采取一些阻扰金融发展的措施，而这些措施会使得各国的金融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差异。Coffee（2001）指出一国金融发展是由社会规范而不是由法律规则来塑造和决定的，社会凝聚和同质会使更多的人遵守社会规范，从而形成良好的公司行为习惯，这种行为习惯会使得金融体系得到良好的发展。而Putnam（1993），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1）则认为社会资本才是促进金融发展的内在原因，社会资本可以增进信任水平，有助于形成道德观念，从而使得融资更加有效，这样社会资本的高低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金融发展水平。Stulz和Williamson（2003）的研究认为，文化和宗教差异是导致各国金融发展水平产生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和宗教会影响各国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金融发展。Allen（2000，2005）等人对中国的研究认为，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非正式融资渠道和治理机制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上述学者的工作虽然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的背后原因，但是他们的研究仅仅提出了一种理论假说，结论的信服力有限，对于我国金融发展的真正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吴敬琏（2004）和何小星（2005）等的研究表明，政府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Leuz and Oberholzer-Gee（2006）、Fan（2009，2011）以及Jiang（2010）等人的研究都表明地方政府质量会对企业的投入和产出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地区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因此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考察政府质量对于金融发展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现有文献对政府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质量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如李稻葵，2002；周黎安，2004，2005，2007），关于政府质量对金融发展影响的研究较少。
政府质量究竟是不是金融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依然值得深入的探讨。在上述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考察政府质量对金融发展的影响。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政府质量对于金融发展的作用，对已有的研究进行归纳探讨，试图寻求理论依据；然后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分析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LLSV等认为一国对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保护力度会影响该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投资者受到的赋予其收回资金的权利的法律保护力度越大，则该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LLSV（1998）对不同法律渊源的国家投资者保护进行研究之后提供的证据表明，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力度越大，则资本市场发展越完善、企业公开上市的速度越快、所有权结构会更加分散，从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在LLSV（1998）之后，许多经济学家（Demirguc-Kunt和Levine，2001；Friedman，Johnson和Mitton，2003；La Porta等2000，2002）的经验证据进一步支持了金融发展的法律渊源理论所持的法律渊源与投资者保护、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相关性的观点。尽管LLSV等的研究只是揭示了法律渊源与金融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但是对于处于法律体系中心的政府来说，政府质量无疑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法律执行，从而对金融发展产生作用。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4）等认为高质量的政府可以增进信任水平，不遵守规范的人受到惩罚的概率比较大，因而人们更愿意遵守规范，从而使得人们彼此更加信任。另外，高质量的政府有助于道德观念的形成，政府质量越高，对公民的教育和引导越多，越容易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信任的增加又会促进地区金融往来的增加，从而促进金融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我们预期高质量的地方政府能够促进投资，吸引外部融资，从而促进金融发展。
由此提出假设1：地方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高质量的政府能够促进金融发展。
Rajan和Zingales（2002，2003）等提出的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会通过一些非生产的经济活动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阻挠金融发展。Olson（1965）和Becker（1983）从公共选择的视角分析了利益集团的游说对政府决策的选择所产生的影响。为了换取利益集团手中的选票和捐款，追求私利的政府官员会给这些利益集团一些有利的资源再分配的方式。Pagano、Marco和PaoloVolpin（2001）的研究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金融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因而政府干预力度越大，则金融发展水平越低，即政府干预力度与金融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Rajan和Zingales（2002，2003）指出，尽管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会影响政府决策，从而对金融发展产生影响，但全方位的贸易市场开放会带来国内和国外的竞争，既得利益者由于竞争导致的利润下降和新投资需求，需要外部融资，同时跨国资本的自由流动限制了当地政府向既得利益集团提供信贷补贴的可能，政府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信贷扩张得到限制，从而使既得利益者有激励推动金融发展。由此我们预期，贸易开放和资本流动会削弱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政治压力，政府的信贷补贴和干预能力受到限 制。因此，在贸易市场开放的情况下，高质量的政府越不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干扰，从而政府质量对金融发展的作用会增强。
由此提出假设2：贸易开放会增强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三、实证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1999—2007年我国省际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来源。考虑到西藏自治区统计数据存在缺失，所以本文剔除了西藏自治区的数据，只选择了其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包括政府质量数据、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数据、贸易开放数据和其他一些控制变量的数据。其中政府质量数据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数据来自樊纲、王小鲁、朱恒鹏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度报告》，该报告中的“金融市场化程度”是本文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替代变量。贸易开放的数据是根据2000—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计算得出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GDP、教育程度以及法律，其中人均GDP和教育水平的数据也是根据2000—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计算得出的，法律的数据来自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度报告》，以樊纲等（2011）的市场化指数中的“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作为法律的替代变量。
2、研究变量的定义
本文主要研究政府质量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金融发展，解释变量为政府质量、贸易开放，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均GDP、教育水平和法律。
对政府质量的评价是本文研究的前提，参照La Porta等（1999）对政府质量的界定，高质量的政府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提供良好的产权保护，保持较低的税负，即政府是非干预者；廉洁和办事高效；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La Porta等选取了产权保护指数、腐败指数、官僚延误等指标来评价政府质量。陈德球、李思飞和王丛（2011）根据世界银行（2006）的调研数据，选取了产权保护水平、当地企业对法庭的信心、企业娱乐开支和企业跟政府打交道的时间维度来测度地方政府质量。根据上述对政府质量的界定和相关研究，本文以樊纲等（2011）的市场化指数中的“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Int）、“减少企业对外税费负担”（Tax）以及“缩小政府规模”（Scale）来度量政府质量。
以往对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往往采用金融相关率、M2/GDP以及银行金融资产/GDP等来测度，张军和金煜（2005）等的研究表明，这些指标会高估金融发展水平。因此，本文没有采用上述指标来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而是利用樊纲等（2011）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度报告》中的数据，以该报告中的“金融市场化程度”作为本文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替代变量，该指数值越大代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解维敏等，2011；Wang等，2008；朱等，2006；李涛等，2005）。
借鉴Rajan和Zingales（2003b）的研究，我们以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例来衡量贸易开发水平，即贸易开发（Trade）=进出口总额/GDP。
为了消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教育水平差异以及法律对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本文将人均GDP、教育水平和法律作为控制变量。人均GDP（Lngdp）采用的是名义量，并对其取对数处理。教育水平借鉴陈晖（2008）的方法，其计算针对6岁及6岁以上的人口，计算方法为：教育水平（Edu）=未上过学的人口比例×0+小学人口比例×6+初中人口比例×9+高中或者中专人口比例×12+大专以上人口比例×16。前文已经详细讨论过已有文献对法律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以樊纲等（2011）的市场化指数中的“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Law）作为法律的替代变量。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的出现，需要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应用Eviews6.0对各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发现作为评价政府质量的三个指标的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Int）、减少企业对外税费负担（Tax）和缩小政府规模（Scale），金融发展（Findex），贸易开发（Trade），教育水平（Edu）以及法律（Law）这些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都不存在单位根。同时对变量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发现，Pedroni检验的Panel v统计量、Panel rho统计量以及Group rho统计量的p值都趋于或者等于1，说明金融发展（Findex）与政府质量的三个衡量指标（Int，Tax，Scale）、贸易开放（Trade）和各控制变量（Lngdp，Edu，Law）之间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
表1给出了静态面板的回归结果，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前和之后大部分回归结果都显示出衡量政府质量的三个指标的系数值为正，而且系数普遍都在5%的水平下显著，因而可以认为政府质量对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回归系数都至少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从模型的拟合程度看，各回归模型调整的R2都达到了57%以上，这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另外，各回归模型的F统计量都比较大，且在1%水平下都是显著的。因此，三个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能够真实地反映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政府质量的提高对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设1的正确性，即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质量越高，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
加入贸易开放后，（III）中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与之前没有引入贸易开放的（II）中的回归结果相比，三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明显增大，这充分说明了贸易开放使得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的正相关关系增强，验证了假设2的正确性。
由于静态面板模型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而静态面板模型没法消除解释变量的这种潜在内生性。为了得到更加稳健有效的估计结果，本文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差分GMM和系统GMM方法进行动态面板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动态面板与静态面板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政府质量与金融发 展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质量越高，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而且贸易开放使得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的正相关关系增强。从Arellano-Bond检验结果来看，扰动项的差分存在显著的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Sargan检验结果则说明所有模型均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问题，因此工具变量的构造总体上是合理有效的。
综合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变量的情况下，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质量越高，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而且贸易开放会增强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的正相关关系。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以1999—2007年间我国除西藏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了地方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质量越高，则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贸易开放会增强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贸易开放程度越大的地方，政府质量对于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大。
本文通过考察地方政府质量对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为研究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地区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新的借鉴，也为探索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地区金融发展需要地方政府提高服务质量，为金融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只有地方政府的质量提高了，才能促进金融体系更好的发展；同时地方政府应该加大贸易开放程度，增加资本的流动性，这样地方政府质量的提高才能够促进地区金融体系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德球、李思飞、王丛：政府质量、终极产权与公司现金持有[J].管理世界（月刊），2011（11）.
.华东师范大学，2008.
.经济学（季刊），2002（1）.
[4] 何晓星：再论中国地方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J].中国工业经济，2005（1）.
[5] 李稻葵：官僚体制的改革理论[J].比较，2002（7）.
[6]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财经研究，2005（4）.
[8] 张亚兰、孔祥毅：从山西票号看信任半径、信誉均衡与金融发展的关系[J].金融研究，2006（8）.
.经济研究，2004（6）.
对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如Goldsmith，1966，1969；Gurly&Shaw，1955，
1960；Patrick，1966；Porter，1966；Khatkhate，1972；Mckinnon，1973），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Goldsmith，1966；King，Robert.G. & Levine，Ross，1993，2003；周立、胡鞍钢，2002；李雪琴，方先明，2010；邓向荣，杨彩丽，2011）。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这一点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是什么因素引起金融体系本身的发展，理论界尚无统一的定论。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理论界分别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不同方面探讨了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水平存在着差异的原因，试图用多种理论来阐明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 和Vishny（LLSV，1997，1998，2000）认为不同的法律框架会影响到外部融资以及资源在不同类型的资产之间的配置情况，只有当金融体系处于健全的制度框架之下时，金融发展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影响。Rajan和Zingales（2002，2003）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他们认为既得利益集团会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目的而采取一些阻扰金融发展的措施，而这些措施会使得各国的金融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差异。Coffee（2001）指出一国金融发展是由社会规范而不是由法律规则来塑造和决定的，社会凝聚和同质会使更多的人遵守社会规范，从而形成良好的公司行为习惯，这种行为习惯会使得金融体系得到良好的发展。而Putnam（1993），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1）则认为社会资本才是促进金融发展的内在原因，社会资本可以增进信任水平，有助于形成道德观念，从而使得融资更加有效，这样社会资本的高低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金融发展水平。Stulz和Williamson（2003）的研究认为，文化和宗教差异是导致各国金融发展水平产生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和宗教会影响各国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金融发展。Allen（2000，2005）等人对中国的研究认为，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非正式融资渠道和治理机制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上述学者的工作虽然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的背后原因，但是他们的研究仅仅提出了一种理论假说，结论的信服力有限，对于我国金融发展的真正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吴敬琏（2004）和何小星（2005）等的研究表明，政府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Leuz and Oberholzer-Gee（2006）、Fan（2009，2011）以及Jiang（2010）等人的研究都表明地方政府质量会对企业的投入和产出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地区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因此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考察政府质量对于金融发展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现有文献对政府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质量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如李稻葵，2002；周黎安，2004，2005，2007），关于政府质量对金融发展影响的研究较少。
政府质量究竟是不是金融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依然值得深入的探讨。在上述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考察政府质量对金融发展的影响。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政府质量对于金融发展的作用，对已有的研究进行归纳探讨，试图寻求理论依据；然后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分析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LLSV等认为一国对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保护力度会影响该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投资者受到的赋予其收回资金的权利的法律保护力度越大，则该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LLSV（1998）对不同法律渊源的国家投资者保护进行研究之后提供的证据表明，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力度越大，则资本市场发展越完善、企业公开上市的速度越快、所有权结构会更加分散，从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在LLSV（1998）之后，许多经济学家（Demirguc-Kunt和Levine，2001；Friedman，Johnson和Mitton，2003；La Porta等2000，2002）的经验证据进一步支持了金融发展的法律渊源理论所持的法律渊源与投资者保护、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相关性的观点。尽管LLSV等的研究只是揭示了法律渊源与金融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但是对于处于法律体系中心的政府来说，政府质量无疑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法律执行，从而对金融发展产生作用。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4）等认为高质量的政府可以增进信任水平，不遵守规范的人受到惩罚的概率比较大，因而人们更愿意遵守规范，从而使得人们彼此更加信任。另外，高质量的政府有助于道德观念的形成，政府质量越高，对公民的教育和引导越多，越容易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信任的增加又会促进地区金融往来的增加，从而促进金融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我们预期高质量的地方政府能够促进投资，吸引外部融资，从而促进金融发展。
由此提出假设1：地方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高质量的政府能够促进金融发展。
Rajan和Zingales（2002，2003）等提出的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会通过一些非生产的经济活动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阻挠金融发展。Olson（1965）和Becker（1983）从公共选择的视角分析了利益集团的游说对政府决策的选择所产生的影响。为了换取利益集团手中的选票和捐款，追求私利的政府官员会给这些利益集团一些有利的资源再分配的方式。Pagano、Marco和PaoloVolpin（2001）的研究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金融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因而政府干预力度越大，则金融发展水平越低，即政府干预力度与金融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Rajan和Zingales（2002，2003）指出，尽管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会影响政府决策，从而对金融发展产生影响，但全方位的贸易市场开放会带来国内和国外的竞争，既得利益者由于竞争导致的利润下降和新投资需求，需要外部融资，同时跨国资本的自由流动限制了当地政府向既得利益集团提供信贷补贴的可能，政府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信贷扩张得到限制，从而使既得利益者有激励推动金融发展。由此我们预期，贸易开放和资本流动会削弱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政治压力，政府的信贷补贴和干预能力受到限制。因此，在贸易市场开放的情况下，高质量的政府越不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干扰，从而政府质量对金融发展的作用会增强。
由此提出假设2：贸易开放会增强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三、实证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1999―2007年我国省际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来源。考虑到西藏自治区统计数据存在缺失，所以本文剔除了西藏自治区的数据，只选择了其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包括政府质量数据、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数据、贸易开放数据和其他一些控制变量的数据。其中政府质量数据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数据来自樊纲、王小鲁、朱恒鹏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度报告》，该报告中的“金融市场化程度”是本文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替代变量。贸易开放的数据是根据2000―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计算得出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GDP、教育程度以及法律，其中人均GDP和教育水平的数据也是根据2000―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计算得出的，法律的数据来自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度报告》，以樊纲等（2011）的市场化指数中的“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作为法律的替代变量。
2、研究变量的定义
本文主要研究政府质量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金融发展，解释变量为政府质量、贸易开放，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均GDP、教育水平和法律。
对政府质量的评价是本文研究的前提，参照La Porta等（1999）对政府质量的界定，高质量的政府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提供良好的产权保护，保持较低的税负，即政府是非干预者；廉洁和办事高效；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La Porta等选取了产权保护指数、腐败指数、官僚延误等指标来评价政府质量。陈德球、李思飞和王丛（2011）根据世界银行（2006）的调研数据，选取了产权保护水平、当地企业对法庭的信心、企业娱乐开支和企业跟政府打交道的时间维度来测度地方政府质量。根据上述对政府质量的界定和相关研究，本文以樊纲等（2011）的市场化指数中的“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Int）、“减少企业对外税费负担”（Tax）以及“缩小政府规模”（Scale）来度量政府质量。
以往对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往往采用金融相关率、M2/GDP以及银行金融资产/GDP等来测度，张军和金煜（2005）等的研究表明，这些指标会高估金融发展水平。因此，本文没有采用上述指标来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而是利用樊纲等（2011）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度报告》中的数据，以该报告中的“金融市场化程度”作为本文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替代变量，该指数值越大代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解维敏等，2011；Wang等，2008；朱等，2006；李涛等，2005）。
借鉴Rajan和Zingales（2003b）的研究，我们以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例来衡量贸易开发水平，即贸易开发（Trade）=进出口总额/GDP。
为了消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教育水平差异以及法律对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本文将人均GDP、教育水平和法律作为控制变量。人均GDP（Lngdp）采用的是名义量，并对其取对数处理。教育水平借鉴陈晖（2008）的方法，其计算针对6岁及6岁以上的人口，计算方法为：教育水平（Edu）=未上过学的人口比例×0+小学人口比例×6+初中人口比例×9+高中或者中专人口比例×12+大专以上人口比例×16。前文已经详细讨论过已有文献对法律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以樊纲等（2011）的市场化指数中的“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Law）作为法律的替代变量。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的出现，需要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应用Eviews6.0对各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发现作为评价政府质量的三个指标的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Int）、减少企业对外税费负担（Tax）和缩小政府规模（Scale），金融发展（Findex），贸易开发（Trade），教育水平（Edu）以及法律（Law）这些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都不存在单位根。同时对变量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发现，Pedroni检验的Panel v统计量、Panel rho统计量以及Group rho统计量的p值都趋于或者等于1，说明金融发展（Findex）与政府质量的三个衡量指标（Int，Tax，Scale）、贸易开放（Trade）和各控制变量（Lngdp，Edu，Law）之间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
表1给出了静态面板的回归结果，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前和之后大部分回归结果都显示出衡量政府质量的三个指标的系数值为正，而且系数普遍都在5%的水平下显著，因而可以认为政府质量对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回归系数都至少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从模型的拟合程度看，各回归模型调整的R2都达到了57%以上，这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另外，各回归模型的F统计量都比较大，且在1%水平下都是显著的。因此，三个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能够真实地反映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政府质量的提高对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设1的正确性，即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质量越高，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
加入贸易开放后，（III）中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与之前没有引入贸易开放的（II）中的回归结果相比，三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明显增大，这充分说明了贸易开放使得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的正相关关系增强，验证了假设2的正确性。
由于静态面板模型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而静态面板模型没法消除解释变量的这种潜在内生性。为了得到更加稳健有效的估计结果，本文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差分GMM和系统GMM方法进行动态面板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动态面板与静态面板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质量越高，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而且贸易开放使得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的正相关关系增强。从Arellano-Bond检验结果来看，扰动项的差分存在显著的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Sargan检验结果则说明所有模型均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问题，因此工具变量的构造总体上是合理有效的。
综合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变量的情况下，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质量越高，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而且贸易开放会增强政府质量与金融发展的正相关关系。
五、结论及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