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1 17:28:2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增长阶段论，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经济增长 流派
自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以来,许多经济学家经济增长阶段进行了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发展以后,新经济学研究方法和新经济学理论不断出现,对经济增长阶段的研究也是如此。笔者对这些理论进行梳理,并对它们进行平价和综合。
一、早期增长理论
早期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他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分工取决于市场容量;技术进步引起收益递增;资本积累促进分工和技术进步。斯密认为,个人的正当动机是启动和维持经济增长过程的最重要的因素,让人民追求自身的利益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他还强调只有在稳定的法律体制下,无形的手才能发挥作用。在他看来,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制度等。后来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斯和库兹涅茨发展了这一理论,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按照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小,对各种因素进行了重新排序和界定。
二、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理论
罗默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生产要素应包括四个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四个要素中以特殊的知识即新思想最为重要,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罗默认为,一般知识可产生外在经济效应,使全社会都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产生内在效应，使个别厂商获得垄断利润，而垄断利润又能使个别厂商有能力研究开发新产品。产出中的内在和外在效应表明,作为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独立的知识积累过程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看，不仅它本身收益是递增的,而且可以带动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收益递增,给厂商和全社会带来递增收益,从而知识积累使总产出的规模收益产生递增,为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证。
罗斯托依据现代经济理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用历史的、动态的方法研究了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阶段和问题,提出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要经过六个阶段的理论。依次为：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群众性高消费时代，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经济起飞阶段是一个国家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关键和核心,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困难、最重要的阶段。欠发达国家只有实现了经济起飞,才能实现工业化,进入发达社会,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罗斯托认为,跳出“贫困的恶性循环”,越过“低水平均衡陷阱”的过程,其实就是发展中国家突破收人低、资本短缺困境的过程。收入低,资本短缺,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也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罗斯托对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对于如何理解一个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没有量化指标,缺乏实证分析,其应用范围受到限制。因此,罗斯托的理论应与钱纳里等人的相关理论相结合,这样更具有解释力。
三、内生规模收益递增论
罗默等一批经济学家扬弃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体现时代特征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或新增长理论，认为内生的知识技术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新增长理论经历两个发展阶段。起初是在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说明经济增长的决定。这里主要有两条研究思路。其一主要反映在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1986)。该类增长模型认为以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技术进步存在重要的宏观溢出效应,技术溢出的存在使经济呈现规模收益递增,从而推动经济实现持续的内生增长。其二是以琼思、雷贝洛为代表提出的研究思路。
新增长理论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在垄断竞争假设下说明经济增长各种类型与决定因素。这里主要有二类增长模型。其一是罗默(1990)、等人提出产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该类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新型产品不断增加,并认为生产知识的研究开发部门是新经济的核心部门。其二是塞格斯特和罗姆(1990, 1991)、等人提出的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该类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各类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是由于新一代产品的出现导致生产成本降低、规模收益递增和经济持续增长。
四、制度创新决定论
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开始着手制度创新经济增长理论。该模式的基本命题是: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产权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中,产权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在于通过定义和保护产权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中的不确定性来加以实施,但在现有技术和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立、裁定和行使代价极为高昂。此时,国家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具有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是保护个人权利最有效的工具;另一方面,一旦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又是对个人权利的最大限制和侵害。可见,国家对经济发展起促进还是阻碍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产权结构的效率来进行。
制度可以理解为关于如何协调分工中的人们的知识载体。由于制度所物化的知识共享于同一制度中分工与协调的人们，使每个人事先就知道其他人对他的行为的反应，从而大大减少个人决策中的不确定性。所以，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制度的变迁就是人们不断降低交易成本所做的努力。
五、结论
本文简要评述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多个学派。面对这么多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我们认为，简单的经济增长模型能够建立起来以充当这个角色,使单个的经济学家得以在他的脑子里把所考察的变量的相互联系给予分类,这就可能较容易地把自己的观点与别人交流。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投资驱动;人力资本;科技进步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4-0078-04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生产力发展迅速,经济成就显著,由体制改革、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初步凸现,经济增长方式正向积极方面转化。2009年全省单位GDP能耗比2008年降低了6.16%,“十一五”的前4年,全省单位GDP能耗下降17.19%,提前一年实现“十一五”减排目标。但应看到,河南省经济增长仍然是粗放型的经济发展道路。随着工业化步伐的加快,资源和环境因素对河南省经济发展的制约将更加明显。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基地和人口大省,随着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河南省的经济地位日益凸显,研究并界定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科学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河南省实现跨越式发展、加快实现中原崛起意义重大。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目标
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是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强调增加产品数量,主要依靠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推动经济增长;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增长质量,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推动经济增长。
根据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不同,经济增长依次经历4个阶段:即生产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财富驱动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与土地边际收益递减的矛盾导致人口增长与产出增长不同步,产生了理论上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并没有落入“马尔萨斯陷阱”。在第二阶段,资本的积累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作为分析这一增长特征的工具应运而生。在第三个阶段,技术进步导致效率大幅度提高,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认为人均产出增长是由外生决定的技术进步的变化带来。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完善和修正,其共同特点是将经济增长的源泉由外生转化为内生,从理论上说明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张卓元(2005)认为应进行预算制度、税收制度、价格机制等方面的改革。金碚(2006)则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要依靠观念的转变。林毅夫等(2007)则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要转变目标增长方式,而利用劳动力优势的增长方式则是当前中国的目标增长方式。卫兴华等(2007)认为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是中国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出路所在。王小鲁等(2009)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市场化与城市化、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以及加速的科技研发的贡献越来越愈大,外贸和外资的溢出效应则逐渐弱化。
摘要：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我们不仅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更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测量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最为流行的指标，在测算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在借鉴相应学者关于全要生产率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应改进方法。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测算方法
时至今日，我们关于经济发展的认识，已不再局限于过去单纯依托经济发展的规模与数量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成果的标准的状况，而逐渐关注经济增长的效率、质量等。我们不仅希望经济能够在数量上增长，更希望通过经济增长能够提高民众的福利，改善民众的生活。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几十年的飞速增长，随之而来的却是越来越多的问题的产生。为此，我们不禁反思，经济增长真的只是从GDP增长总量数据就可以判断经济增长的效率与质量吗？对于衡量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的迫切需要，客观上也促进了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即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衡量与评价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的发展，如今，利用TFP衡量经济增长已成为国内最为流行的一种测算方法之一。
1. TFP内涵
自索洛提出了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增长方程，通过将产出增长率中超出资本与劳动力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的扣除（索洛余值）形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并将全要素生产率来源定义为由技术进步引起的产出增长。由索洛余值的求解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除了包括技术进步引起的产出增长，还包括没有识别的经济增长因素以及由此产生的误差。
它的一般含义是指一定时间内生产活动的开发利用的效率，等同于一定时间内各种生产要素与总产量之间的比值，可以衡量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也是关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综合反映，但是因为TFP还包括未识别的经济增长因素以及测量误差，因此，TFP对技术进步的衡量只是一种近似测量。TFP的来源除了包括技术进步，还包括效率提升与规模效应，比如组织创新、专业化以及生产创新等。但是，在索洛模型中，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并没有考虑知识进步以及人力资本提升对于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在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外部性情况下，因为边际产量递减规律，最终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出效应会为零。这显然与现实生活中，通过改进技术水平，从而带来边际产量递增的现象不符，这也使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能力与借鉴意义大打折扣，即全要素成产率成为“黑箱”。[1]
2. TFP测算方法的缺陷
TFP的测算方法虽然简单可行，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TF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指标的有效性与代表性。
2.1 用于测算TFP的要素投入数据为存量数据
在对TFP进行测算时，必须考虑要素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而根据新古典生产理论，一定时期的投入带来一定时期的产出，换言之，我们所要考虑的要素投入只是某段时期的投入量，即该段时期的流量数据，而不是某一时点上的存量数据。但是，从目前关于资本的指标统计口径来看，我们将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用固定资本的存量数据代替资本的流量数据，其中隐含了固定资本某一时点上的存量与其在此段时期内的资本流量成正比的关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假设显然是不一定成立的。综上所述，因为，用于衡量相应变量的指标，尤其是资本，在统计口径以上存在局限，造成计算结果投入与产出的不一致，从而使TFP的测量值偏离真实结果。
2.2 TFP自身的“黑箱”使其内涵含混，需要进一步分解
TFP既包括劳动生产率，又包括资本生产率，那么如果求接触TFP，如何看出其中到底是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比较显著，还是资本生产率的作用比较显著呢？显然，并不能一概而论，并且TFP自身的“黑箱”特点还使其包括不能识别的经济增长因素与由此带来的误差，所以对TFP进一步分解，将其分解为其中影响较大的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可以进一步分析技术进步的外部性的如何作用。技术进步自身也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中性技术进步、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以及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例如，管理方式的改进，可以促进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属于中性技术进步；而机器设备的投资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属于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促进投资利用率的提升，属于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针对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TFP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最佳指标，也有必要进一步分解，从而判断技术进步的类型。
2.3 TFP测算弱化一国阶段性经济增长方式特点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必然会经历一个从粗放型经济增长再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在经济增长的初期，由于对于资源的利用率不高，投入一单位的资源，带来的边际产出较大，因此，必然会带来要素累积，例如资本累积，当要素累积到一定阶段，就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而随着要素投入的逐渐增长，要素投入的技术系数即各种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会接近一个最佳技术系数。当资源配合比例达到最佳系数，如果继续增加要素投入量，就会带来边际产出递减的结果，这个时候开始从粗放型经济增长逐渐步入集约型经济增长，边际产出会逐渐递减为零，此时达到总产出的最大值。为了发挥生产的规模效应，在集约型经济增长阶段，我们可以通过改良生产技术，提升人力资本，遏制边际产出递减的趋势，甚至到达边际产出递增的结果。因此，如果一国处于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那么用于要素累积的部分必然较大，而TFP是扣除要素投入对产出影响的这一部分，所以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的TFP较集约型经济增长阶段TFP低。而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属于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如果盲目将发展中国家的TFP与发达国家的TFP进行对比，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欠妥。[4]
另外，上文中提到TFP既包括劳动生产率，又包括资本生产率，且三种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与资本生产率的变化是不一致，除此之外，三种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一般也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主导地位。例如，在一开始的工业经济阶段，通过增加物质的投资带来的边际产出是递增的，但是随着物质投资的增大，最终，物质投资带来的边际产出会趋于零。因此，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的提升将会成为主导力量，且人力资本的提升是没有上限的。而TFP的测算，显然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类型，以及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特点，这也使得TFP的计算结果过于模糊。（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易纲等.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8）：13-20.
关键词：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 倒u曲线
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理论研究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经济增长决定收入分配，一方面，经济增长为收入分配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方式和水平也决定着收入分配的方式和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又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影响。
一、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倒U型假说”
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其《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一文中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使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储蓄和积累在少数高收入阶层的集中，另一个因素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引起的收入分配恶化，即农村与城市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随着收入差距扩大，还会出现一些抑制因素，使收入分配不平衡趋势逐步缓和。1，法律和行政干预。随着人们对社会收入分配关注的加强，对收入不平等的不满情绪也会增强，由此对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产生压力，政府就会通过累进所得税、遗产税以及其他转移支付的方式来缓和收入分配差别扩大的趋势。这些干预措施使储蓄和积累集中的倾向受到抑制。2，人口变动因素。高收入阶层的人口增长率存在下降趋势，但高收入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相对固定的，于是一些来自中等收入甚至较低收入阶层的人进入高收入阶层，以维持其固定的比例。这样，导致高收入阶层整体收入水平下降，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3，产业结构调整因素。由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兴产业不断出现并高速增长，持有这些新兴产业资产的人，其收入增长速度必然快于那些旧产业资产持有者的收入增长速度。在总资产收入中来自新产业的比例呈上升趋势，与此相对应，旧产业所占的比例是逐渐减少的。在动态经济社会中，由于存在着上述因素，形成抑制社会收入分配差别扩大的机制。这就是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先扩大后缓和呈倒“U”型轨迹的主要原因。
二、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
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对经济增长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并不是一个始终不变的趋势，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同。本文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则不利于经济增长。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1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它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的以追求平均主义为目标的分配制度。逐步转变为由市场机制主导的收入分配制度。与之相适应，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呈现一种不断扩大的趋势。
三、收入分配差距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3645.2亿元增长为2005年的183084.8亿元，经济年增长率基本保持在7％以上，总体趋势呈现持续的高速增长。
(一)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于经济实现持续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期，经济基础薄弱，经济规模、供给能力等都比较低，整个经济处于短缺状态，这就决定了在启动经济时，不一定要求全部人口的消费需求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相反，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仅容易实现，而且足以拉动尚未扩大的经济规模的增长。
(二)经济发展中后期收入分配差距不利于经济增长
20世纪末，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生逆转，即继续的扩大居民收入差距会阻碍经济增长。从微观上来说，过去的收入差距相对于改革前的平均主义起到了一种激励作用。但是，当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会导致不同收入层之间缺乏流动，进而使得激励作用受到消解。进入20世纪的最后几年，我国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许多人面对收入差距表现为极度的无奈,SE作态度转向消极。从宏观上来看，过去相对较小的经济规模，完全可以依靠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的消费示范拉动而增长，但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这种作用就变得越来越小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需要借助更多富裕的人消费拉动，而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阻碍着这样一个群体形成。消费需求作为社会总需求的重要内容，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个较长时间内，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消费品结构在整体上发挥了提高消费需求的作用，但当消费品结构越来越以高级消费品为主时，收入差距的扩大就会限制这种消费品结构转化为消费需求的规模。投资需求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依靠储蓄的增长，而收入差距在这个阶段有利于储蓄规模的扩大，但当经济发展到比较高的阶段，投资需求才改变了对储蓄规模的依赖而变为受储蓄如何转化为投资机制的约束。当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后，会影响最终需求的扩大，这使得投资者预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结果大量的储蓄不能转化为投资，从而减弱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关键词：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C35文献标识码： A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已有30年一直保持着9%以上增长率的记录，于是业内人士一直对我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这一态势进行了诸多探索和研究，并总结出诸多理论成果。而对中国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二者贡献率影响程度的研究，其成果却是不尽相同的，但都表明了自身可持续性发展特性。
1、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
1.1、产业结构理论
产业简而言之即集群，是经济贸易之中拥有相同或者相似产品或者劳务特征的企业集群。学术研究根据密集程度、国际标准等进行分类，目前全球最受企业家或者投资者追捧产业属“新兴产业”当之无愧，例如“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环保产业”、“新型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产业”等。虽然新兴产业只是一种“概念”，并没有产生实际贡献，但是许多人都相信它们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长远趋势。产业结构的研究从萌芽阶段到如今的高速发展阶段经年留影，成就了著名的产业结构均衡理论、产业结构演进理论，造就了像威廉配第、霍夫曼、克拉克、里昂惕夫等国际产业结构学家。关于产业结构演进的研究成果包括产业生命周期理论、霍夫曼定理等。产业结构调整或者变迁包括均衡和非均衡两种极端想法，前者的代表是大推动理论，后者的代表是自给经济发展机理。产业结构变迁的深人研究是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其实际上是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动态表现。
1.2、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产业结构变迁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两点，一是技术进步，另一点是主体支撑性产业的变动。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通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两方面进行度量之后，构建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他们认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将导致经济波动，然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却抑制经济的波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之间存在制衡的效果，并且这种效果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呈现周期性、阶段性的方式，目前国内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大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因此，政府进行产业结构变迁的同时，不仅需要注意其合理化，还应该将更多的重心向高级化转移。
顾翔以安徽省作为对象，研究了产业结构变迁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利用定性和定量两者相结合的方法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进行度量，发现安徽省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很大程度的失衡，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安徽省的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他分析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因素分别是三个和四个，前者具体有科学技术水平、居民需求层次、产业资金投人结构等;后者具体增强对外贸易比重、吸引外资投人、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加大政策支持。
1.3、产业结构变迁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转型时期，结构(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的快速调整使得就业增长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将目前所面临的就业压力归结为就业人口过多带来的总量矛盾，就业结构失衡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其中就业结构失衡的表现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城乡就业分布不合理以及就业分布中人口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而结构性失业是单靠扩大需求解决不了的，需求扩大只能解决总量，并不能解决就业者和就业岗位之间的有效衔接。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一直强调，发展中国家一般资金比较匮乏，如能选择劳动或资源比较密集的产品并以劳动或资源比较密集的技术来生产，就会快速实现资本积累，为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奠定基础。Chang、Ping(2002)和陶俊(2005)等先后用显性优势指数(RCA)法测定，中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仍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绝大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还处于比较劣势阶段。胡鞍钢从实证的角度分析证明了中国正在走一条资本密集、排斥劳动的工业化技术路线，这种排斥劳动的产业结构转换路径是与中国国情相悖的。
从对就业的影响来看，二者都存在不确定性。就技术进步而言，一方面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一方面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企业和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技术进步能开发新产品、开辟新的生产服务领域和新的产业，从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这种影响又被认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补偿效应”。但针对技术选择的时期性分析要较技术进步更有意义。因为技术选择对就业影响短期中几乎是确定的，如资本深化带来的必然是劳动要素使用的减少，不利于就业;而长期则存在不确定性，这就关系到技术选择引发的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
2、产业结构变迁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1、技术进步同经济增长概述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受制于发展阶段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受制于很多因素，但主要是受发展阶段的制约。经验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或要素投入作为增长来源的相对重要性是随发展阶段变化的。大量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的贡献，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资本投入增长的贡献，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实际上，任何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都是粗放的，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或者说，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是资本增长。高投资率是资本快速积累的一个前提，高投入是资本快速积累的一个必然结果。这种外延为主的粗放增长是阶段性的。粗放增长并非贬义词，仅是一个阶段性特征，不存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谁好谁坏的问题。当资本积累、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需求结构及产业结构必然发生根本转变，增长方式也必然会随之转变，这是市场规律决定的。
2.2、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为了全面考察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率，本文借鉴Solow（1960）的方法。假定总量生产函数为，其中Y为产出，L为劳动力，K为资本，A为全要素生产率，α为资本的产出弹性。求得人均产出增长率为：
（1）
其中，为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为人均资本的增长率，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人均资本存量k的变化由下式给出：
（2）
其中i为人均投资，δ＞0为折旧率。此处引入变量q＞0，用它度量目前新资本生产的技术状态。是以效率单位测度的投资，的增长能够提高有效资本存量。众所周知，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当且仅当qi/k的比值为一定值时，k的增长率为一常数。因此可以得到：
（3）
在平衡增长路径上，消费、投资和产出都以相同的速率增长，因此有。将（3）式以及代入，最终可以得到经济增长率与两种技术进步率之间的关系：
（4）
（4）式清楚地表明，经济增长率等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加上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率的贡献，经济增长的源泉就比传统的增长理论扩大了。因此，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问题而言，显然不能像以往文献一样仅将注意力集中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上，也应重视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率。
从图1可以看到，近年来我国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率具有如下两个特征：第一，呈现出上升的趋势。1994-2002年我国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率比较稳定，2002年以后波动比较剧烈，但比较2002年、2006年和2009年三个谷底，其所代表的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率是逐步提高的。因此，从总体上来说，近年来我国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率处于一种振荡上升的态势。第二，处于高位运行。相比1996-2002年的低位运行，近年来我国的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率是处于高位运行的，虽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我国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率下降到2%左右，但2010年又重新开始回升，2011年高达8%左右，这个数值远高于2003-2011年我国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率4%-5%的平均值。这表明我国具有较高的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率。这从我国设备资本积累情况也可以得到验证。赵志耕等（2007）认为，从设备资本存量增长情况也能观察到资本积累中是否含有技术进步。通过计算知，1991-2011年我国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和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投资的平均增长率均为16%，说明在此期间内我国进行了大量的设备投资，这些新增的设备比旧设备必定蕴含着更高的技术进步。这些隐含在资本中的技术进步在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中很难体现出来，但它们无疑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图1 我国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率
3、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趋势分析
技术进步效应贡献率增长、产业结构变迁效应贡献率降低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资源配置率落差的缩小，促使着产业结构变迁效应逐渐变小。不同产业要素之间的边际报酬也逐渐呈现出趋同态势，但是前期要素配置率存在的落差短期内无法消除，或导致出现了反效率配置情况，即第三产业劳动力配置过度，劳动生产率较低，而第二产业资本配置过度，促使劳动力被“挤出”，种种原因促成了资源配置率落差未被充分利用甚至是未经利用现象，最终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落差的不断扩大。其中，造成资源配置效率落差的不断扩大且持续扩大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城乡二元结构之间存在的差异，促使着剩余劳动力大量涌现，使价格多维持在低水平层次，且随着人均收入增长社会需求增长速度放缓，就业结构变迁因素贯穿始终;二是市场化经济的深入呈现出渐进式趋势，因此，市场机制的作用便会渐渐显露出来，首先放开了产品市场，进而放开了要素市场，但由于现实问题的阻挠，其作用的发挥是分阶段、小范围的。由上可见，我国经济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但同时也表明反市场因素的存在，加大了完善我国市场机制的阻力。
4、结语
综上所述，上世纪80年代，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超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90年代初期和中期，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持平;90年代后期开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赶超产业结构变迁的趋势。但二者之间的转换，预示着我国经济增长还面临巨大的发展潜力，市场机制也将进一步得到完善和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建.重庆市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D].重庆大学,2012.
[2]刘伟,张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08,11:4-15.
[3]龚海林.产业结构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2.
关键词：物价波动；经济增长；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2001403
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重要目标。2011年底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连续两年将“稳中求进”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基调，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稳控物价成为政府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因此，研究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其内在的原因，对增强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与控制能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福建省物价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周期特点
凯恩斯学派的宏观经济学者认为，适度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经济增长也总是伴随着物价上涨。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物价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也大致遵循这一规律。以价格管理体制从“计划为主”走向“市场为主”的特点来划分，两者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经济快速增长，物价平稳运行。1978年-1983年，福建省拉开改革开发的序幕，在广大农村全面推开，农副产品价格不断提高，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在改革红利的刺激下，全省GDP快速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达12.0%，但是增长趋势还不平稳，年份间波动较大。在这一时期，物价没有完全放开，物价管理政策“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城乡主要消费品还在“凭票供应”，社会的商品需求没有很好地反映到物价上，市场物价保持平稳运行。由于经济开始市场化萌芽，而价格仍然处在行政管制当中，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与物价波动之间表现出不稳定的关系。
第二阶段：经济增长与物价剧烈波动。1984年-1996年，这是价格管理体制逐步从计划管理走向市场化的重要阶段。随着改革开发的纵深推进，社会总需求急剧扩大，但物价管理体制与经济领域改革措施缺乏协调、调控滞后，社会价格总水平疾速上涨，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发生了两次比较严重通货膨胀，分别在1988年（26.5%）和1994年（25.3%）。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1996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完善价格改革、防止经济增长过热的政策措施，CPI迅速回落，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也表明大规模的价格改革措施基本顺利完成，价格运行正式进入市场调节。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都处在历史最高点，GDP年均增速达14.5%，CPI年均涨幅达10.9%，但年度波动很大，各种矛盾交织影响了经济发展质量。
第三阶段：经济增长与物价波动平稳运行。随着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的确立，受到前一阶段国家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强力调控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经济增长开始放缓，物价进入了通货紧缩阶段。在国家拉动内需为主的宏观调控下，2003年我省经济再度出现高速增长。受经济增长刺激，我省出现了3次（2004年、2007-2008年、2011年）比较温和的通货膨胀，经济与物价的关系总体上处在“高增长、低通胀”阶段。这一时期，投资和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不断增强，输入型通货膨胀对物价的影响逐步显现。
2基于VAR模型的物价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经济学理论及国内外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物价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本文使用CPI（记作CPI）和GDP发展指数（记作GDP）来分别代表物价波动水平和经济增长幅度，由于这两个数据的时间序列本身存在自相关性，将使用views6.0软件建立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在模型的基础上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对影响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2.1数据时间序列选择——相关性分析
按照上文的分析，对3个阶段以及1978年-2013年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只有1997年-2012年数据存在显著相关，其他各阶段数据均存在低度或微弱相关。因此，可以用1997年-2012年的数据建立物价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来分析两者间的具体影响程度。
2.2数据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协整性和因果性检验
VAR模型的前提在于，不同数据时间序列之间存在平稳、均衡和因果联系，否则会出现“虚假回归”的现象。分析1978-201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波动可以发现，每次出现经济的高增长势必都会伴随高通胀，只是这种“伴随”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本文选取1997年-2012年的数据来判断物价波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单位根（ADF）检验判断平稳性。如果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就是一个非平稳序列的，不能用于建立模型。采用单位根（ADF）检验可以明显看出，检验值小于临界值（水平5%），说明CPI与GDP发展速度是差分1阶滞后2阶的平稳序列。单位根检验所确定的差分项和滞后阶数将作为下一阶段检验和模型的参数。
（2）协整检验判断均衡关系。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存在说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即可以通过一个变量的变化来影响另一个变量的变化，该关系的存在是VAR模型的前提。协整检验的迹统计量（24.9989）大于临界值（15.4947），说明CPI与GDP发展速度存在协整关系。
（3）格兰杰检验判断因果关系。因果检验既可以作为建立VAR模型的前提，也可以作为VAR模型的检验统计量。为了充实VAR模型的参数，本文在模型建立前进行因果检验。在检验结果显示，两项P值（0.0027和0.0016）均小于0.05，拒绝非格兰杰因果，即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在滞后2阶的情况下1997年-2012年的CPI和GDP发展速度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物价波动和经济增长之间一定程度上互相影响。
2.3建立VAR（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向量自回归）模型通常用来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以及分析随机扰动项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一般的VAR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且无结论的话题。不同的理论模型支配着学者们和政策制定者对人口增长的看法，从而导致不同的政策取向。
在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争论也没有定论，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践，却是把积极的人口控制与通过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增长有效地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同时开始的，一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通常，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有一个时滞，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儿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的这个阶段，通过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
国际经验表明，在1970年-1995年期间，在东亚超出常规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这一有利人口因素的贡献比率高达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而西方经济史表明，新大陆的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的部分，大约90％-100％可以归结为新大陆在人口结构方面的优势。
中国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与其说是控制了人口总量，有助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不如说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并进而通过保持高储蓄率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提高并不明显的情况下，少儿抚养比（14岁以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大幅度降低。
如果我们用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即总人口抚养比，来代表这种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人口结构特征，计量分析表明，在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一个单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了20.1％，带来经济增长速度2.3％，同期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相当于人口转变对人均GDP增长贡献在26.8％，即四分之一强。
根据预测，随着中国总人口在2033年达到14.29亿之前继续增加，抚养比首先将进一步下降，从2000年的42.6％下降到2015年的39.4％，下降3.2个百分点，带来经济增长率上升0.4％。这个阶段大约持续到2015年前后。此后，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人口老龄化加速将给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2015年前后是中国“人口红利”阶段的转折点。
所有的先行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红利”。但是，“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源泉。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殆尽。换句话说，中国在到2020年之前的这个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将会面临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居高不下的储蓄率开始式微，以及社会养老负担日益加重的各种挑战。
实际上，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下降。按照目前的预测，如果没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最迟在2009年，非农产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就要告罄。预测还显示，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之间的间隔将很短，使得总体抚养比只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即在本世纪只会再继续一个较短的下降，最低点为2013年的38.8％，随后将以老年抚养比提高为特征大幅度回升；其结果是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到2017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在少儿抚养比仍然高达26.4％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超过14％。
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这就意味着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是利用和开发“人口红利”的最后机会，也是挖掘替代经济增长源泉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我们在这个关键的阶段上错失良机，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失去可持续性。
经济增长速度应由市场而非政府说了算，经济充分增长的实质就是解放生产力。
非典疫情刚刚过去，人们还心有余悸的时候，经济界就展开了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格林斯潘老先生也耐不住寂寞，在7月15日的国会听证会上指出：“中国需要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以避免出现通货膨胀”。国内一些学者更是心急如焚，提出：“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过热”，并进一步推论：“如果中国经济GDP增长小于8%，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如果GDP增长超过9%，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如果GDP增长超过10%，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通胀压力。”一句话，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是不快不慢的最佳速度。
但笔者对这种拘泥于8%的思维定势不敢苟同。几十年来，宏观调控的历程就是一部防止过热史，要走出这个思维定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金融调控的任务“理所当然”地是防止通货膨胀，以至于当通货紧缩悄然而至的时候，我们长时间都不敢正视和承认那一事实。亚洲金融危机后，扩大内需成为宏观调控主旋律，保持经济8%的增长一度成为政治任务。当经济刚刚走出阴影，非典一波未平，大洪水等又接踵而至的时候，在看不准经济是否已经走稳的情况下，有人就开始断言中国经济过热了。我以为这种观点忽视了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一是现阶段中国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态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缺短经济，几十年计划经济，缺短给人们打下了太深的烙印。但现阶段中国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态势确实发生了变化。据权威部门统计，国内绝大部分物质商品都供过于求。各种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源瓶颈矛盾得到缓解，且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态势短时期内不会改变。扩大内需是一项长期任务，经济高速增长已具备物质基础。
二是现阶段中国投资格局已由单一格局向多元格局变化。国家投资正向法人投资转变，国内投资正向国外投资转变，政府投资正向民间投资转变，财政投资正向银行投资转变。这种格局的变化改变了过去单一国家投资格局弊病，责任意识、风险意识、盈利意识都空前加强。投资风险正越来越与公司命运、个人命运、银行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政府对投资主体的影响正从直接施加压力向改善投资环境过渡，公共财政体制也正在逐步完善。要充分相信投资主体的自我判断，尊重投资主体的自主决策。
三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已由政府意志型增长向市场动力型增长变化。在计划经济下，政府掌握一切资源，是经济增长的惟一决定因素。这种状况正发生根本变化，越来越多的资源通过市场来配置，市场正越来越强地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只能引导和调控，但不能去决定市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影响市场的因素复杂多变。内外部市场的变化都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影响。外需决定于国际市场变化，这一部分基本是不可控制的，只能顺势而为；内需也有许多不可测因素，包括天灾人祸，年度之间的增长速度也不可能太平衡。作为经济增长潜力远没有挖掘出来的大国，经济增长超过10%是完全正常的事。改革开放以来，超过10%增长速度的年份并不少见。
四是现阶段中国经济中的诸多问题最终都要通过高速发展来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许多问题，包括就业、通货紧缩、农民收入、政府精简、国企转制、社会保障、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等等，其中一些问题还相当严峻，不能拖或不能拖得太久。实际上我们是在与时间赛跑，一切问题只有通过经济增长这个不断膨胀的雪球才能去包容和消化。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有可能激化矛盾，导致严重后果。这些问题容不得我们四平八稳地走着“八字步”，而要按照党的十六大所指出的，让一切创造财富的资源、资本和其他力量充分涌动起来，最大限度地争取发展的主动。
五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展机遇有可能稍纵即逝。当前中国物价水平仍然很低，还没有真正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通货紧缩对经济发展不利，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从某种意义讲，通货紧缩也是一种机遇。长期以来，我们实行一种高积累发展战略，经济和社会福利欠账太多，利用通货紧缩时机，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解决多年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完全可能的。许多事情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是无法操作的。利用现阶段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用最短的时间让中国经济增长达到一个新的平台，不失为正确的选择。
因此我们需要确立几个观念：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应由市场而非政府说了算；二是要像对待外贸速度一样对待经济增长速度；三是经济周期可以调控但不可能完全避免；四是经济充分增长的实质就是解放生产力。有了这些观念，对当前经济是否过热，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判断。
摘 要 从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出发,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的相关研究动态加以梳理,有助于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政策。
关键词 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增长
一、经济发展方式的界定
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离不开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经济发展的方式就是经济发展的方法和形式,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优化、经济运行的质量、经济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城市化水平、工业化水平及现代化程度进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含有可持续发展等。经济发展方式包含经济增长方式,但不等同于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反映了经济的数量、质量、结构和制度的根本性变化的总体特征。惟有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来研究发展方式才有意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尊重所处的历史情境、地域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选择与之相匹配的发展方式,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观点综述
经济增长方式被引入中国后,经济学界和实务工作部门从现代主流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制度主义的范式等多个维度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行了探索。十七大又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方针,要求尽快实现发展理念的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从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动态来看,主要研究了以下五个问题。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
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方式的转型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方针来指导经济建设的开展。为此学术界针对新时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展开了研究。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与难点
从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历了12年的时间。一些学者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和难点展开了研究,以期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原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的高增长和高发展,中国实现高增长的动力是什么?来10―20年,是否能继续保持这种强劲的势头?刘庆宝、未良莉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对经济增长理论的源动力进行系统的分析,构建了扩展的索洛(So-low)模型,对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消费作为经济运行的主要动力,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途径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有科学的途径,要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更深刻、更自觉地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三、现有研究的评价及其启示
从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出发,对相关研究动态加以梳理后,笔者认为近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维度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措施,但这些研究存在一些问题: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涵尚缺乏统一的界定;未能从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认识经济发展的转变;从动力结构优化的视角寻求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今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
（一）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界定展开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二）从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研究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保持了持续30年的强劲增长势头。他们都在怀疑,中国经济能走多远?因此,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内涵和现实特征,确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和思路,并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成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的新趋势。
（三）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动力结构优化问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继续保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质的提升。当前世界经济仍未停止萎缩,尽管经济下滑的速度放缓,但缺乏后劲的经济增长依然有下滑的可能。面对这场全球性经济衰退的挑战,我国政府采取了积极措施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结构,以扩大国内消费、加大投资为主,积极稳住出口来启动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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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作用；认识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7-000-01
我国体育消费逐渐增加，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又一大支柱。想要保证我国的经济市场持续稳定的增长，就要不断的扩大经济内需，这样才能拉动经济增长，而且通过体育，来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也表明我国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得到了提高。尤其是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国越来越重视体育消费为我国的扩大内需的作用，因此也在不断的发展体育消费。目前我国的体育消费的表现阶段也在不断的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助力和支持。
一、开拓体育消费可以带动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以刺激经济增长
（一）体育广告业
我国体育消费所带来的经济收入逐年在增高，尤其是和体育有关的广告业，是体育消费经济增长最快，也是份额最大的一个行业。由于体育和生活紧密相关，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一级的体育明星，都为体育代言。尤其是某些商家利用运动员的形象，在运动赛事中，积极推广自身的产品。而每年因为体育代言，也为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入。所以，体育广告业是体育消费的重头戏，也是重要的经济收入的部分。我国经济市场发展中，要注意对体育广告业的开发和利用，这样才能保证体育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增长。
（二）体育彩票业
我国体育彩票事业最早从1987年开始，然后经历29年，而后随着体育彩票事业的逐步完善和发展，各种类型的体育彩票也在逐渐的发行，至今我国的体育彩票行业已经比较成熟了。全球大约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体育彩票，并且让体育彩票成为了经济收入的重要支柱。通过体育彩票，可以向民间筹集资金，把民间闲散的资金有效的利用起来，来发展体育事业。同时还可以为彩民提供一定的高额奖励。所以，体育彩票事业也是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体育消费中的重要的一种方式。
（三）体育旅游业
我国随着经济市场的不断开放，以及体育消费带来的巨大经济收入，让我国的对体育消费有关的行业十分的重视。尤其是体育旅游业的的兴盛，不仅吸引了国内大批的体育爱好者来旅游，参加活动，扩大了内需，同时也吸引了国外的游客，让体育旅游业快速的发展起来，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由于体育旅游的内容丰富多彩，在旅游的同时，还能得到锻炼，体育旅游项目繁多，有助于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所以，体育旅游业也是体育消费的重要环节之一。
（四）体育健身娱乐业
我国体育健身娱乐行业受到体育行业影响，也逐渐的火热起来。和体育建设有关的服务和娱乐项目，都十分的受人关注。目前我国各地的健身会所中，提供的健身器材，医院中的康复治疗的器材等。还有平时可以学习比较简单易懂的运动，艺术体操，乒乓球，台球等运动，都是目前比较大众的，受欢迎的体育健身项目。而且通过体育娱乐健身项目，可以提高百姓的身体素质，释放工作和学习的压力。所以在保证健康的同时，还可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二、体育消费增长趋势表明它将会对刺激经济增长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快，同时根据近些年的数据显示可以知道，和体育有关的行业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我国的体育消费发展也经历三个阶段，才不断的完善体育消费对我国经济内需的扩大以及拉动经济的增长。从体育消费最初级的阶段开始，是只能满足基本需求的低级阶段，这是百姓经济水平刚刚满足对体育的消费，第二结算就是提高消费质量的中级阶段，在这一时期能够享受到更好的体育消费服务，第三就是消费多样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越来越多的消费的方式可以让百姓选择，所产生的体育消费也是很大的。所以，体育消费在劳动经济，扩大内需十分的重要，具有积极作用。
三、体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小
体育今消费是随着体育行业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但是受到影响较小。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仍然为国家的经济收入提供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体育消费，之所以很少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体育消费的需求在不断的上涨，另一方面是因为百姓对体育消费的热情，还有就是和体育相关的行业的投资回报率较高。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会促进国家的经济收入，扩大内需，在一定程度上让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更快。
四、对我国目前的体育消费水平在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应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体育消费对我国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中，而不是短期快速的经济发展。所以，要对体育消费有一个客观的认识，首先要认识到，体育消费水平与个人可支配收入及对未来收入预期有较大关系，如果个人的收入较多，在体育上的消费就会更多。其次要认识到，我国的体育健身娱乐市场目前还是地区性市场，虽然目前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健身场所，但是真正达到娱乐和健身目的的，还是很少的。最后就是我国体育消费结构比较单一，还有待改善和增加新的内容。
五、结束语
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改变了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百姓的经济收入。而百姓的经济收入增加之后，会在衣食住行以外的领域消费，体育消费就是其中的主要一项。体育消费的内容很多，而且能够成功的扩大我国的内需，有效的拉动经济增长。从我国的体育消费的发展阶段可以看出，体育消费拉动内需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的活动，是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目前我国体育消费的项目也是多种多样的，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扩大内部提供了有效的帮助。
参考文献：
经济周期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古老话题，19世纪初叶以来至现在，西方学者提出了很多种经济周期波动理论假说，并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各种经济周期理论进一步发展和演变，可以说国外的经济周期理论研究已比较成熟。中国经济周期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此后不少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致力于经济周期问题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当然研究深度还远远滞后于国外同类研究)。近日看到陈乐一教授撰写的《我国经济周期阶段与持续繁荣》一书(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在同类经济周期方面的著作中，该书的主要特点是从周期阶段入手来研究我国经济周期问题，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所谓经济周期阶段，就是作者所定义的经济是位于收缩抑或扩张阶段，波峰抑或波谷，也就是说是位于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哪一个阶段(该书第66页，以下引自该书之处只注页码)。该书着重分析当前中国经济位于以上哪一个阶段，进而如何保持持续繁荣。
第二章是核心章，作者立足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总需求、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三个方面，对当前我国经济所处周期阶段进行分析。对潜在经济增长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比较是判断周期阶段的基础，作者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比较分析，探索出经济周期阶段的变迁过程，认为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已位于繁荣阶段。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观点。又运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加以说明，进而分析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通过分析经济增长率，发现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呈现出平稳、快速增长、扩张的持续性强三个特征。这三个特征是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体现，是市场力量和合适的政策组合共同作用的产物，足以证明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已位于繁荣阶段。
对失业率的分析，作者认识到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失业率往往随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动而变动(一般规律是经济收缩阶段失业率上升，经济扩张阶段失业率下降)，但是在我国，由于庞大的人口规模使得失业问题十分严峻，失业率指标有些特殊和复杂，失业率难以像西方国家那样灵敏地反映宏观经济运行实况，难以灵敏地反映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化。尽管如此，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或者经济周期阶段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和参考失业率高低这一指标。作者认为当前总的说来就业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但是自2004年开始，就业形势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好转迹象，根据奥肯定律，就业形势有所好转可为当前我国经济正位于繁荣阶段提供佐证。
关于价格指数，作者写道：“在我国，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价格指数越来越灵敏地反映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并且日益成为观察宏观经济景气变化的‘晴雨表’。具体来说，价格指数最能判断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第88、89页)可见作者对价格指数在判断经济周期阶段中的作用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通过对这些年各种价格指数的分析，可看出物价上涨的压力依然存在。特别提到的是：作者观察物价并不圃于传统的一般的市场价格，提出还要密切关注房价以及油、电、水、气的价格。如果综合考虑消费物价、房价以及油、电、水、气的价格，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国物价上涨是很明显的，因此从价格指数来看，也可证实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周期阶段已进入繁荣阶段。
通过以上方法和工具的分析，该书所得中心结论是：“当前我国经济正位于周期的繁荣阶段，已彻底从5年前的不稳定的复苏阶段走出来了。”(第92页)当然，作者又辩证地认识到，说繁荣并不意味着各行各业都蒸蒸日上，歌舞升平，其实宏观层面的繁荣的背后依然隐藏着种种问题，诸如农业基础薄弱，经济增长方式依然粗放，经济结构不够合理，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大等，但是仍可得出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确实正位于繁荣阶段的结论。
为了给我国经济周期阶段分析进一步提供佐证，作者在第三章分析中国经济波动中的菲利普斯曲线，探索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动轨迹与经济周期阶段的关系密切。
该书的第三部分是第四、五、六章，探讨中国经济走向持续繁荣之路，即如何努力延长扩张阶段，促成中国经济周期波动走向波峰。这一部分主要立足于消费、就业、开放经济下的内外平衡这三个方面展开分析。这三章是在第二章中心结论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即所谓的“解决问题”，其分析角度还是立足于周期阶段，与第二部分所探讨的当前中国经济位于周期的那一个阶段是相对应的。
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该书的中心线索就是分析当前中国经济位于以上哪一个阶段，进而如何保持持续繁荣。通读全书，不难看出作者是紧紧围绕周期阶段来分析经济周期的，这是该书不同于其它同类著作的主要特色。
关键词: 经济发展 就业增长 就业弹性
一、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1962年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用来近似地描述失业率和实际GDP之间的交替关系。其内容是,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约1%。即该定律说明了失业率与GDP增长率二者呈反向变化的关系。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奥肯定律”似乎“失效”了。有论者指出指出,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是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失业率并存。我国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经济增长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就业的相应增长。
利用1978年-2001年中国GDP增长与就业增长的数据,龚玉泉、袁志刚(2002)发现,尽管随着劳动要素市场配置机制的作用不断强化,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程度在不断下降,同向变动的趋势逐渐明显。但是经济增长与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相关性一直不明显。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具有明显的向下“刚性”。从GDP就业弹性来看,自1978年以来基本上呈下降趋势,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GDP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他们提出,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吸纳能力在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挤就业的。
然而有的学者坚持认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典型的“无就业增长”。高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带动高就业率。通过对就业增长与GDP增长的回归分析,这些学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89年),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就业增长模式,就业GDP增长弹性系数为0.315;第二阶段(1990年-2000年),高经济增长率与低就业增长模式,就业GDP增长弹性系数为0.112。
二、经济发展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机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虽然在对就业弹性的具体测度上存在差异,但学界普遍持有的看法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非一致性。进一步地,围绕这种非一致性的形成机理,学者们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
早期,对于两者之间的这种非一致性,有论者利用技术进步加以阐述。虽然技术进步可以通过其内在的创新和扩散机制不断扩张经济社会的生产力前沿边界(即GDP潜在增长率)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TFP),但利用技术进步因素来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就业增长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来看,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是双重的。从技术冲击的短期效应来看,由于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同量产品和资本的所需的劳动力投入会逐步下降,从而产生技术进步的就业挤出效应。但从技术进步的长期影响来看,技术进步能大大增加社会产出,提高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并导致社会消费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尤其是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技术进步在长期又具有就业增长效应。其次,从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数据实证来看,以高技术和新经济著称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GDP就业弹性明显高于中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韩国,其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较高,而在大多数年份,其GDP就业弹性几乎是我国的2-3倍。
龚玉泉、袁志刚(2002)认为,上述的解释并未对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非一致性的形成机理提供一个逻辑一致的阐释。他们指出,要正确理解和识别中国经济增长和实际就业增长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和衡量劳动投入,尤其是名义劳动投入和有效劳动投入。有效劳动需求量是指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约束下、以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劳动力价格(工资成本)为原则的劳动力使用量。有效劳动需求量反映了就业的有效性和利用程度,名义就业人数反映了企业中在编人数的多少,仅是一个统计意义上的数量概念。在我国,统计上的从业人员是指名义就业人数,统计上的就业增长也是以此指标计算出来的。在我国,有效劳动需求量和名义就业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和在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实行安置型就业的计划经济时期,有效劳动需求量往往小于名义就业人数,其表现是企业对劳动力的低效率使用、人浮于事、“有职无工”,即隐性失业;在市场经济改革初期,有效劳动需求和名义就业人数的数量偏差逐步缩小,而当经济增长带来有效劳动需求量增加时,名义就业人数并不一定随之增加,而是表现为企业对冗员的充分利用,即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名义就业人数的增长;当市场经济改革完全到位时,经济增长与有效劳动需求量就会出现协同变动,而且所有就业人数均为有效就业者。
胡鞍钢等(2004)认为,从1992年至今,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的中期。这一时期全面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需要对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在这种部分行业、部分经济类型出现衰退,另一部分行业和经济类型不断崛起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调整,所以这一时期的就业形势显著地表现出“创造性摧毁”的特点,同时也进入了高失业、低就业、高增长阶段。一方面在新兴产业(指IT信息服务业、旅游业、金融保险业、文教卫等)、新兴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另一方面在传统正规部门中(指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大量摧毁旧的工作岗位。这是一个典型的“创造性摧毁过程”,但创造的速度远远低于摧毁的速度,造成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
三、结论性评论
我们看到,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经进行了具体和系统的研究。这对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有价值的。具体而言,对于中国的就业弹性是否偏低,以及导致其变化的原因,仍存在广泛的争论。我们认为,从一般的角度看,最为关键的是要对“就业弹性”的概念以及它的适用范围有更为清晰、明确的认知。
我们相信,在正确看待“就业弹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殊国情和制度变迁,才能对我国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的关系有一个更为准确的理解。进而,才能为宏观经济政策和就业政策的制定提供明确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方向。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