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1 17:28:3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增长周期理论，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引言
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指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好像周期性发生一样，故称之为经济周期。现代经济周期主要强调经济增长率上升与下降的交替变动。正如1977 年卢卡斯在《对经济周期的理解》中对经济周期描述为“经济周期是经济变量对长期平稳增长趋势的偏离”。
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关系之密切，下面就经济周期的原因进行探讨，其中不少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可以一起分析以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并探讨未来中国可能需要关注的一些因素。
原因
1.科学技术冲击。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由此导致了经济增长的缓慢。随着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世界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一战二战的爆发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战后科技革命，大大刺激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战后美国利用二战所积累和德国获得的科学技术，长期增长了一段时间，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放缓。中国建国后同苏联密切合作，大大提升了科学技术，后来趋于平缓。改革开放后利用全世界科学技术，经济高速发展，但随着与世界科学技术的接近，经济也渐渐的开始进入平稳增长。可见科技周期对长期和超长期经济的巨大影响，往往是长期和超长期经济周期的主因。著名经济学家f.e.kydland、c.i.plosser 提出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认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是实际因素（如技术、政策、自然灾害、战争等）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技术冲击，而不是名义因素（如货币量等），使一般均衡分析、实际因素和微观基础在经济周期的分析中得以复兴，并以此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供给冲击。古典经济学认为本文由收集整理，供给冲击才影响产出，导致经济的波动。实际上古代产出往往不能满足需求，总供给往往占主导。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以之为基础，继承了供给冲击巨大作用的观点，认为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变动、生产要素供给变动等供给方面的冲击。1973年、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重创了以石油为工业基础的西方国家，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全面衰退与滞胀。中国改革开放错过了这两次石油危机，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石油和铁矿石等价格的剧烈波动必然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供给不但包括原材料供给，还包括劳动力供给。20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印度等国家打开国门，据哈佛大学一位教授计算，全世界突然多出了5 亿多个便宜劳动力，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冲击降低了成本，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用rbc分析中国经济后认为，引入供给冲击改善了模型对消费的预测能力；引入供给冲击优于引入需求冲击。 需求冲击。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认为，总需求是短期中经济波动的主要决定因素。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也把需求纳入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变量中，不但把供给方面的冲击纳入，还把个人需求偏好变化、政府需求变化等需求方面的冲击也纳入到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变量中。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为中国带来全球市场，以前特别是巨大的美国消费市场需求，极大的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因为需求的巨大作用，危机时政府加大政府投入，扩大总需求，减少了衰退，平缓了经济周期的波动。上次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4万亿投资，有效的拉动了内需，维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中国，投资很大一块是由政府进行的。因此，这方面的投资的波动可以计入总需求。丁从明、陈仲常（2009） 指出了频繁调整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经济波动大起大落 的重要因素。付一平、刘金全等（ 2005） 发现，中国财政规模与实际波动性之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性。 制度冲击。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改革这种积极的制度冲击已经明显极大的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制度能反作用于经济，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组织制度本身。庞东、杨灿（2006）结论证明： 在中国受政治背景的影响而出台的重大的经济制度改革对经济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制度变动冲击对经济周期变动的方向及程度起到了较大的决定作用。 货币冲击。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冲击可以引起名义支出及总需求的变化。苗文龙、陈卫东（2010）研究发现： 技术冲击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冲击可以解释80%以上的中国区域经济周期特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存在显着的区域周期冲击效应。
2.情绪，非理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偏差。经济学往往假设人是理性的，但实际上人往往是非理性的。由于人的非理性，往往人的选择不是经济学上论述的最优选择，比如羊群效应或从众心理。行为科学和行为金融学都研究了人的非理性行为。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全，往往导致选择不是最优，比如投资过度等，也引发或加剧了经济的波动。
3.金融冲击。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与经济中其他部分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金融市场往往是极具波动性。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往往引起经济的波动，如1929年金融危机和2007年次贷危机都引发了经济的下滑，损害了经济增长。
4.政治周期。由于政府往往对经济有影响，因此，当不同经济政策的集团轮流执政时，交替的对经济产生不同影响。
5.其他原因。目前，还有些其他理论解释经济周期的原因，如创新理论、太阳黑子理论、国际经济周期理论、信息周期理论、混沌周期理论等。
结论
关键词：中国经济周期；对外贸易周期；关系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逐渐加快，各国之间的竞争趋势不断加剧，为适应当今时展潮流，对外贸易已成为重要的经济手段，我国必须重视对外贸易发展的具体情况。我国的经济发展周期在一定程度上可推动我国对外贸易活动的发展，另外，所进行的对外贸易活动也有助于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通过本文对我国经济周期和对外贸易周期彼此相互联系的分析和研究，从而促进二者协调发展，为我国未来良好的发展进程创造条件。
一、经济周期的相关概述
经济周期又可称为商业周期或者景气循环，是指经济物质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周期性经济扩张和经济紧缩相互交替、循环往复的一种经济情况。经济周期预示着国民经济资金状况的波动变化，是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现象的反映。经济周期的发展阶段一般可划分为四个部分，这四个阶段分别为繁荣时期、衰退时期、萧条时期以及复苏时期。经济周期所呈现的是国民总资产的波动情况，其数据的积累以及信息的来源主要依靠的是经济部门的扩张与收缩状况。
产生经济周期原因可分为外因论、内因论以及综合论等三个方面，具体表现如下：
1.外因论：周期主要源自经济体系之外的一些因素，其内容包括太阳黑子理论、创新理论以及政治性理论等等理论研究。太阳黑子理论认为由于太阳黑子的周期性不断变化，继而导致农业收成有所下降，影响经济的整体发展。另外，太阳黑子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出现的时间可通过预测进行一定的防御。创新理论认为生产要素新组合与经济发展较为密切，新组合的出现使其与旧生产要素在市场上得以共存，有利于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发展，不过，如果新组合的使用范围不断扩散，必然动摇旧生产要素的市场地位，从而导致企业经济出现萧条的情况。政治性理论认为经济周期之所以出现循环往复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在不同时期内的决策内容。
2.内因论：经济周期来源于经济体系的内容结构，其包括收入、资金、成本以及投资等多方面内容。纯货币理论认为货币的供应情况以及货币的流通形式对名义上的国民收入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经济所呈现的波动情况的主要原因来自于银行系统内部存在交替性扩张或紧缩的状态，其中短期利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外，其中的消费不足理论认为经济之所以出现衰退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消费品需求所带来的问题，无法与时代相互作用，进而造成我国经济发生问题。
3.综合论：经济周期的出现，原因来自于多个方面，是由诸多因素而形成的，各个因素之间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构架形式。根据经济周期存在的主次作用来划分，可将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分为基本因素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基本因素是指经济周期形成时所具备的根本性的条件和作用。而影响因素则是指经济周期形成过程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用和条件。基本因素在经济周期形成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根本意义，其他的形成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二、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又可称为国外贸易或者进出口贸易，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根据自身条件与另一个国家进行的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对外贸易可分为进口和出口两部分，从而实现各国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有利于增强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共处。对外贸易周期则是指我国在进行对外贸易活动所呈现的周期性变化，是当今我国对外贸易较为显著的特征之一。
对外贸易活动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促进我国资源的协调配置，促进资源的合理运用，进一步节约社会上的劳动成本，提高我国的经济收益，借鉴国外一些优秀的技术成果，将其进入到我国现代化发展之中，增强我国的技术含量和经济实力。对外贸易活动是我国为应对国外局势而展开的项目内容，可极大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实力和总体水平，是促进我国各个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中国经济周期与对外贸易周期
1.中国经济周期与进口周期
经济增长速度情况与实际的对外贸易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如果我国经济呈现着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展状态，那么我国与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会越加紧密，与之相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也会逐渐减慢。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进口发展情况与GDP实际增长情况二者具有一定的联系，当GDP出现上升的情况时，进口增长率也会随之发生一定的上升，比如1985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情况呈现着紧缩的发展趋势，1990年进入到第二次低潮时期，在这段时间内，我国GDP的实际增长率仅有3.8%，而在这同一时期，进口贸易情况也大幅度下滑，出现了负值的现象，为-9.8%，由此数据分析可得知因为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联系，使得我国与外国进行进口贸易时会随着经济增长情况发生一定的变化，从而造成进口贸易出现一个相对不稳定的形势之下。
对于经济周期的实际波长，可按照波谷的形式对其进行较为准确地描述，通过波谷计算周期的波长，并根据时间安排进行详细划分，结果清晰可见。根据调查的数据显示，在我国1982年到2009年，这段时间可分为三个周期，第一个经济周期为1982年到1990年，第二个经济周期为1990年到1998年，第三个经济周期为1998年到2009年。从这段时间可以得知，我国共经历了三次经济贸易周期，每段贸易周期的平均时间长度为9年，这段时间属于一个阶段的经济贸易周期情况。到2010年，将开始下一阶段的经济贸易活动。
2.对外贸易进口情况与经济增长二者存在的不一致性
虽然经济增长率与进口贸易情况二者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部分时间之内，二者却存在不一致，具体可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进口对外贸易所呈现的波峰和波谷有时会滞后或者超前于我国经济周期的实际发展速度；其二是在经济增长率还没出现波峰的情况时，已经存在一些年份的进口对外贸易发展到极致的现象。
对于上述所产生的情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属于较为常见的一种情形，由于不同国家自身实际因素导致与实际预测发生了一定的偏差，这些因素是随经济发展而延伸出来的主要因素，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常态现象。比如，2000年和2003年这两年之间，我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4%和10%，而与此同一年份，我国的对外进出口贸易却创下历史新高，分别到达了35.8%和39.9%。
1999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波谷时期，2000年开始，我国开始逐渐恢复自身的经济发展情况，走向下一环节的经济周期扩张计划，另外，我国在这一时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与之相互配合的是我国2000年的经济增长率极大提高的未来，我国在这一时期经济水平得以空前提高可以说是早已预料之中的事情，但实际情况表明，2001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情况远没有达到预想的那样，甚至在扩张过程中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进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与2001年相比，下降到了8.2%。直至2002年之后，我国经济开始逐渐恢复，进入较为繁荣的发展时期，出现了年增长率为20%的较高记录。进口贸易增长率往往在有时会与经济周期发生一定的误差，会在经济周期达到高度时期产生一定的延迟，在还没出现最高点时就会出现进口贸易的巅峰阶段。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周期的实际情况决定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具体活动，是我国进行国外交流的关键，为促进我国走向世界，提高我国整体实力和水平，必须加大力度发挥我国的有利因素，创造有效的发展对策，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促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健康发展，为我国未来的经济进步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郎丽华，张连城.中国经济周期与对外贸易周期的关系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1，11：24-30.
[2]张金艳.中国对外贸易周期波动分析[D].河北工业大学，2014.
[3]张连城，郎丽华.经济周期与对外贸易周期的关系[J].中国集体经济，2009，08：16-21.
【关键词】外国直接投资周期波动HP滤波
一、有关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的相关研究概述
1、经济周期的相关理论研究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循环往复性的扩张和收缩，它是超越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阶段而普遍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一种经济现象。对于经济周期的核心问题，即经济周期的诱因和传导机制问题，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回答。例如，货币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主要是货币的扰动形成了经济的周期波动，实际经济周期(RealBusinessCycle)理论认为经济的周期波动源于生产率的冲击，而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新发展则认为经济的周期波动并不只是由单一某种因素来决定，他们往往在同一周期模型中同时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
2、周期波动的测量
无论是哪种经济周期理论，都离不开对经济变量周期波动形态的具体测量。这是因为经济周期无法被直接观测，其信息只能从可观测到的宏观经济变量的数据图中粗略地看出。由于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以及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如何测量经济变量的周期性波动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目前，基本上存在两种测量经济周期的方法。第一种是由美国经济研究所提出的经济周期指标法，或者称为景气分析法。这种方法是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一组能够反映和标志周期波动的代表性指标并加以适当分类，然后再按一定的方法将各类指标合成为若干综合指数来描述和分析经济周期。由于本文只分析FDI这一个指标，所以这种方法不适用。第二种是经典统计时间序列方法。这种方法每一个经济指标变量视为一个时间序列，按照计量经济学中的时间序列方法加以分析。
一般来说，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主要包含长期趋势（T）和周期波动（C）的成分，即Yt=YTt+YCt。其中Yt表示某个经济变量。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测量周期波动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经济变量中的确定性趋势YTt从变量中分离出来，从而得到真正的周期性波动因素YCt。
二、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呈现周期波动的特征
从1987年至2005年，外国直接投资（FDI）作为北京市吸引外资的主要形式大量涌入。外国直接投资为促进北京市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北京地区的技术进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增长的特点对于北京制定和实施吸引外资的政策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外国直接投资涌入北京的这个增长过程呈现出周期波动的特征。从图1中可以大致看出，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大致呈现出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从1990年至1994年，北京地区FDI平均每年增长高达59.6%，是中国正式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前的高速增长期；第二个阶段，从1995年到2000年，北京地区FDI平均每年增长率仅为4.3%，是FDI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的犹豫徘徊期；第三个阶段，从2001年到2005年，北京地区FDI平均每年增长19.8%，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稳定增长期。然而，这种周期的阶段划分是非常粗略的，更为科学的周期波动研究需要我们运用更为严谨计量经济学方法来加以测量。
三、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周期波动的特点分析
1、周期波动的HP滤波结果
HodrickandPrescott(1980)首次使用H-P滤波法分析战后美国经济的周期波动情况。这种方法的主要原理就是使下式最小化（见高铁梅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
本文利用HP滤波方法，求出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的长期趋势和周期波动项结果分别如下图所示：
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经过HP滤波进行趋势分解以后的数据表如下：
2、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周期波动的特点分析
结合图2和表1的内容，可以清楚的看出，在1987－2005年的19年间，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经历了三个半的周期波动过程，每个周期持续时间为5－7年。
第一个周期，从1987年至1993年持续7年时间。其中波峰在1988年，达到34403万美元；波谷在1992年，低至-38427.9万美元。这一轮周期从波峰到波谷的时期是一个相对缓慢下降的过程。
第二个周期，从1994年至1998年持续5年时间。其中波峰在1994年，达到36235.5万美元；波谷在1997年，低至-1643.4万美元。这个周期的特征是波动幅度不大，波幅很窄。
第三个周期，从1999年至2003年持续5年时间。其中波峰在2000年，达到35771.2万美元；波谷在2002年，低至-64525.4万美元。
第四个周期只出现了一半，从2004年开始至今，可以预测其波峰将出现在2005年或者是2006年。
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规模的周期波动与北京乃至全国当时的宏观经济波动形势有一定的关系。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加速期。这是导致在1994年北京外国直接投资快速达到波峰的重要原因，而直接原因是1992年以后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由于经济的过快增长以及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政府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即所谓的“软着陆”。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宏观调控的措施开始发挥作用，经济“过热”的局面得到控制，经济增长率逐渐回落，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到1995年9月中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由于此次宏观调控没有采取以往“急刹车”式的大动作，而是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保证经济平稳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因此本轮周期的收缩相对温和，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出现前几轮周期衰退阶段那样的急剧下降，即大起后的大落，而是平稳回落。这是导致1994年到1997年间外国直接投资逐步下滑但是下滑幅度不大的主要原因。
1997年7月首先爆发于泰国的金融危机迅速在东亚各国之间传播，各国经济普遍出现衰退，一些国家的经济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不利影响。面对经济增长下滑的严峻形势，中央决定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在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以“适当的货币政策”代替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1999年初又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到2000年，中国经济逐步开始回升，这是影响2000年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达到波峰的主要原因。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由于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入世之初并不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造成了2002年外国直接投资的低迷。随着对中国市场信心的不断增强，外国直接投资又开始逐步升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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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包群、赖明勇.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02（6）
关键词：经济周期 产业生命周期 产业发展 产业收缩
经济周期概念
经济周期这一概念来描述长期实践中所观察到的多少带有一定规律性的上升和下降构成的经济过程，一般反映在GDP。20世纪中叶，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伯恩斯和米歇尔（Burns and Michell）对经济周期的定义为：“经济周期是在主要通过商业公司运作的国家中见到的一种总量行为波动，接着就是类似的一般性衰退、收缩和消失于下一个周期扩张阶段的复苏构成；这种序列重复发生但不简单循环；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从1年以上到10年或12年不等；他们不能被分成振幅与其相近、性质相似的更短周期。”传统上通常将经济周期类型划分如下：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s）。英国经济学家基钦提出了持续时间为2-4年的短周期。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s）。法国的朱格拉通认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和就业的波动。提出了与投资品生命期相对应的持续时间为7-11年的中波周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资本折旧与更新速度的加快，西方发达国家中波周期的持续时间大约缩短到了5-7年。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 Cycles）。俄裔美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平均存在时间为15-25年的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v Cycles）。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根据美、英、法100多年批发物价指数、利率、对外贸易和煤炭产量与消费量等的变动，提出了持续时间为40-60年的长波周期。
根据经济学家们关于经济周期起源的分析，以及这些理论与当前现实的相关性，把主要的周期理论如：消费（需求）不足危机理论，货币周期理论， 创新周期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内生性经济周期理论。
的经济危机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指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理论矛盾性所造成，这是西方经济学家回避的问题。在繁荣期时，达到充分就业，生产单位每天生产越来越多的货品，经济增长，当然工资的增长亦不例外。但生产商为了维持利润引进机器代替人力资本，女性与童工进入劳务市场，固定资本投资过度，使供应超过需求，以致存货堆积，工厂只有减少生产、辞退工人、工会被迫定立减薪协议等。利润方面，它是受主观压力与客观压力所影响。主观压力是“生产力远超于购买力”，而客观压力是指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此矛盾是抗拒资本主义的根源。换句话说，主观压力是对生产资料的争夺战。这些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生产与社会关系矛盾。阶级斗争是引起经济周期的基本因素之一。资本家要控制工人就一定要先压迫他们，一旦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因此，资本主义是一个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永久性斗争。
顾德云（Goodwin）根据传统观点建立了非直线阶级斗争模型（non-linear class struggle model）。顾德云把两个收入阶级分为工人与资本家，产出（Y）被分为工资（wL）与总利润（P），所以P=Y-wL。因此，wL/Y是工资部分而P/Y是利润部分，而wL/Y+P/Y=1。假设λ=Y/L，工资部分可改写为w/λ而利润部分可以改写为1-w/λ。由卡列茨基理论所得可以假设资本家储蓄所有收入，而工人则花光所有收入，因此，储蓄S=P=(1-w/λ)Y。如所有储蓄都投资，则dK/dt=S=(1-w/λ)Y，而资本的增长率则是gK=(dK/dt)/K=(1-w/λ)(Y/K)。假如工资是零，就业会无限地增加。就业率是基于工资的多少而定。这是所谓的饵诱觅食（predator-prey），就业是饵而工资是觅食；如果饵（就业）消失，觅食(工资)亦会消失，如果觅食消失，则饵会无限增长。这是很直观的资本家与劳动者对立的观点。在现实世界里，工资低并不能保证全民就业。但在经济周期，削减工资是可以确保暂时不裁员是可行的，但并不能保证长远不裁员。职工的就业问题始终是决定在工种与工作的基础上。
西方经济学家所研究的经济周期理论与解决的方法只是延长或降低了经济周期对国民的影响，但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理论矛盾。
长周期理论与产业发展
根据康德拉耶夫和熊彼特的观点，从1787年到1920年，世界经济可以分为2.5个大的周期，其中最后一个是第三个周期的前半部分。因此，可将1920年之后的世界经济再继续划分下去，也可划分出2.5个大周期，这样整个世界经济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大周期。从这五个周期的发展，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发展在世界经济大周期中的作用。当然，康德拉耶夫和熊彼特是没可能预见新经济为首的科技-传媒-通讯的所谓T-M-T(Technology-Media-Telecommunication)产业革命。NBER不记录长周期，因为部分经济学家，并不相信长周期的出现。无论如何，以下四个长周期被分别确定，其确定方法是四阶段，即繁荣―衰退―萧条―复苏。以下日期与名称是按库兹涅茨（1942年）划分：产业革命周期（1787-1842年），资产阶级周期（1843-1897年），新商业周期（1898-1950年），第四个大周期（1950-2010年）。
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周期是最短的一个大周期。特别在70-80年代，西方产业结构有了重大的变化，一是石油危机，二是科技革命。周期中对经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民航及航空业。这个大周期以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危机为分界线，但是它己经不再有以往三次大周期中那么多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发展强劲有力与发展缓慢成了现在的描述用语。第四个大周期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民航及航空航天业进入高速发展期，成为主导产业群。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这种高速发展随着发达国家民航市场瓜分完毕而告一段落。能源危机促成了总体衰退期的形成。从1990年左右刚刚开始的周期展示了新经济(new economy)与金融产业对全球的影响。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进入了以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主要动力的新经济高速增长时代。
世界经济大周期的形成是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处于平稳发展阶段与处于转换阶段交互更替形成的。同时，在这些经济周期的形成过程中，产业结构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按自己的规律进行主导产业群的转换，产业结构发展的过程进行的规则而有序，使各大周期的长度基本一致。金融产业的不健全，国家与跨国企业(MNC)的过度借外债，引发了区域性的金融危机。1997年7月泰铢贬值而发生前所未有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隔几年，东南亚经济还未完全复苏。这次经济震荡并非只是周期性的，而是在金融系统与货币上失控。东南亚是属于高储蓄，高投资，正增长与可接受通帐的地区，自1980年代后，快速增长与快速资产增值，特别是股票与房产价格。
亚洲金融危机自1997年开始，按朱格拉周期的划分，最迟会在2010年前完结。
产业生命周期与产业发展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每一个产业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衰退的过程，即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企业，尤其是产品，其生命周期，一般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对某单个产业而言，从本质上看它无非是一些具有某种相同生产技术或产品特性的企业的集合。因此，可以说该产业存在的基础是这些企业及其产品。在产品的整修生命周期中，其销售额和利润额的变化表现为U型曲线。对于单个产业的产生、成长和进化过程，我们可以用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理论来描述，如图1所示。
既然某一产业是以其具有代表性的产品为基础的，可以借用产品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方法，同样把一个产业的生命周期也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主要依据是按照该产业在全部产业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及其增长速度的变化而进行的。相对于产品生命周期，产业生命周期具有以下特征：缓升慢降：一个产业往往集中了众多相似的产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生命周期是所有这些众多相似产品各自生命周期的叠加，但各产品生命周期存在相位差异，加上分散化的影响，故反映其生命周期变化的曲线比单个产品的生合周期曲线会显得更加平缓而漫长。衰而不亡：一个产业进入衰退期，意味着该产业在整个产业系统中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但对该产业产品的市场需求不会完全消失。起死回生：有些产业虽已进入了衰退期，但由于技术进步或市场需求变化等原因，再次显示出成长期甚至成熟期的一些特征。因此，有经济学家提出，只有“夕阳技术”，没有“夕阳产业”。
主导产业群发展与经济增长周期
从产业发展生命周期的角度，我们可以把主导产业看作是正处于成长期阶段的产业。1960年，罗斯托发表了《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罗斯托认为“起飞阶段”，是指一种产业革命。从经济角度讲，起飞意味着工业化的开始或经济发展的开端，是一国经济从停滞落后向增长发达过渡的重要转折点。判断经济是否起飞的主要标志，是技术的“创新”和应用程度；而起飞阶段的重要特征，是一国开始实行工业化发展战略，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产业群（industrial clusters）是一组可以相互补给，竞争，与相互依赖的产业，某目标是为某一区域透过出口产品与服务从而创造财富。产业群与古典工业划分的定义有明显的分别，其原因在于它代表了整个价值链，例如；产品，供应服务，专业基建等。产业群是串联起产品与服务的流动，这流动比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更强，而相关性产业将在某区域上集中。主导产业都全倾向在某区域集中而形成产业群。这些地区集中在产业的未来成功是很有关系的，如：经济规模本地化。在某区域集中后，容易吸引有关人材与培训人材（pool of specialized labour），这确保了人材在某区域里只有增加而不会减少或流失到其他产业上，加强某产业整体上对招聘与保留人材。产业专业化（industry specific）将会出现，因为某些基本建设会在某地区上出现，所有有关产业都可共用。专业化知识（specialized knowledge interactions）的交流将进一步推动整个产业的技术与生产方法等。社区经济。城乡小镇一切配套设施将会在政府支持下形成。
主导产业群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取自于社会深藏（social embeddedness），单个产业是否有共同的系统，与经济价值观；地区性的靠近，如经济规模本地化，有专业职工，非贸易的投入与知识交换；经济串联如共同顾客，供应商，人材，基建，等。现在西方国家，确实有不少的成功产业群例子。举例，墨西哥的造鞋业产业群是相对本地化而经济效率低，反之，矽谷的电脑产业群却是全球性而经济效率高。产业群可发挥产业的优势，使整个产业的利益，技术，人材流动的竞争力增强，无论在区域竞争或世界竞争都比较处于有利位置，为产业发展提供优良的环境。
衰退产业与经济衰退周期
迈克尔・波特在《竞争战略》一书中将衰退产业定义为“在持续的一段时间里产品的销售量绝对下降的产业。”产业衰退的特征是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其原因包括出现了新兴替代产业、技术创新停滞、消费者偏好的改变、政策与制度的限制，以及人口变化包括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衰退产业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使经济可持续出现断层。当大量产业出现衰退时，势必从根本上影响经济增长。加剧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由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当某一产业出现衰退时，整个地区将被迫进行产业调整，将使这些地区陷入长期的困境之中。造成失业问题，危害社会福利。衰退产业必然分离出大量的多余劳动力，增加失业者。另一方面，富余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不符合新兴产业的需求，再就业困难。危害企业生存。产业是企业最基本的生存环境，产业的兴衰直接决定了企业的兴衰。
衰退产业是经济发展新陈代谢的一种机制。衰退产业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对经济社会产生很大的危害，严重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福利。不但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施了对衰退产业的调整援助，就连一向奉行不干预政策的美国政府也很关注衰退产业的调整问题，而且衰退产业历来是国际贸易中各国的主要保护对象，发达国家对于本国已失去竞争优势的衰退产业，如纺织业、服装业、钢铁业、农业等实施各种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
产业发展与经济周期的相互影响
产业发展实质上是国民经济中不同产业相对重要程度的改变，在4.3提出的主导产业群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在经济处于产业结构稳定期，原有的主导产业群因技术和市场优势，具有快速扩张的能力，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吸引大量资金和劳动力。转换期在产业经济与经济周期里的关系很值得留意，判断产值（或GDP）能否继续增长，前提是必须确定该主导产业群是否能为未来提供一定的经济增长。否则，转换期后，产值就会持续下降。对此可以参考香港的实例，当香港经济从上世纪50到60年代以制造事业为主要支撑经济的产业，到上世纪70到80年代转为服务为主要主导产业，从80年代中期到上世纪末，以地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显而易见，每个经济的成长与衰退期必须是受主导性产业的主宰。上世纪末，美国的资讯科技产业亦支持了90年代的经济增长。
以上产业群的增长与衰退，假定对外环境没有改变，可以运用内在性经济周期理论去解释周期现象，假定产业处于上升阶段，资本家投入一个单位的资本（I），必然会得到比较理想的回报，在这情况下资本家很乐意投资或借贷投资，这时出现的情况是增加投资，减低储蓄（S）。如表1，X点与Z点是交叉点，亦是均衡点，I>S时，增加投资将有增加国民收入（Y）。Y点并非是均衡点，相反，Y点是不稳定的，由于S>I，所以Y点存在压力推向X与Z。卡列茨基亦有差不多的看法，但出发点并不在储备而在于投资决策。假设国民收入曲线为Y(t)=f[D(t-1)]，而投资决策曲线为D(t)=Φ[sY(t),K(1)]，随着投资决策的改变，而使国民收入变动，出现经济周期，如图2所示。
当某主导产业群到达一个中成熟期或已经到达衰退期，资本家会把资金抽离该国，或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衰退便会出现。并等候下一个新主导产业的来临。
主导产业群的发展带动了其它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整个经济提供了强劲动力，出现经济增长期。同时，这个产业占用了大量资金、劳动力、资源，从而抑制了其它产业的发展，包括新主导产业群。但是原主导产业群的发展是总有限度的，一旦市场达到或接近饱和，原主导产业群庞大的生产力就面临着产品积压的问题，出现盈利下降，投资进入将减少或停止。同时，新主导产业群的发展由扩张期进入了繁荣期，产业结构的发展就逐渐由平稳发展期进入到转换期。由于原主导产业群对其它产业的贡献下降，而新主导产业群的力量还很薄弱，整个经济出现总体衰退。产业经济学对经济周期的理解有独特的理论。西方经济学流派对经济周期的解释忽略了支持国家经济是产业，而产业是实质有形体的单个企业组合而成。产业在于主导或支柱位置，投资者为追求利润而增加投资，国家给予政策扶持，设立产业群，加大区域经济，出口竞争等。主导与支柱产业蓬来，增加劳动力，降低失业率，维持消费带动其他产业，这才是经济周期与产业经济的相互影响。
参考文献：
1.胡永刚.《当代西方经济周期理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2.陈乐一.“西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评述”.《财经问题研究》，1996(2)
[关键词] 经济周期 波动特征 波动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不断上新台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举世瞩目的巨大转变。我国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已经经历了数次周期,相应的有着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控。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对于把握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阶段性特点及难点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一、我国经济增长周期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发展模式的转换,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根据传统“谷一谷”划分法,参考各种文献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摘要2008》、中经网数据库及世界发展银行数据库数据,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济周期进行分析,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5个周期,具体的周期划分及GDP增长率波动情况见表1和图1。
表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次经济周期
周期序号 起止年份 峰值增长率(%) 谷值增长率(%) 峰谷落差(%) 持续年数 上升阶段年数
1 1977―1981 1978年11.7 1981年5.2 6.5 4 2
2 1982―1986 1984年15.2 1986年8.8 6.4 4 2
3 1987―1990 1987年11.6 1990年3.8 7.8 3 1
4 1991―2001 1992年14.2 1999年7.6 6.6 10 2
5 2002―今 2007年13.0 2002年8.3 4.7 8 6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5个周期,经济运行时段划分为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2001年、2002―今。
二、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
经济周期在运行过程当中,自然灾害、战争、政局动荡、政策转变、技术革新等各种外部因素对宏观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改革以来的宏观经济波动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特征首先呈现出周期的不规则性,周期发生频率高,从表1可以看出,经济周期的波长、峰(谷)值差异、峰谷落差,5轮周期都极不均衡;其次,从图1可以清晰得出结论,经济周期波长拉大,上升阶段延长;再次,波动幅度减小,呈现微波化。通过图1看出, 20世纪90年代后的经济波动比90年代前的更加缓和,特别是进人21世纪以来经济波动呈现出微波化特征,宏观经济更趋于平缓增长,经济周期也更加平稳 。
三、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是主要的。首先,我们从内因入手分析,最重要的原因是所有制的转变。经济增长和周期的变动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下实现的,制度是经济体系运行的基础,并决定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经济所有制,分配制度都发生了变化,转变成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体市场经济。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体能够以市场为导向,对市场供求能够较快做出反应,对经济周期的扩张和收缩阶段具有较强的增长型和抗跌性,而使经济波动的幅度大大减小。其次在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改革后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快速提升,产业结构及其各产业的内部结构趋向协调合理发展。产业结构的均衡协调发展,使国民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缩小,稳定性不断提高。第三是由于消费结构的变化。在改革深入的过程中,居民消费模式开始适应现代信贷制度,消费结构向着享受型消费发展,购买力增强 。完善的体制改革和理性的消费模式可以有效地减缓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增长。还有就是宏观政策的转变。我国的宏观调控经历了从以计划和财政调控为主,向以金融货币调控为主的转变,计划的直接调控功能已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指导性调控功能 。我国的宏观政策的这种转变也使经济周期波动更平稳健康。而从外因上看,我国经济周期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波动。比如1990年的谷底(谷值)与“八波”后西方对我国的制裁不无关系;1999年的谷底(谷值)与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密不可分。同样,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拐点甚至快速下滑,也是深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
纵观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可以看出,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发展速度处于高速上升状态,并且经济的波动越来越呈现微波化。这是受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与国际经济影响的双重结果。掌握规律使经济发展向着快速稳健的方向发展是未来宏观经济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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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所以对2010年到现在六年的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是什么，必须判断清楚。
国内普遍的看法（国际上也有很多人持这种看法）认为，中国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速下滑，是中国自身的经济体制、机制、增长方式的问题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后采取的4万亿反周期措施的后遗症共同造成的。
那么这种判断是否正确，或者是否完全正确呢？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的调子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又该怎么理解这一总的政策取向呢？
外部性、周期性因素造成下滑
我个人的看法是，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中国肯定有很多体制机制、发展模式的问题需要解决，这点必须承认，勇于面对。2008年的4万亿财政刺激措施，由于应对的是一个突发的危机，在政策推行时肯定也有不少疏忽和可以改进的地方。
但是我认为，从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原因造成的。
这并不难证明，可以比较在同一时期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的总体经济表现。
中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6%，2014年是7.3%。跟中国同样发展程度的巴西，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7.5%，2014年的增长速度只有0.4%，一样是下滑，而且下滑幅度更大。
金砖国家之一、人口超过10亿人的印度，2010年增长速度是10.3%，2014年是7.3%，和中国大致一样，但是印度实际的增长表现更差些。有两个原因：一是2012年印度的增长速度只有5%，中国是7.7%。也就是印度从2010年的10.3%下滑到2012年的5%，下滑更猛，2013年后触底反弹。二是2014年印度改变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核算方法，让印度当年的增长速度增加了将近两个百分点，若把这两个百分点去掉，印度2014年增长速度达不到6%，所以印度经济增速下滑比中国更猛。
最能证明上述观点的是同一个时期一些高收入、表现一向比较好、出口比重比较大的经济体的表现：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5%，2014年的增长速度只有3.3%。中国台湾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8%，2014年的增长速度是3.5%。新加坡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5.2%，2014年的增长速度只有2.9%。
照理说，这些经济体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在同一个时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跟中国一样下滑，而且下滑幅度比中国还大。
因此，从这些跨国、跨地区的比较来看，不难证明中国从2010年以来增长速度的持续下滑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因素造成的。
供给侧、需求侧同时发力
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中国的体制机制问题不能回避，在中国经济工作当中，确实要坚定信心，推动各种改革。
但是，当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是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时，在推动一些必要的体制机制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也要有一定的稳增长、反周期措施。
如果没有稳增长、反周期措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太厉害，可能会造成就业和银行呆坏账急剧增加的问题。如果就业出现问题，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银行呆坏账急剧增加则可能产生系统性金融问题，影响到整个金融安全。
当这些问题发生时，其实是不利于中国推动应该有的体制性、机制性和结构性改革。因为当危机发生时，政府采取的很多应急措施可能会跟中国所需要的改革不一致。
所以，在当前状况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经济工作定的总的调子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句话一定要理解。
在外部性周期性下滑压力巨大的情况下，扩大总需求的稳增长、反周期的措施是必要的，并且在推动结构性改革时，也要把结构性改革的各种措施理一理。
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长期来看对提高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肯定是好的。需要考虑的是在短期推行时，有些措施可能会抑制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因此要有轻重缓急，要审时度势。对那些短期能增加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的改革措施，应该优先推行。对那些短期可能抑制消费或是投资需求的改革措施，就需要审时度势。并不是说不应该推行，但是推行的时间点要掌握好。
扩大总需求应以投资为主
在稳增长、适度扩大总需求的措施当中，到底应该以消费为主，还是应该侧重投资，前段时间国内有很多争论。
国内外学界有一种看法，把中国过去的增长方式称为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并认为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也有不少学者把中国当前的经济困难归结为2008年的4万亿财政刺激的后遗症，认为以投资作为反周期的措施是不可行的。这些学者建议中国应该改变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为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我认为消费很重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但是消费能持续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是，收入必须要不断增加。收入怎样才能不断增加呢？就要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如果为了刺激消费，用国民收入分配的方式或是用减税的方式来增加居民收入，都只是一次性作用，居民收入不能持续增加。
要持续提高收入，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或者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前提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生产率水平提高后，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就多了，附加价值也提高了。但是在经济活动中，能够实现多少价值取决于交易费用。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越高，实现的价值就越少，所以还要减少交易费用。
提高劳动率水平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需要投资，减低交易费用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也需要投资，所以政府扩张需求的措施当中，应该以投资为主。
当然投资必须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或者能降低交易费用的投资。
中国的政策与西方不同
国内学界、舆论界一般都是拿国外的理论来看中国的政策。比如，大家说过去中国的政策是需求管理，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去年11月10日，中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国内学界、舆论界马上又说，中国抛弃了凯恩斯主义，中国现在拥抱供给学派的政策了。
这两种看法其实都不正确。
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是“挖个洞、补个洞”或发失业救济的短期提高需求，但长期不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措施。供给学派的政策是在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时，美国总统里根推行的政策，这个学派主张用普遍降税的方式来提高投资的积极性，反对使用产业政策。
但是，中国过去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吗？实际上，中国过去以及2008年的4万亿财政刺激投资主要用于改善基础设施，消除增长瓶颈，这种财政政策在短期提高了需求，长期也降低了中国的交易费用，提高中国的生产率、竞争力。
这一点在发达国家可能做不到，因为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普遍完善，顶多老旧，政府再投资基础设施只能是把现有的基础设施挖开，再补上，这种投资对生产率的提高作用有限。但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用于消除增长瓶颈的新建项目，是可以提高生产率水平的。
所以，这不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把需求和供给的增加结合起来的措施。
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是因为中国确实有税收过高的方面要降低，也有过剩产能应该退出，同时中国也有很多短板需要补。这些都是供给侧的改革。
但是中国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时是反对产业政策的。中国现在推行的是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既要有反周期的稳增长措施，也要有针对个别产业的政策。这跟供给学派的主张完全不一样。
实际上，中国过去的政策既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现在的政策也不是供给学派的政策。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理论创新，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分析清楚中国当前经济的实际问题和机会在什么地方，中国的政策该怎么做比较好。
超越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
每一个国家确实都会遭遇到周期性的冲击，在受到冲击的时候应该有反周期的措施。可是发达国家的反周期措施，很难跟促进增长的措施结合在一起，而发展中国家是可以跟促进增长的措施结合在一起的。
发展中国家面临国际冲击，或者是周期性下滑的时候，政府同样应该做些积极的稳增长的措施，比如主要在基础设施。中国的基础设施不是发达国家那样的挖个洞、补个洞，中国是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所以是需求侧的管理，同时也是供给侧的补短板的措施。
另外，发达国家的产业跟技术都是在全世界最前沿的，自己必须发明新的技术、新的产业，风险大，充满不确定性。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有相当多产业的升级属于补短板的产业。这些产业在发达国家已经有了，政府在因势利导这种短板产业的发展时，中国可以根据短板产业的需要，支持发展相关人力资本、金融、基础设施等等。所能用的信息、政策手段比发达国家多，产业政策有可能也应该能做到精准。不能因为发达国家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时，反对产业政策，中国也就不能推产业政策。实际上中央也是说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
发达国家的理论是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产业特性、生产特性提出的，他们的宏观政策、发展政策有他们的特性。但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不要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套中国当前的问题，或者用来理解中国当前的宏观政策。因为照这样理解，很可能会给中国的政策造成很大的误解和不当的社会压力。
例如，2008年的4万亿，现在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凯恩斯主义的措施，而发达国家已经抛弃了凯恩斯主义，所以，中国也不应该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可是中国做的并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挖个洞、补个洞”，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消除增长瓶颈的措施。
中国推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也不是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而是要在适度增加总需求的前提下进行，并且要应用产业政策，而不是只有减税。
过去4万亿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既增加短期的需求，也增加长期的供给；现在供给侧改革的许多措施既增加中国长期的生产力，也需要短期的投资才能实现。
所以，中国不管过去还是现在的宏观政策一直是需求侧和供给侧结合在一起的，既不是发达国家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也不是发达国家的供给学派的政策。
实际上，中国理论界的认识是落在中国的政策实践之后的。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米契尔对经济周期的定义，每一个经济周期经历四个阶段，即经济扩张阶段、紧缩阶段、危机阶段和复苏阶段。体现在经济增长曲线上就是一轮波谷到波峰的循环过程。
从图型上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经历了四次明显的经济短周期，时长为4-6年。这四次周期经济增长曲线变化明显，跌荡起伏清晰。进入1998年后我国进入第五次经济周期区间，该区间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经济增长曲线相对平稳，但周期自身的阶段性特点依然存在。
第一次经济周期是改革开放后1978年到1983年，周期时间为6年，最高通货膨胀率为6.7%，年度经济增长最快达到10.9%，经济周期的波幅为5%;
第二次经济周期是1984年-1987年，这次周期持续4年时间，最高通货膨胀率8.8%，年度经济增长最快达15.2%，周期波幅为6.4%；
第三次经济周期是1988年到1992年，周期时间为5年，最高通货膨胀率为17.9%，该周期经济增长最快为14.2%，周期波幅为10.1%；
1993年到1998年的第四次周期发生在党的十四大后，该周期通货膨胀率创纪录的达到的21.7%，经济增长也高达14%，周期波幅为6.2%；这次周期我国政府第一次成功运用经济手段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第五次经济周期来临时，经济没有再出现大起大落；
第五次周期是尚未结束的经济周期，从1999年到现在，这次周期在政府宏观调控手段运用日趋成熟的情况下区间变长，增长曲线的波幅较小，最大波幅仅为3.8%。2007年经济周期达到波峰，经济增长为11.4%。2008年后经济增长进入周期下行区间。
为便于更好的说明物价与经济周期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分两个层次对五次经济周期展开分析。
21978年-1992年经济波动为价格改革买单
1978年到1992年间我国经历了三次经济周期，物价与GDP的相关系数为-0.175343371，从上表来看，三次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并不一致，但都存在同样的负相关关系，按照相关系数理论，负相关意味GDP和物价呈反方向变化趋势，即物价高涨时，GDP增长缓慢；当物价稳定后，GDP增速加快；这说明在这三次周期中物价成了经济增长的绊脚石，而导致这一经济现象与我国长达15年的价格改革有关。
我国的价格改革采取的渐进模式，从放开消费品价格到采取价格双轨制和调放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放开大部分投资品的价格，这个艰难的过程历经了15年。价格改革取得的成果就是1979年的在市场上有98%的商品由国家定价，到了1992年国家定价的比例下降到2%。同时，价格改革还导致了我国长期短缺的计划商品价格在改革后迅速上涨，尤其是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更大，膨胀的价格严重打压着市场需求。
消费品价格上涨遏制了消费需求，根据供需原理物价上涨一方面会刺激供给，另一方面也遏制了需求。从需求来看，尽管改革初期大部分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是缺乏弹性的，但受制于人们有限的收入水平价格上涨还是导致了需求的整体下滑。从消费结构来看，耐用消费品需求回落的幅度更大，但对低端商品需求的遏制效果相对有限。这里派生了另一种“吉芬商品”现象，由于收入原因价格上涨反而使人们对低端商品的需求进一步增加，致使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这一点在1978年到1987年的两次经济周期体现的比较明显。
另一方面消费品价格上涨不仅没有刺激供给，一定程度还遏制投资需求。原因在于消费品价格和投资品价格的改革进程并不一致，由于国家防止投资品价格上涨过快会对经济造成冲击采取了相对缓慢和曲折的改革步骤，消费品价格放开的步伐快于投资品价格。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使消费品供给部门增加投入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膨胀，但这种繁荣却十分短暂，因为消费品价格上涨并没有让投资品生产厂商得到实惠，仍然受制于国家计划价格调配的投资品部门积极性难以调动，他们单方面成了消费品生产部门廉价原料提供者，于是消费品价格上涨反而导致生产部门的投资需求萎缩。
国内物价快速上涨导致国内产品成本居高不下，一定程度遏制了出口需求。同时由于我国处于原始积累阶段大量商品依赖进口，进出口需求极不平衡。从数据上看1978年贸易出口额为97亿美元，进口额108亿美元，贸易逆差为11亿美元，到了1985年出口额273亿美元，进口额423亿美元，贸易逆差高达150美元，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价格改革基本完成，贸易逆差才大幅下滑。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贸易顺差。
基于以上分析，1978年到1992年发生的三次经济周期，物价上涨事实上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当国家通过行政指令控制物价后，市场需求重新得到释放使经济增长得以恢复，这就是为什么前三次经济周期与物价负相关的主要原因。当然从相关系数值来看二者之间的相关程度十分有限，这说明价格改革只是导致1992年以前我国经济大起大落的原因之一而不是全部原因，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理解，这十五年我国的经济剧烈波动其实是在为经济改革也包括价格改革的成本买单。
31992年后物价和经济波动存在显见的正相关关系
第四次经济周期从1993年开始就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市场经济雏形的形成和人们极度膨胀的预期。从政治层面来看，十四大的召开明确了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这如同给经济预期注入的一剂强心针；从经济层面来看，首先是由于我国价格改革在1992年基本完成，90%以上的商品由市场定价，价格已经成为调配社会资源的核心和基本的杠杆；价格放开后真实的需求释放出来，供需严重失衡导致价格快速上涨有力的刺激了市场供给；其次是由于改革的深化，市场体系基本得以建立，尤其是市场主体随着改革自由度得到很大提高，这大大增长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最后是政府调控经济的方式有了很大转变，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和指令性计划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广泛使用的经济手段和间接调控，尽管调控方式的转变不能使市场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让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变化和起落更加平稳，因此这次经济周期一开始就表现出经济过热的状况。
同时这次经济快速膨胀也是以物价上涨为信号的。物价警示从1992年就强烈的显现出来，1992年我国物价增幅从3.4%快速蹿升到6.2%，增速快了近一倍。在物价的刺激下1992年经济增长比1991年也快了5个百分点，达到14.2；进入1993年后物价和经济增长仍然高温不退，继续显现双膨胀。到了1994年CPI增长达到创纪录的21.4%，经济也以两位数的幅度狂奔。高物价伴随高增长，宏观经济的温度到了沸点。1994年国家开始给高速前行的经济踩刹车，采取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到了1997年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物价回落，增长放缓，第四次经济周期以经济软着陆结束。第四次经济周期历经5年时间，5年的高速发展彻底扫清了“残余”的短缺商品，结束了短期经济时代，5年时间也让宏观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商品从供不应求到供过于求，物价开始出现下滑，加之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对出口的冲击使我国经济显现衰退迹象。物价低迷、增长乏力是第五次经济周期开始的标准。
1998年到2002年我国的物价增长几乎为零，但经济仍然保持8%左右的增长幅度，表面上看我们实现了低通胀高增长的理想状况，但事实上低迷的物价已经使经济失去了基本的动力。真正经济增长的推手却是政府的赤字政策，98年到2002年我国财政赤字累计达13000亿元，这还不算地方政府的赤字，五年间政府为弥补投资需求不足共投入长期建设国债8000多亿元，而仅国债对GDP的贡献率平均每年都保持两个百分点，占了GDP增长的25%，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政府投入。5年持续的低物价再次让宏观经济供需结构发生转变，2003年粮食价格上涨终结了我国疲软的经济，能源价格、原材料价格在其后几年相继上涨，并有力的刺激了投资需求。2003年到2007年间我国经济在生产价格的驱动下增长势头迅猛。
第四次和当前的第五次经济周期，物价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是显性的和明确的。
4结论和启示
（1）在市场经济改革未完成之前，物价的过度上涨会严重制约经济增长。
1978年到1992年的十五年我国历经三次经济周期，这15年是我国全面实施市场经济改革的15年，同时也是推进价格改革的15年，15年的价格改革导致物价大起大落牵制着经济增长的跌宕起伏，周期曲线清晰的反映出这一事实。其间每一次价格放开都会导致物价大幅上涨，上涨的物价拖累了经济增长，行政指令控制物价后经济出现恢复，这一周期变化的循环模式体现在价格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系数中。通过第二章节的分析可以看出这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尚未完成，价格无法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杠杆，物价上涨只能带来成本的上升，而不能让生产者享受物价上涨带来的收益，因此物价上涨制约着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
（2）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经济中“托宾效应”明显。
1992年我国价格改革基本完成后，市场经济的雏形显现出来，价格成为了调配社会资源的基础性工具。经济增长在价格的指挥棒下收缩和膨胀，正相关关系表现突出。美国经济学家托宾为这种经济现象做出了解释。
托宾认为当货币供给增长率增加引起温和通货膨胀时，持有货币成本上升，增加了资本作为价值储藏的相对吸引力，人们将调整自己的资产组合结构——资产相对构成会转向资本——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这种通货膨胀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被称为“托宾效应”(TobinEffect)。
“托宾效应”很清晰的说明了物价对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尽管这种论证缺乏阶段性的深入，而且“托宾效应”也不能全然说明我国的物价与经济周期的情况。但“托宾效应”从一定程度给物价推动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支持。
从1992年到1997年的第三次经济周期来看，我国经济处于卖方市场下的总需求驱动阶段，此时出现价格膨胀，将形成供给冲击，并且形成投资和获利预期，名义利率、工资和价格等名义变量的活性增强，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扩张，从而加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该阶段也是我国经济处于资本快速积累、社会消费受到压抑的发展阶段，通货膨胀也是长期实行高积累政策的结果。当高积累转化为投资需求，必须通过适度价格膨胀，才能完成积累转化为投资需求这一过程；
1998年后我国经济呈现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阶段，价格的持续低迷直接作用一方面是大幅降低供给，但对需求的刺激却十分有限，特别是消费缺乏弹性的低端商品，低价格并没有带来高需求，而弹性较大的大宗商品的降价预期导致持币待购现象严重，严重打击价格走势。供给减少，需求增长缓慢牵制着经济增长。此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明显。
2003年后连续几年的低水平供给和低物价使宏观经济供需结构再次被打破，财政政策的持续性进一步加剧投资品的相对短缺，加之收入分配结构和消费品结构的升级和变化，新一轮的投资热情被激活，投资品价格上涨使供给快速增加从而带动经济增长。“托宾效应”以新的形式发挥其作用。
（3）“托宾效应”发挥的必要条件：温和的通货膨胀。
在探索物价与经济周期的相关关系的过程中，特别是对第四次和第五次经济周期的分析，我们看到了物价上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物价的上涨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受一定范围限制，也就是说温和和轻微的物价上涨明显的促进经济增长，但当物价上涨超出一定程度后反过来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
以我国第四次经济周期的实例来看，1992年物价上涨到6.4%，对经济产生的促进作用最大，当年经济增长达到14.1%，但到了1993后物价继续大幅上涨，但经济增长却开始回落，到了1995年在物价上涨近一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却回落了近2个百分点，物价对经济增长的“托宾效应”开始失效。当前第五次经济周期同样如此，当我国经济在2003年摆脱通货紧缩困扰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有力的促进了经济的复苏，2004年物价上涨到3.9%，经济增长也连续两年达到10%以上。这种良性的促进关系到了2007年达到最高峰，经济增长达到10年来创纪录的11.4%，但到了2008年上半年物价上涨超过一定幅度后其对经济的牵制作用显现出来，2008年2月物价上涨近8%但经济增长同比却下滑了近一个百分点，经济滞涨若隐若现。
宏观经济理论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消费函数理论、投资理论、货币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开发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经济政策目标、经济政策工具、经济政策机制即经济政策工具如何达到既定的目标、经济政策效应与运用。
目的：战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在西方各国得到广泛的运用，相当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引起了各种问题，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经济周期波动、失业、通货膨胀、国家财政、国际贸易等方面涉及国民收入及全社会消费、储
（来源：文章屋网 ）
一、国内财政赤字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
科学的财政赤字理论体系，建立在一系列基础理论之上。要构建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政赤字理论体系，首先要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充分的研究。从学术界对理论问题研究的目的看，主要是为国家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财政赤字作为一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手段也好，结果也好，归根到底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方面。所以，对财政赤字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是建立科学、完善的赤字理论体系的关键。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主要就是围绕着财政赤字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财政赤字的内涵、产生的原因；财政赤字与一些宏观经济指标的关系，如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外财政赤字研究的成果及启示等方面来进行研究的。
1.关于财政赤字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包括财政赤字内涵、构成及赤字产生原因等方面。
目前关于财政赤字的内涵国内学术界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即财政赤字是一国经常性支出大于经常性收入的差额。
从中国财政赤字的构成来看，有学者认为：在当代经济学中，按照赤字产生的基本原因和经济背景，可将财政赤字划分为结构性赤字和周期性赤字。中国是处于改革和发展中的国家，因此中国的财政赤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政策的机会成本，或者说是发展的代价。这种赤字有很强的过渡性特征，据此，把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赤字划分为发展政策性赤字、结构性赤字和周期性赤字。这里的发展政策性赤字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执行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过程中，为根除不发达和贫困，按国民经济总体和长远战略目标进行改革和建设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预算收支逆差。如果说发展政策性赤字是改革和发展政策调整引起的赤字，结构性赤字则是指那些非政策性或常规的税收调整和支出变动引起的赤字，周期性赤字是发生在结构性赤字之上的赤字，即在给定的经济活动水平之外发生的赤字。①
此外，国内也有学者将财政赤字分为主动性赤字和被动性赤字、人为赤字和不可抗赤字、少收性赤字和多支性赤字、软赤字和硬赤字。②
笔者认为，为研究问题方便，也为了更好地结合中国的现实研究财政赤字问题，将财政赤字划分为结构性赤字和周期性赤字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对财政赤字进行研究，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和考察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而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与一国的经济周期密切相关，而且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调整经济结构。所以，周期性财政赤字是指由于经济周期引起的财政赤字；而其他非周期性因素引起的赤字统称为结构性赤字。
要建立适合国情的财政赤字理论体系，还有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不能忽视，即财政赤字的产生原因。国内有学者概括出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发展指导思想方面的因素，二是财政技术方面的因素，三是体制方面的因素。③
笔者认为，这种概括是为了研究特定的问题而进行的。针对中国建立财政赤字理论体系，赤字产生的原因不外乎是两个力量对比的结果：一是财政支出，二是财政收入。作为财政收支的差额，财政赤字是财政收入不足以抵补财政支出的结果。所以，财政赤字产生的原因是政府的收入相对于支出的不足，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政府主动地扩大支出而使政府收入不足以抵补过多的支出引起的赤字；另一种是政府并没有主动扩大支出，而由于政府收入本身不足以抵补支出引起的赤字。概括地说，赤字产生的原因，一是由于政府的预算造成的，二是因为政府的财力收入不足形成的。
此外，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问题是赤字理论体系的又一重要的内容。无论从中国1994年开始实施的《预算法》，还是从其他发达国家的实践，以及中国近几年的政策操作，都是以发行公债作为财政赤字的主要弥补方式，在这一点上国内存在的争议并不大。
2.关于财政赤字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问题。这是财政赤字理论体系的主体内容，也是近几年国内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这一点上，国际上也存在较大争议。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首先，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国内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点是统一的，即通过货币融资方式进行弥补的财政赤字会造成通货膨胀，而通过债务融资方式弥补的财政赤字能否造成通货膨胀要具体分析。中国在传统体制下，财政赤字的弥补主要是通过向银行透支的方式来完成的。这种赤字弥补方式，会直接增加流通领域的货币供给量，造成通货膨胀。近年来，中国的财政赤字大都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确定。用举借外债来弥补赤字，虽然对国际收支会产生有利的补偿性影响，但对总需求一般具有扩张性影响。如果弥补赤字的资金来源于非银行部门（如居民个人）借款，则对总需求具有抑制性作用，此时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当弥补赤字的资金来源于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以增加信用的方式参与对中央银行的承购时，对通货膨胀会产生扩张性影响。由中央银行直接以发行货币方式来弥补赤字，会对总需求产生扩张性影响并加剧通货膨胀。④
笔者认为，财政赤字能否造成通货膨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一国的赤字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来弥补，而国债又主要来源于非银行机构即居民的储蓄存款，这时的赤字就未必一定造成通货膨胀。归根到底，赤字造成通货膨胀的前提是赤字使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加，并进而带来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所以，各国在运用赤字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时，要充分考虑通货膨胀风险，但不必担心赤字一定会带来通货膨胀，而是必须结合当时的国情、当时的经济形势来具体分析和做出政策决定。
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它对总供求关系的作用来实现的。国内有学者从财政赤字对总供给的静态和动态影响角度分析了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封闭条件下，从静态要素看，财政赤字是政府的投资行为，因而可以由于政府的投资形成有形的资本、政府还可以直接对劳动力和对科学技术进行投资。通过这些投资，会增加全社会" 的总供给，促进经济增长。从动态的角度，财政赤字主要是通过对社会总储蓄率和社会平均资本产出率的影响来促进经济增长。一般而言，财政赤字会降低社会的总储蓄率和社会平均资本产出率，因而财政赤字会抑制经济增长。⑥
但国内的主流观点还是认为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如果赤字和国债用于公共投资，则净效应是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⑦有学者从理论上论证了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财政支出如果是生产性支出，财政赤字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拉动效应；由于中国民间投资对利率缺乏弹性，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则赤字支出通过国民收入增加而产生拉动效应；公债发行融资的赤字支出会产生拉动效应；赤字支出在经济衰退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拉动效应。⑧
笔者认为，财政赤字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社会上是否存在闲置资源。当一国经济处于衰退阶段，社会上存在大量闲置资源，而私人投资又相对不足的情形下，政府的赤字支出会激活社会上的闲置资源，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进而带动经济增长。反之，则可能带来通货膨胀。
此外，有学者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提出通过扩大政策支出以增加就业，“扩大政府支出，实行‘以工代赈’，增加社会总需求。”A013
笔者认为，从当前世界经济的总体形势看，经济处于衰退这样一种判断是准确的。那么，各国政府都在寻求积极、有效地措施来促进经济的增长。从目前形势看，以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已显力度不足。同时，各国又都存在着一定的闲置资源，私人投资不旺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运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赤字政策是会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这也是各国政府在积极采取的政策措施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美联储已经宣布第11次降息。“9.11”事件后，美联储向金融系统注入了118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已经承诺投入5500亿美元用于纽约市的重建和重振航空业。这都是赤字政策的重要表现。
财政赤字与国债之间的关系、以及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国际比较等问题都是构建中国赤字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内容。在这些方面，自1996年以来，国内学术界也进行了一定的探讨，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涉及。
二、国内财政赤字研究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近年来中国的财政赤字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分析这些特征对我们制定正确的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由过去的货币融资法改革为现在的债务融资法。在传统体制下，中国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主要是通过利用往年财政结余，或向银行透支来解决的。自1994年以来，中国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主要是通过政府发行公债来完成，这也是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赤字弥补方式。
再次，财政赤字由决算赤字变为预算赤字。改革开放前，我国财政赤字是在政府年终决算时，由于收不抵支而出现的。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已经开始在制定预算时就留出赤字缺口。赤字已经由被动出现变为现在的主动用来干预经济。这一点在1998年以后表现得尤其明显。
最后，原来政府的政策目的是消除财政赤字，现在已经把财政赤字作为手段来干预经济生活，财政赤字已经变成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从消除财政赤字为目的到以赤字财政作为政策手段的变化，既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种普遍趋势。
财政赤字发生以上变化，是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分不开的，也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当前形势下，充分运用财政赤字政策，来刺激国内外的有效需求，拉动经济走出衰退是最关键的。
与财政赤字特征相适应，国内学术界对财政赤字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因为，要建立完善的财政赤字理论体系，在以下几个方面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理论上的研究比较薄弱。这几年国内学术界在研究财政赤字问题时，很多情况下，是把它与财政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对财政赤字政策研究得比较充分。这是对的，因为财政赤字既是政府政策的手段，也是政府政策的结果。但如果只注重对策研究，忽视了理论的深入探讨，政策也就缺乏坚实的基础。从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对赤字问题的研究看，虽有个别学者对赤字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比如，研究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从总体看，在这方面还是远远难以适应经济形势发展对理论的需要。
其次，缺乏完善的系统性。对财政赤字的研究与国家的政策有关，而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政策有时间性，这种时间性也表现在财政赤字的研究方面。从国内对财政赤字问题的研究看，表现很明显的一点是当政策制定出来以后，学术界就会出现一些学者，对国家的政策进行解析和寻找理论依据。这固然重要，但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应该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形成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以便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如果只是对政策进行注脚，理论的发展就必然滞后，未来政府政策的制定也就缺乏坚实的基础。
再次，缺乏可操作性。国内理论界在对财政赤字问题进行研究时，往往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那就是由于介绍西方的理论和政策比较多，相对而言，结合中国的实际就略显不足，使这种研究成果缺乏可操作性。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充分借鉴西方成熟理论的同时，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赤字理论体系。
最后，定量研究不足。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比，国内学术界对财政赤字的定量研究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弱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正处于体制转型期，有一些政策和数据与成熟的发达国家比缺乏连续性和可比较性，限制了定量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则由于对财政赤字的作用，人们一直存在争议，所以对赤字的定量研究也就显得有所不足。而从比较发达、完善的理论体系来看，既要注重定性研究，同时又要重视定量研究。适度、合理的定量研究，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确切、良好的理论依据。
此外，从近几年的研究成果看，对财政赤字问题的研究虽然也结" 合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尤其是宏观经济政策，比如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但既然财政赤字是国家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现象，同时又是各国政府经常运用的一种手段，那么就不能单纯地就赤字研究赤字，而必须与其他经济范畴、甚至是社会范畴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所以，对中国而言，在财政赤字问题的研究上，必须从理论的角度，构建一个完整的宏观体系，这个体系既应该包括与财政赤字有关的基本理论问题（比如赤字的规模）、影响财政赤字的变量、财政赤字对其他变量的影响，还应该包括国外在赤字方面的研究对中国有借鉴意义的成果，同时最重要的是提出一个完整的政策操作系统：即在什么条件下要运用赤字财政来干预经济，什么条件下要缩减赤字；在运用赤字财政政策时，应该运用什么样的货币政策与之配合等。
三、中国财政赤字理论体系的初步设想
要解决中国财政赤字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就要建立一个科学的、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赤字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不仅要包括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而且要包括一些在特定情形下的可供选择的政策体系。笔者认为，这一理论体系至少应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1.财政赤字的基本理论问题。财政赤字的内涵、分类、产生原因及其总体影响，这些都应该包括在这一部分中。这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这也是基础理论部分。这一部分的内容既应包括学术界已经取得共识的一些基本内容，也要深化对其中某些内容的研究和探讨。比如，关于财政赤字的概念，可以结合实际提出一些新的提法：弹性赤字，界定赤字的变化率与GDP变化率的比率关系；膨胀-紧缩赤字，根据经济的周期变化来采取不同的赤字政策；局部定向赤字，特定时期、特定领域实行特定的赤字支持特定行业、特定产业的发展；等等。
2.财政赤字与资源配置的关系。资源配置的手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二是市场。而市场是当今世界各国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各国都运用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影响和调整资源配置。财政赤字对资源配置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宏观手段来完成的，其目的是为了调整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进而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3.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这既是各国政府关注的重点，也是各国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存在很大的争议，争议的核心在于财政赤字是否会造成通货膨胀。目前理论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要根据赤字的不同弥补方式和不同的经济形势来判断。
4.财政赤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是各国在运用财政赤字干预经济时的出发点和目的。任何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实现经济增长，而实践已经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财政赤字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里研究的关键问题是究竟在怎样的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赤字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
5.财政赤字与就业的关系。实现充分就业也是各国政府在宏观经济中关注的一个重要目标。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核心也是运用财政赤字解决失业问题。实践证明，赤字与就业具有相关性，当财政赤字投资于生产领域，这种相关性表现得愈加明显。我们要研究在社会经济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下，财政赤字会促进就业扩大；在什么条件下，赤字对就业不会产生促进作用。
6.财政赤字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国际收支与财政收支一样，也存在三种不同状况：收大于支，即顺差；收小于支，即逆差；收支平衡。追求收支平衡是各国的目标，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我们说，这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出现了赤字。财政赤字对一国的国际收支有重要的影响。比如，斯蒂格里茨（Joseph E. Stiglitz）的双赤字理论认为，进出口贸易赤字恒等于资本净流入，高额的财政赤字将导致一国政府借款增加，利率随之上升，本国货币汇率升值，由此使得进口增加，出口减少，贸易赤字进一步增加，即财政赤字增强了贸易赤字的增加趋势。我们要借鉴这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来建立适合中国的财政赤字与国际收支关系的理论。
以上几个方面应该是中国财政赤字理论体系的主体内容。此外，一国赤字的规模、赤字规模的衡量指标等内容，国内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这应该包括在中国的赤字理论体系内。
总之，只要国家存在，财政赤字就是国家发挥职能作用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所以，虽然财政赤字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实质上还有许多领域是空白的。我们必须深化对财政赤字理论的研究，构建适合中国的财政赤字理论体系，为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制订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这对中国乃至世界来说，都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注释：
①参见陈来：《财政赤字的形成机理及治理》，《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
⑤丛明：《关于积极财政政策若干问题讨论述评》，《经济纵横》，2001年第4期。
⑥彭睿：《赤字对总供给及经济增长影响的简要分析》，《经济问题》（太原），1997年第3期。
⑧郭庆旺、赵志耘：《论我国财政赤字的拉动效应》，《财贸经济》，1999年第6期。
⑨陈宝森：《克林顿经济政策六年回眸──1999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解析》，《世界经济》，1999年第7期。
A012陈景耀：《论中国通货紧缩形势下的财政赤字政策》，《世界经济》，1999年第11期。
A013顾晓慧：《财政政策与就业问题研究》，《北京商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参考文献：
名词解释：结构性减税既区别于全面的、大规模减税，又不同于以往的有增有减的税负调整。结构性减税更强调有选择的减税，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负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结构性减税”，这体现了财政宏观调控的新内涵。
高培勇认为，结构性减税强调税制结构内部的优化，强调贴近现实经济的步伐，相对更为科学。有增有减的税负调整，意味着税收的基数和总量基本不变；而结构性减税则着眼于减税，税负总体水平是减少的。
从结构性减税的目的看，显然是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在当前外部需求明显减弱的情况下，保经济增长的重点就是扩大内需，就是要拉动投资和消费。2009年1月1日起全国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就是一种结构性减税。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企业用于设备购置等投入可抵扣增值税，有利于鼓励企业投资，加快技术改造和优化结构，提高市场竞争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高培勇认为，税收政策在这方面也可发挥更大作用。比如个人所得税改革，不能简单地认为个人所得税减税就是调整扣除标准，而是应当在税制改革的既定框架下，实行分类征收与综合征收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使广大居民的税负水平更加公平合理，从而进一步促进消费。
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
重在熨平经济波动
名词解释：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指货币政策“逆经济风向行事”，当经济增长过快、通胀压力加大时，就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反之，当经济增长率下滑，或者有衰退风险之时，货币政策则要适度宽松。
对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要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室主任彭兴韵解释说，所谓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实际上就是指“逆经济风向行事”，当经济增长过快尤其是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通胀压力加大时，就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或者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紧缩货币供给与信贷，给过热的经济降温，抑制过高的通胀率。反之，当经济增长率下滑，或者有衰退风险之时，货币政策则要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量，刺激投资和消费。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一直在进行反经济周期调节的操作。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现已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保经济增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自2008年9月中旬，货币政策就出现了方向性的转变，将原来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变成了不断下调利率、下调存款准备金比率并放弃对商业银行扩大信贷规模控制的宽松货币政策。
过去十余年来，中国货币政策在反周期的调节方面，已经历了两次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任务就是为了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经历了一次从紧的货币政策周期，主要任务是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彭兴韵认为，反经济周期的调节与保障流动性供给两者并不是截然分离的。保障流动性的措施是多方面的，例如，直接降低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2008年9月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几次降息并调低存款准备金率，既是为了保增长的需要，也是为了支持金融体系流动性的需要。
最终消费需求与中间需求
细分需求，治标更要治本
名词解释：最终消费需求指全社会的消费者对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或消费。中间需求指生产者和商家为了转售、为了进一步加工或制造而进行的购买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志表示，无论从拉动经济增长还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带动中间需求”都是既治标又治本的手段。
一、研究理论
所谓的经济周期协动性，其实就是各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内在经济周期循环阶段呈现出的经济方向和波幅的趋同性。通常的情况下，可用国家之间的实际经济活动的双边相关性进行二者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反映。而二者的相关系数越大，说明两国之间的周期协动性程度越高。从传递机制角度来看，国际经济周期波动应该是通过国际贸易、国际资本和国际产业结构变化进行传导的。而除此之外，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传递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与国家经济和资本的开放程度有关，还和国家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有关。
1.国际贸易传导渠道国内宏观经济将受到来自于国际贸易流量和流向变化引起的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而这一传递机制则被称之为国际贸易传递机制。具体来讲，就是在国际贸易的流量和流向发生变化时，容易导致一国的消费和投资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将引起这个国家经济的波动，并影响到其贸易伙伴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时，与这个国家的贸易关系越密切的贸易伙伴国家受到的影响较大，并且两个国家将呈现出较强的经济波动相关性。在国际市场的产品价格发生变化时，国内进出口贸易商品的价格也会发生变化。而这样一来，相关的非进出口贸易部门的产品价格也会发生改变，继而导致国内就业、产出和其他一些经济变量的改变。在不同的贸易模式下，贸易伙伴国家的需求和供给也会发生变化，而其引发的经济波动则会对国家经济造成不同的影响[2]。因此，作为比较复杂的传递效应，通过国际贸易传导的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研究需要以不同贸易伙伴类型作为样本。
2.国际资本传导渠道在国际经济周期波动利用国际资本流动传递机制进行传导时，主要的传导方式分为短期资金流动和长期直接投资传导。其中，短期资金流动需要依靠国际金融市场，并使用商业票据和短期国库券等金融工具。同时，短期资金的流动还将涉及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并最终通过汇率和利率的变化影响国家实体经济。而长期直接投资传导则可以借助跨国公司，在FDI流量和流向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各国家的经济波动的关联程度自然会受到影响。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了资本流动的重要方式，所以也成为了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首先，FDI进入到一个国家后，跨国公司会在当地雇佣大量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以便使投资成本得到有效降低。所以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将导致一个国家的就业量在短期内提高，继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增长。其次，作为国际资金流动形式之一，FDI可以为国家带来更多的投资，继而使国内的投资增长受到拉动作用，并使国内的经济总量增加[3]。再者，跨国企业往往是出口导向型的企业，所以可以使国家的出口量直接增加，继而促进国家贸易经济的增长。但是，不同的FDI对国家经济增长有着不同的影响，所以其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3.产业结构传导渠道在利用产业结构变化进行国际经济周期波动传导时，主要需要借助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产业结构差异化程度。其中，国际产业转移将引起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而国际产业结构的差异化发展则将导致国际经济结构和增长的变化。而各国之间之所以具有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主要是因为各国之间有相似的产业结构。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各国在生产贸易产品时，会根据自身优势选择需要生产的贸易产品。所以，在一个产品的生产制造周期内，大多数产品都是在同一国家生产制造。而两个国家进行不同产业的生产则可以形成一种水平专业化分工，继而使国家之间出现相似产业结构的几率变小。在某一产业受到国际经济影响时，由于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不同，所以受到的影响将不同。而这样一来，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也将随之减弱。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化，将对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FDI、产业结构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分析
1.分析样本及指标的确定在进行FDI、产业结构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定量分析时，可以对中国和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递效应进行研究。具体来讲，就是将经济活动双边相关性当做是协动性变量，而将双边贸易强度、直接投资强度和产业结构相似度当做是协动性的传递因素。在选取样本国家时，则可以按照各国家与中国双边贸易额的多少完成所有国家年度均值的计算。在此基础上，则可以选取双边贸易额比重较高，并且贸易时间超过5年度国家为研究样本。而在指标的确定方面，则需要分别完成经济周期协动性指标、双边贸易强度指标、双边直接投资强度指标和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标的选用，以便更好的完成各个因素的衡量[5]。首先，经济周期协动性往往利用国家经济活动的双边相关性衡量，而活动需要是国家之间的实际经济活动，相关性也要完成趋势的剔除。但实际上，利用该种方衡量需要完成若干子阶段的交叉相关的计算，并且无法将经济周期变化完成的反映出来。而根据同步化指数构建方法，则可以将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指标当做是衡量指标，并利用该两项指标计算国家之间的经济活动的相关性。而计算出的指数值越大，则证明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越强。其次，可以利用双边贸易强度计算公式计算双边贸易额，而需要带入计算的参量则为两个国家的贸易总额和名义产出。同样的，计算出的贸易额的指数值越大，双边贸易强度就越高。再者，在进行中国双边直接投资强度的指标的确定时，可以利用中国实际利用各国直接投资的金额反映双边直接投资强度。在计算时，则利用进口强度计算公式计算中国在一个时期内实际利用的其他国家的FDI量。而FDI强度的计算与双边贸易强度的计算方式类似，得出的数值的指数值越大,双边直接投资的强度就越大。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国家从另一国家获得的FDI并非是另一国家流出的所有FDI。所以在计算时，可用投资国报告的FDI进行流出计算。此外，可以利用绝对值指数完成产业结构差异指数的构建，以便利用该指数进行产业结构相似度的衡量[6]。因此，在指数值较小的情况下，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差异就越小，而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度就越高。
2.分析模型的建立在建立FDI、产业结构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影响的分析模型时，可以分别完成中国与发达贸易伙伴和发展中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的研究。而在此基础上，则要分别建立贸易强度、FDI和产业结构与经济周期协动性影响的分析模型。而相较于发展中贸易伙伴，发达贸易伙伴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所以研究其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递因素可以更好的了解经济的一体化效应。根据从世界银行获得的数据，可以分别完成两组研究对象的观测值面板数据模型的构建。而常用的面板数据模型有变截距模型、变系数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研究不同的样本组则需要构建不同的模型。具体来讲，就是研究发达贸易伙伴则要建立混合面板数据模型，而研究发展中的的贸易伙伴要建立横截面系数特定的固定效应模型[7]。但需要注意的是，混合回归模型和变截距模型的解释变量系数相同，所以变系数模型的系数不同的问题需要得到忽略处理。利用EViews6.0软件，则可以完成相关值的计算，继而分析中国与贸易伙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
3.分析结果分析中国与发达贸易伙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可以发现，在双边贸易强度系数为正时，国家之间的贸易强度较大，并且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较强。但是，在双边贸易强度得到总额标准化后，无论是GDP周期协动性还是就业周期协动性的投资强度系数均为正。在贸易强度得到产业标准化后，投资强度则为负。而FDI的系数为负，则意味着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强度较大，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动性越弱。此外，在产业结构差异为正时，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就越相似，而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程度却较低。同时，相较于双边投资强度，贸易强度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较大。而这是因为，FDI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在短期内无法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较大的影响。分析中国与发展中贸易伙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可以发现，在双边贸易强度较高的情况下，GDP协动性较强。同时，FDI的系数为正时，中国实际利用的FDI强度就越大，而GDP协动性越强。此外，产业结构差异指数的系数为负，GDP协动性程度将与产业结构相似度呈正相关关系。而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与发展中贸易伙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较强，并且贸易强度、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等因素都会对协动性产生明显的影响[8]。另外，相较于实际利用的直接投资强度，双边贸易强度对中国与发展中贸易伙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不大。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由于中国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得到的FDI的性质并不相同，所以将产生不同的经济周期协动性作用。实际上，发达国家的FDI是贸易替代型，因此FDI的增加将导致国内部分贸易被替代，继而不利于短期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同时，由于这些FDI在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继而导致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被发达国家利用。而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得到了发展，继而造成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变大，继而不利于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此外，从产业结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GDP周期协动性越强，但是就业周期协动性越弱。因此，在经济结构的衡量方面，产业结构差异无法将产业内部关系揭示出来。而无论是GDP协动性还是FDI强度，后一阶段都比前一阶段的要高，所以中国和贸易伙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三、贸易强度、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键词】适度经济增长；Hodrick-Prescot滤波法；河南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运行表明，一旦实际经济增长率过高，就容易受到资源、环境等条件的制约，引起物价水平全面上涨；反之，则会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和资源闲置，给城乡就业带来巨大压力。现实经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导致适度经济增长率不可能是固定的常数，而只能是一个“带状区间”，其上、下限则构成了宏观调控的警戒线。事实证明，实际经济增长率只有处于适度经济增长区间内平稳运行，才能充分保证各种资源正常限度地得以充分利用。
一、估算方法
适度经济增长区间估算的传统方法，主要分两步：首先，估算区域国民经济在的长期增长趋势，以此作为适度经济增长区间的中位值；其次，利用最近经济周期内的增速波峰值和波谷值，并结合经济运行的实际特征，求出适度经济增长区间的上、下限值。目前，单变量法的应用最为普遍，尤其是Hodrick-Prescott（HP）滤波法，因其对非平稳时序具备较强的适应性，本研究就采用HP滤波法，以河南为例，估算适度经济增长区间。
二、数据来源
按照以往研究惯例，采用区域生产总值（GDP）作为河南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由历年《河南统计年鉴》，可得到以当年价格表示的名义GDP时间序列（单位：亿元）。为方便不同年份的数值直接进行对比分析，使用定基生产总值指数进行折减换算，得到以2005为基期的历年实际GDP时序。由于改革开放前后存在着巨大的制度和体制差异，因此样本时期范围限定为1978至2009年。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河南GDP时序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长期增长趋势，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明显不同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上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增长相对较快，随后数年近乎陷入停滞；而后直至80年代中后期重新实现快速增长，增速不断加快并于90年代中期达到阶段性顶峰；但此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在长达6年的时间内徘徊不前，甚至一度出现了轻微绝对下降的现象；自2003年之后增速又一次显著加快，不过在2009年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出现小幅回落。
三、HP滤波法趋势分解
HP滤波把波动周期看成是指标变量对某一缓慢路径的偏离，该路径在整个样本期间非线性单调增长，所以称为长期趋势。趋势成分可以通过最小化时序和样本点的趋势值估计出来，即：■■（Y■-X■）■+λX■-X■-X■-X■■，（1）。其中，Y是时间序列x中的趋势成分，λ是对趋势成分波动的惩罚因子。λ滤波参数决定了趋势成分的光滑程度以及其对实际序列的跟踪程度，目前学术界对滤波参数λ的取值存在一定的分歧。本研究选定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调控课题组的建议取值6.25。
河南改革开放以来GDP时间序列经HP滤波后得到的趋势成分，序列的平滑程度明显增强，不过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增速变化依然大。上世纪80年代末期之前增长较为缓慢，在90年代中期显著加快，随后陷入停滞，直至近年增速再次显著加快，且快于30年来历史平均水平。在经济波动周期理论中，将GDP的长期趋势成分称为潜在产出，而将实际GDP与潜在产出之间的差值，称为产出缺口。产出缺口的正负及其数值大小，即是判断经济波动周期位势的依据。为便于观察经济周期的具体态势，需要消除量纲的影响，将产出缺口的绝对数值统一转化为相对长期趋势值的偏离百分比。最终分解得到的周期成分如图1所示。
图1显示的短期波动成分，呈现出不规则变动特征。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以来，河南经济增长的总体波峰和波谷分别出现在1996和1992年。此外，在1980、1988、2005和2008年均出现了局部波峰，而在1984等5个年份年则分别出现了局部波谷。还可以看出，2009年河南经济出现明显下滑。
四、适度经济增长区间估计
为求出适度经济区间的中位值，可采用对数线性模型估计潜在产出增长率。为此可先对河南历年潜在产出时序取对数，然后建立如式（2）所示线性模型。LXt=8.015+0.089t，（2）；s.e.=。（0.029）。（0.003）；t=[167.23] [20.15]；F=523.81，R2=0.979，DW=1.60 AIC=-1.12。式中解释变量t为时间趋势项，其取值依次为t=1，2，…，32，分别对应年份1978，1979，…，2009。根据半对数模型的经济意义与估计结果，可计算得到河南GDP在1978至2009年间的年度复合增长率为9.01％。此即为河南省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可作为适度经济增长区间中位值的估计结果。界定适度经济增长区间的上下界限，可初步在观察HP滤波所得到的波动成分时间序列的基础上得到。由图1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年份的经济增长波动都围绕在潜在产出增长率的[-3％，+4％]之间，即为河南省的适度经济增长区间。为了更加准确地界定适度经济增长区间，就需要在HP滤波所得到的波动成分时间序列基础上，采用二次滤波法进行进一步平滑处理。二次HP滤波后得到的趋势成分如图2所示。
至此，可以清晰地发现河南省适度经济增长区间的上下界限，分别为围绕潜在产出增长率的±2％波动范围，此范围涵盖了超过90％的年份。
综合以上结论，很容易得出河南省稳健的适度经济增长区间为：[潜在产出增长率-2％，潜在产出增长率+2％]，也即实际GDP年度增长率位于[+7％，+11％]区间，此时上下限波动范围为4％；同时，还可确定河南省可行的适度经济增长区间为：[潜在产出增长率-3％，潜在产出增长率+4％]，也即实际GDP年度增长率位于[+6％，+13％]区间，此时，年度经济增长率上下限波动范围加大为7％，历年波动差异性增大，经济增长稳定性稍微变差，但其优点是政府可调控区间增大，留有充分的政策回旋余地，只要控制得当，并事先设置好有效的预警措施，同样可以到达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目的。
参 考 文 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调控课题组．宏观调控目标的“十一五”分析与“十二五”展望[J]．经济研究．2010（2）：4～17
[2]刘荣利．河南经济增长周期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