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1 17:28:4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地摊经济发展历程，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专业市场;经济增长;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B
一、引言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鼓励和支持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向农村延伸,完善农村服务网点,支持大型超市与农村合作组织对接,改造升级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支持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商贸流通企业。统筹城乡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作为中国所特有的商业业态,专业市场处于流通环节的承上(生产)启下(消费)的地位,具有引导市场、决定生产、促进消费的积极作用,对我国流通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截止到2009年底我国亿元以上的专业市场达到3 407个,实现成交额46 223亿元,比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235亿元增长了196倍。专业市场类型已由当初的农产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为主的单一类型演变为如今的生产资料市场,农产品市场,食品、饮料及烟酒市场,纺织、服装及鞋帽市场,日用品及文化用品市场等,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能够反映地区经济活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中国商品市场发展战略研究学会张旭在总结义乌小商品市场的32年发展历程时,形象地把专业市场概括为摆地摊的第一代到如今以电子商务为主的第八代。
国内学者关于专业市场与社会生活与城市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尤其实证型的研究更少。其中黄明东(1998)认为专业市场的兴起推动了农村经济和市场化改革的发展,并引起农村经济结构和微观基础及城乡格局的实质性变化。石忆邵(2005)通过年鉴数据分析分别得到商品交易市场密度、市场规模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74,0833。刘天祥(2007)通过对专业市场交易额和GDP的一元回归计算得出,专业市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4944,即全国专业市场交易额每增长1个单元,GDP就增长04944单元,他指出专业市场的建设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具有促进作用,并认为专业市场在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存在。张旭亮(2009)通过对我国专业市场密度、强度和数量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关系,以及对市域层面有典型代表性的专业市场与城市经济作用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专业市场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但相关,而且呈现出与城市群空间上的耦合性。
现有的对专业市场与经济增长研究的实证模型较为简单,选取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或者是截面数据单纯地验证专业市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忽视了其它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的结果不能从整体上反映实际经济状况。为了克服这类局限性,克服时间序列分析受多重共线性的困扰,本文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完整地分析我国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区域经济增长与专业市场发展的关系,反映专业市场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时序影响,反映不同地区间专业市场发展的经济作用。面板数据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并更好地识别和度量单纯数据所不能发现的影响因素[1],并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实证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
(一)专业市场发展的理论分析
商品流通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重要桥梁和纽带,现代流通业具有引导市场、决定生产、促进消费的积极作用,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先导性产业。社会新形势下,消费、投资和出口已然成为经济增长的三大主要驱动力,而作为流通的重要载体,专业市场不仅能够带动消费增长,还具有促进投资的作用,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从分工理论角度看,专业市场能够集聚分散的需求,这种集聚的需求意味着市场容量的扩大,而市场容量的扩大是提高交易效率的必要且充分条件:当市场容量增大时,意味着交易对象扩大,交易成功率必然上升;另一方面,市场容量扩大意味着可选择集合的扩大,从而交易风险就会降低;同时,市场容量扩大有利于信息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这也促成了交易效率提高[2]。交易效率的提高或者交易成本的下降,是促进分工演进的关键因素。按照新兴古典 经济学的理论,市场自利行为交互作用形成的最重要的两难冲突,是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的矛盾。当交易效率低时,分工的好处被分工造成的大量交易次数之间的费用抵消,人们就会放弃分工而选择自给自足;而当交易效率高时,分工的好处就大于交易费用,从而促进分工的发展[3]。斯密—杨格定理表明,市场规模扩大与专业化的深化的之间是一种良
性循环机制,专业市场通过实现交易效率的递进,促使分工深化,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从双边市场理论的角度看,专业市场是促进商品交易的平台,商户(专业市场内部商品提供方)与客户(专业市场内商品的终端购买方)都通过这个同一平台进行交易,运营商与处于后台的服务商同时为前台这两个不同的群体提供相关的商贸服务等平台式服务,一边商户在专业市场中进行交易所获得的收益或效用会随着另一边客户数量的增加而增大。显然,成熟的专业市场具有明显的双边市场特征:以专业市场交易为平台,两端分别为商户和客户。这种平台可能由地方政府或集体以土地投入发起,也有由一批投资人共同兴建,也有商业地产开发形式等,由投资商、运营商经营与管理。专业市场是区域性的商贸物流枢纽,能凝聚并维持足够数量的商户与制造商并实现相当的交易量,从而吸引客户的进入。市场容量的扩大使专业市场得以大规模、低成本、高效率、集约化为客户提供服务而吸引大量制造商在此提供商品并吸引商户入驻,这又因更多的选择、更低的价格、更好的质量吸引客户到达。交易空间的扩大,交易效率的提高和交易成本的下降吸引双边市场聚集,专业市场完成了由传统交易场所向交易平台的转化。随着客户要求的提高,需要提供定制化的商品,制造商将提升其商品品牌从而推动专业市场平台的进一步提升。尤其是信息网络和物流网络的发展,专业市场对交易双方提供的服务领域已经从传统的商品交易环节延伸到物流配送、信息服务、中介组织、资金服务等各个环节,平台通过提供一体化的商贸服务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服务业的进步。凭借无可比拟的技术和服务优势,一个平台式的专业市场可以面向多条供应链提供服务,成为多供应链上的一个集成节点,从而演变为复杂的多边市场形态。 增长极理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专业市场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可以起到增长极的作用。专业市场的发展,能促进区域内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发展,吸引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此聚集,带动区域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形成新的产业链,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另外,完善的专[ uuubuy.com]业市场体系,可以及时、有效地反映市场供求动态,更有效率的实现产品销售,促进生产紧跟市场需求,更快地了解供求等信息,开发适销的新产品,使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大大增强区域的经济活力。所以专业市场的发展一方面可以带动地区的贸易流通等服务行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还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能促进整个区域经济的繁荣,甚至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与专业市场发展的状况
专业市场成交额是所有专业市场摊位商品交易总额,是专业市场运行的重要指标之一,图1、图2分别展示了我国2000年以来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专业市场成交额和地区GDP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专业市场的成交额较高,占了专业市场总成交额的803%,如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这些地区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央的发展政策一直向沿海的东部城市倾斜,加速了经济的发展,经济的迅速发展带动了专业市场的快速增长;相反西部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的限制,经济比较薄弱,人民的消费能力相对薄弱,专业市场发展较为缓慢,故其专业市场成交额呈现明显的差距。
图1专业市场成交额(2000—2009年)图2三大经济地区GDP(2000—2009年)
图3为2001—2009年各地区经济和专业市场成交额的增长率。从图中不难发现,各个地区的专业市场成交额和GDP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长(由于《商品交易市场统计年鉴》对专业市场统计始于2000年,统计数据不全面,故2001年呈现100%以上的增长率),三大地区的GDP增长较为平稳,平均增长速率分别为148%、139%、154%;而各地区专业市场成交额的增长却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2001年各地区的增长率均超过100%,推测是由于专业市场经过长期的前期投入后获得了巨大的收益,随着时间的推移,边际效益呈现递减趋势。东、中部地区发展相比较西部地区发展比较稳定,西部地区专业市场由于基数低,增长速度尤快,在2004年后已经超越了东、中部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西部专业市场发展势头最猛的2008年,其GDP增长率以161超过了东部地 区的106%,某种意义上可以解释为专业市场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经济的增长。图4为东、中、西部及三个地区总的专业市场成交额与GDP从2000—2009年的散点图,反映了10年内两者发展的对应关系。从图中发现中、西部地区两者之间的发展趋势相似,东部地区发展匹配度则高于另外两地区,这些都表明无论是总体上还是各大地区专业市场的
发展和规模扩张与地区经济发展是相匹配的,呈现一定的相关性。
图3各地区GDP与专业市场(SM)成交额增长率
(2001—2009年)图4 专业市场(SM)成交额与GDP散点图
(2000—2009年)三、模型与数据选取
关键词：海外浙商；海外闽商；发展路径；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3）10-0032-08
引言
近代以来，部分浙江人前往欧洲谋生，多以从事小型商贩活动起家，在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后，以餐饮业、皮革业及纺织业为主营行业，至20世纪70年代，已在这些行业形成一定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再次掀起移民欧洲的热潮，他们或继承祖辈的产业，或是自己创业，在短短30多年中，资本实力获得空前增长，在原有产业领域中进一步巩固了其所据有的优势地位。虽然海外浙商近年来发展速度非常快，资产总量增长迅速，并有赶超海外闽商之势，但总体而言，无论是在资本实力方面，还是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及长足发展方面，其与海外闽商之间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具有悠久历史的海外闽商，早在明清时期，就随着海上贸易的开展，出现了移居东南亚的景象，发展至今已成为“海外第一大商帮”。在2012年福布斯华人富豪榜中，排名前20位的富豪中，郭鹤年、施至成及其家族、黄惠忠、黄惠祥等皆为东南亚海外闽商。其资本实力之雄厚、在海外华商中举足轻重之地位由此可见。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有关海外闽商的研究成果颇丰，涉及到海外浙商，多在浙江海外移民研究中顺带提及，专门有关海外浙商研究的成果则基本空白。因此，本文选取两大海外华商力量最为集中也最能代表各自发展特色的欧洲海外浙商与东南亚海外闽商为研究对象，以发展历史悠久且取得辉煌成绩的东南亚海外闽商的发展路径为参照，对后起的新兴的欧洲海外浙商发展路径做一比较分析，探寻其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径，从中找出海外浙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其今后的发展提供参照和导向。
二、20世纪70年代之前海外浙商和海外闽商的发展概况
（一）20世纪70年代之前欧洲海外浙商之初起
后，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解体，清政府也逐渐放宽对国人出国的种种限制条件，出洋谋生的人数明显增加。在众多出洋谋生的人员中，为数众多的浙江人加入到这个行伍中来。据学者李明欢的考证，在清代赴欧使臣郭嵩焘、曾纪泽等人日记中提及的巴黎“华商”王承荣，确定其为宁波人。他在19世纪50年代下半期“侨寓”巴黎，期间开设了名为“天顺号”的商铺，“贩卖中华、日本货物”，到70年代末，王承荣在巴黎开店经商至少20余年，当为最早经营于欧洲并且获得成功的华商。除了王承荣外，在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中，提及1878年前往巴黎火车站迎接他并“赴展览会华商六人”，其中孙稼与王承荣“并宁波人”。1880年，赴欧考察工业技术的徐建寅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时，述及当地的一家商铺时提到：“中国宁波人张、李三人，及广东伙计一人，在内出售中国木器、瓷器等物”。可见，商铺由宁波籍浙商经营，广东人则为雇佣的伙计。进入20世纪，浙商前往欧洲经商的步伐明显加快。出身于湖州南浔丝商巨贾之家的张静江，家族实力雄厚，1902年以使馆随员身份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国，“先设古玩行于巴黎市最宏大之礼拜寺马玳林前，继辟茶座于城市繁华中心点之意大利箭道”。同为湖州人的罗君芹在赴法后，“因与张有乡谊，又略知当地情形，不数年间，由茶馆司账，一进而为古玩行之经理，再进而为来往欧美鉴识古器之巨商”。两位浙商在法国的成功经营，成为众多华商群起效仿的榜样，此后，赴法者人数渐增。这部分以宁波、湖州等地籍贯为主的海外浙商，资本实力相对雄厚，其中部分人本就在国内拥有较为殷实的家底，可以直接投资进入商业领域。但这部分商人数量十分有限，多以个体形式在欧洲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并未形成群体力量，因此，并不构成欧洲海外浙商的主体部分。
相对于这批人数极少资本量却庞大的欧洲海外浙商来说，近代占据主体地位的是在欧洲从事小型商业活动的浙南青田和温州地区的小商贩。早在17、18世纪就有少数青田人携带青田石进入欧洲境内贩卖，到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青田人加入到贩卖青田石的行列，法国则成为当时青田人较多聚居的国家。1891年和1893年，青田人陈元丰等三人先后两次携带青田石雕工艺品，从上海到越南西贡，在西贡乘船到法国马赛，之后由马赛前往巴黎贩卖。由于获利颇丰，“渐引其同乡以俱去，足迹遂遍欧洲”，邹韬奋在1934年的《游比杂谈之二》中提及，仅在比利时小城安特卫普一地，“青田小贩来来往往的也有四五十人”。至30年代，“最多的时候，青田在欧洲的人达二万几千人”。与青田相邻的温州地区也受到影响，开始有人前往欧洲从事商业活动。19世纪70年代，永嘉人田氏前往德国经商，其子田合通于1896年在德国经商时，“生意每年多者有十万左右，利息约五六千金左右”。
这些浙南小贩走街串巷贩卖青田石雕等小商品，在国内所携物资出售完毕后，通常面临货源短缺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专供小商贩批发采购小商品的百货批发商铺就应运而生。巴黎十二区里昂车站附近的白玉洛巷和拉奇诺巷成为众多浙江籍商贩集中经营的区域，在马赛和巴黎三区也都有浙商开设的百货批发商店，商品种类多达百余种，主要销售给当地的浙江华侨商贩。各家商号在经营百货批发生意之外，又多具有自己的经营特色。如20年代初青田人林茂勋在拉齐诺开设的茂勋号，兼营中国药材、南货，并聘用中医师问诊；20年代后半期永嘉人徐康衡在白玉诺巷开设的康衡号，兼营中国旧戏装行头。
浙南人通过在欧洲贩卖小商品赚得微薄利润后，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多以合资的形式进行创业。1933年，瑞安县旅法华侨张岩林、张朝光、林岩甫、张新年等人合伙，在马赛开设了一家约20多平方米的小百货批发商店，经销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产的数百种小商品。1934年赴法谋生的瑞安人林廷横，经过14年的艰苦奋斗，于1948年才与同乡华侨岩生、叶青等三人合办皮革工厂，经营数年后，略积资金，便于50年代初自开皮革工厂。这些皮革工厂都用手工生产皮带、背包、皮夹等物品，自行销售。餐饮业也是欧洲海外浙商经营的重要行业之一。20年代初，青田人林洪冠等人在巴黎就以经营中餐馆为业。因资金有限，经营的餐馆规模都较小，数量也较为有限，并未能有进一步的发展。1939年随着二战的爆发，浙商经营的部分商店、皮革工场相继遭到战争的破坏。
二战结束后，原先以从事小商小贩为主的浙商抓住中餐业在欧洲迅速发展的大好势头，在前期积累少量资本的基础上，开始合资或独资经营中小成本的中餐馆。这时期海外浙商开办的大小中餐馆在西欧、南欧等国均占据一定比例。到70年代，仅文成籍浙商“在法国、荷兰、意大利三国开设餐馆酒楼达179家”。可见浙商在欧洲从事餐饮业比例之高。二战前由犹太人主导的欧洲皮革业也因二战期间犹太人惨遭德国法西斯的迫害和屠杀陷入技术人员缺失的困境中，原本有皮革加工基础的浙南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大步伐进入皮革业领域，从事皮具的生产加工。凭借着创业时期的执着和努力，终于在意大利和法国这两个欧洲皮革业制造中心的激烈竞争中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仅瑞安籍华侨，1965年以前在法国就开设皮革工厂27家、皮革商店1家。但这时期浙商经营的餐馆和皮革工厂的资本额投入都相对有限。据统计，二战后，“以三百五十法郎折合一美元计算，浙籍侨商所开设商店（皮革工厂）平均资金为一万二千美元，餐馆则自一万美元至二万五千美元。
（二）20世纪70年代以前东南亚海外闽商的崛起和腾飞
福建人自明末以来就因开展与东南亚各地的海上贸易而居留于当地，至前，已在东南亚各要埠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海外华商网络。然而，东南亚各国自16世纪开始就相继成为西方国家殖民主义的对象。在殖民统治下的海外闽商，基本以“零售商”、“中介商”的角色，进行流通领域的贩卖活动，以经销土产、售卖洋货为其主要内容；抑或是开设经营矿业、农产品和经济作物加工种植的小型作坊和工厂。后，大批迫于生计的福建人前往东南亚谋生，在经过若干年极为艰辛的奋斗之后，积累资本，开创独立的经营事业。他们与原先在当地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闽商共同构成了东南亚海外闽商的主体部分。在商业贸易的带动下，闽商经营的航运业及经济作物的种植加工业、矿业等发展起来。20世纪初，伴随着海外闽商资本的累积，金融业也开始起步，出现了专门由闽商集资开办的银行。一战期间，东南亚各殖民地宗主国纷纷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东南亚各地的管制和掠夺，海外闽商趁机崛起，除了将资本投向金融、航运及农产品加工等行业，还在交战各国大量需要的橡胶制品、五金机械、小型船舶等领域进行投资。他们是“进出口商、制造企业与工厂主……另在零售杂货店也占优势”。直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前，可以说是海外闽商在东南亚发展的黄金时期。之后的经济危机和二战，则对海外闽商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二战后，东南亚各国相继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面对已具备一定实力的华商经济，受殖民者长期实行的“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东南亚国家除新加坡外，都先后制定和实行了旨在限制和排斥华商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使得长期以来以从事零售商业活动为主的闽商，遭受重大打击。在海外闽商高度集中的菲律宾，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颁布了许多限制华商经济发展的“菲化”政策，使得闽商经营的零售商业、碾米业等传统行业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中小资本的闽商被迫从中抽离。他们或凭借与当地政府的良好关系，获得某些产品的生产或进口专利；或与外国资本合作，投资制造业；或与当地土著资本开展合作来规避政府对零售商业的种种限制，并将资本更多地投向较少受政府限制的工业资本领域，从而使得传统闽商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据统计，在80年代中期，菲律宾250家最大企业中的80家华人企业里，有80%的企业是在“菲化”运动期间转向制造业的。可以说，整个60年代之前，东南亚海外闽商都处在相对不利的环境中艰难曲折地发展。进入70年代，东南亚国家各执政当局逐渐改变过去排斥华商经济的做法，华侨入籍的限制也大为放宽，海外闽商也多主动选择加入住在国国籍，成为住在国的公民。在东南亚各国将发展重点转向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并出台众多鼓励出口措施等有利因素的影响下，海外闽商在住在国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所经营企业得以迅速崛起，出现了一批在当地甚至是亚洲地区都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闽商企业集团，在金融业、房地产业、经济作物的种植加工业、酒店休闲业等行业占据相当的优势地位。
三、基于历史发展渊源延续下来的海外浙商与海外闽商不同的发展路径
欧洲海外浙商虽有前辈奠定的基业，但20世纪70年代之前老一辈海外浙商的资本实力与其有限的人数构成相应的比例，因住在国环境政策及历史等因素的制约，并未如海外闽商般获得空前的发展，依然停留于传统的产业发展领域。在改革开放之后成批前往欧洲的浙江人，继续从事和经营老一辈海外浙商从事的传统行业。
（一）当代海外浙商与海外闽商不同的创业模式
当代海外浙商多为新移民，在到达住在国之后，大多白手起家，凭借自己的努力，朝着“老板”的目标前行。与其他海外华商相比，相对幸运的是，海外浙江人因彼此互助精神特别浓厚，在创业过程中大多采取抱团合作的形式互助创业，浙商基于越文化的影响，求真务实，抱团合作，以“利”为核心，依靠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他们通常借助于一种被称为“会”的操作模式，即借助朋友、亲戚关系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互助形式。这种“会”的方式，为海外浙江人在短时期里获得启动资金进行创业提供了便利，也大大加速了众多海外浙江人从之前各种不同身份向着海外浙商的身份转变。即使他们不懂住在国的语言、制度，依然可以凭借内部的社会网络及商业互助体系获得发展。为节约成本，在创业初始，企业所有的经营管理工作都由家族内部成员完成，雇佣人员几乎不会涉及当地人员，多限定在已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内。如温州乐清的一对夫妇，由华侨亲戚介绍到意大利，先在亲戚的工厂务工，有了积蓄，自己开了一家餐馆，需要帮手，又叫来国内的亲戚，这位亲戚有了资本自己又当老板，又带其自己的亲戚过来。十几年来，一共有七八十人而来。这些被带出来的人，多经历和重复着老板此前走过的道路，进行着高相似度的复制性创业，源源不断地加入到海外浙商大军中来。
海外浙商所从事的行业结构基本相同，行业集中程度高，势必造成彼此之间存在着同质性的竞争关系。虽然如此，海外浙商之间并不排斥其他浙商加入自己所经营从事的行业，并且热衷于彼此互通信息，共享商机。一旦发现合适的商机，他们便会毫无保留、毫不吝啬地将信息传递给祖籍国和在其它国家的亲戚和老乡，善于捕捉商机的浙商便会从世界各地涌向商机所在地，相互帮忙凑集资金后，共同进军前景看好的某个产业，从而形成在某个行业的一定的优势地位，也因此使得他们的创业经营实际上成为一种群体。在欧洲各国，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浙商为主建立的以经销“中国制造”商品为主的大型商品批发市场就不下数十家。在法国巴黎，巴黎三区、十一区、十二区、十三区、美丽城等地，则形成了诸多海外浙商聚堆经营的商业街，每条街道主营一种或数种商品，以群体的合力来增强商品的市场竞争力。海外浙商除了在商业领域具有抱团发展的特点之外，在实业领域亦是如此。近20多年来海外浙商在意大利普拉托经营的纺织业的迅速崛起便是明证。作为欧洲著名纺织品集散地的普拉托，95%的纺织批发企业已被华人并购，其中大部分为温商。可以说，海外浙商基本上控制了当地低端服装生产。
与海外浙商热衷于抱团、构建商业互助体系，通过单纯依靠其内部自身的力量来发展事业不同的是，海外闽商非常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资源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壮大。海外闽商利用的社会关系资源中，最重要的便是海外华商网络。通过华商网络资本的联合，企业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彼此间各类发展资源的优势共享。当然，这种同种族间构建的商业网络并非独存于海外闽商乃至海外华商群体中。虽然如此，但在国际经贸领域活跃着的众多族裔网络中，华商网络最为引人注目，也取得了较为可观的经济成就，而且华商网络“会尽力使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最小化。”海外闽商除了利用华商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还与住在国土著民资本、国家资本结合，来拓展自己的商业网络。闽商通过构建的各种商业网络，不仅有效地扩展了企业发展可以利用的资源边界和发展规模，也进一步增强了海外华人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能力。
在东南亚各国的特殊环境下，法制大多不完善，排华风潮至今都未曾真正停止过，闽商企业往往面临着意想不到的风险和意外。因此，他们除了“把大量时间投入到构建关系网络和建立信任上”，还通过建立与住在国政府的实力派人物或组织的密切关系来寻求政治上的保护，以利于获得经营方面的便利或优先权利。此外，海外闽商还注重捐助教育和医疗等公益事业来拓展社会关系网络。
（二）当代海外浙商与海外闽商不同的经营模式
欧洲海外浙商自近代以来，即以从事小型商贩活动起家。发展至今，海外浙商资本实力已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开始出现部分颇具实力的跨国企业集团。在经营行业领域，虽也呈现多元化特征，但除了以皮革及纺织为主的制造业外，以商贸服务业为主的行业经营格局并未发生显著的变化。商贸服务业，多为纯商业资本。海外浙商长期以来资本的运作流通基本都囿于商业资本的范畴之内，由商业资本投向工业资本的比例甚小，因而，工业资本一直以来都未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作为高风险、高回报领域的金融资本的进入更是微乎其微。海外浙商这种相对单一的资本比例构成，尤其是缺乏金融资本的有力支持，直接影响到其事业竞争力和实力的有效提升。
当前海外浙商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直接现实难题之一就是缺乏雄厚资金的支持。2010年2月2日，温州籍浙商黄学胜的欧华集团在纽约欧交所巴黎创业板挂牌上市，成为海外华商在欧洲上市的首家企业，这也是目前海外浙商在欧洲上市的唯一一家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欧洲海外浙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标志性事件。集团的成功上市，为企业通过市场募集资本来推动经营发展开辟了通道。目前欧华集团以经营房地产租赁业务为主，并未能够走出海外浙商传统的经营商贸服务业范畴。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集团，欧华集团只是迈出了起始的步伐，以原有的房地产服务业为主业，积极拓展经营领域和范围，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型企业集团。
海外浙商在行业结构领域的经营局限性体现在其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上，也多为商贸服务业和以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工业制造业。近些年来，随着海外浙商资本实力的日渐雄厚，他们也有强烈的意愿将投资领域拓展至金融领域，但受制于这一行业准入条件等因素的制约，迄今为止都未能够成功涉足，因而他们在大陆的投资多未能够超出其在海外长期以来的投资经营行业和范围，且投入资金及企业规模多相对有限，与同样在中国大陆投资领域甚广、实力雄厚且以大型企业集团形式运作的海外闽商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又在另一方面掣肘着海外浙商经济的进一步成长壮大。
海外闽商在20世纪初期前后，虽也多以经营商贸服务业为主，但并不仅限于此，还将经营范围扩展至经济作物种植及加工业，尤其是在原经营侨汇、钱庄基础上发展起闽资的金融业。大量闽资银行的出现就为海外闽商在各行业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后备资金。在闽资金融业的带动下，海外闽商无论是在商贸服务业还是种植业、工业制造业及其它服务业领域的发展都获得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在此过程中，又成功地实现了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有机结合，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形成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海外闽商适时将企业推向市场上市，为企业的规模化、跨国化经营募集资金，选取一个或若干个行业作为主营行业，实行多元化经营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海外闽商将中国大陆作为其在亚洲投资的重点区域之一，其投资行业领域涉及各个领域，除了大量投资工业制造业之外，还将其擅长的房地产业、酒店服务业、金融业等第三产业引入大陆，可谓是其海外事业在大陆的延伸。他们凭借着丰富的操作和管理经验，获得了巨额的收益，进一步增强了资本实力。综观东南亚海外闽商在60年代至90年代的发展，可谓“令世界产业界惊叹不已”。
然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海外闽商遭受重创，但并未因此而一蹶不振，而是趁机吸取经验教训，展开企业重组，及时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正是由于海外闽商一直以来与全球经济同步发展、与时俱进的战略思维，因而在国际上出现了一批颇具影响、在某些行业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海外闽商企业集团。在2012年福布斯华人富豪榜中，上榜的198位华人富豪中，东南亚华商有28位，其中东南亚闽商即占据了其中的18位，高达64%的比例。在2012年福布斯菲律宾40位富豪榜中，上榜的8位华商全部为闽商，其中排在前10位的闽商就有4位。这些上榜的海外闽商企业集团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便是，在某个或某几个行业领域中占据绝对主导优势地位，具有一定的辐射范围，影响跨越其住在国，辐射至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亚洲和世界范围。除了主导行业之外，基本上都涉及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等多个领域，在资本的相互融通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它们各自的作用。如海外闽商创立并经营的华侨银行集团和大华银行集团，是新加坡国内仅次于国有的新展银行的两大金融企业集团，它们除了在东南亚国家有众多的分行和影响力之外，在全球企业中也是实力甚强的金融企业集团。在2012年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中，华侨银行和大华银行以资产2142亿美元和1827亿美元分别排在第399位和403位。这两大闽商金融企业集团自诞生之日起，便服务于当地的福建社群，为众多海外闽商经济事业提供了发展所需的后备资金，自身也在经营过程中获得了颇丰的利润。在以金融业为主业的同时，它们又多涉足工业制造业、房地产业、酒店服务业、商业贸易业等诸多领域。更多的海外闽商在以制造业或商业等起家后，也都较为注重发展金融业。如印尼闽商黄奕聪的金光集团，随着造纸业和食用油业务的发展，资金实力获得增长后，便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投资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行业。一方面，海外闽商大力涉足金融业的发展，为其事业的长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根基；另一方面，在海外闽商已有相当实力的前提下，投资金融业意味着高回报，资本积累的速度由此也大为提升。虽然这种高回报与高风险是紧密相随的，但这种风险大多都在可承担和控制范围之内。因而，与海外浙商投资领域相对单一的特性不同的是，海外闽商投资普遍涉及各类资本领域，这对于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资本实力及分散经营风险方面发挥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四、当代海外浙商发展存在的问题：以海外闽商的发展为视角
（一）海外浙商的经济事业依然停留于传统的行业领域及经营模式之中，主观方面缺乏开拓创新意识，客观方面则受制于当地的政策制约
欧洲海外浙商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若干个优势产业，但占据主体地位的依然是偏向于纯商业的商贸服务业，工业制造业资本极为有限，长期以来沿用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中小规模经营模式，雇佣廉价劳动力、整年整月超长时间地工作，产品最主要的竞争力体现在其低廉的价格优势上。意大利普拉托虽然有数千家海外浙商经营的制衣企业，但其中绝大多数企业一直以来多为意大利品牌进行代加工服务，以低价承接订单，仅赚取极其低廉的加工费，贴上意大利知名品牌后，商品价格便会增加数倍甚至数十倍；或是“生产那些在地摊和郊区市场销售的女装和童装”，以低价售卖。随着劳动力价格上涨和来自其他族群价格上的竞争优势等因素的影响，这种以价格取胜的行业优势地位便很难长久地保持下去。
近些年来，已有部分海外浙商走出传统的行业经营领域和范围，开始逐步走上多元化经营及转型升级发展之路，这说明海外浙商的“经营意识在转变”。但因欧洲国家政策的制约，海外浙商要实现资本的多元化经营，在现实中依然存在着诸多困难。以金融业为例，海外浙商想在欧洲涉足金融领域则并不容易。2009年，希腊华人华侨总商会会长徐伟春与在欧其他八位浙商在普拉托共同筹建“意大利欧联华人银行”。在经过近半年的筹备之后，因意大利银监政策的调整、门槛提高而无法完成其“纯华人外资银行”的设想，只能放弃这个几乎已经进入具体实施阶段的项目。正如也意欲进军金融业的黄学胜所言，“温州人不是买不起银行，往往是买得起却批不下来”。
对于当前多数海外浙商而言，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及经营领域的拓宽已逐渐成为一种共识，但苦于绝大多数海外浙商无法获得长期稳定的信贷支持，再加上住在国政策的制约，富余资本缺少更多更好的增值融资渠道，这也使得他们要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及拓展经营领域要比海外闽商花费更多的时间，经历更多艰难的历程。
（二）海外浙商与住在国各社会阶层存在文化、意识方面的差异，难以融入住在国的社会生活
海外浙商从事的餐饮业、制衣业等传统行业，已成为住在国民众衣食住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然而，欧洲民众源自其内心深处与生俱来的深厚的民族优越感，使得他们难以一种平和的心境去客观地看待和审视海外浙商，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海外浙商在欧洲迅速崛起并取得巨大成就，更是大大挫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另一方面，海外浙商虽然在欧洲经营多年，善于抓住机遇，遇事能够灵活变通，但骨子里传统的地域商业文化和一些经营陋习却也完整地保留下来，在法制相当健全和完善的欧洲社会中，他们在商业上的一些行为如灰色通关、偷税漏税、洗钱走私等，无疑与欧洲成熟的市场经济相冲突，因而不时地发生住在国政府对华商工厂、市场的查禁事件，造成巨大的财产经济损失。这些事件经当地媒体的宣传夸大，对海外浙商的信誉造成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此外，海外浙商往往以群体的形式抱团生存和发展，与住在国民众的交往仅局限于供需的市场往来，与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本土化经营相距甚远，而且在文化等其它领域的沟通交流更是少之又少。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网络依靠内部的华人网络，“新老移民都很少在圈子经济环境以外寻找机会，当圈子内的经济环境出现饱和，他们便迁移到存有商机的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链式网络移民，可以把社会网络复制到任何一个角落”。以新移民为主体的欧洲海外浙商群体，相对于以老移民为主体的具有“落地生根”意识的东南亚海外闽商而言，更具开放意识及开阔视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已不自觉地将事业的流动性及跨国性经营作为一种常态。在欧洲各住在国民众眼中，海外浙商只是因挣钱而居留于当地，并不是真正要推动与融入当地经济发展的一支力量。因而基于各类因素的综合影响，海外浙商要融入当地社会将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海外浙商重商轻政，参政意识和觉悟淡薄，并不热衷于参与住在国的社会政治活动
与东南亚海外闽商热衷于参与政治，并注重建立与政府、政治人物的亲密关系，以产生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因素和决策不同的是，海外浙商似乎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经营的经济事业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大多数海外浙商依然处于创业阶段、经济实力不强有关，但更为关键性的因素是，于海外浙商而言，在住在国的生存只需依靠华人内部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结成的社会关系即可。他们的社会网络关系通常由宗亲、同乡、朋友三者为主构建而成，在这里，他们创业和发展所需的资金、劳动力等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无须倚赖住在国。相应地，他们认为其在住在国所取得的成就完全取决于自我的努力和奋斗，与住在国并无多大的关系，对于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也熟视无睹，很少参与其中。
近年来，虽有海外浙商已意识到要多参与住在国的政治，也出现了参政的海外浙商，如1997年意大利举行市议员选举，80年代中期前往意大利经商的青田人季志海成功当选为弗利市的外籍议员。但总体而言，有参政意识的海外浙商人数可谓凤毛麟角，虽然在欧洲参政难度很大，但关键在于他们并没有参政的意识和觉悟。只有当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时，才会意识到通过寻求商会组织或地方政府的帮助来解决事端。事实上，充分利用当地国民主政治的环境，积极参政议政是海外华人自我维权的重要途径。只有在政治上有发言权，海外浙商才有一个真正可以与住在国进行沟通和解决矛盾的有效平台，既能提升海外浙商的社会形象，更好地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自身的权益也才可以得到有力的保障。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