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1 17:28:4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政治哲学实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内涵，理论
一、实践概念的多维解读
实践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界，改造自己，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因而，实践一直是社会科学关注的热点问题。实践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领域，古今中外哲学家们从不同角度研究实践活动，阐释其内涵，形成了诸多的实践哲学派别。
（一）中西方传统哲学的实践内涵
早在哲学产生之前，许多哲学家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实践概念。但由于他们未能真正理解和掌握实践活动的本质，未能从直接现实性和自觉能动性的内在统一中把握实践，最终未能形成科学的实践概念和实践观。
1.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实践内涵的认识
纵观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实践问题的探讨始终是中国哲学认识论探讨的主题。中国传统哲学侧重从知行关系角度阐发对实践内涵的理解。一般认为，中国，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中国最早的知行学说“知之非艰，行之维艰”，（《尚书·说命中》）经过孟子的知先行后，到荀子的行先知后。第二阶段是，是从荀子的行先知后，经过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再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第三个阶段，是从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经过王夫之的“行可兼知”、“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发展到颜元的重习行、轻知识。
总之，中国传统哲学非常重视对实践即行的阐释，也突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即“知”对实践的引导作用。但是受中国传统思维的影响中国传统哲学的关于实践内涵的认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性。直观的、笼统阐释实践概念。中国传统哲学对实践概念的解释往往从直观出发，把实践看作或者是主观精神的活动，或者是人的道德行为，缺少对概念的理论化系统化的分析，实践的内涵往往是笼统的，不可能真正揭示实践的内涵。同时，由于没有逻系统辑的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也没有真正阐释实践的作用，特别是对“知”的决定作用，没有科学说明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
2.西方传统哲学关于实践内涵的认识
实践概念是西方传统哲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它最早出现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最先把实践内涵化，对实践概念做了初步的解释。德国古典哲学在继承古希腊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内涵的基础上，对实践概念做了进一步的发展，突出体现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实践概念中。
（1）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概念的理解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把实践加以明确系统提出的思想家，他的实践哲学“把人的实践提升到一种独立的科学领域”。
他对实践概念的本质规定主要在对人的活动的划分和学科分类中体现出来。在他的《形而上学》中，把人的活动划分为实践的、创制的与理论的三种。理论的活动为求知而求知，以探究万事万物的第一原理为目标。创制活动以制造产品为目的，主要指生产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行为。实践活动主要是在求知的基础上伦理的行为和政治行为。就个人而言，实践的目的是使人富有德性，获取幸福；就公共领域而言，人的实践是政治的实践，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人应当过集体的生活即城邦的生活。但无论在个人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无论是伦理道德的实践还是政治生活的实践均以善为终极目的。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有难以掩盖其光辉的本质，尤其是其人之为自己好的行为，有了重大的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实践观乃至实践观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养料。但是他的实践观也有其局限性：
第一，实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理论本身的产物。
第二，实践的划分是有其缺陷的，过于注重人，注重人关于人的“善”的目的实现的过程，而轻其存在的基础———物质世界的生产。
（2）黑格尔对实践概念的理解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对德国古典哲学继续了系统的梳理，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哲学体系。实践是黑格尔哲学研究的重点领域。黑格尔对实践内涵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批判继承前人的认识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认识，实现了认识史上的又一次飞跃。他认为实践是对客体的改造，而且是物质性、创造性的活动，是人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这种认识是历史性的突破，超越了前人的认识。同时，黑格尔还注意到了人类最基本的实践形式—劳动，并且详细论述了内涵。最重要是黑格尔把辩证法思想运用到实践领域，用辩证法分析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科学揭示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
当然，黑格尔的实践也不可避免尤其历史的局限性，表现为：
哈贝马斯认为哲学的反思能力才是它的本质，这主要表现在理论的研究要有规范性基础或者背景关联。“脱离了任何实践生活的关联，并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把握现实结构的纯粹理论，当它试图解释自在之物时必然是虚假的。因为认识活动植根于一种意义关联之中，而这种意义关联只有在生活实践的本质中才能成立。”[1]在他的政治学著作《大学生与政治》、《公共舆论的结构变化》[2]和《理论与实践》中，批判了政治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研究方法：在提出一种理论是，往往不对其规范性背景关联加以说明。[3]他指出，许多社会科学理论完全忽略了这种规范性背景关联。
《大学生与政治》、《公共舆论的结构变化》和《理论与实践》三本著作清晰的表现了哈贝马斯政治与哲学的紧密结合。
一、《大学生与政治》
从《大学生与政治》开始，哈贝马斯逐步完善了一种将哲学与政治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学说。这篇著作立足于1957年对法兰克福的一个被作为样板的学生的经验性调查研究。哈贝马斯编写了其中本文由收集整理关于政治参与概念的理论介绍和关于学生的“政治习惯”及“对社会的想象”的部分。
序言中，哈贝马斯对展现在他眼前的当代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形象做了描述，并着重强调，他的考察遵循的是“批判理论的规范”，特别表现在他对资产阶级先发过间的看法上。本应表达民众意见的议会，越来越丧失了自身功能，与民众的意志愈来愈隔绝，仅仅成了各党派代表聚会的场所，他们接受各个利益集团的指令，对早已作出的决策讨价还价。哈贝马斯指出，现代福利国家模糊了立法与执法之间的界限，即使是司法也不拥有独立的权力。它已经被党派的法官人事政策所严重侵蚀，在民主宪法国家中，通过党派、集团和行政机构的统治，权力分散的宪法思想被遗忘。哈贝马斯的理论旨在建立一种具有规范性指向的社会科学，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或者接近它，仅对它作为传教士的道德说教是毫无意义的，而应通过对现状的分析发现该理想实现的可能性和现实条件。
二、《公众舆论的结构变化》
哈贝马斯与1962年发表了《公众舆论的结构变化》。通过这本著作，它不但找到了批判现代社会的一个突破点，而且找到了合理话语和理性具体的体现在历史文化中的承载着：公众舆论。他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试图通过批判公众舆论来解释宪法国家所呈现出的矛盾现象。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于私人领域的利益冲突无法以私人方式得到解决，而只能诉诸国家的干预。公众舆论成为利益竞争的一个重要场所，彼此冲突的私人团体不得不在其中达成妥协。公众发表批评意见的职能被集团和党派所代替。在政治上，重大的权力行使和权力操作过程直接在私人管理机构、集团、党派和行政体制之间进行，公众在这种权力循环中变得无关紧要，仅仅为了宣传目的而被利用。今天公众舆论仍然应当做一个社会和政治权力行使的合理化形式得到实现，而这种权力行使又必须被置于相互竞争的、在其内部结构、与国家的交往和彼此交往中，建筑在公众舆论基础之上的组织的相互监督下。
由此可以看出，哈贝马斯所说的公众舆论是一种自由自主的政治讨论空间，其中人们通过各种民主的论坛讨论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大问题和重大社会政策、交流思想和观念。公众舆论的目的是通过公共讨论，一方面对政治权利加以监督，另一方面加强政治权利的合法性。通过写作《公众舆论的结构变化》，他找到了建立他的关于现代性的理论的方法，与此相适应，他试验了他的批判理论哲学的概念以及他的新的民主理论。
三、《理论与实践》
1963年，哈贝马斯的第一本论文集《理论与实践》出版。哈贝马斯把这些研究称为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对理论与实践关系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历史性概括。在此书中，哈贝马斯试验着他的非纯粹的“实践—政治哲学”的概念，他试图分析和回答，哲学怎样才能成为政治上可实践的，而且探讨了哲学、政治、理论、实践的辩证关系。可以说，深藏于科学的象牙塔内的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此已经转化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哈贝马斯指出，科学务实自身得以成立的条件，以客观主义态度对待其对象领域，与此相反，哲学始终牢记自己产生的背景，并以本体论态度，将其看做自己理论的前提。批判理论明白它的有效性要求只有在成功的启蒙过程中，即在相关对象的实践话语中才能实现。批判理论摒弃了独白式建构起来的理论的玄学性质，而且看到，迄今为止的哲学已经背离了自己的宗旨，变成了一种纯思辨的玄学。哈贝马斯则认为，政治和道德的分离当然只是一种幻想，因为任何一种理论，即使是客观主义的的理论，也植根于某种社会关联之中。
《理论与实践》系统的从哲学的角度对政治、道德生活、政治与哲学、理论与实践作出解释，尤其是他开始探讨什么是理论、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区别这些问题。[4]揭示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论证了理论批判不能归结为自然科学解析，而哲学和理论解释不能归结为科学解释，鲜明地提出了理性在批判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国政治哲学;宏观理论建构;微观政治主体;述评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对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宏观建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对此,有学者着重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转向。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发现和确定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何种类型应是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1)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关系;(2)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多党合作;(3)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一“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 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其社会类型是“差异性社会”。因此,差异性社会与和谐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向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现实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带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和建构虽然不能说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当然主要指国内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但根据马克思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从学理层面和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无疑可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c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因而社会层级结构分析对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就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得以彰显,而政治起飞应该是中国思考的问题意识。因此,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一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该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发展的政治起飞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回答: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能否发展出第二种可能的政治(哲学)模式?若能,那么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二个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中国的政治起飞如何实现?
三、从宏观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这也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所要面向的问题很多,有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之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宏观政治制度问题为导向到以微观政治主体问题为导向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是,其理论维度从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结”之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等此类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一历史的差异,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一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宏观的制度问题也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该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是存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因此,该论者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指出,尽管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宏观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和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对此,该论者进一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因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微观政治哲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该论者指出,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政治主体研究。
我国着名学者韩庆祥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为人,能力问题很重要。能力原则能培养人的先进性: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是先进的;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以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
四、结束语
摘要：新课改形式下提高高中政治教师驾驭课堂的能力。
关键词：新课程 兴趣环节 生活环节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3-0000-01
高中政治课是一门理论性较抽象的课程。在传统的政治教学中，往往是以教师、教材为中心的简单传授，不知不觉中就把政治课上成抽象的理论课或是大道理堆砌的说教课，课堂显得枯燥空洞，没有生机和活力；学生课堂上不是睡觉，就是讲话，不听课，这就难以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我在高中政治教学的实践和反思中，深深地体会到真正意义上的课堂教学应该是师生的互动学习，是师生的共赢发展。我憧憬着让自身的政治教学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以政治教学的魅力感染和熏陶学生，让师生、生生的交流、互动涌动着灵感，充满着激情，使学生真正得到进步和发展。我在长期的高中政治课堂教学实践中有一些体会和感悟。
一、兴趣环节
兴趣，是指人们积极探究某种事物或进行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和情感状态。兴趣是促进学生学习的兴奋剂，是学生获得知识的巨大内驱力，正如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所说：“一切有效的活动须以某种兴趣作为先决条件。”政治课堂教学实践证明，学生一旦对所学内容产生兴趣，就会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学习效率就会不断提高。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任何一个优秀的教师，他必须是一个善于激起学生对自己课堂兴趣，确立自己课程吸引力的教师。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者应当深刻了解正在成长的人的心灵，只有在自己整个教育生涯中不断地研究学生的心理，加深自己的心理学知识，才能够成为教育工作的真正的能手”。我在上每一节课前，都要用兴趣引导，展开教学，注意把学生的心“抓住”， 使学生觉得教师的讲课“有趣”，学科的内容“有意思”，就会激发起强烈的求知欲。例如：1高二哲学见面课，我首先强调哲学是使人聪明，让人充满智慧的学科，同时哲学又是能指导人们生活得更好的艺术。然后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德国、日本的哲学底蕴进行分析，分析他们的哲学底蕴不同，对待战败的态度也不同。有哲人说过，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代表着本民族的最高思想境界。而德国有许多著名的哲学家，一直致力于哲学思想的宣传和教育，形成了日尔曼民族哲学思想的大氛围、大气候，这就能够使德国总理可以直面史实，实事求是地承认错误，跪地求饶，祈求宽恕；而日本哲学思想匮乏，主要信仰神道教，某些首相就敢违背史实，屡屡参拜靖国神社，伤害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2我了解同学们都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改编的一些电视剧，于是就把小说中一些人物，比如：黄容、郭靖、梅超风、杨过、小龙女、张无忌等的人生境遇，用哲学思想进行了分析，课堂上象炸开了锅，生生间互动交流，一下就把学生的兴趣给“吊”起来，使学生对《生活与哲学》课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二、生活环节
政治课堂教学应“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理论逻辑和生活逻辑有机结合。”它强调教学内容要来源于生活，并回归到生活中去，进行有意义的思考和学习。以生活主题为基础统筹教学内容，积极体现和反映时代特征，通过情景导入、情景分析和情景回归这样三块内容，把知识和生活捆绑在一起呈现出来。新教材这一特点呼唤生活化的政治课堂，让政治课堂回归生活。就政治学科高考命题形式来看，就是用时政情景立意来考察考生的相关能力。这要求我们的政治教育教学必须从传统课堂和书本中走出来，去关注社会生活，从生活现象入手引导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不仅使书本知识变活，而且使师生视野开阔，使学生明确学习的目的和意义。例如：1我在上《经济生活》时，用身边的生活现象和所学知识联系，例如让学生用所学知识：价格由价值决定，受供求关系影响，去分析现在市场上房价高的原因，真真从生活中挖掘知识内涵。2我在上《生活与哲学》事物发展的状态（量变、质变时），让学生思考自己的英语为何差的原因，就机械地背单词而单词，英语学习离开了生活，就没有了发展的平台，然后上升到哲学原理进行分析，是因为量的积累没有达到一定程度，还停留在今天背明天忘，没有生活链接的恶性循环中，因而没有突破质变，没有发展，所以英语学是望“洋”兴叹。
以上，就是我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环节的一些拙见。总之，在今后政治课堂教育教学实践中，还应不断总结、反思、提高，真真贯彻新课程的核心理念是：“以生为本”，注重政治教学中应关注的环节，使每个学生都得到进步与发展。
一、法家：作为一种国家管理哲学
先秦诸子中，法家一开始就是以一种国家管理哲学的面目出现的。晚周之封建天下，本为不完全之统一，而儒墨道法四家中，墨道法三家皆以“天下”为其主旨，只有法家学说服务于诸侯列国，以诸侯列国“富国强兵”为其宗旨，因此在其学术基础上迥然区分于其他三家。萧公权[6]指出，由封建天下转为专制天下之过渡时期，政治思想之可能态度，不外三种：（1）对将逝之旧制度表示留恋，而图有以维持或恢复之；（2）承认现状，或有意无意中迎合未来之新趋势而为之张目；（3）对于一切新旧之制度均感厌恶，而偏重于个人之自足与自适。就大体而言之，儒墨二家同属第一类，法家诸子属第二类，道家及老庄属于第三类。战国时期的最大特点为君权扩张，七国之君以地广势强，多僭称王号，其尤能振作发奋者则国愈盛而君愈威。法家旗帜鲜明地以“富国强兵”为其唯一目的而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先秦儒墨道法四家中，儒墨道强调权力的合法性，是典型的政治哲学，而法家则强调结果的有效性，属于典型的国家管理哲学。在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作为国家管理哲学代表的法家学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下，儒墨道根本无法与法家相提并论。
二、法家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
法家学说是典型的国家管理哲学，但并不意味着法家没有政治哲学的内容。相反，为支撑起其国家治理的基本理论，法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西方的先验主义政治哲学以人的自由、人的自主性为其出发点，或者以抽象的“人类理性”为其基础，构建了一套权利与权力相互制约的国家治理规范。在中国的古代思想中，儒家是以抽象的“仁”的概念，道家以抽象的“道”，墨家以先验的“兼爱”为原则。基于上述理念，儒家勉强形成了礼乐道统的国家治理原则，然而这一套原则是否有效，则不是儒家所着重考虑的内容。举例而言，在西方先验主义政治哲学看来，当政府剥夺民众的应得权利时，民众可以政府，而相似的内容在儒家则不了了之。与儒家相比，道家与墨家则根本无法拿出一个基本可行的国家治理框架。反观法家学说，在其现实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完备的国家治理框架。法家政治哲学的出发点是其现实主义的人性认识，法家反对抽象的所谓“仁”以及无谓的“善恶之辨”。韩非子说“：人莫不欲富贵全寿，而未有能免于贫贱死夭之祸也，心欲富贵全寿，而今贫贱死夭，是不能至于其所欲至也。”（《韩非子·解老》）“富贵全寿”是所有人都想要得到而害怕失去的，而现实生活中又经常失去，这是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矛盾。在物质资料比较缺乏的年代，如果没有恰当的管理措施满足大多人的基本需要，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列国纷争，生产力发展有限的情况下，法家的这种人性认识显然是非常合理的。从这一认识出发，韩非进一步指出了人们行动的利益导向[7]：“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畴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羮且美，钱布且易云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简言之，法家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是以利益为基础的。
三、法家的“势”、“术”、“法”
如上所述，法家提出了以现实主义人性认识为基础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需要注意的是，法家虽然提出了上述完整的政治哲学体系，但其目的并不在于此。法家的根本目的是以上述实用主义政治哲学为基础提出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管理原则，这就是作为法家思想核心的“势”“、术”“、法”。由于在法家看来，所有权利和权力的分配都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因此，国家必须要调和各种利益分歧并使得有关各方采取能够使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联合行动，它要求国家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必须树立权威，这就是国家治理中的“势”。在相同的意义上，现代国家治理涉及多个利益主体，而“法”就成为“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准则”。法家深刻地认识到统治国家不能只依靠君主个人，国家治理还必须依靠一个廉洁、高效的官吏阶层，这个官吏阶层由于自身握有巨大的权力，君臣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因此对于官吏的考察、任用便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而在法家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便是“术”[8]。
四、新新法家：法家思想在当代的治理实践
法家思想是以实用主义政治哲学为基础的国家管理思想，或者说，法家的国家治理是一套以效果和效率为目的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法家的目的是“富国强兵”，而其基础是“利益人”的现实主义人性认识和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在先秦诸子中，只有法家开创了管理哲学与政治哲学并重的国家治理实践，因此，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法家在晚周、先秦时代都获得巨大成功。自秦速亡后，后世对法家思想讳莫如深，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治理国家的目的性与系统性方面，先秦诸子无出其右者[7]。秦后汉初，董仲舒作《天人三策》，对战国以来的古今治乱之道和天人关系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杂糅法家及阴阳五行的观点。这种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学其“外儒内法”的实质在此后的两千年间，为历代王朝所重视。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来看，最早一批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美等国的国家治理是以自由民主的政治哲学为先导，而后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日、俄一概以“富国强兵”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为其国家治理的根本。无独有偶，在德日俄等国崛起的同时，中国也出现了“新法家”思想，新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陈启天、常燕生等人。常燕生[9]说“，中国固有的文化中，过去对整个民族和国家贡献最大，现正切于中国的需要，将来可以给国家发展以具体方向的，只有法家主义思想。”但是，陈启天心目中的国家，就是国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制定法律来统治人民[10]，在这一点上，陈启天没有继承法家政治哲学的精髓，陈启天忽略了“利益”才是法家思想的枢纽。在先秦时代的生产力条件下，君主制相对于封建制具有合理性，国家与君主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合理的，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国家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应该受到民权的制约。因此，法家的“势”不再来源于君权神授，而来自于民主基础上的统治合法性；法家的“法”并非是一种绝对强制，而是调整利益关系的手段；法家的“术”不是一种尔虞我诈的权力游戏，而应理解为一种灵活的政府管理手段[8]。上述对法家思想的批判性继承，正是“新新法家”的主要思想，经过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之后的新新法家是中国现阶段国家治理哲学最宝贵的本土理念，它对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实践有着强烈的启示。
作者：吕力 陆文瑜 单位：武汉工程大学
关键词：抗战时期 云南高等教育 教育哲学观 互动 转向
因研究查阅资料之故，有幸拜读了学者任祥2012年出版于商务印书馆的《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的流变与绵延》一书，作者选取云南这一特定区域，基于抗战日战争这一时代背景，通过战前、战时、战后三个时间维度，运用多种研究分析方法，在教育思想、制度、实践等方面通过内迁高校与云南省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作用，对当时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行深入剖析。其中有很多与我国高等教育哲学实践转向论述不谋而合的观点，引发了我们的诸多思考。
1 高等教育理念层缺失适宜的哲学体系
“每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他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在西方几百年的大学发展史上，有两种独立或交替支撑其发展的哲学观，一是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即知识本身即为目的；另一种是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即教育为国家服务。与西方高等教育发展轨迹不同，如果我们把成年人研习和传承高深学问的地方称之为“大学”，那么中国大学的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但就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而言，在我国也不过是近百年来的事，属典型的近代社会的“舶来品”。以后，“西学东渐”和近代工业兴起促使了我国近代教育文化事业的产生发展，以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为肇始，我国高等教育移植西方传承千年的大学组织模式和运行体系实施本土化的内生发展。这种外发内生型的高等教育演进，直接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缺乏适宜的哲学体系支撑，一方面表现为高等教育的“起伏发展”和“无序变革”，另一方面则是高等教育哲学研究及实践的相对缺失。
2 高校内迁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观的凸显
从京师大学堂成立不到4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公立大学、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在华夏大地形成相当规模。然1937年的战火纷扰，使大批高校不得不迁移至后方办学。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的流变与绵延，其实质在于时期云南高等教育在同云南经济、社会、文化的互动中，存续运营并带动云南本土文教事业的发展。战争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之所以有战时高校与云南本土文明的互动，关键就在于战时联大等一批高校长途跋涉的内迁，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法大学、华中武昌大学等内迁高校之所以选址云南，既与战时中、东部地区不断变化的战局形势相关，也与当局对“战时教育需做平时看”思想的坚持和倡导密不可分。与这种思想相印证的正是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它强调教育除增进个人智识发展外，还负有为国家服务的使命担当，其核心要义就在于保存民族文化之血脉，实质上就是保存国家建设的智力根脉。也正是如此，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各高等院校的办学规模非但没有缩减，反而在学生人数与专业上有所增加，办学实力也大幅提升，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虽历经战火，但涅槃重生，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为国家培贤育才，为促进战争胜利和当地经济文化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3 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内迁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哲学观转向的典型
就历史而言，从西汉时期最早的太学、国子监开始，教育在我国被限定于“开启民智”的认识论思想范畴之内，长期被认定为 “上施下效，养子以为善”的社会活动，在较大层面上倾向于追求受教育者的文化自觉与心智圆满，教育与国家事业在一定程度上被政治论的哲学观导入剥离局面。这一情形在后续的历史发展中一再延续，及至隋唐，“学而优则仕”这一鼓励读书人做官、为国效力的科举制度诞生，首次完成了我国高等教育从认识论到政治论的微弱转向。自此以后，以认识论为主导，兼附零星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在我国封建王朝历史上长期传续。
社会历史的变迁轨迹一再表明，社会的大变革、大转型往往孕育着文化思想的大发展、大繁荣。从夏商到民国，中华民族虽历经上千年的历史跌宕，但从未有过如同1937年以来的民族危机。因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多只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独有情怀，并未成为中国文教事业的哲学支撑和价值导向。然而，“”所引发的急剧社会变革，带给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刻的民族危机。“建国君民，教育为先”，在高等教育存废问题上，深层的哲学思考成为时不我待的政治议题。“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作为一种与时代议题所契合的哲学观被正式提出来并被付诸实践。首当其冲便是国家意志所主导的高等学校内迁，故而有了西南联大的组建、华中武昌大学、中法大学等一批高校的迁滇；其次便是民众层面上对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关注与支持。贷学金制度、奖学金制度、社会捐资助学等举措均在这一时期得以勃兴，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明显加深。作者任祥在书中辟专章论述“内迁高校对云南经济社会的改造”，明确提出“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流变与绵延的历史，其实质上就是一部内迁高校与云南本土文明的互动史”的观点，并着力就内迁高校对云南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改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全面佐证了教育除增进个人智识之外，还有着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哲学思考。
4 高校内迁驱动“政治论+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在云南发展
教育实践是教育哲学在人类主观能动性上的体现。在政治论哲学的指引下，以战时高校内迁这一“战时教育需做平时看”的实践为肇始，中国高等教育的目标、模式被重新审视、修正和确立，西南联大全面融入国家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华中武昌大学在云南边陲的大理首开少数民族学生招生政策倾斜之先河。这一时期，高等教育与社会事业的深度融合、与国家事业的高度统一，各种先修班、师资养成所、培训班在云南全面开花，文教空气空前清新，落后观念变革加快，民主风气和诉求传播加速，经济和社会被改造力度加大。毋庸置疑，云南的高等教育在此时期内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抗战胜利后，内迁高校复员北返，为延续云南本土教育的发展，答谢云南在战时高等教育与本土互动中的支持与贡献，既有成建制的诸如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留驻云南，也有诸如杨武之、罗庸等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在战后云南的高等教育发展中献智献力。这一切又使得云南的高等教育在战后既呈现出本土的自主发展，又有了外生延展的力量，一种全新的，以政治论为主导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全面移入具体的教育实践，我国高等教育在理念层面上逐步步入与西方国家相似的运行轨迹，“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与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并驾齐驱，甚至压倒了认识论的哲学”。
5 结语
《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的流变与绵延》不但为我们呈现了战火连绵的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的变迁与发展趋势，更展现了教育在特殊历史时期价值取向与使命的选择以及对国家政治、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今天，社会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思考和认识亦日趋成熟，在认识论、政治论、实用论、工具论等多元哲学的交融下，教育兼具自然和双重属性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广泛纳入高等教育实践。诚如作者任祥所言：“在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多元交互中，人们各取所需，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1]约翰.S.布鲁贝克（著），王承旭，郑继伟等（译）.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13.
［关键词］高校;哲学;教育;创新
对无数的工人运动进行指导，并且在运动实践中不断完善优化。哲学将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方法论传授给人们，指导人们辩证地看待问题，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如今社会经济发展，时代进步，一些人认为的知识已经被耗尽，其方法论与世界观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不能将遇到的问题进行解决。其实哲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先进性，并且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吸收人类优秀的成果，不断丰富与发展。高校作为哲学教育的重要阵地，也应积极发展与创新。
一、高校哲学教育创新遵循的原则
(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理论体系作为重要的思想武器在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理论性比较强，但是并不是封闭的理论，它与时展相适应，并不断创新完善。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在我国的实践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我国高校哲学教育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善于捕捉社会特点，对社会热点以及焦点问题进行研究，满足时展需要。同时注重哲学教育的创新，哲学教育内容以及研究的创新等。哲学教育中，不仅要在课堂上学习理论知识，还需要在实践中践行，以社会发展作为依据，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对理论进行深化，提高高校哲学教育的实效性。
(二)逻辑与历史相结合
在哲学教育中，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重要的原则。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最早是黑格尔提出的，后来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其改造，使其发展成为作为科学的方法以及原理。在看来，历史其实就是客观事物的发展历史，涉及人类的认识史，逻辑是主观性的东西，历史是客观的，逻辑以历史作为基础和依据。逻辑是主观的，能够将历史反映出来。哲学教育中，分析事物的逻辑时要全面考察事物的历史过程，将连贯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和参考，通过逻辑分析事物，考察事物的历史过程，在历史考察的始终都有逻辑分析的影子。
(三)真理与价值性相统一
哲学将科学理论作为基础，阐述分析社会政治以及权力体系，解释其合法性。渗透、宣传执政党，使其覆盖全社会，通过价值准则以及行为规范引导社会公众达成共识，促进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能够顺利运行。哲学教学工作需要从多个角度对理论的真理性进行分析，让大学生对进行认同，将其作为人生实践的重要指导。并让学生认识到，当前西方意识形态逐渐渗透，各种意识形态相互充斥，受到了极大地挑战，因此必须要积极创新的教育模式，避免大学生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在大学生的成长发展中充分发挥的作用。
二、哲学教育的现状
首先是教育体制的问题。哲学教育中，将教材当成现成的理论以及标准进行教学，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偏离，过分注重教学内容的理论性，忽视学生对知识的接受能力。教师在教学时照本宣科，学生对哲学的内容死记硬背，并且考试中过分注重分数，很多学生都是平常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哲学教育的目标以及效果无法真正实现。其次，教师队伍的素质水平也有待提升。当前经济发展逐渐全球化，政治理念、社会制度以及文化等都存在差异，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高校的一些哲学教师对哲学内容把握不到位，相关领域常识的运用不到位。合格的哲学教师有深厚的理论知识沉淀，不仅知晓哲学知识，还对相关交叉学科的知识有掌握，比如美学、伦理学、宗教学等。知识讲解时涵盖很多方面，利用哲学对现实情况进行分析与研究。最后，教育价值定位的问题。如今高校哲学教育过分注重分数，忽视哲学教育中的人文关怀与素质教育，人文素质教育与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相分离，重视人的社会价值的实现，但是忽视学生人格的形成。哲学教育与其他社会学科教育不同，需要将其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强化人文精神，对知识进行内化与感知。对哲学教育进行改革创新，对于学生理想信念的确立以及素质水平提升是极为有利的。
三、高校哲学教育创新策略
(一)优化教育理念，提高教育实效性
高校的哲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与思维能力，创新型人才对于国家教育以及民族兴亡有着密切的关系，高校哲学教育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进一步创新高校哲学教育，使其与人的个体需要相适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好地适应社会以及时展需要。高校哲学教育创新要积极引导个体需要，注重个体需求的引导，将哲学教育与大学生的工作、生活以及就业相结合，强化大学生的能力，使其发展成创新型人才。高校哲学教育要注重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因材施教，结合学生个性特点控制教学的广度以及深度，使所有学生都能够实现全面的进步。加强哲学教育内容的创新，强化学生的创新以及思辨能力。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教学内容，认真分析前沿观点，提高学生对哲学知识学习的兴趣，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对学生个体评价，结合教学实际以及学生实际调整教学内容，提高哲学教育的实效性。
(二)价值多元化的教育创新，顺利实现教育目标
提高哲学教育创新的实践性，将实践放在认识的首要位置上，哲学需要投入到实践中，对实践进行指导，使其更好地改造世界。如今价值多元化，哲学也需要满足时展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实践，在高校哲学教育创新的全过程中渗透实践，人才培养需要满足实际需要，打破传统教育束缚，努力解决新问题。坚持的哲学政治立场，坚持无产阶级以及人民群众的阶级立场，多元化的价值使人们受到了冲击，社会思潮不断变化，必须要坚定哲学的政治立场。此外还需要做到以人为本，哲学的研究需要将回归到人的世界中，注重人的生存、发展，哲学教育创新是将实践作为形式创造自身价值的人，转变单一的功能定位，引导学生形成好的政治立场，使人形成健康的人格。
(三)创新哲学教育体系，规范考核模式
高校的哲学教育需要积极借鉴西方国家的哲学教学经验，建立有序的课程体系，分为初级、中级以及高级等。学生自主选择想要学习的课程内容，教材也需要依据教学体系对等级进行划分，提高其代表性、准确性，选择合适的专业教材，并形成与专业教材相配套的辅助教材，让学生对教材中的理论知识更好的理解。同时规范哲学教学考核方式，积极创新，转变传统的只重视知识以及分数的考核形式，这与高校哲学创新是相违背的。因此必须要创新考核方式，依据教学体系对教学等级的考核方式进行划分，初级课程学生可以通过谈论、问答等方式进行考核，实现互动考核。中级课程的学生，可以通过讨论、评价以及综述等对哲学原著学习情况进行分享，共同探讨存在问题的地方。高级课程的高年级学生，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哲学研究能力，考核这些学生时可以增加理论与实践的内容，通过论文或演讲的形式考核。
(四)使用多元化教学模式，实现教育现代化
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的教学模式限制了学生创新意识的提升，高校哲学教育需要转变单一的教学模式，采用多元化的小学方式。可以进行互动教学，教师与学生对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并引导学生使用理论知识理解问题，缩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让学生更好地分析处理问题。还可以利用社会实践模式进行教学。理论知识是哲学教育的基础和前提，在高校哲学教育需要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检验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通过社会实践教学更好的理解基础知识以及理念，强化其思维能力。社会不断发展，哲学教育的手段也应做到与时展相适应，使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已经成为当前高校哲学教育的重要方法，有助于教学效率的提升。多媒体教学能够将枯燥的教学模式生动化、直观化，结合教学内容以及目标使用合适的教学模式，多媒体教学方式能够使高校哲学教育的方式进行创新，满足时代需要。使用多媒体教学为学生创设好的情境，给学生身临其境之感，实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四、结束语
哲学教育是一种创新性的教育，高校哲学教育需要提高重视程度，哲学是一门公共必修课，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哲学教育的理念以及方式等还是存在不足的，导致教学比较教条，哲学教育也很难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必须要明确哲学教育创新的原则，采取有效的措施，创新教育内容以及形式，实现教育理念以及目标的优化，顺利实现哲学教育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康安娜．刍议如何在高校哲学教学中渗透美学教育［J］．中国校外教育，2016(8):80－81．
论文摘要:哲学课作为“两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整个课程体系的理论墓劝，其地位至美重要.本文就如何提高哲学教学的实效性这一主题，从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哲学教学的定位问题、哲学教师的地位与作为的关系问题，哲学教学的内容、方法的改革问题进行了思考.
“两课.教学如何走出困境，真正发挥“两课”的作用，使它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背景下既有地位又有作为，无疑是每个从事“两课，教学的教师乃至高校党委领导必须高度重视且认真对待的间题.本文试对哲学课教学改革进行一些思考。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是整个课程体系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强哲学教学的实效性对于整个理论教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提高哲学教学的有效性从根本上说是个认识和实践的问题。就认识而言。主要有两方面:
首先是哲学教学的定位问题。哲学学科的性质是教学定位的内在根据。从哲学的本性看，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人类思维的最高形式来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古希腊一些哲人就把哲学定义为“智慧之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中国的先哲说，作为“爱智，的哲学就是“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因此哲学不同于一般的知识陈述，而是要启发人的思维。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哲学思维代表民族发展成熟的程度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没有辩证思维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对于个人而言，哲学水平体现着人的素质，境界和思维能力，大凡有成就，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无不具有很高的哲学思维水平。爱因斯坦曾对人说:“与其说我是物理学家，侧不如说我是哲学家’.既然哲学是一种智慧，能够塑造人的整体思维素质.因此哲学教育应当成为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着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从哲学的功能看.主要表现为教育和应用.以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人是哲学教育功能最本质的特征.只有在正确的哲学理念指导下，人们才有可能从本质而不是现象上形成对自然、社会、人生等诸多复杂问题的正确认识，进而树立起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理想，并内化为信念.当它最终凝聚成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时，哲学教育也就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以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实践是哲学应用功能的显著特征.真正的哲学既不是教条式的理论说教，也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而是一种教给人们如何面对现实世界去思索、批判和创新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栓脸疑团.如果我们的哲学教学能在这样的层面上展开与学生的对话、交流，让他们经受哲学思维的训练，无疑既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又能增长其悟性和创新意识。
在哲学教学定位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的认识问题就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二者作为不同的学科各有其特定的性质和功能。哲学在人的整体思维素质的训练中，注重人的创新精神的培养，而创新正是拼证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的体现.新世纪社会需要的首先是一种具有很强创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拥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大t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国家才有强大的竞争力，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有26次提到创新，教育部在《21世纪教育行动目标》中明确地把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力作为教育行动目标.就此而言，哲学的教育功能起到了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哲学的目标指向不同，政治是出于维护阶级利益、阶级关系而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显然二者分属于不同的层次。因此简单地把哲学与政治、哲学课与政怡课等同起来，必然会影响哲学教学的效果，甚至在某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会严重破坏哲学的声誉.当然消除把哲学课与政课简单等同起来的认识和傲法，并不是要完全否认二者的有机联系.事实上在哲学为政治理论思想形成和实施政治行为提供指导作用的同时，政治也会以自身的方式影响着哲学.
哲学的本质和功能表明，在哲学教学中我们需要让学生掌握的，应该是作为智惫的哲学，而不是一些抽象的关于哲学的名词和术语的堆砌;需要培养学生的，应该是哲学的思维能力，一种批判的、富有创造力的创新精神，而不是仅仅作为政治的淦释或教条化的说教。这就是对哲学教学的定位，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探索哲学教学的手段、方法和途径才可能是有成效的.
其次是哲学课教师对自身的地位与作为的正确认识。哲学课教师担负着与其他教师同等重要甚至更艰巨的教育任务，理应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事实上存在着对‘两课’的不重视和‘两课’教师地位不高的状况.究其原因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从客观上说，一是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直接的经济效益，偏重实务应用而轻视作为“形而上.的哲学.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其地位与哲学形成的鲜明反差;二是传统的哲学理论本身的问题，由于它与现实社会发展的某些不相适应，因而有时还不能为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三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使它在一定程度、范围上成为政治让释的工具.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哲学的声誉，也必然影响到哲学教学的地位。从主观上说，一是教学本身缺乏针对性，由于理论失去现实的支撑变成空洞乏力的说教.事实上只有不断的追踪社会发展的轨迹，才能使教学内容具有时代的气息，具有生命力;二是教育者本身缺乏信心.外部环境的影响使越来越多的教师“转轨.，选择更有“前途.的职业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师资队伍的不稳定对哲学教学无疑是雪上加霜.
笔者认为“地位’与“作为.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提高“地位”关键在内因，在于教师主体性的觉醒，在于对自己所选择事业的追求与执着.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哲学教师就无法摆脱‘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有所作为才能东得自己的地位。因而我们需要在两块阵地上充分发挥作用:一是教学阵地，调整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努力体现哲学的本质特征和功能，使它具有特色，特点，从而增强哲学课的吸引力;二是学术阵地，通过学术研究将成果引人教学之中，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最需要重视和最需要化功夫的.只要我们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自信心，坚持改革与探索，坚持对现实社会诸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思考，通过自己的作为改变哲学教学的现状，我们的努力首先会得到学生的承认，进而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时也就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由此可见，对于哲学教师本身而言，·作为’是“地位’的前提条件，“地位’是“作为’的必然结果.当然，从外部环境看，‘两课’教师同样需要得到学术乃至全社会、学术界的支持和关心，这种关心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口头、形式上，而应名实相符.
提高哲学课的有效性更是一个实践问题.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如何使哲学教学植根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的现实之中，如何引导学生用辩证的思维反思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和人生，如何训练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和创新精神，这是一个重大实践性课题，需要在哲学教学改革中深人探索。
首先是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和探索.一是注重哲学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知识结构的更新.从现状看，哲学教材相对滞后.改革开放2f?多年来，哲学界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但这些成果主要是以专著和论文的形式存在，而将它们引人哲学教科书和哲学教学的程度和层次则非常有限，再加上教师个体之间的学术水准和教学能力差异，又有所不同.这些情况必然制约哲学教学.重视哲学教科书及教学内容的更新，重视教师知识结构调整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摘好哲学教学的重要基础.
二是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理论的魅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实践，来源于实践.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纵观哲学发展史，任何哲学理论的发展都得益于社会实践的变革，哲学也同样如此.因此我们教给学生的不应该仅仅是一些原理，而应该是方法;还要回到现实社会，用唯物辩证方法对现实社会问翅进行分析，用理性来思考和探究事件的本质，在批判中建立新的认识.这样。理论就不会是抽象的教条，而具有实际的内容;对实际间翅的认识也不是就攀论事，而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教学中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可以采取专尼化亦即‘问理化翔的形式教学，这些间翅包括学生的思想实际和杜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间翅.这种教学可以改变传统的按章。节、目服本宜科式的教学方法。克服教学中普遭存在的“脱节’现象。增强现实感和针对性.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内容是很多的:，如联系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城市职工分流下岗的间瓜以及社会贫富差距问胭等;联系精神文明建设，妙及经济伦理道裕、精神生产力可持续发展间翅等;联系政治体韶改革，涉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脸教训，还有中国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法制不健全带来的各种“设租’。‘寻租”现象，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特权导致的两极分化等:联系哲学的发展，涉及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如何进一步实现哲学本土化、中国化等.对上述学生感兴趣的热点间翅分析得透彻，且有理有据，必然会产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三是合理安排教学的总学时.对哲学授课学时的安排。既要突出哲学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又要体现其与现实结合的时代性.我们尝试着用总学时的70%作为哲学墓本原理的理论教学，30%的学时用于专皿化教学.在进行理论教学时。既要避免与中学政治课教学的重复性，又要适应大学生以后多加研究生人学考试的摇要，对现行的教材进行恰当处理。在进行专瓜化教学时，注惫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让学生认识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让学生将哲学智慧运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以理性认识人生的目的和惫义，以理性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让学生认识全球化的世界。中国改革与发雇的本质以及自身的地位与贵任等.
其次是对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和探索.考核是整个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规的考核方式主要是笔试，其中包括大的死记硬背的成份.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考核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思维能动性、创造性，是使教学过程始终处于被动状态的重要因素.因此对考核方式进行积极的改革探索，既是教学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欢质教育的应有之义.在实践中我们采取了小组论文和小组答辩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具体过程为:教师设计论翅。学生以4--5人为一组选择论题;小组成员枪索资料;通过小组集体讨论拟出论文提纲;教师逐一听取每个小组的代表对论文所作的思考并进行交流;形成近5000字的论文，并注明所引用的参考资料、文献‘小组论文答辩;综合小组成员的课堂表现、论文写作态度、论文的质里和答辨的情况给出成绩;选择优秀论文由学生自行排版设计成册.
在《修辞学》卷一第二章开头（1355b26），亚里士多德给出了修辞术的临时性定义：“姑且认为修辞术是就每一种情形而发现（theorēsai）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亚里士多德的行文客观而冷静，力求科学地分析修辞术的实质。“就每一种情形”表明修辞术是普遍的，不限于任何特定的主题。“可行的说服方式”（to endechomenon pithanon）指内在地和潜在地可能令人信服、可被人承认的东西，修辞术就是发现这种东西的能力，并将其发表或演说出来。修辞术的演说有三个要素：演说者、演说主题和演说对象（听众）。据此，亚里士多德把修辞术分为三种（genē，1358a36-b6）：议事的（sumbouleutikon）、诉讼的（dikainikon）和炫示的（epideiktikon）。议事修辞术是指在公民大会或元老院上的演说，主题一般涉及城邦未来的公共事务，比如立法、战争、赋税等等。诉讼修辞术是在法庭上就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演说，或是控告或是辩护。炫示修辞术是面对一般城邦民的表演性演说，没有特定的主题，意在颂扬或谴责某人或某事。
修辞术的关键是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亦即亚里士多德称之为说服论证（pistis）的东西。说服论证可分为技术的说服论证与非技术的说服论证。非技术的说服论证是指不由演说者提供而预先存在的说服论证，如证人、拷问奴隶得来的证词、契约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现成地运用的东西，一般可以理解为外在的各种证据。技术的说服论证是指演说者凭靠方法和努力而达成的说服论证，有待演说者发现或觅出（heurein）。凭靠言辞（dia tou logou）而产生的说服论证属于技术范围的说服论证，有三种形式：
有些[说服论证]在于演说者的品格（en tō ēthei tou legontos）；有些则在于以某种方式调动听者（en tō ton akroatēn diatheinai pōs）；有些则在于推理本身（en autō tō logō），通过展示或表象的展示。（1356a1-3）
亚里士多德分别解释了三种形式的说服论证（1356a4-20）：第一种凭靠演说者的品格或性情（ethos）而使听众觉得演说可信；第二种在于通过引发听者的激情或情感（pathos）而使听众信服；第三种通过推理（logos）本身来说服听众，亦即直接以推理的形式向听众指明和展示真实或表象（alēthes ē phainomenon deixōmen）。出于方便，这三种说服论证的形式可以概括为：品格-情感-推理（ethos-pathos-logos）的说服方式。既然说服论证凭靠这些方式产生，那么，修辞家要想掌握这些形式，就要研究人的各种品格和各种情感，以及各种推理形式。这三者分别涉及两门相应的科学：品格和情感属于伦理学的对象。推理属于辩证术的范围。因此，亚里士多德说：
修辞术就像是辩证术和伦理研究的分支，而伦理学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政治学；修辞术也装扮成政治学的样子，有如那些宣称掌握了修辞术的人，要么出于缺乏教育，要么出于自夸，要么出于人的其他弱点。（1356a25-30）
修辞术何以像是辩证术的分支？在上述三种说服方式当中，最重要的是第三种，即通过推理论证来说服人。推理是指广义的三段论推理或逻辑推理，其中包括修辞推理（enthumēma）和证明式推理（apodeixis）。证明式推理是一种必然性推理，只要前提为真，其结论也就必然为真，例如，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公式定理等；修辞推理则是一种或然性推理，其结论得出类似真实和可能为真的东西。修辞推理是修辞术说服论证的主体。辩证术研究包括修辞推理和证明式推理在内的所有三段论推理（1355a10），因此，修辞术显得是辩证术的分支。另一方面，伦理学研究人的德性，德性出于人的活动或行为实践，而品格（性情）和情感（激情）正是影响人的活动或行为实践的重要因素。修辞术由于需要掌握各种品格和情感，所以也就像是伦理学的分支。伦理学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政治学，因为在亚里士多德对知识的划分当中，伦理学与政治学是一体的，两者都是研究人的行为实践方面的知识，《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结尾正好是《政治学》的开头。
不过，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说有人把修辞术当成辩证术，而只是说“修辞术装扮成（hupoduetai）政治学的样子”。hupoduetai有“穿进（外袍）里面”，“从底下溜进去、潜入”，“把脸放到面具下面、扮演”等意思；这个词含有戏谑或民主谐剧的味道，表明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修辞术就是政治学或政治术，但有些人把两者等同起来——那些宣称掌握了修辞术的人。这些人是谁？很可能就是亚里士多德所批评的坊间修辞术编撰者，包括某些智术师。1这号人自以为懂得修辞术，其实只不过貌似掌握了修辞术而已，他们的不足之处有三点，恰好对应于三种形式的说服论证：“缺乏教育”是指这号人不懂得修辞推理的实质；“自夸”表明这号人品格不好；“出于人的其他弱点”可能指这号人的其他弱点，更可能是针对听众而言，因为听众容易受各种情感支配，正好被善于激感的修辞家或智术师利用。
与上面这段引文对应的是卷一第四章里面的一段话：
因而此前所说的恰好是真的：修辞术结合了分析科学（tēs analutikēs epistēmēs）和关涉伦理方面的政治学（tēs peri ta ēthē politikēs），它一方面像辩证[的推理]，另一方面像智术的推理（tois sophistikois logois）。（1359b8-10）
“此前所说的”就是指前面刚分析过的引文；“分析科学”确切而言是指具有必然性的推理科学，但这里是指广义的逻辑推理科学，包括修辞推理与证明式推理，甚至包括智术或诡辩术推理；“关涉伦理方面的政治学”是指包括伦理学在内的政治学。因此，修辞术是分析科学与政治学的结合。就其具有分析科学的成分而言，修辞术“一方面像辩证的推理，另一方面像智术的推理”——亦即既像辩证术又像智术。为什么？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修辞推理、证明式推理与智术式推理都有可能为修辞家所用。亚里士多德接着说：
但是，某种人越是设法不把辩证术或修辞术（ē tēn dialektikēn ē tautēn）仅仅当作某种能力（dunameis），而是当作科学（epistēmas），这种人就无意中越是改变和模糊了它们的性质，把它们改造成某种基于行为实践（pragmatōn）而不是仅仅基于言辞推理（logōn）的科学。尽管如此，让我们现在提及一下值得讨论的东西，但全面的考察要留给政治科学。（1359b11-18）
什么人不把辩证术或修辞术看作某种能力，而是当成知识或科学（epistēmas为复数）？当成什么知识或科学？第二个问题可以先回答：当成处理人的行为实践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理由有三。首先，前文说过，修辞术“关涉伦理方面的政治学”；其次，这里说修辞术与辩证术被改造成涉及行为实践的（pragmatōn）科学，而研究行为实践的科学就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第三，根据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所谓“全面的考察”就是对行为实践的全面考察，此即政治科学的任务。那么，什么人把修辞术和辩证术当成伦理学和政治学？按照上文的分析，这种人应该就是雅典的一干修辞术教师和演说名嘴等，但亚里士多德心里考虑得更多的应该是区别于一般修辞家的智术师，因为正是智术师宣称可以传授德性和教人政治技艺。然而，亚里士多德似乎也不认为修辞术仅仅涉及言辞推理，而是的确涉及政治上的重大主题，因此，他仍然要“提及一下值得讨论的东西”，讨论议事修辞术应如何处理五方面最重要的政治议题。
概言之，修辞术一只脚踏在辩证术的领域，另一只脚踏在政治的领域。修辞术的这种含糊地位意义何在？
修辞术与政治事物相关，修辞术的功能在于“处理那些我们计议但又缺乏技艺的事物”（1357a1）。“计议”的原文是bouleuometha，意为就某事而“审度、商讨、商议”，与sumbouleutikon（议事的修辞术）词源相同。只能计议的事物属于政治的领域，这个领域缺乏相应的技艺。政治的领域亦即实践的领域，实践的领域不是技艺的对象。技艺与制作相关，实践不同于制作，“实践理性的品质不同于制作理性的品质”。实践也不是科学（指纯理方面的知识）的对象，科学并不处理行动，科学处理的对象是由于必然性而存在的东西，是依照法则和规律而变化的东西，而实践属于难以预料的可变领域，“并不包含什么确定不变的东西”。指引实践的东西并非科学与技艺，而是明智或审慎（phronēsis），或曰实践智慧。实践智慧关注“对于一种好生活总体上有益”的善，从而指引人应该如何选择和行动。（参《尼各马可伦理学》1140a3、1139b21、1104a5、1140a19）最高形式的实践智慧高于只关注个人之善的实践智慧，因为最高形式的实践智慧关注整个政治共同体的福祉。实践智慧最突出地体现在伟大治邦者或政治家身上，这种人对伦理和政治有着比一般人更高的理解和更广阔的视野。实践智慧因此也可以理解为政治智慧或政治技艺，但绝非制作意义上的技艺。[在《普罗塔戈拉》（320c7-323a4）中，普罗塔戈拉的创世神话说道：普罗米修斯从赫斐斯托和雅典娜那里为人类偷得带火的技术和其他技术，但偷不了政治术或政治技艺，因为这东西由宙斯掌管着。由于没有政治技艺，人们相互残害，逐渐灭亡；宙斯于是派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送去羞耻感和正义观。如此一来，普罗塔戈拉得出结论：人人都具有民主地商议政治美德的基础。柏拉图表明，修辞术的兴起与民主政治息息相关。]修辞术可以是一门技艺，但就其涉足政治事物而言，修辞术是一门特殊而困难的技艺，因为它要处理和应对从根本上来说无技艺可言的领域。涉足政治事物的修辞家或演说家同时也是政治人，他们本人并非具体技艺的专家，但在计议政治事物的时候，需要表述各种技艺专家的看法，展示其他技艺的成果，为自己的提议做论证。因此，修辞术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立法者或政治家的辅助技艺。换言之，修辞术应该从属于政治学。
1.从伊壁鸠鲁的愤怒到普罗米修斯的誓言——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宗教批判背景分析
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源
3.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拯救与宗教批判
4.对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类引用及其注释的讨论
5.伊壁鸠鲁哲学的现实指向与马克思自由观的奠基——重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6.论马克思博士论文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与超越
7.哲学“软着陆”的初体验: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革命逻辑与创新精神
8.国内学者研究马克思“博士论文”成果综述
9.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本体论问题
10.“自我意识”的意义论内蕴: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视野
11.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独特理论贡献——对黑格尔的超越及自我意识哲学的新突破
1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正义思想探析
13.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综述
14.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马克思博士论文述评
15.自我意识旗帜背后的辩证法光辉——重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16.原子与自由——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学解读
17.从“自由的反面”到“自由这个对立面”——从马克思博士论文两个版本的翻译差异看对偏斜概念的理解差异
18.市民社会: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本体论诠释
19.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文本解读方法论探析
20.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伦理向度——兼论其与近代契约论的关联
21.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立场论析
22.主体性“自我意识”逻辑的初步建构——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思想导读
23.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析
24.马克思《博士论文》与恩格斯《谢林和启示》之比较
2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自我意识的政治诉求
26.论“自我意识”的政治学况味——马克思《博士论文》续探
27.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政治哲学思想探析
28.自我意识:从封闭走向开放——论马克思博士论文对黑格尔思维方式的批判
29.黑格尔辩证法在马克思博士论文理论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析
30.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哲学立场及其与鲍威尔的潜在差异——兼与罗燕明同志商榷
31.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本体论思想初探
32.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三重向度——兼论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基本差异
33.读马克思博士论文所得
34.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人的解放维度
3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启蒙意识初探
36.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实践哲学理念
37.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综述
38.马克思博士论文写作背景研究
39.谈当前学科博士培养的几个问题
40.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伊壁鸠鲁哲学
41.马克思博士论文之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旨趣
42.浅论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哲学立场
43.自我意识是一个伦理原则——马克思博士论文伦理思想探析
44.自由的追寻与自我意识哲学的局限——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展开逻辑与思想史定位
45.自由的张力——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理论诉求
46.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时间性视域
47.自我意识是一个伦理原则——马克思博士论文伦理思想探析
48.马克思《博士论文》自由思想探微
49.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中的主体性维度——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思考
50.是地道的唯心主义哲学还是唯物史观的秘密诞生地——马克思《博士论文》与唯物史观的创立
51.自我意识哲学的界限与哲学的出路——简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动因及体系原则
52.马克思对哲学信念与共同体的反思——对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53.试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观
54.从理想性到现实性——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向度
5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观初探
56.自我意识自由向现实自由的转变——马克思博士论文自由思想的解读
57.试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伦理思想
58.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原子论批判思想
59.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人学思想解读
60.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现实实践性探析
61.青年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想
62.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批判逻辑演进——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63.普罗米修斯意象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实践吁求
64.被异化的“自我意识”与被照亮的思想未来——马克思《博士论文》辩证思想解读
65.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旨趣
66.隐蔽的谢林批判——马克思《博士论文》旨趣新探
67.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观初探
68.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变奏——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
69.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自我意识哲学观探析
70.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的萌芽与发展——从《博士论文》到《莱茵报》
71.对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意义和价值的再思考——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例
7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关于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离运动学说
73.原子世界的哲学原则和结构——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74.青年马克思政治思想分析——以博士论文和《莱茵报》论文为例
75.从马克思博士论文窥新闻契约思想
76.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观探析
77.走出浪漫主义的端倪:重新解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78.哲学的出路——读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笔记
79.马克思对自由概念的本体论证明——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一得
80.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及其关系问题──马克思博士论文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比较
81.现代自然科学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论偶然性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与作用
8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微
83.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黑格尔哲学立场论析
84.哲学作为一种救赎方式——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哲学思想解读
8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观探析
86.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意蕴探析
87.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新唯物主义”萌芽
88.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与超越——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例
89.“Idealismus不是幻想,而是真理”——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90.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哲学思想初探
91.青年马克思的物质观——以“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
92.作为实践的哲学与世界的哲学化——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哲学思想研究
93.学生时代马克思人学思想溯源——对《中学作文》和《博士论文》的探究
94.马克思《博士论文》关于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的论述
95.主体性、客体性与唯物主义的两个派别——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
96.试论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创造性转化——以马克思《博士论文》为例
97.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构境论历史思维研究
98.感性是时间的家——从马克思《博士论文》谈起
99.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契约思想研究
100.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关于哲学本质的思想
101.马克思人权思想的起点——《博士论文》所蕴含的人权思想研究
102.《博士论文》:马克思空间思考的重要起点
103.从感性遮蔽理性到理性解构感性——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启迪
104.基本原理专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定量分析
105.为新时代觅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马克思《博士论文》探微
106.马克思《博士论文》原子概念的辩证法解读
107.《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的实践观
108.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历史主体理论的创造性研究
109.理论学科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运用的实证分析
110.自我意识哲学探源——关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点思考
111.马克思《博士论文》辩证法思想初探
112.马克思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眼中的市民与市民社会——从《博士论文》至《莱茵报》时期
113.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看他的异化观
114.青年马克思的人学思考之变迁——从《博士论文》到《德法年鉴》时期的文本解读
115.马克思的自由宣言──《博士论文》解读
116.一部充满辩证法理论光辉的杰作——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117.哲学在与现实相互作用中深化发展——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118.自我意识的能动原则──关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点思考
119.具体的自我意识与定在的自由——论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超越
120.文艺学:经典、当代与中国化——兼评何志钧博士等著《文艺学:从经典到当代》
121.哲学当代性问题的反思——鉴传今博士访谈录
122.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逻辑进程——从《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123.卡尔·马克思:自由之子——大卫·利奥波德博士访谈(之一)
124.自由何以可能——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125.如何定位赫森科学史的方向——兼与唐文佩博士商榷
126.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自由的诉求
127.人学思想的初步形成——从博士论文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28.《博士论文》是马克思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
作者：吴海龙 张雁华 单位：铜陵学院 铜陵市第二中学
如果说科学的说教是为了知识传授，那么哲学的说教就是为了启迪智慧。因此把哲学视为一种知识体系，以此种方式看待哲学，必然陷入认识上的误区。主要体现在：把哲学内容当作终极真理；把哲学教学看作是真理传授和知识灌输。二是哲学意识形态化。哲学作为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哲学不等于意识形态，哲学是对政治生活进行批判性反思。如果把哲学纳入现实的政治生活，势必导致不是把哲学变成政治的“婢女”，就是把哲学当作政治的附属品。以这种方式对待哲学，必然导致哲学教学只注重政治化的说教灌输，结果把本来属于解放人们头脑的“智慧之学”变成了桎梏人们头脑的抽象教条和僵死的概念，哲学在现实中变成了“大套话”和“大空话”。（3）哲学哲学教材体系问题。由于受到前苏联政治理论教育方式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理论教科书一直陷于教条化和本本化的阴影中，原本极其丰富的哲学到了我们的教科书里就被化为“概念+原理”的简单模式，教材内容较为陈旧，主要局限于四大模块，即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哲学味不足而说教味有余，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及时反映当今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没有完全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
虽然哲学遭遇冷落,哲学教育处于低谷，但我们也不是无能为力，应当借助综合的力量，通过哲学教学改革，重新树立哲学的威望。1.加强哲学学科建设。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高校要想在异常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通过特色化来挖掘自己的生存空间，取得竞争优势。因此在这种形式下，高等教育在有意或无意的情况下制造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分离，在求真与求善中高举功利导向和物质追求，促进了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旁落了人文学科的建设；在一定时候也促进了高校的发展，却忽视了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哲学作为基础性的人文学科，是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加强以哲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建设，促进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合，对于高等教育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一是加强哲学的学科意识，严格地按照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学问，整体研究和揭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识，建构本学科的科学体系。二是建立“课学研”一体化建设体制，即指建立“课程建设、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一体化的哲学学科建设体制。也就是建立将“哲学课程建设”、“哲学学科建设”和“哲学理论研究”三项工作结合起来，一体思考，一体规划，一体实施，一体检查和评估的体制和机制，以便使这三项工作协同运转，形成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建设合力。三是实行哲学学科队伍建设的“两家”模式。即是指担负着科学研究和讲好课程“双重任务”，应以培养“哲学理论家和哲学教学专家”为队伍建设的理想目标。2.走出哲学教学的认识误区。首先，走出知识传授的误区。如果把哲学当成现成的知识去传授，或许可以教会学生一些哲学概念，但却不能教懂学生哲学为何物，因而也不可能让学生做真正的形而上学之思。从本质上说，哲学不是“知识总汇”和“终极真理”，哲学本身不能给人以知识，而是一种创造性活动的欲求，它不满足已有的东西，总是不断探索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哲学在于寻根究底，在于创新意识，在于培育德性，从而为人类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所以哲学教学必须回归哲学的本性，以哲学的方式对待哲学，承继哲学的反思、批判与创新精神。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61这一规定内在地蕴涵着哲学实践的品格,它意味首马克思哲学不墨守成规，而是一种批判活动，不提供关于世界的终极真理，而是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反思。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哲学自身的价值，哲学教学才会富有成效。如在教学方式上，可以采取讨论式或启发式，启迪学生的思维方式，转变审视问题的角度，“化知识为智慧”，化知识为能力和德性，激发学生思考的兴趣，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境界。其次，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误区。哲学纯粹是哲学，是浩瀚磅礴西方哲学长河中的一个流派，它不是思想教育，更不是政治教育。如果把哲学课当作思想政治教育课，那就是把哲学扭曲了，把本真的哲学精神、哲学智慧蒸发了。虽然哲学有教育的功能，但它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功能。正如米•马尔科维奇所说：“在马克思那里，中心的课题乃是人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3]77因此，哲学是从人的角度去观察、对待世界，它解决的是人的问题，为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提供思维方式。哲学不是思想政治教育，而是通过对现实的批判反思来净化学生的心灵，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3.重构高校哲学教材体系。
实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有机融合；必须广泛借鉴，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大胆融合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西方哲学思想和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使之升华为教材中的理论内容；必须突出时代性、文化性和继承性，增强教材内容的理论性、趣味性和可读性的关系，尽量做到教材内容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当代大学生。完全可以减少哲学原理的相关内容，有必要增加适量的精彩哲学史及原著篇章进入教材，尽可能让学生在课堂上也可以领略到哲学的第一手文本、第一手材料。完全可以从古今中外无数的史实、典故、事件和名人名言中，精选出包含一定哲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案例，让学生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归纳出蕴含的哲理，培养和锻炼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以及提高他们的辩证思维的水平。完全可以增加实践教学的内容，让学生们把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能够用哲学的方式转化为所得，将琐碎的生活事件和学过的哲学理论结合起来思考，深化学生对哲学原理和概念的认识和理解，锻炼他们观察和思考的能力，深化理论知识传授的效果。完全可以突破传统教材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的条式框架，增加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大胆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哲学教材的内涵，让学生领略到哲学博大精深的理论，提高课堂教学的吸引力。总而言之，面对哲学教学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我们应该以一种批判的精神，以哲学的方式，走出哲学教学认识的误区，加强学科建设，改进教材体系，从而让学生在哲学智慧的殿堂中真正感受美、体验美、享受美。
Abstract：Strauss through the great times problem ――"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 in the analysis, pointed out that this crisis is due to the decline of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gradually building the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ory, and in order to solve the crisis of our time. This paper will be based on the train of thought to the study of modern crisis Strauss phenomenon, and analyzes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the deep roots, as well as for classical philosophy to this solution method
关键词：施特劳斯 现代性危机 自然权利 古典政治哲学
Key words： Strauss crisis of the modern natural right of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一、现代社会的危机所在
施特劳斯认为最大的时代问题是“西方文明的危机”和“现代性的危机”，西方的危机在于西方事实上已经不能确信自己的目标，西方的目标曾经是普遍社会，确信可以实现所有人的团结，一种有平等民族构成的社会。没有了终极目标的同时，科学与价值、道德和法律也发生了分离，这使得现代性在文化和道德方面都陷入了困境。
（一）科学与价值的二分
现代社会是文化多元的社会。各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科学无法证明任何价值判断的正确性，“人们不得不从理性而非自然，从合理的应当而非中立的是中寻求指导”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崇尚科学的价值，认为科学只为增强人的力量而存在，而非为了作为理解的理解或沉思而存在，确信只有自然科学自己定义的科学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韦伯认为价值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是凭激情努力去从事的都是有价值的，科学是中立性的，不具有评判的功能，任何价值都是属于个人的，没有客观的标准，这使得文化价值陷入了“诸神冲突”之中。尼采认为一切思想原则与行动原则都是历史性的，一切价值都需要重新估计。价值重估的根基是高于一切旧价值的最高权力意志，顶峰状态是人将首次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人类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科学技术，更加依赖本质上不可预期的偶然事件。
人们普遍相信事实与价值是绝对异质的,科学包括一切社会科学都只是研究事实问题,必须在价值判断上保持中立,一切价值上的争论都不可能得到完全客观的理性解决。这种与哲学分离的科学无法教人以智慧，现代社会的文化陷入危机。
（二）现代社会道德的堕落
为了正确的东西而付出生命的人已不复存在，人们不会为了自己的欲望而牺牲欲望本身，不会为了任何东西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道德堕落。其实这种变化早已有之，不过在现代化的条件下尤其的突出，从马基雅维利开始,现代政治哲学家们就不断地在政治生活中去道德化,他们努力把涉及价值判断的一切政治和道德问题尽可能转变为中立的技术问题。从17世纪开始，激情被从古典政治哲学中美德的低等对照物这一地位中解放出来，“在那个时期所有最著名的革命性作家那里，美德都是被理解为一种激情。”
现代人普遍相信,那种普遍而永恒的“正义”或“善”是不可能的,也不值得人们去追求。现代性危机的根本表现就是虚无主义的泛滥，站在历史主义的顶峰虚无主义的立场上,现代人无法再对善与恶、正义与不义做出真正的判断, 所有的人类思想都依赖于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就会导致对政治上的各种恶行的放纵,难以避免纳粹暴行的出现。
二、探索现代危机的根源
只有深知现代性的基础，才能破除现代性危机。现代人“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坏的;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现代性的危机原本是政治哲学的危机。
（一）自然权利概念的异变
现代学说中所谓的“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指的是人“可以做什么”，现代人只管活得开心，而不去追求高贵的品质、完美的德性，这是对人要求的降低。自然权利概念的变化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他关注事实的、实践性的真理，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开启人。霍布斯认为善根本上等同于快乐，自然法可以理解为保存自己，之前自然法是借助人的目的之等级秩序得到理解的。；洛克的思想很受霍布斯的影响，他的全部政治学说是建立在自然状态的假说之上的，存在着一种生而有之的自然权利而非自然义务，快乐和痛苦也是因人而异的；卢梭改变了西方哲学的精神趋向，把道德问题与政治问题还原为技术问题，人之人性并不归因于自然，而是归因于历史。
（二）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历史主义与虚无主义
现代社会的特征是陷入了历史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深渊无法自拔。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想要什么，不相信如何区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现代哲学丧失了古典哲学的那种自然存在的根基。
在施特劳斯看来,“历史主义可以被认为是对政治哲学之可能性的质疑”在历史主义看来,“一切本质性的东西,在本质上都是历史性的”。人类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是历史性的,“哲学本身及其普遍问题本身都是‘历史条件’的产物,亦即与某一具体‘历史’形态有着本质的关联。从根本上拒绝在古典政治哲学中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普遍的、永恒的问题。
权利和自由成为现代哲人关注的重心,他们彻底抛弃了对德性的重视，实际上,“现代性危机”的产生,最终形成了虚无主义，人们失去了判断一切价值的客观标准，社会处于混乱状态。
三、施特劳斯用古典哲学来解决现代危机
施特劳斯认为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才最终导致了现代性的危机，现代所面对的问题,实际上古代人已经面对过,并给予解决,所以我们只要返回到古代的政治哲学思想中去寻找,就能找到治疗“现代性危机”的药方。
（一）返回古典自然权利的概念
从某种意义上说,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是被自然权利这条主线贯穿着的。他所推崇的古典意义上的自然权利指的是一种“自然正当”，自然正当即因为自然而正当、而是对的，主要是指导人们“应该怎么做”。
自然权利是政治哲学全部内容的基础。苏格拉底是第一个将哲学从天上唤到尘世之上，他甚至把哲学引入寻常之家，迫使哲学追问生生与习俗，追问好与坏。认为世间存在着出于本性或内在的就令人钦佩或高贵的东西，与人们的权利无关，人的天性就包含了正义；柏拉图想确立自然权利，他认为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习俗主义的善等于快乐。
施特劳斯坚持的那种自然权利的核心思想是从人的自然权利中找到一个普遍有效的标准去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他批判韦伯所坚持的“事实和价值的分野”是对古典自然权利的一种消解，指出“拒绝价值判断使得历史的客观性面临着危机”。主张事实与价值的结合。
（二）古典政治哲学是破解现代危机之道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现代性问题,我们就需要重建古典意义上的政治哲学,重建这种政治哲学的同时也就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和克服。因为只有恢复政治哲学的可能性,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有害影响才能够从根本上被消除,施特劳斯毕生都在进行着重建古典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努力。“古典哲学本是在政治现象向自然意识呈现自身时从政治现象开始获得政治哲学的基础概念的,而这种自然意识是前哲学意识。”
古典政治哲学恰恰就是建立在判断好坏、对错的价值判断之上,施特劳斯认为,在一切社会现象的研究中我们都不可能完全排斥掉价值判断,如果人们在对社会现象的判断中坚持中立化的倾向,那就会在社会实践中造成非常危险的后果。古典政治哲学的基础是自然本身,正是人自然的社会性构成为自然权利.施特劳斯试图通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为重建古典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提供可能,古典派的政治哲学家把政治哲学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政治哲学如同天然的使命加在政治哲学家的身上。施特劳斯注重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当中,人们究竟怎样才能生活的更完美的这个问题的思索。
施特劳斯坚信只有恢复对古典政治哲学的信仰,人类社会才有可能走出现代性的困境，最终建立一个在真理和正义上俱是出类拔萃的社会。他通过这种批判也的确使我们对现代性本身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而这也正是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真正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刘小枫.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M].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2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3
[2] [美]列奥・斯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