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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哲学王；柏拉图；理想国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068-02
柏拉图所处的时代，雅典正逐渐被一种“天下失序”的氛围所笼罩，“理想国”正是他试图重构秩序，实现正义的一种努力。“哲学王”是理想国得以构建的核心，在柏拉图看来，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只有实现了哲学家的统治，才能真正地实现正义。那么，哲学家的统治是如何可能的呢，即柏拉图是怎样论证这一思想的，同时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又应如何审视这一思想呢？
一、三要素说与理念论：柏拉图对“哲学王”必要性的论证
“正义”是柏拉图构建其“理想国”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在柏拉图时代的希腊，人们普遍持有的是一种有机体国家观，即把国家当作一个整体，国家中的成员作为它的组成部分，地位低于整体，“个人没有被视为独立的自我，而被视为秩序的一部分，不是要追求孤立自我的幸福，而是要履行秩序中的特定职责”[1]。柏拉图也是如此，他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人德性意义上的正义，更是整个城邦的正义。
以此为基础，柏拉图开始了他心目中理想城邦的构建。城邦诞生于分工原则的基础上：城邦中每个人仅从事一项最符合自己禀赋的工作。基于这一原则创立的城邦中的成员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其责任是让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最适合他天性的工作，以保障每个人的幸福；护卫者，其责任是国家的防卫工作；生产者，负责经济。其中，统治者的美德是智慧，护卫者的美德是勇敢，而护卫者与生产者自愿服从统治者的领导，便是节制的美德。柏拉图认为，如果城邦中每个人依自己的美德行事，那么这就是正义的城邦。而与城邦相对应，每个人的灵魂也分为三个部分：理智、激情和欲望。理智追求真理，因而能够知道什么对整体与每一部分是好的，能被称为智慧；激情能够遵循理性的指导，知道什么是真正应该畏惧的，而不受娱乐、痛苦影响，就能够被称为是勇敢的；当一个人的欲望没有丝毫不情愿地接受理性的统领，那他就被称为是节制的。而当一个人能够运用理性，妥善管理灵魂中的其他部分，他就实现了个人的正义。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具有理性和最高的智慧，能够实现个人的正义；而只有当哲学家成为整个城邦的统治者时，城邦的成员才能发挥各自的功能，实现城邦的正义。
除了“三要素说”，柏拉图还借助理念论来说明哲学家成为统治者的必要性。他将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可见世界是以具体事物为认知对象的世界，而可知世界是以理念为认知对象的世界。柏拉图又进一步区分了知识与意见的差别：意见是对事物表象的认识，并不能指向事物的本质；而知识则是理念形成的认识，是对事物本质的正确认识，“知识天然地与有相关，知识就是知道有和有者的存在状况。”[2]220治理城邦同样是一门知识，所以哲学家成为统治者的必要性也在于：统治者必须具有关于统治的知识，而只有哲学家才能够把握知识，因此，只有在他们的统治下城邦才可能实现正义。
此外，柏拉图还认为统治者必须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而勇敢、无私、节制等美德正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所具有的。
二、造就哲学家与使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柏拉图对“哲学王”可能性的论证
哲学家有必要进行统治并不意味着哲学家必然的统治，在柏拉图看来，其间至少还缺少两个步骤：第一，城邦中要存在哲学家；第二，哲学家要能够成为统治者。实现了这两部，“哲学王”的理想才有望实现。
（一）造就哲学家
要实现哲学家的统治，有哲学家存在是必然前提。柏拉图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了如何造就一个哲学家。
主观方面，成为一个哲学家首先需要一定的天赋，柏拉图说道：“一个人如果不是天赋具有良好的记忆，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他是不能很好地从事哲学学习的。”[2]233只有天赋并不够，他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学习，首先是数学、几何、天文，进而是辩证法。柏拉图相信这些极其精确的学科乃是唯一适合于被用作哲学研究入门或者导论性质的课程，借由这些课程的学习，哲学家能够对他的研究对象――理念――获得同样精确的认识。
同时，一个哲学家要健康成长，还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柏拉图认为，“要不是碰巧生活在一个合适的国家里，一个哲学家是不可能有最大成就的，因为只有在一个合适的国家里，哲学家本人才能够得到合适的成长”[2]248，但他所了解的现有环境却并不能提供适宜哲学存在的土壤。具体来讲，首先是来自公众的舆论压力，年轻人很难顶住公众指责和赞美的洪流而坚持自己的看法。其次是利益的驱动，由于很早就显现出它的卓尔不群，具有哲学天赋的青年周围往往会围绕一群谄媚之徒，使他妄自尊大，骄奢自满；而即使他接受忠言，能够走向哲学之路，他周围的人也会由于认为哲学对他们无用而进行百般阻挠。最后，是伪哲学家败坏了哲学的名声，使具有哲学天赋的青年对哲学失去了兴趣。因而，哲学家成长的困难不仅在于对天赋和教育的高要求，还在于恶劣的环境使哲学家堕落变质。
尽管哲学家的造就是困难的，恶劣的环境又扼杀了他们中的一些，但是柏拉图认为仍然有微乎其微的少数人有可能成为哲学家，他们或是因为出众的天赋，蔑视其他技艺，或是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却因为流放而避免了腐蚀，或是身体羸弱远离政治，甚至可能是由于神迹的恩典。
（二）哲学家如何成为统治者
实现哲学家的第二个必要步骤是使哲学家成为统治者。但现实的情况是，在城邦中产生一个哲学家已经是如此的艰难，与之相比，哲学家要成为统治者更是难上加难。柏拉图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并不在于哲学家，而在于世人，这就如同“船长求水手们受他管制或者智者趋赴富人门庭一样，都是不自然的”[2]236，真正的统治者不应该要求被统治者接受自己的统治，而是应该有要求被管制的人去请求统治者的统治。
而之所以会变为现在这种情况，柏拉图一方面认为，这是由于人不了解真正的哲学和哲学家，进而对他们产生了误解，这往往使“配得上哲学的人离弃了哲学”，而伪哲学家们同时又进一步加强了人们的这种误解。
哲学家不受重视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柏拉图以一个洞穴的比喻做了说明。如前所述，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才能把握理念，即事物的本质与真理。普通人只拥有意见，他们不能理解真理，甚至认为真理是荒谬的。因此，哲学家沦为了无用的所在；更进一步讲，由于哲学家掌握的真理对现状起到的是一种颠覆的作用，他们有可能被公众敌视而身处危险的境地。所以，哲学家往往最终选择了沉默，“看别人干尽不法，但求自己的能终生不沾上不正义和罪恶，最后怀着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期待而逝世，也就心满意足了。”[2]248
此外，哲学家要成为统治者还面临着它自身的障碍。因为已经习惯了光明生活的灵魂是不想再被黑暗所迷误的，“那些已经达到这一高度的人不愿意做那些琐碎俗事，他们的心灵永远渴望逗留在高处的真实之境”[2]276。
虽然哲学家在城邦中的处境是艰难的，其自身也缺乏成为统治者的意愿，但柏拉图仍然认为他们是有可能成为统治者的。对于大众，可以凭借教育将人性朝着正确的方向型塑，说服大众，使他们接受哲学家的统治，甚至，如果有必要，谎言也是一种可行的手段。“如果公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那么他们就很容易懂见他们所遭遇的各种困难，并且很容易应对突然出现的紧急情况”[3]。而对于哲学家自身来说，柏拉图也认为哲学家们虽然不愿，但仍然会再回到“洞穴中”。他无法坐视自己的同胞身处“洞穴”中而置之不理，因而“自由地选择了不自由”，利用自己的道德和智慧让他的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哲学家从政不仅是一项道德义务，更是偿还人情的要求。
综上所述，柏拉图为我们阐释了实现“哲学王”理想的两个必要步骤。尽管实现他们困难重重，但柏拉图仍然认为是有希望的
三、短评：对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理论审视
哲学王思想是柏拉图在当时“天下失序”的大背景下，重构统治秩序的一种尝试，虽然最终连柏拉图自己也承认这一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时至今日，他的思想对我们来说仍有许多积极的意义。
首先，“哲学王”思想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多维的视角。桑德尔曾指出，理想国能否实现只是一个次要问题，如果柏拉图真的认为理想国能够实现，那只能说明他不仅仅是过于理想主义，甚至可以说是政治上的无知。显然事实并非如此，柏拉图的真正用意在于阐明一种国家的本质，指出一种应然的国家状态，为现实的政治发展提供崭新的视角和前进动力，而不是提出一个有待实现的乌托邦的设计方案。
其次，“哲学王”思想突出了由专家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哲学家进行统治是因为他能够掌握治理国家的技术，而寡头制、僭主制、民主制之所以是不正义的制度，正是由于这些国家并不由“专家”治理，而是依据统治者的欲望。同样，回顾整个人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因为缺乏恰当的统治技术和能力而造成的政治动荡比比皆是，而现代工业社会的政治在复杂度、广泛性和专业性等方面更是大大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正如韦伯指出的，对于政治家这种职业，只有那些对于政治事务有着浓厚兴趣，同时具有较高政治理性和政治能力的专家才能驾驭，这点对今天的中国尤其有警示意义。
最后，“哲学王”主张的道德统治，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政治的视野之中，这给我们诸多启示。柏拉图继承了他老师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命题。他认为哲学家是最有美德的人，也只有他能够挖掘潜在于每一个人灵魂中的美德，哲学家的统治实际上也是一种道德的统治。虽然这种统治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但我们不能对其这样评价，正如上帝同样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我们却不能否定其意义一样。博尔曼认为，在西方社会的文化正面临着一种“精神崩溃的危险”，而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道德信仰的缺失。同样在今天的中国，层出不穷的各种社会问题往往都与道德的缺失有关，“哲学王”思想虽然不能给我们提供直接的出路，但其中的闪光点，如始终将人的精神生活纳入政治的视野下，仍然可以给予我们多样的启发。
参考文献：
[1]巴克.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247.
【关键词】理想国;教育理念;批判性思考
一、关于教育的目的
在《理想国》中，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哲学王。《理想国》第二卷，当苏格拉底和格劳孔在讨论一个城邦所需要的各种职业时，发现护卫者的工作是最重大的，不仅需要有比别人更多的空闲时间，还需要有最丰富的知识和最多的训练。(第二卷，59页)而他们随后所进行的漫长的讨论就是围绕如何2017年第33期教育护卫者而展开。所以，在《理想国》中，教育就是为了培养护卫者，即哲学王。柏拉图所要培养的哲学王具备了其哲学观点中人类最优秀的品质，即，“美和善的城邦护卫者天性里把爱好智慧和刚烈、敏捷、有力这些品质结合起来了。”(第二卷，62页)，不可否认，哲学王所具有的品质确实是教育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因为从柏拉图开始，物质世界和理念世界分离的二元论观点就已经形成。就这两种世界体现在人类身上就是身体和思想相区别又相互影响。柏拉图对哲学王的描述，覆盖了身体素质和思想素质两方面，且哲学王在这两方面都几乎达到了一种我们能想象到的完美的状态。他认为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人类真正的出路便是哲学家掌握政治大权，这种信念构成了柏拉图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但是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拯救当时城邦所处的危机，而纯粹的哲学家和纯粹的政治家都无法胜任拯救当前政治状况的重任。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是一个既掌握哲学学术知识的哲学家还应是一个掌握丰富的政治学知识的政治家。这种理想追求，作为教育的终极目的，理所当然。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被培养成哲学王一样的人物，那这个世界可以称得上完美。但事实并非如此。从柏拉图的目的性来讲：柏拉图将哲学和王结合了起来，其目的是使哲学王作为一个统治者，总的来说，这样做并不单纯。使哲学王得以可能，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这个人必须是身体素质和理念素质上接近完美的哲学家；其二是，这个哲学家愿意在找到太阳后重新回到洞穴，作为一个王，启蒙大众。由于柏拉图将启蒙的职责和王的职责并同，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启蒙职责的不自由，受到王职责的限制。因为作为一个城邦的统治者，不仅要考虑如何提升公民的身体和理念素质，还要考虑如何维护城邦稳定。在如今社会，作为启蒙者的学者或教师和作为国家管理者是分开的。启蒙者更自由，更单纯。但在柏拉图那里，受王这一职责的限制，并不能做到完全的启蒙。而这种受限，具体体现在下文要讲的对哲学王的培养过程之中。
二、关于教育的过程
这一过程是选拔的过程，也就是竞争的过程。这一选拔、竞争过程从出生到成为哲学王，一直都在进行中。《理想国》中，将教育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出生到二十岁，进行文艺和体育教学；第二阶段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进行科学教学，科目包括数学、几何、天文、音乐;第三阶段从三十岁到三十五岁，进行辩证法教育。最后，只有掌握了辩证法拥有了善理念的哲学家才有能力以善理念为原型，塑造人间的理想国并护卫着它。(第七卷)经过这样的层层选拔之后，被选拔出的人用大部分时间来研究哲学，但在轮到他值班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要不辞辛苦管理繁冗的政治事务，为了城邦而走上统治者的岗位。同样，经过这样的选拔，最后可以担当国家统治者的哲学王无疑是最优秀的。对于王这一责任而言，这样的选拔非常合理。同时，在柏拉图这里，不剥夺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值得赞赏。但对于对民众的教育或者启蒙而言，这样有失公平。1.残疾者和智力较低或不正常者被排除在外，不符合受培养的资格，很容易被淘汰。2.奴隶的儿女不符合受培养的资格，天生无法入选。3.荷马、赫西俄德等不利于国家统治的诗人以及音乐家的作品，不能成为教授内容。4.学习文艺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节制的美德，节制在一定程度是即是顺从。5.学习数学、几何学、天文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帮助人较为容易的把握善的理念。而上述问题的出现只有利于思辩性的哲学发展，不利于现实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柏拉图对理念世界的重视和对现实世界的怀疑。他认为现实世界的物质以及技艺都是不确定的，而只有数学知识和理性知识才属于真正的知识，而真正认识的本源就是统摄一切善。柏拉图对善的追求，体现在理念世界，就是对哲学思辩的追求；体现在现实世界，就是对强健身体的追求。所以，从柏拉图哲学二元论的观点出发理解哲学王的这一选拔过程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对处于当下社会以现实为主的我们而言，柏拉图的观点无异于只是一种寻求精致的理想。而且，这种精致排除了人性，理性主导一切。单纯依靠思辩理性的教育，并不会让人们得到完全的启蒙。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奴隶，身心残疾者不具备受教育的资格和容易被淘汰有失公平。现在不存在奴隶制，这个问题消失。但贫富差距导致的生活不自由依然需要解决。注重思辩，不注重技术的实用性影响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总结
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当下社会所要面对的，但对于柏拉图而言，最大的问题还是将启蒙和权力的结合而带来的双方的不自由。启蒙应当主导权力，权力应该作为启蒙的辅助。《理想国》中守护者的出现是为了在战争中保卫国家，但突破国家的限制，权利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启蒙则更自由。因此，柏拉图的《理想国》，教育只是政治的手段，不是单纯的启蒙。
作者:耿庆娟 单位:浙江大学
参考文献：
一、政体思想之比较
柏拉图在寻找心目中理想政体的时候，依据执政者的人数及每种政体的内在精神和原则，首先考察了存在于现实政治生活中四种不当的政体形式，即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四种政体内在原则分别是荣誉、财富、自由和专制，与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政体大相径庭，他认为最理想的政体形式应该是以法律辅之，推行“贤人政治”，即由“敏于学习、强于记忆、勇敢、大度”的哲学王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柏拉图充分肯定了哲学王的地位，“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论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这一政体思想体现了知识和权力的结合，但这里所指的知识是与“意见”相对的范畴，带有神秘色彩，柏拉图将国家权力的权杖赋予哲学王，其实质是维护奴隶主阶级尤其是极少数垄断知识的贵族的利益，反映了极少数奴隶主的要求。
亚里士多德首先给出了他对政体的定义：“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以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也由以订立城邦及其全体各分子所企求的目的。”这一定义带有明显的功能主义取向，也渗透在其划分政体的标准中。依据政府的宗旨与目标即统治者照顾利益人数的多寡和掌握城邦最高治权的人数的多寡，亚里士多德细分出了六种政体，即君主政体，贵族整体，共和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亚里士多德认为众人的智慧优于一人的智慧，“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虽最好的人们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这一点与柏拉图的贤人政体出现了分歧，显然在对人的价值预设中，他是人性恶者，认为人的天性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即使是最优秀的人执政，也不可能全然不带任何感彩和利益立场。由于共和政体旨在照顾城邦的公共利益以及在此政体的运行中，多数人掌握最高权力，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在现实政治中最理想的政体是以中间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比任何其它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然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这一主张是其中道思想在政治哲学上的体现，中间阶级作为中庸的化身，由其主政有利于抗衡极富和极贫阶级两股阶级势力，有如公正的天秤，防止政体的砝码向僭主政体或平民政体的任何一端倾斜。
二、治国思想之比较
在治国思想上，柏拉图以社会分工论为基础，推崇由哲学王一人执政治理国家。在论证的逻辑中，柏拉图首先对哲学家的内涵和品质做出了特殊的界定，认为只有哲学家才具有“知识”，这种“知识”源于对理念的把握，“他不会停留在意见所能达到的多样的和个别事物上的，他会继续追问…直至他心灵中…生出了理性和真理…”哲学家由于掌握了“知识”，因而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区分实在、本质和现象，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而，哲学家能把握国家理念，知道如何治国理政，这一界定为哲学家治国提供了合理性。在具体执政过程中，国家在哲学家的治理下是朝着“划一”的整体框架被治理的。一方面建立森严的等级制度，提倡在哲学家和军人等级中废除私产，实行共产制、公餐制，废除家庭和婚姻制度，另一方面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教育制度，贬低法律的地位、主张由哲学家执政的人治。整个国家发展的轨迹朝着“整齐划一”的方向发展，呈现出柏拉图极端整体主义的思想。
基于共和政体的政体思想，亚里士多德在治国思想上放弃了柏拉图过于纯粹、过于理想化的治国理念，在城邦治理中强调法律的作用，反对柏拉图以人治取代法治的思想，“法律失去其权威的地方，政体也就不复存在了。”在城邦的制度设计和政体选择上，亚里士多德推崇民主政治，法律作为管理运作规则，为城邦的制度设计保驾护航。接着，亚里士多德对法治做出了明确的界定，“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不单单只是存在法律，关键是在法治中应包含价值的考量，即存在的法律是良法，是得到普遍遵守的，好的法治是实行好的法制。此外，亚里士多德也看到了柏拉图构建的理想社会分工制度的缺陷，“过度企求一致的结果…友谊犹如水那样淡泊”，认为“贤人政体”下追求的终极划一不但不能达到国家统一的预期，反而因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不分、利益范围不明，最终导致城邦走向消亡。因此他提倡加以限制的“私有公用”私有制，即承认财产私有，但前提是保障它用于公共的目的，在整体主义的大框架中加入了个人主义的色彩。
三、结语
总体上说，柏拉图的政体思想和治国原则倾向于理想化，对于社会阶级的划分，在等级森严的预设前提下，阶级间存在坚不可摧的流动壁垒，基本上排除了流动的可能性。极端的集体主义与人的本性相违背，最终导致的是个人个性的泯灭，在此分工基础上，贤人政体将权力束之高阁，集中在哲学家一人之手，哲学家被置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其他各等级则完全被排斥在城邦权力体系之外，底层阶级的意志一级级往上集中，统一到哲学家的意志中，形成一种精英政治。
不同于老师对理想城邦的规划，亚里士多德将研究重心转向对现实城邦的经验和历史性的描述与分析，在社会阶级的划分上，他务实地看到经济结构和党派力量的实际因素，在承认各阶级存在界限的同时，提出阶级间存在流动性，将道德伦理注入到城邦政治中，认为城邦存在的本质是追求善，因此其政治观追求多元、自由、平等，亚氏还肯定了民主制和法治的作用，实行以中间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展现了超越柏拉图思想的风采。
关键词:柏拉图 《理想国》 教育 灵魂转向
一、教育是铸造《理想国》的基石
柏拉图《理想国》的首卷中,玻勒马霍斯的父亲克法洛斯与苏格拉底的对话直接揭示了《理想国》讨论的主题:何为美好生活和什么是正义的问题。[1]柏拉图认为,正义是理想国家的最高原则和价值,只有当个人正义和国家正义相契合时,才能最终实现全民共同幸福的和谐秩序。柏拉图的教育要塑造一个完全新型的城邦,并且塑造全新的公民。这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城邦的性质要靠公民来决定,而公民的心灵则又依赖于城邦。理想的城邦与理想的心灵都靠教育来塑造。理想国的建立和保持依赖于教育,一个人得到的教育培养如果不合适,那么最好的天赋所得到的结果甚至比差的天赋还要坏。[2]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教育特别是城邦统治人才的培养,被放在政治设计的头等重要的地位,这在西方古代思想家中也是首屈一指的。18世纪法国的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甚至说:“《理想国》不是一部关于政治学的著作,而是迄今撰写的有关教育的最好论文。”[3]柏拉图重知识、重人才因而重教育。他从现实城邦政治生活中看出,生活成员的素质特别是“护卫者”的知识涵养、道德品性和驾御政治的治理才能,直接关系到城邦体制改革的成败和城邦的命运,所以他在《理想国》中始终扭住教育问题不放,通篇对话内容都与教育问题息息相关,强调教育是理想城邦的基石,没有人的教育,就没有城邦的一切。[4]
二、理想国家中的教育
《理想国》全书共 l0卷,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关于正义问题的讨论;关于理想国家的构思和设想;关于国民及执政者的培养教育问题。而本书中柏拉图论述的教育思想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中柏拉图借用著名的洞穴囚犯的比喻阐述了其对教育的基本认识,回答了包括教育是什么,为什么要进行教育等基本问题。第二部分则解释了如何对人进行教育,即教育的途径。比如通过算数、几何、天文学、辩证法这四种纯粹理性的、抽象的科学来对人进行教育。第三部分则详细说明了教育的对象,具体教育过程的设置等问题。[5]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考察了当时希腊人所知的各种政体,进而提出了关于理想国家的主张。他认为,理想的社会应当由3个阶层构成,并且依靠4种美德维系。这 3个阶层分别是哲学家、军人、农民和手工业者。由于上帝在造这 3种人时添加了金、很和铜铁不同的材料,因而形成3个阶层分别是国家的统治者、辅助者和供养者,各自具有智慧、勇敢和节制的美德。在柏拉图看来,理想国社会秩序的稳定仅靠智慧、勇敢和节制 3种美德还难以保证。还应当倡导一种 3个阶层都必须养成的美德,即正义的美德。 正义的美德要求3个阶层各守本分、各司其职,才能形成使全体国民都能获得幸福的“正义”的国家。柏拉图特别强调,理想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应该是哲学家,即“哲学王”。同时,城邦的性质要靠公民来决定,而公民的心灵则又依赖于城邦,因此理想国的实现,不仅是通过教育培养哲学王当政,更主要是依赖教育培养完善的灵魂。柏拉图相信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教育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个人从小所受的教育把他往哪里引导,就能决定他后来往那里走。[6]
(一)教育过程和课程设置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论述教育的目的是根据世界的结构与认识的进程,将灵魂从可见的现象世界往上提升,实现灵魂转向,直至把握最高的善的理念。他认为这是培养、造就“哲学王”,并最终通过教育实现理想中正义和美好的国家必由之路。依据这种教育目的,基于他论述的人的认识序列,提出了一套完整理想城邦国家的教育体制与教学课程。
柏拉图主张实施优生和早期教育,强调由国家管理教育事务,对全体公民子弟实施同一教育。3岁时,儿童应当进入神庙附设的儿童游戏场,由专职人员进行同样的抚育,以养成同样的爱好和固定的行为习惯,为社会秩序的稳定打下基础。6至18岁,男女儿童分别进入学校接受音乐和体育等正规教育。17、18至20岁,主要是进行军事训练和体育锻炼,还要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四艺”教育任务是培养学生勇敢的美德,使之成为坚定的卫国者――军人。这一阶段结束后进行再次筛选,绝大多数人将成为英勇善战的军人并以此为终生职业。其中少数才智优异适合于理智活动的青年继续学习。2O至3O岁:学习内容是“四艺”,与前阶段不同的是,“他们将被要求把以前小时候分散学习的各种课程内容加以综合,研究它们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和事物本质的联系。”而且学习目的大不一样,主要是为促进灵魂转向理念世界,同时为学习辩证法打好基础。30至35岁,10年学习后,大多数人完成了他们的教育,便离开学校去担任普通官吏。少数精英哲学家则继续学习到35岁,学习最后一门课程,即最重要的学科――辩证法。辩证法的教育,是最高统治者的必修课,而且只有极少数、善于抽象思维的人才适合研究辩证法,才能掌握辩证法。35至50岁,再经过15年的实际锻炼,在获取实践经验和经受各种考验后才最终完成其教育,拥有善理念的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即“哲学王”,“管理好国家、公民个人和他们自己”。教育和政治达到了完美的结合,真理与权力实现了高度的统一。在这个理想的城邦中,正义才最终得以实现。[7]
(二)通过教育实现灵魂转向
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中最高的形式是“善”。他用太阳来比喻“善”理念在整个理念
世界中的最高地位。“太阳提供了光,使我们的眼睛能够很好地看见事物”。在柏拉图看来,这个善乃是整个可知世界之所以可知、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和根源。人的灵魂要从可见世界转入可知世界,要想获得真正的“知识”,就必须学习和掌握“善”理念。同样,执政者学习的最高目标也是认识这个最高的善理念 。
柏拉图提出了一个很有名、很形象的“洞穴比喻”,来说明他关于认知与教育的学说。他将洞穴的囚室比喻为可见世界,其中的火光就是现象世界中的太阳的能力;从洞穴上升外出到洞外看到真实的事物,比作灵魂转向,从可见的现象世界上升到可知的理念世界,而在可知的理念世界中要花很大努力才能最后看到的“太阳”,比喻为最高的“善”的理念。他说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将灵魂中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进灵魂,而是促使灵魂的“转向”。[8]
就像那个在洞穴中的囚徒,他若只盯着洞壁上的影象的阴影,信以为真实,就永远都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他必得将头转过去,看洞外的火光,甚至经过各种痛苦锤炼,走出洞外,才有机会认识真实世界。在认识中,人的灵魂若也只盯着可见世界,他也不能获得知识,必须将灵魂转向可知世界,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
在柏拉图看来,教育的使命,就是要迫使最好的灵魂达到我们前面说的最高知识,看见善本身,并上升到那个高度。当他们已达到这个高度并且看够了时,就要他们下到囚徒中去,与之同劳苦共荣誉,承担繁杂的公务,过较低级的的世俗生活。这种教育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
教育就是使灵魂更有效地转向的技巧,使灵魂把握正确的方向。对“哲学王”或统治者,灵魂转向至关重要,并有特殊的要求。柏拉图认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和终身从事知识研究、不愿从事任何实际事务的学问家,都不能胜任治理国家。理想国的建立者的职责已经迫使那些最优秀的人的灵魂进行“转向”,像“洞穴比喻”中所描述的那样上升,直到看到善。然后必须让他们重新下至“洞穴”里与囚徒们同甘共苦,帮助囚徒们也实现灵魂转向,培养造就好公民,才能治理好城邦。
三、结语
古今中外,有关柏拉图的教育思想对历史及当今教育的作用及意义这一问题,诸多学者进行了深刻的分析研究,本文就不作赘述。我们认为,柏拉图所阐发的教育思想,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以完善城邦为主旨和注重培养城邦治理人才的教育目的;设想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相衔接的宝塔型教育体制;从音乐、体育至数理科学最后到达辩证法步步演化的教学课程设计;强调理论学习和政治实践结合的人才培养方法;男女教育平等;注意早期教育等等。柏拉图的学园就是实行他的教育思想的一个园地。当然,《理想国》不是专门论述教育学的专著,它是围绕建立理想城邦国家的主题而谈教育的,由于时代及阶级立场的不同,柏拉图的教育思想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他的全民教育是排除了奴隶的:教育过于强调一致性,忽视个性发展;拒绝变革,“不让体育和音乐翻新”,柏拉图认为音乐的翻新会给国家带来危害。[9]综上所述, 在《理想国》中,教育成了构造“理想国”的关键因素,也是“理想国”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内在机制。在他教育的目的、培养目标以及教材内容上,都贯彻了一条原则:“教育为政治服务。”[10]总地来说,对于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我们应立足于自身的实际,用科学的方法分析,批判地加以吸收、运用,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学习、工作来说是很有必要的。正确对待与发展教育,用教育来铸造现实的“理想国”。
注释:
[1]潘希武.柏拉图的音乐教育与体育:一个教育样板[J].基础教育.2008.(2).
[2]柏拉图.《理想国》[M] .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耶格尔. 潘迪亚:希腊文化的理想(第2卷)[M].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
[4]舒易红.柏拉图《理想国》的教育思想及启示[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2006(2).
[5]姚介厚. 潘迪亚:《国家篇》导读[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6]A.E泰勒. 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7]常红梅.柏拉图教育思想述评[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6(8).
[8]吴谨菁、曹腾觉.柏拉图《理想国》的教育伦理思想[J].江西社会科学,2006(11).
关键词：柏拉图；理想国；正义；“善”的理念
《理想国》是柏拉图针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城邦出现的种种问题，虚构了一个自己理想的国家，包括了国家的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理想国》开篇就从正义切入，在苏格拉底与其他哲学家的辩论当中，搭建起一个有着具有哲学素养的统治者，有着良好音乐素养和身体素质的护卫者的城邦，在这里每个人安分守己，各司其职。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柏拉图提出治国者认识“ 善” 的理念、掌握治国的最高知识是十分重要的。而《理想国》中对“善”的理念的论述，首先是从第六卷讲述“善”的儿子开始的，在第七卷中通过讲述”洞穴“理论，让我们对“善”的理念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不仅对于柏拉图理想城邦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对如今我们的社会建设有启示作用。
一、“洞穴理论”
柏拉图在理想国的第七卷的开篇就讲述了一个著名的“洞穴”理论：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洞口有东西燃烧着发出火光，而火光与囚禁着之间有一带矮墙，有一些人拿着各种器物举过墙头，从墙后面走过，洞穴里的囚禁着会认为这些影像就是真实的世界，不能想象到还有别的实在；直到有一天一个囚徒解除了束缚，能够转头环视，走动，抬头看火光，甚至有人强迫将他拉出洞穴见到了外面的阳光。刚走出洞穴时他还不能直接看太阳，只能看事物在水中的影子，而等他逐渐适应了环境，他才最终看到了太阳，并发现这是他看到其他事物的原因。而这个已经看到太阳的人于是又回到洞穴想去解救自己的同伴，但当他再回到洞穴中时，他却看不见洞穴中的影像，于是他的同伴便认为他是因为出去了一趟而把自己的眼睛弄坏了，这就是柏拉图洞穴比喻的内容。
柏拉图在这里把世界两重化，他将“洞穴”比喻为“可见世界”即由可见的个别事物构成的世界，将“外面的世界”比喻为“可知世界”即由理念构成的世界，将太阳比喻为最高的“善”。囚徒一直以为自己在洞穴里见到的阴影就是真实的世界，但是直到他被强拉出洞穴，甚至被迫看向阳光，才知道洞穴里的一切只是虚幻，阴影来源于太阳，太阳才是真实的存在。可见囚徒们生活在“可见世界”中，从“可见世界”到“可知世界”，如果没有他人的引导，那么这个转化也许永远不会发生，从一开始不能直视太阳只能看水中倒影，到最后直视太阳，这一过程完成了从可见的现象世界上升到可知的理念世界，而这一过程是通过灵魂转向实现的，从洞壁转向洞口，从洞口的火光转向外面的世界，从水中的倒影转向天上的太阳，这一步步的转向使囚徒最终认识到了理念世界。
二、 “善”的理念
（一）什么是“善”的理念
早在第六卷的时候柏拉图就已经探讨过什么是“善”了，只不过那个时候柏拉图认为自己并没有办法给善下定义——“我担心我的能力也办不到；单凭热情，画虎不成，反惹笑话，要把我现在心里揣摩到的解释清楚，我觉得眼下还是太难，是我怎么努力也办不到的”，（506E）①于是柏拉图先谈了“善的儿子”—看上去很像善的东西。柏拉图认为“光”将视觉和可见世界联系起来，而“太阳”的光使我们的眼睛能够很好地看见，使事物很好地被看见，因此柏拉图认为用这个通俗的比喻说明“ 善” 的理念在“ 可知世界” 中的地位与作用就可以理解“ 善” 的理念是什么了。人的灵魂被真理与实在所照耀的时候，便能知道了解它们，它是能够带给人类光明的，让人类看清世界的源泉。当转而去看暗淡的世界时，它便只有意见了，所以“善的理念”是一种能够让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的东西，“太阳不仅能够让我们看清世界，还使它们产生、成长和得到营养，虽然太阳本身不是产生”。（509B）②同样可以说，认识的对象不仅从善得到它们的可知性，而且从善得到它们自己的存在和实在，虽然善本身不是实在，而是在地位和能力上都高于实在的东西。
（二）“善”的理念照耀下的正义的城邦
只有灵魂达到最高的善时，只有走出“洞穴”敢于直视阳光的人，这样的人才能成为统治者，而柏拉图认为只有那些具有良好的天赋能力品质并接受了良好教育的极少数人才能通过理性获知可知世界中的最高知识即“善理念”。所以只有灵魂中具有“理性”德性的人才能够最终认识善的理论，只有天赋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节制的哲学家才能成为统治者。
柏拉图阐述“善”的理念，归根结底是为了建立一个“正义的城邦”做铺垫。他认为，城邦是依据一定的目的而建立的，个人作为城邦中的一部分，必须以城邦的目的和追求为依归。城邦的最高追求乃是真实的理念世界，是至善。因此，每个人都应致力于对至善的追求，这不仅是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也是现实的城邦制度合理性的根据。而根据“品质天赋论”的思想，柏拉图认为只有掌握了“善”的理念的哲学家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因为在“洞喻”中，走出困境的自由人即是哲学家，只有哲学家才能走出困境并认识至善的理念，哲学家拥有智慧，是最正义的，他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怎样才能实现正义。只要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力，将权力与智慧结合，就能更好地治理国家，有助于正义城邦的建立以及社会的稳定和谐。[2]柏拉图根据正义理念设计出理想的城邦国家，同时也是一个由最高理念“善”所统摄、普照的理念“王国”。
三、“善”的理念的现实意义
“善”的理念的提出是为“正义城邦”的建立奠定基础，同时也宣扬了一种追求至善的理念。不仅对于柏拉图时代的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当今我国社会建设有借鉴作用。从“洞穴”到“洞外”的跨越，虽然很艰难，但是也体现出追求真理的路是充满坎坷与崎岖的，人不应沉浸在虚幻的世界中，而应该寻求虚幻的世界之外的更加真实的世界。“洞喻”中的囚徒走出洞穴，走向洞外的世界，即是摆脱现象的束缚和困扰，走向对至善的追求的过程。对于我国来说，我们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政治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入，一方面使得转型期的矛盾与弊端日益暴露，另一方面民众民主意识觉醒，民众对于自身权益的维护，对于社会发展的关注意识都在增强。在这样一个时期，要充分突出理性，需要人们从理性的角度思考社会问题，避免公众情绪的高涨与泛滥。而对于个人来说，在个人生活中追求至善的美德，要以更高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从我做起，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理性，追求至善的良好氛围。（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李安乐.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对立：柏拉图思想中的两分倾向—对柏拉图“洞穴的比喻”的解读[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24（4）
[2] 方玮.浅析《理想国》社会问题制度设计及与当今我国政策对比[D].中国矿业大学，2010年12月
注解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5-0064-02
孟子与柏拉图同为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分别是中西方政治文化的杰出代表，都对其所处的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两者都面临着原有秩序紊乱急需构建合理秩序的时代问题，因此在孟子和柏拉图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本文立足于文化比较的立场，试析孟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内在理路，着重诠释两者在政治取向的时间方向、政治合法性的由来、政体结构以及政治秩序运行机制等几个方面的不同，由此以便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西文明演进路线的不同。
一、未来主义和复古主义
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公元前5-3世纪也就是雅思贝斯所谓的轴心时代时期，由于人类文明发展程度的积淀，东西方文明都遇到了发展的困境。在东方中国表现为“礼崩乐坏”传统秩序的崩溃，在西方希腊雅典则表现为城邦危机。由于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以及自然环境的不同，东西哲人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都构建了不合时宜的理想世界――乌托邦。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论述的“他将乌托邦思想划分为未来主义和复古主义”。“在同样的挑战环境下，灵魂在生活方面表?F出各种不同方式，这表现为复古主义和未来主义，所谓的“复古主义”的生活方式，是指在社会动荡不安时期，人们往往幻想着回到过去的幸福岁月，而且社会越是动荡，那个非历史的理想距今越久远，它就越趋于完美。”[1]孟子祖述尧舜，美化尧舜时代的“法先王”思想显然是属于复古主义的。比较而言，柏拉图《理想国》所构建的理想王国则属于“未来主义”，因为柏拉图所建构的以“哲学王”为城邦统治者的政治构想是其知识理性的推导，“哲学王”只能存在于未来。此外汤因比认为“未来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试图逃避令人厌恶的现实生活，打算一步跨进去进入一个时间隧道，可是又不放弃尘世生活。这两种试图逃避现实，可是未能逃脱时间维度的方式有相似之处。尽管它们都可以成为绝望之举，可事实证明，它们都是无法实现的幻想。两者只不过在方向上有所区别――一个逆时间之流，一个顺时间之流，都是极力想冲破现实的困境。”[1]因此，我们可以说孟子与柏拉图在政治取向的时间维度上是截然相反的，但两者都勾画了试图摆脱现实困境而又不合时宜的政治蓝图。中西学者都曾注意到“复古主义”这种文化现象，并对其所表现的特征进行过阐述。然而尽管很多学者对我国传统历史中所表现的这种“复古主义”文化表征多有阐述，但尚未对此现象进行深入探究。此外任何思想都不是无源之水，都是从历史中攫取思想资源，孟子之所以采取诠释经典以宣传自己的学说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余英时先生在《论天人之际》中谈到“三代以来不断损益的礼乐传统为轴心时代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历史场所：儒墨道三家的创始人都自礼乐传统中来，而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状态则都有是可忍，孰不能忍之感，因此他们不但各自提出如何更新这一传统的构想，并且以此为始点而发展出互不相同的系统学说。”[2]余英时先生所论述的同样也是适用于孟子，这是孟子政治思想所由来的内在路线。此外孟子所体现的复古主义亦是一种潜意识或者当时人们较为普遍的心理结构，这种历史理性是历史长期的产物，这主要与先民的祖先崇拜和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有关。此外社会经济制度的学者在研究“复古主义”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时表明“在减少成本的经济规律制约下，为了更有效地获取和加工信息，往往倾向于在自己熟悉的近邻那里获取新的信息。由此而来的“近邻效应”表现为制度行为的历史依赖性，即过去的行为对新的行为趋向发生着重要的制约。”[3]这种“减少成本”的“近邻效应”同样适用于思想的演变，孟子的政治思想显然是从“近邻”――三代历史中汲取思想资源。总之，我们可以说孟子政治思想所体现的这种复古主义，是自觉与本能反应的产物。在原有秩序崩溃，处于急剧变动的陌生的新环境中，人们倾向于寻找轻车熟路，通过历史记忆去发掘传统的思想资源，依靠熟悉的固有思想经典进行重新阐发，从而建构起某种信心与信任以应对当下的挑战。孟子依托“先王”的复古主义一方面是社会潜意识的表现，这是不自觉地认知心理本能反应，这主要是祖先崇拜和传统农业生产重视传统而形成的。另一方面也有孟子自觉的托古改制以减少成本，便于宣传学说与政治主张的现实需要，这主要是针对当时大众普遍的祖先崇拜心理而采取的自觉复古行为。相比于孟子的政治复古主义是历史理性的产物，柏拉图的政治未来主义则是知识理性的产物，这是和古希腊特有的以知识为对象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之无论是复古主义还是未来主义，都各自体现了中西文化的特色。
二、圣王与哲学王
中西哲人面临时代问题，提出了不同政治主张，这主要表现为孟子构建起以圣王为核心以教化为手段的王权主义社会，柏拉图则主张具有知识性的哲学王统治城邦已解决城邦危机。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类精神觉醒的时期，思想文化也由神性向理性转变，“‘圣人之治’是诸子百家的共同话题，也是表达政治思想的主要命题。”[4]通读《孟子》，我们可以了解孟子所推崇的古代圣王无不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孟子?万章》所见尧因舜具有至德让位于舜德和“以德行仁者，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等都是例证，与此同时这种由圣而王正是儒家所秉承的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传统路线。孟子所主张的圣王一体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在现实的实际生活中有德之人与王往往是相分的，而不是圣王一体化，面对该问题孟子是怎样解决的。我们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圣王一体化，其一是实行禅让制，让位给有德的圣人，其二是让统治者成为有德之人，实行仁政，显然孟子是主张后者的，这点我们可以从孟子宣传仁政的现实活动中得知，孟子之所以放弃禅让制这与其经历的“燕王哙让位于子之而致使燕国大乱”有着密切关系。柏拉图所阐述的哲学王亦有这两种途径，然而由于雅典实行的是民主制，因此柏拉图较倾向于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通过对比中西制度，我们可以看到孟子所建构的是一种王权社会，而非民主制度，是一种人治社会。孟子之所以采取王权社会的政体构建，显然和历史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途径问题往往是聚讼不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们认为中西方国家产生的路径不同，因此也对其所处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我们赞同恩格斯指出的一种国家形成的道路，即由氏族共同体管理职能发展成为对社会的统治，在此我们比较赞同“治水文化”对早期国家形成的影响，正是早期国家形成的特殊路径，致使后来集权成为一种集体潜意识影响后世，这正是孟子提出王权主义的政体历史根源。而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则是在融合了当时希腊斯巴达和雅典的政治思想资源基础上的创见。由此可知无论是孟子圣王还是柏拉图的哲学王都与其所处时代思想资源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又因时代要求而有所更新。孟子所推崇的圣王与柏拉图所建构的知识性的哲学王是截然不同的，归根结底是中西文明形成的路径不同致使的，同时也影响了以后中西方不同的发展路数。
三、道德教化与城邦法律
中西哲人在论及社会秩序的运作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孟子主张的是圣王实行仁政以教化百姓的“先知觉后知”圣王贤臣亦是先知者，孟子所构建的官僚体系同样也是具有德性的，而非柏拉图所谓的专门知识性的专业官僚。柏拉图开始主张由哲学家来当国王，进行人治，但是在政治实践的失败挫折使他逐渐重视法律的作用，在《法律篇》中指出：“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们必须作第二种最佳的选择，这就是法律和秩序。”[5]此外他还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5]由此可见，柏拉图十分重视法律在城邦秩序维护中的重要地位。曾有学者认为，西方希腊文明重视法律与他们的海洋商业文明有着密切关系，在此不在探讨，只是作为孟子政治思想的参考系，以突显孟子政治思想中的德性教化。那么孟子为什么会产生以道德教化来维持社会秩序呢？我们认为这与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有关，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孟子的“性善说”推导出德性教化，以及对法律的漠视。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外在手段，如果认为人性本善，那么就没有必要去利用外在的法律手段去制约人的行为。俞吾金认为“性善论本身蕴含的就是单纯的道德维度，因为善恶问题通常是在道德学的范围内进行讨论的，所以这一观念自身就隐含着对法律理念的排斥。”[6]此外历史传统也为孟子道德教化提供了思想资源，孟子所处的社会背景是礼乐传统，礼乐传统归根结底是一种道德教化，而非法律的强制作用，因此孟子的圣王教化的思想依然是延续早期礼乐?魍车牡赖陆袒?。
四、结语
孟子与柏拉图同处轴心时代的大背景之下，两位先贤面对同样的时代困境，却表现出不同的政治思想，这显然是其所处文化背景的不同。通过比较孟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早期文明即前轴心时代文明对轴心时代文明的影响，中西方不同的文明模式和文化气质铸造了孟子与柏拉图思想的不同。与此同时在中西比较视域下，孟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色。
关键词：柏拉图；《法篇》；立法；理想国；理想政制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1?0081?06
在柏拉图《法篇》中，出现诸多令人费解之处。例如，柏拉图承认克里特人的法在所有希腊人中拥有非常崇高的声音，关键在于这些法有着正确的目标，影响着乐于守法者的幸福：法赋予他们所有好事物。而这些好事物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凡俗的和神圣的，前者是后者的结果；“一个接受较大的好事物的城邦会顺便得到较小的好事物，而拒绝接受其中之一的城邦会同时失去二者。”而较小的好事物中健康居首位，美貌次之，力气及其他所有身体素质居第三位。财富最次之；而神圣的好事物中，智慧居首位，心灵的节制次之，正义再次之，它是智慧、节制和勇敢相结合的产物，而勇敢居第四位。[1]（631）也就是说仅因其自身之故而正义的法律所具有的关键性品质——正义，在柏拉图四主德中，不过位居第三位，既如此，那怎么解释他却依然矢志于要借创建新城邦之契机，试图用立法来倾力缔造“法律支配着权力，权力成为律法驯服的奴仆”[1]（715）这种在核心价值上，甚至连第二好都算不上的混合体制？其立法的目的到底何在？是惩治犯罪、匡正失范、教育同胞？[1]（857）是治疗灵魂，使人与人在灵魂上和解，从而实现灵魂的拯救？还是要借助于法律之功力，辅之以理智这一保障者，以议事会这种机制，使得理智与感觉浑然一体，并借助于人性的塑造，在尘世中缔造“理想国”，为俗世间永续美德之生活夯基固本？还是以上皆为柏拉图立法的目的？笔者谨根据文本，试勾画以上问题的轮廓，就教与学界
同仁。
一、立法者如医生：身份不同，
则目的有异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哲人政治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依照人的天然禀赋，在层层选拔性教育考验中，使极为个别的金性或银性的人，特别是金性的人脱颖而出，历练为哲学王；这样的哲学王是否的确依照人们各自的天然禀赋授予相应的职业，造就哲学与政治水融的城邦。尽管此时的柏拉图的确也承认后天的完美教育对哲学王政治的成败至关重要，但是如若没有金性、银性者，特别是金性的人卓然自立之天然禀赋为根基（是为预设），或金银铜铁性质的人之间发生了不对等遗传，那么，哲人政治将会大打折扣，甚至大厦将倾。然而，在《法篇》中，沉沉暮年的柏拉图依然矢志于“理想国”的缔造，不过这里的“理想国”似乎很同于他壮年时《理想国》描绘的纯而又纯的类型。那么，柏拉图在《法篇》中到底又缔造了什么样的国家，为何还能称其为“理想国”？他为何要如此这般？或许我们从立法者像谁谈起，会把摸到这种变化的实质及其目的到底何在。
立法者到底像谁呢？若医生？何种身份的医生？是自由医生还是奴隶医生？他们给人看病，是仅仅为了恢复病人的健康，还是要将他的病人造就为医生？
收稿日期：2012?06?12；修回日期：2012?12?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CZX01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人文社科）基金（Q1107）；长安大学理论学科建设（12KSA03）；长安大学人文社科基金（09EZX08）；陕西省精品课程建设项目（11JK0029）
作者简介：刘明艳（1974?），女，陕西西乡人，哲学博士，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政治社会哲学.
在柏拉图的方法中，喜欢使用隐喻。在立法者若何人时，也使用了医生喻。他认为，立法者若医生。不过，会因其出身不同而其行医之目的不同。比如，在柏拉图眼里，如果是奴隶医生的话，那他给人治病，仅仅为了恢复病人的健康。如若是自由医生的话，那他给人看病，却超出了病人自身恢复健康这一显在的目标。可以说，柏拉图眼中的自由医生不是为了看病而看病，而是为了把病人造就为医生而给人看病。至于这个医生隐喻的目的何在，有何更深邃的意义，我们不妨试推论一下。若立法者若自由医生，能够把病人造就为医生，那将产生什么效果？或许从柏拉图对以往希腊最卓越的王国均遭遇毁灭的分析中能窥见一二。
柏拉图在对国家的起源的分析中得出，传说中古希腊同属于赫拉克勒斯子孙的特美努斯王国、克瑞斯丰特王国、普罗克列斯和欧律斯塞涅王国，均遭遇毁灭，致其毁灭的，并不在于“整个设计中指挥员和被指挥的人”都是胆小怕事的人，更不在于他们对军事一窍不通；致使“他们遭遇毁灭的原因是他们具有的其他各种邪恶，尤其是他们对人的最高关切一无所 知”[1]（688）。何谓“对人的最高关切一无所知”？依照《法篇》文本，所谓“对人的最高关切一无所知”，就是对公民的内在和谐一无所知。它主要表现在：其一，不知何谓爱憎情仇。“判断告诉他高尚的或好的东西，他并不热爱而是仇恨；而判断告诉他卑鄙邪恶的东西，他却喜欢和热爱。就是这种快乐与痛苦之间的不协调，我称之为最糟糕的愚蠢，也是最大的愚蠢，因为它本身是灵魂的居民，痛苦与快乐在灵魂中就像一个共同体中的民众和普通人。”[1]（689）其二，不知公民个人内在不和谐何在。如果灵魂自身所拥有的知识、判断、推理及一切非智慧的东西，造统帅推理的反的话，那么，“在这种人身上，优秀的推理虽然存在于灵魂中，但并没有起到相反的作用”，这种类型的愚蠢，就是 柏拉图称为“共同体或个别公民身上最大的不和 谐”[1]（689）。其三，不知公民个人内在的最大和谐。何种公民才配享有最美好、最伟大的和谐，亦即享有最大的智慧呢？在柏拉图眼里，其实就是“按照规矩生活的人”，享有一份这样的智慧；相反，“没有智慧的人必定是酒囊饭袋，与社会无补，只能起相反的作 用”[1]（689）。其四，不知或缺失美德，特别是那种给其他美德带来约束的美德，在公民过美德的生活之价值。
从以上对何谓“对人的最高关切一无所知”内涵的分析中，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立法者若医生，无论是奴隶医生，还是自由医生，特别是自由医生，他若将他的目标定位于将“病人”造就为医生，那他是否首先要准确地诊断他的病人，对他的病人之身病和心病的症结把脉得分毫不差，对症下药，方可使他的“病人”恢复健康？如若这样，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柏拉图的医生隐喻，预示着若医生的立法者，首先肩负的历史使命，是准确无误地把脉既往兴衰之根结，特别是把脉那些曾经卓尔不群却已烟消云散的典型何以如此呢？其次，医生隐喻，特别是自由医生隐喻是否还意味着，柏拉图更加注重尘世中的经验、经历或实践呢？实际上，柏拉图对波斯人和阿提卡两个极端案例的分析，不但标明立法者肩负的首要历史使命，是对既往最卓越的王国为何均遭遇毁灭的分析，还彰明这种分析不能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例如，柏拉图不但抽象地阐明既往最卓越的王国之失，失就失在对人的最高关切一无所知；而且还以波斯人和阿提卡这样正反两个案例来阐明：如果政治实践领域中不是普通民众的自由太少，君主的权力太大；就是普通民众的自由太大，执政官的权力太少；那么，他们的社会就不能在忠诚与自由、服从与被服从之间保持平衡；当这种偏向发展到极致时，他们的社会便难以拥有恰如其分的自由、和平和理智。个人内在的和谐，公民之间的和谐，以及共同体的和谐皆因弃重就轻，张扬一端，终因服从和不服从之间比例的严重失调而成空。何以至此？人类命运竟致如此悲惨？那么，“学会一个社会如何得到最佳的管理，一个人如何最佳地规范他的个人生活”[1]（702），到底还有没有希望？
柏拉图在谈及惩罚的过程中提出，在立法上，至少可以分为“最理想的立法是什么”和“最低限度的不可缺少的法律是什么”[1]（858）这样两种，或许也是对以上医生隐喻的某种回应。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论，奴隶医生隐喻意味着“最低限度的不可缺少的法律”，而自由医生隐喻则意味着不仅需要“最低限度的不可或缺的法律”，更需要“最理想的立法”。前者可以惩治犯罪、教育同胞，伸张正义；而后者恐怕更多的还指向灵魂的治疗，使人与人之间在灵魂上和解；更有甚者，立法恐怕还指向缔造尘世法制理想国，通过人性的培养，造就城邦公民为最高鹄的吧？否则，别说神圣的好事物很难获得并保持，就是凡俗的好事物，如健康、美貌、身体，财富等等，恐怕也难获得。这是为何？或许这与何以守法有关。
二、理想国的法里法外
在《法篇》中，柏拉图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社会生活中，是什么令人们遵守法律？是法律本身的公正性、威严，法律的强制性？抑或还有其他？例如，在关于欲望、、贪念上，如何引导或规约这方面强烈者认同并终生孜孜以求“灵魂与灵魂的依恋”，“一种在身体和灵魂两方面都始终纯洁的生活”，而非纯粹对和美貌的渴望和贪恋，或者仅仅执着在于自身单方面的灵魂的慰藉的生活[1]（837）？实际上，在柏拉图最理想的立法中，诸如规约欲望、、贪婪这种人类最自然的然而有时极难驯服的力量，主要来自法外，即“对身的敬畏、对荣誉的向往、对心灵美而非肉体美的渴望”。不过，柏拉图自己也承认，“这些建议至多只是为了激发一种虔诚的想象”，换言之，这是“法律支配着权力，权力成为律法驯服的奴 仆”[1]（715）这种混合的、次好的政治体制体造就的最理想的社会的“最高的幸福”[1]（841），或者说，这是最理想的立法所具有的意义：守法者，皆源自于法外。“对身的敬畏”，在柏拉图的视野中，实际上就是对父母、祖先、传统始终如一的敬畏和尊重，这在《法篇》第八卷论爱情、第九卷论惩罚及第十一卷论贸易和遗产继承中，对有关涉及到对父母的侵害总是予以重惩的法条中得以见证。而“对荣誉的向往”则意味着柏拉图偏好君主制或贵族政体，他始终认为最好的国家出自君主制，亦即他在《理想国》中构建的唯一“正确的”[2]（544）哲人政治。“对心灵美而非肉体美的渴望”，不但体现在柏拉图渴望“灵魂与灵魂的依恋”，“在身体和肉体两方面都始终纯洁的生活”；还意味着在他的四主德中，柏拉图更偏好美德：（智性）智慧，也就是过知识的、沉思的生活；然而，柏拉图在为实现“哲人政治”而三赴西西里岛、但均以失败而告终之后，终于承认他在《理想国》中所描绘的那种“人的公共生活的最好形式”无异于海市蜃楼。更让他悲怆不已的是，既往历史表明“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由偶然事件组成”[1]（709），而且“人从来不立法，我们的立法总是偶然性和无限多样的环境起作用的结果”[1]（709）。纯粹的美德、沉思生活，何以谈起？不过，作为经得起公正的检验的政治哲学家，柏拉图毕生执着于描述人的公共生活的最好形式是什么。《法篇》即是明证，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它至少给我们审察现实生活提供了一个中道的、次好的、融入更多实践智慧的参照。
因此，柏拉图要追问“法律支配着权力，权力成为律法驯服的奴仆”政体造就的“最高的幸福”，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到底有没有可能？何以可能？这恐怕不仅仅与立法的分类、目的有关，可能还与人们判断何谓“一般的公正、或思考公正的人、公正的行为”有关。尽管柏拉图是以假设的方式提出这样的问题，“但若我们承认，我们所遭遇的某些事情尽管是公正的，但却是不恰当的，因此公正和美好之间有不一致的地方，那么我们将会宣布公正的事情是丢脸的”[1]（860）；实际上，柏拉图提出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最好的法律非但不可能完全产生最好的结果，甚至相反。因此，如若一部最优秀的法律，在实践中要取得最卓越的实际效果，可能仅仅停留在公正的法典的层次上，或者仅仅从公正角度思考的话，恐怕事与愿违。
如何尽量避免或者减少理论与实践的“事与愿违”的发生呢？柏拉图给我们的启迪恐怕是两手：既要未雨绸缪，高瞻远瞩，（立法之）志当存高远；更要脚踏实地，面对事实本身；而关键在于如何弥补“过失”，治疗灵魂，使得人与人之间在灵魂上和解。这可能首先取决于态度如何。因此，柏拉图言：
立法者必须向他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有益的或有害的行为的行为者是否以一种公正的精神和公正的方式在行事。因此他必须记住两点，“过错”已经犯下，“伤害”已经造成。他必须用他的法律尽力使破坏的得以恢复，使迷失的得以重现，使毁坏的得以重建，用健全的东西取代残缺的或受伤的东西。他的目的必须是通过立法使各种形式伤害的行为者和受害者达到心灵上的和解，通过一种补偿使他们之间的对立转变成友好。[1]（862）
我们试分析上段文字，看看79岁的柏拉图，在立法上到底追求的是什么，用什么保证这样的追求。第一，就他自身的立法而言，无疑，他自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在谈及如何对待传统，特别是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悲剧诗人及其他们所谓的严肃作品时，可以说柏拉图的自信和自恋展露无遗：“我们可以接受其中的一部分”，但对他们提出的诸如“我们可以到你们的城邦和国土上来访问吗？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带来吗？”或者说，“你们在这方面有什么规定？”之类问题，柏拉图以模拟对话的方式，说出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呃，我相信这才是正确地回答：尊敬的来访者，我们自己就是悲剧作家，我们知道如何创作最优秀的悲剧。事实上，我们整个政治制度就建得相当戏剧化，是一种高尚完美生活的戏剧化，我们认为这是所有悲剧中最真实的一种。你们是诗人，而我们也是同样的类型的人，是参加竞赛的艺术家和演员，是一切戏剧中最优秀的戏剧的艺术家和演员，这种戏剧只有通过一部真正的法典才能产生，或者说，这至少是我们的信念。[1]（817）
这是一个经过漫长的艰苦卓绝的理论跋涉、实践尝试，屡战屡败、却越挫越勇、壮志未改的政治哲人，对自身、对自己的理论又一伟大开创性、力挽狂澜的政治制度设计的实践预期，给予的无与伦比的自信之表达。我们看，柏拉图称自己是悲剧诗人，既是悲剧家又是悲剧演员。而且，自己的悲剧作品，不是《奥德修斯》那种，而是只能以法典的形式才得以产生，但依然难改是悲剧的命运：这法典及其负载的崇高精神、伟大政治抱负，此时此刻，前途未卜！如果说柏拉图自认为自己及自己的伟大作品——法典，就是最优秀，甚至不需要异邦人之中最优秀的悲剧诗人及其作品的某种辅助或滋养，表达了他的自信和自恋的话，那么，竟将自己的法典称作悲剧，亦不免流露出无限的悲怆，以及对人类前途晦暗不明、世事难料之忧虑。因此，在无与伦比的法典（理想），与践履这样的法典而生成的现实生活之间，可能存在的难以弥合的鸿沟，实际上成了老年柏拉图无比关注的地方。是为第二点，即如何评价法律效果，评价的根本目的何在。就行为人的行为后果的评价而言，在柏拉图眼里，评价行为人的行为，不在行为人是否出于“故意”或“无 意”[1]（861），而在于“有益的或有害的行为者是否以一种公正的精神和公正的方式在行事”。可见，与主观目的相比，柏拉图更重视，甚至只关注外在可以观察得到的东西，即行为人的处事态度和行为方式。他首先关注的是，要从根基上来审查，行为人是否在心灵里，灵魂深处即拥有何谓法律的公正这样的观念，而且，这样的观念还必须以其行为时的态度和式方式表现出来。这与其说是一个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公正的标准，毋宁说是对行为人本身的一种无与伦比的期望与要求，当然，首先是对立法者自身的要求。就评价的目的而言，绝不是纠结于怎样惩治行为人的“过错”，而是如何弥补“伤害”，这是立法者立法之初衷：“他必须用他的法律尽力使破坏的得以恢复，使迷失的得以重现，使毁坏的得以重建，用健全的东西取代残缺的或受伤的东西。”不过，立法者仅停留于此，似乎还很不够：某种形式的补偿，可以说只是手段，其目的在于“通过立法使各种形式伤害的行为者和受害者达到心灵上的和解”，让这些因“过错”而造成的“伤害”，在心灵中烟消云散；并以此为契机，这些伤害者和受害者之间获得友谊。在柏拉图的视野中，友谊即是求同，获得“一致”，这恐怕既需要公民内在的和谐，又需要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和谐。如果联系到柏拉图认为既往最卓越的王国皆毁于“对人的最高关切一无所知”，就是对公民内在的和谐的一无所知，那么，在此，柏拉图实际上要以立法（制度建构）的形式来表达对人的最高关切。
那是不是到此为止了呢？不。在柏拉图看来，弥补“伤害”，即伤害者和受害者达到心灵上的和解，仍然只是立法的目的之一。立法还必须立志于拯救灵魂。立法如何拯救灵魂呢？立法者所立之法，必须遵循“拯救灵魂”这条路线，只要灵魂还有救，就要“对过失者进行教育和约束，无论过错大小，使他不再冒险重复这种错误行为，或者少犯过错，此外，他必须对伤害做出弥补。因此，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行为和言辞使人快乐或痛苦，给人荣誉或耻辱，使人达到痛恨不平等、热爱公正，甚至默认公正的境界”。[1]（862）
如果说柏拉图试图通过某种形式的补偿，实现“通过立法使各种形式伤害的行为者和受害者达到心灵上的和解”是“最低限度的不可缺少的法律”[1]（858）及其要追求的必然效果的话，那么，后一种，即使行为者确实有过失，而且这种“错误的伤害和错误的获益”确实是“灵魂的悲哀”，不过只要灵魂还有救，那么，立法就必须立意于拯救灵魂，则是立法的一个较高的理想和法律治疗的一个较高层次的功能。而最理想的立法、或立法的最高境界则在于，立法就是为了永不再立法，而人人心中有法；甚至任自然。
然而，实际上，“全人类只有一小部分人受到圆满的训练，能约束自己的天然倾向，当他们发现自己处在需求和欲望的洪流中时，只有这些人才能下定决心节制自己。在我们有机会发财的时候，我们中能保持清醒头脑的人并不多，或者说宁愿节制富裕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的性情完全相反，在追求欲望的满足时，他们完全超过了一切限度。一有机会盈利，他们就会设法牟取暴利。”[1]（918）或许这是人类生活残酷的宿命。至少，要有差别、有针对性地引导或治疗灵魂，我们应竭尽全力制定一部最优秀的完美法典：
法律有一部分是为有美德的人制定的，如果他们愿意和平善良地生活，那么法律可以教会他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所要遵循的准则；法律也有一部分是为那些不接受教诲的人制定的，这些人顽固不化，没有任何办法能使他们摆脱罪恶。……假定有人自认为有知识而实际上一无所知，竟然忘记了上苍的愤怒和人们所说的来世报应，嘲笑这些值得敬佩的、普遍流传的说法，乃至于在实际行动中违反这种告诫，对父母和其他长辈动粗，那么就需要对这种人进行威慑和制止。这种最后的惩罚不是死刑，因为死刑尽管比其他任何刑罚更加具有威慑力，但它对这个世界上的罪犯所造成的痛苦并不能在他们的灵魂上产生威慑效果；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听到虐待母亲、殴打长辈一类的事情了。因此，如果能够做到的话，要在今生惩罚这样的罪犯，不亚于来世对他们的惩罚。[1]（880）
从以上引文可见，即使柏拉图指向今生、规范肉体、教育同胞的立法，仍然不失为“最理想的立法”与“最低限度的不可缺少的法律”的结合：如果极少部分的人已经视“从小在学校里接受善”为鹄的，那么法律将教会他们“使之抱着热情而又坚定的信念去成为一个完善的公民，既懂得如何行使有又懂得如何服从正义的统治”，认识到“任何以财富、身体的力气，以及其他与理智和正义无关的事物为宗旨的训练，都是粗俗的、不高雅的，完全不配称作教育”[1]（643）的话，那么他们是否可以担当起对儿童的“正确的训练，要在游戏中有效引导孩子们的灵魂去热爱他们将来要去成就的事业”。[1]（643）为此，能够“把儿童引导到由法律宣布为正确的规矩上来，其正确性为最优秀的人和最年长的人的共同一致的经验所证明”[1]（659）那种教育使命呢？若如此，那么，愿意过有美德的生活的人，是否就会如涓涓细流之汇入大海般逐渐多起来？退一步讲，如果以上目标很难完全达成，或者说这在大多数人那里是无效的，即法律很难胜任引导大多数人灵魂向善，那么，法律是否会发挥惩治的另一手，并最好在今生就进行惩罚，使受到伤害（受害方）和自我残害（伤害方）的灵魂一点一点得到治疗：或者今生就得到谅解、甚至和解，或者使得那些不完善的灵魂在不断轮回中变得完善起来？若如此，那么，是不是“最理想之立法”和“最低限度的不可缺少的法律”就贯通起来了？那拯救灵魂，缔造次好的“人的公共生活最理想的政治形式”[3]（149）是否就有望呢？
至少，这样说是有道理的：《法篇》时的柏拉图，在他的意识中，立法者在一定意义上取代了《理想国》中的政治哲人的地位，负有为政治体制确立规范的最崇高、最神圣的使命；执政官和法官则是立法者所立之法的执行者；那些有美德的、且自愿过有美德的生活的极少部分人，和立法者、执政官等一并，将以“终生有形的实践”[1]（729），承担起教育公民、传承城邦最优秀传统的最高使命。所以，柏拉图认为法律“激起我们崇拜和惊讶并与理智同缘”[1]（957）。这样一来，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立法者所立之法及其据此审理案件的法官就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不但“立法家的文本可以用来作为试金石检验一切”，而且，“优秀的法官要把法律书紧紧地抱在胸前作为解毒药……”，这样做的法官将成为国家和自身的保存者：“他将使好人得到保障，正气上升，他也要尽可能是那些仍旧有药可救的恶人得到矫正，摆脱愚昧、放荡、怯懦，总而言之，摆脱一切形式的恶。”柏拉图甚至认为以死刑治疗那些十恶不赦的人的灵魂的法官，他们的行为“值得受到国家的赞扬”。[1]（957?958）
然而，即便说以上诸多或绝大多数目标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特别是在若自由医生的“立法家的文本”的滋养下，在执政官和法官绝对忠于职守的辅助下。但是，我们决不能就此认为，在《法篇》中，法学家政治取代了哲人政治，立法者取代了政治哲人，甚至得出法学家政治是万能的，柏拉图放弃了哲人政治。实际上，垂垂暮年的柏拉图（《法篇》成书时他79岁），以史为鉴，他已经深刻地体悟到，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进展中，不但哲人政治很难落地生根，即使法学家政治一样没有多少生长空间。况且，在柏拉图的意识中，他对居于第二位的法律，实际上心存疑虑。他坦言：
仅靠执行法令、审理案件或为城邦建立基础，不可能使某项事业达到终点，在我们能为保存我们的工作提供一个完整的、永久的保证之前，我们绝不要亲自去做所有的事情。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仍旧要把我们的整个成就视为尚未完成的。[1]（960）
况且，需要国家或政制并不仅仅是为了身体的健康和存活，而且是为了在灵魂中向法律表示忠诚，或者宁可说是为了恪守灵魂的法律。[1]（960）
特别是这后一种法，柏拉图认为，似乎是我们的能力所不及的。如若这样的话，那柏拉图在《法篇》中如此鞠躬尽瘁，不还是给世人提供了一个不稳固的基础吗？柏拉图对此是清楚的。为此，他要给这样的政制竭力提供某种保障：“这里靠的是理智在灵魂中 的发展，视觉和听觉在头脑中的发展，要知道，理智是灵魂的最高能力，视力和听力是头脑的最高能力。我们可以正确地说，当理智与这些最高尚的感觉合成一个整体的时候，它可以使生灵得到拯救。”[1]（961）这种将理智与感觉融为一体的机制和载体，就是柏拉图眼中的可以老带少、兼通各国民众及本国民众生活的议事会。在议事会中，那些青年的“卫士”就如头脑中的视力和听力，而长者则如灵魂中的理智，二者的良好顺畅沟通结合，并“依靠他们之间的联合行动，这就是能使整个国家获得拯救的真正保障”[1]（965）。这里的要害在于，如何培养这样的年轻“卫士”。第一，必须使城邦中为数极少的、可造就为最优秀的“卫士”树立基本信念：要他们掌握两条真理：“灵魂无限优先于一切有生成的事物，灵魂不朽并支配着这个物质的世界”，“心灵支配着一切天体”。[1]（967）第二，技艺上还必须为其终成卓尔不群而作充分的准备：“他也要拥有预备性的科学知识，以音乐为桥梁连接这些科学知识，并且他的知识运用到他的道德和法律行为中；他也要能对自己接受的观点作出合理的解释。”[1]（967）
然而，这仍然不够。到底是什么能够最终保障我们的立法者缔造的这个“理想模式”成真呢？柏拉图说：“仅当我们审慎地选择了我们的人，对他们进行了彻底地教育，让他们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中心城堡里，让他们担任国家的卫士，成为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完人，这个时候我们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1]（969）看来，终其一生执着于哲人政治的的柏拉图，当试图将其理论运用于实践，却不断遭遇重重打击之后，转而求其次，试图在法理与柔情之间，寻求某种融合之中道，柔情中置于法律这根钢筋水泥之骨架，来惩治罪恶、规范失范、教育民众，拯救灵魂，永续和谐政治，看似放弃了人性而倚重于（法律）制度的支撑，实际上，这另一种“理想政制”之根基，却依然在人性（之培养），只不过是参入了更多因素，特别是人类实践经验，特别是顾及到了现实生活给理论创造所能提供的实际空间。
实际上，终其一生，柏拉图都在为他心目中的理想政制而上求索，矢志不渝。如果说柏拉图为其在《理想国》中得以缜密阐释的宏幅巨制——哲人政制图景30年而不渝的话①，那么，及至沉沉暮年，以史为鉴的他，秉承苏格拉底灵魂不死之观念，转换着力点，期许借立法来惩治犯罪、匡正失范、教育民众；并希望对立法政制辅之以理智与感觉浑然一体这种议事会机制，再造“理想国”，为俗世间永续美德政治生活夯根固本。就此说，柏拉图的立法者之立法，标定的鹄的不同，境界也各异。但问题依然是马克思曾提出的最好问题：谁来教育教育者？这恐怕才是柏拉图《法篇》中保障者的真正的保障者吧。
注释：
① 自39岁起，柏拉图曾三赴西西里，以图施展政治抱负均未果：时年应叙拉古僭主狄奥尼索一世之邀，第一次赴西西里，很得僭主小舅子狄翁赏识，而狄翁的气质和爱好（酷爱哲学），使他感觉到似乎找到了有成为哲学王的苗子。然而不幸的是，柏拉图言谈间得罪僭主，被当作奴隶送给斯巴达使节波利斯带到爱琴那岛，幸而获救得以重返希腊；60岁时，再次应叙拉古僭主狄奥尼索一世之邀，第二次前往西西里岛访问，随身携带《理想国》《克里锡阿斯》（未终篇），率弟子及友人等哲学家团队一同前往。然而，却恰碰老狄奥尼索死，二世继位，最为看重的狄翁权柄被夺，自顾不暇。因此，这一次如前一次一样，柏拉图哲学家团队怅怅然离开叙拉古；66岁时，应小狄奥尼索之邀，第三次赴西西里访问，但因被小狄奥尼索怀疑他支持流亡于希腊的狄翁而被扣留，幸而被救辗转返希腊。不过，柏拉图哲人政治之抱负并未因其实践上的屡战屡败而气馁。同时，尽管三次西西里执行均以失败而告终，但其学说影响力却随之扩大，其学生得到诸如腓力的重用；而赫米阿斯还继欧布卢成为小亚细亚西北阿泰尔纳和阿索斯的僭主。因此，截止到70岁，柏拉图哲人政治之志仍未幻灭（进一步可参阅：严群的《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里同》）。
参考文献：
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柏拉图. 理想国[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 986.
大卫·福莱. 从亚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C]//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二卷. 北京： 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4.
Educating compatriot， saving soul and creating “utopia”
——Three conceptions in Law：
LIU mingya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关键词】柏拉图；《理想国》；“三民分殊”教育思想
柏拉图（Plato 公元前427――前347年），古希腊哲学、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之一。他撰写了大量有关思辨、教书、育人、伦理、法律、宗教等方面的著作。其中“《理想国》是柏拉图最为有影响力最为重要的一部哲学对话，是西方哲学乃至西方思想史上最具奠基性的经典之一。”对话中所蕴含的先进的教育思想，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理想国》中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不少的先进观点与思想值得当代借鉴。
一、《理想国》的“三民分殊”
《理想国》中， 柏拉图结合历史经验和天才设想， 设计了一套理想的社会制度， 提出了一个理想王国的构架， 其中包括构成这个社会主体的人： 统治者、护卫者与生产者等级（ 工人、农民、商人） 的地位和相互关系。
在柏拉图看来，一个城邦是逐步发展起来的。理想城邦的第一阶段，也就是最初需要满足的是衣、食、住、行这些生存条件，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建筑工人、农民和纺织工人。为了“活得好”，追求更高的需要，然后便出现了猎人、画家、演员等。以上的所有人构成了为整个城邦提供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者等级。土地的扩大必然引来战争，这个时候城邦便需要保卫者，也就是军人来保卫其他行业的安全。最后统治者被划分出来，他们年龄较大，比较有经验与才能，他们关注整个城邦，实现理想国的主要条件在于国家的统治者是“哲学王”。因为只有哲学王能接触善的形式，并以此指导城邦，保卫城邦长期的稳定与繁荣。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城邦里有一个劳动分工的原则，每个人做适合一种与其本性相适应的工作。他强调人的天赋是千差万别的，适合不同类别的工作，如生产者等级做生产者等级的事，保卫者做保卫者的事。这些不同种类的人各司其职，相互合作，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一个适宜与大家生存发展的城邦。
二、“三民分殊”教育思想
（一）“三民分殊”中的国家社会教育
柏拉图是个持有社会本位论观点的教育家哲学家，主张教育目的应该以社会需要为根本或出发点，强调以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主来制定教育目的和建构教育活动。他认为，国家是放大了的个人，因而教育应该按照国家的需要来造就个人；由于教育与国家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以培育未来统治者为目的的教育乃是实现理想的正义国家的工具。教育要为国家培养人才， 通过人才维护国家政治的稳定， 进而促进国家的繁荣。
根据他的思想，柏拉图塑造了这样的理想国家社会――杰出的哲学王，也就是有能力的统治者，培养他们的“理”，能为国家带来政治上的清明；保卫者军人，培养他们的“勇”，能起到保卫国家的职能；手工业者农民等生产阶级，培养他们的“节”，能让他们其他城邦中基础的生产者的作用。这就是“三民分殊”所体现的一种关于社会的国家的系统而全面的教育思想。柏拉图站在了较高的角度上，看到的是一个城邦的教育，教育看作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其总的目标是通过教育建立理想之国， 实现正义之国。
（二）三民“铜、银、金”――教育要适合不同天赋的每一个人
传说，每个人在出生时，神对他所加入的金属成分是不同的。“适合做统治者的人出生的时候，神把金子放到了他们的本性中；适合做保卫者的人出生的时候，神把白银放到了他们的本性中；适合做劳动者的人出生的时候神把铜与铁放到了他们的本性中。”以后城邦的教育，就是要发展统治者本性中金子的品性与能力、保卫者本性中白银的品性与能力以及生产者铜与铁的品性与能力
他强调指出，天赋固然重要，但“如果得到的是不适合的培养，那么最好的天赋就会比差的天赋所得到的结果更坏。”他把先天的才能与后天的培养看得并重，并认为要根据天赋进行后天的培养。要从每一个不同的才能出发来实行培养，从而使个体得到最好的发展。
因而，教育要根据不同的天赋来进行后天的培养，从而让每个个体得到全面发展。
三、《理想国》“三民分殊”教育思想的对我国的教育的启发
1.教育是国家的大事，要科教兴国，加大教育投入
“科教兴国”是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衡量政府教育投入的最重要指标，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教育财政投入比例一直很低， 且低于世界同类国家公共教育经费支出的平均水平。教育经费之所以长期徘徊不前， 归根结底反映了国家对教育的根本态度。连许多贫困的家庭都将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孩子的教育，何况是我们这个国家呢？柏拉图“把教育事业当成关系国计民生、人类发展的国家头等重要的大事业”。我们要坚持“科教兴国”，加大教育投入的力度，真正把教育搞上去。
2.对人进行适合其身心发展的教育
柏拉图“三民分殊”中根据个体的天性身体条件来对其进行培养从而全面发展的思想博大深远，在当代都有极大的价值。在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特别提出：“把促进学生成才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是的，社会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去参与每一个部分纷繁复杂的工作，而不是一个个从模子里刻出来的机器人。
当前， 人类社会正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变， 而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与人才资源建设能力与此息息相关，要自如地驾驭知识经济社会， 关键取决于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培养出大量具有创新能力的多方向的人才。根据人的天性出发，对他们进行适合身心发展的培养，才能让培养出来的“人才”为社会做贡献。教育要从“人”出发，以人为本。
柏拉图依据每一个体的才能生长点而施行最恰当的教育与培养，对当代各国的教育都有很好的指导与启发作用，理应为我们加以合理借鉴和吸收。
虽然柏拉图已走远，但是他的教育思想依然历久弥新。
【参考文献】
[1]刘烨，曾纪军.柏拉图的智慧[M].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1.
[2]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28.
[3]余纪元.《理想国》演讲录（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63.
[4]沃特尔佩特.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M].徐善伟，译.大象出版社，2011：156-159.
《理想国》又译作《国家篇》、《共和国》等，与柏拉图大多数著作一样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用对话体写成，共分10卷，其篇幅之长仅次于《法律篇》，一般认为属于柏拉图中期的作品。这部“哲学大全”不仅是柏拉图对自己前此哲学思想的概括和总结，而且是当时各门学科的综合，它探讨了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艺等等各方面的问题，以理念论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理想国家方案。
《理想国》讨论的主题是正义问题，首先讨论国家的正义。柏拉图认为一个好的国家应该具备智慧、勇敢、自制、正义这4种德性。
（来源：文章屋网 ）
在西洋哲学史中，柏拉图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大哲学家。在他庞大而完整的哲学体系中，他处理了自然哲学、人生哲学、存在论（理型论）、宇宙论、知识论、政治论、道德论、灵魂论、艺术论、范畴论、辩证法、几何学、修辞学等等的问题；而他所提出的很多哲学概念如理型(idea)，回忆说(recollection)及哲学王(PhilosopherKing)等等，对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二千多年来仍不断引发哲学上的讨论，可以说西洋哲学的问题很多是源自柏拉图的。无怪乎现代哲学家怀海德(Whitehead)说：「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脚注而已。[1]正由于柏拉图在西洋哲学史中有那么重要地位，故此便选择了柏拉图作为这篇论文的研究对象。那么，为甚么要讨论柏拉图的人生哲学呢？因为一般学者较为集中研究柏拉图的存在论（特别是理型论）、政治哲学、知识论及道德论，至于人生哲学的问答却相对地较少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另外，人生哲学的问题亦非完全可以独立于其它哲学范畴之外而作单独的研究，当中亦涉及宇宙论、理型论、道德论、灵魂论及自然哲学等等内容的讨论，所以在内容上比较丰富。决定了论文的研究范围之后，要交代一下论文的研究方法。其实，一般学者在阐述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时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对原典逐篇解读，一是将其思想作为一个系统来加以概略式的描述。笔者现在会将两者结合，先以生死这些概念作为柏拉图人生哲学的切入点，然后以三世的时间框架配合人生三大问题来建构起一个简单的分析架构，然后再将柏拉图五篇对话录[2]中相关的材料套入这个分析架构中加以分析讨论，务求能整理出柏拉图较具系统性的人生哲学思想。最后以佛家有关人生哲学，特别是生死轮回的思想与柏拉图的系统作一比较，藉此对柏拉图的人生哲学作出一个客观而合理的评价。
至于这个分析架构究竟是怎样的？亦要在此作一简单的交代。首先，「人生究竟是指甚么呢？一般来说，人生是指一个人「从生到死的一段生命历程，而在这段生命历程之人人总会有大大小小、程度不同的吉凶祸福，当中如何处理？如何面对？如何活出人的意义？如何确立自己存在的价值？这些全是人生哲学所要面对及处理的问题。既然说是人生哲学，当然以作为存在主体的人作为问题讨论的中心，以人作为问题的起点。于是我们便会先问「我是谁？的问题，要对自己存在的身份及地位作出界定。当我们问「我是谁的时候必定会涉及到前世问题，正如佛家所提出的疑问：「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3]既然问及前生，亦必会再追问来世的问题，于是乎便会出现人生存在的时间三向度：前世、现世、来世。关于人生存在时间三向度的问题，科学不能够回答，因为科学建基于经验，对三世问题无法肯定，当然亦没法否定，那么只有哲学中的道德进路及宗教进路可以处理。针对人生存在三向度的问题，引发出三大问题，就是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今生当若何？第一个问题是问「生的问题？第二问题是问「死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问如何在现世活出生命意义及价值追求的问题，这涉及爱、欲的问题。基本上，人存在的时间三向度就是本论文的主要分析架构。只要我们知道自己从何而来，界定清楚自己的身分和地位，知道自己死后的去向之后，就可以为现世确立正确的人生方向，确立安身立命之所，然后突破人生的局限，展现生命存在的价值。
二)柏拉图对「生、「死问题的看法
1.有关「生问题的探讨
在人生哲学中，有关「生问题的讨论亦即是处理「人从何而来的问题。在处理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处理了人的结构是怎样及构成人的元素是甚么这两个问题。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借蒂迈欧之口，十分详尽及有系统地论述了整个宇宙（包括人在内）的形成过程及其结构的问题。柏拉图指出整个宇宙是由宇宙创造者德谟革（Demiurgos）有目的地创造出来的，创造神依照永恒不变、自我同一的模型，配合水、火、气、土这四种元素（材料）及场所（空间）创造出整个宇宙。基本上，创造神是先创造出世界灵魂作为推动宇宙运作的力量，再按几何结构来创造出天体，然后再创造时间，使可感世界的一切都能发生在时间之中。可以说，创造神是先创造出世界灵魂，然后再创造出世界的形体。[4]接着，创造神又创造了各种动物，包括天上诸神的族类，飞翔在天上的鸟类、水族类及陆地上行走的生物。[5]创造神在最后阶段才创造出人。在造人的过程之中，亦是先做出人的灵魂，然后再造出人的肉体。可以说，人跟宇宙的构造一样，是由灵魂与肉体这两部分构成，而在构造的过程中，神是先创造精神性的灵魂，然后再创造物质性的肉体。至于构成人的元素，亦是水、火、气、土这四大元素。[6]谈到这里，我们已处理了人的结构（灵魂与肉体的组合）及构成人的元素（肉体由火、水、气、土四大元素组成，灵魂是诸神摹仿创造者制造的，当中有不朽的理性及可朽的情绪、欲望和感觉）是甚么的问题。解答了这两个问题之后，「生从何而来的答案已不言而喻：人就是由神所创造出来的。不过，有一点要交代清楚的是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所讲的创世纪并不是基督宗教所讲的那一套，当然其中有些观点是基督宗教继承柏拉图的。再者，柏拉图所讲的创造神亦非基督宗教所讲的上帝，因为柏拉图所讲的神是哲学上、逻辑学上的神而非人格神，况且柏拉图的神不是全知、全能的，它亦需要借助永恒的理念、模型及四大元素及空间才能创造宇宙。
2.有关「死问题的探讨
a.死后往何处去
有生必有死，柏拉图处理了「生从何处来的问题之后，接着就要处理「死往何处去的问题。「死是人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没有人可以避免，故此有「生是否一定会「死这个问题是没有讨论意义的；但是人死之后往何处去这问题却不同，不同的哲学家及宗教都会提供不同的答案，甚至有人更会认为人死如灯灭，「人一死甚么都没有，又何需处理死后往何处去这问题呢？珍惜当下，及时行乐就够面对死亡问题，柏拉图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
上文曾提及人是由灵魂及肉体这两部份组合而成的，而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是先创造出人的灵魂，然后再造人的肉体，所以灵魂的存在是先于肉体的，而且柏拉图更认为灵魂与肉体根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存在的东西，灵魂先验地是理型界的存在，肉体是现象界的存在，所以人死后灵魂未必一定会落入轮回之中，如果能够行善积福，遏制欲望、净化灵魂的话，灵魂就可以永远脱离肉体的束缚，再返超越的理型界之中，可以说，在柏拉图的思想之中，理型才是永恒存在的世界。所以，柏拉图认为死亡并不可怕，它并非一件苦事反而是一件乐事，因为死亡正是代表灵魂可以从肉体的枷锁之中释放出来，虽然灵魂的可朽部份会跟肉体一同死亡，但是不朽的、纯洁的部份却会重获自由。柏拉图在《斐多篇》(Phaedo)中说：「死亡只不过是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出来，对吗？死亡无非就是肉体本身与灵魂脱离之后所处的分离状态，和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出来以后所处的分离状态，对吗？除此之外，死亡还能是别的甚么吗？[7]虽柏拉图认为死亡只不过是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出来的分离状态，但是灵魂解放出来之后是否一定会返回永恒的理型世界呢？答案是不一定的。如果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时已被肉体的欲望（如、物欲、性生活享受）、仇视、畏惧等不良因素所污染了的话，灵魂不会超升而返回理型界，反而要落入不断的生死轮回之中。[8]有关灵魂如何轮回的情况，留待下文详作论述。相反地，如果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的时候是纯洁的，没有带着肉体给它造成的污垢的话，灵魂就可以不需接受轮回之苦，返到理型界或比这个世界可能更加美好、更加昌盛的世界。[9]
至于我们要怎样做才可以净化我们的灵魂呢？柏拉图说要训练自己从容面对死亡，训练的工具就是追求哲学，透过哲学的追求就可净化灵魂。可以说，实践哲学可以令我们禁止一切身体的欲望，不受欲望操控，这样灵魂就可以得到净化。[10]至于如何实践哲学，如何净化灵魂，柏拉图在《会饮篇》(Symposium)中有详尽的论述，故不在此赘述。
b.灵魂不朽的论证>由于人的死亡只代表灵魂与肉身的分离，并不代表灵魂必定是从肉体的牢狱中获得释放，重新进入永恒的理型世界。柏拉图为了令灵魂重返理型界有可能及使人的行为必定具有善恶因果的价值一致性，所以一定要说灵魂不朽，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提出了六个论证。
一)生成是对立物的不断循环[11]
柏拉图说：「凡有对立而存在之处，对立的事物产生对立的事物，例如美是丑的对立面，正确是错误的对立面，还有无数其它事例。……这是否为一条必然的法则，凡有对立面的事物必定从其对立面中产生，而不会从其它来源中产。既然生与死是对立的事物，所以两者理应交互生成，从生有死，从死有生，生生死死，不断循环。由于生死交互生成，不断循环，所以灵魂再生，不朽存在就成为可能。
二)从知识的回忆说来推论出灵魂不朽[12]
柏拉图认为我们对于理型界的知识客观而真确，而这些知识的获得与感性经验及现象界无关，而现在寄寓于肉体之中的灵魂绝不可能认到这些真确而具客观性的真理。故此，这些关于理型界的知识必定是灵魂在前世已经有，只是现世通过回忆作用把这些前世已有的知识重新召回来。故此，有关理型界知识的成立就足以证明灵魂曾于前世存在，甚至之前几世存在过。根据此理，现在世亦将会成为未来的过去世，现在的知识将来亦会成为来世回忆的对象，由此可以明灵魂是不朽的。
三)从灵魂的神性导出灵魂不朽[13]
柏拉图将存在的事物分为两类：一类是神圣的、不朽的、理智的、统一的、不可分解的、永远保持自身一致的、单一的；另一类是凡人的、可朽的、不统一的、无理智的、可分解的、从来都不可能保持自身一致的。灵魂与肉体相比起来，柏拉图认为灵魂与前一类事物最为相似，肉体却与后一类事物相似。既然现在灵魂跟第一类事物同样具有不朽的、统一的、单一的、不可分解的属性，故此灵魂就不可能有任何变化、也不可能被毁灭，所以它必然是不死和永恒的存在。
四)从语意分析证明灵魂不朽[14]
柏拉图认为灵魂是生命原理，生命既然是灵魂的生命原理（本质属性），故此应该是不朽的，否则生命原理与灵魂在语意上会出现矛盾，因为如果灵魂是可朽、是死灭的话，就会与生命构成矛盾。
五)从道德伦理角度证明灵魂不朽[15]
柏拉图认为任何存在物的坏灭衰亡，必定由内在而固有的恶因所造成。灵魂之中虽有恶的成份，如无知、怯懦、放纵等，但是灵魂却不会被这些恶的成份影响而灭亡。可以说，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于灵魂的恶都不能使灵魂坏灭衰亡，灵魂仍是永恒地存在着。故此，灵魂一定是不朽的。
六)从灵魂的自动性来证明灵魂不朽[16]
柏拉图说：「一切灵魂都是不朽的，因为凡是永远处在运动之中的事物都是不朽的。那些要由其它事物来推动的事物会停止运动，因此也会停止生命；而只有那些自身运动的事物只要不放弃自身的性质就绝不会停止运动。还有，这个自动者是其它被推动的事物的源泉和运动的第一原则。由于灵魂是一种自动的存在，亦是推动其它事物的源泉及第一原则，故它无生灭可言，一定是不朽的。
c．对灵魂不死论证的批评
柏拉图要设法论证灵魂不死，但是我们是否真的可以透过理性的方法去证立灵魂不死呢？。如果以康德批判哲学的立场来看的话，灵魂根本是超越经验范畴的形上存在，我们对它根本没有任何的感性经验，如果我们强行以理性范畴去证立超验的灵魂存在的话，这就是理论理性的误用，最后只会变成独断论(Dogmatists)。柏拉图对灵魂的论证亦一样，因为我们对灵魂缺乏经验，所以同样地可以其它理由来证立「灵魂可朽的命题。事实上，柏拉图这六个论证亦存在着缺失的。例如第一个论证：生成是对立物的不断循环。对立的概念我们可以说是互相相对地交互生成，如有「生的概念时就预设了有「灭的概念，有「灭的概念时亦预设了有生与之相对，这只是概念上的相对互生，但是在经验上是否真的有生就一定有灭，有灭就一定有生呢？这是存疑的，生死问题亦是同一情况。再者，生死是互相交互生成，亦是一种循环论证，因为生证明了死，死再证明生，然后生又再反过来证明死。这不是循环论证吗？又如第六个论证：从灵魂的自动性来证明灵魂不朽。虽然柏拉图说「凡是永远处在运动之中的事物都是不朽，并以此作为论证灵魂不朽的大前提，但是我们如何建立「灵魂是自动的这个小前提呢？所以最后亦是推不出灵魂不朽的必然结论。其它的论证亦存在着不同的缺失，但我们没有必要将之逐一指出。
另一方面，柏拉图虽然要证立灵魂不朽，但是他自己所说的不朽却并非指所有的灵魂，而只是指灵魂的理性部分。基本上，柏拉图将人存在的灵魂区分为三类，分别为理性、激情及欲望。其实，如果柏拉图将灵魂不朽作为宗教上的信仰或道德上的设准来看待的话，就可避免以理性范畴去论证灵魂不朽而引致的缺失。但无论如何，柏拉图的灵魂不朽说为现实人生的生命超升及道德行为的因果价值统一性提供了必然的保证。
三)柏拉图对「爱、「欲问题的看法
当我们处理了「生从何处来及「死往何处去这两个问题之后，就要处理「今生当若何的问题，究竟在现世存在，我的责任和使命是甚么？我完成了这些责任没有？如何生活才可以提升生命的质素活出生命的意义？
1．与生死轮回的关系
柏拉图要我们过着公义的生活，只有这样才可提升生命的质素，否则就会沉沦下堕。而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追求真、善、美。真与美、与善是有等同的价值，但只存在于理型界之中，人生追求真善美的过程就是哲学。那么追求真、善、美的动力是甚么呢？就是爱(Eros)，爱的本质就是要追求美、善，而智慧是最美的东西，所以追求美、善亦即追求真善美。可以说，对真善美的追求亦是欲望(desire)的一种，不过这种向着美、善进发的欲求是正面的，层层超升的，是由最低层次的肉体上的「爱超升到追求精神上的「爱，追求真、善、美的绝对统一。这样，透过哲学对真善美的追求，人的灵魂就可以净化，死亡时就可以摆脱肉体的束缚，直接到理型世界之中。相反地，如果人只沉沦于肉体上的爱物质生活的享受及过着不正义的生活的话，欲望只会使人不断向外索求，最终只会沉沦于各种欲望之中而不能自拔，亦需要在生死之间不断轮回，直至灵魂得到净化为止。
2．贯通三世的生死轮回观
柏拉图虽然说「死亡是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的状态，但是灵魂从肉体解放出来时未必一定是完全纯净的，不是纯净的灵魂是不可以立即重返永恒存在的理型界，反而要在生死之中不断轮回，直至灵魂完全净化为止。以下将对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人的轮回情况作一介绍。
a．轮回的原因
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讲了一个神话，他说：「纯洁的灵魂若不能跟随神，甚么真理都看不见，而只是碰到不幸，受到健忘和罪恶的拖累，并由于重负损伤了它的羽翼而堕落地面，那么它就会遵循这样一种法则沉沦。可见，如果人不追求真理、追求智慧，最后只会受到罪恶的拖累，沉沦于欲望之中而不能自拔，生命质素不断地下降。[17]柏拉图亦说如果人「转向一种比较卑贱的、非哲学的生活方式、渴慕虚荣，那么当灵魂不谨慎或醉酒之时，两颗灵魂中的劣马（激情及欲望）就很有可能乘其不备把他们带到某个地方，做那些大多数凡人以为是快乐的事来充分满足欲望。做了一回，他们以后就不断地做。[18]可见当人追求非哲学的生活方式、渴慕虚荣及耽于逸乐时，就会失去智慧，并会为满足欲望而要于生与死之间不断轮回。
b．不同形态的轮回
柏拉图指出人依据自己所做的不同行为而投生到不同的肉体。「那些不去努力避免而是已经养成贪吃、自私、酗酒习惯的人，极有可能会投胎成为驴子或其它堕落的动物。至于「那些自愿过一种不负责任的生活，无法无天、使用暴力的人，会变成狼、鹰、鸢。而那些「养成了普通公民的善的人……通过习惯和实践来获得，而无需哲学和理性的帮助，……可能会进入某种过着社会生活，受纪律约束的动物体内，比如蜜蜂、黄蜂、蚂蚁，甚至可能再次投胎于人。[19]而那些第一次再生的灵魂，柏拉图说他们不会投生于任何兽类之中而只会投生为人，不过他们会因应自己看见真实存在的程度多少而投胎成九类不同的人。看到大多数真实存在的人会成为智慧或美的追求者，看到最少真实存在的人会成为僭主。现将这九类灵魂投生为人的情况表列如下：[20]
类别灵魂所投胎成的人对真实存在的认识
第一类智慧或美的追求者最多
第二类守法的国王或勇士和统治者少些
第三类政治家、商人或生意人少些
第四类运动员、教练或医生少些
第五类预言家或秘仪祭司少些
第六类诗人或其它模仿性的艺术家少些
第七类匠人或农人少些
第八类蛊惑民众的政客少些
第九类僭主最少
柏拉图又在《斐德罗篇》249A中指出，所有投生于肉体的灵魂，如果是依照正义而生活的话就可以获得较好的命运，若不依正义而生活的话，命运就会较差。换言之，人若依正义而行事的话，生命质素必定可以得以超升。那么要多久才可以脱离生死轮回呢？柏拉图说是要一万年，不过如果人能用来追求智慧的话，只要三千年就能得到解脱（恢复羽翼、高飞而去）而返理型界中。
3．如何透过爱来净化灵魂
其实，柏拉图探讨「生从何而来及「死往何处去这两个问题，最终的目的都是要确立现世的意义，要为现实人生找寻安身立命之归宿。正正因为认识到自己的前世、今生及来世的生命走向，亦意识到自己灵魂的不死，于是人生就有希望，人才能够有意义地生活下去，才能够选择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去做，逃避自己认为不应该的事情，逐步逐步提升自己生命存在的质素及价值。
对于现世（生），柏拉图提出了「爱(Eros)的学说，「爱的问题在《会饮篇》中讨论的最多。基本上，人是有追求美善的天性，于是乎便产生了「爱。「爱是生命的动力，亦是我们从事哲学研究的动力。有了「爱，人可以依恃着它去过合乎正义的生活，去认识真理，去追求人生的美善。「爱作为一种欲求(desire)，可有两方面的发展方向，如果追求美善的话生命就会超升，灵魂就会得到净化，如果追求逸乐、沉迷于逸乐的话，生命必定会向下堕，当中的关键全在人自己自由意志的抉择。
《会饮篇》中所提及的爱可有精神上及肉体上的分别。精神上的爱是指对真、善、美的渴求。肉体上的爱亦即是，之中又有男女之间的异及男男之间、女女之间的同。其中同比异更为高尚，因为异只是为了性的满足及繁殖下一代，但是同却以精神上的智慧和美德作为自己渴求的目标。当然，柏拉图并非只停留在同之上就满足，还要再作突破，从肉体上的追求层层突破至精神上的追求，即从肉体上的生育求不朽，升华至精神上的生育，追求智慧和美德的不朽，直接把握真、善、美的理型。在《会饮篇》中，柏拉图提出了一种名为「向上引导(epagoge)的方法来认识「理型，即从具体事物开始，层层向上转化，最后达到「理型界。这个对「理型的认识及转化过程，可表述如下：
步骤层层超升、突破的情况
第五步突然跳跃而到达最后的目的，直接把握美善的理型。(AbsolutebeautyandtheGood)
第四步再由对美的灵魂的追求，进一步转向追求美的制度和学问(TheStudyofScienceandKnowledge)
第三步突破对某一殊别的美的形体的追求，认识到掌握灵魂的美是高于肉体的美。
(Fromthephysicalbodytothespiritual)
第二步从美的形体认识了美的道理，认识到各个美的形体都共有的美的形式。
(Generalbeautifulbody)
第一步人开始爱一个殊别的、具体的美的形体。
(Particularbeautiful,physicalbody)
总之，最初我们是认识美的形体，然后是美的灵魂、美的制度、美的学问、美的智慧，最后直接把握美的自身，即美的理型。透过这种层层超升的方法，我们的灵魂就可以得到净化，就可以突破生命之中的种种局限。直接达到理型界的存在。而这种净化灵魂的过程，亦是哲学的学习过程。可以说，透过哲学的训练就可以将生命转向，获取真实的知识、智能，直达理型界。因此，柏拉图认为人应该学习哲学，社会亦应以「哲学王来统治，提升自己及别人的灵魂，发挥其中的圣洁本质。这亦即是柏拉图所讲「洞窟之喻的精神。[21]
四)柏拉图人生哲学与佛家哲学的比较
柏拉图的人生哲学主要是从「生、「死这两方面确定了生死轮回是人存在无可避免的必然处境，而人之所以要堕入生死轮回之中完全是基于自己对欲望的渴求及沉沦，不愿过合乎正义的道德生活，故此现实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学习哲学、追求真善美、由肉体上的「爱开始层层超升突破，转化为对精神上的爱，追求真、善、美的理型。这样去作哲学的实践，净化自己的灵魂的话，死后必定能够脱离肉体的束缚返回理型的真实世界之中，获得最终的解脱。这种由现实人生要面对生死轮回的处境而追求生死解脱，超越生死轮回的思想跟佛教同出一辙。以下尝试以表列的方式将佛教的轮回思想跟柏拉图的思想作一简单的比较。
佛教（原始佛教）柏拉图备注
1．「人作为存在主体的构造人是由四大（地水火风）及五蕴（色受想行识）所组合而成。当中有物质性的元素（四大及色蕴），亦有精神性的元素（受想行识四蕴）人由灵魂及肉身这两部份组成，灵魂是精神性，肉身是物质性的。而人的肉身是由火、水、气、土这四大元素所组合而成。两者均认为人是由精神性及物质性的元素组合而成，佛教的四大跟柏拉图的四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2．人之所以
要轮回的原因被贪、嗔、痴等无明烦恼障蔽，不断起惑造业，这便要偿付错误行为的代价：生死轮回。被欲望、罪恶拖累、渴慕虚荣、耽于逸乐，甘于过比较卑贱及非哲学的生活方式。两者都是以自己生命中的不良因素作为轮回原因，大家都是自作自受的。
3．贯通三世
的轮回主
体原始佛教说无我，只是以业作为贯通三世的媒介，后来瑜伽行派吸收部派的思想而安立阿赖耶识(ālayavijñāna)作为轮回主体。以精神性的灵魂作为贯通三世的轮回主体。佛教是无我的轮回思想，柏拉图是有我（灵魂实我）的轮回思想。
4．轮回的界
域佛教认为众生是在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之中轮回转生归档：哲学论文推荐度：收藏本文日期：2006-5-291:13:02柏拉图人生哲学之初探字体大小:小大柏拉图人生哲学之初探
的。认为人会在畜生、昆虫及人这几类个体生命存在的形态中投胎，在人这界域中分为九等高低不同的投胎。在轮回的界域上，佛教比较丰富，基本上，柏拉图只划分出人及畜生二趣。
5．超越生死
轮回的方
法消极方面：受持五戒、十善。不犯错，不作恶因。
积极方面：修八正道、积习善因、以求解脱。学习哲学、以「爱去追求真、善、美藉以净化灵魂。
两者的方法虽有差异，但目的都是一致的。
6．解脱的境
界超出六道、断除生死，证入涅盘境界。灵魂脱离肉体的束缚进入理型界的真实存在。彼此的目的地虽有不同，但是同样有超越生死轮回的要求。
从上表的比较可见柏拉图的轮回思想跟佛教所讲的十分相似，尤其是在精神上大家是完全一样的，都是认为人自己行为上（生命中的恶及烦恼影响）的偏失引至到生死轮回，最终的理想都是要在现实人生上好好修行，突破自己生命的局限，最终脱离生死轮回的束缚。不过，在某些地方，如轮回的原因、轮回主体的具体运作及轮回的界域这几方面，佛教的论述是较柏拉图的要精密。佛陀所处的年代比柏拉图要早二、三百年，当时柏拉图有否机会吸收到佛教的轮回思想呢？[22]这有待历史学家去作进一步的考证。虽然，柏拉图的轮回思想跟佛教的相比是较为逊色，但是柏拉图不竟是哲学而非宗教家，所以他的不足是可以理解的。柏拉图能够以哲学的角度去探讨前世今生的问题，并为现实人生确立方向、价值和意义，这已是柏拉图哲学的一大成就，这亦是他的人生哲学的价值所在───起了指导人生、安顿人心、确立人生超升方向的宗教意义。
五)结论
柏拉图的人生哲学可以放在过、现、未三世的时间框架中以生死作为切入点来加以分析讨论。三世其实是处理三个主要的问题，在生死的交互循环之中引发了「生从何处来及「死往何处去这两个问题。前者是生命的起源问题，后者是终极归向，终极关怀的问题。对于生命的起源，柏拉图提出了创造神创造之说，指出神不单创造人的肉体，还创造了人不朽的灵魂，亦对人的结构加以分析。对于生命的终极归向问题，柏拉图提出了灵魂脱离肉体束缚而重返理型界永久实存的主张。在处理了生死及轮回的问题之后，便可安立现实的人生，突破生命的局限而展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活出有意义的人生，在现实人生中，柏提图提出「爱与「欲这一对概念，提出人人皆有欲望，如果沉沦于物质享受及欲望之中，生命必定会下堕并沉沦于生死轮回之中，相反地，如果人能够遏制肉体上的欲望、突破肉体的爱而将之升华为精神上的爱，透过哲学的追寻而获得智慧，把握真、善、美的埋型的话，生命必定能突破局限，层层升进，待灵魂完全得到净化后便可摆脱肉体的束缚而与永恒真实存在的理型界相契相入，进入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虽然柏拉图有关生死轮及超越解脱的思想没有佛家那么精密，但柏拉图不竟是一位哲学家而非宗教家，所以他的学说较佛教逊色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柏拉图学说作为一种哲学思考而能起着指导人生，安顿人心的宗教功能，这是柏拉图人生哲学成功及值得被肯定的地方。
参考书目
1．柏拉图着、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卷一、二左岸文化2003年4月初版
2．柏拉图着、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卷三左岸文化2003年7月初版
3．柏拉图着、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1月初版
4．柏拉图等着、刘小枫等译《柏拉图的会饮》华夏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5．程石泉着《柏拉图三论》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6月版
6．曾仰如着《柏拉图的哲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4月2版2次印刷
7．汪子嵩等着《希腊哲学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1版第2次印刷
8．傅伟勋着《西洋哲学史》三民书局2004年3月二版
9．张志伟主编《西方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10．邬昆如着《西洋哲学史话》三民书局2004年1月增订二版
11．段德智着《死亡哲学》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8月初版一刷
12．冯沪祥着《中西生死哲学》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2月初版
13．杨绍南着《人生哲学概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3月初版第七次印刷
14．AlexanderNehamas&PaulWoodruff,“Plato’sSymposium”,HackettPublishingCompany,1989.
15．BrianProffitt,“Platowithinyourgrasp”,WileyPublishing,Inc,2004.
注释：
[1]转引自段德智着《死亡哲学》，页70。
[2]这五篇对话录分别为：《斐多篇》(Phaedo)、《斐德罗篇》(Phaedrus)、《会饮篇》(Symposium)、《国家篇》(Republic)及《蒂迈欧篇》(Timaeus)。
[3]见《顺治皇帝归出词》。
[4]参阅《蒂迈欧篇》，27C-36D。
[5]参阅《蒂迈欧篇》，40A。
[6]有关神造人的具体过程，可参阅《蒂迈欧篇》，44D-46C。
[7]引自王晓朝译《斐多篇》，64C。
[8]详见《斐多篇》，81B。
[9]详见《斐多篇》，80E-81A。
[10]详见《斐多篇》，82C。
[11]详见《斐多篇》，70E-72D。
[12]详见《斐多篇》，72E-77D。
[13]详见《斐多篇》，78C-80C。
[14]详见《斐多篇》，102A-107B。
[15]详见《国家篇》，611A-611C。
[16]详见《斐德罗篇》，245C-D。
[17]引自王晓朝译《斐德罗篇》，248D。
[18]引自王晓朝译《斐德罗篇》，256C。
[19]引自王晓朝译《斐多篇》，82A-B。
[20]详见王晓朝译《斐德罗篇》，248D-E。
[21]即突破自己的局限，从感觉经验开始层层突破，最后直接把握理型的真实。并且当自己的生命超升了之后，还返回洞窟救度其它人，教他们认识理型的真实世界。
1 《理想国》中“灵魂转向学说“的主要观点
在本书的第六卷中，柏拉图明确了选择哲学家作为城邦的护卫者的最终答案，并提出了作为城邦的护卫者的哲学家应有的天性：敏于学习、强于记忆、勇敢、大度等等；同时，反驳了社会上关于哲学家是怪人、对城邦无用等的误判，进一步说明，“真正”的哲学家是“少之又少”的，进而讨论如何培养真正的城邦护卫者、统治者（即哲学王）的问题。在讨论如何培养哲学王的过程中，柏拉图提出了哲学王必须拥有能通过“最大的学习”（P258）获得“最大的知识”（P260）的灵魂，能通过学习最终获得“善的理念”（即知识）。据此，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太阳喻”及“线段喻”。“太阳喻”中，柏拉图用太阳比喻“善的理念”，指出“善的理念”是“给予知识的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的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是知识和认识中的真理的原因”（P267），而教育，则是促进受教育者认识并拥有最高的“善的理念”的过程；“线段喻”中，柏拉图认为世界是二元的，将现实世界分为不相等的两部分，一部分代表了可见世界（现象世界），另一部分代表了可知世界（理念世界），又进而再把可见世界分为影像和实在、把可知世界分为从假设到达结论和借助于辩证法到达真理两部分，并且，与世界的四个部分相对应，柏拉图把灵魂也分为四个部分，即理性、理智、信念和想象，这种世界与灵魂的对应关系，是柏拉图认识论的基础，是认识“最高的善”的前提。灵魂从想象、信念、理智直到理性的上升过程，即是一个认识不断上升的过程，同时也是受教育者通过教育促使灵魂得以转向的受教育过程。
在本书的第七卷，柏拉图通过“洞穴喻”描述了“灵魂转向学说”的具体内容及如何使灵魂转向的艺术，他把洞穴的内外比喻为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把洞穴中的火把比喻为“太阳”，灵魂的转向的过程即是一个人的灵魂如何从可见世界通往可知世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教育起到了帮助灵魂转向的作用，并在此提出了“最终的善”的概念。在教育内容上，柏拉图规定了培养哲学王必须学习的科目，算术、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并指出，最终通过运用这些知识指导辩证法的学习，辩证法是哲学王必须掌握的知识，是位于所有学习中的最上层，是“最大的知识”、是获得真理即“最终善”的唯一途径。在教育的过程的讨论中，柏拉图完整地论述了哲学王培养的整个过程，第一阶段从幼年至十七八岁，儿童主要接受音乐和体育教育；第二阶段从十七八岁到二十岁，主要进行军事训练和体育训练，培养学生勇敢的美德；第三阶段从二十岁至三十岁，主要学习算术、几何、天文学和谐音学（四艺），该阶段为学习辩证法做准备；第四阶段三十岁至三十五岁，学习科目是辩证法；第五阶段为三十五岁至五十岁，“让他们回到洞穴中”，主要是让他们在智慧战争和担任其他公务的实践中获得丰富的实际经验，并能经受各种考验；第六阶段，五十岁以后，那些在实际工作和辩证法学习中都能表现优异的人接受最后的考验，，最后使灵魂得以转向，看到善本身，哲学王的培养宣告完成；最后，哲学王继续研究哲学和管理国家，直到培养出新的接班人，方可辞退下来，进入乐土，安居下来。
2 “灵魂转向学说”教育涵义的学习体会与收获
柏拉图的教育体系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而“灵魂转向学说”是柏拉图的整个教育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柏拉图在“灵魂转向学说”中分别指出，认识并拥有最高的“善的理念”是教育的终极目的；对世界和灵魂的划分分别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高度论证了人的理性把握真实世界的可能性，为教育的实现给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前提；而教育的过程则在于唤醒、培养并提升人的理性，培养人的教育过程是艰辛的历程。
2.1 灵魂转向学说中教育目的具有现代意义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用“太阳喻”来表明教育的最终目的，即通过教育来造就“哲学家”，使哲学家认识并拥有最高的“善的理念”。何谓“善的理念”？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六卷用“太阳”来比喻它。它“不仅使看见的对象能被看见，并且还使它们产生、成长和得到营养”（P267）。物体因为太阳的照耀而被人看见，人的眼睛因为太阳的光线也具有了视物的视力，而“善的理念”就像太阳一样，是“给予知识的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的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P267），使事物的本质得以彰显，使灵魂的认识能力得以实现。太阳孕育了万物，使万物得以生长繁衍，而“善的理念”是一切事物的“原因”，“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在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P276），是知识和真理的原因，是最高的知识，是其他一切知识的源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知识从它演绎出来，也只有从它演绎出来才能是有用和有益的。所以，认识并拥有最高的“善的理念”就成了哲学家教育的最终目的，只有拥有最高的“善的理念”，哲学家，以至整个城邦，才能获得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美德，才能重建城邦的秩序。
注重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是柏拉图《理想国》的重要教育思想。柏拉图十分重视音乐教育。在他看来，音乐可以陶冶心灵，“当一个儿童从小受了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浸入了他的心灵深处，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他就变得温文有礼；如果受了坏的教育，结果就会相反”。他还十分注重体育锻炼，从童年起就接受严格的训练以至一生，并强调要尽可能将音乐和体育配合起来，使爱智部分和激情部分张弛得宜，配合得当，达到和谐。而且柏拉图十分看重美德的培养，认为一个人需具有节制、勇敢、大度、高尚、正义等美德，儿童从小就不要接触罪恶的形象，否则“耳濡目染，有如牛羊卧毒草中咀嚼反刍，近墨者黑，不知不觉问心灵便铸成大错。”同时柏拉图提出必须重视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辩证法的学习。尤其是辩证法，在柏拉图看来，辩证法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只有懂得辩证法，才能弄清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达到事物的本质。虽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不但论述了“哲学王”的教育，而且也论及了市民和军人的教育，但是就这里要论述的教育而言，笔者认为毋宁选择“哲学王”的教育作为一般的教育范畴。因为“哲学王”的教育过程才是完整的教育过程，造就“哲学王”的过程才是造就身心全面发展的人的过程， “哲学王”的教育才是柏拉图所认为的理想国家中的理想教育，而且柏拉图的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想也应该成为我们的时代所追求的教育理想之一。
2.2 灵魂转向学说中教育内容的现代价值
柏拉图认为，“引导”灵魂实现转向的方法就是学习算术、几何、天文和辩证法，这些学问能把“心灵从朦胧的黎明转到实在的大白天，上升到我们称之为真正哲学的实在。”（P282）这些学问中，辩证法被放在了教育体制最顶端，而算术、几何、天文等学问则是在学习辩证法之前必须先行学习的准备性学科。虽然算术、几何、天文等学问的研究对象是永恒的东西，而不是那些表现为产生和死亡的东西，能把灵魂引向真理，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并能使哲学家的灵魂转向上面而不是转向下面，它们“虽然对实在有某种认识，但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也只是梦似地看见实在，它们只要还在原封不动地使用它们所用的假设而不能给予任何说明，它们便还不能清醒地看见实在。” （P299）“辩证法是唯一的这种考察方法，能够不用假设而直上升到第一原理本身，以便在找到可靠根的。当灵魂的眼睛真的陷入了无知的泥沼时，辩证法能轻轻地把它拉出来，引导它向上，同时用我们所列举的那些学习科目帮助完成这个转变过程。”（P300）而且，只有依靠辩证法通过推理而不是感官的知觉，才能达到事物的本质，只有一直坚持依靠思想本身理解善者的本质时，才能体会最高的“善的理念”。在《理想国》的教育思想中强调德育思想，崇尚“善”追求“善”。在柏拉图看来“善”是人先天的一种内在存在，没有不可教化的学生，教育的过程就是引导学生发现的过程。最终使公民成为拥有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等道德品德。
在现代教育中，特别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变革过程中，笔者认为，应借鉴柏拉图的思想，以“成人”为目标、“成才”为支点，着重培养学生“智慧”的品德、“勇敢”的品德、“节制”的品德，这种德育思想是实现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杠杆，是个人成长的重要保证。
2.3 灵魂转向学说中教育过程的现代启示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提到了不同的年龄阶段的教育问题。从幼年至十七、十八岁这个阶段，儿童主要接受音乐和体育教育。柏拉图认为，音乐可以陶冶儿童的心灵，形成灵魂的和谐美；体育可以锻炼身体，形成身体的形态美。但他同时也指出，音乐和体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前者照顾心灵，后者照顾身体，而是两者共同服务于灵魂的培养；音乐服务于灵魂的理性部分，体育则服务于灵魂的激情部分。换句话说，音乐与体育是为了使灵魂的理性部分和激情部分协调一致，形成一种和谐；（二）在十七、十八岁至二十岁这一阶段，主要是进行军事训练和体育锻炼，教育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勇敢的美德。在此阶段，对这些青少年进行第一次选拔。那些在学习、战争和其他义务中表现优异的青年继续学习，其余的人就成为军人；（三）在二十至三十岁这个阶段，主要的学习科目是算术、几何、天文学和谐音学（四艺），该阶段是为学习辩证法做准备。柏拉图指出，不同时给感官以相反刺激的事物不需要理性思考，而同时给感官相反刺激的事物需要理性思考。而理性思考必须利用计算能力才能获得真的信息，因此，算术能把灵魂引导到真理。几何学的对象是永恒事物，而不是变幻莫测的事物，因此，它能够把灵魂引向真理，从变化的现象世界转向实在的理念世界。天文学的对象是宇宙星空的运动，但柏拉图却认为，日月星辰运转所构成的和谐的图案还远不是真实的实在，它们只能作为人们学习其实在的说明图，因此研究天文学应像研究几何学那样，正确运用灵魂中的天赋理智，不要去管天空中的可见的事物，而要去追求其背后的永恒的实在。同时，谐音学也不是寻求可闻音之间数的关系，而是深入考察什么样数的关系是和谐的，什么样数的关系是不和谐的，及其原因，学习谐音学的目的是为了“寻求美者和善者”。该阶段要求受教育者把以前小时候学习的各种课程内容综合起来，用联系的观点看待事物。柏拉图认为这是考察青年人有无辩证法天赋最重要的试金石。在这个阶段进行第二次选拔，即把这些青年中的最有天赋的人选出来，让他们接下去进行辩证法的学习；（四）在三十至三十五岁这个阶段，学习科目是辩证法。柏拉图认为辩证法处于整个教育体制的顶点，能够指导人把握实在，认识理念世界，因此也只有极少数的能善于抽象思维的人才适合研究辩证法。在该阶段，进行第三次选拔，那些能跟随真理达到实在本身的人，将被派去担任公务，让他们在实践中接受锻炼；（五）在三十五至五十岁这～阶段，主要让他们在指挥战争和担任其他公务的实践中获得丰富的实际经验，并能经受各种考验。到五十岁时，那些在实际工作和辩证法学习中都表现优异的人接受最后的考验。这时，他们的灵魂必须转向上方，注视照亮一切事物的光源。当他们看见善本身时，他们得用它作为原型，管理好国家公民和个人。至此，柏拉图的最高教育目标―― 哲学王的培养终于宣告完毕，哲学家成了城邦的统治者，成为“哲学王”，真理和权力合而为一，一个正义的城邦得以实现。
灵魂转向学说中关于教育过程具有非常有意义的现代价值，首先，分阶段学习符合人的身心成长规律，有助于受教育者接受系统的教育和培养，并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所学习知识与技能。同时，文艺教育有助于培养身心和谐的人；其次，柏拉图提出送孩子到乡下接受生活的磨练，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但现代的教育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再次，《理想国》中人的灵魂与人的身体的成长历程，体现了现代社会人们的“终身学习”，使“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代代传承。
《理想国》读后感 在柏拉图的所有著作中，《理想国》是最成系统的一部。在这部对话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详细地讨论了人性、政治、哲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我的看法，为之后的西方思想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以后的西方哲学，无论是继承柏拉图思想的，还是反对柏拉图思想的，都不可能绕过柏拉图的思想，尤其不能绕过《理想国》所表达的对人性和政治问题的深刻看法。
这部对话的开端，是对正义问题的讨论。苏格拉底在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正义的生活和不正义的生活哪一种才是幸福的等等问题上方和其他几个对话者纠缠不清，不能够完全说服他们。苏格拉底的对手给出了关于正义的三个看法，分别是：
1，正义就是欠债还钱
2，正义就是帮忙朋友，伤害敌人
3，正义就是有利于强者的好处
苏格拉底并没有彻底否认这些观点，但是同时认为它们都不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苏格拉底却不能够直接给出一个正义的定义。而另一方面，无论正义究竟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在于，究竟正义的生活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苏格拉底的反对者认为，不正义的人在生活中能够获得各种各样的好处，而正义的人却往往吃亏，所以不正义的生活是幸福的，而正义的生活则是不幸的。苏格拉底却认为正义的生活才是幸福的，但是他没有给出让那些对手信服的证明。
就在双方争执不清的时候，苏格拉底想了一个办法：把个人的正义问题“放大”成整个城邦的正义问题来讨论，以便看得更清楚，正如他所说的，“假定我们的视力不好，人家要我们读远处写着的小字，正在这时候有人发现别处用大字写着同样的字，那我们可就交了好运了，我们就能够先读大字后读小字，再看看它们是不是一样”。那里的小字比喻的是个人的正义问题，大字比喻的是城邦的正义问题。苏格拉底的意思就是，先来讨论城邦的正义问题，在弄明白什么是城邦的正义之后，再来看看在个人身上是不是也存在同样的正义。弄清楚了个人的正义究竟是什么之后，也就能够回答正义的生活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了。
那么，什么是城邦的正义?经过一连串的对话，苏格拉底最终得出了他的结论：城邦的正义就是城邦的每一个人都按照他的禀赋、安于属于他的位置，也就是，统治者安于统治者的地位，履行自我的职责;辅助者安于辅助者的地位，维持城邦秩序，保护城邦安全;被统治者安于被统治的地位，服从秩序。苏格拉底还讲了一个神话来说明这一点，这个神话是这样讲的：城邦的所有公民都是从大地母亲那里生长出来的，因此都是同胞，而大地母亲在生育人类的时候，给不一样的人加入了不一样的金属，给一些人加了金子，使得这些人具有最高的禀赋和才能，将来要当统治者;给一些人加了银，使这些人具有次等的德性，将来要当保护城邦的辅助者;给绝大多数的其他人加了铜，这些人资质平平，只能当被统治者。但是身上具有金子的人有可能生出身上是银或铜的后代，反之亦可，所以每一代人都要重新考察他的资质如何，来决定他在城邦中的地位。只要每个人的位置都被安排对了，而且每个人都安于这种安排，那么这个城邦就会是最好的城邦。
这个神话被称为“腓尼基神话”，因为据说最初是腓尼基人所流传的。那么，这个神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反映出个人和城邦怎样一种关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务必看苏格拉底是怎样得出城邦正义的结论的。
苏格拉底从城邦的起源说起。他认为，城邦，或者说政治，起源于人的天性。人不一样于动物和神的天性就在于，他是天生不自足的，需要其他人的合作和帮忙才能生存。神当然是完全自足的，不需要什么;动物虽有需要，但是个体的动物就能满足自我的需要。个人却无法满足自我的需要，另外，每个人天生具有不一样的禀赋，比如有人擅长种庄稼，有人擅长建筑房屋，有人擅长做衣服。这些具有不一样禀赋的人，各自做各自擅长做的事情，再彼此交换自我的产品，人和人就在这样一种合作的关系中建立起政治和城邦。但是人和动物以及神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神没有什么需求，而动物只有刚好能够适合于它的生存的需求，但是人却有超过他的基本需要的需求。人不仅仅要吃饱，还要吃好，甚至吃得精美和奢侈;不仅仅要穿衣保暖，还要穿美丽的衣服;不仅仅要有住处，还要有豪华的住处来满足虚荣。所以，人和人所组成的城邦，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层次，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不是人的城邦而是“猪的城邦”了。既然有剩余的需要，就要有剩余的土地、资源和剩余的生产，那城邦就要扩张，不一样的城邦之间就难免发生冲突。因此，一个城邦想要存在下去，就务必使得自我变得强大，从而确保自我的利益(good)。
那么，如何才能够使一个城邦变得强大呢?如何确保城邦的利益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涉及到了正义问题，因为它表现出个人和城邦的一种对应。城邦的利益正是对应于个人的幸福，它们都是“好”(good)，只但是城邦利益是公共的好(mongood)，而个人幸福是私人的好(privategood)。苏格拉底认为，城邦想要确保自我的利益，首先需要明白的就是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什么样的人就应统治，什么样的人就应被统治?苏格拉底仍然从人的天性出发回答这个问题。按照禀赋，不一样的人具有不一样的技艺，统治也是一种技艺，并且是最高的技艺，它需要能够良好地处理城邦内外关系的最高的智慧。具有这种智慧、这种技艺的人才有资格进行统治。因此，统治者就应是最优秀的人，最高的统治者就应是最有智慧的人，也就是哲学家，其他人都是被统治者。这就是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的逻辑，它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刻洞察的基础上的，并不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当然，仅仅有统治者是不够的，因为智慧往往是没有力量(power)的，而城邦需要力量来维护自我的安全。所以，城邦还需要自我的军队。苏格拉底称之为护国者或者辅助者(护国者其实包括了统治者和辅助者，所以城邦的军队其实就是辅助者)。同样，什么样的人就应是辅助者?这个问题，苏格拉底还是从人的天性出发来回答的。辅助者因为要上战场保卫城邦，因此他们最重要的德性就应是勇敢。勇敢的德性能够透过教育来培养，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教育：音乐和体育。音乐教育人的心灵，使得心灵从小就喜欢美，长大以后就能够主动靠近完美的德性;体育表面看来是教育人的身体，使得人强健，其实最终目的也是教育人的灵魂，培养灵魂中的激情，最终产生勇敢的德性。正是为了确保教育的有效性，柏拉图才提出他著名的“驱逐诗人”的理论。因为古代的诗歌，主要是为了进行道德教育的，而柏拉图认为从荷马到悲喜剧诗人，其中很多作品是不适合进行美德的培养的，因为它们把神和英雄讲得很坏。柏拉图主张“删诗”，其实是删除那些不利于教育的诗，保留那些有利于培养城邦公民的良好品德的诗歌。总之，透过教育来培养出勇敢的德性，也就是，对于“就应害怕什么不就应害怕什么的坚定信念”，然后挑选出最勇敢的人组成辅助者的队伍，这样才能够保卫城邦的安全。
《理想国》读后感 先哲有言：“真理愈辩愈明”。我对此话虽存质疑，并对辩论本身所固有的偏执尚存戒心，但柏拉图的《理想国》却是我们所必读的一本书。
我怀着畏惧的心理捧着《理想国》，一次次的啃下那晦涩的文字，终于把《理想国》读完了，但此时我对辩论所固有的偏执的戒心不由的消失了，间或是《理想国》中那精彩的辩论与一般的辩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苏格拉底之论几乎不存在偏执的问题，难道这是助产术所产生的效果？
读经典的书犹若制作和品茗我们云南的“功夫茶”，不经过一遍遍的“泡”是出不了“原味”的，《理想国》就是这样的书。
经过三五遍的“泡”，我写下了这一点读书笔记，肤浅一读而形成的井蛙之见，自然还是很不成熟，但我把它发上来，也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品茗《理想国》。
一、作者与作品
先附上一则柏拉图小传：柏拉图，男，出生于希腊，公元前427~347年，古希腊三大哲学家之一。柏拉图从师于苏格拉底，一生至于钻研哲学，并游历了埃及、西西里等地，一手创办了“柏拉图学院”。（西方最早的高等学府）他一生忙于研究、教学和著述工作，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共同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
柏拉图一生著述颇丰，《理想国》是他的代表作，此书成书于他不惑之年，被称为是哲学家的宣言书和哲人政治家所写的治国计划纲要，它以辩论对话体裁写成，书中人物性格鲜明，场景生动有趣，语言流畅明晰，论证严实细致，内容深刻丰富，达到了哲学、文学、政治学和逻辑修辞学的高度统一。在读书时我选用了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版本，这个版本一是思想全面，二是语言简单明了，虽不华丽，但意境表达到位。
同时，书中是苏格拉底与辨友的辩论。苏格拉底盛名已久，勿需介绍，但有一点必须说明，苏格拉底一生未留著作，其思想精髓是通过柏拉图之笔得以传承，仅存19篇，《理想国》一书观点是苏格拉底或柏拉图思想尚待考证，亦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本书应是两者思想的融合，是苏格拉底之语，又是柏拉图之笔，但更多的人则倾向于是柏拉图把自己的治国理想渗透于其中。下面就得品鉴这本“震古铄今”之书的魅力了。
二、“论财产与老有所福”浅析及现实意义
书的开篇是论“财产与老有所福”。这一节概述了柏拉图对财产的态度，特别的阐述了老人与财产的关系。正如最后那句话：“钱财固然能给人带来许多好处，但对于一个有理智的人来说，明白事理才是最重要的。”柏拉图集中的论证了老人除了财产以外，还要拥有一个和平的精神世界，同时每个人获取财产的手段要是正义的。
正如中国那句古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样，柏拉图认为一个人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富有了，身上却充满了邪恶，邪恶的富人老了是得不到安宁的，因为人老了就会反思自己一生所为，并对上天堂和下地狱产生想法，于是生前做了坏事的老人得不到安宁，“人老了，应该多一份宁静与自由感。”因为一切欲望都消退了。说到老人问题，与中国恰恰相反，中国老人老了得到的是长者之尊，而西方老人却相反的拥有迂腐之年的孤独，了解了这一点，书中的“年老不是问题，真正会出现问题的是人的性格因素，一个乐观的、心境淡泊的人是不会因为年岁的增长而增加压力的，反之那些具有相反性格的人，即使年纪在轻，他活着也是负担。”这段话就更加容易理解了，老了以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最关键的是在于你的态度。
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柏拉图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于：对所有人而言，我们不要仅会把一生用来忙忙碌碌的追求钱财，而更要会构建一个自我的精神世界；对于老人而言，你应当处理好你和金钱的关系；又告诫每一个人，你应该对你的一切行为负责，到老来不要因为生平的错误而产生恐惧和自责，但这对中国人来说效果是不怎么明显的，因为中国人是彻彻底底的无神论者，由这一思中国也该是宗教精神回归的时候的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国人不会有多少反思与畏惧，相对而言，财产于老人的关系，中国人做得不错，早就传承到下一代人手中，但现实中中国人又太经世致用了，太世俗化了。当我们每每看到那些女孩填写“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的问卷时，她们会毫不犹豫的写下“金钱”，我们的心就不由的寒了起来，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个精神世界，中国人需要“真性情”，而不是“奴才样”。
三、理想国与理想政治
柏拉图构建了自己的理想国家模式，并宣称理想的国家应该是有着学家莱领导的，在这一章节中他具体的论述了理想国家的模式，从寻求正义出发，来阐述了幸福国家的模型。
首先，谈到了生产者应自觉的、全心全意为国家生产粮食服务；其次谈到了商人的贸易；最后阐述了战士应当勇敢的保卫自己的国家；同时也谈到了每个人应该掌握好自己行业的技能。归根到底，各个行业的人都应当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从而使生活在这个国度的人感到幸福，运用各个行业与国家的关系及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说明：国家大于每一个个人和家庭，为了国家和政治的建构，我们应该服从于国家的需要。
这一章节更多的是具有政治学意义，马克思的国家观也颇近似于柏拉图，但时代不同，这种国家观产生于城邦之间分散的时代，而今我们的国家过于膨大、强盛，对于个人的压制太多，我们国家需要的是怎样在当下寻找强大的国家下的解放人性，这就使得本章节对中国的现实具有了深刻的意义。
四、国家力量与法律、教育问题
上一章节仅仅是理想国的开始，这一章则继承了上一章对理想国的论述。进一步的阐述了理想国家的幸福观，这种国家的模型是全民性的，而不是零敲碎打的为极少数人打造幸福，正如书中写到：“不要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接是受为我们称帮的人的幸福观，否则他们就不是什么守卫者了？”我们应该劝导其他职业的人以国为荣，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将得到有序且和谐的发展，并且整个国家各行业的人都将得到自然赋予他们的每一份幸福。正是：整整的幸福观与国家幸福融为一体。
《理想国》读后感 “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戴望舒《雨巷》中那个美丽幽怨的女人，跃然纸上，在仲春时节，路过一树或一丛丁香，那浓重而热烈的芬芳气味，带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思绪，深长悠远的哀愁与缠绵，亦如此树此花，阿来在《草木的理想国》中进行很好的诠释，正如他说：“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作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树。”
《草木的理想国》可谓图文并茂，面对一张张精美的照片，感觉这是一场鲜花的盛宴，蜡梅、梅、贴梗海棠、早樱、玉兰等等，21种鲜花姹紫嫣红，依次开放，就像朱自清在《春》中所言，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
阅读此书，跟随阿来的目光，徜徉于鲜花的海洋，翻阅书页，绿色主色调，让人感觉安静、平和，亦如生命的颜色，焕发出勃勃生机。
所有的花中，我犹爱白玉兰，喜欢她玉石般莹润的白，喜欢它发出的淡淡幽香，不浓烈张扬，大方典雅，幽幽的，在灰色的世界中绽放出亮丽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