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4 17:06:4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增加，在社会资源配置要实现两个目标：一是经济有效性，即效率。经济有效性是指资源配置在经济上有效，将资源投到能够产生最大经济效益的用途上。二是社会合理性，即公平，社会合理性是资源配置要有利于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将社会资源在各经济主体内合理分配，以维护社会稳定，并且体现社会公平和机会平等。二者的矛盾在于实现经济有效性往往不能与社会合理性相一致。注重效率会优化资源的配置，增加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但这会产生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两极分化，进而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最终损害经济效率，这样就必须为了社会秩序和维护平等与权利而进行公平分配。因此，效率和公平二者是统一的，既实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又实现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合理。如何协调好二者的关系，使社会资源配置既能满足经济有效性，又能体现社会合理性，就成为任何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二、金融市场的失灵与政策性金融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资金是国家运行的血液，是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金融资源配置的状况决定着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状况，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也是金融资源配置的基础，在金融领域内，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资金的金融企业，在自主选择和自由竞争的前提下，以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配置资源，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从而也就实现了社会资源配置的经济有效性，但是在金融领域内同样存在着作用的边界和失效现象，存在着不足和缺陷。
在市场经济下，存在着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种混合产品。公众物品能够通过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可以有效地自发地实现资源配置。而公共物品则需要政府通过公共财政的支持来加以提供。混合产品则是兼具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属性的产品，在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还存在着许多不具有纯粹的公共产品或私人产品的属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或多或少地具有这两种性质的产品和服务。这一类产品政府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进行提供和干预。同时在市场经济下也存在两类投资项目：一类是具有较高微观收益的项目。这类项目能够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有效地实现社会资源的配置。另一类具有较高社会效益的项目。这一类项目自身财务效益低或没有财务效益。市场机制的作用往往使投资者选择那些具有较高微观经济效益的企业或项目，对具有较高社会效益的项目却不予选择或滞后选择，使得资金流向那些高效益的地区或项目，使得那些社会效益好的项目得不到资金支持。
商业银行以利润最大化配置资源。在实现资源配置的经济有效性的同时，又导致金融资源从低利产业、行业和地区流向高利产业、行业和地区。这又带来一些如社会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失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商业银行以市场机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经济有效性，而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为了弥补商业银行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不足和缺陷，政府希望有一个能充分体现自己意图的金融机构，建立起由政府掌管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充当政府投资和调控经济的工具，以贯彻政府的经济政策为出发点，依据非商业原则，不以盈利为目的，对社会资源进行干预，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合理性。
因此，在金融体系内有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一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性金融机构运用市场方式配置资源。二是以不盈利为目的，以促进社会共同发展为目标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以非市场方式配置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金融资源配置是主要的，政策性金融配置方式是第二位的，以补充和纠正商业性金融资源配置的不足和偏差。如果商业性金融配置具有经济有效性，又同时体现较大的社会合理性，那么政策性金融配置的作用就相应缩减，但若商业性金融配置具有经济有效性的同时伴随着严重的社会不合理性，则能够发挥政府作用的政策性银行，则需在社会资源配置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约束性或导向性措施纠正或弥补商业性金融配置资源的不足。
三、中国建立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必要性
政策性金融体系在中国的建立，既有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作用的一般性，又有中国自己本身的历史性和特殊性。中国当下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之中，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不完善，并且中国市场经济刚刚成形，因此，中国建立政策性金融体系也必须对这些因素加以思考。
(一)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已逐步建立起有序的市场体系，市场参与者的活动均已直接或间接处于市场关系之中。市场通过价格机制来推动生产要素的流动促进了我国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刚刚起步，市场机制还不健全不完善。使得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趋向分化。
弥补和纠正这些缺陷，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同样存在市场导向而产生的资源配置问题。因此，建立政策性金融体系，既可以纠正因市场失灵而造成的缺陷，又能够弥补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而产生的过渡性不足。
(二)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和优化的需要
合理和优化的产业结构是一国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社会资源有效配置和高效利用的基本条件。从现阶段来看，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瓶颈是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贯彻国家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可采用多种手段，主要有财政税收，价格管理，政府投资及信贷政策等。通过金融政策来干预经济运行会取得更优效果，把宏观金融调控和运用政策性金融体系同市场经济机制有机地联系起来。在金融方面除中央银行外，还要建立政策性金融体系，把财政资金与社会资金结合起来运用，以少量财政补贴带动大量社会资金，投向国家急需发展的产业。
(三)中国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客观要求
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政策性银行存在的客观基础，经济发展不平衡除反映在产业之间发展不平衡外，还反映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国的地区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加快，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逐渐扩大。通过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建立，可以通过财政补贴和优惠政策对一些特殊地区融资，并鼓励和引导其他金融机构对这些地区投资。政策性银行实行贷款区域倾斜政策，把政策性信贷资金较为集中地投向需要加速开发的重点地区，并对欠发达地区实行低息或无息贷款。政策性金融可以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地区间经济协调和平衡发展。
(四)完善和增强中国金融体系的需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性金融机构是经营货币资金的金融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商业性金融机构需将资金投入效益好、利润高的行业才能生存和发展。1984年之后的中国专业银行，既承担着商业性金融业务，又承担着政策性金融业务。随着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把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而专业银行身兼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使专业银行在资金运用、利率、财务核算等方面始终不能按商业原则办事，不能按现代商业银行经营机制运行，严重阻碍了专业银行商业化。这就需要成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把政策性金融同商业性金融业务拆分，使专业银行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所以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既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银行商业化的需要，又是完善中国金融体系的需要。
(五)适应经济、金融国际化的需要
国内对于专业认证教育教学资源整合方面的研究甚少，相关研究集中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和教育教学资源利用两方面，其中对于专业认证的研究集中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与注册工程师资格认证的关系、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与本科教育教学水平评估的关系、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与认证程序问题、《华盛顿协议》各签约国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及其启示、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与工程教育再造的关系等五个方面；对于教育教学资源整合的论文和专著，主要集中在教育教学资源利用与社会经济的相互关系、如何在教育教学资源稀缺性的约束条件下有效利用教育教学资源、合理地将教育教学资源在个人和团体中进行分配等问题。熊耕分析了美国教育认证制度的功能，认为认证制度作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一种质量保障制度在高等教育内部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政府的关系中具有多重功能。曲恒昌指出与评估制度相比，教育认证制度有着更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优势，成为新的强化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更为有效的手段。毕家驹教授介绍和分析国外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主要情况，提出了我国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制度的基本设想。张彦通等从开展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背景和重要性入手，介绍了英美等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基本情况，阐述了我国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上的积极探索与实践。另外，张文雪等对美、德、日等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作了简要的介绍，并提出了从专业定位及培养目标出发，以人才培养质量为根本，以学生和师资为主体，以专业和课程建设为核心，以办学条件和管理机制为保障，构建一个科学合理、适应国情、向社会开放、与国际接轨、可持续发展的工程专业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议。上海教科院提出了发展中外合作办学应加大境外教育教学资源利用程度的观点。主张通过多种渠道引进国外优秀的教师、先进的教材、教法和教学手段，但是以上海的中外合作办学为例，缺少推广意义。谭贞从研究教育教学资源的基本概念入手，构建其逻辑分类，在此基础上对引进国外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的动因进行分析，并对教育教学资源的优劣标准进行评价，最后总结出四种国外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的优化引进模式。此外，孙清萍等论述了国外优质资源的基本内涵，分析了引进资源的方式、方法。但是所有这些研究只强调了“引进什么”、“怎么引进”的问题，没有分析国外引进的资源与国内资源如何整合、融合的问题。庄莉提到了资源的整合与重组，但却没有对教育教学资源整合的内容、方式、方法展开系统的论述。
二、高等工程教育资源配置的现状分析
目前，高等工程教育资源配置差距较大，无论是师资队伍还是专项经费，国内的不同层次、不同地区的高等院校差距较大，如“985”、“211”层次的院校，东部地区的院校工程教育资源配置明显优越于其他层次、地区的高等院校，特别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省属院校和应用型院校的由于办学规模的扩张，工程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足，使得相应的工科学科（专业）发展迟缓。虽然高等工程教育资源配置差距较大，但是在现有的工程资源配置的基础上，由于存在盲目、重复建设等因素，使得工程教育办学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益不高，资源整合、资源共享缺乏整体规划。并且存在相关的高等工程教育资源整合的法律法规和相应的上位文件精神，以及高等工程教育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准则。高等工程教育的投入主体和渠道相对比较单一，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使得一部分高等院校的工程教育资源投入严重不足，甚至更新迟缓。虽然市场经济已经有了高速的发展，但是高校很难向社会、市场筹措资金，依靠财政拨款和学校的学费有限的收入，加剧了高等工程教育资源总量不足的矛盾。
三、高等工程教育资源优化整合模式分析
1.高等工程教育资源优化整合的理论基础
高等工程教育资源的整合是教育科学发展的一个全新的领域，有利于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高等工程教育资源整合要以遵循高等教育教学理论为依据，遵循教育与社会、与人发展关系的客观规律，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客观规律，要遵循市场经济在高校高等工程教育资源配置的基本规律，充分发挥高等院校计划与市场两种配置方式的有结合，逐步发展成为以市场经济配置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高等工程教育资源的整合要通过不断的整合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从挖掘学校内部教育资源的潜力入手，在办学思想、校园文化、课程体系等软硬件设施进行全方位的整合，并充分发挥市场经济配置主导作用，盘活现有的教育资源，实现教育资源的结构、规模、质量、效益等方面的协调发展。
2.高等工程教育资源优化整合的模式构建
高等工程教育资源的整合模式在满足专业认证体系要求的前提下，以工程教育主体为主，社会资源（市场）为主的资源整合模式。工程教育主体资源整合在软件、硬件设施两个方面进行整合。市场经济的辅助模式可以利用校际、社会的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培养学生。
（1）工程教育主体的资源整合模式
工程教育主体的资源整合模式，以学校现有的工程教育资源，从软件、硬件设施两个方面进行整合，软件方面：着重进行课程体系，实施“幕课”、“翻转课堂”等先进的教学模式；加强工程技能培训，通过工程技能实训中心培训学生的工程技能；改革考试模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教育资源整合。硬件设施方面：实行开放式管理，将工程教育主体的硬件设施建设成平台管理、通过平台实现硬件设施教学资源的共享和集约化管理模式。改变工程教育主体的内部资源结构，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改变资源配置重复、分散的局面。
（2）社会（市场）的资源整合模式
关键词：生态社会；生态文明
Abstract: Ecological society is a highly civilized form of society in which human and nature coexist harmoniously;human society and ecology develop coordinately and interact beneficially; human carry out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enjoy the ecological achievement.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most basic symbol of ecological society， which can be manifested concretely as follows: ecological principle become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resources deployment; ecological production becomes the basic mode of social production; green consumption becomes the major patternof consumption; ecological legal system becomes the basic standard of conduct;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becomes the ideology of the social mainstream.
Key words:ecological society；ecological civilization
生态文明社会是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协调发展、互利共生，人们积极开展生态建设、充分享受生态成果的高度文明的社会形态。作为人类文明进化的最高台阶，生态文明社会（可简称生态社会）是我们人类尚未达到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境界。积极开展生态社会研究，弄清其特征标志，有助于推进生态社会建设。
总体上说，生态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就是生态文明。具体而言，生态社会的基本标志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生态原则成为资源配置基本依据
在工业社会，市场原则被证明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手段，但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市场失效的现象日益严重。作为由工业社会进化升华而来的生态文明社会，一方面还须借助等价交换、利润最大化、优胜劣汰等市场资源配置原则，另一方面必须增加生态原则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依据，化解市场配置原则下市场失效的问题。
生态文明社会资源配置生态原则的主要内容大致有五项：
1. 生态平衡原则。资源配置的生态平衡原则是指社会资源配置不破坏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运行的稳定状态，至少不剥夺生态系统应对外来干扰进行自我调节恢复原初稳定状态的能力。依据生态平衡原则进行资源配置有利于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巩固社会发展的生态基础。自然生态平衡条件下能够达到生态产出的最优化，但常常不是经济产出的最大化，而最大限度地保持自然生态平衡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2. 环境安全原则。资源配置的环境安全原则是指社会资源配置不破坏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系统的相对稳定与协调，至少不剥夺自然环境系统应对外来干扰冲击的自我调节和恢复能力。这里的自然环境系统主要是指人工生态系统，也包括与人类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自然生态系统，如农地、森林、牧场、工厂、村落、城镇等次生环境，涉及土壤环境、水环境、大气环境以及全球气候等，实施环境安全原则有利于经济有效增长、促进经济效率提升、消除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生态恶化与环境退化问题、维护良好的生活环境。
3. 资源节约原则。这一原则是指社会资源配置符合节约使用、高效利用、循环利用要求，做到不可再生资源的节俭节制使用，可再生资源的充分开发、合理使用。实行资源节约原则能够最大限度降低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的干扰冲击，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意义的资源节约立足于生态平衡环境安全，经济意义的资源节约追求效率提高效益增加，两者既相契合又有矛盾，生态文明社会强调前者的前提地位。
4. 协调进化原则。这一原则是指社会资源配置能够促进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共同进化、互惠共赢。落实协调进化原则，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文明社会发展进化的本质要求。
5. 永续发展原则。永续发展原则是指社会资源配置既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系统平衡的现实需要，又能符合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长远协调和谐、发展进化的要求。贯彻永续发展原则，有利于解决传统发展模式下日益严重的代际不公平问题，推动生态文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生态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内容
生态生产是指为维护生态平衡和环境安全、消除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负面冲击所进行的生产，其成果即生态产品一般以生态平衡的恢复与维持、自然环境的改善与保护、生态资源的维护与增加、环境污染的治理与消除等形式呈现。在社会生产方面，生态文明社会与工业社会的显著不同，在于除了依然存在规模庞大的物质产品、服务产品生产以外，生态产品生产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基本内容。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高度发展构成对生态平衡的巨大冲击、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严重威胁，必须通过调整社会生产结构、增加生态产品生产加以补偿。
生态文明社会生态生产的发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 生态产品在社会产品中占据重要地位。社会产品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物质产品，它通过对物质资料的加工制作形成使用价值，满足人们的物质消费需要；一类是服务产品，它借助物质资料手段提供各类服务，满足人们生产生活服务需要；再一类就是生态产品，它通过对生态环境的维护保养形成生态价值，促进生态平衡和环境安全。前两类产品生产都建立在人类对大自然索取的基础上，随着索取强度的提高必须要有适当的方式途径进行回馈补偿，生态产品生产正是人类回报补偿大自然的最佳途径，正因此，在生态文明社会，生态产品成为社会产品中具有特殊功能作用、无法替代、不可缺少的基本产品，其规模、种类也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更高要求而相应扩张。
2. 生态产业成为社会最基础的前提产业。社会产品结构的调整必然要求社会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在生态文明社会除了传统的或经过生态化改造的一、二、三次产业以外，生态产业将成为社会的基础性、前提性和标志性产业。生态产业是以生态平衡和环境安全为产业目标的专门产业，内部又包含污染治理业和生态资源培育维护业两大产业，前者专司污染减排和受污染环境治理之职，后者专指修复、维护和培育生态资源，促进地球村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图1）。
三、绿色消费成为社会主体消费方式
所谓绿色消费，是指人们在环境友好理念指导下所进行的有利于资源保护和生态平衡的、或者不至于恶化资源供求关系和生态环境的最终消费。绿色消费有以下显著特点：
1. 绿色消费是一种减量型消费。一方面，绿色消费注重减少资源消耗量，放弃传统消费大量消耗资源、追求最大限度物欲满足的奢靡倾向
和极端做法，转而采用适度消费以谋求足够程度的满足和多方面的满足。另一方面，绿色消费强调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量，通过减少浪费、减少资源消耗、循环式消费及废弃物的再消费以及消费排泄物向社会排泄物处理业集中，减少消费过程的废弃物排放量，不让消费排泄物进入自然生态系统。
转贴于
2. 绿色消费是一种综合效用型消费。绿色消费效用由直接效用、间接效用、宏观效用、长期效用等多种效用构成。其中，直接效用包括人们消费产品和服务获得的特定需求满足，因采用循环消费、再消费、减量消费方式节约消费成本获得的收益需求满足，因采用绿色消费方式对生态环境保护有所贡献而获得的心理满足；生态环境因绿色消费方式而直接得到的维护、改善（如人们化废为宝，对废弃物的消费直接减轻了环境压力；人们参与植树种草治沙等体验性休闲、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改善），等等。直接效用是人们采用绿色消费方式的主要动力。间接效用主要指绿色消费方式因节约资源、减少排放而最终对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平衡所产生的有利影响，它与某一项具体的绿色消费行为并不直接挂钩、对应，具有一定的曲折性、隐蔽性。宏观效用是指绿色消费的积极效用是由众多的绿色消费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某个人、某一次、某一项、某一局部的绿色消费仅产生有限的积极效用，但要取得积极的宏观效用必须从自己、从局部、从现在做起。长期效用是指绿色消费的效用除直接效用以外，其他效用的取得往往要经过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而绿色消费的效用也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绿色消费的综合效用，是人们从理性高度选择绿色消费方式的原因。
3. 绿色消费是一种可持续型消费。一方面，绿色消费为当代人的后续消费预留资源，也为后代的消费预留资源，有利于保持资源利用的持续性；绿色消费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有利于人类生存环境、生活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另一方面，绿色消费对绿色产品的追求，促进了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氛围的营造和生态文化建设，从而促进全社会的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人们的可持续消费提供生态环境基础。这些特点说明，绿色消费符合生态文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基本要求，能够兼顾人类福利水平提升和生态环境改善的双重要求。也正因此，在生态社会绿色消费能够取代传统消费方式，成为社会的主体消费方式。
四、生态法制成为社会基本行为准则
工业社会，人们按照市场法则和经济法制行事，经济利益是决定人们言行的内在动力，在经济规律这根看不见的指挥棒的指挥下，人们在经济法制划定的界线内从事生产经营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以及其他社会活动。而在生态文明社会，人们不仅从事物质产品、服务产品的生产消费，还要从事生态产品的生产消费；不仅追求经济利益和经济价值，还要追求生态利益和生态价值。因此，人们的社会活动不仅要遵循经济规律、经济法制，也必须同时遵循生态规律、生态法制，而且应该更加强调遵循生态规律、生态法制。目前人们制订的环境保护的法律规范，都是立足工业社会，从传统经济社会的视野出发，依托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所规定的行为规范，这些法律规范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严格意义上说，这些环境保护法律规范还无法充分体现生态文明社会生态理念的精神，无法完全适应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更高要求。尤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我国），为加快追赶步伐，环境保护往往要向经济发展让步，导致生态法制常常形同虚设。
作为生态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生态法制至少具有如下四方面特征：
1. 以巩固、发展生态文明社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生态法制建设跳出传统工业社会窠臼，立足生态文明社会来进行，从而遵循全新的指导思想，设定全新的建设目标，确立全新的法制原则，建立相应的内容框架。
2. 很好体现生态规律的基本要求。体现生态规律要求是生态法制建设的核心，只有充分体现生态规律要求，生态法制才能很好反映其价值取向和行为导向，发挥促进生态平衡、推动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
3. 努力借助经济规律的运行机制。生态文明社会经济规律仍然是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之一，指导和左右着人们的行为。生态法制建设不仅不排斥经济规律的作用，还必须努力注意与经济规律的协同契合，借助经济利益的推动促进生态法制的落实。在经济目标与生态目标出现矛盾的情况下，从有利于生态社会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出发，寻求合理的立法司法平衡点。
4. 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协同进化原则。生态文明社会的发展目标是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协同进化，既要体现以人为本理念，努力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又要贯彻生态和谐原则，确保生态平衡和环境安全，人与自然两者不能偏废。因此在生态法制建设中要防止出现两个偏向，一个是片面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另一个是极端生态主义倾向，做到以人为本，兼顾双方。
五、生态意识成为社会主流观念
生态意识是指人们了解生态规律、尊重生态价值、努力追求生态平衡、积极参与生态建设的认识状态和思想倾向，其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它是人们自觉开展环境友好活动、采取维护生态平衡行动的内在动力。工业社会经济意识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观念，人们围绕经济利益这个核心从事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经济效益成为衡量经济活动乃至其他社会活动成败得失的主要标准，最终导致工业社会的畸形发展。生态文明社会作为在对工业社会扬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新社会发展阶段，也必然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全新社会观念，用以指导人们的言行。作为社会主流观念，生态意识不仅受到社会舆论大力推崇，也受到政府、公民、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各方的充分认可肯定，还是各类社会组织及其他社会成员的行动指针，落实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成为体现生态社会文化特征的核心理念之一。
生态意识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认识层面，具有对自然生态、生态平衡、环境安全、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理解和把握，对自然生态及其价值的尊重，对生态规律、生态机制的认识和掌握。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回归分析；影响机制；现代经济体系
引言
利率市场化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金融健康发展，助推产业结构转型的必由之路，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在逐年提升。与此同时，市场对我国利率的影响也在逐年增大，这必定也会影响到我国的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金融资产存量在不断增多，金融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突出。但实体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仍旧面临着流动性不足等状况，究其原因，主要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致使整个金融体系出现了结构性问题。由上可知，利率市场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造成影响，进而作用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可见，怎样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提升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使得金融资源充分发挥提高产出与经济水平的作用，是我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着眼于利率市场化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简要分析我国利率市场化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证层面重点探讨了利率市场化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基于所得出的结论全面探究我国利率市场化所起到的作用，就如何深化利率市场化以及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出了相关意见与建议，以期为深化利率市场化与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所裨益。
一、利率市场化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一）利率市场化进程及其影响探究
作为二十世纪七十年展经济学中新古典复兴在金融领域的表现，麦金农和肖提出金融自由化理论伊始，该理论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纷纷走向利率市场化的道路。自1996年开始，我国央行开辟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形成，这也标志着我国利率改革正式启程。1998年央行逐渐取消了贷款利率上浮限制以及对贷款等利率的管制。在存款利率管制方面，我国放开对商业银行计息方式的管控是在2015年，而且也逐渐取消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实现也标志着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基本完成。我国经济要想实现由政府主导转向为市场主导，进而助推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利率市场化是关键。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行与持续深化，我国资源错配与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善，金融资源等的配置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与提升。由此可见，通过分析利率市场化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造成的影响，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的作用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极富现实意义。
（二）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金融资源配置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利率市场化指的是央行开始放松对利率的管控，实现利率的大小及其变动态势由市场来决定，进而通过供求关系均衡等机制来实现资金价格的自主调整。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价格是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因此，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也由价格的市场化程度决定的。同时，以我国市场经济为例，市场要想配置资源就必须通过对资金进行配置来起作用，因此，作为资金价格的利率必须要与市场规律相符合。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中，利率市场化作为金融机构保有自主定价权的重要体现，不仅能够帮助提高市场中金融产品的多元化程度，也有助于国家宏观调控等政策目的的实现。具体来说，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不断下跌，在此情况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通过直接融资，如发行债券等方式来在资本市场上获得资金。同时，利率市场化也会助推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农业农村等领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压力，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现状，提高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提升了经济发展的潜力，实现整体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综上可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降低经济结构扭曲的关键是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特别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此时就必须要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即让利率由供需关系决定，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
二、利率市场化影响金融配置效率的实证分析
作为资金价格，利率在金融资源配置市场上的地位与作用举足轻重，本部分基于前文的理论探讨，引入计量模型，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从实证的角度探讨利率市场对我国金融资源配置造成的影响，以期能为我国央行制定与完善金融经济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一）模型引入与数据处理
为了验证利率市场化与金融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为了保障所选取的变量能最大限度地体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特征与态势，考虑到改革实际，本部分选取一年期的贷款利率，并将其进行简单年化处理后的结果乘上经过加权平均的利率市场化参数作为衡量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变量。同时，本部分采用Wurgler模型（投资弹性）中关于测度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方法，模型中所涉及到的数据的主要的来源是各类金融经济统计年鉴、央行网站、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等。此外，为了降低变量数据的偏度，将各变量作对数化处理。计量模型引入。利率市场与金融资源配置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复杂性过程，因此，为了更为准确的探究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本部分在修正的Wurgler模型基础之上，加入与我国央行利率政策行为等相关变量和利率市场化的诸多变量等，在此基础上建立动态的面板数据模型。一般来说，若β2大于0，此时就表明利率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会在一定程度上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产生正向的作用，即利率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会促进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的；若β2小于0，此时就表明利率市场化会对金融资本的配置效率产生反向的影响，即利率市场化的水平越高，反而会抑制金融资本的配置效率的提升，此时就产生了替代效应。
（二）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通过 估计法对式（1）进行回归估计，模型估计及实证结果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模型（1）代表没有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模型回归结果，模型（2）到（6）列代表的是引入了不同的控制变量之后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除了模型（2）中的利率市场化程度的系数在置信水平10%下是显著的，其他模型中的利率市场化程度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该结论显示：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会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助推作用。与此同时，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比较小，这意味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并不会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而不断增加，即其助推作用是有限的。基于此，我国应不断优化利率政策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实证结果分析
由理论与实证的分析结果可知：第一，利率市场化改革会改善我国的金融抑制的程度，通过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可以助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第二，我国央行利率政策的调整和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也即利率的传导途径是多元化的，且我国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的高低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具体实际来说，我国经济与投资总量的不断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也有一定程度地增加，但与发达国家与地区相比，我国利率的市场化程度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资金由低效率部门流转到高效率部门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也有待进一步优化。由此可见，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够最大限度地突破二元经济的限制，降低资金的摩擦成本，顺畅资金的流通路径，创新资金的流通方式，进而提升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与相对稳定程度。利率市场化并非仅是政府放松对利率的管制政策，而是包括放松对利率的限制之后如何通过该利率水平实现市场化的合理定价，充分发挥发挥价格机制调节作用。因此，我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发展实际，一是有针对性的建立与利率市场化新要求相适应的基准利率的定价体系来作为我国整体利率体系形成与完善的标准、参考与支撑；二是要通过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来助推我国金融机构的改革，因为利率必须通过金融机构这一媒介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对金融资源的配置与调控的作用和空间；三是要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机制来防范和化解由不断深化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各类金融风险。良好的竞争环境与风险防控体系才是我国金融与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与保障；四是央行要进一步优化对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式，并建立一套更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利率市场化并非是减轻了央行的金融工作任务，反而是对央行监督管理我国金融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目标与要求。此时，央行需要找准站位，转变管理模式，通过多种途径为金融市场的发展保驾护航。
三、结论
摘 要：作为将财政资源转化为公共目标的制度手段，预算现象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属性，在预算研究领域相应地存在经济和政治两个研究向度，以及对预算改革的不同阐释逻辑和实践指向。关注和研究预算改革不同的理论向度、阐释逻辑，对于认识和理解当前我国预算改革遭遇的现实困境，转换和调整预算改革的宏观思路和政策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预算改革；研究向度；阐释逻辑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0—0061—07
预算是国家的血液和基础。作为通过强制方式从事经营公共财政的国家活动，它既涉及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活动的范围、方向和效能，影响诸如储蓄、消费、就业和物价的总体水平，从而成为实现资源配置和社会福利最优化的重要政策手段。作为通过权力控制方式实现责任政府的制度安排，它又直接构成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和制约着民主政治的水平和程度，从而成为促进政治认同、国家整合与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在当前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宏观政策背景下，我国预算制度还面临着功能转换和结构调整等现实诉求，加速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仍是当前预算改革的紧迫问题。那么，当前我国预算改革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这些障碍的体制机制根源在哪里？应该怎样推进预算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寻求指导预算改革实践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本文拟从预算现象的双重属性着手，通过厘清预算理论的两个研究向度，阐释其各自蕴含的预算改革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指向，进而澄清我国当前预算改革所遭遇的现实障碍及其理论根源，并据以探讨推进当前预算改革的政策思路和实践路径等问题。
一、预算理论的两个向度
预算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汲取和分配的社会公共现象，广泛地涉及资金管理、资源配置、政府间关系、国家认同等多个层面，更与政治上的观念、行动、结构甚至意识形态复杂地彼此交织在一起，从而增加了人们认识和研究预算现象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然而，无论出于何种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对预算问题的理论考察都难以脱离人的需求及满足需求的制度手段等基础条件。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天生的政治动物。斯密则强调，人天生具有某种经济交往的倾向。尽管二者深刻地认识到人类行为两个极为重要的侧面，并据此开创了对人类行为进行观察、解释和反思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知识传统，但我们仍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亚里士多德与斯密分别描述的、具有不同行为偏好与差异的主体实际上乃是同一个“人”，他们所开创的知识传统所关注的仍然是由众多这样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生活。“人”的需求是不断递增的，社会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资源却总是相对稀缺的。所欲甚多而资源有限，所以人们不得不依靠社会合作以获取更大的规模收益。在这样的人的需求及社会资源条件下，选择社会生活是必然的：如果资源匮乏而人性野蛮，社会生活根本不可能出现；如果资源富饶而人性完美，人们没有选择社会的必要。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的需求，人们将不得不在资源相对稀缺的条件下做出社会合作的选择。在社会合作方式的选择上，人们主要基于两个层面的考虑：如何获得社会合作的规模收益？怎样分配社会合作产生的规模收益？
国家及政治权威的出现，并没有改变人的需求以及人所面临的社会资源状况，它只是通过制度设计的方式提供了某种秩序，通过规制人的行为使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合作和分配能够在秩序的框架内进行，从而改变了人的行为后果。作为交换，人们必须供养国家及其附属的官员和组织。进言之，国家及其运行并没有改变人的本性及资源的稀缺性，它不仅本身就是资源稀缺的产物，而且其存在和发展也必然受到资源稀缺的制约。那么，如何运用有限的资源来满足广泛的社会需求，这不仅是市场机制的重要任务，更是国家必须面对并竭力解决的问题。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国家用以满足社会需求的基本方式，就是预算。那么，作为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满足社会成员公共需求的制度安排，预算就必须解决两个基本的问题：如何才能获得尽可能多的财政资源，从而更有效地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共需求？如何才能实现财政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从而在汲取社会资源的同时不致引发社会成员的大规模抵抗？围绕第一个问题，人们更多地关注如何通过市场的自由交换，实现各种可供选择的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以最大限度地收获最终的产出，强调相同的资源单位在被投入资源的所用用途中产生相等的收益时，人们想要的东西（效用）才会最大化。围绕第二个问题，人们更多地关注自由交换、资源配置的权威前提和约束条件，强调如何通过权威途径实现对合作收益的合意性分配，重点研究人们为什么会容忍权威、权威如何发挥作用才能符合人们的期待。
随着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的分科化建制，对财政预算的理论研究日益出现经济学化和政治学化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并随着两个不同学科的研究领域、分析工具的根本差异而出现较大的理论分殊。19世纪后期边际革命以来，以边际效用、一般均衡和需求分析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渐占据了经济学的主流地位，预算研究的经济学化趋向也越来越凸显。按照这一研究向度，经济学家将预算视为资源配置的工具，从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来推论预算的规模、结构和绩效，强调预算研究的根本取向是弄清楚预算究竟应该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功能，以及预算对经济发展的绩效等问题，以达到通过政府手段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目标。预算研究的经济学化以及大量经济学分析工具的运用，推进了预算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以及预算理论对微观问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弥补了政治学仅仅关注、自由、民主等宏观问题而导致的对预算现象以及预算效率等关注缺失等问题，但与此同时，这一向度的研究也忽略了对预算活动得以发生的政治框架，以及预算过程、结构乃至行为等问题的研究，从而导致“由李嘉图、威克塞尔、埃奇沃思和庇古等经济学家塑就的财政学传统过分注重对政府税收行为的研究而忽略了公共消费问题，忽略了民主制度对政府行为的合理性、责任性等规范要求，已经不能解释现代社会政府经济行为的所有方面”[1]。
【关键词】财政支出；购买性支出；转移性支出
一、财政支出理论
（一）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是指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进行的财政资金的支付。就其本质而言，它是政府履行职能所花费的社会资源，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和费用。财政支出是财政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反映了政府活动的方向与范围。
财政支出的分类是指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需要、依照不同的标准，将财政支出进行划分和归类的方法。对财政支出的科学分类是进行财政支出结构分析的基础，同时对财政支出的规模分析也会有帮助，可以更加全面、准确和科学地把握财政支出的发展变化规律。财政支出的分类标准不是单一的，本文选择了按财政支出经济性质这一分类方法来展开研究财政效应的问题。
（二）财政支出按经济性质的分类
按财政支出的经济性质，既按财政支出是否能直接得到等价补偿进行分类，可以把财政支出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
1.购买性支出
购买性支出又称消耗性支出，是指政府购买商品或劳务，包括购买进行日常所需的或用于进行政府投资所需的各种物品或劳务的支出。前者如政府各部门的行政管理费，后者如政府各部门的投资拨款。其中购买性支出又分为公共消费支出与公共投资支出。
2.转移性支出
转移性支出是政府按一定方式把一部分财政资金无偿地、单方面转移给居民和其他受益者。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用于社会保障如养老金、失业救济、财政补贴、债务利息等方面的支出。政府的转移性支出并不直接消耗公共资源，消耗着是转移性支出的接受者，政府通过转移性支出并不直接获得相应的商品和劳务等经济补偿。它并不反映政府部门占用社会资源的要求，而只是对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的再分配，政府部门只充当中介人的作用。转移性支出又分为社会福利支出与社会保险支出。
二、财政支出的效应分析
本文主要从财政支出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民收入、经济稳定及对储蓄的影响五方面的来分析不同种类的财政支出的效率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一）公共消费支出
公共消费支出是指政府以消费者身份在市场上购买所需商品和劳务所发生的支出。在资源配置方面公共消费支出影响全社会的资源在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分配，因为公共消费支出的增长往往以私人产品的减少为代价，由于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市场不能提供有效的资源配置，因此需要政府承担资源配置职能，政府可以利用公共消费支出来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方面，公共消费支出具有一定的收入再分配作用，由于市场机制不能避免收入与财富的分配不公平，因此需要政府执行收入再分配职能，公共消费支出便为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手段。在国民收入方面，公共消费支出可以促进国民收入，增加就业。但公共消费支出的经济稳定功能有限，反周期功能也有限。在储蓄方面，公共消费支出主要是即期消费，对储蓄影响不大。
（二）公共投资支出
公共投资一般被界定为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形成的固定资本，由于有政府不能在微观层次上直接介入企业活动领域的特定认识，这些政府投资往往被限定在特定的公共服务领域中，因此这些资本被称为政府投资，是政府调节经济的主要工具之一。在资源配置方面公共投资支出对优化资源配置有直接作用，可以弥补私人投资的失灵，拉动经济增长，对私人投资起示范作用，但公共投资存在效率问题，本身激励不足。在收入分配方面公共投资支出对改善收入分配有一定好处，政府投资会直接形成共有产权的，对收入分配有利。公共投资支出会直接促进国民收入增加，投资带动需求的增加。在储蓄方面，对储蓄的影响不确定，但经济稳定效用突出。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宏观经济稳定的四大目标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政府维持经济稳定的手段多种多样，可以借助投资性支出的调整来实现供求结构的均衡。
（三）社会福利支出
社会福利是指国家依法为所有公民普遍提供旨在保证一定生活水平和尽可能提高生活质量的资金和服务的社会保障制度。资源配置的目的是增进公众的福利，如果能实现帕累托改进，则能实现资源配置。福利支出分为现金补助和实物补助两种形式，前者对市场的资源配置不会产生不利影响，而后者会直接造成受补与不受补物品价格的扭曲，会出现替代效应。在收入分配方面，转移支出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收入分配，因此效果明显。影响国民收入的因素有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社会福利支出对需求的影响不明显，因为给个人的现金补助，收到现金补助的人未必会消费这些钱或者至少当期不会全部消费掉；供给方面，政府的福利可能会降低人们工作意愿，对国民收入产生不利影响。储蓄方面，一般认为，福利支出向贫困人口倾斜，会导致储蓄下降，社会分配的公允程度与储蓄成反比，即如果穷人的边际消费效用高于富人，则富人的边际储蓄倾向高于穷人。此外，社会福利支出具有明显的反周期作用，经济稳定作用明显。
（四）社会保险支出
社会保险是一种为丧失劳动能力、暂时失去劳动岗位或因健康原因造成损失的人口提供收入或补偿的一种社会和经济制度。社会保险的主要项目包括养老社会保险、医疗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重大疾病和补充医疗保险等。在资源配置方面社会保险没有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不会导致资源配置损失，其克服了私人保险市场的缺陷，解决了逆向选择问题。在收入分配方面，社会保险支出是收入再分配的工具，我们可以用社会养老保险替代率来反映，社会养老保险替代率为退休后拿到的养老金额与退休前平均工资之比，穷人的替代率小于等于一，富人的替代率大于一。在国民收入方面，社会保险支出同福利支出原理大致相同，劳动者得到了保障，其劳动积极性会相应的降低，不利于国民收入持续稳定的增长。社会保险支出会导致储蓄下降，因为人们生活有了保障，便无后顾之忧，不必仅依靠储蓄这一措施来养老。因此储蓄水平会相应降低。社会保险支出本身具有反周期功能，但力度不如购买性支出大。
三、总结
本文选择了财政支出按经济性质这一分类方法，将财政支出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两大类。其中，购买性支出又可分为公共消费支出与公共投资支出两类，转移性支出又可分为社会福利支出与社会保险支出两类。本文分别研究了这四类支出在资源配置、经济稳定、产出（国民收入）、储蓄及收入分配方面的效用问题。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各种财政支出方式在各个领域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效用也不相同，因此政府在宏观调控时应把握好这一点，使各支出更好的达到政府预定的目标与效果。
参考文献
[1]吕炜.提高财政支出的有效性[N].人民日报,2004-06-07.
[2]张明喜,陈志勇.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研究[J].财贸经济,2005(10).
[3]郭庆旺,贾俊雪.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J].经济研究,2006(07).
[4]于长革.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4(11).
一体化模式
上世纪80年代初，原煤炭部提出了煤炭生产、基本建设、多种经营三个主体的指导方针，支持煤炭企业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我国能源企业一体化经营模式开始起步。由于当时一体化发展大多没有形成经济规模，经济效益普遍较差，国家每年投入30亿元煤炭多经发展资金形成的企业绝大多数以倒闭或转产告终。
之后，为解决煤、电、运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缓解运输压力，国家赋予了神华集团煤、电、路、港、油化一体化开发的职能，进行能源企业一体化经营的探索和试点。经过20多年纵向一体化的实践，神华集团形成了以煤为基础，电力、铁路、港口、航运、煤制油与煤化工为主体，产运销一条龙经营的综合能源企业。到2011年，煤炭销量已达5亿吨，电力装机4000多万千瓦，经济效益在央企中名列前茅。
正是在神华集团这种一体化运营模式的带动下，从2005年开始，能源企业一体化经营模式迅速推广和发展，其中煤电、煤运、煤化工等一体化成为主流。2010年营业额排名前10的煤炭企业全部开发了煤化工项目；7家实施了煤电一体化；6家经营现代物流贸易；5家从事装备制造。同时，其它行业也大量进军煤炭业务，截至2010年底，中央企业投资经营煤炭开采的企业达到22家。涉煤央企的煤炭产量持续大幅增加，已由2005年的2.8亿吨，增加到2010年的7.11亿吨。
分析当前能源企业一体化经营模式快速推广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部分行业实施价格管制，导致行业间利益差别拉大，上下游产业之间投资回报相差甚远。尤其是近年来煤炭价格不断上涨，电价受到国家的管制，跟不上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价格总体上涨，随着发电企业与煤炭生产企业利润差距的不断扩大，促使发电企业纷纷投向煤炭生产。
其次，运力不足严重制约着其它行业特别是煤炭行业的发展。长期以来，煤炭运输是制约我国煤炭供给的主要因素，到去年底煤炭运输已占到全国铁路总运量的60%左右，部分运煤通道如大秦、丰沙大、石太铁路等，能力利用已处于超饱和状态。运输资源的限制成为煤炭企业发展的瓶颈。一些煤电企业为加快自身的发展，掌握运输的主动权，纷纷投资兴建铁路以求获得更多的铁路运力。
再次，一体化经营的成功经验使更多行业尝试一体化经营模式，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别是神华集团经过20多年纵向一体化的实践，形成了以煤为基础，电力、铁路、港口、航运、煤制油与煤化工为主体，产运销一条龙经营的综合能源企业。到2011年，煤炭销量已达5亿吨，电力装机4000多万千瓦，经济效益在央企中名列前茅。神华集团超常规的快速发展，受到国内外企业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一体化经营模式的成功，给其他企业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使得其他行业企业积极尝试一体化发展，推动了煤电、煤运、煤化工等一体化经营的发展。
同时，国家政策支持和鼓励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5年6月，《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鼓励煤电一体化发展、鼓励大型煤炭企业与冶金、化工、建材、交通运输企业联营。同年，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将“促进煤炭、电力、冶金、化工等相关产业的联合”和“煤、电、路、港、航一体化经营”作为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六项重要基本原则之一。在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指导下，国内各煤炭企业依托资源、区位优势从事一体化运营，煤电、煤运、煤化工等一体化成为主流。
一体化困境
能源企业多元化、一体化的迅速扩张，扩大了企业规模，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效益，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但是从社会经济的整体角度来看，一体化过度扩张也带来了许多问题。
首先，过度一体化会导致专业化分工不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限制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过度的一体化经营使得企业广泛地将所涉及的产品和业务都放在企业内部进行运作，随着一体化范围的扩大和延伸，提供市场专业化服务的企业市场空间会变得越来越小，规模效应难以发挥，不利于社会生产效率提高。从社会整体视角看，这是一种以较高投入获得较低产出的行为，也就是说，过度一体化会制约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
目前有许多航运的上游企业，为延长自身的产业链，增加效益、扩大规模，凭借自身占有的货物资源（如煤炭）优势，纷纷进入沿海运输领域，自己或与其它企业一起经营船队。造成提供专业沿海运输服务的企业很难通过专业化扩大规模，提高生产率，结果每个经营沿海运输的企业都很难达到更大的规模经营，造成整个沿海运输行业服务效率难以进一步提高。而如果沿海运输的业务都交由专业化企业来负责，那么专业化企业就可以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培养人才、改进设备来降低成本，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
其次，过度的一体化会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造成重复投入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广泛的一体化会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造成重复投资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当前在许多煤炭企业从事坑口电厂建设，进行火电生产的同时，电力企业也通过一体化进入煤炭行业，从事煤炭生产。由于没有矿区的综合配套，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购置设备等方面。
统计数据表明，在已有选煤厂、装运及其它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建设一座使用连续采煤机的中等规模的矿井，吨煤投资一般在100元以下；在这些基础设施均需新建的情况下，吨煤投资一般为160元左右；如果是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煤矿，包括洗煤厂及其它所有地面设施时，吨煤投资将在200元以上。
再次，过度一体化会导致资源争夺和恶性竞争，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随着一体化范围的扩展和延伸，各类企业竞标资源热情高涨，资源的开发权争夺异常激烈，而后续资源开发的经济性却得不到保证。有的电力企业为了获得资源，进入煤炭行业，在对煤炭资源了解不清、煤炭专业人员缺乏的情况下，盲目、高价获得条件较差的煤田，致使进入两难境地，生产会亏损，不生产就要损失前期的固定投入，造成了恶性竞争，扰乱了资源的正常市场秩序。
跨行业安全管理经验不足还带来了安全生产的风险。煤矿生产是在不断移动和变化的情况下进行的，时刻面临着水、火、瓦斯、煤尘、顶板和冲击地压的威胁，安全管理和安全生产的难度非常大，必须要有大批专业人才，有相当的安全管理经验，并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技术。而新进入煤炭行业的企业安全生产技术、安全管理人才和安全管理经验都十分欠缺，短时期内很难积累和完善起来。这就对煤矿一体化经营带来很大的安全生产风险。刚进入煤炭行业的宝钢集团，去年就发生了死亡十人的重大煤矿瓦斯事故。
一体化与边际成本
能源企业是选择一个行业以专业化为主的经营模式，还是选择多元化、一体化的经营模式，主要取决于边际交易费用和边际管理费用的大小：当边际管理费用大于边际交易费用时，也就是说企业新进入一个行业实现一体化而比专业化多付出的成本，大于由此节约的交易费用，企业就不会选择一体化；而当边际管理费用小于边际成本时，企业就会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而实现一体化，进入新的行业。因此，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会充分发挥作用，自动调节企业一体化的范围和程度，从而在企业获利的情况下，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
由于目前我国市场体制不完善，尤其是一些产品的价格受到政府的直接管制，如电价。有些能源产品的价格虽是市场化的，但政府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施加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按上述理论来决定是否一体化显然会出现偏颇，使得市场自动调节一体化范围和程度的能力减弱甚至失效。在完善的市场体制情况下，企业的选择和市场的选择应该是一致的,但目前并不都是这样。
从社会整体来看，某些一体化是一种高投入获得低产出的方式，本不应选择，而对于某一特定企业而言，收益都是大于成本的，该企业还是会选择实现一体化的。由此可见，企业虽然能做到对自身有利的合理决策，但这选择都不能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企业的选择和市场的选择出现了偏差。
如何一体化
在目前的情况下，要使我国能源企业一体化经营得到健康发展，首先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放开电价和煤价，让煤电价格由市场来确定。这样煤电企业都会集中资源提高生产率，努力寻求在自身专业领域做精做细，提升企业在行业中的竞争力，以获取更多的利益，而不会轻易进入上下游行业从事一体化。特别是大多数电力企业就会把主要精力和资源投入到电力行业上，不会轻易进入他们不熟悉且竞争力不强的煤炭行业。
其次，政府对能源企业一体化经营的引导应适度，不能造成过度一体化。在目前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选择和社会的选择并不完全一致。过度鼓励企业选择一体化经营模式，必然会对社会资源造成浪费，不能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当前特别要限制中小企业的一体化，提高一体化的门坎，一体化必须是在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管理前提下的一体化，不能再次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
应进一步加大能源企业整合的力度，形成专业化、规模化基础上的一体化。对于现在已经一体化而没有形成规模经营的产业要区别不同情况、采用适合方式进行整合，原来的电力企业从事少数煤炭生产的，要尽可能按市场办法将煤炭产业整合给专业化的煤炭大公司，原来的煤炭企业从事少数电力企业生产的，可将电厂整合到电力企业等。
关键词 外在性 市场失灵 公共品
1 市场失灵的外部性分析
外在性的存在与公共品的属性是市场机制难以处理的问题。实质上是市场机制的局限。市场机制在外在性与公共品的领域表现出无奈。经济学在外在性与公共品领域的贡献有相当的差别。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在一定条件下（信息完全且对称、规模报酬不变、分散决策等等）能保证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交易瞬间完成，交易费用为零。在一般性领域，由于市场机制能有效地在长期发挥作用于自发的交易过程中，交易的一些规则与体制实质上已经自发地演化出来了而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经济学的贡献只在于对这些规则的产生与功能给予科学的说明，进而揭示人们行为的一般规律。然而在外在性与公共品领域，由于市场机制在此碰了壁，一般来说，人类的交易活动并不能自发地演进出有效的规则来处理这些问题（只有科斯定理除外，科斯定理可以是对人类自发地或以“私了”方式处理外在性问题的经验的一个理论总结）。因此，在这一领域，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不是理论总结和说明，而是理论设计，原因是人类自发的以满足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为目标的交易活动没有演进出这类规则，这些规则与体制有待于设计。
于是科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然自由价格机制已经被公认为最有效率的协调和指导配置资源的工具，为什么还有企业的存在呢？这说明进入市场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用企业来代替价格机制可以减少交易费用，这就是交易费用的提出。所谓外部性是指某个人的效用函数的自变量中包含了别人的行为。外部性包括外在费用和外在收益，即从事一项经济活动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不一致。外部负效应指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这将导致资源存量的浪费；外部正效应指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效益，这将导致从事该项经济活动的激励失灵。这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之所以重要，在于科斯定理阐明了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促使社会资源达到最优配置。
2 市场的有效与失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责并不是由它自己确定而是由市场来规定的，这就要把研究的视野拓展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深层次的问题上，以市场有效和市场失效作为研究问题的基点。
2.1 市场有效分析
市场经济是一种历经几百年发展，才逐渐形成的复杂而精巧的制度。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市场机制发挥着基础性的资源配置功能，是市场经济之所以能最优配置社会资源的根本条件。市场经济长期运行的效果，证明它在以下方面是有效的：
（1）信息传递。传递信息是市场的一个基本功能。它是指由于商品价值，供求的变化，引起商品价格的涨落，同时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商品的稀缺状况的足够信息的功能。市场传递信息，就是市场发出价格信号。因此，市场传递信息的功能也就是价格的功能，即价格充当信号机的功能。市场经济中信息传递的关键作用，是尽可能以较低的成本、便捷的信息传输渠道和方式给交易双方提供尽可能全面、客观、及时的信息，以减少当事人同某种环境相联系时的不确定性，提高当事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效率和效益。另外，市场传递信息的及时性、客观性和分散性，还会节省经济当事人在搜集、加工、整理和使信息各环节的成本费用。
（2）利益刺激和竞争激励。这种刺激和激励，对企业（生产者和投资者来说就是利润刺激；对作为消费者的居民来说就是选择最有效的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实现使用价值最大化和最优化组合的刺激；而对作为劳动力供给者的居民来说，就是自愿接受进一步的培训和教育，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竞争能力，进在激烈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谋求更好的职业和报酬的刺激。其结果反映到宏观就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足够的内在动力。
（3）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这是指市场机制能对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企业组织结构、技术结构等）起到协调、平衡和优化的用。首先，市场具有协调商品供求结构，使之趋于平衡的内在功能，这是通过价格杠杆的调节实现的。其次，市场机制具有优化企业效率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功能，这主要是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发挥作用来实现的。第三，市场机制具有优化产业结构的功能，这一功能是通过价格机制(实质是利润率高低)实现的，因为在价格和利润诱导下资源的自由和充分流动，可使产业结构、部门构趋于均衡化、合理化。
（4）促进技术进步。市场在推进技术进步方面具有其它机制不可替代的功能。其原因主要出自市场竞争的外在强制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机制迫使经济当事人要不断地、积极主动地在科技投入、研究开发、引进吸收消化先进的技术设备等方面努力进取，以便在竞争中以性能更好、质量更高、价格最廉、成本最低的商品扩大市场占有份额，获取更多的利润，从而在激烈争迫使劳动者和管理者不断地自觉接受培训、学习、掌握和运用现代科技知识等也有助于推进科技进步。
（5）促进效率提高。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即最优经济效率的状态。尽管现实的市场达不到完全竞争市场严格假设的种种条件的要求，因而也就达不到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率的状态，但是，这并否认市场经济具有提高经济效率的客观功能。市场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引资源的合理流动和充分有效利用，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及时、客观的信息和分的货币刺激，使经济当事人能对个别情况的千变万化作出迅速的反映。市场经济国家中，所谓“市场解决效率问题，政府解决公平问题”的大致分工，在一程度上说明市场机制具有促进经济效率不断提高的功能。
2.2 市场失效分析
由于现实经济生活中，很难满足完全竞争性市场所严格假设的种种条件，一步说，即使满足了这些条件从而市场机制能够实现帕累托效率，它也不能解诸如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自发竞争导致的经济波动等问题。与市场有效一样，市场失效(失灵)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已经揭示，市场失效有以下表现：
（1）不能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具有联合的、共同的、公用的消费性质，其产权无法清晰地界定，特定的个人和他人能够同时消费（“消费的非排他性”），新增消费者不会减少既有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和效用，也不增公共产品的消费成本（“消费的非对抗性”），并且不能把拒绝为公共产品付费的人排除在消费范围之外（“消费的非拒绝性”），这就难以形成市场价格，以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必要数量和质量的社会资源配置于公共产品的供应上，如国防、治安安全、防洪排涝设施等。
（2）存在外部性。包括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正的和负的外部效应）即某个经济主体生产和消费物品或服务的行为，不以市场为媒介而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的附加效应。由于“不以市场为媒介”，具有外部性的产品的市场价格是不完全的市场价格，是扭曲的市场价格，人们从事具有外部性的活动，是不通过市场价格信号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的，这就产生了市场失效状态。
（3）自然垄断。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规模经济性的作用，市场由一个或数个卖者垄断。这是一种由于规模报酬递增特点所决定的天然垄断，从而排斥充分竞争，破坏符合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
（4）信息不对称。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独立性和分散性，使之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获得充分和全面的信息，这将导致市场活动的盲目性。常见的现象是：交易主体的一方(往往是卖方)掌握更多的信息，从而使交易的另一方陷入不确定的环境中。尤其是在最终消费品市场上，消费者对商品不具有充分知识时，往往不能实现效用最大化。
（5）风险和不确定性。市场经济是以无数人的自发活动为基础的，是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而实现社会资源的配置的，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事业风险与各种不确定性，造成某种类型的投资活动不能达到社会所要求的状态。
此外，从道德伦理规范的角度看，即使在竞争性市场机制能够实现资源上的帕累托效率的情况下，单靠市场机制调节也有可能出现诸如收入分配不公、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及与此相关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
3 政府职能界定
市场经济中客观存在的市场失效，引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社会生活的“理由”，这就要求政府及其公共财政的介入，政府必须承担起应尽的职责。在当今世界上，政府的职能可以概括为三项：政治职能、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
政府的政治职能是最基本的职能，它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政府存在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维护国家主权、、国防和公共安全。政府的政治职能往往在战争、内乱等特殊情况下才充分发挥作用。在和平时期，则主要是实行政治统治，保障社会安定和维护公共安全。目前，人们对政治职能的认识并没有太多的分歧。
[论文关键词]国债规模；国债投资风险；资源配置
[论文摘要]我国国债规模的扩大和国债的发展对于推动债券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近几年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利用大规模的国债投资，虽然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但在目前我国经济环境下，大规模国债投资已存在着潜在风险。不仅仅是财政还本付息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国债投资规模扩大的风险、国债投资目标定位的风险、圆债投资项目选择的风险、国债投资资金管理的风险。只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有效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才能保证国债投资的预期目标得以实现。
20多年的国债恢复发行历程表明，国债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债的发行不仅有力地弥补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不足，而且满足了社会各类投资者的不同需要。同时国债规模的扩大和国债的发展对于推动债券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近几年来，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利用大规模的国债投资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这虽然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但任何一项政策实施都有其反向作用，在目前我国经济环境下，大规模国债投资已存在着潜在风险。本文旨在对我国国债投资的潜在风险加以简要探析，从而正确判断国债发行规模是否适度。为此，需要从统计指标、宏观效益和影响因素三个层面探讨国债规模，并客观地分析国债投资的风险。
一、我国国债规模分析
(一)国债规模的统计指标
我国国债规模适度与否，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利用国债负担率、赤字率、国债偿债率、国债依存度等4项统计指标进行综合判断。 国债发行主要以弥补财政赤字为主，财政赤字的大小将直接关系到国债规模的发行大小。财政赤字较大，必然要求发行较大规模的国债予以弥补。赤字率表示的是一定时期内财政赤字额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比例关系。国际上该项指标通常以3％为警戒线。同样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数据计算得出：2000－2004年间，我国赤字率约为2.78％、2.59％、2.98％、2.50％和1.53％。从这一数值看，近5年该项数字波动较大，2002年赤字率接近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为2.98％，而2004年该项数字为1.53％，约为警戒线3％的一半。总体上平均而言，从该项指标数值观察我国国债发行有一定空间，但是空间已经较小。 国债依存度即当年的债务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比例关系，其计算公式是：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收入额，当年财政支出额)×100％。结合我国国情，按分母不同可以计算两个指标：一种是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国债收入，全国财政支出)×100％；另一种是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国债收入，中央财政支出)×100％。鉴于我国国债是由中央财政来发行和掌握，将来的还本付息也由中央财政负担，所以使用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更具有现实意义。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数据计算得出2000－2004年间，我国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约为75.25％、77.73％、83.58％、81.26％和85.21％。国际上通用的国债依存度的上限是15％－20％，从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平均约80％，可以判断我国财政处于脆弱状态，蕴含巨大财政风险。
(二)国债规模统计指标的综合分析
二、国债投资规模扩大的风险
(一)国债投资规模风险界定
正是因为近几年国债投资目标定位不当，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国债投资目标，从而造成了为保经济增长速度而扩大国债投资规模，使国债投资因规模扩大而加大风险。
国债投资规模扩大的风险表现为因国债投资规模扩大，有可能排挤出民间投资及有可能乱上一些拼凑的项目导致投资效率降低，损害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国民产出的有效增长。须知，在市场经
济下，资源配置是由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共同完成的。在一定时期内，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因此就存在着资源在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的合理分配问题。合理分配的标准就是投资的边际成本等于投资的边际效益，政府投资的边际成本就是民间使用该资源投资的边际效益，而并不仅仅是政府筹资的资金利率。因此，政府国债投资的最佳规模就是由政府国债投资的边际成本与国债投资产生的边际效益相等决定的。政府国债投资的边际成本随国债投资规模扩大而增加，而政府国债投资的边际收益则随国债投资规模的扩大而减少，因此国债规模超出了一定值必然使得国债投资的边际成本大于国债投资的边际效益，从而降低全社会投资的效率，损害全体国民福利。
国债规模管理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的债务史证明，国债发行和银行信用过度引起的后果是相同的，国债虽然是弥补财政赤字的较优方式，但却不完全是财政赤字的原因和结果。国债发行规模应该与偿债能力相适应，归根到底是经济与国债相协调的问题，因为债务融资既弥补财政赤字，又成为宏观经济的调控手段，甚至预算内安排的投资项目有时也需要建设国债予以支撑。国债作为财政与金融政策的结合，是调节货币供应量，避免经济剧烈波动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确定国债发行规模时还必须与信贷规模相结合，避免出现互相挤占资金、抬高筹资成本的现象。全社会资金总量一定时，用于购买国债的资金多了，信贷资金来源就缺乏保障，就会造成社会资金闲置和浪费，影响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影响生产发展和建设速度。发行国债的实践表明，国债不仅是财政经济的内容。更是信用经济的组成部分。"
(二)影响国债规模大小的因素
一般认为，影响一国国债规模大小的主要因素有中央财政收入、中央财政支出、财政收支差额、累积债务余额、预算内投资规模、国债还本付息额、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等。一定时期内，国债发行规模取决于一定时期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总量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国债承受能力越强，国债发行规模的潜力越大；中央财政收入是国债还本付息的基础，该项数值大小决定能够承担债务能力大小；中央财政支出的不断增大，是国债发行规模增大的内在动因；国债的主要目的就是弥补财政赤字，因此赤字数额对国债规模有重要影响；筹集长期建设资金是我国发行国债又一目的。积极财政实施以来，国债资金主要用于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建设，因此预算内投资规模越大，其对资金的需求越大，当财政收入不足以财政支出时，政府的投资缺口一般要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国债规模越大，累积债务余额越多，则还本付息支出越多，当其支出额达到无法以当年财政收入来偿还时，不得不以发新债来还旧债，如果一国国债的还本付息过多，就必须会使国家减缓国债的发行，以减轻还债压力。
这三项影响因素中，债务还本付息额具有惯性，它受以前累积债务余额和相应的还款期限利率等因素影响。债务还本付息额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不是容易控制的因素。随着该项数值的不断增大，根据多元线形回归模型可以断定，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将按照一定的惯性不断膨胀；相对容易控制的是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可以通过控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数额来控制我国国债发行规模，使我国国债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防范财政风险发生；影响财政赤字的因素较多，一般较难控制。
国债投资规模扩大的风险表现为国债投资规模有可能超出最佳规模而降低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一方面投资规模扩大，民间投资规模相应降低，民间投资有可能被排挤；另一方面，国债投资规模扩大，存在着为用完投资规模而随意拼凑投资项目的可能。这都表现为国债投资规模扩大的风险。
在研究我国国债适度投资规模的文献中，多从政府财政是否还得起和居民是否买得起即所谓的偿债能力和应债能力两个方面来看的。但由于不管政府是否有偿债能力和居民是否有应债能力，都必须比较增加国债投资的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因此本文认为，探讨国债投资适度规模的理论标准应该是投资的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的比较。当投资边际效益小于边际成本时，国债投资规模过大，存在着降低了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风险；反之，当国债投资的边际效益大于边际成本时，国债投资规模偏小，增加国债投资能够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风险较小。由于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曲线难以精确化和具体化，因此对近几年国债投资规模扩大是否超出了最佳规模还不能下肯定性结论；但是因国债规模扩大而加大国债投资风险的趋势是明显的。实际上，近两年因国债投资规模突然扩大，地方政府项目储备不足，把本来准备与民间合作投资的项目改为国债投资项目，从而造成了对民间投资的排挤。另外，地方政府也存在着为得到中央政府国债投资而随意拼凑项目，甚至搞“三边工程”的现象。这实际上是国债投资规模扩大的风险的具体体现。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两年我国在进行国债投资项目时，除了国债投资外，还要求国有银行“配套”贷款及地方政府“配套”资金，这实际上是变相扩大了国债投资规模。就是说，如果加上国有银行及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则国债年度实际投资规模比我们上面计算的要多得多。因为在我国“国有银行一国有企业一人民政府”三位一体的经济中，国有银行及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投资实际上也是国债投资，国有银行及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投资如果变成了不良资产——坏债，最终还得靠国家财政解决。所以，把近两年国债投资项目中国有银行和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也作为国债投资的判断应该是成立的。基于此，近两年国债投资规模扩大的风险就更加明显了。
三、国债投资项目选择和管理的风险
(一)国债投资项目选择的风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存在着各自的职能范围，二者合理分工，才能实现全社会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国债投资的目标也就是要实现全社会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选择恰当的国债投资项目，就能够弥补民间投资的缺陷，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反之，如果国债投资项目选择不当，则会降低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国债投资项目选择的风险也就是国债投资项目选择不当，导致国债投资目标失败而带来不利后果的可能性。
国债投资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投资项目、应该依据什么样的选择标准，这在国内外都还存在着争议。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W·W·Rostow)提出了在经济发展阶段政府投资的不同特点。他认为，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政府投资为经济发展提供社会基础设施；在发展的中期，政府投资起到对私人投资的补充；而一旦达到成熟阶段，公共支出将从基础设施转向不断增加的对教育保健与福利服务的支出。布坎南(N·B·Buchnum)和波拉克(J·J·Polak)分别在1940年代和1960年代提出了一种稀缺要素标准。他们认为，为了使收入最大化，财
政投资决策应当选择低资本一产出比率的项目，即选择单位资本产出最大的那些投资项目。卡恩(A·E·Kam)提出了社会边际生产率标准。该标准认为在决定财政投资项目时，一定要考虑到边际单位对国民产出的所有净贡献；当财政投资资金可以导致国民产出最大化时，这种资金配置就是高效率的配置。
我国学者对国债投资项目的选择上也存在着分歧。陈共教授提出了财政投资决策增加就业标准，即财政投资项目的选择应当是那些每单位投资能够动员最大数量的劳动力的项目。林毅夫教授认为当前财政投资应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而以农村道路、电网、自来水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运动正是我国当前形势下最能产生这种效果的地方。中国国债协会《中国国债投资方向》课题组认为，国债投资除了非竞争性经济建设项目投资外，也应该用于营利性竞争性项目的投资，尤其是用于重点竞争性行业的投资。
理论研究上本就存在着巨大分歧，实际操作中更是莫衷一是。国债投资项目的选择很多时候只能是“跟着感觉走，紧拉住项目审批部门的手”。国债投资项目选择的风险由此而增大。在我国。因为政府间的事权划分尤其是投资权限的划分很不清楚，国债投资项目还存在着在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之间选择的风险，这就导致了近两年发生的国债资金转贷地方使用，即国债为地方性公共产品筹资的不规范现象产生了很大风险。国外地方政府投资地方公共产品都是由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公债进行的，这样风险就由地方政府承担而不在中央政府。而我国地方政府由于《预算法》限制无权发行地方公债，从而就发生了国债资金转贷地方政府的情况。因为在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责任划分不清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得到国债投资转贷资金，什么项目都敢上，特别是在中央强调地方政府承担偿还义务时，地方政府更是会“逆向选择”，即一些高风险项目争相申请，这样地方政府投资风险就转嫁到了中央政府，无疑加大了国债投资风险。
关键词：金融发展；金融和谐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3-0083-03
和谐的思想源于中国古代，中国古代哲人把保持矛盾对立面的和谐称为“和”，把取消矛盾的对立面称为“同”。孔子主张“和而不同”，坚持“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正确的态度是讲协调、讲和谐。和谐也可以称为“大同”，即矛盾或不同的存在是客观的，而且是丰富多彩的，但是总体能均衡、协调相处，而简单的“小同”则片面追求单纯一致，主张一元化。从哲学角度看，多元化、讲究包容性，各单位元素既保持独立，又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协调相处的和谐思想最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经济学角度看，均衡发展是最有效率的。以和谐为取向的金融发展是尊重金融发展规律，积极促进金融内外诸要素的相互协调，努力实现能充分调动各金融单位元素的积极因素和充分发挥金融功能的均衡发展。
一、金融和谐才能确保金融功能的有效发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已经不仅仅是充当支付媒介的货币和简单的货币资金融通，其包括货币、资金、资本及其衍生的各种金融工具，还包括机构、市场、监管、政策在内的融通机制。金融内涵的丰富和外延的拓展说明金融在经济社会中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但金融功能不外乎充当经济运行的中介和动员储蓄转化投资。金融中介和资源配置等金融功能的有效发挥，对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支撑作用的达成依赖于金融的和谐发展，也就是说具备符合金融和谐要求的金融组织体制、金融结构、金融运行机制、金融工具产品等是金融中介和金融资源配置等金融功能有效发挥的前提。
金融制度约束下的金融市场、金融政策、金融机构、金融监管等组成的金融运行机制直接影响着经济金融运行效率，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状态下，高效率、高质量的金融制度是保证人类社会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流动和存量更加符合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求。以各种金融工具为载体的金融支付媒介功能直接影响着经济的运行速度，丰富的金融工具可以大大加快资金融通的速度，增强经济的活力。金融的动员储蓄和资金配置功能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方向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金融资源的配置其实就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任何一位社会成员、一个社会集团、一个国家，只要获得了金融这样一种货币化的社会资财，其流动的时间顺序、流动结构、流动速度成为了现代经济社会财富流动的基本载体和动力，换言之，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是金融活动配置决定着社会财富的存量结构和动态结构，是金融活动推动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区域甚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布局和产业分工。金融是一把“双刃剑”，金融资源既可以带来财富，也可能带来风险。事实上，拉美国家、亚洲国家等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金融作为社会财富索取权的不公平分配和不合理流动给许多后发达国家带来的致命冲击的问题。
金融和谐在经济社会和谐中具有关键作用。以和谐为取向的金融发展的目的是要建设切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调控体系和金融生态环境，这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我国古代的“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等思想和说法都表达了和谐的重要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提出的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等理论说明了和谐发展的重要性。经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在吸收有关传统经济思想和西方金融理论的基础上，我国一些学者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了金融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借鉴转型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经验，结合经济、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一些学者提出了金融转型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金融转型，实际上是以下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金融体系、实体经济、金融部门改革、法律、历史传统、政府及其执行能力、政治约束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及其改革策略等。
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使视野不断开阔，也使和谐的内涵不断丰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指导思想立足于我国实际，明确提出了要树立以和谐为取向的金融发展观念，无疑非常有益于对金融发展理论的科学探索并积极付之于实践。
二、金融和谐要以经济社会为基础并与之相协调
现实中，人们往往会把金融理解为纯粹的工具，片面地认为金融是“撬动经济的杠杆”，是可以随意尤其是政府可以随意支配的游离于经济社会条件的外在资源，严重的脱离了金融与经济的内在联系，这是导致不和谐的重要原因。金融和谐发展必须要以经济社会为基础，与经济社会相协调。
金融资源量的开发是由经济社会状况所决定的。处于特定经济发展阶段上的金融存量是一个相对稳定、具有特定质与量规定的“量”，一个国家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的质量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能力决定一定时期的金融存量。所以，金融存量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数量界限，任何金融行为，只能在这个相对稳定的客观数量界限的基础上实现和完成。因此，如果要攫取过多的铸币税或货币剩余则要引起通货膨胀，危害经济发展。
金融制度和金融运行效率受制于经济社会条件。政治、文化、宗教、历史等状况影响着政府的功能和经济的发展模式，对金融制度有直接的制约和影响作用。一定时期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愿望、国家开放程度、国际经济运行状态、国家宏观政策目标调整、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手段的(尤其是财政政策手段的运用状况)调整等等对金融体制、金融政策产生直接影响。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全民综合素质状况直接制约和影响着金融发展能力。科技信息的发达和有效利用程度与金融资源有效开发密切相关。商品交易对支付方式的需求、经济发展对资本的需求方式、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科技发展水平和金融创新的社会环境等等是金融工具、金融产品开发创新的基础。
任何滞后和超前的金融制度，都不可能保证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金融资源的合理开发是基础，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关键。滞后于时代的金融制度无法保证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超前的金融制度同样会扭曲金融资源的配置状态，而且这种超前性的金融资源开发引发的金融资源配置结果不仅会降低当期金融资源开发和配置的功能效应，而且加大了后期同类金融资源开发和配置的“交易成本”。
三、金融和谐首要的是树立“大金融”观念
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经验表明，和谐金融不是孤立的，是包含金融自身及经济社会各系统诸要素相互作用、相互调整的一种比较理想的状念。因此，树立“大金融”观念才能构建和谐金融，否则就会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错误。“大金融”观念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向。
一是要在经济社会的大框架下来考虑和解决金融问题。跳出金融企业、甚至是整个金融领域，转换角度、扩大视野，确立“以优化社会环境、实现金融资源配置与社会资源配置之间的良性循环为目标，以经济、社会大系统的协调运行为前提，构建金融资源开发、配置的“宏观绩效机制”的金融改革大思路、大战略，应该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和谐金融的正确思维和科学决策。我们必须把金融资源、经济资源的开发和配置置于中国历史的、传统的、改革开放20多年来新生的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去，努力实现和保证金融资源与经济资源以及中国特殊的社会资源最大程度的协调一致性。一个国家的文化、宗教、历史、政治、国民素质、决策者的偏好等等要素，构成经济行为偏好不可选择的制约和决定因素。因此遵循科学程序和原则的社会决策非常重要，千万不可盲目借鉴和生搬硬套他国做法，同时不计后果的“闯”与“试”也不应值得经常提倡。从经济社会的大框架下来考虑和处理金融问题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例如，2002年后想方设法启动内需以及近几年来特别关注的中小企业融资等问题，如何推动消费需求的上升、降低储蓄率、扩大直接融资比例等都是治标的问题，根本在于如何建立起收入、就业、人力、技术、文化、法律、道德、制度等经济社会系统各关联要素相互协调的金融效率环境，即如何在经济社会资源各要素的开发和配置过程中恢复和提升经济行为效率的问题，如何提高金融资源“中介功能”的问题。
二是要促进各金融单位元素的功能“到位”与功能“互补”。在同一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各种资源适度开发、合理配置的最佳状态是实现各种资源配置的效用“到位”和功能“互补”，而非相互的效用“替代”和功能“互斥”，这一点完全契合我国传统的“和而不同”的思想。例如，金融、财政政策的效用替代，导致了金融资产财政化和财政资金信用化。又如，超越“客观数量界限”的金融资源配置，极可能产生相同属性的不同社会资源之间的“功能替代”和“功能互斥”现象，从而破坏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状态，引发通货膨胀或金融危机。我们在金融政策中要注意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的效用“到位”和功能“互补”；国有、地方、民营、外资金融的效用“到位”和功能“互补”；直接金融、间接金融效用“到位”和功能“互补”；金融的行政监管、市场调节效用“到位”和功能“互补”，等等。对于金融单位元素效用和功能发挥“不到位”、“替代”、“互斥”等现象要认真调查分析，引起高度重视，及时进行正向或逆向调整以促进金融和谐。例如，面临农业发展、促进就业、就学等弱势群体的扶持、扶贫开发等迫切的需求就应该考虑政策性金融是否“到位”的问题，要进行适度的发展；面对多年来许多地方所热衷的“外资”引进问题，就应该考虑其是否过分的问题，要进行反面的思考；面对日益增长的外汇储备问题，也应该审视是否有效用功能的“替代”问题，要进行多方面的分析；等等。
三是要以求实开放的态度注重保护和引导金融的内生成长。经济社会的需要和发展催生并发展了金融业，同时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中的经济社会系统诸要素又不断地产生新的需求。就此而言，无论是需求导向还是供给导向的金融都应该根据新的需求而调整，也就是说，既有的金融永远处于滞后的状态，没有现成的发展模式，因此金融的探索没有止境，对金融的内生成长始终应该以求实开放的态度予以保护和引导，这也是“大金融”观念的意义所在。但是，事实上，金融的内生成长遭到压制和扭曲的现象并不鲜见。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历程不长，在1993年前应该说经历了一段“金融自由化”的实践，但是忽略了“金融自由化”的微观基础和政府部门的驾驭、约束和控制能力，未注重对风险的监管，供给为主导的金融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金融的内生成长，例如1993年前金融机构量的高速扩张，基金、债券、股票、期货等金融工具的遍地开花等。在1993年后则截然相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金融监管的重点，忽视金融发展和创新，金融的内生成长遭到压制。目前金融结构的不协调状况(直接融资偏低、民营金融机构发展滞后)、金融产品单一(集中于银行信贷)、非正规金融活跃等与金融的内生成长未被保护和引导密切相关。因此，要认真推动自然演进基础上的直接融资的发展，适度地将非正规金融纳入正规金融渠道，采取适当的方式将自发的一些符合经济社会需求的金融交易方式规范化、金融产品化等等。
参考文献：
［1］孔子，曾参，子思等论语•大学•中庸[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
［2］崔满军金融资源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3］郭竞成转轨国家金融转型论纲――比较制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4］［美］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中译本，第1版，邵伏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
［5］［美］戈德史密新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中译本，第1版，周溯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6］［美］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M].中译本，第1版，卢骢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0 引言
近年来，中国社会网络领域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研究的方法来看，主要包括定量和定性两方面。在定量研究中，主要的测量工具是提名法和定位法。从研究的领域来看，包括社会地位获得、社会支持、阶级阶层与职业流动等。从研究特征来看，主要有：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理论模型和统计技术被应用到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
根据学者关于近十年我国社会网络研究热点的分析，我国对社会网络的研究主要偏向于应用层面，其中重点包括了知识管理、竟争情报等复杂的网络方面。随着研究的逐层深入，社会网络方法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增多，程度加深。纵览过去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近年来社会网络理论的应用成果主要包括如下方面：政务及社会资源配置、竞争情报、知识管理和用户服务方面，以上述领域为代表的社会网络研究，逐渐体现其重要的应用价值。
1 政务及社会资源配置领域的应用
社会网络在政务及社会资源配置方面，在2000年前后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对就业问题的研究成为了当时社会网络的研究热点。例如1997年边燕杰的作品《找回强关系》开创了运用社会网络视角研究中国地位的先河；边燕杰、张文宏于1999年对城市劳动力的研究，证明了强关系假设和体制洞假设；王汉生、陈智霞在1998年对于下岗职工利用社会资源实验再就业的研究，证明了关系网络是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一条主要途径[8]。与之相对应的社会资本的研究，也产生了多样的研究成果。
而近年来政务及社会资源配置领域的研究，仍然包括职业配置和市场资源配置，除此之外，则主要集中在微博社会网络的结构分析上。
1.1 职业配置和工作搜寻行为的研究
在劳动力市场逐步趋向规范的前提下，在2006年张文宏进行的社会网络资源对于职业配置的研究表明了如下几个结论：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较贫乏、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更可能频繁使用社会网络资源以实现职业流动；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动者比不用者的求职效率低， 但前者的目标收入却高于后者；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向是从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流向个体、集体、外资合营、外国独资、新经济部门或无主管上级的市场化的经济实体；社会网络资源的运用， 对劳职配置的吻合程度没有显著的影响。
在经典工作搜寻的理论的基础上，董占奎、黄登仕选取了西南交通大学2009、2010级硕士研究生作为实验被试，采用实验的方法证明，工作搜寻过程获得相关信息的一种渠道，会对个体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在有社会网络资源可用的情景下，搜寻者个体的期望工资水平会有显著的提高，同时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停留时间会显著的缩短，该结论支持了社会网络对于个体择业过程以及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正向影响作用。
1.2 社会网络对市场资源配置
历史表明，市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子系统，背景的复杂性，与社会其他构成部分的互动和关联，都远远超出了供求和价格关系的范畴。社会网络对市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影响，雷玉琼于2008年作出过具体论述，将社会网络对市场配置的影响应总结为三方面：一是社会关系网络与市场交易网络的重合，市场交换依赖社会网络进行，二是市场中的社会网络影响价格的形成，三是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可能出现了公平问题。
1.3 微博社会网络的结构分析
微博作为基于Web2.0技术的即时信息平台，以其实时性和强交互性，成为了开展政务工作的新平台，政务微博作为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方式，自2011年开始到2012年，新浪微博认证的政务微博总数突破6万，发博总数为31，894，816条，平均每个政务微博发博数约为531条。
政务微博作为一个特殊的发展版块，引发了一些其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的探讨。杜杨沁、霍有光、锁志海于2012年通过引入社会网结构洞理论对政务微博社会网络结构进行分析，以“上海”等2012 年新浪政务微博影响力排行榜前十位为实证研究对象，对十大政务微博的结构洞进行挖掘，分析其微博社会网络的结构洞特点和各微博舆情信息的传播走向特点。研究表明，十大政务微博已经形成多结构洞、涉及面广泛的、稳定的社会网络体系结构，但需在横向、纵向两方面进一步优化，政务微博在未来发展中应考虑有效规模和限制度两项指标。
与实证相配套地，上述三位学者还于同年通过构建复杂网络模块化模型，引入中心性度量和集聚系数两类系统化的社会网络舆情指标体系，提出了一种微博社会网络微观结构的分析方法，并以“上海”政务微博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该分析方法能较好地描绘出微博社会网络结构的个体特性，具有较好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同时，特征向量指数、页面排序指数、权威性指数等综合舆情指标的引入丰富了网络中个体的评价依据。
2 企业发展战略的应用
社会网络分析在竞争情报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如何利用社会网络带来的资源，为自己的发展提供足够的保障，二是基于复杂社会网络的实验型研究，其中对于竞争情报的研究主要在前一方面。
2.1企业对社会网络的综合利用研究
对于企业如何利用社会网络方面，何建华（2012）提出，社会网络因为中小企业内部资源的有限性，而成为获取相关资源的重要途径；彭华涛、王敏（2010）从创业企业试错机理的角度，从试错的定义与内涵出发， 界定了创业企业社会网络形成的试错本质， 分别从政府、金融机构、供应商、中间商、研发部门以及消费者等利益相关体角度， 探讨了创业企业社会网络形成的试错机理。根据社会网络研究的结构洞理论，黄波和赵绍成（2013）认为得出发展科研中介的一些启示，包括遵循效率及有效原则、发挥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提高科研中介的结构自主性，并且避免信息壁垒给创新带来的负面影响。
对于企业网络理论发展的脉络与研究内容，许小虎和项保华（2006）对此作出综述，根据其综述可以总结，企业网络理论的出现最初只是对传统的企业理论提出质疑，随着战略学者、社会学者的加入，开始在融合多学科的基础上以经济学、战略理论、社会学为主要维度融合发展。这包括企业网络对传统企业理论的挑战、企业网络与战略理论的整合、社会维度加入企业研究等方面。
2.2基于社会网络的实验型研究
近年来，有关于复杂社会网络和创新扩散主要集中在复杂社会网络和局部网络效应的相关研究。在此领域，Corrocher和Zirulia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证实，正式局部网络效应影响了消费者对移动通信运营商的采纳决策行为；Banerji和Dutta构造了两厂商的波特兰德（Bertrand）竞争双寡头模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由于局部网络效应的存在，由不同用户群体构成的社会网络结果将导致市场细分，但每个厂商仍会获得正的收益。
在国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赵良杰，姜晨，鲁皓（2011）在考虑创新采纳个体之间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局部网络效应基础上，研究了复杂社会网络结构、局部网络效应强度以及创新采纳个体自身偏好异质；周琦萍，徐迪，杨芳（2013）对新产品竞争扩散的计算实验研究发现，在局部网络效应中，影响新产品竞争扩散的关键因素是社会网络中消费者的交互作用，产品内在的价值可以弥补局部网络效应强度较弱的产品竞争弱势性对创新扩散的影响 。
3 在知识管理方面的应用
社会网络理论在知识管理中产生的研究成果相对更加丰硕，这和知识管理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地位难以分密不可分。知识管理的概念最早于1986年由Wiig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一次会议中提出，此后，知识管理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基于社会网络的知识管理研究也获得了较大发展。
对于在社会网络环境下的知识管理，此前已有学者对其作出综述或述评。王晓光（2008）对社会网络范式下的知识管理研究进行了述评，认为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共享和知识转移两个领域，常见的研究角度主要包含强弱关系、网络位置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刘佳（2012）通过检索国外六个数据库和国内的全文数据库分析总结，企业内部社会网络与知识共享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员工个体、团队或者部门及各层次共同展开，研究重点主要从社会网络的各个特征要素，探讨这些要素对知识共享的作用和影响，进而提出一些模型、建议或者机制。
此外，利用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刘璇、张朋柱和胡海波（2013）以1998至2011年知识管理领域发表的CSSCI论文进行了研究，构建了我国知识管理领域结构层科研合作网络，发现知识管理领域已存在较高比例的合著现象，但合作倾向于发生在同一机构内部，机构间合作强度低，合作并不紧密。
对近年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知识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个体知识创新、机构（或个人）之间的知识共享、网络结构位置对知识资本的影响等。
3.1知识创新与知识资本
关于社会网络对个体知识创新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通过实证对影响机理和效果进行调研。丁浩和王炳成（2013）在员工创新绩效的研究中，选用整体社会网络量表进行研究，通过收集咨询网络数据，计算咨询网络中每位员工与创新绩效水平高的员工的距离，并整理成欧几里得距离，以标准化后的欧几里得距离为自变量，以标准化后的创新绩效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员工创新绩效中存在“近朱者赤”的现象，即与优秀员工距离越小，员工自己的创新绩效越高；耿丽君，张华和何水儿（2013）在个体知识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中，从自我中心网络的结构特征和个体一致性及其间的交互综合考察了其对知识创新的作用机理，认为社会网络为创新提供了基于和必要的资源，能力和动机则是创新中必要的人格特质，只有平衡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和投入，才能最大化个体知识水平。
在社会网络对员工知识资本的研究方面，孙立新，余来文（2013）以员工个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模型分析论证了员工网络结构会影响社会资本、知识资本的获得；员工所获得的社会资本的多少会影响其知识资本，社会资本是网络结构位置影响知识资本的中介变量。
3.2 知识共享与合作
李纲、纪曼等（2013）对知识共享的研究进行过综述研究，发现国内外学者已经从多个组织层面对基于社会网络的知识进行了研究，研究主题较宽泛，多集中在基于社会网络的知识共享因素、动机、激励机制、过程、模式、效果评价及指标测定等，但同时指出当前的研究存在如下问题：缺乏知识共享模式的选择和模式内知识等问题的研究、仅仅研究了知识共享的数量而无质量、少有纯定量研究。
在知识分享行为方面的研究，包括了员工本身的知识分享和企业间知识共享的研究和企业间的知识共享效率，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上。在定性研究方面对于个体的知识网络罗青兰、孙乃纪、于桂兰（2013）分析了社会网络的四个方面，即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关系强度和网络异质性对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认为应扩大成员的社会网络，同时适度地增加网络的年龄异质性，降低教育异质性和年资异质性。张玉峰，龙飞和王志芳（2012）将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与知识管理研究方法相融合，通过探讨参与企业竞争情报活动人员的知识协作关系来探索如何有效构建企业竞争情报知识协作平台。
在实证研究方面，唐厚兴、邓丽明（2013）在社会网络视角下，通过理论仿真实验，研究了声誉对企业间知识共享效率的影响，证明了知识共享的发起者声誉提升有助于消除潜在参与者对共享收益的不确定性，进而提高共享效率；研究还证明了，声誉的波浪式传染效应（即传染效应沿相关联阶段一层层链式传播下去）比集聚式传染效应（即结点的影响只局限于其直接关联的结点上）效果强。王瑞新，夏火松（2013）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研究验证了企业内部员工的咨询关系网络、情报关系网络、情感关系网络及员工受教育程度对只是扩散网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 基于用户的应用
社会网络分析在当前基于用户的应用研究中，研究成果广泛，主要的研究内容为基于Web2.0环境下的用户分析，包括用户推荐、用户信息挖掘、用户信息传播等，用户信息服务等。
胡吉明（2013）等对社会网络环境的信息推荐研究进行了综合的述评，分析认为在国内，社会化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关系网络的信息推荐研究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社会化推荐模式分析、传统推荐的“社会化”改进、基于关系挖掘的推荐和基于社会化标注行为的推荐。张玉峰、王志芳（2010）在对用户的社会网络挖掘中，从用户发帖的文本内容角度构建用户社会网络，对人民网强国论坛的100个在线用户进行了社会网络分析，挖掘了用户之间的信息交流传递模式。
在用户信息传播方面，胡吉明（2013）等对用户关系对信息传播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以新浪微博为问卷调研对象，发现微博上用户关系成不对等特征，度数大的用户较容易受到关注，同时度数大的资源也能够得到更多关注，群组关系、互动交流、关注传播都与信息传布价值具有正相关关系，关注传播影响程度最大。在信息服务方面，戴雨森等（2008）从用户感知角度，通过调查研究的分析提出并验证了四个社会网络服务的关键因素，分别为可用性、内容质量、信息检索和社会性，并且对可用性和内容质量更加重视。刘勇，阳莹（2013）基于TAM理论，借鉴其他相关理论，构建了移动SNS用户采纳的理论模型，考察了包括感知可用性、感知易用性、系统的可得性和可靠性等变量，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对移动SNS用户行为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
[关键词]政府公共信息资源 合理配置 评价指标 评价准则
[分类号]G203
1 引 言
政府公共信息资源。属于国有资产，是重要的国家资源之一。如何评价其配置的合理性已成为政府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因此，作为评价的重要手段――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应运而生。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目的：评价现有配置方式的合理性；分析目前配置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提出新的配置策略。
虽然“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或“帕累托有效”(Pareto Efficiency)来常用来衡量资源配置有效，但用在信息资源配置有效评价时常常受到质疑。因此需要综合各种途径和方法寻找一种统一接受的标准来衡量政府公共信息资源配置合理性。
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的意义有：①促进合理有效利用；②协调信息资源、信息环境、信息伦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共同发展；③丰富政府公共信息资源配置评价理论与方法。政府公共信息资源系统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其配置的环境和目标也都是动态变化的，所以其配置合理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2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指导思想
建立政府公共信息资源合理配置评价指标体系总的指导思想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立足于政府公共信息资源配置可持续发展的阶段性和层次性的客观实际，在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没计一套评价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人全面协调发展的各项指标体系，客观、全面、科学地反映、表征、度量政府公共信息资源合理配置的内涵和目标，从而科学指导实践。
3 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
3.1 目的性原则
目的是促进其配置效益的提高，因此，配置合理性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立要与提高配置效益相适应，构造出有利于评价其配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
3.2 整体性原则
评价指标应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评价对象特点。做到全面不容易，首先要求所选的指标能够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指标间的相互配合能比较科学、准确地涵盖评价配置所需的基本内容。
3.3 可比性原则
尽可能采用相对指标，便于不同对象之间进行比较。但为了反映对象之间规模上的差异，也应选取一些绝对指标。另外，各个指标的计量范围、口径必须一致，才能进行综合比较。
3.4 可操作性原则
即所需的指标原则上从现有的统计指标中产生，少最需重新计算和统计的指标也应尽可能地在现有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取得。
3.5 导向性原则
指标体系的设置和评价的实施，目的是要起到引导和导向的作用。通过指标的设置和评价，引导公众识别信息、认识信息，从而提高公众的信息搜集、检索、处理、利用的能力及政府公共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
3.6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
对那些统计资料计算出来的指标，尽可能采用定量方法得出精确数据；对那些难以量化的指标，则应作详细的定性说明，以便帮助评价者作出合理的评价。
4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合理的评价准则
政府公共信息资源合理配置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除了遵循上述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外，还必须遵循相应的评价准则①：
4.1 反映政府公共信息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益性
经济效益性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政府公共信息资源配置经济上有效的宏观表现为：提高整个社会信息资源配置的投人产出率；提高国家信息系统信息资源体系符合社会需要的程度。
信息资源的价格或价值并不能简单的以数量来判断，而应通过消费者利用后所带来的效用为依据，也就是说，只能通过配置信息资源后的收益间接衡量经济效益性。如评价指标：信息获取的速度、信息数量、可靠性、易得性、利用程度、单方外共享的投资、年需政府公共信息资源增长率等均不同程度反映政府公共信息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益性。
4.2 反映政府公共信息资源配置的社会公平性
社会公平性不仅强调满足社会各部门和各阶层的需要，更要强调其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的、全方位的、不可替代的综合贡献力而要求每个个体用户对政府公共信息资源的获取权利。从整体上看，信息资源配置的社会公平性主要表现在创造各类社会活动主体公平利用信息资源的机会和平等发展的机会，提高我国的信息资源保障率，形成、扩大并保持我国的国际竞争优势。由于政府公共信息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具有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的双重属性，因此，其配置合理性的评价指标首先是社会进步的公平性判断和评价。如背景平等、机会平等、过程平等和结果平等、政府公共信息资源缺乏率等评价指标均不同程度反映政府公共信息资源配置的社会公平性。
4.3 反映政府公共信息资源配置的信息生态平衡性
政府公共信息资源是国家信息系统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信息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信息本身蕴含着多种意义和功能，而技术只是信息生态环境的一个构件。只有充分有效地协调利用信息生态系统中的各种信息，才最有可能改进一个企业或政府的运作。因此信息生态系统平衡性评价成为政府公共信息资源配置整体合理性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信息生态系统平衡是指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协调互补、系统结构优化、功能良好的一种相对稳定状态。或者说，信息生态平衡是指信息生态系统中信息人种类和数量等合理匹配、信息生态环境因子相互协调、信息人与信息生态环境高度适应、整个系统的信息流转畅通高效的相对稳定状态。信息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与外界环境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因此其平衡状态是动态的。所以，人文社会环境、自然社会环境、国内环境、国际环境、国家的宏观环境、地方的中微观环境、静态的信息环境、动态的信息环境等评价指标不同程度反映政府公共信息资源配置的信息生态平衡性。
4.4 反映政府公共信息资源配置效率的合理性
政府公共信息资源配置行为的目的，一方面必须服从于总体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宏观目标；另一方面又必须立足于信息生产、信息服务有效的微观基础。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经是提高其整体利用效率。因此，政府公共信息资源配置合理性评价的核心指标应该反应其利用效率。配置效率合理首先表现在宏观上整个社会的信息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其次，个别信息企业、个别非营利的信息机
构的投入――产出效率与x效率是高效的；再次，兼顾公平，避免“信息鸿沟”的产生。信息鸿沟、单位政府公共信息资源量国内生产总值、X效率、投入产出率、利用率等评价指标不同程度反映政府公共信息资源配置的效率合理性。
4.5 反映政府公共信息资源开发的合理性
政府公共信息资源科学合理开发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其开发和利用对于公众和政府本身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公众生活，影响着各类机关、单位的效率和企业、社会团体的利益。开发政府信息，让公众了解、获取并依法利用政府信息，不仅可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的实现，满足社会各界对政府信息的需求，实现政府信息资源的共享，而且有利于公众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增加权力行使过程中的透明度，有效遏制腐败。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在促进经济变革和增长、提升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经济、建设政治文明、提高政府效率等方面具有核心作用。其开发合理性表现为提高了信息资源的可获得性、适用性和有效性、数字化、数据库化、网络化和商品化水平，实现高度共享，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快速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政府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引用的政府公共信息资源占提供的政府公共信息资源的比例、提供政府公共信息资源保证率／保障率、政府公共信息资源合理利用比例等评价指标不同程度反应了政府公共信息资源开发的合理性。
4.6 反映政府公共信息资源配置提高信息能力的合理性
信息能力是社会成员在信息社会中进行各项活动时灵活运用各种方式，主要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来发掘、利用社会信息资源的能力，是一种知识经济时代的参与能力，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及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标志，可以乘方倍地提高国家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和核心，是政府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国家信息能力合理的主要表现是信息产业高度发展，国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来搜集、储存、管理、传输、利用信息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从而提高综合国力以及在世界发挥作用的能力。所以，其评价指标必须反应国家信息能力的提高。信息识别能力、信息收集能力、信息保存能力、加工处理能力、传递能力、信息利用能力、信息能力、信息思维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等评价指标不同程度反应政府公共信息资源配置提高信息能力合理性。
5 综合评价的技术途径与方法
5.1 技术途径
政府公共信息资源配置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应根据配置模式、配置特点、配置方式和配置环境等不同因素的特点，发挥各种方法的优势，形成一套综合评价体系，以达到高效、全面、持续、准确评价的目的。借鉴国内外已有信息资源配置评价体系，结合我国实际，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建立政府公共信息资源配置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选用恰当的评价方法是正确评价其配置合理的有效途径：①借鉴已有成果和经验，对国内外相关资源配置研究的成果进行分析总结，发掘其中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研制新的适应性配置理念、方法、模式、思路等并融合到“政府公共信息资源合理配置评价指标体系及其评价准则”中去。②理论结合实际。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我国政府公共信息资源配置的人文环境、信息生态环境、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性，建立政府公共信息资源配置评价指标体系的初始集，采用如主成分分析等指标筛选技术遴选出结构合理的评价指标集并制定评价准则。评价指标和评价准则是以建立信息社会、实现政府公共信息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保证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为目标。③研究选用评价方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信息生态环境全面动态协调发展是政府公共信息资源合理配置的主要目标。评价方法要适用有效，确定后先在有代表性的地区或省试用。在此基础上开发政府公共信息资源合理配置评价系统，服务于政府公共信息资源综合规划。
5.2 评价方法
目前指标评价方法很多，如综合指数评价法、多元统计评价法、模糊综合评判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灰色关联熵法、神经网络模型法等。每一种方法都有其优缺点，也有其适用的条件和范围。由于信息资源的价值难以直接计量，因此本文选用效用函数来反应。效用函数综合评价是将每一个评价指标按效用函数量化，然后再按一定的模型加权合成求得总平均值。根据计算方法的可操作性，政府公共信息资源合理配置综合评价总分可按下式计算：
其中，n：准则层中选取的具体指标数；λi：第i个准则的权重；λi：准则层中第i个指标在该准则层中的权重；Mij：第i准则层中第i个指标的评价值。
指标值和权重值的获取采用适当(已有的或研究新的)方法，指标一般都要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