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4 17:07:08
关键词 思想 政治哲学 兴起 原因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哲学是一种精神世界内的现实，客观环境在发展过程中会在人们的思想中产生“投影”，如社会客观物质的自我反映与认知，社会意识总是反映社会物质现实，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中，思想哲学就是时代的精神，而人们对于现实的理解与认知则是哲学发展的根基与动力。在处理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过程中，人们每天都会面对对自身命运以及生活现实处境的探索，从具体来说，人们需要考虑如何改善自身的生存环境以及对社会生产资料如何分配等问题，而对于这种思想的具体论述便是政治哲学。不同的时代的政治哲学所研究的侧重点都不同，但是，其都表达了人们要求改变社会现实的愿望以及对社会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观的批评与反思。自古至今，我国思想政治哲学都在探索人与国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研究我国不同历史时代的思想政治哲学对于现代人们处理政治关系来说具有不同忽视的重要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套与现实社会结构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不断地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与正义，从而实现人们长期以来所追求的政治理想。
1 思想政治哲学解构
思想政治哲学是运用哲学解决具体问题的典范，政治哲学的兴起不仅体现了社会意识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体现了政治哲学发展的内在思想逻辑。自群体活动产生以来，人们对于相互之间关系的处理认知就不断地发生变化，逐渐加深，在阶级社会之中所论及的政治哲学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或者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获取支配地位，本身而论，其是属于一种“小我”思想，带有一定的自私性。长期以来，世界大半历史都处于这种“小我”的政治哲学探讨过程之中，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们在言及政治哲学时，都必定站在自我阶级的立场上进行思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并完善统治阶级的政权，同时使之正常运转、长期存在。这种群体性的支配思想在理论上逐渐深化，并形成了一定的规范，即为政治哲学，它属于社会理论，社会理论必须经过社会坚实的实践基础才能成为一种主流的社会价值观，而这也是社会物质对于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的具体表现。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的历史长河之中，思想政治哲学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在古代希腊社会中，形而上学是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大多数哲学家都使用“理念论”来演绎“理想国”，以单纯的理想来描绘超越自我阶级的政治理想，如柏拉图。而在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则逐渐成为了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它属于唯心论的范畴，其所描绘的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虚幻的，其政治思想完全属于思想意识作用于思想意识的范围，对社会的发展以及政治理想的实现具有较大的阻碍作用。宗教神学思想曾在欧洲较长历史阶段中主导着欧洲各国的政治变迁，“君权神授”思想长期占据政治哲学的主要地位，例如，奥古斯丁皇帝利用“上帝之城”来指导世俗政治。当然，在中国也同样存在片面的、唯心的政治哲学思想，我国古代的政治哲学始终信奉“儒、佛、道”三派思想，其中尤以儒家思想影响最为深刻，在政治思想上强调君权神授，在社会统治上以“仁、义、礼、信、智”等作为道德规范基础。政治哲学所包含的范畴也较西方更深、更远、更广，古代政治哲学几乎都为统治阶级服务，为了维持统治秩序而不断发展与完善。而到了近代以来，存在于理论上、思想中的形而上学的政治哲学也逐渐被“社会认识论”所取代而成为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在政治哲学讨论焦点中，已不再以强权统治作为政治的基本观点，取而代之的则是人类的理性。认识论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意识的逐渐累积，人们的社会意识自觉性越来越强烈，对于形而上学、唯心等政治哲学的认知程度逐渐加深，“唯理主义”以及“经验主义”就成为了社会意识发展的主要表现，这时的政治哲学开始从理性、全局的角度上追求社会的平等、公平和正义，在人类社会中表现为追求独立自主与民族自由。现代政治哲学则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哲学思想，它从理论地位上来说就有一定的独立性，现代政治哲学不依赖于形而上学以及认识论的基础，同时也不依赖于社会道德哲学的支持，它完全按照科学主义来理解、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政治哲学家在处理政治关系、设定政治理想时也不再局限于道德哲学的思维框架和眼光，它是一种独立的哲学思想，具体表现在人类社会中便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而进行政治思考与研究，是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自我反思。
2 我国思想政治哲学的兴起
思想政治哲学从人类群体意识产生时便已形成，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廊之中，思想政治哲学也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即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古代思想政治哲学几乎都以维护少数人的统治为主要目的，其哲学思想以及社会实践手段都是为了建立和完善集中权力的统治制度，它所针对的社会主要矛盾也主要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而近代以来，我国社会遭遇巨大变迁，传统的政治制度逐步瓦解，一系列的社会现实也导致新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产生，尤其是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它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积累和深化，以认识论为基础开始追求人的理性和社会的理性；在我国现代的思想政治哲学上来看，科学的唯物主义已成为政治思想的主流，这也得益于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对于社会规律的认知程度越来越高，在政治哲学中已将社会经济发展与人们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上升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三个阶段的政治哲学思想在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都具有较大的差异，但唯一相同的便是都属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物质现实的范畴。
2.1 我国古代思想政治哲学
由于人文环境和文明形态的差异，我国传统的政治哲学与西方的政治哲学存在较大的差异，它不仅兴起时间早，并且其关注的社会意识重点也有所不同。我国自西周时期开始便产生了调整社会关系的思想政治哲学，并对后世产生了长期且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道德、对人生、对宗教、对现实的关注，在处理社会关系中表现为追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可以说，中国古代一切的哲学与思想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中国古代朝代更替频繁，社会政权变迁剧烈，社会长期处于战争、混乱以及动荡不安的局面，社会思想家、政治家最为关心、最为迫切的任务便是如何构建一个统一而有序的国家的问题。因而，从政治哲学形成的起初，人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政治稳定，其他一切问题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不同学派的政治哲学家、思想家围绕着这个中心而不断地创造和修正自己的理论，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
在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哲学中，德治、法治以及民本等思想观念都是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德治”是古代政治哲学家们所一致推崇的重要政治思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以德治国不仅是对统治阶级自身施政方式的阐述，也是对社会和谐关系的期盼，这种德治需要统治者以自身的道德素质来感化社会大众，反之，社会被统治者才会推崇、拥护施政者。“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而“法治”思想则是始终便随着政治统治而执行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法治虽然并未占据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想，但是，其在政治哲学领域却具有长期且深刻的影响。无论是社会法律还是政权组织形式，都必须按照一定的规范来制定，在战国时期，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但是受阶级的局限性，我国古代的法治却也只能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而难以达到“公平”、“公正”。除此之外，在古代政治哲学中，“民本”思想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观念。“以民为本”要求统治者在施政过程中要尽量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是德治理念的具象化。
这些政治哲学思想始终贯穿着我国古代各个朝代的政治施政之中，它们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之中，农业始终占据社会政治与经济的主要地位，而农本思想的特点也直接决定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为缓和社会阶级矛盾，统治者必定以缓和的政治思想来作为执政的基础，这也是我国两千余年封建政治制度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
2.2 我国近代思想政治哲学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西方社会掀起了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潮，而受此影响，我国学者也开始注重对近代的思想政治哲学的研究，并将其当作一门显学进行论证。在近代思想政治哲学兴起的时代，世界正经历一系列的残酷演变，人类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化社会转变，而伴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资本主义开始迅猛发展，自由、民主、解放思想也开始大范围传播。社会思想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而思想的提出也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的。
在近代，我国社会遭遇了巨大的危机，同样也伴随着巨大的机遇，抓住机遇则能迅速摆脱危机成为时代的新兴强国。然而，封建政府仍然沿用传统的政治治国套路，致使国家败亡，饱经，而这一时期政治哲学也开始发生明显的转变，由社会稳定逐步向独立、自主转向。这时期，政治救亡以及民主独立自由已成为政治哲学思想的主流，其中有三大最为著名的政治哲学思想：其一为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其二为资产阶级建国思想；其三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围绕着这三种政治哲学思想，我国近代社会也不断经历着剧烈的政治变化，最终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才能适应中国的社会现实，才能让中国摆脱殖民、亡国的危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是以科学唯物论为基础的，它以社会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将人类的历史划分为几个独立且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近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观点，它注重社会实践，希冀建立一个由最广大阶级所统治的社会，最终逐步消除阶级矛盾，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包括政权组织形式问题、社会主要矛盾等问题，它的兴起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政治奇迹，也是中国社会历史的转折。
2.3 我国现代思想政治哲学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观看来，立足时代和现实才是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正确途径，现代社会对于政治哲学的认知早已摆脱了传统的认知论和唯心论，同样也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它所考虑的便是对当今社会的政治生活以及政治事物进行思想哲学层面上的反思。
在当前时代中，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正面临一系列的全球化问题，经济的发展与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已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在解决这个矛盾中又产生了新的矛盾，许多重大社会问题越发突出，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政治腐败、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等，在这种背景之下，我国政治哲学界也纷纷转向对现代政治以及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与反思，从而导致我国现代思想政治哲学的兴起。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敏感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致使社会政治局面更加复杂多变，国家经济建设处在时代的关键节点，改革开放政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等必须依靠政府来主导执行，简而言之，当代中国出现的主要问题几乎都与政治领域息息相关，而政治领域的问题，又大多涉及权力分配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等问题。因此，平衡中国的权力结构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所要研究的主要观点。
我国现代政治哲学思想正处于起步阶段，但是，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不是要去跟随西方研究者的脚步，而是要形成解决中国实际政治问题的独立思想和判断意识，对于学术界而言，坚持自己的学术自由性、联系社会实际已成为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研究思想。在新世纪的开端，中国政治哲学家们应该主动地进行政治反思，以科学的方法不断地调查、积累、研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出现的政治问题，现代思想政治哲学的兴起也必将推动中国政治制度逐步走向完善与成熟。
参考文献
关键词：认识论；政治论；人论；本位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23-0004-03
一、课程设计理念的高等教育哲学观
研究大学的课程设计理念绕不过这样一个问题，即高等教育哲学观与课程设计理念的关系问题。课程设计是为实现教育目标而进行的活动，课程设计理念受教育价值取向与教育目标的共同影响，而教育价值取向与教育目标则是教育哲学观的具体表现。大学奉行何种高等教育哲学理念，决定着大学会确立的教育价值取向与教育目标，既而影响着对大学课程设计理念的选择。因此，探讨高等教育哲学观成为研究课程设计理念的前提与基础。
1.认识论与知识本位
布鲁贝克认为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一种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以政治论为基础。以认识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主张大学是“传授高深知识的场所”，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反对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大学的职责就是发现、发表和讲授高深知识。赫钦斯也认为“教育意味着教学。教学意味着知识，知识就是真理。真理是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1]“精深的专门知识本身就是问题与答案两方面的特殊部分。人们一旦懂得了专门知识怎样成为决定任何一项政策的关键因素，他们就会再次用它来做出下一次决策。”[1]这种哲学观崇尚价值自由与学术自由，强调大学应当保守中立，处于远离社会与政治干涉的“象牙塔”中，免受任何价值倾向影响地传授永恒知识。由于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主张将知识与学科发展作为教育的目标，所以其大学课程设计理念推崇的是知识本位。知识本位的课程设计理念认为课程为知识和学科发展而设，提倡课程设置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课程中存在一些永恒的“自由学科”，[1]例如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七艺”课程。还有近代夸美纽斯倡导的“泛智主义”实习学科，德国洪堡所强调的纯科学的课程和对高层次文化、高学术水平的追求，直至现代布鲁纳结构主义的学问中心课程，均可发现对知识或者说学科发展的热情。[2]
2.政治论与社会本位
以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认为大学的主要职能不仅是传授高深知识，还要解决社会问题。这个阶段的哲学取向由理性主义转向实用主义，从纽曼的“大学理想”转向克尔的“大学功用”。[1]高等教育的合法性指向从内部转向外部，取决于社会的需要。高等教育这一过去一直选择少数学术精英的机构，现在还在起分配职业阶梯上的等级和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作用。[1]大学越来越成为社会和国家的“服务站”，“为社会服务”与“为国家服务”成为了大学的主要任务。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并通过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来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同样，自由教育也不得不通过使自己的学科教材与当时的事物相联系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1]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以促进社会发展作为教育活动的目标，要求大学课程设计理念要注重社会现实。这种表现出鲜明社会本位的课程设计理念强调课程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社会责任的承担，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培养人才。柏拉图的《理想国》、斯宾塞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及美国的威斯康星思想等都体现了实用主义价值指导之下的社会本位课程理念。
3.人论与人本位
张楚廷先生在国内系统研究高等教育哲学的首部著作《高等教育哲学》中认为，“即使是政治论，也未必不能对教育作某些注释；又即使是认识论也未必能阐明教育的一切”。[3]他认为高等教育哲学除了布鲁贝克所言的“认识论”和“政治论”之外，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哲学观――人论。人论或精神生命论乃高等教育之哲学基础。[3]以人论为基点的高等教育哲学认为大学是培养人的场所，进行着培养完整的人，使人更像人的活动，其着眼点在于人的生命与发展。人才培养是大学的目的，也应当是大学教学、科研以及服务社会这三项职能的落脚点。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4]教育直接的目的是为人本身，为人本身的超越，以此为基础，人便实现各种各样的超越。[3]大学的基本原则是：经过思考去运作一切工具和全面发展人的所有潜能，让学生在一切行动和信仰上做出自己的抉择，并通过认知让他们完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负责任的意义。[4]人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视为教育目的，在其影响下的大学课程设计理念表现出厚重的人本位思想。人本位的课程设计理念倡导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突出人的主体性与核心地位，重视个人潜能发展，尊重人的本性，注重人身心发展的规律，使人自由发展与完善。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课程、雅斯贝尔斯的“完人教育”课程，以及赫钦斯的名著课程都是对人本位课程设计理念的阐释。
综上可见，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决定了不同的课程设计理念。在认识论、政治论以及人论的哲学观指导下，课程设计理念表现为知识本位、政治本位以及人本位。三种课程设计理念之间传统上存在着非此即彼的矛盾与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在历史中呈现出一种“继时性”钟摆式的现象。
二、我国大学课程设计理念的哲学实践
探析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践行过的哲学取向，能揭示大学课程设计理念的实然状态。纵观历史，我国大学教育主要受政治论的影响，政治论以绝对强势压倒了认识论和人论。在政治论的哲学导向中，课程设计理念常表现出社会本位的特征，但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又经常转化为政治本位与经济本位。
1.古代课程设计的演变
儒家思想指导下的课程设计以儒家经典为主，课程的主要意义在于如何有效地帮助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课程成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这时的课程设计表现出浓厚的政治倾向。“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是西周官学的主要课程。“六艺”之中，又有“大艺”“小艺”之分，书、数作为小艺，主要是小学的课程，礼、乐、射、御作为大艺，是大学的课程。[5]在大学课程中，“礼”是最重要的课程，是政治伦理道德教育课。西周之所以重视“六艺”，与西周统治阶级所奉行的教育目的有很大关系。西周统治者所要培养的人才是：既具有一定的政治道德修养（体现于礼、乐课程）来调节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巩固其宗法制的社会结构，同时还要具有一定本领（体现于射、御课程），因此需要兼顾文、武两方面的内容。[5]西周官学“六艺”之教衰落后，孔子私学“六经”之教兴起。“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儒家思想主张“克己复礼”，课程设计以“明人伦”为宗旨，目的是为统治阶级培养政治精英阶层所需要的“治国安邦之才”。课程设计注重政治和道德教化等社会，而轻视课程的知识教育价值与人的智力能力发展。
而后，西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黝百家、独尊儒术”设立太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课程。至此，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高等教育制度正式确立。汉代课程设置的目的同样是培养通晓儒家经典的政治统治人才。以后历代王朝大都沿袭汉代的教育体制和课程设置，只是不同时期选用的儒家经典不同。两宋时期，“程朱理学”的儒学兴起。大学课程主要以《四书》与《五经》并行，学完《四书》，再学《五经》。《四书》风靡一时，几乎取代《五经》的地位，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经典和封建教育的主要内容。大学课程承载的政治价值与政治使命在《大学》中对“大学”的解释中表现明显，“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代，国子监的课程是“凡经，以《易》《诗》《书》《春秋》《礼记》，人专一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兼习之”。[6]清代，国子监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等书，学生“兼通《十三经》《二十一史》，博极群书者，随资学所诣”。[6]
2.近代课程设计的演变
近代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国家陷入了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为了维护清朝统治，大学课程设置的政治性更为突出。洋务运动主张“师夷长技以治夷”，大学课程内容也发生了改变，开设了外国语、自然学科、实用科学等“西学”课程，[7]特别是重视军事技能的培养。这一时期的课程设置肩负着救亡图存的使命。民国时期，蔡元培提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改革了北京大学。他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在课程设置上认为“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应”，强调文理渗透，实行选修制，注重学生个性和自由人格的培养，这一切为保守的、狭隘的大学课程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8]
3.现代课程设计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多方面压力，大学课程服从于社会变革，逐渐成为了社会改造的手段，课程设计凸显出浓厚的社会倾向与政治倾向。提出新中国的教育必须以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总政策为出发点，努力使教育工作为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总政策服务。194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对高等教育进行坚决的、有步骤的改造，改造的方向是一切服务于国家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9]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一条政治色彩极为浓厚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10]在当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背景下，片面突出教育的政治功能。在“整风”“反右”和“”等一系列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中，教育被极端化为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高校被扭曲为政治大学，课程也随之政治化。期间，“为政治服务”成为了当时学校课程设计的唯一目标。
1976年后，中国进入了恢复与调整时期，高等教育开始逐步进入正轨。改革开放后，我国把国民经济发展与人才培养直接挂钩，高等教育成为培养经济人才的主要阵地，课程设计愈发注重实用性和专业性。大学课程表现出经济取向的国家行政色彩，从实质上看，依旧是以“政治与经济为纲”的政治与经济本位。教育迎合政治与经济，甚至依附于政治与经济，使高等教育的发展变得被动。
纵观以上历史，我国大学课程设计取向一直以政治论为主。大学存在的合法性源自政治与经济等外部因素，课程一直弥漫着工具理性的色彩，缺乏对教育中人的关注。政治论与社会本位影响下的大学课程设计，本质上是为政治与经济服务。尤其在时期，教育与课程成为政治奴役下的阶级斗争的工具与手段，对政治需要实现完全满足与优先满足，忽视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社会本位的课程观导致了重实用轻理念，重自然学科轻人文学科，重对口轻基础，重形式轻个性，重灌输主义轻平等现象产生。单一向度地关注课程设计的某一取向，反映出一种“存异”而不“求同”的理念，违背事物之间相互联系与依存的规律，势必产生很多问题。当下需要从新的视角审视现代课程设计的理念，探求大学课程设计理念的应然取向。
三、大学课程设计理念的价值回归
高等教育哲学观提供了研究大学课程设计理念的新视角与新思路。课程设计理念应走出传统二元对立与非此即彼的状态，开创协同、共存与融合的新局面。寻求三种课程设计理念间的和谐关系，有三种课程设计理念之间的关系状态由三种教育哲学观之间的关系状态决定。因此，厘清三种高等教育哲学观之间的关系成为首要前提。
1.以人论为基础的认识论与政治论
教育是随着认识活动的存在而可能来到的，[3]也是随着认识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所以认识论应该是高等教育合法性的最早来源。政治在只有认识的时候还不足以出现，还要有特殊利益及其代表者的出现，因而政治必是晚到的。[3]还有认识论和政治论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范畴，认识论属于更为基础的哲学，而政治则属于法学的范畴。因此，张楚廷认为“以认识论来阐述教育及其哲学的基础，是胜于政治论的”。[3]认识论之所以较之经济论、政治论更为合理，首先是因为认识是人的内在，经济与政治皆为外在或人之内在的延伸。[3]在论及认识论与人论的关系时，他指出，“认识是属于人的，然而，若人只被视为认识论意义下的人，那是把人看扁了，把生命看扁了。如果高等教育哲学就立足于认识论，也就把高等教育看扁了”。[11]因而，追问人是什么，才是哲学的根本问题，追问教育是什么，才是教育哲学的根本所在。康德曾说“人是惟一必须受教育的被造物。[12]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12]而教育则是惟一以人为主体与客体的社会活动。人既是教育活动的逻辑起点，又是教育及其全部活动的理念与行为归宿。教育是人的生命的表现，而高等教育是人的生命最强旺的表现。[3]教育必须凸显人作为特殊生命存在的意义，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要以人为本。大学“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不是一般的为社会服务，而是为社会中的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而服务。从根本意义上看，无论是认识论还是政治论的哲学观，出发点都要以人为基础，最终回归到人，指向人更充分的发展与更高程度的幸福。只有这种认识论和政治论下的教育才不会被异化为阻碍人发展的其他形式。因此，课程设计理念最根本的应是人论，认识论与政治论理应建立在人论的基础上。
三种课程设计理念中人本位是核心，社会本位和知识本位为两翼，三者以“人”为基点达到一定程度的逻辑契合，这样大学教育才不会偏离方向。要实现三种课程理念交互融合与有效运行，就需要使人、社会、知识三者的发展达到协调与统一，形成有序的整合之趋势。
2.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融合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的存在是社会得以存在的前提，当人的存在和发展付诸于劳动就产生了社会，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相辅相成，人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社会也得到了进步。社会的发展也为人更好地发展创造了环境和条件，为丰富人的需要，提高人的自由度和主体性提供了手段。其目的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与最终幸福，而人的自我完善与发展的结果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没有人的发展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社会的发展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最终必将走向功利与异化的境地，反过来压制人的发展，阻碍社会更好地向前。而没有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也无更好的社会依托，人也不可能得到更好发展。因此，社会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人的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
3.人的发展与知识发展的融合
人的解放、发展和完善是教育活动的根本出发点，知识的传递、内化和创新是教育解放人和发展人的基础与前提，所以，教育的本质是一种通过知识解放人与发展人的活动。知识是课程的内容，有自身发展的学科规律与逻辑，而人的发展是课程设置的目的，对知识的选择也是由人进行的，体现了不同时期人类不同的知识观。知识的传递与创新是教育活动得以继续的内在驱动力，高深知识的教授与发展是大学存在的内在逻辑。人们只有遵循知识发展的规律才能更好地满足自身需要，而知识发展的目的最终是为促进人的理性和善，实现人的自我解放和自我完善。因此，人的发展成为目的，知识的发展变成手段，如果手段异化为目的，知识发展就将偏离方向，教育也会失去合理性的价值基础，人性也会受到压抑。
4.知识发展与人和社会发展的融合
知识的传递与发展是个体的人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知识是个人完善的基础，只有获得知识的人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因而，教育与人、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应以知识为中介。知识的发展是教育的内在驱动力，社会和人的发展是教育的外在驱动力。课程的设置要遵循知识的内在逻辑与学科发展的规律，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为社会发展服务，进而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知识的发展是教育的内部规律，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教育的外在目的，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必须统一。离开了知识发展的规律，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无从谈起，离开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目的，教育发展与知识的选择也会变得盲目。
参考文献：
[1][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1，66，84，91.
[2]杨晓江.大学课程设计新论[J].江苏高教，1996，（6）：59.
[3]张楚廷.高等教育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38，
140-141，149，179，196.
[4][德]雅斯贝尔斯.教育是什么[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1：4，113.
[5]王炳照.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193.
[6]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36，256.
[7]王建惠.我国高校课程价值取向与课程体系建构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0：18.
[8]李红英.我国高等学校课程设计的理念与实践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7：40.
[9]朱璋龙.新中国高校课程改革史及其思考[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4：2.
[10]李臣之， 郭晓明，和学新，等.西方课程思潮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242.
[11]凌均卫.大学理念：认知与践行[M].海口：海南出版社，
关键词：高中政治；哲学知识；高效课堂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包含极为复杂的理论知识和基于实践的经验的总结，因此，在高中政治哲学课堂中，要提高学生的整体的哲学素养，就必须深度地剖析政治哲学知识中的重难点，科学地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加强学生对抽象的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够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在生活中分析和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一、深度剖析哲学中的重难点
高中政治哲学知识中包含有很多的重难点知识，这些知识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中进行反复的讲解，进行深度的解析，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吸收。在引导学生进行重难点知识的掌握时，首先，应该让学生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的哲学知识理论体系，即哲学包含有三大部分，分别是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并对三者的关系有准确的认识，其中唯物论和认识论相对于辩证法的知识来说是比较好理解的，因此，高中政治哲学知识的重难点就集中在辩证法这一大块知识点上，这一知识点包含有联系的原理、发展的原理、矛盾的原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原理以及量变和质变的关系原理以及内因与外因这几大知识点。在这一阶段，重难点主要集中在矛盾分析法这一哲学知识点上，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要对矛盾这一知识点进行深度的剖析。首先，要引导学生掌握矛盾的原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主次矛盾原理、矛盾的主次方面原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原理。在了解这些原理的基础上，教师要着重对引导学生辨析矛盾的主次方面和主次矛盾原理。首先，引导学生从内涵上进行区分，主次矛盾是存在于复杂事务中的，而矛盾的主次方面是同一矛盾中的两面；其次，从作用来看，在事物发展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主要矛盾，决定事物性质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三，要认清办事情要抓住主要矛盾，想问题要抓住事物的本质即抓矛盾的主要方面。
二、哲学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生活
哲学知识是来源于实践的，因此，学习哲学知识的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所学的哲学知识指导实践，在课堂中，教师就要积极地将哲学理论知识与生活实际紧密联系起来。教师可以选用生活中的小故事进行讲解，也可以选用一些寓言故事进行相关理论的分析，或者是联系形势与政策中相关的知识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哲学理论知识点。如教师可以就最新一期的地质学报刊载封面文章（英文版）介绍到的我国科研人员首先在自然界中发现金属铀，这一发现对核能原料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在自然界没有金属铀，最新一项研究打破了这一惯常认识，教师可以结合这一时政信息，来引导学生掌握相关的认识论知识。此外，还可以结合我国提出的要打造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转变，创新是关键，质量是根基。这一时政新闻让学生掌握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同时，还可以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帮助学生理解哲学知识，如，古时候有一位父亲，买了一只猫来解决鼠患，但是鼠患缓解的同时，猫也偷吃了鸡，他的儿子很生气，父亲告诉他，没有鸡我们不会挨饿受冻但是没有猫却会，他的儿子就不再抱怨了。通过这个故事，让学生理解矛盾的相关知识。
三、引导学生用哲学的观点解决问题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学生是否掌握了一定的哲学知识不是学习哲学最为重要的目的，学习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可以用所学到的哲学知识紧密地联系生产生活实际，能够分析和解决生产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在政治哲学课堂中进行多角度的引导，让学生树立起用哲学的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同时要不断地训练学生的思维品质，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能够学以致用。首先，教师可以在课堂中进行相关问题的提问，尤其是要以分析论述题的形式进行，让学生对材料或者问题用哲学的观点进行科学地分析，同时运用正确的方法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其次，可以鼓励学生进行实际的训练，如鼓励学生观察学校的布局，班级规章制度的设置，学校整体的管理制度等这些生活中的事物，对这些事物进行分析，找出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地方，说出理由，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通过这样的训练，可以培养学生用哲学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结语：总之，高中政治哲学课堂的高效构建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的努力，在教学中，教师要针对学生难以理解的知识进行深度的讲解，同时要注意讲解的方式，让学生真正地理解，并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进行灵活地运用。要明白，哲学是来源于生活又能够指导生活的，只有能够在生活中进行合理地运用，才是真正高效课堂的体现。
参考文献：
[1]张满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J].学周刊,2011,18:46-47.
[2]郭强.以哲学思想引领高中政治体验式课堂[J].教育实践与研究(B),2014,12:5-8.
[3]陈维.浅谈高中政治复习中如何突破哲学重难点[J].群文天地,2012,09:196.
高等教育为何存在和发展，这是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学者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指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合法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是以政治论为基础。”[1]认识论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强调对未知的好奇和对真理的追求，要求完全摆脱价值的影响，主张按学术自由等传统大学理念追求高深学问，高深学问忠实于真理和客观事实，实施绝对的精英教育，认识论观点试图在学术与现实之间划一条明显的界限;政治论认为人们探求的不是高深学问本身，而是高深学问对国家和社会的作用，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价值取向，考虑了以社会为本位的教育价值观。要实现认识论与政治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的结合，最好的途径就是重新探讨当前关于知识本身的理论，用实用主义的认识论补充现实主义认识论。
二 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其他表述
张楚廷教授的《高等教育哲学》立足于中国高等教育实际和生命论高等教育哲学，以人本为主线，从人的本体论出发，提出“生命论”的哲学基础观，认为教育起源于这种特殊生命的活力，人创造了教育这个奇迹，高等教育无论是为了追求真理还是提供社会服务，都是为了完善人的智慧和修养。[2]
随着科技的发展与进步，信息时代的到来，社会各方面出现了道德层面的问题。如，学术界存在学术造假问题，核工业出现威胁人类生存环境的核伦理问题，克隆人技术带来生命伦理问题。然而，布鲁贝克和张楚廷两人提出的认识论、政治论和生命论并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提出了高等教育的道德论哲学基础。道德论哲学观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它是以“明明德”为哲学认识论基础和前提的，重在培养整全的人，兼备知识与道德修养的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去为学术而学术，才可能实现国家或社会的利益。[3]
除此之外，只有坚持高等教育，立足于人之生存，才能实现其价值的本源性回归的“生存论”哲学观;还有“生产力论”强调高等教育存在的合理依据是培养一个既有知识又可以实现自身价值的人;“人本论”强调的教育是以人的自由、自在、自为和谐发展的生命存在为核心。
三 我国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发展历程与现状
在我国，高等教育从一诞生开始就没有自身的独立场域，基本上依附着国家政治，各阶段统治者都通过设置各类高等教育来培养自身所需要的统治人才。自殷商的辟雍、春秋战国的稷下学宫、汉的太学、唐的国子监到清末的大学堂;从《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到孔子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都深刻打上了高等教育与政治相结合的烙印。高等教育与政治活动结合在一起，政教不分，官师合一。教师隶属于国家官吏，学校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选拨、培养统治所需要的人才，国家也干预控制着学校的发展。官学体系之外的私学，曾被认为是中国学术自由的典范，虽有自己的专职教师，教育活动也较少受国家政治势力的影响，却最终也被国家所干预控制。
尽管我国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基础根深蒂固，但以追求高深学问的认识论哲学在我国高等教育中也有所体现，以宋朝书院为典型代表。熊明安学者指出：“宋朝书院这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机构，是专门研究学问的地方，师生们不为利禄所动，专以研究经学为任务。”[4]但从整体发展看，与政治论相比，认识论的地位微乎其微，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近现代大学也都坚持单向度的政治论哲学观。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教育救国”的目的。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本着“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的宗旨，也没有完全脱离教育为政治服务的轨道。当然，在此期间，高等教育并不是一味的出现政治论观点，蔡元培先生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的“洪堡精神”，当属中国高等教育的认识论哲学观。蔡元培先生受德国洪堡大学的影响，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也”，主张教育要独立于政治和宗教，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可以说，蔡元培先生是我国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观的第一人。除此之外，20世纪30～40年代，在中国的特殊历史时期，也出现了高等教育的认识论与政治论并存的局面，为我国高等教育认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新中国的高等教育被赋予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经济建设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从而奠定了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观的根本地位，认识论的哲学观失去了生存的土壤。现今的高等教育更多被赋予了社会职能，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今天，高等学校的运转出现了“师资紧张、学科机构不合理、教育质量下降”等方面的问题。从深层次上看，正如布鲁贝克在“学术界大为不满的冬天”中的思考一样，是因为我国政治论与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出现了失调造成的。[5]
四 对我国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观的反思
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来看，高等教育一直都坚持以政治论为主导的哲学观。过分强调政治论，使高等教育在发展中不得不考虑价值的因素，政治论成为了高等教育出现以上问题的根源。政治论统治下的高等教育，成为了促进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不可替代的手段和工具，“政府推动”的办法，致使大众化进程本身带有较强的功利性，它完全抛弃了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本质意义。[6]要解决我国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问题，必须正确的解读高等教育的内涵，寻找一条既可以研究高深学问，又不受价值观念影响的路径。
对认识论的忽视，对政治论的绝对遵从，都不符合高等教育的内外部发展规律，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在21世纪的今天，高等教育具有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职能。我国高等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更要注重高深学问的传授学习，重视纯理论的研究，从而使政治论与认识论能够在实践中相结合。
高等教育的主要对象是20岁左右具有独立思想的年轻人，所以在探讨我国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时候，必不可少的要考虑到人这一核心基础。显然，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哲学观当中，人这一本体性的基础是被忽视的。
五 我国高等教育哲学基础多元化选择
古代统治者为稳定自身统治地位，需通过教育选拔人才，控制人们思想，这决定了那个时代的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是政治论的;蔡元培改革北大后，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后，主要追求的是真理和高深学问，那个时候主要是认识论的哲学基础;甚至在我国历史上也出现了罕见的认识论与政治论的短暂结合。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新问题层出不穷，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道德低下问题令当今社会和政府头疼，传统的只重视政治论乃至认识论的哲学基础已然软弱无力，难以应对。这就需要探讨新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并将其运用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实践中。
随着多元化巨型大学不断出现，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三种职能密切程度要求更高，任何一种单一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观都无法全面解释这种多元化巨型大学的职能和功用。我国高等教育要适应当今时代的需要，就必须使高等教育走出单一的“政治论”基础，使各种思想在变化中走向共存，以多样化的形式存在。
存在即合理，既然出现认识论、政治论、生命论、生产力论、人本论、道德论等观点，就有其提出的必然性和实用性，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所追求的正是这种多元化的哲学观。我国应该结合国际高校发展的经验教训，根据自身高校的发展实际，以及各个大学自身不同的发展历史建立多元化的哲学基础观。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考虑其外在的需求动力，也要考虑到其内在的发展逻辑。[7]我们既要反对在建国初期那种忽视各校的自身办学传统，一味学习前苏联的高度集中的统一宏观管理教育模式;也要抵制那些绝对理性的价值取向，要么单纯是“认识论”的，要么是单一“政治论”的，或者是所谓的两者结合。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时代，高等教育也必将在坚持本土特色和国情的基础上走向国际化。因此，我国高等教育需要改变单一的政治论发展模式，在坚持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基础上走向多元化，促使我国能够快速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一流高等院校。
当然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属于笔者应然上的思考，具体实施起来会存在不少困难。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抓住认识论和政治论这两种主要的哲学基础，使其能够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当认识论与政治论在教育实践中难以解决面临的问题时，再运用其他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对其补充。如何使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积极促进，达到平衡需要教育工作者根据教育的实际条件和环境不断进行选择、实践，以便找到最适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 育出版社，2001.
[2]张楚廷.高等教育生命论哲学观[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5）.
[3]车艳芳.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基础观质疑[J].山西煤 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1）.
[4]蔡元培.蔡元培教育名篇[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42-43.
[5]赵强.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批判与重建[J].华北电 力大学学报，2010（4）.
一、思想政治哲学的发展概述
哲学是客观环境在人们的思想中产生的投影,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哲学侧重点都不同,但是都表达了人们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观。思想哲学就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人类对现实的理解与认知就是哲学发展的根基与动力。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政治哲学都不断进步。比如,西方从古代希腊社会的形而上学社会政治哲学基础,到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再到欧洲各国政治变迁的“君权神授”思想;儒家、佛家、道家三派思想是我国古代政治哲学主体思想,其中以儒家思想影响最为深远,政治上强调“君权神授”,社会统治上以“仁、义、礼、信、智”等作为道德规范基础,我们不难发现,古代政治哲学以统治阶级为服务对象,不断发展与完善以更好地维持统治秩序。近代以来,“社会认识论”成为政治哲学的基础,人类的理性是政治的基本观点,这时的政治哲学开始追求社会的平等、公平和正义,在人类社会中表现为追求独立自主与民族自由。而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现代政治哲学,完全是按照科学主义来理解、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理论地位上有一定的独立性。
二、中国政治哲学发展脉络
我国思想政治哲学发展了几千年,大致分为了三个阶段,即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政治哲学思想虽然属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物质现实的范畴,但在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都具有较大的差异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点。古代思想政治哲学针对的社会主要矛盾也主要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其哲学思想以及社会实践手段都是为了建立和完善集中权力的统治制度,以维护少数人的统治为主要目的;而近代以来,传统的政治制度逐步瓦解,我国社会遭遇巨大变迁,社会现实导致新的社会政治思想产生,在认识论的的基础上开始追求人的理性和社会的理性,尤其是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它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积累和深化;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对于社会规律的认知程度越来越高,科学的唯物主义已成为我国现代的思想政治哲学的主流,在政治哲学中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经济发展与人们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三、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哲学概况
我国自西周时期开始便产生了思想政治哲学,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现实、对人生对道德、对宗教的关注,并对后世产生了长期且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为政治服务的,在处理社会关系中表现为追求国家的长治久安。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政权变迁剧烈,朝代更替频繁,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政治稳定就是人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思想家、政治家最为关心、最为迫切的任务便是如何构建一个统一而有序的国家的问题。因而,从政治哲学形成的起初,社会不同学派的政治哲学家、思想家围绕着这个中心而不断地创造和修正自己的理论,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有德治、法治以及民本等思想观念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德治”是古代政治哲学家们一致推崇的重要政治思想,“以德治国”既是统治阶级对自身施政方式的阐述,也是对社会上下亲和关系的向往。西周初年的周公姬旦,创立了“以德配天”的政治伦理观。周公认为:“惟命不于常”,“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就是说,“天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德”者才可承受“天命”。在他看来,夏商的灭亡,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敬德保民”。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天命不可恃”,惟有敬德才能保人民、保天下。春秋战国时期,即奴隶制衰亡到封建制社会兴起时期,子产提出“以宽服民”和“以猛服民”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儒家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子产的“以宽服民”思想,强调“德主刑辅”,孔子是从“礼”与“仁”相结合的思想出发,极力提倡“德治”,认为统治者如果能“为政以德”,人民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赋予儒家思想理学的思辩形态,把正统的儒家思想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伦理纲常,但他们的基本理念都来自孔孟。宋代至清代,儒家学说更稳居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地位。
而在中国古代社会“法治”思想虽然并未占据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想,但是始终便随着政治统治而执行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但是受阶级的局限性,我国古代的法治却也只能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而难以达到“公平”、“公正”。
在古代政治哲学中,“民本”思想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观念。“以民为本”要求统治者在施政过程中要尽量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是“德治”的具体化。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儒家经典反映以人为本思想的论述不少,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政治哲学上就转换为民本思想,即视民众为社会、国家的价值主体的思想。百姓生活的安定是这种政治理想鲜明定位。孟子、荀子对民本思想也多有发展,提出“保民而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等仁政主张,提出“与民同乐”、“安天下之民”的政治统治目标。经历代儒家大师的继承,民本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征之一。
我国现代政治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哲学,还正处于起步阶段。在现阶段,中国政治哲学家们应该主动地进行政治反思,借鉴和弘扬中国古代优秀传统哲学思想,科学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推动中国政治制度逐步走向完善与成熟。
[关键词]中国政治哲学;宏观理论建构;微观政治主体;述评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对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宏观建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对此,有学者着重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转向。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发现和确定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何种类型应是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1)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关系;(2)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多党合作;(3)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一“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 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其社会类型是“差异性社会”。因此,差异性社会与和谐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向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现实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带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和建构虽然不能说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当然主要指国内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但根据马克思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从学理层面和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无疑可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c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因而社会层级结构分析对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就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得以彰显,而政治起飞应该是中国思考的问题意识。因此,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一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该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发展的政治起飞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回答: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能否发展出第二种可能的政治(哲学)模式?若能,那么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二个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中国的政治起飞如何实现?
三、从宏观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这也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所要面向的问题很多,有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之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宏观政治制度问题为导向到以微观政治主体问题为导向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是,其理论维度从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结”之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等此类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一历史的差异,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一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宏观的制度问题也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马克思主义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该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是存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因此,该论者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指出,尽管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宏观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和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对此,该论者进一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因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微观政治哲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该论者指出,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政治主体研究。
我国着名学者韩庆祥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为人,能力问题很重要。能力原则能培养人的先进性: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是先进的;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以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
四、结束语
一、学习科哲知识是适应思政时展的必然
自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它既使科学技术本身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革，又直接导致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重大而令人惊叹的变化。科学技术哲学（以下简称“科哲”），以自然和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用哲学方法进行研究，作出哲学结论，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创造自然提供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1]。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哲也越来越引人注目。
新科技革命和高科技的广泛应用给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其巨大的影响，以至向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理论提出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科哲，关注现代科技革命，以科学技术新发展为转移，实现自我突破和超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科学分析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变化，重视对冷战之后世界新格局的梳理和时代新主题的揭示，透过纷纭芜杂的国际事务现象，抓住世界格局新变化的本质。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精神文明建设一项基础性工作和搞好两个文明建设的基本保证，在新形势下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2]当今我们在推进当代大学生思政的同时，不得不用科学技术哲学的观点重新审视时代的发展，提高思政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增强大学生思政的实效性。
二、运用科哲知识，增强大学生思政的实效性
科哲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进入新世纪以来，呈现强劲势头，其中蕴含的大量的思政的因子和成分，对当前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政具有重要的启示。学习和掌握科哲知识，引导我们在对大学生思政的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手段和方法、教学方式等方面不断完善和创新。
（一）以人为本，更新思政观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更进了一步，通过理论的手段和实践的手段丰富了人类对于它们的看法。运用科哲的理论促进思政的改革，顺应了我国全面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需要，同时也促进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展。运用科哲的观点，更新大学生思政观念。
“人的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一切变革的先导”，任何改革和发展都是从观念更新开始的。人的需要是科哲的出发点，人类的创造和全面发展是科哲的基本问题。科哲对现代人文精神的解构和对人性深切关怀的理念是当前思政工作中应当予以借鉴和辩证性吸收的。学习和掌握科哲知识，启示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政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思政的对象是人，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始终是思政的根本目标之一。思政强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以人为本，就需要改变思政中存在的重视抽象的理论教育，忽视人的情感需求的情况；重视社会本位，忽视个体发展；重视制度、形式建设，忽视人的情感生活世界的教育，从而在教育中真正地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所以现代思政在教育理念上应该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不仅把人看作是理智的产物，还应该把人看作是情感的产物，重视人的情感在教育中的重大作用，所以思政应该更加重视人的兴趣爱好的培养，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3]。
（二）适应新经济时代信息量巨增的要求，丰富思政内容
随着大众媒介传播的日益现代化，信息传播渠道也越来越多，日益增加的社会信息渠道，渗透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要增加信息传播数量并提高质量，充分发挥思政前瞻性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思政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强大思想武器，是思政的核心内容。优化大学生思政的内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认识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不断充实思政中有关科技进步的新内容。加强科技知识教育，主动培养人们对科学的信念和兴趣，培养人们的科学精神，提高人们以科学态度和科学规律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学理论、科学知识和科学意识应当成为新形势下思政的重要内容。
学习科哲知识、运用科哲立场观点，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以客观物质世界的本来面目去看世界的思维方式。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科技哲学观教育可以拓展思想教育的领域，正确思政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和界限，确引导大学生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认识以及科学的态度，更多地要关注科学技术与自己、人类、环境之间的关系。此外，对大学生进行思政的过程中，应注意普及自然辩证法基本原理，引导他们自觉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尤其是哲学基本知识，学会用哲学思辩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深刻理解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自觉运用辩证法的必要性。
（三）提高思政工作者素质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以时间换空间”的教育方式难以奏效，教育效果越来越取决于高度发展的信息技术和教育主体的知识水平。目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和关键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也日渐具有更强的多样化和多变性，这给高校思政工作带来了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从客观上要求思政工作者自身必须懂得科技知识，增强人们明辨是非的能力。思政工作者必须努力培养科学思维，以科学的思想意识占领思想意识阵地，提升思政活动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减少多种主观因素多思政的干扰，自觉地把最新科技成果、科学方法和手段运用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
思政工作者提高自身科学素养的同时，充分运用科哲知识在思政的运用来强化人才培养的目的，帮助学生感知具体材料，建立抽象认识与具体事物之间的联系。注意通过推理和演绎，树立我们提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信仰自己抵制各种不良思潮，使学生知道认识、理解、掌握与运用已有道德标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审慎面对问题的重要性，重视道德的内化，帮助学生掌握形成正确价值观的方法。在思政过程中贯彻科哲的观点，在培养大学生的哲学思想和思辨精神，把个人的发展和人类整体利益和自然利益联系起来，促进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
（四）创新思政手段和方法
思政本身是一项具有自身规律和科学精神的社会实践活动，在科技不断创新的今天，思政工作者必须依照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运用先进的科技成果开展工作，使之符合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的活动规律，努力寻求能适应大学生普遍求新和对科技内容、方法和手段认同的心理需要，使得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过程中更好地渗透到以科技创新为先导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去，增强时代性，提高针对性、主动性和实效性[4]。
科技的不断创新，改变了人们学习知识、接受知识和思维的方式。思政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只有与这些科技成果结合起来，才能提高实效性。依靠科技发展，不断更新教育设备，不断吸收和借鉴新兴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人们的思想现状和发展轨迹做科学的分析和预测，扩大思政的覆盖面和渗透力，使超前的思政工作成为可能。思政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从整体上分析思政方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效果是一般还是优良，效率是高还是低。同时通过对思想信息进行数量上的鉴别和判定，来获得性认识的方法，以改进思政方式方法，提高其效果[5]。
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哲学知识，启示我们在进行思政应结合时代特色，强调以社会实践为基础，让学生在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在社会大环境的洗礼中提高大学生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水平。社会实践是人的正确思想形成发展的源泉，是人的思想发展的动力，是思想认识的目的和检验认识真理的标准，也是检验思想政治教育是否适合社会发展的标准。受当前社会中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当前高校思政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这对于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等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思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必须配合时代的发展，站在时代的前沿，才能为前进中的人们提供精神动力。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思维；重要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目标与哲学思维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主要培养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技能与方法的基本训练，掌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能力，能在党政机关、学校 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在中等专业以上学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学、科研的高级专门人才。哲学课程是想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核心课程，以往学习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突出的是它的意识形态色彩即把它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理论指导与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来进行阐述、学习，忽略了对学生哲学思维的培养。什么是哲学思维呢？“哲学思维不同于日常思维、艺术思维和科学思维等其他思维形式。相对于其他思维形式，哲学思维显现出丰富的抽象性、深邃的独特性、清晰的缜密的整体性和内在的逻辑的系统性。”[1]
二、哲学思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重要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础：哲学
1、哲学是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
首先，哲学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论基础。哲学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理论反映，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映世界的本质，论证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揭示人与世界的复杂多样关系。对人的本质、人生价值、人生目的、人生意义等至关重要的人生问题予以审视、反思和预见，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奠定理论基石。思想政治教育是塑造人的灵魂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哲学为支撑，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理想世界。
其次，哲学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方法论依据。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而且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是人们处理和驾驭自己同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规范和准则。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理想世界的活动中，哲学提供总体性和一般性的方法论原则。
2、专业的核心课程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一般都开设了哲学课程，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西方哲学史》《伦理学》《马列原著选读》《美学》《逻辑学》《宗教学》等。
在这些哲学课程当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最为重要，它主要培养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素养，提高用正确的立场、思想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其他专业课程奠定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因此，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视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中核心的核心，并与其他哲学课程相互联系，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哲学课程体系。
其中《西方哲学史》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西方哲学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通过学习，使学生认识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更好的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此基础上开设《马列原选读》课程，进一步提高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准及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相关哲学课程组成的哲学课程体系，既为学生的学习与工作提供了方法论支持，又培养了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中的核心。
（二）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哲学思维
哲学思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理论基础的体现，还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象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都是人，目的是改变人的思想。因此，人是全部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全面科学地阐述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目的，任务，对象的重要理论支撑。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不但要求具有运用哲学思维的辩证性来分析、解决问题，对任何事物都应一分为二的看待，反对片面性和绝对性；还要运用哲学思维批判性、实践性，不迷恋权力，不盲从权威，对工作中发生的事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同时，反对反对经验主义，反对把过去的、一时成功的经验作为绝对真理照搬套用。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从哲学思维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逻辑性，冷静地审视客观世界的事物和人类经验中的一切行为。总的来说，哲学思维方法不在于给人多少具体的知识，也不在于给人解决了多少具体的问题，它的根本作用在于给人提供了一种正确的理性思维模式，培养和锻炼人的思辨能力，从而使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掌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正确方法，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出巨大的推动力。
（三）教育教学中的哲学思维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一千多年前韩愈在《师说》对教师职业的阐述，教师法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教师应当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这些都是对教师职业的要求。现代教育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教育者，不但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理论功底，还要有科学的工作管理方法，丰富的人生阅历，开拓的视野，能够对自己的活动对象的客观属性、内在本质，因果联系、发展趋势、作用影响等矛盾各个方面的哲学认识，有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等哲学思维的能力。
关于教师的培养，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等课程，实际上学习哲学，培养哲学思维对于当好一名教师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现代教学要求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改变过去机械的学习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要达成这一要求就需要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对学生的进行辩证思维能力的培养，哲学思维是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必要条件；班级管理过程中，要求教师从全局考虑，细节着手，这就需要教师具备良好的辩证思维，在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时，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认真对待那些可能对群体造成重大影响的细微之处，哲学思维为班级管理工作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作为一名教师不仅应该能够运用哲学思维处理工作中的问题，还需要能够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
（四）企业工作中的哲学思维
当今，大学生面临就业困难这一客观事实，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更属不易。部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涉足了企业领域。如从事销售、业务员、银行柜员等工作。
在企业所从事的工作往往与本专业所学知识联系不够紧密，学生通常会感到没有把握，对工作缺乏信心，不能勇敢的去尝试，对未来感到迷茫。
面对专业不对口的这种情况，《实践论》给出了应对的办法。首先，是对工作的情况和环境加以详细的调查分析，了解这些之后就能够初步从事某项工作。在工作一段时期以后，有了工作的经验，再加上这个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2]最终胜任一项工作。
人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勇敢的面对工作，调查分析工作的情况，并在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虚心体察情况，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与准确地判断自己在工作中所面临的问题，就能够做好自己原来并不熟悉的工作，在实践中深化认识，在工作中成长。
三、如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哲学思维
由此可知，哲学思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重要性，如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哲学思维就成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从课程设置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1、构建有机的哲学课程体系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核心，《马列原著选读》《西方哲学史》《宗教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各门哲学课程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哲学课程体系。哲学课程体系既为学生提供了学习其他课程的方法论，又培养了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还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学生从整体素质得到提升。
因此，要想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增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必需从整体上把握这些哲学课程，统一设置各哲学课程，把握好各门哲学课程之间的关系使之形成有机的系统。
2、增设新的哲学课程
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实践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因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新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当中发挥了显著的指导作用，在教育教学，企业工作当中也同样具有用深刻的指导意义。
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其他的哲学课程，《矛盾论》《实践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得更加紧密，对我们的各项工作具有更强的指导作用，也更容易为学生所理解。所以，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中增设《矛盾论》与《实践论》等课程，将更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从教学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学习和研究哲学的过程，就是培养和训练哲学思维的过程，要想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就必需让学生主动去学习和研究哲学。因此，需要推广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将书本上的哲学问题与我们所面临的哲学问题联系起来，为书本上的理论赋予现实的生命力，使学生产生学习的兴趣。不仅如此，教师还应该从社会实践、科技发展的热点问题引出哲学的抽象理论问题，从身边的小问题中引出哲学的大问题，拉近理论与实际之间的距离，使学生进入哲学思考的境界。
参考文献：
[1]杨方.哲学思维略论[J].南通大学学报，2008，6（24）.
[2].的四篇哲学论文[M].1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68：16.
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是随着现代社会一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逐渐确立其主导性地位,自由主义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以现代社会的“牛虻”姿态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成为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最有影响的理论立场。如果我们抛开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区分和对立,马克思所开创的政治哲学传统被公认为当代思想中可以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比肩竞争的理论传统之一,即使在当代有所发展和完善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依然不可忽视马克思政治哲学形成的深广理论效应。作为当代新自由主义主要代表的罗尔斯,在距马克思逝世近一个世纪的创作中依然要回应其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做出的强有力挑战。
因此,本文分别选取马克思和罗尔斯的政治哲学理论作为考察对象,就具有十分典型的代表性意义。跃入两位哲人的思想深处,深切领会两种政治哲学理论所具有的精神气质和他们追求的思想境界,准确理解和把握从中所彰显出来的“理论品格”,以期对我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品格的定位提供一些灵感启发。
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内在超越性品格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最直接、最重要的理论资源无疑是马克思哲学本身。然而,首先一个值得思考的前提性问题是:在马克思那里究竟是否存在一种政治哲学?关于此问题学界展开了一些探讨和论证,主要观点大致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哲学当中有政治哲学思想,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包含政治哲学之维”①;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哲学是政治哲学”,这种论断是“带着当代人的生活旨趣去认识马克思”并“基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脉络”对马克思哲学做出的当代阐释②。当然,回答这个前提性质疑还与我们如何理解“政治哲学”这个概念直接相关。但是,上述前提性问题的提出足以说明: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并非是作为一种明确现成的系统化理论形态呈现在我们视野中的。
马克思政治哲学这种特殊的理论存在样式致使我们不能直接确定它所包含的实体性内容(理论框架、范畴体系等等)。由此,有关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定性”分析往往先于“定量”研究,也即学者们会首先从整体上定位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特点或性质。例如,一些学者指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③;另有一些学者则强调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超越性”特点④,这些考察都试图标示出马克思政治哲学独具的理论特性,仔细分析的话:理想性政治哲学的定位总是相对于现实性的政治哲学来说的,因为“理想性”可能是还未实现的“现实性”,“现实性”也可能是已经实现了的“理想性”,其实质还是表达了“理想性”对“现实性”的一种“超越”。所以,“超越性”的定位完全可以涵盖“理想性政治哲学”的定位。
那么,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这种“超越性”究竟作何理解呢?通常我们一般依托以下理论内容来理解:无产阶级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消灭私有制和阶级,从而建立起没有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作为人类追求的理想社会“超越”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种“理想”对“现实”的“超越”,“人类社会”对“市民社会”或“人类解放”对“政治解放”的“超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除和现存社会秩序的改变是对政治生活前提性反思的结果,“超越性”集中体现为一种革命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同时,这种“革命性”要求对现存状态要时刻保持一种超越性意识,也即“批判”的意向。这种批判总是针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具体的生存困境和生存矛盾展开的,虽然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这种理论是以克服和变革现状为目的的,因而蕴含着颠覆现存秩序的解放旨趣。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批判并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它不是解剖刀,它是武器。它的对象是自己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因为这种制度的精神已经被驳倒。这种制度本身不是值得重视的对象,而是既应当受到蔑视同时又已经受到鄙视的存在状态。对于这一对象,批判本身不用自己表明什么了,因为它对这一对象已经清清楚楚。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⑤因而,“批判”的目的是指向革命的,“超越性”就内在地包含着“革命性”和“批判性”两层意义,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实际上成为一种介入和改变现实的思想力量。
马克思政治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是如何能够显示出如此现实的思想力量呢?这就源于这种“超越性”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本身所固有的“内在”力量。简单地说,马克思政治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所彰显的应该是一种“内在的超越性”品格。“马克思的批判方式并不依赖于超历史的价值,它是内在的和历史的。它在现存的社会条件内寻找批判视角的根基。现实社会并非铁板一块,它们内含着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一些力量支持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另一些则反对这种秩序。社会现实是矛盾的,否定和批判的倾向存在于现存状况内部,它们无需从外面引进超验的价值形式:它们植根于现存条件固有的各种力量之中。”①也即是说,社会本身内在的冲突导致了历史的发展,现存秩序注定是要改变的,注定会被一种新的、不同的社会形式扬弃。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历史发展根据生产方式的不同被划分为许多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作为一种更高的社会形式在先前阶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每一个阶段都是这个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每一个阶段都内在地构成了一种进步性的发展,这种发展为它所处的时间和它所取代的相关条件所证明。但是每一个阶段都仅仅是一个过渡的阶段,它注定要消亡,要被更高的、更发达的阶段所扬弃。在发展的过程中,下一阶段出现的条件在现存的阶段内逐渐形成;当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现存条件就不再是进步性的,而变成了发展进程的枷锁和障碍”②。由此可见,马克思总是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予以关注,并不是在普遍原则的基础上去批判现实,也不是去阐明一种超越时间的未来理想社会应该是什么,“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③。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内在超越性”意味着不存在某种唯一的、普遍正确的社会秩序。共产主义并非是某种道德理想的实现,而是超越于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阶段,它是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内在运作的各种力量的产物。
对于存在于马克思思想当中未系统化的政治哲学理论研究工作来说,首先把握到其精神实质显得尤其重要。对于“超越性”的理解,我们一般很容易把握到,但是要引起注意的是:“超越性”既包含着“革命性”的要求,也有“批判性”的指向。如果单一的倚重于“革命性”的一面,在政治实践中难免会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我们要重视“批判性”的建构作用,它是现代人时刻保持对自身困境的清醒认知并把握自身命运的自觉意识。更重要的是,无论是“革命性的超越”还是“批判性的超越”都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因而是“内在固有”的一种“超越性”。
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话语所彰显的这种“内在超越性”品格使其成为推动现实的人的发展的重要理论武器,从而能够以思想的方式实实在在地参与到“人类解放”的事业中。我们从马克思的基本原则出发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的时候,不仅要挖掘和发展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精髓,更要继承和发扬马克思政治哲学所独具的“内在超越性”品格。
二、罗尔斯政治哲学的现实乌托邦精神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自诞生以来就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发展和巩固自身时必须面对和回应的对立面,反之亦然。在当代中国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自由主义为主流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仍然是我们可以借鉴的理论资源。罗尔斯作为政治哲学在当代复兴的标志性人物,他处理当代政治课题的理论方法以及塑造的理论品格更是值得我们总结和学习的。
罗尔斯认为“政治哲学的目标取决于它所言说的社会”④,他的政治哲学针对的是自由民主社会,在此“政治哲学的言说对象是谁?我们向谁言说政治哲学?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言说对象,取决于社会的结构和面临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这个问题的答案通常来说是:所有公民,或者作为一种合作团体的公民”①。以自由民主社会作为言说背景,以其中自由且平等的公民为言说对象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不可能是寻求有关正义、普遍善或其他基础概念之根本真理的一种理论体系,它的特点在于通过研究和反思更深层次的或比较有指导性的基本政治理念,来帮助公民更好地弄清楚他们有关民主政体制度及政策的判断。罗尔斯本人也从不以此领域的专家自居,他始终是作为自由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一员向其他公民言说其正义理论,具体探讨作为最佳选择的“作为公平的正义”如何帮助公民捍卫和增强他们对“一种正义立宪民主政体的可能性”所保有的信念。
如何结合上述罗尔斯承诺的政治哲学主旨,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作为以自由民主社会为言说背景、以其中自由且平等的公民为言说对象而存在的罗尔斯政治哲学呢?如果将罗尔斯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看作前后相继的逻辑整体,那么贯穿其中的逻辑主线是什么?其实《正义论》开篇已经点出了他毕生所追求的主题:“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②作为深受康德思想影响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同样捍卫正义的力量,“如果正义荡然无存,人类在地球上生存将不再有价值可言”③。建立起对正义的一种强烈直觉确信是不够的,罗尔斯对民主正义的关注日益增强,并成为其一生的追求:一个正义的社会、一个正义的世界不仅是可欲的而且是可行的。正是在这种直觉确信中,罗尔斯终其一生展开有关正义民主社会之现实可能性的探索。
罗尔斯指出正义概念与正义观念是不同的,也许人们对正义有着强烈的直觉确信,但是他们所理解的正义观念却可能大相径庭。首先罗尔斯借助传统的社会契约论资源,通过新的论证方法指出了他所理解的正义观念,这就是呈现在《正义论》中两个正义原则的论述。在罗尔斯思想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他所理解的用于规导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观念之基本要义没有太大的变化,不同的是针对现实环境的变化和理论批评做出了适当反思和修正。这仅仅是其工作的第一步,对于罗尔斯来说,如何使得他所理解的正义观念在民主社会中实现显得尤为重要。《正义论》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解释道德心理学和正义感的发展,就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他所理解的正义观念具有稳定性;《政治自由主义》中对“作为公平的正义”观念的修正,同时面对民主社会多元论的事实,秩序良好的正义民主社会如何能够长治久安成为罗尔斯关心的议题;《万民法》更是罗尔斯关于“正义的世界如何可能”的探索。
为什么一个秩序良好的正义民主社会之现实可能性问题对于罗尔斯来说如此重要呢?正义的民主社会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它能否获得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性?罗尔斯认为,对于此问题的回答会影响到公民有关世界整体的思考和态度。而且,在公民进入实际政治过程之前就已经影响到作为背景知识的思考和态度,从而限制或激励着他们参与政治的实际行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塑造公民对于政治文化的基本态度以及他们的政治行为。假如他们认为公正且秩序良好的社会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么这种认识就会反映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态度品质中,这对于人类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如果一种使权力服从其目的的理性的正义社会不可能出现,而人们普遍无道德———如果还不是无可救药的犬儒主义者和自我中心论者———的话,那么,人们可能会和康德一样发问: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还有什么价值”④。显然,对于罗尔斯来说,秩序良好的正义民主社会之可能性是毫无疑问的,关键是如何论证其现实可能性。罗尔斯认为,这种理性的正义民主社会是可能的,它的社会基本结构要受到一种理性的政治正义观念规导,而且人类也有一种道德本性可以理解并按照这种正义观念的原则行动。
“政治哲学探索可行的政治可能性的界限,是一种现实的乌托邦。我们对未来社会所怀抱的希望依赖于这种信仰,即这个社会至少存在着一种像样的政治秩序,使得一种理性的、正义的、虽然不完美的民主政体有可能存在。所以我们追问:在有利但又具有历史可能性的条件下,而且这些条件为社会的法律和趋势所容许,一种正义的民主社会是什么样的?在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民主文化中的正义环境中,这样一种社会试图实现的理想和原则是什么?”①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是在民主社会多元论事实的背景中,探索秩序良好的正义民主社会之现实可能性问题。一方面具有很强的现实关注性和目的指向性,但同时它指向的是民主社会的理想,是秩序良好的正义民主社会,也就是罗尔斯政治哲学中试图探索其实现可能性的“现实的乌托邦”。在这里除了作为理论的目标存在之外,它更体现为一种精神。“现实的乌托邦”精神更多的是基于现存状态的一种超越性理想,它能“克服人的自然惰性和对现实事实的消极默认,为人和社会走向新境界提供新的可能性”②。
三、政治哲学应有的理论品格
政治哲学作为一种规范性的哲学思考,不能立刻为政治活动家解决燃眉之急,它的目标不是为现实生活中最富争议的政治问题提供具体实质性的答案,或者为终结激烈的政治斗争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因为它本质上不以科学知识的客观确定性来要求自身,也不会追求可以一劳永逸地衡量一切对错的真理。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政治哲学必然走向主观相对性的价值评价和价值倡导,它更应该极力避免在各种相互对立的政治立场中找寻适宜的立足点和明确地表明其政治态度。那么,当“哲学”思维连接上“政治”现实时,应当做出的是怎样一种思考?
政治哲学作为对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反思,首先体现为一种理论形态。不管是对政治现象或政治事物本质规定性的考察,还是对政治体制合法性基础的形而上追寻,在其理论形态中都体现了试图为政治活动或政治过程提供一种理念基础的哲学反思。然而,这样的知识理论形态离不开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是这些具体问题引发了人们有关政治哲学的理论思考。“我们对政治哲学的关切,首先是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和未来命运的关切,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关切,我们需要从这种关切中升华出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③,然后将其表述于逻辑化的概念体系中。由此可见,政治哲学必须围绕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关乎时展的大是大非问题展开思考,这种将现实渗入理论的思考无疑包含着由价值引导的实践层面。
关键词：霍布斯；宗教神学；宗教批判；《利维坦》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1588—1679）是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思想家的著名代表之一。其生活的时代常常陷入极端的宗教混乱之中。身处英国和欧洲宗教激烈冲突的环境，霍布斯高度重视宗教神学这一论题。他在其名著《利维坦》中，差不多有一半的篇幅是在谈论宗教问题，更有七百多处直接引用圣经的地方。由此可见，宗教神学思想在霍布斯的庞大理论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霍布斯也因此确立和建构了其自身的宗教神学思想体系。一方面，霍布斯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在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不仅揭露了宗教观念的虚假性，而且决心动摇并构成宗教世界观的神学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他对宗教神学与政治的同构统一，宗教神学与哲学的内在逻辑进行了一些合理的、富有价值的论述。
一、对宗教神学本质的揭露和批判
霍布斯生活于英国经济、政治急剧动荡的时期。它的主要理论形成时期，正值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他目睹了革命的胜利和封建王朝的复辟。加之这个时代，欧洲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学、数学尤其是生理学的突飞猛进，这对霍布斯的反宗教神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霍布斯从唯物主义的原则出发，对宗教神学宣传的上帝、天使等精神实体存在说的神学思想展开了批判。他认为，这些是同人的自然理性相违背的，人们在思想上存在关于上帝、天使之类的观念，并相信他们的存在，这是完全出于对自然的无知。他说：“有一些人很少或者并不研究事物的自然原因，就倾向于假想并虚构出各种不可见的力量，创造出各式各样的神来。而统治阶级对产生宗教的自然种子‘加心培育、加以装饰’，他们就足以统治别人。”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霍布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宗教神学产生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得出了无神论的结论。
在中世纪神学禁锢下的欧洲，以论证上帝和宗教教义为宗旨的基督神学一直披着伪科学的外衣，不仅如此，还迫使其他各门科学为之服务。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巨大的解放，人们开始对基督教神学展开了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霍布斯则将批判的火力对准了基督教的最高机构——罗马教廷。他认为把现实地球的教会当成了上帝之国，是罗马教廷最险恶的用心，完全是滥用圣经的结果，是最荒谬的信条，同时也是一切性灵黑暗的源泉，另外，他还运用理性主义原则对圣经进行了重新解读。在其代表作《利维坦》中，霍布斯细致的勾画出了基督教王国的图景，对灵魂、先知、奇迹的来世等一系列问题作了理性解释。例如，对于“奇迹”问题，他说：“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能每一个人都运用自己的理性和良心去判断，而要运用公众的理性，也就是运用上帝的最高人的理性去判断。”[1]这样霍布斯就把宗教中最能蛊惑人心的奇迹问题的解释权从教会手中收回者的手中。因此，是否应当认某事为奇迹，决定权在于公共理性的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霍布斯运用理性主义原则对宗教神学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对基督教展开了无情的批判，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使人们的思想从基督教神学中得以解脱出来。
二、基于反对宗教神学基础上的哲学思想
在欧洲的中世纪与近代，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的矛盾，始终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要矛盾。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精神独裁的局面下，信仰高于理性，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关于哲学，霍布斯认为，“哲学排除历史，既排除政治的历史，也排除自然的历史[2]，虽然历史对哲学最为有用（简直是必须的）；因为这种知识只是经验或权威，而不是推理。哲学排除一切凭神的灵感或启示得来的知识，排除一切并非由理性引导给我们的而是在一刹那间凭神的恩惠，也可以说凭某种超自然的感觉获得的知识。”[2]我们从霍布斯的观点中可以得知，他把哲学看做包罗万象的综合科学体系，哲学的目的或目标是在于为人类谋福利。他特别看重因果关系及其特性。哲学面对的世界，不管是自然的世界，还是人与自然的世界都由因果关系构成，不存在没有原因之物，也没有依据永恒终极或信仰才能知道的东西。我们可得出霍布斯的哲学观是排除神学的。“哲学排除神学”这一命题是霍布斯无神论体系最鲜明的标志与基本原则。霍布斯说，哲学排除神学，我指的是关于永恒的、不能产生的、不可思议的神的学说。哲学排除关于天使的学说；哲学排除一切凭神的灵感或启示得来的知识；哲学排除占星术以及一切这一类的占卜；哲学也排除敬神的学说[2]。
但是霍布斯的哲学思想也有着其自身的不足，甚至有明显的漏洞，它实际上使用观察人类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论武器，及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而非科学的唯物史观来看待问题。这与他理论建构的本身相关，也与他本人所处的时代和利益阶层紧密关联。在人性论上，他把损人利己、贪得无厌的丑恶人性普遍化，从而使得本身复杂的人性简单化；在认识论上，明确肯定了人的一切认识来源于感觉经验，但又把认识过程的有机联系分割开来；在他最推崇的因果关系思想上，也否认认识内容的客观性，从而陷入自身的逻辑混乱之中。这些都概源于他的机械唯物主义，是其本身难以克服的。机械论倾向是霍布斯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体现在他所有的在哲学思想当中。
总的来说，霍布斯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提出，标志着西欧特别是英国，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斗争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霍布斯从经验论出发，对人类社会问题进行考察，不求助于神，无神论和反对君权神授思想具有唯物主义因素，对反对传统的宗教神学世界观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是我们看到，霍布斯的哲学体系抛弃了辩证法的因素，带有明显的机械性，他运用机械运动的观点看待客观物质世界中发生的一切，这导致了否认事物的质变和发展，对以后欧洲哲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三、宗教神学与政治的同构统一
霍布斯的政治学说论证抛开了西方传统的政治思维模式，真正将政治学建立在了近代自然经验科学之上，具有明显的开创性，这也为以后的政治思想家所运用、继承和发展。在《利维坦》中，霍布斯初步揭示了政治与宗教在本质上的同构关系，为什么说宗教与政治具有同构关系呢？因为它们都是以“恐惧作为其基础理论，前者是对某种不可知力量的恐惧，后者是对者绝对权力的恐惧”[3]，此外，宗教和政治都是对权力（或力量）的一种服从。对于政治与宗教这种同构关系的认识是理解霍布斯整个宗教思想一个重要出发点。霍布斯在建构其国家政治理论时，认为政府不是根据神的意愿创造的，而是通过契约创造的；君权也不是神授的，而是人民转让和委托的。这明显揭示了国家政权的神秘宗教外衣。但是他的政治思想原则并没有完全脱离神学的论证方式，受当时客观环境的影响，和以往的其他政治思想家一样，以宗教神学为据来论证其学说，因而夹杂着神学思想而存在，这说明霍布斯的思想仍然存在时代的局限。但与众不同的是霍布斯辨明了宗教的政治性。他认为基于政治与宗教的同构关系，宗教必然是政治的，必然为政治所培育、利用和服务。成为政治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奴役人民方便的工具，是维持其统治的重要精神支柱。换句话说，宗教不仅仅是性灵和信仰事务，更是政治的任务，是一种政治化的宗教体系。我们注意到霍布斯对宗教的起源有自己合理的解释，他在现实的宗教面前也更是从政治的角度去全面理解宗教的。
霍布斯主张社会契约论，神权服从于君权，将两者统一起来，使宗教为现实社会服务，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承担起现代公民宗教的作用。《利维坦》也就是在这种神学框架上诞生的，那么，我们有必要探讨霍布斯在政治学中大量涉及宗教问题的动机。有人认为他有重要的保卫基督教的因素，除了他明显的政治目的之外，他的神学观念使他试图对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新科学对于宗教所提出的挑战作出回应，并防止为了政治目的而滥用宗教。他试图表明宗教内容可以与新科学协调，并证明宗教神学不能合法的用来破坏一个政府的稳定。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霍布斯在他的自然正义、人的权利名义下，构造了一个反对真正的基督教的阴谋，而那些认为霍布斯对宗教的处理很坦诚的人已经为他所欺骗。
应该说，宗教神学在霍布斯的政治思想中占有一定地位的，他以神学思想为据来论证其学说，也唯有他才将政治学从宗教的纠缠当中解放出来，为政治学理论的世俗化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以人性论为基础，通过自然状态、自然法、社会契约等一系列术语的严密论证形成了其系统的国家学说和学说。同时以理性主义方式重新解释宗教神学，以经验科学作为理论基础，建立不依赖社会的政治理论，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总之，霍布斯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涉及政治学、哲学和反宗教神学等多个领域，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的思想理论成就。在反对宗教神学上，揭露了其本质并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而其基于反对宗教神学基础上的哲学思想，则掀起了一场新的哲学革命。这些为以后的思想家从各个方面丰富发展其思想，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306-354.
（一）教育哲学的产生
据美国著名教育史学家孟禄（Monroc，P）主编的《教育百科全书》记载，美国州立大学于1832年开设教育哲学讲座。一般认为，这是教育哲学作为大学课程的开端。1848年，德国哲学家、教育学家罗森克兰兹（Rosenkranz，K）出版《教育学体系》一书，主要应用黑格尔哲学观研究教育。1886年，该书被美国女教育家布莱克特（Erackelt，A.C）译成英文，书名改为《教育哲学》，被人们视为最早的一本教育哲学著作，被认为是教育哲学的开始。1899年，德国哲学家那托普（NatorP，P.）出版《教育社会学》，主张从逻辑学、伦理学和美学三个方面研究教育。此书从新康德主义的角度去认识教育，为当时德国教育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以后，教育哲学的发展发生了重要变化。1904年，美国教育家霍思（Horne，H.H.）第一次以《教育哲学》为书名分别从生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五个方面综合阐述了教育基础理论，他认为制约教育观念的主要方面是教育哲学基础。1912年，美国教育家麦克文纳（MacvanneI）写了《教育哲学教程纲要》一书试图从哲学认识论的社会观来解释教育，并首次提出探讨教育哲学学科性质的问题。1916年，美国教育家杜威发表《民主主义与教育》，副标题为“教育哲学导论”。杜威用实用主义的观点和工具主义的方法，以“经验”为中心，对教育的本质、教育价值及课程、教育过程、教法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提出教育是经验的改造、儿童为中心、做中学、教育即生长、学校即社会等主张，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教育哲学体系。
（二）教育哲学的内涵
教育哲学有不同的含义，它既可以指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用哲学的角度研究教育的基本问题、基本假设、基本概念与命题，为教育理论和实践提供一般的指导原则和方法论基础，也可以指个人或教育机构对教育的基本看法。教育哲学的内涵在教育领域有很大的争议，但是我们可以依据它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不同把教育哲学分为几个层次。教育哲学根据研究对象和方法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给教育实践赋形，让教育者在教育行动中始终追求“什么是好的教育”；二是给教育中的个体赋形，直接引导教育行动的目标，让任何教育行动都能帮助受教育者个体美好人性的形成；三是给社会整体结构中的教育赋形，让整个社会的教育理念能够健康地发展，全方位地促进教育目标的达成。教育哲学需要积极担当时代与教育的艰难。
（三）教育哲学与思政教育的关系
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内容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它也是解决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思想政治教育非常地重要但是又非常地困难，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种种弊端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需求。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在实际思政教育的过程中要根据高校当前的教育对象、教育环境的不同，运用教育哲学当中的原则与方法，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我国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传播给全体人民，培养受教育者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的法制观念和道德观，让大学生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教育哲学的第一个层面就是给教育中的个体赋形，直接引导教育行动的目标，让任何教育行动都最终落实在受教育者个体美好人性的形成，教育哲学是以人为中心，最终培养受教育者的人性美德的自由发展。
总之，教育哲学与思政教育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高校教育的过程当中，思政教育是不可或缺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学部分，它对于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当中，高校思政教育的教育环境、教育对象在不断地变化，高校思政教育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如何能让高校思政教育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正确地引导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只有不断地运用教育哲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指导高校思政教育的开展，才能让高校思政教育更好地发挥作用。
二、高校思政教育面临的挑战
（一）文化多元化给高校思政教育带来巨大挑战
在社会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种类繁多的文化形态为大学生提供了价值选择的空间和自由，丰富了大学生的精神世界。随着高科技的突飞猛进，信息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网络的发展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现代化手段，使其工作渠道和方法具有相当的自由性和开放性，但是这种开放性也给高校思政工作带来了挑战，特别是网络中的虚拟世界对大学生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网络虚拟世界的完美性使许多大学生恋网成瘾，他们上网时精神亢奋，下网后情绪低落，过分沉溺于自己的虚拟世界中，而消极地对待甚至逃避充满缺陷的现实世界。这些新的文化形态为大学生独立人格的形成提供了新的条件和机遇，多元的文化又对大学生带来很强的冲击。大学生社会经历缺乏，他们有着感性与敏感、热情与偏激的不成熟的特点，在人生价值判断和取向上可能会出现偏差，容易错误地理解和采纳一些外来的思想意识。马加爵案、药家鑫案等案例都凸显了一部分大学生价值观的迷失和精神世界的空洞。
（二）大学生的心理问题给高校思政教育带来巨大挑战
当代大学生心理问题严重，极需关切在校大学生。大学生健康的心理是个体形成良好思想品质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高校思政教育的开展只有在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开展，某些违纪行为就是心理障碍或心理不和谐的结果。近几年来，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心理问题日益突出，耽误了大学生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一些严重的心里问题就会导致大学生轻生的念头。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年代，一些大学生的物质欲望、攀比欲望越发严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等问题。其次是大学生的年龄结构和心理特点。目前在校大学生基本上是“90后”，而且独生子女的比例在50%左右。他们是在过度保护的生存空间里成长起来的，心理状态很复杂。他们对新事物的吸收能力强，但是辨别能力很差；他们想要独立的欲望强烈，但是自理能力很差。而且他们抗击挫折的心理素质差，大部分缺乏持之以恒的意志品质，容易产生心理疾病，这些都影响了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诸方面的和谐发展。
（三）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人员的相对短缺给思政教育带来挑战
第一，当前高校中思想政治工作的机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政工人员是管理学生工作的党务工作者，思想政治辅导员是从事思政工作的主力军。这些人员在负责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还担任着学校管理工作、教学辅助性工作，是个“多向负责”的工作，日常工作业务繁重；在高校扩招后，思政工作人员数量相对短缺，政工人员的工作压力激增。辅导员队伍在个人发展和职位晋升上又存在道路不清晰的问题。第二，新时期的思政教育工作是一门教育与管理相结合的工作，从事这门科学工作的人员必须具备高尚的政治品质、良好的职业道德、合理的知识结构，有很强的科学分析形势、进行战略思考、获取思想信息、运用科学手段、有效宣传鼓动、广泛组织协调的能力，既要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专才，又要成为知识经济条件下贯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通才。但是这种专业型人才非常短缺，而流动性强、年轻化是这个队伍的特点，这也导致辅导员队伍不稳定、缺乏经验，这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不利。
（四）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方法的陈旧、缺乏创新给思政教育带来挑战
在新形势下，随着高校教育管理体制的变化，管理手段和方法不能适应新形势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大学生群体的整体结构和心理特点出现了新的变化。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却仍然沿用着老方法，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我导你行”单向灌输方法仍是主要的教育方法；学生在思想上和学习上出现了问题，辅导员也主要采取批评与监督并用的说教式教育。随着大学生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增强，学生工作干部管、卡、压的办法不行了，现在的学生不好管，堵不住，压不服。加之，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导致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学生以往获取信息的途径，主要通过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现在更多的是从网络上主动获得信息，高校学生工作干部教育以及思想政治辅导员在大学生信息接受中的权威地位已经被打破。这些情况都给思政教育的进行带来巨大挑战。
三、用教育哲学理念探讨高校思政教育过程中的应用
（一）教育哲学要求我们开展思政教育要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中国高校思政教育在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中其发展令世人瞩目，但是其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也是令人深思的。我国的高校思政教育始终是在社会发展需求的推动下和在不断适应社会需求的过程中获得发展的，遵循教育哲学发展规律成为高校思政教育能否真正满足社会需求和获得自身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实践过程中，高校思政教育应当根据教育环境、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历史的不同，必须采取不同的方法，抛弃旧有的观念，吸收新的方法，不断地深入学生实际，深入社会现实，在高校思政教育的开展中因材施教，根据当前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及时调整教学内容，把新观点、新问题、新事物融入到教学中来，丰富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作为教育者应当充分解放自己的思想，不断地学习和接受新鲜的知识和技能，运用先进的思想教育理论武装自己，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及修养，与时俱进地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及变化进行必要的改进和创新，这样才能促进高校思政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是进一步增强思政教育理论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教育哲学要求我们开展思政教育要以人为本，妥善处理学生的心理问题，注重学生在教学中所处的地位
教育要体现以人为本，达到教育人、培养人的目的，不能随心所欲，盲目从事。就教育哲学的运用实践来看，任任何教育目的、原理、手段、方法，或哲学原理的具体运用，都是以培养学生为出发点。我们培养的人才，必须是各方面都能为社会服务的、综合发展的社会人才。因此，教育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便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培养人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工程，它必须遵循教育规律，按照一定的教育原则，从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出发，采取恰当的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同时将心理健康教育适度地渗透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实际教学当中，提高大学生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观察能力，积极地宣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老师必须敏锐地观察学生存在的各种心理问题，并且针对学生存在的各种心理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最终解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为高校思政教育创造良好的心理条件。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高校思政教育应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从学生的内在实际出发，不断地深入了解学生的兴趣所在。主要包括学生人生的理想、人生目标，了解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这样才能制定具体的教育实施计划，将学生的人生目标与教育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促进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同时也促进学生自我素质的提高。
（三）教育哲学要求我们要优化高校思政教育体制，培养更多思政教育专业人才
学校教育哲学是学校教学活动的灵魂，是高校思政教育的先导，它对高校的规章制度、组织结构、战略决策等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学校教学活动运行的每一环节、每一层次无不渗透着本校的教育哲学。高校教育哲学是处理学校矛盾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理论概括，它对高校的办学理念、管理制度、教学方法等都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这就要求高校在思政教育的过程当中要以教育哲学为教育观念的核心，在高校教育实践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对自身教育活动进行反思，不断地优化、创新教育方式。高校思政教育可以采取“双向互动”的教学模式，用师生研讨、启发教学的方式取代原来的教师单向灌输的教学模式，构建和谐统一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充分调动学生的能动性，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思政教育当中。同时，要大力加强高素质辅导员队伍建设，它是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队伍基础。在辅导员队伍的建设中，首先要加强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提升辅导员自身的理论素养，打好工作基础，让辅导员了解和掌握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思想动态。其次，加强队伍培训工作，不定期地举办学术思政工作管理培训班，了解最新的政策和制度，交流总结工作经验。再次，改善辅导员队伍的学历和职称结构，加强考核，表彰奖励优秀辅导员。
参考文献：
〔1〕黄济.教育哲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
〔2〕郝文武.教育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3〕吴海文.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方法——群体中的模仿与感染[J].学理论，2010（24）.
〔4〕邓荣华.新形势下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途径[J].职教论坛，2012（5）.
〔5〕高杰.教育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学问——浅议《教育哲学》[J].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2001（3）.
〔6〕李宝庆.学校教育哲学的意义与建构[J].教学与管理，2010（10）.
（责任编辑张海鹏）
【关键词】政治哲学 政治知识 政治事物 否定派 肯定派
一般认为，有模有样的现代政治是由英国和美国奠定基础的，它的底色是以经验为导向的；法国和德国的现代政治，也许给予人们敬多于爱的印象，它并不涉及它所包含的概念与经验客体之间的关系，而只涉及这些概念彼此之间的思辨或逻辑关系。然而，到底是什么构成了现代政治哲学概念的基础，依旧是不清楚的。按照列奥·施特劳斯对哲学史的解读，现代的政治哲学，既不懂政治是什么，也不懂政治哲学是什么。它所信以为真的政治律法，事实上所说的是信以为是的或约定为真的政治律法。因此同样也是宣称知道它不知道也不能知道的东西。施特劳斯用“宣传”来表达马基雅维利及其后继者的现代政治哲学的毛病，旨在彰显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在此，我们并非意欲附庸施特劳斯的观点。我们的观点是。要认识现代政治哲学的原则当然离不开历史。或者说，一个关于政治哲学的概念把握可以有两种视角，即历史或逻辑的视角。从这两种不同的视角，可以形成政治哲学的不同定义。
一、什么是政治哲学
什么是政治哲学？在现代，政治哲学形形，彼此有着根本差异。我们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概括为两派：即“不作正面回答”，我们把它叫做否定派；“正面回答”，我们把它叫为肯定派。否定派与肯定派仅仅类似于人为约定的定义。
否定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分析了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的关系。否定派认为，应该区分两种政治哲学：一种是特殊的政治生活理念、纲领、主义；另一种是分析政治事物本性的哲学，或者直截了当说，就是哲学的分支。对于这后一种政治哲学来说，“如果不能理解人类社会的自然，就不可能理解人的自然”。这种政治哲学诉诸自然而然就是公正的东西。闭在很高层次上，就是智慧。
若说，智慧乃是完备或整全目的论的而非部分的知识，那谈智慧就太奢侈了。每个想要谈论智慧，或者想要让这样的谈话能够带来益处的哲人，自然都必须假定一个前提，即他自己并不智慧，也就是要有意地表现出，他认为自己是不智慧的。苏格拉底的知识是关于无知的知识。“无知的知识不是知识，它是认识到真理和整全难以捉摸这一特性”。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要有意表现出自己不智慧，那么有一个答案会首先跳出来，这个答案是政治哲学的。因为它认为，不表现自己很智慧，是更保险、也是更聪明的做法。例如，在某种弱者和强者的权力分配极不公平的环境中，弱者自认聪明很容易让强者火冒三丈，乃至丢掉身家性命。
与此完全一致的是，如果深入分析与政治的知识相关的概念，会发现前一种政治哲学实际上就是历史具体的政治学说、教义、理论、观念、方案、意见、信念、行为科学，等等，还有今日的所谓公共哲学。它是公众化和平均化的精神政治话语，是维护公共秩序的哲学。
因此，否定派把政治哲学中的一种等同于某某“主义”、“世界观”、“信仰”之类的东西，甚至把政治哲学等同于“公务员考试哲学”或“朝令夕改政策申论”。它的特点是把智慧打折当做概念，或者把智慧当做智术。一句话，把智慧当做许许多多的“主义”、“世界观”、“信仰”之类的东西。阿尔都塞把它们定义为主体的话语。它们是区别于没有主体的话语即关于科学的话语。因而，否定派说，政治哲学是不可能的。对于否定派来说，事实上，现代人虽然“主义”、“世界观”、“信仰”样样齐备，却弄得自己不知道是非对错、正义非正义，以至现代人不得不承认，只有神才知道这些东西。对于否定派来说，今天我们的社会容忍多种多样的世界观，却既要强化一种特定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要强调与时俱进。这等于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永恒真理，却又承认永恒真理也会变老，也会死。
从否定派的角度看，政治哲学说到底被当做一个梦或不可理喻的东西。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都是孤独的梦想者。梦可以做得很美好，但不管怎么样终究还是个梦。否定派的这种比附旨在告诉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顶“帽子”，一张会变脸的“面具”。在政治和哲学理论的教学中，应该区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以及区分提高政治素质与培育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的不同。
第二，分析了政治知识与政治意见。否定派认为。关于政治事物的本性有“知识”和“意见”的区别。在古典世界中，关于政治事物的本性的“知识”都有“意见”成分。或者说，古典的政治哲人会有意使自己的观点适合同时代人的普遍可接受的“意见”（譬如，法律）；但是现代世界由于受事实与价值之分的诱导，认为所有名副其实的知识仅限于科学知识，“意见”纵然具有现实性，也不再是知识。因为“意见”会随时代而改变，易受情感左右。例如，我们常常说马克思哲学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它宣扬对无产阶级的爱，对资产阶级的恨。这是一个“事实”描述，也有某种“价值偏爱”。否定派对此的主要异议大概在于，爱恨乃是一种神秘的人类弱点。如果马克思哲学是严格科学的话，它就不能特别偏爱无产阶级。否则，会影响自己科学的声誉。至少在讲坛上，马克思哲学就可能会被人为地杜撰“事实”，也可能易于制造各种各样的政治神话。
对否定派而言，激进社会主义就有一种政治神学——以神的启示为基础的政治教诲。更不用说。“”时期的无产阶级理论。韦伯的“去魅”（去“领袖魅力”）的思想曾被视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想改正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首先不要搞个人崇拜、不要只看重领导人会表示什么样想法行事，而是必须尊重社会所依赖的民间智慧（意见）——意见尽管不可靠，却是人类社会的命运；不要天天不断的你唱我和的大吹大擂，说现在开始了一个新时代。至少，按照否定派的观点来看，如果说马克思哲学能够在真正意义上称得上是“科学的”
（或更准确地说，一种经过系统研究而获得并被表述为一般规律的知识系统），那么它的本质必当是批判方法的思想。反过来说，一种自由的思想方法以充分理解的批判方法为前提。
第三，关于政治哲学与意识形态关系。众所周知，意识形态是个带有轻蔑意味的字眼。从这个角度看，否定派似乎是受“科学性的惬意梦想支配”的人。他们认为，凡是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知识”都与意识形态煽动的目的挂钩。证据有三点。一是无论各种各样的政治哲学怎么样地千差万别，但它们总是相互攻讦。因为，它们都是意见，以某种方式隐含评价原则，它们都有某一帮派或政党的标签。自由主义之政治哲学中出现的现实表明，政治生活中可能有非常不同的思潮和倾向相互并立地起着作用。譬如把自由、平等分成不同的党派。在法国，左派强调平等，强调自南；在英国，工党突出平等，保守党鼓吹自由；在美国，侧重平等，共和党则坚持自由。政治哲学被萎落为政治的党派斗争，也就是说，归根结底是萎落到经济利益斗争的这个层面上，并且因此变成真正特殊的意见：排除一种意见，植入另一种意见。二是在政治哲学讲坛上，古今中外的哲人都发出声音，众声喧哗。否定派感觉到每一种声音都是关于“什么是正确”的教条：比如说，上到“政治哲学”告诉你应当如何；下到政府简单地通过法令颁布谕令乃至居委会老太太黑板报的宣传张贴。否定派把这类东西当做神志不清的东西。因为它们背后都有党派立场。三是否定派或许因为把跟政治事物的本性毫无关系的事情扯在一起。因此，他们可以方便地宣告没有政治真理可以寻求。对于政治哲学的讲坛来说，这意味着，老师们应该去讨论学校如何跟学生签订协议，学生自杀学校可以免责，而不要去讨论“人应该如何美好生活”之类的问题。应该告诉学生去拒绝使用政治意见，不能赋予“大词儿”过高的特权。
因此，如果按照否定派的原则，那么，政治哲学差不多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建构。它是社会工程建筑的蓝图，由不同个性的社会建筑师设计。否定派告诉我们应该从意识形态的相互攻讦中抽身出来。揭露一切政治信仰，彻底还其本来面目。在否定派的心目中，我们过去时代的许多信仰，说白了，就是对人民进行“洗脑”加“愚弄”。当把照亮人民黑暗的“火把”当成“太阳”，看似明白，本质上却分不清那照亮人民黑夜的是“火把”还是“太阳”。所谓的“科学理论”，也绝不仅仅是客观的命题。而是种种打造“主义”的高帽。否定派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哲学真的已经声誉扫地了。
从我们的角度看，否定派说出了什么东西不是政治哲学，但它没有说出什么“正确的东西”是政治哲学；它只是证伪，而不是证实。这种对政治哲学的否定，当然会造成一定现实的和理论的混乱。
现在谈肯定派的回答。它是什么呢？这一问题我们作以下两个方面分析。
第一，关于说“不”与说“是”的区分。哲学家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只能说“不”，而从不说“是”。事情真能这样吗？这是一个值得检验的问题。我们只是提出一点：没有任何科学能够单单在说“不”的范同内；它也必须通过说“是”来证成。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是”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那么我们同样也没有什么“不是”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这说明，对政治哲学说“不”，实质上暗示一种“是”。说“不”是批判，是划清界限并澄清前提。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什么是政治哲学。对政治哲学概念的证成是不可能的。
第二，我们应如何看待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定义。施特劳斯把政治哲学的实质内容首先看做是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的或好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当我们思考“好公民”、“好人”这些词的含义时，好的社会政治制度概念的实践意义就得到最为清楚的展现：“做好公民的含义完全取决于政治体制”，但“好人的含义时时处处都相同。好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等同于好公民——最好的政体中”。若要辨识施特劳斯的好人观念，其理智能力不能限于某一传统或随时随地变化的标准。我们公认施特劳斯是政治哲学家。其原因也在于，他可以算是进行政治哲学证成的肯定派。可是，奇怪的是，在施特劳斯的著述中，我们并不能够满意地找到关于什么是政治哲学的定义。
在施特劳斯的回答中，大家引用得最多的是他在耶路撒冷的关于“什么是政治哲学”的讲演稿。在那里。他讲政治哲学的主题就是讲“两个城市”的事情：即“正义之城和忠信之城”。同据施特劳斯的这一同答，政治哲学的主题算是讲正义和信仰。但是，施特劳斯的著述主要讲的是古典政治哲学家在哲学上的正确。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自然法的真正创立者，哲学上是正确的。至于无论是斯多葛学派、中世纪的自然法，还是启蒙时代的自然权利学说，哲学上是不正确的。更不用说，后来，罗尔斯的《正义论》，都不能被看做哲学上是正确的。有人可能心里不服气，他也许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难道不是正确的政治哲学吗？不是有人说，研究政治哲学不能绕过罗尔斯吗？施特劳斯太狂妄了。
那么，我们猜断，施特劳斯自己又会怎么对待这个批评呢？他自己认为，他对关于什么是政治哲学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是临时的。而我们这些外行只能自己想办法用比较自由的方式来回答。这里，对于施特劳斯关于政治哲学的解释，我们甚至无法试着做出总结。有两点给笔者的印象最为深刻。一是他做学问其实很“低调”。施特劳斯不搞作为普遍的政治哲学定义，这是因为从以上任何一种视角单独做出的定义都必然是不尽人意的。而且施特劳斯很少以自己的名义说话。他通过悉心阅读经典著作，竭力摆脱学术霸权的姿态。他在自己的著作里更多的是把自己装扮成政治哲学史家。所以，我们认为，关于什么是政治哲学的定义也可以从政治哲学史中去理解，特别是可以从政治哲学的实践的历史中去理解。二是施特劳斯力图重新勘定政治哲学的地盘。哲学本质上是政治哲学，这是施特劳斯最引人注目的论断。或者根据施特劳斯的理解，现代政治哲学本质在于它瓦解它自身的任何基础，因为任何被称为“基础”的，立刻被认为是传统的一部分，于是受到批判，继而被解构。这当然是政治不正确。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这个论断与以下论断呼应：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我们可以补充说，我们也不能从中国社会某一阶段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认可中推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政治之间有一种先天和谐。所以，我们更加真切地认识到，只有对一些貌似政治正确的东西加以哲学拷问，我们才能将社会主义理想和希望建立在稳固的根基之上。
二、政治哲学的启发价值
今天人们把哲学本质上当做政治哲学来看待，根据是很深刻的。这个根据就是我们的世界首先就是一个坏的世界、异化的世界或献身于“集体自私的”（社会）世界。大多数政治哲学家对人性都有尖刻的讥讽。他们讲政治哲学，亦即讲人的动物变形的故事。我们须认清这个事实。然后才能想想你为什么觉得大多数人还是好人，他们有自己的信念，他们相信正义的重要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四点分析。
第一，分析政治哲学与生活的切关性。先做一个假设，每一个人当然都想过上美好的生活。但何谓美好生活是政治哲学的追问。今天我们讲中国梦，实际上是讲中国人的美好生活追求。讲中国人的美好生活追求，也要讲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因为其最终目标起码也是对最好的政治体制的建构。但有人说，古人讲理想！所以，古代的雅典和中国，政治哲学就已经萌生了。可现代人讲现实。政治哲学不再可能。我们可以广义地称这种观点为“唯物论”。政治哲学是跟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东西。你不能不追求美好生活。这是所谓本真的欲望。这之所以是本真的欲望，是因为人人都愿望真的美好生活，尽管他实际愿望的也许是看似美好的生活。这一原则从反面也许能得到更好的表达：追求美好生活不可以逃避政治哲学的要求，就像“好公民”不能逃避纳税的要求一样。就连在某一个场合（关系），如菲佣和主人，士兵和将官、小孩与父母的关系中，我们都可以确信那里面包含着政治（哲学）问题。
第二，政治哲学为什么不再作为第一哲学。我们能够按照如下论证来表述这一点：现代人很现实。一心只想有套花园洋房，有份薪酬不菲的工作，还要有能力让孩子受洋教育，此外，扪心自问，还有什么更高的理想吗？没有！罗尔斯这样的道德哲学家在讨论碰到价值冲突怎么办时，居然是援用“到哪里度假”这样显得挺“平俗的”例子！还有，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科恩对正义的强调，也是举旅行团体如何能够实现公平这样的例子。想想看，这就是如今一个叫做政治哲学家的最高智慧。如果罗尔斯、科恩觉得自己在政治哲学研究中的“成果”就是“度假”或“旅行”，那么这等同于他们摆脱哲学的解释而将正义缩水成公平。他们是如何思考这个世界的呢？让我们看看古人在探讨什么，就知道观点看法随着时代变迁变化得有多大。换句话讲，现代人为什么不讲讲“为正义而正义”。不讲讲政治生活的目标即德性，不讲讲“唯有人有自尊心，会尊重自己因为会自我鄙夷”呢？这实际上问为什么现代人不再定位于一个社会可能选择的最高而非实际的目标谈论社会生活？这等于问现代政治哲学当能够让公众愉悦时就是可称许的吗？谁只要抓住公众状态的政治或社会理论思考的平均状态就可以配称学术大师吗？实际上，罗尔斯、科恩等人调低所有社会实际追求的（理想）目标无法就此止步。但我们更强烈感到的不是他们的著作寻求、甚至“勾引”公众的特点而是他们所解释的现实。用马克思的话指证这种现实就是。“庸人希求的生存和繁殖（歌德说，谁也超不出这些），也是动物所希求的”。然后用尼采的一句话作补充说明：“从现在起再也建立不了的东西是一个按照前人理解的社会。我们缺乏所有建立这个社会的东西，首先是缺乏材料，我们大家都不再是建立这个社会的材料。这是时间造成的事实”。
第三，关于什么是“重要的东西”的概念的变迁。观点看法随着时代变迁变化得有多大，我们已经可见一斑。再举个小例子，在一本很古老的精神病学教科书上，谈到“什么是公正”这个问题，和“别人受到惩罚”这个回答是被作为低能症的病态来描述的，而在今天，它却成为法律观点的基础。可见，在今天，更重要的是，把“重要的东西”的物质性概念置于诸如思想的忠诚、坚贞可靠、纯洁以及类似于对荣誉的武士道式崇拜的非物质性的东西之前了，相当于“笑贫不笑娟”，即我们对待“贫”与“娟”的道德评价发生了逆转。从这一观点出发，现代政治哲学经常把利益与理想对立起来。对前者的重视可以解释对后者及其处理方式的轻慢。普莱斯纳曾经告诉过经过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人。德国要成为欧洲的一个“正常”国家，就要降低理想目标，以便不会为保存社会被迫犯下并非必要的兽行。让利益政治取想政治，这是普莱斯纳自己的观点，大概也反映了所有现代政治哲学的观点。所以，有人担心，现代人面对道德和政治的选择已经无据可循，利益便成了关键所在。换句话说，现代人按照利益而非按照理想或原则做事情，这是现代性特点。批评界津津乐道于那些罗尔斯始乱终弃的形而上学的理念，事实上，罗尔斯自己也承认他搞的不再是哲学，而是政治。谈什么重叠共识、宽容，罗尔斯自认为这是现代政治哲学所应当抓住的基本品性，至于那种政治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就免谈了。我们也可以说他不再从种种根本且永恒的问题角度来看人或社会。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世界上，重要的东西的确很多。除了利益，还有安全，等等。譬如食品安全也与每一个人都有关，对于普通老百姓的好生活似乎也很重要，但是哲学家为什么却从来没有公开谈论过食品安全的哲学。每个人都知道，对食品安全的追求并不等同于一个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然而，如果今天食品安全构成的问题，比如说，黑心的商贩贩卖假羊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野蛮事实会形成大的社会危机，那么，解决这些危机总应当有一套办法，或者是自由主义的，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换句话说，关键是政治哲学怎么为这些理论撑腰打气。只是在这一意义上，食品安全问题理所当然地就是政治哲学问题。因为这种危机隐藏于人性信念的危机，也就是政治哲学危机。
第四，社会正义问题至关重要。正如前面表明的，正义问题乃是政治哲学的主题。简单地说，正义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对待他人的问题。但通过宣道和劝告性言辞，并得不到正义。持各种论点的哲学家都指出一个事实，即市民社会中的他人却往往忽略我们的利益。只重视他们自己的利益。从许多地下工厂制造的食品，制造者本人从来不吃，就是一种反证。因此，正义的问题也是我们如何在不贪图自己的利益条件下按照应该得到的给予他人。不消说，这首先关乎可能性及其范围。
这里，我们必须处理一种流行的误解，它容易让社会主义正义何以可能这个问题变得含混不清。让我们援用科恩对社会主义正义问题的批判。他以与朋友旅行为例，说明社会主义正义原则在多大范同内可能实现。大家知道，人们去旅行当然有很多目的。其本真的意愿是为了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跟朋友一起旅行比较容易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因为那样的旅行过程潜在和显在地实现着几个基本原则。一个是平等正义原则。一个是共享互惠原则，一个是互信合作原则。所有这些原则都是确保旅行美好的条件。此处我们详细地来例举一种看来不算离题的情景。例如，在旅行途中，张三用了两个小时辛苦地发现了一颗枣树。他向大家宣布了。其他旅友高兴地大喊：我们已经饿了三天了。现在，终于不用挨饿了。这个时候，张三可能会说，你们当然可以共同享用这颗枣树，但这是要么减轻我背的行李，要么在早餐给我更多的香肠为条件的。当张i这样说的时候，大家会怎么想？有两种可能性：大家欣然接受，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也有可能，有人会很真诚地批评张三把那颗枣树的一种所有权归为自己的做法。但是，这两种情况都表明，团体旅行的同伴之间容易形成社会主义式的相互帮助、相互照顾的准政治治理结构；我们据此可以进一步设想，在一个由朋友组成的规模不大的旅行团体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赞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甚至会赞同“各取所需，按需分配”的基本原则。
不过，科恩提出，这样的原则在人数倍增，例如在一个城市人群、甚至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是否能够实现的问题。我们发现，针对科恩的问题，有两种回答：即肯定和否定的回答。例如，处于19世纪的马克思肯定地认为，能够实现，只要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起来搞社会主义；但是，还有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马克思在当时从不曾为这一目标制订特定的战略和战术以确保自己的教诲在死后获得成功。当时的社会主义者肯定社会主义，实际上也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知道社会主义必然到来，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当时的社会状况很不公正，是“剥削”，是“压迫”，而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是正义的要求。他们提及社会主义的设定，既是一种宣传，又是一项要求。所以，要认识马克思的巨大成功，人们有必要清楚地把握社会主义奠基其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违背这一原则，社会主义就实现不了。还要补充一点。有人认为。奥巴马推进美国的全民医保是搞社会主义，这完全错了。奥巴马的主张是救助于自由主义之一种，正如科恩的社会主义观念也并不是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社会主义一样。
当然，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其他制度可供选择，连号称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批判也仅仅是希望改进它。科恩就此做出了否定性的回答。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原则虽然很吸引人。但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更不要说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科恩的基本理由有三点。一是人性恶或自私。在现代社会，存在市场竞争，那种像小时候对待邻居、朋友、兄弟那样的美好光景不可能作为可欲的社会秩序来实现。贫乏的社会技术也是实现共同互惠合作的障碍。科恩认为，今天为什么有很多社会主义者向右转，支持市场社会主义原因也在这里。西方思想经过几百年的启蒙，是如何易于给“人天生自私，天生就只有自私，从而坏，但他们能够变得有社会性、有公共精神或者说变好”的政治哲学教诲以尊重的氛围。二是现实困境。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政治哲学预言，而且是一个希望。经马克思列宁主义解释，尽管社会主义成为现代政治思想有力的趋势之一，从而社会主义的正义要求要比迄此所设想的迫切得多。但正如科恩所理解的那样，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在国家政治经济的层面上去实现它。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开始，社会主义走过一半的历史旅程，今天似乎又步入一片幽暗的森林，甚至有给人迷失了正确的路径的表象。三是这个世界并“不好”，至少不是“基本上好”，但却很真实。科恩在陈述“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的理由时，在伦理学、形而上学中，确立起“真实”和“虚假”的区分。科恩观察到，迄今为止的每一种市场，包括社会主义市场也都是掠夺性的。要超越这种掠夺的努力也是失败的。但他又认为，我们不能让反动的力量增加勇气，我们因此也不能放弃社会主义理想。从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只能依照道德的意义加以理解。
不过，科恩“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的理由也面临严重的理论困难。主要原因在于其政治教诲的理论基础是一种从类似“弗雷格式的心理状态”之特质——一种相信社会主义却不管社会主义是否为真的“信念”——加以显示的。有一个人使科恩的理解方案更为激进，这个人就是海德格尔。人们很快就想到早于科恩的海德格尔对非本真历史意识的批判。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自称是一部现象学著作：它讨论事物如何对我们显现，而不关注它们本身可能被想象为怎样。在我们看来，如果有一个例子能够说明对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失去信心，那么非谈海德格尔的例子不可，亦即谈那滥熟的《存在与时间》和他的关于尼采的讲座。在20世纪欧洲大陆的许多哲学运动中，面对道德和政治选择的无据可循，“为决定而决定”、“为行动而行动”成了时代潮流。自从海德格尔哲学流行以来。时人渐渐熟悉了一些新的哲学词汇，诸如“烦心”、“怕”、“畏”、“无聊”、“向死存在”、“被抛态性”、“投身”。海德格尔用这些词汇说明人的存在的历史性。他试图从生存本身来确定方位，从而促使他在理解政治事物的方向上发生生存存在论的变革。具体地说，一方面，对海德格尔来说，这些词汇说明了过去那种把严肃对待正义、神志清楚当做道德和政治选择的优秀品质，其实是建立在有限性的深渊之上的。1933年5月，时任校长的海德格尔在弗莱堡讲座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道德政治可以没有坚实的思想根基，那么科学会变成什么模样？想必，当一所著名的大学校长跟在场的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时，这肯定不单单是把他的听众搞得神志不清了。甚至在世界上的任一所大学里，它都可能使人不知所措；因为那时正逢法西斯主义风头正劲的时候。另一方面，对海德格尔来说，这些词汇的出现意味着哲学的终结。所以，当海德格尔拒斥以道德方式阅读他的著作，就增加他被人指认为默许自己成为政治工具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