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4 17:07:3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世界经济发展阶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字：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特点；形势
一、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特点分析
1、经济金融进入复苏和缓慢调整阶段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持续进步，世界经济也处于逐步深化调整发展阶段，不同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成册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分化。美国经济复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工业生产水平恢复较为缓慢，产能利用率依旧较低，私人消费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失业率依旧较高。而欧元区受到债务危机的影响，其复苏的力度十分有限。新兴市场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普遍遭受了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2、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明确
由于国际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全球股市产生了相应的分化。世界经济处于复苏阶段，然而其复苏是不平衡的。而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趋向明显分化发展。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缓慢，失业率持续居高发展，市场发展缺乏支撑，在短时期内依旧需要宽松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支撑。然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国内经济的刺激作用十分有限，新颁布的货币供应向新兴市场国家流向。而主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增长速度趋于缓慢，然而受到通货膨胀压力，较多国家需要颁布货币紧缩政策。全球流动性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聚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通货膨胀管理的难度。货币升值压力增加，同时资产泡沫也有所增加。
3、经济再平衡难度较大
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要实现再平衡具有较大的难度。全球治理模式的变革处于长期的发展阶段，要缓解世界经济失衡现象，需要主要经济体消费、储蓄以及投资结构的推动以及调整。其关键以及核心在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超前消费以及透支消费结构体系的调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实质上是对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强制性调整，然而随着经济的复苏，世界经济要实现再平衡发展具有一定的难度。
4、宽松货币政策负溢出效益影响加大
主要经济体国家例如美国、日本、欧盟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当中，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给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太高资产价格，从而帮助政府、金融机构以及家庭资产负债表，降低利率以刺激国内投资以及消费，压低汇率以及拉动出口，然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国际上具有十分明显的负溢出效益。一方面，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利益竞争，提升了资产泡沫；另一方面，流动性泛滥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最后，若是资产泡沫以及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增加，为了应对经济发展的滞胀局面，则被迫进入加息通道，从而将逆转流动性过剩现象，充分暴露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最终对实体经济复苏产生影响，并对金融体系造成冲击。
4、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对经济不平衡调整的冲击
在很大程度上而言，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发展现象受到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的发展影响。这种经济不平衡，在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其根本的原因可归结于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以及追逐利益的结果，也是全球产业转移以及重新分工当中，国际资本以及发展中国家廉价要素的结合发展。在全球化趋势无法逆转的背景下，资本、要素的不对称分布，难以扭转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同时，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之下，将要求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增加较快以及明确的成本优势，则能在很大程度上对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进一步的强化。世界经济的在平衡发展需要调整各国的发展方式以及治理结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发展，实现推动消费并且逐步摆脱过度依靠投资以及出口拉动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实现对经济利益的重要调整，需要大量的投入。若是不改变当前以美元为主的国家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依旧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调整发展阶段。
二、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形势
1、发达国家的扩张性货币政策
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大幅度波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为了有效应对债务危机而实施的财政紧缩政策使经济复苏进程缓慢，为了有效推动经济的复苏发展，主要的发达国家将持续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
2、增强对国际资本流动性的监督管理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可了解到，持续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扩大是引发世界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国际资本流动利弊并存，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性的监督和管理，各国政府也应加速监督管理以及改革的发展进程，逐步完善金融框架体系，提高对资金流动性监督管理的有效性。
三、我国的应对策略
当前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较为严峻，宏观紧急面临调整。世界经济的内生动力依旧不足，发到经济体的私人需求乏力，美国依旧面临失业率增加困扰，并且欧元面临财政紧缩压力，日本则持续面临通货紧缩压力，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增加。
要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中趋利避害，则应抓住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机遇，首先，通过扩大内需，保证投资的合力增长，同时优化经济发展结构，尤其是扩大内需，增加消费需求，在推动城镇化以及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过程当中建立消费需求增长的长效发展机制。同时，还应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外发展战略，培养我国商品以及服务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尤其是通过体制改革以及政策的配套发展，持续形成我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优势。
参考文献：
[1] 丁斗. 全球货币流动性泛滥与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J]. 国际政治研究. 2010（02） .
[2] 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衰退 共克时艰推动经济复苏[J]. 中国统计. 2009（02） .
[3] 林新波，李小平. 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及其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J]. 生态经济（学术版）. 2009（02） .
关于发展广告学的学科内涵与研究目标的思考发展经济学里的“发展”不是抽象的、无边界的，更不是泛化的，而是针对发达国家和后发达国家所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的一种关照。我们有必要明确，当某一概念作为学术概念来使用，并上升为学术术语时，必然有其特定学术范畴与学术内涵的规范。当我们使用发展经济学“发展”这一特定学术术语，在当今世界广告发展不平衡的大背景下，来讨论发展广告学问题时，我们是否可以指认:发展广告学的特定学术内涵，就是讨论世界广告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所力图解决的也是世界广告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二、发展广告学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
对发展广告学及其研究与分析框架的思考，我们依然可以回到发展经济学的问题上来。
(一)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从20世纪40年代起至今，发展经济学主要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1.关注资源与资源配置问题
在发展经济学初始阶段，经济学家们将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多归于资源问题。资源占用的不平衡，造成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假设和基本研究结论。资金、基础设备、人力资源等资源的占用不足，被认为是经济欠发达的重要原因。研究强调了经济发展中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入的驱动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问题，认为只要占有充分的资源，经济就会快速发展。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成长，经济学家发现资源的占有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增长。在取得资源的占有后，资源配置问题进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角。通过研究，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最致命的要害是没有效率，因此，如何提高经济效率水平，成为发展经济学家广泛注意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就能稳定均衡发展。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假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征是理性经济行为，其资源要素是流动的，供给曲线富有弹性，而制度的影响是有限的。它将资源没有优化配置的原因，归结为竞争的不充分，以及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而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存在“多结构”性，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计划去干预经济，应加大制定发展计划，提倡由政府进行社会资源配置，以避免市场失效。他们认为经济起飞最重要的前提是政治方面，而市场机制的均衡力量不会自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政府应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结构主义所强调的，是政府制定的“计划”，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制度层面的问题还未受到学者注意。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信息不完全、高交易成本、市场不完善、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规模报酬递增、多重均衡和路径依赖等现象”，市场失灵的范围超出了之前认为市场可自动调节或通过政府干预的程度。因此，这一基本研究结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于是，发展经济学进而关注制度问题，力图从制度层面来解读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2.关注制度问题
对制度问题的关注，是发展经济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也是目前正经历着的一个阶段。经济增长的实践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存在许多结构性矛盾和制度上的缺陷。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政治体制、土地制度、金融机制等存在不完善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按照工业化、城市化等模式推进，就能实现充分的市场化，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但由于“制度性”的缺陷和不足的存在，它们成为了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关键问题。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让发展经济学从中得到借鉴。在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家以制度要素、知识要素为核心，借用各种技术性分析工具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虽然资本积累、技术引进和创新、产业结构变化、人力资本投资等资源因素仍应得到关注，但研究发现，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要素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这些制度要素包括:“政府的组织与运营能力、社会的政治适应性、公平分配与再分配制度、规范与非规范的交换协议、激励机制的设计等等”。经济上成功的国家往往拥有一个有效的、稳定连贯的制度，因此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制度创新、设计来满足它们相当大的制度需求弹性。资源与制度，是发展经济学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的两个核心基点。
(二)关于发展广告学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的思考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与分析框架可成为发展广告学研究框架建立的重要借鉴。
1.资源问题的分析
同为资源问题，但经济发展资源与广告发展资源的资源要素却是不同的。发展经济学关注的资源问题，重在传统经济学重点关注的土地、人力、资本等重要的生产资源要素。然而就广告发展而言，最基本的资源要素却是经济资源和市场资源，即经济总量与经济潜量，市场总量与市场潜量。其他还有企业资源、媒介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正是上述各重要资源要素占有的差异，造成世界各国各地区广告业发展的不平衡。其实，世界范围的广告研究，早已开始关注类似的问题，诸如各国各地区广告业发展核心竞争力问题的研究，所涉及的就是诸多资源占有的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资源问题的分析，毫无疑问应成为发展广告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2.制度问题的分析
正如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经历的一样，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占有优势，并不必然形成发展优势与竞争优势，这里有一个资源创新与资源优势转化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制度。广告发展同样如此。西方发达国家，除美、德、法等国外，以英国为代表的广告业的发展，日、韩包括台湾广告业的发展，印度、巴西、俄罗斯广告业的发展，都值得我们从制度层面去思考。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广告制度造成了不同的广告产业发展现状。制度经济学以为，制度也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制度安排的好坏，同样直接影响生产效率。制度问题的分析，同样应成为发展广告学研究的又一重要维度。资源与制度，同样是发展广告学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建立的两大基点。发展广告学诸多问题的讨论，都应置于此研究框架与分析框架之中。
三、发展广告学的国家案例研究
在梳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历程时我们发现，国家或地区案例研究是发展经济学研究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最基本的研究路径。
(一)发展经济学的国家案例研究
发展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当我们在解读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时，涉及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以及对这种差异的解释。由于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外部环境条件都有所区别，因此很难把全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和模型结构中讨论。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经济学家就开始注重所谓“类型学”分析，即:“对不同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根据它们的具体情况，寻求不同的发展道路”。发展经济学家试图在国家或地区案例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比较分析、归纳整理和理论抽象，以此来修正过去研究存在的缺陷。这样的研究就是要求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与实践相结合，实证的案例研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功能、市场与政府失灵和发展的政策效果研究将成为今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这种描述性与阐释性的研究，都是宏观层面的。需要指出的是，当经济学从微观走向中观、宏观时，经济学依然遵循和谨守其实证研究的传统。发展经济学中的国家案例研究，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实现着传统经济学实证研究传统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延续。
(二)发展广告学的国家案例研究思考
如前文所提，发展广告学重点研究的是世界广告发展不平静的问题。假如这一前提成立，世界广告发展中的国家或地区的案例研究，似乎也应成为发展广告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研究路径。唯其如此，方能有效规避如此宏观问题的研究过于空疏化，方能有效实现宏观问题研究中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互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对接，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对话。在中国内地发展广告学问题正式提出之前，诸多内地学者就已开始着手于世界广告发展的国家或地区案例研究，譬如:美国广告业发展路径与发展模式研究，日、韩广告业发展路径与发展模式研究，港、台广告业发展路径与发展模式研究，等。这些典型国家或地区的案例研究，将成为今后发展广告学研究继续深入、拓展的基础。当然，这些问题的研究，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还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但内地学者在此方面的努力，却是值得高度关注和重视的。
四、发展广告学的中国问题研究
中国问题研究，自然是发展广告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并非像有学者所主张的只应注重中国问题的研究。一个学科的建立，自应有世界普适意义。如果发展广告学只专注于本国问题研究，那就失却其本应具有的更广泛的学术价值。发展广告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是发展广告学典型的国家案例研究。只有各国学者都重视本国经验的研究，才可能为发展广告学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实证资源与实证经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世界广告研究，较少有学者展开本国广告业的发展研究，在这一领域，中国大陆学者可以说是走在了世界前列。欧美的广告研究，引领着世界广告研究，但在研究内容上，仅局限于“广告本体”，对广告进行“产业”层面的研究，至今阙如。中国学者近年的广告研究，从“广告本体”推进到“广告产业”，并在全球视域下，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框架下，着重中国广告产业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的研究，此应视为中国广告学者对世界广告研究的一大贡献。中国广告产业研究起步于2004年，通过对广告产业相关研究论文整理后发现，至2011年底，中国广告学者就此问题在广告学、传播学的重要期刊上达413篇。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大学、西北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广告学者对此关注最盛。学者的关注视角主要集中在广告产业发展升级、产业结构、产业制度、产业竞争力以及广告市场研究这几方面瑏瑡。广告产业的研究既回应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极大地拓展了世界广告研究的范畴，丰富了世界广告研究的内容。1979年，大陆广告市场重开，30多年来持续高速增长，至2010年，大陆广告市场已居世界广告市场第三位。2012年，中国广告市场营业额同比增长了30%以上，突破4000亿元瑏瑢。然而大陆广告产业却存在低集中度和外资化倾向等严重问题。大陆广告产业的现状是:高度分散、高度弱小的本土广告公司面对着强势的外资广告公司的竞争。经计算，大陆2010年广告业行业集中度CR4=15%，CR8=22.41%，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113，这些数值都表明大陆广告市场是低集中度的竞争型市场。这样的产业现状为学者们多从制度安排的层面来检讨问题，并着力探求大陆如何发挥自身的后发优势，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以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超越提供了研究背景。广告产业的研究既回应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极大地拓展了世界广告研究的范畴，丰富了世界广告研究的内容。大陆学者此一领域的研究努力及其成果，堪称世界广告研究的一大重要贡献。
五、结语
关键词
世界经济
中国经济长三角区域经济
本研究报告旨在从大趋势分析与战略预测的视角，从国际经济格局、宏观经济运行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层面，对未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处于的大环境，进行前瞻性研究。研究报告分析预测的时间跨度为2011～2030年。
一、国际经济政治环境
当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成员，国内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走势息息相关。浙江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先行省份，必须放眼全球，把握好世界大势，深刻认识世界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性特征。世界经济大体在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周期性波动中前进，有为期3～5年的基欣周期，为期9～10年的朱格拉周期，为期5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是经济长周期的一个阶段，将产生深远的不确定影响。我们必须着眼经济中的长期发展趋势，才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短期经济走势。为此，课题组从国际经济长周期及阶段特征出发，研究未来20年浙江面临的世界经济政治环境。
(一)基本论断
未来20年，世界经济处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中期(衰退－萧条期)和后期(萧条－复苏期)。1980～2030年左右，以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和创新性的大范围应用扩展为特征，辅之以风险资本等一系列金融工具创新，形成了新一轮的康氏长周期。在这一轮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康氏长周期中，1980～2005年是复苏一繁荣期(新经济的发轫兴起和迅速扩张期)，2005～2015年是衰退～萧条期(金融危机的酝酿及爆发和扩散期)，2015～2030年是萧条一复苏期(震荡缓慢复苏到平稳复苏期，直至新一轮周期)。在康氏长周期的中期和后期，科技创新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等总体上出现根本转变的可能性不大，但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对全球经济政治多极化格局带来新的冲击和变化。
(二)基本特征
1，全球科技创新的总体和局部变化。革命性的重大科技创新是推动康氏长周期发展演变的根本动力。未来20年，爆发新一轮推动产业革命性突破的重大技术创新可能性不大，世界科技创新总体上将处于孕育和深化应用阶段，但是在局部科技领域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形成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支撑和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现有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应用创新将持续加快推进，信息技术向泛在化、网络化、智能化拓展，在制造业、服务业以及教育、医疗、交通、应急管理、社交网络等经济社会领域的应用日益深化，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第四代移动通信以及遥感、全球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卫星定位导航系统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功能基因、生物医药等为重点的生物技术，以节能环保、绿色发展为方向的新能源、新材料、环境保护等技术有望出现局部乃至比较重要的创新突破，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一些新的动力，并为下一轮重大科技创新奠定新的基础。
2，国际金融体系的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深化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考虑欧美经济综合实力、货币控制力和金融创新能力，未来20年，美元和欧元等发达国家货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不会有根本性动摇。但是艰难缓慢的经济复苏将使美元国际地位继续下滑，华尔街对世界金融体系的控制力将遭受越来越多的挑战。欧洲债务危机使得欧元区进退维艰，放弃独立货币政策使欧元区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大打折扣，争取独立货币政策又将使欧元区走向动荡乃至崩溃。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历史性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人民币国际化地位的提升，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和金融将成为稳定和创新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新生力量。人民币通过货币互换、区域化逐步走向国际化，逐步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结算，有望成为新的区域或者世界投资贸易结算货币和国际储备手段，进而推动国际金融格局深刻变化。
3，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国际贸易失衡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重要问题。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体推行“再工业化”，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从出口导向转向扩大内需，国际贸易格局将呈现新的变化。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工业和市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将有所抬头，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各种显性和隐性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增多，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出口。中国进出口总额有望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由于国内外经济结构的转变，中国外贸顺差有望大幅缩小甚至阶段性出现贸易逆差。除了南北贸易之外，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贸易有望进一步加强，在部分地区和部分贸易领域形成新的贸易格局。
4，国际社会应对气候问题引发的变化。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治理的重大问题。虽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共同行动争议不断，但是绿色低碳的革命仍将产生深刻影响。考虑现有资源能源消费状况以及世界经济发展变化，未来20年，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不会发生太大变化，海洋石油、煤制油、煤制气将为化石能源消费提供新保障；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消费比重逐步上升，将还不能替代化石能源。碳排放、主要污染物排放等总量增长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但是环境恶化趋势总体上将有所缓解，生态补偿、碳排放交易等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将逐步完善，绿色、低碳、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将日渐盛行。
5，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平、发展、合作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题，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期盼，但在未来20年国际政治多极化均势调整和局部动荡将出现新的不确定的形势变化。欧美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下降，全球政治影响逐步减弱，但发达国家在科技、金融、战略资源、人才、军事等方面的领先优势将维持较长时期。新兴市场经济体国际话语权逐步增强，但在崛起道路上仍将面临不确定环境下的经济波动、政治民主化、地区局部冲突等诸多严峻挑战，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都将带来转型与发展的巨大压力。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政治形势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欧美等发达国家由于经济衰退、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等问题存在引发新一轮社会变革和政治动态的可能性，北非、中东等伊斯兰世界局部地区动荡局势深刻演变，美国向亚太地区的扩张，以及南海潜在冲突有显现和加剧的趋势，
这些都可能对全球政治环境带来多变的、无法预计的影响。
(三)发达经济体主要特征
l，发达经济体在近期将处于康氏长周期中的朱拉尔中周期的危机-清偿阶段。经济增长经常会面临间歇性的衰退-萧条危局，欧洲债务危机频发并呈现出阶段性的扩散趋势和“债务货币化”的冲击，引发全球经济阶段性波动甚至“二次探底”，中长期会在振荡复苏中走向平稳复苏。
2，金融创新步伐逐步放缓。失去重大科技创新的支撑，在后国际金融危机的震荡期，发达国家金融发展的微观基础脆弱，金融创新失去方向。前景和目标不明环境中的金融创新，反而会使金融体系的风险不断加大并时常暴露。
3，技术和产业转移会处于时快时慢的纠结困境。一方面，发达经济体试图要积极推进技术和产业转移，优化产业布局，重塑产业优势；另一方面，又由于担心国内“产业空洞化”和失业问题，在面临衰退萧条时又要着力推进“再工业化”，从而控制高新技术和产业的转移。
(四)新兴经济体主要特征
1，经济增长步伐较前一个20年相对放缓。受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及震荡的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环境相对不稳定，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多加大，周期性波动频率增加。但新兴市场经济体总体上升的趋势仍将保持。
2，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速。主动接受发达经济体技术和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大，加强自主创新、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内生动力增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产业转型升级方向和路径多元化。
3，“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加大。更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在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中，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趋势可能出现分化，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增加。
需要强调的是，未来20年全球经济政治演变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世界范围内的制度竞争及话语权的竞争将加剧。当前世界各国还没有完全走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甚至在部分国家，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了社会政治动荡，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和部分国家经济政治形势恶化的风险仍然存在且有可能蔓延扩散。如果世界各国不加强政策协调，特别是发达国家如果不承当应尽的国际责任，反而用自身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地位遏制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如果不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妥善应对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各种挑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可能出现更多的不利变化。
二、国内经济社会环境
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大体都会经历以下三个阶段：一是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迈进的阶段，该阶段的特征是经济高速成长，国民普遍受惠，活力与稳定兼备；二是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阶段，该阶段是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三是进入高收入后的发达阶段，该阶段的特征是现代化得以实现，经济社会发育成熟。改革开放后，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4000美元，已经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的过渡。鉴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涉及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课题组以此为研究视角，对未来2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与趋势进行了研判。
(一)基本论断
未来20年，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仍然向好，但受国际经济长周期及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加上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的制约，经济增长速度将相对放缓。预期到2020年中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GDP总量将达到15～18万亿美元(当年汇率，下同)，逼近美国经济总量，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到2030年，预计中国的GDP总量将达到25～30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确立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左右，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经济结构将进一步优化，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协调拉动经济增长，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现代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初步建立；
――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户籍制度逐步开放，城市化水平达到70％；人口总量达到顶点，劳动人口出现负增长，开始形成了以老龄化为特征的“倒金字塔型”人口结构；
――开放格局明显变化，在进出口总量保持平稳增长态势的同时，外贸依存度逐渐下降，出口贸易呈“产品高端化、地区多元化”特征，中国企业“走出去”进一步加快，对外收购成为大势所趋；
――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明显增强，政府职能有效转变，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性明显加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高。
(二)基本特征
伴随着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跨越，我国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开放格局、社会结构、政府职能等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将会随之产生深刻的变化。
1，投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发展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结构将会出现不断调整与优化的过程。未来20年间，由于初始条件的差异性，中国的不同地区间将出现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并存的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在整体水平上仍将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投资率。但是，投资结构上将出现以下重大变化：一是在投资方向上，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将降低，对研发设计、更新改造、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消化等方面的比重将大幅提升；二是在投资主体上，国有经济投资比重将不断降低，随着产业管制出现实质性的放松，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非国有投资比重将明显提升，投资主体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
2，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所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国内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目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城乡居民家庭面临着普遍的消费升级问题。未来20年，中国的消费需求将呈现三大特点：一是消费总量规模的大幅提升，导致其发生重大变化的动力主要有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收入分配格局的不断完善、中西部地区发展所产生的新需求等；二是消费结构将日益呈现多元化特征，住房、汽车、教育、文化娱乐、休闲旅游等为主的享受型、发展型消费支出将明显增加；三是消费质量、消费能级不断升级，品牌化、个性化消费人群扩大，中高端消费比重提高，更加注重消费的安全性、舒适度和社会认同感。
3，开放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发展经验表明，根据发展阶段不断优化调整出口导向战略以及对外贸易结构，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因素。未来20年，随着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地位的确立，对外开放整体格局将呈现深层次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进出口总量规模保持平稳增长，对外贸易依存度将不断降低；二是进口方面对能源、原材料
等方面的需求将会进一步提高，欧美对中国进口管制逐步放松，对高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增加，出口方面精加工、深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将明显提升，同时，中国与非洲、南美、东盟等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力度将不断加强；三是外资将更多地采取并购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成大势所趋，对外收购现象将愈加普遍。
4，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经验表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要加快推进社会结构转型，实现发展的重心从财富增长向民生福利的有效转变。未来20年，中国的社会结构将在以下三个方面出现深刻的变化：一是中等收入群体和现代职业阶层快速形成壮大，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各类企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等一批新的社会阶层迅速形成；二是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等社会组织将大量涌现，市民主体意识显著增强，人民参与经济社会管理的权利不断扩大；三是社会管理参与机制不断创新，政府的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5，政府职能发生重大变化。转变政府职能，全面地推进制度建设，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未来20年，我国的政府职能变化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展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大社会、小政府”的格局初步确立；二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政府开支约束增强，财政支出结构较快地向公共财政方向转变；三是凝聚改革共识，推动系统全面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同时，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在长期将保持相对稳定，相机抉择政策的频率将相应减缓。
由于一个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复杂系统工程。如果在未来的20年间，中国对发展中的问题不能有效地加以协调和处理，特别是在以下方面出现偏差，则落入“陷阱”的风险也可能增大：一是发展战略调整缓慢，不能顺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丧失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活力；二是在教育和科技方面的投入力度不够，人力资本存量不足，难以随着经济增长及时改善要素结构，导致自主创新及发展动力不足；三是收入分配等社会不公问题无法有效解决，引起社会两极分化，导致社会不稳定和内部纷争；四是不能及时进行深入的改革和系统的制度建设，不能及时完善法律制度、更好地界定公共权力的行使边界，导致公共权力的过度扩张或不适当收缩，政府能力的弱化。
三、区域经济社会环境
未来20年，上海及长三角在世界的地位将不断提升，长三角内部将加速融合且一体化进程日趋加快。上海及长三角在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对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且直接的影响。
(一)基本论断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长三角地区将超越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以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和荷兰阿姆斯特丹为核心)、英国的中南部城市群(以伦敦为核心)、日本的东海道城市群(以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为核心)以及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以芝加哥、多伦多为核心)，成为仅次于美国波士顿城市群(以纽约为核心)的世界第二大城市群，而上海都市经济圈也将成为仅次于纽约的为世界第二大都市经济圈。
――经济总量方面，到2020年，长三角地区经济总量达到4万多亿美元(当年汇率，下同)，人均GDP可达到2万美元左右，率先进入高收入地区行列；到2030年，长三角地区经济总量将达到7～8万亿美元，人均GDP接近4万美元，成为全球高收人人群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
――经济结构方面，到2030年，长三角地区将形成现代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占GDP比重将大大超过一、二产总和，其中上海服务业比重将在80％以上。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日益向上海、南京、杭州等核心城市聚集，而先进制造业的分布更趋向于二、三线城市以及其他沿海地区。发展质量方面，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使用比例、能源利用效率和资源回收利用水平均处于国内最高水平，形成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战略地位方面。长三角地区成为全球主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基地。拥有一批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辐射作用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成若干规模和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先进制造产业基地和现代产业集群；长三角地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亚太地区主要国际门户。基本建成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形成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我国乃至亚太地区参与全球合作与对外交流中发挥主导作用；长三角地区成为全球最具活力和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上海建成具全球意义的国际性大都市，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上海与作为长江三角洲发展腹地的周边城市在发展的维度(产业、社会、环境)和制度的维度(理念、体制、技术)等方面实现整合，成为全球世界上经济最为活跃和高收入群体最为密集的地区。
(二)基本特征
L上海将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进而带动长三角地区形成较高水平的国际化程度，形成交易、定价和信息功能齐备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的金融机构体系。上海将成为集股票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票据市场、期货市场、金融期货市场、黄金市场等各类金融市场最聚集的城市之一。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成，首先将大大增强上海服务长三角、长江流域和全国的能力，为建成全球主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提供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其次，有利于拓展金融资源运作空间，直接支持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实现“两大中心”的资源互动。借助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积极发展航运的金融服务需求，上海金融中心将发展船舶融资、海上保险、资金结算等高附加值业务，掌握行业制高点和国际话语权，成为世界公认的船舶融资业务中心。
2，长三角地区将建设全球最大的物流集散中心。长江沿河和东海沿岸的港口资源得到充分整合和利用，与航空、公路和铁路等形成了最为完善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其中，集装箱总吞吐量到2030年将突破30000万标箱，煤炭、石油等货物吞吐量突破200亿吨。并成为集期货交易、运输集聚和金融结算为一体的全球最大的大宗物商品交易中心。这一中心将运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电子商务技术和现代市场交易技术，成为连接国际、国内市场和多区布点大宗商品集散地交割仓的电子化交易平台，建设成为具备港内外运输合理化、仓储自动化、包装标准化、装卸机械化、加工配送一体化、信息管理网络化等现代物流特征，并拥有集资金流、商流和信息流于一体的商贸型综合物流体系。
长三角地区将逐步建成集装箱运输系统、外贸大宗散货海进江中转运输系统、江海物资转运系统和客运系统，江海联运、海海联运、海铁联运等物流集疏运模式将得到迅速发展。随着长三角地区建成全球最大的物流集散中心和大宗物商品
交易中心，长三角地区的区位、港口、资源、市场和开放优势将得到进一步发挥，将极大提升大宗商品的交易服务能级，提高现代服务业水平。长三角内部也将建立统一的要素市场和高效畅通的现代物流网络，极大地促进交易商融资融货、降低贸易成本、增加贸易机会、加快资金周转。
3，长三角地区将成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中心。在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的带动下，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地区内的产业分工不断优化，并建成集研发、生产加工、国际营销和全球商务为一体的世界制造业中心，特别在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并成为世界级的大型制造业企业总部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
未来，长三角地区将充分发挥区域在研发、设计、制造及服务方面的综合优势，不断增强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具有强大的区域产业协作配套能力和分工体系。这种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中心不是由境外企业控制的“世界工厂”或“加工场”角色，而是一个拥有自我创新能力、自主知识产权、独立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全球化的制造业基地。上海也将成为国际性的管理控制中心，成为跨国公司和国内大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的所在地，区域内逐步形成一个以上海为“龙头”的一体化现代产业体系。
4，长三角将成为国际人才高地和国际创新高地。随着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长三角地区将建成以上海为龙头的集聚能力强、辐射领域广的国际人才高地、国际创新高地，成为国际商业模式创新的发祥地、海内外高层次人才的选择地和科技创新资源的集聚地。在长三角内部，将形成统一开放的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等各类要素市场，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创新体系，在重要领域的科技创新水平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发挥对全国乃至全球的带动和引领作用。
未来二十年，长三角地区建成国际人才高地、创新高地，可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人才结构优化协调互动，使人力资源体系更符合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通过人力资源结构的优化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同时，可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重要基础性资源性作用，使长三角真正成为集产业、科技、人才为一体的资源集合平台，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同时，长三角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也将面临以下几个挑战：区域内各城市发展定位和内部分工不够合理，区域整体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交通、能源、通信等重大基础设施没有形成有效的配套与衔接，不能形成要素合理流动的制度环境和市场体系；经济发展面临土地、能源匮乏等资源环境约束；社会事业发展有可能出现不平衡的情况，城乡公共服务水平或许还会存在较大差距。此外，对于浙江的发展而言，如果忽略了上海国际金融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不积极主动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是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建设以大宗商品交易转运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海洋经济发展大平台的。
参考文献：
1，巴里・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3，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2011中国经济增长报告：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版。
4，迟福林：《第二次改革――中国未来30年的强国之路》，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
5，第一财经研究院：《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危机：大困局带来大冲击》，《战略观察》2011年第19期。
6，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
7，林岗、王一鸣、黄泰岩、马晓河：《2010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报告：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战略》，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8，林毅夫：《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陆学艺、李培林：《中国社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0，迈克尔・斯宾塞、林重庚：《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11，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气候变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2，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3，史正富主编：《30年与60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
14，宋玉华：《世界经济周期理论与实证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15，王方华主编：《2010中外都市圈发展报告》，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
16，浙江省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会：《社会建设研究――浙江省“十二五”社会建设研讨会论文集》，内部资料，2010年11月。
17，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10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绿色发展与创新》，中国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18，浙江省发改委“人均6000美元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人均GDP6000美元以上阶段：国际经验、浙江机会与挑战及“十二五”时期对策》，内部资料，2009年。
19，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5年版。
一、认识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
资本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质，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国际化，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高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性产物。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理论体系是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他把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放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加以考察。他指出：“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及其未来，归根到底是要分析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分析世界结构可能发生的变化。”［1］1－2布哈林分析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几十年内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与科技进步和生产力迅猛发展相伴随的是世界市场的迅速扩展、世界各部分在经济上的结合更紧密。国际商品流通的日益频繁，国际市场形成了；国际间的劳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国际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在国际“劳动力移动”的同时，资本也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平均利润率，资本国际化了。所有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普遍规律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作用的表现。国际经济联系的发展，促成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体系的发展。经济的国际化过程日愈广阔和深入，各国经济上相互依赖关系已经形成。“一个极易互受影响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成长起来，它的所有各个部分都是相互依赖的，如果一部分发生极微小的变化，就会影响到全体。”［1］18布哈林认识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构建了其独特的帝国主义理论体系与重要范畴，形成了不同于希法亭、卢森堡与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思路与逻辑。他克服了当时研究者不重视资本主义关系变化的倾向，研究了帝国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由世界规模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体系所组成。先于当时的研究者把世界经济作为独立的经济范畴研究，“把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理论从发达国家现象转变为世界经济体系，一种先进国家（工业国家）殖民化统治落后（东方国家）的不平衡理论。把金融资本与垄断资本理论拓展为一个遍及全球的世界经济体系”［2］233。
二、独特的危机视角
在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作一般性分析的基础上，布哈林还着力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崩溃和破产进行分析。布哈林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概念，提出了用以研究资本主义危机与崩溃的“消极扩大再生产”理论。布哈林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过程中，仍然坚持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他指出：“对于危机，不应当从单独一个国家的角度去研究，而应当从所有国家的普遍联系中，从整个世界经济范围中去研究。”［3］378而研究的方法则是“先把危机抽象掉，然后再对危机进行必要的研究”［3］301。布哈林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理论是研究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科学方法论，对于研究发展的危机时代则更是双倍必须的。在此方法论基础上，布哈林以分析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为出发点，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研究。布哈林认为，再生产理论是研究重复生产循环的条件，也就是研究社会体系动态平衡的条件。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都提供成为再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的产品，没有这种条件，再生产过程就不能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使得生产力重新分配，军事工业的产品不会变成新的生产循环的要素，也不创造劳动力，是一个纯粹消极的量。“战争使得再生产过程具有一种歪曲的、倒退的、消极的性质，实在的生产基础随着每一次的生产循环而愈来愈薄弱：发展不是按照日益扩大的，而是按照不断缩小的螺旋线进行。”［4］30因此，社会生产的现实基础随着社会资本的每次周转而变得更加狭小了。布哈林将这种日益增长的生产不足过程称作消极的扩大再生产。布哈林还敏锐地看到，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收入的形式具有转化变为以公债券支付利息的倾向。这些纸券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未来的实在价值的权利，同时它们可以流通，甚至可以大量的积累。但是大量积累起来的纸券的价值，是在未来才能得到实现的。它们一方面取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另一方面取决于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存在。“各种形式的纸券价值的大大泛滥，是同现实的劳动过程绝对不能比较的，这在资本主义结构的条件下将成为这种结构崩溃的一种标志。消极的扩大再生产就这样同纸券价值的累积平行发生。”［4］311907—1908年美国银行危机爆发之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工业危机，但自1907年美国银行业危机起，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1987年纽约股市崩盘，1990年日本股市和房产泡沫破灭，1994—1995年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等，直接表现为银行业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布哈林当时已敏锐地注意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工业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的趋势，并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预测。布哈林对世界经济的现代特征进行了高度概括，指出世界经济是结构上高度的无政府状态，而世界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结果表现在两个事实上：一方面是世界性工业危机，另一方面是战争。布哈林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消除了自由竞争、以资本主义的垄断代替竞争就能够消灭工业危机”的理论，认为只要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结果依然存在，危机也将依然存在。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竞争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通过在世界经济范围内自身的再生产而深化了。布哈林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在愈来愈扩大的基础上继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活动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世界经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生产力的增长与分配的对抗形式相冲突，与资本主义生产各部分之间的不均衡相冲突，因此造成了资本的扩张。另一方面，社会化的劳动与私有的企业资本的组织相矛盾。其表现是之间的竞争。社会机制各部分没有均衡、没有协调的发展，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因此发生深重的危机和急剧的变化”［1］64。“至于世界经济的未来，只要它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就不会克服它内在的不适应性。相反，它将在愈来愈大规模的基础上继续再生产这种不适应性。这些矛盾将在社会有机体的另一种生产结构中，通过社会主义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活动，得到真正的解决。”［1］113布哈林关于危机的观点，是以当时的经济条件为依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德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都得到迅速发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也体现出与战前不同的特性，得到新的发展。但布哈林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并未消失，虽然危机的形式有所不同，但资本主义总危机仍在继续，而且在发展。直接的革命形式已经转移到东方和整个殖民地区，美国与力图摆脱美国霸权的欧洲之间所谓不平衡现象，都意味着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结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市场的缩小，殖民地的凋敝和赤贫化也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了生产与消费相互关系的问题。“资本主义自身的一切经常不断的矛盾的发展：争夺市场、生产机构的发展超过购买力的增长以及其他我们所熟知的矛盾。这就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正在尖锐化。”［3］377而这些变化必然会千百倍地加剧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切矛盾，而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
三、丰富的经济全球化思想
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经济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蕴含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进程中。布哈林关于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资本“国际化”和“民族化”两种趋势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概括出帝国主义的全球特征和发展趋势，蕴含着丰富的全球化及其应对的思想。布哈林的全球化思想是对全球化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属于自由竞争阶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布哈林并未明确提出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但提出了“资本国际化”这一与经济全球化相对应的概念，他对“资本国际化”发展过程的分析实质就是对全球化进程的分析，对帝国主义体系基本特征的全面揭示，也从整体上概括出了帝国主义的全球特征。布哈林指出，国际经济联系的发展，促进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体系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科学技术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得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得到空前的提高；交通运输业取得巨大发展，几个大洲的经济有机体的结合成为可能，从而使世界商品流通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起来；电话网同运输工具一样，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使商品价格和股票、债券价格的国际均等化得以依靠电讯完成。国际商品流通促进世界市场的形成，表现为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和世界市场的范围持续扩大，国际人口移动形成世界劳动力市场，实现了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劳动力再分配。劳动力的移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极，与此相对的另一极是资本的移动。以资本输出为主要形式的国际资本移动是促使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促使世界资本主义成长起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各国的生产关系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而且产生新的经济组织———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新的经济组织。世界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发展的集中倾向更明显地表现出采用组织垄断性企业的办法，以限制自由竞争趋势。通过交换过程，存在着经常性的市场联系，整个世界的社会劳动划分在各个国家中，各国的劳动通过国际范围的交换而成为全世界社会劳动的一个部分，成为受一定规律支配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过程。由于交换而形成的各国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成为社会继续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囊括在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成为世界经济的构成部分，使直到目前还是“民族的”和经济上隔绝的地区彼此接近，并且为新的、更高的、非资本主义形态的世界生产建立愈益扩大的基础。因此，“‘国民经济有机体’早以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单位，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个广阔得多的领域，即世界经济的一个构成部分。”［1］1布哈林所描述的这一形式极其复杂的过程，便是经济生活国际化的过程，是使地理上隔离的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彼此进一步接近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关系均等化的过程。但是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决不等同于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经济生活的国际化会加剧，而且正在加剧各“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使这个冲突极度尖锐起来。国际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展，不能增进各交换集团间的“团结”，与之俱来的是日益发展的各交换集团间的极其激烈的竞争，是生死攸关的大搏斗。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只不过是表现经济生活国际化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个方面是资本家利益的民族化过程。“这个过程最明显地表现出在世界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它造成最剧烈的震荡和最深重的灾难，造成人类精力的极大浪费。”［4］41布哈林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发展过程入手，比较透彻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和与之相伴的资本利益民族化进程，深刻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四、布哈林世界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布哈林世界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布哈林在考察世界经济时都强调其资本主义的特性，将资本主义与世界经济历史地统一起来，从一个更加明确的分析框架来观察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进程。将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对象“从国家限定的经济空间转移到世界经济的空间”。市场不再被视为局限于每一民族国家内部的独立经济空间，世界经济也不再被理解为连接独立国家经济空间的国家间经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统治着全世界，并且用牢固的经济联系把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各个部分连结在一起。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经济是社会经济的具体表现。世界经济是一个现实地存在的统一体。”［4］2布哈林从世界经济的形成来论述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把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置于“世界经济”的宏观背景中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分析和认识世界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科学方法。
第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与布哈林时代的危机相比，具有许多更为复杂的新特点，但其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基本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布哈林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矛盾、国际冲突、帝国主义战争等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是具有深远根源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主义性质正在转入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方面。市场问题、价格问题、竞争问题和危机问题，正在日益变成世界经济问题。”［3］417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在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联系的广度和深度愈益增强，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发生危机都会使相关国家和地区陷入困境。布哈林已经敏锐地注意到全球资本的扩张、世界市场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和资本主义危机由工业危机向金融危机转变的趋势，并对此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布哈林关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理论，对研究当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探寻金融危机爆发及其蔓延的深层原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范式，对我国现阶段如何正确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指出要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和持久战；要大力开发低碳技术，推广高效节能技术，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建设。
这都为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低碳之路”指明了方向。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召开，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低碳经济”呈现在世界人民面前，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倡导低碳消费也已成为世界人民新的生活方式。
世界各发达经济体都把发展低碳经济，发展新能源、新的汽车动力、清洁能源、生物产业等作为走出国际金融危机新的增长点。奥巴马上任之后就在美国国内积极推动气候立法，令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安全法案》(ACES)。欧盟提出在2013年前投资1050亿欧元，用于环保项目和相关就业，支持欧盟区的绿色产业，保持其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英国在2009年7月公布的低碳转型规划中，明确提出企业要最大限度地抓住低碳经济这一发展机遇，在经济转型中确保总体经济资源和利益的公平分配。日本则制定了“最优生产、最优消费、最少废弃”的经济发展战略。
由此看出，低碳经济将逐步成为全球意识形态和国际主流价值观，低碳经济以其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一场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已经出现，低碳经济不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结构的大方向，更成为全球经济新的支柱之一，也是我国占据世界经济竞争制高点的关键。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明显增强，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国，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呼声日盛。我国在低碳经济时代的大国责任，重要的体现在减排与发展低碳产业方面。
2009年9月，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承诺，“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一是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作，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二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三是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四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
这个承诺，充分反映出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作为能源消耗和生产大国，这一承诺无疑为我国未来的发展敲定了经济的发展方向――低碳经济，但同时也给中国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在我国，由于低碳技术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门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几乎涵盖了GDP的支柱产业。而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重化工业发展迅速，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停止，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也一时难以改变。
因此，能源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技术的革新就成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重点问题。国家也势必将出台一系列扶植政策，以继续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推动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同时逐步在税收、财政等方面加大对低碳经济的支持力度。
在即将出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振兴规划中，资源能耗低也是关键的选择条件，目前已经将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作为未来的战略性产业，给予重点扶持。企业需要做好一切准备迎接这一变化，将低碳经济纳入战略规划。
做好低碳经济规划在未来将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企业如果期望在此次转型契机中获得先机，就必须从现在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战略。
发展低碳经济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商机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根据汇丰(HSBC)的一项研究显示，2008年，全球气候变化行业中的上市企业f包括可再生能源发电、核能、能源管理、水处理和垃圾处理企业1的营业总额达到了5340亿美元，超过了5300亿美元的航天与国防业的营业总额。
尽管全球出现了经济衰退，但低碳行业2008年的收入仍大幅增长了75％。这一增长速度更超过了《斯特恩报告》(Stern Report)中的预测。这份里程碑式的报告预测到2050年时，低碳商品和服务行业的年收入将达5000亿美元。
在《2009年胡润低碳财富榜》上，玖龙纸业的张茵家族、保利协鑫的朱共山、尚德太阳能的施正荣名列前三甲，低碳榜上榜人数达20人，低碳经济的财富效应已经显现。
港口作为区域物流子系统的进出口岸，其发展取决于区域经济其是外向型经济发展引致的运输需求，是区域培育了港口。港口一旦形成，便又成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港口和城市发展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特点，从空间关系到产业结构存在着阶段性互动特征，把握港城间的发展脉络有利于形成正确的发展思路。
作为运输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港口功能和作用随着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逐步扩展。第一代港口的功能局限于货物的装卸和简单堆存上，仅是货物海陆运输的交接地。而第二代港口的功能则有了明显的扩展，除了装卸堆存外，还发展了与运输有关的简单加工、贸易和服务。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港口的发展进入第三阶段，港口在传统装卸堆存功能基础上开展货物中转服务，依托其与城市的关系发展有一定规模和深度的加工、贸易和相关服务，并开始借助现代科技开始涉足第三方物流和信息服务。港口城市的成长及港口带动作用的增强是港城发展的中心环节。与港口与城市之间关系的演变相联系，港口城市的发展一般可以概括为4个阶段。
1、港城初始联系
港城初始联系的发生源于港口的运输中转功能，这是港口最基本的功能。由这一基本功能诱发产生的港务部门和集散部门，称为港口直接产业。它是港城联系的最初媒介，也是港口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仅是这两个部门，在空间上可以游离于城市区域。以这两个部门为城市经济活动主体的港口城市处于其发展的第一阶段――初级商港型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城市对港口有很强的依赖性，一旦由于某种原因使港口衰亡，那么，在没有其它特殊力量参与的情况下，城市作为“港口城市”的发展过程就会中断。
2、港城相互关联
在全球承运人和综合物流时代，港口功能日益多元化，与港口中转运输相关的海运、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即港口关联产业）成为港口经济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港口发展到能集聚国内外生产要素和联结国内外市场时，港口陆域便成为利用港口输入原材料、输出产品的临港大工业和出口加工业（合称为临港工业或港口依存产业）的优势区位。临港工业在港口陆域的集聚是港口城市发展的最强劲动力，也是港城关系的最重要媒体。港口工业的发展绝不仅是本身经济总量的增长，广泛的产业关联产生强大带动力，更重要的是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多元化。如果临港工业能与城市以及区域的相关产业形成一种密切的传递、接收机制，则必将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在港口关联产业和港口依存产业发展成为港口城市主要经济部门的同时，港口与城市在空间形态上也相互连接融合，港口与城市开始走向一体化，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港口工业型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港口工业的形成标志着港口城市完成了从简单地服务于港口到积极地利用港口的转变，港口城市不再是被动地受港口驱动而发展，而是通过港城互动实现共同发展。
3、港城集聚效应
港口直接产业与港口关联产业的发展构成的良好城市基础设施条件产生的空间集聚引力，吸引与港口无直接关系的产业在港口城市的集聚。临港大工业的发展产生协作引力，也不断吸引前、后相关联产业在港口城市集聚。随着产业集聚带来的就业和消费的扩大，通过乘数效应促进了城市非经济基础部门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建设商贸中心是发挥集聚效应的重要保证。同时，港口城市也是建设商贸中心的优势区位。这是因为，商贸中心应是物流、信息流的集结地，港口城市完全可以提供这种服务。随着不同产业在港口城市的集聚，港口城市的产业体系渐趋完善，进人多元化型经济发展阶段。
4、城市自增长效应
城市自增长效应是指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其自身的规模通过循环和累积，就能促使城市继续发展。港口城市在进人多元化型经济发展阶段以后，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种自增长效应，但这种效应并不能成为港口城市继续发展的强劲动力，还必须求助于新的动力才能实现在原有水平上的飞跃。世界海运业中船舶大型化趋势的日益增强和港口城市成长后港口附近土地的紧张，迫使港口向外迁移，港口城市也随之向外拓展，城市由此进入新的发展轮回。
港口对城市社会经济的波及和扩散效应
港口对城市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主要通过经港口运输的货物传导，货物在流经过程巾涉及人力、物力和设施等，由此产生各种社会经济效益。从而给城市带来产值、就业机会、税收和资金的增加。从港口对城市发展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来看，可以分为四个方面：①港口自身作为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一部分，它自身产生一定的效益；②港口为工业、贸易和其他部门提供装卸、堆存等相关服务，因此与这些部门存在着前向联系效果，产生相应的社会经济效益；③港口自身也消耗本地和外地的工业、贸易等行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港口与其存在后向联系效果，同样产生相应的社会效果；④港口对工业具有诱入、产生和凝聚作用，对人口也具有集聚作用，加速了所在城市和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因此，港口通过其前向和后向联系效果，将对城市社会经济产生乘数效应，即港口产生的直接社会经济效果将会逐级扩散到城市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这些扩散效果的累积将远大于港口的直接社会经济效益。进一步来讲，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港口的建设和完善形成一定规模的港口产业，首先对港口直接相关的前向和后向产业产生社会经济影响，再由初级乘数效应对间接相关产业产生影响，从而引起产业扩展产生下一级乘数效应，连续传递使城市和区域经济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在港口规模扩展和城市经济增长的同时作用下产生新生产业，引起城市和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从上述港口对城市和地区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出，港口自身及直接相关产业对城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贡献只占其对整个社会经济影响的较小比例，因此港口的发展建设不能只看港口自身的经济效益，更要关注整个波及的社会经济效益。
金球化与国际分工中的港城联动发展
各国港口经过不同阶段的发展，无论在陆域空间还是功能空间上都为港口和城市经济的互动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也为港口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分工已从产品发达国家与初级产品生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向该类分工不断深化以及水平分工不断扩大的方向发展。这种分工形态的演变主要由跨国公司为主导，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有利的区位和要素投入组合，通过强大的海陆物流系统选择最佳的原材料和最有效率的技术来进行运作。
从经济全球化的空间表现来看，国际分工强化了一个城市或地区经济活动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更为明显和突出的作用，使之更为直接地参与全球经济的运行与竞争。全球化将根据城市与地区优势重组国际经济秩序，进一步改变地区性困子的空间分布，形成新的动态空间结构。整个世界经济更加依赖于国际贸易和海上航运的发达，贸易港口作为海运转为其他运输方式（陆运、空运或内河航运）的必经过渡点，作用逐渐延伸并被强化作为组织外贸、发展工业和相关产业的战略性作用，也成为区域经济的支柱。因此港口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要求被凸现出来。港口和城市间的关系变化也从仅满足城市经济运转的需要向港口推动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方向转移。
因此，全球化趋势下的港口对城市经济的推动作用是：在新的经济体系架构下，港口战略要点的转移极其重要，甚至关键性地决定了城市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最终构架。
当城市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通过运输和交通与外部世界进行交往，建立广泛的关系。海洋运输的巨大能力及成本低廉等优势，是港口成为城市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与外部联系的首选方式和重要节点。港口因生产和经营活动产生了大量的人员、物资、信息、资金的流动，直接产生了港口产业（海运、仓储、集疏运等），引发了依存产业（造船、贸易、钢铁、石化、电力、加工工业等）、派生产业（有关港口的金融、通信、保险、修理、旅游、服务等），从而形成集生产、经营、商贸、旅游、信息甚至服务网等功能为一体的特殊区域。由于城市和港口在人类活动中的紧密关系，依港建城，港城一体，互相依托、促进，形成了世界上许多港口和城市共同发展的现象。
结束语
[关键词]北京 后奥运会经济 研究
在1978至2000年的20多年中，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直以年均9.7％的速度高速增长，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目前，北京的人均GDP已超过了6000美元，奥运后对各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同，房地产泡沫、场馆闲置等现象在奥运后发生的频率较高，但并非是必然现象，奥运前的需求预测和赛后利用计划，有利的调控措施对奥运后的场馆利用和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十分必要。各主办城市受益最大的产业取决于奥运杠杆的利用政策，清晰的目标市场、产业定位有助于目标产业的发展。对北京来说，为了能使奥运效应对北京经济发展的作用持续，应依据北京的产业发展特征，在地区和国际中的地位，选择最能利用奥运效应取得跨越式发展的产业，进行相关的资源投入，以最大化的发挥奥运的杠杆作用。奥运会之后北京市有能力消化新建的奥运场馆及设施。我们预测奥运会之后，随着北京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按照国际体育市场消费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居民将更加重视体育的参与性，体育消费结构也将向以健身娱乐为主的均衡性体育消费结构发展，这将对场馆及设施形成更为强劲的消费需求。
一、奥运经济与后奥运经济
奥运经济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围绕举办奥运会所发生的一切直接或者间接的经济活动以及由这些经济活动所衍生的一切经济联系和经济效益的总称，其总体效果和影响力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及风险，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中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奥运经济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周期性特征，从前奥运阶段、正式举办至奥运会后经济效应的延伸一般不少于10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奥运经济周期。在奥运经济的不同阶段，投资和消费的密度、强度、规模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经济发展特点。奥运会后大约三年到五年的时间被称为“后奥运时期”，对2008年奥运会而言，基本上是我国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后期和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前期阶段，这期间，我国尤其是北京后奥运效应要面临巨大的风险（外部风险包括政策风 险、投资利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环境风险等；内部风险包括技术风险、管理风险、财务风险、评估风险、道德风险等）问题。
二、北京后奥运会经济效应对策研究
1.体育场馆投融资多元化和经营多样化
部分奥运会新建场馆采用了市场化运作经营方式筹集社会资金，减少了政府投资和经营风险。奥运会后，应继续采用这些行之有效的市场化运作方式，扩大体育场馆建设中社会融资的比重，逐步实现体育场馆投融资的多元化和经营方式的多样化。以体育场馆为试点，将成功的市场化运作方式逐步推广到体育产业、文化产业等政府垄断程度较高的服务行业。
2.出台服务业产业发展政策，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市具有首都的区位优势，人才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因此发展旅游、文化、体育、会展等服务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传统的工业城市到服务型城市转型需要观念上和行动上的双重转变，政府需要做好产业发展规划，对服务业采取积极扶持的态度。部分服务业一度是政府垄断性很强的行业，面对新形式，政府应放松或降低行业准入，鼓励民间投资。
3.极探索促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合作模式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发展都是市场主导型的模式，先是由企业参与、市场主导最后才到政府间的协商和制度安排。京津冀经济圈有着特殊的政治背景，其融合完全靠市场的力量是难以推动，所以要进行政府高层的制度性安排，通过上一级政府的有力推动，但之后可能面对的问题也会更多，审慎的决策至关重要。加强区域内的统筹规划，建立行之有效的区域协调合作机制。把跨地区的重大项目协调与合作视为这一地区空间发展最重要的突破点。在区域整体协调原则一致的情况下，两省一市对原城市总体规划进行战略调整。城市要建成开放的系统。
4.以奥运会为契机，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提升政府管理水平
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采用政府统筹、市场化运作的模式。自从申奥以来，北京市政府官员不断学习国外主办城市的成功经验，政府机构高薪聘请国外奥运专家指导国内奥运会筹办工作，大批的政府官员出国到奥运主办城市实地考察，这是政府官员转变管理理念、提升管理水平的最生动的课堂。管理理念的转变是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剂和推进器，北京市政府应以此为契机，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从而提升政府的管理水平。
北京奥运会还没举办呢，已有人在探讨奥运会之后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低谷了。《中国经营报》的文章说，由于举办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结构和经济规模不同，因此带动经济程度以及奥运会之后所谓的低谷效应也各不相同。中国并不会因为2008年举办北京奥运会就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奥运会之后也不会出现经济萧条或者经济低谷。
5.后奥运经济锁定体育文化产业
为了履行在申奥时作出的承诺，北京坚决退出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将首钢、焦化厂等一批重污染企业搬迁出去。奥运会后北京的经济增长将依靠什么，在后奥运时期到来之前，北京市有关部门给出了答案：奥运会后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重点定位在体育和文化产业上。北京市财政局副局长徐熙介绍说，2007年北京市财政将分别投入5亿元，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和体育产业发展的引导资金，培育首都经济新的增长点。其中对文化创意产业已是连续第二年进行财政支持，而体育产业是今年首次获得财政支持。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阶段，因此只要宏观决策不出现大的错误，市场自发力量必将导致中国经济继续迅速增长。而一般国家尤其是小国所出现的奥运经济的负效应在中国可能不会出现，或者出现也最多是起到降温的作用，而不太可能导致经济衰退或所谓“拐点”的出现，北京奥运会后经济发展仍存在着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转型升级的紧迫性、艰巨性与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剧变力、震荡力广度交融。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一波三折，贻害连连。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经济体，尤其是经济大国，无一脱身于危机之外，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乃至欧盟、美国经济危机影响的冲击力仍在扩大，形势十分复杂严峻。
一
从国际环境看，当前受欧美债务危机冲击，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市场信心普遍动摇，大宗原材料价格起伏跌宕、世界经济增速下降；欧元区以及欧盟的主要大国，救危机无良方，前景叵测；尽管最近美国、日本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但基础尚不稳固，缺乏近期复苏的可持续性。综上所述，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3个显著特点：一是政治周期、商业周期与地区动荡三者叠加，多种矛盾及利益冲突不断升级，日趋白热化。二是国际协调与合作更加困难，在世界经济形势可能趋于恶化的背景下，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经济问题不同，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国际合作难度加大。三是经济结构调整与短期政策目标存在明显冲突。发达国家政府受债务规模高企、削减财政赤字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难以有效实施重大结构性调整。与此同时，受信心缺失和去杠杆化的影响，发达国家继续推行的宽松货币政策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发达国家实质性的结构调整尚未真正启动，新能源和低碳、生物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进展缓慢，制约着经济复苏的步伐。
从国内环境看，2012年受国际市场低迷、能源资源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愈加突出等诸多因素影响，出口增速将明显降低，不排除发生较大波动的可能；内需增长虽然由政策扩张刺激开始向市场主导转变，但基础还很不稳固，内需弥补外需任务仍然艰巨；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困境短期难以根本转变，制造业投资增速可能明显降低。与此同时，货币供给总量仍然偏大，加之成本推动、输入性等因素影响，通货膨胀压力仍然不可忽视。因此，实现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二
针对2012年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应加强防控风险的准备，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及时应对和化解各种冲击，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的波动，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宏观调控的关键就是要统筹处理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的关系。
“稳增长”，一方面要防止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滑坡，另一方面要特别防止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速。要把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区间，既不能在内外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盲目追求高速度，又要避免经济增速出现持续回落；同时努力化解国内外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影响，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是增加就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改善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基础。
“调结构”是转方式的主攻方向和关键所在，是培养竞争新优势，形成增长的新动力，实现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途径。经济增速放缓和产能过剩矛盾凸显，增大了结构调整压力，也为结构调整提供了时间窗口，要紧紧抓住当前有利时机，下大决心推进结构调整，力求取得实质性进展，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这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
“控物价”首先关系到保障和改善民生。物价稳定，居民的生活稳定就有了基本保障。“控物价”与“稳增长”有密切联系。经济增长比较平稳，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平衡，物价总水平就不可能大幅提升。最近一段时期，物价涨幅已有回落，但推动价格上涨的压力仍然存在。2011年11月末，M2余额超过82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名义GDP的2倍左右，明显高于2008年的1.5倍。表明相对于社会生产流通的总规模，货币供给仍然明显偏多。同时中国已进入资源要素价格普遍推高阶段，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压力将持续加大。随着美欧经济困难增加，美元、欧元要寻求宽松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输入性涨价的压力有增无减。此外，理顺国内比价关系，完善资源、能源等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也会影响物价上涨。因此，“控物价”一方面要继续巩固已有成果，防止物价涨幅过高；另一方面也要根据国内、国际经济的现实环境及条件，把握好“控物价”的目标与经济发展规律对物价必然作用的统一，适当提高对物价上涨的容忍度，为价格机制改革预留空间。这是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营造良好宏观环境的重要前提。
三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态势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发展有两个趋势可以基本确定：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已开始小幅下降；二是物价上涨的内外压力交织并将较长时期存在。应对经济增长速度低一点、物价高一点可能带来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从长期看，根本途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变幻莫测，关键在于准确、辩证理解和把握好“稳中求进”这一经济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稳是基础，进是争取；一味求进，大局难稳；只稳不进，机遇错失。
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牢牢把握机遇，深化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夯实经济社会得以健康、持续、较快发展的基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加快调整需求结构，着力提高社会最终消费在内需中的比例。要尽快把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解决居民住行困难和消费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要注重在经济发展基础上较大幅度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要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和覆盖范围，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要加快解决制约城镇化的瓶颈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开拓国内消费投资增长的广阔空间；要全面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充分发挥市场竞争和产业政策引导作用，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大力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要根据长远发展规划促进区域、城乡经济在调整、转型中科学协调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作用，要着力增强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要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创新驱动作用，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功能，要充分激发和尊重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大力推进体制改革，优化创新环境。在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中国能与世界主要国家同步迎接新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当前尚属首次，这是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我们要坚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制高点，走出一条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科技振兴之路。
1、受到绿色壁垒影响而降低了出口经营的经济效益一些国家为发挥贸易保护主义的作用而实施绿色壁垒，对于中国的外贸出口冲击力极大。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但是一些国家将环境保护与贸易相结合，实施绿色壁垒，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影响严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面临绿色壁垒，2002年的贸易出口损失超过70亿美元。在绿色环保标准的影响下，中国出口的产品中，多数为非绿色产品，几乎不具备国际市场竞争力。当然，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工业发展阶段，在绿色壁垒的冲击下，就要理顺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避免绿色贸易壁垒影响中国的出口贸易。可见，绿色壁垒是一把“双刃剑”，中国的对外贸易在绿色浪潮中，促进了文明消费，将良好的国际形象塑造起来，由此而以提高国际声誉打击具有不良企图的绿色壁垒，抓住发展机遇，以提高国际综合竞争力。
2、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经济引导性不够
在世界经济市场中，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占有份额巨大，由此而树立了经济大国形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具有世界经济导向作用，相反，却在贸易中要受到多方限制。一些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不抱有认可的态度，导致各种贸易诉讼案件时有出现。中国市场经济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得外汇储备雄厚，但是在大宗商品的定价上依然受制于人，这种对于议价权不占有决定地位的状态必然会导致对外贸易投资有限，使得中国的产业链在全球中依然处于低端位置。从中国出口产品来看，产品以低技术含量而降低成本，使得简单加工制造的产品流入国际市场，导致中国出口产品利润率持续低靡。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产品多为国际品牌，且为高科技含量产品居多，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具有替代效应，严重影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经济收益。
3、国际贸易中的中国对外贸易利润空间有限
中国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中所占比重是非常大的，但是与所获得的利润并没有呈正比，且在国际贸易市场中所占有的利润份额并不高。从中国出口的产品来看，以日常消费品为主，由于产品的附加值低而使得利润空间狭窄。中国的对外贸易在全球贸易利益分配中，并没有享有应有的待遇。在中国所出口的日常消费品中，国内价格为3元左右的商品，在欧洲的价格大约为1.5欧元（14元人民币），中间的物流商获得了大部分利润。此外，对于中国的出口贸易，经济发展国家还会针对于中国出口产品制定双重标准，贸易标准之苛刻，其中所隐含着歧视性严重压缩了中国产品的利润空间。与此同时，在中国出口的服务贸易中同样采取了“双重标准”，使得进口中国产品和服务的国家可以享受到中国优质的产品，享受到高质量的服务。在中国出口的产品中，核心技术的产品受制于人，使得中国消费者难以实现效用最大化，进口中国产品的国家的消费者却享有高性价比的中国产品，中国消费者要以昂贵的价格购买国外产品，导致贸易利润分配缺乏均衡性。
二、中国转变贸易发展方式的税收政策
1、从促进产业的角度出发制定创新型税收政策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国民经济快速提高。目前，中国又迎来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开发的新时期，一些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中产阶层具有强大的消费潜力，成为值得开发的群体。中国的经济带动中国文化的发展，使得中国的民族产业成为发挥中国国产品品牌效应的促进力。中国的民族产业要抓住这一商机，趋向于高端产业发展，并从原有的粗放型转向精细化发展，创新核心技术，完善管理体制，以赶超世界先进的技术水平。中国大规模经济发展要逐渐转向高层次的品牌设计，中国在税收政策上就要基于一定的优惠，以通过减轻企业税负，鼓励企业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税收优惠政策要发挥激励效应，就要将优惠措施倾向于企业的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和产品营销等流程中，对产品研发中占有核心地位的科研人员实施个人所得税优惠，并采取综合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推进民族产业发展，同时也扩大了税源范围，增加了财政收入。
2、为进口国外先进设备与核心技术者提供税收优惠
中国对外贸易遭遇绿色壁垒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产品核心技术水平落后。出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就必然要依赖规模效应创造更高的利润，但是与进口产品所得的利润相比，中国出口产品所获得的利润微乎其微，不利于外汇储备。中国在外贸出口中获得外贸顺差，可以利用雄厚的外汇进口国外的核心技术以及技术先进的设备，在税收上给予优惠，以这种方式鼓励中国企业创新技术，提升产品质量。中国的市场经济要在世界经济市场中顺利运行，就要通过提升技术水平，以发挥产品的比较优势，从而获得对外贸易出口的利益最大化。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要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就要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引进技术并创新于本国，不仅可以降低科研成本，而且还会对企业产生激励效应。由于新技术的引进对于企业而言存在着效益风险，政府在各种鼓励政策前提下，还要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另外，中国劳动力丰富，但是高端人才奇缺，使得对外贸易的利润都流向了国外。中国要实现对外贸易顺差，就要启动综合税收优惠政策引进人才，鼓励海外的高端技术人才回流中国，并从税收上给予优惠，使其知识传授并在中国实现共享。
三、结语
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于3月22日至25日在海南博鳌举行，主题为“亚洲新未来：新活力与新愿景”。24日，国务院总理出席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中国经济希望大于困难
“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面临不少困难，但也出现很多积极变化。
这是两组对比鲜明的数据：今年头两个月，中国出口负增长，工业增速继续回落。但稳增长的关键――固定资产投资前两月增速出现了自去年以来的首次反弹，新开工项目计划投资增长四成；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高于预期目标，流动性支持较为充裕；服务业增速快于工业2.7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增速快于工业3.6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总的看，中国经济希望大于困难。总理指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开局总体平稳，并出现新的积极变化。
经济像动车运行一样，经济发展首先要保持平稳运行、安全运行。表示，几年来，我们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提出区间调控的新方式，把稳物价作为上限，把保就业作为下限。这一区间有效稳定了市场预期。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定在6.5%-7%，这也是一个新的区间，这样做使增长目标富有一定弹性。因为我们在推进结构性改革，短期小幅波动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不会因小幅波动而违背经济发展的规律、市场运行的规律去操作。但是，一旦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我们会果断采取综合性措施，来防止失速，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演讲回应了一些人对中国经济的忧虑，从看整体、看走势、看长远三个方面强调了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而且释放出我们还有防止经济失速的政策储备的明确信号，让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主任王军说。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在经济转型升级、从中等收入水平迈向高收入水平的过程中，都会遭遇传统经济减量、新兴经济转换的阵痛。
在直面转型困难的同时，更要看到经济的积极力量正加快生长。消费方面，发展享受型商品消费增速明显快于整个消费增速，全国电影市场票房2月份跃居全球第一；投资方面，前两月服务业、高技术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分别同比提高了0.5和0.4个百分点。
德勤有限公司全球主席柯睿尚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特别是强劲的国内消费以及服务业的繁荣发展，将大大助力中国经济转型增长。
“中国经济能够稳住。大家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的决策者、企业家和老百姓，相信中国经济能够成为这一轮全球经济调整的‘定海神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说。
三方面看待中国经济
在演讲中表示，中国经济在结构优化调整的转型期，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走势出现分化，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各方对转型中的中国经济看法有差异是难免的。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指出，看中国经济，一看整体，二看走势，三看长远。
一是看整体。表示，去年中国增速虽然放缓，但是就一个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而言，能达到6.9%的增速，是在高基数上的增长。而且又是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实现的。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开局总体平稳，而且出现一些积极变化。我们推出的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措施的政策效应所显现的成果，正在不断的累积。
二是看走势。表示，据统计，去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300多万人，而且居民收入增长超过了GDP的增长，今年1-2月就业形势依然稳定，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1%左右，和去年基本持平。在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升级步伐加快，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内需持续扩大，消费仍然是两位数增长。消费和服务业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同时，能耗强度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这标志着经济增长的质量在改善。
三是要看长远。认为，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收入仍然在世界的中后位，它本身是差距也是潜力，尤其在中国的中西部还有巨大的回旋空间和余地。中国总体上仍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内需有空间，发展有韧性，创新有手段。所以说，中国经济长期看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同时指出，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只有在开放中发展，经济才有更广阔的创新和发展空间。说，一些国际机构纷纷在下调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这说明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这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影响和冲击，不可低估。同时，指出，国内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凸显，经济持续下行压力较大，尤其是中国正在经历转型升级过程当中，经济必然不可避免地遇到阵痛，尤其是一些重化工行业的企业经营困难。我们不回避困难，这本身表明我们有信心，我们也知道问题症结所在，我们也有手段，为此我们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注重推动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的看，中国经济希望大于困难”，说。
中国企业应避免盲目“走出去”
步入2016年，中国各大企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奔赴全球收购，截至3月18日，中国已公告153笔外向并购，合计总额达1027亿美元，仅次于2015年全年的1075亿美元。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赖小民3月24日在博鳌论坛上表示，目前国际资本流动异常活跃，在此情况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直接对外投资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也要防止风险聚集，避免盲目“走出去”。
在博鳌论坛“亚洲资本的全球化”分论坛上，赖小民表示，中国企业能够参与国际资本分工，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非常好，这种资本流动能够带来经济增长，但在目前国际资本流动异常活跃的情况下，也需要注意风险集聚这一重要问题。赖小民指出，自2009年至今，随着改革力度加大，中国进入了大规模直接对外投资阶段，国家引导的同时，企业也有愿望“走出去”，对外投资，这其中有很成功的案例，当然也有失败的。
“资金‘走出去’也好，‘引进来’也好，量在增加，风险也越来越大，如何建立跨境资本监管、国际合作至关重要”，赖小民表示，现在很多“走出去”带有一些盲目性，特别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时往往面临很多风险，如政治、宗教、文化、价值观乃至国别风险，此外还有项目本身风险，各种风险不断显现，因此不论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是外国企业“走进来”，都应加强监管，尤其是国际资本的跨境监管。
在他看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资金融资，而是如何实现将技术与资本结合起来，通过优化技术实现市场份额占有。以中国华融为例，赖小民表示，集团一直在推行国际化业务，希望与有较大影响力的资产管理公司合作，将这些国际公司的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技术与中国华融在国内的市场、人脉和资金结合，共同开辟中国资产管理市场。
打造发展与合作共同体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来自亚洲各国的参会代表普遍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整个亚洲经济的发展也遇到不少挑战。但亚洲仍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圈之一，而且发展势头还远未停止。
亚洲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过中坚作用，这两年遇到一些困难，有的遭受到汇率大幅波动、资本严重外流等冲击，有的经济增速还出现负增长。但世界经济复苏，需要亚洲经济发挥更大作用。
正如总理在开幕大会上所说，亚洲是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世界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者。亚洲各国坚定信心，团结协作，就一定能克服困难，迎来光明的前景。
“如果把亚洲经济比作一辆高速列车，中国就是车头。”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说，中国要将自身发展好，让周边国家乘上发展的“顺风车”。其他“车厢”也要共同前进才能跑得更快，尽管每个国家的发展阶段、环境和文化习俗各不相同，但要在中寻求共同机遇。
来自东南亚的参会代表表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就是亚洲国家加强合作的好载体。通过在基础设施、工业设备等领域开展产能合作，将让亚洲各国合作共赢，共享融合发展的红利。
“筹建亚洲金融合作协会、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两大倡议值得特别关注。这是要在经济金融和文化文明两个层面，促进亚洲融合发展，将成为亚洲国家下一步开展务实合作的两个重要‘抓手’。”王军说。
关键词：沈阳市；消费型经济；消费提升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2-0227-03
随着依靠投资和对外贸易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受到较大抑制，刺激消费健康增长已成为沈阳经济发展政策的主要着力点。然而不断降低的居民消费率说明沈阳居民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未能形成良性循环。随着经济结构向服务业支柱型与消费推进型演化，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已成为沈阳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只有具备了稳定消费需求的消费型社会，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才是真正健康的可持续增长。通过对沈阳市2001—2010年相关经济发展指标分析发现，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已成为沈阳现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向，然而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与不足已成为制约沈阳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居民消费需求扩张与消费潜力释放的桎梏源于居民收入增长的约束。因此，围绕如何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水平成为目前沈阳经济发展的主要政策取向。通过对沈阳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特征表现的深入认识与居民消费提升瓶颈制约的准确把握，对于增收入促销费的制度安排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沈阳消费型经济的特征表现
（一）居民生活相对富裕，发展性消费和享受性消费日益凸显
沈阳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居民消费行为经历了量的消费阶段、质的消费阶段和感性消费阶段的更替演进。自2001年以来，沈阳居民已经从温饱型到富裕型并即将过渡到享受型的发展阶段，沈阳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2001年的0.37波动性地降到了2010年的0.32（如表1所示），居民消费总体上从重视生活水平的提高向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转变；从追求物质消费向追求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转变；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向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转变。目前，沈阳城镇居民感性消费行为日益显现，居民用于发展性消费和享受性消费支出比例不断增加，扩大消费需求已成为沈阳市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
（二）服务经济时代即将来临，服务消费主导表征渐显
服务经济时代的典型特征一是劳动者在服务业中占多数，其比重至少占50%，多者可达80%以上；二是服务业创造的财富在GDP中占比至少为50%，多者可达80%以上[1] 。据此，沈阳第三产业劳动者占比自2006年以来一直在50%以上，而服务业所创造财富在GDP中占比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约为45%左右，个别年份超过50%，反映了沈阳市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的标准即将实现，说明沈阳以服务消费为主的经济时代准即将到来。就人均GDP而言，当人均GDP超过5 000美元时，居民对于公共服务与工商业对专业型服务的需求将会逐渐增强，其结果是促进相关服务业发展并制造更多就业机会[2] 。沈阳人均GDP 2007年为5 000美元（见上页表1），2012年为9 729美元，接近1万美元，可见，沈阳以服务业促发展的经济特征渐露端倪。随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沈阳居民消费即将突破功能性消费框架，进入到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的时代。就最终消费率而言，沈阳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呈现出较大的增长空间。根据经济发展规律，一国或地区的最终消费率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波动过程，典型的低收入国家或地区消费率一般会超过70%，而步入中低收入国家或地区行列之后的消费率会明显下滑到50%～55%左右；步入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之后消费率会再上升到55%～60%左右；步入高收入国家或地区之后，消费率大概会维持在60%～70%左右的水平[3] 。由上页表1可以看出，沈阳市的最终消费率从2001年的55.9%，降到了2006年的42.1%，再降到了2010年的39.9%，呈现出波动性的变化规律。根据消费率的发展规律，随着沈阳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渐提高，沈阳最终消费率的变化会沿着上升曲线发展，并稳定在55%左右。届时，沈阳将进入到主要以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而这一发展阶段的典型特点就是服务性消费。因此，服务性消费对沈阳市经济增长的导向和拉动作用日益明显。
（三）工业化进程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大量消费时代即将开启
工业化水平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所处阶段的重要指标，主要表现为工业产值在工农业产值中的比重以及工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同时农业产值的比重及农业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的过程。根据钱纳里当人均GDP超过8 610美元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判断标准[4] ，沈阳市2010年人均GDP达到9 211美元，一方面说明沈阳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处于中上等收入发展阶段，另一方面说明沈阳市工业化水平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阶段。根据产业结构为表征的工业化进程，自2000年以来，沈阳市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一直低于10%，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呈现波动性地上升发展并由2000年的39%升至2010年50.4%，同时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由2000年54%不断下降到2010年44.9%，第二产业产值比重明显高于第三产业比重；就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而言，沈阳市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由2005年的21.29%降至2010年的18.55%，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由2005年的29.31%缓慢回落至2010年的28.19%，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从49.4%迅速升至2010年的53.25%，据此可以判断出沈阳市的工业化发展进程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阶段。根据罗斯托大众消费阶段的理论，大众消费阶段的前兆是社会关注力与资源配置会发生由偏重生产向偏重消费的历史性转折，社会的主要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化服务的普及。由于沈阳居民消费快速扩张，服务业迅速崛起，消费主导和服务推动的组合经逐渐成为新的增长动力。以上分析表明，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的沈阳工业化进程已演进到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沈阳经济增长进入到了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型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将从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驱动为主向依靠消费、投资与出口协调拉动转型。结合罗斯托的大众消费理阶段理论，沈阳将迎来居民大量消费时代，沈阳经济增长模式将进入消费需求扩张、消费能力释放的发展阶段。
（四）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放大效应渐现
城镇化发展水平也是消费水平的体现，较高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将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消费能力的提高。根据诺姆瑟城镇化的“S”规律，城镇化进程表现出阶段性发展规律，全过程呈一条被稍微拉平的S型曲线[4] 。第一阶段城镇化水平低于30%，主要依靠工业企业扩大再生产来推动城镇化进程；第二阶段城镇化水平在30%与70%之间，特别是当城镇化水平超过40%以后，基本是由城镇发展推动工业发展；第三阶段城镇化水平在70%以上，城镇发展主要依靠其自身发展，发展速度回落并趋于稳定，三大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一、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10%以下，30%左右和70%以上。从上页表1可知，沈阳市城镇化水平2002年为70.93%，2010年为71.63%，2011年为71.83%，2012年达到78.5%，较高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说明沈阳市的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到主要依靠自身发展的阶段。根据钱纳里标准，当人均GDP超过4 270美元时，城镇化率为68.5%左右，而沈阳城镇化率已经超过70%，可见沈阳城镇化水平超前于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虽然沈阳城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快于经济发展水平，然而城镇化水平却落后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表现为沈阳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仍滞后于第二产业比重；而城镇化水平则超前于就业结构的调整，主要表现为自2006年以来沈阳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高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较高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将带动居民消费潜力迅速释放的同时，沈阳城镇化发展将从重视城市人口比重提高和城市空间扩张转变到重视产业结构和居民生活方式等维度的变迁。沈阳城镇化发展将在城镇化水平提升过程中开始重视城镇化质量的提高，较高的城镇化质量将促进沈阳居民消费能力的极大释放和消费放大效应显现，并最终推进“消费与服务”共同促进沈阳的经济增长。
二、沈阳居民消费提升瓶颈制约的特征事实
（一）沈阳最终消费率持续降低，消费不振
一般而言，世界各国消费增长略高于或与GDP保持同步，平均消费率会稳中趋升。绝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到达中等收入水平后消费结构升级加速，消费率通常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然后稳定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据世界银行统计，目前全球平均消费率为77%，发达国家消费率一般维持在60%～70%左右。根据上页表1，沈阳最终消费率从2001年的55.8%降到2010年39.9%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这一期间的平均消费率为46.01%。显然，沈阳市消费率明显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长期呈下降趋势，明显偏离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以及钱纳里认为的工业化后期阶段68%消费率的水平，反映出沈阳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与此同时，2001—2010年沈阳市13.45%的平均消费增长率也低于这一期间13.8%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表现出沈阳最终消费增长落后于沈阳经济发展的现实，消费支出的变化并没有随经济发展同步发展，导致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断趋弱。 随着最终消费率的不断降低，沈阳居民消费率也呈现出不断下降态势。据世界银行统计，2000—2007 年，低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平均为75%，高收入国家平均为62%，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7.5%，从国际比较来看，居民消费率的世界平均水平在60%左右。而沈阳市居民消费率表现出悖于沈阳经济增长的趋势，居民消费率在2001—2010年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从2001年的44.81%急剧地降至2010年的24.1%，这一期间的平均居民消费率为31.96%（如P227表1所示），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远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不断降低的居民消费率反映出沈阳城乡居民消费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能力并没有随着沈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相应地提升，整体表现出沈阳居民消费不振的现象。
本文依托“全球化”的大背景，结合山东自身经济现状与资源特征，对“全球化”视角下山东经济的整体定位做出初步的分析和探讨，以期对山东经济在“十二五”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有所裨益。
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
“全球化”可以理解为人类的活动、思想超越国界和地域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相互影响且呈现趋同趋势。这种趋势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交往的便利和密切而愈发明显。在经济领域，“全球化”可以解释为越来越多的资源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被配置的趋势，具体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参与到国际生产之中，以及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和交易标准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趋同。
（一）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参与到国际生产之中
首先表现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全球国际贸易额的持续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FDI表现出总体持续增长的态势。这种态势在80年代之后开始发力，90年代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而在21世纪的前10年虽然经历了网络泡沫破灭和次债危机后的两次回调，但总体还是呈上涨趋势。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UNCAD）的估算数据，2010年全球FDI已开始实现了次债危机后的复苏，由2009年的1.11万亿美元增长为1.12万亿美元。FDI代表了国际资本参与国际生产的形式，因此也反映出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正在参与到国际生产之中。
全球国际贸易额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增长趋势比FDI的增长趋势更为明显。按照世界银行统计的数据，近40年以来，全球贸易额除了在此次次债危机之后出现了明显下降之外，其他时间的下降趋势几乎不明显。世界贸易组织（WTO）公布的数据称，2010年上半年全球贸易额已经实现了25%的增长，显示次债危机并不能阻挡全球国际贸易额持续增长的步伐。全球国际贸易额的持续增长代表了越来越多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反映出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正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参与到国际生产之中，体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其次表现为国际贸易的增长持续高于世界经济本身的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现象就是国际贸易增长持续高于世界经济本身的增长。虽然在经济周期的低谷阶段国际贸易的下滑要大于世界经济的跌幅，但总体来看，近40年全球国际贸易还是以远高于世界经济本身增长的速度在增长。国际贸易远高于世界经济的增长说明有更高比率的产品和生产要素被纳入了全球化的流通体系，这一点更加精确反映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
（二）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和交易标准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趋同
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不断增长使得全球从商品到服务、从生产到销售等各个领域的标准全面都出现了趋同的趋势。1980年生效实施的《贸易技术壁垒协定》（TBT）促进了货物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技术标准趋同。1987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ISO9000又极大地促进了全球企业在管理模式上的标准趋同。2006年，中国财政部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代表我国会计准则向国际化过程中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也反映了会计服务领域全球标准趋同的趋势。
标准的趋同绝不仅仅限于某一个或者几个领域，而是呈现全面趋同的趋势发展。可以预见，随着全球化的加深，这种趋同的趋势将继续全面深入发展。
二、“全球化”视角下的山东经济整体定位
“全球化”已经打破了发展经济学中传统的区域内产业间平衡增长理论（Balanced Growth Theory），转而诉诸于通过不同区域侧重点不同的产业不平衡增长（Unbalanced Growth），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整体平衡增长。在全球化视角下，世界经济可以看作一个统一的宏观经济产业链。经济主体在这个宏观经济产业链中的定位就是要确定自己在整个产业链中的位置，以寻求发展自己的主导产业。
（一）首先要考虑山东经济当前的发展阶段特征
山东的数据反映出山东经济正在强烈地加入到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按照山东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0年山东外贸出口总额仅为155.3亿美元，进口总额仅为96.6亿美元，利用FDI总额仅为29.7亿美元；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山东外贸出口已超千亿美元，达到1042.9亿美元，进口总额则达到845.1亿美元，利用FDI总额也增长到了136.3亿美元。10年间出口、进口和利用FDI总额分别增长了6.7倍、8.8倍和4.6倍，显示出山东经济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加入到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
与此同时，经过连续30多年超过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山东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2010年山东省国内生产总值已达近4万亿元人民币，持续位列全国三甲，人均GDP按当前汇率折算已经超过6000美元。2010年山东省一二三产业占比分别为9.1:54.3:36.6。按照钱纳里和泰勒（Chenery. H.& Taylor. L）对于早期工业、中期工业和近期工业的划分，山东经济应该已经进入到了近期工业（Late Industries）时代。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当前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将会于2015年左右实现完全工业化。
从产业链的价值维度看，宏观经济产业链可以认为由资源供应者、产品生产者、产品营销与理念设计者三类经济体构成。如果再进一步细分，还可以分为初级资源供应者，例如原油、矿山开采等；资源的初级加工者，例如炼油、钢铁的初级冶炼等；低端产品制造者；高端产品制造者；以及产品理念设计与营销者等等。
加工贸易最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在山东的出口分类中，加工贸易已占接近一半比重。2010年山东加工贸易出口约占全部出口额的47.8%，这还不包括未纳入统计的部分进口―加工―复出口的产品。整体出口产品结构中，加工贸易比重较高的机电类和高新技术类产品出口占到总出口额的60.1%，而这两类产品在山东的加工贸易出口产品中占到89.9%的绝对高比。具体来看，机械设备、电器电子、橡胶轮胎三类产品就占了山东加工贸易出口的49.3%。这显示山东经济在“全球化”视角下已经摆脱了初级资源供应和资源初级加工阶段，但是尚未达到产品理念设计与营销阶段，而是处于从低端产品制造向高端产品制造转移阶段。
在“全球化”视角下的宏观产业链中，既然山东经济正处于从低端产品制造向高端产品制造转变的阶段。因此，考虑到适度前瞻原则，山东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的整体定位宜确定在以高端产品制造为主。
（二）其次考虑山东的自然禀赋、基础设施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自然禀赋来看，山东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匮乏。人口数量方面，按照山东省统计局的测算，2009年末山东省常住人口已达到9470.3万，常住人口、户籍人口、人口密度均列全国第2位。按照山东省老龄委的研究结果，山东省的人口红利将于2027年结束。这也就意味着山东尚有25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可以利用。从人口质量来看，山东省基础教育扎实，义务教育普及率持续保持在99%以上，但是高等教育普及率稍显偏低，2010年山东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8%，且大量顶端人才留驻省外工作。因为高端产品制造业需要大量的高素质劳动力，但是对于顶端人才需求相对较少，所以从人口结构来看，山东经济适宜发展高端产品制造业。虽然也有人提“跳跃式发展”、“发展创意经济”、“发展总部经济”等说法，但考虑到山东经济当前以制造业基础为主，以及缺乏如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顶端人才优势，过度强调超前发展是不合时宜的。这些发展方向只能成为山东高端产品制造定位的有益补充。
自然资源方面，按照2006年山东省国土资源厅的报告数据，山东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全国水平的49%。但是山东良好的基础交通设施部分弥补了其自然资源劣势。山东其公路、铁路、港口密度和等级均居全国前列。良好的交通设施加上迅速发展的制造业促进了山东资源类产品的进口。近几年，在山东进口商品分类中，铁、铜、铝、煤等矿石资源产品进口量均呈大幅上升走势。例如2010年，这几类产品的进口额增幅均在49%以上，其中铁、铝矿石增幅高达80%左右。
山东的自然禀赋要求山东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适宜整体定位于发展高端产品制造业，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山东较高素质的一般劳动力，另外也恰当减少现有低端产品制造业对于资源的过度依赖；同时，山东良好的基础设施又能够保障高端产品制造对资源的基本需求。按照赫希曼（A.O. Hirschman）不平衡增长战略理论中的后向联系原则（Backward Linkages），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山东庞大人口产生的越来越高的内需消费要求也将拉动山东经济转向高端产品制造定位。
三、“全球化”视角下山东经济整体定位的实现途径选择
综前所述，在“全球化”视角下，山东经济在短期内整体适宜定位发展高端产品制造业。然而，实现途径的选择决定了战略意图的可实现性和实现速度，这才是决定山东高端产品制造业能否得以全面较快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具体来看，以下途径将会有助于山东高端产品制造业定位的实现。
（一）学习日韩模式，用产业升级加快发展山东高端产品制造业
日本、韩国在经济起飞的初期也曾经主要从事于低端产品制造业，且由于文化、地缘因素，山东经济当前环境和日本、韩国在经济转型之初的状况十分相似。山东可以利用地缘文化优势，加大承接来自日韩的产业转移的力度。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加大对企业在此基础上的自身创新研发的支持，加快产业升级，发展高端产品制造业。例如钢铁业，钢铁业在我国属于“两高一资”产品，当前的钢铁业在山东和日韩之间的结构布局是山东进口铁矿石生产低等级钢铁产品，出口日本、韩国经过进一步冶炼成为高等级产品后再进口使用。例如山东2010年在大量进口矿石的同时，钢材的出口额和进口额也分别达到了2.04亿美元和1.36亿美元。这反映出山东钢材生产还处于相对较低层次。因此，山东钢铁业在自身整合发展的同时，还应当积极引进本领域日韩等国携带技术转移的投资，以投资促进本地产业技术的升级和融合，利用技术的扁平化扩散，促进山东高端产品制造业的发展。同时，山东钢铁也还应该积极将落后产能向更下一层级转移，以腾出空间和资源发展更高端产品，也为发展更高端产品构造资源基地。
（二）大力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山东高端产品制造业的发展
民营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部门。经验证明，民营中小企业发达的地区都是区域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然而，民营中小企业又是低端产品制造业最集中的群体。由于经济实力有限，且缺乏有效政策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大多选择从事对资本、技术要求都不高的低端产品制造业。所以，民营中小企业能否转型发展高端产品制造业是能否实现山东高端产品制造业发展定位的关键。
对于以加工出口低端制造产品为主要形式参与“全球化”的山东民营中小企业而言，当前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升的形势已经迫使其产生了转型高端产品制造的强烈意愿，但资本的限制和科技人才的缺乏严重制约了其向高端产品制造业转移的能力。如果政府政策能够在资本政策方面和科技平台建设方面向民营中小企业倾斜一下，例如加大对面向民营中小企业的村镇银行的支持力度、建立一个省内高校面向中小企业的技术交流平台，这将会极大地促进山东民营中小企业向高端产品制造业转移的速度，同时也会大大提高省内高校大量的优质智力资源的利用。
（三）转移引导资本投资方向，注重金融资本对高端产品制造工业的支持
现代工业的发展历史表明，离开金融资本的支持，大规模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根本无从谈起。相对于低端产品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特征，高端产品制造更具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特征，这就需要大量的金融资本对高端产品制造业进行支持。
在低端产品制造阶段，企业更多依赖低廉的劳动力来支持生产，而积累的富余资本被大量投入基础建设领域，一方面弥补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初期基础设施不足的缺陷，同时还消化了富余的储蓄资本。但是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重复基础设施的投资会产生大量的投资浪费，还会降低资本投资的回报率，甚至形成失败投资。高端产品制造业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正好满足了资本的投资需求。因此，政府应当恰当减少对基础设施的重复投资，转而引导支持金融资本对高端制造业的支持。这样才会有利于培养资本密集型高端制造企业的批量形成，夯实山东高端制造业的产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