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4 17:07:3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影视文学的基本特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网络文学；特征
当代社会是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网络成为人类继广播和影视之后最具大众性的文化媒体。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作为当代文学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关注度很高的一个话题。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其呈现出不同的显著特征，本文对其以下几个显著的特征进行简单的分析和论述。
1.网络文学的内涵
网络文学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产生的。关于“什么是网络文学”，从其诞生之日起，人们对它的看法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合众多已有的关于网络文学的概念，笔者认为，所谓网络文学，就是指在互联网上发表，以互联网为依托、以网民为接受对象，具有网络技术特征和网络文化特征的文学。
2.网络文学的特征分析
2.1自由性
网络文学与其他文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自由性，即它是完全自由自在的活动，具体表现为创作的自由、发表的自由、传播的自由、接受的自由、作者与读者互动的自由等。
创作的自由。人人皆有参与的自由，都可以平等自由地在网络空间进行创作，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创作时间、创作空间、创作内容和创作方式。写什么、如何写，不受任何写作规范的限制，无需顾及刊物、编辑的思想倾向、审美趣味与大众的趣味，无需顾及出版社的意愿和市场的需求，完全可以放松自己的思维神经，按照自己的喜好敲打敲打键盘，移动移动鼠标，充分张扬个性、激扬文字，创造出具有鲜明个性的文学作品。
发表的自由。网络文学写作不受传统出版商和编辑等社会角色的严格制约，不必经过复杂的投稿、审稿、编辑、校对、印刷、出版和销售等一系列众多繁缛的中间环节，只要轻轻点击鼠标把自己写就的水平不一的作品上传到网站，就表明作品已发表成功。在哪个网站或哪个网页发表，没人限制，无需顾及任何人的情绪，不存在发表的障碍。
传播的自由。网络作品一经发表，一眨眼的工夫就能被世界任何地方的读者所看到，而不受出版商以及编辑的影响和约束。
接受的自由。从接受角度来看，作品一旦上传，读者就可以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点击、阅读、鉴赏与交流、批评与再创作，无需通过购买或者借阅才能阅读文学作品，享有了充分的阅读和评论自由。
作者与读者互动的自由，即双向互动交流的跟帖和回帖的自由，使作者在第一时间得到读者反馈的意见并即时予以接受，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读者文学鉴赏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对作品进行必要的再修改，使之不断地趋于完美，实现了作者与读者互动的自由。
2.2大众性
网络文学的大众性，即网络文学成为众人能欣赏的大众化文学形式，网民在网络文学面前人人平等，具体表现在作者的大众化、内容的平民化、传播的网络化、审美品味的世界化和文学批评的大众化。
作者的大众化，即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都可以成为作者，作者即民众、民众即作者。与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的作者群极为庞大、发表容量极为庞大，可以说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作者，真正实现了文学创作的大众化。因为它的创作不需要经过专业编辑的严格筛选，只需要作者具备基本的计算机操作技术，一个点击就可以轻松地在网络上发表。
内容的平民化。由于网络文学作者的大众化，因此，网络文学能够反映出当下最广大人民生活的全貌，其题材集中于爱情、都市、奇幻和武侠，内容平民化，更贴近生活，最大限度地涵盖了政府官员、公司白领、艺术家、大学生、暴发户、下岗职工等众多群体的普通生活。
审美品味的世界化。网络文学决定着它的语言具有规范性，世界上不同肤色的人，使用同一种语言进行交流，消除了狭隘的地域观念和种族歧视，传统的地域风格将渐趋淡化，而个体风格则越来越明显，写作行为越来越个体化。在网络文学的世界里，人们更关心的是作品的个体风格，除了语言之外，还包括网页的设计、版式的安排、插图的艺术等等，而不再是每一特定语种的风格。
文学批评的大众化。在传统文学状态下，有专业文学批评家，而在网络文学状态下，每一个读者同时是作者，也是批评家，真正实现文学活动的大众化，是一种真正大众参与的行为。
2.3娱乐性
传统的文学创作重视文学的审美意义和功利意义，而轻视文学的娱乐功能，即注重深入剖析人性的深度和意义，实现某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追求艺术的创新和完美；而网络文学作为一种以网络为依托的文学形式，最大限度地追求身心的愉悦和。网络文学之所以在短期内取得如此的繁荣，正是由其娱乐性的特征催发的。
网络文学的娱乐性表现在由于不受时空、版面、编辑个人喜好的限制，绝大部分的网络更乐意在网上即兴地、无拘无束地发表言论，从而达到身心愉悦、自娱的目的。
网络文学的娱乐化特性表现在文学语言的标新立异上，它忽视标点符号的使用，编造数量较多的新词，大量使用数字符号字母、外来语。通过谐音、缩略、绘形等方式制造出来的网络语言真是直观醒目、千奇百怪、生动幽默、快速直率，让人叹为观止，很容易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甚至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网络文学的娱乐性还表现在多媒体科技和超文本式样的运用上，在网文中艺术的排版和构图，再配上一些令人逗笑的音乐、图片、字体、符号等，既使网络们的情感得到自由的宣泄，又使网络读者从中获得愉悦、，减少阅读疲劳和作品审美疲劳，增强了审美娱乐性。
3.结束语
当代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新生事物应运而生。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目前已成为人们重点关注、不断谈论的热点话题，并以其独特特征，受到越来越多群体的喜爱和推崇。因此，深入了解和研究网络文学的诸多创作特征，必将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网络文学的本质和走向，极大地推动文学自身的发展。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作为以互联网为依托、由互联网催生出来的网络文学，更不例外，有它的不成熟、不足之处，因为网络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
【参考文献】
艺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构成，因此艺术研究不能缺乏文化视角，对现代影视艺术的研究同样如此。本文根据影视艺术的特点和功能探讨其特定文化属性，从其大众文化属性出发揭示其创作机制和发展规律，及其与精英—雅文化和经典艺术的关系，并联系我国影视艺术创作的实际，试图为国内影视业找到一条走出低谷的有效途径。本文为笔者关于影视艺术的文化学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关键词】 影视艺术/大众文化/读者性文本
一
当我们试图深入影视艺术，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和批评的时候，我们首先会遇到它的文化属性问题。因为艺术是文化的特定表现，它“双重地归属于文化：一方面，作为文化所产生的并且在文化中发展的艺术活动方式，作为由艺术创造者和艺术消费者的共同努力而实现的人对世界的艺术形象掌握的方式归属于文化，另一方面，作为在文化中对象化的、固定的、得到储存的具有艺术价值的艺术活动成果归属于文化”。（注：［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114页。）实际上，艺术既是文化的表现，也以文化为表现对象。那么，何为文化呢？文化是一个古已有之却又长期争论的概念。关于文化的定义，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二百个之多。从词义学的角度看，“文化”一词在西方主要源于拉丁文“cultura”，意指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出来的事物，是与自然存在的事物相对而言的。在汉语中，“文”是一个象形字，它的原始形象是表示许多装饰花纹相互交叉，富丽而不单调。《说文解字》即是这样解释的：“文，错画也，象交文。”《易·系辞下》也说：“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中则有这样的句子：“五色成文而不乱。”“化”是一个会意字，从“人”从“匕”，“匕”乃回首从人之意，表示引导从善；也可解释为改易、生成、造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这里，文化实际上被理解为一个过程性的动作，这个动作既指涉人有意识地作用自然世界的活动，又包含了原有的自然物根据人的活动改变面貌和秩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成为属人的，从自然物变为文化物，从自然秩序变为文化秩序的过程。”（注：丁亚平《艺术文化学》，文化艺术出版社，第31—32页。）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含义也在不断地演进，不断地扩展，由人对自然的改变性活动和自然的人化到人的社会活动及由此而形成的组织、制度、思想与各种意识形态结构都成为文化的表述对象。正如萨姆瓦所说：“文化是一种积淀物，是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处世态度、赋义方法、社会阶层的结构、宗教、时间观念、社会角色、空间关系观念、宇宙观以及物质财富等等的积淀，是一个大的群体通过若干代的个人和群体努力而获取的。”（注：萨姆瓦等《跨文化传通》，三联书店，第28页。）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更为明确地指出：文化“是人类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的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显然，文化的范域是极其宽泛的，其所有构成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物质层次、精神层次和艺术层次。“物质生产的产品和方式属于文化，以‘天然’向‘文化’的转化正是在物质水平上开始为限。而至于精神生产，它则形成精神文化的层次。只是必须预先说明，不应该在那种涵义上理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区分：仿佛前者是某种纯物质的和只限于物质的东西，后者则是某种纯精神的和只限于精神的东西。而应该理解为：在文化的这些层次中，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相互关系正相反——物质文化根据自己的内容和发挥功用的方式是物质的，精神文化在这些决定性的方面是精神的，然而它的所有产品是被物化的，否则，这些产品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而物质文化的全部过程表现精神的目的、计划和模式。”（注：［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88页。）人类全部的艺术创作及其作品构成文化的艺术层次或称艺术文化。艺术文化在人类总体文化中处于一种特殊地带，它介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既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又分别延射、渗透于物质和精神文化，以“边缘艺术”的形态与物质文化或精神文化交叉、交融，如建筑艺术、工业品艺术设计、演说艺术及艺术政论作品等。实际上，即使是处于独立空间的纯粹的艺术创作，也与物质和精神文化领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为无论多么纯粹的艺术创作都离不开以特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主体的生成和生存环境，并且不可能不表现和反映特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状态和内涵。由此可见，艺术不仅是文化的重要构成，而且成为文化的一种生动而有意味的表达。
正是由于艺术既是文化的表现，也表现文化，所以文化便从根本上决定着艺术的性质与特征。苏珊·朗格指出：“常说的艺术基本统一性，并非在于各类艺术形成要素的相同和技术的相似，而主要在于它们特有含义的唯一性，即在于全部艺术‘意味’的意义。‘有意味的形式’（其确实有意味）是各类艺术的本质，也是我们所以把某些东西称为‘艺术品’的原因所在。”（注：［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3页。）这里的“有意味的形式”即是情感的形式，或称人类情感的符号，它是“一种情感的描绘性表现，它反映着难于言表从而无法确认的感觉形式。有意味的形式概念，起码为上述要求提供了出发点。所有的描绘方式都是复杂的、准确的和微妙的。符号的制造，就像制造一个便当的碗，一支顺手的桨那样，要求着高明的技术。表达的技术是比自卫技能更为重要的社会传统。……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注：［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0—51页。）作为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艺术无疑是为人类情感的表达需要而诞生的，同时也会随着这种表达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而无论人类情感抑或这种情感的表达，都在文化的范畴，且既为其它文化形式所影响和制约，也影响、制约着其它文化形式。因此，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时代，由于这一区域、时代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及生成于斯的人类的特定情感的决定，艺术便诞生了它的特定风格。当然，这种风格不仅表现在艺术家身上和艺术作品中，同时也表现在艺术符号-形式方面。如所周知，东方写意的文化土壤诞生了以虚拟、程式为基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戏曲，而写实的话剧只能由与之相适应的西方文化所孕育：至于话剧在中国的移植，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化的“西风东渐”。所以，不仅一个艺术家、一件艺术作品的出现与一种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一种艺术样式，也可以看作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难从艺术符号上找到其特定的文化信息；反过来，我们研究一种艺术样式，显然也必须首先考虑其文化属性。只有把握了文化属性，或者说，只有搞清楚了这种艺术样式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背景，才有可能找到接近它、了解它、并深入研究它的有效路径，才有可能对它作出实事求是的确切评价。对影视艺术的研究、批评便是如此。
二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并存着三种文化形态：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所谓主流文化，是指反映统治者的价值取向、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并在国家机器运转中起主导作用的统治者的文化。所谓精英文化，也称雅文化，即由少数知识程度、思想修养、艺术造诣明显高于广大普通群众的社会上流人物所创造的文化形态。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前工业社会的各个阶段，这种精英文化或雅文化常常与主流文化相互渗透，互为依存，共同构成一股左右社会发展趋势的重要力量。如我国历史上，曾以正统的儒、道、佛三家学说为主体，以《诗经》为发端的文流为正统规范，历经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至近代西学，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上层文化，这种上层文化就是典型的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混合体：它在态势上属于精英文化、雅文化，而在功能上则完全属于主流文化。当然，有时候，精英—雅文化也会处于与主流文化分离甚至对立的状态，如在现代，精英—雅文化就往往以“纯粹”的文化形式反抗主流文化的或干预。至于大众文化，情况则有些复杂。从字面上理解，“大众文化”就是大众所创造的、适合于大众且在大众中流行的文化，这一点似无歧义。但同样为大众所创造、同样适合于大众、同样在大众中广泛流行的还有“民间文化”，它是否也属于大众文化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的看法便有不同。“大众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于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的《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现代社会中涌现的，被一般人所信奉、所接受的文化。“大众文化是大众社会的产物，这种社会最先产生于先进的工业主义的美国。”（注：覃光广、冯利、陈朴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第33页。）显然，这种观点强调了大众文化的现代性，并由此将此前时代就已存在的“民间文化”排除在外。周宪更为明确地指出：“我认为，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和现代文化中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首先，大众(mass)这个概念是一个现代的范畴，与传统社会的俗民(folk)概念截然不同。从社会学角度看，大众文化首先是和大众的形成密切相关。而大众的形成又是现代社会的工业化都市化的必然产物。随着工业化，现代城市出现了；城市吸引了大批人口的迁入，大批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而城市里原来的居民也发生了变化，于是便形成了奥尔特加所说的‘平均的人’——现代都市大众。这和传统社会中分散地居于乡镇甚至乡村的俗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造成大众文化出现的第二个直接原因，是技术的进步所形成的大众传播媒介。在相当程度上说，没有大众传播媒介，就没有大众文化。正是大众传播媒介使得大众文化迥然异趣于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完全是现代文化的产物，它和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截然不同。……无论是大众抑或大众传媒，都是现代文化的产物。”（注：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4—65页。）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一些学者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具有相当时间跨度的概念，并不局限于现代工业社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当然并不否认传统民间文化与现代大众文化的区别，但那只是大众文化在不同时代的阶段性差异；即使是在现代，大众文化也不都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如服饰、饮食、时尚等。大众文化不等于大众传播，也不等于以电子媒介为表现形式的群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一个历史更为久远，内容也更为复杂的概念”。“群众文化是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但群众文化并不就等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早在群众文化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其主要形式是‘民间文化’（包括民间故事、民歌、占巫、庆典、戏曲说唱、绘画装饰），这就是传统的大众文化。”（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4、258—259页。）这里又引进了“群众文化”的概念，可见大众文化是一个种概念，它还拥有若干属概念。对于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我更倾向于后者。因为文化具有过程性，正如C.P.曼克思所说，文化现实（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历史的，来自于过去，并前进到新的未来。（注：转引自覃光广等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第129页。）大众文化同样如此。尽管“大众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现代，然而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完全是现代的产物，它在过去时代就已存在，这种存在当然只以其本质与现代大众文化的一致为标志，而在表现形态和具体特征上则可以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如上所述，传统的民间文化与现代的大众文化在大众创造、适合大众及流行于大众等方面如出一辙，这就充分显示了二者本质的一致性。事实上，大众文化是不断发展、变迁的，主要表现为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如果说在前工业社会，大众文化是以民间文化为主要形式：那么，在工业和后工业社会，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当然不是唯一形式）则转变为大众传播文化，虽然大众传播并不等于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由民间文化向大众传播文化的转变，无疑是人类总体文化发展的结果，它不仅更新和完善了大众文化的内部构造、结构功能，而且大大提高了大众文化在人类总体文化中的地位，因为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不似以往民间文化的无足轻重。众所周知，传统的民间文化因其浅与俗往往难登大雅之堂，从而不能对社会文化发展构成决定性的影响，虽与精英、主流文化并存，却始终处于边缘地带；而现代大众文化（大众传播文化）却几乎控制了现代文化的发展趋向，既使精英文化难以举步，也让主流文化不得不首肯和认同。“这情景确乎令人惊诧。大众文化一开始还只是零星地、羞怯地在‘娱乐’的名义下被举擢而出。然而，很快这种局面就被轻而易举地改变了。不仅仅是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也不仅仅是西部片、武打片、娱乐片、爱情片、警匪片、生活片，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录像、流行歌曲、摇滚乐、卡拉OK、游戏机、迪斯科、劲歌狂舞，还有像袜子一样被频繁更换、忘却的流行歌星、影视明星、体育明星……几乎是渗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精英文化，则被困窘万分地挤出了世人的视野。”（注：高小康《大众的梦·潘知常序》，东方出版社。）现代大众文化的兴起一方面是缘于现代社会人们特定的社会心理和时代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大众传播文化的独特功能，即大众传播的媒介系统不仅对人们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控制力，而且以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量而全面的渗透在全社会构成一种媒介环境，从而使得“人们一天除睡眠和工作外，几乎全在媒介中度过”，“媒介带来的信息充满着生活空间”（注：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53页。）。这样，大众传播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任何社会现象、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乃至某一个人物、某一种商品充分“炒”热，让世人不得不接受。而现代大众文化正是在大众传播文化（媒介）的功能作用下，同时契合人们的社会时代心理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唯其如此，所以从总体上看，尽管现代大众文化的声势、地位已远非传统的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可以望其项背，但却并没有超越后者的浅与俗。这种浅与俗对于传统大众文化——民间文化来说除了限制其自身的发展外，并不存在其它危害；而对于现代大众文化来说，由于它已肆意越过边界侵吞了精英文化的领域，把精英文化赶入了枯鱼之肆，因而它的浅与俗则有可能导致人类文化的全面退化。正如美国著名大众文化评论家伯纳德·罗森贝格(Bernard Rosenberg)所认为，现代大众社会存在着单调、平淡、庸俗、丧失人性及人们在富裕生活中容易产生诱惑和孤独感的缺陷，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达和表现的大众文化虽然可以暂时克服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感、孤独感和生存的危机感，但它也很有可能大大地降低人类文化的真正标准，从而在长远的历史中加深人们的导化。于是，如何处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如何改造和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便成为了大众文化发展所亟须解决的问题——现代影视艺术正是以这样的文化境况为背景进入我们的研究、批评视野。
三
不论电影抑或电视，其诞生伊始，便不仅意味着人类一种新型的艺术样式的出现，而且标志着现代大众文化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鉴于当代大众文化已与现代通讯手段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电影的诞生标志着一个关键的文化转折点。它奇妙地将技术、商业性娱乐、艺术和景观融为一体，使自己与传统文化的精英显得格格不入，并对其造成重大的威胁。”（注：［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出版社，第32页。）电视同样如此，正如日本电视社会学家井上宏所指出：“电视以神奇莫测的光电变换手段，为自己在大众传播媒介中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在电视传播过程中，在电视播出者与视听者之间，通过电视图像形成了新的传播关系。日本的电视传播学者藤竹晓认为，电视传播的基本要点是人们如何把电视作为社会认识的手段而加以利用并使之发生效果，即把电视看作是人们认识社会的重要手段。同时，电视还有另一个作用，即‘娱乐作用’。电视传播是以图像为主（也包括语言、音响效果和音乐等要素）的媒介，而图像则产生了电视传播的两重性，一方面使视听者认识世界，另一方面为视听者提供了娱乐。”（注：［日］井上宏《电视社会学》，见藤竹晓著《电视社会学·附录一》，安徽文艺出版社，第129页。）由此可见，电影、电视是认识与娱乐并举、传播与艺术并存的一种新型的文化形式，本为现代大众文化的重要构成，具有现代大众文化的性质与特征。而既在现代大众文化之列，影视艺术便首先是一种适合大众审美心理和欣赏水平、为大众所喜爱的通俗艺术，这与民间艺术类似（所以民间艺术／文化即是传统的大众文化），却与所有高雅艺术划清了界限；而其现代性，即与现代通讯手段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以神奇莫测的光电变换、以奇妙的声像记录及呈现为艺术创造方式，以及以对当代大众生活、心理的准确把握和表现为艺术追求，以满足当代大众的审美、娱乐乃至消闲为创作目的，则使影视艺术将作为传统大众文化主要形式的民间艺术／文化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至于商业性，更是影视艺术同时区别于传统高雅和民间艺术的现代大众艺术（文化）的重要特质。影视艺术正是这样的一种艺术样式：它集传播与艺术于一体，熔通俗、审美、娱乐、消闲、商业于一炉，乃大众文化的现代表现形式，也是现代大众文化的艺术表现方式。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便不难发现目前我国影视理论与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现代大众文化正处于上升期，其发展方兴未艾，但我国影视艺术却已面临危机。有观点认为这种危机为各种现代大众娱乐／文化形式的蜂拥而起所致，实际上，任何娱乐形式其魅力都无法与影视艺术相比拟，更无法取而代之。显然，影视艺术的危机不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同行相争”，而是由于自身内部的问题。具体地说，我们对影视艺术的大众文化本质还缺乏真正的、深刻的认识，对影视艺术作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的内部机制和运作规律还缺乏了解、掌握；或者，甚至根本没有将影视艺术纳入大众文化的范畴，置其大众文化规律于不顾。一个突出而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理论和创作上流行“三分法”。所谓“三分法”，即人为 地将影视艺术作品分成主旋律片／剧、艺术片／剧和商业片／剧。主旋律片／剧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用概念代替形象，或用形象图解概念；艺术片／剧故作高雅，阳春白雪，孤芳自赏。这两类影视片／剧都以不顾观众兴趣、爱好，远离大众为共性，是“文以载道”、“为艺术而艺术”等传统艺术美学观念，实际上即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的演绎和表现。商业片／剧应该是绝对通俗化、大众化的，因为它追求票房，重视观众，甚至可以迎合观众。例如好莱坞的商业片／剧就是真正的大众艺术，它们能够真正地令大众着迷，充分满足当代大众的娱乐、审美需求；而我国的所谓“商业片／剧”则只不过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因为受传统艺术文化观念的长期熏陶和沉重压迫，真正的艺术家们往往羞于与大众为伍，不愿意从事商业片／剧创作，也不懂得怎样创作商业片／剧。因此，迄今为止，我国的商业片／剧创作从未获得应有的地位，大部分“商业片／剧”出自缺乏艺术功力者之手，或为艺术家不得已（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勉强为之，随意为之，甚至随便为之，以致这些作品基本上既无艺术性，也无商业性。其实，艺术性与商业性在影视创作中并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它们相互依存，至少，商业性必须以艺术性为前提。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与现代大众艺术文化观念的分水岭不在于是否承认艺术的存在，也不在于认定艺术层次的高低有别（尽管人们已习惯于认为大众文化／艺术浅俗、低级，事实上大众文化目前也基本上处于浅俗、低级的层面，如前所述；但大众文化／艺术的艺术文化水准并不是没有提高的可能：不仅大众的素质可以不断提高，而且大众文化／艺术自身也存在着提高品位的机制与功能——这种机制与功能将在“现代影视艺术的文化学研究之二”里详论），而在于是将艺术的接受者定位于少数人，抑或定位于大众。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在讨论文学文本时提出了“读者性文本”和“作者性文本”两种文本倾向，“巴尔特对这两种文本倾向的区分不只是指文本的基本性质，而且也指文本所引发的阅读方式。‘读者性文本’往往让读者被动地、单纯接受式地阅读，使读者单向地从文本接受意义。相对而言，‘读者性文本’是一种封闭性的文本，易读易懂，清晰明了。‘作者性文本’和‘读者性文本’不同，它不断地要求读者积极介入，像作者一样或者和作者一起建构文本的意义。这种文本将其构意结构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要求读者对文本进行再创作。……‘读者性文本’通俗易懂，比较大众化，而‘作者性文本’则比较深奥复杂，是少数人欣赏的先锋文学”。（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4、258—259页。）影视艺术作为大众艺术（文化）形式，显然应该构建“读者性文本”——商业片／剧所建构的便是这种文本，它并不排斥艺术性，其与建构“作者性文本”的传统高雅-精英艺术的区别仅在于文本的基本性质及其阅读方式不同而已。由于对商业片／剧的误解、歧视和实际创作的粗劣状态，可以说，我国真正的商业片／剧根本还没出现。这样，不论是观念上还是实践中，影视艺术在我国都还没有真正被当作大众文化来对待，国人是一直沿用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按照传统艺术美学原则倡导和从事本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的影视艺术的创作，焉能不使影视艺术陷入危机？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外影视界虽然没有“主旋律片／剧”的概念，而“文艺片／剧”和“商业片／剧”的说法却是存在的。但不论在哪个国家或地区，纯粹的文艺片／剧，即所建构的是“作者性文本”的影视作品，无不感到寂寞与孤独，自觉难与商业片／剧一争天下。事实上，文艺片／剧并不是没有存在价值，只是其真正价值不在于被观众接受，而在于探索影视艺术的内在机制，尝试各种艺术创作方法和手段，尽可能挖掘出其潜在的表现力，从而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与启示。作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影视艺术的主要片／剧种只有、也只能是以建构“读者性文本”为基本特征的“商业片／剧”。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专门提出这一概念，因为影视艺术的商业属性是与生俱来的，是其机体的不可割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代大众社会和现代大众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也就是说，所有影视作品都应该具有商业性，都应该是商业化的，因此，提“商业片／剧”就好像说“女人是人”、“松树是树”一样纯属多余。当然，强调影视艺术的现代大众文化属性，主张影视艺术创作遵循现代大众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并不意味着现代影视艺术只能停留在一般大众文化的浅、俗层面上。相反，由于影视艺术不仅是所有大众文化形式中对大众最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一种，而且，它的特殊机制还赋予了它有效吸纳高雅艺术与文化因素的功能，这就使得它不仅可以自身超越浅与俗，而且还有可能引领整个现代大众文化提高品位。
尽管影视艺术不在精英-雅文化的范畴，不是精英—雅文化所孕育、产出的传统经典艺术，但它却与精英—雅文化及其经典艺术关系颇为密切。如所周知，影视艺术的内在机制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它能巧妙地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建筑等传统艺术门类融为一体，虽然被融进的各门传统艺术已经过改造和转化，以影视特有的方式呈现和表达，然而它们毕竟来自精英—雅文化，并没有完全磨灭其本来的经典艺术特质，这就为影视艺术提高自身的艺术、文化品味提供了一种可能。从历史上看，电影正是由于引进了文学、戏剧元素（如叙事、矛盾冲突、情节结构等）才从街头杂耍变成艺术殿堂中的一员；电视剧作为电视艺术基本的、主要的品种，也是在电视与戏剧的嫁接中诞生，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靠戏剧的美学原则奠定其艺术地位。当然，影视艺术与上述经典艺术的关系必须慎重处理，因为它有可能导致两种结果。如果过分强调影视艺术对经典艺术的依赖，以经典艺术的美学观念和原则取代影视艺术独有的艺术观念与美学原则，甚而至于将影视艺术与经典艺术混为一谈——这种情况在我国影视界司空见惯，如不少国产影片和电视剧都可以被看作是用摄影／像机所记录的戏剧演出。这样影视艺术虽然被赋予了戏剧／经典艺术的特征，却同时也被改变了文化特质，即其大众文化色彩荡然无存，取而代之为主流、精英文化，而这显然不是影视艺术提高艺术、文化品位的正确途径，因为由此途径影视艺术不仅会逐步丧失自己的艺术个性，而且会以“作者性文本”的建构走进有悖现代大众审美需求和艺术消费心理、从而远离大众选择的死胡同，如同上文所述。影视艺术借助其与精英—雅文化及经典艺术的密切关系提高艺术、文化品位的正确途径是：以大众文化为体，以精英—雅文化为用；或以影视艺术为体，以经典艺术为用。具体地说，在影视艺术的创作中，首先必须坚持大众文化的方向，以建构“读者性文本”、满足现代大众的消费型艺术审美需求为目的；在此前提下，充分利用影视艺术的独特功能，将精英—雅文化及其经典艺术的精华按照现代大众文化的要求进行特定转换，使其具备大众文化（艺术）的表现和传播方式，从而为当代大众所乐于接受。
童话，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不仅给孩子带来巨大的欢乐，契合了幼儿的精神世界，也为幼儿的审美提供了生动有趣的对象，给予他们多方面的营养。
一、利用童话的蕴涵，使幼儿产生审美愉悦
童话具有妙趣横生的童话形象、丰富的想象、优美的意境、浅显易懂的语言、独特的文学构思方式等，从美学角度来审视童话，童话蕴涵着丰富的美的底蕴。我们尝试利用美的童话意境，激发幼儿产生审美愉悦，许多道理可以很轻松地在通话欣赏中倾入幼儿的心扉。如跟幼儿讲“不要以外表取人”的道理时，就可以选择《动物王国的故事》：外表漂亮的金龟子、蝶类和各种蛾类，虽然它们“鲜艳夺目”，但因为它们啮食农作物，与人类为敌，往往不被认为是美的；而外表并不好看的蝙蝠、青蛙，却因为能够消灭害虫，有益于人类，人们都时时不忘它们，它们的本质是美的。
童话的艺术表现形式、题材的选择、形象的塑造等都很独特，多让幼儿接触和学习童话故事，能够为幼儿欣赏美、表现美的能力提高奠定良好的基础。如格林童话从现实生活出发，创造了许多普通人的故事，特别是儿童故事，开辟了民间童话许多新的表现领域。在表现形式上，差不多囊括了民间童话所有的类型，如魔物宝物型、哲理型、“灰姑娘”型、特殊小人型、奇人奇事型、“小红帽”型等。利用这些童话蕴涵的魅力，发挥这种文学美对幼儿进行审美教育的功效，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建构童话环境与氛围，使幼儿产生审美意识
美的感受是人们对美的一种认识和反映，是通过人的感觉、知觉、联想、思维、情感等心理活动而产生的一种对美的理解能力，感受美是理解美的前提。
在一些教学或游戏活动中，投幼儿所好，选择幼儿平时喜欢的童话故事的形象、场景，为幼儿先创设好环境。如在课外自由自选活动中，我首先是为幼儿合理地划分好场地，利用走廊与平台，划分好区域把幼儿分散开，“白雪公主”、“蓝精灵”、“樱桃小丸子”、“葫芦娃”等区域有明显标志，幼儿对各个区域都有很浓的兴趣，玩起来也很逼真、很容易遵守规则。同时这样由于游戏人员的分散，活动时就显得非常安静，此时幼儿会感受到一种幽静、整齐的童话境界的美。其次，在场地划分好后，我提供给幼儿一些色彩鲜艳的玩具供幼儿选择，如彩色拼图、玩具汽车、童话故事插画书等，孩子们看着色彩鲜艳的玩具、精彩有趣的图画书往往会爱不释手，特别是对一些图书中的优美画面他们会很喜欢，此时他们会感受到一种色彩鲜艳的美。美工室里师生一起创作，用吹塑纸做出童话里出现的小动物，用彩纸折出各种手工，如桌椅、窗帘等，用彩泥捏出各种童话故事里的形象，如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等，把这些作品有机组合，布置成一个童话故事的场景，给孩子以熏陶。
三、挖掘童话的语言美，使幼儿获得审美体验
陶冶孩子心灵美，要从小对孩子进行思想情操的培养，坚持从上处着眼，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开始。美的语言标志着家庭和社会的文明程度，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优秀的童话往往融思想美、情感美、形象美、意境美、语言美于一体，给儿童以巨大的美的享受。童话中的人物、童话中的故事、童话中的环境，被幻想笼罩着的一切都是美的。而童话的美，最集中表现在有色彩有节奏的意境美。冰波的《大海，梦着一个童话》开头意境的创造很有代表性。“当圆圆的月亮，微笑地望着大海的时候，大海感到了它的温柔。当清凉的海风，缓缓地、轻轻地唱起一支古老的摇篮曲的时候，大海感到了微微的倦意。它轻轻地和着海风的节奏摇荡起来，把雪白的浪花推上金黄的沙滩。大海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呵，我真想睡了，看那星星都在眨着眼睛哩。大海睡着了。月亮披上了白云的薄纱，海风还在唱着轻柔的歌。大海安静地睡熟了。”这是让人心旷神怡、让人心灵纯净的美的意境。美的陶冶会使人变得纯真而高尚。
四、塑造童话形象和事件，陶冶幼儿美的情感
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动漫影视制作技术也日趋高超，将传统的童话主题进行了很大的变革。如今孩子们更多的是“看”童话，通过电影、电视和光盘。连续剧形式的动画和漫画故事正在快速取代传统童话，形成势不可挡的“动漫潮流”，其主题也跟它们的外表一样丰富多彩。
关键词：艺术学；艺术学理论；艺术学门类；艺术分类；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艺术分类是艺术学学科基础建设任务之一。艺术学学科的分类理论因其内涵的丰富性、形象化和多元交叉等特点，要实现“多层多角”的分类理想，尚需时日。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经过调整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①，艺术学由此脱离“文学”学科门类，成为“学科目录”中第13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升门”后的艺术学，在“调整后”和“学域扩张”②的新的学术视野下，分类问题再一次成为学科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一、艺术分类所面临的基本形势
在艺术范畴中，音乐、舞蹈、戏剧、杂技、绘画、建筑、雕塑等传统艺术形式已经具有了广泛的影响力，电影、电视、动漫等后起形式更是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当下，艺术呈现出总体繁荣的趋势。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各种艺术形式在追求最佳艺术效应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追求艺术手段的综合性和多样化。原本意义上的单个艺术形式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本能而发酵、膨胀和扩张，如：杂技戏剧化，器乐演奏歌舞化，声乐演唱伴舞常态化，戏曲表演话剧化，行为艺术的出现，新媒体的产生等。各艺术形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内涵和外延等方面都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随之产生了新一轮艺术形式的交叉与融合以及新形式的出现。艺术分类自然要直面如此多彩多姿的艺术形态。倘若照旧原封不动地以各艺术形式的名义进行分类组合，必然会遇到诸多新的问题。“升门”后的艺术学，首先需要迅速厘清文学与艺术的学术分界，更要在立足艺术现状，对既有的艺术分类做出新的判断、分析，并就此提出一种新的分类设想。
二、既有艺术分类方法分析
一般认为，在艺术学史上，首先提出依据某种原则对艺术形式进行分类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艺术是模仿，并根据模仿的媒介、对象和方式的不同，区分了绘画与音乐、悲剧与喜剧、史诗与戏剧等。我国先秦时期的《尚书・虞书・舜典》和汉代《毛诗序》中都涉及到对艺术分类的思考。20世纪以来，出现了真正具有现代形态的艺术分类学研究。
根据不同的分类原则和分类标准形成的，并在当代被广泛应用的艺术分类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依据艺术形象的存在方式可分为时间艺术、空间艺术和时空艺术。时间艺术如音乐、文学；空间艺术如建筑、雕塑、绘画、书法；时空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舞蹈。
依据艺术形象的审美方式可分为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听觉艺术如音乐；视觉艺术如建筑、雕塑、绘画、书法；视听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
依据艺术的物化形式可分为动态艺术和静态艺术。动态艺术如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静态艺术如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
依据艺术分类的美学原则可分为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实用艺术如建筑、工艺，造型艺术如绘画、雕塑，表演艺术如音乐、舞蹈，语言艺术如文学，综合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等。
依据艺术形象的表现方式可分为表现艺术和再现艺术。表现艺术如音乐、舞蹈、抒情诗；再现艺术如绘画、雕塑、戏剧、叙事文学等。
依据艺术行为的表现方式可分为行为艺术、肢体艺术、语言艺术、表情艺术等。行为艺术是艺术家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通过某种行为方式展示其文化观念和美学态度的艺术；肢体艺术如舞蹈；语言艺术如文学，表情艺术如音乐、戏剧等。
从媒介的角度艺术形象可分为视象、听象、心象和视听形象。视象如绘画、雕塑等；听象如音乐；心象如文学；视听形象如戏剧、电影、电视等。
大体上看，上述分类方法中有些是按照“大艺术”的概念来分类的，譬如：“时间艺术”、“语言艺术”“心象”等类别，已把文学整体性的纳入艺术的范畴。这种大艺术观虽然从其实践的角度出发，但是作为更加精细、缜密的学科理论建设工程，不仅与“升门”后艺术学的独立学科思维相矛盾，也与早已成为独立学科的文学学科建设思想不相符。那么，如今做艺术的分类，首先，需要请文学③出局，并要对艺术中的文学元素如戏剧、电影、说唱艺术中的文学内涵做出新的恰切的阐释。再者，“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之分与“视象、听象、心象和视听形象”之分显然有着异曲同工之趣，特别是在作为“心象”的文学出局后，两者已别无二致，两相存在则缺乏理论的独特性和实践意义。第三，“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与“行为艺术、肢体艺术、语言、表情”的两种分类方法即使在文学出局之后也还有相类和缺乏自洽之处，也需要再斟酌。当然，既有的几种分类方法在学科建设和艺术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意在立足于新的理论基点，发现和认识过往各种艺术分类方法的历史局限，从而为新的分类设想提供参考。
具体来讲，依据艺术形象的存在方式划分的时间艺术、空间艺术和时空艺术的分类方法所反映的是生活中最常见、应用最普遍的一种时空观，是基于人类生活经验的一种由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所构成并被人们所普遍感知的艺术存在方式。在特定的感知范围内，以这种时空形式解释艺术，把艺术的创作与审美过程置于一个与客观存在相一致的特定的界域来进行，不仅符合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也与人的认知能力相契合，是一种具有共识基础和便于应用的分类方式。然而，又不能不看到，科学体系中的时空观是多样的，是挣脱了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感知局限的对宇宙天体及其客观存在的创造性发现。譬如：以霍金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是用十一维空间来解释宇宙的。高维空间不会因为它不被人类所感觉而不复存在，就如我们人类听不到超声波、看不到红外线的客观存在。现代科学认为，宇宙的许多自然之谜如黑洞、超自然力、意志力、时空通道等，以更多空间的理论才有可能存在和解释。看一看时间的“穿越”理论，空间的一维、二维、三维……十一维……二十六维、N维等理论，就不能不说采用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为艺术分类或多或少地显得有些奢侈和粗疏。时空概念更多的应用于超越生活经验的天文物理科学，也适用于几乎所有客观事物，并且是多义的、相对的，其内涵远远大于人类的艺术生活。现代艺术正以开放的姿态在作品中表现科学的、更加多样的时空观。一句话，时空概念不是艺术所独有的，这样的艺术分类不易真正触及艺术的特殊本质。
依据艺术形象的审美方式将艺术分为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的分类方法，与上述的时空分类方法似乎有相应之处――听觉艺术对应时间艺术，视觉艺术对应空间艺术，视听艺术对应时空艺术。所不同的是，以人的视听功能作为艺术分类的依据，能够从人的感官感受出发，体现了人类感知外部世界的基本路径和人性特点。尤其是关于“视觉艺术”的理论和实践，已使绘画、书法、建筑、雕塑等依赖视觉而呈现的艺术形式有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进而在“读图时代”获得了时代认证和现代意义。与之相比，“听觉艺术”显得有些寂寥，其同类较少，并且，作为听觉艺术主体的音乐艺术只能依赖“音乐的耳朵”来感受，又大大减弱了它的接受群体及其影响力。作为分类结构中的一支，听觉艺术的提法虽然明白无误，但是结构性的支撑力还显得薄弱。对于“视听艺术”的框定似乎也有些笼统和松散，致使戏剧、电影、电视等所谓视听艺术形式无需借助其理论，甚至完全抛开视听艺术这个称谓而竟自发展。这不禁使人产生疑问：这种分类方法是否更偏爱视觉艺术？
依据艺术的物化形式将艺术分为动态艺术和静态艺术已然显得过于粗疏，因为世间万物无外乎动与静两种运动形式，并且，物质的动态和静态存在方式均具有相对性，这一分类方法对于认识各种艺术形式的艺术特性到底能有多大帮助？
依据艺术分类的美学原则将艺术分为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在去掉“语言艺术”之后，还应该看到，其中“实用艺术”与其他艺术种类的关系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关系。实用艺术确实有着十分广泛的实践意义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一般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最古老的原始艺术都曾是实用艺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类越来越追求实用物品的审美性质，致使一部分实用物品最终发展成为纯艺术品。这一变化过程还将继续。再者，从理论上讲，能与实用艺术并列和相对应的，也许只能是非实用艺术或纯艺术，而不是其细类。
表演艺术与综合艺术其实也是有交叉的，尽管类似的分类方法在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等一大批原理性著述中均可找到，即使在作为经典释义的工具书《辞海》（1980版）中，也在“艺术”一词的释义中作了类似的表达：“艺术”是“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由于表现的手段和方式不同，艺术通常分为：表演艺术（音乐、舞蹈）、造型艺术（绘画、雕塑）、语言艺术（文学）和综合艺术（戏剧、电影）。”不难看出这也是一种大艺术观。问题还在于，被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形式的戏剧，又何尝不是一种表演艺术？但是，无论如何本文仍认为，这是几种分类方法中的一种最为贴近艺术特性的分类方法。
依据艺术形象的表现方式将艺术分为表现艺术和再现艺术的分类方法也是值得慎思的。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与其说该方法所列举的表现艺术如音乐、舞蹈、建筑、书法，再现艺术如绘画、雕塑、戏剧、电影，不如说以上每一种艺术形式无不渗透着表现与再现的艺术手法。任何对生活的模仿和再现都反映着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和美学判断。尽管歌剧中含有主要用于叙事的宣叙调和主要用于抒情的咏叹调，舞蹈中有抒情性舞蹈和叙事性舞蹈，绘画有写实和写意、抽象与具象，但是，在操作层面上特别是在综合艺术形式里，表现艺术与再现艺术在同一形式乃至同一作品中的截然分离几乎是不存在的，每每使人难于分辨。表现与再现不过是艺术家艺术审美经验的主观倚重或曰同一形式的不同侧重而已。表现与再现作为一种艺术思维方式是有其特殊意义的，而将其运用于艺术分类则往往使各艺术形式和作品难分难解，以致不能真正实现其分类意义。
依据艺术行为的表现方式将艺术分为行为艺术、肢体艺术、语言、表情等的分类方法同样需要首先除去“语言”类。同时，其中的“行为艺术”与“肢体艺术”二者也存在矛盾，因为所有行为艺术都是通过肢体来完成的，有些肢体艺术本身就是典型的行为艺术。
尽管行为艺术不断地僭越艺术学学科规诫并获得新发展，但是它仍然“能够被匡正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对象”，被认为是传统架上艺术形式（绘画、雕塑）的观念化移置或拓扩，尤其是抽象表现主义之“行为绘画”（Action Painting）和“无形式艺术”（Art informal）的延伸和变异。④由此，行为艺术被作为艺术分类中的一个大的类别会引起质疑。本文认为，它起码不适于位居艺术类别的第一层级。
该分类方法将行为艺术、肢体艺术之外的其他艺术形式均以“表情”来概括，其做法也同样值得商榷。一般认为，表达情感是艺术的基本特征，一切艺术形式都是表情的，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行为艺术、肢体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也有将表演艺术统称为表情艺术或单纯的将音乐和舞蹈称之为表情艺术，那么，这些基本特征也一定能够从行为艺术和肢体艺术中寻找到。可以说，这种分类方法没能在同一层面上进行。
三、新的分类设想、分类原则及其基本形态
受既有艺术分类研究成果的启迪，本文所要提出的新的分类设想立足当下，是从实践的、经验的、具体的事物出发，并力求对艺术学学科门类进行整体性思考，来寻找和思考各艺术形式间的同一性、关联性和方向性。新的分类设想遵循如下原则：
1.只适于艺术学特性，反映学科内在联系原则；2.顺应与其他学科的外部关系原则； 3.从艺术形式的主体出发，去表象化、综合化，力推原型、元素和基本特征原则；4.力求穷尽类项，规避将不易归类的或具有综合性质的现象归入“综合”类、“假设”类、“其他”类等把问题堆积一隅原则；5.兼顾新形式的归属和未来发展原则。
本文认为，在艺术学范畴里，在艺术学与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电影、电视等具体学科之间，还实际存在着一个中间层级――它集中了某些艺术形式的共通特性，并使各艺术形式相互联系与区别。为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分类设想，即依据艺术呈现方式的介质不同分类，将艺术划分为动作艺术、声音语言艺术⑤、材料艺术、操作艺术、音像制作艺术。
第一，动作艺术。动作艺术是以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包括舞蹈（含戏曲舞蹈）、杂技人体技巧、哑剧等。其主要特征是：1.人的表演的本真性；2.人体技巧的真功夫；3.动作语言体系的特殊性和包容性；4.动作语言的民族性、地域性、传统性、时代性及个体差异。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一些重要艺术活动中，包括国家艺术学社科基金项目的评审工作，杂技是被放在戏剧类中进行评审的。这从一个角度充分肯定了杂技与戏剧都是以人的自然身体为媒介的基于身体表现的艺术，以及身体技能对于二者的重要性，也肯定了当代杂技与戏剧在戏剧性、情节化方面的相关性。但是本文认为，这种做法模糊了杂技与戏剧在主体方面的重要区别――杂技是一种以人体技巧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戏剧则是以声音语言为主、以对话或以歌舞演故事的艺术。从基本属性来看，杂技与舞蹈更为贴近，二者同为动作艺术。
第二，声音语言艺术。声音语言艺术是以人的声音和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包括话剧、戏曲、曲艺、声乐等。其主要特征是：1.由人的声音创造出的语言和音乐艺术形式；2.多以艺术中的文学元素作为创作的基础。正如曲艺形式被直呼为“说唱”艺术。话剧突出一个语言功能。尽管戏曲以唱、念、做、打著称，但是一般的剧目还是以“戏”甚至以唱念为主。即使是以武生、武净、武丑、武旦、刀马旦唱头牌的戏曲武戏，也还是以戏为主，以武为辅，如：《挑滑车》《伐子都》《长坂坡》等。为此，还出现了专供欣赏武功表演的折子戏，如：《三岔口》《挡马》《杀四门》等。
这里之所以把声乐与器乐分离开，是更加看重声乐和器乐的相对独立性。声乐是由人的发声器官――声带产生振动所产生的音乐效果，而器乐则是由人操作物，使物体发出音响、音律、音频等的音乐效果。二者的发声材料和发声原理明显不同。在艺术实践中，声乐与器乐也常常被分开来应用，凡单纯的人体人声艺术都是声乐的近亲或本是它的归属。例如：声乐训练被作为戏剧学院学生的必修课；民间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为载歌载舞。器乐学习和训练是另一套功夫，它是人与自身之外的其他器物共为介质的音乐艺术，当属于操作艺术。
第三，操作艺术。操作艺术是指由人操作物、人与物共同完成，乃至以物的某种性能作为主要审美对象的艺术形式。即：通过人的技能所产生的物理的艺术呈现。它包括器乐、木偶、皮影、魔术、驯兽等。其基本特征：1.人与物一同进入创作的共时性；2.始终在人的操控之中，使物的某种性能成为审美对象，“驭物为灵”；3.以人的艺术技能为主导，并由此决定艺术品水平的高下；4.离开人的操作其艺术效果便不复存在。操作方式一般有演奏（吹、拉、弹、打），耍弄（耍皮影、耍木偶、耍杂技道具），魔变（变魔术），驯化（马戏、驯兽）等。吹、拉、弹、打基本包容了乐器演奏中的所有管乐、弦乐、打击乐器；耍皮影、耍木偶、耍杂技、变魔术、马戏、驯兽……等，更是呈现出了人操作物的千姿百态和无限可能。
动作艺术中包含了杂技人体技巧。这里的杂技道具节目（如：手技、蹬技、顶技、走钢丝、抖空竹、舞流星等）和魔术、驯兽被作为操作艺术形式，在于着意强调人与物（动物、实物）在艺术呈现过程中的相互依赖关系，如实反映杂技艺术⑥所含纳的“杂”之属性和技术特点。
第四，材料艺术。材料艺术是物化了的艺术形式。包括绘画、雕塑、摄影、书法、建筑等。材料艺术是艺术家审美创造的一种可见形式，是艺术家将自己的艺术才华完全依托于物、显现于物的艺术。其基本特征：1.依材质、材料性能、形态等特性在材料上形成；2.艺术品是为审美对象，艺术家与艺术品分离。例如：绘画由水墨、水粉、水彩、油彩和宣纸、绢、画布、画笔等材料实现画家的创作。艺术家的审美创造一经凝聚于物，便就此形成一个艺术品实体而凝固不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材料艺术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
第五，音像制作艺术。音像制作艺术是指录音录像艺术形式。即：以镜头形式、录音效果等录制技术呈现的，对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各种活动影像、声音效果的摄录、创制及放映与传播的艺术形式。包括电影、电视、广播艺术等。其基本特征：1.跨介质⑦；2.技术的作用显著；3.艺术家的现场参与与艺术成品相分离，即“缺席的在场”；⑧4.具有音像记录、合成双重属性；5.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的制作；6.机构、团队形式的集体劳动。
音像制作艺术的跨介质性质不同于以往的综合艺术。它不仅是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形式的集合体，它还汇集了人、物、特定材料和技术设备等共同作用共同参与的艺术创作，突出了技术的特点。它是一种异质性综合媒介系统。
音像制作艺术与物化了的材料艺术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是先进技术引导下的成像方式和录音、传输方式，其物质介质本身均具有科技含量。譬如：当前影视技术已经出现了光-电子-数字成像方式，并有最终替代传统的光-化学成像方式和光-电子-模拟成像方式的趋势。由于人的审美需要，音像制作艺术还将继续积极引入高技术手段为之所用。
四、新的分类设想的实践意义
1.自始以来，宏观艺术学与各艺术门类之间缺乏理论打通与拓展，即缺乏对艺术总体的分解、分析，对艺术个体的归纳、综合。构建艺术总体与艺术个体之间的中间层级是艺术学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这为新的分类设想提出了学理性、实践性要求。
2.“要不要打破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要不要研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要不要寻找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规律、要不要从宏观上来认识艺术现象”⑨等问题是当下艺术学的重要理论关切。新的分类设想具有建设性、创新性意义。
[关键词]联合创作课；影视艺术人才培养
联合创作课伴随着影视编导专业的建设在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已经走到了第九个年头，从设立这个专业的2000级开始到2008年2005级联合创作课的完成，已经进行了六次影视艺术人才培养途径的探索。这是一个由稚嫩青涩到日臻成熟、完善的过程。“联合创作课”是一门集影视技术、影视艺术、影视宣传、影视策划、影视运作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实践体验类课程。该课程基于广播影视艺术创作教育“立足于发展着的现代科学技术平台上的艺术”这一认识，依据技术与艺术两大体系，设置了以联台创作课程为中心的三大课程板块：专业科学、人文艺术与实践操作。充分利用东北师范大学研究型综合性大学的资源优势，在多个院系范围内进一步完善现有的通识课程建设，旨在加深、加厚艺术类人才的文化底蕴，以搭建合理的知识建构，使艺术人才广泛地吸收其他学科的养分，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联合创作实践课程，是认识和探索广播影视艺术创作教育这一专业教育的基本规律的，以培养“人”为根本目的，旨在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多学科、多艺术门类、多媒体融合创作的课程实践体系。这对于影视艺术创作人才教育观念的改变有着创新意义。这种创新意义可以通过其课程的特征来体现。
一、实践性
美国的学者艾布拉姆斯的关于艺术的四个要素的理论，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艺术”这个总的概念中“世界、作品、艺术家和欣赏者”四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在四者关系中作为中心环节起着连接作用的是艺术作品。无论是艺术家或是艺术家所阐释的世界，还是欣赏者进行欣赏的过程都是靠艺术品进行连接的，艺术与世界的关联通过这个中介环节得以实现。由此我们看到了不同的艺术门类表现为不同的“有意味的形式”――艺术品。影视艺术的艺术品就是影片。用通俗的话来讲影视作品是被“拍”出来的，影视教育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教“拍”、学“拍”、掌握“拍”的基本规律，研究“拍”所涉及的全部因素、所经历的全部过程、所形成的全部艺术。因为只有“拍”，才能达到和实现影视艺术和影视教育的最终目的。对于影视编导这样一门应用性学科而言，“拍”也便是实践性的直接体现。
在当今学校教育所进行的教学与科研活动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重复、陈旧、无价值、乃至完全错误的立项与操作，存在着大量的群体无意识的盲从。究其原因，是对所研究的事物缺乏本质上的认识，也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法，说到底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解决影视艺术创作教育中的诸多矛盾，抓住一个“拍”字，也就拉动了整个影视艺术创作教育各种矛盾的提出和解决。联合创作课程抓住了解决矛盾的关键环节，是对“拍”的深入的理解，包括理性的思考和坚持不懈的实践与灵活具体的方法运用。
谁作为实践的主体，这个看似十分简单的问题，在实施的过程中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在办学理念和目标、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上并没有做到明确和清晰。我们要坚持一个最基本的观念――我们培养的对象是学生，学生应该是实践的主体。当学生开始进行这个专业学习时，就应该了解拍摄，懂得拍摄，实施拍摄，这是影视艺术创作学科建设的根本要求所在。国内本专业的一些院校，由于各种不同的情况，致使学生不能进行拍摄创作，从根本上失去了影视艺术学科专业教育的基本特征。社会对影视教育的要求首先是能够培养出适应工作、有所创造的、合格的应用人才；要求我们在本科教育阶段努力完成应用型人才所具有的素质培养，并为研究生阶段培养基础研究和高级应用人才做必要的准备。从这一需求的角度上看，学生作为拍摄的主体是十分必然的。
拍摄的另一个主体是教师。本课程在培养学生的同时，也为教师队伍的建设与提高提供了平台。几年的实践中，任课教师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心血，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业务水平和专业素养，体现了“教学相长”的教育规律。高质量学生的培养依托于高水平教师队伍的打造，教师要具备高水平的知识与技能，这种知识与技能的形成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实现。我们强调教师在联合创作过程中对学生的指导性，包括各个具体环节、从技术到艺术上的解惑答疑和启发引导。另一方面，对于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培养只有联合创作课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考虑由教师亲自动手的方法与措施，这需待条件成熟后设计实施。从规律上看，只有当我们打造出一支从理论到实践两方面都平衡发展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时，我们的联合创作课才能再上一个台阶，从而更加接近设定的教学目标。
从2000级到20005级这六届学生的联合创作中，我们都坚持学生为主、老师辅助引导的创作和教学方式。虽然在作品的表现上有不成熟或偏颇之处，但是在创作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和教师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而创作实践过程本身也正是我们教学方法和教育、教学目的的体现。
二、实地性
除了在各种专业课上教师有意地强调和引导外，联合创作课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有效的解决拍什么和“为谁拍”的教学实践过程。我们首先在选择外景地的时候强调深入当今中国的最基层，强调深入相对艰苦的农村、山区，这正是我们联合创作课课程创新的三个要点之一――即实地性的课程特征。实地性的课程特色其用意是战略性的、深远的。我们要利用基层生活的感受教育来提高学生的认知倾向性；我们学习利用国际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分析大师的作品和成果，都是为了让中国的艺术作品、让中国的影视作品做得更好；我们都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中华民族的现在和未来履行自己的义务；我们的学生将来走出大学；要在中国的各个层面的传媒业界工作，他们个人的观念、立场、情感将会直接以多样的形式和个性化的艺术品位在公众中传播，我们应该让他们了解城市、乡村；了解光明、黑暗；了解真正的民情、国情。他们从学生时期起就将自己的立场和情感与最广大的人民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思考和观念与中国的实际情态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关于实地性的战略性思考，也是联合创作课教学实施中实地性的意义所在。联合创作课程的学习不再是单一的知识技能的学习，不只是专门技巧的掌握，而是一次全面的学习，是身心技能的全面的学习、锻炼和提高。
举办联合创作课程6年来，学生和教师的足迹踏遍了祖国东北的山山水水，这些活生生的自然景观、人文风貌，经流过学生们的眼、耳、身体和心灵，转化为艺术的影像，转化为创造性的记录。这是联合创作课程创新点之一――实地性方面――从艺术角度的思考与实施。有人曾质疑，何处不是生活，为什么一定要去深山老林?答案很简单，这是广博与精专的辩证关系所需，这是厚积与薄发的辩证关系所求。很多人参看学生影展时都会说，这是一 些“学生影片”。从批评角度上讲，是说影片方方面面所表现出来稚嫩和青涩，从学生的角度上看，无可厚非；但从艺术创作教育的角度上看，应该将其视为一种批评，是一种正确的、中肯的批评，我们应虚心地接受这种批评。设置联合创作课正是接受了这种批评的一个态度和改正的方法。世界是广大的，生活是丰富的，提供和创造让感官兴奋活跃的多彩的空间，变幻的人物，就可以打破单一雷同的学生作品样式；将寻找和发现转化成更为深邃的思考，就可以改变学生作品中的浅显与幼稚；冲出封闭的小“我”、走入开放的大“我”，精神世界的博大就会在创作中形成较高的艺术品位。联合创作课课程的实地性要求使学生们开阔了眼界、接触到更丰富的生活、感受了更鲜活的人物、体验了更细腻的情感、形成了更深刻的思考、激发起更高昂的志向。
三、综合性
科学借助理性，强调“发现”，艺术借助感性，强调“反映、创造”。艺术区别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于有其独特的规律性，其教育体系结构及运行形态自然有别于理科、文科教育。影视专业是众多艺术学科中的一门，艺术学科共性的规律是要遵守的。而影视专业也有其区别于其他艺术学科的独特的自身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来自于影视艺术本体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它不仅要像其他艺术一样充分地吸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养分，它还必须使用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因此我们说，影视是集技术与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同时影视艺术教育又可以分为影视艺术的审美教育和影视艺术的创作教育，而影视艺术审美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素养教育、通识教育；影视艺术创作教育则是一种专业性教育、应用性技能教育、基础研究性教育。这也正是影视教育综合性的体现。基于影视艺术学科、影视艺术创作教育所体现出的综合性特征，在联合创作课的课程设置上我们同样强调了综合性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理念。
联合创作课以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学科与学科、学院与学院、学校与地方、学校与媒体、中国与世界的多角度为联合创作的综合性教育视点。将“联合”定义在全新的高度上，为高校的实践教学平台展示了崭新的视野。借鉴国外的灵活课程设计方式，如暑期课程、零学分选修课、配对限选课等塑造学生的多学科综合基础，为高级形态的联合创作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同时，将联合创作课程改革纳入“教育部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的项目范畴，综合多学科多专业的培养优势，加设几门必修类专业基础课程：文学经典导读(第一学期)、艺术哲学(第二学期)、综合艺术体验与表现课(第三学期)、综合艺术创作实践(第四学期)。这些课程的选课、学习和指导完全打破院系和专业的界限，最大限度地解放了学生的艺术天性。
四、结 语
教育研究的基点是教育规律，它源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规律。联合创作课的设置正是影视艺术专业教育应对社会现实挑战的理性选择。是从“培养什么样的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为出发点，这也是联合创作课课程设置的理由和基础之一；同时，也是对本专业教学规律认识的一种选择和探索。此课程的实践性可以对其所学的理论知识加以应用、激活，对其在大学期间所形成的专业认识及思考给以梳理、调整、定位，从动脑到动手、从理论到实践，形成活的、有生命的专业把握，形成具有应用意识的理性思辨习惯；此课程的实地性可以让学生将一门专业的学习和学科思考与生活、社会的大系统建立有机的联系，从而进行个人在社会、世界中的定位思考，增强责任意识，从局部与全局、从个人到整体，形成勇于面对现实、面对生活的勇敢精神，形成超越于专业狭隘界限的、全面发展的人的品格；此课程的综合性可以对学生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加以整理、总结，从分析到归纳、从部分到综合，形成全面的多层次的认识、形成新的理解、答案，新的需求、问题。这种兼有实践性、实地性、综合性三性特征的课程设计，使联合创作课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撑学科建设、发展的核心课程。
联合创作课是对教育的本体意义上的认识深入，是对教育功能把握上的一次选择和尝试。从这个意义上讲，联合创作课及它所逐渐形成的课程体系应该包含着影视艺术创作教育的全部内容，也吻合大学教育理念的创新思考与实践。
[参考文献]
所谓“潮课”，就是把社会上流行的时髦元素搬到中学教学中，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内容与形式进行教学。如芝加哥洛克福德中学的“《哈里波特》与创新作文”课，大急流城东急流中学的“动画片《逃离地球》的叙述艺术”课，芝加哥奥罗拉中学的“游戏《farmville》与叙事训练”课，这些时髦元素融入语文课堂，带给学生的首先是一种感官的冲击和受驱于好奇心的魅惑。“潮课”在美国的勃兴的原因也在于此。
一.后现代课程观的基本内涵与主要特征
随着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兴起，教育界也出现了后现代课程观。这种课程观分为批判性和建设性两种。前者的特点主要是批判和否定现代课程观，后者则致力于在超越现代课程观的基础上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在知识观上，现代主义强调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中立性；后现代主义则注重知识的情域性、生成性、内在性。不同的知识观决定了不同的课程观。后现代主义课程也因此具有了开放性、多元性、创造性等特征。
“去中心化”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其内涵表现在消解现代主义中的科学中心主义与主流文化的霸权地位，关注边缘文化、边缘文本及边缘群体。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美国的“新语文课程观”表现出“反对语文学科知识霸权和语文教师课堂权威”的倾向，寻求语文教学的多元化和差异性。这种课程观认为目前语文教学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对立，知识与学生的对立，认知与情感的对立”等问题，都是“语文学科知识霸权”所造成的。因为目前的语文课程设计主要考虑的是阅读知识与写作知识的发展逻辑，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兴趣和爱好。因此，后现代课程观特别强调对学生的接受能力与学习兴趣的观照。
同时，后现代课程观还主张消解教师的课堂权威。现代主义课程观认为，教师是传递知识的权威，是课程的忠实的执行者。后现代课程观则坚决反对这一主张，认为知识不是纯客观的、绝对化的存在，它具有情境性与文化性，是一个不断“动态生成”的过程。因此语文学习需要学习者积极参与和主动建构。这种参与和建构既能将语文学科知识内化在自身的知识结构中，又有利于情感因素的培育。基于此，后现代课程观主张将语文教师从执行者、实施者转变为对话者、转化者，从而建立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
总之，后现代课程观主张消解学科知识霸权与教师权威，尊重学生学习兴趣和需求，强调学生积极参与学习和主动建构知识，关注学生的发展。但它追求差异性和多元化的特点，也增加了课程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和零散化。
二.美国语文“潮课”中的后现代倾向
当前，美国语文教学的“潮课”现象在美国东部中学中十分多见。如在“名家作品赏读”课中，美国教师会把经典作家的作品与当红作家的作品同时罗列出来，由学生通过小组合作进行对比赏读；如在日常语文教学中穿插大量流行影视剧片段，并组织学生探讨其中人物、情节、环境是如何组合、如何呈现的；如在作文教学中植入最新网络词汇与网络流行的表述方式，由学生自主运用，自行品味语言效果。对此，美国教育界也有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教学形式与内容的创新，因为这种教学尝试直面学生的兴趣与需求，调动了学生学母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有人则认为这是在怠慢经典，颠覆传统，哗众取宠，迎合学生。两派交锋，究竟谁是谁非？
笔者认为：首先，美国语文教学中涌现“潮课”，与后现代课程观颇有渊源。后现代主义强调多样性，“潮课”就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生学语文的多样化需求。比如我在芝加哥威顿中学考察时，看到有教师在指导学生习得人物描写写作技巧时，就当堂播放当红美剧《别对我说谎》的精选情节，学生自主观察剧中人物的微表情与微反应，然后每一个人都尝试用笔将这些“微表情与微反应”再现出来，接下来学生将各自的作品拿到小组进行互评，推选代表参与全班交流――探讨“于细微处见精神”有哪些具体的写作技巧。这种视听悟并举的立体学习体验，不但满足了学生学语文的多样化需求，更宣示了现代课程中教学权威空洞说教的苍白无力、低质低效。这充分说明“潮课”的新鲜、实用、有趣等特征对语文教学的增效具有很大的推动力。它确实能激发学生阅读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其次，美国语文“潮课”中的随意化倾向也值得批判性观照。后现代课程观重视适度的不确定性、异常性、无效性、模糊性、不平衡性和耗散性。但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如何把握好“度”，从而有效引领学生自主建构知识，却是个难题。美国教师在“潮课”教学实践中就经常出现这些问题：比如当红影视剧中的精彩片段播放完毕后，已经进入从学科角度探讨问题的阶段，却依然存在学生沉浸在剧情中，进不了学习状态的问题；比如有的学生甚至利用教师给予的学术探讨机会，与同伴讨论与教学内容无关的话题。这种次生现象显然影响了学生对语文知识的自主建构。同时，后现代主义还重视“碎片化”，认为每一个碎片都有其不同质性和特殊性，都有其价值。但语文课程设置贵在有统整性，贵在有学习目标的引领。如果“潮课”带来的随意性与碎片化破坏了学习目标的引领，语文课的“本我”存在就会被消解。
由此可知，美国语文“潮课”追求时尚，追求新颖，满足了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和差异需求，是值得肯定的。但由此产生的学习目标的模糊化，教学设计的随意化，学习内容的碎片化，也需要引起重视，加以限制。
三.美国语文“潮课”现象对中国语文教学的启示
（一）走向多元与保证质量
叶圣陶说，语文教材不过是个例子。洵非虚语，我们要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就必须基于例子，夯实基础，同时也要有随时摆脱例子束缚的勇气。“潮课”进入语文课堂，既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又有助于文本研读，二者形成合力，从而促进学生发展。同时，我们也要制定相应的校本课程标准，以保证语文教学效果不至于因为追求多元而忽视夯实基础。
1、构建多元评价标准。后现代课程观主张构建多元评价标准，语文教学当然要立足于本位，不放弃自身的职责与使命。同时美国语文“潮课”的勃兴，也启示我们要重视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学习需求，要敢于创新，与时俱进，在学习环节中合理引入时尚元素，为语文学习的减负增效提供助力。因此，针对语文学习过程的多元评价的三要素应该是：语文本位、学生需求、创新增效。
2、明确语文“潮课”的标准观。语文教师当然可以上潮课，但要避免教学设计的随意性，教学内容的碎片化。吸取美国语文“潮课”的经验，我认为语文“潮课”的标准观应该是：注重实用与社会责任，关注文学素养的培养，强调对语文文本的内在价值、人文价值的挖掘发展，倡导师生的创新能力。
总之，要追求在规范中求创新的理念，在考虑语文学科发展与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的基础上，构建有利于学生发展的语文课程。
（二）超越泰勒与力求生成
潮课的出现，说明后现代课程观为中学语文课程改革提供了新观念与新视角。潮课在语文园地的成功，为突破泰勒原理带来了希望。拉尔夫・泰勒所创立的课程理论框架长期统治课程领域，其倡导的“技术理性”至今左右着中国语文教师的教学思维。
所谓技术理性，就是将“对语文课堂的控制与管理”作为核心价值观，来引领语文教学行为。教师对课堂的过度把控，导致课改难以深入。我们借鉴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化”和“适度耗散”等理念，借鉴美国语文教学中的“潮课”实践，有助于突破泰勒原理对课程理论与实践领域的控制，从而有利于语文教师解放思想，生成全新的语文实践框架。
（三）避免极端与逐步创新
美国语文“潮课”实践中暴露的问题，说明后现代课程观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建设性不够，不当借鉴会使语文课程体系与教学设计陷入混乱。因此，语文教师在践行后现代课程观的“动态生成，多元审视，尊重差异”等理念的同时，还要兼顾中国语文教学传统理念中的标准与共性等价值，在规范中契合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需求，追求动态生成、逐步创新，从而实实在在地提升语文教学的效能。
一、 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构建文化认同
全球化语境的背后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当代资本主义消费本身既是经济行为，又是文化行为，这早已不是尼采和韦伯意义上的文化了”。 即使是最悲观的论述也不能掩盖残酷的现实：当艺术作品纷纷在市场运作中成为了被受众购买、消费的文化产品之后，当影视作品被好莱坞进行全球营销之时，作为受众的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培养成了“口味统一”的客户。真人秀节目《美国偶像》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巨额的广告收入更重要的是以其为模本的真人秀节目形态在全球蔓延。即使是在有着截然不同文化传统的中国，观众们也津津乐道于《超级女声》的冠军人选。这种文化的假象生产出的是消费的欲望而非价值与意义。对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早有论述：“当经济变成一种文化现象时，文化也变成了一种经济性的、市场的现象”。
艺术教育是大学教育活动的一个层面。其核心是以艺术的形式呈现文化的样态，于多元样态中提炼具有民族特征的文化价值，进而完成文化认同的过程。“文化认同是指个体与社会在生活中参与性地、体验性地继承与发展某种或特定文化的过程。” 这其中涉及到文化的表现形式、载体、受众的审美习惯、审美心理等多层面的内涵。换句话说，文化是在不断演进的历史纵轴上进行的具有延续性的意义赋予和构建的过程。因此“对于特定时代的个体和社会群体来说，文化认同就是人们对于一种历史性地进行着的‘生命意义构建活动’的参与过程”。 基于这样的论述，我们可以理解作为海洋文明代表的雅典奥运开幕式表演必然不同于代表黄土文明的北京奥运开幕式演出。前者注重冷色调的运用和流线型的呈现方式，后者则是暖色调的调和与条块状的表现形式。艺术手法差异的背后是作为艺术灵魂的文化意识的不同。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剧，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过程已是历史的必然。然而，伴随这一必然过程的是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和弱势文化的逐渐式微。对于这一现象，“文化普遍主义者认为，文化发展的指向必然是世界文化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动而在经济活动中走向文化同一性，全球化必将导致人类文化实践活动的理念预设和实践指向变为同一特质”。 而文化特殊主义者则强调“文化发展是在尊重各主体文化生态发展的自由的基础上对自身文化价值和理论规范的独特性认可”。 其实，关于文化特权和文化狭隘性的争论早已有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公约》中，“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征”、“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是文化的多样性创造了一个多彩的世界”的论述得到了众多国家的广泛认可。《公约》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尊重正反映出不同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价值认同的渴望与坚持。
二、 明晰自我与他者、社会的多重关系
艺术作品通常都带有丰富而多元的意义，特别是其中的影视文本，因其最贴近生活、最具时代特征、最直观反映社会现实与架构，使得影视艺术教育在价值赋予、意义解读等许多层面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影视文本对于构建自我与他人、与社会的和谐的社会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关注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之外，影视文本能够更多的反映出某个特定时代背景之下社会的结构模型、成员关系、社会矛盾、价值冲突与对立，甚至对人性的解读与剖析。因此，对于文本的诠释和解读有着更广阔的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空间。以法国导演阿伦・雷乃的纪录片《夜与雾》为例，“对当下某个时刻的任何描述，都会在实践的延续中唤醒未来，其中永恒不变的是社会的责任”。 将一段影像放置于它所反映的时代，连续流畅的彩色镜头的讲述与短促黑白的固定镜头交替，完成了在现实与历史的时空中的对话、完成了从历史旁观者到现实的回归。于是在对开放式的结尾的解读中，“我们被告知：这种邪恶就潜伏在我们周围，我们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警醒、同情并关注他人”。 这一文本解读的过程正是明确自我与他人、与社会关系的过程。“我”不是独立的单一个体，而是与他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是与社会脉络一致的。只有认识到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成长为一个为生活中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承担义务、为了自己和他人分担责任的社会人。” 这种基于文本分析的社会责任赋予过程是其他艺术形式教学过程中无法承载的使命。明确构建自我与他者、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及其意义正是影视艺术教学的特色。
三、 引入意识形态分析，构建社会品格
将意识形态分析引入艺术教学，特别是影视艺术的教学过程，旨在将影视文本放置于由历史时展的纵轴和国家社会发展的横轴构成的坐标体系当中。用宏观的、历史的、辩证的视角解读文本和其中包含的社会意义。“意识形态既可以作为一套没有明确的政治涵义的想法被客观地定义，也可以作为一种人们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用以塑造自己和他人，同时也使某一集团大力提倡的观念被严格地定义”。 所以在影视文本的解读过程中引入意识形态分析能够使一个社会的普遍共识、价值观念得以宣扬。而这一过程正是达成社会共识、构成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
“文学不只是与那些普泛的和永恒的美，或者高尚的准则有关，更与产生它的意识形态的环境有着实际的纠缠不清的联系” 。其他艺术类型亦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反对那种认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可以脱离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单独发展成型的看法。” 实际上，“意识形态结构着现实本身”。为什么在1955年能够产生《夜与雾》这样具有深刻批判意识的纪录片？这与战后十年“反思、警醒”的社会思潮相关，也与物资匮乏的经济现实相关。正是由于具有了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人文的眼光，才使得一部艺术作品可以“回答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而且，反过来用艺术关怀来引起历史与道德的思考”。 而其中艺术关怀与道德思考的诉诸点正是寻求共识，达成一致。以促成爱国、忠诚、同情、责任、关怀等社会品格的稳定和形成、构建公平、和谐的社会结构。
沿袭百年的美学传统，艺术教育离不开陶冶情操与体验崇高。然而仅仅止步于审美体验，是艺术教育功能与价值的缺失。以文学和艺术的形式诠释和解读属于本民族的文化精粹，在文化价值的找寻中追求民族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是艺术教育的深层价值所在。与此同时，在社会共识的形成中，构建公平和谐的社会结构也是艺术教育，特别是影视艺术教育的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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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探究性学习 高中语文教学 实施策略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探究性学习的含义
探究是一种活动，探究性学习则是以探究这种活动为基本特征的学习方式。作为一种学习方式，对学生而言，探究性学习是指教师不把现成结论告诉他们，而是学生自己在教师指导下自主的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获得结论的积极学习过程；对教师而言，探究性学习又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问题为载体，创设一种类似科学研究的情境或途径，引导学生通过自己收集、分析、处理信息、和体验知识的产生过程，进而了解社会，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能力，所以，探究性学习是师生共同参与的过程。
二、探究性学习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开展的必要性
（一）探究性学习对学生语文学习的促进作用
学生学习语文的内在动机是对它的兴趣，而探究性学习可以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既加深了学生对文本内涵的理解与掌握，又促进学生对知识价值的反思；探究性学习可以使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更广泛地掌握语文技能，提高学生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探究性学习能给予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充分的思维空间，探究活动倾向于横向与纵向的研究，这样就可以使学生的思维在很广阔的天地中翱翔，自由思考，自由探究；探究性学习的方式鼓励生生互动、同伴质疑与讨论，利用集体思考的力量，相互启发、相互激励、相互诱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引发学生全方位认识这个问题，就给学生学习语文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二）普通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对探究性学习提出的要求
新一轮基础教育的改革经过几年的施行，已经从考试改革、课程改革、教材改革，发展到开始发动教学模式改革――以“探究性学习”为标志，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所以，提倡“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方式，逐步改变以教师为中心和以书本为中心的局面，促进学生实践能力与创造能力的发展，实现教育方法从“粉笔+讲解”向学生最大限度地参与转变，是当前语文教学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语文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
三、高中语文教学中探究性学习的实施策略
（一）把握高中语文学科特点，巩固探究性学习的基础
1、重视阅读，牢固树立“阅读即探究”的思想
学生主要通过阅读文本来获得语文知识，培养情感与价值观，所以阅读文本是探究活动的物质基础，只有抓住了阅读文本的特点进行探究，才能让学生领会祖国语言的丰富多彩，才能让学生的个性得到张扬，才能让学生深入地与文体交流和对话。学生与文本发生深层次信息交流的阅读才是最好的语文探究性学习。语文学科有自己的特殊性，阅读是传统语文教育遗留下来学习语文最根本又最有效的方法，比如学生个性化阅读探究方法、比较阅读探究方法等。
2、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
高中生已经具备了较为成熟的思维能力，而探究性学习需要学生积极思索，不断创新，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思维方式有许多种，其中发散思维、辨证思维、创新思维能力是高中语文教学的探究性学习的三大思维策略。
探究性学习是围绕阅读文本而进行的过程，需要不断的去发散学生的思维，伸长联想的空间，从课本知识到课外阅读，从古代到现代，从音乐美术到影视录像，从民间俗语到诗词典故。在丰富联想的基础上容易找到知识中的空白，思维中的矛盾，从而发现问题，找到探究的目标，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
（二）师生共同参与，营造探究性学习的氛围
1、创设情境，发现问题
语文课程的探究内容非常丰富，是语言文字和人文内涵的结合，是开放而有创新活力的，而探究的过程也讲究情感的投入和发展。学生也只有在宽松活跃、自由愉快的氛围中才能积极思考，深入探究。所以，创设一定的情境，既有利于语文课程的生动展开，也有利于学生探究学习的有效实施。
2、教师引导，学生自学
在探究性学习中，教师起着引导的作用，所以教师应该立足文本，引导学生探究。我们语文教师应该引导学生理解文本内容，把握文本本身的思想情感及写作技巧，咀嚼语言在文章中的含义及作用等，同时使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培养起学习语文的一定的方法技巧，树立起正确的情感与价值观，提高语文素养。当然，在探究时，一方面要与语文文本相结合，话题不能游离于文本之外，另一方面要与学生实际相联系。学习《过秦论》一文时，教师就要引导学生探究秦灭亡的原因，文章酣畅淋漓的论述风格，但一定要给学生适时引导，以免学生把语文课上成历史课，仅仅去探究这篇文章的历史观，而忽略了文章的文学性的体现。
（三）拓展迁移，挖掘探究性学习的方法
1、学生自主探究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探究性学习提倡让学生自主探究。具体可以采用下面的几种自主探究方式：首先，在语文文本矛盾处挖掘探究的沃土。
高中语文教材中常常有一些看似矛盾其实合理的地方，学生围绕这些矛盾大胆探究，是寻找探究切入点的方法之一。《祝福》中有这么写祥林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这句话看似矛盾，其实学生在自探究的过程中会发现，这样的矛盾恰好衬托了祥林嫂的悲惨命运，也有力的控诉了封建礼教与封建迷信对她的无情的压迫；其次，扣住情境，进行换位的思考。课文是作者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产物和思想轨迹，我们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抓住自己感兴趣的地方，或借用文中角色，或引入相关角色，或充当某些角色，去换位思考。语文教学经常采用的角色扮演就是其中的一种。
2、师生、生生合作探究
探究性学习需要学生深入地思考，仔细地研究，更需要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共同寻求答案，共同寻找事物的规律。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教学效率，所以，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应该正确处理学生自主学习与教师指导学习的关系，这不仅强调学生要在教师的引导下探究，更要强调教师要在引导的基础上，与学生共同合作，不仅珍视探究中教师自身的个人观念、独特感受和体验，引导学生积极反思，同样，也要珍视探究中学生的个人观念、独特感受和体验，这样才能体现师生之间相互倾听、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陈琦，刘儒德.当代教育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丹尼尔·贝尔的断言大家早已耳熟能详：“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①当影像符号的书写、表达、接受和理解日益成为重要的传播手段与生存方式的时候，国内“大多数视听从业者，仍然不懂视听语言的基本规律和思维方式。他们的思维方式仍然属于传统艺术语言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文学的思维方式”。②著名栏目《东方时空》甚至需要从景别、轴线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开始，训练自己的创作队伍。③在电影界，类似批评也不绝于耳：“我们目前有很多影片的电影语言太陈旧了。”④“如何解决好叙事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不可回避的课题”。⑤近年火爆上演的《夜宴》、《无极》、《英雄》等大片虽然标志着中国电影工业在运作机制上与好莱坞逐渐接轨，但在原创性、叙事力、影像造型等方面却多受诟病。《无极》被指责“故事单调，内容太空”⑥；《夜宴》则“显出中国导演对电影语言审美感悟及表现力的贫乏”。⑦有人甚至认为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具有叙事上的基因性缺陷”。⑧那么，我们的影像文化是否真的存在某些基因性问题呢？在视觉素养日渐受到关注的今天，我们尝试从一些基础性问题上展开对我们视觉文化传统的思考和审视。
由于视觉艺术的相通性，不同艺术形式的视觉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也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承传性，并积淀到我们的视觉语言中。绘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的视觉艺术形式，它与影像艺术都是在二维空间创造三维形象，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认为，作为影像精神具体体现的机械复制技术，正如本雅明所言——“与绘画作一下比较仍然是有意义的”。⑨我们尝试在东西方绘画艺术的发展中挖掘一些本源性的元素，试图从中寻找影响国人影像素养的一些原因。
二、对东西方传统视觉观念的反思
通过光电转化或光影转化，影像符号被看做真实物象的摹写，是物质世界的复原和现实的渐进线。从再现特征来看，影像更接近西方视觉艺术的写实传统。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开始，西方的雕塑、古典绘画在透视、明暗、色彩等方面始终追求对真实的摹写。从13世纪到巴罗克时期，写实绘画追求形似。安·马尔罗认为，“巴罗克艺术拼命追求的，不是改变画面本身，而是一种连环画。一门艺术如此迷恋于剧场性效果并求助于表情动作和情绪，它最后以电影为归宿是毫不足怪的”。⑩到文艺复兴初期西方美术家写实之风渐盛，达·芬奇甚至“拜镜子为师”，并在其《画论》中声称：“最可夸奖的绘画是最能形似的绘画。”到十七八世纪，荷、意画家设计“暗箱”作为绘画辅助工具，到19世纪后半期，写实绘画更是发展壮大形成体系。因此有学者言：“西方绘画从文艺复兴期以来趋于写实而接近摄影术，实在是一股十分强大的历史潮流。”(11)西方古典绘画所积淀的深厚的写实精神和精湛的写实技巧为旨在“再现物质世界”的影像艺术做了精神和物质上的铺垫。
在中国，《墨经》上虽然有光学八条，汉武帝时有灯影戏的传说，〔宋〕沈括《梦溪笔谈》、〔元〕赵友钦《革象新书》中进一步解析过光学折射现象，但是上述观念像中国其他萌芽状态的科技思想一样，最终没能促成现代影像技术的诞生。作为一种重要的视觉艺术形式，两千多年来传统中国绘画中所折射出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方式，与直接催生了“完美复制现实”影像技术的欧洲视觉艺术思想有相当大的差异。可以说，在一些基本特点上，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影像认知上的差异，与传统中国绘画和西方绘画的差异存在某种精神上的一致性。
在中国文化史中，“言”—“象”—“意”三者之关系和地位似乎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此消彼长的过程。《老子》第二十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对“象”作出了初步规定，“象”为“道”所包含。《易传·系辞传》上有言，“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不仅突出了“象”这个范畴，而且将之置于语言之上，强调了形象在概念表述上对语言的优越性。但是，在之后中国文化的实际发展中，言与象的工具地位却发生颠倒。刘师培指出，“秦汉以降，士有学而工无学，卿大夫高谈性命，视工艺为无足轻重”，(12)在以训练科场技巧为目的的公私教育机构中，绘画一科根本没有插足之隙，官僚士绅阶层绘画趣味和绘画技巧的训练，往往被视为超乎世俗功利的自我精神满足。在儒家实用理性思想的擢拔下，语言在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地位逐步提高，文字成为求取功名的唯一工具，以至“立象”的活动“在文字占据主流优势之后（约在汉魏以后），颇受批评，逐渐被挤压成了旁支，成为较次要的表意方式，甚至还被贬抑”。(13)而绘画艺术只有在文人士大夫修身养性的琴棋书画中才能找到其存在空间。
从画论上看，南朝画家谢赫的“六法论”中“气韵生动”居六法首位，而“应物象形”处于较次要位置。到了北宋苏轼已是“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了。(14)克莉丝特娃(JuliaKristeva)认为西方文化在13世纪到15世纪之间发生了从象征到符号的转化过程，她认为这是人们抵制抽象的概念，而以可视化的形象符号代替的演变过程。(15)而就在这个时候，东方中国的绘画却正在由写实的“象物之作”向写意的“空摹之格”转变。宋以后中国绘画的三大传统形式：文人画、工匠画、宫廷画当中，“文人写意画广泛流行并最终蔚为画学‘正宗’”。(16)在传统绘画中对写意的独尊掩盖并导致了写实造型能力的弱势，在色彩、明暗、透视等方面技法单一、观念保守已成为后期主流绘画的一个不争事实。
绘画艺术与影像艺术并不是一回事，从总体上来看，电影和电视是一种视听传播媒介，影视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视听语言系统。光、声、时空、运动构成了视听语言的几大基本元素。但是，“始终贴切的活语言仍然把电影叫做‘活动图画’，或者简称为‘图画’”。(17)影像元素与绘画元素仍然具有某种精神一致性。从一些基本元素的具体解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绘画艺术对影像文化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1)空间意识
西方人惯于在平面上创造三维空间。西方许多绘画原理如透视法、人体解剖学、明暗投影法等，与电影、电视一样都是艺术与科学交叉的产物。创造纵深空间，还世界以立体的原貌，一直是摄影（像）师们的共同追求。相比之下，中国画不注重从固定角度刻画空间幻景，而是追求“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境界。(18)在传统绘画的创作中，中国画家利用与焦点透视相异的散点透视的方式达到创作的自由，使得在有限空间营造万里之势成为可能，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然而，从在平面上塑造虚幻的三维空间的角度来说，散点透视比较焦点透视要弱。宗白华先生认为，“西洋透视法在平面上幻出逼真的空间构造如镜中影、水中月，其幻愈真，则其真愈幻”。(19)这种由真入幻的路径，正是电影这种造梦机器的基本特征。
西方电影心理学者认为，“中国和波斯的画家们不知道或瞧不起深度、纵深、布光和表现。欧洲已在绘画的功能观念上与其他地方殊异。而在巴罗克时期结束之后，西方艺术和所有其他艺术（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之间便存在这个根本性的分离：前者致力于探求一个立体的世界”。(20)当西方绘画与摄影这两种视觉艺术形式进入中国的时候，东西方视觉观念的冲突就变得格外鲜明。清代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说：
西洋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铢。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料与笔，与中华绝异。布景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
这种“令人几欲走进”的高度写实的再造立体空间效果，的确让中国的画师大感殊异。东西方两种艺术观念的碰撞，反映出长期艺术心理积淀下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两种成像方式的差异性（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批评透视画法，“似此如何成画”）。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不仅是两种不同的造景手段，同时也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艺术空间观。但是纵深构图所带来的空间感与影像世界更接近，同时景深镜头使单个镜头的信息量更大，含义也更丰富。相形之下，国内不少影视作品在镜头的空间意识和构图表现上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单一、平面化等不足，不能不说与中国绘画几千年来追求平面效果所形成的单一的空间意识与技能有着渊源关系。宗白华先生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指出，“中国和欧洲绘画在空间观点上有这样大的不同，值得我们的注意”。(21)在此我们和宗白华先生一样无意对这两种伟大艺术传统的空间意识比长较短。但不可否认，欧洲绘画艺术的空间意识与影像艺术的空间观念之间能够轻易地转化，而对于散点空间艺术观的中国艺术家来说，这种转化相对要困难得多，这种能力直接影响了影像画面的构图和镜头内的场面调度能力。
(2)光影造型
在摄影造型规律和表现方法中，光影成为最重要的成像因素。我们从西方经典的影视作品中可以欣赏到创作者对光影这一艺术语言运用的娴熟与精彩，而这种娴熟与西方绘画之间也具有相当明显的传承关系（美国导演西席·地密尔就坦言曾师法伦勃朗绘画的用光方式，创造了其影视风格(22)）。
西方绘画一直强调光影、明暗的重要性。黑格尔说：“如果要问绘画所用的究竟是哪一种物理的因素，回答就是光。”(23)光不仅仅是一种照明的技术指标，更是一种艺术手段和体现艺术风格的视觉语言成分。光线丰富的艺术表现潜力，成为影像思维的一个重要元素。通过对不同性质、强度和方向的光线的光效处理，体现出作者的创作风格（荷兰画家伦勃朗因此被称作“光的诗人”。法国雕刻家罗丹的韵律也被称为“光的韵律”）。
传统西画中至关重要的光影变化不是中国传统绘画青睐的对象。“中国画是线的韵律，光不要了，影也不要了”。(24)笔墨成为中国画之灵魂。古人云：“凡画，气韵本乎游心，神采生于用笔”，(25)“笔墨之妙”造就了传统国画独特的艺术风格，然而，中国传统绘画这种追求笔墨韵味，平面、无光影变化的审美风格也深深地影响了国人的影像观念。当摄影术刚刚进入中国之时，中国早期摄影师很不适应，在摄影用光上，一般中国照相师只用平光照明，明显受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另外，中国早期摄影师在日光拍摄中，为了避免过高的反差，多应用散射光，拍出的照片，类似国画的效果。1906年摄影家施德之提出：“顾士人论像，贵白而不贵黑。不知白为光，黑为阴。非阴不起白，非黑不浮。骨骼高耸，精神外露，必藉黑以施其巧，倘白太多，则像与纸平，焉能浮凸。”(26)这种见解，指出了国人光感的缺乏和光影造型能力的缺失，以及中国绘画论和摄影造型规律的某些带根本性的区别。电影是光影的艺术，如何在胶片上创造出中国意境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尚是一个需要学习、研究的问题。
(3)色彩表现
色彩作为一种重要造型因素，在影视艺术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从古典主义的写实到印象主义的表现，西方人以科学的精神将色彩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研究，可以说西方对于色彩的认识与运用在绘画领域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宗白华先生认为，“西洋油色的描绘不惟幻出立体，且有明晴闪耀烘托无限情韵，可称为‘色彩的诗’”。(27)现代影视中的色彩不仅仅是如布列松所言的使影像有力、令实在更真的手段。色彩作为一种语言已经上升到哲理思考的层面，色彩不仅是现实层面，更是精神层面的象征。
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中指出，“所有生理和心理方面的试验都证明，我们更多感受的是色彩的价值，而不是色彩本身。”(28)“色彩的价值”即是色彩的表现性。但是在深受老庄哲学影响的中国传统绘画观念里，五色令人目盲，更习惯从黑白浓淡中寻找心与物的体验。“中国绘画的主流是文人水墨画，理论上对绘画色彩的研究也基本以‘黑色’为主”(29)。如果说南朝时宗炳《画山水序》中尚注意色彩作为一种造型语言的作用和它与自然物象的关系，认为“画家布色，构兹云岭”，“以形写形，以色貌色”，到了唐朝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则变为弃色求墨，支持运墨重于用色的水墨一体，称赞“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采，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翠”。这种墨可胜色的实践与理论，最终演化为中国绘画“意足不求颜色似”的审美追求与批评标准。即便是青绿山水与工笔花鸟，仍然是在有限简约的色彩中表现大千万象。所以有批评者认为，“魏晋以降关于色彩的讨论，实际上是一个淡化色彩意义的过程”。(30)
现代影视中的色彩作为一种语言已经越来越摆脱简单的外部描摹而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康定斯基认为，“一般说来，色彩直接地影响着精神。”(31)由于色彩所具有的情感含义和表意功能，使它成为某种抽象思想和理念的升华。欧美许多著名导演的色彩运用能力往往从绘画中师法。电影艺术家列·柯斯玛托夫就谈到，“在研究伟大的现实主义画家的绘画作品时，我们应当学习他们对彩色的物理性质的规律、对明暗与彩色现象的规律的理解，以及他们对彩色协调和彩色对比的美感性能的掌握，学习他们运用彩色的感染作用的本领。”(32)与西方绘画色彩相比较，中国传统绘画在色彩形式上的单一，在观念上对色彩的摒弃也多少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国内传统电影工作者对影像色彩的感觉力与表现力。翻开中国绘画史，色彩不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学科，对色彩的系统研究几为空白，这不仅是绘画艺术的缺失，也多少成为日后影视艺术发展的隐患。
(4)影像叙事
绘画的叙事性包含了写实技巧与时空安排等方面的元素，这与影像叙事性有着很大程度的相似性。虽然罗兰·巴特认为所有的图画，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叙述，但是这种“叙述”，在中国主要是情与意，西方则主要是讲故事。西方绘画具有强烈的叙事性。亚里士多德在《论诗》中就提出“情节是悲剧的第一原则”，“绘画也是这样”。(33)西方中世纪的宗教绘画，多讲述圣经故事，中世纪晚期的乔托更被称为“伟大的讲故事者”(storyteller)，因为他是用图画在讲故事。在中国画史上，也曾产生过具有较强叙事性的优秀画作，《山海经》古图及同时代出土文物上的图画，开启了我国古代以图叙事的文化传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五代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画家无论在人物的刻画还是场景的安排上都表现出高超的叙事能力，然而这道关注世俗人生的现实主义光芒在中国绘画的天空一闪即逝。南北朝王微在《叙画》中指出，绘画“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标镇埠，划侵流”，对绘画叙事性予以了否定。在宋以后的传统中国画中，文人画成为绘画主流，画家普遍将绘画作为逃避现实抒情写意的工具，主要绘画对象由人物变为山水。综观中国传统绘画史，叙事性确实不是中国画家重视的对象，对此，宋人郑樵在其《通志略·图谱略》中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图谱略·索象》专论“图”、“书”携手的重要性，并对当时“离图即书、尚辞务说”的“后之学者”及“见书不见图”的阅读现状进行了批评：
“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
古之学者早已形成“左图右书”的阅读传统，为何到了宋代即有“见书不见图”之弊呢？究其原因，如果追本溯源，可上至东汉，“刘氏之学，意在章句”。刘向、刘歆编《七略》创立体例时收书不收图。“父子纷争于章句之末，以计较毫厘得失，而失其学术之大体”。图谱传世的可能性，远不及文字书籍。
19世纪末，《申报》的创办者英国人美查(ErnestMajor)面对当时的中国出版现状，惊讶于中国报纸盛行而画报独缺，美查深入研究，希望找到中国人过于迷信文字魅力的根源，并对此现象作了如下解读：中国人相对重视文字而忽略图像，此前中国人之使用图像，只是补充说明，而并非独立叙事。“要之，西画以能肖为上，中画以能工为贵。肖者真，工者不必真也。既不皆真，则记其事又胡取其有形乎哉？”讲求笔墨情趣，排斥“能肖”，不求逼真，“仅以文字传之而不能曲达其委折纤悉之致，则有不得已于画”，而非以图像作为另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段，所以“中国人‘以图叙事’的传统始终没有真正确立。即便让人赞叹不已的绣像小说戏曲，其中的图像仍然是文字的附庸，而不曾独立承担书写历史或讲述故事的责任”。(34)
影像艺术与绘画都是视觉艺术的一个部分，影像生产受到绘画的深刻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电影美学家B.日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书籍插图跟戏剧一起看做电影形象的先驱，书籍插图的蓬勃兴起正是银幕艺术诞生前夜的特点。插图书籍既面向读者又面向观众，它已处于通向综合形象的门槛。对插图版画发展途径的各种研究著作中都强调指出，在所有造型艺术中，版画不仅涉及空间，而且涉及时间，因而直接逼近了电影艺术。”(35)影像与绘画作为一种表意符号，在时间上有时序性，文化特征上更具有承传性，基本元素更具有内在的相通性。从以上基本构成元素与基本特点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影像生产与西方古典绘画在精神内核上似乎更具有与生俱来的一致性。（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上，不少人认为“俄罗斯的《稻草人》、《飞翔》、《电话》等几部影片，基本功非常好，这种基本功来自这个国家悠久而璀璨的文化，更多地来自‘传统’、‘古典’”(36)）。
三、影像素养——从何处入手？
从上述中西绘画艺术基本特征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传统绘画观念与影像本体特征的先天错位，再加上经济和技术因素导致的后天的雪上加霜，在精神和物质层面上影响了国人的影像观念乃至影像文化的发展，普通民众的影像思维能力未能得到有效开发，以致在2001年首届民间独立影像展上，当拿起摄像机的影视爱好者的作品首次向社会全面展示时，“才意识到自己以前对镜头语言的麻木和无知”，“影像叙事技巧粗糙和稚嫩”，“没有想象力”。(37)笔者在十余年的电视实践中，在自身转型和对从业人员进行影像思维训练的过程中，更是深感传统视觉观念的顽固和思维方式转换的不易，这也成为诱发本文思考和写作的一个直接缘由。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范式的转换呢？我们认为，这种思维范式的转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从文字思维向影像思维的转换。
影像思维，即人们对视觉形象的观察力、感受力、发现力和表现力，对影像符号的想象、联想、综合、重构、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以及蒙太奇、节奏等美学创造。其基本要素包括我们前面提及的空间意识、光影造型、色彩表现，以及影像叙事能力。影像思维是视觉素养的核心。教育家J.戴伯斯(Debes)把视觉素养从低向高分为三个层次的能力构成：视觉感知能力、视觉理解能力和视觉表达能力。(38)作为视觉素养(visualliteracy)的一部分，影像素养(imageliteracy)也包括两方面，一是对影像语言符号的理解和运用，二是对影像符号的高水平、有效使用能力及影像思维的能力。目前影像素养日渐成为全球教育界关注的热点。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在中学广泛开设了“荧屏教育”(ScreenEducation)课程，美国也掀起了“视觉素养运动”(VisualLiteracyMovement)，对影像媒介的认识、了解、熟练乃至批判意识的培养则是视觉素养的基本内容。在以影像为中心的视觉文化传播形态中，当形象符号的接受理解、书写和表达正日益成为个人必要的生存手段与生活方式的时候，国人影像思维能力的挖掘、训练与提高就显得日益迫切。
在视觉素养尤其是影像素养教育逐渐进入中国的过程中，照单全收肯定是不可取的。要使我们的影像素养教育卓有成效，首要工作是找准问题，认真对民族影像优缺点做一些全面的清理，尤其是一些基因性的问题，更要有清醒的认知，进而才可望对症下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影像教育体系，并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地基。但是，仅仅停留在对中西绘画优秀成分的消化和吸收仍然是不够的。影像思维不同于文学、戏剧、音乐之处，就在于其视觉的真实性、图像的运动性、视觉形象的丰富性，在于通过或简或繁的图像，或虚或实的形象，或紧或慢的节奏，或明或暗的光影色彩表现不同的思想与意绪，而这一切能力均需要在影像生产活动中去锻炼、培养、积累、提高。导演谢飞说，“有很多电影大师总结经验，最好学习拍电影、电视的方法，一是看电影、电视，二是拍电影、电视，一是看别人好坏，二是自己体验”。(39)因此在影像思维的训练中，以影像生产工具为依托的实践活动至为关键。阿恩海姆认为，“媒介本身实际上也是灵感的一种丰富源泉，它经常提供许多形式因素，这种形式因素到头来都会成为表现经验的极有用的东西。”(40)媒介不仅是信息，没有媒介，就没有思维。正如毛笔、水墨影响了中国传统视觉艺术的特征，决定了传统中国绘画对线条的敏感，对气韵、骨法、用笔的讲究，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传统艺术家澄怀味像的意象思维一样。利用某种媒介的长期训练，人的特定能力就可以激发、催生出来，就像印染工人能分辨出三四十种黑度，而一般人只能分辨出二三种色度一样，实践的专业性和经常化会培养出不同的感知能力。苏珊·朗格曾言：“每一种艺术都能引出或招致一种特殊的经验领域。”(41)道进乎技，庖丁解数千牛然后才达到游刃有余，“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境界。随着DV、非线性编辑的普及，随着影像生产的大众化，通过有意识的实践锻炼、积累和提高，将有助于把影像思维训练成为一种潜意识的本能反应，积淀为一种以感知为基础的直觉思维，即黑格尔所称的“实践性的感觉力”。(42)
当然，一部优秀影视作品的成功肯定不会停留于技法的基础层面。本文无意否定中国影视艺术的辉煌成就，更不会也不可能抹杀中国传统绘画在世界艺术史上的伟大贡献，而是试图找寻国内影视人才培养中所需要跨越的一些思维障碍。我们认为，中国的艺术与美学理论自有它伟大独立的精神意义。在影像的时空里，在跨越了基本的技法层面后，中国画旷邈幽深的意境，虚实相生的空灵，悠然生动的气韵，完全可以在影像生产中得到更多的展现和更好的张扬。而如何将中国传统视觉艺术的精华与机械复制的电影艺术有机融合，在世界影视艺术中创造出真正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正是我们这一代影视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由绘画看影像的真正含义在于从一个更接近本源的角度来寻求国人影像素养提高的可能性与方法。我们不得不承认，影视艺术与西方古典绘画在精神内核上更具有与生俱来的同源性，影视专业课程的设置应注重视觉艺术本身的规律，强化绘画基本元素的学习和了解，尤其加强在中西绘画相比较的基础上对西方绘画知识的消化吸收，从技法及观念上来深入领悟，并在影像生产实践中来锻炼和提高，这无疑会对当今乃至未来的中国影视人才培育和影视艺术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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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符号学 动画形象 文本指向
中图分类号：J21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长足进步，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动漫产业作为一种资源消耗少，同时又可以极大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新型产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势。动画已经由原来单纯的“娱乐性”和“教育性”逐步向民族经济和文化产业过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象征着一个国家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体发展状态。在我国从“十五”规划开始就把动漫产业列入相关发展规划之中并给与扶住和支持，各大高校也陆续开设动漫专业为我国培养专门的动画人才，使得我国动漫产业发展极其研究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一 动画造型语言
动画中的各种形象可以说是吸引观众最主要的方面。动画形象是作品本身的纽带，不管是九曲回肠还是清新的自然风格都要求形象具有风格化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的突出体现就是人物性格的魅力，突出的人物形象可以最大程度上阐述情节所要表现的意图。所以对于角色看作品是要放置在一个大的环境之下分析其具有的特点，从而揭示环境的特点，以及从中感悟出的角色形象的自我完善。造型是动画文化的精髓和体现，动画形象是典型的文化符号文本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如美国动画的“英雄情结”日本漫画的“唯美情结”以及中国动画的“教育情结”。一部动画的造型可以充分表达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其代表的民族文化，以及审美价值。动画以它独特的方式向受众阐释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动画剧情的发展向受众展示着角色赋予的性格的同时附着着更深刻的民族文化。宫崎骏的动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笔下的人物性格都是鲜活的，都寄予着厚重的思想以及对于现实问题的深沉思考。其次由于表现形式的特殊性，动画片与一般电影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动画艺术的假定性能够极大满足受众在现实生活中所不能达到的精神需求，容易使受众产生替代感。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都是相同的，能够感动一个人心灵的真挚感情也能够引起具有相似经历的人共鸣。欣赏动画艺术“在心理上唤起曾经体验过的感情”就是动画造型艺术带给受众的审美体验和审美趣味。
二动画形象中的符号学
符号学认为在旧的符号基础上构建新的所指，是意识形态参与符号和文本构建的一种形式。动画形象并不是简简单单对现实事物的再现，而是艺术家重新解构的，具有指向性的符号系统。用符号学来分析动画作品：结构分为两个：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这两个向度中“共时性向度”是指研究作品中按时间顺序发生的句子与句子，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称之为表层结构。我们很多人看电影看小说看动画往往研究主人公与故事环境，前一个悬念和后一个悬念的关系，不过度探讨其中各个元素和现实社会之间的联系关系。而深层结构属于历史性向度研究的就是各个元素同各个社会文化现象的关系。所以一个动漫作品一个文学作品的深层可探讨度越高，它的艺术与现实意义也就越高。典型的人物符号化的塑造是在展示某个时代的一种态度，这不仅仅是对文化潮流的表面迎合，更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举个典型的例子：日本动画《机动战士高达》系列动画于1979年开始播出。作为一部科幻题材的动画作品拥有离奇的情节和前卫的社会物质设定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情节发展关注主人公命运的同时，其作品反映的“以粒子物理学在空间科技中的利用和后地球环境发展时代的宇宙移民计划”的具有远见的科技观和世界观设定却是推动整个作品发展的根本动力核心。不去研究其作品本身提出的科学观的正确与否，单从作品的结构构架上来说这样的隐藏在动画很深地方的情节支点必须要求观看者在欣赏作品至于结合可以利用的资源自行进行发掘。所以就有了高达作品的《米洛夫斯基粒子研究》《月神5号合金》《原子炉研究分析》等这样出现在其动画官方平台的不会在动画中过多阐述的科技补完性质的官方资料。这部动画播放了近30年，而围绕其科技的补完资料也了近30年，并一直处于完善的过程中。
动画这一特殊的艺术体系属于美学和文艺学的交叉学科，罗兰.巴特在其符号学美学的著作中写到：“美学和文艺学的当代形态，离开从符号学的角度阐述艺术语言及其它传达问题，离开对符号在艺术殊作用以及创作中符号与意义相互关系的研究，离开对各种文化系统符号二重结构的揭示，是很难从不同侧面去把握艺术创造和欣赏，语言现象和非语言现象的规律的。每个艺术表述，都是构成特定意义的符号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号分析研究是美学和艺术理论不可或缺的。”在当代的动画的研究当中，人们过多的注重动画技术层面和浅白的叙事功能，对于深层次的文化挖掘还比较少，而符号学对认识动画艺术的特征和把握动画艺术的创作规律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作用和意义。
从符号特征和文化内涵的角度切入研究动画造型语言，并不是对相关作品及史料进行简单的描述和梳理，而是将动画形象放到与其密切相关的历史语境和文化生态中加以研究，通过相关的资料梳理，探究动画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动画形象的符号意义以及其审美价值。
三对于现实产业发展的影响
通过对于文化语境与动画形象的关照性研究，可以使人们看到成就与不足，看清未来的发展之路。对于动画形象的研究应从表象的描述转向深层次的挖掘，探讨其背后的文化现象。采用符号学研究是一种典型的深层解构研究方法，把动画文化置入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实现动画文化研究深化，调整动画造型研究适时地追随新的发展方向，从而科学的指导动画创作的实践，尽快改变我国动画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构建完整动漫产业链，力争早日实现动漫产业的经济转变。在广泛吸收国内外经典文化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具有传统民族特色的“中国动画学派”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段，创造出具有审美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动画形象，实现艺术和经济的双赢。
参考文献
[1] 秦明亮.动画造型与设计艺术[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
论文关键词：新随笔；题材；审美特征
论文摘要：随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正呈现方兴未艾之势，简要分析了新随笔繁荣的原因，结合新随笔作品着重从题材分类、艺术风格、审美特征及思想内涵等方面，对新随笔的创作特征进行探索性论述。
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随笔至今尚无一个得到多数人认可的定义，但这并未妨碍随笔在黯淡多年之后重新焕发出夺目的光彩。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一股热热闹闹的“随笔”潮占据了各类报刊，蔚为壮观。面对这种悄然而至的“随笔”热，人们与二三十年代的随笔相对应。称之为“新随笔”。目前，与新随笔引人注目的创作实绩相比，随笔的理论建设却贫乏得几近空白。由于缺乏应有的理论关注和研究，使得新随笔这种比较特殊的文体在基本特征、创作特色、思想深度、创作意识、发展趋向等方面的论述多是片言只字，散见于创作谈一类的文字中，没有多少真正令人欣慰的理论成果。固然，理论常常是灰色的，随笔的创作者也会说“走自己的路，不被形形的规范设计所羁绊”；或者说“还不如索性让‘随笔精神’氤氲于混沌之中，不可捉摸又无所不在。时或从作者心底流露笔端的好”。但我们更有理由相信，真正的理论探讨，除却能帮助引导读者更好地“接受”新随笔之外，对随笔自身的创作和发展也是大有意义的。有鉴于此，本文作者拟就新随笔的创作特征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和评述。
首先，有必要对新随笔出现的社会背景和文学原因加以简要剖析。与新时期曾经出现的“诗歌热”、“报告文学热”等相类似。新随笔的兴旺既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也与随笔自身独特的文体特性密切相关。首先，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开放、宽容的环境基本消解了昔日那种“我花开罢百花杀”的大一统局面，社会空间能给不同的“声音”留出一席之地。正是在这种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宽容的文化氛围里，作家们找到了“自我”，不再担忧“我手写我口”的作品会异化为“吾丧吾”的证明。其次，由于当今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新现象开放带来的多元认识、多向思维增强了人们选择的迷惘和困惑。带来了认识判断的渴求。这样，随笔正好以其轻松平易而又睿智深刻的特点，承担起了引导人们思想开放之任，由于新随笔的创作队伍构成复杂。新随笔的文体特征尚在形成演变阶段，因此，要想完整、准确、全面地对新随笔的创作特征作出总结可能为时过早。但是，在对新随笔作品分析之后。我们认为新随笔已初步形成了以下四个方面的艺术特征。
首先，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大到社会变革、世象管窥，小到个人生存感慨、酸甜苦辣，都成为新随笔的“关怀”对象。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此。新随笔敏锐地作出反应，并且以文化、哲学意义上的思考为其底蕴，对大变革大发展的社会存在迅速发言评判。对世态人心的升降沉浮以及现代人形而上的思想迷惘，形而下的生存困惑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思考。换种角度来看，这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阶层关注社会、思考社会的一种独特方式。如果按照题材内容来归纳，新随笔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读书类随笔。由于新随笔的创作队伍主要是知识阶层人士，特别是人文类知识分子更是随笔创作的主要力量，而读书写作几乎是中国读书人展现自我精神世界的传统方式，所以，读书类随笔就自然构成了新随笔作品的重要部分。值得重视的是，这类大行其道的读书随笔已不再停留于传统的“读后感”模式，“读”常常只是作者表达自我情感和思想的起点，以阅读为契机来展现作者“自我”才是读书随笔的本质。如王蒙的(从‘话的力量’到‘不争论》，传达的是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和认识，而周涛的《读(古诗源)记》，则以新的视角表达了对传统诗歌的阐释，对人生的理解，足以令人回味咀嚼。另外，近年来还有一些随笔名家由读书而写出的系列作品，如费振钟的“堕落时代”系列、丁帆的“江南士子悲歌录”系列和李国文的名人之死系列，都是既有文采，又有内涵的读书类随笔佳作。二是社会随笔。社会随笔以对各类社会现象的评说为主，如果说读书随笔的生成主要由于心灵和书本的碰撞契合，社会随笔则是世象万态在人们思想的海洋里激起的浪花。社会随笔的内容往往是大众都不陌生的现实话题，表达的是一种对缤纷的社会现象理论性的观察、机智的思考和个性化的见解。从吸烟禁烟到通货膨胀，从反贪倡廉到道德建设，上自国际风云，下到居家琐事，都是社会随笔述说的对象。由于社会随笔的内容贴近生活，也是普通百姓关注的话题，所以更受到大众的喜欢。如温铁军的《“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通过对“三农问题”进行历史的、理论的深刻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思考的话题。三是思想文化类随笔。有别于社会随笔直接关注“问题”，思想文化随笔则主要抒写当代社会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思考，更多地偏重于“形而上”的思辨。对此，三联书店《读书》的编辑们将其称之为“后学术”或学术性随笔，颇为传神和精当。思想文化随笔展现的是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呼唤和交流，反映着对人生、生命、理想和价值等重大问题的独立思考，因此，本质上思想文化随笔更近似于西方哲人帕斯卡尔等的“随想录”，从而更具有思想、文化价值和个性意义。如韩少功的《性而上的迷失》、叶秀山的《没有时尚的时代》及余秋雨的“山居笔记”系列作品等均是近年来思想文化随笔中的力作。需要指出的是，此类随笔主要展现的是作者的独立思考和个性见解，具有浓厚的学术性和思想性。譬如在《性而上的迷失》里，作者以文化人类学、哲学的眼光，对自古至今形形的性现象、性迷失进行了深刻透彻的解剖与辨析，表达了作者对“性”的形而上思考。四是生活随笔。生活随笔似随手拈来的抒情性散文，或记人，或写事，或抒写个人喜怒哀乐，常常从我们身边的生活小事入手，主要袒露人生的心灵，诉说生活的感慨。生活随笔的特点是以小见大，以情入理，浅入而深出，向读者毫不遮掩地展示那个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我”。唐达成《头发的悲喜剧)、王蒙(我的饮酒)和韩小惠(体验自卑》等便是生活随笔的成功之作。
其次，不求雕琢、自然天成是新随笔突出的风格特征。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序文中说：“意之所至，随即记录，因其先后，无复诠次，固目之日随笔”。新随笔尽管有其独特的审美特征，但这种“意之所至”的自然风格却未完全改变。当然，不求雕琢、随意自然决不意味信马由缰，随意而为，优秀的随笔离不开厚实的思想和文学修养，古人说：“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对于随笔的这种风格特征，日本作家石原正明也曾揭示道：“随笔是将所见所闻的事、所言所思的事随心所至而述下……然因其无修饰之故，能见作者的才华与气量，实为很有兴味的作品。”纵观近年来的新随笔作品，其我手写我心，有感而发，从心所欲，不蹈袭，不做作的创作特征可以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新随笔自然天成的特点除了表现在艺术形式方面外，还反映在思想内容上不受制于某些“条条框框”的约束，正如随笔名家舒展所指出的：“随笔的天敌是禁锢和做作，随笔的灵感源泉是自由与自然。”如张中行先生的随笔集《顺生论》，以娓娓道来的笔法，绵密自然的论证，条分缕析，推本溯源，运用自己厚实的人生经验和丰富的人文知识，给读者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教科书式”的人生见解，既没有虚张声势，也绝无教条色彩，从文风到意蕴都充满了自然和率性，开人眼界，启人胸襟。与随意自然的风格相伴，新随笔作品也充分展露了作者的性情和写作风格，真正可谓文如其人，绝少干人一面现象。如汪曾祺的平实自然、张中行的严谨古朴、周涛的雄浑崇高、舒展的大胆泼辣等等，既无掩饰，也无矫情做作，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作者完全的本色、真实、自然的灵魂，这也是新随笔所以受到读者厚爱的原因之一。
知性感融、理趣情趣并生是新随笔鲜明的审美感受特征。随笔的文体特点不易确定，但在仔细品评过新随笔作品后，我们便不难发现，知性感融、理趣情趣并生是成功的新随笔作品突出的审美感受特征，也是新随笔艺术魅力的奥秘之所在。余光中先生在分析散文的知性和感性时曾形象地描述道：“就像一面旗子，旗杆是知性，旗是感性。无杆之旗正如无旗之杆，都飘扬不起来。”其实，我们用这种比喻来说明新随笔的创作特征，也仍是颇为妥贴的。近年来，文学界一方面有人刻意追求“纯粹”散文，一味抒情，陷入感情的沼泽，媚而无骨；另一方面，一些散文以载道说教自居，矜博炫学，读来每每寡淡无味。在这种创作背景下，新随笔摒弃了上述偏颇之弊，达到了感性和知性的有机结合，取得了理趣和情趣的互不偏废效果。当然，在新随笔的具体作品中，感性和知性决不是人为的搭配、生硬的焊接，每篇文章到底是以感性抑或知性为重，还得取决于文章的内容和主旨。总体而论，多数随笔作品以理为重，以情济理；也有部分随笔作品以情为重，以理显情正是与这种重于知性而又不废感性的创作特征相一致，新随笔作品自然达到了既有理趣也不乏情趣的审美效果。当然，新随笔所表现出的丰富而深刻的“知性”(理)，往往不是依靠长篇大论，或学术论文般的逻辑、推理来加以揭示，而是在夹叙夹议中自然点出，完全是作者思想智慧的自然流露。同时，随笔中的“情趣”与诗歌、抒情散文所抒写的单纯情感也不相同，随笔的“情趣”每每和“理趣”相交融，它所抒发或蕴含的感情常常也不是直露的，而是经过升华或折射的，情难以割裂开理而独立存在。如周涛的《塔里木河》方方的《和平日子的恐惧》等就是新随笔中以情济理的佳作。另外，对于不同秉性的作者来说，其作品知性、感性的重心，情趣、理趣的追求也直接呈现了个性色彩。如周国平的随笔常显哲学的思考，而史铁生的随笔则展露的是人生的精神深处和心灵空间。新晨
最后，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是新随笔的个性品格中越来越凸现和强化的创作特征。就篇幅而论，新随笔作品属于文学大军中的“小人物”。但是，由于适合于表达创作者“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或者说新随笔易于展现知识分子“精神自治”的特点，故而，一批学贯中西的专家学者也自觉地加入到了新随笔的创作队伍之中，加上当代文坛的一批中青年佼佼者，就使得新随笔创作较好地克服了自身的“小气”现象，不仅具有出神入化的文字功力、深厚的文化底蕴，更体现出了沧桑的生命感悟和独特的思想品格，成为一种“智者文学”。如金克木先生的《告别词》，面对日渐老去的生命，以智者的从容达观地吟唱了一曲挽歌。值得我们思考并学习的是这批前辈以耄耋之年，在信手拈来、直抒性灵的同时，却没有因对传统经旗烂熟于心所带来的陈腐之气，相反，作品中时时闪烁的是科学、理性的光芒，是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和剖析。在他们的笔下，康德、罗素和孔子、老庄均是活灵活现可亲可敬的人物，绝无陈腐老朽气，只现老辣醇厚味，突出体现了新随笔的价值精髓和思想要义，这从张中行先生的《顺生论》等作品中能得到充分证明。
就在一批前辈学者创作出新随笔精品的时候，一批中、青年学人面对着社会的激烈变革，对社会、人生也作出了深入而广泛的思考咀嚼。由于这些中青年学者根底扎实深厚，思想敏锐，他们的新随笔作品其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也直追前辈，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如王蒙、余秋雨、史铁生、韩少功、周涛、张承志等，这里，我们不妨以“女性问题”为线串连数篇有关的新随笔作品，以管中窥豹，探索一点新随笔的思想意蕴。张中行先生的《归》抒写了旧时代女性的精神悲剧，扎西多的《老调子还没有唱完》则抨击了当代文学影视作品中流露出的“女人祸水”等腐朽思想，而王干的《从“爱妻型”说到男性中心话语》则从反面揭示了男女平等的现实，但社会总是在发展进步，于是，就有了杨继红的《女为己悦容》，揭示出了“女为悦己者容”的转变。这些作品的篇幅虽然短小，但从中表现出的深刻思想却发人深思。
面对缤纷多彩且正在发展的新随笔，我们还不可能对其予以全面归纳概括，但却有理由相信，新随笔将在发展中走向成熟，并在当代文学作品空间中获取自己的一席之地。
〔关键词〕辽宁辽代文化认知文化拓展
一、辽代文化与辽宁文化的关系
一说起辽宁文化，人们了解的多是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一宫三陵”为代表的清文化、张氏帅府为代表的民国文化、中国工业博物馆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化等，这些文化共同展示着辽宁的成长史，在辽沈地区的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一笔。其实辽宁的辽文化也颇具特色，辽宁是辽代契丹王朝统治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当时辽朝实行五京制，东京辽阳府即在辽宁境内。在200多年的历史中，经济、文化、社会空前发展、繁荣，定居在辽国境内的契丹人和其他民族共同创造了辉煌的辽河文明。比如在辽宁的朝阳、辽阳、阜新和法库等地，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珍贵的辽代历史文物和精美艺术品，向世人展示了辽国独具魅力的游牧风情。如果将这些辽代文化遗产充分展示与挖掘出来，对提升辽沈文化品位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辽宁地域的辽代文化认知
（一）手工业。辽代手工业非常发达。阿保机在灭掉渤海国后，曾在铁州（今辽宁鞍山）、东平县（今辽阳）等地置有铁冶基地。圣宗时期特改铁州为“曷术部”（“曷术”义为铁），可见辽代鞍山地区冶铁就已具备一定的规模。银州（今辽宁铁岭）是辽代银冶所在地。建平张家营子辽墓出土的双龙纹鎏金银冠，制作工艺精巧，是辽代金银工艺的代表作。马具制作也特别精良，以契丹鞍最负盛名。辽瓷也很著名，今天的建平、凌源、沈阳等地都是陶瓷器业的中心。
（二）教育。由于契丹族统治者积极推行有利于地方文化发展的方针政策，辽海地区的学校教育和儒学等均得以快速发展，辽代从中央到地方设置儒学的教育机构，在东京（今辽宁辽阳）重镇设京学，构成当时五个教育中心之一。在兴中府（今辽宁朝阳）曾设“府学”，在中京道川州（今辽宁北票黑城子）也建立了庙、学。
（三）建筑。佛教在辽代非常盛行，到处广建寺庙、佛塔。辽代在辽宁最多的也是最辉煌的遗迹为辽塔。辽宁省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辽塔共40处，计51座，约占全国现存辽塔数量的一半，分布在沈阳、大连、鞍山、锦州、阜新、辽阳、铁岭、朝阳、葫芦岛等9个市。其中的辽阳白塔、朝阳北塔、锦州广济寺塔可谓是辽代建筑艺术的典范之作，是研究我国东北乃至北方地区历史发展、民族文化交流和古代建筑技法的重要依据。地处今锦州市境内的医巫闾山古建筑大多始建于辽，其中著名的有望海堂藏书楼。据文献记载，这里是辽太祖长子、东丹王耶律倍的读书处。它是东北地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私人图书馆，对于保存中国古代民族文化遗产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四）文学。契丹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其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创制了本民族的的文字―――契丹字。从辽宁省博物馆藏《辽道宗皇帝、皇后契丹文、汉文哀册并盖及拓片》可见一斑。辽代文学创作受中原文化影响，盛极一时，涌现出一大批诗人、文学家。特别是契丹贵族阶层，从帝后、宗室到贵戚、显宦，几乎个个能诗能文。从耶律隆绪（辽圣宗）的《传国玺》、耶律弘基（辽道宗）的《题李俨黄菊赋》、萧观音的《怀古》等诗作中，可以看到辽代契丹人的文学艺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五）绘画音乐。辽代统治者对绘画较为重视，曾设置翰林画院，设翰林画待诏之职。像东丹王耶律倍、世宗、圣宗、兴宗等，都称得上是著名的画家。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山弈候约图》、《竹雀双兔图》，充分显示了契丹绘画艺术成就。契丹的书法作品传后世者甚少，但从考古材料所见契丹文碑刻、印章、钱币和写经等，可见契丹人的书法功力。辽代泥塑有较高的工艺水平，作品多是寺院内的佛像。如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中7尊大佛，庄严魁伟，具有时代的特殊风格，堪称辽代彩塑杰作。契丹族有其固有的民族音乐，其乐舞在墓葬壁画中有所反映，如法库叶茂台契丹妇女墓葬棺前壁画绘有执笛、拍板、排箫、琵琶的乐工4人，具有浓郁的契丹族风格。
三、辽沈文化拓展具体措施
辽代文化丰富、充实和维系着辽宁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是未来人们进行创造的源泉，是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的保障，因此具有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和文化价值。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创意产业优势。
（一）组建辽代文化研究团队，密切关注辽史研究。近年来，在资料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西方和日本汉学界诸多学者仍然关注辽史研究。检视今天大陆学界的研究，在此方面确实还有很多空白。那么，对于我们辽宁乃至全国来说，就意味着存在很大的拓展空间。我们应立即组建文化研究团队，在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撰写辽代文史。我们应充分挖掘辽代历史文化资源的内涵和特质，以构建辽宁地域文化资源的符号表达体系，如遍布辽宁各地的辽塔，这些文化遗存，镌刻着辽宁祖先生活历程的鲜明印记，它具有鲜明的文化符号特征。可以说，辽塔是古代人民留给我们辽宁人民的宝贵财富和有形资产，是我国其他省份所不具备的，弘扬辽文化，对宣传振兴辽宁，让外界了解辽宁大有裨益。
（二）整合利用辽代艺术资源，提升我省辽代文化知名度。辽代文化中存储了大量的创作素材，是我们今天进行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在民间口传故事方面，仍流传着很多关于契丹人作战、生活的民间故事，是难得的历史资料，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辽宁在过去的精神生活原貌，弥补了缺乏历史文献记载的缺憾。在音乐舞蹈方面，据相关专家考证，二人转和大秧歌源于契丹人的臻蓬蓬舞，即“舞者更无回旋，止于顿挫，举手投足而已”，节奏感较强，易于打击乐伴奏。演出是重要的文化产业之一，辽宁各演出团体应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在打造品牌、拓展海外市场上，多下功夫。当下影视作品中反映唐朝、宋朝、清朝的作品很多，惟独反映辽代历史的极少。可在辽代文化核心地区打造具有辽代特色的影视拍摄基地，推动影视剧制作企业进一步提升制作水平和能力，大力创作类似于《契丹王朝》这样史诗性历史题材精品。同时也可推出动漫游戏产品，来更好地宣传推广契丹辽文化。
（三）以辽代文化资源为依托，开展学校教育。辽代文化中包含丰富的历史知识、科学知识、传统技艺、艺术精品资源，是开展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重要知识来源，契丹民族的儒学教育中所包含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更是教育年轻一代正确地为人处事，培养社会良好风气的重要内容。我们应以这些具有极高教育价值的资源为依托，在熏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素质、培养人的能力方面下功夫。辽代手工业制品具有更多的跨学科、跨领域的文化特征和知识属性。它作为历史的产物，是对当时生产力发展状况、科学技术发展程度、人类创造能力和认识水平的保留和反映，是后人获取科技信息的源泉，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四）打造辽代特色旅游产业，促进我省旅游业发展。单一而零散的辽代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很难形成产品规模。如果集合这些文化因素，并以传统节庆活动为载体，这样开发出来的旅游产品就会主题鲜明、系统性强、独具文化特色。旅游节事活动的举办对举办地提高知名度，树立独特的旅游形象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我们可以依托某一城市开展，打造主题鲜明，经济效应较好的活动性、参与性产品。另外，博物馆是集中展示历史文化精髓的绝好场所。将辽代文化遗产项目搜集于博物馆，展示给游人，是文化旅游中的集中之处，也是意境场最好的空间体现。目前，法库辽文化博物馆主体工程已完工，它在揭示历史的传承性及中华文化的伟大生命力等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当前，舍利塔文化旅游产业园区已经形成一定的发展规模，但文化与旅游融合还不够紧密，仍旧缺少文化特色，我们还应集思广益，充分研讨园区发展规划，就如何打造特色旅游产业、人文景观，以及如何提升舍利塔品牌等众多问题进行广泛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