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5 17:16:0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政治哲学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高中思想政治课 哲学课堂 教学理念 教学策略 教学目标
高中思想政治新课程的基本理念是：“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有机结合。”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认为：“教育通过生活才能产生作用，并真正成为教育。”在思想政治课堂中体现“生活化”的教学理念，可以让学生带着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带着主动探索生活的兴趣走向思想政治课堂，真正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率，满足学生对社会生活的关注。那么如何让哲学课堂奏响“生活化”的乐章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导入生活、感知生活――树立哲学课堂“基于生活”的教学理念。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一堂课的导入直接关系到整节课堂学习的气氛，影响教学的质量和学习的效果。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学习的最好动力。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需要引起的。凡是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学习就会认真，情感就会投入，行为就会主动，教学效果也就比较理想。教师如果能够把握住这一点，从学生感兴趣的、为他们所熟知的日常生活入手，做到新课导入的生活化，就可以消除学生课前紧张、恐惧的学习心理，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使学生乐学、爱学，在学中受益。联系学生生活经验的导入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教学主体的作用，大大提高学生学习时的注意力和主动性。
例如，在学习《生活与哲学》中的“社会历史的主体”一段时，我利用多媒体播放了本地戏曲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选段。学生一听到这熟悉的、乡味浓浓的本地戏曲，立即提起精神，细细品味起来。欣赏完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后，我提出了问题：“你们知道我们的越剧是谁创造的吗？它起源于嵊州哪里？”问题一提出，学生便议论纷纷，可是没有人知道是谁创造了越剧。面对这一情形，我加以引导：“越剧是嵊州人民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创造者。这说明了一个哲学道理：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问题。”这样，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中，学生带着浓浓的学习兴趣进入了新课的教学活动。
二、感悟生活、体验生活――贯彻哲学课堂“通过生活”的教学策略。
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指出：“一切知识是从感官开始的。”政治课强调回归生活，就是要让学生用感官感触社会生活，通过体验生活、感悟生活，最终习得思想政治课的观点、技能、方法、态度、价值观。
有一组研究数据显示不同方式对学习掌握知识的不同效果：讲课5%，阅读10%，视听20%，演示30%，小组讨论50%，实际操作75%，教会学生立即应用所学知识90%。这组数据告诉我们，在以课本为依据的基础上，要给学生充分的参与机会，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因此，教师应该根据教学的需要，巧用时事材料，构建参与式的政治课堂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例如，在学习《生活与哲学》中的“价值与价值观”这一知识点时，我引入了社会热点问题：老人摔倒了，你会扶吗？通过观看视频“老人摔倒你就去扶，群星为你撑腰”，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①如果是你碰到有老人摔倒了，你会怎么做？②你赞成哪种观点？③若摔倒的是你的亲人，你怎么想？然后派代表发言。通过这种参与式的讨论和学习，学生真正掌握了价值观对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及认识道路的选择具有导向作用，我们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一知识点。
通过这一活动，学生品尝到了研究问题的乐趣和方法，并坚定了自己在生活中应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信心。同时也说明生活体验是真正有效的学习方式，是整合“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教学目标的桥梁，是学生智慧的生长点。
三、发展生活、享用生活――实现哲学课堂“为了生活”的教学目标。
哲学课要回归生活，最重要的是教学目标的选择要面向生活价值观，关注学生的现实生活，关注学生品德的养成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培养学生在生活中所需要的健康心理品质、法律意识、社会责任感与社会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并将学生的情感价值观放在首位，促进学生的主体性价值得到体现，面向学生的未来生活与终身发展的需要，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追求，使学生具有终身学习的知识、技能与方法，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例如：在教学“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要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这部分内容时，适逢社会上流传着“最美”的事迹，如最美的婆婆――陈贤妹，向血泊中的小悦悦伸出温暖的手；最美的妈妈――吴菊萍，徒手接住10楼坠落女童；最美的老师――姜文、陈霞，因为强烈的责任心，细致的观察判断力，她们救下了煤气中毒的学生一家三口。我适时地介绍“最美”的事迹，并重点引入本省“最美的妈妈”这个事例，视频展示当地新闻报道，并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吴菊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称赞她为‘最美的妈妈’？”很多学生得出结论：“因为她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面对一个从天而降的小生命，能奋不顾身地徒手去迎接，彰显了母爱的伟大，挽救了妞妞的生命。”进而提问：“那么，由此告诉我们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应该符合什么标准？”这时候，学生都轻松地得出结论：“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要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由于学生对这个事例有深刻的理解和体验，对知识有所感悟和思考，从而较为轻松地理解了教材中的重难点知识。
这样的情境使课堂教学生动鲜活，让学生在真实、平凡的体验中获得对抽象、难懂政治理论的理解，也使课堂少了说教，多了真实，大大提高了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为此，教师要将哲学课堂引向生活，教学要回归生活，使学生通过自主参与知识获得的过程，掌握学习和研究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为学生未来的社会生活服务。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青。”愿“生活化”的教学策略能给哲学课堂开辟一片春意盎然的天地。
参考文献：
［1］魏国栋，吕达.普通高中新课程解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2］徐彩霞.高中政治新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吉林教育：教科研版，2007，（4）.
[关键词]社会价值；定位；凝聚价值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去的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我国国民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体系却仍处于落后状态。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构建一国的主导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应当致力于发展全民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针对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概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价值分析方法在我国崭露头角。在哲学、法学、经济学领域，学者开始利用价值分析法来分析某一特定的命题。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学者们也纷纷展开了对“思想政治教育”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讨论。
随着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逐渐深入，该项研究已基本形成了其特定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从逻辑上讲，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内容应该包括“起源”、“历史演变”、“地位与作用”、“实践意义”等方面。其中，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应作为核心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一方面是对其历史演变的次序梳理，另一方面也将引导我们努力发现其发展变化的特定规律，从而很好地将其运用于我国文化教育的实践当中。
二、社会价值的界定
价值体现的是特定客体对于主体的功能及满足程度。依照价值所包含的内容，可将价值分为：政治价值、集体价值、个人价值、社会价值。社会价值指的是指人们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为他人或者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该贡献可能是物质方面的，也可能是对社会文化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的社会价值哲学理论不仅为学者们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也使学者们得以从哲学的角度深入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社会价值理论以研究事物的“应然”与“实然”状态来分析其发展状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而言，其应然层面指的是理想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其实然层面则指的是我国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现状，通过二者的对比分析，可以为学者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新的思路，制定研究的最终目标。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
（一）导向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社会价值就是导向价值。1985年，郭富在其论著《如何评价政工干部的劳动及其价值》中最先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郭富作为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领导，其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关系到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对于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具有重要意义，其直接关系到企业未来的发展态势。
对于一个特定的群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价值指的是其可以从非行为的高度指导相关群体的具体行为。正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深度的哲学意义，其可以引导行为主体主动克服自身狭隘的自我价值取向，从而主动去适应社会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对于社会的价值得最终需要以具体的行为实践为根基，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正是教导行为主体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肃清内心的自我意识倾向，并最终将正确的思想内化为行为主体本身的心理结构，从而将其行为引向正确的实践方向，实现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和谐统一。
（二）激励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二个社会价值是激励价值。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具有的价值选择功能促进和巩固集体的团结状态，从而在集体内部形成积极、健康的优秀文化。这样一来，本集体内未依照改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行为的群体必将会形成一种追赶思想，努力去追赶集体内部的先进人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励价值集中体现在对于后行为人员的激励作用，从模仿、学习先进者的行为到最终认识到自己自我价值取向的狭隘，从而真正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所灌输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正是这样一种力量，是一个小群体慢慢成长为一个具有优秀文化的集体，从而更好的服务于社会。
（三）净化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三个社会价值是净化价值。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逐步倾向于对于个体的道德教育。从社会学上讲，社会组成的基本单元就是个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个人思想道德的净化作用必然成为其实现社会价值的主攻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塑造个体健康人格、提升个体道德素养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促进个体思想、行为社会化，有助于完善个体的人格，丰富其需求体系的内容，从而帮助个体塑造科学的思维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的净化价值主要通过思想素质教育、政治素质教育、道德素质教育等实现。当个体得思想得到净化以后，其素质必将提高，同时也会在具体的实际行动中展现出良好的个人修养，这同样是为社会做贡献。
（四）凝聚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的第四个社会价值是凝聚价值。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集体为本位，其主要服务于对于成员的教育和管理两个方面，而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多以社会为本位，追求社会整体的和谐统一。这种统一表现在价值领域就是凝聚价值，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模糊主体与客体的界限，让更多的人能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国家与社会治理，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一、传统生态文化的现代教育价值
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是传统文化历史传承的重要载体，大学教育应该把传统文化教育作为重要内容，根据民族传统特色去完善适宜的教育内容。首先，传统生态文化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哲学基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拥有丰富而宝贵的生态思想，传统生态文化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了扎实的哲学根基。一是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了思想渊源。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都与现代生态文明的基础相吻合，能够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思想基础。中国优秀的传统生态文化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为“天人合一”，认为人类是自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人与自然是完整的系统，不能分离；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目标层面，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天人共生共荣”，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是人类社会和谐的基础；在面对自然发展的过程中，尊重自然规律、遵从自然法则是实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二是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重要的方法论。道家思想充满了辩证法思想，主张人类社会实践要遵循自然规律，对自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儒家思想强调“知行合一”“言传身教”等，为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积极融入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提供了哲学方法论基础。其次，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永续发展的价值导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儒家思想都主张“天人合一”，提倡天、地、人为一体，强调遵从自然规律，保护自然，合理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实现“天人”共存发展的境界。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倡导人类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协调与永续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以实现生态可持续性为导向，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和谐性与可持续性。传统生态文化强调的“天人合一”与“天、地、人一体”思想对矫正目前的工业经济发展中的资源过度掠夺和生态环境破坏，实现资源节约与永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传统生态文化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系统观，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生态环境与资源永续发展的价值导向。第三，传统生态文化为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生态道德观支持。中国优秀的传统生态文化强调“仁爱万物”，尊重生命，关爱大自然，保护自然资源的生态美德，这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了生态道德观支持。现代生态文明的思想精髓在于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这要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尊重自然界的价值与权力，尊重人的价值与权力。作为自然界的关键成员，人类应该尊重生命、关爱自然，实现资源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和我国传统生态文化提倡的生态道德观是一致的。因此，建设现代生态文明既要以现代生态观念为指导，更要在全民中积极进行生态道德观教育，尤其是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中的生态道德观，提升全社会的生态伦理意识与生态道德观，遵守生态道德规范，自觉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二、传统生态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障碍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传统文化传承渠道，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理论传播基础。在社会转型期，受经济利益取向和价值观念多元的冲击，大学思想政治教学对传统生态文化的内涵与价值认知不足，传统生态文化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诸多障碍。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理念障碍。教师是文化的传承者、学生理念的培育者，肩负着引导和培育大学生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世界观的历史使命。然而，思想政治教师在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中导入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方面存在着理念障碍。一是在大学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大部分教师在进行课堂提问设计、内容设计时是以考研重点、政策热点为导向，而对传统生态文化内容的讲解重视相对不足；二是部分教师传统文化底蕴不足，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积极性和掌握程度不足。对孔、孟、荀等儒家思想和道家、墨家、法家生态文化思想的系统学习不足，缺乏传统生态文化知识的现代价值辨识能力，难以将传统生态文化以生动有趣、乐以接受的方式传播给大学生，进而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三是教师的评价观念落后。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教师对学生的讨论和问题回答缺少充实性、激励性的评价语言，使教师在与学生进行传统生态文化知识交流中的评价性语言难以起到反馈、诊断与激励作用。传统优秀生态文化教育理念的缺失，导致传统生态文化在大学思想政治教学中难以做到全面和系统，只是点缀和陪衬，不能充分发挥现代生态文明的引导作用。其次，大学思想政治的教学方法障碍。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传统生态文化主要以文言文的形式存在，对大学生进行这些内容的教育需要以青少年所喜爱的形象生动和富有多种表现形式的教学方法进行。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因材施教”“温故知新”“学思相长”“知行合一”等丰富的教学方法。而现阶段，基于教学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大学思想政治教学主要以满堂灌、填鸭式等方式进行照本宣科教学；形式单一，仅有极少数思想政治教师采用图片、故事短片和现代化多媒体声、光、影教学设备，或者采用课堂小组辩论、课外信息收集等生动形象、富有乐趣的形式进行教学，难以满足大学生对传统生态文化的多样性、启发性教学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中丰富而优秀的生态智慧，需要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示和教育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学习。而传统的教师讲授方式，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偶然的课堂提问也主要表现为对学生的考查，难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第三，网络环境因素。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使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文化存在方式、社会互动与精神活动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在信息时代，互联网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与沟通渠道，大学生与互联网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已经成为充满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大学生开阔视野、探究新知的重要平台。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互联网是继课堂教学和家长教育之外对大学生知识获取和价值观塑造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成为大学生获取知识、信息和进行交流沟通平台的同时，由于互联网信息良莠不齐，一些负面信息、虚假信息也会对大学生价值观产生冲击，造成思想观念的困惑与迷茫，导致其价值观的错误认知和传统生态文化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遭遇障碍。第四，社会环境因素。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极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传统生态文化学习既需要教师主动在课堂上推动，也需要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熏陶与支持。现代大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且多数父母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尤其是传统生态文化教育的内容较少。受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文化熏陶，这一代父母为了孩子在未来的就业与发展竞争中取胜，对孩子的教育多是“高标准、严要求”，希望子女能够通过大学教育中应试技能的提高，考入知名大学，实现较好的就业。教育观念的陈旧与错误，导致很多家长在子女教育过程中的无知与幼稚，过度追求应试能力和成绩提高，而不顾孩子成长的客观规律，忽视孩子的兴趣与自身条件。家庭教育的误区加大了传统生态文化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在社会转型期，大学生价值取向呈功利化趋势，注重个人利益忽略社会利益，注重眼前利益忽略长远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重利轻义的思想严重。这对大学生进行传统生态文化教育带来了挑战。
三、传统生态文化导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建议
思想政治教育是引导大学生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传承生态文化的重要途径。传统生态文化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和契合关系，在培育青少年生态价值观和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中应该把传统生态文化教育作为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的重要内容。首先，提升思想政治教师的传统生态文化素养与生态文明理念。大学生的价值观、世界观尚未形成，教师的引导具有重要作用。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具有较高生态文化素养、职业责任感的教师对开展大学生素质教育和生态文化价值观的培育具有关键作用，能够给学生带来良好的表率和示范作用，提升学生学习传统生态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学思想政治课教师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积极学习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知识，树立现代文明理念。在新时代，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要树立生态文明思维和创新精神，结合新时期大学生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和思想价值多元化，将传统生态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理念融合起来，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以新内容、新形式进行讲授、讨论，提升学生对传统生态文化的接受、学习和内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共生理念，使学生“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共建和谐世界。其次，鼓励大学思想政治教师改革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和学生是一个互动的整体，选择科学的教学方法是提升学生学习传统生态文化兴趣和提升大学生传统生态文化素养的先决条件，可为学生在思想政治教学中形成完善的生态价值观打好基础。科学的教学方法有益于教师和学生的良性互动，增强学生学习积极性，提升传统生态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单调、陈旧的教学方法容易疏远师生之间的融洽关系，也导致学生的厌学、弃学，甚至对思想政治教学内容产生反感等负面影响。针对追求新奇、思想多元和价值观尚未形成的大学生，教师在将传统生态文化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可选择优化教学方式，激发大学生学习传统生态文化的兴趣。孔子曾指出“不愤不言，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在进行思想政治教学中要善于运用“愤”与“悱”对学生进行传统生态化与现代生态文明的启迪、引导，循序渐进，最终达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的学习目的。将传统生态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仅仅依靠课堂教学，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传统生态文化的感悟层面，要让学生对传统生态文化的感悟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最佳学习效果。在进行传统生态文化教育过程中，强调理论教学与实践体验相结合，让大学生通过亲身实践，切实感受传统生态文化的活力和魅力。如在讲授“天人合一”“顺其自然”“仁爱万物”等传统生态文化内容时，可通过图片对比，或者组织学生到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严重的地区进行实地观测，增强学生的直观认识，使学生在亲身实践中会真正领悟传统生态文化的现实价值，赋予传统生态文化的新内涵，培育生态文明意识，鼓励学生积极实践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第三，优化传统生态文化的教学与学习环境。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传统生态文化造诣较高的教师能够有效影响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浓厚的传统生态文化学习氛围对于世界观、价值观逐渐形成的大学生至关重要。学习环境是一种潜在的感染力量，在潜移默化中能够滋润大学生的心灵，培育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对大学生形成实践传统生态文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在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学校、社会和家庭应联起手来，充分利用校园、考试、书店、家庭等学生生活、学习环境，塑造浓郁的生态文化学习氛围。学校可充分挖掘校内传统建筑，利用教室、食堂、草坪等场所作为传统生态文化宣传平台；充分利用端午、中秋等中国传统节日开展与传统生态文化相关的主题活动，构筑生动形象、能够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的传统生态文化教学与学习环境，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传统生态文化的教学效果。另外，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使远程交流与学习变得更容易、成本更低，大数据时代的传统生态文化教育能够使用“现代”的互联网与信息技术传播与培育“传统”生态文化知识，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载体，促进传统生态文化教育的生动性、形象性和灵活性。第四，培育浓郁的社会文化氛围。将传统生态文化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教师主导和家庭配合是提升传统生态文化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重要条件。在对大学生进行传统生态文化教育过程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家长、社会团体的积极参与；不仅要“言教”，更要重视“身教”，鼓励学生家长、社会团体积极践行环保、低碳生活方式，鼓励学生家长、社会团体在实践中树立榜样，使大学生感悟到传统生态文化精华在今天依然是时尚，赋予新时代的内涵，增强学生的学习自觉性，提升传统生态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对大学生进行传统生态文化教育，还需要在全社会构建完善的生态文明价值规范，提升全社会的生态文明价值观念，进而为传统生态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
作者：侯帅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一、教学理念定位
准教学理念是教师对教学活动内在规律认识的集中体现，是教师从事教学活动的基本态度和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课堂，首要的是教师在教学理念的定位上要坚持三个原则，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做到导向准确、把握准绳、坚守准则。始终坚持知识教育和价值教育相统一的原则。思政课是知识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课程，表面看来教材的内容和结构主要体现的是知识的准确和逻辑的完整，但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名称已经明晰了课程的性质，即理论性、政治性、思想性，其中政治性是前提，理论性是桥梁，思想性则是目的，思想的核心是价值观，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高校思政课追求的最高境界。教材知识体系因其内在的价值观的支撑和价值导向，本身就是价值观教育的基本资源，要依托并发掘教材，只有把知识与价值观念对接，才能在提高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同时提升价值评价能力。教师只有在教学理念上认定这一导向，才能在教学中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才有传播优势和权威解释权，才会在增强理论自信的同时做到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例如，《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中，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运用正确的哲学思维方法，只有运用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坚持理性思维，才能看清形势，指导教学。《纲要》、《概论》课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不是附加的偶然的内容，而是其教学内容本身，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现代表达和中国形态，要把它作为核心内容统领全部课堂教学。准确把握理想性和现实性相结合的原则。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要站在人的本质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对立统一这个高度。一方面人的实践活动肯定人、确证人,生成人的现实性本质。另一方面,人的实践活动又使人不断超越、否定现实,从而使人的本质具有理想性特征。还要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更是体现了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构建立足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思想道德的实际水平，使之真正变为广大人民群众可以接受和履行的东西，从而发挥引导、规范和调节人们行为的作用，保证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的健康有序，另一方面，又是中华民族美好明天的愿景。思政课教师必须清楚，培养大学生树立核心价值观，要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立足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仅要与国际接轨，更要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图景和精神追求。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信息社会、开放的时代，高校思政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是技术的，还是文化的、思想的，更是意识形态的，信仰危机的实质是价值危机。把握理想性和现实性相结合这一教学准则，才能在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做到依托教材而不限于教材，不回避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即注重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规范性又彰显其超越性。努力贯彻宏观与微观相交织的原则。教材内容是核心价值观科学性的源泉，价值观教育需要系统深入的认知作为思想基础，如果弱化系统的知识体系，只强调价值导向，学生就会觉得这不是一门科学，如果弱化价值性，就起不到引领作用。宏观就是指注重诸价值共有的精神实质，把核心价值观教育融于教、融于课程体系，成为课程教学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其内在跃动的灵魂。在完整的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的框架内，价值观才能在其中发酵，才能逻辑连贯、脉络清晰。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核心价值观不会在讲述的过程中被削减弱化。微观上，思政课的每一门课程和每一个年级的学生特征制约着价值观教育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不同的课程应有不同的内容；不同年级的同一内容也应有不同的程度，只有具体细致的安排，才能重点突出，才能寻找到教材、学生和价值观教育的最高契合度。教学中坚守这一准绳，才能做到宏观上总体统筹，微观上细化运作，核心价值观才能入脑入心，才能转化为大学生的人生信仰。
二、教学内容
讲得明教学内容是对教材的二次创造和加工，这种创造和加工是根据社会环境和学生实际对教材的深入解读。实现教学过程在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谋篇布局，从观念体系、知识体系向学生的价值取向、信仰追求和自觉行动有效转化，达到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并切实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价值指引和精神力量。这一目标的基础是做到两个契合，使教学内容呈现观念明晰、事理明达、是非明鉴。核心价值观同大学生的实际相契合。学生对思政课是否有学习兴趣与教学是否符合学生的需求有直接的关系。思政课的实效不理想，问题的症结是知识没有转化成学生的价值观念，头脑中没有价值观念的支撑，自然就缺少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法去应对日益复杂的现实生活。价值观的教学具有根本的目的性，人的社会化主要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内化。青年阶段是个人与社会对立统一关系最激烈的时期，在表现出自主性和理智性的同时，还存在不稳定性，表面性、功利性和矛盾性，面对大量信息时，选择和甄别往往不知所措，产生迷茫与困惑，选择就会跟随当下的社会流行观念。核心价值观指明了作为个体的理想生活方式和目标追求，其形成是一个塑造人格，教化人心的过程，基本的力量来自大学生个人对基本价值的认同与信仰。首先，从学生角度出发，关注他们的心理需要和思想特点，重视心灵的沟通，建立起温馨的对话场景，从他们所思所想中寻找正能量，提升对价值观的理解认同，让价值观为现实生活的主要问题提供合理的解决思路。其次，从学生成长的角度出发，把核心价值观与学生的成长、发展联系起来，使价值观真正作为学生在生活中面对各种选择判断过程中的标准，让学生学会在实践中不断验证核心价值观对于人生历程的价值，体验到核心价值观的强大逻辑力量、实践力量和物质力量。核心价值观与社会热点相契合。核心价值观在本质上反映了制度的性质，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图景和精神追求，必然会融入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当代中国正处在大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最突出的特征是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大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社会经济结构重构，阶层分化，阶级归宿感淡化，原有的单一的价值理念与模式被打破，必然引起价值重估，各种思想和思潮的激荡、冲击人的思想。人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热点问题大量出现，其形态多样。首先，教学中要把重大的理论问题、学生关心、疑惑的社会热点问题同思政课教学内容和核心价值观紧密契合，对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进行全面、客观、理性的分析，特别是针对一些热点问题存在的负面影响要注意对学生进行理性引导。理论必须回答这些重大问题才能站得住脚，也才能为学生提供指导，并因之赢得学生发自内心的尊重。其次，要突出民族性、时代性和先进性，既不回避西方的市场、民主、自由，更要弘扬“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的中华传统价值观。让学生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中净化自己的灵魂，升华自己的人格。
三、教学方法
实打实教学方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实现教师、学生、教学内容及教学环境之间的动态组合方式。教材的科学性、规范性、权威性为教学实效提供了基础，教学中的难点在于教材内容要转变为学生的认知和思想政治素质，这是一个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教学体系转化为学生认知体系、学生认知体系转化为信仰体系的完整过程。教学方法如何让教师教学的主导性和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在双向互动中得到充分发挥，关键是用实两个方法，实现课堂有实例、教学增实力、教育有实效。实证的方法。教学过程根本上说是学生作为认识的主体在教师指导下有目的的去获取知识和能力的过程。这是一个能动的反映过程，也就是说教师所传授的知识技能、施加的思想影响，都要通过学生自己的观察、思考、领悟才能转化为他们的品德。教师的主导作用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设法给学生提供和创造良好的条件，使之更迅速地转化。思政课每门课程都是以完整的系统的理论形态出现的，单纯的理论具有超现实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往往显得抽象，实证最大的特点是形象化，即将抽象的理论诉诸于形象化的思维，使学生在特定的画面、情境下思考理解理论，证明并丰富理论，进而迅速确认理论的价值。例如，《马原》课里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一讲，首先从列举我国现实生活中对待传统文化的一些错误态度及做法开始，引起学生关注后就提出问题，“对待传统文化正确的态度和做法是怎样的”，接着展开理论讲述和论证，学生掌握了弘扬传统文化应有的态度：传承与创新。课堂上营造的是浓浓的传统文化魅力氛围。把抽象的凝练的价值观表述还原到日常生活中。“质量互变规律”一讲，从现实生活中做人做事把握“分寸”引出“度”这一哲学概念，学生收获到的是“止于至善”的人生智慧。从细节出发，以点带面，改变原来求大求全的模式，让学生可感可知的同时强化可操作性，提炼人生的智慧。实证必须经常更新，反映当代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才能吸引学生。话语体系转换的方法。话语体系是指思政课为完成自身的任务和实现自身的功能而建构的整套语言形式。大学生内心存有美好的憧憬，对核心价值观并不反感，反感的是不恰当的宣传教育形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凝练性需要进一步阐释才能为广大学生所理解和接受，改革和创新教学方法，通过对核心价值观进行话语体系上的重新编码，寻找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表达，实现其由国家话语向个体话语、由政治话语向生活话语的有效转化。首先，实现政治的文本话语、权力话语、理论话语向能被大学生所接受的常用的传播媒介话语和大学生的时代话语转化，学会用大众文化的话语方式、民族文化的话语方式、校园文化的话语方式、网络文化的话语方式开展教学，巩固的话语权力。其次，实现理论教学和大学生群体接受力的统一。做到传播方式形象化、渠道手段现代化，将核心价值观深深地切入大学生的心灵中，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理论水平，增强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作者：高鸿雁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论文摘要: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能够对社会运行方向产生导向姊能。道德观念是引导社会运行的价值观念,道德活动是道德对社会运行发生影响姊能的具体实施途径:从理论上讲明这一点,对于走出道德虚无主义和道德决定论的认识误区,更好地体现以德治国的要求,加快生产力发展,促进法制建设进程,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的世纪是一个剖新的世纪,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发展,对于思想道德领域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不再将以善为核心的道德视为远离经济领域的非经济因素”。恰恰相反,道德观念的更新、道德活动的台理化可以对高科技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运行起到越来越大的导向功能。
社会运行是指社会机制的各个部分发挥各自的功能,相互发生作用所导致的社会变化和发展我国当代着名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认为,社会运行的形式“表现为社会多种要素和多层关系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它们多方面功能的发挥”l】l。瑚‘。哲学角度上讲,它指的就是社会的变化与发展,而变化发展的原因,就是构成社会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的行为当然是社会各要素之间交互作用的内容。
道德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哲学理论认为所谓道德现象,就是指人类现实生活中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用善恶标准去评价,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维持的一类社会现象”】1w可见,一般说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道德有复杂的结构和多重规定性,然而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并非纯粹社会意识形态或社会观念。
社会运行有多重规定性,如运行状态的质和量的规定性、运行方向上的规定性等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能够对社会运行方向产生导向功能功能一般意义上是指功效与作用,导向功能是指对事物发展方向的引导功能=道穗的导向功能是指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向社会提供了一套善恶价值标准系统,能够对社会运行的方向起引导作用,是社会确立其运行方向的依据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价值导向系统,具体从以_卜几点阐明:
一、道德观念是引导社会运行的价值观念
人们一般认为,真菩美是最高层次的价值观念和标准正如张出年先生说,人们经常谈论价值,其中更根本的、基本的价值是真善美,“真为认识的价值,善为行为的价值,美为艺术的价值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善恶作为一个价值标准是关于社会道德领域的标准,但是无论从这个标准的来源.发挥作用的领域上看.都并不是这样狭隘的.孤立的价值标准,都是社会的综合标准。
f—J道德价值标准是在对各种社套关系的综夸反映基础上产生的
从道德起源来看,理论既批驳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诸如良知良能、善良意志、自我意识等起源论,也批判了客观唯心主义认为道德是诸如理念逻辑、绝对精神等客观精抻的起源论.认为道德是客观的社会关系的产物.是客观的社会必然性的产物=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人们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便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应当”、“善等这样一些指导人类行为的观念和准则。由此可见,理论是肯定道德的客观起源基础的也就是说.道德产生于客观和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但是,作为价值观念,它毕竟不同于客观现实本身,客观事实本身一般地说无价值可言.道德的善恶观念的直接基础是列客观事实的认识:而对客观事实的认识也只是道德的基础.而不是善恶本身,认识的价值是特定的“当我们把真当作一种价值来理解时,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一主体在何种程度上接近于客体的角度,所看到的一种综合价值”】”,因此就真、善、美三个基本标准中真与善的关系来看.善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单纯的价值观念和傍值标准,而是复合了真的标准是在对客观事实的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对“真”的回应一般的伦理学理论,只把它理解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从“善”的这种认识基础来看.“真不仅仅是对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年4益关系的认识,它还包括对人与自然环境,宏观的社会各子系统,个人与个人等关系形式的认识。从内容上讲还包括对自然界各部分,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十领域的各个层面上的认识。因此,善不仅仅是一种关于个人行为的高尚与否的价值,而是一种反映各个社会领域的社会现象,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综合价值如果说,我们把奉献、重义轻利等当作善,是对普的狭义的理解的话,那么在对复杂的社会关系认识基础上形成的诸如公正、和平、保护环境等观念,是对善这个价值观念的更广泛意艾上的理解因此,存在着作为人生观、社会观,甚至世界观的善的观念,它在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及其各种关系等客观现象的一定程度的认识的基础上.为人类社会描绘出这样一种境界: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和人格完善实现了,和谐统一,人类社会运行公正有序。
一二1道德价值标准在社套的各个领域都能发挥佧用
从价值系统发挥作用的领域来看,也是综合的价值标准道德作为社会的一种意识形式,有其系统的理论形式和其他存在形式。但是,道德意识和观念在社会中却没有特定的领域,“它遍及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挤身于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渗透于每个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之中”I2]聊。一切人的话动和关系,不管是个体形式的主体,还是群体形式的主体.都同道德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都直接或间接地.或强或弱地拥有一定的“善.或“恶”1的价值。善恶本身并不是不证白明的抽象概念,何谓善,何谓恶,必须立足于利益关系的处理原则,才能确定其特定含义当然,就社会运行的机制而言,也有一些自发的机制.
所谓“自发机制是指依据一定的规律自然地、历史地形成的社会机制””如家庭机制的形成、原始社会中原始人群这种整合机制的形成等,都是自然规律或社会历史的必然性所导致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在-人识规律的基础上获得更大的自由人们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多,因此,推动社会运行的人为机制就越米越多了=所谓人为机制是指人类根据一定的社会运行目标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而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社会运行机制。在促进人类发展的活动中,也意味着人娄将零担更多更大的道德责任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样的事实,无论ff。么领域的能动的社会行为,在能动意识和行为产生之前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要进行价值造择和权衡。这种造择和权靳所依据的价值系统往往是多方位的,往往包括广泛意义上的善恶价值系统。社会在进行经济模式改革时,必须考虑到这种新经济模式会不会带来负效应.如财富分配不均,两扳分化,妨碍公正等一系列的问题.这实际上是用“善”的价值系统在对经济活动评价的标准显然,道德这种提供价值观的作用决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中发挥,它甚至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部对人的能动的社会行为发挥着作用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认为大多数^已经十分习惯于相信,至少名义上相信,道德力量乃是一切人类社会兴亡的最后决定因素一一而宗教还曾经这样使许多人相信:宇宙的力量也和社会的力量一样,乃是受道德目的所调节的。现代英国激进哲学家尼尔森更明确指出,“革命必须服从道德反应,“必须更仔细斟酌社会是否发展到了需要革命的时期。这里要求把人们的道德反应’也充分考虑在内……如果理论同由于这个评价而引起的道德反应’相矛盾的话,理论就必须服从这个反应……用心等待恰当的时机……判断个恰当的时机的东西,就是‘道德直觉…[7I,PL5,不管这些哲学家的理论在实质内容上有多少不足之处.但在道德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个问题上跳出了狭隘的认识一展示出了道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功能,从而肯定了道德在社会运行各个领域甚至整体运行中的价值导向作用。
二、道德活动是道德对社会运行发生导向功能的具体实施途径
道德活动,广义上讲指一切具有善恶价值的人的社会活动我们所讲的是狭义的道德活动,它实际上是人类各种社会活动中的一方面,固为在社会生活中专门的、纯粹道德意义上的活动几乎是不存在的所谓道德活动指的是人们从道德角度去分析社会现象,利用道德事件进行评价,并作出道德判断的活动正屉在这样的活动中,道德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社会运行的导向功能和其他各方面的功能才得以发挥,因此,我们说,道德活动是导向功能得以发挥的具体实践途径。主要有两种形式:道德认识和道德评价
I一)道德认识是把握世界、认识社会的特殊方式
道德作为实践精神是一种价值,是道德主体的需要同满足需要对象之间的价值关系,需要是人类活动的巨大动力就社会整体来说,需要是社会运行的能源系统。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诸如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近期需要和长远需要等多种形式和性质的需要,这些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恰如其分的调.社会运行才会正常而有序,呈现出良性运行状态,道德从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高度一致的角度出发,是认识各种社会需要是否协调的认识视角和工具在社会中,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意图,没有预期目的的。一定社会的道德总体上以价值标准的形式显现着这种社会意识形态所指向的社会运行的预期目的。因此,道德对社会对世界的认识是一种立足于一定价值观基础上的认识,是从人的需要出发,从特定的价值观出发来认识社会是否公正,社会运行的方向是否与人们的利益一致。因此,选种认识是道德对社会运行导向功能发挥的意识前提
l二】道德评价是对社会运行方向上的矫正道德评价是人们在道德认识的基础上,立足于道德所规定的价值观对社会现象作出道德评判。道德平价一方面按照特定的规则进行,另一方面又创造出新的规范,制约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的运行。这些准则作为评价的产物,叉代表着评价主体的价值取向。评价将有无意义、有无价值、善和恶等等加之于评价对象,往往通过左右人们的态度和行为进而左右宏观的社会运行方向。道德评价的主要方式包括:个人言论风俗评价、舆论评价、理论分析评价等多种形式,其中对社会运行起到直接影响方式的主要是风俗评价、舆论评价和理论分析评价道德评价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评价本身,它是从人的需要.尤其是整体利益出发,使社会运行从方向上符台它所维护的利益.
“道德就是通过形成特殊的社会秩序和准则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和发展的”。I。
[论文摘要]经过现代性三次浪潮的冲击以及科层制的建立，行政摆脱道德的纠缠，建立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的发展逻辑。然而，行政并非与道德无涉，不能简约为行政技术主义。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论证，不仅需要以单纯技术为基础的效率支撑，而且有赖于目的性价值的支撑，而道德始终是实现行政目的的必要条件。因此，行政必须超脱传统的发展逻辑，以正义为导向寻求向道德的回归。而要寻求道德的价值性辩护，毋宁是要建立起正义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唤公民的美德。
[论文关键词]公共行政价值中立效率现代性正义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是无法论证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更是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切：公共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论证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入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须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著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
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毋宁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l4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是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之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_5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论证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的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如果在现代行政的逻辑中，以价值中立为出发点，仅仅为了追求科学能力的优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单纯的手段或技术来理解行政，而与正义与非正义、善或恶、美德、至善等道德问题全然无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难以证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优越。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
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论证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J眭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ll。。这实际上是一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一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为重要的规则体系。只有通过制度的安排，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义导向，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只有体现正义的制度才能成为协调社会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并自觉遵守，否则就沦落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构建符合正义导向的行政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考虑到行政的制度选择、制度设计和安排的正当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实际运作。这关涉到“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的社会客观条件和环境，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环境，比如，社会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创新的资源供应、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责任和政治美德状况，以及特别重要的是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与社会政治生活实践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确立行政制度的正义导向不仅是公共行政目标模式的变更，而且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制度、运行机制和行为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关键词：高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职业发展
一、职业幸福感概念解析及高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影响因素
在现代心理学研究中，幸福感又叫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由于“well-being”一般被解释为：一种良好的或满意的生存条件；一种健康（health）、幸福（happiness）、兴旺（prosperity）的状态，所以从字面意义上，Subjectivewell-being常常被翻译为“主观幸福”。而什么是职业幸福感呢？Joan E. van. Horn认为，职业幸福感是个体对自身工作的各个方面的积极的评价，包括情感、动机、行为、认知和身心幸福五个方面，其因素有社会支持、个体应激水平、价值观、健康状况以及经济因素等。
关于幸福，在古往今来的哲学史上被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的先贤大哲们反复地讨论和分析过，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大多数人追求的生活目的是幸福，但什么是幸福，“不同的人对于它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也把它说成不同的东西：在生病时说它是健康；在穷困时说它是财富；在感到了自己的无知时，又对那些提出他无法理解的宏论的人无比崇拜。”[1]真正的幸福应该是“因其自身而不是因某种其他事物而值得欲求的实现活动”，强调的是：幸福在于人自身而不是外在之物，幸福是“不缺乏任何东西的、自足的”[2]。亚里士多德主体思辨色彩的幸福观对后世的哲学影响很大，康德把人看成是既具知性又具感性的双重性动物。他说：“我作为知性世界成员的活动，以道德的最高原则为基础，我作为感觉世界成员的活动则以幸福原则为依据。”[3]两者如何协调？他指出，人作为理性主体，只有按道德规律行动，才体现出自由意志和责任，所以，作为感觉世界的角色，最终应该符合道德规律。显然，对公众而言最具吸引力的“幸福感”已经走到远离现实的思辨哲学话语中，或者说，对幸福感的理解只是一个表象，背后隐藏的深刻问题是人的本质是什么。因此，对幸福感提出最有力支持的还是马克思的理解，就是“回归人性”“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4]。也就是说，人的真正的幸福或最高幸福，就是人得以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在高校辅导员的职业价值判断体系中，影响职业幸福感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外在支持系统。这一系统是由辅导员所在高校“微环境”和全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支持系统，是高校辅导员的职业在工作环境中和社会上得到承认的体现。在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解读中，人的本质并不来自于任何先天的底色，而是多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高校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构成中，来自职业自身的正向情感占据较大的价值评估权重。高校辅导员不仅具有高校教师的社会角色，而且具备被主流价值观和主流人群所认可、接受和支持的社会阶层空间，从主流价值观念和主流话语的占有这个意义上说，每一名高校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都有较良好的、积极的、正向的社会支持系统。
第二，个体职业应激能力。当社会支持系统微观化到每一所高校、每一个具体的辅导员岗位时，情况就产生了十分丰富的差异化，面对工作中不同的环境、困难和压力，每一名辅导员个体的职业应激水平不同，因而内心体验也就千差万别，同样的岗位和环境，有人乐在其中、发展态势良好，有人苦不堪言，倍感前途渺茫。可见，形成职业幸福感的因素中，个人的职业应激能力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直接影响了主体职业幸福感的体验结果。
第三，职业价值评判体系。就层次而言，职业价值评判在职业幸福感的构成中处于更核心、更内隐的位置。现代社会中，人与职业的关系始终是纠结牵绊的，这一点在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些思潮中已经有比较清晰的展现。在职业和由职业代表的社会面前，人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希望通过职业表现被行业和社会认可和接受，成为合格的“社会人”，另一方面又希望在职业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保有自己的价值空间，成为自由的“主体人”。因此，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在进行钟摆式的滑动，其职业价值观也就构成了钟摆滑动的空间，形成一个用以区分职业判断标准并指导职业行为的心理倾向系统，是浸透于主体性之中支配着人的行为、态度、观点、信念、理想的一种内心尺度和意义系统。需要说明的是，职业价值评判体系和社会支持系统之间是联动关系，其作用方式更像是反馈和建构。
二、高校辅导员职业压力集群的构成及其价值澄清
高校辅导员作为在高校中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的职业人群，其自我价值的认可程度可以通过职业幸福感表现出来。福建师范大学廖深基在研究中指出，当前的高校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在辅导员的自我职业认可中呈现出几种力量集中累加的情况。
1.高校辅导员岗位的职业压力
在高校的日常教学和管理中，辅导员是一支十分醒目的队伍，主要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生事务管理、心理健康教育、职业发展引导等工作，工作领域贯穿了思想政治、心理健康、安全稳定、校园文化、资助帮扶、就业指导、科技创新、党员发展等。在高等教育不断扩招的背景下，辅导员们工作对象数量越来越多，工作时间不断呈现弹性特点，劳动强度和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应对突发事件时，辅导员从业的心理成本已经大大地高于其他高校教师，负面情绪累积，辅导员自我职业认可和职业幸福感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把职业压力转换为抗压、解压的巨大成就感是关系到辅导员队伍稳定和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的关键。
2.高校辅导员岗位的“标签”压力
在社会学理论中，标签理论是颇具影响的社会学思想，认为标签是人们对自我形象的界定和产生，自我形象是透过与他人互动而产生，而他人的标签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长期以来，高校辅导员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始终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内容，对辅导员的教育培训、发展和提升，国家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在机制建设、学科发展等方面给予了关心和扶持。同时，在事实层面也的确存在辅导员队伍年轻化、非职业化、变动性强等矛盾。在以科研学术和专业教学为主干的高校中，辅导员队伍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点，或者是优秀的辅导员能够胜任岗位、脱颖而出，或者是大多数辅导员疲于应付、默默无闻。后者大多数受标签压力的影响较大，认为辅导员不如专业教师，工作学术含量不高等，因其占大多数的比例使得辅导员岗位压力舆论逐渐形成。
3.高校辅导员职业的“被转型”压力
由于上述标签影响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导向，以青年教师为主要成员的辅导员不断在进修、专业教学、兼职从业等浪潮中几经沉浮，“转型目标”不断地刺激每一个人的“被转型”，在拥有一份崇高职业的同时还在试图追求“更崇高”。现实中，出现个别辅导员什么都有兴趣就是对工作没兴趣，什么都想培养就是不想培养岗位要求的知识能力和素质，主体“被转型”的局面已经悄然形成。这就与上文所谈的工作压力形成鲜明对比，压力大应该加紧充实自己，提高解压能力，可是“被转型”却是无视责任、离岗而去；也为标签压力提供清晰注解，用“被转型”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确不具备专业素质。遗憾的是，辅导员队伍中，“被转型”的现象还在此消彼长。
此外，学校对辅导员队伍的管理体制也会给辅导员带来压力。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体，一方面要接受高校党委学生工作部的领导，另一方面要接受所在院系党总支的直接领导，同时，由于工作原因还要接受学校保卫、后勤、团委等部门的工作指导。这种多重管理的体制，势必造成辅导员在工作中接受过多过重的工作任务，极易导致辅导员身心俱疲，无所适从，产生职业倦怠心理。 种种原因使一些现象的出现就显得不足为奇了，如工作上使命感不强，责任感缺失，对效果和评价没有主观追求；受社会利益导向的大环境影响，敬业精神和风险意识不足，觉得工作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对工作失去兴趣，“浮躁”的情绪蔓延等；工作敷衍了事，情绪波动大，无进取心，忙于应付组织安排，缺少创造性。
三、高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提升的领域
（1）提升源自教育事业的幸福感。“教育的使命不应是将自己变成一把神圣的扫把来打扫世界和人们的心灵，而应是对精神的守望、援助和发展”[5]一个比较完善的学校教育体系应该教给学生三方面的知识：关于自然的知识、关于社会的知识和关于自己的知识。教育事业的崇高价值导向应该也能够激发出对辅导员职业的幸福感，当然，如果对这种幸福感还处于被激发阶段，那么这个人就不适合从事辅导员工作。
（2）提升源自高校系统支持的幸福感。高校继续在管理机制和人力资源的运用上体现对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提升。体制矛盾的背后往往是更为深刻的观念矛盾，因此，高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系统支持架构是一个长期过程，目前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政策条件，特别是2004年的16号文件执行以后，辅导员的发展问题得到了政策性的根本支持，辅导员队伍的稳定性大幅提升，职业幸福感也随之攀升，在逐渐细化的干部业绩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建设中，辅导员职业幸福感将得到不断的强化。
（3）提升源自正确职业价值观的幸福感。职业价值观是职业个体对其所从事职业好坏标准的判断，是一种心理倾向性，它指挥个体的职业行为、态度、习惯和思维方式。
此外，高校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获得和保有还可以通过心理减压、能力拓展等方式得到加强，对辅导员自身而言，这种拓展和减压活动的受益会大大超越职业和岗位的需求，呈现出更良性的主体成长。
参考文献：
[1][2][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关键词：社会观； 历史观； 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4）07-131-00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思想政治性、历史性、社会性的特征。思想政治性决定了该课程的教学目的，历史性决定了其教学内在规律，社会性决定了其教学的社会价值取向。在目前国内外环境多变背景下，思想、价值、认识的多元取向趋势进一步扩大，其社会意义更加明显。因此加强高校思政课中的社会观、历史观、价值观教育已刻不容缓。
一、社会观教育
的社会观认为，社会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1]是把社会看作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必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2]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并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道德规范的总和，是维系国家统一、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纽带， 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固基石。作为一个民族的成员，理应有为民族事业奉献的自觉。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加强，随着西方社会经济危机及政治危机的出现，其对外愈来愈表现出侵略性。因此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教育青年学生以祖国的利益、尊严和荣誉为重，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已成为我们内聚力量，外御国患的必要手段。然而当代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呈现出淡化倾向。国家意识、爱国情感淡漠，缺乏忧患意识和对国家、民族、人民的责任意识，缺乏自立自主、艰苦奋斗、励志报国的进取精神，缺乏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对民族精神的认识和领悟肤浅乃至存在偏差，少数大学生还存在民族虚无主义倾向。
培养大学生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培育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对于自己祖国挚爱的深厚情感。它表现为对祖国和家乡的无限热爱和深切眷恋，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热切期盼，对祖国繁荣昌盛的坚定信念，对祖国和尊严的坚决捍卫，对卖国求荣的无比鄙视，对爱国志士的无尚崇敬。
故而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应始终把握加强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培养大学生民族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两项任务，通过深入的历史解剖，揭示近现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内在因素，总结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及动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观，从而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二、历史观教育
辩证唯物历史观是历史哲学的核心和表征，其精髓是将历史和逻辑相统一，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历史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突出人在创造历史和改变历史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这就要求同时要具备两个基本素质： 一是理论功底，二是历史修养。
所谓历史精神，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一个表述历史行进的精神动力及其价值指向的概念。对于这个民族的具体成员来说，它指的是个体对于这种历史形式的把握及其参与精神。但参与只是一种行为方式，其内在的驱力和价值依据，则来自于他对自身价值与民族历史运动一致性的设定、追求和确证的冲动和愿望。[3]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4]
历史意识可以把一个人短暂的一生融入到民族历史的无限进程中去，把个人的思想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的高度，把一个民族的追求上升到国家的追求。鲁迅说：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5]欲知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6]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的所有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物资的丰富程度，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恩格斯从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实际出发，由具体到抽象，由实践到理论创立了唯物史观，并一再强调唯物史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进行社会革命，夺取国家政权。
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了解国史国情”成为每一位在校大学生的必须。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贯彻近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所谓历史主题问题。近代中国坎坷曲折的发展道路是由近代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决定的。这两大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必须解决的两大历史主题：一个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为了解决这两大历史主题，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通过透视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与建设发展的艰辛历程，揭示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激发学生的历史使命感。
三、个人价值观教育
个人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这种对诸事物的看法和评价在心目中的主次、轻重的排列次序，就是价值观体系。价值观和价值观体系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心理基础。价值观是通过社会化培养后天形成的。价值观有一个形成过程，是随着知识的增长和生活经验的积累而逐步确立起来的。价值观一旦确立，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形成一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定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家庭、学校等群体对个人价值观念的形成起着关键的作用，其他社会环境也有重要的影响。但就社会和群体而言，由于人员的更替和环境的变化，社会或群体的价值观念又是不断变化着的。传统价值观念会不断地受到新价值观的挑战，这种价值冲突的结果，总的趋势是前者逐步让位于后者。价值观念的变化是社会改革的前提，又是社会改革的必然结果。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共存的世界，全球化使价值观的发展出现多样化趋势，这种多样化表现为平面化、层次化、丰富化、复杂化。价值观发展的多样化蕴涵着主导价值观确立的理论和逻辑前提。主导价值观作为在价值观念体系中居核心地位的价值观，既具有对其他价值观的导向功能，又具有对社会发展的秩序功能和动力功能。因此，在思政课教学中，要从价值观的多样化出发，确立我国的主导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以知识和真理为中心，具有理性价值的人把追求真理看的高于一切的理性价值观，以外形协调和匀称为中心的美的价值观，以正确的政治价值中心的政治性价值观，以群体和他人为中心的社会性价值观，以正确信仰为中心的信仰价值观。
在加强个人价值观教育的同时，亦要对学生进行忧患意识教育。忧患意识是人一生中理智的认识活动，是一种居安思危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是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忧患和关注，是一种激励人生奋斗不息的强大精神动力。[7]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式源于一批忧国忧民的爱国分子，亦正是由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使得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投身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社会运动之中。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融入忧患意识，机遇意识，现代意识，爱国奉献的社会责任意识，强调正面宣传，强化国情、社情教育，在教学中渗透国家与国家安全的教育，渗透民族精神的教育，渗透中国化的的教育，渗透社会主义的教育，从而强化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308
[2]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一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
[3]徐麟.历史精神的回游与沉沦――“屈原现象”散论[J]中国文学研究，1995（3）：70-7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1
[5]李辉.碑石――关于的随感[J]新华文摘，1996（5）：130-131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差异；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7）07-0008-03
DOI：10.16657/ki.issn1673-9132.2017.07.003
一、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
（一）统一设置政治理论课，采取以课堂教学为主的理论灌输法
在我国，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学校按照政府和教育部的统一要求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通过课堂教学和直接的理论灌输对学生进行理论、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公民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引导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兼具时代精神和民族传统的行为规范，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的协调发展。
（二）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教育法
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都设有专门的实践课程，并积极组织各种实习及志愿服务活动，鼓励大学生多走进社会，运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更好地服务社会，在社会实践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和道德品德修养，通过自身的切实体现来进一步理解课堂上老师所讲授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将学校所教授的理论性思想道德行为规范内化于实际行动当中，在社会实践中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
（三）通过树立各种典型，进行榜样示范教育法
榜样教育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学校通过榜样教育，有利于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对学生进行榜样教育一直以来也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学生优秀榜样的事迹是发生在学生群体当中的，被学生所熟知，以这样的榜样教育学生，更容易触及学生的道德情感，为学生所接受，从而真正达到榜样教育的目的。
（四）通过比较进行表扬批评教育法
一直以来，我国都比较重视通过比较的方式来教育和激励学生，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表扬先进、批评落后、分清优劣、鉴别是非，明确地让学生知道如何是好，怎样是劣，通过表扬和宣传先进的人物和事迹，批评和处分违规违纪等错误的行为，鼓励学生向优秀榜样学习，有效地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
二、 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
（一）专业课程和隐性课程渗透教育法
受国家政体的影响，美国的大学开设的课程都是由所在各州的实际情况，或者各个学校的具体情况制定的，因此，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但是，美国的大学普遍都开设通识教育课程，主要包括三到五门的政治理论课程：西方经济学、美国历史、公民与法、美国与世界、科学哲学和实用主义，还有三门左右的思想品德课，包括：大学生生活导论、职业道德和社会研究等。美国各大学并没有明确直观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设定，而大多是通过经济、历史、法治、哲学等方面的教育，间接地、隐性地对大学生进行带有美国资本主义色彩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二）注重学校和社会环境的熏陶作用，运用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教育
美国政府并没有对学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明确的要求，各学校可以自由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教育发展的理论和方法。各任课教师在授课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知识构成、性格特点、讲授习惯等采取形式多样、灵活机动的教育方法。美国高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任课教师照本宣科地把书本中的思想理论直接灌输给学生，而是更注重学生的自主判断和自主思考能力的培养，任课教师在教授的过程中经常采用摆出事实，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思考、分析、辨析和评判，最终经过系列的筛选来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此外，美国特别注重历史教育，所谓“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美国的历史教育更加追求社会化、通俗化、政治化，除课堂的历史教育外，他们还通过形式多样的历史教育，如创办各种各样与历史有关的报刊、书籍及影视资料，普及各个地方的历史。这些做法有效地形成了注重历史的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很好地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对学生进一步接受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和催化作用。
（三）以宗教内容为依托的宗教灌输法
宗教对美国人的精神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基督教，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美国各个大学中的思想政治内容与宗教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很多宗教派别都会在学校向学生灌输符合美国基本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原则的代表资本主义利益的宗教信条，这也是对美国政治思想的一种传播和灌输方式，因而国家和政府也允许宗教势力设置自己的广播电台，这些电台可以播放各种宗教信条和节目。美国的各高校也都普遍开设了圣经课程，借用宗教的名x去传授一些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通过宗教信念的传播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四）通过多向渗透，注重以社会实践为主的社会教育法
在美国高等学校中，心理学和人文课程是不分专业的，每一个专业都要学习这些知识。学校通过这两个课程向大学生传递道德教育、人格法律教育。同时，美国各高校还注重通过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和社会服务活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的渗透教育。国家及各州政府设有专门资金支持、鼓励大学生组织开展和参加具有一定公益性的社会实践服务活动，使学生从实践中学习、体会到促进自身发展、符合社会需要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五）社会、学校、家庭整体教育法
作为发达国家，美国十分重视媒介的力量。各级政府一直都在通过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媒体向学生传播符合自身利益的道德观和世界观、人生观，并且将这一过程融入到社会环境中，使美国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同时，美国教育制度中一个明@的特点就是家长的高度参与性。因为，在美国理念中，父母拥有对子女的教育权力，他们能够决定自己的孩子是上私立学校还是国立学校，而且学校和家长的联系也比较密切。但是，如果家长选择放弃参与，学校也无权强迫家长的参与。美国社会、美国高校以及学生家庭对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思想道德教育是十分重视的，因此就形成了社会、学校、家庭对新一代年轻人的思想政治教育三管齐下的良好局面，也就形成了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合力，使思想政治教育在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三、中美两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差异
中美两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在课堂灌输法中存在着一定的共同点。首先，两国高校都非常重视课程的教学工作，重视正面的、直接的、正规的灌输方法，并把它作为基本教育形式。其次，两国高校都注重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正面而直观的指导，鼓励学生在实践行动中通过亲身体验形成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从而达到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
当然，中美两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首先，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我们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手段方法上侧重于灌输教育；而美国则注重隐性渗透，通过历史教育、哲学教育、法治教育等多个方面隐性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种隐性的渗透教育法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有全面性和灵活性，使学生在各类课程的学习过程中都能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子。其次，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多属于灌输式，而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则更注重于实践和疏导。我国主要通过政治老师以理论课教学方式直接向学生灌输理论，忽视了教育方式的多样性和互动性，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自我意识的养成。美国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则更注重通过社会实践或社会服务的方式来形成学生的思想认识、道德认识，增强学生的道德层次和社会责任感。再次，因为我国思想政治的基础是，因此，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宗教活动没有联系。而美国注重宗教与公民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因为美国的宗教教育的内容完完全全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因此大量的宗教内容已渗透在教学中，通过现代媒体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产生广泛的影响。最后，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以学校为主，忽视了社会和家庭的合力作用，而美国则注重社会、学校、家庭协调配合，进行整体教育。
四、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我国的启示
（一）增加思想政治的隐性教育，增强教育的渗透性
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在各类课程之中，教育者在教授专业知识、历史知识、宗教知识的同时在不知不觉中就向学生灌输资本主义的政治理念、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理解中自觉地形成符合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价值观。而我国的各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专业课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各专业课授课中的意识比较淡薄。我们应当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并不仅仅只是思想政治专业课老师的责任，更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义务，在此，我们应当借鉴美国高校的做法，注重在专业技术课程中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形成所有教师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人员共同“育人”的良好局面。同时，我国还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我国的文化底蕴，加强社会以及校园文化建设，以良好的社会风气，优良的校风、学风、教风，通过点点滴滴的渗透来引导和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人文素养，在培养具有专业技术人才的同时实现人格的培养与完善。
（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将社会实践落到实处
我国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多数还局限于片面的、空泛的理论性教育，不但使思想政治教育脱离实际，缺乏实践性和操作性，而且还降低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使部分高校大学生产生了排斥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而美国的注重社会实践的教育方法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到实处，能够使学生在实践中和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自主学习、思考，最终形成符合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在此，我们应当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多样化，在丰富的社会实践和社会服务的大环境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三）充分发挥社会、学校、家庭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整体作用
我国目前还是以学校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而美国则重视从家庭、社会和学校等方面的协调配合教育。当今社会，高校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们要充分发挥教育的合力作用，重视社会环境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相结合，实现教育的一体化。
首先，我们要充分利用社会环境、公众舆论的导向作用。在信息化发达的今天，社会的舆论环境对我们的思想影响日益扩大，这就更加要求我们要对新闻媒体以及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等进行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以保证其拥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和良好的品德素养，从而传递给社会大众正确的思想导向和价值导向。
论文摘要：经过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冲击以及科层制的建立，行政摆脱道德的纠缠，建立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的发展逻辑。然而，行政并非与道德无涉，不能简约为行政技术主义。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证成，不仅需要以单纯技术为基础的效率支撑，而且有赖于目的性价值的支撑，而道德始终是证成行政目的的必要条件。因此，行政必须超脱传统的发展逻辑，以正义为导向寻求向道德的回归。而要寻求道德的价值性辩护，还是要建立起正义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唤公民的美德。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无法证成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说更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切：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迫切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不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证求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人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需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涵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著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新原则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8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9]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
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了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证成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人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证成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I[1013~4这实际上是一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一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关键词：职业高中；政治课教学；心理健康；职业规划
职业高中政治课教学的目标就是要适应市场需求，“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出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有科学的方法论的高素质人才，培养出思想品德高尚、专业技术过硬的新时代技术人才。通过政治课教学，要对学生开展理想、道德、守法、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开展职业生涯的规划教育，培养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以更好的综合素养适应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由于职业高中学生的特殊性，决定了职业高中更应该加强政治课教学，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因此，我认为职业高中的政治课教学非常重要。
一、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指出：“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把学生培养成为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社会公德和文明行为习惯的公民，进而成为报效祖国、积极进取、诚实守信、敬业乐群，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创业精神的高素质劳动者。”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随着社会上普通高中招生规模的急速扩张及生源的自然缩减，职业高中不得不想方设法降低招生门槛来保证生源，因此近年来职业高中的生源质量逐年下降。由于职业高中的学生大部分是一些在初中时就辍学在家和因升学无望的弱势群体，他们倍受学校、家长和社会的冷落和漠视，很多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扭曲或丧失，学习方法不当，成绩下降，行为习惯不好，思想素质差，甚至走上了“精神空虚―思想素质差―违反规章制度―行为习惯不好―学习成绩差―退学或走上犯罪道路”的恶性怪圈，综合素质日益下降，再加上学校专业技能的训练环节缺失或薄弱，使得学生道德无知，是非模糊，行为失范，技能缺失，能力偏低，增加了学校育人的难度。因此，我认为政治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人生发展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人生内容充实着哲学。《哲学与人生》贴近学生生活，贴近学生实际，结合中职学生的身体结构、心理特点和思维、认知发展规律，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教育方向，引导学生做好人、走好路，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二、可以帮助学生摆脱困惑，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随着科学的进步，经济在飞速发展，职业高中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地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他们对什么事情都似懂非懂、模棱两可，思想、认知和情绪处于“心理断乳期”，有什么事情都憋在肚子里，不轻易表露自己的内心，不愿意与家长和老师交谈沟通，他们的心理或多或少存在着诸多问题：人际交往缺乏经验；学习方法不对，不刻苦，成绩不好；自信心不足；对老师、家长的教育方式反感；对学校的管理方式不满；对前途充满恐惧和担忧，担心今后考不上大学、就不了业等，情绪上的紧张、焦虑和低迷以及对一些事情的困惑等，使得他们的心理健康出现问题。而职业高中的政治课教学能够适应职高学生的心理特点。一方面教师可以审时度势地转变教育观念，形成新的学习观、教育观、学生观，了解学生的心理，发现学生的心理问题，并主动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心理发展环境；另一方面，职业高中政治课的设置，紧紧围绕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遵循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使学生了解经济、政治与社会，了解职业道德与法律，让他们走好自己的人生路，做人生的主人，使他们懂法律、知礼仪、有道德、守规矩。从而陶冶道德情操、提高职业道德素质、培养高尚人格，也能够增强法律意识、树立法制观念、提高法律素质。
三、可以帮助学生进行职业规划，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实现职业生涯的成功，职业高中的学生在学校阶段需要为职业生涯的发展做好准备、做好规划。职业教育是“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它以人为本，关注学生，关注学生职业生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但目前，部分中职学生对职业生涯规划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没有正确的就业观。他们学习成绩差，职业自卑感强，普遍存在消极心态和失落感。认为自己今后没有发展潜力，只不过是各行各业的一线劳动者，地位低，收入少。对职业的迁移心理，使很多学生不喜欢甚至厌恶自己所学的专业，对就业前途失去信心，部分学生得过且过，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想法，不爱学习，不思进取，理想和目标模糊，没有真正地将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进行规划，没有真正地将自己的行动与规划统一起来，也没有真正认真地执行过规划，而是简单规划，应付了事，把制订的职业生涯规划置之脑后。而《职业生涯规划》作为一门实施职业生涯教育主渠道的德育必修课使用教材，以学生职业观念、职业理想为重点，对学生进行职业生涯教育，引导学生关注未来、关注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引导学生自觉提升职业素养，为就业、创业做好准备。它可以帮助学生从职业的角度，了解社会，了解自己；从所学专业的角度，了解即将从事的职业，了解今后所走的道路；从发展的角度，了解职业对自己综合素养的要求，了解就业、创业在职业生涯发展中的作用；从职高学生的角度，了解怎样为自己打好基础，怎样珍惜时间为自己添加未来的筹码，去争取美好的未来。
总之，职业高中的政治课教学，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适应学生的发展。它必将为提高职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加强和改进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改革，进一步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时代感，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蒋乃平.职业生涯规划：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07.
[2]焦洪昌，扈文华.职业道德与法律.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06.
[3]沈越，张可君.经济政治与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07.
前言
对于国家与社会来说，新闻工作人员不仅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创造者与实践者，同时也是传播者与推动者，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宣传党和国家重大政策方针的使命，时刻引导着社会舆论导向。因此，新闻工作人员本身变需要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素养.但现阶段一部分新闻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素养水平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舆论的正确传播，因此，提升新闻工作人员思想政治素养工作势在必行。
一、新闻工作人员提升思想政治素养的重要性
想要真正意义上提升新闻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素养，首先便需要提升思想政治理论的正确性与坚定性。正确坚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能够对新闻工作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新闻事业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思想政治素养的先进性与明确性，如果思想政治思想出现偏差，那么新闻事业的前进道路也会变得曲折，这是长期以来的探索与发展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因此，思想政治理论是新闻工作的基础。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打造健康积极的思想舆论氛围便是新闻工作领域的发展重点，健康积极的思想舆论环境不仅左右着人心的向背，还影响着社会发展。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新闻工作人员也时刻面临着政治、社会、道德的多重监督，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如对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重视、管理松懈、形式落后等。因此，提升新闻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是当前需要面对的重点问题，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
二、新闻工作人员需要具备高尚的思想政治素质
新闻事业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社会事业，具有面向社会，服务于群众的基本特性，而新闻工作人员也是服务于社会与受众的，有着鲜明的职业特点，同时与整个社会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作为新闻工作人员，需要深入到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中去，去探求具有新闻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线索，从这个角度来讲，具备高尚的思想政治素质便非常重要，既不能带有太过情绪化的思想倾向，也要带给受众一定的思想导向，这是一个“度”的问题。新闻工作人员在思想政治素质上，需要从方向、立场、观点、纪律、鉴别力、敏锐性等六个方面进行思想政治素质方面的培养与锻炼，新的社会时期要求新闻工作人员能够将理论路线、政策法纪、群众观点、知识水平、新闻业务等根底打好，做到爱岗敬业、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坚持清正廉洁、善于发现、敢于创新的工作作风，充分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完成工作，真正从群众的切实利益出发，构建良好的社会思想舆论。
三、新闻工作人员需要具备良好的自我约束能力
想要真正意义上使新闻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素养得到提升，还需要强化新闻工作人员的自我约束能力。新闻工作人员接触到的行业各种各样，接触到的人也形形，面对的诱惑与挑战也非常多。从社会角色的角度看，新闻工作人员不仅扮演着监督别人角色，同时也受到社会大众的监督，由于新闻工作人员工作性质的特殊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舆论导向产生影响，因此，加强新闻工作人员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以行业道德修养便显得尤为重要。在工作过程中，在保证工作质量与工作效率的基础上，还要积极反省自身在工作中是否产生了思想上的不良倾向，并及时纠正，力求使新闻工作人员成为党和人民之间沟通的纽带，这不仅仅是新闻工作人员的本质责任，更是社会大众的共同心愿。
四、新闻工作人员需要具备坚定的党性基础原则
党性是作为一名新闻工作人员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只有拥有党性，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站在党和国家的角度去看待社会舆论、去引导社会舆论，从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出发，将经济建设作为发展中心，着力鼓励创新精神与改革精神，消除社会上不良的消极因素，为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奠定良好的舆论基础。在新闻行业内部，要实施严格的综合考评制度，构建起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严格遵循优胜劣汰的用人原则，并将考核与年终评比挂钩，提升新闻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另外，还需要将新闻工作人员的思想道德素养分成模块，在每一个模块中设定相应的分值，运用这种方法，能够使考评更加系统与全面，从而加强新闻工作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保证新闻行业旺盛的生命力。
五、新闻工作人员需要具备自觉的马哲学习精神
哲学是一门科学的理论学科，不单单蕴含着科学的理论知识，帮助人们构建起科学健康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还涵盖着社会实践知识，能够帮助社会朝着更加正确的方向发展。因此，作为新闻工作人员，更应该打好哲学的理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完成本职的宣传工作。学习哲学中的相关理论知识，可以帮助新闻工作人员树立大是大非观念，在面对不良思想与行为时，能够自觉的预支做到正。而新闻工作人员所引导的舆论导向，也在很大程度上收到哲学的影响，所以，新闻工作人员需要加强学习哲学的基本精神，树立起科学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并将其传播到社会中去，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六、新闻工作人员需要具备明确的政治信念立场
新闻需要具备的基本性质便是真实性与客观性，这就要求新闻工作人员在对新闻事件进行报道的过程中，不能够将事件的内容夸张，需要最大限度将事件本身的情况反映给受众。所以，新闻工作人员报道新闻事件时，需要严格遵循新闻客观性原则。另外，在新闻工作人员的从业精神中，还有坚持新闻公正性原则，而所谓的新闻公正性指的是新闻工作人员所报道的事件中，对新闻中所涉及到的涉事双方不能有任何偏颇，尤其是在批评性报道中，也要给被批评方充分的辩驳机会。一个新闻事件可以从很多方面、很多角度出发，而如何表述则体现出新闻工作人员的立场，一个政治信念立场明确且坚定的新闻工作者能够扶正祛邪，将人们心底的声音表达出来。
七、新闻工作人员需要具备先进的群众服务意识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闻工作人员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对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也更加突出，在这样的要求下，新闻工作人员更要树立起正确科学的发展观，真正服务于社会大众，以推动社会实践。在新闻行业中，不仅仅要创新培训制度，将党和国家最新的精神与要求传播到每一个新闻工作人员的思想当中，还要积极与各大高校以及社会培训机构相联系，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实施差异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根据条件的不同，运用不同的政治教育手段，以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从根本上抑制不良思想的产生。
结论
新闻行业引导着社会的舆论，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重要使命，提升新闻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素养能够帮助新闻工作人员正视自己身上的社会责任，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出作为一名新闻工作人员的社会价值，对行业与社会都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