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5 17:16:2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发展指数，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也是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的首要任务。只有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政治经济文化需求，中国经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已到了非调整不可的转折时期，也就是必须推动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要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
一、经济发展是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的根本前提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物质财富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社会的发展首先决定于经济的发展。人民幸福与否，从根本上说决定于经济发展的总体进程。只有经济的充分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有现实可能，提升人民幸福指数才有根本前提。虽然物质富裕不一定幸福，但贫困肯定幸福指数不高。历史事实证明，物质财富匮乏所造成的贫困，是造成社会发展不和谐的根本原因。由于物质资料的缺乏，根本满足不了社会所有成员的需求，人们为了维持基本生存条件，就会相互争夺生活必需品，社会就会处在严重的对抗和冲突之中，就会产生社会动荡，引起社会的不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拥有物质财富的程度，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不相适应，必须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努力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以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要防止因为强调各方面的全面发展而忽视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必须牢固树立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思想，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当然，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社会福祉。经济增长用GDP来衡量，而GDP仅是一个流量指标，并不反映一个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福祉的提高。社会福祉则是一个存量指标，意味着经济增长过程中有形的和无形的财富的持续积累。它包括居民所能够使用的越来越多的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由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所带来的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等，甚至可以包括人的幸福感、满足度。
二、提升人民幸福指数要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幸福指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有利于社会财富稳步增加，有利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增强人们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没有持续而稳定的经济发展，就不会有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幸福感、满足度的增强，可见，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对于提高幸福指数至关重要。与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的福祉转化度较低。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但是这些国家的民众从经济发展中所得到的福祉相比中国要高。由于经济高增长带来的社会福祉转化度一直很低，如果经济低增长，社会福祉就更低。因此，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是中国各级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由于过分追求经济数量的增长，热衷于追求GDP，而轻视或忽视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致使中国获取等量的GDP却需要耗费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的资源和能源，经济发展已出现资源能耗“瓶颈”制约，可持续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了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过去那种单纯追求速度、盲目扩大数量的发展转变到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发展方式上来；必须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到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上，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快速发展。为此，要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优化经济结构。只有结构优化才能实现良性发展，而调结构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等。在调整产业结构中，要按照经济发展规律有序推进三次产业的演进升级；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调整方面，应把有效扩大内需作为第一拉动力，使内需成为推动经济平稳持续发展的最主要力量，并使内需、投资和出口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协同带动作用。
2.统筹协调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3.注重社会公平，共享发展成果。在“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实施几十年后的今天，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这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的需要，也是促进社会各阶层和谐共处、扩大国内需求、释放发展潜力、保持发展连续性的必然要求。
三、可持续发展要求以人为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的背景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首先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其思想基础的核心要义是：人类是自然界无限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具体的发展形态，作为自然界这一无限发展的大系统的组成部分，人的世界是一个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的有限发展系统。人类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建立在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基础上，人类由此来获得自身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毁坏这些基本条件。只有在有限的发展条件下，人类运用科学的技术与手段去开发自然、保护自然，并通过竞争和协调机制，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永续共存，从而谋求自身的持续发展。
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同时，人的发展又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可持续发展理论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其实质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这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统一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终归结于人的全面发展，要在转变发展方式中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落实好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
1.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尊重和发挥好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主体地位作用，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全部工作的优先位置，在经济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使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政治民主不断进步，文化生活不断丰富，思想道德和科技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人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不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程度逐步提高。
摘要：循环经济是一种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1]。农业循环经济是把循环经济理论和技术方法应用于农业生产，在农业经济生产中，高效利用农业资源，同时减少农业资源的投入及农业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遵循循环经济的“3R”（reducing-reusing-recycling）以及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原则，本文采用南京大学黄贤金教授的研究成果――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系统对楚雄州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进行综合评价。
关键词：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1
在参考重要文献[2-3]的基础上，选出若干个指标构成评价指标体系。将这些指标分为4类，主要涉及4个方面：一是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主要用来评价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经济与社会效益对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整体情况的正面、负面的影响。二是资源减量化投入指标。主要用来评价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情况对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整体情况的正面、负面的影响。三是资源循环利用指标。主要用来评价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将废弃物资源化的能力情况对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整体情况的正面、负面的影响。四是资源环境安全指标。主要用来评价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农业生态系统所处的环境对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整体情况的正面、负面的影响。通过计算，得到表1的数据：
表1楚雄州2003-2007年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
由表1可以看出：2003年以来，楚雄州农业循环经济化趋势逐渐加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呈现出持续的、稳定的上升阶段，但是农业循环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没有显著的提升，2007年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是2003年评价指数的1.15倍，其中，社会经济发展指数、资源减量投入指数、资源循环利用指数和资源环境安全指数值均高于2003年的水平，分别是2003年的1.29，1.01，1.27，1倍，其中，社会经济发展指数相对提高最快，从2003年的0.194提高到2007年的0.25，提高幅度达29%，其次为资源循环利用指数，2003年是0.323，而2007年是0.409，增加26.6%，资源减量投入指数和资源环境安全指数值基本没变。在2003-2007年期间，楚雄州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各分类指标指数有所变化。其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最快，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是正作用指标，说明楚雄州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提高，主要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因素在发挥着作用。尤其是近年来生态农业的发展，使农产品商品化、产业化，提高了楚雄州农业循环经济效益。社会经济发展指数提高的原因是分类指标所包含的8个单项指标均有提高。其中，单位面积农业GDP增长较快，2003年为21252.8元/公顷，2007年为32060.56/公顷，增长幅度为50.8%，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增长较快，从2003年的1799元增长到2007年的2737元，增长幅度为52.1%，单位畜禽产品率由2003年的每吨10048元增长到2007年的每吨15531元，增长幅度为54.6%，耕地生产率和单位劳动力产值也增长较快，增长幅度分别为42%和64.5%，粮食单产、人均粮食产量和农机总动力此三项指标的增长幅度不是很大。另外，2003年后的资源循环利用指数均高于2003年，而资源循环利用指标属于正作用指标，所以它的提高有利于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总之，从社会经济发展、资源减量投入、资源循环利用及资源环境安全等4个方面的指标对楚雄州2003～2007年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2003～2007年楚雄州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处在稳定的上升阶段，但上升速度缓慢。
参考文献：
[1]徐玖平，胡知能，黄钢，等.循环经济系统规划理论与方法及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99.
[2]马其芳，黄贤金，彭补拙，等.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及其实证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05，20（6）：89l-898.
[3]马其芳，黄贤金，张丽君，等.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及其制约度诊断――以江苏省l3个市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6，29（2）：108-111.
关键词：县域经济；差异；极化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80611020
一、安徽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特征
安徽省县域经济差异的产生，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复杂现象，本文从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四个方面阐述安徽省县域经济差异产生的原因。
（一）经济发展速度
一个地区经济差异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同，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产生的县域差异也会越大。从安徽省各县在1995～2006年间人均GDP年增长率发现，发展速度最快的歙县（16.07%）快于最慢的阜南县（3.99%）12个百分点还多。
（二）经济发展水平
1995年县域人均GDP最大的全椒县为4737元/人，最小的岳西县仅为1177元/人，两者相差4.03倍；而2006年县域人均GDP最大的繁昌县为14251元/人，而人均GDP最少的阜南县仅为2829元/人，两者相差5.04倍。1995年各县人均GDP与全省平均水平比值大于1，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县共有23个，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一半的县只有33个，占全省县的58.93%。到了2006年，高于全省县人均GDP平均水平的县有25个，而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一半的县有阜南县和临泉县。经济发展水平明显由南向北逐渐递减的县域差异特征。
（三）经济规模
由于发展速度的差异，1995006年安徽省县域之间的经济规模差异显著扩大。在所有县域单元中，1995年GDP最大的无为县（33.744亿元）是最小的黟县（2.2923亿元）的14.72倍，而到了2006年GDP最大的无为县（98.34亿元）是最小的石台县（5.57亿元）17.66倍，县域间的经济规模显著扩大。
（四）经济结构
本文运用区位商比较安徽省各县的产业结构水平，，在1995年，区位商没有大于1的县域，二、三产业的区位商大于0.8 的地理单元有5个。而到了2006年区位商大于1的地理单元有4个（霍山县、歙县、祁门县和繁昌县），县域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突出。
二、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演变分析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人均GDP作为分析安徽省县域经济差异的变量指标，所有数据均来源于1996007年的《安徽统计年鉴》。
本论文采用加权变异系数（CVW）、基尼系数（G）和泰尔指数（T）三种方法，测度安徽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演变趋势，以期相互验证。加权变异系数（CVW）、基尼系数（G）和泰尔指数（T）的值越大，表明县域之间的差异越大。
（二）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演变过程
按照前面介绍的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测度方法，以1995～2006年安徽省各县域的人均GDP为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单一测度指标，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所得的1995年以来安徽省县域经济总差异变化态势基本一致。但在不同时期差异变化的幅度与趋势各不一样，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在1995997年间，安徽省县域经济总差异缩小，并在1997年加权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达到1995年以来的最低值0.3177和0.0777，比1995年的绝对量0.0289和0.0317，相对缩小了8.34%和28.98%，年均下降率分别为2.78%和9.66%，泰尔指数下降幅度较大。
在1997003年间，县域经济总差异迅速扩大；在2003年加权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分别为0.4947和0.1990，比1997年绝对量分别增加了0.1770、0.0635和0.1213，相对扩大了55.71%、18.57%和156.11%，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96%、2.65%和22.30%，基尼系数的县域差异增加较慢，泰尔指数预算的区域差异增大最快。
在2003005年间，县域经济总差异变化趋于平缓，且呈下降趋势。但2006年略微上升；在2006年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分别为0.4749、0.3181和0.1757，比2003年绝对量分别减少了0.0198、0.0870和0.0233相对减少了4.00%、21.60%和11.71%，年均下降率分别为1.00%、5.40%和2.93%，均低于1995997年间的县域差异下降速度。
综上所述，在1995006年间，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的绝对量分别增加了0.1283、0.1130和0.0663，相对扩大了37.02%、35.52%和60.60%，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08%、2.96%和5.05%，均表明了1995年以来安徽省县域经济总差异呈现扩大的态势。
三、县域经济极化分析
（一）分析方法
为了测度区域极化的大小及其变化趋势，本文引用沃尔夫森指数和崔-王指数；以上两种县域极化指数的值域范围处于0（无极化）和1（完全两极分化）之间，越趋于1，县域极化现象越突出。
（二）县域经济极化演变过程
从总体衡量安徽省1995～2006年间的县域经济极化的演变轨迹。结果表明，沃尔夫森指数和崔-王指数度量方法所得县域经济极化的趋势基本一致，且县域经济极化与县域差异总的变化趋势也非常相似，尤其与基尼系数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但波动幅度有所差异，沃尔夫森指数受基尼系数的影响与加权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的波动方向及幅度略有不同，这与弗德劳和张等人研究的结论相同，即随着县域差异的扩大，经济极化不断增强。安徽省在1995-2006年间，沃尔夫森指数和崔-王指数分别从1995年的0.2133和0.4174增加到2006年的0.3261和0.5224.但在不同时期，县域经济差异与极化的趋势和幅度也有所差异。总的来说1995-2006年县域经济极化态势平稳，呈增强趋
势，沃尔夫森指数受泰尔指数影响变化幅度较大。
四、结论
安徽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特征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速度不均衡。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所测度的1995年以来安徽省县域经济总差异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在1995-1997年间，区域经济总差异缩小；在1997-2003年间，区域经济总差异迅速急剧扩大；在2003-2006年间，区域经济总差异变化趋于平缓，且呈下降趋势。
引用沃尔夫森指数和崔-王指数方法定量分析区域经济极化演变过程，发现县域经济极化与县域差异的演变轨迹基本相似，即随着县域经济差异的扩大，县域经济极化日渐增强。
参考文献
[1] 欧向军.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理论、方法与实证――以江苏省为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 陆大道.中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与新格局[J].地理研究,2003,(3):261-271.
[3] 厉以宁.区域发展新思路――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与对策[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本文将每个省级区域看成是一个DMU,借助DEAP2.1软件包,运用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模型,求得各省级区域1998)2010年期间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和各构成部分的变化情况(表1),并将Malmquist全要素生产力指数(TFP)分解为科技进步指数(TP)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E),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又可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PTE)和规模效率指数(SC)即,TFP=TP@TE,TE=PTE@SC。从表1可见,在研究期内全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仅在1998)1999年、2000)2001年、2009)2010年3个时间段大于1,其余大多数时间段小于1且波动较大,年均增长-2.94%,其变化是科技进步指数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共同作用的结果。全国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12年来一直在原有的基础上徘徊,年均下降0.60%,而技术进步指数却年均下降2.26%。这说明技术进步指数对全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贡献较大,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对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贡献不明显。与此同时,科技进步的增长率为负值并不是指科技退步,而是指科技进步的增长速度变慢,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科技发展的现状。即虽然我国的整体科技实力获得显著增强,科技进步为经济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不排除科技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过度依赖外来技术与资金所导致的/自主知识产权瓶颈0等问题,整体上仍需进一步挖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本文将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图1)。由图1可见,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在纯技术效率指数与规模效率指数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近似于/W0波浪型的变化趋势。纯技术效率指数与规模效率指数分别在2001)2002年、2005)2006年、2006)2007年3个时间段达到较低水平,两者相互耦合使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在这3个时间段分别达到了波谷底端;而在2003)2004年、2004)2005年、2007)2008年3个时间段,由于纯技术效率指数与规模效率指数都处于相对峰值水平,因此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在这些阶段也处于高位。研究期内,纯技术效率指数的均值为0.9969,规模效率指数的均值也为0.9969,两者在保留四位有效小数的情况下达到了一致。这说明全国经济增长的纯技术效率指数与规模效率指数都存在改进的空间,未来经济发展应更加注重改进生产技术,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率,从而达到技术最优化的目的。通过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模型可得到31个省级区域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测算结果(表2)。该指数大于1,表示样本研究期间经济发展效率水平提高;该指数小于1,表示经济发展效率水平下降;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大于1,表示研究期间技术效率提升,反之表示下降;技术变动指标大于1,表示样本期间技术进步,反之表示技术进步恶化;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是从投入产出层面讲的生产技术效率和生产规模效率。通过表2可见,研究期内31个省级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均值为0.9699,表明在整个考察期间,各省级区域的经济增长效率有所下降。将其进行分解,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的均值分别为0.9934与0.9763,这说明技术进步的变动是带动省级区域的经济增长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31个省级区域中只有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海南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大于1,其中增长最快的是上海市(1.0892),这主要是由于这些省区的技术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海南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但是其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而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分别是我国环渤海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3个经济增长引擎的核心与龙头区域,是典型的高投入、高产出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猛,技术市场相对成熟,科技成果市场化速度较快,技术转化与科技发展的各方面环境与体制机制日臻成熟,科技资源的高投入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从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与规模效率变化指数来看,研究期内各省级区域的均值分别为0.9968与0.9967,都比较接近1。在规模效率变化指数方面,除河北、上海、江苏、湖北、湖南、宁夏、浙江、四川这8个省级区域大于1外,内蒙古、广东、海南这3个省级区域等于1,其余地方的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均小于1。这说明大部分省级区域科技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效应,因此未来应逐步加大科技资源的投入力度。在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方面,各省级区域的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与规模效率变化指数相类似,除天津、上海、江苏、重庆、青海、新疆6个省级区域大于1,河北、内蒙古、山东、河南、广东、海南、7个省级区域等于1之外,其余地方的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均小于1。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值不高,相对效率较稳定,/追赶效应0不明显,说明现有的科技资源配置管理模式客观上不能与省级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相适应。
本文利用Malmquist生产力指数通过全国31个省级区域1998)2010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科技资源要素投入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¹同产业结构调整一样,技术进步也可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研究期内,全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化是技术进步指数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共同作用的结果。技术进步指数对全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贡献较大,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对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贡献不明显,并且它在纯技术效率指数与规模效率指数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近似于W波浪型的变化趋势。º在不同的省级区域,科技资源要素的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大部分省市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处于下降阶段,技术进步的变动是带动省级区域的经济增长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各省级区域的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与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历年均值都小于1,这说明无论是从纯技术效率变化角度还是从规模效率变化角度来看,都有必要改进现有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从而使区域经济的发展真正能够做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本文作者：陈晓丽李恒范斐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一、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综合评价
（一）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经济发展总体趋势首先，对所选取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出下表3-1。进而，根据熵值综合评价模型得出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如图3-1所示。由图3-1可知，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生态指数2003~2012年以来发展迅速，近些年来，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总值呈现迅猛增长态势。以内蒙古为代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超过10%，保持了高于全国、高于西部、高于以往时期的发展速度，这与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对外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利用外来投资高速增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加快、逐步完善载体平台建设等是密切相关的。其次，社会生态指数平稳上升，波动幅度不大。据相关部门调查，少数民族地区医疗服务方面，城乡之间仍具有较大的差距，乡村医生队伍缺乏。同时，在统筹发展思路的引导下，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水平的城乡差距在逐步缩小，但是依然比较明显。最后，自然生态指数呈现出“下降—上升—下降”的发展趋势。2003年—2008年，由于各少数民族地区重视生态文明的发展，通过加强污染防治和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在经济、社会取得较快发展的同时，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基本处于下降和持平趋势。而2008年以来，随着少数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步伐加快，规模化畜禽养殖业迅速发展，农业源所带来的污染仍然有一定的增加。《2012年少数民族地区环境状况公报》统计显示，2012年少数民族区域化学需氧量排放量332986吨，其中农业源排放量则同比上升5.17%，城镇生活源废气排放量同比上升1.41%。总体而言，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综合发展能力呈稳步上升的趋势，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其医疗、教育、自然保护等方面有所不足，尽管经济生态指数及社会生态指数拉动了生态综合发展指数的上升，但是自然生态方面的建设仍任重道远。（二）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通过采用改进的熵值法将少数民族地区各市的生态经济实行综合评价，其综合评价表如图3-2所示。从生态经济综合排名评价来看，宁夏排名最末，广西位居第一，其最大值是最小值的1.32倍；在经济生态指数评价方面，宁夏排名居末，内蒙古排名第一，其最大值是最小值的2.28倍；在自然生态指数评价方面，内蒙古排名居末，宁夏排名第一，其最大值是最小值的1.67倍；在社会生态指数方面，内蒙古排名居末，广西排名居首，在所有社会生态指数综合评价中，最大值是最小值的1.24倍。综上所述，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系统内部存在着差异，其中经济生态子系统内部的评价具有较大的差异，自然生态统内部的评价值差异次之，社会生态子系统内部差异较小。1.少数民族地区各市经济生态发展空间分布格局在经济生态指数的空间分布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经济系统呈现出以内蒙古、广西发展较好，新疆、宁夏次之的趋势。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辐射力最强，整体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除了宁夏外，其他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得分均高于平均得分（9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其得分仅为3.8分，原因是西北地区地势险峻，基础设施并未发展完善，阻碍了经济发展。2.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态发展空间分布格局在社会生态指数的空间分布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主要还是集中在内蒙古、宁夏等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近几年加快了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议，致力改善民生，已取得良好的成效，且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城镇化进程发展迅速，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都远高于其他地区。而内蒙古、宁夏等地区的经费内部支出占城市低保标准低，低保人数仍呈上升趋势，社会保障体系形式单一、保障能力弱，还未形成多种形式、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架构。3.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生态发展空间分布格局从图3-2可以看出，自然生态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集中在宁夏、新疆等地区，以宁夏（0.952）最为突出。2013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造林合格率高达97.5%，同时有效治理了52万亩荒漠化土地。[4]新疆自然生态综合得分较高，2013年，新疆主要城市空气质量平均好于二级的优良天数比例为76.7%，其中乌鲁木齐市主城区实现以天然气为主的清洁能源供热全覆盖，成为全国第一个气化城市。此外，广西的自然生态发展得分也相对靠前，该区域的特点是多风景旅游区、工业污染较少，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也较广。内蒙古得分排名靠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较弱，这主要是因为内蒙古受北方干旱半干旱的自然气候因素影响，加之在长期形成的粗放式农牧业生产方式之下，以草原为主的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渐显，沙地“扩张”、草场退化、尘暴肆虐，生态发展任重道远。
二、结论与建议
结合实证分析可知，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经济总体上呈现出“省会城市最佳，同时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向周围梯次辐射”的空间格局，经济上形成以各省会城市为核心，向周边地区辐射的“核心—边缘”结构；社会建设方面，各地区内边远山区的保障体系仍需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严重失衡；自然生态方面，内蒙古等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着生态环境问题。为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当树立科学发展理念，以科技创新和生态开发为切入点引领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强调生态保护，构筑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因此，需要在制度建设和机制建设方面强化引入绿色生态内容，建立健全的目标责任制，强化监督制约机制，以制度创新和法规建设推进可持续发展。其次，应当立足少数民族的实际，发展绿色产业和生态产业，通过政策引导、资金倾斜等方式引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引导产业有序化转移，引导企业合理化发展。具体说来，就是抛弃粗放式快速发展模式，选择集约化重质发展模式；将原来对环境危害程度大、不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产业通过统筹安排转移为以绿色环保生态为基础的产业；鼓励发展低能耗、低排放、生态型和可循环的企业发展。最后，需要开创政府、企业、民众的良性互动，共同推进生态经济稳步发展的局面。在全社会内树立生态经济发展意识、培养生态经济发展氛围、构筑生态经济发展基础、强化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公众监督的生态经济发展格局。
作者：曹辉 单位：北京科技大学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关键词:河南;信息化;国民经济;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8-0052-03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信息化水平已成为衡量国家、地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实力及文明程度的标志,信息产业也成为带动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河南省信息产业建设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与此同时,河南省近年来的国民经济发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那么,在当前信息经济的大背景下,河南省的地区信息化建设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信息化建设因素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相关性等,是十分值得关注和探究的问题。
一、河南省辖市信息化建设水平测度
地区信息化是以城市信息化发展为基础的。根据国家信息产业部所公布的《国家信息化指标构成方案》①以及河南省的实际情况,我们利用信息化指数法(Index of information)对当前河南省各主要城市的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信息化测度指标的选择有一定的相对性,不同的地域或时期,指标体系的构建可能有所不同。为合理测度河南各省辖市的信息化水平,本文按照代表性、简便性、可比性和准确性原则,选择了以下五类建设因素共14项明细指标,共同构成图1所示的信息化水平测度体系。
基于以上指标体系,本文对2008年度河南省18个省辖市各项指标的数值进行了统计 。由于信息化指标之间不同质,为进行对比我们以郑州为基准,将各地市的指标值进行指数化处理。由于指标加权目前尚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和标准,而取决于如何判断各指标在信息化中的地位或作用,考虑到城市间同类指标具有可比性,为方便计算本文采用相同权数简单算术平均法来测度各省辖市的信息化指数。具体算法是:将郑州的各项指标值指数定为1,将各地市的同类指标值除以郑州对应的值求得该市各项指标值指数。然后将各项指标值指数相加除以指标个数,计算出该市各信息化因素标准指数。最后对各信息化因素标准指数进行平均,求得各地市的信息化发展指数。那么本文测度的河南各省辖市的各项信息化主体指数及综合指数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在河南18个省辖市中,地区信息化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多集中在豫北和豫西地区,如郑州、焦作、洛阳、新乡等。而程度较低的城市多集中在豫东和豫南地区,如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等。
二、河南省区域信息化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考虑到人口和其他自然因素方面的不同,本文选择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的对比分析指标。表2列示了河南18个省辖市2007年度人均GDP及其指数化处理后的指数,以及与信息化指数的对比情况。
可以看出,河南18个地市在经济发展上同样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地区间不平衡较为明显。其中仍然是豫北和豫西地区城市经济发展较快(如郑州、济源、焦作、洛阳等);而豫东和豫南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如信阳、商丘、驻马店、周口等)。这显示出地区信息化建设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我们不妨用人均GDP指数与信息化指数作如图2所示的折线图。
从图2可以看出,各地市GDP与其信息化建设之间存在着较明显的线性相关性。下面将信息化指数作为解释变量,而将人均GDP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a+bx。利用最小二乘法计算参数a、b,则可得到:b=0.8395,a=0.227。于是得到回归方程为:■=0.227+0.8395x。对回归方程进行显著性检验,则有:r2=0.7156,r=0.846
α=0.005单尾tα(16)=2.12 t=6.347>2.12为显著。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回归方程显著性强。这说明当前河南省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其信息化建设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线性相关性。河南省各地市的信息化建设,正在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作用。按照现代经济学增长理论,可以对这种实证的现象和结论给出如下的一般解释:在信息经济大背景下,信息产业已成为带动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这种带动力量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作用。主要表现为信息产业不仅本身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发展速度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信息产业已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柱性产业。如信息产业中的邮电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等,目前都已经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其发展规模和水平直接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其二是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间接影响作用。信息产业对各传统产业具有催化、倍增和优化作用。首先信息产业具有扩散效应(即乘数效应),当一种信息被利用后会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映,表现为当信息产品作为生产资料使用时,会提高使用者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产生第二层次间接经济效果,以此类推可产生更深层次的间接经济效果。这些间接经济效果的总和就构成了信息产业的扩散效应,使得信息产业间接为国民经济所创造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要数倍甚至数十倍于信息产业自身的效益;其次信息产业对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优化传统产业格局、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也都发挥出十分重大的作用。
事实上,经济发展相对超前的日本和欧美地区信息化经历,也充分说明了信息化建设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作用。在1990―2006年间,日本的高技术产业总产值由3 000亿美元上升至32 000亿美元,增长了10.67倍,西欧由5 000亿美元上升到200 000亿美元,增长了40倍。美国所以能在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居于领导地位,与其信息技术产业的迅速崛起也密不可分。目前,美国信息产业创造的附加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高新技术部门在美国国内销售和出口中已成为最大的部门,其产值占GDP的80%。
三、结语
自2005年以来,河南信息产业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发展态势,发展速度一直高于全省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发展速度及各项指标在全国同行业中排名在第12位左右,信息产业已成为全省国民经济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而与此同时,河南近年来的经济也同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国位次稳步上升。仅总量上看,2005年河南GDP首破万亿大关,而2008年更达1.8亿以上,排在沿海发达地区广东、山东、江苏、浙江之后,连续几年稳居全国第五而中西部第一位置。GDP增速2004年至今基本平均保持在14%以上,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生产总值2005年达16 012元,2008年更达19 593元。若按照国际经验判断,这标志着河南已进入了一个经济全面提速、工业规模急剧扩张的历史发展新阶段,也标志着河南在继续保持农业大省地位的同时,已进入了全国经济大省的第一方阵,确立了新兴工业大省的基本地位。但如果把河南的信息化建设放在全国的大环境下进行比较,则其差距仍然十分明显。我们以第三产业主要表征为新技术产业,根据2008年国家和河南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数据,将GDP看做1个整体单位,那么河南与全国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指标的对比情况是: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例,河南为0.3而全国平均水平为0.4;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率,河南为0.29而全国平均水平为0.42;第三产业对GDP拉动作用,河南为0.29而全国为0.43。可以看出这三个主要指标,河南都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依靠高新技术产业对当前传统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进行优化和调整,以实现信息化带动和促进省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河南仍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河南省统计局.2008年河南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2] 张颖丽,许正良.信息产业对国民经济带动作用度量方法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3,(10) .
[3]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十一五”以来我省电子信息产业经济发展情况报告[R].2008-11-10.
[4] 国家统计局.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The relevant analysis between the area informationization level measure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Henan Province
Li Li-zhi
(He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zhengzhou450002,China)
为了解我市改革开放以来，全市行政村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参照省有关乡镇社会经济测评办法，通过资源环境与基础设施、经济规模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与生产效益、社会发展水平四个方面18项指标，对全市1087个行政村（排除部分水产村）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作了测评排序，确定排名在后的百个村，为我市的社会经济欠发达村。并对这百个村的基本情况、存在的主要差距及制约欠发达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作了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欠发达村经济发展，努力提高农民收入，全面推进全市农村小康社会建设步伐的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村级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受交通条件、自然资源和其他因素的限制，全市村级社会经济发展地区差异较大。为全面了解全市村级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比较行政村之间的发展差异，监测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进程，更好地为市领导决策提供依据。我们开展了全市村级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调查。在取得调查资料后，参照省有关乡镇社会经济测评办法，通过资源环境与基础设施、经济规模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与生产效益、社会发展水平四个方面18项指标，对全市1087个行政村（排除部分水产村）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作了测评排序，并对测评结果进行了综合分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和重点在农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为此我们重点对全市欠发达村（确定为后100位的行政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加快欠发达村经济发展，努力提高农民收入，全面推进全市农村小康社会建设步伐的建议。
一、欠发达村基本情况
1、 地域分布。我市百个欠发达行政村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各县区的西部地区，且分布较为不均衡，安吉县、长兴县欠发达村要占总村数的81%。具体分布为安吉县49个，长兴县32个，德清县4个、吴兴区13个、南浔区2个。
欠发达村在县区乡镇的分布
县名及个数
乡镇名称
个数
安吉县
49个
递铺镇
7
孝丰镇
2
梅溪镇
14
缫舍乡
4
鄣吴镇
1
高禹镇
7
昆铜乡
3
永和乡
5
报福镇
1
杭垓镇
3
上墅乡
1
良朋镇
1
长兴县
32个
泗安镇
15
虹星桥镇
6
二界岭乡
3
吴山乡
4
水口乡
1
林城镇
3
德清县
4个
武康镇
2
南路乡
2
吴兴区
13个
埭溪镇
1
妙西乡
10
杨介埠镇
2
南浔区2个
和孚镇
1
菱湖镇
1
2、人口与劳动力现状。百个欠发达村占全市总村数的8.9%，现有农村户数4.72万户，农村人口为16.55万人，占全市农村人口的8.5％。统计资料反映，目前我市欠发达村的人口规模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劳动力负担同全市比较相对较轻。去年百个欠发达村实有劳动力达10万人，占全市农村劳动力的8.8％，劳动力的负担系数为1.66，低于全市平均0.07个百分点，村均人口规模为1655人，低于全市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
3、地理条件。从行政村所处地理位置来看，全市欠发达村大多地处自然条件较差，交通不便的丘陵、山区。百个欠发达村中地处山区有39个、地处丘陵的有33个、28个村地处平原。大部分村与县城的通车距离较远，超过40公里的村有11个， 20-40公里的村有71个，10公里以内的村仅有6 个，偏远的地理位置，难于从县域经济的集聚和辐射中得到实惠。
附欠发达村与县城通车距离
二、欠发达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差距
1、 农村经济综合实力明显低于全市平均水平。2002年，百个欠发达村农村经济总收入7.79亿元，占全市的1.6％，平均每个村农村经济总收入为778.6万元，仅为全市村平均农村经济总收入的17.3％，与百个发达村相比差距更为明显，前百强村创造的农村经济总收入达145.67亿元，占全市的29.8%，是欠发达村的18.7倍。
2、 农民收入水平偏低，生活较为贫困。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百个欠发达村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92元，为全市平均水平5052元的65.2％，只为前百强村6232元的52.8％。在百个欠发达村中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的有19 个，低于3500元的有81个。另据抽样调查，2002年全市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达3226元，因此，欠发达村当前的农民收入主要用于一般水平的生活消费，制约了发展再生产的投入和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附全市村级农民人均纯收入分类图
转贴于 3、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发展后劲不足。
“村强民富”，富裕的村集体为农民在改善基础设施和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提供更多的物质保障。2002年全市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在5万元以下的村有179个，占全部村的16.5％，百个欠发达村中有61个。 2002年，集体经济总收入在5万元以下的村，最多的是安吉县有75个，占41.9%；其次是长兴县有70个，占39.1%；吴兴区23个，占12.8％；德清县7个，占3.9％；南浔区4个，占2.3％，集体经济薄弱村依然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地区。百个欠发达村由于村级集体经济力量较为薄弱，影响了村级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经济的恶性循环。
4、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
据测算，全市全部村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平均值为39.57％，指数在全市平均值以上的村270个，占全市村个数的24.8%；从行政村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总指数看，我市行政村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表现在：行政村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列第1位的长兴县夹浦镇父子岭村指数已达61.84％，最后1位行政村指数仅为21.96％。从前100位和后100位看， 前100个发达村综合发展指数平均为46.20％，后100个欠发达村综合发展指数平均仅为27.73％，相差18.47个百分点。
全市行政村综合指数得分分布表 指数分组
行政村个数
占行政村总数（%）
50分以上
15
1.4
45-50分
34
3.1
40-45分
192
17.7
35-40分
435
40.0
30-35分
296
27.2
25-30分
104
9.6
20-25分
11
1.0
合 计
关键词：湘西自治州；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度；协调发展类型
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11017305
1引言
环境与经济本应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然而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人为地破坏了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为了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人类开始疯狂地掠夺自然资源，导致一系列环境问题，最终反过来严重制约着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单一、片面的经济发展观已渐渐落伍。如今，协调发展已被全世界公认为处理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关系的最佳选择，它是保证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1]。
位于湖南西部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少数民族地区。近年来，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该州国民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然而，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湘西州走的是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森林资源的乱砍滥伐导致植被破坏严重，水土流失加剧，矿产资源的滥施开采导致资源日益枯竭。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湘西州资源供给矛盾与生态压力日益增大，已成为制约该地区经济、资源与环境持续发展的最为凸显的瓶颈。本文在量化分析湘西州10年来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通过研究湘西州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确定该地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类型，这对于制定湘西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2研究区环境与经济发展现状
2.1湘西州社会经济状况
在过去10年间，湘西州经济发展规模增长迅猛，每年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年均GDP增长率为1024%，到2012年湘西州实现GDP3977亿元，人均GDP由从2003年的3740元增加到2012年的15465元。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全州的产业结构也得到逐步调整和改善，整个产业结构更趋合理。10年来，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由2003年的224亿元、298亿元、30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592亿元、1586亿元、1799亿元。产业结构由2003年的272∶363∶365调整演变为2012年的149∶399∶452，第一产业在全州GDP中的比重下降，而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上升。
全州固定资产、社会事业投资大幅增加。2012年，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投资92亿元，增长804%，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投资35亿元，增长822%，全年固定资产投资达232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为2596%。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5238元增加到1503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3年的1401元增加到2012年的4229元。
在湘西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产业结构改善的背后，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农民收入虽逐年上升，但上升水平不明显，农民收入水平仍然较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改善；其次，与全省的发展水平相比较，湘西州经济的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如2012年全省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21319元，而湘西州城镇可支配收入仅为15038元。
22湘西州环境质量状况
全州整体的生态环境逐年改善，森林覆盖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等逐年上升，人均公共绿化地面积由2003年的38m2上升到2012年的67m2，城市空气质量不断提高，2003年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率仅为723%，经过几年的努力，2012年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率达到100%。
近年来，湘西州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遏制生态环境恶化，将节能降耗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GDP能耗值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2012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州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总量8961万t标准煤，同比上年下降32%，净减295万t标准煤。单位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0881t标准煤/万元，同比下降673%。
在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虽然湘西州近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首先，尽管湘西州森林覆盖率很高，但从森林资源现状分析，森林质量却逐年下降。主要表现在天然阔叶林面积减少，人工针叶林及中、幼林面积增加，森林活立木蓄积量的增长低于木材消耗量的增长等现象，导致森林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不断下降。其次，湘西州规模工业因受到锰锌市场价格持续低迷、工业企业电价过高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全州停产企业数量一直居高不下，导致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缓慢，能耗整体水平回落，如2012年锰锌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全部规模工业能源消费总量的633%，同比下降38%，总量减少了535万t标准煤。然而，这些停产企业，一旦全面开工，全州的规模工业能源消费总量将会大幅增加，这是影响湘西州节能降耗工作的一大隐患。最后，工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状况总体来看还处于较低水平，堆存、排放的比例比较高，部分危险废物没有得到有效安全处置，对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环境空气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污染。
3湘西州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环境与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要对其做出正确、客观的评价，必须在科学性、全面性、可操作性、层次性等原则的指导下，结合湘西州的具体情况，构建一套完整的、从不同侧面反映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2]。
该指标体系由目标层、准则层、要素层、指标层组成。其中目标层是体现湘西州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它由准则层综合环境效益和综合经济效益组成。在要素层中，主要从环境质量、污染控制、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等4个方面分别选取指标来反映湘西州环境状况，从经济发展规模、发展速度、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等四个方面分别选取指标来反映湘西州经济发展状况。湘西州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框架如图1所示。
湘西州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综合经济效益经济发展规模人均GDP、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经济发展速度GDP增长率、社会固定投资增长率
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市化水平、城镇失业率、
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城市人均道路面积
综合经济效益环境质量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森林覆盖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污染控制万元工业产值废气排放量、万元工业产值废水排放量、万元工业产值固体废
弃物排放量、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
资源利用单位GDP能耗
环境治理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目标层准则层要素层指标层
评价标准是衡量城市环境与经济发展状况的相对尺度。本文以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环境与经济效益发展良好的城市以及湘西州“十二五”规划目标作为评价标准[3]。
4湘西州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
41原始数据库的建立
依据2003～2012年《湘西州统计年鉴》、《湘西州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湘西州环境状况公报》等资料，建立了2003～2012年10年时间序列的指标数据库。
42湘西州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方法
421指标层单项指数的计算
422要素层指标指数的计算
要素层指标指数Cij为所属指标层各单项指数的算术平方值。其计算公式为：
Cij=∑m1i=1Xi/m（1）
Cij=∑n1i=1Yi/n（2）
依据要素层指标指数的计算方法，要素层指标指数的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423准则层指标指数的计算
协调发展度是度量系统要素之间协调状况好坏程度的定量指标。其方法可以通过构建综合环境效益函数与综合经济效益函数来进行定量分析[1]。若X1，X2，……，Xm为描述经济效益特征的m个要素指标；Y1，Y2，……，Yn为描述环境效益特征的n个要素指标，则综合经济效益函数与综合环境效益函数为：
f（x）=∑m1i=1ai×Xi（1）
g（y）=∑n1i=1bi×Yi（2）
其中ai、bi为各要素指标权重。根据专家意见，准则层综合经济效益与综合环境效益的各要素权重如表1～4所示。
2014年11月绿色科技第11期表1指标层指数表
4.2.4目标层指数的计算
根据相关数学原理和离差分析原理[4]，确定协调发展度D来衡量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
D=C×T，其中：T=αf（x）+βg（y），C=f（x）×g（y）1f（x）+g（y）122k。
在上述3式中，T为环境与经济综合效益评价指数，它反映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益或水平，α、β为待定权数，鉴于城市环境的保护、改善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同等重要，因此取权重系数α=0.5，β=0.5[5]。C为协调度，K为调节系数，K≥2，在此，K取值为2。依据目标层指数的计算方法，目标层指标指数的计算结果如表6所示。
表6目标层指标指数表
指标12003120041200512006120071200812009120101201112012环境与经济的协调
发展度10.6110.6410.6510.6910.7210.7110.7410.7110.7610.76
4.2.5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类型及其评判标准
依据杨士弘关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三大类三层次的划分方法，进行简化调整，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类型和评价标准如表7所示[6]。
表7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分类及其评价标准
第一层次1第二层次1第三层次1类型1第一层次1第二层次1第三层次1类型0.90-1.001优质协调发展类1f（x）>g（y）1环境滞后型10.40～0.491濒临失调衰退类1f（x）>g（y）1环境滞后型11f（x）=g（y）1环境经济同步型111f（x）=g（y）1环境经济同步型11f（x）g（y）1环境滞后型11f（x）=g（y）1环境经济同步型111f（x）=g（y）1环境经济同步型11f（x）g（y）1环境滞后型11f（x）=g（y）1环境经济同步型111f（x）=g（y）1环境经济同步型11f（x）g（y）1环境滞后型11f（x）=g（y）1环境经济同步型111f（x）=g（y）1环境经济同步型11f（x）g（y）1环境滞后型11f（x）=g（y）1环境经济同步型111f（x）=g（y）1环境经济同步型11f（x）
根据计算结果，并参考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分类及其评价标准，湘西州过去十年间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类型可以概括为表8所示。
表8湘西州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类型变化表
年份1类型1年份1类型20031初级协调发展类 环境滞后型120081中级协调发展类 环境滞后型20041初级协调发展类 环境滞后型120091中级协调发展类 环境滞后型20051初级协调发展类 环境滞后型120101中级协调发展类 环境滞后型20061初级协调发展类 环境滞后型120111中级协调发展类 环境滞后型20071中级协调发展类 环境滞后型120121中级协调发展类 环境滞后型
5结语
在湘西州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依据相关原则，构建了湘西州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该地区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现状进行评价。对2003年到2012年10年间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动态分析可知，湘西州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指数有小幅波动，但总体水平是稳步上升的，2003～2006年间，该指数处于0.61～0.69之间，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类型，2007～2012年间，该指数处于071～076之间，属于中级协调发展类型。从2003～2012年间，综合环境效益指数一直低于综合经济效益指数，即g（y）
此外，在2003年至2012年间，综合经济效益指数f（x）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这表明湘西州经济效益呈现逐年提高的趋势，这与该地区经济稳步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工业实力日渐增强、旅游业蓬勃发展的现状是吻合的。在此期间，综合环境效益指数g（y）也随着时间推移逐年增加，表明该地区环境状况呈现逐年改善的形势，这与州委、州政府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于生态州建设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为了实现将湘西州建成“绿色大本营”和“绿色宝库”的目标，近年来，湘西州不断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加强节能减排工作，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充分运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淘汰落后的设备和工艺，着力推进清洁、低耗生产，减少资源与原材料浪费、降低工业“三废”排放和农业的水土污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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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评价对策
中图分类号:C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954(2009)12-052-03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观,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和城市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市功能也越来越完善。但是,从北京的资源与环境条件看,目前正面临着水资源、能源及土地资源紧缺等突出问题,以及人口不断增长集聚带来的资源与环境压力。今后北京如何坚持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试图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通过对北京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评价和提出相关建议,为政府相关部门科学制定北京的发展规划提供参考依据。
二、北京市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现状分析
(一)北京市经济发展的现状
从1996年到2008年,北京经济建设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呈现全面、协调、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综合经济实力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具体表现为,现价生产总值由1996年的1789.2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10488亿元,增长了4.86倍。人均现价GDP也由1996年的14254元增加到2008年的63029元,增长了3.42倍,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人均GDP已达到9075美元。
与此同时,北京市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取得显著成效,三次产业全面优化升级。北京市的产业结构已由过去的“二、三、一”格局转变为现在的“三、二、一”格局。2008年,在全市10488亿元的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12.8亿元,占全部生产总值的1.08%;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2693.2亿元,占全部生产总值的25.68%;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7682亿元,占全部生产总值的73.24%。目前北京市的产业结构己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水平。
(二)北京市社会发展的现状
北京是我国人口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近年来,北京市人口发展呈现出总量大、市区人口密度高、外来人口增长快等特点。至2008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1695万人,比1996年的1259.4万人增长了34.6%,年均增长2.66%。人口规模已居世界各国首都人口的前列。北京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城市的基础设施、资源环境等都形成了巨大压力。
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科技基础好,教育资源丰富。截至2008年末,全市共有普通高等院校82所,全年招收本专科学生15.7万人,在校生57.6万人,毕业生14.9万人。全市共有52所普通高校和117个科研机构培养研究生,全年研究生教育招生6.8万人,在学研究生19.6万人,毕业生5.6万人。2008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高达610.9亿元,相当于地区生产总值的5.8%。全市科技活动人员47.6万人。全市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4.4万件和1.8万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2.8万件和0.6万件。
(三)北京生态环境的现状
截至2008年末,北京城镇绿化覆盖率达到43.5%,城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3.6平方米。全市污水处理率达到78%,其中城八区污水处理率已达到93%。全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4%,其中城八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
北京单位GDP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从1996─2007年大体呈现下降趋势。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逐年上升,到2007年达到97.42%。这说明通过环境保护制度的实施,控制污染排放的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落实。
三、北京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设计
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构建指标体系的原则,结合北京市的实际情况,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分为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三个一级子系统指标。相应采用“经济可持续性指数”、“社会可持续性指数”和“环境可持续性指数”来表示;二级指标选取了13个指标要素;三级指标是最基层指标,共选取了35个指标要素。由此便构成了北京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三个层次,分别见图1和表1。
四、北京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评价实证分析
(一)综合评价结果与分析
经过计算,北京市1996―2007年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数,以及水平指数、发展指数和协调指数分别如表2和图2所示。
由表2和图2可以发现,北京市的经济发展指数由1996年的0.111增长到2007年的0.862,增长了6.8倍,是三个指数中增幅最大的,说明北京市的经济发展进步较快。1996年的经济发展指数在三个指数中位居末席,此后便以高速增长的态势向上发展,评价期末已在三个指数中位居首席。如此巨大的变化表明,早期北京市的经济基础相对而言是薄弱的,后期采取“发展高科技、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北京市的社会进步指数由1996年的0.379增长到2007年的0.673,增长了77.6%。由图2可以看出,北京市的社会进步指标变化幅度相对较小,发展形势平稳,没有巨大的起伏。从1996年到2002年,北京市的社会发展状况可以用“高起点、稳步发展”来概括。在评价的起点年份,社会进步的指数值在三个指数中位居第一,之后到2006年就一直以十分稳定的增长态势逐年增长,只有2007年有所下降。且在2000年之前长期在三个指数中保持第一,直到2000年才被高速增长的环境发展指数超出。这说明北京市作为首都,其社会服务的功能相对完善,起点高,进步稳定,在城市的职能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些与北京市的城市职能是完全吻合的。
北京市的环境支持指数由1996年的0.195增长到2007年0.756,增长了2.88倍,说明北京市环境支持指标数值变化明显,在环境改善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由图2可以看出,环境支持指数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6―2002年,环境指数发展较为迅速,在2001年时超过社会发展指数而位居三个指数的第一位;第二阶段是2002―2004年,这一阶段环境指数有所下降,究其原因是2003和2004这两年城市建筑增加,工业发展速度加快,导致工业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都比前期大为增加;第三阶段是2004―2007年,这一阶段环境支持指数逐渐上升,可见政府对环境治理力度在不断加大。
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数由1996年的0.238增长到2007年的0.759,增长了2.19倍,除了1997年综合指数比1996年有所下降外,其余年份北京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都在逐年提高。
从总体上看,北京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北京市的经济发展正处于快速上升期。社会子系统可持续发展已进入了良性循环,不仅表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反映了政府对城市建设投入的增加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环境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不断增强的同时也存在不稳定的因素。从环境指数变化图可以看出,从2002年以后,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升有降,升高幅度也非常小,应当引起北京市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对可持续发展水平指数、发展指数和协调指数的分析
由前文的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北京市1996―2007年可持续发展水平指数、发展指数和协调指数变化趋势图,如图3所示。
从图3可以看出,北京市1997―2007年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指数呈稳定性逐年增强的趋势。1997年北京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指数为0.224,经过11年的发展,2007年达到0.763。其中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数分别为0.862、0.673和0.756,可见北京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经济发展水平也比较高。
从图3还可以看出,北京1997―2007年城市可持续发展发展指数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其间个别年份也出现不可持续性的现象。1997年的发展指数为负值。此后,该指数有起有落,可持续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可持续性时强时弱。其中,2002―2004年一直处于下降状态,2004年下降到―0.0179,城市发展呈现不可持续性,这是由于受2003年非典的影响,北京市城市旅游业和零售业都受到很大的冲击,经济出现下滑现象。2004年以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指数呈现快速的增长。总体来看,北京市的发展较为科学合理,但具有不稳定性,说明北京市可持续发展规划水平有待提高。
图3中可持续发展协调指数的曲线表明,北京市1997―2007年城市可持续发展协调指数发展趋势一直在―0.461和1.690之间徘徊,大多数年份都在1.0以上,说明北京市可持续发展协调指数总体上呈现可持续发展性,尤其在1998年和2005年出现两个高点,呈现强可持续发展性。从1998―2002年,协调指数都大于1,北京城市的发展具有强可持续性,但是到2003年和2004年协调指数分别下降为0.458和0.145,这两年城市的发展呈现弱可持续性,2005年,协调指数又增加到1.664,此后逐渐下降到2007年的0.693。可以看出北京城市可持续发展在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之间交替变化。
1998年和2005年出现两个高点的原因在于经济的快速增长,给环境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当时还没有显现出来,有一个积累和滞后的过程。待环境与社会问题引起重视,采取一定措施,城市发展又呈现强可持续性。一方面说明北京市政府一直比较重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保证了城市的基本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北京市保持城市强可持续发展还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和出台相应的有效政策措施。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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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测度;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3-0007-03
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至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被世界公认为“中国的奇迹”。在这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快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主要经济数据,经初步测算,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35 353亿元,尽管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GDP按可比价格计算,仍比上年增长8.7%,其中第四季度GDP增幅重新回到两位数,达10.7%。在2009年全球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成就让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又转移到中国的GDP是否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要看到,2009年世界人均GDP为9 900美元,而中国的人均GDP为3 603美元,仍居世界百位以后;按联合国“一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约1.5亿贫困人口,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的压力也随之增大,城乡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度越来越大,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大,消费需求不足,民间投资不旺,经济的增长更多地来自于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贡献,这种增长方式不利于经济增长内生机制的形成,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并将给中国经济的新一轮高速发展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挑战。
一、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GDP
在经济学中,常用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来衡量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综合水平。这也是目前各个国家和地区常采用的衡量手段。GDP是宏观经济中最受关注的经济统计数字,因为它被认为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尽管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具有无法比拟的重要作用,但是GDP也不是万能的,作为经济发展度量指标,GDP在反映经济增长方面也存在片面性。
事实证明,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于是,经济学家针对经济增长指标GDP的不足之处,制定了更多关于经济发展度量的指标。
(二)以贫困为测度的经济发展指标
对贫困程度的测量也是经济发展测量指标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目前还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贫困测度指标和方法,但是,经济学家们经常使用以下几个测量指标来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程度。
阿玛蒂亚・森的贫困指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提出,用一定的、预先确定好的贫困线下的人口(H)作为贫困的共同标准,理论基础不明确,而且忽视了穷人中的贫困程度。另外,即使在社会中最贫穷阶层的收入有了显著的提高,只要他们的收入还没有越过贫困线,就不会影响H值。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森设计了一个能反映上述情况的简单的贫困指数,将贫困人口的数量、收入及收入分布结合在一起,全面反映一国的贫困程度。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的贫困指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贫困指标按驱动力、状态、响应框架分为三部分。驱动力指标有失业率,状态指标有按人口计算的贫困指数、贫困差距指数、平方贫困差距指数、收入不均基尼系数、男女平均工资比例,没有响应指标。
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1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它是以一个数值来反映收入分配差别总水平。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根据黄金分割律,其准确值应为0.382。
(三)人类发展指数
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提出的,用以衡量联合国2008年人类发展指数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是对传统的GNP指标挑战的结果,简称HDI。
人类发展指数由三个指标构成: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人均GDP的对数。这三个指标分别反映了人的长寿水平、知识水平和生活水平。
二、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一)GDP表现
从图1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国策,打开国门以来,到2008年已经有30年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1978―2008年,我国经济已经持续增长了30年,而且平均增长达到了9.9%以上。如果进一步细致匡算,把1978―2007年中将近5年的调整与准备扣除,从1983年开始,我国经济持续了大约25年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0.26%的高增长。
(二)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居民收入分配现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由此带来了经济利益在不同利益群体间的重新调整和分配,这就使中国的收入分配存在巨大的问题。我们从收入法核算的GDP看,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近年一般介于50%~57%之间,比我国2007年39.7%的水平高10～17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下降过快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影响了居民消费的增长。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收入差距明显偏大,尤其是城乡间、行业间、人群间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问题比较突出,也是中国当前收入分配中受到公众质疑最多的问题。
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发展仅仅在GDP的表现上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涉及到发展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就大不如人意了。换句话,也可以说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失衡的,尤其在居民分享社会福利方面,中国的发展严重失衡。
三、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一)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统筹区域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却出现了极度的不平衡。东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而中西部地区却由于种种原因发展严重滞后。地区间收入分配不平衡,差距不断扩大。东部地区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收入,且其占全国的比重还在不断上升,而中西部地区收入占全国的比重呈逐步下降的趋势,东中西之间差距不断扩大。这就需要积极的政策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统筹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
首先,要大力发展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目的是把中西部地区之间以及西部与东、中部间的城镇、城市连接起来,沟通物流流、资金流、信息流、人力资本流等, 改善西部的发展条件, 以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次,要加强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源建设。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著名教授贝克尔认为 :“人才是经济发展的财富之源 ,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资本”。最后,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建设必须考虑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相互结合,只有这样,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不至于落空。
(二)增加农民收入,统筹城乡发展
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导致了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偏低,消费水平落后于城镇居民十几年。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不仅仅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以缓解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有效需求不足,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也有利于社会环境的稳定,从而有利于中国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调整、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是新形势下农村居民增收的重要举措。此外,还要加大城镇化建设力度,提高城镇化水平,形成产业聚集,才能辐射、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条件,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目标打好的基础。
(三)规范行业收入,实现社会公平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行业间收入差距的整体趋势也是不断扩大的,这是由诸如垄断等人为的、非自然的因素造成的。那么,这样的收入差距就是不合理的,可能引发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问题。因此,探讨如何缩小我国的行业收入差距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首先,要打破垄断,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经济环境。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要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其次,要构建完整合理的税收体系,使我国的税收体系真正做到对居民收入分配起着调节作用。最后,还要加大对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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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林业；经济发展；差异性；影响因素
1引言
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迅猛，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性也越来越显著。而林业经济有其产品的特殊性和功能复杂性，使其位于国家经济的一个特殊位置，担负着经济和生态双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目前的林业产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生态方面，而在经济发展方面还存在重视不足的问题，这值得相关学者进一步研究。
2区域林业经济发展差异性分析
2.1区域单位林地面积林业总产值泰尔指数分析
泰尔指数是广义熵指标体系的一种特殊形式，刚开始是用来计算各个国家差异的，如今在各个领域的差异分析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最近几年，我国区域林业经济的发展差异性一直都很大，其泰尔指数都在0.6以上。在我国的西部地区林业经济差异最小，中部地区最大，而且还呈现上涨趋势。中国林业经济发展总差异的区域间贡献率大于区域内贡献率，这就说明我国林业经济差异跟地区有极大的关系[1]。
2.2区域单位林地面积林业第一产业产值泰尔指数分析
林业第一产业的区域内差异性先减小后增大，三大区域中，中部地区的差异性最大，西部地区最小。林业第一产业的差异性中区域内的贡献率大于区域间的贡献率，说明林业第一产业的差异性主要是区域内差异引起的。
2.3区域单位林地面积林业第二产业产值泰尔指数分析
林业第二产业的总体差异性非常大，其泰尔指数都在0.94以上。东部地区差异性逐年减小，中、西部地区的差异性逐年增大。2006—2013年区域内的贡献率小于区域间的贡献率，说明中国林业第二产业发展的差异性目前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引起的。
2.4区域单位林地面积林业第三产业产值泰尔指数分析
中国林业第三产业发展的总体差异性主要是由区域内的差异性引起的。三大区域中，西部地区的差异性较大，东部地区的差异性较小，中部地区的差异性逐年上升，逐步成为林业经济发展差异的主导因素。
3区域林业经济发展影响因素
区域林业经济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但是区域林业经济和区域的整体经济是不一样的，所以两者的发展模式不同，理论结构也不能照抄照搬，林业经济发展还应该结合本区域的实际情况进行。
3.1人力资本
人力资源是各个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林业也不例外，拥有高素质的人才才能推动林业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各个地区都应该遵循国家的政策和社会发展趋势，将林业人才朝着专业化方向培养，让林业产业管理更加系统、科学。
3.2森林资源
林业产业含有丰富的森林资源，衡量其森林资源的指标主要包括三个：林地面积、森林蓄积量和森林覆盖率，同时，衡量过程中应该将正在培养的林地以及将要培养的林地计算进去。而上述几个指标也能够对区域林业经济进行初步的评估，总而言之，森林资源是林业的重要资源，对于林业经济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
3.3林业方面的政策
最近几年，国家越来越重视林业经济发展，所以结合地区具体情况对林业发展做出了长远的计划，并建立了一些相关的制度和政策法规，从而对区域林业经济发展予以指导和控制。林业产业的发展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当地的气候、森林资源等，所以风沙的有效控制以及当地动、植物的保护以及水资源非常关键。我国也针对这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法规，希望能够推动我国区域林业经济的发展[2]。
4区域林业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4.1区域林业经济协调发展资源的对策
在我国东部地区，应该建立一个完善的沿海防护林体系，也应该加强对人工林业的管理力度，提高对低产林改造的重视，从而采取一定的措施去提高区域林业的生产率。在我国的中部地区，应该着重加强大径级用材林、人工用材林的开发和培养，中部地区油茶种植很多，所以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建设，充分利用好林业资源。而我国的西部地区因为水源有限制，森林比较多，所以应该加强水源的开发和保护，将森林系统进一步开发，在开发制度、补偿机制等方面需要明确，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去规范森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3]。
4.2区域林业经济协调发展的产业对策
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而且地理位置优良，所以其应该对技术进行更新，才能提高林业产品的加工水平，提高林业产品的价值，同时还能节约能源损失，最终提高林业产业的经济价值，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我国中部地区应该在原有的林业资源的基础上，加大第二产业的开发，这样才能更好地增进林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在我国的西部地区，因为其森林系统很丰富，应该利用这点优势加强旅游产业的开发。
4.3区域林业经济协调发展的生态与经济对策
在林业经济发展中，林业产业很容易受到风沙的影响，所以相关部门应该着重防沙治沙，针对区域的实际情况，拟定创新管理机制，努力推动三北防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工程建设，加强天然林有效保护和科学经营，切实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保护生物多样性。在林业相关政策上，国家应该遵循林业产品的市场情况，包括产品的多元化、林业服务的市场化等等，从长远的发展角度去制定，才能做到对林业资源的保护和良好开发，最终能够进一步提高区域林业经济的发展，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
5结语
关键词：河北沿海地区；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度
中图分类号：X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4-0094-02
河北省沿海地区包括秦皇岛市、唐山市和沧州市三个城市。三市位于京津两大都市的南北两翼，地处环渤海核心地带，拥有487公里海岸线，陆域面积3.57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0.7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沿海最具开发潜质和影响力的战略区域之一。随着《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河北省沿海地区的发展迈入了新阶段。2011年，秦皇岛市、唐山市和沧州市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 091.6亿元，比2010年增长19.8%，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37.5%，较2010年提高2.1个百分点。但是目前各市都面临环境容量相对不足、环境风险不断升高、环境问题日趋复杂的现状。突出表现在2013年初各市出现持续雾霾天气。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月报”显示，按空气污染严重程度由重到轻排序，2013年1月，唐山市、秦皇岛市和沧州市三市在74个城市中分别列第8位、22位和23位，2月分别列第9位、14位和16位，与其他71个城市相比，三市空气污染比较严重。因此，进行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化趋势的动态比较，掌握其变化特征，对认清发展形势，促进区域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测算河北省沿海三市2002—2011年间经济与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分析两者呈现的变化特征，旨在为相关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一、研究方法
（一）构建指标体系
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1-5]，依据河北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本文构建河北省沿海三市经济与环境综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选取指标时，一方面遵循指标的代表性、整体性和综合性等原则，另一方面考虑指标数据的实际可得性。
选取GDP、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直接利用外资总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才密度指数10项指标反映各市经济发展水平。
选取工业废水中COD排放量、SO2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生活污水处理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人均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7项指标反映各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标数据来自于河北省沿海地区三市的统计年鉴和各市环境质量公报（2002—2012）。
（二）基于因子分析的经济与环境综合水平指数测算
1.因子分析原理
因子分析是处理多变量数据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是以最少量的信息丢失将众多原始变量浓缩成少数几个相互独立的公因子，用它们来概括和解释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大量的观测事实，从而建立起最简洁、最基本的概念系统，揭示出事物之间最本质的联系。
2.测算过程
首先，进行原始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指标，标准化时采用公式，反之，采用公式。其中，xij为原始数据值，yij为标准化后结果值，分别为指标xj的最大与最小值。。
其次，确定主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一般按照特征根均大于1以及累积贡献率均大于85%的原则提取主成分因子，提取主要因子，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所提取所有因子的累积贡献率比例作为各因子的权重。
最后，确定各因子得分并计算综合得分。其算法公式为：（1），其中，F（x）、F（y）分别为经济水平综合指数和环境水平综合指数，分别为经济水平指标和环境指标所提取的各因子的权重，是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所提取所有因子的累积贡献率的比值；wi、wj分别为经济和环境的标准化指标的各主成分因子得分；n是经济水平指标提取的因子数，m是环境指标提取的因子数。
二、结果与分析
（一）测算结果
运用SPSS17.0软件对河北省沿海三市2002—2011年的经济水平指标和环境指标进行因子分析。通过分析，得到经正交旋转后的各个主成分因子的特征根和累积贡献率。由于特征根均大于1，累积贡献率均超过85%，符合主成分分析的要求，可以利用公式直接计算出各市经济综合水平指数和环境综合水平指数（图1、图2）。
（二）动态分析
1.经济发展方面。从图1可以看出，2002—2012年间河北省沿海三市的经济水平综合指数曲线都出现不断上升且斜率变大的特点，表明三市的经济都在快速发展。
唐山市经济综合水平指数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唐山市的工业发展基础比较雄厚，是河北省重要的钢铁和煤炭基地，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经济总量和增量稳居全省前列。秦皇岛市在“十一五”期间，制定了各项政策和措施，有效地吸引了大批外资企业，同时也成功地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第三产业对GDP贡献增大，经济实力和基础设施等方面都有了较大提高。沧州市是河北省重要的化工基地，2006年之前沧州市经济综合水平指数在三市中排名末位，但2006年之后沧州市经济迎来快速发展期，特别是2008年以后，经济综合水平指数增幅加大，目前投资是沧州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
2.环境质量方面。从图2可以看出，2002—2011年间河北省沿海三市环境综合水平指数曲线呈现U形特征。“十一五”之前三市环境综合水平指数出现了停滞或下降的阶段，说明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而城市的生态环境并没有同步优化，甚至出现倒退，反映了经济快速发展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压力。2007—2011年三市的环境综合指数开始稳步上升，但上升速度明显低于经济综合水平指数上升速度。
秦皇岛市环境综合水平指数高于其他两市，说明秦皇岛市环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投入较大，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在2004—2006年间出现小幅下降。唐山环境水平综合指数变动幅度较大，2003—2007年间有大幅的下降，这期间唐山市工业污染严重。2007年，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高新产业，淘汰一大批高耗能、高排放、低产出企业，环境得到逐步改善，环境水平综合指数开始出现回升，并于2009年超过沧州市，排位第二。沧州市环境综合水平指数在2003—2007年间出现了停滞和小幅下降。近几年，沧州市严格项目审批，加大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力度，2008年环境综合水平指数出现回升。
三、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2002—2011年间河北省沿海三市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高，环境综合水平指数曲线呈现U形特征。目前虽处于上升阶段，但上升速度明显低于经济综合水平指数上升速度。同时可以发现，在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三市的生态环境都出现过停滞或倒退现象，反映了经济快速发展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压力，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秦皇岛市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资源，应继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唐山市应按照“做强一产、做优二产、做大三产”的思路，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从源头上扭转环境恶化因素。近几年沧州渤海新区、黄骅港口建设发展迅猛，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应将单纯依赖重工业向“重化、轻工和服务型经济”三元转变，防止出现环境质量下滑。
参考文献：
[1] 郑静.山东省17 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基于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32（1）：22-23.
[2] 刘永萍，王超.新疆产业结构变迁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性测度分析[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6（2）：6-9.
[3] 王海萍，陈斐，王圣云.中部地区城市群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性定量分析[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1（4）：95-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