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5 17:16:3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增长的利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国过去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利用了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能量，但是专家普遍认为，时至今日，各种改革已近尾声，体制转型虽然仍有潜力可挖，但要以此支撑下一个十年的超常增长，似乎勉为其难。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中国必须对未来的经济增模式进行抉择，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可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在这个背景下，“重化工业化”成为近年来政府和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吴先生的这本书是对“重化工业化”理论的一个回应和批判。他回顾了早期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工业化道路的理论以及前苏联和我国在工业化道路上的利弊得失，认为重化工业化道路对中国而言是“扬短避长”，造成整体经济效益的下降。他进一步总结了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源泉，认为中国必经放弃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并转变到以提高效率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上来，而完成这个转变的核心“最终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各级政府偏离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成为经济结构的主要调节者，是过度投资、产业结构恶化的最主要原因。对经济资源的行政支配不但会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还会造成政治上的破坏。各级官员掌握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所造成的“寻租”和“设租”环境，造成现在层出不穷的贪污受贿和盗窃公共财产的腐败案件。
针对这种情况，吴先生认为，当前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过程中，关键中的关键，乃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为了提高经济效率，转变增长方式，一方面，必须限制各级政府配置资源和直接干预企业与个人微观决策的权力；另一方面，政府必须履行应有职能，建设有效政府。首先政府要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法治环境；其次，政府有责任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对社会需求总量进行调控，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第三，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第四，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有选择地运用政府力量弥补市场的不足。
吴老总结认为，目前改革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于“建立健全内涵增长的制度基础”，这样的分析和论断可谓一针见血。但同时他也清楚地看到，由于政府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对于在旧体制中有种种权力和利益的人来说就更加困难。但是，“只能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因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迫切任务能否完成，将最终决定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成败”。
关键词：职业教育；区域经济；经济增长贡献率
教育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大量的质性研究也证实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经济的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单纯的采用语言描述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常苍白无力的，采用数学的方法，分析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够直接反映教育的价值。职业教育与行业发展、企业生产关系密切，深入探讨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率，对于职业教育发展、行业发展的战略布局具有指导意义。本次研究试简要的探讨当前几种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率估算方法，分析不同算法的利弊。
一、定性与定量研究
目前关于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近年来定量分析研究_始涌现。教育具有滞后性，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需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才能够体现，教育对劳动者的影响是间接性。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劳动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受教育程度影响，还包括其自身的健康状态、思想水平、技能水平等，这些因素都会随着劳动者在接收职业教育、进入工作过程中发生变化。通过分析影响因素，与区域经济增长进行关联分析，有助于分析职业教育的贡献率。近年来，丹尼森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逐年完善，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率估算方法发展。
二、方法
1.丹尼森系数法
丹尼森系数发是开展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经典方法，又称为增长核算方法，将经济总产出的增长率与投入要素增长进行关联计算，从而计算各投入要素的贡献。丹尼森理论是基于传统经济学的生产三要素上实现的，将生产要素分为知识进步、资源配置改善以及经济规模实现，毫无疑问，职业教育应属于知识进步一类，但资源配置等要素也影响职业教育发挥作用。丹尼尔森系数法认为，需要计算不同教育年限劳动者的收入系数，模型假定受教育年限的与劳动生产效率成正比，从而提高收入水平，以收入系数衡量教育程度与生产能力、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当然其认为工资收入差距并不完全是教育程度所致，其采用60%系数进行折算。其次，模型需要计算收入系数在一定时期内的增长率，反映教育水平提高对年平均增长的影响。最后，计算教育对国民首日增长额的贡献，教育贡献率=[教育水平提高的年平均增长率×劳动投入量比重/国民首日年平均增长率]×100%。丹尼森系数法计算操作简单，简单易懂，劳动投入量、教育水平、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容易获得。
但需注意的是，该算法仍存在较大的缺陷，特别是针对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计算而言，需要解决以下问题：①职业教育者在区域内劳动力投入问题；②职业教育者的收入增长在国民经济收入增长中发挥的作用问题；③职业教育不总是能够立刻发挥作用，具有明显的滞后性，需要合理的设计基期与当期；④职业教育提高在年收入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影响因素较多，这与职业教育的水平、与行业关联等因素有关；⑤地区收入的增长影响因素较多，与就业形势等因素有关，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劳动能力的流动能力明显增加，区域经济可能更容易受到劳动力的流动情况、区域内经济结构与竞争力等因素影响。
2.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一种针对制造业资本与劳动因素对生产影响分析方法，在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引入技术资源这一因素，从而预测国家和地区内工业系统或大企业的生产和分析发展生产的一种模型，应用十分广泛。公式：Y=AK L，其中Y为工业总产值，A为综合技术水平，L为投入劳动力量，K为投入资本，a为资本产出的固定系数，b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a+b=1，模型假定生产效率不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只有技术提高，才能提高经济效益。模型充分考虑了劳动技术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区域经济增长而言，能够考察流入受职业教育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但需注意的是，人民对于人类生产能力有了新的认识，原有的生产函数未能充分考虑人的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健康素质等因素，将劳动力的数量作为劳动力的投入。人力资本论认为人力资本是最有发展潜力的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劳动力综合素质的提高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教育发挥绝对主导作用。美国丹尼森进行了进一步改善，将初始劳动力（L）、教育投入（E）作为新的参数。
3.改进方法
国内外学者认识到以上模型的固有缺陷，并进行了积极的改进，崔玉平等设计了一种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计算指标，计算基期间到报告期的教育综合指数增长率年平均值，计算高等教育指数年增长率，再计算贡献率，这类方法在国内应用较广。但需注意的是，教育投入的总量对当期经济增长的贡献与资本的投入增长贡献是不想等。职业教育有其特殊性，其在教育资本、人力资本投入中的地位有待商榷，不能够单纯的采用数量衡量，还需充分考虑质量影响因素。特别是当前，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方面接收职业教育的工人显然并不如那些接收高等教育者。职业教育的贡献可能更应该体现在那些与职业教育有关的技术工种上，应以这些技术工种所在行业的生产效率增长与职业教育贡献进行关联分析。我国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持续增长，但许多情况是，许多相关行业特别是制造业规模的增长速度波动较大，有时区域内制造业甚至出现倒退，这显然与教育投入增加不相符。
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单纯的计算职业教育投入增长率对经济贡献率过于单一，无法有效的横联教育对经济贡献，不同类型教育者社区平均劳动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差异，需要计算劳动力质量差异系数，进行劳动力质量的折算，计算不同教育投入的权重，再计算职业教育的贡献率。
4.改进方向
计算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率非常困难，目前尚无一种理想的计算模型，特别表示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中，经济增长受政策驱动影响较大，统计数据获取难度较大，数据的真实性有待商榷。针对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计算，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构建新的模型：①计算劳动力换算系数，计算各类受教育提高劳动力质量的换算成为劳动力年数量系数，职业教育的劳动力换算系数显然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并不相同；②了解地区内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各类受教育程度的从业人员分布行业；③各行业的生产效率；④各类从业人员的综合教育指数、各类教育指数，计算职业教育的教育指数；⑤计算基期、报告期各类教育的指数增量、综合教育指数增量；⑥计算职业教育的综合指数年增长率，教育投入增长率；⑦职业教育指数增量占宗教与指数增长率百分比；⑧计算区域经济增长不率，计算当期内国民收入较基数增长率；⑨采用尼尔森模型，计算总教育、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关键词：潜在经济增长率;产出缺口;稳增长;中等收入陷阱
DOI： 10.13939/ki.zgsc.2015.05. 028
一、研究潜在经济增长率目的
经济体的潜在总产出（Potential Output）是指实现充分就业时、维持稳定低通胀率时的经济总量。潜在总产出以及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参与人数、资本存量、技术水平、资本使用效率以及劳动者的教育和经验等。现实世界中许多因素会影响实际的总产出（以实际GDP衡量），例如政策变化影响短期内的市场需求等， 因此实际GDP常常背离潜在GDP水平，两者之间的差被称为产出缺口（Output Gap）。若产出缺口长期为正，会引起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而一旦资产泡沫破灭，经济容易陷入衰退。若产出缺口长期为负，市场不能制造充足的就业机会，劳动参与率逐步下降，甚至伴随通货紧缩，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因此也被拉低。尽可能缩小产出缺口，使经济运行轨道靠近潜在增长水平应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此外，对潜在GDP及增长率的准确估计是制定合适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前提，否则也容易引发经济大幅度的波动甚至结构性的下滑。
二、研究综述
潜在GDP水平和增长率不能从数据中直接观察到，需要从其它数据中估算得出。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研究有许多，但由于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质量不高，剔除不实数据的难度较大，因此学界和业界对于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的估计尚未有统一的结论。GDP潜在增长率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历史数据的统计学方法、基于宏观理论模型的方法和基于生产函数的方法。三种方法各有利弊，许多机构通过这些方法分别对当下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进行了估算，结果大致介于7%～9%之间（见表1）。
（一）HP滤波法等统计方法
这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趋势的分析研究中。它将宏观变量的时间序列看做是不同频率的成分的叠加，通过统计方法分离出频率较低的成分，也就是长期的趋势项。摩根大通通过 H P滤波法对我国的潜在经济水平的长期趋势进行测算，根据1994年以来的数据分离出GDP增速的趋势值。根据该研究的结果： 1994 ―2000 年， 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从12%持续下滑到8%;2000-2008年，潜在增长率重新上涨到11%～12 %的水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的潜在增长趋势值大约为7.5%。汇丰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n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经济学家①通过HP滤波法估算的结果略微高于摩根大通。两个机构的计算结果均显示金融危机后潜在增长率从11 %下降至2013 年的8%左右。然而，HP滤波法的结果仅仅反映数据的时间序列特征，将数据的长期趋势项等同于潜在经济水平也并非完全合理。此外，由于该方法无法用于预测增长率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因此，学界在采用HP滤波法的同时也常参考其它基于经济学理论的方法。
（二）基于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方法
这种方法除了对经济增长长期趋势进行估计，还将产出缺口与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关键变量联系起来。相比单纯的统计学估计，这种方法反映更多的经济学意义，如通常假定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围绕着一个平衡的增长路径（Balanced Growth Path）进行周期性波动。IMF经济学家通过建立宏观理论模型的方法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我国潜在GDP增长率曾在1999年跌至6%的低谷，随后逐步上升到2007年的12%，近几年呈下滑态势，2013年约为7%。该方法估算结果显示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的波动很大。然而这种估计方法也并非完美。我国的经济结构变化较快，经济增长是否已经趋向一个平衡增长路径尚存争议，因此，这类方法更常用于对美国等成熟经济体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估计。
（三）基于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Cobb-Douglas，CD）的方法CD生产函数将决定经济产出的要素定义为资本投入、劳动力人数、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这四个要素均有现实生活中对应的数据，因此可以通过判断该四个要素的变化对未来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进行估计②。IMF和摩根大通均通过生产函数对我国潜在GDP增长进行了估计。IMF的结果显示，基于此方法估算出的潜在GDP增长率相比其他两种方法得出的更为平滑，近20年来我国的潜在GDP增长率基本徘徊在9%～10%的水平，2013年仍超过8%（见图1）。
摩根大通的研究发现，2006-2010年间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长超出潜在增长率约1个百分点，而在2011-2013年低于潜在增长率0.7个百分点。前者反映了金融危机后大规模刺激政策对经济产出的带动超过了经济自然增长的水平，从而引起2010年通货膨胀率不断上涨和经济过热;后者则反映了政府在出台措施整顿房地产、影子银行等金融风险过程中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汇丰银行通过生产函数模型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认为2012-2013年我国潜在增长率约为8.5%～9%，显示当前经济运行低于潜在增长率。从不同影响因素来看，摩根大通估计，在1991-2013年之间，资本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其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40%，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GDP的平均贡献为25%，劳动力的增长和人力资本的提高对GDP的平均贡献分别为22%和12%（见图2）。
三、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因素和预估
本部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人口结构
2012年我国15岁～59岁年龄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首次出现下降，同比降低0.6个百分点。随着人口中的劳动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未来 10年～20年的增长率会接近于0或为负，劳动力人数面临持续下降的趋势是不争的事实（见图3）。
作为典型的老龄化国家，日本经历了将近20年的通货紧缩和经济低迷，可以说其人口结构特征是导致这一结果最直接的因素。而我国正处于老龄化加速的进程中，人口红利的消散对经济的影响不能忽视。然而与日本二十年前情况不同的是，我国的城镇化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较低③，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能弥补一部分人口红利的丧失。
（二）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方面，首先要考虑的是生产要素投入本身的增长趋势，即资本存量的增长。投资带动资本存量增长，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从60年代的20%逐步上涨到2013年的将近50%。曾经以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例如日本和韩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在最高峰时也不到40%，如今两国分别约为20%和30%;而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常年维持在20%左右的水平。参考这些国家的经验，同时考虑到国际资本流动和资本边际回报率递减等因素，我国的资本存量占GDP水平，理论上会逐渐趋近于发达国家水平，因此其增速将逐步降低。此外我国长期以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造成了产能过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许多问题，必然导致高投资增长率难以持续。综上所述，长期来看，我国资本投入的增长必然会缓慢减速。
根据以上分析，人口结构和资本存量的变化长期来看都不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因此维持我国潜在经济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长依赖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主要是指技术发展的趋势④。技术前沿的推进需要人才、政策、法律和市场等多个方面的综合影响，其发展趋势难以简单被量化。许多国际比较的研究发现，决定技术发展的诸多法律和政策因素中，比较重要的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市场的开放程度和自由度等。同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对于能否发挥市场的活力和创新机制起着关键作用。
因此，不断完善我国市场公平、自由、开放的相关政策法律是决定我国经济增长长期趋势的关键。
（三）对未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计
可以说，没有经济学理论可以明确回答未来10～2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多少，但通过对影响潜在增长率的一些重要因素的变化趋势的把握，经济学家可以对未来潜在增长率的变动范围有所预判。根据IMF的预测，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在未来20年内将平均拉低潜在GDP增长率约0.1%。复旦大学张军教授估计，过去3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平均增长速度约为4%，未来可能降低至2%～3%左右。TFP的增长速度放缓是制度变革的效果渐弱、复制国外先进技术的空间变小的结果。哈佛大学的帕金斯教授和匹兹堡大学的罗斯基教授估计，未来10年，若我国投资率维持在25%～35%之间，TFP年均增长率维持在2.7%～2.2%，可以使潜在GDP维持在大约 6%的增长水平。
四、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政策含义
本部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稳增长”的经济学解释
尽管不同方法得出来的潜在GDP增速不尽相同，但根据多数机构的预测显示，近两年我国的实际GDP水平是低于潜在GDP水平的，GDP增长率（2013年为7.7%）也略低于潜在增长率（2013年约为8%）。因此近期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微刺激政策是符合当下经济现状的，有助于小幅提振实际GDP，缩小产出缺口。根据上文的分析，学界和业界的共识是我国的潜在GDP增速正在逐步下降，许多研究认为可能在未来5年降低到6%～7%左右的水平。如果官方不随之降低GDP增长目标，可能会通过过度的经济刺激政策使得实际GDP持续高于潜在GDP，引发经济过热和通胀，加剧产能过剩和推动资产价格（例如房地产）的过度上涨。一旦泡沫破灭，高杠杆率的企业和地方政府或面临资不抵债，使银行业坏账率上升，导致中国经济可能像日本一样陷入长期的低迷。相反，若实际GDP持续低于潜在经济水平而政府的逆周期调控不到位，周期性失业可能转变为结构性失业，即长期失业者将由
于职业技能的衰退而退出劳动参与人口，从而拉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因此，宏观调控的最优结果是能控制实际经济水平，使之紧密贴合潜在经济水平来运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总是面临各种冲击，完全沿着潜在经济水平增长在实际操作中基本不可能实现，但控制产出缺口，使其在较小区间内波动是货币和财政等政策进行周期性调节的主要目标。这就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准确判断短期内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个问题及其难度已经在上文中阐述;二是如何判断合理的经波动区间。
根据美国的数据，2007年经济增长高峰时期美国的产出缺口为潜在GDP总量的1.5%，即实际GDP总量高于潜在GDP总量1.5%5。在2009年经济低谷时期，美国的产出缺口为潜在GDP总量的-3.7%，即美国的实际GDP总量低于潜在GDP总量3.7%，随后产出缺口不断缩小，目前产出缺口约为潜在GDP总量的-0.1%。日本在2009年经济低谷时的产出缺口约为-7%;英国、德国和法国同期的产出缺口-3.5%～5.5%之间，而这几个国家处于经济周期顶峰时期的（正）产出缺口均低于1%。产出缺口较大且为负的最大问题在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对于传统上劳动力市场制度较为僵化的国家，例如日本、法国的负面影响更大。而我国劳动力市场相对较灵活（没有强大的工会，近2.5亿进城务工人员包括大量临时工），由此推断，我国可以承受较大的负的产出缺口。此外，由于我国的央行并不独立于政府，央行以压低经济增长来控制通货膨胀的意愿和能力都受到限制，即更容易屈从于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要求。综上可知，大幅度正的产出缺口可能在我国的危害更大。
（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与“中等收入陷阱”
参照各国经济发展历程，我国在经历了2 0 多年的高速增长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是必然和正常的现象。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经历经济增长减速（甚至停滞）时已经达到相对高收入的状态，例如日本、韩国等国;但也有许多在到达中等收入水平时经济增长就基本停滞了，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例如巴西、阿根廷等国。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仍属于中高速增长，这并不意味我国必然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然而，若未能有相关政策措施出台来驱动潜在GDP持续增长，我国经济在某一阶段陷入停滞也并非不可能。
中等收入陷阱一般发生在一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而本国产业升级未跟上的情况下。当低收入国家的大量劳动力从农业等低生产率部门向工业和服务业等高生产率部门迁移，加上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模仿，一国劳动生产率可以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然而当劳动力价格开始上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若低于工资增长速度，则会导致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该国竞争优势的下降，经济体可能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目前许多跨国公司将工厂从中国转移到其它东南亚国家的情况来看，我国当下确实在经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阶段。当我国的低端制造业在全球分工中的优势逐步减弱，若产业升级未能及时实现，我国也可能面临缺乏新的增长点的困难时期。根据韩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及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相关政策法律的颁布有助于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尤其是在鼓励技术创新方面的政策，例如保护知识产权、劳动力市场改革等。在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背景下，政府通过“稳增长”的政策力图缩小短期内的产出缺口;而“调结构”和“促改革”则是中长期内推动我国潜在GDP持续增长的必要途径，否则我国也可能在某一阶段面临经济增长停滞的风险。从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结构改革的核心是提高生产效率、人力资本和资本使用效率。这需要政府出台政策法规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过多的行政管制，使市场的进入和退出机制更为有效。这样才能发挥企业的创新能力，通过优胜劣汰提高生产率水平。
注释：
①Anand， Cheng， Rehman，and Zhang（2014）。
②人力资本一般是以人均接受初级教育、中级教育和高级教育的年份加权平均所得。
③我国53%，发达国家超过70%。
④除了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资本使用效率的增加也是影响因素，但两者所占比重较小。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与中国发展之路[J] .中国市场，2012（50）.
[2] 蔡P.从人口学视角论中国经济减速问题[J] .中国市场，2013（7）.
[3]Anand， Rahul ， Cheng， Kevin C. ， Rehman， Sidra，Zhang Longmei （2014）[R].Potential Growth in Emerging Asia.IMF working paper.
关键词：外资银行；经济增长；影响
中图分类号：F83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6）09－0043－03
自1979年我国批准第一家外资银行机构――日本输出入银行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以来，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迅速。外资银行在华发展先后经历了萌芽阶段（1979－1982年）、起步阶段（1982－1991年）、持续高速发展阶段（1991－1996年）和稳定发展阶段（1996年至今）。截止2005年12月末，共有21个国家和地区的71家外资银行在我国22个城市开设了238家营业性机构，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已经达到784．3亿美元，占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1．9％，外资银行的贷款余额为435亿美元，其中外汇贷款余额为280．4亿美元，占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外汇贷款总额的20．97％。随着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与壮大，外资银行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逐渐增强。本文从正反两个方面探讨了在华外资银行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在华外资银行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
（一）在华外资银行通过发挥“鲶鱼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
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为我国经济带来了“鲶鱼效应”，即通过加剧中外资银行之间的竞争来提高国内银行整体服务质量、降低经营成本。[1]低成本、高质量的金融服务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储蓄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金融服务作为其他产业的一种基本投入，也将会直接导致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下降，从而最终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1．外资银行发展带来的“鲶鱼效应”促进了我国国内银行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服务品种的增加。国内银行与外资银行竞争并产生危机意识以后，纷纷推出和大力发展新的服务品种，增强服务意识。表1列举了国内银行参照外资银行在零售业务和公司业务方面服务品种的创新。
2．外资银行发展带来的“鲶鱼效应”降低了我国国内银行因垄断而得以维持的高利润和高运营成本。这里引用郭妍和张立光（2000）的分析，[2]以外资银行在我国银行市场的贷款份额和资产份额来代表在华外资银行发展程度，如表2所示，通过对1998－2002年在华外资银行资产和贷款份额与国内银行费用率和利润率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华外资银行发展与中资银行利润率和费用率之间呈现了负相关的关系，即在华外资银行贷款份额每增加1单位，中资银行的利润率下降0．063个单位、费用率下降1．360个单位；外资银行资产份额每增加1个单位，中资银行的利润率下降0．211个单位、费用率下降1．139个单位。国内银行利润率和费用率的下降证明外资银行发展削弱了国内银行的垄断势力，迫使其努力缩减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二）在华外资银行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引入资金
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从根本上看，应该归结于资本的投入和技术与制度的进步。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既为我国经济增长引入所需资金，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改善我国资源配置，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具体可以从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直接作用。一方面，在华外资银行吸收我国国内储蓄，将众多的小额存款积聚在一起形成可以利用的大规模资金。另一方面，在华外资银行通过对国内企业进行投资，促使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1996－2005年间在华外资银行在我国吸取的存款总额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截止2005年12月末，在华外资银行在我国境内吸取的本外币存款已经达到近1696亿元人民币（约212亿美元）；在华外资银行对国内发放的贷款除2004年与2005年有大幅度上涨以外，其余每年的贷款数额差别不大（200亿美元左右），到2005年12月末，在华外资银行对我国发放的贷款余额为3524．6亿元人民币（约441亿美元）（见图1）。
2．间接作用。外资银行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引入资金的间接作用表现在外资银行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推动作用上。首先，外资银行在我国的经营运作以及对母国客户提供有关来华投资咨询等服务，增强了外国企业来华投资的信心，间接为我国经济增长引入资金起到促进作用；[3]其次，外资银行的发展可以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更为广泛的金融服务，便利外资企业的资金与结算等要求，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为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进一步的支持；[4]再次，外资银行的发展增加了外部资金进入我国金融市场的渠道，外资银行广泛的国际纽带和庞大的分支机构拓宽了外商投资企业的融资渠道，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
（三）在华外资银行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技术创新
1．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直接有利于我国银行业的整体技术创新。外资银行凭借自身在技术创新上的优势，通过“技术外溢”，使得我国国内银行整体技术水平有所创新和提高。主要包括在华外资银行带来的“技术示范效应”即国内银行通过向外资银行学习而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在华外资银行带来的“技术竞争效应”，即国内银行因受到外资银行竞争的压力而加快自身的技术开发与创新；外资银行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即中外资银行之间通过合资、参股等方式进行交流和合作时使得国内银行的技术有所创新。
2．在华外资银行发展间接有利于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外资银行在向我国企业发放贷款和提供服务时，通过调整贷款投向，关注贷款收回状况等渠道实现“技术外溢”，间接地促进我国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
二、在华外资银行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一）在华外资银行发展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不稳定因素
在华外资银行发展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不稳定因素主要表现在外资银行为我国引入大量的短期外汇资金上。大量外汇进入我国市场后，如果是以长期资金形式投入我国经济建设中，则会为我国经济发展引入所需资金，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如果大量外汇是以短期资金形式进入我国并进行投机行为，则会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不稳定因素。一方面大量短期外汇进入我国市场后容易导致对人民币需求上升，在外汇市场上造成人民币供不应求的局面，从而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升值造成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大量的短期外汇可能造成我国局部市场的物价上涨。如北京市和上海市近两年房地产市场价格爆涨，短期外汇的投机行为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5]此外，在华外资银行还有可能在我国经济状况发生波动时大举撤离我国市场，成为资本外逃的渠道，加剧我国经济的不稳定，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在华外资银行发展不利于我国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控
我国货币当局出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利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我国进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一方面在于我国目前定义下的货币供给量M2中没有包括在华外资银行的存款，这就使得现有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2的数值不准确。截止2005年12月，在华外资银行的存款已经达到1695．5亿元人民币，这代表我国现有的M2中遗漏了1695．5亿元人民币，而且随着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这种遗漏的金额将会更大。另一方面，在华外资银行发展带来银行支付手段的革新，使得信用卡等电子货币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电子货币对现金的替代作用以及货币与货币替代品之间的转换便利，导致了我国原有货币界限被打乱，很难准确地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控。[6]
三、结论
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一方面通过“鲶鱼效应”的发挥以及带来资金和先进技术等给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积极的正面影响，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某种不稳定的因素，起到一定的负面效应。总之，在华外资银行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谓是利弊均有，要想更好地发挥在华外资银行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严格控制在华外资银行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则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其进行适当的政策引导。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一）完善对在华外资银行的监管
WTO的后过渡期结束后，在华外资银行在我国将有一个更大、更全面的发展，要想继续发挥在华外资银行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首先需要完善对在华外资银行的监管。我国目前对在华外资银行的监管基本上还处于经验式的管理阶段，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并且在具体的监管手段和监管方法上也有待完善。因此，完善对在华外资银行的监管应该通过建立健全《外资银行法》来进行，通过法律形式来约束在华外资银行的违法违规经营与操作，完善包括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在内的监管体系，加快对先进监管手段和方法的学习，加强同外资银行母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合作，共同防范银行风险和金融风险的国际传递。
（二）完善我国的货币政策
要想更好地发挥在华外资银行的正面作用，最大限度降低外资银行的负面影响，除了对外资银行的行为有所规定以外，还需要进行自身的补充，对我国货币政策进行修改和完善。由于我国目前定义下的货币供给量M2中没有包括在华外资银行存款，这就使得现有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2的数值不准确，不能真实地反映我国实际的货币供给量，因此需要对此问题进行修复。一方面需要更新我国原有的货币界限，完善M2的具体数值，将在华外资银行存款数加入其中；另一方面，还需要全方位、多角度地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如何建立更加完善的货币政策，使其在对在华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进行准确统计的同时能更好地发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苗启虎，王方华．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金融业的影响[J]．海南金融，2004，（12）．
[2] 郭妍，张立光．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05，（2）．
[3] M．K．Leung，Ricky Y．K． Are foreign banks sure winner in post－WTO China Business Horizons2006，（49）．
[4] 安春梅．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市场的经济效应分析及监管措施[J]．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3，（10）．
[5] 程继明．外资热钱涌向京城地产[J]．中国投资，2005，（7）．
带着上述问题，我们于1999年上半年，在法国巴黎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非成员国经济处，以及OECD相关局处的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一、OECD中绝大多数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内，经常运用财政赤字政策调节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和求得社会稳定。到1998年，OECD中的意大利、比利时和希腊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超过100%；接近100%的国家有日本、加拿大；这一比重在50%-70%的国家有奥地利、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荷兰、英国、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占40%左右的国家有冰岛、挪威、澳大利亚；只有韩国和卢森堡两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比较低。
1997年前后，OECD国家开始减少赤字、降低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绝大多数OECD国家根据经济预测，制定中期计划，力争在1999-2002年间，使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都有所降低，只有日本和韩国的这一比重相对于1998年还会有所提高，预测日本的政府债务要由100%以下提高到100%以上。在最新一期的《OECD经济展望》一书中，对OECD几个主要国家的政府赤字和债务占GDP比重下降的趋势进行了两年的估计和预测。
这些国家财政赤字和债务占GDP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1.加入欧元体系的国家受到马约的限制，要达到将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控制在3%以下，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控制在60%以内的要求，为此许多欧元体成员国家采取了新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这种政策组合的基本思路是，在政府财政状况与经济低速增长两者之间进行权衡，为把赤字占GDP比重控制在3%以下，容忍总供求不平衡留有少量的缺口。维持一定程度的失业率。2.少数国家由于近两年来经济增长较快，经济运行情况较好，为缩小政府赤字和债务奠定了财力基础。典型的是美国，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一直在3%，债务占GDP的比重在50%左右，其中1983年和1992年赤字占GDP比重突破了4%.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美国于1997财年实现了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结余占GDP的0.4%，预计这种平衡的财政状况在不发生特殊情况下，可能会持续几年。
二、为什么《马约》把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超过3%、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超过60%作为加入欧元体系的标准。目前在衡量我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大小时，常引用这一标准作为警戒线。《马约》在确定上述标准时，不是依据现成科学的经济理论和计算公式。目前在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并没有解决财政赤字和债务的最佳规模问题。《马约》确定的上述标准是依据欧盟国家建立欧元体系时，德、法等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分别占GDP比重的现实状况作为标准的。其关键的意义和目的不是3%和60%的数字本身，而是为了使加入欧元体的成员国都要将财政赤字和债务控制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之下，以利于欧元体成员国之间在利率和汇率上的协调。值得说明的是，在《稳定和增长法案》中又进一步规定，并不是绝对不准许加入欧元体国家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政府赤字和债务都必须在这一控制和限制线下。当一国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或战争情况时，准许该国政府在短期内突破这一限制，但必须力争尽快将赤字和债务占GDP的比重降至这一标准之内。
因此准确地讲，3%和60%不是赤字和债务的警戒线，而是欧元体系成员国的限制线。我们在运用这一限制线时，旨在与目前市场经济国家已存在的赤字和债务规模相比较，说明当我们需要运用这一政策工具时，尚存在余地。但是针对中国的国情，究竟多大规模的赤字和债务是可以接受的，这要将财政放在整个经济状况中，针对不同的经济情况，在经济增长率、社会稳定需要和财政状况之间进行利弊的权衡。具体说是在短期内牺牲经济增长还是牺性财政平衡、容忍多大程度的经济增长降低与容忍多大的财政赤字之间进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选择。当然，这是在不允许有通货膨胀的前提下的政策选择。如果再扩展一点看，除以上“两害”之外，通货膨胀是另外“一害”。在经济结构失调或遇到其他问题后，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要在“三害”之间进行权衡，这是经济结构调整，达到平衡必然要付出的成本，只是政府要权衡哪种成本或成本组合最低而已。
三、OECD在衡量政府赤字和债务规模大小时，主要使用的指标是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和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其次有时也使用净赤字（一个财政年度的财政收支差额）或总赤字（净赤字加上利息支出）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但是，基本上不使用一定年度的债务收入（即总赤字加上归还债务本金）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即我国常用的债务依存度指标。为此，我们与OECD的专家也交换了意见。他们认为，许多国家政府在需要使用财政赤字政策时，债务依存度可能会比较高，如果使用我国这种指标的话，就根本不能发行国债了，政府的难题就无法解决。例如俄罗斯，去年政府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三分之二左右
我们分析，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主要是把财政状况放在经济中考虑，不是单纯地就财政论财政，而是把财政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和工具。他们在分析财政赤字政策和政府债务的利弊时，也是从财政对经济的影响来分析的，而不是单就财政本身的状况来选择财政政策的。这恐怕是OECD国家为什么使用赤字和债务占GDP比重这两个指标，而不使用我们的债务依存度指标的主要原因。
四、如何计算和估价政府债务的绝对额规模。这主要涉及到除国家预算公布的赤字和债务外，国有企业债券、潜在的社会保障欠帐、国有企业的亏损（对应于国有银行的坏帐）应不应该算做政府的债务？OECD的一位专家指出，目前他们组织了专门的小组也在对各国政府债务的口径和范围如何规定和统计等问题进行研究。事实上，OECD国家在政府债务的统计和计算的口径上，还不统一和一致。取得国际上对各国政府债务能够统一和规范的统计口径和范围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他们认为，只能把我们上述提出的债务称为政府的或有债务，即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政府的债务。他们将继续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
几点体会和认识：
第一、在改革20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在我国已初步确立。体制的根本性转变要求我们原有的一些政策观念也要发生转变。在财政平衡政策问题上，转变观念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是国民收入的总枢纽。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就会导致整个社会资金和物资之间的不平衡。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初次分配主要是由市场调节。财政的角色成为“补缺口的上帝”（GODOFGAP）。当社会总供求不平衡，出现缺口时，就要由政府通过财政、货币政策进行调节。财政赤字政策成为在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政府增加需求量的重要政策手段。这种政策的采用，使得财政收支不可能达到年年的平衡。而且，实行财政赤字政策后，由于借债是弥补赤字的主要办法，政府债务累计的还本付息额也使得政府财政收支难以做到平衡。因此，在市场经济国家中，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成为经常的现象。政府可以提出和做出减少赤字和债务的努力，但是消灭它们，达到计划经济体制中的那种平衡，既是不现实，也是与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宜的。从以上意义讲，追求年度财政平衡的观念是值得研究的。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区域化四川省经济
一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①短期投机性资本活跃，资本流动的速度加快，流动周期缩短。②高技术资本剩余增加，跨国公司资本向外扩张的要求增加。③资本流入的技术用途(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对新兴产业投资)增加，也就是技术资本投资扩张加快。④在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并购资本流入份额增加，股权投资规模扩大，但在前期快速增长后会面临短期调整。⑤流入发达国家的资本有所减少，更多国际资本正在加快流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越南等)和地区。
二国际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
资本流动与区域增长理论告诉我们，资本流动是β收敛的重要因素，同样条件下资本流动性强的国家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资本流动性导致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趋于收敛，但国家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导致了各国经济增长的发散。对于中国而言，各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是同一道理，由于地理和政策的不同而带来的开放程度的不同，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省份之间经济发展平衡。
三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
《国际资本流动趋势下利用外资分析》一文中提到，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和其优点如下：
1利用外资的方式将多样化
我国加入WTO之后，除了继续以原有的方式吸纳外商直接投资，还将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到海外市场上市，客观上对最终开放资本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
2全球快过并购降温，使我国引资空间扩大，选择余地增加
全球快过并购呈现增速趋缓态势，这为我国扩大利用外资提供了双重机遇。其一，我国的并购市场将更具吸引力；其二，其他国家的跨国并购机会减少。下图为中国短期资本流动从20052010年间的变化态势豆建民(2005)对中国国内资本流动性进行总体检验，并计量国内资本的总体流动方向，考察了这种资本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他认为，国内资本的跨省流动性在199～1993年较差，之后逐渐增强，国内资本的跨省流向总体上是流向增长较慢的省份，国内资本的这种流向以及流动程度不断增强，促使各省之间的增长率差异显著下降。
然而，国际资本流动对于我国的发展真的利弊如此清晰可见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理面积广袤，省市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而言，要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对于中国的整体发展影响，不妨先从省市入手，以小带大。笔者重点讨论我省利用外资的不足之处。
四我省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反馈的不足之处
在后危机背景下，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较小，2005年前这一比重基本稳定在12％左右，2006～007年这一比分别为8.1％和10.7％，2008年这一比重迅速增长为19.9％，增幅非常大，这与国家同期经济刺激政策有关。我们应该看到，我省对于国际资本的反馈，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首先，就目前看来，四川省对于外资的利用，重点在于商产资本，也就是通过企业间的合作，或者是并购国外的破产企业引入外资。与沿海地区对比起来，我们对金融资本的利用严重不足。
其次，就企业发展来说，目前，我们的发展态势还是处于一个低端的合作。投资到四川省的外商分布不广，往往只有来自于世界顶级强国和港澳台地区的投资商，这说明我省的发展潜力还没有打人世界范围，而信息的闭塞必将导致我们达不到本来应该有的发展速度，这对于四川省经济的发展而言，是一个障碍。
最后，投资环境不好。目前我省还处在一个政策不明晰的阶段，对于外资的注入，没有一个完全公正的法律环境。
五新形势下我省利用外资的对策
1转变观念，加大吸引外资力度
在利用外资上由过去的以引进外商产业资本为主，转变为引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并重，由着重扩张数量规模转向提高外资的质量和使用效益；由只盯住几个少数国家和地区扩大到具有投资潜力和价值的国家与地区，注意某些国家在华投资的巨大潜力和投资项目技术的先进性。
2改善环境，调整相应政策法规
投资环境是制约外商投资的基本条件。一是建立完备公正的法律环境；二是营造统一规范的政策环境；三是创造廉洁高效的行政环境；四是构建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打破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规范市场秩序，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创新方式，实施利用外资多元化战略
一是拓宽利用外资领域。创新要先从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开始，有步骤地开放金融、保险、电信、外贸、商业、旅游及会计、法律服务等行业以及资本市场。二是多层次利用外资。三是全方位利用外资，要尽快取消对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经济的诸多市场准入限制。四是以国际通行方式引资，将并购引入国企改革，鼓励外资以并购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人民币;国际化;利弊
中图分类号:F8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5-0047-02
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决定在未来六个月内购买总额3 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国债货币化等于直接发行钞票,美元面临贬值预期。中国1.95万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受到严峻挑战,对策之一就是推进人民币进行国际化。全面深刻认识人民币国际化的利弊得失,有利于扫清思想认识上的障碍,以更好地出台和推进下一步政策措施,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利益。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内涵及其必然性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内涵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能够随着本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国外市场扩展,在本币职能基础上,通过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境外货币自由兑换等方式流出国境,在境外逐步担当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价值尺度,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可自由兑换性、普遍接受性和相对稳定性[1]。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性
强大的经济综合实力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强国决定强币,人民币国际化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
一是从经济总量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9.8%,是同时期世界平均经济增长速度3倍以上。根据The World Factbook 《世界概况》(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出版)报道,2008年底中国GDP世界排名已超越德国位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测,按近十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到2017年将赶上并超过日本,到2032年将赶上并超过美国[2],人民币代表的是正在高速发展的强大的中国。中国1.95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为人民币提供强大的支付能力保证。
二是产品制造能力供给能力来看,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中国很多工业品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例如,煤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彩色电视机、家用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微波炉、各类纺织品以及日用轻工业品。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
三是从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看。在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中国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发展速度要快于国内经济增长速度。1980年,中国的“依存度”才7.2%,中国基本上还是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体。到2000年,“依存度”达到23.1%,如今,对外依存度超过了60%,中国已成为一个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国家。人民币作为这个巨大的外向型经济体的交易媒介,已受到来自全世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前所未有的追捧。如果说一国国内经济规模不足以证明其货币国际化的必然性,那么,一国国际经济的规模和卷入程度将充分证明其货币国际化具有直接的客观基础。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综合经济实力发生了显著变化,代表其总体经济价值的货币,必将迟早成为世界货币,这也是主要发达国家所走过的一条基本经验。
二、人民币国际化利弊分析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方面
1.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与公正。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发展成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极大的不利因素。由于不存在世界政府也就不存在世界货币,目前建立在一国或几国“国内货币国际化”基础上的国际货币本位制度,内在地规定了国际货币制度的不稳定性和不平等性,让其他国家面临着巨大的道德风险。这种道德风险在美国最近通过发行美元,把自身的面临的危机困难向全球转嫁时正在变为现实。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主要由发达国家掌握了货币话语权,而发展中国家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这种弊端需要一股新锐的力量加以改善。人民币国际化恰好顺应了这种要求。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有利于各国储备在币种上进行风险分散,而且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国际权利,将是维护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和公正的巨大力量。
2.有利于增强国际收支调节能力,缓解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目前中国拥有数额较大的外汇储备,实际是相当于对外国政府的巨额无偿贷款,同时还要承担通货膨胀税和美元滥发的道德风险。人民币国际化后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在外汇储备方面可以实现货币替代,这为中国利用资金开辟一条新的渠道,不仅可以大大降低国际储备的数额,而且减少中国因使用外币引起的财富流失。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利于我国摆脱困扰发展中国家的“米德困境”问题,即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持外部均衡,必然牺牲内部均衡,如国内充分就业率,通胀率等。
3.有利于减少汇率风险,促进中国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目前,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金融活动步入空前的发展时期,汇率变动始终是困扰和制约开放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使外贸企业持有大量外币债权和债务,货币敞口风险较大,汇价波动会对企业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人民币国际化后,对外贸易和投资可以使用本国货币计价和结算,企业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也将随之减小,这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同时,也会促进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等金融市场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越高,在外贸、乃至在其他经济往来中所占的比重越是显著,中国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也就越小,一旦人民币完全实现国际化,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4.有利于中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人民币的国际化同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由于货币国际化过程中所具有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强化的动态特性,人民币的国际化,必然要求中国金融管理体制进行一系列改革;反过来,金融体制的改革,又将进一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日本政府在看到日元国际化巨大利益的同时,却忽视了国内金融体制与日元国际化的不匹配性,盲目推动国际化的进程,最终导致了金融泡沫的破灭和经济的停滞不前。
5.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后最直接、最大的收益就是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铸币税是指发行者凭借发行货币的特权所获得的纸币发行面额与纸币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国家发行不兑现的信用货币都是借助货币垄断发行权向持有者筹集资金的一种行为。在本国发行纸币,取之于本国用之于本国,而发行世界货币则相当于无偿从别国征收铸币税(seigniorage)。中国目前所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这对一个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大国而言,相当于对外国政府的巨额无偿贷款,同时还要承担通货膨胀税和严重的美元道德风险,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财富流失。而人民币国际化以后,中国不仅可以在国际交换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币,从而减少外汇储备,而且相当于间接地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发行人民币,获得铸币税收入。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中的比例不断加大,其收益也会逐渐增加。而且人民币流出境外,这对于缓解中国自然资源短缺、市场供应过剩有利。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不利方面
1.享受权利的同时往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人民币国际化对改善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利己性、权利与义务不对称等内在缺陷而被寄予期望。美元、欧元等货币的国际化现实说明,拥有了国际货币发行权,就意味着制定或修改国际事务处理规则方面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但在享有权利的同时意味着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些责任可能与国内的政策目标相冲突,可能损害国内经济利益。如1997年金融危机中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充分说明这一点。
2.对中国经济金融稳定产生一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使中国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国际金融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中国经济金融产生一定影响。特别是货币国际化后如果本币的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出现偏离,或是即期汇率、利率与预期汇率、利率出现偏离,都将给国际投资者以套利的机会,刺激短期投机性资本的流动[3]。
3.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人民币国际化后,国际金融市场上将流通一定量的人民币,其在国际间的流动可能会削弱中央银行对国内人民币的控制能力,影响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效果。比如,当国内为控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而提高利率时,国际上流通的人民币则会择机而入,增加人民币的供应量,从而削弱货币政策的实施效应[3]。
4.加大人民币现金管理和监测的难度。人民币国际化后,由于对境外人民币现金需求和流通的监测难度较大,将会加大中央银行对人民币现金管理的难度。同时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可能会加大一些非法活动如走私、赌博、贩毒的出现。伴随这些非法活动出现的不正常的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一方面会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另一方面也会增加反假币、反洗钱工作的困难[3]。
尽管一国货币国际化会给该国带来一定不利影响,但长远看,国际化带来的利益整体上远远大于成本。
三、结束语
衡量一国货币国际化的通用标准,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货币现金在境外享有一定的流通度。二是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成为国际各主要金融机构包括中央银行的投资工具。三是国际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交易要达到一定的比重。以此标准,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还处于初步阶段。而且,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一些条件,如本国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体系的接轨等等问题都需要时间,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需要主动规划稳步推进,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
参考文献:
[1]张沐.人民币国际化机遇与利弊权衡[N].国际财经时报,2009-03-30.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①短期投机性资本活跃，资本流动的速度加快，流动周期缩短。②高技术资本剩余增加，跨国公司资本向外扩张的要求增加。③资本流入的技术用途（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对新兴产业投资）增加，也就是技术资本投资扩张加快。④在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并购资本流入份额增加，股权投资规模扩大，但在前期快速增长后会面临短期调整。⑤流入发达国家的资本有所减少，更多国际资本正在加快流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越南等）和地区。
二国际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
资本流动与区域增长理论告诉我们，资本流动是β收敛的重要因素，同样条件下资本流动性强的国家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资本流动性导致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趋于收敛，但国家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导致了各国经济增长的发散。对于中国而言，各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是同一道理，由于地理和政策的不同而带来的开放程度的不同，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省份之间经济发展平衡。
三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
《国际资本流动趋势下利用外资分析》一文中提到，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和其优点如下：
1利用外资的方式将多样化
我国加入WTO之后，除了继续以原有的方式吸纳外商直接投资，还将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到海外市场上市，客观上对最终开放资本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
2全球快过并购降温，使我国引资空间扩大，选择余地增加
全球快过并购呈现增速趋缓态势，这为我国扩大利用外资提供了双重机遇。其一，我国的并购市场将更具吸引力；其二，其他国家的跨国并购机会减少。下图为中国短期资本流动从20052010年间的变化态势豆建民（2005）对中国国内资本流动性进行总体检验，并计量国内资本的总体流动方向，考察了这种资本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他认为，国内资本的跨省流动性在199~1993年较差，之后逐渐增强，国内资本的跨省流向总体上是流向增长较慢的省份，国内资本的这种流向以及流动程度不断增强，促使各省之间的增长率差异显着下降。
然而，国际资本流动对于我国的发展真的利弊如此清晰可见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理面积广袤，省市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而言，要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对于中国的整体发展影响，不妨先从省市入手，以小带大。笔者重点讨论我省利用外资的不足之处。
四我省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反馈的不足之处
在后危机背景下，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较小，2005年前这一比重基本稳定在12%左右，2006~007年这一比分别为8.1%和10.7%,2008年这一比重迅速增长为19.9%,增幅非常大，这与国家同期经济刺激政策有关。我们应该看到，我省对于国际资本的反馈，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首先，就目前看来，四川省对于外资的利用，重点在于商产资本，也就是通过企业间的合作，或者是并购国外的破产企业引入外资。与沿海地区对比起来，我们对金融资本的利用严重不足。
其次，就企业发展来说，目前，我们的发展态势还是处于一个低端的合作。投资到四川省的外商分布不广，往往只有来自于世界顶级强国和港澳台地区的投资商，这说明我省的发展潜力还没有打人世界范围，而信息的闭塞必将导致我们达不到本来应该有的发展速度，这对于四川省经济的发展而言，是一个障碍。
最后，投资环境不好。目前我省还处在一个政策不明晰的阶段，对于外资的注入，没有一个完全公正的法律环境。
五新形势下我省利用外资的对策
1转变观念，加大吸引外资力度
在利用外资上由过去的以引进外商产业资本为主，转变为引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并重，由着重扩张数量规模转向提高外资的质量和使用效益；由只盯住几个少数国家和地区扩大到具有投资潜力和价值的国家与地区，注意某些国家在华投资的巨大潜力和投资项目技术的先进性。
2改善环境，调整相应政策法规
投资环境是制约外商投资的基本条件。一是建立完备公正的法律环境；二是营造统一规范的政策环境；三是创造廉洁高效的行政环境；四是构建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打破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规范市场秩序，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创新方式，实施利用外资多元化战略
一是拓宽利用外资领域。创新要先从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开始，有步骤地开放金融、保险、电信、外贸、商业、旅游及会计、法律服务等行业以及资本市场。二是多层次利用外资。三是全方位利用外资，要尽快取消对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经济的诸多市场准入限制。四是以国际通行方式引资，将并购引入国企改革，鼓励外资以并购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 弹性的汇率制度
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危机中的率先复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自2010年初便开始向人民币升值施压。推迟三个月公布的美国财政部《国际经济政策和汇率政策》报告,最后虽然没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仍坚决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人民币是否真的要被美国等西方国家“牵着鼻子走”还是应坚持维持稳定的汇率。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而言是一柄双刃剑,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并存,而人民币如在短期内大幅升值,更是弊大于利。
一、人民币升值的有利影响
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有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刺激进口增加。人民币汇率升值,国外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比以前便宜,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同时,汇率上升会抑制出口,长远来看,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是有利于改善吸引外资的环境。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使已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的利润增加,从而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促使其进一步追加投资或进行再投资;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吸引大量外资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
三是有利于提高人民币的币值含金量和国际信誉,扩大人民币的结算范围,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做好铺垫。
四是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中国近年来频繁遇到的反倾销诉讼和其他贸易争端越来越集中于人民币汇率定价过低之上,致使人民币升值与否成为减少贸易摩擦的关键。
五是有利于中国的企业对外投资,走向世界,增大中国的资本输出和投资实力。
二、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不利影响
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经济的负面作用较为突出。
一是抑制出口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对我国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造成巨大伤害,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不利于经济的复苏。同时,对于目前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中国,对经济增长影响巨大。
二是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在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人民币一旦大幅升值,将触发“热钱”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将加大我国房市、股市的泡沫,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三是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迫使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大量买进外汇,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四是增加就业压力。由于目前我国提供的就业机会的主要是出口企业,人民币升值将抑制或打击出口,甚至导致出口企业破产,最终将造成就业困难,影响社会稳定。
五是使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大量缩水。
三、人民币升值短期弊大于利,长期利大于弊
我们应该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对人民币的升值问题进行利弊的权衡。
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绝对是弊大于利的。当前,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确保我国一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必要手段。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靠出口来拉动,且扩大内需也需要一个过程,贸然减少出口,大量的外向型企业缺乏承受能力而破产,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我国内部需求结构得到明显改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水平前,外部需求依然会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动力。而此次的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使汇率更具有弹性,也将使人民币在短期内不具备大幅升值的可能性。
从长期来看,如仍维持现状,保持汇率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巨大的负面影响。比如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能力受到较大损害;导致国内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导致相对价格扭曲,加重经济失衡程度等。
总体说来,在长期中中国保持一个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至关重要,而人民币的汇率管理要提倡三性:渐变性、内生性和可控性。中国保持一个弹性的汇率制度这不仅对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对中国自身的经济结构调整和长期健康发展也有深远的意义。在长期内,人民币在经济的可适度范围,小幅升值、弹性浮动将是利大于弊的。不过,在短期内,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有其必要性的。人民币汇率应更多考虑国内经济因素和形势而浮动,不要受制于他国,屈从于美国等国的压力而使人民币贸然大幅升值。而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更多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推动其经济的继续复苏。美国巨额的经常账户逆差的主要原因还是美国自身的国情,将其归咎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被低估是不合理的。所以,在我国相关改革完成之前,名义汇率在短期内的大幅升值,不仅仅无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反倒可能带来许多无法应对的潜在风险。我国应顶住国外压力,加快汇率制度改革步伐,尽快建成更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驾驭好人民币升值问题。
参考文献:
[1]程实:人民币汇率升值“合理”吗[J].西部论丛 2010年04期
[2]陈永昌:人民币升值的利弊分析与走势预测[Z].凤凰网
[3]贺军:全球经济复苏前中国应坚持现行人民币汇率政策[J] 经济研究参考,2009年70期
随着两会一锤定音，“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将成为2012年房地产调控的主旋律。房价合理回归在很大程度上要指望地方政府另辟财源，来填补房地产税收减少的空间。
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房地产占比较高。一项权威调查发现，2010年与土地相关的收入占地方政府收入的比例高达37.65%。尽管2011年度的数据仍未公布，但业内普遍预测，占比不会低于三成。而对全国十几个地市级城市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房地产收入大概占地方财政收入四成左右，房价趋向合理回归，财政收入房地产占比要大幅度下降，这也导致了去年下半年以来一些地方试图放松调控现象的出现。
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房地产占比较高。一项权威调查发现，2010年与土地相关的收入占地方政府收入的比例高达37.65%。尽管2011年度的数据仍未公布，但业内普遍预测，占比不会低于三成。而对全国十几个地市级城市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房地产收入大概占地方财政收入四成左右，房价趋向合理回归，财政收入房地产占比要大幅度下降，这也导致了去年下半年以来一些地方试图放松调控现象的出现。
而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官方文件中，我们很容易找到“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豪迈文字，其初衷主要还是看重房地产的利润蛋糕。
而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官方文件中，我们很容易找到“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豪迈文字，其初衷主要还是看重房地产的利润蛋糕。
房价回落，意味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要减少，房价基数降了，与财政收入有关的税费征收也同步下降。而且房地产的行业联动性很强，通过上下游行业间影响，又间接进一步影响到地方其它行业税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房地产投资增速自2010年5月份达到高点后，基本处于下滑趋势。在房地产调控持续的背景下，预期2012年投资增速会继续下滑。房地产投资的下滑也必然拉低其他行业的增长，从而降低地方政府整体税收的增长。
房价回落，意味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要减少，房价基数降了，与财政收入有关的税费征收也同步下降。而且房地产的行业联动性很强，通过上下游行业间影响，又间接进一步影响到地方其它行业税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房地产投资增速自2010年5月份达到高点后，基本处于下滑趋势。在房地产调控持续的背景下，预期2012年投资增速会继续下滑。房地产投资的下滑也必然拉低其他行业的增长，从而降低地方政府整体税收的增长。
而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很大一块要仰仗房地产交易，二者捆绑在一起，共生共荣。开发商赚个盆满钵盈，政府的腰包也鼓鼓囊囊的。所以此轮房地产调控很吃力，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跟中央“打太极”，配合不协调，搞磨洋工，甚至伺机出轨。2012年春节后就有芜湖等城市上演房地产“救市”闹剧，明目张胆地出台房地产松动政策，就是一种按捺不住的违规冲动。
而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很大一块要仰仗房地产交易，二者捆绑在一起，共生共荣。开发商赚个盆满钵盈，政府的腰包也鼓鼓囊囊的。所以此轮房地产调控很吃力，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跟中央“打太极”，配合不协调，搞磨洋工，甚至伺机出轨。2012年春节后就有芜湖等城市上演房地产“救市”闹剧，明目张胆地出台房地产松动政策，就是一种按捺不住的违规冲动。
要使房价合理回归并且不反弹，地方政府应另辟蹊径，为财政开辟新的财源，以弥补房地产调控流失的税收。一个重要的途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企业升级换代，努力开发以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为核心的新产品，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以提高制造业、服务业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填充房地产税收被挤压的空间。在财政收入总额不减的情况下，房地产收入占比下降到15%，房价才有真正回落的可能。
要使房价合理回归并且不反弹，地方政府应另辟蹊径，为财政开辟新的财源，以弥补房地产调控流失的税收。一个重要的途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企业升级换代，努力开发以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为核心的新产品，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以提高制造业、服务业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填充房地产税收被挤压的空间。在财政收入总额不减的情况下，房地产收入占比下降到15%，房价才有真正回落的可能。
如果房地产税收以外的财政收入能大幅增长，不完全指望房地产吃饭，其意义非同寻常。一方面政府能抛弃后顾之忧与中央调控政策保持一致性，全身心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调控政策，不再阳奉阴违；另一方面，财政可反哺房地产，比如拿出廉价土地提供给房地产市场，给购房者一定补贴，给房地产企业减轻税费负担等等。
如果房地产税收以外的财政收入能大幅增长，不完全指望房地产吃饭，其意义非同寻常。一方面政府能抛弃后顾之忧与中央调控政策保持一致性，全身心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调控政策，不再阳奉阴违；另一方面，财政可反哺房地产，比如拿出廉价土地提供给房地产市场，给购房者一定补贴，给房地产企业减轻税费负担等等。
否则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等米下锅，一有机会就会盯着房地产这块“肥肉”，从这里“下手”捞钱，因为房地产“来钱快”，出点政策比如旧城改造、大拆大建，就能立竿见影，政绩簿也立马好看起来。可是，被压降的房价随之就会出现报复性反弹，调控成果一夜之间就会丧失殆尽。而开发商正是瞧准政府这个软肋，他们深知地方政府不会抛弃他们这些财神爷，不会“望船沉”，因此他们与调控政策公然唱对台戏，死扛着，等待地方政府救市。
否则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等米下锅，一有机会就会盯着房地产这块“肥肉”，从这里“下手”捞钱，因为房地产“来钱快”，出点政策比如旧城改造、大拆大建，就能立竿见影，政绩簿也立马好看起来。可是，被压降的房价随之就会出现报复性反弹，调控成果一夜之间就会丧失殆尽。而开发商正是瞧准政府这个软肋，他们深知地方政府不会抛弃他们这些财神爷，不会“望船沉”，因此他们与调控政策公然唱对台戏，死扛着，等待地方政府救市。
目前，房地产调控正处于关键阶段，就是“两难”处境，继续调控，财政收入要进一步下滑，地方政府的日子难以为继；调控就此收场，房价又会立即反弹。权衡利弊，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要坚持调控政策不动摇。
目前，房地产调控正处于关键阶段，就是“两难”处境，继续调控，财政收入要进一步下滑，地方政府的日子难以为继；调控就此收场，房价又会立即反弹。权衡利弊，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要坚持调控政策不动摇。
但是，如果不为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找到可以替代的、稳定的财源，中央政府的政策就会遭到明里暗里的拖延或抵制。适时开征房地产税就成了调动地方政府落实房地产政策积极性的兴奋剂，同时对高端住宅起到了降温、灭火的作用。
但是，如果不为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找到可以替代的、稳定的财源，中央政府的政策就会遭到明里暗里的拖延或抵制。适时开征房地产税就成了调动地方政府落实房地产政策积极性的兴奋剂，同时对高端住宅起到了降温、灭火的作用。
只有坚持调控，变长痛为短痛，消除市场泡沫，才能让房地产业向着健康方向发展。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尽管房地产业带来的财政收入很可观，但也会陷入“土地财政”的怪圈，这是不可持续的。不能简单地说调控影响了经济发展，单靠房地产拉动的经济增长是没有质量的。房地产调控的确对地方政府财税收入产生了一定影响，但通过调整经济结构，一些新兴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正在变大，加上房地产税的补充，财政收入就能从根本上得到保障。
只有坚持调控，变长痛为短痛，消除市场泡沫，才能让房地产业向着健康方向发展。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尽管房地产业带来的财政收入很可观，但也会陷入“土地财政”的怪圈，这是不可持续的。不能简单地说调控影响了经济发展，单靠房地产拉动的经济增长是没有质量的。房地产调控的确对地方政府财税收入产生了一定影响，但通过调整经济结构，一些新兴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正在变大，加上房地产税的补充，财政收入就能从根本上得到保障。
今年我国把经济增长的目标定在7.5%，实际上已经为房地产调控可能造成的影响留出了空间。鼓励地方政府借房地产调控的契机，转变发展思路，通过产业升级来改善财政结构、提升财政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房价合理回归才能得到长久支撑。
张立光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山 东 济 南250100
作者简介：
郭妍(1977―)，甘肃兰州人，经济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金融和企业管理；
张立光(1974―)，山东临沂人，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出口激励型战略的指导下，与世界各国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由于我国主要以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环节，正在陷入贸易条件恶化，竞争优势减弱，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进展缓慢的“比较优势陷阱”。因此，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及外贸发展中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需要我国建立能够促进就业和经济稳定增长的可持续外贸发展战略。
关键词：进出口；经济增长；金融危机；外贸战略
中图分类号：F7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03-0004-07 收稿日期：2009-09-2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与世界各国经贸往来日益频繁，进出口总额快速增长，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成为经济发展、社会就业、技术进步、竞争力提升等的主要动力。但我们在享受经济全球化果实的同时，也面临全球市场波动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经历了三次对外贸易大幅下滑：第一次是1989～1990年，GDP增速和外贸增速同步下滑；第二次是亚洲金融危机时期，GDP增速持续下降，进出口贸易增速由正转负；第二三次是本轮美国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对外贸易快速下滑，并波及投资、就业、FDI等众多领域，给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基于此，本文研究历史上三次外需大幅下滑时期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探讨外贸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利弊得失，以期对我国的贸易发展战略有所启示。
一、外贸下滑的表现
(一)“1989～1990年时期”外需快速下滑
1989～1990年，我国GDP增速从1988年的11.3％分别下降到4.1％和3.8％，进出口增速则从1988年的22.4％分别下降为8.7％和3.4％。其中1989年的出口增速仅为10.6％。比上年下降9.9个百分点；1989―1990年进口增速分别为7％和-9.8％，比1988年下降20多个百分点。
(二)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外贸下滑
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持续高速增长近20年的外贸出口在1998年首次出现停滞局面。一是进出口额明显下滑。一方面，金融危机导致东南亚各国和日韩大量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工人收入大减，贫困现象加剧，购买力显著降低，大大减少了进口需求；另一方面，亚洲各危机国家纷纷推出了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进一步减少了总需求，也减少了进口需求(李春英，1998)。199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3239.5亿美元，同比下降0.4％；其中，进口1402.4亿美元，同比下降1.5％，出口1837.1亿美元，同比仅增长0.5％。二是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营业额持续下滑。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货紧缩趋势加剧，企业资本筹措能力下降，对外投资活动严重受挫。大量国际资本回流到欧美等其他地区，造成我国利用外资规模萎缩。1997～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分别为8.5％、0.5％和-11.3％，连续两年下滑。1997年我国对外经济合作营业额为83.8亿美元，增速为8.9％，降至十年来最低。三是外贸企业效益下滑，社会失业率上升，城镇就业人数下降。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许多外贸企业订单减少或没有订单，效益下滑，员工工资和用工需求下降，导致社会失业率上升。1997年和1998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均为3.1％，比1996年提高0.1个百分点。1998年我国全社会从业人员622.2万人，比1997年减少33.6万人。1999年又减少了3.6万人，连续两年净下降。其中1998年、1 999年城镇从业人员分别为463.2万人、456.1万人，分别比上年减少35.5万人、7.1万人。
(三)美国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外贸下滑
1 进出口增速持续大幅下滑。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随着金融危机再次蔓延，我国进出口增速快速下降，到11月份开始出现负增长，进&2009年增势下滑趋势进一步加剧，截止6月末，我国外贸进出口持续8个月负增长，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长记录。
2 外商直接投资大幅下降。贸易下滑带动外商直接投资大幅下降，2009年上半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430.1亿美元，同比下降17.9％；新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0419家，合同外资837.3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28.4％和25.1％。
3 加工贸易明显萎缩。2009年上半年，全国加工贸易进口、出口分别下降29.9％和22.3％，同比分别多下降43.5和38.9个百分点，降幅分别高于全部进口、出口增速4.5和0.5个百分点。
4 对主要贸易伙伴国进出口急剧萎缩。我国三大贸易伙伴国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在过去两个季度已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居民消费愿望大幅下降，而且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造成我国出口难度加大，出口量持续下滑。2009年上半年，中欧双边贸易总值同比下降20.9％；中美双边贸易总值同比下降16.6％；中日双边贸易总值下降23.1％。
5 主要出口行业出现大幅下滑。我国贸易结构较为落后，纺织服装、农副产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在出口总额中占有相当比重，虽然经过近几年的结构调整，机电设备、高新技术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有所提高，但核心技术、关键设备主要依赖进口。2009年上半年，我国纺织服装、农产品、机电产品、高新技术等主要行业进出口均出现较大程度下滑(见表1)。
二、外贸下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外需下滑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分析
1 第一次外需下滑。1989年，我国改革开放刚满10年，外贸依存度为25％，与世界经济联系增强，外贸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开始显现，外贸下滑明显影响经济增长。按照支出法计算，1989年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名义贡献率为1.79％，拉动GDP下降0.07个百分点。
2 第二次外需下滑。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国改革开放20年，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36％，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地位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开始发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功能。1998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速的贡献率为1.6％，比上年下降26.3个百分点；1999年进出口进一步下滑，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速贡献率为23.8％，对外贸易贡献率由正转负，并拖累经济进入周期谷底。
3 第三次外需下滑。本轮金融危机爆发时，外贸依存度接近70％，对外贸易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外贸下滑对经济发展造成沉重打击。按国民经济支出法核算，2008年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分别拉动GDP增长4.2、4,0和0.8个百分点，外贸拉动力较上年下降1.5个点。2009年上半年，我国进口和出口下降了25.4％和21.8％，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从2007年的19.7％急剧跌至-41％，大幅下跌了60.7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9年上半年消费拉动GDP增长3.8点，投资拉动6.2点，而净出口下拉2.9点。
4 三次外需下滑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1989～1990年”时期外需下滑影响经济增长仅为一年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低值为一1.79％。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对外贸易影响时滞延长至四年，最严重时期(1999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3培％，下拉经济增长1.81个百分点。本次外需下滑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2009年上半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为-41％，下拉经济增长2.9个点，外需下滑成为2009年经济增长最大的障碍，也是能否实现全年经济“保8”目标的关键。目前，金融危机引发的实体经济衰退仍在延续，外贸和经济完全恢复增长仍然难以预期。
(二)外需下滑明显影响投资增长
数据表明，外需下滑往往伴随着投资的显著下降。国家统计局研究发现，出口每增长1％，拉动投资增长0.74％；反之，外需下滑也将拖累投资。
1989～1990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实现增长-11％和4.5％，远低于1978年以来近20％的增长水平，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6.4％、1.8％，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7、0.1个百分点，明显低于历史同期水平。
1997～2001年，我国投资分别增长10.1％、14.1％、5.2％、9.3％和12.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1 8％一26％区间，而危机前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5％～50％之间。
本轮外需下降后，企业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大幅减弱，为防止外需下降给经济增长带来过度冲击，政府启动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并配合信贷供给刺激投资增长。在政府强有力的投资推动下，我国2009年以来投资不降反升，似乎并没有受到外需影响。但从信贷数据看，全国2009年以来增加的3.1万亿元中长期贷款中，大部分投向了政府背景下的基础设施建设，民间投资意愿不足问题十分突出。如统计显示，上半年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对三大基础设施行业的新增人民币中长期贷款为1.6万亿元，占全部新增人民币中长期贷款的51.6％，民间投资意愿不足依然严重，反映出外需下滑对实体经济投资的影响力度。
为进一步揭示对外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本了计量检验。我们分别选取1980―2009年的出口增速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数据，并定义三次外需下降为虚拟变量，然后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因变量，出口增速与虚拟变量为自变量，利用广义差分法构建回归模型(见图1)，回归表明(见下面方程及检验结果)，出口和三次外需下滑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三次外需下滑对投资的影响系数达到一20.6，而出口的影响系数为0：62。
invest=39.12+0.62expoS-20.61dum
(5.92)(2.07)
(－2.99)
Adj-R2=0.19 DW=1.93 F-value=3.26
(三)外需下滑严重影响就业和消费
金融危机后，外需大幅下降导致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企业大量关闭，工人失业、农民工返乡等问题十分突出。年初农业部的一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受金融危机影响，在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总量来看有15.3％、大约2000万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
据国家统计局研究，出口每增长1％，可以拉动消费增长0.68％；反之，外需下滑也将拖累内需，比如1998―2001年我国出口年均增长不到10％，消费年均仅增长6.8％，是多年来的低点。本轮危机以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的财政补贴，外需下滑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还没有显现，但去年以来沿海地区居民及农民工大量失业返乡对消费的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将会体现。
为进一步揭示对外贸易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我们分别选取1980―2009年的出口增速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数据，并定义三次外需下降为虚拟变量，然后以消费增速为因变量，出口增速与虚拟变量为自变量，利用广义差分法构建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表明(见下面方程及检验结果)，三次外需下滑对消费增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影响系数为一7.4；出口对消费的影响尚不显著，系数未通过t检验，这可能与消费影响因素较多，外贸部门收入水平低，对消费的拉动效应不明显有关。
Consum=18.21-0.02export-7.43dum
(8.17)(-0.30) (-2.63)
Adj-H2=0.43 DW=1.96 F-value=6.07
注：Consum为消费增速，export为出口增速，dum为虚拟变量
(四)外需下滑影响利用外资
三次外需下滑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明显。
1989年和1990年，我国FDI实际利用金额分别为33.9亿元和34.9亿元。分别增长6.2％和2.8％，分别比1988年增速下降31-8和35.2个百分点。
1997～2000年，我国FDI实际金额增速分别为8.5％、0.5％、-11-3％和1％，增速不断下降，远低于危机前15％以上的年均增长率。
2008年10月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实际吸收外资连续9个月下降，其中6个月降幅超过两位数；合同外资有7个月下降，最大降幅超过50％。2009年上半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430.1亿美元，同比下降17.9％；新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0419家，合同外资837.3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28.4％和25.1％。与80年代末及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相比，这次外需下滑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明显严重得多(见图2)。
(五)外需下滑长期内影响技术进步
据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测算，改革开放以来，进口对我国生产率进步的贡献率约为46％。同时，外国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转移，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变产品结构(包括进出口产品结构)，提升产业技术层次，培养技术劳动力，增强国际竞争力。世界各国实践经验也证明了利用外资可以获取技术进步，并以较短的时间实现发达国家通过较长时间才能实现的经济发展目标。外需大幅下滑将直接影响我国吸收外资，进而影响我国相关产业的技
术进步。
(六)外需下滑伴随贸易摩擦增多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实体和第二大出口国，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主要对象。2008年11月15日G20峰会以来，20国中已有17个国家实行了47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
2008年我国出口额约占世界出口的8％，但遭受的贸易保护诉讼却占全世界的15％；全年遭遇反倾销调查73起，反补贴10起，分别占全球案件总数的35％和71％。2009年上半年，我国有82.76亿美元出口产品陷入贸易官司，远比2008年全年62亿美元的涉案金额高。
三、外贸下滑对经济增长负面影响不断增强的原因
(一)外贸依存度过高
1978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只有9.8％，1991年上升至33.4％，进入21世纪，我国加入WTO后，进出口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到2006年时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67％，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外贸依存度下降到58.2％，但仍然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外贸依存度过高在反映我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程度的提高和实力增强的同时，也意味着我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和受世界经济波动影响的程度不断加深。
(二)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和粗加工产品占绝大比重
2008年，我国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占比已从1980年的49.7％上升到94.6％。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已经摆脱了低收入国家常有的特征，完成了以初级产品为主导的出口商品结构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从商品要素密集度来看，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层次依然落后。截至2007年，我国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占比依然高达47.7％，而且对于不少从我国出口的技术密集型产品来说，仍然存在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等问题。据统计(朱涛等，2008)，目前，我国医药产品的95％、芯片的80％、数控机床和纺织机械70％以上、汽车的95％以上的专利都是国外的。出口产品中自主品牌严重匮乏，自主品牌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不足10％。我国每年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率约为20％，其中形成规模效益的只占15％，仅占成果总量的3％。目前，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不到万分之三，对外技术依存度达50％。我国拥有商标的企业不到40％，自有品牌出口比重不到10％，名牌产品只占我国出IZ1500强企业销售收入的6％。这就意味着未来10一20年里，这些市场将被外国大公司所垄断，这将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出口构成严重的知识产权壁垒和市场准入障碍。
(三)加工贸易是出口贸易的主要方式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加工贸易占比一直保持在55％左右，进料加工贸易占40％左右。但加工贸易结构落后，承接加工贸易产品处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下游，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有绝对比重，即使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加工贸易，也主要是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装配环节，研发和营销两端均处于弱势，国内采购配套率也较低(彭斯达等，2008)。加工贸易推动了贸易经济的增长，但掩盖不了我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中核心技术主要来源于进口的这一事实。这种低层次的加工贸易使得我国陷入事实上的国际加工“车间”，资源和利润外流，资源和环境遭受破坏，整体国民福利并没有多大提高。
(四)外资企业是出口贸易的主要经济实体
外资企业产品在我国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逐年增加，并且在2004年超过国有企业成为我国出口企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外资企业进入拉动了就业并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但外资企业的跨国性质决定了其进入我国一是为了利用我国低廉的劳动力、能源及环境资源；二是进行全球战略布局，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盈利水平。因此，外贸企业不会轻易地将研发、关键部件生产等环节转移到我国；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利用财务手段将高额利润通过子公司转出我国，造成福利外流，助长了我国劳动密集型特征突出的非均衡外贸结构。
(五)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
一直以来，我国的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从1996～2008年，我国的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香港、韩国、台湾、欧盟和东盟这七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香港的转口贸易比重很大，最终的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和欧盟。
这种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为主、外资企业为主体、低技术含量为特征、发达国家或地区为主要出口对象的市场结构决定了其参与市场竞争的优势主要来源于价格。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度难以提高的条件下，这就促使我国将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发挥到极致，以适应因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而更加激烈的价格竞争市场，这样的后果是不仅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与发达国家易发生贸易摩擦，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价格竞争和发生的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可能会陷入一个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度发展带来的恶性非均衡循环。
(六)重要能源和资源进口依存度较高
加入WTO以来，我国全球“加工车间”的特征更加突出，进口结构发生了突出变化，国内急需的原材料和石油等战略性资源进口大量增加。2008年我国原油进口量达到17888万吨，对外依存度也将超过50％，同时铁矿砂进口数量达到4.44亿吨，价值605.3亿美元，分别比上年(下同)增长15.9％和79.1％；进口平均价格136.5美元／吨，上涨54.6％。能源和矿产资源是一国的经济命脉，进口依存度过高将会增加我国经济风险。而且这类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小，无论国际市场价格发生怎样的变化，进口都将保持一定的增长。我国又是一个需求大国，对原材料的高依存度易引起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也容易因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生产成本上升而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这将进一步恶化贸易条件，降低经济福利，制约经济发展。
(七)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依存度大
从进口产品结构看，大部分进口产品是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档次高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2008年，我国电子技术、计算机与通信技术分别进口161 1.56和796.66亿美元，合计占高新技术进口总量的70.42％。从长远来看，技术密集型产品过度依赖进口会影响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尤其是像精密仪器仪表这类决定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关键性技术和设备，如果长期依赖进口，可能会使我国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受制于人，甚至长期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末端，严重影响我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战略。
四、对当前我国外贸发展战略的思考
(一)现行外贸发展战略已不适应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实行出口导向型外贸战略，为刺激经济增长和拉动就业，从中央到地方都把鼓励出口、吸引外资放在突出位置，并采取了
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如1978～1990年外贸体制转型期。我国出台了“三来一补”和“大进大出、两头在外”进料加工政策，促进了加工贸易快速发展。1999～2000年外贸体制改革深化时期，我国先后提出了“以质取胜”、“市场多元化”、“大经贸”、“科技兴贸”等战略，改革汇率制度，进一步放开外贸经营权，完善出口退税、出口信贷、出口信用保险等鼓励政策。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清理各种法规和部门规章，大幅降低关税水平，推进外贸加速发展。在当时环境下，外贸战略适应了国内外经济环境及生产力发展要求，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为我国技术进步、就业增长、要素积累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助推经济成功起飞。但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长期的出口导向战略带来了资源配置扭曲、福利外流、贸易摩擦、贸易条件恶化等一系列问题，贸易成本不断增加，收益增长缓慢甚至下降，现实要求对贸易战略进行调整。
(二)“出口至上”外贸战略使我国面临“比较优势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上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对外贸易。具体来说，这一优势主要体现在由低劳动力成本带来的价格优势以及粗放型增长所带来的规模优势，也即出口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凭借这种“比较优势”，我国产品以极强的价格优势迅速占领国际市场，制造业也得到快速的发展。但如果长期按照这样的比较优势战略进行国际贸易，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即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和资源型产品为主，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环节，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技术进步、制度创新进展缓慢。前面分析表明，事实上我国对外贸易目前正面临这种困境。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持续提高，国际化分工不断深入，一国对外经济利益的取得主要取决于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如果其要素禀赋较为落后而且使之静态化，那么在国际分工中就处于不利地位，贸易大国就有可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从而损害国家长期发展的可能性。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外贸战略既要立足于现有成熟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同时又要积极培育和壮大新兴支柱产业，使二者协调发展，不可或缺(李计广等，2008)。
(三)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
19世纪中叶，英国是“世界工厂”，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达到20％以上。但随着自由贸易政策的实施，英国经济逐步走向衰退，失去了贸易领先地位。主要原因就是英国完全按照静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造成了对国际市场的过分依赖。当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工业结构难以相应变化，而且由于过分依赖国际市场，面对外来产品的冲击，无法马上实行相应的保护措施，从而丧失优势。后来的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看清了这一点，它们都注意在实行自由贸易的同时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既促进了外贸的发展，又成功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如美国诞生之际正是自由贸易理论和政策盛行之时，按照美国当时的资源禀赋，应当以农业国身份加入国际分工。但美国人更加重视李斯特的理论，对内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工业，对外实行严厉的关税保护，即使当1913年美国已经成为工业出口国和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时，仍采取高额保护关税政策。因此，美国经济是在40％～50％的高额关税的保护下发展起来的。日本经济发展则是一个贸易一技术引进一生产发展一贸易发展的互相促进过程，日本的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通过贸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消化吸引，创建了自己的工业体系。
(四)建立可持续外贸发展战略，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目前，我国离贸易强国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建立可持续外贸发展战略，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外贸和生产是相互促进的，我国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关键时期，而经济全球化又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因此，现阶段我国制定和实施的贸易战略必须是既能促进工业化，又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体现经济和外贸良性发展的要求(任静，1989)。具体体现为：
一要促进技术进步，使我国的产业结构与国际专业化分工格局相适应，并跟上国际产业升级、转移的步伐。这要求我们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引进，并加强自主研发，提高我国装备制造业的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
二要有利于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推动本国的工业化过程。这要求我国对民族工业及新兴支柱产业采取适度保护政策，尤其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要防止外国工业品对本国工业的冲击，顺利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
三要有利于就业稳定。因此，现实的贸易战略还要求我们在继续保持我国中低端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又要有意识的提高和实现向中高端国际分工环节的发展，并打破区域行政垄断，建立健全全国统一市场，促进国内产品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实现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促进区域间的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升级。
六、结论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飞跃式发展，成功实现从贸易小国向贸易大国的转变，并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同时，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使得国内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提升了我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经济地位和话语权，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力量。
[关键词] 资源型城市 产业结构调整 油地共建
随着各种资源的多年开采，储量减少，质量降低，开采难度加大，成本提高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对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产业。实现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很多方向和措施，如产业结构调整、国家政策援助、城市布局变化和招商引资等，本文侧重从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探讨。
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增长对主导产业依赖性强，非国有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因此，产业结构调整是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虽然资源型城市有很多的共同特征和问题，但各地有自身的特点，应当理清发展思路，明确发展方向，选择因地制宜的产业调整途径和方法。
一、主导产业的发展
作为资源型城市，资源开发的成效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决定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城市发展必须遵循资源开发规律。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理论认为，石油资源的开发一般经历三个阶段，即发展期、鼎盛期和衰退期。不同的资源开发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和发展任务各有差异，其发展模式和任务也有所不同。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都必须完成城市的转型，即由单一的资源型城市转变为综合型城市。从经济成长的角度看，无论资源何时枯竭，都不应影响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否则，如果产业结构长期失调，产业成长呆滞，即使资源不枯竭，也不能排除经济增长的衰退和落后，进而经济在资源衰竭之前即失去活力。
然而，在实地调研时我们发现，政府、企业和研究三方并没有对这个问题有足够重视，目光不够长远。因此，要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成功，各方都应重视并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尽早做好准备。
从当前石油探明储量来看，主要的问题并不是总储量减少而是可采储量的减少。因此，就主导产业而言，提高开采技术，降低开采成本是解决发展瓶颈的关键措施。胜利油田目前还没有处于衰退期，并且成长性主导产业还没有成熟，因此，石油产业还不能退出。提高资源开采和产出效率仍不能放松。
二、主导产业转移
产业转型主要有产业链延伸和发展新产业两种模式。根据半岛城市群对东营市的定位，东营市将以石油化工和生物制药为主导。由此看出，两种模式相结合更有利于降低风险和城市多元化发展。
资料来源：东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4年-2006年
从表中看出，将主导产业转移到石油化工既有基础设施基础又有经济基础。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产业链延伸以很好的势头发展着，但仍然有一定的问题。
由于石油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能源、原材料产品，属于国家垄断经营, 创造的财富在国家和本地之间的分配由国家计划调拨决定，大型企业主要是跟国家工业体系连在一起的，而跟地方的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很少有紧密的联系，使当地的资源和财富双重流失，造成“长期对外输血而导致自身贫血”现象，制约了城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突出表现在经济总量与地方财力增长不相匹配。胜利油田同样面临这样的情况，当地化工制造大量依靠进口石油，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影响较大并易形成因过分依赖进口而产生的问题。依赖进口石油风险较大，成本较高，并且对港口要求较高。经过调研，在建的东营港将成为当地化工制造飞跃发展的契机，既提供便利的港口运输又提供广阔的腹地临港建厂。
三、油地共建
实现企地融合，需要企地双方联手培育支柱产业和替代产业，进行资产重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避免重复投资和浪费。推动化工产业的发展必定要胜利油田和市政府的合作。油地共建目前取得了一定成绩，主要表现为道路和城市建筑建设，但两地产业发展上的合作进程并不乐观。除所有权配置的原因外，还表现在资源和资金配置、基础设施建设等。油地共建首先要从上到下进行观念的转变。胜利油田的定位应该既属于国有企业的一部分又属于东营市的一部分，应当为城市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而作为市政府，不应只把胜利油田当作单纯的财源，应当各抒己见，各成利弊，规划良好和谐的城市发展。
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因此既要在理论研究中关注更多，同时不断实践，在实践中形成正确的道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