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5 17:17:2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实体经济的出路，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全球金融风暴给我们提供了契机来讨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分析金融产品创新与政府金融监管的问题。但是，绝没有理由以此次危机为借口，叫停或推延正在取得初步成就的中国金融改革。
此次金融风暴有其深刻原因。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成为公认的原因之一。然而，危机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美国经济内部结构的非均衡。
国内储蓄一直处于低位，长期对外贸易逆差，且这些逆差主要靠印刷美元埋单。中国、日本、石油生产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积累起大量美元储蓄，这些储蓄需要寻找金融资产来投资，又为华尔街金融衍生品的创造，以及美国本土资产价格的泡沫化提供了基础。
如果这些金融产品的创造，是以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土壤，危机出现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然而，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周期已经进入IT长周期波段的末尾，而且美国已将大量制造业转移到国外，近期不可能再有大量科技创新项目需要投资，实体经济的增长举步维艰。
每次金融危机，从直接或表面原因来看，是金融问题。从实质或深层原因来看，是实体经济出了问题。全球金融危机背后，一定是全球实体经济的增长和均衡出了问题。把危机的责任全部推给华尔街是不公正的。
从美国转到中国，这次金融危机，既有美国国内经济增长缓慢和经济结构非均衡的问题，也有中国经济内外经济结构的非均衡和金融改革滞后的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内需不足，出口是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以美元为主体的外汇储备大量积累，势必导致对美国金融资产的旺盛需求。而在国内，中国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本质上就是中国居民的储蓄存款在国内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中国的外汇储备与银行的存贷差基本相等。
只要中国的实体经济相对健康，城市化和工业化还有很大发展空间，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中国应该是大有可为。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那只有一个答案，中国金融体系出了问题，或者说，金融发展严重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当然，出现这种反常现象，也有其他原因。如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土地、能源、环境等结构性制约等。但这些只是表面现象，中国投资机会不足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金融产业的发展滞后。
金融领域中的微观经济主体基本以国有经济为主，产权结构残缺，导致治理结构难以与发达市场经济要求相吻合。同时，中国经济转轨采取双轨制渐进的方式，金融产业长期以来还充当着为低效国有经济“输血”的功能，以维持一定时期双轨经济的均衡。“输血”功能背离了金融市场最为重要的储蓄资源的“配置”功能，结果出现了金融市场的价格扭曲现象，利率市场化推进步履维艰，坏账、呆账不断积累。
直接融资领域如资本市场的发展亦如此，其基本目的也是为了“筹资”，金融资源的错配现象到处可见。
中国金融产业无法有效地为本国居民的巨额储蓄，在国内找到合适并有效的投资项目，原因就是金融领域的发展滞后和长期低效运行。储蓄过度使中国经济实际处于动态无效状态。
中国金融产业没有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同步发展，其结果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金融产业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均衡”就是这样来实现的，实际上这却是全球最大的非均衡现象，金融资产的供应和创新活动，应该是在实体经济最为活跃的地方出现，才是理性的、可持续的。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才刚刚起步，金融产业还处于“婴儿期”，GDP已占到全球GDP总量6％的中国经济，金融衍生产品的量只占全球总量的0.0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国根本不存在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发展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次金融风暴，也可能是中国一次难得的机遇。
危机过后，全球的金融资源还是要寻找出路，中国这一类实体经济运行良好、金融体系又没有遭到危机重创的国家，一定会成为世界金融资源集聚的地方。只要金融资源开始往中国集聚，自然会吸引金融人才在中国集聚。中国也可借危机后的反思，总结教训，建立较为严密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
今年初，兴业银行2012年度业绩快报显示，公司2012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347.08亿元，同比增长36.08%；基本每股收益3.22元。公司2012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增速为40.20%。但与此同时，兴业银行2012年末公司不良贷款率为0.43%，同比上升0.05个百分点。
3月13日，浦发银行2012年报显示，其不良贷款小幅反弹，增加31.13亿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不良贷款率为0.58%，较2011年底上升了0.14个百分点。无独有偶，两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都出现了小幅上升。另外，民生银行、宁波银行等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良贷款率上升。
在“潮水”退去之后，必然会留下大量的不良资产，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按照银监会对贷款的五大分类，关注类贷款是介于正常类贷款和不良贷款中间的一类贷款，如其发生“劣变”，将成为不良贷款，进而冲击银行资产质量。2012年11月，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4788亿元，已经连续4个季度反弹；不良贷款率升至0.95%，比前两个季度高出0.01个百分点。这显示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银行的资产质量也持续承压，也彻底终结了中国银行业在暴利的同时，不良贷款呈现“双降”的局面。经历一番快速发展后，国内商业银行正迎来一场不良贷款持续上升的大考验。“2012年银行不良贷款和企业应收账款开始呈上升态势，并可能在2013年成为较为严重的问题。”渣打银行在一份题为《有分化，有差异，也有增长》的2013年度展望报告（下称《展望报告》）中如是指出。
经济决定金融，经济好金融才能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6625亿元，同比增长3%。但是，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12585亿元，同比下降6.2%。同时，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超过10个行业同比下降，1个行业继续亏损。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下降10.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47.9%，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亏损同比增长4.1倍。经济运行状况与银行贷款的质量有着十分密切的相关性，经济发展的周期波动会直接导致银行贷款质量的波动。目前，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上涨最快的是江浙地区，上涨最多的企业是中小企业，上涨最厉害的行业是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按照不良率排序，不良率较高的行业依次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房地产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不良贷款率是银行在经营贷款中出现的一种正常情况，只要在预期之内就可以接受、可以容忍。但是，不良贷款率的变化一般滞后于经济运行的3～6个月。目前，虽然政府出台的一些保增长措施使钢铁、煤炭、电力、建材和房地产等行业有温和复苏迹象，不过2012年企业的困境必将在2013年的银行不良贷款中反映出来。如果企业在2013年“挣的钱不够补窟窿”，2013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将会继续上涨，并最终突破1%，甚至更高。所以，尽管目前的不良贷款还不会影响银行的经营业绩，但不能对不良贷款熟视无睹。如果疏于信贷风险的管理，或过于谨慎，只要有点风险就不敢贷、不愿贷，那么这样不仅对经济发展不利，对银行自身的发展也没有好处。
实体经济发展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银行资产质量的好坏。银行应积极的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责，这也是解决实体经济下行压力和银行资产质量降低的根本出路。如，在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再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加强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以创造就业，保持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发展。在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公开表示，欧洲要注重发展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不难看出，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已经成为全球各大经济体的普遍共识。发达稳健的实体经济，对提供就业岗位、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很重要。就中国经济而言，之所以能够在金融危机中“风景这边独好”，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于始终坚持了发展实体经济的正确方向。同时，也正是得益于服务实体经济的经营原则，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才得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的“大考”中脱颖而出，迈入世界领先大银行之列。
关键词：金融危机；河北省；实体经济
中图分类号：F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2）01－0069-04
2008年下半年，几乎全球所有的经济体都受到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也不例外。具体来看，本次金融危机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冲击我国实体经济：第一，外贸途径。由于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发达国家的总需求下降，加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相应抬头，导致我国出口额迅速下降，出口企业由于产能过剩不得不被迫转型或倒闭，直接冲击了我国与出口型企业及其相关的实体经济。第二，投资途径。由世界金融危机引发的国外投资减少甚至抽逃，使部分对外资依赖较强的企业遭遇资金压力，加剧了宏观经济的运行风险。第三，汇率途径。受金融危机影响，各主要经济体为减缓本国经济下滑的趋势，竞相采取贬值货币刺激经济运行的货币政策，已经成为大国间经济刺激政策博弈的焦点之一。欧美主要发达国家迫于其国内压力，采取各种手段要求人民币升值，导致人民币被动升值压力加大，总体上，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外向型实体经济、外资依赖比较强的地区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大。因此，首先受到这次金融危机冲击的地区是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如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其后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其负面影响逐渐向全国各地区扩散。
一、金融危机对河北省经济的影响
河北经济对外资和外贸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不仅远低于江、浙、粤等沿海发达地区，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在全球金融危机初期受到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小。但伴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一方面，早期遭受严重冲击的沿海外向型企业加大开拓国内市场的力度，从而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并且会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寻求低廉的要素成本来为其遭受重压的外向型出口产能减压；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后期冲击伴随着市场流动性的变化、要素价格的升高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逐渐传递到河北。这对综合竞争力不强的河北企业来说构成巨大压力。一方面，直接受到了同类型沿海外向型企业的国内市场份额的挤压，另一方面，在同一地区面临沿海外向型企业过剩产能在同质化政策下向中部寻找出路的压力。金融危机对河北省的冲击可以概括为：“近忧较小，远虑堪忧”八个字。具体来看，金融危机对河北经济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
（一）初始阶段
由于河北经济发展对外依赖程度还不够高，金融危机对河北省的直接冲击还不十分明显，间接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出口困难。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总需求下降导致河北省的出口额下降，但由于河北实体经济总体对外依存度较低，所以，在这一阶段出口贸易下滑对河北实体经济总体影响相对较小，实体经济依然表现出总体向上的态势。据石家庄海关统计：2009年进出口总值完成296.1亿美元，比上年下降22.9%，其中出口总值156.9亿美元，下降34.6%，降幅分别比上年收窄0.6和1.4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完成出口28.5亿美元，下降15.4%，降幅比上年收窄6.3个百分点。出口贸易所受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但受到的冲击幅度远小于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实体经济。
2. 由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引资困难。长期以来，河北省的发展始终受到资金瓶颈的制约，而近期全省范围内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得资金短缺更为严重。金融危机的出现，导致国内外流动性骤减，在危机的初期国外投资出现减少甚至抽逃，国内各地区的跨区投资也出现大幅度萎缩，这给河北省的对内对外引资工作带来了困难。2009年前三季度，河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49%，增幅居全国首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8.9%，拉动经济增速5.7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全省经济增速为9.6%）。虽然从数据上来看，河北省的引资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要把这些数据放到河北省各地积极推进“三年大变样”以及承接国内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其引资工作仍不容乐观，各地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仍存在较为严重的资金不足问题。总体上来看，外资以及国内跨区投资不足加剧了河北省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
3. 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总需求不振导致钢铁等原材料价格下滑，大大降低了河北省实体经济中支柱产业的盈利能力。同时，由于国家加大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导致国内粗钢和建筑用钢需求极度萎缩，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以粗钢为主要产品的河北钢铁产业压力颇大。
（二）延伸阶段
伴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纷纷出台各种经济刺激政策，采取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手段，如我国沿海部分有实力的外贸企业在金融危机环境下把发展的重点放到内地，由此也给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带来直接的压力。
1. 由金融危机引发的长三角、珠三角企业大面积倒闭影响了沿海资本向经济增长的第三极――环渤海区域的转移，而且还同河北省竞争国内投资，给河北省吸引国内资金参与省内建设的构想形成一定的障碍，影响河北省的经济发展。
2. 部分有实力的外向型企业，在外部需求日益趋紧的形势下把目光瞄准国内市场，实施战略转型。由于这些企业积累了相对充裕的资金、成熟的生产技术和高水准的管理水平，使得这些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具有相当强的竞争能力，这些企业的转型直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给河北省企业带来了竞争压力。以浙江省为例，2009年，在净出口同比下降22.1%的情况下，浙江经济保持了8.8%的增长速度，这与企业迅速调整了市场结构是分不开的。
（三）复苏前的黑暗阶段（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阶段）
金融危机到底会对世界金融体系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到底会对世界经济体系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世界经济到底会在何时见底，到底会在何时走上复苏之路？这一系列问题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可以预见的是――复苏前的黑暗阶段、碳关税条件下的贸易保护、“两反一保”的调查升级以及竞相的货币贬值就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在危机末期所采取的主要手段。在这一阶段，欧美发达国家把保护的重点放到加强其国内市场竞争的有效性上，以维持其技术优势产业的全球垄断地位。在这一阶段，中国庞大的实体经济的过剩产能所受到的挤压超出人们的预期，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国内各区域经济间的竞争也会因此而加剧。据美国劳工部称，美国的失业率仍维持在10%的高位。同一阶段公布的欧元区失业率也达到10%。以往经济危机的历史表明，欧美失业率居高不下往往会造成其政府纵容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在这一阶段，全球以增加社会责任为借口的各种各样的新贸易保护主义逐渐蔓延，为危机中的全球经济复苏增加不确定性。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出口国，在国际贸易保护行动中“首当其冲”受害在所难免，2009年1―4月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向中国发起“两反一保”调查38起，案件数同比上升26.7%。
从河北省当前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河北经济在延伸阶段和复苏前的“黑暗”阶段受到较大的冲击。事实上，统计数据显示，河北省2009―2010年生产总值增速全年为10%左右，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0%和7%左右。这印证了我们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在初期对河北省经济冲击相对较小的判断。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河北省经济受直接冲击较小的背后既有经济外向性较低的因素，也有国家大力投资基础建设对河北省钢铁等产业拉动较大的因素。如果全球金融危机不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被扼制，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各种新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蔓延，将导致河北省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日益恶化，河北省所固有的诸如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竞争力较差、产品科技含量低等劣势将逐渐显现，河北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将受到不利影响。
二、河北省应采取的对策
应该看到，当前国家所采取的维持经济发展的各种措施都是围绕在短期内维持经济以相对较高的速度发展而制定的，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很多短期政策。这些短期政策措施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河北省在经济发展上已经落后了其他沿海地区，但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调整、缩小差距的机遇，我们必须在国家刺激经济计划的大框架下，结合河北省的具体情况，制定出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经济发展计划，从而使河北经济在下一个经济扩张期内实现可持续发展。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河北省应该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在初期对河北实体经济直接冲击较小的宝贵时机，把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同河北省的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提升企业竞争力结合起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努力扩大内需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为渡过金融危机冲击的后期阶段以及实现实体经济的平稳、可持续增长提供保障。具体来看，河北省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一）发掘新的投资来源
目前来看，河北省能够发掘的新投资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把吸引外资的重心从美、欧、日等地区向外扩展，把单纯吸引发展资金向吸引先进技术转移。比如，可以考虑到资金充裕的中东、拉美等产油国进行定向招商，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发展河北省的石油化工产业，充分利用河北要素价格较低的有利条件，吸引产油国的资金和原油资源到河北省发展石油重化工业；到具有技术优势的欧美发达国家，吸引拥有先进、专有加工技术的中小企业与河北省的低价格要素结合，打造定向产业园区，提高河北省传统行业的技术升级。第二，扩大对内开放力度，吸引沿海地区受金融危机影响从实体经济退出的大型产业资本到河北省投资，充分展示低要素价格对大型产业资本的影响力。
（二）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产业升级
河北省的产业结构已经到了亟待升级的地步。在其主要支柱产业中，钢铁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2008年我国粗钢产能为6.6亿吨，需求仅5亿吨左右，约四分之一的钢铁及制成品依赖国际市场。2009年粗钢产能超过了7亿吨，产能过剩矛盾将进一步加剧。煤化工、水泥、平板玻璃、风电设备、多晶硅等重点发展的产业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过剩。具体来看，实现产业升级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第一，坚决淘汰、转移落后产能；第二，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提升现有产业；第三，发展一批有增长潜力的新兴产业。虽然由金融危机带来的失业等社会问题会给河北省淘汰落后生产力、实现产业升级带来极大的压力，必须克服当前困难，充分抓住欧美很多大企业由于金融危机不得不放松对我国高科技产品及新技术的出口限制这一有利时机，结合河北省产业发展规划，有针对性地融合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为产业升级、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三）增强省内企业的竞争力，积极抢占经济复苏后的国际市场
河北省这次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小，但这并不意味着河北省企业的竞争力强。金融危机终将过去，国际市场的需求也一定会恢复。由于很多外向型企业元气大伤，对外向性不强的河北省企业而言，这将是一次难得的重新洗牌的机会，如果我们的企业能够未雨绸缪、早做准备，我们就会成为危机过后最早获益的地区。对河北省而言，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途径主要有两条：第一，谋划未来河北省对外贸易的发展要适应人民币货币环境变化所释放出的引导信号，就是要想办法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附加值，降低单位出口产品中的资源、能源与廉价劳动力的占比，减少出口品对廉价生产要素的过度依赖，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为此，我们要充分利用财政手段鼓励河北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产业技术增加值，引导、鼓励、企业主动增加河北省新兴产业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的进口，使用全球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调整与发展，实现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第二，从贸易方式上看，由于服务贸易对环境与资源的消耗极低，而且贸易条件较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要优越，尤其是高端服务贸易出口环境相对宽松，应该成为河北省对外贸易增长的新动力。
（课题组成员：孙东升、董葆茗、孟萍莉、樊亚宾；
执笔人：孙东升、樊亚宾、孟萍莉）
参考文献：
［1］刘重.国际金融危机对京津冀地区实体经济的影响与发展趋势分析［EB/OL］.省略/news/txt//content_17758897.htm，2009-05-11.
［2］张志英，邵惠芳.金融危机对河北省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09，（30）:102-103.
［3］张艳.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启示［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09，（2）:30-31.
袁晓民的“小麻烦”
“桃源实业总公司的前身是街道办的生产服务合作联社，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进入合作联社工作，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对于现在桃源实业总公司的发展也是我应该关心的”。袁晓民(化名)神情激动地对《小康》记者说。
袁晓民是上海市闸北区芷江西路街道的普通居民，上海桃源实业总公司员工。
1979年，全国涌起“知青返城”的热潮，作为知青的袁晓民也于这年回到了上海，随后被分到闸北区一个集体企业工作。1982年，芷江西路街道办的生产服务合作联社因缺乏人手，袁晓民被调到该联社工作，是该联社最早的参与者之一。
进入该联社以后，袁晓民自己创办了一个合作社，该合作社头几年发展得不错。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经济体制的变革，上海市的民间经济逐渐繁荣起来，竞争日益激烈，合作社规模小、技术竞争力逐渐萎缩，最终破产消失。
与此同时，该合作社所依赖的街道生产服务合作联社也发生了变化，在1989年前后转化为上海桃源实业总公司。
此时的袁晓民只能依靠街道提供的一间商业门面房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然而，进入21世纪初，因上海城市整体规划的需要，他的商业门面房遭遇拆迁。这个时候，袁想到了街道生产服务合作联社，也就是现在的桃源实业总公司来帮忙解决问题．
“我们待他不薄，商业门面房拆迁以后，桃源实业总公司另外安排了两个商业门面房给他，让他收取租金。”芷江西路街道办主管经济的徐主任介绍说。
但袁晓民的问题却并不只在这儿。
小麻烦牵出大问题
在与公司多次交往中，袁晓民从自己的小麻烦中发现了大问题。
到目前为止，袁晓民已把问题的重心从自身转移到了公司本身，认为公司应该实行单纯的公司制管理，街道办人员不应该参与其中，并就这个问题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
提起袁晓民，芷江西路街道办负责宣传的张科长一脸苦相，他表示自己已经多次找袁晓民谈话，就他反映的问题进行商讨，但双方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对于桃源实业总公司的转化，主管经济街道办张主任做出如下解释：20世纪80年代，当时大批知青返回上海，为了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政府倡导建立生产服务合作联社，引导和帮助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芷江西路街道的生产服务合作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总共吸纳了社员700多名，大力帮助社员就业，并且由市里统一在保险公司为员工办了劳动保险。
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繁荣，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政府设立了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要求工人的各种保障金都要转入其中。然而要在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交纳保险金，就必须具有独立的公司实体，而生产服务合作联社只是一个机构，不具备公司实体性质。为此，原先的街道生产服务合作联社成了桃源实业总公司。
“很大程度上，桃源实业总公司依然是合作联社的延续，主要担负着社会责任，承担着原来社员的低保、医保等问题。”芷江西路街道办的张主任告诉记者。
《小康》了解到，上海在1980年代成立的生产服务合作联社，现在基本上都转变成了公司。然而，这些公司并不直接进行实体经营，也没有主营业务，基本上还是实行合作联社时的管理机制，由对口的街道经济管理科实行管理，依然承担着合作联社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职能，对社员的就业问题进行帮助，但不再发展新的社员。公司的主要收入则来自挂靠在总公司下面的其他公司，也就是最早合作联社下属的合作社；还有部分收入来自分布在本街道范围内属于总公司的商业网点。这些公司基本上都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因此收入分配基本由街道实施。
“我们街道每年需要承担很多的责任，比如维护街道稳定，保证低收入家庭生活正常，对医保人员进行救助等等，这些社会工作都需要资金，然而区里给予的财政支持远远低于我们的支出。为此，公司所获的资金基本都贴补到这块支出中去，这也是无奈之举。”芷江西路街道宣传科的张科长说。
但他表示这只是社会转型期间的特别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最终这个特殊时期的产物将会消失，街道办将不再插手任何经济经营管理，而将承担更多的监督和服务职能。
改革才有出路
对于两者之间街道办是否应当管理由生产服务合作联社转化为公司的争执，上海市集体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姚康镛认为焦点主要是对集体经济近年的发展变化认识存在偏差。上海市集体经济在转变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新的发展形式，判断企业是否属于集体性质，主要看公司是否存在劳动者联合和资本联合。
资料显示，中国的城镇集体经济在经历了“一五”、“”、改革开放初期1990年代深化发展之后，开始遭遇严峻形势。
据了解，街道的合作联社在社会改革中，逐渐转化为四种形式：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或者机关。改革过程中，一些行政部门为了自身利益，把集体企业看作是“自留地”，“小金库”，平调集体企业的资产，使集体资产所有权失去保障。而且由于社会对城镇集体经济发展关注度不够，致使不少集体资产存在流失，或者产生了结构性腐败。以上海为例，集体企业中职工人数逐年下降，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也呈下降趋势，亏损企业普遍存在。
当前我市经济发展总体呈现降中趋稳的态势，积极因素在不断积累，但困难和风险仍不可低估。对此，我们既不能过于乐观，也不能过于悲观，既要保持清醒头脑，更要坚定发展信心，落实“稳中求进、进中求好”总基调不动摇，敢于担当、敢于担责，尽最大努力实现全年发展预期目标。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外部环境一有风吹草动宁波经济就受影响，根子在哪里？
就中国经济来讲，现在已深度融入全球市场，一旦国际经济波动就不可能独善其身。宁波作为我国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外向度比较高，更容易受外部环境、外部市场的影响，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宁波作为资源小市，今后资源要素肯定会越来越紧张，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要深入思考，同样是外向度高的深圳、广州等城市，他们同样面临要素趋紧的难题，为什么抗外部风险的能力强。对此，我们要深层次分析国际经济“一打喷嚏”、宁波经济就得“重感冒”的根源所在。
一要在经济素质层面找原因。一个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主要取决于其经济运行的均衡性。这个均衡性，既包括内外需求的均衡、三次产业的均衡，也包括产品结构的均衡、城乡发展的均衡。现在宁波经济最突出的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不均衡。从产业层次看，低端产业低端产品比重过大。去年宁波的经济外向度为106%，工业产品内销比例为77%。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口岸城市，应该说，这样的内外需求结构还是比较合理的。影响外贸出口最关键的因素，还是我们卖的是什么样的产品。产品没有竞争力，大单变小单，长单变短单，小单变无单。要扩大宁波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关键是要突破产业“低端陷阱”，加快企业基础装备创新、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形成新的产品优势。从产业结构来看，服务业比重还不够大。工业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最为敏感，服务经济的波动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大。提高宁波经济稳定性，很重要的一条是，在优化提升临港大工业发展水平的同时，引进培育一批高端服务业项目，打造一批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提高“经济容积率”。
二要在企业素质层面找原因。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如何，直接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宁波经济形态以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为主体，常常被形容为“小舢板经济”。中小企业“船小好调头”是个优势，但小船一遇到大风大浪就有倾覆的危险。增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必须培育一批“压舱石”的重量级企业。从目前宁波的企业规模看，产值超千亿元的企业只有1家，超百亿元的只有18家，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宁波也只有18家。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制度创新不够，存在一些“小富即安”的心态和“路径锁定”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企业面临“低水平富裕”陷阱，区域商务成本大幅提高，社会财富没有更好的投资出路，导致一部分企业外迁。要全面实施企业素质提升工程，加大企业制度创新的力度，加大“天使”投资的扶持力度，加大推动企业上市的力度，使更多的企业突破“成长天花板”、“五千万元现象”，打造一批百亿企业、百年企业、百强企业。
三要在干部作风素质层面找原因。面对同样的环境和政策，为什么有的地方可以保持好的发展势头？面对同样的难题和矛盾，为什么有的地方可以得到有效解决？这有发展基础的问题，有产业结构的问题，也有主观努力的问题。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难题和矛盾始终是存在的。面对困难，最可怕的是遇难不破难。要结合“三思三创”活动，按照“争双先、破三难、创四优”的要求，找一找有没有干事激情不足的问题，有没有遇到难题和矛盾不敢担责的问题，有没有死死抱着部门利益不放的问题，有没有企业扶持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总之，要多从主观层面找原因，主动破解一批发展中的难题，主动破除一些不合时宜的体制障碍，以主动之为争创转型发展之先。
第二个问题，宁波应对和战胜当前困难挑战，底气在哪里？
面对困难和挑战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丧失信心、随波逐流，一种是坚定信心、逆流而进。与4年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相比，这一轮的经济形势可能更复杂，探底的时间可能会更长。越是困难，越要冷静分析、坚定信心，越要保持破难干事的激情。最近一段时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预调微调措施，包括降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结构性减税、扶持小微企业发展、鼓励民间投资准入、刺激节能产品消费、启动一批重点项目，等等。我们要抓住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增强加快发展的信心，增添战胜困难的底气，全力推动经济尽快回到正常增长的轨道。那么，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底气来自哪里？
一是来自实体经济的支撑发展。宁波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成分少，实体经济实力雄厚，特别是“两个55%”支撑了宁波的发展。第一个“55%”是工业经济比重保持在55%左右，工业主导地位突出；第二个“55%”是生产业占服务业的比重接近55%，去年达到54.8%。就当前全市经济发展来讲，尽管面临很多困难，但实体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比如工业经济，这是宁波实体经济最重要的支撑。在各级各有关部门的努力下，工业生产出现回稳的迹象。再比如民营企业，这是宁波实体经济最重要的基石。现在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诸多困难，但坚守主业不放，投资实体经济的愿望比较强烈。只要实体经济不垮，民营企业信心不垮，就一定能够战胜当前困难和挑战。
二是来自大项目大平台的投放效应。从大项目建设来讲，今年计划总投资亿元以上项目有832个，整车进口申报工作进展顺利，轨道交通1号线二期、机场三期有望获批，镇海动力中心项目已获省里核准。特别是像大众汽车、大榭石化、万华三期这些超百亿元的大项目，不仅是当前扩投资、稳增长的有力抓手，更是调结构、促转型的有力抓手。从大平台建设来讲，宁波拥有全省最多的省级产业集聚区和省级以上开发区，宁波杭州湾新区、梅山保税港区、大榭开发区、国家高新区、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一些大平台，在产业发展、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上开始释放效应。
三是来自海洋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海洋经济是宁波今后发展最大的空间、最大的潜力，也是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去年2月浙江海洋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宁波市委、市政府围绕加快海洋经济发展核心示范区建设作了一系列谋划和部署，包括制定了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挂牌成立了宁波大宗商品交易所，筹建了总规模达100亿元的海洋产业基金，与国家海洋局和上海同济大学分别签订了合作共建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汽车学院的协议。各地坚持保护与利用开发相结合，启动了一批海洋重大产业功能区块，如北仑滨海新城、鄞州滨海创业区、奉化滨海新区、宁海三门湾新区、象山大目湾新城等。应该说，海洋经济发展的潜力非常大，是今后实现宁波经济转型跨越的重大引擎。
讯：2011年初，当团购巨擘Groupon正为姗姗来迟的登陆而在中国大肆招兵买马之时，本土团购的集结地——深圳首次出现了团购网站净萎缩现象，尽管在过去的一年里，该地倒闭的团购企业已近千家。事实上，2011年席卷中国的新一轮中小企业倒闭潮正是从团购，这“最弱一环”开始。就在这个初秋，冬天的气氛伴着渐凉的温度正日益明晰地弥漫在团购领域。
“早在今年4月团购仍然火爆之时，我就指出，团购领域的过度发达已经超出了中国上网人数的容纳潜力。这就注定了大量团购企业要关停并转，按照我们对市场主体行为进行描述的经验模型计算，5年内中国单纯的团购网站很可能只剩3至5家。经济的冬天很寒冷，团购的冬天更残酷。”聚海科技首席网络经济分析师罗家庆说道。
民资出路过窄：团购旋生旋灭之因
在罗家庆看来，近三年里中国团购“暴涨骤跌”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民间资本出路过窄。“长期以来，在中国特有的制度、社会环境下，民间资本一直在信贷、融资方面不占优势，只能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接纳全球产业大转移浪潮，靠体外循环带动体内造血。”罗家庆分析道。
然而，随着近年来人力、资源、环境成本节节攀升，加之金融海啸带来的外部需求下降，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间资本为寻出路，四处出击便成了题中应有之意。于是，便有了席卷各地喧嚣一时的小额贷款中介、形形类似传销的“资本运作”以及五花八门的大宗商品炒作风潮。
而团购作为“成本低、门槛低、产品价格低”的三低新产业，亦很快受到了民资中实力薄弱者的青睐。这也是团购从业者普遍年龄低、经验少、根基浅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在团购祖师爷Groupon都遭遇财务困境的今天，许多中国同行却还能坚持，已经说明了团购的兴起已锻炼了很大一批网络营销人才，使他们在宏观环境和微观运营都困难重重的当下能够挺住。”
网营人才出路：销售型网站建设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在全球经济再陷低迷，团购业界走向洗牌的今天，大量拥有营销经验乃至上下游资源的年轻人才将奔赴其他行业。其中最适宜的去向，当属销售型网站建设，这个既老又新的领域。
实际上，在团购这种让利推广模式崛起之初，许多企业便进行了有益的模仿，例如著名网营服务商广州聚海科技早在2009年便为某酒业公司策划了“以整站优化为基础，以新闻宣传为牵引，以团购为主导”的销售型网站建设方案，从而有效地维护了该公司的既有客户，并为其高效地开拓了新晋市场。
“在营销战场从实体向网络进行战略大转移的未来十年里，团购定将成为所有营销型网站开拓市场、维护客户的重要筹码。因此，既了解团购事业，又懂网站建设的复合型人才将成为企业营销竞争的制胜关键。从这个意义上看，团购除了为网营贡献了新的推广方法外，更是为即将到来的网商时代培养和储备了大批急需的得力干将。”罗家庆如是说。(来源：品牌中国网 文：李国林)
在不久前结束的2013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总理向世界宣布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已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在这个过程中，实体经济转型的“第二季”是什么？总理说得很清楚——中国经济，特别是经济要想取得新的繁荣，出路只有一个——创新！
无独有偶，最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业与增长理论全球权威学者埃德蒙·费尔普斯的新著《大繁荣》，其副题就是：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
对于这本书和中国面临的问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认为：经过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创新是源于少数人的、精英的、从上而下的推动，还是一个基于大众的、草根的、自下而上的进程？我们更容易相信是前者，而这本书呈现的历史却是后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巴曙松先生表示，《大繁荣》虽然着眼于当前的经济走势，但是关注的依然是人，作者认为保持经济的活力必须要有大量深入到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一个民族的繁荣取决于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这是他对于美国经济如何走向复苏的回答，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如何升级转型同样有参考借鉴价值。
新的“大繁荣”，需要实体经济发生深刻的转型。恰在此时，长虹终于有消息了。
这个当年与联想、海尔比肩，也是最耀眼的中国企业之一，在沉寂了若干年之后，近日有了重大——与绵阳市政府、IBM等一起打造“智慧绵阳”，通过“智慧城市”实现长虹集团从终端向“终端+数据”转型，从装备制造向以制造业为基础的服务业转型。
因为还处于转型的设计阶段，我们无法预见至少需要三五年之后才能显现成果的这次转型是成是败。但可以肯定，一个企业能够在闭关之后再次出发，并借助“大数据”“智慧的城市”等最先进的技术和理念来完成转型，本身就是一次可贵的创新。
经济繁荣势必依托管理的繁荣，而管理的繁荣与创新也必须依托组织的创新和转型，但归根结底还是人的创新。本期除了《大繁荣》，“智囊读书汇”价值榜还推荐了《逆向创新》《融合时代》等书，都是在讲这个时代的趋势，以及怎么根据自己的“现状”突破创新。那么就让我们“大时代的繁荣”从“小时代的创新”开始吧。
2010年，希腊发生债务危机。随之进一步发酵和蔓延，出现了由边缘向中心、由小国向大国扩散的趋势，意大利和西班牙也上演着与希腊同样的故事。
意大利是欧共体的第4大经济体，却是第一大债务国，现有公共债务1.9万亿欧元，比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4国债务总和还要大，债务率高达120％，而且几乎只能通过发行国债来融资。西班牙是欧洲第4大经济体，它的欧元债务总额6370亿元，超过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3国GDP之和。
欧债危机的性质是财政危机，并正在向金融危机蔓延。据IMF的统计，欧债危机已使欧盟各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缩水2000亿欧元。德国银行是希腊海外的第一债权人，意大利是希腊海外第二债权人，前10大银行存在1270亿欧元的缺口。摩根大通的报告显示，法国3大银行因大量持有意大利债券，资金缺口达1730亿欧元。因此，一旦希腊发生债务违约，不仅意味着本国债务负担的进一步加大，而且银行系统就会崩溃，物价飞涨，进而对欧洲银行系统产生影响，必将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说欧元区救助希腊尚且可以做到，那么，一旦意大利和西班牙也走上求助之路，欧元区现有的救助机制将难以应对。事实上，欧债危机已经烧到了银行业，德克夏成为欧债危机中倒下的第一家银行。麻烦还在于这个事情可能波及到美国。
我觉得问题还不仅在于债务危机本身，而在于各方面意见不一致。比如说，欧盟主席巴罗佐提出发行欧洲债券，德国总理默克尔并不认可；德法首脑提议建立欧洲经济政府机构也受到了冷遇。其关键是内部矛盾难以调和，内部主要存在着3个矛盾，一是欧洲央行与德国央行有矛盾，德国央行不同意欧洲央行的债券收购计划，认为这样做违背稳定币值的基本原则，影响了央行的独立性，因为现在欧洲央行出钱购买这些危机国家的债券。二是核心国家与非核心国家存在着矛盾，因为现有解决办法实际上是核心国家用本国纳税人的钱去救助危机国家。三是政府政客与选民的矛盾，德国选民对救助持排斥的态度，危机国家的民众反对紧缩政策。这些矛盾都是现实存在，反对的意见确实有合理成份，问题在于怎么妥协和怎么化解。
我觉得发行欧元债券还有一系列的准备，短期内难以实现。短期内的任务是缓解危机，赢得调整的时间。所以目前存在着两种思路的争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一种是欧洲央行通过债券购买计划和流动性管理来缓解债务，过去几个月已经购买了近550亿欧元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国债，目前持有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债券的总额是1450亿欧元。第二种是让欧洲的救助基金(EFSF)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向受援国提供紧急贷款，而且购买债务，进而向欧元区永久救助机制欧盟稳定机制(ESM)过渡。其实，两者可以适当分工而又配合，欧洲央行可以解决银行业的流动性为主，基金(EFSF)可以购买债务为重。
从长期来看，欧元危机不在救助，而在改革，对金融体系的救助应该与一些国家的经济重组同时进行。正如欧元之父蒙代尔所说，解决欧债危机有3条出路：首先是财力充裕的国家对资金紧缺的国家施以援手，以免其破产；其次是受援国将福利项目调整到与其财力匹配的水平，实现预算平衡，以赢得其他成员国的支持，那就要削减福利项目；第三个办法是欧洲建立统一的财政机构，以弥补欧元区管理结构上的裂缝。
有人认为，李稻葵是这个看法，说欧债危机3年可以解决，我觉得这个可能过于乐观。2008年从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3年，经济复苏还看不到头。既然根本出路不在援助而在于改革，就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如果实体经济出了问题，可能谁也救不了，而现在的西班牙、希腊是实体经济的问题。
西方债务危机来源于有统一的货币没有统一的财政。而中国地方债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关注，主要也是来源于财政问题。省、市、区作为一级独立财政主体，一直没有独立的发债权。而要中央代地方发债。没有独立发债权就不能自求财政平衡。虽然名义上地方不能发债，但所有的地方都在举债。一万多家地方融资平台就是地方政府的发债融资机构。1994年分税制实施以后，财权上收，事权下放，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虽然预算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以及中央的转移支付增长很快，均无法满足地方发展经济和创造政绩的需要。所以现实是，各个地方政府的钱很多，但没有一个政府不缺钱。从2008年起，开始实行中央地方发债，当年发债2000亿元，地方债务迅速膨胀。2011年10月20日，财政部宣布，上海、浙江、广东、深圳4个地方进行自行发债试点，从中央代地方发债到地方自行发债是财政改革的一个突破和进步。但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是无法抑制的，地方发债机制中最大的问题是偿还资金的保证问题，包括担保和抵押。不少地方债务的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过大，中国潜藏着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解决的唯一办法是建立真正的公共财政。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把握三个特征
以创新人才为依托。在“人口红利”逐步衰减、新生劳动者对劳动报酬要求更高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劳动力成本刚性上升是实体经济发展将长期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收入倍增目标必须通过高质量的就业来实现。实体经济如果继续依靠低劳动力成本模式发展，就难以生存下去。实践证明，传统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变，主要标志就在于以人力资本为主的新型资源的重要性明显上升。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实践表明，投资于劳动力能够激发更多的发明创造，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以创新驱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培养和拥有高素质人才。人才高度决定产业高度，没有高素质的人才，就不可能发展高端产业。
以创新产业为支撑。我国走过了跟随式工业化道路，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我国的工业化在相对技术成熟、产业成熟、市场成熟的领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了快速发展。当今世界正在孕育新的产业革命，其核心是网络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技术融合推进产业突破。欧美国家近年来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不是简单地提高制造业比重，而主要是借助信息技术重整工业产业链，打造新的高端制造业。新的产业革命是一次系统性变革，必将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工作方式，必将改变工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同时孕育着巨大商机。实体经济发展必须跟上新的产业革命步伐，从主要依靠量的扩张向主要依靠质的提升转变，无论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要以创新为核心，向各个产业高地攀登。没有创新支撑、缺乏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的产业，最终只能被固化和锁定在低端环节。
以创新型企业为主体。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重工业发展阶段，由于资金、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更多地被政府控制，企业的主体地位往往被大大削弱。在创新型经济下，企业主体的动力和活力尤其重要。那些掌握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拥有良好创新管理和文化、技术水平居于领先地位、在市场竞争中具有优势和持续发展能力的创新型企业，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体。创新型企业尤其是创新型领军企业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美国的苹果、波音、微软、英特尔，日本的丰田、索尼、松下，德国的大众、西门子，韩国的三星、现代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本国乃至全球的技术创新。
实现三个突破
实现产业发展与人力资本提升的突破。实现党的十提出的收入倍增目标，必须解决劳动者报酬增长与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问题，这对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增加居民收入，既要强调再分配公平，更要在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和公平。只有加快产业升级，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才能实质性提高劳动者收入。不能以牺牲劳动者报酬为代价来实现产业发展，而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把发展产业与扩大就业、富裕人民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带动就业结构、分配结构调整，促进收入倍增；通过就业结构、分配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加快升级，使产业发展与人力资本提升相互促进、相互融合。
实现产业升级与可持续发展的突破。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工业化已进入一个较高阶段，但实体经济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生产成本刚性上升、新兴产业缺少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发展仍以技术跟随为主、高端产业处于低端环节等突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减少对资源、环境的依赖，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结构调整的突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导致国际市场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剧我国产能过剩矛盾和经济结构问题。必须加快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就要求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变政府主导发展带来的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光伏等一些新兴产业发展的实践表明，地方政府主导下的盲目发展，没有核心技术支撑，仅靠规模扩张，是不可持续的。必须真正落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驱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抓好三个转变
从抓物质要素投入为主向抓人力资本提升为主转变。过去发展产业，政府的着力点主要在招商引资、项目投入，工作重心在于帮助企业协调资金、土地以及做好“三通一平”等物质要素方面。强化创新驱动，发展实体经济，必须把抓人力资本提升作为重中之重，舍得在人才培养上花精力、花财力。以战略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为重点，加快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市场开拓精神和持续创新能力的领军型战略企业家。面向产业发展需求，建立政府扶持、社会力量主导的职工技能培训体系。推行股权、期权激励，突破阻碍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制度瓶颈，推进高校院所科研体制改革，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
论文摘要：文章针对前元庄实验学校当前办学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运用陶行知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思想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应解决对策。
论文关键词：前元庄实验学校；陶行知；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山西省柳林县前元庄实验学校自觉实践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大力推进村校结合、三教一体、教科劳兼顾的教育实验，办学成果显著，其倡导的农村教育新模式迅速在我国教育界传播开来，被誉为“学陶师陶”的典范，前元庄也因此成为我国农村教育实验改革成功的典型。
但近年来，前元庄的教育实验和改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办学陷入了难以为继的绝境。本文试图结合陶行知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思想，分析其办学现状，探讨其办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提出相应解决对策。
一、前元庄实验学校的办学现状
（一）青壮年劳力的大量流失，使得成人教育难以为继
从前元庄通向县城的公路已经修好，前元庄的大量青壮年劳力就通过这条公路外出打工。随着金融危机前能源价格的飙升，以煤、焦、铁为工业支柱的柳林县成为全国县域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百县（市）之一。一夜暴富的神话、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和相距十几里地的县城充满诱惑的世界，吸引着年轻人不顾一切、不计成本、前赴后继地离开村子，奔向县城。随着成人教育资源的减少，实验学校的成人教育面临着无人可教的尴尬境地。
（二）技能培训含金量不高，很难吸引农民参与
由于近年来教师的继续教育没有跟上，教师没有提高的机会，使得其上课的水平和质量大打折扣，科技含量不高，技能培训的内容对农民创业致富的作用不大，已经很难吸引农民的参与。前元庄实验学校一般仅仅在开学前象征性地开上几节培训课，此后就很难再张罗起热闹的报告会。农民种地缺乏安全感，大多认为不如在煤矿打工一个月将近2000元的收入更让他们踏实。
（三）学制恢复了以前应试教育的模式
4年制的初中已于2004年9月初中入学时宣告结束。由于家长不希望孩子在初中多浪费一年时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挤上高考独木桥以改变命运，实验学校的4年制初中又恢复为3年制初中，学校又以升学为主要培养目标，职业教育向基础教育渗透的时间被应试升学所挤压，三教合一成为以升学应试为主要目标的普通教育。
二、前元庄实验学校办学中存在问题分析
（一）缺乏主导产业
前元庄是个纯农村，缺乏自己的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其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很难持续长久开展下去。前几年，前元庄种过葡萄、核桃、红枣，甚至想过退耕还林，但是一直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农村教育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而当地的产业发展决定了其教育的走向。主导产业发展了，必然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也就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缺乏合适的主导产业，就无法带动前元庄经济的发展，前元庄实验学校的改革和发展也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
（二）缺乏合格的师资
前元庄青壮年大多没有经过职业技能的专业培训就外出打工的现实说明，当前农村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无法为有需要的农民提供合适的职业教育和培训。问题的关键在于前元庄缺乏合格的、能为人们提供高质量和高水平专业技能培训的师资力量。
前几年前元庄实验学校职业技能培训科技含量不高，实验学校的教师很容易学会，也很容易的教给农民。而一旦职业技能培训的初级阶段结束，农民就需要更高级、科技含量更高、能使他们快速致富的职业技能培训。而实验学校目前恰恰缺乏这种专业师资，因而也就无法教给农民最迫切需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内容。
（三）办学机制不灵活，办学模式封闭
农村教育的困境，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打破的，它的改革和发展，需要自身内在的迫切要求，也需借助外界强有力的力量的推动。从目前前元庄实验学校办学的实践来看，其与有关高校、科研院所、经济实体，以及当地政府的联系沟通不多，呈现出一种自成单元、自成一体的封闭式办学模式，对外界，尤其是市场经济的信息反馈渠道不通畅，与市场对接程度不高，办学缺乏针对性和开放性，呈现相对的盲目性和封闭性。
三、陶行知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思想对当前农村教育实验改革的启示
前元庄实验学校的教育改革实验暂时遇挫，是因为其在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过程中遇到了发展瓶颈。要突破这种发展瓶颈，只有结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深入学习和努力实践陶行知有关农村教育的思想。
（一）中国的农村教育，应该“在农业上扎根，在工商业上出头”
陶行知认为，中国虽然是个农业国，但处在一个西方文明迅速传入与发展的时代，与外部世界沟通与联系日益增多，中国的农村必然受到影响。影响的结果是什么呢？陶行知说：“现代的中华民族是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也就是说，现代工业文明是中华民族，当然也包括农村的农民发展的惟一出路。陶行知说：“我们要想中国活起来，就得要在农业上扎根，在工商业上出头。”在《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一文中，陶行知指出，教育教人创造工业文明，创造合理的机器文明，引导中国这个农业国在合理的工业上出头，最终由农业国成为工业国，农民成为工人。他指出，中国乡村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教农民认识并创造工业文明，在合理的工业上出头，执工商业之手耳，做机器的主人，做新文明的创造者，使农业成为工业化的农业，农民成为农业工业化的主人。他强调说，这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出路，也是农村教育的最终目的。 转贴于
联系前元庄实验学校目前遇到的困境，改变现状的关键是怎样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也就是陶行知所说的在农业上扎根，在工商业上出头。当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培植自己的主导产业，带动和发展农村经济，使教育围绕产业的发展也能发展起来。农村教育的发展，要有经济的支撑。只有经济发展了，三教结合和农科教统筹才有坚实的基础和鲜活的内容。要寻找和发展自己的主导产业，就必须实行开放式办学。要改变目前前元庄实验学校封闭的、自成一体的办学模式，实行上挂横联下辐射的办学方式。要主动出击，向上挂靠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当前应该请专业人员给他们把脉，找寻到解决办法，尽快摆脱眼前的困境；在横向方面，要与有关经济实体，尤其是当地的企事业单位建立广泛的联系；在向下辐射方面，要依靠走出去、请进来的培训，首先培养一批懂技术、会经营、创业致富成功的农户，然后通过以点带面，把整村的经济发展起来。
（二）重视师资培养，实现职业教育生利功能
陶行知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中说：“职业以生利为作用，故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所谓生利，就是创造物质财富和增加社会价值。陶行知认为，凡生利之人都是职业界中人，凡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是职业教育。在这个理论前提下，陶行知提出理想的职业教育师资的三条标准，即生利的经验、生利的学识和生利的教授法。所谓生利的经验，是指直接教授职业的师资必须是能生利之人。陶行知认为，没有生利经验，即使在职业学校教书，也不能算作职业教师。所谓生利的学识，是指来源于生利的经验而又高于生利经验的科学知识。陶行知认为，职业教育师资只有把经验与学识结合起来，才有能力对所产事物进行改良。所谓生利教授法，是指职业教育师资在熟悉学生心理、教材性质的前提下采用不同职业特点的教学方法。陶行知认为，理想的职业教育师资三条标准中，生利经验为最根本的一条。因为即使不具备学识和教授法，只要有生利经验，学生仍然可以模仿教师的经验进行生产，而只要能进行生产，就符合了职业教育的目的。如果没有经验，即使学识高深，教授法也很难适当，就达不到教学生生利之目的，也就失去了职业教育的本旨。所以生利经验是判定职业教育师资是否合格的最重要的标准。陶行知重视乡村教师的培养。他说：“地方教育及乡村改造的成败，是靠着人才为转移。所以培养乡村师资是地方教育的先决问题，也是改造乡村的先决问题。我们想要达到运用教育改造乡村的目的，必须出代价去培养教师，去培养教师的教师。这是地方教育根本之谋，也是改造乡村根本之谋。”
而前元庄实验学校恰恰在师资的配备上有着先天的不足，忽略了职业教育教师需要有生利经验这一点。当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较高专业技能和丰富实践创业经验的教师时，实验学校却无法满足农民创业致富的根本要求。因为其师资本身没有生利之经验，因而也就无法向农民传授创业致富的基本技能，其技能培训内容缺乏创新和科技含量，因而也就无法吸引农民的积极参与。
为此，要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要通过送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加大师资队伍建设的力度。要将有培养前途、专业思想稳固的年轻人送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学成回村担任专业课师资；同时要请外地专家学者担任兼职教师，定期来村讲授专业知识，传授专业技能。
（三）职业教育课程应是兼业的、充分生利的课程
温州乱象的由来
自2011年3月起，在民营经济与民间金融发达的“借贷之城”温州，高利贷引发了近百民企老板集体失踪，揭开了温州老板的“跑路”（外逃）风潮，包括江南皮革、三旗集团、港尚记、波特曼，以及温州最大的眼镜商信泰集团等，已达近百人。很显然，温州中小企业“扎堆”倒闭，温州老板“跑路”已经超出简单经济事件的范畴，甚至被认为有可能引发中国的“次贷危机”，或“中国式的金融风暴”。这些倒闭企业的规模及行业都各不相同，而这些老板纷纷“跑路”的原因只有一个――资金链断裂。其表象是民间利率偏离基准利率，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大多是些质量不错的企业。那么，问题究竟何在？
温州企业的现状其实是我国中小企业目前生存状况的一个缩影。在紧缩政策之下，2011年全社会融资总量减少，实体经济普遍感觉信贷供应偏紧，而中小企业更是面临现金周转困难，贷款无门，进而导致资金链断裂，尤其是东部地区的中小企业，其经营压力甚至已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
我国金融发展中存在一种独特的现象，即“中国农村金融之谜”。这种现象在以农民创业和农村工业化为特征，通过民营经济得以发展的浙江，尤其是温州更加显著。温州不仅是我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同时也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样板”，它正是在正规金融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依靠民间资本实现了高速增长。在当前信贷紧缩的背景下，温州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比任何时期都要旺盛，如果无法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获得足够资金，它们就会去寻求民间资本来解决自身融资难的问题。大量的调研事实标明，农村经济主体（农户和中小企业）在产生金融需求的时候，更多的是依赖民间金融。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融资使得民间借贷繁盛，但缺乏有效的保值增值渠道。
2011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空前活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行温州中支）2011年二季度的调查，温州已有89%的家庭及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其规模高达1100亿元。而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调查也显示，目前温州3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有70%左右的主要资金源于民间借贷。2011年上半年，温州当地发生的民间借贷高达485.5亿元，成为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
“企业缺钱、资本缺路”现实背景
目前温州民间借贷量大概是在1100亿元左右，但占约40%资金规模没有进入生产投资领域。投资领域一般分为三类：竞争性投资领域、基础性投资领域和公益性投资领域，目前温州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竞争性营利性投资领域，政府投资集中在非营利性投资领域。浙江省工商联针对近8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浙江民间投资进入到垄断行业、基础设施领域及公用事业领域的企业还不到10%，行业垄断的后果是民间资本只能在充分竞争领域内进行，民间投资受到很大的限制。行业垄断的后果是民间资本只能在充分竞争领域内进行。民营资本进入电、煤、气、水等领域的民营企业占比例只有1.1%，进入金融业的只有0.1%，进入公共设施领域的只有0.4%。
温州乱象的表面是高利贷盛行，而乱象的背后实际上是实业不兴，温州危机的根本问题在于产业空心化的加剧与蔓延。在温州金融史上，如此大规模的“跑路”潮实属罕见，被人们形容为“炒钱”。但从跑路及倒闭的企业在20家到25家左右看，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做实业的，涉及到皮革、电线、电缆、眼镜等实体部门。虽然温州乱象的表面是高利贷盛行，而其背后实际上是实业不兴，温州危机的根本问题在于产业空心化的加剧与蔓延，类似问题也不仅仅存在温州及温州模式。
实业不兴导致投资“离浙江化、离实体化”
浙江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一直很高，30年来的年均增长率为25.2%。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的平均贡献率为54.7%，限额以上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近67%。从产业结构看，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竞争性行业中，其中制造业的民间投资额占竞争性行业民间投资总量的56%。从投资增速看，近7年来竞争性行业中民间投资的平均增速为18.2%，高于国有投资平均增速14.6%，制造业占竞争性行业民间投资总量的56%，
由此可见，民间投资在竞争性行业中有很强的竞争力，但随着人民币大幅升值，劳动力及原材料成本大幅提高，难以盈利成为普遍现象。2010年以来，劳动力成本上升了30%，原材料成本上涨了20%，投资却过剩，制造业利润空间只有3%～5%。2011年1～3月，温州市经贸委监测的102家制革企业、22家造纸企业及80家金属冶炼企业等高耗能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均为负增长，而分别属于眼镜、打火机、制笔等出口导向型行业的35家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0%左右，难以盈利成为普遍现象。
出于资金安全和收益方面的考虑，相当数量的民间资本从实体经济中流出，投机需求增强，转向“炒房”、“炒煤”、“炒蒜”，最后升温到“炒钱”。在温州只有30%的民间资本回归实体经济，而65%则流向了投机有关投资，阻碍了实体经济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外迁和民间资本外流，在温州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现象。
2010年，人行温州中支的《金融支持工业经济运行分析》显示，金融危机后，温州企业外迁、民资外流加剧。每年外迁的企业有1000家左右，外流的资金量则更大。曾占据全国产量90%以上的温州金属打火机，鼎盛时有500多家企业，如今只剩下100家左右。而在这100家中，只有30余家的企业老板在专心经营，一些企业已经把重心转移到其他行业，比如房地产、矿产以及第三产业，如“低压电器之都”柳市镇的规模以上企业，70%以上的利润不再投资本地产业，而是转移到外省市开发房地产、建高科技项目、开采矿产等。在温州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202.13亿元，同比增长3.5%，其中民间投资仅增长3.0%，这比浙江全省平均水平低26.2个百分点。多年来，温州除了正泰、德力西、华峰氨纶等20多家企业，再没有出现在本土上形成有影响力的经济主体。2009年，温州人均GDP仅为4604美元，全省倒数第三位，不到杭州的一半。温州经济增速排名全省倒数，主要原因是投资率不足，这与民企外迁、民资流向转移不无关系，极大影响了温州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产业升级转型不畅引发投资盲目扩张
“淘汰产能过剩，产业升级转型”是温州民营经济的既定战略，温州制造业升级的最大瓶颈在于体制。行业垄断的后果是民间资本只能在充分竞争领域内进行，部门垄断阻碍民间投资基础设施等行业，国家垄断阻碍民间资本投资于金融、保险、通讯卫生等新型服务业，民营资本只限于传统的消费品工业和餐饮服务业等。2011年以来，温州眼镜、打火机、锁具等40多家出口导向型企业利润同比下降约30%，亏损面超过1/4。受到挤压的民间资本投资渠道越来越匮乏，市场准入没有解决，两个非公36条都没有落实，为了寻找出路，这些企业便出现了盲目扩张。
三旗集团原以电缆为主业，在货币政策宽松期间，这家企业频频投资房地产，酿酒等行业。2006年以来，投资固定资产累计超过1亿元，但是各投资项目产出并不大。信泰集团进军太阳能光伏及房地产行业，光伏投资额达6亿多元，但成本回收较慢，过大过快的投资规模将信泰推到了资金链断裂的边缘。天石电子生产环节上的某一重要手续一直未获批，导致银行对其部分信贷资金进行压缩，公司使用了一些非正规的融资手段，造成该公司资金链断。霸力集团原以制鞋为主业，2009年起南下广西开矿，先后将数千万元砸在矿上，最终资不抵债，老总外逃。疯狂的扩张，无序的转型，导致资金链断裂，企业倒闭。
一些企业倒闭的实质原因是经营不善和盲目扩张，而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民间融资比例过高。部分盲目扩张的企业、“三高一低”的行业、需要淘汰落后产能的行业，本身就不应获得更多资金支持。但由于传统的金融体系无法充分吸纳和转化逐利性的民间资本，使得民间资本缺乏有效投资渠道，犹如面临着一些看得见却进不去的“玻璃门”，或进去了又不得不在非市场因素干扰下被迫退出的“弹簧门”。在浙江，尤其是温州，垄断性行业中的民间投资比重很低，并有逐年下降的趋势，铁路、航空、邮政业的民间投资几乎为零，可见，垄断性行业的“闸门”并未实质性的打开，产业升级面临准入门槛和市场要素瓶颈，使温州陷入“资金洼地，资本凹地”的困境。
市场失衡导致融资成本高企
民间信贷、地下钱庄等做法被认为是银根紧缩倒逼市场优化资金配置的结果，过高的融资成本是导致温州乱象的直接原因。亟需资金的实体经济回报率低，愈加缺乏吸引力，而资本市场由于其高杠杆性，可以放大投入回报率。因此，2010年银根收紧之后，企业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缺口拉高了民间金融的利率。市场上长期民间借贷利率的平均月息为30%～50%，个案中甚至出现180%的高利。2008年温州民间借贷向公众吸储的平均月息为0.8分，2009年涨到1.5分，2010年上涨到3分，逐年翻番。
据官方数据，2011年温州中小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综合成本比2010年同期上升15%以上，1～5月全市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息净支出同比增长46%，整个市场的平衡被打破。随着近年来房地产调控而“高利贷”利润走高，“藏富于民”的温州人闲置资本逐渐从房地产投资转移到民间借贷上，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规模高达440亿元。
当前央行已将基准贷款利率上调100个基点，但小型企业面临更加陡峭的利率上升。省工商联在调研中发现，目前中小企业手上并不缺订单，但就是贷不到款。即使贷到款，银行往往对中小企业实行基准利率上浮30%至50%的政策，加上存款回报、搭购相关理财产品、支付财务中介费用等，实际的贷款成本接近银行基准利率的两倍。
从根本来看，由于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银行没有资金定价自，便没有对风险程度较高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动力。当信贷缩减时，银行就不会将有限的贷款额度给予中小企业，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当前高利贷能够盛行的主要原因。把贷款需求更为迫切的民营企业推到承担成本的第一线，导致现在民间高利贷猖獗，这就等于在正规金融的体制内外都提高了融资成本。
结论与建议
市场经济准入政策存在很大差异，民间投资在将近39个产业领域存在着实际上的“限进”情况，导致民间投资的产业进入深度不足，影响民间投资扩张。行业垄断的后果是民间资本只能在充分竞争领域内进行，但目前这些行业当大多数趋于饱和，盈利空间有限，在制造业等领域低利润使得民间投资裹足不前，严重影响投资积极性。国企与民企争利，导致民间资本投资结构扭曲。当民间资本逐渐从股市、房市、矿产中被挤压出来，以温州资本为代表的民间资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从“跑路”企业的负债情况来看，有些企业民间借贷占总负债的比例并不高，如江南皮革21%，唐鹰服饰1%。
民间借贷自古有之，问题之所以爆发，主要是由于过长时期的实际负利率及投资渠道狭窄导致更多的资金偏离正规金融体系以寻求保值与收益的结果。浙江实证表明民间投资受银行信贷支持影响较大，1个单位的银行信贷减少能降低民间投资0.368个百分点。当民间投资部门不能从银行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时，往往只能寻求以民间金融为主体的非正规金融市场支持，而这种疏于监管的金融体制很容易造成非法金融活动的发生与国家调控政策的失效。应该大力提高民间资本的法律地位并进一步加强监管。
金融改革的根本是放开疏通，中国应努力改革当前过度集中的金融体系，以适应农村和中小企业相对分散的、小规模的金融需求，提高金融体系效率。因此，政府还应加大对民间投资部门的资金支持力度，加快中小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建立，尽快将非正规金融纳入到正规金融的框架监管下，并建立多方式、多渠道、多层次的融资体系。
短期来看，要推进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融资平台，并且通过减税以及特殊的融资渠道扶持真正参与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认为，虽然社会融资规模总量略有减少，但由于2011年上半年银行新增贷款减少了4600亿元，两相抵消，表明社会融资扣除银行贷款的剩余部分不减反增，仍然产生了庞大的可贷资金。那么，如何让这些庞大的可贷资金用于真正需要的中小企业？从长期来看，利率市场化改革是破解困局的根本出路。
从政策层面，2011年10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更是确定了金融支持小企业的数项举措，包括加大信贷支持，拓宽债券融资等融资渠道，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以及减免企业所得税等。由此看来，政府希望通过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领域与范围，并积极采取措施，但真正吸引民间投资进入，还需要坚持“让利与民”的原则，在现有的市场规模下，应该让民间投资更多的进入利润丰厚的行业，而不仅仅是进入一些过剩的、不获利的行业及领域，要为民间投资提供公平竞争的法律环境，规范引导，促进经济转型发展。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独家获悉，决策层正在考虑将各地大宗商品市场的管辖权下放，即由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的交易场所进行直接监督和管理。
由此，此前多头监管、监管真空的状况有望结束，大宗商品市场的建设发展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整顿待收关
2014年6月，为巩固2011年清理整顿工作，新一轮交易场所现场检查来袭。不同于上一轮的是，这次的交锋中有了更多的博弈。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各地方政府和交易场所一方面接受现场检查，另一方面也在为各地方经济发展诉求而“呼告”。在此过程中，“服务实体经济需求”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被多次提及。
有知情人士对记者表示，结合目前各地的自贸区建设发展热情，下一步，各省政府或考虑依托各地自贸区的优势与特色，利用自贸区独有的政策优势，重点发展区域型大宗商品市场并向全国辐射。
然而，目前大宗商品市场发展实际情况仍不容忽视：大宗商品市场在满足部分实体经济需要的同时，也现实地暴露出部分市场开办者追逐短期经济效益、忽视区域金融风险甚至可能促发全国性金融风险的窘状。
2011年11月，第一轮全国范围的交易场所整肃中，曾下发《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下称“国发38号文”）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下称“37号文”）。
本次清理整顿依旧以上述两文件为纲领。按上述两文件精神，除依法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期货监管机构批准设立从事期货交易的交易场所外，任何单位一律不得以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
而从2011年的清理整顿结果看，仅对集中交易方式的禁止，仍不能从根本上化解大宗商品市场的风险。各地对交易模式的“变通”表述，仍然纠缠在交易模式的“是与非”而非真正发展出路的探索。大宗商品市场的发展路径仍不明晰。
资深大宗商品市场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从各地大宗市场的运行情况和上述两轮清理整顿实际效果看，交易模式不是最重要的。市场的实际需求，是否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才是关键。应考虑在风险可控的大背景下，进行多种尝试。此前各地大宗市场暴露的风险，与缺乏有效金融监管和有效交割有直接关系。
亡羊补牢的行动已经在省级层面展开，2014年9月以来，包括山东、江苏、浙江、吉林等省份已出台省级大宗商品市场交易规则，从交易市场门槛、交易场所股权结构、资金监管、投资者保护、经营范围和交易机制等多个方面对大宗市场进行约束。此种约束或为大宗商品场外市场对接期货市场（场内市场）提供有效通道。
路在何方？
大宗商品市场的兴起始于1990年代。彼时，各地大宗商品市场的筹建多以行业相关龙头企业自建为主，后虽因缺乏有效、有序的市场机制屡战屡败，却终因实体经济的强劲需求而屡败屡战。
而肇始于2009年以来大宗商品市场的大发展，亦可以从侧面印证，建立大宗商品交易场所已成为全国各地方政府经济体制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践选项。
有长期跟踪大宗商品市场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中国经济发展的确需要专业化、区域化的交易场所，但以往这些市场中的部分群体在实际经营发展中过度追求利益，将大宗商品市场过度金融化，与现货的实际需求背离。
上述人士进一步表示，从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资源配置和发现价格的经验看，相比期货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因其流动性所限，不具备完全覆盖全市场，进而形成长期全市场价格体系的条件。
他还说，作为区域类、个性化市场，因其使用半径有限，故这类市场往往主要是特定投资者参与。因此，如何充分发挥其区域，很重要。
按照证监会“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的思路，要求一方面建立新的市场机制，在场内期货交易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设计一套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地方商品交易所和期货中介机构的积极作用，为市场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大宗商品交易和风险管理服务。
另一方面，是要理顺现有市场形态的功能和机制，尤其是健全期货市场的功能，充分建立期货市场与大宗商品现货市场的连接，满足实体经济多样化的商品交易和风险管理需求，使期货市场更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而从中国大宗商品市场的分工看，中国期货市场目前的品种分布，已经基本覆盖了国内外重要的期货品种，故对于期货市场本身，是如何做深做透而不再是开发新品种；对于大宗市场，则应从现货实际出发，服务区域市场，进而实现与场内市场的对接。
在大宗市场的发展路径上，港交所总裁顾问李大鹏近日公开表示，大宗商品场外市场不必拘泥于提供充分的非标准化的合约，应从金融风险控制的配套服务中挖掘盈利点，通过为企业客户提供合适的风险套保途径，提供局部性风险控制方式等服务中创造价值，这才是行业真正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