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5 17:17:3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碳排放环境问题，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目前我国环境污染总体上处于“爬升”阶段，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环境形势严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普遍存在。环境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而环境税的缺位使得经济政策对环境问题的解决缺乏有效的传导机制。
一、开征环境税对我国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影响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工业化转型的推进，中国的环境问题逐渐凸显。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表明，环境问题已经日益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关注。一个国家和政府能否在应对环境问题上做出承诺和切实的努力成为检验国家责任感和国际威望的重要试金石。因此，打好“环境牌”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2.环境税的实施有助于整个环境经济政策运行
环境税是环境经济政策和环境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征环境税，有助于引导全社会在保护环境中谋求发展，实现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同时，环境税的实施将改变以往以行政办法为主导的管理模式，转变为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
3.发达国家利用环境税差异制造贸易壁垒，对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
环境税作为重要的环境经济手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用。近年来，发达国家利用环境税差异制造绿色壁垒，对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开征环境税，既符合国际环境政策发展趋势，也有助于消除不利国际影响，保护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征收环境税的具体实施方案及须注意的问题
随着我国的税收改革逐渐深入，环境税作为一个全新的税种，不仅是经济发展趋势所向，也是对我国财税制度体系的重要补充。
1.开征环境税的主要目的
通过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征税，强化税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调控作用，减少污染排放，促进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
（1）控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
对特定排污行为或消费对环境有害的产品直接征税。如通过开征碳税以确保在某一个目标年度前使碳的排放量低于基年的水平，对污水排放征税以保护饮用水源、恢复江河湖泊水质。
（2）节约能源消费
开征环境税，提高能源消费成本，引导和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有利于减少能源消费，促进提高能源利用率、节约使用能源。
（3）促进环境技术提高和环保产业、再生资源业的发展
污染控制、废物回收、能源替代等都依赖于环保技术的发展。环境税应发挥调节作用，鼓励新能源、新技术的研发、应用以及推广。
2.环境税的征税范围
（1）污染物排放行为
污染排放税的计税依据为污染物的排放量，通过对特定排污行为或消费对环境有害的产品征税，直接增加排污成本，有助于直接刺激减少污染物排放、促进经济行为向环境友好的方向转变。
（2）二氧化碳排放行为
鉴于二氧化碳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应考虑将其纳入环境税征税范围。作为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开征碳税可有效激励公民和企业削减二氧化碳排放，提高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形象。
3.环境税的制度设计
环境税的开征初期征税范围不应过大，应从重点污染和易于征管的课征对象入手，待取得经验、条件成熟后再扩大征收范围。当前我国污染排放环境税税目应基本确定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工业废水、二氧化碳四大类。
（1）二氧化硫税制要素设计
面向我国境内生产过程中排放二氧化硫的单位和个人。对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煤炭进行征税,以其当期煤炭中的含硫量为计税依据, 规定幅度定额税率。对于大宗排放者，若其排放达标，可对所征收的硫税实施返还政策或是补贴政策。一方面促进大宗排放者对二氧化硫末端排放的治理，另一方面又能减轻由于征税使得成本增加的负面影响。
（2）氮氧化物税制要素设计
面向我国境内生产过程中排放氮氧化物以及使用运输工具排放氮氧化物的单位和个人。对其使用的煤、石油、天然气、汽油、柴油进行征税，以其当期燃料的使用量为计税依据。定额税率，规定每公斤NOX适用税率。生产过程中排放氮氧化物的纳税人采用自行申报方式，使用运输工具排放氮氧化物的纳税人采用由燃油销售方代扣代缴税款的方式。
（3）工业废水税制要素设计
考虑到我国的现实国情，可以先把工业废水纳入到环境税征收范围，暂时对生活废水和农业废水免税。
面向我国境内排放工业废水的单位和个人。对其排放的工业废水进行征税，以排放量和污染程度为计税依据。先确定基准的“污染单位”，废水排放根据其排放量和污染浓度折换成标准单位后纳税，对超标排放污水实行加倍征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企业，在当前减排技术水平下仍承担较重税负的给予减免优惠。
4.开征环境税须注意的问题
（1）分阶段实施战略
环境税收政策应采取先易后难、先旧后新、逐步推进的实施战略。首先实施条件成熟、易于推行的污染排放税、污染产品税以及生态保护税，随着条件的不断成熟，在适当时机开征碳税。在长期，逐渐将现行排污费全部纳入环境税体系当中。
（2）与现行排污收费制度的协调
费改税是我国环境税制度建设的必然方向。但由于环境税和排污收费的不同功能定位，环境税和排污收费政策结合使用将是一段时期内环境经济手段的基本格局，
（3） 环境税的收入归属
鉴于环境税的开征并不以取得收入为目的，为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鼓励地方改善当地环境，建议环境税作为地方税，由地税征收。
关键词：挥发性有机物（VOCs） 污染防治 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大气环境形势十分严峻，以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为特征污染物的区域性复合型大气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严重损害人体健康，影响社会和谐稳定。VOCs是臭氧和二次有机颗粒物的重要前体物，在大气化学反应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日益受到关注。
VOCs成为继COD、NH3-N、SO2、NOx之后国家重点管控的第五类污染物，VOCs的控制和减排成为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一项重要工作。VOCs具有种类多、分布广、涉及行业众多的特点，石化作为VOCs排放的重要行业，其减排工作是国家VOCs控制的重要内容。
1.石化行业V00s排放对总VOcs排放的贡献率
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形成工业企业VOCs监控的有效机制。各种渠道公布的关于VOCs的来源、各排放源的排放量以及贡献等资料大都来自于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Klimont等学者估算的2000年中国VOCs人为源排放量为1563.4万吨，而最近的INTEX B污染源清单显示2006年中国VOCs人为源排放量已达到2320万吨。
2009年起环保部污控司组织中科院生态中心、清华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对VOCs人为源排放情况进行估算。机动车和溶剂使用是大气中VOCs最主要的来源，所占比重分别为21.5%和23.2%；石化行业也是VOCs排放的重要来源，石化（石油化工、石油炼制）和油品储运过程中排放的VOCs所占比重为14.5%，同时由于我国较大的石油化工企业多为央企，是国家及公众关注的焦点，因此石化行业VOCs的防控日益成为国家重点监控对象、企业污染治理的重要内容。
2.石化行业VOCs污染防治相关要求
从2012年12月起，国家陆续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能源行业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方案》，对石化行业VOCs治理提出要求。
此外，国家还出台了《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0-2007）、《汽油运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1-2007）、《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952-2007）等VOCs控制标准。环保部即将的《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对VOCs控制要求和排放限值也做出了规定。
除了国家层面的相关标准，一些地方也已经或正在制定严格的VOCs控制标准。
2.1 建设项目要求
VOCs排放总量控制要求作为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新建石化项目原油加工损失率控制在4%o以内；新改扩建石化项目应在设计与建设中提高设计标准，实现设备、装置、管线、采样等密闭化。新建储油库、加油站和新配置的油罐车需同步配备油气回收装置。
2.2 排放控制要求
2015年底前完成储油库、油罐车和加油站油气回收治理工作；原油成品油码头进行油气回收；治理工艺有机废气，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2015年底前完成严格控制原料、中间产品、成品储运损失；推行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强化废水废液废渣系统逸散废气治理加强非正常工况污染控制；完善废气监测系统（包括有机废气排放口和厂界）等。《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要求有机废气排放口去除效率≥95%，特殊区域去除效率≥97%。
3.石化行业VOCs污染控制现状及存在问题
3.1 企业VOCs排放总量难以准确估算
石化化工生产工序多样，涉及到VOCs排放环节较多。关于总量核算，环保部环境评估中心于2014年5月就《石化企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量估算方法技术指南》公开征求意见，将石化企业的污染源分为11类，针对每一类VOCs排放源，按优先顺序列出了多种估算方法，如实测法、类比监测法、物料衡算法、模型估算法、公式计算法和排放系数法等。使用排放系数法，计算相对简单，但与企业的实际排放量差距较大；采用实测法可以获得准确的VOCs排放量，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监测统计技术规范，企业目前普遍没有开展实测，导致准确核算VOCs排放量难度较大。
3.2 技术规范缺乏
设备泄漏是企业VOCs的重要排放源。目前国内的炼化企业多数是20世纪70年代建厂，部分设备、管道、阀门和辅助生产设施的设计标准并未考虑限制VOCs的排放。如：油泵的密封是单机械密封，甚至还有填料密封；设计规范中生产装置阀门、法兰、垫片的选用只考虑操作、压力和物料的腐蚀性，对物料的渗透性和挥发性考虑很少。国家正在积极推行LDAR技术，但是尚未形成有效的技术规范。
3.3 有机废气处理效率有待提高
石化企业不同生产环节的污染源，VOCs组分气量不同，适应的治理技术也不同。以污水处理厂的废气治理为例，企业采用的治理技术包括生物法、催化燃烧法、吸收法、吸附法和等离子体技术，但是不同处理技术的处理效果差异较大，加上部分企业对处理设施的管理比较粗放，导致非甲烷总烃的处理效率甚至不到50%。
4.石化行业VOCs污染控制的对策建议
4.1 完善VOCs监测统计体系
国外通常选用总有机碳或总烃浓度并同时选用特征污染物浓度表征VOCs。建议开展行业监测统计方法标准研究，针对每一类排放源建立VOCs监测统计方法，出台行业监测统计技术规范，利用实测法得到各企业真实的VOCs排放总量。
4.2 推行清洁生产，源头削减VOCs的排放
通过加强管理、原辅材料替代、工艺改革、设备改进等措施，源头控制VOCs的排放。将锅炉、加热炉进行清洁燃料替代；改进工艺，包括推行储油罐密闭一体化技术，转变装卸方式等；改进设备，包括选用高质量密封设备（如屏蔽泵等）、全面推行密闭采样、油品浮顶罐二次密封等。
4.3 完善设计标准和技术规范
尽快修订石油化工生产设备、管道、阀门和辅助生产设施的设计施工标准，在设计施工阶段充分考虑控制VOCs的排放；尽快出台LDAR技术规范，规范LDAR操作、数据的处理和统计等，解决企业检测数据处理、检测规范和维修要求缺乏等问题。
4.4 开展有机废气处理技术适应性研究
石化企业的有机废气污染源包括催化汽油氧化脱硫醇尾气、聚丙烯装置尾气、苯酚装置氧化尾气、橡胶尾气、对苯二甲酸装置氧化尾气、己内酰胺尾气等有组织排放废气以及污水处理系统释放气、酸性水罐呼吸气、油品中间储罐呼吸气、油品装车装船挥发气等无组织排放废气。建议开展专项研究，分析不同污染源VOCs气量、组分，结合工艺特点进行技术评估筛选，并开发新的处理技术，确定最佳可行技术名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JY06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YJA790212）；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10ZDAXM002）；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点课题（10JD011）
作者简介：徐盈之（1970-），女，浙江杭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数量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王 进（1987-），男，江苏南京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民经济学。
摘要：运用1990～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逐点估计方法，就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动态研究。研究表明：我国人均GDP和能源消费之间呈现N型关系，在人均GDP从低到高变化的过程中，存在一段平稳下降区间，在此区间前后人均GDP均显著地促进了能源消费量的增加，能源消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存在。进一步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研究表明，高收入地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呈现倒U型关系，而低收入地区的能源消费持续提速。最后为我国制定能源战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若干政策建议。
关键词：能源消费；经济增长；非参数逐点估计； 环境库兹涅兹曲线
中图分类号：F22233；F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8-0001-05
1 引言
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签署到2005年《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从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到2011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白皮书的正式出炉，由能源消费带来的环境问题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能源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不同程度环境问题的产生。因此，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一直是能源经济学的一个热点。
能源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在近些年来能源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众多学者将其不断引入到经济领域，研究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时间序列研究。最早可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Kraft利用美国1947～1974年的数据，采用Sims方法首次发现了GNP与能源消费的一个单向因果关系[1]。Cole研究发现，1970～1992年OECD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费和人均交通能源消费总量随着GDP的增加而增长[2]。之后，许多专家学者运用协整理论以及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技术研究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如Stern[3]。二是面板数据研究。进入新世纪，面板数据分析逐渐成为主流。Lee最早将面板协整分析应用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4]。之后，Bwo-Nung Huang等将研究拓展至动态面板模型[5]，Mehmet Balcilar等采用Boostrap方法检验G7（除德国）国家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6]。国内学者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进行了大量研究。最早的赵丽霞和魏巍贤把能源因素加入到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使用之间的关系[7]。陈幸祎等利用灰关联分析方法，分析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以及各行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8]。赵湘莲等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发现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以及空间集聚状态[9]。
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发现，其大都运用参数分析研究方法，并且对于面板数据的分析集中于线性模型。即使有研究考虑到非线性关系，也大都局限在线性方程设定的框架下，通过添加平方项方法主观设定参数非线性的形式，如赵进文首先将非线性STR模型引入我国[10]，而刘长生等采用门限回归模型的非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得出其研究对象也具有类似非线性复杂关系[11]。参数模型设定存在两方面的局限：第一，人为地设定模型形式有可能会导致非一致性和无效的参数估计；第二，参数估计结果无法表示随着自变量变化因变量的变化趋势。目前运用非参数方法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计算生产率、测度能源效率以及模型优化等方面[12～14]。关于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关系的非参数研究还不多，刘浚仅用非参数方法得到我国能源消费与GDP之间的拟合曲线，并没有更大的实际意义[15]。因此，本文将在Ullah等学者的非参数局部线性估计[16]的框架下，将经济影响偏向效应的分析拓展至动态分析，以进一步丰富现有的研究。
基于以上思路，本文将使用全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面板数据模型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对人均GDP的边际效应进行逐点估计分析。一方面观察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其对能源消费有着怎样的动态影响；另一方面考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边际效应又会发生怎样的动态变化，特别是具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之间人均GDP对能源消费边际效应的动态变化会呈现怎样的差异。
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21 模型设定
参数、半参数和非参数分析是三种常用的面板数据计量分析方法。本文主要采用非参数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同时建立参数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对比。
本文在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前，先通过模型设定检验来决定使用哪种形式的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步骤为：首先通过F统计量检验应该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还是混合回归模型，检验结果显示F=4428>F005（28，549）=15，因此选用面板数据模型；接着通过Hausman检验来决定是运用固定模型还是随机模型，检验结果显示p=0021
（1）
其中，被解释变量PEC表示人均能源消费量；解释变量PGDP表示人均实际GDP（1990年不变价）；αi是截距项；β1i和β2i表示PGDPit和PGDPit2的估计系数；εit表示残差项，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i和t表示第t年的第i省份（市、自治区）。
为克服上述参数模型设定中存在的局限，本文建立了如下的非参数固定效应面板模型：
（2）
其中，αi为省（市、自治区）固定效应，m·为未知的回归函数，除光滑性外未做其他限制，所以非参数模型比参数模型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模型（2）可依照Ullah等学者的非参数局部线性方法进行估计[16]，具体过程为：
（3）
其中，εit中包含局部线性化后的余项，βx等于mx的一阶偏导数，即βx=mxx，表示人均GDP对能源消费的边际影响。由式（3）可得：
（6）
同参数估计不一样的是，非参数模型的估计式m（x）为X的函数，而同时偏导数βx不再是固定的常数。因此，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影响将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自变量的取值不同而发生动态变化。
为得到人均GDP在平均水平处的估计，本文计算非参数估计x在处的值，即，=1/nT∑ni=1∑Tt=1it。为进一步刻画人均GDP对能源消费的边际影响，本文采用逐点回归的方法，将区间mini，txit ，maxi，txit 等分成49个子区间，在每一区间点处应用式（5）估计x，用式（6）估计x，以此来观察人均GDP与能源消费之间呈现出怎样的变化关系，然后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分别求得人均GDP动态变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以考察随着时间演进和人均GDP增加能源消费边际效应的变化。
22 变量说明
本文的分析对象是1990～2010年除和港、澳、台地区以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中1997年后重庆各年的数据并入四川。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具体而言，计量方程中各变量的含义分别如下：
PECit：第t年第i省的人均能源消费量，即能源消费量与人口的比率；
PGDPit：人均GDP，即实际GDP与人口的比率，以1990年不变价计算人均GDP的实际数。
①本文也做了a=09、15时的估计结果，但对比发现非参数估计对窗宽的选择并不是非常敏感，因此，只取a=12时的结果进行分析。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动态关系
在非参数面板数据模型中，采用高斯函数（即标准正态核函数）为核函数，K（u）=12πexp（-u22）。根据Ullah[16]等最优窗宽的选择标准h=a×n-1/7，其中a为正常数，n=580为面板数据的样本总量。本文对回归函数x和导函数x进行非参数逐点估计，其中非参数估计的设定和图形做法是：取a=12，将区间mini，txit ，maxi，txit 等分成49个子区间，共有50个端点，在每一个端点处应用式（5）估计x，再用式（6）估计x。利用等分点以及估计出来的x，描述出我国人均GDP和人均能源消费的关系图，如图1所示。
图1给出了参数估计和非参数估计（a=12）①两种情况下的关系图，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参数估计的结果显示出人均GDP与人均能耗之间呈明显的倒U型关系，当人均GDP水平为55万元时，人均能耗达到最大值，而后不断减少，这一结果与许广月的研究结果[17]基本一致。非参数估计的结果显示出人均GDP与人均能耗之间呈N型关系，低人均GDP水平下经历倒U型变化之后，人均能耗开始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快速上升。因非参数面板估计模型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因此本文着重研究非参数逐点回归方法下的拟合曲线。如图1所示，当人均GDP较小时，人均能耗随着GDP的上升而增大，大约x=35万元/人时人均能源消费量达到最大，为37吨标煤/人，也就是倒U型的顶点。此后，人均能耗随着人均GDP上升而缓慢下降，大约到x=62万元/人时，这种倒U型关系被打破，人均能耗又与人均GDP呈正相关。相比第一阶段，这种升幅速度有所提高。此后，人均GDP与人均能耗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一直维持稳定，到x=73万元/人时人均能耗达到了41吨标煤水平。
由此可见，我国人均GDP与人均能耗之间实际呈N型关系。正如“重组假说”所描述的情况：能源压力和经济增长分离状态不会长期持续下去，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高收入时的物质利用会再次增加，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会重新组合。我国出现这种现象，本文认为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政策原因。我国实施与节能相关的政策措施起步较晚，缺乏有效的监控手段，导致企业用能粗放、效率低下，居民的节能意识欠缺。二是经济原因。我国经济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减物质化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经济增长率超过了能源消耗强度，从而出现重新组合的情况。
32 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动态边际效应
我国人均GDP与人均能耗之间为什么会出现N型的关系，高收入水平下人均GDP与人均能耗相互连结的影响是什么？以下通过分析人均GDP对能源消费的动态边际效应来寻求回答。为了同时体现随着时间演进和人均GDP增加对能源消费动态边际效应的影响，采用与上节一样的逐点回归方法分别求得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全国各省份各人均GDP水平上的动态边际效应，以观察人均GDP对能源消费的动态边际效应会随着时间演进发生怎样的变化，所得结果如图2所示①。
首先，综合考察样本期内所选取的5年人均GDP对能源消费倾向的动态影响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演进，这种边际能源消费倾向大体呈倒U型，即人均GDP对能源消费的边际效应随时间变化先上升后下降，在2000年前后达到最大值，此时平均边际能源消费倾向为125；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边际能源消费倾向呈U型，即人均GDP对能源的边际效应随人均GDP的上升先下降后上升，在人均GDP水平达到很高时出现稳定情况，并且在这期间人均GDP对能源的边际效应全部大于0。
①本文选取的5年中，将每一年的人均GDP等分为50个点，在每一个点上估计出了人均GDP对能源消费的边际效应，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展示了其中隔点选取的20个数据点。
②参考《中国统计年鉴》中区域的划分，把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四川、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甘肃、贵州、云南和广西10个省（区）。由于没有相关数据，并且将四川和重庆的数据合并成大四川，所以本文研究的三大区域共包括29个省（市、自治区）。 其次，研究样本期内随着时间演进和人均GDP的变化，能源消费倾向的边际效应又如何发生变化。研究发现，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边际能源消费倾向基本保持U型，但是仍然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在样本期的前一段时期，人均GDP对能源消费的边际效应在经历短暂的下降后迅速进入平稳状态，而后一段时期则完全经历了一个U型变化才变得平稳。这表明我国能源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随时间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各个时期都有特定的边际效应，与当年的产业结构、能源效率、节能措施均息息相关；第二，随着时间推移，能源消费的边际效应出现拐点时所对应的人均GDP基本上是不断增大的，分别为：23、19、23、41和63。这表明，我国能源的边际消费倾向并不是简单的递减趋势（如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一样），而是会在更高经济增长水平转折呈增长趋势，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呈现N型关系。
最后，进一步考察人均GDP对能源消费边际效应的变化趋势。本文给出了1990～2010年二者之间的平均变化关系图，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能源消费的边际效应开始出现小幅下降，之后随人均GDP的增长而上升，到达21万元时，边际效应最大，为11；接下来能源消费的边际效应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下降过程，到人均GDP为62万元时，边际效应最小，为028左右；最后，当人均GDP突破62万元后，边际效应又开始呈上升趋势。
通过以上人均GDP对能源消费的动态边际效应的分析，再一次验证了我国并不存在能源消费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而是呈现N型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我国主要通过大量的物质、人力和资本投入来促使经济的增长，并不考虑能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导致国内能源消费快速上升。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能源利用效率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国家也开始提倡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边际能源消费倾向开始降低，能源消费有所下降。但是，当我国的经济发展到更高程度（人均GDP达到62万元），可以发现边际能源消费倾向开始出现上升趋势，这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33 区域间差异的进一步比较
我国地域广阔，资源丰富。由于各个区域经济基础不同、区位优势不同以及能源储量上的差异，造成了我国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较大差异。因此，研究我国不同地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利于该地区制定出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和能源战略选择的政策和法规，有助于缩小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②。
研究的具体方法与上文介绍一致，将每个区域的两极值之间分成49个区间，然后求出每个端点所对应的x，最终根据端点与估计值描述出三大区域人均GDP和人均能源消费的关系，如图4所示。
由图4可以看出，我国三大区域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存在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人均GDP与能源消费之间基本呈倒U型曲线，在人均GDP为58万元时达到最高点，但是进一步观察发现，当人均GDP超过62万元后，人均能耗有微弱上升的趋势；中部地区人均GDP与能源消费之间呈一条缓慢上升的直线，随着人均GDP的提高，中部地区的人均能耗也随之上升；西部地区人均GDP与能源消费之间呈一条快速上升的直线，伴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西部地区的人均能耗将快速增加。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上述三大区域出现明显的差异？本文将通过分析东、中、西三地区人均GDP对能源消费的边际效应来寻求问题的答案。
由图5可以发现，西部地区的边际能源消费倾向最大，其次为中部地区，最后是东部地区。这就说明了在同样的收入水平下，每增加一单位的人均GDP，西部地区要消耗更多的能源。具体而言，西部地区人均GDP对能源消费的边际效应呈M型，在人均GDP为15万元时，边际效应达到最低点，为16，当人均GDP大于4万元时，边际效应趋于稳定，在18附近；中部地区大致呈倒U型曲线，在人均GDP为1万元时，边际效应达到最高，之后开始下降，在边际效应为06时稳定；东部地区呈明显的倒U型曲线，除开始边际效应随人均GDP的上升有所下降之外，其余部分与倒U型曲线相吻合，最高点是当人均GDP为21万元时，边际效应是082。对于我国各区域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呈现出差异的现象，可以总结为以下两方面原因：第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战略对区域能源消费差异的影响较大。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实施优先发展战略，引进和采用国际先进科学技术，促使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均能耗下降，出现能源消费的倒U型曲线；中部地区受“中部塌陷”效应的制约，产业规模并不是很大，但是近年来在“中部崛起”的推动下，导致了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刚性需求；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作为我国主要的能源供给区，能源消费量和经济增长速度随之迅速发展。第二，各地区现有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造成了区域能源消费差异较大。东部地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中部地区以农业、原材料加工业为主，西部地区由于劳动力水平较低、资本投入有限，因此以资源型产业为主。根据产业转移理论可知，在能源资源使用过程中，优质的能源资源会向经济结构好、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转移，而经济基础差的地区则存在各种要素的流失。因此，造成了我国现阶段三大区域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的明显差异。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1990～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逐点估计方法，对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动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之间呈现N型关系，并不存在能源消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一步分析我国三大区域间的差异表明，高收入的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呈现倒U型关系，中部地区则表现为缓慢的“双增”趋势，而低收入的西部地区能源消费将持续提速。
基于以上结论和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随着我国人均GDP水平的不断提高，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已经出现了“重新组合”的情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鉴于我国必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处于能源消费伴随经济增长的现实，政府应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同时，政府应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大力开发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从根本上降低经济增长对于能源消费的推动效应。
第二，结合我国三大区域之间的明显差异，在考虑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制定适当的协调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区域政策，统筹三大区域共同健康发展。东部地区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基本呈良性循环关系，需要各省在当前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下尽可能地因地制宜；中部地区是我国能源消费较高、高能耗产业的集中区域，需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及加快技术进步，实现经济与能源的协调发展；西部地区工业发展落后、技术缺乏，需要充分利用西部丰富的新能源（如太阳能、风能）优势，加大对西部地区技术和资金的投入，带动西部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第三，鉴于我国政府在能源领域调控作用十分显著，因此政府首先要保证我国能源相关政策和管理的长效机制，通过相关立法等工作规范
我国能源管理和政策制定工作，保证能源管理政策的统一性、连贯性，形成能源管理的长效机制；其次，要制定和完善我国的能源立法，保障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产业健康发展；最后，在能源结构调整中，通过制定相关标准来规范和度量新能源的开发应用以及传统能源的节能增效，通过标准的规范从而引导能源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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