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5 17:17:3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资产证券化的基本运作程序，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资产证券化是指将一组流动性较差，但可产生可预期的相对稳定的现金流的资产，经过一系列重整组合，并采用一定的信用增级措施来提高其信用质量或评级，以该资产组合预期产生的现金流为基础在金融市场上发行流动性较好、信用级别较高证券的过程。运作机制是指在人类社会有规律的运动中，影响这种运动的各因素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因素产生影响、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及其运行方式。也是引导和制约决策并与人、财、物相关的各项活动的基本准则及相应制度，更是决定行为的内外因素及相互关系的总称。资产证券化交易程序复杂，运作参与主体较多，各主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运作网络，要保证资产证券化交易目标和任务真正实现，必须建立一套协调、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基于前述分析，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机制是指在资产证券化交易过程中，由金融监管机构、中介服务机构、专业服务机构以及各参与主体等组织按照一定的规则和协议相互连接，相互合作，以减少证券化交易过程中的各种风险，提高资产证券化交易绩效的交易管理方式。
二、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模型的构建
由于资产证券化是一项设计精巧的结构性融资活动，交易结构复杂，参与主体较多，运作程序繁琐，因此资产证券化各参与组织可以看作复杂网络组织的模块化组织进行分析。
1.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构成
原始债务人：在与原始权益人签订的债权债务合同中承担债务的一方，债务人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主要是按照合同来履行义务。原始权益人（发起人）：在与原始债务人签订的债权债务合同中享有债权的一方。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发起人把需要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出售给SPV，进而实现基础资产的风险与收益的重组优化。特殊目的载体(SPV)：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首先发起人将资产组合转让给独立的中介机构，并由这家独立的中介机构发行证券，最终达到融资的目的。SPV是介于发起人和投资者之间的中介机构，是资产支持证券的真正发行人。SPV是一个法律上的实体，可以采取信托、公司或者有限合伙的形式。服务商：它一般由发起人或发起人自己指定的银行来承担，对资产项目及其所产生的现金流进行监理和保管：负责收取这些资产到期的本金和利息，将其交付予受托人；对过期欠帐服务机构进行催收，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定期向受托管理人和投资者提供有关特定资产组合的财务报告等。受托管理人：在资产证券化中，受托管理人主要是作为发行人的向投资者发行证券，并将权益资产的应收款转给投资者，另外受托人需要将服务商提供的报告进行确认并转交给投资者。其主要职责是：一是作为发行人的人向投资者发行证券；二是将权益资产的应收款转给投资者，并且在款项没有立即转给投资者时，有责任对款项进行投资；三是受托人应对服务商提供的报告进行确认并转给投资者。投资者：作为资产支持证券的最终购买者，主要有寻求长期投资机会的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退休基金，需要分散经营风险的商业银行以及谋求高于债券回报的安全投资机会的个人和机构投资者等。信用评级机构：在资产证券化交易过程中，信用评级机构的主要作用是对将要发行证券的风险与收益进行评价，并给出证券的信用等级，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合理、可靠的依据。国际上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除了标准普尔和穆迪外，还有惠誉、达夫菲尔普斯。信用增级机构：它主要是使一个投机级证券的信用等级提高到投资级，进而能够进入到高级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一般信用增级机构包括：政府机构、保险公司、金融担保公司、金融机构、大型企业的财务公司等。中介服务机构：它主要为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提供各类业务指导、充当顾问，中介服务机构主要有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金融监管机构是指对金融证券市场进行监督管制的机构，如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以及法律监管部门等。
2.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模型构建
各模块化组织间的如物质、信息、服务、资金等联系，各结点与结点间的复杂关系一起构成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系统，图中原始债务人、发起人、特殊目的载体SPV、投资者是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的核心运作主体，是必不可少的模块化组组织；资产增级机构、资产评级机构、承销商、服务商、委托管理人是运作过程中的中介服务机构，为核心运作主体提供信息、咨询等服务，这几个模块化组织根据具体的情况可以被替代；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以及法律监管部门等金融监管机构对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过程进行监督管理，规范网络运作市场，提高证券化交易效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第一，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是由具有决策能力的资产证券化运作参与组织结点以及结点之间的交易连结方式、信息沟通方式、服务方式等构成的具有网络结构的整体系统。第二，每个结点之间的联系、整个网络的交易与运作以及相互遵守的协议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资产证券化网络的运作绩效。第三，资产证券化网络能够有效实现证券化交易目标，通过各组织结点之间信息服务、物质资金的传递与合作，达到降低交易风险、提高交易利润的目的。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可以看成是以降低交易风险、提高交易利润为目标，证券化各运作参与组织结点之间相互联系、相互监督、相互作用，其间进行着信息、服务、物质等传递与流动，通过双向或多向的各种关系连接，构成的组织有机体。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主要是在市场的推动下，在政府的引导监管下形成的，它的规模可大可小，而且动态变化，随具体环境变化而变化。
三、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特性分析
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是证券化各参与组织结点之间相互联系、相互监督下，通过双向或多向的各种关系连接，构成的组织形式。从模块化组织视角来看，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是由多结点模块组织构成的复杂网络组织。
1.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理论分析
关于资产证券化的网络运作，我们从组织理论视角分析证券化网络组织与结点组织的特性问题，不仅有利于证券化网络运作整体的效率，而且有利于结点组织灵活应变能力的提高。根据Langlois的观点，文章认为资产证券化的网络运作具有双重性目标，一方面资产证券化的网络运作依靠与不同的结点组织相互合作与分享来降低风险，进而推动资产证券化的运作与交易；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的各模块化组织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是相对独立的交易组织实体。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结点组织的双重特性，使得网络运作组织的整体目标与各结点组织的个体目标通常不一致。因此，我们需要建立资产证券化的网络运作机制，从而协调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的网络组织整体性和模块组织独立性之间的矛盾，进而达到二者目标的辩证统一。但是，目前的组织理论无法协调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的整体性达到最优与模块化组织的局部性最优之间矛盾。因此，文章利用网络整体性与模块独立性双重性特征的思想，为具有异质性质的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之间的合作交易运作提供了可能。
2.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双重特性分析
随着网络经济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模块化组织独特的结构，使其在创造“新组合”或需求创造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中的结点模块本身是独立的组织，但又与其他的各模块组织进行相互作用，构成了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的整体性与模块组织独立性的双重特性。
（1）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的网络整体性
资产证券化的运作交易组织是由各个模块组织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复杂网络组织。一方面，各个模块组织要与运作网络中的其他模块组织相互作用与联系，才能实现资产证券化交易的目标。离开了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不仅不能获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如信息、服务、资金等，证券化交易目标便不能实现。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的运作网络通过整合利用各个模块组织的资源，促使资产证券化的复杂网络组织实现耽搁组织不能实现的“涌现性”的价值效应，离开了运作过程中的各模块组织，资产证券化的各运作主体便不成为网络组织。因此资产证券化运作过程中的模块组织是运作网络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网络整体性的特性。
（2）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的模块独立性
与一般的一体化组织相比，模块化组织能够调动内部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进而创造更高的组织绩效与价值。资产证券化的模块化组织本身就是为减少交易风险、提高组织利润的目标而努力的相对完整的利益主体。资产证券化的模块化组织在参与证券化网络整体的交易运作的同时，它也在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努力。模块化组织相对于资产证券化整体运作网络组织来说，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对于其他模块化组织，它却是相对独立的完整的主体。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组织具有特殊性，运作网络中的结点组织具有高度的异质性，他们在组织文化、组织目标、运营方式、绩效标准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因此运作网络整体性目标与模块组织目标可能存在不一致性，传统的组织理论无法解决此问题，网络组织中的结点模块组织的双重特性为该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新的分析视角。
四、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机制的设计
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机制是在参与证券化交易运作过程中的各模块化网络组织相互作用、相互联系运行和操作的原理和方法。资产证券化交易参与主体较多，交易运作结构复杂，我们对资产证券化的网络运作机制将从利益分配机制、监管担保机制、风险分担机制以及激励约束机制四个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1.利益分配机制
利益分配机制是资产证券化交易运作的原动力。在资产证券化的交易运作过程中，运作参与组织的各自利益目标并不一致，如果利益分配机制设计不当，很可能导致运作组织的个体利益偏离整个运作网络的整体利益的方向。因此，资产证券化的利益分配机制设计的目标，就是在确保运作网络整体利益最大化并合理保障各个运作参与组织的个体利益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减少运作组织的个体利益方向偏离的程度。资产证券化运作参与组织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之上，整个运作网络要得到健康的发展，需要平衡每个参与组织付出与收益的比例。因此一般按照平等互利、风险与利益相匹配、公平兼顾效率等原则进行利益分配机制的构建。利益分配是资产证券化的整个运作流通过程中的，各参与主体的所获得的利益之比。在整个资产证券化运作交易过程中由两个步骤组成：一是由原始债权人将原始债务人的债务资产出售给证券化机构；二是由证券化机构对债务资产进行一系列的重组后，发行证券，使投资者进行购买。因此，在这两个步骤中，完成了各参与组织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散。按照我国资产证券化运作机制构建的市场基础，资产证券化运作过程中的利益分配主体主要包括原始债务人、原始债权人和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资产证券化融资工具不仅为原始债务人和原始债权人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来源，而且为原始债权人降低了一些风险。原始债务人和原始权益人的利益主要来自本金、利息以及利率差价带来的收益。针对原始债务人和原始债权人的利益问题，主要是通过降低贷款利率、放宽借贷条件等方法来扩大享受这种利益的利益主体的范围，以保证原始债务人和权益人的利益能够得到维持；投资者主要的利益来源是资产的增值部分以及利率差价带来收益，针对投资者的利益分配问题，主要是通过提高资本投资率、健全资本市场、利率市场化等方法来提高资本投资者的积极性，保证资产证券化的正常运作；作为非利益主体的其他中介服务机构主要是利益服务费用的获取。
2.风险分担机制
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分担机制主要是横向风险分担机制。横向风险分担机制主要是借助投资、借贷等以及应用各种金融工具，进而将投资中的各种风险进行重新配置转移，最终实现“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横向风险分担可以规避非系统性风险，通过投资者持有多种资产组合来实现。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产生的风险通过在各个证券化市场的参与主体之间进行转移和配置，最终实现风险的有效分担。要实现风险有效分担必须做到：证券化过程中产生风险的相关信息需要在市场参与主体之间进行充分暴露和揭示；资产组合中的资产价格需要低相关性；投资者必须是成熟且理性的，如果证券化市场的投资者具有较为成熟的投资行为与心理，并且对证券化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具有正确的认知，就不会有过强的投机行为；证券化市场的金融监管必须充分有效等。风险分担机制是资产证券化运作的内在推动力，由于在资产证券化交易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投机行为和不确定性等因素，因此风险性较大。然而通过资产证券化风险可以在市场各参与主体之间进行转移和重新配置，过程如下：风险有效分担的前提下，基础资产质量有保证下，基础资产风险转移到SPV证券发行人；经由信用评级和信用增级机构对SPV证券发行人的资产组合进行信用评级与增级，资产组合存在的风险转移给投资者，实现风险有效分担。
3.监管担保机制
资产证券化整体运作绩效的提高，必须在科学有效的监管担保机制下才能取得。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是由原始债务人、原始债权人、投资者、中介服务机构和政府的行政监管部门等共同构成的开放的网络运作系统，是极其复杂的多方博弈的世界。由此可见，资产证券化市场的高效运行离不开有效的监管担保机制。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担保机制是指证券化网络运作过程中，监管担保各机构中对证券化运作参与组织通过制度安排相互影响、相互协调，共同发挥作用。监管担保机制是资产证券化运作的重要一环，对于资产证券化的正常运作具有重要作用。该机制包括监督机制和担保机制。监督机制用来监督资产证券化运作过程的越轨行为，保障交易主体的合法权益及运作的正常进行，它由法律部门、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政府管理部门监督和财务审计等行业协会监督组成。担保机制主要是降低资产证券化运作的可控风险，保证资产证券化正常运作，它包括政府部门担保、商业保险公司以及经营组织机构三重担保体系。监管担保机制是资产证券化交易市场正常运作的关键环节之一，而我国尚没有较为成熟的监管机制，因此针对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机制的监管担保机制有如下思考：应结合我国资产证券化运作市场监管担保现状，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建立科学合理的监管担保法律规范体系；应以强化功能监管和市场约束为导向，明确我国三类机构（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为主导的政府管理部门监管和由行业协会及交易所负责的自律监管）的监管职责以及政府部门担保、商业保险公司以及经营组织机构三重担保机构的职责；建立资产证券化监管担保信息中心，统一开发证券业监管的操作系统，来取代落后的用手工操作的监管担保工具，以实现统一管理、信息共享、降低监管担保成本和提高监管担保效率，同时加快资产证券化监管担保的电子网络建设，实现运作交易过程的监管担保网络化，增强服务功能和提高监管担保水平；为增加资产证券化监管担保的透明度，我国还应尽快构建证券化信息披露制度的框架等。
4.激励约束机制
激励约束机制，即激励约束主体根据组织目标、人的行为规律，通过各种方式，去激发企业和人的动力，使企业和人有一股内在的动力，迸发出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规范企业和人的行为，朝着激励主体所期望的目标前进。激励约束机制是资产证券化在运作交易过程中为实现整体目标效益最大化，进而达到个体利益最大化而设计的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主要针对资产证券化各个交易主体的共同目标，分析各交易主体采取积极行为的诱导因素集，从行为导向制度、行为幅度制度、行为时空制度及行为归化制度等方面构建一套具有法律、行政效力和道德约束力的激励约束制度体系，以导向、规范和制约资产证券化运作过程中各交易主体的行为，使交易主体的个体目标与资产证券化交易运作的共同目标达到最大程度的和谐一致，来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和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统一。
五、结论
【关键词】城市基础设施融资 资产证券化
一、城市基础设施证券化的社会需求
城市基础设施的资产证券化（Securitization）就是将原始权益人（城市基础设施的拥有者）不流通的存量资产或在建资产以其可预见的未来现金流构造和转变成为可销售和流通的金融产品的过程。资产支撑证券在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已经有些实际应用，由于种种原因还未有大面积推广，但现实经济界却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
由于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周期长，占用资金规模巨大，出于资金流动性的考虑，无论财政资金还是银行贷款资金都会急于寻求资金退出渠道，通过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回收部分资金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而对于筹建、在建项目来说，而且，城市基础设施属于国家重点支持项目，政府一般会为项目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可以相当程度地降低SPV的运作风险。在低风险、高收益的利益驱动下，SPV会积极参与到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运作中来。再次，从投资者方面来看，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中一般都具有政府公开或隐形支持的成分，因此以此为支撑的证券较之普通债券更为可靠，从风险收益配比的原则出发，该种证券预计应受到投资者的欢迎。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中引入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具有可行性，并且预计会有一个较好的市场前景。
二、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运作
1、参与方法
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是一项专业分工细致非常复杂的融资技术，它的发行涉及参与方很多，主要包括：发起人、服务人、发行人、投资银行、信用增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和受托管理人。
2、运行
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运行是个许多参与主体相互联系的融资过程，比较复杂，简单的说，其基本运作程序如下：第一，发起人确定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目标，进行资产整合构造资产池，一般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较大一个项目就可作为一个资产池，寻找特设载体SPV，发起人向其出售城市基础设施资产（实际为该项资产未来现金流）。第二，SPV获取该项资产使其与原始发起人其他资产隔离，达到风险隔离的目的，SPV再利用信用增级手段对该项资产进行信用增级，进行证券发行评级，设计证券发行、安排证券销售，向发起人支付购买价格。第三，发起人实施资产管理，累积现金流。受托人负责监督管理现金流按期对投资人还本付息。第四，投资人购买ABS获取本息或出售使ABS进入二级市场流通。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产品，由于涉及到诸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原始资产的发起人、发行机构、中介机构、以及各类投资人等相关主体，因此必将对社会的各个层面影响巨大。从对资产证券化的要求来看，首先，证券化的资产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宜进行证券化的资产最关键或者说最基本的条件是该资产能够带来可预测的相对稳定的现金流，否则，投资者难以得到预期的收益，则购买的动机就会不强。其次，由于资产证券化应用起来非常复杂，因此应该具有一个较为完善的市场条件，不仅需要相对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强烈的投资需求，而且还需要一个完备的法律环境及制度环境。再次，对资产证券化操作的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要求具备较高的素质。由于资产证券化涉及诸如担保、评级、定价、税收、会计制度等问题，因此对资产证券化方案设计、运营和处理，需要相当的技巧。
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三个核心工作分别是构造资产池、风险隔离和信用增级。构造资产池：资产的原始权益人在分析自身融资需求的基础上，根据需求确定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目标，然后对自己所拥有的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根据资产重组进行组合，形成能够证券化的资产。风险隔离：所谓的“风险隔离”，即这些卖出去的证券化资产，由于所有权不再属于资产持有者所有，同时也不属于为实现这些资产证券化而参与的中介机构，包括为受托资产证券化处理的信托机构、保管这些资产所带来的现金流的银行、托管这些资产支持证券的证券登记托管机构等等，因此即使这些机构破产，也不影响其资产的收益，从而把这类风险与证券化的资产收益分离开来以起到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目的。信用增级：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并降低发行成本，SPV必须对整个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交易进行信用增级，以提高所发行证券的信用级别。通过信用增级，可以缩小发行人限制与投资者需求之间的差异，使证券的信用质量和现金流的时间性与确定性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需要，同时满足发行人在会计、监管和融资目标方面的需求。
3、运作工具
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向投资者提供的证券产品在期限、利息、偿付方式等方面的组合方式很多，按照对现金流的重组与否来分，常见的运作工具有转递证券（Pass-Through Securities）和担保抵押债券（Collateral Mortgage Obligations，CMO）。
（1）转递证券。转递证券的设计思路是对具有相同和相似期限及利息的贷款项目重新组合成为一个资产池，再将这个资产池出售，这样这些贷款产生的现金流就可以被构造成好像是一笔贷款产生的。发起人继续服务贷款，将收取的本金和利息扣除服务费后“转递”给投资者。但转递证券存在借款人在到期之前提前偿还贷款的可能，这造成了转递证券现金流的不确定性。
（2）担保抵押债券。与转递证券不同，CMO不仅改变了债务债券人的关系，而且改变了债务债券的结构。CMO通过创造不同等级或不同形式的债券，从而分级分期限偿付本息，更加灵活和多样化更能适应不同投资者的需求。比较常见的一种CMO是将债券分为四类：A类、B类、C类、Z类。其中A类是期限最短的债券，B类、C类的期限依次较长，Z类债券是一种应计利息累计债券，在其他债券都被偿付以后才能获得利息。具体来讲，当CMO的受托人获得本金时，这些款项被用于支付A类债券的偿还，这时的B类、C类债券只能收到应得的利息，对于Z类债券来讲，利息是应计未付的，并加到本金之中。当全部A类债券被偿付后，所有获得偿还的本金就被用于偿还B类债券。当B类债券被全部偿清，获得的全部偿还本金就被用于支付C类债券。最后当A类、B类和C类债券都被偿付清以后，担保品所产生的现金流才被用于支付Z类债券。
三、风险分析
资产证券化业务涉及发起机构、特定目的信托受托机构、贷款服务机构、信用增级机构、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机构等众多市场主体，而且同一主体可能兼任多个角色，交易结构复杂，风险隐蔽性强。一般来说，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风险主要包括法律风险、税收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资产质量风险等。
法律风险：目前如设立特设机构、风险隔离措施等具体做法与我国的《公司法》、《破产法》、《担保法》、《信托法》、《商业银行法》、《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有关内容相违背，（譬如，资产证券化试点关于债权转移只要“公告”即可，但《合同法》、《民法通则》则要求通知债务人）。
税收风险：资产证券化必须有税收优惠，否则参与各方就因多重环节重复征税造成操作成本过大不能做。但在当前的试点阶段，关于资产证券化的税收问题尚未有明确说法。而从稳健性考虑，至少应由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通知。
经营管理风险：发起人通常保留对原有资产的服务，有时甚至还兼证券的承销人和保管人，但这种集各种功能于一体的做法，可能会导致管理风险的加大。另外，承销商和托管人的破产等也将影响履约的顺利进行。
财产风险：资产支持证券需一定的资产作为抵押，但由于市场变动、意外事故等原因，可能会导致用于抵押的资产的价值下降，从而影响投资者的权益。
资产质量风险：由于资产支持证券的期限都相对较长，因而证券定级后，评级机构还要进行跟踪监督，并根据资产信用质量的变化对己评出的资产证券级别进行升降调整。随着评级的变化，浮动利率的证券可能会随着评级的变化而变化，而固定利率的证券持有人就会遭受损失。
四、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发展的对策
经济环境方面对策：完善和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改革债券发行制度，对债券品种进行创新，促进具有参考意义的基准利率市场的形成，对于我国利用ABS为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将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针对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一些城市基础设施领域也要允许外资和非民营经济参与竞争，提高城市基础设施领域的生产效率。同时中国机构投资者的数量和质量在这几年有迅猛发展，特别是集中在保险业和证券投资业的社会资本越来越多。在强化监管的前提下，应该放开不必要的准入约束，扩大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范围，允许保险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和养老保险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扩大对证券化资产的需求。顺应拓宽融资渠道现实要求，修订有关分业管理的规定，同时也要注意到解决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的问题应该循序渐进，应该允许保险业投资于收益较为有保证的城市基础设施证券化融资项目中来，对于商业银行的投资限制也应该逐步放松。
对于投资者：应利用媒体等途径宣传ABS的基本知识，大力提高投资者的素质，并引导投资者进行理性投资，以逐步改善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外部环境。
服务机构方面对策：针对服务机构服务能力尚显不足的缺陷，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完善我国的资产评估和资信评级工作：首先，尽快统一资产评估管理尺度，建立一个以评估基本准则为纲、若干应用准则为目的的资产评估体系，规范资产评估机构的行为；其次，借鉴国外资信评级机构的经验，对当前的证券评级行业进行改革，着重培养几家具有社会独立性、在国内具有权威性、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资信评级机构。
针对目前的形式下信托机构的信用监管体系尚不健全，业务能力差别很大的状况。应根据实际情况对信托机构进行分类管理、分级授权。根据信托机构的信用、资金、员工素质及以往的业绩记录给予不同的资金运作限度，实际额度超过限额时需申报批准。完善信托机构的监督机制和行业自律机制，尽快成立行业自律协会辅助监督机构工作，引导信托行业有序的发展。
法律规章制度方面对策：借鉴国外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法律风险的真正解决有赖于资产证券化的专门立法，其与《合同法》、《民法通则》应是“特殊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如此不仅能防范潜在诉讼风险，还能明确监管部门的协调问题，另外，修改《公司法》、《破产法》、《信托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内容，促进信托业和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何小锋：资产证券化：中国的模式[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不良资产；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11-0060-06
对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而言，股份制改革和上市的完成意味着大规模剥离不良资产已经成为历史。然而资本充足率的压力和资本市场对银行拥有一个“干净”的资产负债表的要求，又促使银行必须寻找创新的方法和手段，继续有计划、有步骤地处置不良资产。不良资产证券化是一种已经被国际经验证明、可以面向市场持续大规模处置不良资产的技术和手段。商业银行通过有效地实施不良资产证券化，能够将其不良资产以“真实出售”的方式转移到资产负债表外，使其风险加权资产减少，从而在不增加资本的情况下提高资本充足率。与此同时，实施不良资产证券化还有助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提高自身的综合经营能力和积累市场化资本运作经验。
一、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内涵及其技术要旨
资产证券化是把一组缺乏流动性的资产按照某种共同的特质集合成一个资产池，通过结构性重组，将其转变为对未来的现金流有稳定预期的资产组合，并在进行信用增级和资产评级后将其收益权转换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从而实现融资的技术和过程[1]。资产证券化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产生以来，一直处于内涵不断深化、边界不断扩展的发展过程中，其载体和方式不断扩大化和复杂化，并日益渗透到经济领域的各个层面。其中，证券化在不良资产领域的应用和发展更加引人注意。因为该领域资产的风险和收益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对资产证券化产品设计的技术要求即对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选择和设计的要求也更高。
从本质上看，不良资产证券化是面向市场处置不良资产的行为，是不良资产处置的系统工程。它是对不良资产从收购、分析调查和评估定价，到产品的设计（即交易结构的选择），再到营销及事后交易治理的全部过程。其中交易结构的设计是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最为核心的技术和交易成功的关键所在。在这里，对于不良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而言，就是研究如何通过结构化的交易条款设计，在充分考虑不良金融资产特性的基础上，对其产生的现金流进行合理估值和整合，以让渡的部分收益及其选择权为交换条件，实现投资者的风险分担；在这里，不良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结构融资方式，其技术的核心就是通过有效的交易结构设计，吸引各利益参与方的共同参与，使得由它们各自的承诺所确立的各种合约（如转让合约、担保合约等）能够相互支持和相互牵制，犹如组成一台精密的机器，实现风险分担、各取所需之目的。
从各国的不良资产证券化实践来看，在证券化过程中现金流的管理和分配功能对证券化技术及其交易结构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最初，不良资产证券化采用商用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CMBS)结构[2]。这种结构适用于有较为稳定现金流的资产，因此证券化的不良资产主要是住房或商业房产抵押贷款，与房地产有关的贷款、准履约资产、重组贷款和能产生现金流的抵债资产。后期债务担保证券结构(CDO)和清算信托结构(LT)等交易模式也被广泛采用。一般而言，债务担保证券结构(CDO)适用于无抵押贷款和债券的证券化，而清算信托结构(LT)则适合无现金流而需要变现处置的不良资产。当然，由于资产证券化的结构都是由具体的现金流技术、信用增强技术以及风险管理技术构成，这些技术手段如同基本组件，可根据需要相互组合、搭配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良资产证券化技术的运用即交易结构的设计是一个动态过程，并没有惟一的模式；而不同交易结构之间在具体技术上的相互渗透，则有利于更好地解决证券现金流和不良资产现金流之间的不对称性。在具体的实践中，这些基本交易结构必须根据具体的资产类型、证券评级以及市场环境等因素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修改，从而构造出符合投资者风险―收益需要的证券。
二、不良资产证券化技术实现流程：不良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程序
不良资产证券化由于其特殊的标的决定了其在交易程序上的特殊性，即往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实现其在证券化技术上的安排和设计。在中国，从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准资产证券化实践开始，其交易结构的实现一般采用信托分层的模式。在这里，不良资产的证券化的交易程序一般是由发起人将信贷资产转移给一个特殊目的实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简称SPV），再由该特殊目的实体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根据目前中国的法律和政策情况，采用信托分层模式是目前国内不良资产的证券化较为可行的模式。为使信托满足证券化要求的分时、分层分配现金流的功能，一般而言，交易程序和交易关系设计的基本思路如图1所示。从这一程序中可以看到，该交易结构的核心是利用信托财产独立性的法律特征，由商业银行将不良资产设立他益信托，通过信托公司发行代表受益权份额的ABS指定信托财产的受益人，从而在法律上实现风险隔离和有限追索，并且符合国际会计准则关于资产终止确认的标准，提高信用等级，实现表外证券化。
图1 不良资产证券化交易关系程序图
三、不良资产证券化技术的基础：解构与重建证券化的资产池
以证券化产品为载体的不良资产处置技术，就是要通过解构原有的失效的金融契约和建构新的金融契约，满足不良资产投资者对风险和收益的需求，重建和提升资产的价值。而解构原有的失效的金融契约和建构新的金融契约首先体现为对不良资产现金流的分析和整合。在这里，资产池现金流分析是证券化评级分析的核心部分，分析的目的是评估资产池现金回收额及其时间分布。
1．不良资产的资产池构建
资产证券化表面上是以资产池中的资产为支撑，实际上是以该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收益流为支撑；只有当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是可预期的，由该资产支撑的证券的价值才能被确定；而评级机构也只有通过对现金流量的确定性分析才可能进行信用评级。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资产证券化所“证券化”的不是资产本身，而是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资产的价值就是它未来产生的现金流的现值[3]。
筛选可证券化的目标资产是不良资产证券化运作的第一步。美国金融家斯科特曾说过“人类的想象力有多宽，信托的业务范围就有多宽”[4]。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从理论上讲任何有价值的资产都可以进行证券化。当然，由于交易成本的限制，为获得较好的证券化收益，理想的证券化资产仍应满足一定的条件。
目前，中国许多银行积存的不良资产大多质量低下，合同违约率相对较高，对其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难度也比较大。当然，这并不能否定对其进行证券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在具体的证券化运作中则应采取相应措施。在实践中，在证券化项目的筹备阶段，往往需要制定资产分类的标准和程序，把能够在未来产生稳定现金流量、符合证券化要求的资产按照一定的标准挑选出来。例如，可以对不良资产的原始债务人作一次清理，通过调查、核实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将债务企业进行必要的分类：第一类是既无还款能力又无发展前途，事实上已处于破产状态的企业；第二类是发展前景良好，有能力于近期还本付息的企业；第三类是有较好发展前景，但因债务负担过重影响财务状况的企业。显然，第一类企业的负债属于己经注定无法收回的“呆账”，惟一的途径是破产清算，尽可能挽回损失；对第二类企业可以给予必要的支持和监督，力求实现资产价值的最大化；第三类企业的债务才应该是资产池的主体部分。在选择确定目标资产时，确定一个证券化的基准日，对资产的现值进行合理估算，同时根据历史数据和债务人的具体情况，将各类资产合理的搭配组合，并对其未来产生的现金流和归还期限做出预测，据此确定资产处理底价，然后按照账面价值的一定折扣汇集组合形成资产池。
在证券化的过程中，对资产未来现金流的威胁主要来自债务人的违约风险。就某一个具体的债权债务而言，债务人迟延履行、不能履行甚至拒绝履行的可能都是存在的，所以，债权资产的现金流很难确定。但是，如果债权债务的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并形成一个集合，由于大数法则的作用，债权集合所产生的现金流总会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因此，尽管预测单独一笔债权的现金流量是不现实的，人们却可以基于历史数据对整个债权集合的现金流平均数有一个可信的估计，这正是资产证券化的理论基础。为了尽可能减少风险，加大未来现金流的可预期性，资产池中的资产数量与原始债务人的数量应该足够多，债务人在地区上的分布应该比较广泛；同时，单个债务人的债务在资产池中占据的份额不能过大，以使来自债务人的违约风险分散化，避免个别债务人的违约行为给证券偿付造成严重影响。
此外，由于不良资产不同于银行的优质信贷资产，故在资产池的构建上也有一定的特殊性。在优质信贷资产证券化，其资产池的组成均为优质贷款合同；而在不良资产证券化，资产池的组成大多是本身就已经存在违约记录的贷款合同。尽管这些合同是经过筛选的，但其潜在的违约风险仍然比较大，因而对不良资产现金流的预测不能依赖于贷款合同中约定的还款时间表，而应仔细考察原始债务人的信用意识和偿债能力，特别是要考察合同项下抵押物处置变现可能获得的现金流。尤其是在当前信用环境不佳的情况下，与其寄望于贷款合同得到自觉履行，不如假定原始债务人可能违约进而对抵押物的处置变现事先做好安排。具体操作时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在资产池中直接装入实物资产，如日本和意大利的做法；另一种是装入部分优质资产组合，如高质量的银行信贷资产、国债、股票等，与不良资产搭配组建资产池。
2．对资产池进行现金流的分析和评估
一般而言，对于批量的不良资产评估，商业银行由于成本因素的考虑，无法采用逐笔分析，往往采取分类现金流分析法：首先对资产池中每笔资产特征的准确界定，对资产池资产进行科学分类；然后根据不同类资产处置的特点（现金流产生方式）以及该类资产处置收现的历史经验或统计，确定相应的现金流分析方法；最后将各类资产在各种证券化信用等级下对应的现金流分别加总得到资产池在各种证券化信用等级下的现金流。也就是，对于从个体到对整个资产池的估值，一般按照“小样本估值――大样本估值――资产分类――资产包估值”的逻辑顺序进行，见图2所示。
图2 入池的资产预计回收现金估值分析流程图
在这里，不良资产回收估值是对回收金额和回收时间的预测。因此，不仅要对借款人/保证人所处的地区、行业、贷款性质、借款人/保证人有效资产状况、借款人/保证人的经营状况、抵押物种类、抵押物状况、抵押物变现难易程度、贷款诉讼状况等重要因素进行分析。而且还要结合地区历史处置情况、地区经济、行业发展、司法环境以及从其他渠道获得的个别借款人的其他投资、债权债务情况等信息，对上述估值进行修正。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不良资产证券化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金融产品，在对不良资产进行定价时，必须要考虑组合资产池中不同不良资产个案的损失频率和损失程度。如果缺少对产生不良贷款企业的全面、准确的基础资料，就不能准确预测不良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不良资产的定价就会产生偏差。
四、不良资产证券化技术的核心：设计结构化证券产品实现价值重组
从本质上看，资产证券化是一种具有期权定价性质的融资方式[5]。资产证券定价通常包含两部分：一是根据证券信用评级、标的资产自身价值确定的普通差额；二是期权调节差额[6]。由于资产证券具有提前偿还的特性，所导致的再投资风险要求投资者应获得一定的收益差额来补偿，这并不取决于金融机构的资产状况和评价等级而依赖于可预期的现金流。因此，不良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设计的核心问题是根据不良资产现金流的特点构建与其相匹配的交易结构，为投资者的投资选择提供可能。所以，不良资产证券化并不是要把坏资产变成好资产，而是如同通过切割，把一篮子坏苹果中好的一部分切出来卖给外部投资者；部分可能会坏的留在发起人或其他的信用增强者手中；明显已坏掉的部分则丢弃掉。其实，这种风险收益分配安排跟融资结构选择没有本质差别。具体地说，一般的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分为债权和股权，公司的资产首先要付给债权投资者。如果付完债权人后公司还有剩余资产，股东们才能分得剩余收益，否则就要承担损失。而上面的A级债券投资者就像公司的债权人，B级债券投资者其实质就是股东。从金融技术上讲，道理就这么简单：既然人们能接受公司将未来收益分拆成债权和股权，就一定能接受将不良资产分拆并重新组合成新的证券产品。
1．不良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设计的出发点
从上面对不良资产现金流的分析和评估得知，不良资产证券化和正常资产证券化的最根本差别就在于现金流和基础资产价值的差别：一是不良资产现金流以逾期回收额和变现收入为主，回收难度大、回收方式多样；二是回收额和回收时间不确定，取决于不良资产的构成、处置方案、市场环境以及借款人资信等因素；三是现金流集中在最终清算或回收后，在金额、时间以及速度分布上不均匀，致使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出现相对于预期回收值的阶段性亏损或盈余；四是最终回收额通常小于不良资产未偿还总值，但可能高于预期回收额，因此存在必须对最终盈余资金进行分配的问题。
针对以上特点，一方面如何保证证券本息得到支付，另一方面如何处理、平衡阶段性多余现金流或现金流不足以及提高证券现金流的稳定性，是在设计不良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过程中所必须考虑的因素。针对第一个问题，根据标准普尔的观点，不良资产证券化不适合采用按比例在各级证券之间分配的方法，而必须采取按优先序列支付的结构[7]。在这种收益分层的结构易的结构设计中，不同的投资者购买不同层次的收益权。购买次级证券方式投资者们在承担了更大风险的同时也为该证券提供了相当的“信用增强”。在实践中，这种广泛采用的分层交易结构独立于信用评级体系，为证券提供了有效的信用增级。针对第二个问题，按照损失依次注销低级证券的做法不适应不良资产证券化在阶段性损失后又出现盈余的现象。为满足平稳支付证券本息的要求，不良资产证券化必须采取信用增强和流动性增强安排、现金流缓冲和分配技术，达到资产现金流与证券现金流的相互匹配。这种根据不良资产特性进行的适应易安排，不但是对金融工程理论的经典应用，也是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进行的金融创新。
2．建立不良资产现金流与证券化现金流的相互匹配机制
在对不良资产的现金流进行有效评估的基础上，要研究如何进行现金分配顺序的设计（Waterfall，Priority of payment），从而解决资产支持证券的现金流问题。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主要的现金流问题有两种：一种是延期支付危机，回现意外推迟；第二种是早偿风险，有钱就提前还掉了[8]。结构化产品既不希望延期，也不希望早偿。在这里，对于证券化，证券偿付所需资金完全来源于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但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从来都不是对基础资产提出单向现金流要求，而同时必须通过有效的交易结构安排解决支付问题。
现金流重组技术的应用和交易结构的创新，正是为了解决现金流入与流出结构的不匹配问题。随着金融工程技术的发展和证券市场的创新，资产证券化对基础资产的信用质量和现金流要求不断放松，使得理论上和技术上可以针对任何资产构造相应的交易结构，建立动态的现金流入与流出的匹配机制，从而完成证券化。在不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实现基础资产现金流与证券支付现金流的相互匹配机制，主要可以采取以下的安排：（1）可以采取结构分层和倾斜式现金流分配技术，控制对特定证券的支付现金流，保证优先级证券投资者获得稳定、预期的现金流。比如采取设立“现金储备”等缓冲账户的现金流缓冲技术，控制、平衡现金出入速度。通过吸收、储存多余现金流，补充现金流短缺，起到现金流蓄水池的作用，平衡现金流入在时间上的不均匀，保证稳定的现金流出安排得以实行。（2）可以在现金流短缺时提供内、外部信用支持和流动性支持。在这里，内部信用支持包括：利用超额抵押资产产生现金流为基础资产现金流提供补充，增加组合现金流的稳定性；设立现金储备账户来应付基础资产现金流暂时不足的情况。而外部流动性支持主要是指，由服务机构或发起银行提供流动性融资、由发起银行或第三方直接担保。
基于这些实施上的考量，不良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及损失分配顺序如图3。
图3 不良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及损失分配顺序图
在这种分配的安排中，剩余利息是第一顺位现金流缓冲，首先吸纳当期资产池内其它资产的损失，再吸收前期资产池的损失。而利息账户则是第二顺位现金流缓冲，其作用是用前期累积的多余现金流弥补未来可能出现的流动性缺口或亏损。第三顺位的缓冲是现金储备账户(cash reserve account)，往往以独立的信托账户形式存在，由发起人在证券化开始存入。当前两个手段未能弥补的本息、服务费等缺口时，其差额由现金储备账户弥补。必须指出的是，该账户在所有证券本息都得到支付后才能得到偿付。而发起人的权益即股权部分，是吸收上述三个缓冲措施之后的损失，并先于上述账户得到补偿。一般而言，股权起到了资产升值和贬值缓冲器的作用，使优先级债券收益的确定性增强；而发起人也能获得不良资产升值的剩余索取权。接下来的收偿顺位就是次级证券的收益部分，它先于高级证券承受损失，后于高级证券得到偿付。如果阶段性处置损失超出预期，次级证券价值下降或退出流通，后期出现盈余，则支付高等级证券后，次级证券可重新进入流通。最后则是优先级证券，它最先得到支付、最后承受损失。如果损失触发某一提前摊销的警戒线，根据这种“瀑布式”的支付结构安排，所有现金流都将被用来支付高级证券的本息。
总而言之，通过上面对不良资产证券化技术要领的分析，可以认为，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与其它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相比，通过对交易结构的有效设计，不良资产证券化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一方面，不良资产证券化有助于同时批量处置大规模不良资产，使处置时间缩短而回收现金时间提前，并通过交易结构设计有效转移风险，调整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财务成本，在整体上提高资本回报率。另一方面，在供给刚性、需求由少数投资者垄断的不良资产市场中避免出现卖断交易的一次性定价困难、商业银行损失加大的问题，由发起的商业银行保留资产升值的剩余索取权，缓解快速处置压力与回收价值之间的矛盾，促进贷款二级市场的发展和不良资产价格发现机制的形成。也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这种既能降低银行处置成本、改善资产负债表，又能为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投资品种的金融实践，必将会获得愈来愈多的商业银行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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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ization of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Non-performing Assets in China：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XIANG Wei-xing1,WANG Gang1,2
(1．College of Economy,Jilin University,Chang chun Jilin 130012,China;
2．Institute of Finance & Banking,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hina Huarong 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Beijing 100045，China)
Abstract：
[关键词] 银行资产证券化法律环境法律风险
2005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试点单位，分别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试点，经过长大数年的探讨和准备，中国的资产证券化终于开始了破冰之旅。2005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作为规范中国资产证券化的专门规章。对于正在向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的中国金融业来说，这当然是值得欣喜的一件大事。但是，尽管我们有了《办法》的保驾护航，也尽管资产证券化试点正在稳步推进，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事实是：我国尚不完全具备实施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环境，银行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风险不容忽视。
一、从宏观上看，法律障碍和法律缺失仍然是银行资产证券化最大的法律风险
我们知道，在资产证券化的整个过程中，涉及到多方当事人，并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了非常复杂的法律关系。同时，作为一种金融创新技术，资产证券化无疑会引发大量的新的法律问题，而这些法律问题涉及到诸如合同法、民法通则、担保法、信托法、公司法、证券法、税法等一系列民商事法律制度和经济法律制度，并对现行的法律制度形成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离开特别法的制定和现行法律的调整，资产证券化将寸步难行。事实上，各国资产证券化实践的经验也表明，法律先行是资产证券化实施的前提条件。
就我国目前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环境来看，尽管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了《管理办法》， 财政部颁布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银监会也出台了《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监督管理办法》）。但是，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相当的程度上，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实践仍然存在诸多的法律障碍和法律缺失：
第一，上述有关资产证券化的立法停留在部门规章甚至是规范性文件的层次，无法克服现行法律法规在资产证券化实施方面的障碍。
第二，从《管理办法》的颁布主体及其第1条的具体规定看， 《管理办法》的制定显然绕过了中国证监会，《管理办法》本身绕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这就很难避免法律与规章之间以及各监管部门相互部门之间的冲突，从而给资产证券化的运作带来法律风险。
第三，通观《管理办法》，可以发现，该办法只是在现行的《信托法》的框架下的一种制度设计，无法完全满足全面实施资产证券化的制度需求。
第四，从现行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看，在证券化基础资产的转移、SPV的设立和定位、风险隔离机制的构建、资产支持证券的证券身份的确认、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和上市、信用增强，以及税收问题等资产证券化的各个环节中，还存在诸多的法律障碍或空白。
二、从微观上考察，银行资产证券化面临着若干具体的法律风险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环境下，银行资产证券化面临着一系列的法律风险。限于篇幅，本文只涉及其中的几个主要方面。
1.银行设立公司形式的SPV面临的法律风险
第一，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同时，《证券法》第6条也规定了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的原则。据此，商业银行不得作为发起人投资设立SPV。但是，SPV的设立却是资产证券化最核心的一个环节。这就意味，商业银行要么违法设立SPV,要买放弃设立公司形式的SPV。第二，SPV是发起人在实现其预期财务目标过程中，为迎合法律的要求而特设的一个法律概念上的实体，其在实质上几乎就是一个“空壳公司”:只拥有名义上的资产和权益，实际管理和控制均委托他人进行，自身并不拥有职员和场地设施。其实，SPV存在的意义只是在法律上实现破产隔离，它可能连自己的经营场所都不需要，甚至只需要一个法律名称即可。这又与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设立的要件存在一定的冲突。
2.SPV的“公司法人人格”被否认的法律风险
所谓法人人格否认法理，指法人的法律形式，在被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而利用的场合下，并非全面否认其法人的存在，而是在承认其作为法人形式存在的同时，在特定的事实下揭破法人的面纱，暴露其背后的真正实体，即尽管存在法人人格的外观，在法律上按无法人人格对待。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实质在于确定特定情形下股东对公司债务的无限责任， 法人人格否认通常表现为：公司的债权人以股东（包括作为股东的母公司）的财产满足债权。
在《公司法》修订以前，中国立法虽然没有承认类似“揭开公司面纱”或者“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在一些政策性文件或者司法实践中，却有类似的做法。 而2006年1月1日实施的新《公司法》第20条第3款 已经在原则上确立了我国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所以，如果银行作为发起人在SPV的构建方面没有完全遵循《公司法》的规定，并且法院认为在某种场合，银行成立SPV并向其转移资产的行为构成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就存在法院判决否认SPV的法人人格的风险。一旦SPV的公司法人人格被否定，银行资产证券化将面临以下法律风险：作为发起人的银行将承担SPV的债务；或者SPV将承担银行的债务，甚至有被合并到银行破产程序中的可能性。
3.证券化资产转移定性中的法律风险
在资产证券化交易中，证券化资产转移之定性，即所谓的“真实销售”问题，直接关系到资产证券化风险隔离机制的有效性。如果是通常的资产销售，也许就不存在所谓的“真实销售”问题，也就不存在是否构成“真实销售”的法律风险。但问题是，在资产证券化交易中，资产转移往往隐含着一对矛盾：一方面，证券投资者希望对发起人（证券化资产的原所有者）保持一定的追索权，从而在他无法从SPV的资产中得到足额清偿时，可以追索发起人；而为了提高资产转移的价格，发起人有时也愿意提供这种追索权。另一方面，为了达到隔离发起人破产风险的目的，又必须符合法律上的“真实销售”要求。这种矛盾的存在使证券化资产转移在资产销售和担保融资之间失去了确定无疑的分界，因为只要不是完全无追索权的资产转移，一旦进入法院审查程序，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担保性融资，从而使资产证券化流产。这就要求资产证券化特别法对构成“真实销售”的条件做出明确规定，以尽量避免证券化资产转移定性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法律风险。而我国目前显然没有任何关于证券化资产转移定性的法律规定。
4.银行向SPV转让基础资产的法律风险
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受到《商业银行法》的严格限制，而《商业银行法》规定的经营范围中没有允许商业银行法转让信贷资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的出台，只解决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信贷资产的法律障碍，国有银行向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外的SPV转让基础资产、其他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向SPV转让基础资产仍然存在法律障碍。
5.资产支持证券能否获得合法身份的风险
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这种证券是否属于《证券法》的调整对象。也就是说，首先得明确资产支持证券的法律身份。根据我国《证券法》第2条之规定，“在中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适用本法。本法未规定的，适用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据此，只有国务院采取适当方式认定资产支持证券属于《证券法》的调整对象，资产支持证券才能获得《证券法》上的证券身份，也才能受到《证券法》的规制和保护。因此，如果国务院没有就此做出规定，又没有制定资产证券化特别法，资产支持证券就存在缺失合法证券身份的风险。而目前我国所谓的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在绕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化》的情况下制定的《管理办法》和《信托法》的框架下运作的，只能是银行金融机构将信贷资产信托给受托机构，由受托机构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向机构投资者发行受益证券。
三、简短的结论
笼统讲，中小企业将资产抵押给投资银行（证券公司或商人银行），由投资银行发行相应等价的资产证券化品种，发券募集的资金由中小企业使用，资产证券化品种可通过专门的市场进行交易。
具体而言，一个完整的资产证券化融资过程的主要参与者有:发起人、投资者、特设信托机构、承销商、投资银行、信用增级机构或担保机构、资信评级机构、托管人及律师等。
在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承销主体主要指券商。在整个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券商都应和发行者一起策划、组织证券化交易的整个过程,以使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组织证券化交易的整体过程,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会计和税收等方面的要求,实现融资者希望达到的目的。
通常来讲,资产证券化的基本运作程序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一、确定目标,组成资产池
发起人(一般是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也可以称为原始权益人)首先分析自身的资产证券化融资要求,确定资产证券化目标,然后对自己拥有的能够产生未来现金收入流的信贷资产进行清理、估算和考核,决定借款人信用、抵押担保贷款的抵押价值等并将应收和可预见现金流资产进行组合,根据证券化目标确定资产数,最后将这些资产汇集形成一个资产池。
需要注意的是,对资产池中的每项资产发起人都必须拥有完整的所有权,同时,还应尽量保证资产池的预期现金收入流大于对资产支持证券的预期还本付息额。
二、组建特设信托机构
特设信托机构是一个以资产证券化为唯一目的的、独立的信托实体,有时也可以由发起人设立,注册后的特设信托机构的活动必须受法律的严格限制,如不能发生证券化业务以外的任何资产和负债,在对投资者付清本息之前不能分配任何红利,不得破产等。其资金全部来源于发行证券的收入。特设信托机构成立后,发起人即将资产池中的资产出售给特设信托机构。
应当注意的是,上述交易必须以真实出售的方式进行,即出售后的资产在发起人破产时不作为法定财产参与清算,资产池不列入清算范围,从而达到“破产隔离”的目的。破产隔离使得资产池的质量与发起人自身的信用水平分离开来,投资者就不会再受到发起人的信用风险影响。
三、完善交易结构,进行信用增级
为完善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特设机构要完成与发起人指定的资产池服务公司签订贷款服务合同、与发起人一起确定托管银行并签订托管合同、与银行达成必要时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周转协议、与券商达成承销协议等一系列的程序。
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改善发行条件,特设信托机构还必须提高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等级,使投资者的利益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实现。因为资产债务人的违约、拖欠或债务偿还期与特设信托机构安排的资产证券偿付期不相配合都会给投资者带来损失,所以信用提高技术代表了投资银行的业务水平,成为资产证券化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
信用增级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方式为“真实隔离”或“破产隔离”,通过剔除掉原始权益的信用风险对投资收益的影响,提高了资产支撑证券的信用等级；第二种方式是划分优先证券和次级证券,即通过把资产支撑证券分为两类,使对优先证券支付本息先于次级证券,付清优先证券本息之后再对次级证券还本,这样就降低了优先证券的信用风险,提高了它的信用等级；第三种方式是金融担保,即特设机构向信用级别很高的专业金融担保公司办理金融担保,由担保公司向投资者保证特设机构将按期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如特设机构发生违约,由金融担保公司代为支付证券的到期本息。
四、资产证券化的评级
资产支持证券的评级为投资者提供证券选择的依据,因而构成资产证券化的又一重要环节。评级由专门评级机构应资产证券发起人或投资银行的请求进行,评级考虑因素不包括由利率变动等因素导致的市场风险,而主要考虑资产的信用风险。被评级的资产必须与发起人信用风险相分离。由于出售的资产都经过了信用增级,一般地,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级别会高于发起人的信用级别。资产证券的评级较好地保证了证券的安全度,这是资产证券化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安排证券销售,向发起人支付
在信用提高和评级结果向投资者公布之后,由承销商负责向投资者销售资产支持证券,销售的方式可采用包销或代销。特设信托机构从承销商处获取证券发行收入后,按约定的购买价格,把发行收入的大部分支付给发起人。至此,发起人的筹资目的已经达到。
六、挂牌上市交易及到期支付
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完毕到证券交易所申请挂牌上市后,即实现了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流动性的目的。但资产证券化的工作并没有全部完成。发起人要指定一个资产池管理公司或亲自对资产池进行管理,负责收取、记录由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收入,并将这些收款全部存入托管行的收款专户。
托管行按约定建立积累金,交给特设信托机构,由其对积累金进行资产管理,以便到期时对投资者还本付息。待资产支持证券到期后,还要向聘用的各类机构支付专业服务费。由资产池产生的收入在还本付息、支付各项服务费之后,若有剩余,按协议规定在发起人和特设信托机构之间进行分配。至此,整个资产证券化过程即告结束。
由于资产证券化非常复杂,作为券商应当在每一环节中均与发起人、中介机构等各方合作,尽可能地将投资者的风险降到最低。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中国；金融创新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11－0061－04
所谓资产证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指的是发起人(Originator)将缺乏流动性但却可在未来某个时期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出售给特设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由该机构通过一系列的结构安排分离与重组资产的风险与收益，从而增强资产信用度，将资产转化为可自由流通的证券，在金融市场上交易，最终实现金融融资。作为资产证券化载体的证券化产品，具有债券的性质，并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许多种类：按照基础资产的类型划分，证券化的品种可以分为信贷资产证券、住房抵押贷款以及其他合成衍生证券；按照基础资产是否为抵押资产划分，证券化的品种可以分为资产担保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ies，ABS）和抵押支持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MBS）。
一、中国资产证券化的实践历程
中国的资产证券化道路源于1992年海南省三亚地产的投资证券。三亚市开发建设总公司以三亚单洲小区800土地为发行标的物，公开发行了2亿元的3年期投资证券，此为中国资产证券化尝试走出的第一步。1996年8月，珠海为了支持珠海公路的建设，以本地车辆登记费和向非本地登记车辆收取的过路费所带来的稳定现金流为支持在国外发行了2亿美元债券，这是国内第一个完全按照国际化标准运作的离岸资产证券化案例。1997 年7 月央行颁布《特种金融债券托管回购办法》，规定由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的特种金融债券，均需办理资产抵押手续，并委托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负责相关事项。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不良资产支持债券的发行成为可能，此后出现了由资产管理公司主导的几笔大额不良资产证券化。2000 年，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为住房贷款证券化试点单位，标志着资产证券化被政府认可。
2003年，中集集团利用其海外的应收账款为支持发行了资产支持证券，规定在3年的有效期内凡是中集集团发生的应收账款都可以出售给由荷兰银行管理的资产购买公司，由该公司在国际商业票据市场上多次公开发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sset Backed Commercial Paper，ABCP），协议总额为8 000万美元。2003年6月，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推出了国内首个资产处置信托项目，华融将涉及全国22个省市256户企业的132．5亿债权资产组成资产包，以中信信托为受托人设立财产信托，期限为3年。该模式已经接近真正的资产证券化项目，并且首次在国内采用了内部现金流分层的方式实现了内部信用增级。
到2004 年，开始出现政府推动资产证券化发展的迹象。2004 年2 月，《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第四条“健全资本市场体系，丰富证券投资品种”提出：加大风险较低的固定收益类证券产品的开发力度，为投资者提供储蓄替代型证券投资品种，积极探索并开发资产证券化品种。2004 年4 月至7 月，工商银行通过财产信托对其宁波分行的26 亿元不良资产进行了证券化。2004 年12 月15 日，央行公布实施《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易流通审核规则》，从而为资产证券化产品流通扫清障碍。
2005年以来，我国在资产证券化的道路上有了新的发展。2005 年3 月21 日，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会同证监会、财政部等9个部委参加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协调小组正式决定国开行和建行作为试点单位，分别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试点。随后，为促进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各相关部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制度：4 月21 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共同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5 月16 日，建设部颁布了《建设部关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涉及的抵押权变更登记有关问题的试行通知》；6 月2 日，财政部正式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对资产证券化相关机构的会计处理进行了全面规范；6 月16 日，中国人民银行第14、15 号公告，对资产支持证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登记、托管、交易、结算以及信息披露等行为进行了详细规范；8 月1 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了《资产支持证券交易操作规则》；8 月16 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了《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登记与托管结算业务操作规则》， 规范了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登记、托管、结算以及兑付行为；11 月11 日，银监会了《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从市场准入、风险管理、资本要求三个方面对金融机构参与资产证券化业务制定了监管标准。这些配套制度的推出为资产证券化的规范化运行创造了条件，也为今后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2005 年12 月15 日，国开行和建行分别在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了第一只ABS 债券41．78 亿元和第一只MBS 债券29．27 亿元。
总体来看，我国以前的资产证券化实践大多属于自发性的个体行为，证券化产品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产证券化产品，操作模式不成熟、不规范。虽然2005年开始，我国拉开了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的序幕，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制度，但到目前为止资产证券化还远没有成为金融机构自觉性的群体行为，证券化实践尚未出现实质性突破，资产证券化之路还任重而道远。
二、中国资产证券化的巨大发展空间与多重约束
“如果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就将它证券化”，这是流传于美国华尔街的一句名言。按照华尔街的标准，目前我国能够进行证券化的资产已经很多，如房地产贷款、企业各种应收账款、银行不良资产、信用卡应收款、汽车贷款等等，都可以成为资产证券化的标的资产，而且这些资产的证券化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相当成熟了。根据银监会统计数据，截至2005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到13 133．6亿元，其中次级类贷款3 336．4亿元，可疑类贷款4 990．4亿元，损失类贷款4 806．8亿元。截至2006年第一季度，我国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不良资产8 663．4亿元，与1999年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时剥离的1．4万亿元不良贷款处置任务还有很大的距离。根据人民银行2006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截至2006年6月末，我国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为3．4万亿元，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1．3万亿元，比年初增加2 123亿元；购房贷款余额2．1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 820亿元。近年来我国汽车消费信贷发展迅猛，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末我国金融机构汽车信贷余额达到了1 594．03亿元人民币。以上数据表明，我国可用于资产证券化的资产数量巨大，在资产证券化的供给方面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物质基础。
从证券化产品的需求来看，同样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一般而言，资产证券化产品在产品属性上属于固定收益证券，类似于企业债券。但是，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极其落后，而证券化产品更是一片空白。从投资者的需求来看，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有数万亿元的居民存款希望能找到更好的投资工具，他们对创新性的投资品种需求非常大。尤其是社保基金、保险基金等要求风险较低的机构投资者，会对证券化产品产生强烈的需求，这是被国际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展所证明的。
以上分析表明，在我国，对于资产证券化产品，其供给和需求都有巨大的潜力，资产证券化市场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然而，我国目前的资产证券化发展水平与巨大的发展空间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距，要消除这种差距，必须从多个方面共同努力。这是因为，在我国资产证券化过程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制约因素。长期以来，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金融基础工程的薄弱，以及证券化过程中诸多程序和操作问题的不明确，阻碍了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探索和操作。
1．会计、税收制度与证券化的不统一。
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所涉及的会计、税收等问题决定着证券资产的合法性、盈利性以及流动性，关系到每一参与者的利益，影响资产证券化的动机和结果。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对于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会计处理做了较为详尽细致的规定。我国在会计制度上，无法做到与资产证券化相统一，因此难以对资产证券化业务实行有效监控。我国目前对资产证券化的会计制度的规定是财政部指定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相关的财务判断与会计处理缺乏合理的依据，与美国的会计规范相比还不够完善。同时，资产证券化运作规模庞大，交易环节繁多，减少作为其成本主要支出的税收支出是关系证券化操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在税收制度方面，尤其在跨国证券化中的税收问题上，我国现行税法规定还存在很大空白，使得证券化的成本大大提高。
2．相关法律不完备。
由于我国资产证券化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法律还没有完全构建起来。以美国为例，美国并无针对资产证券化的专门立法，其规范主要来自于联邦和州法律，其中包括证券法、证券交易法、破产法以及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等，这些规范促进了资产证券化的规范化和法制化运营。我国目前没有出台证券化专门法规，现行公司法、合同法、信托法、银行法等法律法规对证券化存在众多阻碍，由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财政部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资产证券化市场的法律法规（前文有列举）还不够完备，有许多方面和环节还没有涉及到。在我国信用环境不佳、法制意识薄弱的条件下，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备意味着提高了风险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资产证券化的规范健康发展。
3．信用评级机构缺失。
在实施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对资产池中的资产进行严格、公正、正确的信用评级对于证券化的资产定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客观、公正的信用评级能够较为真实的度量资产所蕴含的风险，从而间接决定了证券化后的资产的价格。国际上最具信誉的信用评级机构主要有如下几家：标准普尔评级集团、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以及Fitch IBCA，Duff & Phelp公司等。这些公司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了有力的信息决策支持。而现阶段国内信用评级机构普遍规模不大，彼此间的评级标准不一，其权威性存在较大质疑，难以为投资者提供客观、公正的信用评级服务。因此，投资者不得不承担国外信用评级机构高额的服务费用，从而降低了投资者的收益以及证券化资产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4．金融机构动力不足。
美国资产证券化的历史表明，当时美国一些储蓄机构陷入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资产证券化正是发端于金融机构对外融资、解决流动性的被迫行为。在我国，一直以来都是高储蓄率，较高的银行储蓄率使金融机构很少能够陷入流动性困境，而且即使偶尔陷入了流动性危机，也有银行的银行――中央银行作为其坚强的后盾；同时，由于传统意识的约束，我国金融机构也不愿意把具有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打包兑出去。金融机构目前是我国资产证券化的主体，其进行资产证券化的动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
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制约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发展的因素，包括体制障碍、投资者不成熟、风险管理水平低、资产证券化专业人才极其缺乏等等。这些制约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我国资产证券化将经历一个缓慢而艰难的发展过程。
三、我国资产证券化今后的发展道路
近年来，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为资产证券化奠定了一定的市场基础：从宏观角度看，我国资本市场基本完善，资本流动性较强；从微观角度看，我国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等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独立经营的实现为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近年来我国对金融市场的开放，使金融市场进一步国际化，这也为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对于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未来发展前景，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市场人士都较为乐观。中国银监会李伏安在2006年4月2日举行的“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高级论坛”上表示，经过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试点，2006年将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规模，虽然目前资产证券化只有不到100 亿元规模，但年内将做到1 500 亿元。2006年5月，标准普尔在印度举行的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年会上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如果能够进一步扫除若干阻碍资产证券化发展的障碍，亚洲国家和地区资产证券化将会有长足的发展，亚洲国家和地区必将从中受益。
但是，我国资产证券化目前还仍然处于积极试点阶段，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还受到诸多内外部因素的制约，资产证券化之路任重而道远。在今后证券化的发展道路上，需要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进一步推动资产证券化试点的发展，做好证券化工作的广泛推广。
我国已于2005年实现了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和建行建元2005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并且于2006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信贷资产证券化与住房按揭证券化的试点工作在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正式启动。我国目前正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急需长期资金投资，资金周转时间较长，如果单一靠政府或银行都很难满足，而资产证券化可以解决这些难题。通过试点工作，能够降低融资成本，缓解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提高银行资金周转率。
2．适当放松对证券化的管制，促进资产证券化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从国际经验来看，对市场管制较少的美国的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较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资产证券化市场，拥有运作良好的制度体系；日本在其资产证券化发展初期对其市场的限制则阻碍了市场的发展，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开始放松管制，才迎来近几年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快速发展。我国一直处于严格的金融管制之下，但这种管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和金融市场的需要了。我国对资产证券化标的资产、发起人、投资人和交易方式等各方面的限制过多，不利于证券化产品创新，不利于证券化在我国的蓬勃发展，更无利于我国的金融改革。要大力推进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展，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放松管制，放宽对资产证券化标的资产、发起人、投资人和交易方式等各方面的限制，为金融创新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培育资产证券化市场，改善我国金融环境。
3．制定并完善资产证券化的法律体系，包括制定相关的会计制度。
正如前面提到的我国资产证券化实行中存在着法律、会计和税收制度不健全的问题，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摸索，查漏补缺，借鉴资产证券化发展成熟的美国和日本的经验，用法制手段保护各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在资产证券化立法中，我们要充分理解资产证券化立法的精神实质，为政府在制度中恰当定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由市场做市场的事情，各司其职，不过亦无不及。在法制构建上提供多元选择及完善的配套措施，使市场能依据法制顺应市场发展选择有利的发展模式，进而奠定市场发展的长远基础。
4．健全资本市场体系的同时，丰富证券化品种。
国务院发出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方向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积极开发资产证券化产品，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品种创新机制。我国目前证券化的资产主要包括房地产抵押贷款、汽车贷款、银行的不良资产和各种企业的应收账款等。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具有高储蓄率的国家来说，应寻找更好的投资品种，发掘出更多的证券化产品，促进资产证券化发展。
5．规范发展我国的信用评级制度。
针对我国资产和信用评级机构数量少、评估质量不高的状况，我国建立具有国际影响而且权威的资产和信用评级机构势在必行。与此同时，应对这些评级机构进行统一管理，使其独立发挥作用，不受其他因素影响，客观公正地进行评估工作；应学习其他国家成熟的评级制度经验，用法律手段割断评估机构和被评估者之间的往来，最终提升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威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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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特殊目的公司（SPC）的运作流程
境外不少国家和地区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法律普遍肯定了特殊目的公司的运作规则，并且在法律中就其某些特殊的安排做了专门性的规定，排除了一般法律对特殊目的公司运作的制约。基本操作如下：
第一，设立特殊目的公司。特殊目的公司的设立就是为了处置某些特定化的不良资产。这种公司的设立，在境外通常均需要依据专门的法律来设立。这意味着如果商业银行要处置不良资产，不能自己直接投资成立特殊目的公司。
第二，银行通过内部程序，将一部分不良资产特定化，然后出售给特殊目的公司。
二、我国商业银行运作特殊目的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制度局限
商业银行通过特殊目的公司来处置不良资产，目前存在如下几方面的制度局限：
（一）特殊目的公司的设立缺乏法律依据。境外资产证券法制的实践表明，特殊目的公司通常是专门针对“资产证券化”而设立的公司，其目的单一而特殊，并且通常在计划完成以后，就应给予解散。有的法规还明确要求，特殊目的公司经营资产证券化业务应以单一资产证券化计划为限。可见，此种公司的设立目前还无法依照我国有关公司法律的规定来运作。
（二）商业银行直接投资和设立特殊目的公司面临强制性法律的制约。从目前国内一些商业银行的设计来看，都试图借助自己投资或者参与投资特殊目的公司来处置不良资产，这种设计显然与现有法律相抵触。除非有权威性法律文件的变通，否则要获得监管当局的特批是很困难的。
（三）商业银行出售贷款的合法、有效性问题。运用特殊目的公司处置不良资产，其核心问题是“真实出售”特定化的银行不良资产给特殊目的公司。商业银行能否出售贷款给特殊目的公司，是一个法律空白问题。2002年人民银行批准民生银行首家开展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突破信贷资产无法流动的壁垒，为资产证券化的操作打开了第一道闸门。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能否出售不良贷款，迄今缺乏明确法律依据，这势必影响到商业银行出售贷款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四）贷款的出售与不良贷款债务人的通知问题。贷款的出售，还涉及到是否需要通知不良贷款债务人的问题。我国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则采用了“通知转让”原则，该法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按照此要求，银行一一通知数以万计贷款者在操作上有一定的困难。
（五）特殊目的公司发行证券的问题。特殊目的公司发行证券与我国现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有一定的冲突。
（六）贷款资产证券化中普通债权资产能否作为担保物缺乏法律依据。特殊目的公司设立后，在证券化的阶段中，特殊目的公司需要用不良贷款资产来支撑证券化及其发行，特殊目的公司通常是以银行不良贷款资产来支撑和担保发行证券，这里存在“普通贷款资产”能否作为担保物的问题。我国《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所确立的各种可以作为抵押物或者质押物、质押权利的列举中，均没有将一般债权列入，势必制约当事人约定新型担保物权的合法性、有效性。
（七）法律缺乏对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的适当机制。由于特殊目的公司往往是在特定大股东的控制之下设立的，在境外往往是发起人作为单一股东持股的，这就可能出现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的现象。我国法律对于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缺乏明确规定，这对于成功构建特殊目的公司极为不利。
三、克服现行法制制约特殊目的公司运作的几点建议
对现行法制的局限性，要发挥特殊目的公司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中的积极作用，需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监管当局应鼓励和支持推动商业银行在现行法制的架构中尝试新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方法。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问题将是我国金融秩序稳定，金融机构健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对于受法律所制约的方式方法，应该慎重对待；对于受到监管规章局限的新方法，则可考虑通过修改监管规章来促成这些方法的运用。
第二，制定专门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法规"甚为必要。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现行《公司法》没有为特殊目的公司的发展留下适当的空间。另外，商业银行会计和税收法律上的诸多问题，也不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单方能解决的问题。因此，要将特殊目的公司真正运用于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实践，最好通过法律的方式来规范，并可借鉴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
关键词：巨灾风险债券 spv
巨灾风险债券（catastrophe bond）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巨灾事故频繁发生且损失幅度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催生出来的一种新型art（非传统风险转移）工具，其出现不仅增强了保险业的承保能力，为保险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从分散化投资组合中获得较高收益的有效途径，对保险业乃至整个金融业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即特殊目的机构）作为证券化活动的中介，在巨灾风险债券的运作中扮演着关乎成败的角色。但国内外目前有关巨灾风险债券运作中spv的专门研究较少。在当前国际范围内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巨灾风险证券化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大环境下，国内学术界和相关部门将诸如洪水、地震等大的自然灾害进行证券化操作以转移风险、融通资金的呼声越来越高。鉴于spv在巨灾风险债券运作中的核心地位，本文借鉴资产证券化spv相关研究中的某些共识，同时考虑巨灾风险债券的特殊性，对这方面的基本问题做初步探讨，以期能为巨灾风险债券这种新型工具在我国实际投入使用提供某些借鉴。
巨灾风险债券及其spv概述
巨灾风险债券是迄今为止运用得最为广泛和成熟的art工具之一。它是由原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或其设立或指定的spv）发行的收益率直接取决于该公司或整个行业巨灾损失状况的特殊债券。与普通债券不同的是，巨灾风险债券本金的返还与否取决于特定事件的发生。若发生债券预先规定的触发事件（triggering event），那么债券发行人向投资者偿付本金或利息的义务将部分乃至全部被免除。债券发行人(保险人或再保险人)将运用该笔基金进行理赔。相比传统再保险，巨灾风险债券具有违约风险和道德风险小，交易成本低以及分散投资者投资组合风险提高收益的优势，而且作为再保险的补充甚至替代，正日益发展成为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新宠儿。典型的巨灾风险债券结构见图1所示。
巨灾风险债券运作中spv的职责就在于向原（再）保险人收取保险费后，以未来保险期间内的现金流为依托面向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发行债券，继而用投资者缴纳的投资款项进行短期投资或将这笔资金存入一个信托基金，投资所得将在巨灾事故发生或损失达到一定幅度用于向原（再）保险人理赔，反之则用于偿付资本市场投资者的投资回报。spv是巨灾风险债券运作中的关键环节和核心力量，可以说是巨灾风险证券化中最具匠心之作，它的运行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债券的运行能否起到应有的作用。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保险证券化运作较早的国家，巨灾风险债券通常是由旨在借此转移巨灾风险的（再）保险人设立或通过一个既有的spv来运作的，此spv一般是一个持有诸如开曼群岛和百慕大这样的离岸金融市场保险经营许可证的具有特殊目的的再保险公司（通常是有限责任公司）。spv离岸经营的目的在于享受离岸金融市场对经营主体的低资本金要求和税收优惠。spv受（再）保险人的委托向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发行债券，债券发行所筹资金通常会被列入一个抵押性的账户或信托基金用以作为spv对再保险合同的另一方或者债券持有人的支付义务的保证。自20世纪90年代初保险风险证券化运作开始崭露头角以来，就美国而言，其保险连接证券的运作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其中值得称道的就是对spv的独立性和破产风险隔离（bankruptcy remote）的严格要求，主要包括：发起的（再）保险人只是作为证券化交易的组织者而非直接参与交易；spv在组织和会计核算上与发起人保持独立；spv只限于从事与证券化有关的业务；spv发行债券所筹集的资金对其自身来说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数额，而真正是由一个离岸的慈善性的信托机构享有这些资金管理权，而这一信托机构不是发起人的成员，与它也没有直接的联系；以及其他一些关于spv的治理结构和组织形式的限制和规定。
目前关于巨灾风险债券运作中的spv的专门研究很少，已有的国内外的研究大都是集中于一般资产证券化中的spv的相关法律问题，主要包括spv的法律组织形式，设立主体，破产风险隔离，与现行法律规定的冲突等。有关spv的法律组织形式和设立主体国内外的研究仍存在着诸多的争议。在破产风险隔离措施上一般的共识认为spv远离破产是一切证券化交易的基石，要达到与破产相隔离的目的，首先要保证spv业务运作的单纯性，限制其从事资产证券化交易以外的其他任何经营活动和投融资活动；其次，spv在其治理结构和决策程序上也要尽可能地符合一定规程，比如要在spv内部设立若干名独立董事，这些独立董事在考虑是否使spv进入破产或清算程序时，应对spv 本身及投资者而不是股东负有义务，这一点和一般的股份制企业有所区别。这些研究中基本的方面可以借鉴到巨灾风险债券的研究中来。
巨灾风险债券spv的特殊性
巨灾风险债券运作中的spv与一般资产证券化的spv从其分散风险、融通资金的主要作用上都是相似的，都是证券化活动的中介和枢纽。不同点在于，首先，相对资产证券化，巨灾风险债券是将保险公司承担的巨灾风险通过金融有价证券向资本市场转移的一种工具，本质上是一种保险负债的证券化。反映在spv的运作中，就使其具有了双重身份：即一方面作为保险风险证券化的中介，受（再）保险人的委托（信托）发行债券来分散风险、筹集资金；另一方面，spv又是一家特殊的再保险公司（如上述，美国巨灾风险债券的运作中的spv基本上都是由再保险公司担当的），它肩负着在约定条件下向（再）保险人进行赔付的义务，而相比一般的（再）保险公司它的特殊之处又体现在其组织形式、设立要求和业务范围等方面。
再者，一般的资产证券化运作中，发起人和spv之间的资金流动一般都是单向的，即由基础资产的所有人（证券发起人）让渡其债权与spv，spv随即向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发行以该债权为依托的有价证券。而巨灾风险债券的发起人和spv之间的资金流动就不一定是单向的，存在着不确定性。spv受发起人的委托（信托）发行债券后，还担负着在巨灾事故发生后或者损失达到以约定标准计算的幅度时向（再）保险人进行赔付的义务。同样，spv对投资者所担负的偿还债券本息的义务也存在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根源是巨灾事故是否发生和损失幅度的不确定性，是风险证券化运作中保险因素的延伸。亦由此可见，巨灾风险债券本身所包含的保险与证券的因素是彼此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巨灾风险债券spv的设立主体思考
从已实行证券化或发行巨灾风险债券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spv的设立主体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政府
政府出资设立spv除了减少发起人的成本之外，还具有其它独特的优势。首先，政府设立的spv能更有效地避免发起人、spv 和其它中介机构串通欺诈投资者，也能凭借政府的信用支持或保证获得较高的信用评级和赢得投资者的信任，从而促进巨灾风险债券的发行和流通。其次，有政府背景的spv更易于与有关的防灾部门联系从而对有关巨灾事故发生的历史损失资料和数据的取得上有便利，这有助于债券的定价。再者，依靠政府的特殊背景和对保险市场、资本市场的熟悉，更有利于spv降低市场进入的壁垒，也正因为如此，很多国家和地区在证券化开展的初期都是由政府担负设立spv的职责，美国的政府的三大机构——联邦国民抵押协会(fnma) 、政府国民抵押协会(gnma) 和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fhlmc) 以及香港的按揭证券公司都是spv 的扮演者。但同时，政府作为spv的设立主体也有其缺陷，主要表现在政府意志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spv在运作中的不理性和非市场化。尤其是在巨灾事故发生后，政府会在将资金用于赈济灾民和补偿在建的工程中作出倾向于即期消费（即赈济灾民）的决定。
（二）发起人
由发起人设立spv的优势在于发起人熟悉保险市场的操作，对巨灾风险的定价有技术和人才上的优势，而且其本身往往也是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与资本市场的各个主体有相对广泛的、经常性的联系，有助于债券的发行和流通以及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风险转移的效率。但发起人设立spv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在spv与发起人在破产风险隔离中的障碍，在发起人破产时， 法院可能运用“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实行“实质合并”，这样一来， spv 的财产也将纳入破产财产范围， 从而不能实现证券化所需要的破产风险隔离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由于这一问题很难解决， 所以采用发起人设立spv的国家较少。但是鉴于保险业运作的专业性较强（尤其在我国，证券化刚起步时其他市场主体对保险业运作有足够了解需要一个过程）在巨灾风险债券的运作中由发起人设立spv的专业优势明显，但如若采取这种方式，则必须保证发起人与spv 之间破产风险隔离，甚至有必要用法律形式特别约定它们之间的独立性。
（三）第三方
一般可以作为设立spv的第三方主体包括投资银行（在我国是证券公司），商业银行和一些信托投资机构等金融机构。鉴于我国的市场条件，笔者推荐可以由证券公司设立巨灾风险债券运作中的spv。我国的证券公司虽然没有像西方投资银行那样广泛、多样的业务，但其业务基本也包含了发行证券，提供投资咨询、工程融资等，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活跃分子。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几家在全国享有盛誉的证券公司，如银河证券、申银万国、海通证券等，这些证券公司在证券的定价、证券结构的设计、证券的销售等方面拥有专业的优势，能够推动证券化市场更好地发育成长，可以说由证券公司作为spv的设立主体有一定的优势。第三方出资设立spv的最大缺陷就是第三方自身的业务和作为spv的证券化业务潜在的相互影响可能会导致spv业务和财务的非单纯化，从而使投资人不能正确评估spv所发行证券的风险与价值，对其破产风险的隔离也不利。
巨灾风险债券spv的法律组织形式思考
企业的法律组织形式是指以企业的产权、治理结构和责任形式等为基础为企业所做的法律上的划分。spv作为企业法人，其法律形式一般由信托制和公司制两种选择。
（一）信托制
信托的基本含义是委托人将财产权转移于受托人，受托人则为受益人的利益处分信托财产。以信托方式设立spv，是指原始受益人将证券化资产转移给spv，成立信托关系，由spv作为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人，来发行代表对证券化资产享有按份权利的信托收益证书。信托方式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设立spv时采用的相当普遍的一种形式。就我国来说，200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实施以后，国内大部分信托投资公司过去主业不明确、管理混乱的局面有所改善，初步具备了担当spv的能力。但是，采用信托模式设立spv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还存在着较多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信托财产与发起人的财产并没有实现完全的隔离以及受托财产是否可以证券化的问题。且如上述，保险风险证券化本质上是一种负债的证券化，负债能否以与资产类似的方式进行“信托”，这在当前的法律界也仍存在争议。但不管怎样，信托方式毕竟为巨灾风险债券spv的组织形式提供了一种选择。
（二）公司制
采用公司形式设立spv相比信托制spv来说，可以扩大用以进行证券化运作的资产池的规模，并且可以对资产进行有效地分割，从而降低证券化交易较高的初始发行费用，优化资产的匹配，这些优点对保险负债的证券化同样适用。公司制的spv一般有两种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我国对有限责任公司的立法比较完善，spv的设立可以采用此种形式。而对于股份有限公司，我国《公司法》对其设立的要求较高，注册资本要达到3000万元人民币，且设立手续繁琐，成本耗费巨大，审批程序复杂，从经济上考虑不适宜采用此种方式设立spv。若采用公司制设立spv，还涉及另一问题：由于目前国外大多数的spv都是由再保险公司直接担当的，我国若借鉴这一模式，则spv所特有的“空壳机构”的属性必然与我国《保险法》有关保险公司的设立条件的要求（如资本金和治理结构要求）存在冲突。
综合上述有关spv的设立主体和法律组织形式的分析，笔者认为，在证券化市场发展的初期人们的认识尚未完全到位，市场风险比较大，市场机制不完善，合格的市场主体不充足的情况下，由政府出资设立spv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关于具体的法律组织形式，公司制和信托制都无不可。不过，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设立信托投资公司需要3亿人民币的注册资本金，所以从成本考虑，最好由政府出资成立公司制的spv，待市场条件逐步成熟后，spv可以由专门的信托投资公司来担当，也可以由其他的市场主体，如证券公司等出资设立或直接充当。无论采取哪种方式，要注意的问题有“破产隔离”、“双重税收”、“证券的发行条件”、“对投资者的保护”、“spv业务的专一性”等要求。另外，鉴于证券化运作和我国现行法律（譬如《公司法》、《信托法》、《保险法》等）的冲突较多而大面积修改现行法律又不现实的情况下，采用特别法的形式对包括巨灾风险债券在内的证券化运作中的spv的一些基本的法律问题作出特别规定是比较适宜的作法。
巨灾风险债券spv的破产风险隔离
一般spv所适用的严格的破产风险隔离及其他相关风险管理措施是否也适用于巨灾风险债券的spv呢？答案就是：不仅适用，而且要求要更加严格。原因在于：
首先，spv一方面肩负着在巨灾事故发生或达到一定程度时向（再）保险人进行赔付的义务，另一方面又有对债券投资者进行还本付息的压力。虽然这两项义务在一般情况下只会兑现一项，但这种潜在的双向的偿付压力使得对spv的偿付能力的要求更甚，从而对其破产风险隔离的要求也更甚。
其次，巨灾风险债券本来就是spv就发起人在保险期间内的保险负债为依托发行的，一旦发起人在偿付能力上出现了大的问题，spv在现行法律规定和“刺破公司面纱”的法律原则下，很难被豁免不被发起人的债权人追偿债务。因而，相比一般资产证券化中的spv，对巨灾风险债券的spv进行破产隔离的必要性更大，要求也应更严。具体来说，首先就应该用法律形式将spv的业务限制在与巨灾风险证券化相关的范围内，并严格监督保证其运作不“越轨”，spv的组织和会计核算应与其发起人尽量保持独立，并对spv自身债务的性质、种类、等级作严格的界定和限制；其次在治理结构上，为降低spv自愿提出破产的风险，参考一般的证券化的做法，可以在公司内部设立若干名的独立董事，并且在公司的章程性文件中规定破产隔离条款，诸如只有在独立董事一致同意的情况下spv 才可以申请破产。这种程序上的路障也是债券获得较高评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最后，巨灾造成的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如果spv在需要或者必须赔付时不能及时足额地履行义务，有可能一定范围内的生产和人民生活就无法继续，潜在的影响可能是相当广泛深入的，这不仅违背了巨灾风险证券化运作的初衷，而且积聚起来也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巨灾风险的证券化运作，在我国目前的市场条件下，还有相当多的问题有待解决，需要全方位的制度和心理上的准备。如上所述，仅仅在spv的设立问题上就存在着与现行法律的诸多冲突，此外，有关spv的研究还涉及spv与其它市场主体，比如发起人、投资者和其他的证券评级、增级机构和信用担保机构之间的关系研究、针对spv的税收问题、不同模式下spv的效率比较等等，这些都是可供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田玲，王萍.巨灾风险债券的经济学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11）
2.李勇权.论保险证券化在我国的引入和发展[j].保险研究，2003（5）
关键词：分布式光伏 资产证券化 融资
一、引言
为促进光伏产业发展，自2013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将重点放在了分布式光伏的发展上，国家发改委、能源局、财政部、国家电网和税务总局等部委密集出台了多项政策。然而，在高速增长的装机规模背后，国内的光伏发电，尤其是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依然受到融资难的困扰，相比之下，大型地面电站相对成熟，电站土地的物权、贷款、项目审批都比较清晰，而分布式电站则复杂得多，分布式发电项目所用建筑的业主、开发商、设备供应商、电力消费方都不同，而且还会变化，给管理和风险评估带来很多不便，所以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融资相对较难，在不解决融资问题的情况下，分布式光伏装机很难达到国家预定的目标。因此，较高的融资成本成为限制分布式光伏市场发展的主要障碍，需要创新投融资工具来推动分布式光伏的发展。
光伏电站资产证券化产品，即将电站的未来收益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的方式予以出售，获取融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通过资产证券化，缺乏流动性的金融资产被转换为可交易的投资产品，分布式光伏项目资产证券化可以扩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这将有助于分布式光伏的发展（ Miller，2012）。虽然在其他领域可以成功地运用资产证券化工具，但是光伏电站的资产证券化还存在诸多困难，比如，由于对电站质量的疑虑，国内的分布式光伏电站出售环节还不成熟，同时，分布式光伏电站在资产证券化方面还面临着诸多风险.因此，在国内分布式光伏，甚至是整个光伏领域资产证券化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启动。
二、分布式光伏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
光伏电站资产证券化开辟了一条低成本的融资新途径，同时，为机构投资者提供了类固定收益类投资品种，拓宽了投资领域，提高了投资收益率并分散了投资风险。分布式光伏具有固定收益，主要成本是设备投资，这一特征适合作为资产证券化的产品，在政策和市场运作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一）政策法规的可行性
2013年3月证监会正式了《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提出“企业应收款、信贷资产、信托受益权、基础设施收益权等财产权利，商业票据、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商业物业等不动产财产”等均可作为可证券化的基础资产。这一规定以法律形式承认了资产证券化，也意味着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正式开始。在此之前，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资产证券化被证监会视作谨慎对待的对象。受到这一政策的鼓励，目前多家券商正在研发将能效服务、风电场和太阳能电站等资产的收益权做成证券化产品。2013年8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及相关细则，管理办法、补贴电价、补贴年限、中介机构、产品交易场所等的确立，使得光伏电站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推出不再具有根本性的障碍。随着分布式光伏20年补贴期限和分布式光伏上网电价的确定，使得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政策和市场都已经具备，为光伏电站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推出提供了法律和政策基础。
（二）产品要素的可行性
首先，光伏电站初期投资大，投资回收期长，但收益相对稳定，具有相对确定的预期收益，运行期间的成本也较为固定，这些特点非常适合作为证券化的标的资产。这也为机构投资者提供了类固定收益类投资品种，拓宽投资领域，提高投资收益率并分散了投资风险。其次，电站证券化操作简便而且期限灵活。电站证券化的操作从项目设计、申报材料制作、审批、发行直到运行，相比企业债和短期融资券简便的多；同时，融资期限根据证券化资产及其收益状况，融资方意愿等因素而定。此外，我国光伏电站建设已初具规模，到2013年底中国已建成光伏电站15GW，当年发电量达到87亿千瓦时，如果按照每千瓦时电价1元计，意味着现金收入为87亿元，如果将这部分优质资产做成资产证券化产品在资本市场销售，则可获得同样的融资规模。未来光伏电站的金融属性会越来越强，依托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和收益明确的特点，电站类似于高收益的固定收益产品，具备证券化的基础，将会激发各种商业模式和融资模式的创新。
（三）实践运作的可行性
光伏电站特有的自身现金流长期稳定，以及成熟的金融环境，政府对于光伏市场发展的政策支持，共同促成了资产证券化在美国市场上的成功推广，国外光伏电站的资产证券化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这对光伏电站的良性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任江，2013）。海外资本市场充分认可光伏电站的价值。2013年底，SolarCity将这一方式进行推广，收购CommonAsset，推出了在线平台，实现了有史以来第一单以光伏电站为基础资产的5，400万美元资产证券化业务。目前，Sola rCity的市值已经达到62亿美元，成为全球光伏市场最大的股票，意味着投资者对于其资产证券化模式的认可。国内相关案例已经成功试运行，2005年至2006年试点期间共发行了“华能水电”、“浦东建设”、“远东租赁”等9只资产证券化产品，试点至今已经发行了304.85亿元的资产证券化产品。这使得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产品已经具有一定运行经验，特别是同样以固定电价收益为标的物的“华能水电”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成功运行，为光伏电站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规模化推出提供了重要支持。
三、光伏电站资产证券化的模式
目前比较适合中国市场机制的光伏电站资产证券化主要有四种模式：
（一）电费受益权转让模式
这是最基础的模式，由于缺乏SPV的法律定义，所以目前国内主要以建设运营公司为融资主体，并负责后期运维。证券公司建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与融资平台公司签订受益权转让合同，并发行受益权支持的资产支持证券。这一模式对融资主体的信用要求较高。实际测算现值的现金流是电费减去运维费用后的净现金流。
（二）融资平台公司增信模式
融资平台公司作为融资主体，证券公司建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与融资平台公司签订受益权转让合同，并发行受益权支持的资产支持证券。投资人询价并认购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取得标的资产未来受益权。
（三）BOT模式
该模式主要考虑到涉及政府项目的需求，基本与分期付款模式相类似。项目本身融资主体信用与地方政府财政信用相关联，已有较为成熟的运作模式，但是因为牵涉到政府项目监管政策的变化，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审核周期较长。证券公司建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与融资平台公司签订受益权转让合同，发行受益权支持的资产支持证券。
（四）融资租赁模式
融资租赁模式中融资主体是租赁公司，这样融资主体风险与项目风险分开，可以优势互补，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从而提高融资总额。建设运营工作作为融资主体，融资租赁公司以电站设备作为融资租赁资产，与建设运营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并承担违约风险。证券公司建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与融资平台公司签订受益权转让合同，发行受益权支持的资产支持证券。投资人询价并认购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取得标的资产未来受权益。
四、分布式光伏资产证券化面临的困难
分布式光伏电站资产证券化推广缓慢的原因，主要在于商业模式不成熟和项目运营收益率存在不确定性，根据国内国际的成熟经验，光伏电站建设过程中采用资产证券化方式融资基本没有风险，目前而言唯一的风险就是政策风险，这种政策风险主要指电价风险，毕竟从目前来看，光伏电站的利润主要依靠政策扶持，具体来看，分布式光伏实现资产证券化主要面临以下困难：
（一）融资条件相对较高
首先，基础资产的合规问题。《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要求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基础资产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抵押和负债，而资金需求最强的民营企业，或者已经将光伏电站资产多种形式的抵押出去，或者由于采用与资金雄厚机构合建方式使得基础资产已经形成实际负债。其次，融资规模问题。虽然《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没有对融资规模作出限制，但是中介机构希望协助发行规模较大的项目。以电价1元，年日照时间2，000小时，未来5年电价收益计，如果要实现单一资产证券化产品融资10亿元人民币，则合乎标准的电站规模应当在100MW以上，但是，目前很少有民营企业能达到这一规模。第三，资产所有权转移的征税问题。为了增信，证券化资产产品的对应资产应当移出原始权益人的资产负债表。根据现行税法，原始权益人出售和回购资产的任何收益都应当征收所得税，同时资产销售还会产生印花税和营业税，我国现行的营业税为5%，无疑增加了发行光伏电站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融资成本。
（二）缺乏成熟的系统运维市场
分布式光伏系统需要持续的监管和周期性的维护，才能达到最佳的发电效果。运维商对光伏系统的正常运营负责，根据监管设备控制实时发电数据，但光伏系统的发电量低于临界值时，就需要运维商排除问题，从而为光伏系统的正常运作提供保障。由此可见，具备统一的标准和专业的运维市场，是分布式光伏资产证券化成功运作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信用评级的关键要素，信用评级将影响到发起人的资金成本。但是，目前还没有推出国家标准，也没有运维商能为多个分布式光伏系统提供服务。缺乏成熟的运维市场将在多个方面影响到分布式光伏资产证券化，比如，如果找到替代的运维商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那么光伏系统在这一期间将得不到运维，发电量将会下降；同时，如果新的运维商价格比原来的高，费用的上升造成收益的减少，那么证券化的绩效也将受到影响。
（三）缺少优质的屋顶资源
分布式光伏发电目前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优质屋顶资源问题，我国屋顶资源虽然多，但满足“载荷充分”、“电量自发自用90%以上”、“25年企业经营状况良好”以及“电价合理”等条件的企业却非常有限。首先，由于光伏电站不是屋顶业主的主要业务，在服从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屋顶业主将根据自身的发展要求来规划工厂的厂房布置，从而将出现厂房建筑拆除的可能性。其次，由于政府规划和土地性质的变化，企业有可能将整体搬迁，这在我国城镇化改造的过程中发生的概率将非常大。由于这种原因导致光伏电站终止的情况，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保护其损失能够得到完整的赔偿。第三，高效屋顶资源紧缺也是一直存在的问题，高效屋顶资源是指实际屋顶发电占业主总用电量的比值较高的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只有建在电价较高、工业较集中的地方才有意义，但这种屋顶资源非常紧缺。
五、光伏电站项目资产证券化方式融资结构方案设计
（一）交易主体
1.发起人。光伏电站业主单位通常是证券化资产发起人。光伏电站业主单位将电站的所有权利移交给特殊目的机构。转让的方式必须是真实的出售，转让的价格必须是在委托中介机构评估的基础上确定初始价格，最终价格在证券发售的过程中由市场决定。
2.特殊目的机构。特殊目的机构是证券化资产过程中由发起人设立的实际管理用于证券化的资产的实体，在法律上，特殊目的机构的组织形式可以采用公司、合伙和信托等方式，具体到电站建设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特殊目的机构就是由电站建设单位将电站资产从自己的财务报表中剥离出来之后新设立的法律上的电站所有权人。需要注意的是，但电站资产证券化采用公司和合伙形式时，特殊目的机构的组织形式就是公司或者合伙，这个时候的证券化资产的真实出售比较明确，电站的所有权必须清晰地移交给作为特殊目的机构存在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但资产支持证券采用信托时，特殊目的机构只是一个资产池，这个时候就需要寻找另外的受托人来对资产池进行管理，而这个受托人可以由发起人来担任，特殊目的机构的设立其表现形式上看就只是一个财务处理的过程。
3.中介机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信用增级机构等。中介机构的作用主要是接受发起人的委托，对用于证券化的资产进行清产核资、评估、确定资产的价格、制定证券化方案等。
4.承销商。承销商是接受发起人和特殊目的机构共同委托向特定的或者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发售资产支持证券的中介机构，比如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等。
5.投资者。投资者就是电站支持证券的购买人，当特殊目的机构为公司或者合伙企业时，投资者就是公司或者合伙企业的股东，当特殊目的机构为信托财产时，投资者为信托凭证的受益权人，当电站支持证券为债券时，投资者即为债权投资者，投资者可以自由转让其受益权。
6.电站管理人（即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服务商）。特殊目的机构的成立只是出于法律上对产权转移的需要，从电站运营的角度而言，仍然需要由特定的人来管理，这里的电站管理人在电站资产证券化发起时，可以由发起人即电站建设单位继续承担，但当资产证券化完成后，则要由投资者予以确定，这种关系类似于不动产管理中的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关系。发起人如果想要继续充当电站管理人同样需要征得投资者的同意。电站管理人按照与投资者之间的委托协议管理电站，收取管理报酬，当然，这里的委托协议一般由发起人起草，普通投资者的选择只能是接受或者拒绝。
7.投资者代表。当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采用公募方式募集资本时，也就意味着普通投资者人数众多，而当投资者人数众多时，就必然存在一个搭便车的问题，具体到电站资产证券化中，就是一个对电站管理人的激励和约束问题。在电站支持证券采用信托方式时，信托投资公司可以充当投资者代表对电站管理人进行监督和约束。但电站支持证券采用债券或者股份方式时，对电站管理人的激励和约束在本质上是一个公司治理的问题，投资者的权利及其与电站管理人之间的关系则可以由相应的企业法律规范予以调整。
（二）交易程序
第一步，由发起人确定拟证券化的资产，即从发起人资产中剥离出来用于支持证券发行的资产实体，在电站建设融资的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拟用于证券化的资产就是特定的电站。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电站将从项目单位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并移交给特定目的机构，成为特殊目的机构的财产。当然，实际运作中，电站一般仍然可以由项目建设单位即发起人继续管理，这种特殊目的机构的设立只是一种财务处理手段，但当资产证券化完成后，电站的实际管理人则要由投资者确定。
第二步，设立特殊目的机构，即新设立的作为支持证券发行资产的电站的持有人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在特殊目的机构为信托公司时，则除了资产剥离的会计报表处理之外，还需要委托专门的受托主体，也可以由发起人作为受托人来管理电站。在特殊目的机构为信托时，则除了资产剥离的会计报表处理之外，还需要委托专门的受托主体，也可以由发起人作为受托人来管理电站。特殊目的机构的组成人员在设立之时由发起人确定，当资产证券化完成时，应及时移交给投资者或者由投资者大会确定其具体的管理和运行人员。
第三步，资产移交。用于资产支持证券的电站必须从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之后还必须将电站的产权移交给作为特殊目的机构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当电站支持证券采用信托方式时，如果受托人是发起人之外的其他主体，就可以观测到资产的移交过程，但如果受托人就是发起人本身时，资产的移交只表现为会计处理手段而已，当然，这种会计处理方式必须符合信托法中关于宣示信托的要求。
第四步，制定证券化方案。由发起人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信用增级机构以及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电站的资产进行清产核资，制定证券化方案，确定证券发行价格。
第五步，信用增级。对电站的价值进行评估和信用增级，包括信用评级和担保。
第六步，电站支持证券的发售。发起人委托专业的证券承销机构，通常是证券公司或者信托投资公司，将由特殊目的机构享有的全部或者部分电站支持证券向特定的投资者或者社会公众销售。以目前的资金需求规模来看，建议分布式电站支持证券的发售可以采用私募的方式，而对大型地面集中电站支持证券的发售则可以采用公募的方式。
第七步，对价的支付，证券承销机构对投资者销售证券后获取的价款，扣除佣金后应全额交付给特殊目的机构或者发起人（具体支付对象由承销协议予以确定），至此，发起人即电站建设单位退出对电站的所有权益。
第八步，证券化资产（即电站）的管理。特殊目的机构可以委托发起人继续管理电站，并支付管理报酬，也可另行委托电站管理人。
第九步，投资收益支付，电站管理人负责电站的日常管理，并向电网企业或者其他用电企业收取电费，按照与特殊目的公司或者信托投资机构的约定，将电费直接交付特殊目的机构。特殊目的机构按照电站支持证券的约定向投资者支付投资收益或者返还投资本金。同时，特殊目的机构作为投资者代表监督和检查电站管理人对电站的经营管理和收益管理。同时，特殊目的机构作为投资者代表监督和检查电站管理人对电站的经营管理和收益管理。
第十步，资产证券化的终止。对于约定期限的资产证券化项目，期限届满之后，特殊目的机构按照约定在向投资者清偿全部投资收益和本金后，可以将电站交还发起人。
六、政策建议
对于分布式光伏来说，资本市场融资将成为更加可行的方案，并将有助于降低分布式光伏发电成本。随着政策的完善和市场的推动，资产证券化将推动分布式光伏走向成熟的资本化和市场化运作。
（一）推动制定标准化的合约
标准化的合约是分布式光伏运营商和购电商之间的合约，包括租赁协议、运营协议，以及资源评估、项目评估等，标准化的合约可以减少投资者的疑虑。为了制定标准合约，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已经召集了100多位光伏、金融、法律、咨询方面的专家组建太阳能进入资本工作组（Solar Access to Public Capital，SAPC），将建立数据库以较为准确地评估违约信用风险。工作组（SAPC）已经提出了标准化的合约和能源购买合约，以推动光伏资产证券化的运作。目前，工作组（SAPC）正在为系统的安装、运行和维护，以及施工程序起草指导原则。这些都是为了促进光伏资产证券化的有效运作，让投资者对系统的绩效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证券有信心。反观之下，目前国内还没有开始制定标准化的合约。
（二）建立数据库并将实行打包证券化
完备的数据是减轻风险的关键，光伏产业需要较为全面的数据以更好地评估风险，可以辨识风险的数据包括：光伏设备的真实绩效，能源损失的真实情况，净产出的真实情况，运维成本的真实情况，客户违约的真实情况，以及资产有效寿命的真实情况。有效的数据库为评级机构和投资者收集系统的绩效数据和客户的信用数据，将有助于证券化市场的发展。国内的分布式光伏电站走标准化之路，需要以数据库为基础，完善现有的电站数据库建设。同时，规模对于证券化至关重要，如果需要证券化的应收款的规模较小，考虑到交易成本，则此类证券化不太可行。分布式光伏项目通常不会带来较大规模的应收款，由于证券化需要固定成本，难以达到规模交易的经济性，单个分布式光伏项目的小规模交易将面临较高的资金成本，因此，有必要将多个分布式光伏项目打包以实现收益的规模化。
（三）用保险工具提高现金流的可靠性
光伏电站资产的标准化过程中，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配套措施，就是光伏电站保险。因为光伏发电虽然理论上收益稳定，但是有些风险因素影响其成为标准化证券的基础资产，例如光照水平的异常变化、组件质量的长期稳定性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离不开保险。通过引入和推广光伏电站保险制度，甚至将其作为一种强制手段，还可以让保险公司增加新的保险合约品种，扩大业务范围。保险制度还将进一步对光伏电站的上游，即光伏制造业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通过强制保险制度下的产品准入考察，敦促上游制造环节提升技术水平并确保产品质量，从而令光伏产业上下游全产业链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和促进机制。
关键词：专利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机构；法律保障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2-0108-03
引言
实行专利资产证券化的最佳利好就是能够在资金的需求者与资金供给者之间实现资金的直接交易。减勉了不少中间环节，不仅提高了资金的周转速度，同时也提高了资金的安全性。中介机构以获得的证券投资者的专利资产作为发行证券的基础，利用增级机构和信用评级和对专利资产支撑的证券进行增级和信用评级，使专利资产支撑证券能够具备正常手续在证券市场上合法地实现合法交易。专利资产证券化融资结构的核心概念是资产分割从法律上得到保证，准备用作证券化的专利资产实现了从资金的需求者的信用风险中剥离。
特殊目的机构在专利资产证券化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1）特殊目的机构采取实际销售的的运营形式获得发起人的资产，使交易双方的资产真实分离，依据相关法规就能够实现证券交易双方破产风险相隔离。（2）特殊目的机构实际经营状态也会对其发行的专利资产支撑证券的考核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3）特殊目的机构因其特殊的功能可以实现从组织实施形式直接探制专利资产证券的发行形式。在实践中专利资产证券化必然会涉及到许多法律方面的问题，科学地处理好特殊目的机构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极为重要，将直接影响到专利资产的证券化进程。因此，专利资产证券交易化中介机构的特殊目的机构的法律保障一直都是立法的重要元素。
一、必须解决特殊目的机构涉及到的法律问题
在中国实行专利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机构必须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可采取的措施如下：
1.解决特殊目的机构涉及到的法律问题的主要措施是为专利资产证券化的特殊目的机构实施单行立法。从国内外许多国家的专利资产证券化实践经验表明，只有制定专门的专利资产证券化法律和法规来引导特殊目的机构、是当前推进中国专利资产证券化发展必由之路。
2.专利资产证券化在推行和实施实际过程中，如果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的科学合理的途径，就是要让证券化专利资产与与资金提供者的风险相分离。特殊目的机构在法律层面上是独立的法人，与发起人建立了特殊关系，在实践中为有效避免发起人利用这种关系，使特殊目的机构不受投资人的经济利益关系考虑而开展正常工作业务。国家针对特殊目的机构实行立法其目的就是要保证对特殊目的机构的从法律层面进行掌控其开展业务活动。实践早已证明专利资产投资者利益如果得不到保障，专利资产证券化就很难正常健康地发展。
纵观国内外专利资产证券化市场，在专利资产证券化法律层面的建设中，特殊目的机构建设起来的法律形式包括特殊目的的信托、特殊目的公司和普通合伙关系等。
特殊目的机构目前仍然沿用发起人利用证券化的专利资产设立信托，产生的专利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的信托机构，从而换取受益权证，然后反馈给投资者。在专利资产证券化关系中，发起人是委托人，专利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是受托人，投资者是受益人，信托财产具完整的独立性，可以阻隔于发起人自有财产之外，因如不再存在破产财产清算问题，因此，投资人享有实际权益也应承担对应风险，最终实现专利资产证券化的目标。
特殊目的机构采取公司形式是指发起人将证券化基础资产转让给一家专门从事证券化运作的特殊目的公司，由其发行资产转换成专利资产证券。可不受限制地运行证券交易活动。这种运行模式存在十分脆弱的一面，就是课税，不论投资商还是专利证券交易中介机构将陷入双重课税的命运。大多数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专利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机构就是应运而生的产物，需要有最低量的法定本金。
特殊目的机构内部控制，主要预防发起人操纵特殊目的机构的开展不正常业务，导致对投资人的收益的直接伤害。
二、特殊目的公司的内部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健全
1.为了规范公司内部管理必须制订并健全特殊目的公司相关法律、法规制度，防止发起人利用对于中介机构的实质控制权，在实操纵中介机构或对中介机构过程中对整体利益造成较大的伤害；对特殊目的机构立法就是要切断发起人跟中介机构的关联；有效地降低特殊目的公司构成成本。
2.根据“公司法”有关程序特殊目的公司由金融机构组织设立，与有关股份有限公司保持一致。一般特殊目的公司内设机构含董事会、股东会、监察人。特殊目的公司的股东会为公司最高权力机关。董事会成员对公司的管理人义务和忠实义务有明确规定。在“公司法”也明确了公司必须设置监察人岗位1～3个；监察岗位人员实际上代表公司负责行使监督董事们的行为的权利，负有管理人的权利，有权代表股东对董事提起相关诉讼，负责审计和查核董事在每个会计年度终了时公司营运过程中的资产负债、损益表、营业报告书等项目。
3.特殊目的公司业务经营范围。特殊目的公司的业务经营范围是经营专利资产证券化工作业务，特殊目的公司经营范围仅局限于专利资产证券化业务以及相关项目。特殊目的公司的主要资产就是接受投资人投入的资产，这些资产不允许出质、让与等实际操作行为，严格地限制特殊目的公司在对自有财产时处理行为。从保护投资人的收益考虑，必须制约特殊目的机构对外负债行为。公司负债完全是对投资者从专利资产证券化计划书配发偿还利益、本金、利息或其他收益出发，则经过董事会批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放宽限制。
三、特殊目的信托法律监控运行机制
专利资产证券化中运行的特殊目的信托，是某种特别情况下金融资产转换为受益权直接为投资者创造出来的投资对象。特殊目的信托法律监控内部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成立特殊目的信托契约须载明信托的目的，还必须附上专利资产信托证券化计划，并载明委托人的义务及应告知受托机构、受托机构支出费用的偿还及损害补偿、信托报酬的计算方法等事项。
2.特殊目的信托的业务规范。除非是为了配发利益、孳息或其他收益，不能对外借入款项，特殊目的信托中属于信托财产的闲置资金，其运用方式也必须用于法定的投资。
3.为了保障投资人的利益，特殊目的信托内设有受益人会议，作为代表委托人权益的机关。特殊目的信托受益人及委托人权利的行使，应经受益人会议决议或由信托监察人为之。此外受托机构为了保护受益人的权利，依据特殊目的信托契约的规定，还可以选任监察人来代表受益人或委托人为诉讼上或诉讼外的行为。
四、中国推广专利证券化进程的措施及对策
中国专利资产证券化实践与国外相比相对较晚。目前，中国的专利资产证券化在国内开展业务活动相对较少也易受限制，所以选择从国外调控和操作是最理想的选择，也是理性规避风险的一种有效手段。专利资产证券化也是一种融资方式。专利资产证券化在中国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相关法律、法规仍然在调研阶段没有正式出台，专利资产证券化仍处于朦胧状态，现有制度制约了这该工作的兴起。
在中国专利资产证券化实践发展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1）专利资产证券化市场发育不够成熟，（2）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来研究中国金融市场专利资产证券化可行性和迫切性，专利资产证券化尝试方案研究还只进行到立体性的融资问题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帮助特殊目的机构完善各项制度。
五、构建中国特殊目的机构法律保障措施
1.参照发达国家的立法成功的经验，逐步制定并完善中国的法律制度。专利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融资手段是金融市场上的一项重要创新，改变了世界金融市场的融资形式。虽然各国略有不同，却包括了共同的特征。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关于专利资产证券化的做法，促进中国专利资产证券化进程。
2.基于单行立法推动中国专利资产证券化发展是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历史上发展市场经济也是采取单行立法模式。特殊目的机构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与很多相关法律有关，如公司法、证券法、信托法、税法等。要完善专利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程序就必须突破部门法相关条款，同时必须修订部门法。实行单行立法则可以去繁就简，通过特殊目的机构的单行立法形式，遵循“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可为专利资产证券化构建相关法律提供便利。
3.投资者利益的有效保护历来都是世界各国立法的依据和根源，专利资产证券化在实际实践过程中不仅促成了市场真正融资目的，投资者仍然要面临融资者的道德或违约风险的存在。因此，立法中必须含对特殊目的机构规范管制相关措施；从另外的角度考虑，信用内部机制的增强，基础资产要采取适合的方式来分散风险，必须很好地保护投资者的收益。
六、特殊目的机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形态
特殊目的信托和特殊目的公司这两种形式的特殊目的机构适合中国国情。
1.特殊目的信托在中国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商业银行投资于非银行金融业务的限制还没有根本解决，发行抵押支持证券为单一业务的特殊机构建立仍存在空间。专利资产证券化可以作为一个主体，启用信托投资公司。为了更好地完善其功能，还要设立单独的专业受托机构，这样就可以完善特殊信托的法律形式；其次是受益权的证券化必须从法律上加以明确；再次是债权可否作为信托财产。当前，商业银行进行专利资产证券化进程受制于相关法律约束的情况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而减弱。
2.当前特殊目的公司的实行存在如下问题：依据中国现行《公司法》规定，特殊目的公司的设立有发起人人数和资本最低限额的限制，还必须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经营条件。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必须符合公司法并明确发行主体的资格。资本市场监管在国内比较严格，公开发行证券的发行主体必须在法律规定和程序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才有可行性。但是，特殊目的机构在净资产上很难符合国家制定的基本数值。《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特殊目的机构的发行收入不能购买发起人的债权。特殊目的机构需要发行证券内容得不到法律层面上的保护，无法发行抵押证券。特殊目的公司所发行的抵押证券等各种形式业务都必须经过法律的形式给予认可。
总之，专利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机构必须在法律问题上得到保障，要经过反复调研，洋为中用，建立专利资产特殊目的机构的法律保障体系。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指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把自己所持有的流动性较差､但具有未来现金收入的住房抵押贷款汇集重组为抵押贷款群组,由证券机构以现金方式购入,经过担保或信用增级后以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的融资过程｡这一过程将原先不易被出售给投资者､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性现金流入的资产转换成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证券｡
证券化的交易结构一般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商业银行(即发起人,也是原始权益人)确定证券化目标,并组建住宅抵押贷款资产池｡
(2)设立抵押贷款证券化的专门机构——特殊目的载体(SPV:SpecialPurposeVehicle),目的在于对证券化进行专门的操作｡特设机构有公司形式(SPC)和信托形式(SPT)｡
(3)资产销售｡发起人将所拥有的抵押贷款资产的未来现金收入的权益真实地销售给SPV,目的是保持出售贷款资产的独立性,使原始权益人的风险与未来现金收入的风险隔离,SPV只承担未来现金收入风险｡这样就可以实现资产与发起人之间的所谓破产隔离,从而达到保护投资者的目的｡
(4)经过中介机构的信用评级,SPV直接在资本市场发行证券､募集资金,或者由SPV信用担保,由其他机构组织发行,并将募集的资金用于购买被证券化的抵押贷款｡
(5)对资产的管理与资产收益的回收｡SPV管理证券化所产生的现金流入量,按计划清偿证券的本息,偿还完毕时各种合同到期废止,全部过程结束｡
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流程可见,证券化的过程涉及到《民商法》和《经济法》领域相当多的法律门类:《合同法》､《公司法》和《其他经济实体法》､《破产法》､《信托法》､《银行法》､《担保法》､《证券法》､《房地产法》､《会计法》､《税法》等｡可以说,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法律问题构成了一项法律系统工程,证券化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要以相应的法律规定为行为标准,各个环节的有效性也要由相应的法律来保证｡
二､我国开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法律环境分析
1.设立特殊目的载体(SPV)的法律环境分析｡从设立机构看,公司形式的SPV(SPC)很难依据现有的法律设立｡
首先,《公司法》对于公司的种类､设立的条件等规定较为严格,SPC由于业务的独特性,不可能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为国有独资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其次,目前,《合伙企业法》只规范了无限合伙,所有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SPC往往是按照有限合伙的法律结构运作的,因此,无法按照《合伙企业法》中关于合伙的组织结构设立｡再次,为了提高SPC的资信与住房抵押贷款债券的评级,SPC往往具有政府背景｡因此,当前也无法按照《个人独资企业法》设立SPC｡
此外,我国《破产法》规定:“担保物的价格超过其所担保的债务数额的,超过部分属于破产财产｡”以资产证券信用增级为目的,由发起人提供的超额担保的超额部分,在发起人破产时将不得列为破产财产,从而使得资产的信用来源受损,破产隔离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
现今,无论是《商业银行法》还是《贷款通则》,对贷款的出售都无法律界定｡因此,采取何种方式和手续转移银行贷款,并不与现行法律冲突,在实际中这些取决于双方的协议｡
目前,国有银行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成立独立的SPV,所以在建行的试点方案中,委托中信信托作为中介,SPV以信托形式(SPT)出现,利用《信托法》赋予它的破产隔离功能,暂时解决了SPV的法律困境｡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要求相关法律的同步建设｡
2.市场培育上的法律环境障碍｡一种金融工具的顺利推行,市场需求是重要的因素｡金融市场需求主体有两类: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由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复杂性,个人投资者的精力和能力有一定的局限,不能期待个人投资者托起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市场｡因而,机构投资者是住房抵押债券市场的主体｡短期的证券适合流动性需求比较强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而长期的证券(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期限一般都相对较长)适合于规避再投资风险的保险资金和养老基金等｡但是,机构投资者的准入资格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如1993年颁布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规定:办理储蓄业务的机构不得将所吸收的储蓄存款用于购买企业发行的债券,不得用于房地产买卖､股票买卖和期货交易等与本企业生产经营无关的风险性投资｡又如,《商业银行法》只规定了商业银行可以买卖政府债券,而《保险法》明文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应用仅限于银行同业存款､买卖国债､同业拆借,购买证券投资基金以及须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面,从而明确规定了保险资金不得用于购买企业债券及抵押贷款｡同样,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等投资面也受很多限制｡目前住房公积金则只能存入银行｡
所以,在抵押贷款证券机构所涉及的投资者上,立法应放宽限制,允许上述机构投资者进入抵押贷款二级市场操作,在证券设计与发行上向机构投资者倾斜｡
3.税收法律的限制｡在当前我国的税法框架内,证券化所涉及的主要税种有三项:营业税､所得税和印花税｡三者将决定证券化产品的成本和投资收益｡
首先,营业税问题｡委托人将资产转让给SPV究竟属于资产销售活动还是融资活动?芽这将决定转让收益是否需缴纳营业税｡另外,中介机构所取得的服务费用是否应缴营业税?芽受托人取得的利息收入是应全额缴纳营业税,还是按扣除服务费用后的差额缴纳?芽
其次,所得税问题｡SPV是否应作为纳税主体?芽是否是隐性的纳税主体?芽即为投资人代扣代缴｡目前,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提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此｡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投资人的投资收益应属于债券利息收入还是股息收入?芽如果作为股息收入,个人投资者是否允许免征20%所得税?芽以避免双重征税｡否则,SPV在住房抵押贷款上的收益要打20%的折扣,其交易成本可想而知｡
最后,印花税问题｡一方面,在签订相关合同(如信托合同和委托管理合同)时,是否应缴印花税?芽另一方面,发售､买卖证券化产品,是否征收印花税?芽如果比照基金的税收政策,目前投资者申购赎回开放式基金单位,以及买卖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时都免征印花税｡
我国对于发起人向SPV(SPT)出售贷款的销售行为,《税法》一般规定要缴纳营业税和印花税｡虽然营业税率不高,印花税也只在万分之零点五到万分之三之间,但由于资产池规模巨大(美国学者阿诺德在1986年就曾估计,只有当其资产规模突破1亿美元大关时,银行向公众发行资产证券化的债券才有利可图),这势必造成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税务成本过高而使SPV难以维系｡
4.关于抵押权转移处置方面的法律环境分析
(1)抵押权转移登记的法律问题｡银行出售住房抵押贷款给SPT时,按我国《担保法》的规定,抵押权不能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抵押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权消灭,抵押权也消灭,针对该贷款设立的抵押权也应随之转移给SPT｡问题在于房地产抵押应当办理抵押登记,SPT在受理住房抵押贷款时,按国家现行规定,应进行抵押变更登记｡但SPT若逐一对抵押权进行变更登记,则将大大增加证券化的成本,使得证券化不具有操作性｡
因此,我国在2004年5月16日出台了《关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涉及的抵押权变更登记有关问题的试行通知》,允许批量办理个人住房抵押权变更登记,为证券化试点解决了法律限制｡
(2)抵押权处置的法律问题｡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当借款人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偿还贷款时,贷款人(按揭权人)处置抵押房屋有许多困难｡虽然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实施的《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借款人到期不能偿还贷款本息的,贷款人有权依法处理其抵押物或质物,或由保证人承担偿还本息的连带责任｡”第31条规定:“借款人在还款期间内死亡､失踪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无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或其法定人､受遗赠人拒绝履行借款合同的,贷款人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处置抵押物或质物｡”但事实上,包括担保法在内的有关抵押物处置的法律､法规中,没有关于处置抵押物的法律程序和如何安置居住在抵押房屋中居民的处理规定｡因此,客观上造成贷款人在借款人不还款时难以处置抵押物和实现债权｡此外,从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七条明确指出,业主抵押自己所有的房屋,如果该套房产是属于业主唯一可以居住房产,而且有充分证据可证明这一点时,那么即使抵押权人(通常为银行)向业主追讨欠款,法院也不能拍卖､变卖或者抵债,业主可以继续居住｡这使得抵押成为有名无实的担保,增加了按揭贷款风险,这不利于以按揭贷款为基础发行证券的信用级别提升｡
三､国外房地产证券化的立法借鉴
国外房地产证券化的法律规定,从体例上看,可以分为分散立法型和统一立法型,这两种体例跟各自的国情是紧密联系的｡
1.分散立法型｡采用分散型立法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英国､印度尼西亚､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我国香港地区｡2.统一立法型｡采取统一立法型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和我国台湾地区｡
3.比较借鉴｡就法律而言,分散立法型国家如美国尽管没有针对资产证券化的专门立法,但以散落在联邦和州不同层面法规中的规范在资产证券化过程的各个环节始终如一地贯彻其证券化的基本精神,再以海洋法系特有的判例法灵活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和多样化的需求,从而保持资产证券化法制体系的完整,并有效运作｡在经济法规,如会计法规等的不断修订中也不断体现市场的新变化和要求｡统一立法型的日本､韩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参照美国资产证券化立法的精神,制定了整套完整的资产证券化的立法｡反思其立法过程,作为一个传统的亚洲国家,资产证券化的精神在日本文化中没有传承｡因此,就需要先建立制度和规范体系,才能以此为依据建立一个全新的资产证券化市场｡但日本在资产证券化的立法过程中采取了不必要的保守谨慎做法,在早期的立法中对市场限制过多,发展严重受阻后再重新立法,从而导致了二阶段式的立法过程,走了不必要的弯路,阻碍了日本资产证券化市场和经济､金融的发展,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机会｡这是我国在立法时应该注意避免的｡
四､我国完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法律环境的思考
1.可借鉴推行证券投资基金的立法经验,先参照国际惯例,并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管理暂行办法》,构筑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法律框架,使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运行能有一个相对严谨规范的法律环境｡
2.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逐步对《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合同法》､《破产法》中的个别条款进行修改,并在此基础上颁布《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法》,使之形成一套适合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运作的完善有效的法规体系｡
3.制定和完善证券化交易的会计和税收法规｡根据证券化交易的特点,设计针对证券化交易的会计和税收法规,主要需解决以下问题:避免重复征税､SPV是否作为纳税主体､征税环节的确定以及征税收入的属性等｡如免征减征营业税的印花税等,以降低SPV的运营成本,更好地促进其业务的开展｡
4.建立完整的资产证券化法律体系｡我们要避免日本首次立法限制过多,导致二次立法的教训,应在资产证券化立法中充分理解美国资产证券化立法的精神实质,为政府在制度中恰当定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由市场做市场的事情,各司其职｡在法制构建上提供多元选择及完善的配套措施,使市场能依据此法制顺应市场发展选择有利的发展模式,进而奠定市场发展的长远基础｡
[摘要]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法律结构上存在许多独特的法律设计,如特设机构(SPV)的设立､贷款债权的转让､抵押贷款支撑债券的发行､信用提供的各种方式(如超额担保)以及破产风险隔离,等等｡本文将分析当前开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法律环境,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利用法律变革推进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发展｡
[关键词]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法律环境;法律障碍
2005年12月15日,我国首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建元2005-1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正式进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这一由中国建设银行作为发起机构的试点成为开创国内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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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产证券化概念问题对策
资产证券化的概念和实质
资产证券化是近30年来世界金融领域最重大和发展最迅速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工具。但是，到目前为止，理论界关于资产证券化的概念，具有代表性的定义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定义认为资产证券化是指背后有资产支持的证券化。即资产拥有者将自身持有的各类资产分门别类，加以汇集组合，形成一个个“资产池”，池里所装的资产都具有相似的收益特征，然后再把这些“资产池”委托或卖给专门机构。实质是融资者将被证券化的金融资产的未来收益权转让给投资者，而金融资产的所有权可以转让，也可以不转让。
第二种定义将资产证券化划分为一级证券化和二级证券化。一级证券化是指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上通过发行证券来融资。二级证券化是指将已经存在的贷款和应收账款等转化为可流动转让工具的过程。核心在于对贷款中的风险与收益要素的分离与重组，使其定价和配置更为有效，使各方均能受益。
本文界定资产证券化就是把缺乏流动性、但有预期未来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汇集起来，形成一个资产池，通过结构性重组，将其转变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实质是融资者将被证券化的金融资产的未来现金流收益权转让给投资者，而金融资产的所有权可以转让，也可以不转让。
我国实行资产证券化的意义
有利于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
我国通过积极实行资产证券化，首先能够分流我国庞大的储蓄资金，壮大我国现有资本市场的规模；其次，通过资产证券化可以为资本市场提供新的证券投资品种，为投资者提供新的储蓄替代型投资工具，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形成；再次，资产证券化可以搭建起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沟通的桥梁。
有利于盘活国有企业存量资产
通过资产证券化的实施，可以将证券化的债权债务相互转让、抵减，清理三角债务；可以盘活企业的存量资产，实现企业当前现金收入；通过表外融资改善资产负债结构。
改善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
通过资产证券化，银行将一些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转化为可以交易流通的证券，使得商业银行在不改变负债的情况下，有效改善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同时，将部分贷款资产转移到资产负债表外进行证券化，既可以减少风险资产额，又可以盘活不良贷款。这样，银行一方面能够提高资本充足率，另一方面还可以盘活不良资产，大大改善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
我国资产证券化存在的问题
从上文的分析知道，通过资产证券化将信贷资产转换为可在资本市场上交易的证券，能够连接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丰富资本市场产品，改善银行流动性，提高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能力。但是，从目前国情来看，实行资产证券化还存在如下问题：
供给方面
供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可供证券化的资产合格性问题。不是所有的资产都可以进行证券化的，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具有明确的界定支付模式、可预测的现金流量；平均偿还期至少为一年；拖欠率和违约率比较低；完全分期偿还；多样化的借款者；清算值较高。但是，在我国完全满足以上条件的资产不是很多，所以要求我国相关管理部门应该建立各种安全机制。
有效需求不足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融资方式，需要稳定的资金来源或资金供给，也就是需要比较稳定的对于资产证券的需求，即证券投资者。而在我国，由于各种政策的限制，目前投资者主要是个人及极少数机构投资者，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人才短缺问题
由于资产证券化是一项技术性强、专业化程度高、程序复杂的融资工具，它涉及到经济、法律等各个方面，因此，需要大量掌握资产证券化方面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但目前我国这方面人才比较少，在某种程度上约束资产证券化的进行。
会计制度的缺陷及障碍
我国关于资产证券化的会计制度还不完善，传统的会计制度对之还不能完全适应，迫切需要新的会计制度加以规范，否则会直接影响资产证券化的合法性，成为证券化的桎梏。
政府支持和税收制度的障碍
在我国，由于《担保法》明确规定禁止国家机关充当担保人，政府为住房抵押贷款进行担保存在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资产证券化的难度。另外，我国法律法规的不完善、银行和证券业的分业经营与管理等都会阻碍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实行。
我国发展资产证券化的对策
扩大市场需求
市场需求是资产证券化成功实施并发挥应有作用的最终动力，而市场需求既取决于供给的有效性，又取决于投资者的类型及其特点。要保证我国顺利引进资产证券化的金融创新形式，其供给重点不应放在银行不良资产上，而应放在银行基础设施、期限较长的消费信贷资产上。另外还有银行与信托投资公司持有的基础设施开发贷款，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符合证券化质量要求的资产。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要推行资产证券化需要提供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保障。首先，修订《公司法》和《企业债券管理条例》，使SPV可以成为债券发行主体，允许SPV以发行债券的收入来向发起人购买基础资产，从而使得资产转移能够实现，真正达到破产隔离的效果。其次，修订《合同法》以及《民法通则》，将合同权利转让由统一主义改为通知主义，降低资产证券化资产转移的交易成本。
规范发展信用评估体系
对于目前国内现有的一些金融中介机构，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规章制度，以便能够规范这些中介结构的运作。同时，可以考虑设立一家专业从事证券化信用评级服务的机构，参与资产证券化业务服务。以此来建立一个独立、客观、公正和透明的信誉评级体系。
适应资产证券化的税收会计制度
资产证券化成功的关键是能否解决资产证券过程涉及会计、税收问题。因为税收与会计制度的确立，是关系到各参与者收益与责任确认的问题。税收方面，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可以降低资产证券化的成本，提高投资者的积极性。会计方面，目前我国尚未出台针对资产证券化交易的会计准则，而传统的会计方法已难以适应资产证券化的复杂操作。
注重建立专业人才队伍
资产证券化涉及金融、证券等诸多专业，需要大量的既有丰富理论知识，又有实践操作技术和经验的专家。政府应加大对资产证券化的研究投入，加大对现有的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力度。如可以考虑从发达国家或地区引进专家，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培养出一批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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