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5 17:17:4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合同法国际统一化国际统一合同法国际贸易惯例
正如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势不可挡一样，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发展也是合同法发展的必然趋势。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这些成果在全球经济各领域的发展均发挥了作用。而未来合同法国际统一化要想更好地为经济全球化服务，必须重视如下几个方面的发展。
一、修订和更新现有国际统一合同法
合同法国际统一化运动发展到今天所取得的成果可谓数不胜数，而且这些成果已成为今天世界各国，国际经济组织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宝贵法律财富。然而，目前已有的国际统一合同法并非都能满足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而是存在着内容过于陈旧或过时的规定，存在着自诞生之日起就不够严密、不够合理的规定。所以有志于推动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国际组织、法学专家不能只是简单地追求国际统一合同法的数量，同时也应重视国际统一合同法的质量。
如国际商会制订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之所以能够得到各国的广泛承认并被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们普遍采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制订者总是能够根据国际贸易实务的发展变化，不断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修订更新，使其较好地适应各个时期国际贸易实践发展的需要，从而成为当今影响最大、使用最为普遍的国际贸易惯例。《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自1936公布以来，国际商会分别于1953年、1967年、1976年、1980年和1990年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订和补充。
我们从国际商会对《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频繁修改以及《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中可以领悟到对现有国际统一合同法做及时修订和更新的重要性。
实际上，目前已有的国际统一合同法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而且有的已影响了国际商事交易。下面我们以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为例，来说明其中存在的问题。
1.关于书面形式的规定。《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第十三条仅指出书面形式“包括电报和电传。”并未对“书面”含义加以界定。我们知道，随着科技的发展，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出现了电子数据交换这种新的贸易手段，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书面”并未包括电子数据这种形式在内。因此《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关于“书面”的规定毫无疑问有过时的倾向。
2.关于适用对象的规定。《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其仅适用于国际贸易中有形贸易合同。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的内涵已突破传统理论范畴，已将无形贸易包括在内。《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这项规定不可必免地使一些很重要的交易类型，如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转让等被排除在该公约之外，从而限制了自己的适用范围。
3.公约中含有含糊的用语，同样易留下日后争议的隐患。如公约以营业地为标准来决定销售合同是否具有国际性，遗憾的是公约没有给营业地下定义，尽管公约起草过程中表示永久性的企业是必须的，货栈和卖方所都不算营业地。由于各国代表对营业地有不同的理解，最后的意见是由裁判机关考虑可以界定营业地的相关因素（如组织权限、营业活动情况），在个案的基础上确定营业地。但是，当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一方或双方都有一个以上的营业地时，这个营业地标准就会引起麻烦。公约第十条第1款规定：“如果当事人有一个以上的营业地，则以与合同及合同的履行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为其营业地……以此表明哪一个营业地应被用来确定一项交易的国际性。但即使这样也可能会含糊不清，“营业地指与合同和履行合同关系最密切的那个营业地”。这样，在有一个营业地与合同的签订关系比较密切而另一个营业地则与履行合同义务关系比较密切，关于哪个营业地是相应的营业地，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第十条第1款的后一句“但书”又限定了在从多个营业地进行选择时可用的事实，范围定在当事方都了解的事实基础上，才能签订有约束力的合同。这就要求谨慎的当事人在合同内明确说明他们认为各方的哪一个营业地与合同有最密切的关系，以解决可能的指代不明问题。
这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所存在的几处问题，像这样的问题如果能够及时加以修订或更新，那么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国际社会的实践无疑会大大地加强。
二、统一实体法与统一冲突法并重、多元化形式并存
未来合同法国际统一化发展将是一个统一实体法与统一冲突法并重、多元化形式并存的过程。
1.未来合同法国际统一化形式仍然需要走多元化形式并存的道路。从以往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进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合同法国际统一化基本上采用多元化的形式。这些多元化的形式包括:（1）通过国际条约进行统一与协调。这是合同法国际统一化进程中用得最多的一种形式。（2）通过制定统一法、示范法，引导各国合同法立法采用统一的标准。（3）通过形成国际贸易惯例使商法规范获得国际统一。（4）通过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实现合同法国际统一化。（5）通过适用一般法律原则实现合同法国际统一化。（6）通过各国国内民商法立法的趋同化来达到合同法国际统一化。实践证明，这种多元化的形式均程度不同地起到了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作用。因此，在未来合同法国际统一化进程中，应该继续坚持多元化形式并存来推动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发展。既然“经济全球化是资源打破国家之间的界限在全球市场上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不是一元化，而是多元化。”因此合同法国际统一化也不应是一元化的，而是多元化的制度选择过程，通过多元化的制度选择可以保证国际统一合同法的质量，从而使国际统一合同法更好地为经济全球化服务。
2.未来合同法国际统一化是一个统一实体法与统一冲突法并重的过程。“冲突法的主要作用就是解决法律冲突，确定涉外民商事关系应予适用的准据法，这也是冲突法所要解决的首要和核心问题。”传统上因各国合同法律制度不同而解决国际商事交易的办法是：各国的合同法原则上都贯彻意思自治原则，允许国际商事合同的当事人协议选择确定调整彼此间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准据法。如果合同当事人各方未就合同的准据法作出协议选择，则由受理合同争议的法院或仲裁庭根据有关冲突法规则来决定合同应适用的准据法为何国法律。但是由于各国冲突法同样存在着多样性，因此使得订立国际商事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具有不确定性，从而无法保证交易当事人所希望的“彼此间的交易合同关系确立在一种统一明确的法律基础之上，并能够相对清楚、准确地预见各自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行为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因此，为了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除了统一各国合同法之外，在合同法国际统一化进程中还需对各国多样性的冲突法加以统一。因为一旦统一了各国的冲突法，就会无论发生国际商事争议的当事人在哪个国家提讼或仲裁，都可以保证所指引解决该商事合同争议的准据法是相同的，这样就可以保证国际商事合同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性。
三、重视国际贸易惯例的形成及在合同法国际统一化中的作用
国际贸易惯例，又称为国际商务惯例、国际经贸惯例，是指在长期的国际贸易实践中逐渐自发形成的、为某一地区（甚至是世界范围的）、某一行业的人们所普遍遵守，并由此产生相应的义务感与合理期望的任意规范。
国际贸易惯例之所以能够起到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国际贸易惯例本身所具有的普遍适用性特点。这种普遍适用性特点的形成，一是来自于国际贸易惯例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二是来自于各国民商法对国际贸易惯例的态度。
1.国际贸易惯例普遍适用性的特点来源于国际贸易惯例本身所具有的特征。
(1)国际贸易惯例是在长期的国际贸易实践中自发形成的，其形成的过程不受政府机关的控制和制约，它的成文化一般也是由商业自治团体自发地编纂而成的，这使它有别于依靠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国内法以及依靠各国之间的相互谈判、妥协而达成的国际条约。也正是这种非性大大增强了国际贸易惯例的普遍适用性。
(2)国际贸易惯例是为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的人们所普遍遵守和接受的，偶然的实践不能成为国际贸易惯例，这是国际贸易惯例的客观特征。这里的普遍遵守和接受并不要求人人都已经理解和接受，而只要从事这一行业的大多数人都已经知道和接受即可，就可以推定其他人理应知道这种惯例的存在。
(3)国际贸易惯例必须能使人们产生必须遵照此惯例办理的义务感和责任感，这是国际贸易惯例的主观特征。“心理因素对于判断惯例的存在与否是至关重要的，单纯的经常性做法而没有相应的心理确信是不能构成国际贸易惯例的。
(4)国际贸易惯例具有任意性，没有强制适用力。只有在当事人明示或者默示同意采用时，才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当事人明示或者默示地加以排除，则不能将国际贸易惯例强加给当事人。
2.国际贸易惯例普遍适用性的特点来源于各国民商法对国际贸易惯例的态度。通常各国民商法基于契约自由原则均确认商事合同当事人有选择适用国际贸易惯例的自由，一旦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适用某项惯例，该项惯例内容对合同双方就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且，根据一些国家的国内法和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即使当事人在合同中未明确规定适用某项国际贸易惯例，法院或仲裁庭有权按照有关的贸易惯例来解释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内容和处理有关合同争议。
由于国际贸易惯例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特点，因此国际贸易惯例形成后，往往会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接受、会被国际社会所普遍适用，使国际贸易惯例在实践中起到了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作用。正因如此，所以在未来合同法国际统一化进程中要多注意国际贸易惯例的形成，利用国际贸易惯例在实践中具有合同法国际统一化作用的效果来推动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发展。
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邻近国家实行经济联合，程度不同地采取共同的经济方针、政策和措施，促使各成员国的经济活动逐步走向一体化，在一定范围内实施自由贸易。经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90年代，第二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洗礼，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几乎都与大小不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有关。
有人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发展只会起阻碍作用。持此种观点的人以欧洲一体化为例，认为欧洲一体化作为一种区域性的现象，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小生态，小气候，他们可以跟美国抗衡，可以跟美国搞贸易制裁，按前面所说的，他们现在没有发现太多的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个区域仍是相对封闭的，对经济全球化是一种阻碍，因此对合同法的国际统一化也必然是一种阻碍。其实不然，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有助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且也有助于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发展。
1.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对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发展就是一个促进作用。因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各成员国之间实行经济联合，并且程度不同地采取共同的经济方针、政策和措施，遵守相同的贸易法规，从而使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国内部实现合同法统一化。
2.区域经济一体化又会通过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来促进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发展。
(1)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因上可以说明其对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发展有促进作用。“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阻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观点，一般都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产生的根源和动机归结为与外部对抗或与外部竞争。”的确，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一些以与外部对抗为目标的区域集团，这类区域一体化组织的确损害全球市场统一性，阻碍经济法律全球化。但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因却日益多样化。在许多情况下，建立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市场开放无法取得进展的产物。另有一些国家是试图通过一体化协定来消除主要贸易伙伴对自己的贸易壁垒。还有一些国家试图通过一体化协定来提高国际多边谈判的交涉能力，从而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总之，促成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与外部对抗”或“与外部竞争”来归纳其动因。相反，区域经济一体化各成员国由于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体验到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开放的好处，更会积极促进经济由区域一体化向全球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必然会进一步推进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进程。
(2)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目标的一致性上来说明其对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经济效率。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商品和生产各要素在区域里自由流动，这种贸易自由化有助于经济全球化的实现。因为经济全球化要求资源跨国流动和配置，从这个角度说，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先行阶段，区域经济一体化必然发展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这种发展必然会推动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发展。
(3)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非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来说明其对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与非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之间的关系对合同法国际统一化的促进作用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有所体现。
一方面，任何一个地区经济组织，不论其规模多大，其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的优势互补性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都是有局限性的。任何区域性经济组织，都不可能做到自给自足，都必须从地区外寻找必要的资源和市场作补充，否则就不能发展。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内部合作，都不可能完全代替与地区外的交往，因此决定了它们必须是开放性的，会不断争取新成员的加入，有意识、有计划地将区域内自由化成果多边化。这是区域性经济组织对外进行多边谈判的动力和必然性所在。所以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不会阻碍多边协议的达成，同理，区域经济一体化也不会阻碍合同法国际统一化发展，相反会促进。
另一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外国家合同法的统一化也具有促进作用。为尽可能降低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对外贸易壁垒效应，许多非一体化组织成员国积极推动多边关税减让和市场开放谈判。例如，“西欧区域经济一体化每前进一步，都促使美国等非西欧国家积极发起一轮新的多边贸易谈判。”这种情况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非区域组织的国家的多边贸易谈判不断产生新的需求并注入动力，其中就包括这些非区域国家间合同法的统一化进程。
摘 要 通过区域合作的方式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首都经济圈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路径。目前，首都经济圈区域合作中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结构性污染、区域合作不顺畅、运行不规范等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了加强政府主导、注重生态补偿、加强金融合作等对策思路。
关键词 首都经济圈 区域合作
国家“十二五” 规划中明确提出了“推进京津冀一体化，打造首都经济圈”的宏伟目标，这是实现首都经济圈内各地区经济社会均衡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总结归纳首都经济圈区域合作中的突出问题，探讨首都经济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首都经济圈区域合作中的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不一致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对于一个经济区域来说，内部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是影响区域经济合作效果的关键因素，如果人为的在地区间设置行政壁垒，制定经济保护政策，限制资金、产品、技术等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造成区域间市场分割，导致区域内的经济资源得不到有效的整合及利用，就难以形成整体的经济发展优势，不仅给区域内各地区的自身经济利益造成损害，也必将影响区域经济的整体利益。尽管近年来首都经济圈的经济总量增长迅速，但是首都经济圈范围内一省二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却逐步扩大。如2010年，北京和天津的人均GDP分别76544.11亿元和71723.07亿元，而河北省的人均GDP只有28247.68亿元，仅为京津两直辖市的三分之一。首都经济区区域内存在的贫富悬殊状况，以及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脱节，造成了两极化的区域经济现状，严重影响了首都经济圈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落后产能带来的区域结构性污染严重
目前，首都经济圈面临着严重的由落后产能导致的结构性污染问题。由于区域内条块分割的体制掣肘，首都经济圈范围内的人地系统一体化与行政区域分割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基础设施无人提供的“公地悲剧” 现象普遍存在，导致了首都经济圈经济合作中还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例如，冀北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无法为由于封山禁牧而遭受损失的农民进行补偿，封山禁牧后当地农民的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幅度很大，2005年“退牧还草” 的财政补贴停止后，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弃草种粮” 的现象。而目前对新能源、新技术等项目的扶持政策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对生态工业园区、环境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发展环境保护产业等激励政策较为缺乏，难以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
（三）利益机制不完善导致区域合作运行不顺畅
区域经济合作是基于利益共享机制而进行的跨行政区经济活动，由于相关各方并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在经济合作过程中不能完全解决所遇到的利益关系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制定专门的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区域经济合作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作是区域经济合作制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制度安排，它与其它配套的制度安排一同起着规范区域经济合作行为的作用，平衡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的各方利益诉求，协调各地区间的利益分配、分享与补偿关系，从而确保区域经济合作顺利进行，实现区域整体经济利益的协调与统一。所以，完善的区域经济合作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本身就是对区域经济合作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充实。但当前首都经济圈区域经济合作的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尚不健全，软约束性、缺乏制度化和法律化的体制，逐渐成为首都经济圈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制度性瓶颈与障碍。
二、加强首都经济圈区域合作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政府协调，为首都圈经济一体化去除障碍
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通过区域内各级政府的有效协调与配合，使区域内各相关要素相互渗透、高度融合，最终达到协调一致、共同发展。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也就是地方政府间行政权力协调的过程。在一体化区域内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构来整合区域内发展要素，对于消除政府间行政壁垒，加强政府间沟通与交流，以及增强区域合作协议的执行力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在协调区域内利益冲突时，各级政府的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签订行政契约，即各个地方政府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对区域内的利益冲突达成一致的协调方案，契约的表现形式为“意向书”或“协议”。二是中央政府（或者上级政府）的行政调解与裁决，即上级政府利用行政权威，用行政调解与裁决等手段来对下级政府施加影响。三是设立管理机构对区域内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和协调。四是举办合作论坛与洽谈会，为政府决策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二）注重生态补偿，为首都圈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活力
一是实现生态型产业对接。环京津地区在产业导向上应当牢牢的把握住“绿色” 这一主线，将生态环境改善与经济发展二者紧密的结合起来，致力于培育生态友好型产业支撑体系。为此，应当出台强有力的投资诱导政策和技术扶贫方案，鼓励京津的清洁技术和生态型产业尽可能的向周边地区转移扩散。二是加强生态补偿。首都经济圈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一体化区域，同时也是一个统一的生态单元，应当对土地、水、能源等自然资源进行统一的规划和管理，对节能环保、环境容量等指标进行统一分配、统一考核。对于跨省市产业项目转移，应同时考虑能源、环境指标的划转符合。为了根本解决首都经济圈生态服务外溢性等问题，京津地区作为生态受益区，应当对周边生态服务区的生态建设加大投入，并对其发展权的损失给予制度化的补偿。例如，应当对上游地区退牧、退耕农民予以适当的土地使用权损失补偿和生态保护补偿，并从技术和资金上增加输出。有了稳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首都经济圈生态保护就成为有源之水，京津冀生态经济一体化才能进入实质性阶段。
（三）加强金融合作，为首都区域经济一体化添加动力
区域经济一体化应当是建立在密切分工和相互协作的基础之上的，区域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逻辑前提，而要形成统一的市场，关键在于必须消除阻碍物质、资金以及人员流动的行政壁垒，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其中区域间的金融合作是区域内形成统一市场的重要因素。实现区域内金融合作，一是要完善区域金融一体化的法规制度，以进一步提升区域金融合作运行机制，推动大型金融机构突破行政区域的障碍开展业务，有效提高金融资源在区域内的流动效率，通过对区域金融产业发展进行统一规划，避免区域内不同城市的恶性竞争与无序发展。二是要推动区域内金融一体化市场建设，通过不断完善和发展区域内贷款市场、票据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外汇市场、股权交易市场等金融市场，为跨地区资源流动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并着力构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来规范政府行为，提高区域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三是要推动区域金融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探索建立多层次的信用担保体系，推进跨地区信用评级市场的建设，为跨地区金融资源流动提供支持，通过完善跨地区电子支付结算平台和外汇兑付系统等，为跨地的资金流动提供便捷高效的流通和清算渠道，探索建立区域金融信息共享体系，支持区域金融合作和服务方式创新。
参考文献：
[1]张云，武义青.首都经济圈生态经济合作的突出问题与政策建议.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2（4）.
一、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动因及效应
“全球化”这一概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20世纪六十年代在法国人和美国人的作品中，全球化概念已经有了模糊的轮廓。这一概念是由经济学家T•莱维在1985年明确提出的，即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张。因此，当人们讲全球化时，其原意是指经济全球化。199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S•奥斯特雷也采用了这一概念，他认为全球化主要是指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以寻求适当的位置，进行最佳配置，它意味着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经济活动的扩展，以及世界各国相互依赖关系的加深。
综合国内外研究的成果，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应是：在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体现，是生产要素、商品和服务交易加速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扩散，从而使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不断扩大、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增强，全球经济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的过程和趋势。
经济全球化不等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表述的是各国经济相互联系和依赖的状态，主要属于经济层面上的问题；而世界经济一体化则是表述世界通过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和统一制度为基础的权威性国际组织机构，来统筹世界经济，它更多属于制度层面上的问题。B•巴拉萨给世界经济一体化下的定义是：资本与劳动力在国际间流动的人为障碍的完全消除；C•金德尔伯格的定义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障碍消除，并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我国学者张幼文的定义是：再生产过程各阶段上国际经济障碍的消除。从上述定义看，他们都强调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应是人为的“经济障碍的消除”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要实现这些就必须要求各国政府签订一系列的协议和条约，并建立相关的具有法律约束力和行政管理能力的权威性的国际经济组织，来统筹世界经济，将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从法律和制度上确定下来，使各国共同遵守。目前我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显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因为要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要有超国家的权威性的国际机构来协调一体化下的国家关系；二是各国之间要做出更大的让度；三是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应大大缩小，使“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四是要在国际上建立一套各国共同遵守行之有效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消除国际经济活动的人为障碍。因此，经济全球化只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不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必然导致经济全球化，而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可能导致世界经济一体化。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动因，有很多因素，但在众多因素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还是生产力。第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是各国之间普遍交往的扩大，而各国之间普遍交往的扩大，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指出：“只有随着生产力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而“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第二，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资本无限扩张的结果。但资本的产生与扩张，也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结果。从历史上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才在封建社会的母体内孕育而生，资本也是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不断扩大积累，不断向外扩张的。因此，资本的产生与扩张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第三，有些学者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几次科技革命都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范畴。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
综上所述，无论是资本的扩张，还是科技进步，或是其他因素的作用，归根到底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因还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是否有其客观发展的必然性，经济全球化会产生什么效应，它对世界各国来说，是福还是祸？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和科技进步发展的结果，有其发展的客观性，是呈现在人们面前活生生的现实。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总的说来它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各国带来机遇和利益，也给各国带来挑战和弊害。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进行的，因此对发达国家来说，利多弊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则利少弊多。
首先，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先进与落后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转变的。英国工业革命使英国走向了富强之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是，美、德等国抓住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机遇，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甩掉了英国，成为世界上的强国。亚洲“四小龙”原来都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是由于抓住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机遇，跃居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有的接近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关键是发展中国家能否顺应历史潮流，抓住机遇，采取正确的对策。
其次，经济全球化确实对发展中国家利少弊多，但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和迎头赶上的有利条件。一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起步较晚，绝大多数始于战后。然而，他们是在殖民体系瓦解，各国纷纷独立，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的大背景下，启动现代化的；同样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和机遇。二是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起步较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不成功的教训。但它们的现代化起点较低，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漫长发展过程。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虽然起步晚，但起点高，绝大多数国家真正起步于信息时代。这样，发展中国家既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又可以自身开发和引进先进技术，实现跳跃式的发展。三是经济全球化意味着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各国之间彼此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加深。当今世界，不仅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资金，发达国家也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和资源。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加速自己的发展。四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现代化起步晚，长期受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剥削，经济比较落后。但在独立之后，要求发展经济，摆脱落后状态的愿望比较强烈。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也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二、经济区域化进程与趋势
从人类交往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交往总是从国家到地区，再到全世界，即从局部扩向整体。英国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然后扩展到欧美。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端于美国，再波及到世界。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区域性的组织发展迅速，数量急剧增加。到20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全球已建立的区域性组织多达109个，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等。此外，还有次区域性的组织，如中美洲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体等。
战后区域化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六十年代，但到七十年代末受挫；第二次发生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一直持续到现在。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源于发达地区——西欧。1958年《罗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共同体的形成。其后经过几次扩大发展为欧洲联盟。该区域组织在内部实行统一的关税、贸易、货币等政策，推动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堪称世界各区域组织的典范。
欧洲共同体的建立引发了六十年代第一次区域化的浪潮，这次区域化浪潮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在第一次区域化浪潮期间最早尝试组建经济一体化的地区。首先由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三国组成东非共同体；1964年一些讲法语的国家，包括刚果、中非共和国、乍得、喀麦隆和加蓬成立了关税同盟；1973年西非经济联盟宣告成立。
拉美地区第一个区域化组织出现在1960年，当时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率先成立了中美洲共同市场；第二年，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和乌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共同组成了拉美自由贸易联盟；其后，又相继成立了其他一些区域组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安第斯条约组织和加勒比自由贸易联盟，后发展成加勒比共同市场。
亚洲第一个区域经济集团是1961年7月由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三国成立的东南亚联盟，1967年新加坡和印尼又加入了这个联盟，改称为东南亚国家联盟。
在第一次区域化浪潮中，除了欧共体保持发展势头并逐步升级外，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到20世纪七十年代末大都受挫。但是，区域化的发展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到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欧共体得到新发展的典范作用，美国贸易政策的理念转变，发展中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区域化又出现了第二次。这次，无论是在区域经济组织的数量上、规模上，还是合作的方式上、发展的趋势上，都比第一次有较大进展和不同，因此有人将这次的区域化发展称为“新区域主义”。
第一次区域化浪潮与第二次区域化浪潮有不同的特点：首先，早期的区域组织往往是内向型的，保护性关税是维护区域内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而第二次浪潮中出现的区域组织大都是外向型的或开放性的。各区域组织不仅强调区域内的贸易发展，同时也比较关注与区域外贸易的发展。其次，在第一次区域化浪潮时，区域组织的组建主要有两种平行的模式，一种是南—南合作模式，即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组建的区域组织；另一种是北—北合作模式，即发达国家之间组建的区域组织，如欧共体。但到了第二次浪潮时期，新的区域化组织更倾向采取北—南合作模式，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组成区域集团。再次，区域组织之间的重叠也是新区域主义不同于旧区域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例如，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既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也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
第一次区域化浪潮和第二次区域化浪潮相比较，旧区域组织和新区域组织之间的不同点，可概括为下表：
三、经济全球化、区域化与发展中国家对策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有其共同点和不同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都是指生产要素、商品与服务交易跨越国界的流动与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两者从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合作的范围和合作的方式不同而已。但是，经济全球化是以市场为导向，多属于自然流动方式，而区域性组织是人为地把世界划定板块，多属于人为的流动方式。特别是早期区域性组织具有自保性和排他性，即区域组织内部实行贸易、关税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对区域之外的国家多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有碍于全球性的经济交往，有悖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正是因为如此，在第一次区域化浪潮期间建立的区域集团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在第二次区域化浪潮期间建立的区域集团，我们更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性和互动性。第一，各区域组织由于在内部实行更加开放和优惠的政策，促进了区域组织经济的发展，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其经济活动向全球扩展，这就使区域组织中的成员间能够以一个整体面向世界，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基础。因此，经济区域化并不是贸易和生产全球化的障碍，而是推动；第二，第二次区域化浪潮期间组建的各区域经济集团相互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跨越地区的区域组织，有助于区域集团之间的交往，成为联系各区域组织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第三，新区……全科论文中心t域组织往往实行北—南合作模式。这种模式有助于把各国的经济活动拓展到全球；第四，从区域合作的理念上，新区域主义更主张开放性。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 欧盟 东盟 领导权 产业结构
引 言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领导下，国际发展问题委员会先后发表两份著名的报告：《北方和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共同的危机：南北合作争取世界经济复苏》。这两份报告从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入手，广泛探讨和论述了国际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并对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与合作提出了新的见解：一、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问题的解决具有国际性；二、南、北方拥有很多共同利益，对话和合作才能产生合理的解决办法①。
关税同盟理论和大市场理论是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重要理论。其中，范纳、李普西对关税同盟理论的静态效果和动态效果做了深刻研究。②在关税同盟基础之上，西托夫斯基和德纽发展了大市场理论，希望将被保护主义分割的小市场统一起来，结成大市场。③
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代表――欧盟、东盟
区域经济一体化一般是指有一定地缘关系的国家或地区通过签署条约或协定，采取具体的措施协调彼此之间的经济贸易政策，实行经济联合和共同的经济调节，逐步取消各种贸易障碍，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各国间的自由流动，以促进经济的共同发展。同时，各成员国必须把自己一部分的让渡给共同体。其主要形式包括：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货币联盟、完全经济一体化。
目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是欧盟。1991年12月，欧洲共同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欧洲联盟条约》，1993年11月1日，该条约正式生效，欧盟正式诞生。欧盟的诞生建立在国际相互依赖理论、关税同盟理论以及大市场理论的基础之上，其诞生的过程经历了欧洲煤钢联营、欧洲原子能联营、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共同体以及欧洲关税同盟等几个重要阶段。如今，欧盟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统一货币的经济政治联盟。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欧盟在世界经济发展以及促进欧盟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东盟的前身是马来亚（现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于1961年7月31日在曼谷成立的东南亚联盟。1967年8月《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正式全面启动，成为全球第三大区域经济合作区。中国与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加强了中国与东盟全方位的合作。无论是距离和地理方面得天独厚的地缘关系，还是文化上的亲缘关系，都使得中国与东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加强，取得了较大成就。
东盟发展遇到的困难
由于一些历史和现实因素，东盟的发展困难重重。
东盟内部领导权问题。无论是东盟10+1还是东盟10+3，这种“东盟+”模式被称为一种以东盟为主导力量的地区主义模式，即一群弱小国家安排一系列程序规范，并说服该地区大国接受且适应这些规范。在这种模式下，各国尤其是大国与东盟很难达成共识。即使忽略大国受小国规范约束这一设想，东盟内部领导权仍然难以确定。
日本一直在积极谋求与东盟合作的领导权，无论是过去的“太平洋自由贸易区”、雁性发展模式，还是如今的东亚共同体，都是这一过程的显著体现。然而，日本并不能够全面地参与到东盟的所有经济合作项目之中。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考虑，日本不可能向整个东盟开放它的所有市场，尤其是农产品市场。因而，日本不能真正的开启领导东盟发展的道路。
中国领导东盟的发展也存在着诸多不利的内外部因素。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与发展，但是仍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和解决失业问题的双重挑战。在外部，中国在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过程中提高了国家综合国力，建立了全新的大国崛起模式，这使得“中国”成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作用的障碍。1990年，《论中国这个潜在威胁》一文揭开了“中国”的序幕，宣扬中国是一个将“取代苏联的潜在威胁”，随之而来的美国的“中国”也愈演愈烈。这使得外部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增强，导致中国难以掌控东盟发展的全局。
同时，中日之间由于历史和政治上的原因，并不能相互制约、制衡，这也使得东盟内部难以达到统一的协调机制。
相比之下，法国和德国之间虽然存在着矛盾，但法德核心却是欧盟发展的支撑和主导力量。在法德联合这一问题上，两国的权力分配非常均衡，每个国家能从制度中收益，兼之交易成本较低，成本收益使得欧盟诸国更倾向于合作④。相比之下，不仅东盟内部十国不存在这样的核心国家，即便加入中国、日本等国仍难以形成有效的制衡和制约。因而缺乏像法德联合这样的协调机制和较低的交易成本，东盟的权力中心难以确定，阻碍了其经济发展。
东盟地区并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区域一体化方案和目标。由于没有建立一个从由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统一大市场、经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五个层次上过度的方案，也没有明确的功能定位和阶段性目标，东盟在推动整个地区发展上缺乏方向性和指导原则，容易偏离最初的原则和宗旨。
从欧盟（欧共体）的历史发展来看，由于内部权力结构的原因，欧盟的发展，尤其是早期的发展，往往是法国和德国形成一种制度安排，然后辐射扩散到其他西欧国家，在每一个关键的发展关头，法德这两个核心国家的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⑤。同时，不难发现，欧盟的组织机构在地区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重视地区组织的建设为欧盟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制度和体制保障。“强调政府、企业、工会和家庭之间的和谐与合作关系，强调树立服务意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协调辖区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欧盟各级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从中央政府、大区政府、省政府到市政府都有负责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专门机构和人员。这些机构一方面申请和实施欧盟援助项目，实施本级预算安排的项目；另一方面制定辖区内的发展政策，运用各种手段扶持辖区内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⑥但是，东盟区域组织中却极度缺乏这种区域组织建设以及组织的“制度安排”，因而其发展受到制度上和方向上的严重限制。
产业结构问题。由于东盟内部大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其主导行业也主要为制造业和轻工业，这些大都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贸易转移。东盟各国大多承接了发达国家的夕阳产业，虽然东盟内部存在着一定的贸易互补性，但由于在贸易领域产品结构、出口结构上的太过相似，国家之间竞争激烈。
从起步到如今，欧盟国家间的内部贸易发展迅速，产业内贸易份额有了显著性增加。产业内贸易份额由0.48上升到了0.64，其中产业内贸易份额在1961年相对较低的国家的产业内贸易上升更快，增长达数倍。⑦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盟发展迅速并且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欧盟内部实现区域内贸易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也是当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于跨国公司之间贸易联系紧密，他们之间的内部贸易在产业内贸易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但东盟内部却严重缺少产业内贸易，这成为制约东盟各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
政策建议
通过两大区域经济组织的对比分析，欧盟的成功运作可以为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与发展提供如下可借鉴的经验：
在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基础上，谋求各成员国间的合作。由于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各个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意识形态均存在较大差异，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面对的障碍较多。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要让渡部分国家。在此基础之上，协调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目标，才能促进整个东盟的发展，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区域内的“双赢”和“多赢”。
寻求利益均衡点，建立核心国，加强区域内的“制度安排”。协调东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找到利益均衡点，在成员国内部形成像法德核心国一样的核心力量，使其成为协调各个国家之间矛盾的部门，并通过制定统一的政策与规则，推动区域间的相互贸易和关税减免政策，从而促进东盟内各成员国经济的发展。
缩小地区差距，促进产业内贸易发展。通过缩小区域间差距，培育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壮大，并给予优惠政策，促进跨国公司之间的相互贸易，从而促进东盟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注释
①②③陈建：《国际经济合作教程》（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页。
④⑤唐笑虹：“东南亚地区一体化滞后的制度原因分析――东盟与欧盟的比较研究”，《理论前沿》，2007年第4期。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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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货币合作最优货币区(OCA)理论区域货币一体化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R.I.McKinnon)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P.B.Kenen)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和以上实践的历史(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欧洲、非洲单一货币的实践使区域货币合作由汇率合作上升到了统一货币管理的阶段。区域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趋同和政策协调，这是货币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欧元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行机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完全没有的强有力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权(分别由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承担)，这是以欧元为中心的统一汇率制度运行的基本保证。亚洲货币合作必须借鉴其经验，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2.欧元的出现，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分强调全球性货币合作而忽略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弊端，它启示我们，全球范围的货币合作可能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从而为全球货币的统一奠定基础。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机资金的冲击。欧元的产生突破了以往国际货币合作仅限于汇率合作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创新后的货币体制更富有效率。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看，法、德两大主要国家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必须有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这对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亚洲货币合作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亚洲在推进货币合作进程中，应该加强该地区两个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发挥主要国家的作用。
3.美元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以美元、欧元等少数货币的新格局，以致汇率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元之间。其次，它导致了货币这一传统的国家要素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再次，它暗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归宿终将为两极化或三极化而非多极化。
4.非洲区域货币汇率合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问题。一项制度协议即使在经济上合乎逻辑且能够带来共同利益，成员国的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实力和意愿也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够正常而有效地运行。换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意愿并相互协调与配合，在现实中就很可能会出现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将导致非最优甚至是糟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第3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一、中国参与双边FTA的进展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参与的第一个双边FTA。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4年11月，双方签署了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并从2005年7月开始相互实施全面降税。2007年1月和2009年8月，双方又分别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2010年1月1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
中国一智利FTA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于2005年11月签订，200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根据协定，智利对原产于中国的5891种产品的关税立即取消，中国对原产于智利的2806种产品的关税降为零。另外，中国对原产于智利的1947种产品的关税自2007年1月1日起降为零。其他产品的关税将分别在五年和十年内分阶段降为零，最终涵盖两国97％的产品。2008年4月，中智双方又签署了双边FTA框架下的《服务贸易补充协定》，使两国的市场进一步相互开放。
中国一巴基斯坦双边FTA签署于2006年11月，并于2007年7月1日全面启动关税减让进程。根据协定，中巴两国分两个阶段对全部产品实施降税。第一阶段是在协定生效后五年内，双方对占各自税目总数85％的产品按照5种类别，以不同的降税幅度实施降税。第二阶段是从该协定生效第六年开始，双方将对各自产品进一步实施降税，目标是使各自零关税产品占税号和贸易量的比例均达到90％。除了货物贸易自由化外，协定还针对投资促进与保护、争端解决、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等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
中国一新西兰FTA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于2008年4月签署，2008年10月1日起正式生效。协定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诸多领域。其中，新西兰承诺将在2016年1月1日前取消全部自中国进口产品关税，其中63.6％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起即实现零关税；中方承诺将在2019年1月1日前取消97.2％自新西兰进口产品的关税，其中24.3％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起即实现零关税。
中国一新加坡FTA于2008年10月签署，并于2009年1月1日正式生效。该协定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人员流动、海关程序等诸多领域。根据协议，新加坡在2009年1月1日前取消全部自华进口产品关税，而中国则在2010年1月1日前对97.1％的自新进口产品实现零关税。此外，双方还在医疗、教育、会计等服务贸易领域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
中国一秘鲁FTA于2009年4月签署，2010年3月1日起正 式生效。根据协定，在货物贸易方面，中秘双方将对各自90％以上的产品分阶段实施零关税。中方的轻工、电子、家电、机械、汽车、化工、蔬菜、水果等产品和秘方的鱼粉、矿产品、鱼类等产品将从中获益。在服务贸易方面，秘鲁将在采矿、研发、中文教育、中医、体育等90个部门进一步对中方开放，中方则在采矿、咨询、翻译、体育、旅游等16个部门对秘方进一步开放。
中国一哥斯达黎加FTA是中国与中美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于2010年4月签署，并有望于2010年下半年生效。根据协定，中哥双方将对各自90％以上的产品分阶段实施零关税。在服务贸易方面，在各自对世贸组织承诺的基础上，哥方有45个服务部门进一步对中国开放，中国则在7个部门对哥方进一步开放。与此同时，双方还在海关程序、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贸易救济、知识产权等众多领域达成广泛共识。
事实上，根据WTO对区域贸易安排的分类，中国大陆与香港和澳门签订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也属于双边FTA。其中，大陆与香港的CEPA协议于2003年6月签署，与澳门的CEPA协议于2003年lO月签署。在中国已签订的双边FTAs中，这两个CEPA协议的开放程度是最高的，有效促进了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之间的货物、人员和资本流动。
除了上述已签订的双边国际经济合作2010年第9期FTA之外，中国与澳大利亚、冰岛、挪威、海湾合作组织、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的双边FTA正处于谈判之中，并积极推进与韩国、印度、瑞士、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缔结双边FTA的可行性研究。
二、中国参与双边FTA的政治经济动因
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安排的迅速发展给中国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趋势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外部压力。但是，这并不是中国参与双边FTA的根本动因。事实上，在加入WTO和多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后，积极参与双边FTA是中国拓展对外经济贸易合作新渠道，为自身发展谋求更多政治、经济利益的重要举措。
(一)双边FTA与中国的国际和地区新战略
进入21世纪以来，不断发展变化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促使中国制定新的国际和地区战略，为自身的发展谋求更加有利的安全、政治和经济条件。中国的国家和地区新战略是以“安全一经济一政治”为轴心制定的，简言之，就是以拓展国家利益、发挥地区大国责任为目标，以双边、区域和多边的经济合作为主要途径，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加强国际合作。
在国际和地区新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开始对双边层次的国际合作投入越来越多的关注。该趋势与中国国际和地区战略目标的实现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双边FTA是中国实施国际和地区新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的过程中，一个国家可以采取挑战霸权势力、“搭便车”、消极参与和积极参与等不同的策略模式。就目前的国际环境和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而言，中国采取挑战国的姿态和“搭便车”战略都是不可行的。如果中国选择消极参与的方式，同样会在国家战略利益的争夺中处于劣势：首先，现有国际游戏规则主要反映了西方主导国家的利益需求，其本身就存在种种局限和缺陷，对中国这样新崛起大国的利益存在严重制约。其次，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大多是既得利益者，不会让中
国自动享有机制权益，必然力图将中国排除在利益安排之外。再者，冷战结束后，重新进行国际制度安排已是大势所趋，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新兴力量，中国第一次赢得了平等参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可能，选择消极参与的战略无疑会错失良机。
因此，中国只能采取积极参与的战略，一方面充分认识到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增长，承担负责任大国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实力的局限，避免国际孤立和被包围局面的出现，以建设性的心态和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处理，力争“有所作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更多的国家建立双边FTA是中国积极拓展地区影响。为自身发展谋求更广阔战略空间的重要途径。
2.双边FTA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全方位合作关系的重要载体
目前在世界各地兴起的双边FTA不仅仅涉及贸易投资问题，还涵盖了知识产权、技术标准、能源、环境、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等更为广泛的内容，从而有助于协议双方建立更加全面的经济合作关系。不仅如此，作为一种经济上的结盟，双边FTA毫无疑问将增强双方在政治上的共识，促进双边政治友好关系的发展。因此，以双边FTA为载体，中国可以和更多的国家建立全方位的合作关系，并以谋求共同利益为前提，努力创建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
3.双边FTA有利于中国在妥善处理与日、美关系基础上拓展战略空间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而言，中国制定其国际和地区新战略的过程实际是一种非合作博弈，其他世界和地区大国也是博弈的主要参与方。换言之，中国在制定各个阶段的国际和地区战略时，都会将几个主要大国的政策取向作为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外部因素加以考虑。其中，美国和日本是最具代表性的。
长期以来，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发展采取了遏制政策，只不过遏制的程度和方式不时有所变化。基于这个原因，如果中国开展国际合作的范围仅限于区域和次区域层次，必然会受到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各种不利因素的制约。而双边FTA则为中国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合作和地区事务提供了新的渠道。通过参与双边FTA，中国不仅可以避免和美国、日本产生正面矛盾，也可以绕开多成员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的许多敏感问题，更加积极、主动地实施既定的地区战略。同时，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双边FTA越来越少地受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等因素的限制。因此，中国完全可以凭借其国内市场的巨大吸引力，灵活选择缔结双边FTA的伙伴国，甚至包括某些与美国、日本同属一个阵营的发达国家。这无疑有利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美国和日本的遏制政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为自己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双边FTA与中国的国际贸易新战略
以国内市场为依托，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在世界经济的广阔背景下发掘并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已成为中国“人世”后国际贸易战略调整的核心内容。按照这一指导思想，积极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地区的经贸交流和资源开发合作，无疑应该是中国实施国际贸易战略调整的重要举措，而参与双边FTA是中国整体贸易战略调整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如此，由于双边FTA涉及的成员少，在某些方面还体现出多成员的区域贸易安排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优势。
首先，虽然双边FTA意味着彼此开放市场，但是在协议双方经济互补性较强，或者双边贸易额较小的情况下，双边FTA一般不会对两国的国内经济造成过于严重的冲击。即使双边FTA会给少数产业部门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双方也可以出于保护国内敏感部门的原因，在FTA框架下商定一些例外。因此，双边FTA可以使我国以较低的成本拓展对外贸易的发展空间。
其次，缔结双边FTA是中国推动贸易自由化、放松国内管制以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不可或缺的手段。相比于多边和区域自由贸易谈判，中国在参与双边FTA过程中的政策灵活性和主动性更强，有助于易受冲击的相关产业部门进行结构调整，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从而为多边框架下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市场开放奠定基础。从长期来看，这无疑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整体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增强各个产业部门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再者，双边FTA可以成为促进国内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重要渠道。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海外并购的不断加快，中国可以将参与双边FTA与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走出去”战略结合起来，不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或者将优势产品投资到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的国内进行生产，绕开贸易壁垒，达到扩大市场占有率和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
三、中国进一步参与双边FTA的策略选择
如前文所述，在国际政治多极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积极参与双边FTA对中国来说有着非常深刻的政治经济内涵。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将努力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和多边的经贸合作。这充分说明，积极参与FTA已上升到我国国家战略的高度。有鉴于此，中国应进一步提高对参与双边FTA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并在广泛国际经济合作2010年第9期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制定和实施双边FTA的整体战略。
(一)完善实施双边FTA战略的指导和协调体系
双边FTA不仅涉及不同的国家，而且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诸多领域的问题。因此，中国在缔结双边FTA的过程中需要统筹考虑国际关系、外交政策、贸易投资制度等体制与政策层面的诸多问题，并且系统了解选择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对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和地区形势带来的可能影响。因此，外交部门、对外经济关系事务部门、国内产业政策部门、企业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共同参与和统一协调十分重要。为配合中国双边FTA总体战略的形成与实施，我国政府应尽快建立并不断完善针对双边FTA的组织和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各个部门的作用。
(二)以灵活渐进的方式推进双边FTA的发展
随着中国参与双边FTA进程的不断深入，将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协调难度也会不断加大。为此，从自身的国情出发，并兼顾伙伴国的利益，中国应该注重以灵活渐进的方式推进双边FTA的发展。比如先签订“早期收获计划”，减免部分商品的关税，再将合作不断深化，逐渐将服务、投资和便利化等内容包括进来。同时，对于那些在短期内难以协调和处理的敏感领域，如环境和劳工标准、竞争政策等，可以先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待条件成熟后再纳人FTA框架之中。这一方式有助于增强双边FTA的实效性，使协定双方尽早获得更多收益。
(三)从战略角度综合考虑双边FTA伙伴的选择
亚欧会议是亚洲与欧洲之间的政府间论坛，是一种非机构化的对话协商机制，是亚欧国家以平等身份就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而开展的国际会议形式，被誉为“联系亚洲和欧洲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一、亚欧会议产生的背景
欧亚两洲作为人类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一度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与文化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但在近代历史上，亚欧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却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欧洲在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对亚洲人民进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与剥削掠夺，给亚欧关系烙下了难以磨灭的灾难印记。直至20世纪50年代，亚洲国家的许多地区才纷纷走向独立，开始建立新的国家。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由于殖民时代的结束和后冷战时代的开始，亚欧关系变得十分微妙。欧洲国家致力于统一市场的建设，而亚洲国家则致力于民族的独立和经济建设。
冷战结束后，亚洲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发展迅速，世界经济逐渐形成了北美、西欧和东亚这三大中心。此时，亚欧关系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远不及环太平洋地区、亚洲与北美、欧洲与北美的关系紧密。
为了促进亚欧之间的合作对话与经贸发展，1994年7月，欧盟制定了《走向亚洲新战略》，主张与亚洲进行更广泛的对话，建立一种建设性、稳定和平等的伙伴关系。1996年3月1日至2日，首届亚欧首脑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标志亚欧会议正式成立。
二、亚欧会议形成的动因
1.欧盟的角度
随着整体实力的增强、成员国的增多和一体化进程的加深，欧盟逐渐想要摆脱冷战时期对美国的依赖，提高自己的独立性，希望能够在国际事务中谋求更多的发言权。
首先是战略利益。中东欧位于欧盟与苏联之间的敏感地带并与西欧各国有着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欧盟把支持中东欧各国“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作为建立安全新屏障和开辟未来市场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机会。直到1994年，欧盟为向东扩展空间、防范俄罗斯的扩张势力抬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欧盟提升其竞争能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次是政治利益。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国际力量对比关系已经由美苏主宰国际事务的局面转变成“一超多强”的局面。9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俨然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实力中心。这促使了欧洲国家在加快统一大市场建立的同时，提出着眼于亚洲市场的“亚洲新战略”，重视加强其在亚洲事务中的存在感。而亚欧会议的召开，可以看做是欧洲国家为谋求21世纪重建欧洲中心，与亚太中心并立竞争而做出的一种努力。
最后是经济利益。历经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欧盟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进程最快的组织。但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得欧洲国家的经济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战后亚洲经济的腾飞，则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美国利用亚太经合组织己在亚洲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欧洲却经济发展缓慢，因此急需向外拓展市场，以改善内部的社会经济环境，于是欧盟把目光放在了备受瞩目的东亚地区，期望能够在亚太地区能够找到自己的利益增长点，来促进欧盟内部的经济发展。
2.亚洲的角度
近年来，东盟的经济呈现迅猛之势的同时也把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对外经济联系当做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对此亚洲其他成员如中、日、韩表示支持的态度。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积极的参与国际体系，逐渐的在政治经济上融入这个体系。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体系也并不意味着对所有的国际组织都平行的推进。中国将会依据国家利益的深浅，有选择性的参与并进行改造；中国的国家实力决定了中国享有发言权的权限。中国在以后参与国际博弈的过程中，应对涉及中国切身利益和人类未来的决定和规则加以影响，维护国际利益。
面对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集团化的趋势，日本逐渐的认识到只有“脱美返亚”才能与欧美的区域经济集团相抗衡，兼而寻求自己政治大国的目的。因此在经济上日本加快了与亚洲各国的联系；在政治上则是积极的推进“亚洲政治外交”；在文化上大力宣扬泛亚主义和日本文化的输出。
随着经济的发展，韩国开始积极地推进自己的“世界化”战略。主要有：一、对外要成为别国的榜样，成为受别国的尊重、被别国羡慕和憧憬的国家；二、对内要成为国民生活富足和安居乐业的国家，要成为富国民安的国家而不是富国强兵的国家；
关键词：人力资源；区域经济；管理；关系；分布；完善；分析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6-0-01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建设发展不断加剧与城市化建设规模持续扩大的推动作用之下，经济建设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规模化、集成化发展过程当中所占据的地位日益关键。相关研究学者明确指出了一个方面的问题：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深化源于人力资源的整合优化。无论是从人力资源的构成数量、构成质量、构成结构以及流动分布状态方面来说，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质量都深受其影响。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清醒的认识到一点：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以教育投入为前提，人才吸引为中心，技术培训为动力。据此，有关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管理关系的论证分析被摆在了中心地位，那么，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源及区域经济的分布状态如何？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管理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区域经济的深化发展应当以何种人力资源措施的完善为基础呢？笔者现结合实践工作经验，就以上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与体会。
一、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源及区域经济的分布状态分析
首先，从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源的分布状态角度上来说，丰富人力资源以及人力资源总体质量低下之间的矛盾是当前我国人力资源所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之一。包括专业技术人员以及高级知识分子在内的最优化人力资源多集中在东南部经济发展地区，其次为中部次发达地区，优化人力资源分布最少的为西部区域。这一分布状态与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格局是基本吻合的。市场经济建设发展最完善的东南部沿海地区有着最为密集的人力资源，无论是从人力资源占有的相对数量还是绝对数量上来说，这一地区的人力资源占有的优势均十分显著。
其次，从现阶段我国区域经济的分布状态角度上来说，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我国地势的阶梯型分布变化趋势是基本一致的，自西向东的倾斜性地势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区域经济自西向东的渐发展趋势。虽然从国家政策上来说，相关政府部门对西部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性比较明显，但其与东南沿海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始终无法得到有效的控制与缩减。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毫无疑问的在于人力资源占有的差异性。
二、我国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管理的关系分析
首先，从人力资源相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角度上来说，人力资源结构作为引导区域经济建设发展的最根本因素，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将直接反映在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之上。换句话来说，区域经济结构的发展完善是无法脱离人力资源素质及人力资源结构的优化而存在的。这也正是人力资源结构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仅如此，人力资源作为一种可再生的能动性资源，其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过程当中势必成为了引导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最依赖性资源。这也就是说，人力资源的建设发展质量将成为区域经济能否长期有效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最关键性因素。
其次，从区域经济管理相对于人力资源开发的作用角度上来说，一方面，区域经济市场竞争局面的计划使得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微观经济者为确保其参与市场竞争当中的优势稳定，往往会以各种方式吸引优质人力资源参与市场竞争，并以健全的技术培训促进这种竞争优化的扩大化与发展，这最终也导致区域人力资源整体质量的优化；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管理作用之下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稳定性强化使得人力资源在培养过程当中所需的各类商品资料价格呈现出了较为显著的弹性变化趋势，优质人力资源的整个培养产出成本得到了显著下降与控制，这对于人力资源开发而言是一个根本性的促进因素。
三、区域经济发展之下人力资源的完善措施分析
(一)完善高校人力资源的利用。高等学校作为现代教育教学体系当中优质人才的最关键培养基地，应当在整个人力资源的开发当中占据最关键的地位。从区域高层人力资源的发展角度上来说，高校的本质就体现于一个包括的人才储存中心，现代经济社会建设所需要的技术性及专业性人才集中在高校当中，并有着极为有利的开发条件。一旦我们将高校所储存这部分人力资源有效激活，将其参与经济建设开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区域经济的发展势必更为平稳与高效。
(二)完善人才吸引与聚集的社会环境。大量的实践研究结果向我们证实了一个方面的问题：人力资源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需要一个健全和谐的社会环境作为人力资源培养开发的反作用力。在知识经济社会建设发展日益完善的作用之下，我们应当推动包括科教文卫体在内各项事业行业的发展，为各类型人才提供一个能够充分施展自身才华的和谐环境，不仅要吸引人才，更要留住人才，这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因所在。
四、结束语
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与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进程日益完善，社会大众持续增长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对新时期的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及发展速度提出了更为全面与系统的要求。人力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其数量、质量以及构成因素都对区域经济管理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针对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管理之间的关系这一中心问题做出了简要分析与说明，希望能够为今后相关研究与实践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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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化；多元化；文化霸权主义
中图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8-0047-02
“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现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无情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1]因此，对其进行研究，不仅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有较为深刻的实践价值。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力图对其进行初步的阐述。
一、全球化理论的定义
“全球化是指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的最优配置”，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也有人指出：全球化就是经济全球化。其实，全球化是一个头绪众多的现实和过程，我们应以全方位的视野理解和审视全球化：
1.既要在全球化层面上把握世界的整体变化，也要在个体层面上考察和联系各局部与各种主体自身的发展，并注意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2.把全球化理解为一个历史发展进程，只有贯通全球化的完整历史，才能理解把握其发展的脉络、动因与实质。
3.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基本内容，但全球化也涉及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内容。[2]
从宏观与微观，横剖面与纵剖面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是指世界各部分之间相互联系与依赖日益密切，相互渗透与融合不断加强和全球一致性因素不断增长这一现象、过程和发展趋势。
二、全球化的特点
全球化是二战后世界不断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其特点主要表现为：
1.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跨国公司雨后春笋般成长，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性也逐渐增强。在生产方面，国际分工不断细化，由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渐过渡到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由以产业间为主的分工逐渐过渡到以产生内为的分工。而跨国公司扩张的结果又导致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在全世界分布，跨国公司内部全球化生产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各国的国际分工格局。在贸易方面，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国国内市场逐渐融为一体，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额迅速增长，1996年达6.69万亿美元，是1980年的2.8倍。其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世界GDP的增长速度，特别是服务贸易异军突起，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商品贸易。投资方面，1991-1996年，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增长率为11.8%，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例从1985年的17%上升到1990年的37%[3]。国际投资自己化逐渐成为各国政府认可和推行的重要政策。此外，在金融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也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国际金融市场交易空前活跃，金融机构也掀起了全球性的兼并浪潮。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遍及全世界，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欧元的诞生又标志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
2.政治上，全球化虽然发端于西方，并以西方为中心，但并不等于西化。政治上的全球化应是政治制度的多元化，而不是一体化。在美国看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世界统一大市场形成的过程。于是，想当然地认为这个过程会促进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全球的推广，最终实现政治全球化。因而在政策上，美国将推进海外民主与加强安全、促进经济繁荣并列为其外交的三大支柱；在行动上，又以维护民主和人权为幌子，干涉别国内政，推行政治霸权主义。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似乎更坚定了他们的信念。但实际情况是，美国想控制世界局势，却控制不了。首先，经济全球化加剧国际力量发展的不平衡，促进了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其次，在有关重大问题上，美国必须寻求与大国合作。比如核扩散问题，美国就必须同其他核大国进行合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就积极寻求中国的合作。所以政治制度的多元化将是政治全球化的一个趋势。
3.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全球化也不是一体化，而是多元化。虽然多元化的现象从来就存在，但“多元化”的突出被提出却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首先，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殖民体系的瓦解。原殖民地国家取得其合法的独立地位后，要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本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独特身份最重要的因素。其次，多元化是文化自身特点在经济全球化上的体现。文化是一定的人类社会群体，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畴内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称（在本文的文化特指精神文明）。其特点之一就是有传播性、兼容性。而经济全球化使当今人们在空间范围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来说，提高了许多。在彼此交流中，人们认识到不仅需要吸收他种文化以丰富自己，而且需要在与他种文化的比照中更深入地认识自己以求发展。这就需要扩大视野，了解与自己生活习惯，思维定势完全不同的别种文化。从而使文化的传播速度加快，兼容体积增大，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发展。最后，经济全球化带来物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为落后地区发展自己的文化提供了可能。正是由于经济与科技的发达，人类的相互交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频繁，旅游事业的开发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许多偏僻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才得到开发与发展。
不论是经济全球化，还是政治、文化全球化，我们都必须用辩证的观点来审视：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促进其同质性，各方面相互联系和渗透加强，一致性因素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其异质性，呈现出多元的特点。其简单逻辑就是同质是异质产生的前提，异质是同质的体现。全球化就是以同质为主，又体现了异质的统一体。因而不能因为政治、文化的多元化而否定其是全球化，更不能简单地视全球化为一体化。
三、中国全球化道路的对策选择
1.加强监控力度，防范金融风险，建立一套稳健的金融运行机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枢，有了金融的安全才会有经济的安全。我们要密切关注全球金融市场的开发进程，做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把握金融市场开发的主动权，积极地参与国际金融制度的改革。
2.调整和改善教育、科研结构，提高教育投资效率，防止高层次人才流失。首先，要增加教育科研投入，大力推进科技创新。通过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制度和科研所的改制，建立整套人才创新的机制。形成“科技创新将推动市场发现，市场发现又将推动人才开发”良好的科技创新的氛围。其次，改善教育、科研结构，使师生比较为合理，提高教育效率，有效的防止高层次人才流失。
3.充分利用国际规则的“安全阀”来保护我们的民族产业。例如以世贸组织的例外条款，区域贸易保护条款，非歧视原则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为“安全阀”，用以保护那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企业，使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力量。
4.积极推进体制改革，反对腐败现象，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创建高效、廉洁的政府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剥夺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利，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跨国公司无论多强大及在全球多大范围内经营，其在东道国的利益仍需要由东道国政府及其制定的有关国内或国际间协议、法律，加以保护。
5.正确看待全球化条件下的多元文化，反对“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全球化文化的发展趋势是一元化与多元化并存的发展。如果过分强调全球化的一元性，否定多元化，必然导致“文化霸权主义”；如果完全否定一元性，过分强调多元化与相对主义的绝对化，极易形成固步自封的民族主义，形成“文化孤立主义”。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论文摘要 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亚洲出现了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趋势，亚洲金融危机加快了亚洲货币合作的步伐。亚洲实行货币合作存在充分的可行性，但从目前来看，实行区域货币合作的困难重重。展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如果亚洲各国能相互信任，互助合作，亚洲经济能够相对平稳发展，亚洲区域货币整合仍有巨大的空间。
现在，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同时，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又出现了区域汇率协调安排和货币区域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Mundell在2000年就曾预言在未来十年内将会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合作区。目前欧元区和美元区正发展得如火如荼。亚洲货币合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也开始启动。亚洲货币合作的直接动因是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7月发生的货币危机起始于泰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扩散到东亚其他国家，最终发展成为地区性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亚洲各国有必要加强本地区内的金融协调与合作，亚洲区域货币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必要和趋势。以下从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开始，到货币合作的形式以及成本收益分析去论述国际货币合作，之后结合亚洲发展现状分析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最后指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必须加强亚洲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
开放经济中所有的宏观经济原理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都涉及到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问题。各国要实现国内充分就业，维持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这样一个内外均衡的宏观经济，必须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此外，还要使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国的经济政策相协调。汇率政策是国际经济协调的核心之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稳定汇率。稳定汇率的目的就是能够保持与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固定汇率，减少国际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稳定发展，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个目的是政策自主。政策自主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拥有自主地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利，为了能够比较自由地选择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各种组合，为更好的管理国内经济提供更多的政策选择。第三个目的是防止投机。防止投机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方便地控制投机性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以防止这种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不稳定的经济冲击。
二、国际货币合作形式及成本收益
(一)国际货币合作形式
为了解决以上三者间的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实行国际货币合作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就像麦金农和蒙代尔所建议的那样建立最佳货币区，或者象欧盟那样建立单一的货币联盟或单一货币区。下面就国际货币合作程度的差别，简述货币合作的形式。
1.汇率联盟。汇率联盟要求各个成员国相互之间实行不可改变的，纯粹的固定汇率，而且不允许做出任何边际调整。这样的国际货币合作显然要求各个成员国对短期资本国际流动进行控制。否则，短期资本流动会使固定汇率难以维持。
2.货币一体化。货币一体化也叫最优货币区，它包括的内容有: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
3.货币单一化。这种货币合作形式有三个要素组成:统一货币，统一储备，统一央行。成员国没有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汇率水平以及储备数量由统一的央行来决定。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外汇支付与平衡也由共同的央行来处理;每个成员国的金融当局只能拥有少量的外汇储备用于日常的周转支付。
这些合作形式不能保证成员国同时获得汇率稳定，自主政策和控制的资本流动这三个目的，充其量只能获得其中的两个。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国家还热衷于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呢?这个问题只能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中得到答案。货币合作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但确实次优的政策选择。
(二)国际货币合作成本
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汇率调整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因为参与货币合作要稳定汇率，所以成员国失去调整和选择汇率的权利，参与货币合作的结果将合作前的汇率冲击转化成合作后的贸易冲击。
2.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货币政策自主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成员国不能自主控制货币政策，那就必须面对下列困境之一:要么是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要么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失业率。
(三)国际货币合作收益
国际货币合作的收益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可以降低国际贸易的汇率风险。对于国际贸易商来说，不稳定的汇率是它面临的风险之一。通过货币合作可以形成相对固定的汇率，那么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就大大降低，就可以促进各国贸易的增加和国民收入的增长。
2.可以减少贸易商货币兑换的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合作，各国货币就难以自由兑换，那么贸易商货币对方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就大大增加。通过货币合作可以降低这种交易费用，刺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带动各国经济增长。
3.可以减少国际货币投机的冲击。一方面成员国之间汇率和货币收益因为货币合作而趋向于拉平，货币差价缩少，减少投机利润;另一方面因为一体化之后货币的绝对规模扩大，国际投机者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冲击一体化的货币体系
4.可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益。由于货币合作而导致的货币一体化的结果将稳定汇率和减少国际货币兑换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由此产生的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将大于自由贸易协定或直接跨国投资而产生的效应。也就是说货币合作将进一步放大自由贸易协定或跨国直接投资产生的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
三、亚洲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从最优货币区理论来看，具有下列特征的国家适合组成货币合作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较强，工资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货币政策目标相似等等。
(一)对外经济开放度。伴随经济一体化的投融资活动的一体化，因此，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不应仅仅以对外贸易占GDP比重来衡量，还应该考虑综合开放程度，以体现一国贸易，投资，金融三方面与世界经济融和的程度。东亚地区的综合开放度比较高，但国别差异较大，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区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对外开放度很高;而中国，日本，韩国综合开放度较低。因此迫切需要稳定汇率，进行货币合作。
(二)工资价格刚性。亚洲地区的工资和价格具有较大的弹性。这是因为亚洲是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地区，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刚刚完成，而另一些地区则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化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转移，这种转移在满足工业化过程对劳动力的巨大的需求的同时，也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另外，亚洲国家工会力量与欧美国家相比较弱，谈判能力低，失业保障也不健全，导致工资刚性不强。
(三)要素市场的灵活性。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成员国财政转移的程度越大，这些国家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亚洲各国和地区目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很多，包括语言障碍，法律障碍，文化障碍等，这都使亚洲各国的劳动力流动程度很低。其次，亚洲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亚洲区域大国——中国，韩国，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资本流动存在一定的障碍，致使整个亚洲区域的资本流动性不高。
(四)政策目标的相似性。政策目标相似性越高，在对付经济冲击时货币合作各方的政策协调越容易，货币合作越容易成功。衡量各国政策目标是否一致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亚洲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很大，为建立货币合作区的政策协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目前，亚洲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有所提高，但是整个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存在差异，货币合作便经常在两国或三国之间进行，以两国或几国签订协议的形式存在，具有双边性。此外，亚洲各国还没有涉及汇率稳定的严格的框架协议，只是进行汇率稳定的尝试性合作，如建立双边或多边的政府货币互换协议，紧急时刻货币援助协议，共同干预市场汇率的行动等等。
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要求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货币合作的形式主要有汇率联盟、货币一体化、货币单一化三种形式。亚洲的最优选择应该是第二种演进路径。货币一体化要求: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与欧洲相比，亚洲货币合作的困难可能主要来自政治方面，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在分歧，如领土纠纷，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差异等，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对方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潜在合作伙伴。其次，货币合作要求各国要让度一部分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这就要求亚洲各国必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就要做到:第一，协调各国的货币政策，实行相近的通货配置率和失业率;要实现区域货币合作，就要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亚洲国家和地区要显示出愿意放弃货币自主权以换取货币合作成功的决心。第二，加强亚洲各国的政治文化交流与合作;交流各自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交流说实行政策对经济形势影响的看法;只有这样，成员国相互间才能增进了解，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协调宏观经济政策，从而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迈出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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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京津冀；区域经济；高等教育
1.区域经济与地方高校的关系研究
地方高校的技术资源和人才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支撑，而区域经济发展能对地方高校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依托，区域经济与地方高校体现了协调互动的辩证关系。所以要发展区域经济，离不开优质的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的的形成离不开教育特别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高等教育。我们需要大力发展地方高等教育，使地方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紧密联系与契合，高等教育是区域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发动机”和“能源库”， 建设人力资源强经济区和创新型经济区是京津冀现阶段的奋斗目标，首先要实现高等教育大区向高等教育强区的转变。 高校应充分发挥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强大功能，地方政府和经济组织应为高校发展提供广阔的平台。
2.京津冀地区经济现状
将北京、天津和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城市来比较，人均GDP均居前列， 但是从整个京津冀区域来计算，人均GDP则远落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从表1京津冀区域内的人均GDP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北京与天津的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北京与天津之间的入均GDP增长基本保持平行，即经济增长速度相差不是很大。但是北京、天津与河北的经济存在过高落差，北京、天津的产业发展较快，产业定位高，而河北省很低。这种过大的地区差异使得京津两地成为经济“飞地”，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没有形成很好的对接，河北省经济增长缓慢，影响了京津冀地区的整体经济增长。
从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来看，北京、天津的第一产业比例均低于河北各市，京津冀区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北京已开始迈向后工业化阶段，天津正在工业化的中后期，河北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京津冀三次产业之间有着明显的梯度差距。
京津冀区域的生活水平河北与京津两市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差距。北京、天津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较高，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河北省只能处于全国中游水平。而且环京津地区存在较大规模的贫困带，环京津贫困县的人均收入、人均GDP有的仅为京津郊区县的三分之甚至十分之一。
总的来说，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差异已经很突出，这使得三地的企业、产业在人才利用、技术、金融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态也存在较大差异，产业对接存在断带，这种状况可会加剧不平衡的恶性循环。区域经济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构成，要求区域间的科技、文化、教育发展与之协调。要发展区域经济，就需要大力发展地方高等教育，并使地方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紧密联系与契合，而地方高等教育是实现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的关键。可见，高校具有非凡的社会价值，高校自身发展和区域发展的良性互动，既能充分体现高校的社会价值，也是高校发展的内在要求。地方高校要理性地审视自身的定位与特色发展，把服务地方视为“身边责任”。
3.津冀区域高等教育现状分析
高等教育总规模（在校生数）是反映高等教育发展的绝对数量的指标，通过这个指标可以反映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的总规模。
在京津冀区域中，只有河北的生师比比全国的水平稍高，北京、天津生师比都低于全国水平。生师比高，教师负担的学生多，教师的工作任务重，教师的教学质量就难以保证；反之，教师负担的学生少，教师的工作任务就轻，教师的教学质量就不受到影响。在全国范围内，相比较之下京津冀高校教师的负担不重。
只是在京津冀三个省市中，北京、天津两市普通高校教师负担要低于河北省高校教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河北省高校教师比较紧缺，需要引进人才。
高等教育规模（高等学校在校生或毕业生数）与经济规模（GDP）之比，也就是说一定规模的经济活动（如每亿元的GDP）得到高校毕业生（专门人才）支持的数量，这一指标能够反映高等教育发展是否与经济发展具有同步性。全国、北京、天津和河北省分别是75.54、60.71、73.49、67.87人/亿元，也就是说每亿元的GDP全国、北京、天津和河北省分别得到了75.54、60.71、73.49和67.87个高校毕业生（专门人才）的支持。京津冀区域都低于全国的水平，也就说京津冀高等教育规模落后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一事实也得到了高等教育规模（毕业生数）与经济规模（GDP）之比所得结果的证明。
在京津冀三个省市中，只有天津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当地经济发展比较同步，北京、河北省高等教育发展都落后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4.等教育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的对策
（1）形成梯度培养模式
京津冀在人才培养方面应突破区域界限，正视京津冀人才梯度，建立不同层次人才运用机制。固然，高层次人才每个地区都求之若渴，然而京津无疑优于河北，对高层次人才有巨大的吸引力，急需人才和高尖端人才培养方面，可以利用京津著名研究型大学和研究院进行培养，从而形成第一梯度。利用京津冀普通高校进行通才培养，这是社会普遍适用人才，数量大，社会需求量也大，从而形成第二梯度。第三梯度是专才培养，由职业技术学院和职业培训基地来完成。河北省应利用这一契机，大量设立职业技术学院和职业培训基地，发挥地方优势。此外，企业也可以加入此行列，利用剩余资金办学，这样既使资金发挥作用，同时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培养所需人才。
（2）建立京津冀高校服务区域发展的保障机制
由于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资源配置的不匀衡，不同区域非均衡化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内经济一体化发展成为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主要动因。因此，高等教育统筹、均衡和协调发展成为高等教育区域合作首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高等教育要更好地服务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应保持政府、高校、区域社会之间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和互动性，合理构建政府的统筹协调机制、高校的合作共赢机制、服务区域的效能评估机制，使三者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循环发展模式。通过这个模式，使得高校在政府和区域社会的共同协助下，达到高校服务区域发展效能的最大化，真正实现高等教育与区域的协同发展。
（3）构建京津冀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机制
目前，京津冀一体化的鼓励政策力度较低，合作层次不高，除了一些比较小的项目，跨省市的合作项目很少，对区域经济发展带动作用不大。建立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机制，由学校到社会，由民间到政府，由科技到经济的逐渐融合，或许是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有效切入点。构建京津冀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机制，从教学资源共享、科研资源共享、毕业生就业信息互通。河北省临近京津，交通便利，然而，便利的交通并没有促进京津对河北的辐射，反而由于京津与河北经济水平的差距，使人才流向京津，出现倒流。人才资源共享机制是河北省解决高层次人才短缺的重要手段。其他层次的创新型人才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满足其物质与非物质需求，在其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促进河北经济发展，同时也能尽量降低成长为高层次人才之后流失的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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