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5 17:17:4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金融危机的前兆，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大宗商品价格、货币汇率、资产价格的波动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短短40多年时间，已出现四轮金融危机。
第一轮金融危机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十余个发展中国家外债余额超过8000亿美元。第二轮金融危机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及北欧三国（芬兰、挪威、瑞典）都出现了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第三轮是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从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迅速波及周边国家，韩国、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等国均未幸免。事后看，1994年墨西哥大选期间的经济动荡，正是危机的前兆。第四轮金融危机始于2008年9月，美国政府背景的两大抵押贷款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随后的雷曼兄弟破产，使得很多放款人随即收紧信贷。而早在2007年初，美国、英国、西班牙、爱尔兰和冰岛等国就出现房价暴跌，一年后，希腊、葡萄牙等国国债大跌，危机随之引爆。
观察历史，每一轮金融危机前都有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入，导致资本流入国股价、房价持续增长，其外债规模也较几年前增长明显。与此同时，国内出现信贷泡沫，借款人未偿还债务连续三四年以上以超出利率2～3倍的速度增长。这些借款人使用借来的资金购买居住房屋和商业房产。在第一轮金融危机中，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经历近十年高速增长，跨国银行争相对其授信，累积了巨大的信贷泡沫。第二轮金融危机爆发前，日本经历了持续的经济繁荣，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其股价、房价增长了五六倍。同期，北欧三国也出现信贷泡沫累积。第三轮金融危机中，泰国及其周边东南亚新兴经济体成为信贷泡沫累积的重灾区。第四轮金融危机中，信贷泡沫集中在美国、英国、西班牙、爱尔兰及冰岛等国房地产市场，自2003年至2006年底，这些国家房价上涨明显。
同一时期发生在不同国家的信贷泡沫事件有着相同的起因。20世纪70年代，各跨国银行想当然地认为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持续增长，不断增加对其的信贷投放，导致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越发沉重。房价泡沫与信贷扩张如影随形，2002年，美国、英国、爱尔兰、冰岛、西班牙、南非等国的房价泡沫，在一片看q声中走到尽头。
过去三十年间发生的四轮泡沫相互间毫无关联的可能性极低。每轮泡沫都导致了危机的发生。某些危机的发生似乎为下一轮的泡沫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早期，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将泡沫推向日本，推升了80年代中后期日本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价格。90年代初，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大量游资撤离日本后，转而涌向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导致其货币升值、房地产和证券价格上涨。东南亚国家的泡沫破灭后，资金又涌入美国，导致美元不断升值，美国贸易赤字规模年均增长1500亿美元。跨境资金的涌入几乎一定会推高该国资产价格，资产像“烫手的山芋（hot potato）”在投资者间传递，在此过程中，资金不断涌入，资产价格不断上涨，泡沫逐渐累积，直至危机爆发。
每轮银行危机后，政策当局都会对金融机构施加更为严格的金融监管，好像这些机构是危机的始作俑者，而非危机的受害者。事实上，雷曼兄弟等问题机构只是信贷资金投放的渠道，他们通过购买信贷资产创造出更多的信贷资金，而这一切，只有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下才能实现。（摘编自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罗伯特・Z.阿利伯《金融危机史》）
继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1998年美国又发生了长期资本管理（LTCM）基金事件。两者均由突发事件所引起，造成了震撼全球的金融危机。突发事件在金融领域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它是数学金融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LTCM事件谈起
1997年亚洲爆发了震撼全球的金融危机，至今仍余波荡漾。究其根本原因，可说虽然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其直接原因却在于美国的量子基金对泰国外行市场突然袭击。1998年9月爆发的美国LTCM基金危机事件，震撼美国金融界，波及全世界，这一危机也是由于一个突发事件----俄罗斯政府宣布推迟偿还短期国债券所触发的。
LTCM基金是于1993年建立的“对冲”（hedge）基金，资金额为35亿美元，从事各种债券衍生物交易，由华尔街债券投资高手梅里韦瑟（J.W.Meriwether）主持。其合伙人中包括著名的数学金融学家斯科尔斯（M.S.Scholes）和默顿（R.C.Merton），他们参与建立的“期权定价公式”（即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为债券衍生物交易者广泛应用。两位因此获得者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LTCM基金的投资策略是根据数学金融学理论,建立模型，编制程序，运用计算机预测债券价格走向。具体做法是将各种债券历年的价格输入计算机，从中找出统计相关规律。投资者将债券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美国的联邦公券，由美国联邦政府保证，几乎没有风险；第二类是企业或发展中国家征服发行的债券，风险较大。LTCM基金通过统计发现，两类债券价格的波动基本同步，涨则齐涨，跌则齐跌，且通常两者间保持一定的平均差价。当通过计算机发现个别债券的市价偏离平均值时，若及时买进或卖出，就可在价格回到平均值时赚取利润。妙的是在一定范围内，不管如何价格上涨或下跌，按这种办法投资都可以获利。难怪LTCM基金在1994年3月至1997年12月的三年多中，资金增长高达300%。不仅其合伙人和投资者发了大财，各大银行为能从中分一杯羹，也争着借钱给他们??率筁TCM基金的运用资金与资本之比竟高达25：1。
天有不测风云！1998年8月俄罗斯政府突然宣布推迟偿还短期国债券，这一突发事件触发了群起抛售第二类债券的狂潮，其价格直线下跌，而且很难找到买主。与此同时，投资者为了保本，纷纷寻求最安全的避风港，将巨额资金转向购买美国政府担保的联邦公债。其价格一路飞升到历史新高。这种情况与LTCM计算机所依据的两类债券同步涨跌之统计规律刚好相反，原先的理论，模型和程序全都失灵。LTCM基金下错了注而损失惨重。雪上加霜的是，他们不但未随机应变及时撤出资金，而是对自己的理论模型过分自信，反而投入更多的资金以期反败为胜。就这样越陷越深。到9月下旬LTCM基金的亏损高达44%而濒临破产。其直接涉及金额为1000亿美元，而间接牵连的金额竟高达10000亿美元！如果任其倒闭，将引起连锁反应，造成严重的信誉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LTCM基金亏损的金额过于庞大，而且涉及到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德主，这对数学金融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华尔街有些人已在议论，开始怀疑数学金融学的运用性。有的甚至宣称：永远不向由数学金融学家主持的基金投资，数学金融学面临挑战。
LTCM基金事件爆发以后，美国各报刊之报道，评论，分析连篇累牍，焦点集中在为什么过去如此灵验的统计预测理论竟会突然失灵？多数人的共识是，布莱克-斯科尔斯理论本身并没有错，错在将之应用于不适当的条件下。本文作者之一在LTCM事件发生之前四个月著文分析基于随机过程的预测理论，文中将随机过程分为平稳的，似稳的以及非稳的三类，明确指出：“第三类随机过程是具有快变的或突变达的概率分布，可称为‘非稳随机过程’。对于这种非稳过程，概率分布实际上已失去意义，前述的基于概率分布的预测理论完全不适用，另辟途径，这也可以从自然科学类似的情形中得到启发。突变现象也存在于自然界中，……”此次正是俄罗斯政府宣布推迟偿还短期国债券这一突发事件，导致了LTCM基金的统计预测理论失灵，而且遭受损失的并非LTCM基金一家，其他基金以及华尔街的一些大银行和投资公司也都损失不赀。
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可以认为是，一种在具有不确定性的债券市场中寻求无风险套利投资组合的理论。欧式期权定价的经典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基于由几个方程组成的一个市场模型。其中，about无风险债券价格的方程，只和利率r有关；而about原生股票价格的方程，则除了与平均回报率b有关以外，还含有一个系数为σ的标准布朗运动的“微分”。当r，b，σ均为常数时，欧式买入期权（Europeancalloption）的价格θ就可以用精确的公式写出来，这就是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由此可以获得相应的“套利”投资组合。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自1973年发表以来，被投资者广泛应用，由此而形成的布莱克‐斯科尔斯理论成了期权投资理论的经典，促进了债券衍生物时常的蓬勃发展。有人甚至说。布莱克‐斯科尔斯理论开辟了债券衍生物交易这个新行业。
笔者以为，上述投资组合理论可称为经典布莱克‐斯科尔斯理论。它尽管在实践中极为成功，但也有其局限性。应用时如不加注意，就会出问题。
局限性之一：经典布莱克‐斯科尔斯理论基于平稳的完备的市场假设，即r，b，σ均为常数，且σ>0，但在实际的市场中它们都不一定是常数，而且很可能会有跳跃。
局限性之二：经典布莱克‐斯科尔斯理论假定所有投资者都是散户，而实际的市场中大户的影响不容忽视。特别是在不成熟的市场中，有时大户具有决定性的操纵作用。量子基金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即为一例。在这种情况下，b和σ均依赖于投资者的行为，原生股票价格的微分方程变为非线性的。
经典布莱克‐斯科尔斯理论基于平稳市场的假定，属于“平稳随机过程”，在其适用条件下十分有效。事实上，期权投资者多年来一直在应用，LTCM基金也确实在过去三年多中赚了大钱。这次LTCM基金的失败并非由于布莱克‐斯科尔斯理论不对，而是因为突发事件袭来时，市场变得很不平稳,原来的“平稳随机过程"变成了“非稳随机过程”。条件变了，原来的统计规律不再适用了。由此可见，突发事件可以使原本有效的统计规律在新的条件下失效。
突发实件的机制
研究突发事件首先弄清其机制。只有弄清了机制才能分析其前兆，研究预警的办法及因此之道。突发事件并不限于金融领域，也存在于自然界及技术领域中。而且各个不同领域中的突发事件具有一定的共性，按照其机制可大致分为以下两大类。
“能量”积累型地震是典型的例子。地震的发生，是地壳中应力所积累的能量超过所能承受的临界值后突然的释放。积累的能量越多，地震的威力越大。此外，如火山爆发也属于这一类型。如果将“能量”作广义解释，也可以推广到经济领域。泡沫经济的破灭就可以看作是“能量“积累型，这里的“能量”就是被人为抬高的产业之虚假价值。这种虚假价值不断积累，直至其经济基础无法承担时，就会突然崩溃。积累的虚假价值越多，突发事件的威力就越大。日本泡沫经济在1990年初崩溃后，至今已九年尚未恢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房地产所积累的虚假价值过分庞大之故。
“放大”型原子弹的爆发是典型的例子。在原子弹的裂变反应中，一个中子击中铀核使之分裂而释放核能，同时放出二至伞个中子，这是一级反应。放出的中子再击中铀核产生二级反应，释放更多的核能，放出更多的中子……。以此类推，释放的核能及中子数均按反应级级数以指数放大，很快因起核爆炸。这是一种多级相联的“级联放大”，此外，放大电路中由于正反馈而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非线性系统的“张弛”震荡等也属于“放大”型。这里正反馈的作用等效于级联。在、经济及金融等领域中也有类似的情形，例如企业间达的连锁债务就有可能导致“级联放大”，即由于一家倒闭而引起一系列债主的相继倒闭，甚至可能触发金融市场的崩溃。这次LTCM基金的危机，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及时介入，促使15家大银行注入35亿美元解困，就很可因LTCM基金倒闭而引起“级联放大”，造成整个金融界的信用危机。
金融界还有一种常用的术语，即所谓“杠杆作用”（leverage）。杠杆作用愿意为以小力产生大力，此处指以小钱控制大钱。这也属于“放大”类型。例如LTCM基金不仅大量利用银行贷款造成极高的“运用资金与资本之比”，而且还利用期货交易到交割时才需付款的规定，大做买空卖空的无本交易，使其利用“杠杆作用”投资所涉及的资金高达10000亿美元的天文数字。一旦出问题，这种突发事件的震撼力是惊人的。
金融突发事件之复杂性
金融突发事件要比自然界的或技术的突发事件复杂得多，其复杂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多因素性对金融突发事件而言，除了金融诸因素外，还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心理等多种因素。LTCM事件的起因本为经济因素--俄罗斯政府宣布推迟偿还短期债券，而俄罗斯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分额甚少，之所以能掀起如此巨大风波，是因为心理因素的“放大”作用：投资者突然感受到第二类债券的高风险，竞相抛售，才造成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可见心理因素不容忽视，将其计及。
非线性影响金融突发事件的不仅有多种因素，而且各个因素之间一般具有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即为非线性的关系。例如，大户的动作会影响到市场及散户的行为。用数学语言说就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并不等于各个因素分别作用时结果的线性叠加。突发事件的理论模型包含非线性项，这种非线性理论处理起来要比线性理论复杂得多。
不确定性金融现象一般都带有不确定性，而突发事件尤甚。如何处理这种不确定性是研究突发事件的关键之一。例如，1998年8月间俄罗斯经济已濒临破产边缘，几乎可以确定某种事件将会发生，但对于投资者更具有实用价值的是：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件？在何时发生？这些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由此可知，金融突发事件的机制不像自然界或技术领域中的那样界限分明，往往具有综合性。例如，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其机制固然是由于房地产等虚假价值的积累，但由此触发的金融危机却也包含着银行等金融机构连锁债务的级联放大效应。预警办法
对冲基金之“对冲”，其目的就在于利用“对冲”来避险（有人将hedgefund译为“避险基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原本设计为避险的基金，竟因突发事件而造成震撼金融界的高风险。华尔街的大型债券公司和银行都设有“风险管理部”，斯科尔斯和默顿都是LTCM基金“风险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对突发事件作出预警是他们的职责，但在这次他们竟都未能作出预警。
突发事件是“小概率”事件，基于传统的平稳随机过程的预测理论完全不适用。这只要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明白。在高速公路公路上驾驶汽车，想对突然发生的机械故障做出预警以防止车祸，传统的平稳随机过程统计可能给出的信息是：每一百万辆车在行驶过程中可能有三辆发生机械故障。这种统计规律虽然对保险公司制定保险率有用，但对预警根本无用。因为不知道你的车是否属于这百万分之三，就算知道是属于这百万分之三，你也不知道何时会发生故障。笔者认为，针对金融突发事件的上述特点，作预警应采用“多因素前兆法”。前面说过，在“能量”积累型的突发事件发生之前，必定有一个事先“能量”积累的过程；对“放大”型的突发事件而言，事先必定存在某种放大机制。因此在金融突发事件爆发之前，总有蛛丝马迹的前兆。而且“能量”的积累越多，放大的倍数越高，前兆也就越明显。采用这种办法对汽车之机械故障作出预警，应实时监测其机械系统的运行状态，随时发现温度、噪音、振动，以及驾驶感觉等反常变化及时作出预警。当然，金融突发事件要比汽车机械故障复杂得多，影响的因素也多得多。为了作出预警，对多种因素进行实时监测，特别应当“能量”的积累是否已接近其“临界点”，是否已存在“一触即发”的放大机制等危险前兆。如能做到这些，金融突发事件的预警应该是可能的。要实现预警，困难也很大。其一是计及多种因素的困难。计及的因素越多，模型就越复杂。而且由于非线性效应数学处理就更为困难。计及多种因素的突发事件之数学模型，很可能超越现有计算机的处理能力。但计算机的发展一日千里，今天不能的，明天就有可能。是否可以先简后繁、先易后难？不妨先计及最重要的一些因素，以后再根据计算机技术的进展逐步扩充。其二是定量化的困难。有些因素，比如心理因素，应如何定量化，就很值得研究。心理是大脑中的活动，直接定量极为困难，但间接定量还是可能的。可以考虑采用“分类效用函数”来量化民众的投资心理因素。为此，可以将投资者划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如散户和大户，年轻的和年老的，保守型和冒险型等等，以便分别处理。然后，选用他们的一种典型投资行为作为代表其投资心理的“效用函数“，加以量化。这种办法如果运用得当，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定量地表示投资者的心理因素的。此外，卢卡斯（R.E.Lucas）的“理性预期”也是一种处理心理因素的办法。
其三是报警灵敏度的困难。过分灵敏可能给出许多“狼来了”的虚警，欠灵敏则可能造成漏报。如何适当把握报警之“临界值”？是否可以采用预警分级制和概率表示？
有些人根本怀疑对金融突发事件做预警的可能性。对此不妨这样来讨论：你相信不相信金融事件具有因果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金融突发事件就不会凭空发生，就应该有前兆可寻，预警的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那么金融学就不是一门科学，预警当然也就谈不上了。笔者相信因果律是普遍存在的，金融领域也不例外。
因应之道
提速还是崩盘？这对全球经济是个悬而未解的问题，而毫无疑问的是，除了对资产泡沫化随波逐流，投资者的财富保卫战别无他选。
如果以次贷危机第一宗信贷违约发生地桔郡推而广之，加州也许该被叫作次贷的源发地。外界印象，这里房价一落千丈，而事实上，迎来的却是前所未见的房价上涨周期。
次贷发生后，一些热点地区，如Stanford附近的Palo Alto地区，房价不仅纹丝不动，而经济复苏后，房价却屡创历史新高，即使是遭受了次贷影响房价短线下跌的区域，如今也都是新一涨。
而今，加州如此、纽约如此，全美普遍如此；地产如此、股票如此、债券如此，各类资产类别都如此。
从高风险高回报，到高风险低回报，世界正进入一个低回报的大泡沫周期。
金融危机以来，那些高安全性的资产，如美国国债，回报持续处于低位理所应当；而过去两年的重要变化是，风险极高而回报率也同样高的资产类别，目前也加入了低回报行列，从股票到垃圾债券、到新兴市场债券、再到房地产。
《华尔街日报》综合计算，当前标准普尔500指数（Standard & Poor’s 500）水平投进股市的1美元会为你带来约为5.5美分的企业盈利，两年前是7.4美分――甚至低于2007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的水平。
从香港到温哥华，从纽约到旧金山，金融海啸积压的房地产存货，已被强劲的购买力消化殆尽。
海外投资呢？欧债危机中，很多国家高企的国债利率让人记忆犹新。
两年前，西班牙还处在债务危机中。但现在，投资者对购买政府债券如此急切，以至于在前不久接受了1789年以来的最低利率。而今，除了西班牙及其他欧洲南部欧债危机中心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出现大幅下降，就连希腊2014年早些时候也能够以低息发行国债。而那些新兴市场国家，因为通常较高的通胀，和政治稳定性欠缺，通常利率较高，但如今，这些国家的利率都降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例如，巴西和马来西亚政府目前国债收益率都仅为4%左右。
很多人认为，目前的泡沫还没有达到2000年互联网泡沫，2006年的次贷泡沫化的程度。准确地讲，单个类别的泡沫化或者高定价，比如股市可能没有超过2000年的股市，或是楼市总体还没有超过2006年的楼市的泡沫严重程度；但前所未有的是，如此多种类的资产都如此广泛地充斥着泡沫。相对于2000年，股市是一个互联网投机泡沫，但债券、新兴市场投资和房地产等其他资产看起来定价都是相对合理的。
目前寻找优质低价资产的投资者，恐怕已经没什么能买的了。
热度、繁荣，积极讲可能令经济增长提速，让昂贵的资产显得合理；消极看，也可能是一个或多个市场崩盘的前兆，尚未彻底摆脱上次危机的世界经济，会否再遭遇新一轮洗牌？
低回报的环境会持续多长时间？正形成什么风险？只有当繁荣期结束时，风险才会最终展现出来。
从央行逆回购的数量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据统计，10月份到期的逆回购金额高达6500亿元，加之9月底的季末效应使得银行拼命揽存，而这些新增存款在节后需要相应上缴20%的法定存款准备金，这都将导致商业银行资金吃紧。
更为不利的消息是，随后有媒体称，商业银行普遍收紧个人消费信贷，无论是住房装修贷款，还是汽车消费贷款，利率大幅上升，一般上浮20%左右，最高达50%。
与此相应，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十一”长假后出版的《中国金融》杂志上指出，尽管过去10年中国金融业改革成就显著，但不可忽视的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十分严峻，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加强，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金融改革和支持经济增长的任务很重。
我们可以发现：货币管理者的认知和整个金融市场的表现之间存在严重矛盾。为什么在“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十分严峻、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加强、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的条件之下，中国金融市场利率上升、人民币升值？难道这有利于“稳定经济”、有利于“拉动内需”？
有分析认为，商业银行提高消费信贷利率的目的是：用提高利率对冲贷款数量减少给银行收益带来的不利影响。作为利益主体，商业银行的选择也许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货币政策决策当局应当知道贷款减少以及它的经济危害。我们怎么可以允许在国家经济内外交困且还在恶化之时减少贷款、允许利率上涨及人民币升值？
说实话，对于这样的市况，稍微懂一点宏观经济的人都很难理解。除非它被解释为“降准”前兆，但问题是，央行是否愿意向市场明确传达宽松（至少是“不紧”）的信息？我想，这无论对于扭转国人经济预期、稳住中国经济，还是扭转股市投资者预期都显得至关重要，央行不能再犹豫了。
有些学者说，全球主要经济体滥发货币，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这将加大中国通胀预期，所以央行在投放货币方面应当谨慎。三年来我们不断批评这样的观点。这无异于“别人生病、我们吃药”，是用“经济自杀”的方式，对抗物价，其结果将是“滞胀”——经济停滞、物价上涨。因为，紧缩货币强力压制内需，摧毁中国经济，但由于资源类商品的计价、结算货币过度扩张，资源品价格会刚性上涨，从成本端推高中国物价。
我们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看到，有些所谓的经济学家通过引导社会公众的认知，把物价上涨的责任全部推给中国政府，完全无视发达国家滥发货币、从而导致制造业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物价上涨的必然性，由此而绑架政府过度紧缩货币。今天我们是不是已经看到了结果？难道我们还不该吸取教训？
鉴于货币市场逆回购总量已远超4500亿元——“降准”0.5个百分点所释放的货币数量，且市场资金依然偏紧，央行完全有理由“降准”一次。不要怕给市场带去“过度宽松错觉”，只要央行有能力控制好货币总量，保持被动扩张节奏，那就应当有所作为。
就在惠普公司宣布裁员之际，全球最大半导体厂商瑞萨计划裁员1万人，黑莓预计再裁员2000人，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公布将在2012年内裁掉总公司7000人的50%，此波IT行业裁员潮力度之大引发业界巨大关注。
这次以惠普为代表的IT行业裁员风潮在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相关人士认为这是IT行业危机来临前的预警，更有悲观者担忧包括中国市场在内的IT产业发展之路是否会依旧顺畅。
这次裁员浪潮是否真的是IT产业危机的前兆？这次裁员危机是否真的意味着惠普公司风光不再？本文将从传统行业与IT行业的特点对比和IT行业裁员史等多个方面探讨IT行业裁员的本质。
瞬息万变的IT行业
市场经济发展至今，许多行业已经发展成熟。开源节流成为了许多行业企业的重要盈利模式，特别是钢铁、煤矿、电力等传统重工业及零部件组装、代工等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开源节流是企业制胜的法宝，而裁员、精简机构是开源节流的主要举措。据调查，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中，众多中小企业正是靠着裁员、精简机构等开源节流的法宝顺利渡过“冬天”的。
然而，IT行业明显有别于众多的传统行业。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革故鼎新的技术应用无不充斥着整个IT行业。没有一家IT企业能够通过开源节流的盈利模式、稳健保守的发展战略在这个激烈的红海中持续健康的成长。IT企业获胜的唯一法宝就是不断创新，微软开创性的推出人性化的操作系统，从而成就了一代微软帝国；谷歌没有步微软后尘，而是通过搜索引擎创造了谷歌神话；Facebook更是开创性的推出社交网络而成为IT行业的新秀；即使做了几十年CPU的英特尔也没有止步不前，从奔腾一代处理器到奔腾四代处理器，从奔腾系列到酷睿系列，从一核CPU到四核CPU，英特尔开发的CPU不断更新换代。这些企业向我们阐释的真理只有一个，创新是IT行业的生存之道。
正因为IT行业瞬息万变的特点，导致裁员永远无法使一个IT企业成为该行业的常青树，也就是说裁员、开源节流等措施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IT企业的命运。
IT行业裁员史
在IT行业不断发展过程中，众多跨国公司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裁员风潮。
2006年9月，英特尔公司宣布在2008年前裁员10500人，大约占到员工总数的百分之十。这一裁员计划是英特尔21年间裁员最多的一次，而时至今日，英特尔依然是CPU市场的垄断者之一。
2009年1月，微软公司宣布在18个月内裁员5000人，这同样是微软历史上首次重大裁员，涉及研发、市场、销售、财务、人事等多个部门，并在一日之内闪裁1400人。然而，时至今日，微软依然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办公软件等主营业务上处于绝对优势。
2011年11月，诺西公司宣布实施战略重组，将针对全球范围实行17000人的大裁员行动，这也是诺西历史上最大的裁员行动。之后，诺西将业务向移动宽带和服务方向进行了重点转移。
其实不仅是国外的IT企业，国内的IT企业更是如此。
从2000年12月中旬到2001年2月，搜狐在并购ChinaRen的同时，进行了“顶风裁员”行动，包括兼职员工在内，正式裁员数为126人，占员工总人数的20%。
2004年3月，联想裁员600人，占员工总数的5%。
自2006年9月起，千橡互动集团连续三次裁员，共涉及数百人，目前千橡共有员工近千人，其中猫扑约占一半。猫扑对外的声明称裁员是为了整合资源优化配置。
由此可以看出，裁员对于IT行业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历史上有众多的IT企业裁员风潮。然而，无论哪一次裁员风潮都没有宣告IT行业的衰落，IT行业发展至今，反而大有方兴未艾、欣欣向荣之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本次裁员风潮也不可能成为IT行业的“落幕式”。
IT行业裁员的本质
裁员对于IT行业既然是一件司空见惯的“家常菜”，那么裁员对于IT行业又有什么重大价值呢？众多IT企业选择裁员的用意又何在呢？IT行业裁员的本质又是什么？
我们前面提到，IT行业瞬息万变，技术革新、产业变革时刻伴随着众多国内外的IT企业，相对于其他行业企业来说，则要进行更多的战略调整、业务调整、重心调整。然而，任何一家企业在由一种战略模式转型为另一种战略模式时，都需要一段或长或短的过渡期。在这段过渡期、调整期内，任何风险都有可能发生。因此，裁员、开源节流就成了这一过渡期内减小风险、增强企业抵抗力的有效举措。
因此，众多IT企业在某个时期选择裁员，其实质是进行战略转型期间的一个化解风险的过渡性举措，也正因如此，裁员风潮往往是公司寻找新“蓝海”的前兆。前面提到的诺西公司是这样的（裁员后诺西将战略重点转向移动宽带等业务），这次惠普公司的裁员事件更是这样，惠普公司正是通过裁员，开源节流，实现公司重点业务的顺利调整。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一些面临变革，却又不知路在何方的企业一直停留在“过渡期”内，这种企业由于无法找到新的盈利增长点，只能加重开源节流的砝码，依赖裁员实现短期的盈利。比如，雅虎近两年来一直没有找到较好的战略转型方向，几次更换CEO，但每任CEO都将开源节流、裁员视为重要举措。但是，前面提到，IT行业不同于钢铁、电力等传统行业，开源节流永远无法成为IT企业的“常青树”，这对于雅虎也不例外。
如何看待本次“裁员浪潮”？
本次IT行业的“裁员潮”是否具有特殊原因呢？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IT行业面临新型巨大变革
当前的IT行业面临着少有的巨型变革：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三种技术与电子商务、搜索引擎、社交网络等带给IT行业的冲击完全不同。这三项技术中的任何一项都会颠覆传统的IT行业，波及整个IT市场。现在，任何一家IT企业都面临着巨大的战略抉择。在这三种技术主导的IT行业发展趋势下，企业应该何去何从，是它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也正是在这种产业变革背景下，才出现了一股席卷众多IT企业的裁员浪潮。
（二）全球的宏观经济影响
2008年的金融危机刚刚过去，危机后的美国制造业持续不景气，欧洲一直没有摆脱债务危机的折磨，中国经济这几年来面临着硬着陆。除此之外，日本核扩散导致松下、索尼、夏普、东芝等日系企业处于被动局面，泰国洪水灾害导致全球硬盘价格整体大幅上涨。不利的宏观环境导致IT行业增长呈现疲软之势，部分企业裁员也自然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三）企业个体因素
关键词:企业危机；危机管理对策；旅游企业
入世一方面改变了企业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却使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和经营风险，企业组织结构设置、运行规则制定、管理理念正在经受空前的洗礼。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危机无时无刻不威胁着我们的企业，就连一些看上去非常强大的企业，如果没有处理好所遭遇的危机，都可能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使灾难在与该企业相关的各个领域出现连锁反应，垮得一发不可收拾。人们不得不承认：危机管理与企业正常时期的营运管理已成为企业经营的两大重点，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轨、缺一不可。
旅游企业同样摆脱不了危机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03非典”、“08雪灾”等均对中国旅游企业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然而我国旅游企业危机管理发展得非常缓慢，其危机管理研究与旅游企业快速发展的状况不相适应，无法满足旅游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因而，加强旅游企业危机管理研究可谓迫在眉睫、任重而道远。
一、我国旅游企业的危机现状
目前，我国旅游企业危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产品与价格危机方面
我国旅游企业普遍规模较小，对产品的开发、营销与推广下功夫少、投资不力，往往出现一家开发大家搭车的现象。产品质量标准化程度低、产品重复利用、压价竞争严重，造成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甚至产品质量低劣等，致使旅游产品危机四伏。
价格危机一般源于旅游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在外部主要是由于政府的调整，新的竞争对手的出现以及低价策略的应用等；在内部主要是受本身条件、实力、规模的限制，使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再就是在定价策略上，低估了竞争对手的能力或高估了顾客的接受能力等等。以上这些因素都会造成价格策略失误，从而使产品滞销、市场占有率下降。近年来，由于部分旅游企业者以低标准、低价格恶意压价，使整个行业面临价格危机。
2.信誉与人才危机方面
近年来旅游投诉事件一路攀升，黑社黑店超范围经营，非法、变相转让许可证，零团费和负团费，虚假广告，黑车，野导，回扣等现象丛出不穷，信誉危机严重，殃及到整个旅游企业。
人才危机主要是指由于某种原因，掌握核心客源、商业秘密的人员以及外联、营销方面的骨干突然流失，给旅游企业者的经营活动带来的困难。
3.财务危机方面
按照财务管理理论，反映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指标主要有三个：流动比率、速动比率1和流动负债率2。我国旅游企业因投资于景点、景区及宾馆、酒店等硬件设施的资金较多，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较大，所以一般认为旅游企业的流动比率为1.5、速动比率为1时，就具备了偿还短期负债的能力。如果比率过高，表示企业流动资金呆滞，影响资金利用效果。流动负债率可反映一个公司依赖短期债权人的程度。该比率越高，说明公司对短期资金的依赖性越强，公司偿债的流动性压力越大，风险也越大。因此，为维持资本结构的安全，该比率不能过高，应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遗憾的是我国旅游上市公司的流动负债比率普遍偏高，有的甚至达到或接近100％，对公司所有者而言，如果公司不会遇到因短期债务到期不能还本付息的情况，公司保持较高的流动负债率，可使所有者获得财务杠杆利益。有的公司靠举新债、偿还旧债维持长期资产占用来获得财务杠杆利益，但这必须以公司不会遇到偿债风险为条件。可见，我国旅游企业存在很大的财务风险。
4.突发危机方面
“亚洲金融危机”、“9?11事件”、“美伊战争”、“国际恐怖袭击”、“08雪灾”等对中国旅游企业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尤其是2003年的“非典”，给中国旅游企业造成旅游总收入减少2768亿元的巨大损失。旅游企业在应对突发危机方面问题严峻、亟待解决。
二、我国旅游企业危机管理对策
面对我国旅游企业的危机管理现状，我国旅游业者不仅要有竞争意识,更要有危机意识。只有企业管理人员把危机、风险管理的概念与内容融入到日常的职责和行动中去，才能在企业或自身工作面临危机时从容应对，赢得生存的空间和机会。
旅游企业借鉴危机管理理论，可以从静态对策、动态对策两方面入手应对危机。
1.静态对策
静态对策是指在组织没有发生变化或保持稳定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旅游企业危机的对策。主要包括：深化危机教育、增强危机意识，采用危机公关小组，建立危机预警系统，危机总结等。
在市场经济中，面对竞争和各种风险，企业发生危机是常有的事，企业领导者必须深化对自身及员工的危机教育，培养员工的危机意识和临危应变救护能力。
微软公司就提出，“微软公司距离破产只有十个月”，小天鹅公司实施末日管理，其目的都是为了强化危机意识。企业内部危机管理小组要十分关注与企业经营相关的宏观与微观因素的变化，及时发现危机前兆，超前决策，争取主动，尽可能将危机消除在潜伏期。
企业危机的前兆主要表现在：管理行为方面，如不信任部下、猜疑心强、固执己见、使员工无法发挥能力、一意孤行等；经营策略方面，如计划不周，在市场变化或政策调整等发生变化时无应变能力等；经营环境方面，如市场发生巨变、出现强有力竞争对手、价格下降等；内部管理方面，如员工情绪低落、生产计划需要调整、规章制度失效、有章不依等；经营财务方面，如亏损增加、过度负债、技术设备更新缓慢等。英国公关专家迈克尔?里杰斯特在《危机公关》中提出以危机管理小组来应对企业危机。危机管理小组由公关部成员和高层领导直接组成，其对危机的出现、企业声誉的恢复具有重要作用。
危机管理小组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危机预警、员工危机意识训练上。危机预警使企业能保持生产经营的健康心态，认认真真对待公众，从而在危机时刻保持主动，不致手忙脚乱、顾此失彼；危机训练让员工充分感受危机公关氛围，认识危机对企业的强大杀伤力，容易培养起员工的危机管理意识，形成人人为企业着想的良好氛围，维护企业形象。
应建立起高度灵敏、准确的信息监测系统，及时收集相关信息并加以分析处理，根据捕捉到的危机征兆，制定对策，把危机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企业自我诊断，分析经营状况，客观评价企业形象，找出薄弱环节，以便采取必要纠错措施。应使预警系统制度化，把危机管理纳入旅游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建立由企业主要负责人亲自领导，由企业公关部、市场部、企管办和信息中心组成的危机预警组织，定期开展危机预测工作，分析危机信号，制定危机预防措施。
危机总结是旅游企业危机管理的最后环节，不容忽视。危机总结一般可分为三个步骤：第一，调查。对危机发生的原因和相关预防和处理的全部措施进行系统调查。第二，对危机管理工作进行全面评价。包括对预警系统的组织工作内容、危机应变计划、危机决策和处理等各方面的评价，要详尽地列出危机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第三，对危机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综合归类，分别提出整改措施，并责成有关部门逐项落实。
如果每个旅游企业都能强化危机意识，引进并切实实施危机管理，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危机，从危机中顺利走出，在危机中找到机会，迅速恢复生产，不断发展壮大。
2.动态对策
旅游企业的动态对策是指在组织发生变化或不稳定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危机应对措施。这里主要介绍建立虚拟组织应对危机。
旅游企业危机的原因和结果往往是行业性的，发生在某个企业的危机其传播和影响也常常具有行业性特征，一个企业的危机有可能迅速扩散和蔓延到其他企业。因此，危机的应对也必须是联合的力量，需要相关旅游企业和单位的密切配合与协作。
虚拟组织是为了把握市场机遇，迅速向市场提品或服务，通过信息网络将拥有实现机遇所需资源的若干企业的相应资源集成起来形成的网络化、分布式动态组织。它随市场机遇的产生而产生，随市场机遇的实现而结束。
虚拟组织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①组织结构扁平化，可实现快速反应。②柔性化生产，改变了传统的物流程序，使创新低成本。③企业界限模糊，有助于成员企业相互学习。
目前虚拟组织的运用领域主要有三种：第一是企业和企业联合组成虚拟企业，如美国宾州的灵捷网公司；第二是虚拟组织被运用到政府行政管理方面，如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新经济委员会；第三是技术社区方面的，如硅谷的技术社区网络。这些成功的案例对指导旅游企业应对危机很有借鉴意义。
在对旅游企业危机的组织管理中，组织向虚拟化方向发展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虚拟组织可使组织中的众多旅游企业风雨同舟、危险共担，一旦虚拟组织中的某个旅游企业发生危机，其他企业便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使企业摆脱危机，走出困境。
三、结语
由于旅游业的波动性和脆弱性，使旅游企业要经常面对各种突发事件，如何更好地对旅游危机进行管理是摆在很多旅游企业面前的一个难题。不难看出，危机就等于“危险+机会”，危机总是与机遇并存，如何发现、拯救、培育，以便收获这个潜在的成功机会，便是危机管理的精髓；如何化危机为转机，便成为危机管理的最高境界，这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
参考文献:
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的“次级”（Subprime）及“优惠级”（Prime）是以借款人的信用条件作为划分界限的。根据信用的高低，放贷机构对借款人区别对待，从而形成了两个层次的市场。信用低的人申请不到优惠贷款，只能在次级市场寻求贷款。两个层次的市场服务对象均为贷款购房者，但次级市场的贷款利率通常比优惠级抵押贷款高2％～3％。次级债务的固定期限不低于5年。除非银行倒闭或清算，不用于弥补银行日常经营损失，且该项债务的索偿权排在存款和其他负债之后的商业银行长期债务。美国次级贷原本只是普通的银行和住房人之间的借贷现象，为刺激不景气的消费，尤其是房地产业，美国银行业放松信贷管制，把钱借给了那些没有还贷能力的人们。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也只是银行借贷中的问题，不过这种金融行为被包装为产品出售，穿上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外衣，性质就完全两样了。当一项金融产品进入资本市场自由交易之后，如果没有建立相应的制度，使之能够完全公开透明地受到市场的监督，人们只能“盲人摸象”谁也看不到产品流程了。由美国次级贷风波造成的资金流动性短缺扩散到全球后，欧洲央行紧急给流动性短缺的银行注资，也只是一些银行流动性短缺的时候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全球如今吞食的只是“次级贷”变为金融衍生品进入市场后的最终“成果”。从2001年以来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发放量逐年上升（图1），这样在次级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图2），就加大了风险。
在许多人无法还贷的情况下，危机就爆发了。银行的资金缺乏，严重影响其流动性。同时由于是市场上大多数人无法还贷，即使银行把房屋拿来拍卖，也没有购买者了，这样越积越多的情况下，房贷金融机构不得不倒闭。从而又影响了银行的贷款，居民对银行的信用降低，出现挤兑现象。世界许多金融机构对美国这样的金融衍生产品进行了投资，在危机爆发时，严重影响了银行的流动性，于是通过银行把这样的危机带入了欧洲和亚洲以及世界其他的市场，于是形成了一场世界性的危机。
二、美国次级贷危机的影响
（一）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对于美国“次级贷”的影响几何，其能量传递会在何时消散，都有待进一步观察。最近卷入风潮的国家越来越多，受牵连的证券市场也越来越多，已经有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提示：要注意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首先，对于爆发源头美国来说，受次级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已经陷入整体下滑状态，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美国一些大型的金融集团，如花旗等也大量裁员，来缓解次级贷危机的影响。美国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大大下降，特别是对房地产的影响。世界经济已经陷入次级贷危机影响之中，大多数国家的外汇储备中以美元计价的占大多数，这样许多国家的外汇储备大量缩水。欧洲地区的经济也放慢了增长的步伐。世界主要的股票市场出现了下跌趋势。一些银行因为挤兑风波而被政府托管，巴黎银行经过政府的几次大量注资依然没有从次级贷危机中走出来。亚洲等其他地区的影响相对来说要小点，主要是这些地区市场和美国的联系没有欧洲市场那么紧密。其次这些地区的投资理念相对比较保守，对于新兴的金融衍生产品持谨慎的态度投资。
（二）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我国商业银行也对美国次级贷危机中的金融衍生产品进行了投资，主要影响是投资收益的影响（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目前在美国进行投资的六大商业银行投资美国证券市场有一定的规模，虽然投资次级贷所占的比重不大，但是损失还是不小的，尤其是中国银行，高达35.83亿元。中信的投资相对小点，是因为其对于次级债投资少。从图中的数据来看，我国商业银行受到美国次级贷的危机影响不小，并且这次危机的深远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现。
三、我国商业银行防范外部金融风险措施
（一）建立风险预警体系
第一，监测警源，发现警兆（识别子系统）：大多数海外投资风险是可以监测的，风险监测子系统就是对境外投资风险因子和风险表现进行连续、系统的监测和追踪，对得到的第一手资料进行鉴别、分类和初步分析，以便及时灵敏反映出风险变化。境外企业在警情爆发之前，总会有一定的警兆（前兆），风险监测系统就是要通过监测警源，并借助一定的经验和方法，确定是否出现警兆；第二，预测警度，判断警损（评估子系统）：根据警兆的变化状况，联系警情的警界区间，参照警度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境外企业实际情况，从而预测警度，判断实际警情的损失程度；第三，适时报警，寻找警源（预报子系统）：依据预测警度和实际警情的损失程度，适时发出警报，并根据预警对象的特点和变化规律，积极查找产生风险警报的警源，寻找警源也是实施对策的前提；第四，选择对策，排除警患（排警子系统）：海外投资风险排警子系统，即风险快速反映子系统是指在境外投资风险科学分析基础上，根据警源情况和风险分析结果，确定与风险相适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及时采取预先已制定好的计划和方案，防止潜在风险的发生。通过建立海外投资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预报――风险排除的境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可以实现对海外投资风险的跟踪、监控、报警并及时采取排警措施，从而大大降低海外投资风险。商业银行应该充分利用资源在投资进行前和投资过程中进行预警分析。
（二）实行资产负债比率管理
资产负债管理就是银行根据对资产负债平衡表中的资产和负债每个项目的利率预测，在维持流动性的前提下谋求风险的最小化，收益的最大化。并且通过此来考虑最佳的资产负债的数量和期限的结构。在商业银行进行外部投资中，通过资产负债管理，可以有效的预测外汇、利率、信用等方面的风险。在国际市场利率，汇率波动的情况下，可以主动性的进行调节。推行资产负债管理，必定使商业银行在平常管理中量力而行，自我平衡，合理经营。对负债促使其致力于筹集资金，自觉控制资产，扭转其超负荷经营状况，削弱其资金依赖懒惰性；同时对资产管理有利于其从事投资业务，激发了创造收益的积极性。
（三）加快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
金融衍生工具的灵魂可谓之风险，其本身就是以风险的存在为前提，并为适应风险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初衷，绝不是为了扩大市场参与者的风险，更不是为了让某些人投机获利。恰恰相反，该类产品的出现原本是为了降低市场参与者的风险。金融衍生工具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具有降低、分散市场风险的功能；另一方面，在转移风险的同时，也可以用来进行冒险式的投资。次贷危机的根源是风险定价问题，而不是创新本身，如果没有创新，受损失的只能是银行。从美国经验看，对房地产贷款进行证券化简便易行且容易获得市场认可。目前我国银行机构最主要的资产是信贷资产，也是存在风险最多的领域，而房地产贷款又属于信贷资产中的优质资产。通过对房地产信贷证券化，可以有效分散、转移我国银行业承担的大量风险，改善资产结构。因此，对房地产贷款证券化不失为我国银行业加快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突破口。现阶段我们应扩大房地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范围，为进一步开展金融创新提供思路和经验。
（四）加强银行业的监管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二十年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对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截至2005年，中国累计吸收FDI总量已经达到6210亿美元。仅2005年就达855亿美元，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FDI流入国。它已成为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重要来源，同时，FDI还极大地提高了投资的效率，弥补了中国建设资金的不足。但是，实际上FDI在大量流入的同时也意味着将来会有更大量的资本以利息、红利汇出等形式流出，这对中国的金融稳定乃至国家经济安全将有着日益加大的潜在风险。
二、FDI对中国国际收支各组成部分的影响
一般说来，国际收支一般由经常项目、资本与金融项目、储备项目和误差与遗漏项目四个部分组成。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一国国际收支发展到成熟阶段后，应该以经常项目顺差为主，而不是以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为主，资本与金融项目也应更多地表现为资本输出输入的均衡发展，否则就会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
（一）FDI大量流入对中国经常项目平衡的影响。经常项目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有重要的地位。经常项目的盈余可以防止国际收支结构的脆化，使国际收支平衡稳定。经常项目包括货物与服务项目、收入项目和经常转移项目。
从经常项目余额与贸易项目余额的关系来看，它们之间的差别体现在收入项目余额的大小上。收入项目与一国的净国外资产或负债的相关度极大。如果净国外资产数额越大，从国外得到的收入也就越多，贸易项目也就相应出现较多的赤字，可以由收入项目的顺差予以弥补，以维持经常项目的平衡。反之，如果FDI大量流入即净外国负债越多，由于要向国外付出较多的收入，所以贸易项目必须要实现更多的盈余才能弥补收入项目的逆差，如果贸易项目中的服务收支也是逆差的，那就更加剧了贸易项目的逆差，或是抵消了贸易项目的盈余，致使经常项目顺差收窄甚至失衡，造成经常项目内部关系不稳定，即贸易项目特别是货物贸易创汇的绩效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收入项目的收支状况，表现出明显的被动性与波动性。
从我国的情况看，由于多年来FDI流入量大，对外投资额小，国际投资状况非常不对称。1982年～2003年，中国FDI净额相当于对外投资净额的14.4倍，并且从首尾年份比较来看，二者的比率还有日益扩大之势。
中国货物贸易自1994年以来一直保持顺差，但服务贸易自1995年来却是连年逆差，且逆差幅度还在日益加大。我国若要持续地保持经常项目顺差的优势，就必须不断增加货物贸易的顺差。但这在中国商品出口竞争力相对较弱形势下是较难实现的，况且近年来中国出口连续保持着高增长，货物贸易出口创汇形势已呈现强弩之末之势。因此，如果不能实现国际投资发展的适当对称以及服务贸易的内外平衡发展，那么经常项目的状况将不容乐观。
（二）FDI大量流入对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平衡的影响。由于我国对外投资数额一直比较小，FDI的流入基本上转化为资本项目的顺差。因此，FDI大量流入对于我国资本项目的顺差乃至整个国际收支的顺差起了很强的支撑作用。但是，我国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是建立在FDI大量流入基础上的（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的1998年～2000年除外），而且历年该项目的顺差额都较大幅度地高于经常项目的顺差额。从长期来看，这将不利于我国国际收支的稳定性平衡和主动性平衡。因为，经常项目在宏观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贸易项目的余额在国际收支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反映了一国的产业结构和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以及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表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自我创汇的能力，是一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基础。因此，只有经常项目的盈余，才能使一国国际收支平衡具有稳定的基础，才能防止国际收支结构的脆弱。假使国内宏观经济面出现不良征兆致使经常项目盈余收窄，同时FDI流入速度也下降的话，那么基本项目的双顺差势头就可能逆转。
因此，我们应该透过FDI大量流入给我国所带来的资本与金融项目高额盈余的现象，关注其国际收支结构关系中的潜在风险。
（三）FDI大量流入对中国储备资产等项目平衡的影响。200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8188.72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重要的储备资产，其主要是由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外汇顺差构成。外汇储备中源于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外汇比重越大，外汇储备的来源结构就可能越脆弱，对一国金融安全的负面影响也将越大。因为，一则依靠资本流入的顺差是难以支持长期的外汇供给的，二则无论流入的是投资还是贷款，终究要以外汇收回或偿还，而且其数额可能大大超过当初流入的数额，并且将会通过今后利润和利息流出的长期负担的加重而损耗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
我国的外汇储备构成中，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余额明显大于经常项目顺差余额。也就是说，我国外汇储备的基础主要依赖于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支撑，这就使得我国外汇储备的基础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
三、外商投资收益汇出与国际收支危机
经常账户持续逆差的出现是一国国际收支发生危机的前兆，而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赤字意味着积累了净负的国际投资头寸，即债务国，这会导致资本利润的流出，进一步加深经常项目的逆差。
FDI是一种拥有一定控制权的长期投资行为，具有相对稳定性，它本身不会触发金融危机，但由于投资收益的汇回，它会对东道国的经常项目产生赤字压力，从而可能诱发国际收支危机。比如，1994年的墨西哥经常项目赤字中FDI的收益外流额占30%多；1996年泰国和菲律宾也是如此，印度尼西亚的这一比例为40%多，从而使整个经常项目变为巨额逆差，大大超过资本项目的顺差，使得总体国际收支变为逆差。
FDI允许投资方汇回利润，因此与对外举债无本质区别，是一种典型的准债务。实际上，FDI的投资收益率比一般的商业贷款利息率高得多，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九十年代在发展中国家FDI的年平均投资收益率为16～18%，而在非洲的亚撒哈拉沙漠贫穷国家FDI的年均收益率高达24～30%。由于投资收益的汇出，FDI将给东道国的经常项目平衡以及总体国际收支平衡带来风险。
四、政策建议
（一）适当控制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拿出部分外汇资金，改变中国国际投资严重不对称的现状。扶持企业“走出去”，不仅可以获得汇回的红利，还可以带动设备、原材料出口，提高国际竞争力，改善经常项目收支。鼓励发展和有意识培育一批能够发挥中国比较优势，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并通过这些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来推进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促使中国国际收支差额的平衡。
很多自杀者的家属在事后都很后悔：“那几天他是显得不正常，为什么我就没在意呢？” “那天还在跟我说觉得活着没意思，如果我引起注意的话，他就不会这样了”……因此，如果我们能了解自杀前的征兆，平常多加注意，或许有时可挽救生命。
自杀者的内心世界
了解自杀者的内心世界是有必要的。自杀者通常都是情绪抑郁，对生活上的转变和打击存在悲观失落的挫败感。所以，研究者认为，他们会有以下3种看法和感受：
（1）对自己的看法通常他们都会感到自己很无能、没有价值，觉得自己无论怎样做都是失败的。他们还会不断反复提醒自己，想着自己那些不愉快的经历，然后自责、内疚、自我贬低等。
（2）对其他人的看法他们通常都会感到无助，觉得别人怎样也帮不了自己。特别是他们看到亲朋好友甚至专家人士在非常努力地帮助自己，自己的状况却依然没有改变的时候，他们更觉得自己“无药可救”。于是更加沮丧，对自己和四周的事物都变得冷漠、不关心，自暴自弃令亲友们更感挫败。
（3）对将来的看法当他们感到自己不值一文，别人无法相助时，必定会感到自己没有将来，没有希望。当一个人沮丧绝望时，总会想到更坏的一方面，因此他们便会越来越感到自杀是该行的路。
由此可见，当我们去了解自杀问题时，应该留意当事人对事物的看法和感受，而不单是其遭遇和外来打击因素。
留意自杀前兆
有自杀倾向的人，在自杀之前往往一些异常表现：情绪低落或极度悲伤；感觉万念俱灰，自己一文不值，或者生活无目的，对任何事情无兴趣；格外关注死亡或暴力等话题，经常“想一死了之”；寻求服毒、刀枪或其它自杀方式；情绪剧烈波动，喜怒极度无常；饮食和睡眠习惯改变，外表、行为及性格反常；危险或自毁行为，如疯狂驾驶、吸毒等；突然少言寡语，很平静；整理物品，包括把自己的所有东西送人或扔掉，对家人及朋友进行“诀别”访问，草拟遗嘱或写绝笔信等。
当发现身边的人有自杀的想法时，切不可激怒他，应主动多与其沟通，千万不要判断这种自杀想法的正确与错误并加以指责。因为单纯的指责会给自杀者心理造成更大的痛苦。自杀者通常认为，选择自杀是有理由的，甚至是最好的选择。作为亲友，应当给予他充分的理解，告诉他：“你别急，慢慢来，我们支持你。”让他感觉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关心、理解他。
发现有人要自杀时
一旦发现有人有自杀征兆，千万别大意，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让当事人单独呆着；不让其接触枪、刀、药等物；寻求医院及其它专门机构的帮助。等待帮助的时候，一定要对当事人保持目光接触，同时与当事人对话，以了解其自杀方式以及是否真的是“有计划自杀”；当事人一旦实施自杀，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并尽可能实施现场急救。
在习惯了“周末”加息之后，央行上周二晚间的出手令人猝急不防。
8月21日晚间，央行宣布年内第四次加息，即从22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其中，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3.33%提高到3.60%；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18个百分点，由现行的6.84%提高到7.02%；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调整。
这是央行继3月18日、5月19日、7月21日三度加息后，今年以来第四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20005年以来的第八次加息，频率之快，为历史上罕见。
而就在同日，建设部决定，将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相应上调0.09个百分点。
虽然各界对加息呼吁已久，但此时加息却颇为出人意料。此次“非周末”的突然加息，最重要的作用是对次级债危机作出的独特反应。
突然加息
此次加息，一年期存款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而贷款利率仅上调0.18个百分点。
央行称，本次加息是为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投放，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央行在近日的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也再度明确，当前将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稳中适度从紧，保持必要的调控力度，努力维护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控制通货膨胀预期，保持物价基本稳定。
“不对称加息传递出央行削减商业银行放贷冲动，但又不过多增加企业利息负担的意图。”专家分析，今年以来，货币政策频频出手，此前央行已三次上调贷款利率。此次贷款利率上调幅度较小，有利于不过多增加企业的利息负担，对经济不致造成高强度的“降温”。
其次，不断蔓延的美国“次贷危机”，其重要原因是：随着美国利率的提高，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还贷负担不断加重。与此同时，美国住房市场趋于降温，使借款人难以通过出售或抵押住房来实现再融资。于是，一大批借款人无力还贷，导致危机爆发。由此带来的启发是，货币政策应有更好的前瞻性，要防止利率过高导致借款人无力偿还债务。贷款利率上调幅度较小，有利于不过于加重“房贷族”的还贷负担。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此次加息虽然有些“突然”，但并不意外，因此，在未来的几个月中，央行仍将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仍将会有1－2次。
事出有因
央行如此密度频繁加息，是在更加明确地通过货币政策传递紧缩信号。
事实上，央行加息，颇有点“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达到5.6％，并且已连续5个月同比上涨超过3%，通货膨胀压力不容乐观。央行也在近日的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警示，前期粮食和肉禽蛋价格的上涨已逐步传导到下游食品加工、餐饮等行业，因此有必要高度关注价格传导问题，防止价格全面上涨。
而前7个月，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6％，虽然比前6月降低0.1个百分点，但仍在高位运行。两次不对称加息使存贷款利差缩小了0.18个百分点，这有利于抑制商业银行的放贷冲动。
更为重要的是，此次“非周末”的突然加息，最重要的作用是对次级债危机作出的反应。为应对愈演愈烈的次贷危机，17日，美联储决定降低贴现率，市场普遍视为美元降息的前兆。与此同时，进入加息通道的欧洲央行、英国与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弱化，以应对次级债危机所引发的流动性暂时紧缩状态。此时我国央行加息的直接后果是增加中国对全球热钱的吸引力，使热钱流入问题雪上加霜。上半年流入的国际游资为1219亿美元，加息将进一步增强对国际游资的吸引力。
显然，此时逆势加息，并非紧缩政策，而是一种明显的扩张政策，对紧缩国内信贷收效不大，而在国际上却能示人以负责的形象，这让人联想到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可以认为，此次加息是我国对于次级债危机作出的独特反应。
但从国际市场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加息的好时机，从国内市场来看，特别6000亿国债也在上周发行，加息不会对市场预期产生多大影响。
加息同样不仅不会冲击资本市场，相反，从大背景来看，此时加息无论是对香港股市还是内地股市都是一个利好，意味着资本市场将拥有源源不断的后续资金。各界长期呼吁摆脱负利率，目的是减少流动性泛滥，缩小财富分配过于明显的不均衡状态。但时移势易，此时加息不仅无助于减少流动性，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未来影响
受加息影响，8月22日的深沪两市股指大幅低开，上证综指盘中大跌近94点并低见4861.27点。虽然个股的普跌引发逢低买盘大举涌入，上证综指盘中高见4999.19点，但市场人士翘首以待的5000点标志性大关依然功亏一篑，深沪股指扭头快速回落。
6月29日，财经作家吴晓波乘火车由杭州赴上海，发现火车站到处可见拎着行李大包返乡的农民工，“平常在六月绝不可见此景象。实体经济的萎缩可见也。”他感叹地说。
一叶落而知秋之将至。在中小企业数量众多的长三角地区，已大量出现企业停工半停工的局面。大陆经济学家厉以宁比以前更悲观地称，当前，在货币流通量回归正常水平时，很可能引起产品供应链的断裂和企业资金链的断裂，从而出现停产、工人下岗。 2011年2月，义乌，濒临倒闭的服装厂。
这种局面甚至被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称之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困境，将出现新一轮倒闭潮，倒闭的数量会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多”。
但是对于同样的事情，当地政府却认为这恰恰是宏观调控所要的结果，是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正常现象，不能简单理解成民企出现危机的先兆。
究竟是调控预期目标下的“软着陆”？还是经济突然失速、“硬着陆”的先兆？各方纠结着。
外国学者看空中国经济
此轮关于“硬着陆”的争论起源于国外经济学者。以成功预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而闻名的“末日博士”――纽约大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近日在新加坡预言：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日益依赖将导致产能过剩和银行系统的巨额不良贷款，中国经济将在2013年面临“硬着陆”的风险。
鲁比尼的逻辑是：中国在实物资本、基础设施和不动产方面投资过度，投资比重过大将造成产能过剩，并使得投资效率下降，最终出现不良贷款问题。
乌鸦嘴的不只鲁比尼。金融大鳄索罗斯也认为，中国目前已经错失了遏制通货膨胀的最好时机。
此外，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艾肯格林（Barty Eichengreen）等一些经济学家也纷纷唱和称，中国经济有危机前兆。
鲁比尼作出上述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他自身的观察，根据他本人两次到访中国所看到的情况，很多新建的机场和高速列车旅客不多，高速公路利用率不高，政府办公建筑过于豪华，很多开发区空无一人等，显示中国的投资效率低下，可能使信贷资产的质量受到影响。
而让大陆经济学界产生“硬着陆”和“2008年重现”担忧的，依据主要是近期的宏观数据表现、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及地方债务违约风险。
6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PMI）进一步下跌至50.9%，在此之前，PMI已经连续数月下滑，从3月到5月份的PMI数据分别为53.4%、52.9%和52%。一般来说，指数低于50%，经济就糟糕了。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被视为GDP增速的替代指标，同样也出现了连续下滑的情况。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意外回落，降至13.4%，而5月这一数据进一步下滑至13.3%。
2010年以来，央行已经先后四次加息、11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钱袋不足的银行，相互间拆借利率高企，民间借贷利率更是飙升。
看来紧缩银根的效果在渐显，只是中小企业成为紧缩政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银行抽回钱，一般总是先从资质差的中小企业动刀。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公布的一季度中小企业发展指数（SMEDI）中显示，只有17%的企业反馈流动资金充足，7%的企业认为融资容易。
这还不是最麻烦的。与2008年不同的是，此次经济放缓中还叠加了两个致命的因素――地方财政融资平台资金链断裂、财政破产以及房地产信贷规模急剧膨胀。
国务院审计署6月27日公布了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全国地方性政府债务余额10.72万亿元，拿中国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填不平，但这一数据普遍被认为还是较保守的。
地方政府债务现在面临的是两个问题：土地出让收入的急剧下降导致财政吃紧和偿债高峰期到来的违约风险。
国土部门数据显示，北京今年1-5月普通住宅用地出让不足年度计划供应量的一成，土地出让的总收入同比减少59.2%。石家庄今年到目前的土地出让收入为12.53亿元，仅为去年的12.6%。
最近三年将是地方政府偿债的高峰期，而违约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新世纪》周刊最新报道揭示，今年4月，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向债权银行发函，表示“即日起只付息不还本”。而该公司在十多家银行贷款余额近千亿元。
吃紧的不仅仅是云南。目前北京土地储备贷款高达5000亿元，每月还本付息就超过100亿元，而今年前五个月，平均每月的土地出让收入仅50亿元。类似的情况还有安徽、湖南、河北、天津和重庆等省市。
据统计，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政府财政能力低于债务余额。这些市县分别占两级政府总数的19.9%和3.56%。
偿债能力低，只能举新债还旧债。截至2010年底，有22个市级政府和20个县级政府还款资金中20%来源于借新债。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了逾期债务，有4个市级政府和23个县级政府逾期债务率超过了10%。
对于银行来说，这些债务的违约将是致命的。因为审计署的报告披露，从借款来源看，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银行贷款为84679.99亿元，占79.01%。一旦违约导致银行收紧对地方政府的信贷，那将垂直打击地方投资的能力。
而正是由于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的倒逼，导致央行在加息问题上犹疑不决，尽管舆论再三催促，仍迟迟不敢加息。不加息带来的负利率，结果是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直至破灭。
“软”力量
尽管面临上述诸多风险，中国经济学界的多位大佬级人物和官员都反对存在“硬着陆”的风险。
针对鲁比尼提出的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和投资效率下降，中国国际信息中心的张永军从单位产出所需要的增量资本进行了分析，发现尽管2009年投资效率下降，但是这是经济低谷时的现象。而2010年投资效率并没有出现持续下降。
另外，张还从社会平均利润率进行了分析，2009年中国社会平均利润率出现了明显下降，但该年9.6%的平均利润率水平，仍然比1990-1991年和1998-2002年期间9%以下的利润率水平要高。2010年由于企业效益指标出现明显改善，社会平均利润率回升。
中信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诸建芳则从投资空间论证，中国经济暂时不会出现“硬着陆”。1000万套保障房的“硬任务”会成为“投资稳定器”。在发改委下发《关于利用债券融资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后，资金基础已经筑牢，汛期之后的8月至11月将是建设高峰。
此外，铁路投资规模仍然会维持，“十二五”期间投资规模为2.8万亿元，比“十一五”增长40%，而农田水利投资将保持高增长，水利投资按规划2011年将突破5000亿元，前五月只完成约1800亿元，下半年将迎来水利建设高峰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资源配置的独特方式使得“软着陆”而非“硬着陆”成为一种必然。长信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安昀认为，历史上来看，“硬着陆”发生的概率较小，都是缘于比较大的外部冲击。
如果是经济本身的自然运行，再加上中国政府掌握很大的资源和力量，“硬着陆”想要发生都很难。
“硬着陆”意味着诸多企业和机构遭清算没收和破产，员工失业。而中国信贷体系的软特性，使当借款方无法偿还时，其资产通常不会被没收清算。在中国，借贷双方一般都是政府所有，左手掏右手。贷款重置成为目前地方债务偿债危机最有可能的一个化解之道。高盛高华最近的报告称，在土地市场如此冷清的情况下，预计地方政府将向中央“叫苦”，游说中央改变房地产调控政策，而另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则是延长贷款期限，从而使之与土地储备的现金流相适应。
高负债的陷阱
从许多高成长企业反映出的问题来看，过度负债可说是一个典型的通病，也是财务危机的根源。它们的高负债是怎样积累起来的呢？
战略需求效应由由于企业的战略布局驱动，或表现为现有业务的发展，或表现为新业务的开拓，规模和数量的扩张经常明显快于内涵质量的扩张，在高成长阶段都将出现某种程度的资金短缺。因此，高成长企业为达到快速扩张的目的，普遍采取负债经营策略。
组织放大效应由许多企业在快速扩张中倾向于采取企业集团或控股公司模式。但这类模式债务放大效应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母、子公司都会从各自立场出发追求数量扩张；另一方面，子公司除保留原有业务联系和资金融通渠道外，还可能获得母公司再分配的业务或资金。这一业务和融资放大效应很容易使企业负债过度，最终成为财务危机的“始作俑者”。
财务不透明与内部互相担保由财务不透明、各自为政和内部关联企业间的相互贷款担保是高成长企业常见的问题。这不仅加大了银行对企业财务判断的难度，也给财务监管带来很大困难，从而造成整体负债率不断抬高。
中国四大信托投资公司之一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事件就是一个教训。广信下属企业帐外有帐，隐藏债务情况严重，甚至连集团总部都难以摸清家底。清产核资以后，资不抵债额竟高达146.94亿元人民币。
债务、资产的结构性错配由最常见的就是短债长用，短筹长贷。企业将短债用于投资回收期是短债期限若干倍的长期项目投资，导致流动负债大大高于流动资产。金融机构基于高成长企业的前景，往往也采取短筹长贷方式，支持企业搞长期投资，从而加大了企业的资金风险，一旦银行日后收紧银根，企业将会进退两难。
其它常见结构性错配还包括负债到期过分集中的结构与现金流量错位，长、短期负债结构比例失调，贷款的银行结构单一，资产和负债币种结构不合理等。
以上几方面是环环相扣的。高成长战略造成资金短缺，企业就不可避免地要负债经营。组织放大效应和内部担保则加剧债务水平，造成负债过度。在过度负债的情况下，企业经营成本和财务压力加大，支付能力日渐脆弱，短债长用则可能使企业潜在支付危机随时爆发。
财务危机的诱因
经营持续亏损由企业扩张过度，容易因经营管理不善或战略性失误引起亏损。如果企业只是短期亏损，只要亏损额少于折旧，未必导致债务偿付困难，但如果持续亏损，将造成企业净资产数量和质量不断下降，大大削弱企业的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进而导致企业不能到期偿还债务。
如果亏损严重到资不抵债的地步，也就是狭义上所指的财务失败，将意味着企业偿付能力的丧失，最终很可能走上倒闭、破产的不归路。
短期支付不能由这种情况下，企业并非资不抵债，也不一定与经营亏损相关，只是由于资金周转不灵、现金流量分布与债务到期结构分布不均衡等原因暂时不能偿还到期债务，真所谓“一文钱逼死英雄汉”。
1996年进入全球500强之列的香港百富勤公司，1998年初却因为缺乏足够现金无法偿还几千万美元的债务而被迫破产，10年辉煌毁于一旦。珠海巨人集团财务危机的导火索则是兴建巨人大厦时国内卖楼花所形成的4,000万元人民币债务。
突发性风险事件由在市道畅旺的时候，高成长企业或许可以凭其资产规模和营业收入的大幅增长，给市场以太平盛世的感觉。
一旦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突然变化，重大政策调整，各种自然灾害或其它突发性风险事件发生，企业就可能因为业务萎缩、资产缩水或重大财产损失而陷入困境。
亚洲金融危机中，一些企业采取股票抵押贷款，结果由于股票市场低迷、股票价格大幅下降，使抵押品价值严重缩水而陷入财务危机。
尽管这些风险事件对企业来说属于不可控因素，但防范经营、财务风险本身就是企业经营的应有之义。同样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一些企业破产、倒闭，而另一些财务稳健的企业仍健康发展，经营能力突显高低。
平衡高成长和稳健
百富勤等大企业的破产说明，企业如果不顾自身条件通过负债经营盲目铺摊子，就容易聚集过多盈利能力差的资产或业务，规模再大也难逃被淘汰的命运。对企业来说，只有在财务稳健的前提下取得的成长性才是合理的。
优化财务结构由财务结构优化是企业财务稳健的关键，其具体标志是综合资金成本低，财务杠杆效益高，财务风险适度。企业应当根据经营环境的变化，不断通过存量调整和变量调整（增量或减量）的手段确保财务结构的动态优化。
企业财务结构管理的重点是对资本、负债、资产和投资等进行结构性调整，使其保持合理的比例：
一是优化资本结构。企业应在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之间确定一个合适的比例结构，使负债水平始终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不能超过自身的承受能力。
负债经营的临界点是全部资金的息、税前利润等于负债利息。在达到临界点之前，提高负债将使股东获得更多的财务杠杆利益。一旦超过临界点，加大负债比率会成为财务危机的前兆。
二是优化负债结构。负债结构性管理的重点是负债的到期结构。由于预期现金流量很难与债务的到期及数量保持协调一致，这就要求企业在允许现金流量波动的前提下，确定负债到期结构应保持安全边际。
企业也应对长、短期负债的盈利能力与风险进行权衡，以确定既使风险最小、又能使企业盈利能力最大化的长、短期负债比例。
此外，企业还应密切关注各地经济、金融形势和汇率的变化情况，调整贷款的银行结构和币种结构，尽可能避免过份集中向某一国家或区域的金融机构融资或以单一货币进行借贷或业务结算，以预防和降低借贷和汇率风险。
三是优化资产结构。资产结构的优化主要是确定一个既能维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又能在减少或不增加风险的前提下给企业带来尽可能多利润的流动资金水平，其核心指标是反映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间差额的“净营运资本”。
四是优化投资结构。主要是从提高投资回报的角度，对企业投资情况进行分类比较，确定合理的比重和格局，包括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如研究开发、企业品牌等）和流动资产投资，直接投资（项目）和间接（证券）投资，产业投资和风险投资等。
抓好现金流量生命线企企业最基本的目标是股东财富或企业总价值最大化。它通过获利水平和利润指标反映出来，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现金流量这一企业生命线上的。
不少企业陷入经营困境甚至破产并非因为资不抵债，而是由于暂时的支付困难。因此，利润或是企业总价值最大化不能停留在帐面盈利上，而要以价值的可实现性和变现能力作为前提。
企业应把利润和现金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加速资金回笼和周转，提高资产变现能力，加强对应收帐款的管理和催收力度，尽量减少呆坏帐。
企业应根据现有业务未来产生现金流量的情况追求相应的成长速度，同时要手持一定量的现金以满足正常运营和应付突发事件的需要，并提高资金管理水准，确保资金的流动性和安全性。
建立财务监控体系企公司的规模扩张应与财务控制制度建设保持同步发展，否则造成财务失控。企业应建立有效的财务监控体系，加强对公司债务、资产、投资回收、现金回流和资产增值等方面的财务管理与监督，严格担保和信用证开证额度管理，减少或有负债。
企业尤其要重视预算管理，应着眼于未来现金流量情况，通过预算管理对融投资总量、负债水平、资产状况进行控制，并对未来重大项目的融投资及大笔债务的还本付息等做出统筹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