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5 17:17:4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地产泡沫破裂，银行呆账坏账严重。当时东南亚经济增长相当程度上是靠房地产投资拉动的。东南亚国家在推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也致力于在房地产业中引进竞争机制。由于房地产业投资回报率高，从而吸引了大量资金，导致房地产价格暴涨，形成地产泡沫，严重冲击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2、出口大幅度下降，经常项目收支状况恶化。东南亚国家贸易结构相对单一，极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八十年代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九十年代转向高技术产品，主要是电子产品。1996年全球电子产品市场需求萎缩，东南亚各国出口急剧下降，如泰国出口增长率从1995年的22.15%猛降到1996年的0.11%。这对主要依靠出口增长带动的东南亚经济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3、外债负担沉重，构成不合理。危机前，东南亚各国大都实行盯住汇率，并相继放开资本账户的管制。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东南亚国家经常账户几乎一直存在着赤字，像泰国外债就已达850亿美元，原本就不平衡的国际收支状况雪上加霜，货币贬值压力加大，最终诱使国外投资者发动了对东南亚国家货币的攻击。
4、汇率政策僵硬，金融调控机制失措，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金融市场。东南亚国家普遍实行了以盯住美元为主的一揽子货币汇率制度，这种制度的代价就是中央银行难以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自主、灵活地实施本国货币政策。如，1993年和1994年泰国出现了经济过热，但中央银行无法提高利率。而1995年和1996年美元利率开始上升，泰国经济陷入不景气，这时需要降低泰铢利率，泰国银行同样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5、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泰国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其他国家。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使得东南亚国家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因此当泰国金融当局抵挡不住泰铢贬值被迫宣布实行浮动汇率时，国际投机势力立即冲向其他国家的货币，再加上其他国家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与泰国类似，所以金融动荡遍及东南亚在所难免。
6、国际游资兴风作浪是东南亚金融动荡的外部因素。当时，国际金融市场上，日本股市复苏，美元持续走强，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纷纷撤离，从而构成对东南亚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粗略统计，当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动的短期银行存款和其他短期证券至少有712万亿美元，并且呈现出与日俱增的趋势。以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机势力在此次危机中兴风作浪，成为引发和加剧这次危机的导火索和罪魁祸首。
二、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1、产业的发展应以充分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为主导。在我国目前的资本和劳动力结构条件下，根据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企业，一般规模不会过于巨大，多数依靠国内自有资金即可建立起来，不会形成过渡依赖外债来发展经济的格局。而且，这样的企业竞争力强，利润率高，一般不会出现还本付息的问题。随着资源结构的升级，资金逐渐由相对稀缺变为相对丰富，劳动力由相对丰富变为相对稀缺，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自然要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而升级。这样按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最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以及较快速地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2、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房地产和股市的发展容易产生过热现象，很容易变成泡沫。政府应考虑经济的合理布局，增加土地的有效供给，避免经济活动过渡集中于一两个城市。在减低股市的过热方面，政府应避免采用金融抑制政策，让银行储蓄有合理的利率水平。
3、在我国目前这样的发展阶段，对于外国资金应以鼓励直接投资为主。外国直接投资流动性较低，不容易受心理和预期因素变动的影响于短期间大进大出，而使国内经济突然大热，突然大冷。利用这种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还有利于外国先进技术向国内转移。同时，我国政府也可以允许一些条件成熟的中国企业到国外的资本市场去上市。但对开放我国的资本市场，允许外国资金直接炒买炒卖流动性大的国内股票、债券和允许国内企业借用短期外债等融资方式，则要格外谨慎。
内容摘要：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尤其是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学术界兴起了对巩固经济和金融风险管理的研究热潮。本文首先分析了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的主要形式—投机冲击，然后构建了金融危机传导的时间层面和空间层面框架，最后系统地阐述了金融危机传导的具体途径。
关键词：金融危机 投机冲击 传导
金融危机最开始表现为固定汇率的瓦解，而后则呈现出外汇市场、银行、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同时出现崩溃的复杂症状。为什么追求经济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框架反而导致了金融系统的危机？金融危机理论由此应运而生，其研究的主要范例包括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的债务危机、1994年到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也同样难逃金融危机的厄运，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扩大，欧盟各国之间所组成的最优货币区域也时常受到投机商的攻击，而频频告急（时寒冰，2011）。
鉴于金融危机巨大的破坏性，对于金融危机国际冲击传导机制的研究尤为必要。本文首先分析了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的主要形式—投机冲击，然后构建了金融危机传导的时间层面和空间层面框架，最后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的具体途径。
金融危机投机冲击的经济学意义
（一）金融危机投机冲击存在的意义
金融危机所受的投机冲击往往与国际上的大量游资直接相关。国际游资的特点是流动性强、善于投机；通过左右外汇、期货、证券等市场的行情获利。国际游资是伴随着国际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潮流发展起来的，其中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离岸金融市场是其产生并不断壮大的市场依托，而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则正是国际游资经常性的、最具典型意义的载体形式（李小牧，2001）。
对于索罗斯的金融投机活动，应该从经济学意义上加以理性的分析。由于具有鲜明的高利驱动、高流动性两大特征，国际游资的资金运作较之其他市场势力呈现出更加浓厚的投机色彩。在任何一个货币、证券市场，只要存在交易，就必然存在投机，并且投机是活跃交易市场的“剂”、“兴奋剂”，只要不过度、不违规，投机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中，只要有“机会”谁都会想方设法地乘机介入。索罗斯曾告诫说，“市场中留有投机空间是各国政府的错误”，“我只能一而再地对盲目信任市场的魔力发出警告”。这就说明，是各国政府自己创造了市场投机机会，谁都会看到机会进行投机去赚钱，不同的只是程度大小而已。与此相对照，在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中，与美元挂钩的货币中只有港元依然汇率相对稳定，就连索罗斯也不得不承认市场压力不会动摇港元的地位，而冲击港元的投机者不会因此致富。其原因就在于中国香港地区经济状况良好，正处于回升阶段，金融体系较东南亚各国健全、银行能自律配合，加上中国香港发行港币现钞有充足的美元储备作保证，而且在管理机制上，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更加完善，可及时掌握炒家的动向，因此所受影响较小。
投机与投资作为两种交易行为，二者不仅可以相互转化，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组成一个完整市场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否则将极大地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
（二）金融危机投机冲击的负面效应
国际游资的投机操作也明显地存在着可能增大市场价格波动幅度的负面效应。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下，国际游资的外汇投机活动实际上取代了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活动，它们根据自己对未来汇率水平的预测来进行即期以及各种衍生工具的外汇交易，从而在客观上或是维持了汇率的稳定，或是加速了汇率的变化。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下，各国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都要或多或少地利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影响本币汇率的走势。这样，在外汇市场上就出现了一个针锋相对的博弈局面，一方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掌握国家外汇储备资金的一国货币金融当局，另一方则是以牟取最大风险利润为目的、拥持庞大国际投机资金的国际游资，双方较量的结果表面上看是取决于资金力量的对比，而在更深层次上则受制于双方市场交易行为所代表的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或预期与客观实际的距离。
在本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有关东南亚国家在集中于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情况下，累积了许多被各国所忽视的问题，诸如经济过热、持续性通货膨胀、外债总量与结构不合理、外汇与金融监管弱化、经济结构失衡等，实际上已经埋下了金融危机的隐患，在此背景下，这些国家的金融当局坚持高估本币的汇率政策，并且不切实际地加大开放其国内金融市场的力度，这又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于是，在外汇市场上，极善捕捉时机的国际游资不仅以其惯用的“高杠率”的操盘手法调动了巨额投机资金，而且更以其比较贴近客观经济实际的判断和预期赢得了其他主要市场参与者的认同，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就是其例证。
金融危机传导的时空层面框架分析
（一）时间层面
金融危机是金融风险累积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在时间层面上有一个产生、发展和传导的过程，如图1所示。
图1表明，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经济结构的失衡，包括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外部经济结构的失衡等，当一国经济处于这种失衡状态中时，一旦面临外部冲击，如投机冲击等，或者受已有金融危机源头国的影响，通过贸易传染、金融联接以及示范效应等外部因素的触发，通常率先爆发货币危机、银行危机或债务危机中的某一种或两种。而率先爆发的危机，很快会诱发其它种类的危机，由此使得三种危机可能同时交织在一起，造成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而且这种过程还会以同样的方式传染给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二）空间层面
关键词：国际金融；金融危机；传递机制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影响，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四、传递力度与传递中止
关键词：国际金融；金融危机；传递机制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影响，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
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四、传递力度与传递中止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1961）和麦金农（1963）提出的，这一时期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代表人还有凯南（1969），英格拉姆（1969），该时期的理论不够成熟，特点是以单一标准判断是否能够建立最优货币区，如生产要素流动性标准、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标准、金融一体化程度标准以及生产多样化程度标准，分析角度和范围比较狭窄。20世纪70年代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格鲁贝尔（1970）、戈登（1972）、石山（1975）、托尔（1976）和威利特（1976），主要研究最优货币区形成的成本和收益，加入区域货币联盟的收益主要有避免汇率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价格透明度等，而成本主要有失去独立的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也受到一定限制等。现代最优货币区理论主要经济学家是克鲁格曼（1990），主要理论是理性预期下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和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理论等，理性预期下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以及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理论都降低建立最优货币的标准。
二、东南亚最优货币区的实证检验
各方对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兴趣增加的根本原因在于亚洲危机重创了本地区曾创造经济奇迹的各经济体，东亚经济奇迹的创造是基于典型的外向经济模式，但这种外向型经济针对发达国家市场，而非本区域市场。亚洲国家合作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亚洲金融危机，宏观经济政策的外部效应性原理充分要求亚洲国家内部彼此关注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区域金融合作就是一种可以把此类宏观经济效应内化的方式。
1.东南亚11国的经济对外开放程度
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总额与GDP之比可以表现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东南亚的新兴经济体大部分开放程度较高。如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与柬埔寨的开放程度均超过了100%，其中最高的是拥有东南亚最大海港的新加坡，开放度高达276.05%。老挝、缅甸、文莱、东帝汶的对外开放程度也超过50%，比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高。
东南亚11国除菲律宾以外，其他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均超过中国。根据麦金农提出的的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标准，越是对外开放的经济体，其经济运行对汇率的波动就越敏感，寻求货币合作、稳定汇率的必要性就越大。如此看来，东亚国家或地区大部分为开放性经济体，有足够的动力展开货币合作，但是其对外开放程度差距较大。由于政治文化等因素，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劳动以及资本要素流动性不高，有一些国家甚至存在严格的管制，各国货币流通和相互间认可程度不高。
2.东南亚11国的经济结构相似性
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的构成比例及其相互关系，它体现了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间的分配比例。经济发展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产业结构变化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东南亚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变化进程与其经济发展进程相一致，都经历了工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和世界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相也是相一致的。表现为工业产值上升和农业产值下降，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就业比重提高。
各经济体的发展存在着历史性、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差异，东南亚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有自己的特点。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东南亚国家农业产值比重虽呈下降趋势，但仍普遍高于同等收人国家的平均水平，一些后起国家农业部门仍占重要地位；各国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普遍高于处在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制造业产值比重也高于相同收入国家的水平；各国服务业产值比重虽总体趋于上升，但仍普遍低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由于部分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大以及产品多样化程度较低，东亚经济体很容易受到非对称冲击的影响。
3.东南亚11国间的内部贸易
与欧元区的内部贸易相比，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并不是非常密切，国家或地区，其各自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相对较分散。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在东南亚经济体的对外贸易伙伴主要有美国、日本和中国市场。近年来中国与东盟贸易逐渐密切，支付结算额和量都不断提高。截止2015年底，中国已连续6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连续4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谈判已顺利完成。
4.东南亚11国的通货膨胀率
货币联盟成员国如果具有相同的经济周期，则方便货币政策的制定，同时也能增加货币政策的效用。东南亚各国经济周期以及通货膨胀率的差距比较大，远大于欧元区国家间的差异。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周期的差异会使得区域内各经济体无法通过统一的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会成为开展货币和金融合作的障碍。
数据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从图中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虽然差距较大，但都逐渐趋于平稳，而且逐渐趋于一致，这种趋势有利于建立最优货币区。
一、与东亚金融危机国家的比较
1998年以来，我国以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值（或投资效果系数）衡量的投资宏观经济效益，与改革开放前期和“八五”时期相比，的确变差了。
然而，比较中国与印尼、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金融危机国家的ICOR值，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经济效益并不比这些危机国家差。如表1所示，亚洲金融危机前的1994―1996年间，中国的ICOR值平均仅为3.5，均大大低于印尼、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东亚危机国家同期的ICOR值。实际上，如果按中国第一次经济普查后的数据测算，1998―2004年间中国的ICOR值也仅为4.2（参见表1），除略高于1994―1996年印尼的ICOR值3.9外，均低于其他东南亚危机国家的ICOR值。
与东南亚金融危机国家ICOR值的比较充分说明，尽管中国1998―2004年间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迅速增长和投资率快速上升的趋势，但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经济效率或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然要好于1994―1996年间的东南亚国家。
二、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比较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ICOR值上升到一个新的平台，按世界银行数据计算，1997―2002年平均达到5.0（1998―2003年平均达到5.2）。尽管如此，中国投资宏观经济效益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相比也是相当好的，除略低于同期低收入国家4.8和高收入OECD国家4.7的水平外，比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非OECD国家的效益都要好很多。特别是，与同属中低收入的国家相比，中国1997―2002年间ICOR值仅为这些国家同期平均水平的1/5左右，说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经济效益大大高于这些国家的平均水平。
由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经济效益相对较好，使得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中的排名不断提升。
三、与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高经济增长时期的比较
从中国、美国、韩国和日本四国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ICOR数据看，中国高增长时期的ICOR值高于韩国、日本，低于美国。
日本高速增长期为1952―1973年（由于世界银行数据仅从1960年开始，故我们计算ICOR时日本仅有1960―1973年间的数据），韩国的高速增长期为1962―1992年，美国二战后的黄金增长期为1992―2000年，中国则采用改革开放以来1978―2003年的数据。从各国经济快速增长期间的计算结果看，日本12年ICOR平均值为3.1，韩国21年平均值为2.7，美国9年平均值为4.9，中国25年平均数为4.0，中国的ICOR值较高，仅低于美国。这说明，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经济效益低于日本和韩国，这可能是中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经济发展水平仍赶不上日本和韩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口述/项 兵 整理/本刊记者 王晓慧
我们搞自主创新、民族品牌，完全是依靠自己打造一支国家足球队的概念。要靠完全由我们自己培养的足球队去征服世界，基本不可能
我最近办了一个印度学习班，共14个学员，
大多数是跨国企业的董事长，最低职务也是副总裁。在讨论过程中，他们说：“我们印度人基本上能够保证不让跨国公司在印度做大。”印度信奉的是“只改革不开放”，这样给印度本国的民营企业留下了广阔空间，从电信到石油，从石化到汽车等行业都向民营企业开放。因此，印度是强势企业弱势政府。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时，我曾呼吁我们国家“只改革不开放”。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东南亚国家开放过度，尤其是在金融方面。迫于形势，我们国家当时也进行了调整――改革继续，开放稍稍放缓了一些。
2000年左右，我近距离接触了几家优秀的跨国公司，发现他们在全球做了新的部署，核心思想是整合全球资源、打全球战役。三年前，我带团到德国西门子去考察，西门子的五兄弟创业之初的梦想就是做国际化企业，一人负责一大洲，共五大洲。他们从一开始就想做成全球企业，而不是先在德国做成第一，然后再征服世界。
近年来，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顶级的跨国公司已经准备好了“以全球应对全球”，如果我们还坚持“只改革不开放”的做法，就应对不了全球化的挑战。“只改革不开放”是“以中国应对全球”，而人家是“以全球应对全球”，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如果你只整合海淀区的资源，而你的竞争对手整合的是全球资源，胜负不言而喻。
我从2001年开始呼吁中国企业培养“三新”。一新：新的视野。从中国看世界是对的，更加重要的是，要学会从世界看中国，要有全球观，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在全球竞争白热化的今天，仅在中国站稳脚跟是不够的，只有赢得全球才是真正赢得中国，因为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GDP的5％～6％。二新：新的核心能力。中国企业要一步一步修炼自己的战略理念。三新：新的商业组织结构。目前，新的商业组织形式已经产生，IBM是一个代表。IBM已经将其全球采购总部迁到了深圳，这是IBM将集团某一部门的总部迁移到美国总部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开始。IBM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跨国公司，它正在向一种新的模式――“全球整合企业”转型。
上述“三新”对于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在打造未来竞争力方面不可或缺。“以中国应对全球”与“以全球应对全球”的区别，就像中国的足球队与皇马和曼联的区别。我们搞自主创新、民族品牌，完全是依靠自己打造一支国家足球队的概念，什么“罗纳尔多”、“齐达内”，全部由我们自己培养；而皇马、曼联早已吸收了世界各国顶尖球员为自己效力。要靠完全由我们自己培养的足球队去征服世界，基本不可能。
项 兵长江商学院院长 教授
金融危机是金融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金融风险的极端表现，通过对金融风险传导机理的经济学文献的相关研究，得出金融危机传导的重要根源来自于金融市场的关联性和互动性，羊群效应（从众心理）则是金融危机和风险传导的助动力。学术界目前关于货币危机的研究已发展出三代较为完整的模型：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第二代多重均衡自我实现模型、第三代道德风险模型，分别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程度、投资者的预期以及金融市场上存在的道德风险这三个方面解释了货币危机的生成及其传染过程。
金融危机的传导可以分为内部传导机制与外部传染机制，即危机在一国内的传导与扩散为内部传导，在国与国之间的扩散为金融危机的外部传染。在外部传染过程中，国与国之间金融、实体、政治三方面的联系较为重要。
金融危机传导机制主要有季风效应传导机制、贸易溢出效应传导机制、金融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和净传染效应传导机制。季风效应在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中表现较为明显，是指由于共同冲击而产生的传导效应，比如由工业化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及主要商品价格的变化等全球性的原因导致新兴市场经济的货币危机或资本进出；贸易溢出效应是指危机在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之间的传导，其中一个国家发生危机导致货币贬值，引起贸易国之间货币汇率变动，进而影响贸易伙伴国的进出口贸易，还可能因有效汇率的上升引发投机冲击；金融溢出效应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明显，是指有密切金融联系的市场间，由一国危机引起的非流动传染到另一国，使得金融中介在后一市场上出清资产；净传染效应包括经济净传染、政治净传染、文化净传染，净传染是一种非接触性的传导，两国经济联系薄弱使得这种传导无法从宏观基本面的基础变量进行解释，当危机在一国发生时，由于投资者重新评价其他类似国家的经济基础产生自我实现的多重均衡，当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和信心发生改变时，传染就发生了。
二亚洲金融危机与美国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异同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与1997年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危机相比，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但本质上是不同的，对我国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1亚洲金融危机传导机制分析
亚洲金融危机主要沿着汇率与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产业结构趋同、区域一体化的传导机制发生作用。东南亚各国出口产品机构、出口市场、贸易方式类似，也同样存在金融体系脆弱、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泰铢贬值后，各国货币相继贬值，通过与货币汇率紧密相关的国际贸易引起金融危机的蔓延。90年代大量国际资本流入东南亚国家，泰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的投资者会对其他地区产生危机预期，在东南亚地区以外，危机也会通过国际投资体系自身传导。东南亚各国大力发展加工产业和发地产业，产业结构趋同化日益加剧，加之东盟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通过市场联动效应使得经济结构相同的国家很容易相互传染。
2美国金融危机传导机制分析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首先在美国内部传播，从房地产市场到信贷市场再到资本市场，进而从金融市场蔓延到实体经济，随后便通过贸易渠道、金融传导渠道、心理传导渠道，由美国向全球传导。
第一，美国作为世界最大贸易国长期保持对外贸易逆差，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国民消费力急剧下降，导致与美国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出口额下降，经济受到冲击，中国、日本、欧盟及其他国家的贸易都受到影响。同时，美联储联系降息致使美元相对贬值，以美元标价的国际能源和资源价格上涨更加重了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产品价格相对提高，竞争力下降，也使这些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这就是贸易渠道传导的路径。
第二，各国金融机构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互相持有大量头寸，系统风险被扩大，美国拥有最为完善的金融体系，因此许多国家持有美国的金融资产，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全球的机构投资者同时参与到了风险扩散的链条中。随着次债市场的崩溃，美国国内金融机构纷纷倒闭，持有这些金融机构资产的跨国金融机构蒙受损失。亏损的金融机构出于调整资产负债表的需求或其他目的大幅收缩对另一国的贷款，将危机传导至下一个国家。同时美国为应对资本市场流动性不足而调整投资组合，撤回大部分海外投资资本，加剧了全球短期资本流动的波动性。而以美元为外汇储备的国家亦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遭受资产贬值的损失。
第三，外汇市场的交易中投机性资本占了绝大多数，信心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支撑因素之一。金融危机引发的心理恐慌可以迅速从发源国传播出去，导致人们盲目行动，使金融市场动荡无常，众所周知，“羊群效应”会进一步恶化金融危机，甚至一些经济情况原本良好的国家也会因为投资者信心丢失而陷入危机。
对比这两次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可以看出，在亚洲金融危机的传导过程中，传统贸易、直接投资等渠道是危机传导的主要途径，而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市场迅速崛起，使得金融渠道和心理预期在传播过程中的更为突出。1997年我国资本市场不对外开放，受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较小，但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我国的外贸市场；现在我国外汇储备高达2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已超过三分之二，加入WTO之后，金融对外开放程度加大，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因此在这场危机中，我国的经济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对历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和传导的分析，有助于我国制定合理的经济制度，健康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最大程度的避免外部冲击。
三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
美国次贷危机自2006春季逐步显现到2007年8月席卷美国，随后横扫全球，国际金融体系受到重创，金融市场市场信心大跌，不少人认为布什和奥巴马先后两任政府金融援助计划都缺乏实效性，难以达到复苏经济的预期目标，加之负财富效应可能造成的消费需求萎缩将进一步危害实体经济，在金融危机的演变和传导过程中，危机本身还可能会出现新的形势，这将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更大波动，新一轮的国际金融危机极有可能再度爆发。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的看到，经过美国政府的救助，各主要发达国家也相继出手，全球各经济体积极应对这场金融风暴，纷纷采取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市场流动性增强，全球信心逐步恢复，国际性的金融机构组织也在酝酿国际金融体系的新制度，到2009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各项基本面开始扭转，虽然目前国际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预言美国经济已经触底还为时尚早，但国际金融市场发生新一轮的同等强度的金融危机已不大可能。
四金融危机带来的启示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到牙买加协定的签署，随着各国货币制度的自主选择，国际金融体系实际上进入了无体系时代。在这场极具影响力和破坏性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我们不难发现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中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国际金融监管与协调的缺失，巨额国际游资的无序流动以及美元本位国际货币制度的不可维持性等等。本文主旨不在于讨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而追究各方责任，而在于通过分析危机的传导机制来反思这场危机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我们要建立一个怎样的体制来抵抗危机的发生和传染？
摘 要：在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经济新闻的价值也越来越受到群众的关注.而在我国经济新闻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也存在其社会功能失衡的一面.本文就是对经济新闻社会功能失衡现象的解读。
关键词:经济；新闻；社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G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282-01
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中，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经济新闻的推动，但失真的经济新闻和不合理的经济信息配置阻碍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传媒界中，为获得更高的商业利益，有些媒体为提高收视率会格外关注发行量而违背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性原则，从而将事件本身的事实扩大化。这种行为已经表明传媒媒介的功能已经失衡，尤其是在发生金融危机时，这种有违客观公正、滥用新闻自由、践踏新闻伦理的新闻报道会加快金融危机的步伐，带来无法想象的后果。
一、说教式报道破坏可读性
目前，很多的经济新闻在公正客观上表现不足，这些不实的新闻报道失却了新闻信息的自我价值，他们往往是说教式的失真的新闻信息，不具备客观公正性。爆发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很多新闻记者在进行报道时都认为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是国家机关在任用人才延续了家族式管理模式而造成的，这种报道和官方说辞如出一辙，毫无新意，蒙蔽了人们探究事件根源的眼睛，弱化了资本市场过自由化的缺点，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其实，历史证明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资本市场的过度自由化。但是当时的新闻记者却忘记了很多的疑点：比如政治腐败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度在哪里？金融危机爆发的唯一根源就是政治腐败吗？很多经济学学者经过探究后发现，爆发于上世纪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不是由于政治腐败造成的，如果硬要将政治腐败作为主要原因来夸大事实，不仅不能更好的应对下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还会造成不切实际的经济事实。
二、经济信息配置的不对称
经济信息的获得是人们在生活实际中不可或缺的，它是商品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生存手段。经济信息在接收过程中进行合理的调控来保证信息的准确性是信息配置最优化的具体表现.在这个过程中，应该特别重视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信息洪水”是不可取的，因为反复频繁的传播同一种信息，信息接收者会感觉烦不胜烦且毫无意义。其次，“信息饥渴”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中，作为消费者而言，有关生产、流通、消费的经济信息显得非常缺乏，信息接收者无法通过信息选择达到消费的目的。
因此，“信息洪水”和“信息饥渴”在金融危机中都是有害的。这种不对称的信息来源往往会让受众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决策失误。
三、经济新闻过度娱乐化
在当今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为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具有娱乐性质的经济新闻开始崭露头角，在新闻类报道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作为新时代的信息化产物，具有娱乐性质的经济信息在信息接受者心中被渐渐认同，它活跃了严谨刻板的经济新闻表现形式，是一种较好的传播经济信息的方式，但这必须要有一个度的把握，否则泛滥成灾的娱乐性经济新闻会失去经济信息传播的价值。有些新闻记者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味的将曾经的金融界叱咤风云人物作为新闻话题来片面的理解金融危机的影响因素。比如发表于2007年5月9日的《索罗斯――“金融大屠杀”背后的黑手》一文中就详细报道了索罗斯的金融王国，文中片面的指出索罗斯在全球金融市场开疆辟土，扰乱了经济市场秩序，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这种没有经过深入研究和详细分析就把金融危机爆发的责任强加于个人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这是一种不负责任并带有极强娱乐性质的失真经济新闻报道，在此，传媒的公信力得到广泛质疑。
四、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
上世纪末在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了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具有客观性原则。客观、独立、真实、自由是它的基本特征，它成为新闻工作的基本评价准则要追溯到上世纪中期。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公民的利益与经济政策和商品质量相互关联。复杂的经济问题需要科学的理论体系作为评价的依据，否则得出的结论往往有失偏颇，但有的新闻工作者为了个人利益对经济信息妄加评论，给经济信息的真实性传播带来负面影响。比如近来连连报道的所谓“民工荒”问题，就显得极为不可靠，因为还是有很多民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因此，当金融危机爆发后，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更高的新闻专业度来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从而报道出事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综上可以看出，经济新闻必须要有较强的新闻专业度，以客观公平的心态来对待新闻事业，来保证经济新闻的高水准，以达到新闻服务于市场、服务于民众的目的。
关键词:证券市场国际化外部风险防范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潮流中,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我国证券市场正在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对于中国而言,开放证券市场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而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新兴市场,并且基本上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国际资本的流动及国外金融机构的进入在未来将对我国证券市场、证券监管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挑战。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在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把国际化的外部市场风险一起带进来了,资本市场开放相伴随的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国外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张,相伴的是金融风险的逐步凝聚。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和拉美经济危机以及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就是明证。因此,在我国证券市场日渐国际化的趋势下,外部的风险会通过全球经济和H股市场的走势传导至我国证券市场。我国证券市场面临着潜在的外部风险,这也是整个新兴市场面临的重大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正确认识我国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中所面临的外部风险,并且有针对性地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中的外部风险
(一)波动性风险
1.证券市场波动性上升的风险。对于规模狭小、流动性较低的新兴证券市场来说,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在一些机构投资者成为这类国家非居民投资主体时,国内证券市场的不稳定性表现得更为显著。
由于新兴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经济基础设施,在会计标准、公开性、交易机制以及结算和清算系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无法承受资本大量流入的冲击,导致价格波动性上升。新兴金融市场股票价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丧失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场波动。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14个新兴国家资本市场实行开放后,其中7个国家波动性风险显著增加。
截止2007年12月,我国股票市场流通市值约为90652亿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外一家大型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资产即可达到上千亿美元,因此国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活动对我国证券市场波动性的影响不容忽视。随着我国QFII制度的不断完善,海外投资者无论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将出现明显的扩张,因此如何扩大我国资本市场容量,增加市场流动性,以防范证券市场开放进程中的市场波动性风险值得市场参与各方的高度重视。
2.本国证券市场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场动荡的波及,市场波动脱离本国经济基础的风险。大量有关新兴证券市场的研究表明,在证券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国市场和国外市场在资金流动、组合管理等方面的联系加强使得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相关性增加,并且随着证券市场开放进程的深化,这种相关性将愈加显著。因此,国外资本市场出现的波动,可能通过外国投资者在本国市场上投资行为的改变,以及国内投资者心理预期和投资行为的变化等渠道,将这种波动传导到国内市场,这就是所谓的联动效应或溢出效应。外国资本的流入和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大量参与,潜在地加强了资本流入国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二者相关性明显上升。这种相关性主要表现为:
第一,国内金融市场与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关性,即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对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上升。国外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韩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7年到2000年间高达12%;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泰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间高达29.6%。这种溢出的影响表现为两方面:其一,在市场稳定发展时期,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波动接受主要工业国的正向传导,表现为二者波动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场波动显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时,二者波动出现背离,甚至呈反向关系。
第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金融市场波动具有一定的同步性。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资流入周期及结构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场表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股票市场相关系数显著增大,韩国和印尼股市的相关系数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15%上升到78%。显然,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者把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视为一个整体,同时从上述市场撤出资金,导致其同时崩盘。
随着QFII的引入,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与境外成熟市场如美国市场的相关性明显增加,溢出效应的传导主要通过QFII的投资行为以及以基金为代表的国内机构投资者心理预期及投资行为的改变。随着QFII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准入门槛不断降低,放宽了QFII的投资期限,这将使QFII在我国资本市场上扮演一个更加积极、更加活跃的角色,而这必将导致显著强化溢出效应。如何防范溢出效应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冲击,增强市场对外部冲击的免疫力值得监管当局高度重视。
(二)系统性风险
1.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在资本市场开放后,相继爆发了金融危机。此后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除了当事国经济结构失衡等基本因素外,外国机构投资者的大规模资本流动是引发东南亚和拉美金融危机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对于规模尚小、流动性不充分以及避险工具相对缺乏的新兴证券市场,短期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对该国的金融稳定构成巨大的威胁。多项实证研究表明,由于受到信息不透明和信息不对称等条件的限制,外国机构投资者在新兴市场上的投资行为并非完全理性。这意味着一个上涨趋势可能吸引巨额资金的持续流入,使得资产价格逐渐脱离基本面,最终产生价格泡沫;而一个下跌趋势可能导致巨额资金的持续流出,最终由于羊群效应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引发或加剧金融危机。
尽管目前我国资本账户仍然受到较严格的限制,但随着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加速,尤其是QFII制度的不断完善和QDII的相继推出,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包括流动规模和流动频率将显著增强。在我国资本市场仍然存在信息透明度不高以及市场容量相对较小等固有缺陷的条件下,如何引导国际资本的有序流动将对我国金融监管当局构成严峻挑战。
2.传染效应。在开放的经济体系下,外国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导致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在多国间互相传染的主要原因。这种传染效应的触发因素之一是开放经济体之间的金融联系,主要包括多国间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相互联系,而这种联系产生的根源在于国际投资者的全球化资产组合动态管理。这种机制将使得第三国的资本市场受到强大的卖压并引发市场动荡,从而使得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从发源国传染至其他国家。传染效应的另一个触发因素是国际投资者的羊群行为。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新兴证券市场普遍存在信息透明度不高等缺陷,信息不对称容易产生和强化羊群行为,如果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国际投资者撤离的羊群效应将导致恐慌迅速蔓延,最终使得类似或相关国家也遭遇大规模的资本撤离,从而将金融危机迅速传染给其他国家中国-伴随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证券市场正逐渐成为国际投资者进行全球资产配置的一个重要市场,这一点可从QFII在我国股市投资额度的逐年增长得到验证,我国证券市场与其他新兴证券市场之间的金融联系日益紧密。因而,弱化传染效应,防范来自其他新兴市场的负面冲击,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稳定显得非常必要。
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中外部风险的防范策略
(一)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以增加市场透明度
通过分析周边新兴市场及我国内地引入QFII的历史可以看出,QFII是注重基本面分析的价值投资者。他们的正反馈交易以及羊群行为等非理性投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兴市场信息不透明和信息不对称所致。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信息披露的广度和深度,严格监管误导或欺诈性的信息披露行为,有效地增加市场的透明度,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海外投资者的非理性投资行为。
(二)渐进有序地开放资本账户
东南亚及拉美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在条件不成熟或不具备时仓促地开放资本账户,可能引发巨大金融风险。我国资本市场目前还存在规模较小、发展不规范、监管制度不完善等缺陷,尤其是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资本账户的开放应采取渐进有序的开放步骤:现阶段对国外资本应保持宽进严出,防止针对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或套利资本短时间内大量撤出,等到市场规模扩大、监管水平提高等条件成熟时,再逐步减少限制直至完全放开。
(三)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对冲风险
虽然在东南亚危机期间我国香港股市受到期货市场投机活动很大的冲击,然而金融衍生品交易本身并不必然产生风险。相反,严格监管下规范的金融衍生品如期货、期权等能够为海外投资者提供必不可少的风险对冲工具。他们在市场动荡时可以不用通过直接在当地或其他市场抛售股票来减小风险,而是通过金融衍生品交易来对冲风险,从而在市场下跌时减小市场卖压,起到一个减震器的作用。对于我国证券市场而言,可适时推出股指期货,改变只能单边做多的市场现状,为海外及国内机构投资者提供有效的避险工具,并且在未来条件成熟时,进一步推出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
(四)加强证券市场的监管与国际合作
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一个渐进过程,应实行审慎的开放政策,防止国际游资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冲击。回顾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泰国货币危机的最重要原因是证券市场的过度开放,泰国政府过早地放松管制,外资大量流入,货币当局却来不及建立相应的金融法规和监管机制,对外资的结构和流向也未加控制,使得大量以投机为目的的短期资本流入。金融市场一出现波动,这些投机资本就迅速撤离,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因此,证券市场国际化离不开政府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经验和监管手段等还比较落后,在推行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进程中,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强对国内证券市场的监管,同时加强与其他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解决信息交流的障碍,防止证券市场风险在国家间的扩散。
综上所述,从全球角度看,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发展、不可逆转的阶段。但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个过程利弊兼具:利用得当,国际化的证券市场可以为其提供低成本便利的资金来源,加速其经济发展;相反,如果该过程失控,则可能对其金融体系产生毁灭性的打击。成败关键在于国际化进程节奏的掌握、市场监管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稳定能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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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林良琦出任阿克苏诺贝尔中国区总裁，这位上任时间不长的新总裁曾在飞利浦照明工作长达17个年头，其中15个年头都是从事财务工作。从飞利浦照明中国区的财务总监，到东南亚区财务总监，再到亚太区CFO，最后到中华区总经理，林良琦演绎了一个CFO蜕变的完美路线。虽然当下已经是总裁，但他依然保持着一个财务专业人的严谨和专业，只不过更多了几分激情，“如果企业的老板是一个机长，那么CFO就必须是一个合格的副驾驶，要随时提醒机长前方的的云层或可能危险。”
风暴中心的财务总监
1995年林良琦任飞利浦照明（中国）财务总监。“在中国第一个销售人员的招聘，到财务团队的建设和各个分子公司的建设全程参与。”上任两年，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而来，林良琦被派到新加坡参与设立“区域财务中心”（内部银行），主要工作是整合飞利涌在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14个国家的所有公司的现金管理和外汇管理，同时建立和完善内控机制。
然而谁也不知道这场金融风暴会如此猛烈的来临。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随后蔓延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从而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而此时的区域财务中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飞利浦在亚太地区的财务风险。林良琦解释道，所谓区域财务中心或者说叫企业内部银行是以资金有偿占用的原则，引入信贷机制，运用利息杠杆调节作用促进企业内部资金的使用效率、效益。同时集中和吸纳企业下属各单位的货币资金，利用信贷杠杆进行内部资金融通，并尽量减少对外借款，抵消内部外汇头寸并将多余外汇进行集中风险规避。这样做改变了原来内部各单位分头向银行贷款、内部不能相互融通的情况，改进了资金多余与紧缺、苦乐不均的局面，减少了对外贷款，节省了对外银行贷款利息。发挥横向拆借和纵向调剂的职能，把有限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促进各下属单位精打细算、少贷、早还，提高企业支付能力。把货币风险规避到最低限度。
作为同时主抓内控的林良琦来说，建立这样一个面向14个国家和地区分公司的财务中心是主要通过核实各项资金定额、财务收支计划、经济责任制指标体系、结算制度、结算程序、内部结算价格体系、内部合同、控制货币交易员交易行为并监督与银行的结算，制定经济纠纷仲裁制度等，来达到通过监督、控制，使许多不合理开支、资金外流问题和货币风险暴露，使违法乱纪现象得到遏制和改善。通过事前预测、事中监督、事后核算进行全过程管理，弥补传统财务会计事后算账的不足。
1999年金融危机基本结束。可是经过金融风暴的亚洲却狼藉一片，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由于当时东南亚地区货币管理非常困难，很多国家货币贬值非常严重，林良琦临危受命接任飞利浦照明东南亚地区的财务总监。
在此期间林良琦出色地保障了飞利浦照明公司在这场亚洲金融风暴中的安全和平稳，回顾这段经历，林良琦认为任何一个企业必须懂得如何管控好自己的货币风险。“管控手段有长期和短期，短期风险防范可以通过金融工具进行，但长期风险必须利用策略方向，或自然规避方式进行。任何专业财务人士必须懂得这些工具，因为投机和避险只有一墙之隔。”
华丽转身
但是汤敏没有料到，他在亚行服务了12年，一直是在中国的大门外面一点转悠。他先是在亚行研究中心负责东亚经济、区域间经济合作，后又负责南亚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的政策、发展战略与经济事务工作。当他于2000年8月到北京担任亚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真正为生他养他的故土工作时，他才感到，他生命中最好年华的一段，他宝贵的人生财富，就是长达十来年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工作经验的积累。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可能没有这种经验，可能也有中国留学生在东南亚工作的，也可能他们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领域，而汤敏始终是站在亚洲的高度，用亚洲银行的眼光来处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与政策。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有相似的规律，很多我们现在已经碰到的问题，其实并不完全是中国所特有的，关键是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1995年，亚行为孟加拉的资本市场提供一千万美元的改革项目，对股票市场进行改造。其中包括股市政策的设计、规划与条理化，网上的系统整理。汤敏参加了这个项目。
孟加拉只相当中国的一个小省的面积，却居住着一亿二千万的人口，贫困人口高达50，商业银行的坏帐率高达60.就是这样贫瘠的国土上，1893年就有了亚洲最古老的股票市场。但上百年来，该国的股票市场一直像私人俱乐部一样，只形成一个很小的内部交换市场。几乎一百年了，围绕着它的是人数很少的富人阶层。到了二十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资本不断地流入亚洲市场，孟加拉人也开始认识了资本市场的作用，大家突然觉得这是淘金的好地方，百年的涓涓积累，突然爆发出全民炒股的浪潮。
一时间，达卡股票市场街道的前后都挤满了人，交通严重堵塞。人们已经不在股票市场内交易了，市场外面到处都是交换的场所。伴随而来的还有假股票的流通，这显然遏制不了人们疯狂的激情，许多股票甚至一天暴涨几倍几十倍。
股市的疯狂只持续了3个月，孟加拉股票市场所有的股票价格便哗哗地落下来，只剩下20-30的市值，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到这时政府才感到对股票市场监管的重要。但是，产生泡沫是很容易的，把泡沫挤出去，就有非常大的难度。信心的恢复，市场的重建是一个相当长期的事情。直到现在，孟加拉的股票市场依然在疲惫的谷底中运行。
孟加拉的股票市场较小，其对世界的影响力也较小。但汤敏把它放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中来考察，把它放在中国的股票市场发展中来对比，便得出了属于他自己的看法。
汤敏说：“相对而言，中国股市的十年进步是巨大的。中国股市不完善的问题，不光是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都碰到过的问题。泰国、菲律宾都经历过这个过程。这两个国家的股市都是亚行帮助规范的，菲律宾是完全照搬美国的股票市场的模式，一丝不走样。但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不是人们按照主观愿望，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不光是泰国的股票市场出问题，菲律宾的股票市场也照样出问题，关键还不是制度的选择，是选择的制度没有坚实的基础。讲到底，是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所致。”“但我们现在的眼光，有一种倾向，言必称欧美，言必称日本，似乎忘记了我们现在发展到了哪个程度，忘记了我们还属于发展中国家，结果往往找不到切实可行的办法。发达国家的那套经验和东西，毕竟离我们太远了。在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这毫不值得奇怪。但他们的很多政策和措施确实和我们不是一个数量级和等量级的，这时候如果我们的眼光仅盯着他们，不考虑本国的实际情况，片面地拿他们的政策、他们的发展和我们对比，就有可能得出一些误导的结论和政策。”面对着亚洲在发展过程中的金融危机，汤敏说：“发展的过程是个充满了风险、充满了障碍的过程。在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措施中，可能很多政策都是对的，就是因为那么一两条出了问题，就要造成极大的反复，就会把国家发展一二十年的努力付之东流。建设一个国家要用几十年的时间，非常辛苦，是一点一滴的积累，但毁掉一个国家，一两年就足够了。
中国的发展从大的方面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宁愿慢一点，也不愿让国家处于大的风险之中。一项政策，很可能从局部来说是对的，但从国家的风险，从总体来说，有一个重新估量的问题。比如中国股市，它的发展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为什么要强调加强监管？为什么要挤出这些泡沫？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提出反假帐，为什么要把做假帐的公司弄出局？别看短期内轰轰烈烈，长期有可能把国家拉入极大的风险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股市加强监管，哪怕是付出短期的成本，也是值得的。“随着中国加入WTO，汤敏认为，真正的风险还是在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金融业是宏观的，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中枢效应。
“传统的金融机构银行、保险、股票市场是为中产阶级、富人、大企业服务的，不是为穷人、低收入者服务的。亚行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是用特殊的体制来贷款、扶贫，用金融的手段来为穷人服务。”
亚洲发展中国家各有自己的特色，就脱贫解困来讲，却是一个共同的目标。汤敏在孟加拉和巴基斯坦做项目期间，在两个国家都做了同一件工作：帮助建立扶贫银行或小额贷款银行，汤敏他们把借款人分成小组，一般5人为一小组来借小额贷款，通过邻里的约束和邻里的帮助得到共同脱贫。银行贷款一般是一次还清，而扶贫银行是每星期还，这样还款的压力就小了，而且还提供技术培训，提高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在负责孟加拉国的工作期间，汤敏几乎是每月一次出差，跟踪观注着小额贷款项目的进展。
孟加拉的贫穷是汤敏在亚行工作时见到的之最，孟加拉的农民40是没有土地的佃农，乡村扶贫银行的对象就是这些最穷的人，而且利率还比较高。从1990年开始，汤敏他们一个村、一个点的推广试行，到现在已经做完了3期。效果是惊人得好，孟加拉商业银行的坏帐高达60，但乡村扶贫银行的还款率却高达98，许多穷人穷得吃不上饭，但还是及时把贷款还回来了，因为从小额贷款的发放中，他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现在的扶贫银行已经升级变成了农村合作银行，还有了不少的分支机构，发展成孟加拉最有实力的银行，资本高达几十亿美元。
汤敏感叹道：“我万没想到，这么穷的一个国家，还有这么好的贷款机制。以后中国也搞了200多个试点，效果也非常好。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把小额贷款的机制大面积的推广开，还有赖社会各方面的配合和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小额贷款银行，是用特殊的金融机制来扶贫。用金融的手段来解决低收入和穷人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金融体制创新的问题。传统的金融机构银行、保险、股票市场是为中产阶级、富人、大企业服务的，不是为穷人、低收入者服务的。亚行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是用特殊的机制来为穷人服务。亚行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未来的5年中，中国的本土小企业、民营企业将有一个飞跃的发展，这是谁也挡不住的趋势。致于起飞的速度有多大，起飞的效果有多好，则和政府的政策有关。涉及到我们怎样来帮助小企业的发展。”
同是发展中国家，孟加拉国政府的力量较弱，因此非政府组织相对比较活跃。亚行大量的工作，都是通过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来完成的。巴基斯坦则不同，政府的力量较强，政府组织的力量较弱，汤敏他们的工作，多是和政府的合作完成。
在汤敏的印象中，在巴基斯坦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为该国的小企业增加出口设计了一套机制。有一段时间，巴基斯坦的外汇相当紧张，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增加出口就成了很重要的战略决策。当时出口退税等政策几乎用完了，巴基斯坦没有什么大企业，小企业根本没有出口能力。但巴基斯坦出产大量的棉花，还有不少独特的产品，在国际上会有一定的市场。问题在小企业出口缺乏一套有效的机制。汤敏他们就根据巴基斯坦的实际，专门做了一套帮助小企业出口的机制，涉及到出口担保、贷款等等，对增加该国的出口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面临9.11后世界经济急速走缓，中国的出口压力急剧增大。还有没有潜力可挖呢？汤敏说：“按照现有的机制，可说是潜力已挖尽。超出现有的机制，潜力在于我们如何在民营中小企业中挖掘。中小企业对市场的调整能力是很快的，竞争力也是很强的。但他们没有出口权，没有和世界经济结合到一起，有些企业还没有能力打开世界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为巴基斯坦设计的帮助小企业出口的机制就有了借鉴意义。这套机制符合WTO的精神，而出口退税是违反WTO规定的，以后会逐渐被取消。”回顾将近12年东南亚国家工作的经历，汤敏觉得，要总结东南亚国家成功的经验，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应该说是很重要的。东南亚国家都有中小企业局，都有中小企业银行，假入没有中小企业的支撑，东南亚国家在金融危机中，受打击可能会更大。同是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韩国的损失就比台湾大得多，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企业结构不同，韩国走的是大企业路线，而台湾拥有大量的中小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