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5 17:17:5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区域空间形态 区域创新 分层发展
一、引言
区域创新是区域经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起源于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1890)，并由Joseph A.Schumpeter(《经济发展理论》，1912)丰富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创新的内涵也开始不断变化，区域创新也由技术、制度、产业创新向区域空间形态的创新转变。
我国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形成了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圈为主导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但在以市场为主导、以区域创新为支撑的新的发展阶段，区域空间形态创新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已不能适应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因此，积极探索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区域创新发展理论，对指导我国当前的区域规划和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推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进程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区域空间形态的内涵及其经济学意义
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最有效的政策工具之一，区域创新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方面已显现出独特的作用。对区域创新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整个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创新；狭义仅指与区域新技术、新知识创造、产生、流动、应用有关的过程，即熊彼特所指的创新。目前学术界对区域创新的界定基本上介于两者之间，本文认为这种认识并没有从根本上清晰地抓住“区域”这个概念的本质。区域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集合体，区域创新不仅要反映区域的时间维度，而更重要的是反映区域的空间维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对区域创新的理解只抓住了区域的时间本质，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强调区域的空间创新，而所谓空间的创新，即区域经济单位的空间组织结构及相互关联的创新。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的运行平台。
所谓区域空间形态是指区域内部各经济单位和功能组织在时空中以多种形式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而在空间上显现出的投影。它是区域整体系统不断地演进的结果，意味着过程与功能。当它适应区域经济活动时，区域将处于积极、上升阶段；当它难以包容区域经济活动时，区域将处于抑制、停滞状态。区域经济活动决定了区域空间形态，同样，区域空间形态又会影响区域经济活动。区域空间形态是否适应区域经济活动取决于区域空间形态构成因素的相互关系，即区域经济单位的空间组织结构。我国区域经济已在城市集聚形态、产业分布形态和区域间联系的形态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城市群(圈、带)、产业集聚区(开发区、产业园区等等)和产业链(产业带、产业集团等等)，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城市群是一种以其高密度的城市和一定门槛规模的人口以及巨大的城市体系而区别于其他地区和其他城市类型的空间组织。事实上，城市本身的存在就明显是一种收益递增现象。但是，当单一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常常会产生一些阻碍城市规模增长的限制因素，这主要是由规模效应的“门槛”造成的。为跨越这些门槛，在空间形态上，规模效应的时空耦合特征将表现在三个方面：规模较大空间的生成、相同规模空间数量的密度周期性增加和空间范围的周期性扩大。因此，规模效应的归宿在于城市群的构建与不断完善。
开发区是人力资本的集中地，是高度熟练的人力资本、R&D的集聚趋势、创新的地方化的空间载体。开发区在区域形态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是通过一定量区域人力资本在开发区的集聚来实现的，并能够带动区域技术资本的存量的迅速提高，进而影响区域顾客资本、市场资本存量的增加。因此，在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区域政策的一个优先选择可以是争取区域人力资本、技术资本、顾客资本和市场资本向高密集型转化。
技术进步一直被视为现代社会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而一个区域内的技术只有扩散并得到积累才能创造出规模效益，或者说是增殖效应。就区域而言，通过产业链来优化其内部子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通过产业链来构建城市群，降低企业间交流合作的协调成本，则是区域内技术扩散的一条有效途径。与其他关联形式相比，区域产业链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表1)。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区域空间形态的变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并表现出明显的规模性、阶段性和层次性特征。
三、我国区域空间形态创新现状分析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我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思路。在实践上，为发挥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先行作用，国家在确立了5个经济特区后，又相继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以此为基础，为了充分发挥沿海地区在吸引国外投资、引进技术、出口创汇等方面的作用，国家先后在沿海开放城市建立了各类各种级别的开发区，主要包括出口工业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形式，这些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后来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先驱。20世纪90年代，随着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的快速推进，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和对外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各类开发区迅猛成长。在国家确立全方位的开放政策后，我国已经形成了由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和旅游度假区等形式组成，遍布全国的发展格局。建立开发区已经成为我国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行之有效的重要措施，开发区也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田”，在特殊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发挥起体制创新的功能，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管理、进出口贸易、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不断尝试和探索新的改革和实验，突破旧体制的制约，以局部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政策软条件，迅速集聚起有限的科技和产业资源，推动了区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并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主要模式之一。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我国区域经济政策效应的日益显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一是传统的以要素投入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的作用日益弱化，新的区域空间形态的作用开始显现；二是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三是地区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城市在区域竞争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四是我国沿海地区已经快速
发展到以城市群或城市带为主体的新阶段，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中心，以周边大中小城市为依托，区域城市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城市群已经成为区域竞争的重要形式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中坚力量，出现了诸如“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等城市群的区域创新现象。
不论是城市群的发展，还是开发区的建设都离不开地区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制造业空间上的集聚。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进一步深化，并从贸易层次向产业带和产业集团的方向转变，产业链模式已经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基本模式。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探索和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城市群、开发区和产业链为主导的区域创新发展模式，城市群、开发区和产业链等区域空间创新因素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我国区域发展模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多元、从被动到主动、从分异到同步、从传统向创新发展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模式的选择更加突出了创新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综观我国区域创新发展的历程，可以总结出如下新的特征：
一是区域创新主要表现为区域空间形态创新。区域创新作为改革开放30年来区域经济发展的产物，已经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和实现形式。从我国的实践来看，区域创新的形式有多种，如科技创新，企业、政府与高等学校、科研单位的互动等等，这些形式的创新虽然对地区经济，特别是产业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但区域空间形态的创新效果则最为明显，最典型的城市集聚区(群带)、产业集聚区(开发区、科技园区)等新的区域空间形态大量产生，它们改变了传统的区域发展格局，如开发区、科技园区就是通过高新技术产业或相关产业在一定空间地域的集聚来降低交易费用，使产业的布局向一定的空间集聚，实现集聚效益，以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同时通过发挥高新技术对产业的带动作用，使传统产业焕发出新的活力；城市群(带)突破了单一城市发展的格局，使区域的分工与合作在更大空间、更大范围得到了实现，真正形成了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的机制。这些区域空间形态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区域发展形式，使区域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并为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寻找到了新的实现途径。
二是地区之间的创新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发展梯度和阶段性。由于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着差异，因此，在创新的程度、创新的范围和创新的发展阶段上就存在着明显的梯度。以中部地区为例，在城市群的发展上，由于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与周边地区城市存在着长期的经济社会联系，城市群的发展比较成熟，而安徽虽然提出了沿江城市带，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则存在着中心城市缺乏、发展条件并不成熟的问题，在其他地区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种发展的阶段性和发展梯度就决定了创新的程度。因此，中部地区要形成共同的创新发展格局仍然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三是区域创新作为我国区域发展的重点已经得到了各地的认同和重视，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运用，但在实施过程中各地的发展又是有差异的。如中部各省虽然在城市群的发展方面存在着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但都把城市群的建设作为区域发展的重点，并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发展规划等方面做出了制度、政策安排，相信在不长的时间内，中部地区的城市群发展将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而在开发区的建设方面则主要倾向于高新技术开发区，并向产业集群化方向发展；对产业链的构建已经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在发展形式上主要以集团化和区域化发展为主。如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对鄂州钢铁公司的兼并，湖北省内几大卷烟厂的合并等。这些区域创新形式的发展对中部地区的振兴和地区共同发展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四、我国区域空间形态创新发展途径选择
我国区域经济虽然总体上存在一定的同质性，但各地区之间以及各地区内部仍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主要表现在发展的阶段性、地区之间的层次性以及各地区的发展特色上。这些差异性和非均衡性决定了中部地区区域创新发展不可能具有唯一的统一路径，而应该是分区域、分阶段、分步骤、分层次推进。由此，笔者提出我国区域创新分层发展模式。
我国区域创新分层发展模式可以分为分阶段的分层发展模式和分区域的分层发展模式两个方面。
(一)分阶段的分层发展模式
分阶段的分层发展模式是指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演变出发，突出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征的差异性，针对同一地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多个地区采用不同的适合地区发展向更高级阶段演进的区域创新发展模式。具体操作上分为两个步骤，首先对地区进行阶段的划分，然后再确定适合其发展阶段的发展模式。
1、阶段的划分及各阶段的特征
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阶段划分的原因在于：同一地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随着发展阶段的不断提升其发展模式需要不断创新，不同的地区由于其发展阶段性存在差异也需要采用适合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模式，而不同的创新发展模式、创新要素的形成是需要具备不同的客观条件和背景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经济起飞的途径一般在于要素集聚，如集中优势建立开发区和培育龙头企业等比较合适的路径选择。而产业链的构建和重组则需要区域内部存在比较成熟的产业基础后才能实施，城市群的建立更是需要区域经济高度发达，城市化水平极高和基础设施相对完备后才具有发展的条件。可以说，对区域发展阶段性的划分是确定某一地区创新发展模式的前提，而阶段性划分是要依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的。一般来说，对区域发展的阶段性划分既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规律，也要突出区域空间结构变革或演进的规律，因此我们可以把传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划分标准和区域开发空间结构变化的阶段性划分标准作为区域发展阶段性划分的参考标准。
按照钱纳里对国家或地区发展的阶段性划分方法和陆大道关于区域发展空间结构变化的阶段性划分方法，笔者将区域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区域发展的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各阶段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分别是：低级阶段：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阶段，也可认为是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区域间和区域内部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开始出现，并开始形成一定的空间经济梯度；社会经济空间组织开始向先发达起来的点状地区集聚，城镇居民点等级――规模体系开始形成；中级阶段：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程度加大，消除区域之间的平衡开始受到重视；集聚经济占主导地位，点一轴系统的空间形态形成，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得到飞快发展；高级阶段：区域发展由不平衡向平衡协调过渡，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得到带动；经济扩散作用开始显现，中小城市得到发展，城市体系得到完善。
2、按阶段分层的发展模式
根据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阶段顺序可将区域创新发展模式分为三层，各层可以确定适合的发展形
态和区域创新发展的主要模式和依托(表2)。表2反映的是以开发区、产业链和城市群为代表的点一线一网三层发展模式。根据区域发展及其结构变化的规律，在经济发展的初始时期或低级阶段，发展的途径在于要素积聚，依托点状发展形态可以集中优势发展重点领域，为实现经济的起步做准备。例如在一些县域经济区，在经济起步阶段面临资本短缺、投资环境差的发展障碍时，通过开发区(工业园区)的设立，改善投资环境，依托自身的特色和优势资源，吸引相关企业在本地的集聚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在经济发展的中级阶段，区域产业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开始加强，为了节省交易成本，通过构建产业链，依托一定的线状基础设施，通过扩大区域经济的集聚面进一步提高区域的集聚功能对区域发展至关重要。而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特别是广大城市密集地区，经济发展受到过度膨胀的干扰，资源环境压力增大，依托网状发展形态，尤其是通过产业链体系的重构、城市群体系的建立，达到更高层次的区域分工与合作，发挥广大经济发达地区的对外扩散功能尤为重要。
(二)分区域的分层发展模式
分区域的分层发展模式是指从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出发，突出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针对不同发展类型地区确定不同层次的适合特定地区发展的区域创新发展模式。
一、安全生产的阶段性特征
（一）我国安全生产的阶段性特征，除具有经济社会的普遍阶段性特征外，也有其特殊性。1、社会化特征。当今，复杂开放的安全生产系统，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安全生产范畴，经济实力、文化、教育、宗教、公民意识、社会道德准则等，都与安全密不可分。2、继发性特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生产场地与生活场所的距离越来越小，甚至形成难以严格分割的局面。3、地域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产业结构分布不均衡。4、群发性特征。我国安全防护和生产力水平较低，在一个危险作业场所有大量人员同时作业，一旦防护失效就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群发职业病。我国建了很多个化工园区，生产集中了，但容易发生恶性化学品事故，特别是临江河、临海的化工园区，事故极易造成大范围水体污染。5、隐匿性特征。我们对一些新增生产领域的危险、危害，尚缺乏明确和科学的认识，加之安全监察技术发展方面的缺陷，使得对于一些新的隐患难以实施有效的针对性监察。
（二）我国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出现的主要矛盾，除带有安全生产自身的阶段性特征外，也受到其他各种因素的重要影响。1、安全理念没有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一些人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背景下，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不充分，对创造良好安全文化认识不足，一些不良的安全文化还沉积在安全领域。2、落后的生产工艺和条件给安全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一些企业经济发展了，却没有带来生产工艺的改进和工作条件的改善，仍然持续着生产设施陈旧、高能耗、低技术、大成本、低效率的落后生产工艺和方法。3、地区、行业、企业的安全生产水平发展不均衡。4、安全生产总体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全民对安全的要求存在差距。
二、安全生产保障体系的构建
（一）科技是安全生产工作的基本保障。1、确保传统的高风险产业安全，必须依靠安全科技。以采矿、冶金与机械加工、石油化工等传统产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仍占有较大比重。目前，经济发展对能源、原材料需求旺盛，使我们还将持续开采那些赋存条件恶劣的矿产资源。724个国有重点煤矿中高瓦斯矿井、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占42.3%，正是它们承担着大部分的煤电供应。2、改变安全生产高风险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依靠安全科技。事故风险等于事故发生可能性与严重性的结合，即随着事故发生可能性或严重性的增加，事故风险增大。对于生产场所，存在的人员越多、能量越高，事故的可能性和严重性越大。只有依靠科技创新，提高产业的科技水平，提高企业的整体生产效率，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3、应对复杂开放的安全生产系统，必须依靠安全科技。对于复杂开放的安全生产系统，重大事故防治不仅关系生产本身，而且威胁着城镇、社区、生态环境的安全。一次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处置不当，其带来的灾害和损失将成倍，甚至十几、数十倍地增加。4、建立强有力的监管监察体系，必须依靠安全科技。安全生产需要高水平的安全生产执法队伍，需要科学的监管监察手段，需要现代化的仪器设备的技术支撑。
（二）制度是安全生产工作的基础。安全生产制度是在生产过程中，既包括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规章、规范、标准等正式制度，也包括安全生产惯例、意识、心理、文化氛围、管理模式等非正式制度。
（三）监管是安全生产工作的关键。科学化、系统化的安全生产制度，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依靠强有力的监管，才能具有权威性，才能构建安定有序、诚信友爱的企业安全生产环境，才能构建政府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企业与社区、企业员工与周围群众、政府监察人员与企业监管人员职责分明、各负其责、各行其职的和谐社会的安全生产环境，才能使全社会和广大人民共同关注、关心、监督和参与安全生产工作。目前，我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虽基本形成，但与其配套的法规还不够完善，安全生产标准系统性差、滞后于经济社会和生产技术发展的问题突出，重视经济发展、轻视生产安全的现象还存在，“以人为本、安全发展”还没有完全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特别是部分小企业违法生产的现象还很严重。针对现阶段安全生产存在的问题，根据安全生产可持续和谐发展的要求，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和机制，增强监管力量，加大监管力度，把重大事故隐患消灭在事故之前，使重大危险源得到合理的监控，制造、使用安全型设备，创建安全型企业。这几年，国家安监总局对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储存运输、尾矿库等高危行业或领域开展了专项整治，坚决关闭不合乎安全生产条件的生产企业。
三、现阶段安全生产工作
“十一五”期间，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用安全发展的理念引领安全生产工作，坚决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保障体系，落实主体责任，加强事故防范，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安全生产的总体工作思路是：以实施安全许可制度为切入点，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抓住源头、治理隐患、防范事故上来，做到标本兼治、重在治本，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努力提高企业安全水平。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路交通业积极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辉煌成就。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对公路经济属性的模糊认识，社会上和理论界对于公路，尤其是收费公路，以及相应的经营实体，存在着很多片面的看法，甚至有错误见解提出应当削减对公路建设的公共财政投资，对公路交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对公路的经济属性从理论上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并向社会各界做好解释，澄清那些片面的看法，才能为公路交通的长远、持续、健康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基于此，笔者做了如下的思考。
1、收费公路的经济学属性分析
价格理论是经济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任何一种物品定价前必须定出这类物品在经济学中的属性，公路也不例外”属私人物品的，应该由市场定价；属纯公共物品的应由政府在税收中解决，不存在价格问题；介于两者之间的准公共物品价格的确定则要有充足的理论依据“西方经济学中对公路的性质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按照萨缪尔森对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定义：在公路不存在拥挤现象的情况下（此时拥挤成本为零“因为拥挤造成排队现象，浪费了时间，所以产生了成本），它表现为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性；而当消费者增加到一定数量，拥挤现象产生后，公路又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私人物品特性”我国收费公路产生的经济原因是为了降低拥挤成本，增进社会福利，主要通过明确界定产权，通过价格调节机制增加公共物品有效供给。
1.1免费公路的经济学属性
免费公路大多是低等级或者等外级公路，由政府（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投资建设的“免费公路由于其使用上是免费的，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性，因此免费公路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公共物品”也正是由于此，公路本身不能取得任何收入，也就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吸引私人资本进行投资和运营。
1.2收费公路的经济学属性
收费公路的经济学属性较难判定，因为公路建设历来被认为是公益事业；另一方面，许多收费公路也有私人资本介入，许多收费公路还具备财务生存能力，有些收费公路还可能赢利，我们认为应该将收费公路列入准公共物品，原因如下：
（1）不论是收费公路还是免费公路都是一种交通基础设施，收费公路的建设和运营也是公益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收费公路的服务是一种公共物品，公路的最终所有权由全体公民共同享有，公路通行者对公路的使用基本不具有排他性。在公路未达到拥挤状态之前，任何一个公路使用者都不会对其他使用者发生影响，任何使用者都不以拒绝他人的使用而使用。
（2）公路还具有明显的消费非竞争性。因为公路产品具有不可分割性，因此在达到拥挤状态之前，增加一个通行者的边际成本为零，也就是说并不增加边际成本。
（3）无论是收费公路还是免费公路，都能产生正的外部效应“如一条公路的开通除了便利交通之外，还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改善地区的产业布局，甚至会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等”，公路的这种正的外部效应其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而不是来自于竞争中的市场。
4）我国收费公路无论收费目的是什么，都是国家公路网的组成部分，这些收费公路都不可能从国家路网中割裂出去“即使是经营性收费公路，在收费权转让后，公路本身仍然不可置疑地归国家所有”。
5）某些收费公路的建设和经营可以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这是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私人物品生产和经营所不能得到的。
6）收费公路的建设和运营的组织是经过政府特许的“不取得政府特许的企事业单位无权进行收费公路的建设和运营”基于上述原因，公路的本质属性是公共产品，是公共财政服务的基本职能之一由于公路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并且最终所有权属于国家，最终必将收归国有，由任何公民自由使用，从本质上讲应该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可以认为我国目前的收费公路是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
2、现阶段公路“表象商品”形式不改变其区别于普通国有资产的特性
尽管公路的本质属性毋容质疑是公共产品，但在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中，往往会出现政府财政资金不足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公路交通的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为了调和这种客观的矛盾，确保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在向公路通行者收取通行费用具有经济、技术可行性的前提下，公路就具有了使用排他性，但其消费的非竞争性依然存在。因此，公路的一种“表象商品”形式——全封闭收费公路出现了，公路在一定时期内就具有了阶段性部分商品属性。公路提供交通的便利使货物的运输费大大减少，消费者虽然负担了通行税，却比在没有这类公共工程、继而没有通行税的场合下，能够购得价格更低的货物。货物价格因通行税而提高的程度，不及因运费低廉而降低的程度，纳税者由于缴纳通行税而得到的利益，大于没有方便的交通造成货物价格高昂而蒙受的损失。他的支出恰和他所得的利益成比例，而这利益的取得就是以缴纳通行税为代价。
世界各国都存在类似的发展过程，我国现存的各类收费公路，都是利用公路的这种“阶段性部分商品属性”，为公路建设融资，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促进了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解决了限制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综合效益。公路的建设，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沿线经济的发展，为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构筑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增长点，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与此同时，公路还促进了社会进步和现代文明。高速公路的效益远远超出了交通运输行业自身，有着广泛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但必须要明确，收费公路仅仅是为了缓解供需矛盾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公路是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对国民经济及人民生活的重要作用和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作为特殊基础设施的最终所有权只能属于国家。而所有权的不可变更性，决定了其产权的不可交易性，使公路从本质上根本区别于其它产业和商品。国家对公路拥有最终所有权，并通过专门的特殊政策对其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样的道理，相应的收费经营企业在定位上也绝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企业实体，国家投资在其中所形成的资产也不同于普通企业中的国有资产，其管理问题自然也应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国有资产管理。
3、现阶段公路“表象商品”形式的共存性及必然性和对策建议
如前所述，应当明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路经济属性的主流仍然是公共产品属性，但却已经不再是纯公共产品，但这仅仅是公路在特定时期的阶段性特征。从整体构成角度看，当前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实践中，并不是所有的公路都具有同样的属性和特征。与公路在技术等级、服务功能和建设投融资以及管理模式上的多样性变化相应，公路表现为一定时期内经济属性上的变化和共存。具体地说，所谓“级差效应”、建设资金不足和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的客观存在和多种投融资方式的出现，使公路，尤其是高等级公路在一定时期内具有阶段性的部分商品属性成为可能和必需。在我国公路的建设实践中，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高等级公路一般都具有相对低等级公路较强的非公共产品属性特征，即阶段性部分商品属性，而县乡和国防公路则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属性特征，两者作为公路的两种不同的“表象”形式将在一定时期内。引用世界银行研究结论，干线公路的商品性指数为2.4，具有较强的商品性；农村公路的商品性指数为1，商品性最低，基本是纯公共物品。因此，对公路的经济属性的认识既不可一概而论，应注意区分不同公路类型经济属性的变化，从政策上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但也不可夸大，甚至混淆其阶段性部分商品属性和公共产品本质属性之间的关系，将其建设和管理过程完全推向市场，等同于一般市场经济活动，套用一般的市场规则和法律，推卸政府在许多方面更直接的责任和不可推卸的义务，这势必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转贴于
4、公路经济属性的“表象”可转化性和回归性及定位依据
进一步分析会发现，由于公路经济属性的“表象”多样性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时期经济水平的差异。随着政府财政资金不足和社会经济对公路交通的需求之间客观矛盾激化与缓和的交替变化，使得公路的社会经济属性呈现出表面上不同时期的可转化性。但可以预见，在一般情况下，随着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如上所述的理由，公路最终将回归其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其经济属性具有最终回归性。但在达到公共财政高度富足之前，也存在特殊情况，表面上表现为由公共产品属性向阶段性部分商品属性的转化过程。应该强调其不变的本质属性和最终回归性，在公共财政投资以及政策上给予各种优惠。最后再次明确，经济事物的最终定位和相关政策的制定，应该取决于其本质属性，而不是纠缠于其一定时期内的“表象”形式。例如，与我国不同，国外按照完善的特许经营法，对参与公路建设和管理的企业给予税收、资金等方面优惠政策的做法就值得我国借鉴。
5、结语
除了上述几点之外，公路经济属性中的显著超前性和正外部性等特征已经众所周知，笔者就不再一一详细论述。笔者认为，通过对公路经济属性比较系统的思考和论述，先建立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然后以此为立足点，由有关部门进行广泛宣传，多方面争取和共同努力，并进一步充分研究新时期下，适应国家宏观发展趋势的、富有行业特色的投资及管理体制，势必将为公路交通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广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1］刘安.高速公路收费水平优化模型［J］.中国公路学报，1996（12）.
［2］王利彬，吴群琪.关于中国收费公路收费理论的探讨［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3）：12-15.
关键词：房地产业 城市化 协调发展
一、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划分
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引发的人类生活方式、居住方式等变化的过程，城市化的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综合实力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由于每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文化、历史等都有其各自的特征，他们的城市化进程也就都呈现出不同的水平与状态，但就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城市化进程也遵循着一定的发展规律。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比较有借鉴意义的划分方式。比如美国经济地理学家诺瑟姆的“S”典型三分线，我国的学者陈彦光（2005）对诺瑟姆的三阶段法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四阶段划分方法，将城市化进程划分为起步期、加速期、减速期、平稳期四个阶段。杨波等（2006）将城市化进程分为两个阶段，以城市化进程典型的拐点分界，拐点前为城市化进程的前期阶段，拐点后为城市化进程的后期阶段。
本文将采用诺瑟姆对城市化进程的划分，根据美国经济地理学家诺瑟姆的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城市化水平的变化过程可以概括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型曲线，即把城市化进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如图1所示，其中Y表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t为时间。
第I阶段：城市化水平较低、发展较慢的初始阶段。城市化水平达到10%就证明一个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开始启动，所以在这一阶段，城市化率从10%到30%，也就是这阶段城镇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低于25%，城市发展缓慢，这一阶段经历的时间比较长，这个区域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状态。
第II阶段：人口向城市迅速聚集的中期加速阶段。在这一阶段，城镇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达到30%以上，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镇人口快速增加，城市规模扩大，城市化率达到60%—70%。城市聚集趋势显著，工业在区域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受规模报酬递增作用的影响，先行工业区不断吸引其周围区域的各类资源，并提供各种商品以及服务，充分发挥了政治和经济的枢纽、核心作用。周边区域在他的领导、支配下逐渐把资本和劳动力向核心区域输送，中心城市在空间上快速扩展，这种集聚模式推动了集中型城市化的形成。集中型城市化又会使得大城市优先发展，形成大城市化，无论是在人口、资源等流向上大城市都要优于中小城市，出现大城市化，也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
第III阶段：进入高度城市化以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增长又趋缓慢甚至停滞的后期阶段。在这一阶段，城镇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0%以上，城镇人口增长速度下降，城市人口增长处于稳定的发展时期。与上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扩散趋势显著。当集聚规模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市场接近饱和，竞争异常激烈，因此产生规模不经济的现象，为了寻找新的发展点，也为缩小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势必使得资源以及产业部局由集聚转为分散。
就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而言，进程的真正推进是源自改革开放时期。从1978年开始，我国城市化的速度达到了世界同期的两倍；但从总体上讲，我国城市化的程度仍然较为落后。目前发达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为80%，而我国在2011年年末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仅处于上文所述的城市化进程中的第II阶段。与此同时,由于长期以来实行城乡分离的户籍管理制度，严重抑制了农村居民向城市的转移，导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早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50%以上，但城市化率却长期停留在30%以下。2002年,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8%，而城镇人口的比重仅仅达到40.5%，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10个百分点以上。因此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二、房地产业发展阶段的划分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品和人的生命一样，要经历形成、成长、成熟、衰退这样的生命周期，住房这种产品也不例外。房地产业的发展也同样遵循产业发展的阶段性规律，要经历形成、成长、成熟、衰退四个过程。
第I阶段：房地产业的萌芽阶段。在这一阶段，房地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往往对应着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起步阶段。由于技术水平的不成熟，产品和服务还不够完善，顾客的需求也相对有限，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不够健全，加上政府的管制，行业中只有零星的几个大型国有企业参与其中，一切都处于摸索阶段，特别是资金的匮乏使房地产发展的速度还比较慢。
第II阶段：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房地产业的发展进入成长期。在这一阶段，房地产业得到空前的飞速发展，超过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渐渐成为带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为整个社会生产以及各类社会活动提供基础。因经济的繁荣，对商品房的刚性需求与投资需求都呈现明显上升的态势，同时商品房的投资与产出在整个产业体系中所占的比重也飞速增长，为经济发展与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与完善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关键词:新时代；高速公路；经济网络模式
中图分类号：U412文献标识码： A
0引言
高速公路建设事业不仅是城市服务水平提升的象征．更是区域运
输事业经济良性活跃的纽带，是公路网络经济模式构建的基础节点。
同时也是新时期现代化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因此面对信息化、
市场化的多元化经济发展环境，我们只有构建牢同、统一、健康、畅通的经济网络发展模式．依靠运输事业的纽带作用拉动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才能最终使我国的地域化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并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同步增长。
1高速公路经济网络模式的基本内涵及发展现状
1.1基本内涵
伴随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发展迎来了新时展的重要契机。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高速公路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高速公路经济的网络建设初期，在高速公路两侧会形成沿线区域资源的有效聚集，随着资源的进一步聚集和对交通优势的利用，在高速公路沿线便会形成一定的经济资源地带。高速公路经济网络建设更加使得错综复杂的交通网格线联系在一起，形成更大的经济发展圈。各个聚集点相互连接，实现从点到面的辐射，从而形成网络发展的格局。
1.2发展现状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市场规模效益的突显，在高速公路沿线地域形成的资源聚集带会吸引各产业的集群企业聚集到此形成规模各异，智能多元化的联合企业及产业园。因此，高速公路网络化的成熟，各个集群化节点便会在空间上形成联系，最终进～步扩大原有，交织密集的高速公路经济网络结构。该网络会随着公路沿线节点的增加而扩大规模和影响力，逐渐积累起来的经济力量也会极大扩大该地域的经济辐射能力，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和资源进入。高速公路经济的网络模式是一个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的过程，因为资源聚集的周期较长，在短时间内依靠几个经济要素或者经济增长点是很难实现的，因此需要扩大网络的影响范围，吸引更多的资源.
2高速公路经济的网络模式的特点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高速公路经济的网络模式建设,同时在新
时代环境的影响下,其网络模式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我国特色社会经济发展必然的产物。总体来说,我国高速公路经济的网络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2.1跨区域整合性
高速公路沿线的经济和资源带是网络发展的基础,通过这些经济
的辐射,吸引更多的资源和企业入驻。它将公路网络节点的资源整合
到一起,将区域间类似的资源进行再次整合形成扩大化的区域经济空
间,因此高速公路经济网络模式具有跨区整合的特性。
2.2网络节点构建与交通建设相辅相成
高速公路沿线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公路交通节点和枢纽的发展基础之上,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道公路的建设。经济发展网络节点的选择也大多数直接选在交通枢纽和道路交汇处,因为在这些节点上更容易实现资源和经济的聚集。
2.3阶段性
高速公路经济网络模式的阶段性主要体现在其时空关系的调节过程中,经济发达地区的辐射能力逐渐扩大,而原来的交通沿线城镇的
区位优势被进一步弱化,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阶段性和局部性的
特点。
3强化高速公路经济建设
高速公路经济网络的建设和发展,并不以一蹴而就的,其是一个漫
长的积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好相应的措施,以保证高速公路经济建设的科学化、合理化。同时,注重高速公路经济建设的适应性,结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总体情况,制定出强化高速公路经济建设的有效方案意义重大。本文基于高速公路经济的网络模式特点,针对强化其经济建设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3.1对高速公路经济网络布局进行合理规划
高速公路沿线经济的发展与高速公路沿线建设的秩序性和节点构建的时效性有着直接的关联性，而高速公路的经济网络节点基本上都是设置在具有良好经济发展基础的高速公路交汇点和出入口，因此，在高速公路建成后，应首先大力、快速发展公路节点和出入口区域的经济，而对于高速公路沿线的其他地区的经济则可以放慢发展速度。
除此之外，有高速公路经济网络模式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们可以知道，受高速公路的时间和空间关系调节变化的影响，在经济发达地区
其经济辐射效能更大，并且呈现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为了更好的遵
循高速公路经济网络发展这一规律，在规划高速公路经济网络布局时，应该按照选择性和重点突出性的原则，对高速公路沿线经济网络的发展进行协调和平衡，重点突出经济发达地区高速公路经济产业的发展，最终实现优势建设和效率发展。
3.2强调高速公路经济网络模式全过程发展
高速公路经济网络模式的发展具有跨区域整合的特征，根据这一显著特征我们可以了解到，网络模式下的高速公路经济对公路基础建
设的要求较高。高速公路沿线的资源和经济的发展必须依偎高速公路
基础建设的发展而发展，如果公路沿线的资源和经济增长点缺乏，那么该公路经济就难以形成一定的网络模式，资源无法得到有效聚集，经济辐射能力也无法得到提高。因此，在高速公路沿线必须加强基础建设，保证外来企业驻入之后能够利用其优势发展经济，提高原油经济范围的经济增长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在此，我们所强调的高速经济网络模式的全过程发展，主要是针对不同发展区域而言的，当高速公路沿线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状态时，必须对不同区域进行整合，这时，则应该保证网络节点之外原有城镇最初的发展态势，并在此基础上对公路经济的全过程发展进行协调。
3.3加强高速公路经济网络模式聚合性建设
高速公路经济网络模式的建设和发展主要是将公路沿线的具有相
似特征的资源进行再次整合并以此扩大区域经济空间的过程，因此，为了促使高速公路经济网络模式朝向跨越进程长、区域范围广的高效网络经济模式方向发展，必须对区域经济的全方位优势进行考虑和应用，对于具有一定优势的要素进行突出和强化，避免重复的轴线两侧式地域经济建设，以经济为主题，企业聚集为核心，最终建设处范围更广、资源优势更多、经济效益更高的高速公路经济网络模式。
4 我国高速公路网络经济发展趋势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很多新时代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都确立了全新的未来发展规划和今后工作目标，即由单一的高速公路管理向全面参与和强力支持经济建设的方向发展，将高速公路事业融人多元化社会建设进程之中，形成以路为主、多业并举的全新发展格局。其目标概括起来就是：围绕“一个中心”(以服务社会、服务公众、服务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两个基本点”(以确保高速公路安全运营为基本点，以提高经济效益和工作效率为基本点)，增强“三个意识”(增
强发展意识，增强责任意识，增强服务意识)，坚定“四个理念”(视工作为生命，视公司为家庭，视车主为上帝，视人民为父母)，实施“五字方针”(畅、洁、绿、美、亮)。
5结语
综上所述，高速公路经济网络模式的建设不仅是时展的需求，也是新时展的一大特征，是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的体现。强化高速公路经济发展的网络模式,有助于提高其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对我国整体经济布局和发展状态产生积极影响。在适应现代化经济发展的目标下,以高速公路工程的建设和应用为基础,促进经济网络的建设,对于我国公路事业的发展以及经济的快速进步都是非常必要的。
6参考文献
[1]郭丕斌、吴青龙，区域高速公路经济网规划研究.《中国流通经济》，2011(7)
[2]周焱、徐建刚，基于G1S的交通经济带空间边界界定方法研究.以沪宁杭高速公路经济带为例；《世界地理研究》，2012年02期
关键词：中原经济区 河南省 三化 协调发展 矛盾
中原经济区是指以河南全省为主体，包括河南周边省份与河南接壤的部分地区，以中原城市群为发展核心的重点经济开发区域，人口约为1.5亿，是全国粮食主产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8。但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最近的调查显示，全国六大经济区中，中原经济区经济规模总量排第二位，可人均排名却落在最后。如何把握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有机统一起来，使“三化”协调科学发展，这无疑是建设中原经济区的中心任务，对全国也具有示范意义。要找到“三化”协调发展的实现途径，首先必须清醒认识和分析传统发展模式下“三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一、城镇化水平低是阻碍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矛盾聚焦点
（一）定量分析中原经济区城镇化水平
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是一个庞杂的经济体系，该体系分化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3个组成部分。中原经济区的主要构成区域是河南，全面建设中原经济区是河南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选择。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不断探索和开拓，河南省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有了持续的提高， “三化”协调发展的总体态势已经初步形成。
有学者以近几年的《河南统计年鉴》、《河南调查年鉴》等作为主要数据资源，采用熵权法和加权线性和法分别计算了河南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和协调度（见表1和表2）。可以看到，中原经济区的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逐年提升。随着城镇化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上升的比例加大，“三化”逐步趋向协调。但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仍落后于工业化水平，“三化”协调程度不高，按照协调度等级划分（见表3），仍属于初级协调。城镇化发展水平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是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程度提高缓慢的矛盾集中点。
（二）城镇化影响“三化”协调度的阶段性
一般而言，作为现代化的初始点，工业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但这种发展的先后顺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发生转换。在现代化初期，工业化的主导地位难以撼动。不过现代化中期以后，城镇化的地位就明显上升了。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钱纳里等对此做出了相应的的分析：在不同的工业化阶段，城镇化水平发展曲线呈S 型上升态势。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发展速度比城镇化高，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在进入下一阶段，工业化中期后，城镇化的发展速度明显提升，特别是在城镇化水平越过30%后就达到了一个飞升阶段，这一现象要在其升至70%后，才逐渐结束。由此说明：城镇化的发展速率在30% ～70%这一阶段时，对经济发展所发挥的重要性大大居于工业化之前。
我们不妨对早期意大利和英国各自的现代化发展过程做个比较：在十八、十九世纪，意大利和英国都吹响了现代化的号角，意大利甚至比英国开始得还要早，但最终却被英国赶超，其主要原因就是意大利没有理清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在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必要阶段，没有及时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如今，河南人均GDP突破了4000美元，工业化已到中期阶段，城镇化率为40.57%，已达到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超过工业化的阶段。城镇化的步伐跟不上，就会反过来拖工业化的后腿，从而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就中原经济区的定位来看，河南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突破，建工业项目随意使用土地已不可能，工业的发展必须靠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来支持，而这些只有功能更全面的城镇能提供。如果此时不抓紧城镇化的发展，就会错失良机，重蹈意大利的覆辙。
（三）城镇化水平低对河南经济发展的压制体现在
1、产业结构难以形成向更合理的框架
一般情况下，区域城镇化率越高，其产业结构就会越合理。根据2010年的数据，农业和工业（包括建筑业）在河南省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要比全国平均水平超出4%和17.2%。而流通和服务业所占比例却比全国水平（43%）低很多，仅达到28.6%，造成了传统工业化难以向新型工业化迈进这一难题，因为新型工业化更需要城镇化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城镇就是一个集聚体，把创新科技、顶尖人才，最新信息等要素集中起来，更有效的为工业发展提供支撑，同时也推动服务业的突飞猛进。由此可见，没有高水平的城镇化，各产业之间就难以进一步协调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合理的产业结构。
2、经济发展难以转向更有效的方式
在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强调“扩大内需”仍是当前推动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而加速城镇化就是扩大内需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城镇化就像一个导火索，可以点燃内需活力。从以往数据看，城镇化率如果增加1%，直接消费可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每多一个农民进城，他的消费支出就会增加两倍。同时，提高城镇化水平也会极大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投资。因此，不提高城镇化水平，有效扩大内需基本上就是空谈。
3、传统农业难以迈进现代化阶段
河南农村目前的状况，基本上还是各家各户在自家责任田进行耕作，条块分割，很难实现大规模机械化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可以说是农业现代化道路上的绊脚石。而新型城镇化能有效整合土地资源，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从而为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专业化和标准化扫清障碍。新型城镇化还能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了根本问题，改变了简单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各种生产要素的运动方式，加速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广告服务体系在农村的铺展。所以说，不推动城镇化建设，农业现代化就难以实现。
二、阻碍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其他矛盾
（一）“三农”问题突出，影响“三化”协调发展
农业、农村、农民，即“三农”，自古以来就是河南的象征。这主要因为河南有非常适合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黄河、淮河灌溉着大片肥沃的平原土地，四季分明，旱涝灾害少，是华夏大地的天然粮仓。建国以来，“农业是基础”的信念从未被河南所放弃。河南耕地条件好，但面积只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16。河南人用如此少的耕地种出了全国1/10的粮食，每年源源不断的向全国各地输出粮食及制成品400亿斤，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坚强后盾。这是河南人的骄傲，但不得不说，这同时也阻碍了河南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河南的户籍人口在2010年已突破了一个亿，几乎占到全国的十分之一，其中60%是农村人口，农业比重大，耕地资源和水资源短缺，农业基础设施又相对薄弱，“三农”问题已成为阻碍河南乃至整个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重大阻力。同时，由于地方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工业化，优质经济资源集中向第二产业，忽视了农业的地位，形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城乡关系不断失衡，农村公共服务严重落后等问题，使农业现代化程度反而有下降趋势，从而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也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三化协调发展。
（二）工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层次不高、第三产业发展缓慢
河南的工业在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工业增加值连续几年位居全国第五位。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已跃居第一。2011年，河南三产比例为12.9∶58.2∶28.9，其中以工业和建筑业为主的二次产业表现尤为突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2个百分点。不言而喻，河南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但是也要看到，河南省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基础打的并不牢固，工业规模虽然上了一个台阶，但劳动力和资源成本密集型企业占了主导地位，而能体现经济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产业却严重滞后。产业集聚度低，竞争实力弱，不能实现对其他产业的反哺和拉动；企业规模小、吸纳就业能力低，污染环境等等。加快促进工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压缩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企业的数量，给资本密集型、科技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企业更多优惠政策，支持其发展已势在必行，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实现河南振兴的必然选择。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城镇化水平低是阻碍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的主要制约因素，破解了城镇化发展滞后的难题，其他问题基本上可以迎刃而解。城镇的集聚效应可为推进工业化提供必要的土地资源、完善的基础设施及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可以安置失地农民，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土地规模经营铺平了道路。所以，要进一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使“三化”能够协调发展，补上城镇化发展滞后这个缺口是关键。
参考文献：
[1]吴一平，陈素云，孙德中.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路径及关键问题研究[J].中国农业科学，2012
[2]耿明斋.对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几点认识[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
内容摘要：文章阐释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阶段，分析伴随要素禀赋优化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面临的新约束，指出培育、发挥购买力优势和优化要素禀赋是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的有效途径。后危机时代，我国开放型经济面临的瓶颈约束日益明显，亟需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寻求新的发展路径。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要素禀赋结构是动态演进的，在国际分工中积极培育高级要素，提升要素禀赋结构成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方向。在《国际竞争优势》中，波特（2002）把生产要素分为初级要素与高级要素。初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工人与半技术工人、融资等；而高级要素则包括现代化通讯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及大学研究机构等。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被动继承的，或只需要简单的私人及社会投资就能拥有，而后者是需要不断培育。
开放型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
有关开放型经济的发展阶段，Balassa（1981）在比较优势基础上提出比较利益阶段理论。认为在一个国家的开放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国的比较利益在不断变化。他提出，阶段性的变化应体现在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密集使用程度不断提高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一国在发展初期，总是将出口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但随着经济发展、有形资本的积累增加、教育的普及促进人力资本的改善等原因，该国的比较利益就将转移到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较多的产品上来，而原来产品则由后进国家承接。钱纳里（1996）提出开放经济体系的三阶段理论，在早期开放阶段，基本生产日用品工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要素对开放经济贡献最大；在中期开放阶段，基本生产耐用品工业，主要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要素对开放经济贡献最大；在晚期开放阶段，基本生产高技术产品，主要为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技术要素对开放经济贡献最大。
基于以上理论，开放型经济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劳动力输出阶段，该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征是以廉价劳动力为主，以低成本优势为发展动力，其发展模式为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积极利用外资、扩大出口，充分调动国内闲置要素，提升要素效率，加速资本积累。第二，资本输出阶段，该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征是以资本为主，以购买力优势为发展动力，其发展模式为以购买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积极开展海外投资及扩大进口，获取技术、管理、品牌、营销网络等稀缺要素，并进一步与本地要素结合，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第三，技术输出阶段，该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征是以技术为主，以创新优势为发展动力，其发展模式为以创新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通过技术优势掌握国际分工主导权、整合全球资源以巩固其技术优势，进而获取高额分工收益。
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阶段性判断
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如果一国的要素禀赋（K/L）大于他国，则称该国为资本（相对）丰富或劳动（相对）稀缺的国家；反之，则是劳动（相对）丰富或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2000年以来，我国要素禀赋的资本密集程度显著提高，2008年我国的K/L达到2.38，但仍明显小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及韩国、墨西哥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略低于俄罗斯、巴西，属于劳动密集型；另一方面，与印度、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K/L更大，属于资本密集型。如表1、2所示。在知识技术要素方面，国际上通常用每万就业者科技人员数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要素的丰裕程度。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我国科技要素拥有量增长迅速，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新型工业化国家，属于技术紧缺型。
综上所述，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要素禀赋优化提升，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资本、技术密集度更高，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不再。从发展规律来看，以技术要素为主导、以创新优势为动力的技术输出阶段是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方向；但就我国而言，由低成本优势的商品输出向创新优势的技术输出的升级不能一蹴而就，我国的开放型经济正处于由劳动力输出阶段向资本输出阶段过渡的关键阶段。
我国开放型经济面临的新约束
在要素禀赋逐步升级及开放型经济转型的过渡阶段，我国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瓶颈约束。
一方面，在生产成本提升、资源供给趋紧、生态环境破坏、国际需求下降的背景下，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低成本优势不再明显，发展空间日益有限。首先，低成本优势难以持续。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国民收入、工资标准及劳动保障水平的逐步提高，我国劳动力价格不断提升，与周边国家如泰国、越南、印度、印尼等相比，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其次，现有国际分工模式难以持续。在成本及市场导向下，外资大量进入我国，把生产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使得我国成为资源消耗中心及环境污染地区，土地、淡水、矿产等资源更为紧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更为脆弱。第三，国际市场份额难以持续。近年来，我国出口尤其是纺织服装、IT、机电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逐年提升，但同时遭遇的贸易摩擦也随之增加。在国际需求疲软、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周边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挤压下，我国出口面临的国际市场约束将更为明显。
另一方面，我国资本要素密集程度并不高，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购买力优势尚未形成。首先，资本配置效率问题。我国人民相对富庶、民间储蓄较高，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大量的民间资本并未能真正转化为有效的实业投资。同时，金融信贷对国有企业、大企业的偏好，金融市场功能的有待完善，资金更多地流向资本实力雄厚的企业，而中小企业尤其是具有成长性的企业资本紧缺。其次，购买主体培育问题。由于资本配置的偏向性，国有企业成为当前我国进口及对外投资的主力军，而民营企业力量薄弱，在对外购买中的份额非常有限。以对外并购为例，自2008年起，一批有实力的企业集团积极开展海外运营，但大多数成功对外并购案例的主体为中石化、中石油、中铝等央企，除了吉利并购沃尔沃汽车、汉龙集团收购澳大利亚钼矿有限公司外，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尚处在起步阶段，无力成为购买主体。第三，对外购买导向问题。我国企业对外的消费购买（进口）及投资购买（对外投资）主要是国际分工的体现，而并不是以获取高级要素为目标。以进口为例，近年来我国进口增长迅猛，但加工贸易进口比重偏大（2008年达41.12%）、外资企业比重偏大（2008年达54.69%），表明进口增长主要是国际价值链分工的结果，并不能反映我国购买能力的提升。第四，涉外经济体制偏向问题。即出口、引资往往能享受在税收、补贴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而对于进口、对外投资，尤其是有利于获取稀缺资源、先进要素的进口及对外投资行为，则缺乏足够的政策鼓励和偏向。
就实质而言，以上种种瓶颈约束是伴随着我国要素禀赋的逐步优化升级，在主导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体要素（劳动力-资本）及发展动力（低成本优势-购买力优势）的转换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阵痛，其药方自然是加快推动要素禀赋升级及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与新优势（购买力优势）。
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的思路及政策建议
在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购买力优势应成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购买力优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资本要素充裕基础上，逐步增强对外购买（进口与对外投资）能力、提升对外购买效益，进而实现国际分工水平与国内经济发展的协调推进。它不仅要求拥有强大购买能力的主体（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以企业为主），更重要的是通过投资购买（对外投资）与消费购买（进口），最大程度获取经济发展所需的稀缺资源和高级要素，并与本土要素紧密结合，提高要素配置效益、优化国内要素禀赋，进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开放型经济效益及国际竞争力，并进一步巩固和增强购买力优势，形成发挥购买力优势—优化要素禀赋—提升开放型经济—增强购买力优势的良性发展循环。为此，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积累资本要素，培育购买主体
培育和增强购买力优势，重点在于培育购买主体，尤其是通过出口创汇、兼并重组、市场融资等途径，培植一批具有国际化运营战略、经验和经营水平，拥有较强对外投资和进口能力的企业。为此，应继续鼓励出口，尤其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扩大资本积累。依法消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鼓励企业横向联合、兼并，提升产业集中度。在此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本土企业实施跨国并购和联合重组，构建跨国企业集团。积极完善资本市场、拓宽投资渠道，降低储蓄率，鼓励居民将储蓄转化为实业投资而不是投机。健全完善金融市场功能，优化信贷投向，为优质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努力培育企业资本要素优势，增强购买能力。
（二）扩大海外购买，提升要素禀赋
关键词：煤炭资源型地区 城镇化 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10-183-02
煤炭资源型地区是指煤炭资源相对集中的区域，主要分布在目前经济还不发达的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贵州、宁夏等6省（自治区），其煤炭资源占全国煤炭资源总量的82.8%，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能源基地。县城是城镇化的战略平台，工业化带来城镇化，城镇化促进工业化。煤炭资源型县域工业化与城镇化具有独特表现，不同于国际上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联特征。本文以山西煤炭资源型地区为实证，展开深入研究。
一、煤炭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煤炭工业
煤炭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煤炭工业，以山西为例。山西有119个县（市、区），其中，产煤县91个、占县域总数的76.5%。煤炭及相关四大产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80%以上。山西长期煤炭能源基地建设和重化工优先发展战略，主要就是高度依赖煤炭及相关产业。
2012年11月，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公布全国重点产煤省、市、县的排列顺序。山西省在全国十大重点产煤省份中位居第二，朔州、吕梁、大同、长治、晋城等五市入选全国重点产煤市十强，其中，朔州市位居第三位，其余四市分别位于第五、六、七、八位。平鲁区、大同南郊区、柳林县、阳泉矿区、高平市、长治县等31个县（市、区）入选全国重点产煤县百强。
二、县域工业化与城镇化演进特征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与城镇化分别反映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化。一般来说，工业化意味着产业结构的转变过程，即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城镇化意味着该地区的人口、产业、资本、市场的集中过程。工业化带来城镇化，城镇化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必须有产业支撑，缺乏工业化的城镇化，容易产生“拉美城市化现象”{1}。
1.国际上工业化与城镇化演进特征。城镇化的普遍规律，在工业化加速阶段，即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迈进时，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城镇化的速度很快、甚至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国际上公认的发展较好较快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城镇化发展快于工业化。例如，日本在1947年到1975年的工业化加速阶段，工业化水平从28%提高到36%，同期城镇化水平从28%提高到75%。韩国在1960年到1981年的工业化加速阶段，工业化水平从20%提高到36%，城镇化水平从28%提高到56%。
（1）工业化发展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研究提出：在工业化初期，一产比重较高，二产比重较低。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一产比重持续下降，二产和三产比重都相应提高，且二产比重上升幅度大于三产，一产在产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被二产所取代。当一产比重降到20%以下，二产比重上升到高于三产时，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当一产比重再降到10%左右时，二产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此后二产比重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因此，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经历一个由上升到下降的“∩”型变化。
（2）城镇化演进规律。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而产生的一种现象，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紧密相关。钱纳里等经济学家研究出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即：当城镇化率低于30%时，被认为是非城市化，此时经济大体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当城镇化率高于50%时，被认为基本实现城市化，此时经济大体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表现为工业化拉动的非农产业比重上升，这一阶段是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城市化水平的年均增长率是初期的1.5～2.5倍，城市化率将以较快速度向70%攀升；当城镇化率高于70%时，被称作高度城市化，此时经济大体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缓步下降，与此相应，城市化的速度亦有所下降，并主要依赖于第三产业的发展。钱纳里将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不发达经济到成熟工业经济的整个变化过程分为3个阶段、5个时期。
2.煤炭资源型县域工业化与城镇化水平演进特征。从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来看，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正向相关。但是煤炭资源型县域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与国际惯例不一样的特征，城镇化水平的高低，与工业化并不正向挂钩。工业化在山西省存在偏差，高工业化率与低城镇化并存，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
（1）高工业化率与低城镇化率并存。山西省已进入城镇化发展的加快期、关键期。2012年，山西城镇化水平达到51.26%，跨入国际公认的城市社会。但从全省119个县域来看，23个市辖区中大同新荣区、南郊区和朔州平鲁区低于50%，96个县（市）中只有7.3%的县（市）城镇化率超过50%。
山西县（市）的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且高工业化率、低城镇化率县域居多，工业化、城镇化区域差异显著，2011年，全省96个县（市）中，有89个县（市）城镇化率低于50%，占比高达92.7%；有50个县（市）工业化率高于50%，占比52.1%。山西县（市）高工业化率和低城镇化率并存。
（2）工业化本身存在偏差。用不同的衡量指标判定其工业化发展阶段，结果是不相同的。按照工业化率划分，96个县（市）中，前工业化阶段8个、占8.3%，工业化初期阶段21个、占21.9%，工业化中期17个、占17.7%，工业化后期19个、占19.8%，后工业化阶段31个、占32.3%；按照城镇化率划分，96个县（市）中，前工业化阶段20个、占20.8%，工业化初期阶段69个、占71.9%，工业化中期6个、占6.25%，后工业化阶段1个、占1.05%。由此可见，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山西县（市）所处的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并且差异极大。按照工业化率划分，山西县（市）七成左右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按照城镇化率划分，山西九成左右处于前工业化阶段或者工业化初期阶段。
（3）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同步。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并未带来城镇化的同步发展。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工业化率前三甲是柳林县、襄垣县和古县，但这三个县的城镇化率并不高，在全省96个县（市）中分别排在58、32、55位，属于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县域，比全省水平分别低16.23、10.25、16.52个百分点。根据国际上衡量工业化程度与城镇化的关系，当工业化率达到60%以上，城镇化率应该达到70%以上，而实际上这三个县域的城镇化率都低于40%，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
三、成因分析
煤炭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煤炭，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且受煤炭价格影响较大。煤炭县域的工业化、城镇化与煤炭生命周期的阶段性相关。
1.煤炭县域生命周期和城镇化发展阶段。煤炭地区按照其形成与发展轨迹，大致可分为开发建设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等。与煤炭的生命周期对应，煤炭县域的城镇化历程也随着煤炭产业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城镇化起步期，这个阶段煤炭企业初建，城镇化水平很低；二是城镇化加速期，这个阶段煤炭企业大规模扩张，大量招工使得人口向城镇迅速集聚，城镇人口加速增长；三是城镇化成熟期，这个阶段企业稳定生产，经济繁荣发展，城镇人口平稳增长；四是城镇化衰退期，这个阶段煤炭城市经济增长缓慢或衰退，城镇人口也随之缓慢增长或停滞，这是煤炭资源型城市不同于一般城市进程的特征。
2.早期煤炭工业对城镇化推动作用较大。古交市、介休市、怀仁县、霍州市等城镇化率较高的县（市），煤炭大规模开采时间较长，已步入煤炭城市发展的后期。所以，虽然有较高比例的城镇人口，但工业化程度并不高。由此可以看出，这类县域较高的城镇化率只是工业化的副产品，并不是发展进程中主体能动努力的目标和结果。
3.现代煤炭工业难以起到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襄垣县、柳林县、沁水县等是近年来高速发展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经济实力提升很快。但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煤炭产业带动城镇化特征不同，基于安全和大规模生产的要求，资本密集型现代煤炭产业的资金投资大、技术装备先进，对劳动力要求高、容纳劳动力少，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有限，以及2011年以前较高的煤炭价格水平，直接导致超高的工业化率与低城镇化率的偏差存在。以平鲁区和柳林县为例，平鲁区工业化率为78.7%，在全省23个区中仅次于阳泉矿区，位居第二；但城镇化率仅为47.39%，位居倒数第二。柳林县工业化率为84.45%，全省96个县（市）中位居第一；但城镇化率仅为33.28%。
四、对策
大部分煤炭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主导产业主要是围绕煤炭资源建立的采掘业和煤炭产品初级加工业。为此，要选择恰当发展路径，增强工业内生发展动力，推动城镇化真正成为扩大内需、调整结构的重要动力源。
1.立足煤炭，延伸产业链，循环突破。柳林、襄垣等煤炭资源型县域经济，工业化水平较高，但产业低端，产业链短、辐射力比较小，产品附加值低，城镇化率低。对于这类县域要以提高县域经济竞争力和城市发展质量为重，以煤为基，精细化延展，横向耦合纵向延伸，打造煤电化材、煤焦（油）化、焦气化、煤化工等循环发展模式。煤炭产业链的精细化和循环化，将有效增补劳动就业岗位，促进就业结构由单一的工矿开采和初加工就业领域向高端领域拓展，吸纳高素质就业人员，改善煤炭资源型县域城镇化质量，提高县域经济综合发展能力。
2.跳出煤炭，培育替代产业，多元发展。古交等煤炭开采较早的城市，虽然有较高的城镇化率，但城镇化质量不高、动力不足，同时面临煤炭发展的瓶颈或煤炭资源枯竭的危机，企业抗风险能力极其脆弱。因此，要依托煤炭求生存、跳出煤炭求发展。转变经营战略，遵循“同心多元化战略”、“一体化战略”（包括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战略，纵向一体化战略又包括前向一体化、后向一体化战略）、“复合多元化战略”等，探索适合当地资源、产业结构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多元支柱发展框架。
3.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煤炭资源型县域大多存在形态、设施和功能上先天不足的问题。城市功能单一，城市的主要功能是为煤炭产品的初级加工服务等。因此，要下大力气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转变重矿业开发、轻城镇发展的观念，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高度融合，加快城市改造步伐。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推进基础公共服务性设施建设，使城镇真正成为扩大内需、调整结构的重要动力源。
注释：
{1}“拉美城市化现象”指的是，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虽然城市化水平接近或远高于发达国家，但由于缺乏工业化，国家经济水平比高收入国家要低得多。如哥伦比亚，城镇化率72%，但人均GNP仅为167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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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行为；“锯齿状”；消费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4-0025-05
一、农村居民的不确定性
发展中国家农村居民生计问题的公认特征是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地缘辽阔，农村人口众多，面对改革开放30年多年来的经济转型和农村改革，我国农村居民所遇到的不确定性更加广泛与严重，不确定性感受更加深刻。
（一）人均纯收入偏低且增速缓慢
从农村居民收入的角度看，人均纯收入低下且增长缓慢，导致居民心理上对不确定性因素风险的厌恶程度更高。事实上，由于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收入在我国农村居民的总收入中占据着主导地位（2011年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在其总纯收入中的比重为47.86%），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增速缓慢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因为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小，恩格尔定律会使得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加之我国农村居民普遍科学知识、市场意识不足，劳动生产效率不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低以及容易受到风险因素影响等，相比于城市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经济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收入分配格局中，农业、农村和农民只能处于弱势地位。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面对“三农三弱”的境况，必然使得他们的不确定感受更强，他们不得不考虑未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威胁。
表1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值的频数主要集中分布在[2.0，3.5]，平均值为2.61，最大值为3.33，最小值1.82。实际中城镇居民还有很多的福利性收入，例如城镇居民一般还会有住房公积金、公费医疗、失业保险及各类补贴、津贴等，而这些收入农村居民是不可能享受的，如果将这些收入考虑在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1]。
（二）收入结构不稳定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划分，农村居民的纯收入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个部分构成，其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纯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主要来源，二者的比重几乎一直保持在90%以上。然而对于这两种主要收入来源，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农村居民的自身素质、农业生产的自身特性等因素影响，其受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的程度较大。具体来说：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所占份额较小，被认为是农村居民的暂时性收入（孙凤，2002）。近些年来，随着户籍管理与人口流动限制的放松、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以及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长迅速。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从1985年的18.15%稳步增长到2011年的41.07%，上升了22.92个百分点，其不仅成为了农村居民的基本收入来源，也是其纯收入增长的最大贡献源。但是农村居民的该项收入来源很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典型的就是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即当经济发展形势好时，企业纷纷投资和扩张，就业机会多，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有保障；而当经济发展低靡时，则正好相反，很多农民工可能无事可做，收入水平立马降低。除此之外，很多农村居民还具有“两栖型”的特征，农忙时节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得他们必须回乡参与部分农业劳动，而农闲时进城又面临重新寻找工作的不确定性问题。再加上科学、技术和文化素质较低，他们往往是依靠出卖劳动力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活，因而相互之间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收入低和城市生活的高成本，使得很多农民工一旦年迈，又选择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工资性收入就此消失。因此，种种因素使得农村居民对工资性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较强。
家庭经营收入一直是农村居民的最基本、最稳定的收入来源，但是该项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呈现了下降趋势，比重从1985年的74.44%下降到2010年的47.86%，下降了26.58个百分点，下降幅度非常明显。构成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的主要是农业收入（2010年的比重为60.84%）。然而农业收入所占比重大，这不仅不利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而且由于农业生产的自身特性，也容易受到多方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与其他产业不同，农业的生产过程中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这使得农业生产同时受到“市场”和“自然”双重风险的影响（如图1所示）。其中自然风险也称农产品产量风险，是指农业生产依赖于水、土、光、热、气等自然条件，而这些自然条件一般难以人为控制，并且变化不定，一旦发生自然条件的异常变化（例如农业经常会受到洪、涝、旱、病、虫、鼠、草、风、暴雨、雹、冷冻等），便形成农业灾害，造成农产品产量和品质的不确定性；农业市场风险也称农产品价格风险，是指农产品在销售过程中的供求关系、品种和质量、价格等市场因素可能发生变化而给农业生产者造成损失的危险，其中尤以价格的不确定性成为农产品市场的典型特征，特别是农业生产中存在着“蛛网”效应，农村居民往往依据往年的价格来决定下一年的产量（经常表现出大量的竞争性生产、同质的产品等），最终供求矛盾的作用使得价格发生预期之外的变化。农业双重风险的共同作用致使了农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灾年的减产与丰年的“谷贱伤农”、“菜贱伤农”等现象时有发生[2]。
（三）存在流动性约束的影响
在西方流行的消费理论中，“标准化”的消费者不存在收入不足问题，因而也不会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影响。然而我国农村地区的实际状况是农村居民收入不仅不足，而且基本没有什么正规的金融市场，在借贷上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国有商业银行不自觉遵循着“偏农离农”的路径，其分支机构最多设置到县级，农村地区根本就没有；农村信用合作社基本上执行的只是简单的“吸储”作用，而且亏损严重（田岗，2004），邮政储蓄更是只存不贷；而对于农村的非正规金融，不是被政府正规化，就是被打压、禁止发展。截至2007年末，全国共有农户约2.3亿户，其中约有1.2亿的农户具有贷款需求，而有机会获得贷款的农户数为7 800万多户，只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3.2%，金融市场的匮乏使农村居民在进行消费时很难获得他们想要的信贷支持，流动性约束在农村地区广泛存在[3]。不仅如此，在农村地区借贷还是一个很令人丢颜面的事情，甚至会被认为是整个家族的失败。因而，为了预防将来不确定性支出，保证消费的平稳性，农村居民往往维持较高的储蓄水平，以降低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心理。
（四）社会保障资源不足
社会保障资源的不足，会使得农村居民对一些重要支出项目缺乏支付能力，进而产生支出的不确定性感受。历史上相当一段时期，我国农村地区的公共物品投资和社会保障几乎是政府的盲区，农村地区的修路、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各项支出完全由农村居民自己买单，而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风险也完全是由他们自己承担。因而在农村，“量入为出”和“勤俭节约”的观念比城市更加强烈，其目的就是为了预防将来的不时之需，保证生活的平稳安定。近些年来政府对农村地区的保障性投入有所增强：2003年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截至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覆盖所有农业人口的县（市、区），农村居民参合人数8.35亿，参合率达到95%；2007年国家免除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开始实行了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2009年起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这些惠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农村居民的不确定性感受，但是农村合作医疗较低的报销率和严格的报销范围、高等教育较高的入学机会和高昂的学费以及新农保的刚刚起步和较低覆盖率等因素，加之住房支出越来越大、婚丧嫁娶的成本越来越高，农村居民对未来的支出不确定性预期并未根除。
二、不确定性的影响后果――锯齿状消费路径
Frank・Ellis（1988）在其著作《Peasant Economics》中曾经写到，不确定性导致农村居民个体在微观生产和生活中做出次优的经济决策，达不到利润或效益的最大化。“锯齿状”消费路径正是农村居民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做出的次优选择。
（一）形成基础
1. 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短视性”特征。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小富即安、小成则满的小农意识已经深深地沉积在他们的潜意识之中，形成了只看到或热衷于眼前和个体利益、看不到或不愿顾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落后而保守的“短视性”消费倾向。“短视”行为的产生源于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由于农村居民个体的有限理性，不确定性因素降低了农村居民的理性范围，他们很难对未来形成清晰的轮廓：既缺乏未来稳定的收入预期，同时由于社会保障的不足，各项支出均由自己支付，而类似生老病死、子女高等教育、物价上涨等不确定性事件使得他们的不确定性预期进一步增强。最终，他们只能根据近期的收支状况做出较为短期的消费规划，往往是倾尽全力只去实现近期的一个消费目标。朱信凯、杨顺江[4]（2001）曾对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容城乡、新沟镇等四个乡镇的600个农村家庭进行过实地调查，发现农村居民的储蓄目标与其年龄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关系，证实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存在明显的短视性；胡坚、钱宥妮[5]（2005）借用金蛋模型，通过实证检验也得出类似结果。实际的生活中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处于适婚年龄的青年人会考虑他退休以后如何消费和消费多少，他的消费目标肯定是先将现有的资源用于如何来完成结婚这一事宜。
2. 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阶段性”特征。“阶段性”特征是农村居民的个体生命周期特征和低收入、流动性约束、低社会保障水平等不确定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指在农村居民的一生中，每隔一段时期就会出现一次支付高峰，因而一生的消费行为由几个重要阶段组成[6～8]。尤其是当农村居民的低收入和流动性约束共同存在时，“短视性”特征和“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强化。以一个步入适婚年龄即将组建家庭的青年为例，其消费行为可以被划分为五个阶段，典型的划分如住房结婚生子子女教育养老，并且每个阶段的消费支出都具有很强的刚性，但是由于社会保障水平不足和受到流动性约束的限制，农村居民只能依靠自身较低的收入首先进行储蓄，当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然后才实现各个阶段的主要消费目标。
3. 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谨慎性”特征。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谨慎性”除了与“量入为出”“崇尚节俭”的消费习惯或文化传统相关，很大程度上与其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因素相关。按照预防性储蓄理论的观点，农村居民在决定其消费路径时，不仅仅只是考虑其收入水平，包括当期收入、持久性收入及相对收入等，同时还要考虑其收入的变化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各种潜在风险，因为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可能直接威胁到他们未来生活的效用水平。特别是对于绝大多数风险厌恶的消费者而言，消费下降所带来的效用损失要大于等量的消费增加带来的效用增长，因而厌恶风险的农村居民为了防止由于未来不确定性因素致使效用水平下降，他们往往会增加储蓄，消费决策则变得更加谨慎[9～11]。
（二）综合效应
“短视性”特征反映了农村居民个体的消费决策只是一个短期规划，实现的是某段时期内（或近期内）的效用最大化。在图1中，处于不同阶段的农村居民个体往往以本阶段的主要支出项目为既定目标，在保证日常基本消费需求支出的基础上，他们首先是去努力增加收入，积累财富，各阶段的储蓄曲线向上倾斜，当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足可以实现本阶段目标时，主要的消费目标随即实现，转折点出现，储蓄下降，储蓄曲线向下倾斜。“阶段性”特征将规划时期延长为一生，考虑到了农村居民的个体生命周期因素，即一生中每隔一段时期或阶段就会产生新的“短期目标”，尤其是在面对住房、结婚、生子、子女教育和养老这些重大支出项目，“短视性”特征的强化和延续促使了一生消费行为“阶段性”特征的产生。并且由于实现每个阶段消费目标所需要的财富积累是不同的，例如住房和结婚需要的费用是不同的，这使得“阶段性”特征是非均衡性的，表现在图1中就是各个阶段的“锯齿”大小不同。同时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还受到其消费习惯、文化传统以及各种风险因素的影响，“谨慎性”特征伴随其一生，图1中的储蓄曲线整体向上移动。
可见，正是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的“短视性”“阶段性”和“谨慎性”特征的共同作用，促使了其个体一生的消费路径呈现出锯齿大小不均等、非均衡性的“锯齿状”（见图1）。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分析是基于农村居民的个体特征视角，如果将全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路径进行累加，则相应的“锯齿状”消费路径会从图1的“山尖形”变成图2的“阶梯形”。
（三）实证检验
为了论证农村居民非均衡性“锯齿状”消费路径的存在，在兰州商学院2011级农林经济管理班部分农村生源学生的帮助下，笔者和他们对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新合镇、新筑镇和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和平镇共三个乡镇的300户农村家庭进行了有关储蓄目标的问卷调查。经过整理收集有效问卷292份。调查中选择的调查对象均为男性农村居民①，询问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即“您最重要的储蓄目标是什么？”、“您远期的储蓄目标是什么？”和“您最不重要的储蓄目标是什么？”。每个问题的答案由被调查者在已有的预设好的18个选项中挑选，同时每个问题可以有三个选项。表3显示了各个不同年龄组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储蓄目标的汇总情况。
通过表3的汇总情况可以看出，调查结果虽然与之前将消费路径划分为五个阶段（即住房结婚生子子女教育养老）的模式没有完全相吻合，但是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并且也显示出农村居民的储蓄目标与其年龄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可以证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短视性”“阶段性”等特征。具体来说，从农村居民最重要的储蓄目标来看：25岁以下和25～35岁年龄组的青年农村居民，正当壮年，除了应对生产需要而购置生产设备或进行投资之外，建房、结婚和生儿育女是他们进行储蓄的最重要目标；而35～45岁和45～55岁年龄组的中青年农村居民，他们则将支出重点放到子女身上，储蓄目标就是为了应对子女的教育支出以及将来的结婚和住房需求；55～65岁和65岁以上年龄组的农村居民，开始步入老年，自身养老的问题和为子女遗赠财产则成为他们的主要储蓄目标。从农村居民的长远储蓄目标来看：25岁以下和25～35岁年龄组的青年农村居民将改善生活水平作为长期己任，同时对于子女将来的教育支出未雨绸缪；而处于35～45岁年龄组的中青年农村居民，所有精力基本全部放在了孩子身上，长期储蓄目标就是为子女建房、结婚的筹备和教育支出做好全力准备；45～55岁年龄组的农村居民开始将赡养老人和自身的养老问题提上日程；而对于55～65岁和65岁以上年龄组的农村居民，养老问题、为子女遗赠财产和预防疾病则成为他们长远储蓄目标的主旋律。从农村居民最不重要的储蓄目标来看，“阶段性”特征更加明显，除了社会捐赠这一选项，其他储蓄目标基本都是现有年龄阶段不存在的支出项目，例如65岁以上农村居民，结婚和筹办满月宴的支出基本就没有②；其他年龄组的情况这里不再赘述。
调查结果基本证实了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并不是按照生命周期假说理论、持久收入假说理论等西方跨期消费理论中所假定的――按照消费者一生的收入水平来规划自身的消费行为，而是具有了一定的“短视性”“阶段性”和“谨慎性”特征。同样考虑到实现每段时期的储蓄目标所需要的财富积累程度不同，“锯齿状”消费路径就此形成。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锯齿状”消费路径可以更好地解释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农村消费需求疲软的形成机制，从而制定行之有效的启动农村市场的政策提供了新视角。笔者建议：
1. 培育多元化的收入来源，保证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化解风险的方法之一就是多样化，而培育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就是要让农村居民的增收不能单靠农业生产，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实现了收入的稳定增长，才能真正降低农村居民的不确定性感受，进而有效地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
2.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平滑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锯齿状”消费路径的形成，除了与低收入、流动性约束等不确定性因素相关外，还与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备、保障资源匮乏关系密切。因为正是由于医疗保险、教育投入、养老保险、公共基础实施等的缺失和不足，不仅增强了农村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同时很大程度上还导致了农村居民必须依靠自身的储蓄积累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完善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成为了降低农村居民不确定性，平滑其一生消费支出的关键点。[12]
3. 启动农村消费信贷，消除流动性约束限制。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不仅改变了农村居民平滑消费路径的轨迹，同时也增强了农村居民的不确定性感受。各级政府要通过政策扶持来支持农村消费信贷的发展。当然支持并不是盲目的，而是要根据当前农村地区和农村居民家庭实际情况，设置合理的抵押担保方式、贷款程序和贷款条件等，防止过高的贷款门槛，以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注释：
①主要是考虑到在我国农村地区，建房、结婚等一些重大项目支出基本都是由男方来筹备。
②不排除一些老年人晚年再婚和为孙子、孙女筹办满月宴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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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发展阶段；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F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10-0255-1
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法从1995年即“九五”计划时就正式提出，到现在已有15年时间。“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三个“新”：新的高度，“规划建议”提出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提高到了整个“十二五”期间发展主线的高度；新的广度，“规划建议”把转变发展方式主线统揽包括结构调整、资源环境、民生的改善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新的深度，“规划建议”提出发展方式转变不但有明确的方向，而且有明确的路径、明确的措施，更深入，更系统，更完善。这三个“新”，着力点就是坚持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2 吉林省经济发展的策略
准确认识吉林省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发展阶段性特征，在发展中积累，在调整中发展，乃是当前吉林省的首选战略。要着眼于长远发展，全面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全面增强经济社会的整体素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攻方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调整内需外需结构，不断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把深化改革开放作为根本动力，更加注重构建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发展社会事业。实际工作中，应正确处理四个关系，防止四种倾向。
一是正确处理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防止思想松懈倾向。没有量的积累，就不可能有质的变化。没有发展的积累，就没有调整发展方式的动能。当前吉林省不能放松加快发展的步伐，要把发展作为主题，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心无旁骛地、专心致志地、殚精竭虑地去筹发展之策、谋发展之计、践发展之行、干发展之事，按照近年来吉林省发展的好势头，再持续快速发展三五年。
二是正确处理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防止等靠要的倾向。发展是创造财富的源泉，积累财富才能为改善民生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才能富民，才能实现社会和谐。民生是第一目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实现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良性互动，坚持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在确保发展质量、优化发展结构、加快发展速度的基础上，努力积累更多的社会财富，为改善民生提供更多的发展成果，使推动发展成为永恒的主题，使改善民生成为工作常态，使发展的过程成为民生状况持续改善的过程。要大力发展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事业，着力解决好城乡困难群体的生活保障问题，通过办好民生实事进一步扩大内需，让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得到实惠、不断提高幸福指数。
改善民生不简单等同于涨工资、增福利，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要防止等靠要的思想，既要眼睛向上，用好用足国家政策，又要眼睛向下，靠发展、靠调整支出结构，更要眼睛向内，牢记宗旨，心系群众，同时，量财施政、量力而行、倾力而为，切不能一轰而上盲目攀比，等政策、靠财政、要资金。要统筹政策措施，实现各方面利益兼顾；要统筹资源要素，集中力量办大事；要统筹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坚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促进消费升级，把居民的消费潜力释放出来，全民创业、重商富民，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持久的拉动力量，进而实现加快发展与改善民生的良性互动。
三是正确处理传承和创新的关系，防止转弯过急的倾向。为实现既保持短期经济较快增长、又使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双重目标，必须审时度势、科学判断，充分利用经济调整期带来的转型契机，把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作为动力，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巩固和发展当前经济回升的好形势，着力夯实支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的稳固基础，着力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强化整体竞争优势，形成以内需拉动为主导、以自主创新为动力、以结构优化升级为主线、以集约内涵发展为特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的发展新引擎，促进吉林省经济进入新一轮良性循环。
四是转变发展方式与政府管理创新的关系，防止有政策不落实的倾向。政府管理创新是应对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所进行的调试性改革，它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也给政府管理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落实好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是各地、各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要进一步增强主动性，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加强规划引导，突出战略重点，明确主要任务，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入手，转变政府职能，通过政府管理理念、管理体制、管理职能创新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关键词 产业集群 集群演进阶段 集群规模 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21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产业集群是由大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及中介机构在某一地理区域集聚而成的一种空间组织 。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资源、技术、劳动力及专业化分工等方面逐渐集中于有特色的、创新能力较强的区域，产业集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我国产业集群近些年来发展迅速，但目前大多数产业集群（尤其是传统产业集群）正面临困境，处于转型或升级阶段。如我国部分地区的传统产业集群发展出现阶段性问题。把握产业集群演进阶段的特征将有助于解决类似的问题。为此本文基于生态学的角度，对集群演进阶段与集群规模的关系加以研究，进而阐明集群演进的阶段特征和发展规律，企望对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二、生态学视角下的产业集群演进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产业集群发展演变的理论研究已经相对深入和广泛，其中基于生态学对产业集群演进加以研究是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 。有学者从生态学的角度，认为产业集群是一个不断演变的系统，它类似自然界中生物种群发展的轨迹。
根据自然界生物群落的原理，产业集群与自然界的生物群落有着相似的特征 （陆玲2001），群居现象会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 （Head1999），因此集群的创新行为可视为是社会化的生态过程（Lundvall1992）。从自然界生物种群的进化现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集群的演进发展具有阶段性和稳定性，集群内部的竞争是集群演进的关键 （周浩2003），而产业集群必须要在建立有序的耗散结构的基础上并且具有适当规模才能实现生态化的演进发展 （赵瑞霞2005；李勇等2007）。
程胜（2007）基于生态学角度，以经济效益为出发点，依据集群的内在联系，结合我国集群的发展背景，运用生态学中的Logistic模型的生态方程对集群的稳定性演化及其特征进行研究，认为集群的发展依赖内部企业间的竞争、合作，而企业间的共生性则是企业集聚的内在要求 。
如上所述，若将集群系统视为一个生命体，其演进阶段就与自然界的生物种群有着相似的轨迹。程胜的研究给予本文一定的启发，即在其基础之上，还可以运用生态学中的Logistic模型生态增长方程对产业集群的演进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因此，本文运用Logistic模型，从集群规模的方面对产业集群演进阶段加以研究，主要验证集群演进阶段与集群规模之间的关系，以期对集群演进阶段的特征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三、产业集群不同演进阶段的集群规模特征
以下将基于生态学领域的Logistic模型和增长方程，从集群规模变化的角度对产业集群演进阶段进行研究。
（一）生态学中的Logistic模型。
在生态学领域，人口统计学家Peanl Ray Monel提出了Logistic模型生态增长方程，用以描述生物种群规模的动态变化，其基础方程如下：
如上所述，集群的演进阶段与自然界的生物种群有着相似的轨迹，因此以下运用Logistic模型对集群演进阶段和集群规模加以分析。
（二）集群演进阶段中集群规模的变化。
根据秦夏明教授的观点，以下在分析中将产业集群的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基本要素集聚阶段、价值链集聚阶段、社会网络集聚阶段、创新集聚阶段 。
1、基本要素集聚阶段与集群规模。在发展的初级阶段，集群主要由少量规模的企业构成，企业间的关联程度较低，几乎没有相互间的信任机制，技术与产品的创新能力也较差，此时集群内竞争环境相对比较稳定，集群处于基本要素集聚阶段。其中，F代表企业数量增长函数， 代表企业数量平均增长率，G代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集群所能容纳的企业数量。另设子集群1，2的企业数量为，F1，F2竞争系数分别为 1， 2。子集群1的 1越大，子集群2对子集群1的威胁也越大。同样，子集群2的越大，子集群1对子集群2的 2威胁越大。则子集群1，2的规模方程分别为：
2、价值链集聚阶段和社会网络集聚阶段与集群规模。经过初级阶段的发展，进入价值链集聚阶段和社会网络集聚阶段的产业集群在要素结构等方面都会变得更复杂，专业化分工更加完善，企业间的沟通与合作联系日益频繁。这两个阶段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具有组织型产业集群的特征，即各企业间的竞争有所缓和，相互间专业化分工协作和信任机制日益完善。可以推断，集群内企业的规模在此两个阶段也有相应的变化。以下以集群中子集群1，2来进行分析，其规模方程为：
3、创新集聚阶段（创新型产业集群阶段）与集群规模。在创新集聚阶段，集群内各企业联系紧密稳定，内部结构发展较为完善。在此期间产业集群主要是以大企业为核心，中小企业协同的模式得以发展。假设将集群内企业分为核心企业1和中小企业2两部分，其中核心企业1具有主导地位的优势，中小企业则属于从属地位并受核心企业的限制。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基金项目编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0BGL025
（作者：李开， 安徽大学商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市场营销研究； 郭文雅， 安徽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10级研究生； 黄翠莹， 安徽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10级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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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宏观经济指数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4.077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4-0-02
1 经济增长速度与增长率概述
维持经济稳定快速发展是实行所有经济手段和政策的基本目标。经济周期就是指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个区间范围内进行的变动，超过区间上限则会发生通货膨胀，低于这个区间的下限则会发生通货紧缩；经济合理发展的速度和速度的维持时间是经济增长重要指数，而经济增长又是宏观经济指数和参数。经济实现增长进步的基础，包括经济增长进步的环境准可性、现实条件性和历史阶段性。环境准可性是指当前环境所能容许的发展可能性；现实条件性是指现实中所能容许经济发展的条件；历史阶段性是指以四小龙工业化时期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工业化初始加速增长阶段所具备的自身特性。随着世界经济的突飞猛进，我国经济也逐渐步入飞速增长阶段，我国持续上升的投资率和储蓄率成为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的重要支撑，促使我国在近10多年来持续增长，且增长速度保持在9.6%左右，经济的增长进步加速了工业化发展的进程，而环境因素限制了我国经济的增长的速率。有限的资源和价格的控制等各方面的因素将我国今后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限制在一定范围，若超过该范围，我国的经济很难保持持续稳步的增长。综上所述，目前对我国经济增长率的合适区间的探讨正逐步成为热点。
2 中国经济增速适度区间相关文献综述
本文研究的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与增长适度区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笔者查阅了较多的国内外文献，发现有的学者从适度经济增长率的定量入手进行分析，有的学者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因素方面入手分析，有的学者从经济增长率的测算入手，来估计增长率或预测某一阶段的适度增长区间。
关于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研究，有的学者对经济增长率的适度区间进行了测算，找到了一个稳定发展经济的适度区g；有的学者对经济波动周期进行了论证，分析经济波动的周期以及维持增长率的一个稳定区间；有的学者分析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以及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适度区间。下面就以具体的文献对各个学者的研究结论进行概述。
张连城在经济增长适度区间时间界定的研究中，认为从我国经济运行周期的特点来看，一方面从低潮期到期的时间都相对短，通常只会有两到三年时间；另一方面，从期到低潮期的时间则相对较长，通常经历五到六年的时间长度。政府要将经济发展的速度把握在合适的增长范围内，应时刻依据我国经济发展周期不同时间段的特征，相应的实施更有弹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吴庆军 等对我国实体经济增长率的健康运行区间进行了测算，选择34年的经济增长率数据进行分析，根据计算结果得出在2020年前，在一般通货膨胀、就业率较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资源约束的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健康的最合适增长速度为8.91%，经济健康增长区间的上下线为7.83%～9.99%。高铁梅对我国多年的经济适度增长周期与区间进行了研究，运用生产函数等经济方法对经济周期进行了论证，认为我国27年的增长型经济周期波动都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状态。并运用多种计量经济模型，估算出了我国经济的平均适度增长区间为7.5%～8.5%。
王彩玲在我国区域经济差别较大的条件基础上，针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速度的合理范围进行确定，她以区域经济统计理论为基础背景，采用相关的数理统计模型确定了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适度区间。她得出的结论是，将我国人均GDP的变异系数的合理范围定为[0.7，0.8]，将我国人均收入的变异系数的合理范围定为[0.2，0.6]，才能在稳定经济发展适度区间的基础上，也将区域差异维持在一定区间内。
由此可见，当我国实际经济发展速度大于合理范围最大值时，政府可以采取力度不尽相同紧的经济政策；当国实际经济发展速度小于合理范围最小值时，政府可以采取力度有所区别的松的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要想将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速一直把握在适度范围内，在发展过程中有效地减少经济大起大落的情况，政府就应该依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适时、主动地采取更具弹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而把经济增长始终控制在适度区间之内。
3 结 语
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发展速度会依据很多因素的改变而产生一定变化，所以，将适度经济增长率看作是一个区间范围，而非一个数值点，是比较合理可行的，而且具有较高的实际操作性。但是，在确定经济增长率的适度区间范围时，尤其是确定区间上限时，不能以生产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的潜在经济产出增长率为适度经济增长率区间的上限，因为其范围太过于宽泛。所以，经济增长率适度的区间上限要比潜在经济产出增长率小。两者之间具体相差多少，是由当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经济政策、经济技术知识和经济供给能力来决定的。
通过综合考虑经济增长率的意义，本文认为适度经济增长率和生产资源的利用程度之间存在较大的相关性，经济增长率应当是在经济资源得到合理利用的条件下的经济产出增长速度。然而现实经济中受到经济政策、技术含量和供给量等各个方面的影响，经济产出的增长率呈现的是一种围绕适度增长率上下波动的状态，波动周期和波动幅度越小，说明社会总的供给量和需求量是趋于平衡的，如果波动周期与幅度较大，那么就会产生较大的经济增长问题。换句话说，经济适度增长率也是一个以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某一个适中的经济增长率为中心，在一定范围围绕这个适中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的区间。该区间对于潜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的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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