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5 17:17:5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金融危机的教训，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金融危机;公允价值;会计计量
公允价值计量问题一直是会计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在这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它已突破了专业领域的讨论,成为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论的热点。公允价值是导致危机的引线还是衡量风险的利剑?是会在争议中消失还是将在危机中重生?金融危机下的公允价值,如何思辨?
一、公允价值之争的背景
由美国次贷风波引发的金融危机已波及全球,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会计备受争议。为什么之前作为防范金融风险利剑的公允价值会计,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被指责为导火线?
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在美国金融界的应用具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公允价值”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储蓄和房屋贷款危机而引入的。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发生严重的储蓄和贷款危机,由于利用会计手段掩盖问题贷款而最终导致400多家金融机构破产。许多人对历史成本会计的有用性产生了怀疑,因为许多破产之后的金融机构在历史成本会计下,他们对外披露的超出资本管制要求的资产净值仍然为正。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引入并大量运用公允价值进行金融资产的计量,美国金融界希望通过公允价值计量,能更公允地反映金融资产的价值。虽然公允价值的应用获得了实质性的突破,然而围绕公允价值的争论却没有停止过。各个指南之间的差异产生了应用上的不一致,增加了公允价值计量应用的难度。在这种背景下,SFASl57应运而生,并为多方所接受,为规范公允价值的计量及披露提供了统一框架。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关公允价值的争论又被推到了风浪之上。
在金融危机期间,金融实务界以及一些政界要员站在了攻击者一方,对公允价值大加指责,并给美国国会施加政治压力,要求停止运用公允价值。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则站在了守擂方,面对各种指责和压力,极力维护公允价值会计的地位。金融危机下美国各方对公允价值的反映如表1所示:
SEC的调查报告使这场争论暂告一个段落,但这绝不是关于公允价值讨论的句点。危机中孕育变革,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人们重新思考关于公允价值的科学性、缺陷及其改进等问题。
二、公允价值:“决策有用”观的选择
核算是会计的核心内容,而计量属性是核算的基础。长期以来,历史成本计量一直作为最主要的计量模式而在会计核算中占据重要位置。然而,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经营环境的变化,利率、汇率、大宗商品及金融资产价格大幅波动,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越来越不确定,这一传统计量模式已不能完全满足不断变化的环境。历史成本会计所提供的信息已不能如实反映报告日与资产或负债相关的会计信息,也无法反映市场价格变动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而公允价值计量能够适应变化的环境,具有反映现在和面向未来的计量属性。尽管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饱受争议,FASB和IASC在坚持公允价值方面也不断进行着让步,但公允价值准则依然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因此退出历史舞台。
公允价值计量符合决策有用观的目标要求。在现代市场环境下,会计所能够提供的信息要满足“决策有用观”的目标,这既是公允价值得以运用的先决条件,也是会计目标对计量方式的选择。如何使会计计量为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对其投资、信贷等活动更为有用的信息,满足各方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是会计计量要完成的重要任务。尤其随着信息使用者对信息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更加关注会计目标,更多地倾向于决策有用观。会计目标的这种转变也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产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只要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仍然得到认可,公允价值会计的基础就难以动摇。因此在实践中,SFAS、IAS以及中国会计准则都陆续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的运用是“决策有用观”会计目标下的科学选择。
另外,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也要求公允价值在计量方面不断发挥优势,使提供的会计信息更能够满足“决策有用观”的需要。从公允价值产生的历史来看,相对于传统的计量模式其更适用于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企业的经营环境日益复杂,如果仍然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就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资产和负债的现实价值,而公允价值更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资产、负债和现金流量。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会计所处的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迅速发展对会计计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公允价值的运用可以很好地解决金融资产的计量问题,公允价值计量在及时反映金融工具价值的走势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揭示蕴藏的潜在风险,便于信息使用者做出恰当的决策。这也是在新经济环境下满足会计“决策有用观”的必然选择。
不能简单地因为金融危机而否定公允价值计量,危机不是永远的,它只是经济发展周期的特殊阶段。当经济走出危局进入正常发展阶段的时候,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还会使公允价值发挥出其在价值计量中的优势。
三、公允价值在实践应用中的局限性
在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会计受到了很多质疑。引发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次贷危机,其实质是因为放贷过松、风险管理不足,而非公允价值本身。但是透过危机,我们也看到了公允价值在实践应用中的局限性。
(一)公允价值的顺周期问题
经济周期通常会依次经历发展、顶峰、衰退和触底反弹这四个阶段。从经济的发展周期来看,公允价值会计具有助长周期性波动的特点,尤其在经济周期中的特殊阶段或者临界拐点处,公允价值计量有一个放大的作用。公允价值使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或者收缩速度加快,导致盲目的不顾后果的行为产生,从而促使泡沫膨胀或萧条加剧。正如法国银行联合会曾警告的,公允价值计量在泡沫时期可以增强幸福感,在危机时期会使恐慌情绪不断升级。所以,在公允价值运用中要考虑和解决其存在的顺周期问题。
(二)公允价值受市场有效性的影响
确定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应充分考虑市场是否活跃、正常、有秩序,公允价值应用受到市场有效性的影响。如果市场处于正常状况,市场价格就比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下的过去价格更具意义。但是市场一旦失灵,在极度恐慌情绪弥漫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就并非理性的了。公允价值的形成需要有一个有序的市场交易。2008年9月30日,SEC针对非活跃与非理性市场情况下采用公允价值的会计处理方式了指导意见,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157号准则的规定。FCAG ① 就此问题展开了多次磋商,在2009年召开的会议中强调:需要在特定情况下确定公允价值计量的指南。市场不是万能的,如果一个流动性和有序的金融市场条件已不具备,那么按报告日的公允价值计量只反映了偏离均衡价值的市场价格,公允价值其实并不公允。
(三)公允价值计量的不确定性
公允价值的计量离不开基础数据,但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相关性以及恰当性等方面则需要相应的职业判断。职业判断是公允价值计量中必要的操作手段,但是职业判断也增加了公允价值计量的不确定性。而且,不同的估计方法以及模型选择也使公允价值计量缺乏一定的可比性。我国的新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职业判断进行了说明,在公允价值的应用方面强调:“公允价值应当能够可靠计量”的限制条件,要求企业在确认公允价值时遵从客观依据,确保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不允许企业因过多运用职业判断而增大公允价值确定的随意性”,以求在公允价值应用中减少不确定性。
四、启示与借鉴
我国于2006年2月正式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成为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的亮点之一,这也是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否在会计准则中引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一直以来是我国会计准则制定工作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2006年的新会计准则借鉴国际经验,确立了公允价值的应用,也使公允价值之争暂告段落。然而,金融危机的发生又使公允价值成为热议的话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形势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因素。借鉴美国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一)进行金融市场建设,加强金融风险管理
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我国在公允价值计量方面还没出现西方国家面临的尴尬处境。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以及有效的风险管理是实施公允价值计量的重要保证。只有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化解金融风险,才能为公允价值的应用提供良好的环境。我国新会计准则在公允价值的应用方面强调“公允价值应当能够可靠计量”的限制条件,明确了非活跃市场下或仅考虑估值技术更公允情况下公允价值的确定方式,在我国目前稳定的金融环境中,这个框架能够满足我国资本市场的计量要求。然而,从长远来看,只有建立健全稳定的金融市场、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才能为公允价值的应用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加快制定公允价值估价指引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157号、国际会计准则39号以及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都对确定公允价值的方法进行了排序:即第一级市价法,适用于存在活跃市场的资产或负债。第二级参照法,适用于不存在活跃市场,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或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它资产或负债的当前公允价值确定。第三级估值法,适用于不存在活跃市场,也不满足参照法的两个条件的,采用合理的估值技术来确定其公允价值。三个层次在实际运用中,分别从第一层次开始,按顺序依次进行选择。显然,第一层次的公允价值属于最佳估价模式,以活跃市场报价确定公允价值能反映金融资产的真实价值,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如果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无法进行估价,则要应用第三层次,即利用股价技术确定公允价值。第三层次在实务中也是难于操作并广受争议的一个层次。选用估值模型、确定模型参数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所估算的公允价值准确性、合理性对该公司利润的真实性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对于我国而言,由于其金融市场发展相对较慢,估值技术也不够成熟,所以在公允价值估价方面尚需要一个完整的指引,以指导估值模型的选用、模型参数的确定等具体的工作,这对于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加强与国际准则制定机构的沟通协作,争取准则制定的话语权
我国2006年颁布实施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在包括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等很多方面,基本上实现了和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这次金融危机使公允价值会计面临很多争议,同时也使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面临很多压力。面临来自各方的争议,FASB和IASC也都在不断松动其观点,FASB于2009年3月17日,了《决定市场是否非活跃和交易是否非贱价急售》、《非暂时性减值的确认和列报》两项征求意见稿,其规定显然是妥协的产物。征求意见稿为企业判断非活跃市场和贱价急售提供了更多的操作空间,这必将降低会计信息的一致性,无益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无法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征求意见稿的实施会影响国际上公允价值会计的发展方向,如果美国的新准则获准通过,也将影响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方向。为此,我国的准则制定机构应该密切跟踪公允价值会计的国际发展方向,与国际上的准则制定机构保持沟通协作,争取在准则制定中有更多的话语权。
(四)加强公允价值会计信息披露和内部控制建设
我国现阶段还没有对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的相关规范文件,公允价值信息披露规定散见于各具体准则中。上市公司对于公允价值信息的披露缺少统一的披露形式,在实际应用中往往照搬准则的原则性条款,自主披露意愿不强,这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要求。所以公允价值信息披露应是谨慎基础上的进一步加以规范。另外,我国现有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中没有充分考虑到公允价值计量问题,这也影响到公允价值计量的质量。所以,只有进一步提高公允价值披露的质量,提供更加真实、及时、全面的公允价值会计信息,并通过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加强公允价值计量方面的内控和管理,才能更有效地保证公允价值计量和披露的质量。
引起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因为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缺损,而非公允价值本身。然而,危机孕育着变革。如果公允价值计量因为这次金融危机而有所完善和推进,未尝不是一种进步。
【主要参考文献】
[1] 葛家澍,徐跃.会计计量属性的探讨――市场价格、历史成本、现行成本与公允价值[J].会计研究,2006,(9):7-14.
[2] 李红霞.公允价值计量问题的国际进展及其在中国应用的思考[J].会计研究, 2008,(10):19-24.
[3] 徐水生.坚持和完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J]. 金融会计, 2009,(2):10-13.
2008年11月份确定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中国经济避免了快速下滑。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出现了回暖迹象,但目前仍然处在与金融危机的抗争阶段。
新兴经济体在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时,由于新兴市场国家投资“有毒资产”的规模很小,因此受到的直接影响并不严重,但来自信心层面的冲击十分明显,这次危机的传导并非同过去一样是通过资金、资本或者实体经济传导,而是直接通过信心传导至金融市场。同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对出口的依赖度大大提高,这些国家由于外需下降而受冲击较大,要想办法减少这方面的影响。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新兴经济体的作用能够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保持经济增长,把自己的事办好:其次,新兴经济体应当从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等危机过后,能克服掉过去的问题,实现新一轮增长。本轮金融危机起源于华尔街,是从发达国家开始,不仅新兴经济体需要吸取教训,发达国家的问题也需要关注。
另外,由于工业化国家出现衰退所导致的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减弱,金融危机也通过出口环节对新兴市场的很多国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轮经济危机的另一个特点是,全球化的发展使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对出口的依赖度大大提高,这些国家由于外需下降而受冲击较大。
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跨国金融机构把资金撤回母公司,并减少投资活动,可能影响国际收支平衡,造成贸易融资短缺。建议通过国际合作,支持贸易融资,反对保护主义,来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近期召开的G20伦敦峰会明确提出支持贸易融资,中国参加了支持IFC(国际金融公司)贸易融资的活动,目前已对下一步支持贸易融资做了安排。
发达国家从危机走出来需要一定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真正帮上的忙不是太多,但其对新兴市场国家克服困难方面则能发挥更多的作用。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应当推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更好的国际金融秩序,使全球经济走上更健康的轨道。
除去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以外,也应注重区域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因为区域性开发银行获得区域内的信息更丰富,各国之间相互信任的程度更高,也更容易达成共识,比如亚洲开发银行通过增资、开展区域内活动,能够减少危机造成的负面冲击。
(根据4月18日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分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据新浪网)
这场百年一遏的国际金融危机飓风刮起的同时，也向世界高高扬起了警示的“黄牌”：
警示一：守住创新的边界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金融创新对合理配置资源、增进经济活力至关重要。但并非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有利于市场。此次金融危机证明，一旦创新脱离监管，将危害市场稳定。
有关人士称，金融危机的爆发，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美国金融监管远远落后于金融创新。事实上，近70年来，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就一直上演着“挣脱与限制”的纠葛史，只是在最后数年间，美国才逐步放松监管。
对日益开放的中国来说，金融危机的重要教训就是，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如何完善监管?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副主任廖岷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监管体制必须与其经济金融的发展与开放的阶段相适应，必须做到风险的全覆盖，在整个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创新链条上，不能有丝毫的空白和真空。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金融危机并不是宣告市场经济和金融创新的终结，金融创新不能因噎废食。经济学家成思危指出：“不能因为美国金融危机就否定金融创新。”他指出，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应该是一个相互博弈。相互促进的关系。
警示二：警惕虚拟经济之殇
“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颇多警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金融改革与创新应当服务于实体经济，防止与实体经济‘疏远化’。”经济学家李扬说。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认为，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的一大警示就是，金融市场发展的虚拟部分不能离开实体经济太远，虚拟的货币和市值不是财富，而是危机的伏笔。
“不过，我国在汲取发逸国家虚拟经济过度化教训的同时，应看到目前我国的虚拟经济仍处于发展不足的初级阶段，不能因此而拖延中国虚拟经济健康发展的脚步。”陈风英认为，在全面推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转型的同时，立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平衡，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进一步融合。
警示三：避免举债消费的噩梦
相比于金融危机的历史，更为久远的是关于储蓄与消费问关系的争论。因为在历次经济危机爆发中，人们总能发现储蓄与消费问关系的严重失衡。这次金融危机也不例外。
作为美国梦的一部分，长期以来，美国大量居民利用住房抵押贷款的再融资来获得更多贷款，以维持自己入不敷出的生活方式。由于市场利率较低，房屋价格不断上涨，住房抵押贷款者可以以已经升值的住房为抵押，以此原有贷款更为优惠的条件，借入一笔新的贷款。在偿还旧贷款之后，多出来的部分便可以提取现金，作为自己的消费开支。
“当人们最终无法偿还贷款之时，就是危机爆发之日。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会导致危机的爆发，这是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重要警示。”余永定说。
不过，与美国不同的是，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着储蓄过多而消费不足的问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说，如夸我国居民储蓄的存量资金已经突破20万亿元大关，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消费与储蓄的关系需要协调。
警示四：改革国际金融秩序
每一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人们都会想到一个重要的议题，那就是国际金融秩序和机制的重建。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人们提起过这个话题，而今天当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人们再次提到了这个话题。
“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美联储实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滥用货币发行权、谋取铸币税及国际货币的好处提供了可能。这种货币体系一方面助长了美国人毫无节制的借款行为和寅吃卯粮的消费行为，刺激了房市的非理性繁荣；另一方面通过所谓金融创新将风险转移给金融市场中的其他投资者，并使风险扩散至世界各地。”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曾红辉指出，金融危机的一大警示在于，国际金融制度中美元主导的格局需要尽快加以改革，多个主要国际货币共存应成为未来说50年全球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标。
6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17陆家嘴论坛上谈及金融健康时表示，防范金融危机首先要保证金融机构的健康性。对那些高杠杆、低资本、不良贷款等现象均不得宽容。他认为，不开放、不竞争往往纵容了低标准；金融行业是竞争业，受益于对外开放，还要进一步扩大开放。
我不反对金融开放，但对“没有外国人竞争，中国金融监管就会低标准”的判断不敢苟同。金融监管标准是人为制定的，也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演变的。如果中国的金融安全、金融健康需要一个高标准，那就制定并执行一个高标准。难道没有外国金融机构竞争，中国的金融监管就会弱化？显然不合逻辑。
事实也不支持这样的判断。中国金融开放多年，全世界几乎所有的著名商业银行早就在中国开展业务，中国内资银行也早就c它们开始竞争了，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内资银行还会出现高杠杆、低资产、不良贷款增多的问题？换个角度看，美国金融市场汇集全球6000家金融机构，竞争不激烈吗？监管不标准高吗？为什么还会发生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什么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在检讨金融监管的不足？
我们不能把政府监管和市场发育混为一谈。难道不用政府监管，引入外国金融机构竞争就能自然生发出“高标准”？我认为，无论是金融机构内部的自律还是外部约束，其标准的不断提高，都是因为市场失灵或竞争失败，包括今天所出现的高杠杆、低资产和不良率上升问题，不是因为竞争不充分，而是因为“竞争过度+监管放松”所致。
所以我认为，“纵容低标准”不是市场竞争不足，而是金融自由化背景下放松金融监管、市场过度竞争的必然产物，它是监管不到位的具体体现。不只是中国，发达国家一样如此。
理论上，市场的过度竞争会导致所有参与者利润不断趋近于零，而生存的本能欲望，极易导致“经营失德”。当所有金融机构都拿不到足够钱去运营的时候，它们必然要冲击监管红线，最基本的行为就是加杠杆，通过放大风险去博取高收益。如果这时候监管机构对这样的行为放松监管，将导致金融自由化，金融风险也必然上升。对此有疑惑的人不妨去看看，中国这几年金融的发展是不是沿着强化竞争、放松监管、引发混乱、加强治理这样的道路在走？
有人美其名曰：这是在试错。我不以为然。因为，这样的历史教训多如牛毛，如此低级的“错”根本不用试，否则社会将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不是吗？监管不足的情况下，市场化配置金融资源，把多少金融资源送进了无底洞？过往的教训摆在我们面前，可我们的监管者为什么不做深刻的检讨？反而进一步推进自由化？这着实让人痛心。
所以我们郑重地提醒中国央行，高杠杆只是表象，而形成高杠杆的背后原因才是最可怕的。如果我们不能找准原因，找到症结，仅“就高杠杆说高杠杆”，那中国将找不到治理高杠杆的正确方法，而且杠杆率会越治越高，甚至有引发债务危机的风险。
责编：赵泽
作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自今年2月正式接受任命以来便一直忙碌。他开玩笑说,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时间太紧了。这也是他就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以来,首次接受媒体专访。我们的访谈也就在这夜色中开始了。
金融危机留下两大教训
笔者:美国金融危机仍在继续,华尔街正在全面洗牌,您觉得危机还会怎么样发展?美国经济是否会因此陷入衰退或者严重衰退?
林毅夫:这次金融危机普遍被认为是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救援方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认为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但总的来讲,大家认为,美国金融机构将会有很大调整。一些银行必须提高资本充足率,资金会比较紧张,贷款会减少。这样,投资和消费贷款会减少,美国经济会放缓。但放缓的程度多大?衰退还是严重衰退?时间会多长?目前还难以预料。
笔者:这场危机给人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
林毅夫:最深刻的教训将来会有很多总结。就现在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有两点教训值得吸取。
第一个教训,就是这次这么大的金融危机,跟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有关。当时泡沫破裂美国经济就应该陷入衰退――但那次衰退很短,实际上经济只有一个季度出现负增长。为什么那么短?因为美联储用降息来刺激房地产经济。
在发达国家,一般人们的财富,30%在股票,70%在房地产。在互联网泡沫高涨时,美国人财富多,消费就多,泡沫破裂后,导致财富和消费减少,经济衰退,物价下降,出现通货紧缩。为了防止经济长期萧条,格林斯潘用连续27次降息的方式来刺激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市场刺激起来,就很成功地避免了上一次的经济衰退,但代价是房地产泡沫是更大的泡沫,泡沫破灭以后就更难解决。上一次衰退虽然成功度过,但却埋下了严重隐患。这就是我们在处理问题上要吸取的经验教训:不能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却创造一个更大的问题。
另一个教训,就是金融创新的隐患。美国金融衍生品,越搞越复杂,监管又没跟上,给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推波助澜。我认为,金融创新是必要的,也是不能禁止的,但是创新后,应该了解这些创新产品的好处和存在的弊端,监管要跟上,不能只看到好处而疏忽了必要的监管。
中国应当努力增加内需
笔者: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您也知道,现在中国经济增长也在明显放缓,沿海一些企业面临严峻挑战,您认为危机对中国的具体冲击表现在哪些方面?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
林毅夫:总的来说,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直接冲击比较小。我们在次级债上的损失不大。但并不能说就没有间接影响。间接影响就是美国经济会放缓。而考虑到中美贸易规模庞大,这就会影响到中国出口。尽管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以生活必需品为主,这些是收入弹性比较低的商品,但如果美国人的收入减少或者停止增长,那么消费就会减少或增速放缓,这就会影响到进口。
当然,受金融危机影响更大的是高收入国家,他们的商品是高消费品,美国经济放缓,投资和收入减少,对他们产品影响就更大。
至于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我认为在国际经济形势比较疲软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增加内需。中国在刺激内需方面还有相当大潜力。一方面我们城乡差距很大,新农村建设还有许多项目可做,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也很大;另一方面,中国财政状况也比较好,有刺激内需的力量。再说这些问题也是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积下的欠账。本来我们就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即便没有国外的压力,我们也应该这么做;更何况,现在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变小了。
美国希望全世界合作解决目前的危机,也不仅仅希望和中国合作。但中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就是一大贡献。如果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就能创造更大市场空间,中国产业升级的空间也挺大,这些投资总需要一些资本品的投入,这其中不少就来自发达国家。其实前几年看得非常清楚,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一方面中国本身出口增长了,另一方面也给世界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机会。
奥运后中国经济不会萧条
笔者:不少人根据前几届奥运会后主办国经济状况的变化,认为奥运后经济衰退是个魔咒。您认为奥运会给中国带来哪些重大影响?奥运后中国经济走势会怎么样?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
林毅夫:北京200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经济不会出现萧条。跟其他举办奥运会国家的经济规模比较起来,中国的经济规模要大了许多。2007年中国经济规模为3万亿美元,与雅典奥运会举办国希腊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希腊的16倍。所以,北京奥运会的投资数目虽大,但跟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相比,这些投资并不多。
对于中国经济走势,我一直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我认为中国还具有很大的产业升级空间,后发优势很大。考虑到中国储蓄率又比较高,外国投资还不断涌入中国,中国是世界最好的市场,也是最好的出口加工基地。中国政治经济都相对稳定,我想,即使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维持8%-9%的增长速度,应该是没问题的。
中国面临的最严峻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虽然总体收入增长很快,但是城乡差距、人均差距很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社会经济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必须面对,这样我们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以后,才能真正抓住发展机遇;而不是像一些国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以后,由于社会内部的矛盾,出现“拉美化”现象,各种危机随后不断爆发。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快速增长。
我认为,目前主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将改革遗留的问题解决好,在一次分配问题上如何达到公平和效率。过去我们常讲,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其实真这样做,既不能达到效率,也不能达到公平。
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树典型
笔者: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认为,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您怎么看这个命题?您认为中国将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何种作用?
林毅夫: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比发达国家以更快速度增长,差距就会缩小,这是必然的结果,每个国家与世界经济的相对比重也就发生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到世界经济比重的一半,现在大概30%左右。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只占世界经济的2%,现在大概5%(按购买力计算,大概占10%),这也是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增大,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增长越快,对世界经济贡献就越大。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占世界的10%,经济增长速度10%,那就等于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1个百分点。当然,外部世界对中国也会有不少影响。
第二,中国作为一个成功的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我觉得软影响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更重要。因为中国的成功为世界上其他资源短缺的国家,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大国,提供了经验,增强了信心。
1988年我第一次到印度,当时印度认为它不可能打破年均增长2%-3%的铁律,他们将这叫做“印度增长率”。印度认为,它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而且还是以农民为主,它怎么能够像亚洲四小龙一样每年以8%或10%的速度增长呢?后来中国经济实现了10%的增长,中国比印度大,人口比印度多,中国能够快速发展,这也让印度有了信心。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时,人们就认为,市场已经被亚洲四小龙占走了,其他国家哪里还会有机会?可是中国不也发展起来了!中国能够融入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其他相对比中国小的国家也应该能够融入这个体系。
我想,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除了其快速增长给世界创造了一个更大的市场外,还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一个典型。两种贡献是同等重要的。
中国投资方向应瞄准资源
笔者: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现在可能是中国资本入美投资的好时机。您对此怎么看?
林毅夫:我倒不认为现在就是资本入美的好时机。中国相对来说是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我们必须把流量和存量的关系搞清楚,外汇很多,人均以后呢?很少!我们的人均资本还不是多到可以输出到资本丰富的国家。
发达国家人均资本比我们更丰富,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要谈的应该是怎么用这个资本让我们的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有那么多外汇,应该怎么用呢?
既然我们资源相对短缺,那么我们投资的方向,就是应该去获得资源。或者把资本投向我们的产品想进入的那些市场,用来帮助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发达国家到中国投资,你看它的投资模式:一是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在中国加工生产出口。
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它劳动力资源短缺,所以到中国来利用劳动力作为出口基地。二是为了进入中国的广大市场。它跟中国企业合资或者独资,借机进入中国的市场。外国许多大公司到中国来投资,主要目的其实是进入中国市场,比如国际上几家汽车巨头,它在中国生产、组装,然后进入中国市场,这样的资本回报是最高的,它是利用它的资本优势和你的资源优势,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都是资源。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和技术要不断升级,也可以用一些资本去获得产业升级的技术,这才能得到更大的回报,也最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那美国有没有我们想要获取的资源?美国并不是自然资源最多的地方;谈美国市场的话,如果我们主要还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这些产品弄到美国来生产,把美国作为出口基地,这基本是不可能的。
关键词：金融危机；会计准则；变革
一、引言
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会计准则都会成为社会、企业、民众所指责的对象，并给通过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会计准则的改革，能够有效应对金融危机造成的各种的风险。目前，金融危机与会计准则的规律性研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重点研究对象，从会计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探索，并辅以案例分析，希望能够为会计准则的改革提供更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二、重大金融危机事件对会计准则变革的影响
1.2001年安然事件。1985年创立的安然公司曾经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是全美乃至全世界最大的电力交易商和天然气交易商，拥有近700亿美元资产，在美国500强中排名第七。然而，在2001年安然公司公布的季度财务报告中，其收入由上一年的1000多亿美元下降到亏损6.38亿美元，这一巨大的改变立马震惊了全世界。后来经过有关部门的调查，安然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做假账的情况，粉饰财务报表来掩盖自己的实际经营成果。2001年12月12日，安然公司向纽约破产法庭申请破产保护，在申请书中安然公司开出的资产总额近500亿美元，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公司破产记录。安然事件不仅给投资者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计准则的变革。美国政府在安然事件的教训下对自身会计制度的有效性进行重新审视，并且公布了《萨班斯法案》来应对安然事件所造成的伤害。《萨班斯法案》不仅针对公司治理结构作出了进一步的完善，还对公司的内部控制与责任进行强化，进一步提高了企业财务报告的透明度和技术性，针对虚假财务报告、粉饰财务报告的行为进行严格的惩罚，从根本上对企业财务报告的相关违法行为规避，更好的保护了企业利益相关者的经济资产，有助于投资者获得更加准确的企业信息。安然事件给美国政府敲响了警钟，进一步规范了会计准则的合理性。2.2008年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影响到了美国经济，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蔓延，除了涉及到银行和保险业以外，其它次贷人也没有幸免于难，这场全球性的金融风暴给股市、外汇都带来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被称为百年来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会计准则中的公允价值计量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从全球会计准则趋同战略的视角对会计信息披露准则的实施进行调整，进一步遏制各个国家针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争论。从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中，全世界对于公允价值做出了全新的判定，肯定公允价值中有利的方面，同时也认识到公允价值在使用过程中的局限性。另外，2008年金融危机还推动了会计信息披露准则和会计核算准则的变革，进一步弥补了传统会计准则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缺陷，进一步提高了财务报表中信息的有效性，帮助企业利益相关者了解到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
三、金融危机对会计准则变革的启示
1.金融危机在会计准则变革中的客观性。通过对历史上重大金融危机事件的研究，金融危机对会计准则变革的影响是毋容置疑的，能够引起会计准则变革的外生性变化和内生变化。其中外生性变化是在其社会性拉动下一种技术性变迁的模式，而其内生性的本质就是会计准则自组织演化的一个客观历史佐证。由此可见，金融危机在会计准则变革中具有一定的客观性，金融危机与会计准则变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无法避免金融危机对会计准则造成的影响，因为这种变革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的降低这种影响。因此，国家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应该树立正确而理性的思维逻辑，从会计问题的本质去进行分析与处理，正确的认识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重点关注金融危机与会计准则之间的关系。随着时代的不断推进，会计准则中存在的局限性日益显著，如果没有与时俱进的调整会计准则中的内容，这些局限性就会逐渐积累，而金融危机就是暴露这些问题的导火索。因此，国家应该正视由金融危机造成的会计准则变革，将金融危机看成是促进会计准则科学性发展的良好契机。2.有助于平衡会计准则双重属性的关系。会计准则的社会性和技术性是其变革过程中需要重点平衡与协调的两大属性。其中，技术性是会计准则作为一门技术规范而具备的特质，在制定的过程中应该坚持客观、理性、科学的基本原则。而社会性是经济后果引发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会计准则的可实施性和有效性。只有妥善协调好社会性和技术性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出会计准则的实际效果。金融危机的蔓延会引发基于会计准则经济后果的利益冲突，从而促进了会计准则的改革，而这一事实恰恰说明了在会计准则改革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从技术性的角度进行修缮，还需要从社会性的角度进行调整，只有平衡好技术性和社会性着两种属性之间的协调统一，才能够确保会计准则的有效性和可实施性。3.进一步推动了会计准则系统的开放性。会计准则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如果一直保持着封闭的状态，就会逐渐走向衰亡。因此，要想充分发挥出会计准则的重要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推动会计准则系统的开放性。通过对历史上重大的金融危机事件的分析，笔者发现随着时代的推移，金融危机对于会计准则变革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大，而这一切与会计准则系统的开放性有很大的关系，会计准则系统越开放，其制定、执行和反馈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群体就越丰富，参与群体利益的博弈就越激烈，金融危机对于会计准则变革的影响也会进一步提升。因此，在制定会计准则的时候应该与时俱进，不能固步自封，要构建开放性的会计准则系统，结合现代化的新形势进行会计准则的制定，进一步推动会计准则的有利变革。4.金融危机是推动会计准则变革的发展途径。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会计准则舍弃了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重新回到历史成本计量模式，认识到了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在企业发展中的危害，尤其是公允价值顺周期已经不能与谨慎性原则相符合的情况下，会计准则的变革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历史成本计量模式的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企业的财务报表，但是这只是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权宜之计，并不能成为会计准则未来的改革方向，还需要结合时代和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详细分析。
四、结语
综上分析可知，本文通过对历史上重大的金融危机事件进行回顾，进一步明确金融危机对会计准则变革的影响。金融危机与会计准则的变革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复杂，只针对金融危机这个角度无法准确的进行会计准则变革的研究，对于会计准则变革的研究也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在进行金融危机与会计准则变革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明确金融危机在会计准则变革中的客观性，从会计准则的技术性和社会性进行双重属性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会计准则系统的开放性，会计准则系统的开放性越高，其可实施性和有效性也会随之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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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希望利用外国资金但金融体制脆弱的国家来说，泰国金融危机的最主要教训是：必须对资本流动实行有效管理，否则金融危机就难以避免
东亚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导致危机的具体原因也有所不同。对于泰国危机的性质，学界有各种不同说法：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泡沫经济破灭导致的银行危机、资本项目危机和“双重错配”等。
泰国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多种危机交互作用的结果。一般认为泰国危机是国际收支危机：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过大。1996年泰国经常项目逆差达到国民总产值的8.1%，超过了1995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时墨西哥的经常项目逆差对国民总产值的比——7.8%，而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是5%。
但是，泰国持续经常项目逆差近20年，经常项目逆差对国民总产值之比上世纪90年代初曾高达8.5%， 1995年为8.1%，都并未发生严重问题。为什么到1997年却发生了危机？其关键是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发生了变化。
在过去，由于看好泰国的经济前景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外资一直源源不断地流入泰国，从而使泰国在存在大量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但是，1996年泰国经济发生了两件重大变化。首先，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机构出现大量不良债权。1997年初，泰国办公楼的空置率达21%。位于曼谷商业区的房屋价格下跌了22%。1996年底，公众对泰国金融机构的信心开始动摇。1997年以后，泰国更是一再出现严重的金融机构挤兑现象（在3月3日到3月5日，短短两天中，泰国存户从泰国银行和金融公司提走存款300亿泰铢）。危机前，许多重要的金融机构已面临倒闭的危险，一些已经倒闭。其次，泰国出口增长速度急剧下降。由1995年以前的双位数下跌到1996年的负1.9%。泰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明显下降。由于泰国经济形势的恶化，外国投资者对泰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减弱，外资的流入速度在1996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减慢。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泰国就只有两种选择：提高利息率或使泰铢贬值。
对于泰国政府来说，提高利息率是不可取的。因为不良债权问题严重，进一步提高本来已经相当高的利息率必将使泰国金融机构遭到沉重打击。事实上，在1997年5月份，泰国政府为挽救陷于困境的金融机构已将利息率下调了50~100个基本点。
当时泰国也没有贬值计划。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泰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外债负担沉重，贬值将使以本币计价的外债急剧增加，从而导致大量早已深受不良债权困扰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陷入破产。第二，贬值和贬值预期将导致外资急剧抽逃，从而无可挽回地导致国际收支危机。第三，尽管外资流入速度在1996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减慢，但直到危机爆发之前泰铢似仍未受到难以抵抗的贬值压力。直到1997年4月泰国仍能在美国成功发售7亿美元的扬基债券。这种情况可能使泰国货币当局心存侥幸，认为不用经过痛苦的调整就可以度过危机。
正当泰国货币当局左右为难的时候，一个重要角色登场了。这就是对冲基金。对冲基金判断，泰铢贬值是使泰国减少经常项目逆差，摆脱国际收支危机的唯一选择。既然泰国既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只有370亿美元左右）来干预外汇市场，也难于用提高利息率的办法保卫泰铢，对实际盯住美元的泰铢发起攻击并最终迫使泰铢贬值，就会得到巨额收益。国际投机者对泰铢进行了卖空操作。其具体过程为，在泰铢贬值之前，大量借入泰铢；然后在外汇市场上大举抛售泰铢。在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泰铢失守，1997年7月泰国金融危机终于爆发。
简单来说，造成泰国金融危机的最主要原因有三个：经常项目逆差过大、金融体系脆弱、投机资本的冲击。泰国金融危机同墨西哥金融危机存在重要的不同。后者是典型的国际收支危机。克服国际收支危机的典型处置方法是升息、贬值。泰国金融危机不是典型的国际收支危机。泰国在危机爆发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升息措施，导致大批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加重了危机。
最近，一些泰国经济学家把泰国金融危机定义为“资本项目危机”。这是一种很值得重视的说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萧何”就是外资，外资的过度流入为危机准备条件，而外资流动的突然转向则导致危机的发生。
一种观点认为，升值预期导致的外资流入推高了泰铢，进而导致了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泰铢兑美元的汇率相当稳定（泰铢事实上是钉住美元的）。而经常项目逆差是国内投资率高于储蓄率的结果。关键问题在于外资流入使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外债得以超过合理的限度，且无法及时得到纠正。泰国经常项目在1994年就出现恶化的迹象，如果泰国金融管理当局在当时就让泰铢贬值，泰国金融危机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
在泰铢面临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如何让泰铢贬值呢？一个办法是由泰国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卖出泰铢。问题是，当时泰国经济处于过热状态，泰国中央银行采取的是紧缩性货币政策。为了防止干预外汇市场导致通货膨胀，泰国中央银行必须进行相应的对冲。而此时泰国的利息率水平相当高，对冲必然导致中央银行的大量损失。如果泰国中央银行不愿承受对冲损失，因而不愿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资本项目的管理或管制抑制外资的流入。但是，由于泰国已经实现了资本项目下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泰国中央银行丧失了这样做的可能性。
当泰铢在1997年4~5月份突然突然面临贬值压力之后，泰国中央银行只有两个选择：听任泰铢贬值或保卫泰铢。两个选择风险都很大。但现在看来，听任泰铢贬值是较不坏的选择。在此阶段，如果泰国货币当局能够对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管理，则泰国可以让泰铢逐步贬值。而泰国仍然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机。
关键字:次贷危机;金融危机;中国经济
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因无力偿付投资人贷款回购申请而破产,美国金融危机拉开了序幕。时隔两年之际,我们尝试着对此次金融危机逐本溯源,探求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启示,以便能够从中汲取教训,积极探索中国经济的发展之路。
一、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
(一)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
在美国,私人证券市场占GDP比重远远超过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这主要得益于美国高度发达的金融创新(如资产证券化)水平。然而,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入,跨境金融交易成本下降,工业化国家资本本土偏好下降,工业化国家资本向海外投资的倾向增强,美国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大量非流动的、不可交易的资产变成了具有流动性的、可交易的资本市场投资工具,大大推动了美国私人债券市场的发展,MBS、ABS、CDO、CLO、CDS等金融产品成了投资热点。这些金融创新能够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尤其是某些高风险信用衍生产品,因其高收益特点而备受海外投资者青睐。于是,一个如此的资本链条逐渐形成:工业化国家通过生产投资活动不断地积累利润,终将导致资本过剩,过剩的资本受本性驱使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必然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借助其高度发达信用制度,美国通过资产证券化,创造出各种信用衍生工具,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于是,大量资本从发达工业化国家流入美国债券市场,跟美国国内的投机资本融合在一起,引起房地产投机过热,最终触发危机。可见,高度发达的信用制度和资本本性结合起来,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爆发全球金融危机。
(二)信用的过度扩张导致投机过热
银行等信用机构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相对立的,不是单个的贷出者,而是作为所有贷出者代表的银行机构。这样,一方面银行机构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为整个商业界而借款,他们也把借入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相对立。因此,银行等信用机构在社会化大生产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现实中,银行本身受预期高额利润的吸引,从事投机业务,用吸收来的存款购买大量风险高的债券和股票。银行用客户的资金从事投机业务,自然不像用自己的钱投资那么小心谨慎,那么力求稳妥。银行家尤其倾心于风险高、回报率高的投机行为。一旦投机成功,他们将大赚一笔;即使投资失败,损失的也是客户。这为此次金融危机埋下伏笔。一旦作为金融产品(债券或股票)的基础产品出现问题,金融危机便自然而然的爆发了。
(三)美国金融监管的缺失
随着20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兴起,金融机构之间趋向混业经营,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差别渐渐消失,权责不甚明确,不同抵押贷款人所受的监管程度相去甚远:美国商业银行受制于央行的严格监管,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却免于央行的严格监管。于是,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便在不必向公众披露交易信息买下大量收益率高的资产(如房地产、土地等),而对资产的质量却不管不顾。然而,公众却对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交易情况往往一无所知。为了获得高额回报,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无视风险,疯狂收购次级抵押贷款,发放次级债券。因偏好高收益和高风险的债券,同时,对冲基金疯狂吃进次级债。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加之对非存款金融机构监管的缺失,经济人的贪欲膨胀,受人性盲目乐观和从众心理驱使,抵押贷款市场和资本市场掀起了投机赌博狂潮。随着次级抵押贷款违约数量的增多,要求抵押贷款公司回购贷款的申请越来越多,抵押贷款公司没有足够的现金回购贷款,不得不破产清算,金融危机便随之爆发。
二、当前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一)直接影响
由于我国国内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从事境外信用衍生品交易管制一向比较严格,虽然一些国内一些金融机构购买了部分次级债产品,但是投资金额占总资产的比重很小,不会对公司的整体运营产生重大影响,投资损失在可容忍的限度之内。因此,可以说此次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并不十分明显。此外,美元贬值给中国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由于中国的海外资产大部分都使用美元计价,美元汇率的升降直接影响我国海外资产的价值。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的地位仍然没有动摇,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保留美元,以防外部经济冲击仍然是必要的。
(二)间接影响
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出口方面。中国沿海一些省份有不少出口企业倒闭,造成一些人失业,同时由于受到危机预期等因素影响,中国股市出现暴跌。根据海关总署统计表明,今年1-8月,中美双边贸易总值为2197亿美元,增长13.3%,比去年同期回落3.1个百分点。而在广东,对美出口走软的趋势更为明显,广州海关统计报告,今年1-7月,广东对美出口同比增6.3%,增速与去年同期比回落7.5个百分点,其中,服装及衣着附件、塑料制品和玩具出口出现负增长,出口额同比分别下降25.1%、12.4%和4%。中国沿海地区的大量出口企业经营困难甚至破产,很多企业迁移至越南等人力资本更加低廉的国家和地区。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10月9日的数据显示,三季度全国企业景气指数同比、环比均明显回落。出口企业云集的东部地区景气指数下跌最严重。东、中、西部地区企业景气指数分别为128.1、131.7和126.8,比二季度回落11.7、6.0和5.5点;与上年同期比,回落幅度在10―20点之间。
另外,受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自2007年以来,我国一直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银行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提高,这也使得困境中的出口企业融资成本上升,融资越来越困难,企业经营举步维艰。复杂的经济形势和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使得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面临着两难的抉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实现经济的“硬着陆”。
三、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
(一)实行审时度势的经济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完善的管理体制可以减少各种金融不稳定因素出现的概率,而脆弱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管理体制容易使一国出现金融危机。因此,保持宏观经济基础的稳定是金融体系改革的基础。近年来,由于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一直保持双顺差,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中国汇率制度在趋向浮动利率制度转变时,人民币也在逐步升值,即是要减轻人民币升值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如果当前中国政府侧重于单纯地采用人民币升值来解决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解决贸易顺差过大问题,一旦人民币实现了大幅升值,并且得不到经济基本面的支持,那么国际资本就会大量流出,人民币汇率走势就会出现逆转,就可能会发生金融危机。因此需要从国家宏观经济基本面着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衡量金融体系健康稳定的宏观审慎指标包括两大部分。其中一部分就是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宏观经济指标。当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不稳定时,经济“繁荣一衰退”的反复会造成金融部门发展的不稳定,而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会破坏制定商业计划和进行可靠的信用评估所依赖的信息基础;除了经济增长、对外贸易条件、通货膨胀率等宏观指标要求外,当法律不健全、腐败盛行、造成效率低下、强制执行合同的机制无效时,金融自由化对银行危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会特别突出。从国际上看,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薄弱就是造成墨西哥银行危机的根本原因。
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总体健康,但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过热和局部地区、行业的经济泡沫问题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应该是下一步金融自由化改革的重要前提。除此以外,中国有关政策的完备和有效性、经济主体的行为合法性以及腐败与官僚问题等,对于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银行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也有重要影响。
(二)加强金融主体内部控制
对于银行而言,应当通过不断完善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体系,增强其防范风险的能力,保证商业银行安全稳健运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与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内控薄弱是中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的问题。最近几年中国加快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并进行了一系列有意义的尝试。例如对国有商业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推动国有商业银行上市;通过外资银行和投资者购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即利用外资银行成熟的内部控制经验来完善中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体系。
(三)企业应变革现行发展模式,实现“两条腿”走路
相对于西方等其他国家而言,我国企业当前是一个对外贸过度依赖的国家。在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制下,这种状况使我国企业发展具有极大的风险,这次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生存现状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正是所谓“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于美国,拖累的却是中国经济”,这句话不仅反映了我国市场主体的不成熟,更表明我国企业对外贸的过度依赖性。因此,我国企业应当以这次危机为教训和契机,在传统的依赖外贸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上,积极开发国内市场,真正实现“两条腿”走路。
四、结束语
综上,当前所谓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借贷资本对超额利润的无限追求与资本有限增殖能力之间矛盾的激化。当宏观经济下滑,房价下跌,利率上升时,一方面借款人的还款额突然增加造成部分借款人违约,贷款人陷入坏账危机,另一方面次级抵押贷款相关证券预期收入的现值因利率上升而下降,导致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最终引发计算货币和实体货币的矛盾,支付危机爆发。然而,对于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对外开放的中国,资本账户交易额相对小,即使在新兴市场中,中国资本账户交易额也处在较低水平。因此,此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未造成实质性影响,仅在商品出口方面受挫。但是,作为新兴市场化国家,中国必须从此次危机中汲取教训,审时度势,稳步推进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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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刚刚的2012年第二季度和上半年国际收支数据显示，经常项目顺差下降，资本与金融项目（含净误差与遗漏）出现逆差。逆差数据的公布，引起了公众的猜疑。
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双顺差”是中国外部经济的最典型特征，但中国也曾出现过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逆差。1998年，中国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63亿美元，此后若干年也出现过个别季度的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1998年出现的资本外流主要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强烈贬值预期的影响。由于人民币盯住美元，当亚洲金融危机国家货币与美元脱钩并大幅贬值，市场产生了对人民币贬值的强烈预期。当时，“人民币不贬值”的政治承诺和外汇管理的加强，对抑制资本外流起到了关键作用。
跨境资本再次出现大规模的波动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受国际金融环境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非居民为主体的国际资本流向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2008年美国雷曼公司破产后，美国国内出现信贷紧缩，迫使跨国公司集中将资本搬回母国，中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差减少；反过来，当危机国家经济复苏、中国经济形势趋稳、人民币升值预期回归、中外利差上升时，国际投资者又回流中国。
与2008年的情况类似，2011年下半年，欧债危机恶化造成国际资本对美元的需求增加，国际资本陆续撤离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因此在亚洲市场普遍出现了一个现象——投资者抛售当地货币购买美元，当地货币贬值。在香港则出现了抛售人民币，离岸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这一波动传染到内地外汇市场，人民币升值预期转向，美元需求增加，大量资本流出中国。
2012年第一季度，由于中国放宽了QFII等资本流入的限制，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稳定，中国再度吸引全球资本内流。但是，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却因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经济复苏乏力而恶化。加上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放缓，消费价格水平下降，房地产市场成交量下降，通缩风险概率上升，“稳增长”再次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人民币贬值预期明显上升。内外经济环境恶化导致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投资信心下降，开始再次转移资本。
非居民为主体的资本外流大部分是短期行为，待经济形势逆转，还可能回流；但以居民为主体的资本外流往往具有长期性，对中国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影响是长远的。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众多难题——资源与环境恶化、人口老龄化、经济过度货币化、收入分配不公、教育质量下降、社会保障不完全，等等。资源与环境的恶化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下降；房地产市场的下滑、产能过剩、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和外部市场萎缩，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风险。长期问题和短期风险的交织导致了一些富裕家庭出于安全和财富管理的考虑，通过移民、对外投资、子女教育，将本币资产变现为外币资产，向外转移资金。国内一些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激励和追求更好投资机会的驱动下，投资国外市场。
当前，无论是非居民为主体还是居民为主体的资本外流都将使中国国际收支的失衡状态“被迫纠正”。这将会进一步影响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可能面临更加恶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内部经济的平衡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经历危机的历练，中国应更加明白，我们必须进行面向未来的制度改革，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长期问题，提高居民生活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当前，应对资本外流的短期风险，中国要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和本次金融危机的教训，并结合目前的新情况，改善资本管制的方式，采用市场化的工具（汇率和利率等）来管理资本流动。同时要加强金融监管和宏观经济调控，关注和防止系统性风险。
在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内，是难以消除这场广泛而深刻的金融危机的，这次金融危机再次证明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局限性
西方各国联手救市没有能阻止股市的继续下滑。从10月5日到11日一周之内股票价格又暴跌了20%以上，10月11日，布什在白宫宣布：“在领导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美国可发挥特殊的作用，美国政府会继续利用可供我们使用的一切手段解决这场危机。”在当今情况下，有谁能相信布什的承诺呢！
依据经济学原理，在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内，是难以消除这场广泛而深刻的金融危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预测，股票市值还将下跌20%。看来问题的解决必须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外找答案。英国已经制定了一项银行部分国有化计划。其他西方国家也打算在私营银行中掺入国家股。这些措施使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缕社会主义色彩。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到来好像很突然，但它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以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以疯狂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资本最大化为内在动力和不可动摇的目标，美国和西方国家盛行的虚拟经济正是实现这一目标最适宜的载体和平台；而虚拟经济又是最容易造成信用危机的一种经济形式；信用缺失则是直接走向金融危机的阶梯。可见，西方市场经济发展有一条无法改辄的路线图：利润和资本最大化虚拟经济信用缺失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社会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再次证明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同时，也给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敲响了警钟。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具有二重性，既有强力刺激经济技术发展的一面，又有导致经济无政府状态发展的一面。也就是说，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针对市场经济的这一基本特性，从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中，我们应该牢记两条：第一，要严格控制虚拟经济膨胀，必须把经济安全建立在壮大实体经济的基础上。笫二，一刻也不能放松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发挥市场经济积极性、遏制市场经济消极性不可或缺的手段。市场配置与宏观调控相结合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所在。（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经济由原来的高速增长期进入低速增长期。而且，通过对美国房地产股指前50年的连续分析发现，上一轮周期，也就是从1995年到最近的高点2006年，美国房地产的股指增长了63%。按照以往数据分析的规律，下一轮如果出现下滑，至少房地产股指要再收缩40%。目前，房地产股指刚刚收缩了20%，可见，次贷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次贷危机首先影响的就是中国进出口贸易。目前，中国整个进出口依存度大概是在30%左右，其中美国占1/4。如果美国实体经济出现衰退，对中国GDP影响将在1～3个百分点之间。
其次，次贷危机会对中国产生利率影响。美联储的持续降息会导致中国央行再次加息的空间越来越小。需要注意的是，在未来短期、中期和长期，世界资本流动的变化是完全不一样的。从目前来看，短期内美国的一些主流金融机构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资本充足率不足。因此，短期内美元的资本回流是不可避免的。到中期，利差的变化会逐渐显示出来，大量的美元就会回流到新兴市场国家来套利。而长期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在未来一两年之内，鲍尔森一旦看到美国的金融市场稳定下来，接下来转而提升美国的利率，使美元大幅度升值。以往的经验表明，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中遭受的损失都是在美元升值，大量的游资撤回的时候爆发的。因此，中国必须注意这方面的影响，从政策方面予以防范。
次贷危机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我们必须记取它带来的教训。仔细分析这次危机的过程，不难发现，无论金融风险千变万化，最根本的还是信用风险。次贷危机，资产被分拆打包，其根源就是降低了对信用风险的要求。美国的一些贷款公司在市场高涨期，把贷款放给了一些次级的客户。而且，特别注重第二还款来源。如果放弃了对客户第三还款来源和信用审查的话，那信用风险的闸门就打开了。对此，中国的银行应该予以总结反思，特别是我们国家银行大量的资产放在信贷资产上，那么信用资产的标准是不能轻易被降低的。
此外，金融衍生工具也是中国特别注意的问题。次贷被拆来拆去、换来换去，以金融衍生品的形式几乎涉及了所有的金融机构，因此它的系统风险连带作用非常强。鉴于此，业内不少人提出，中国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应该放慢速度。这种观点在当前来讲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国的金融创新才刚刚处于起点，我们的金融产品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所以，我们不是要放慢速度，而是要尽快开发出更符合市场需要的、更能够抵御各类风险的金融工具，尽量不要因噎废食。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对衍生工具加强监控。目前，中国对于金融业还是分业监管，我们估计最后金融业会走向综合监管。将来可以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建立一行三会之间的联席会议制度，以此进一步加强监管协调。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央行将专司货币政策，同时可根据金融体系的发展状况，考虑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进行合并，成立金融监管总署，实现统一监管。
从次贷危机中，中国要注意的另一个教训就是开放速度的问题，特别是资本项目的开放速度。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已经启动，但是还没有彻底完成，汇率弹性虽然在增加，但基本上还是由央行管制的。利率和汇率改革还未完成，在这种条件下，过快放开资本项目是有风险的。从次贷的教训来看，中国资本项目的放开，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慎之又慎。
(作者为光大银行董事,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
[关键词]金融危机 金融稳定 央行
经历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后，维护金融稳定成为了各国央行的基本共识。在此次“金融大海啸”中，以美、英为首的全球主要央行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措施以遏制金融危机的蔓延，降低其影响，最终确保金融稳定。这些政策措施不但对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标志着第三次金融全球化后中央银行业政策职能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作为新型的市场经济国家，金融稳定在我国更是显得尤为重要，我国中央银行更是需要学习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经验教训，把握危机后出现的新的发展方向，加强金融稳定职能的建设。
中国人民银行在2005年首次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将金融稳定定义为金融体系处于能够有效发挥其关键功能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宏观经济健康运行，货币和财政政策稳健有效，金融生态环境不断改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能够发挥资源配置、风险管理、支付结算等关键功能，而且在受到外部因素冲击时，金融体系整体上仍然能够平稳运行。稳定的金融体系能有效地规避由于金融波动与周期等不稳定因素带来的交易与市场信息成本，加速资本积累、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实现市场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核心便在于金融的全球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影响一国金融稳定的因素已不再局限于本国的范围内了，而更要具备应对全球性金融风险的能力，这无疑是对我国央行实施金融稳定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央行自身管理制度的成熟，人民银行在稳定金融系统的工作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从这次应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缺陷。当前我国中央银行金融稳定工作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 央行履行金融稳定职能的法规制度不健全
虽然修订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央行具有金融稳定的职能，但并没有对其履行相关职能的手段、范围和职权做出明确的规定，更没有出台相关的配套法规。再加之央行自身也没有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或实施细则，使得央行及其分支机构在实施金融稳定职能的过程缺乏完善，强大的法律支持。
二 金融监管体制缺失，信息流通不顺
稳定的金融体系离不开一个完善的监管体系及对整个市场的全面了解。但是目前我国的央行与银监会、保监会等机构并立，各司其职，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监管体制存在漏洞，监管信息不能充分共享，监管目标难以达成一致。而从金融稳定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对金融风险与不稳定因素的事先预警与分析才是稳定金融体系最有效的方法。但我国目前的监管体制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目标协调困难等问题无疑使得人民银行在履行金融稳定职能的过程中困难重重。
三 央行货币工具操作单一
人民银行在应对金融动荡时，往往采用大量发放金融稳定的再贷款的方式，而这种措施无疑会对货币政策效应产生负面影响。维持币值的稳定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一大目标，很多情况下，通货膨胀是引起金融部稳定的罪魁祸首。为了减少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与损失，挽救市场信心，避免系统性风险，央行向在短期内向右问题的金融机构提供再贷款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若只是这样单一的操作从长远来看，是会造成很大的通胀压力的。
四 金融市场主体风险意识薄弱，缺乏对金融风险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能力
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市场经济难以避免的一个顽疾便是市场主体对自身风险认识不充分的问题：不能正视自己在承担金融风险问题上的独立性，将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一味归结到政府，忽视自身的责任，而在遭受风险和损失的情况又只是一味地找政府，从而加剧央行稳定金融系统的工作负担。
针对上述问题与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归结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 完善金融稳定职能的相关法规制度
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央行在维护金融稳定职能上的权限，树立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工作上的权威性。同时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完善工作细节，加强金融稳定的可操作性。此外，加快推进各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使其成为真正的现代金融机构，为金融市场主体的建设树立参照物。
二 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加强金融监管信息的流通与共享
审慎的金融监管是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保证，一个强有力的金融监管体系可以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和规范，此次的金融危机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便是由于过于宽松的金融监管。因而我国必须加强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加强监管的透明性与各机构的协调性。实现监管信息的最大限度共享与监管目标的一致。
三 实现货币工具的多样性
在实现价格水平总体上稳定的前提下，央行可以采取更为灵活的操作政策。特别的将稳定通胀率与金融稳定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采用多种的货币调控工具实现两者的兼容。
四 加强对市场主体的金融稳定责任认识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建设
市场主体才是稳定整个金融体系的基础，所以要从根本上建设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必须是金融机构和投资个体认识到自身对于维护金融稳定所承担的责任，以及风险的必然性。
从以上的问题和相应的建议，我们可以看到在央行在履行金融稳定这一职能的过程中，必须要吸取此次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并且实现体制与认识上的转变，如此一来才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
参考文献
